跨境电商独立站的十年演变

Alan是最早一批入局独立站的玩家,从2004年起家开始就乘着时代东风一路高歌猛进。在高光时刻,他的独立站年销售额达28亿。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已是庞然大物的独立站,最终也无可避免的被“卖掉”了。

这种“命运”如今在Alan回忆起来是跟着独立站市场发展的洪流在走,这其中也有着跟第三方电商平台、独立站建站平台、流量平台的发展脱不了干系的历史因素。

到底是以贸易型赚快钱的心态做亚马逊,还是以做事业型企业的目标去做独立站?这是当时在决定自己独立站的命运归属时,Alan思考的问题。“如果继续做独立站,能不能长期跟亚马逊等平台竞争?自己的核心实力是什么?”这些对于当时的Alan和很多独立站卖家都是无法窥测的未来。

如今,跨境电商市场上,独立站似乎出现了“重新繁荣”的迹象。曾经的独立站大卖anker上市,斯达领科、澳鹏等站群大卖家融资不断,大批新卖家蜂拥入局。但是,这一次的独立站之火会不会又是一场泡沫?在最近的十多年时间里,独立站和平台谁主沉浮?曾经辉煌的独立站为何起起伏伏却始终没有迎来爆发呢?

独立站十数年沉浮

回顾过往十多年的独立站市场,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2002—2007年,红利期

从2002年开始,跨境电商逐渐兴起,但当时平台并不多,eBay和亚马逊还并不强势,是卖家“闭眼就能赚钱”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出口卖家想要拓展业务,只有独立站可以选择,甚至市场比平台更大,但大多卖家需要自己开发系统、自己搭建后台、网站等。与此同时,Shopify等独立站建站平台正在崛起。

据Alan回忆,当时的独立站卖家以铺货模式为主,各主流市场独立站发展势头都很好。由于竞争对手少,在好货源的加持下,独立站最大成本主要来自营销推广,如果卖家会在谷歌买流量,成本一般很低,是一个真正的红利期。

2、2008—2015年,流量蚕食期

这个阶段的电商平台正处于扩张规模、大肆冲量的时期。到2012年左右,独立站开始面临来自全球各地本土电商平台的一定压力,以亚马逊为首的平台实力愈发强劲。

以美国市场为例,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大环境使得美国大的电商平台都有较为充裕的资金,主要的扩张方式就是做大业绩,用销售收入的规模来吸引投资者,而不是以利润为指标。为此,平台们大量做推广,在谷歌和Facebook等流量市场大肆烧钱。

最终的结果是,大多2-3亿美金以下规模、以盈利为主的独立站卖家引流成本愈发高昂,难以与平台抗衡,毛利开始走下坡路。在2013年-2014年,大多数独立站开始被迫转型或者死掉。比如,Alan的独立站在法国最大的竞争对手Priceminister,最终被日本乐天收购。这种并购的扩张方式也使得一些大的电商平台越做越大。

在此阶段,Shopify等独立站建站平台开始发力,针对亚马逊等大平台采取了“挖墙脚”式的策略,吸引那些还没在亚马逊做起来的卖家。其中,有抓住2010年谷歌流量红利而爆发的卖家,如兰亭集势,也有一些主打精品产品的卖家靠Instagram、Facebook等社交媒体在2015年开始的红利期进行引流,迎来快速成长。

3、2016年-2019年,以Shopify为首的全球独立站爆发期

由于上一阶段积蓄的力量,从2016年起,以Shopify为首的独立站建站平台进入快速成长的爆发期。与此同时,第三方电商平台由于在上一阶段揽入海量卖家,导致平台卖家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毛利率开始走低,加之平台越来强势、罚款政策多变等因素,很多卖家在亚马逊出现了生存困难。

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Instagram、Facebook火爆,独立站卖家又迎来一波流量红利。同时,在2018到2019年期间,Shopify开始发展中国业务,很多平台卖家转而投向Shopify等SaaS服务平台做独立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跨境电商独立站迎来了一个风口,出现“百站千站大战”的现象。同时,国内外一些独立站玩家甚至拿到了融资。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批早期入局独立站的卖家发现,这个市场其实并不如入驻第三方平台那么容易,复杂性更高,对独立站的激情大大降低。“很多玩家到目前还是在投入阶段,没有真正实现盈利。而当时铺货模式的卖家,如今基本全部死掉了。”在Alan看来,独立站做到一定的体量后,必定会面临如何继续扩大或者转型方面的问题,除非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足够突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一判断放到如今相对早些年更成熟的独立站市场同样适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下,独立站除了在中国卖家市场再次“激动”外,在其他国家市场并没有看到此番“盛况”。因此,不少资深玩家都一致认为:独立站能否长期成长仍是问号。

独立站市场远谈不上爆发

电商平台、建站平台、流量平台的发展,主导了独立站过去十多年的沉浮。

如果只看Anker和Shein等独立站大卖家的优秀案例,很容易让新入局的玩家兴奋起来,但纵观整个独立站市场的情况,亿邦动力也从业内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在资深大卖家苏州梦工厂副总裁张天然看来,独立站市场还谈不上爆发。“因为大多数人还是拿着亚马逊等第三方平台的打法去做独立站,多SKU、广铺货、砸广告。”他谈道,独立站的用户需求和亚马逊的用户群需求是有很大区别的。

“中国出海独立站卖家大多是平台思维导向,喜欢往海量SKU的平台路线走,导致最终大多死在了产品品质和服务体验上。”叶道科技CEO Daniel也如是说道,只有那些有品质的独立站,消费者忠诚度才高,才有长期价值。而站群模式的引流费用是逐渐增高的,如果卖家无法融资,不能持续烧钱起量,很难长久生存。

以澳鹏、嘉鸿、斯达领科等为代表的铺货站群模式,如今或走向上市或融资不断,这成为激起卖家对站群模式打法趋之若鹜的一个缘由。不过,在多个业内人士看来,这些早期享受到市场红利的卖家,如今再难复制。

张天然指出,这些能上市的站群卖家,更多是靠资本推动供应链持续供给来获得能量。以最近的数据和市场反馈来看,多数是资本优势,而不一定是项目本身的优势,这可以从部分站群模式上市公司的严重亏损中窥得一二。

Alan也认为,如今一些站群测品打法虽然看上去简单、试错成本,但实则有很多隐藏费用,比如:

1、引流投放对投放者的要求很高,不仅需要投放者的专业能力,还需要多语言能力等,但这部分人才是很匮乏的,即便有,费用也很高。

2、独立站一旦产品有问题,被谷歌等广告平台封号的风险很大,而一旦被封号,独立站销量会骤降,而重建站又是一笔支出,并面临着用户流失的问题。

3、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客服、信用卡收款绑定、引流、风控风险、物流等都由平台配有专业人士负责,而这些东西嫁接到独立站上是非常大的工作项目,且很难招到专业度高的人来一一匹配。

在Alan看来,虽然相比平台而言,独立站前期被限制的风险低且成长快,但红利期过后,越往后,对于资金、流量的各种限制就会越来越多。

回过头看2008年-2014年的独立站市场,Alan坦言,当时自己的独立站已铺满欧洲所有成熟国家,并将触角伸至电商早期开发阶段的东南亚,但面临的一个现实是,体量越做越大(实则是在跟来自全球的电商平台竞争),但收益却越来越低。几乎所有铺货型独立站卖家都是类似的境地。

“当时,同样的产品,电商平台可以亏钱卖,但是我们不行。”Alan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在于推广强,而产品力、品牌都不强,这就决定了独立站将来一定会被亚马逊等平台打败。所以,最后Alan选择将自己的独立站拆开卖掉,成为与平台合作的跨境电商卖家服务平台——ESG。

那么,独立站能否做成亚马逊这样的平台?这一想法也曾在2008到2014年间频频出现在Alan脑海里。而最后的结论是:由于自己的独立站盘子太大,向第三方平台转型,要面对的引流成本、招商等风险之大难以描述,而铺货型基因的独立站转型到精品更是难上加难。

Alan表示,2012年左右,类似于环球易购这样的铺货型独立站,由于具备供应链优势发展很好,但越往后转型压力也增大了。“这些独立站如今面对的压力可能就是我在五六年前遇到过的问题。”他谈道。

今年独立站的“火”其实只是“泡沫”?

多位从业者都告诉亿邦动力一个事实,过去十几年,独立站的火,火的只是Anker、Shein、Casper这样的强供应链和强品牌模式的卖家,整个市场的增量主要来自于:

1、入局独立站成本降低,尤其是Instagram等社交媒体流量红利期,给独立站带来了发展的好时机;

2、区别于中国国内电商市场被巨头垄断的格局,在跨境出口电商市场,亚马逊等第三方平台尚未形成垄断,这让独立站有了更多发展空间和机会;

3、亚马逊等平台政策逐渐收紧,很多卖家难以赚钱,造成一些卖家集体涌向独立站,进行长期规划;

4、想要打造品牌的平台卖家,需要独立站来做公司文化背书,加之一些线下品牌在线上化的过程中也将独立站作为品牌模式的展现;

5、更多的中国品牌以及国内电商卖家也试图在跨境电商市场找增量,同时,国家政策对于跨境电商也给予了大力的扶持。

不得不提的是,今年,独立站格外受重视,疫情是一个重要原因,激发了全球电商市场的快速发展,加之中国消费市场已开始趋于饱和,传统行业加速转型,拓展国际市场成为大趋势。

不过,在Alan看来,今年独立站的增长数据一定会“很好看”,但真正要看的不是独立站玩家数量的增量,而是每个卖家背后的毛利和收入情况如何,以及今年与明年的对比情况。“起码要等到明年底才能下判断说独立站市场到底是不是增长的。”

“独立站存在的问题其实和平台的问题很像:急于求成、短线作战、缺乏长期规划、缺乏数据分析能力和品牌运营能力。”张天然认为,要做好独立站必须注意三点:一是供应链板块,一定先做好产品,拥有畅通的物流仓储;二是在好产品的基础上做好数据分析和品牌运营,包括售后服务;三是做好本土化社交媒体营销,形成闭环的生态体系。

对于接下来跨境独立站的发展态势,Alan看好精品独立站。同时,他也建议,具备品牌或生产能力的卖家,由于客单价相对较高,可以选择做电商成熟的国家市场;如果是贸易型卖家,主攻一些亚马逊等头部平台势力还未渗透到且本地平台还不强的非成熟电商市场,是更好的选择,如中东、非洲、加拿大等。

“独立站的起起伏伏始终是伴随流量红利周期的,之所以没有大爆发是因为很少有玩家借助流量红利完成了壁垒的构建。”Daniel表示,市场的红利总是短暂的,价值洼地一定会被抹平,如果红利消失之后业务也跟着消失,那说明业务本身没有什么沉淀可言。

年入上亿的独立站盘点

1,http://lightinthebox.com

兰亭集势,中国跨境电商出海第一个登陆美股的上市公司,旗下还有http://miniinthebox.com

2,http://joybuy.com

京东的跨境独立站,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京东很早就出海做跨境了。

3,http://insta360.com

岚风创视,只卖一个单品,全景相机,抖音神器。

4,http://banggood.com

棒谷,广州最大的跨境独立站,拟借壳中捷资源上市。

5,http://dx.com

帝科思(DealeXtreme),港股上市公司。

6,http://lovelywholesale.com

品腾,新入局的黑人女装独立站大佬。

7,http://xcoser.com

cosplay独立站大佬,比较神秘,一度以为是国外的,但确实是国人做的独立站。

8,http://jjshouse.com

全球最大的婚纱礼服独立站,没有之一。

9,http://fasttech.com

传闻是DX创始人陈灵健离开DX后所建,电子烟跨境独立站的龙头。

10,http://gearbest.com

环球易购,A股上市公司里的跨境电商第一股。

11,http://tidebuy.com

踏浪,婚纱礼服的另一个跨境独立站大佬。

12,http://shein.com

领添,中国的ZARA,女装跨境独立站大佬,年销售额100亿以上,上市是迟早的事情。

13,http://bellelily.com

贝拉莉莉,时尚女装跨境独立站大佬。

14,http://beddinginn.com

踏浪的另一个独立站,主营床上用品和车上用品,踏浪旗下还有Tbdress、Ericdress、doresuwe、shoespie、tidestore,wigsbuy。

15,http://dresslily.com

环球易购旗下的女装跨境独立站。

16,http://cosme-de.com

玫丽,化妆品的跨境独立站大佬。

17,http://digitalrev.com

单反相机的跨境独立站。

18,http://eglobalcentral.com

19,http://ericdress.com

踏浪的女装独立站。

20,http://fairyseason.com

21,http://gamesdeal.com

游戏独立站,99%的人都以为是国外的,其实是国人做的。

22,http://geekbuying.com

原来叫掘宝动力,现在叫际客,3C产品跨境独立站。

23,http://heavengifts.com

爱奇迹,电子烟跨境独立站。

24,http://hystou.com

海斯特,迷你电脑主机跨境独立站。

25,http://imyfone.com

苹果数据恢复,软件跨境独立站,国人做的。

26,http://anker.com

海翼,前Google工程师阳萌创办,移动电源跨境独立站,新三板上市。

27,http://aosom.com

遨森,户外居家跨境独立站,新三板上市。

28,http://annke.com

安科创新,安防设备独立站,创业板上市公司。

29,http://aukey.com

傲基,华南城四大天王之一,3C类跨境独立站,新三板上市,傲基还有efox、coolicool,antelife。

30,http://baseus.com

倍思,3C类跨境独立站。

31,http://bluedio.com

蓝弦,3C类跨境独立站。

32,http://chinavasion.com

星商,3C类跨境独立站。

33,http://clubfactory.com

嘉云,印度中东地区的跨境独立站大佬。

34,http://deconovo.com

谛我美家,家居装饰类跨境独立站。

35,http://ecovacs.com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跨境独立站。

36,http://jollychic.com

执御,主营中东市场的跨境独立站。

37,http://leagoo.com

领歌,走中低端路线的手机跨境独立站。

By 亿邦动力网Liveer

什么是学术夫妻店

为什么会有出身和自身条件都很好,而且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女性甘愿为了另一个看起来“有才华”“有前途”的男性“回归家庭”呢?就算老公很有才华,将来能当教授,甚至能开宗立派,可是“教授太太”这个title很牛逼吗?为什么会有女人会为了这个title伺候老公那么多年?这又不是英国王妃至于吗?

当然一部分肯定是因为爱情(AKA下半身),但是如果这个女性依然还在学术界爬梯子,或者目标是奋力要爬进学术界,那么她的目的可能不是“爱情”这么简单。说清楚这个目的,就得先说一个公开的秘密,我称之为:

学术夫妻店

所谓学术夫妻店就是,两夫妻都是教授,各有一个课题组。他们能够通过左手倒右手的方式,实现学术资源最大化利用,达成KPI。这种组合中,强的那一方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不停给弱的一方刷KPI。比如美国大学有一个KPI,是进了多少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相当于你审查了多少博士生毕业这么一个指标。这就显然很考验人缘的。这种情况下,强的一方就会在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答辩委员会里面挂配偶的名字,帮配偶赶紧刷完这个指标。

弱势一方的学生和实验室资源,也经常会被强势一方征用,相当于两家并一家,资源最大化利用,比如老婆组里的学生给老公干杂活,毕竟人力资源么,人就是资源,最大化利用人也没啥不对。

再比如说论文,读过研的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影响因子,如果我的文章发在一个影响因子高的期刊,那就比较厉害,因为影响面大。就好比我上了 新闻联播和我上了xx县电视台,肯定是新闻联播影响力大,所以上了新闻联播可以证明我厉害,上了xx县电视台不行。那么影响因子怎么算的呢?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期刊的文章在近期被引用的数量,被引用的越多,影响因子越高,因为这证明了你影响的论文越多。

听着是不是也很合理?然后这事就被玩坏了。有的夫妻店,或者再加上师兄师弟们,就来回来去引用对方的论文,哪怕八竿子就打到一点点也要引用上,为的就是刷引用率,把影响因子刷上去。

更深层次的什么课题、经费、评职称…我就说一句,一个领域圈子没多大,是绝对的熟人社会。在这个圈子里,有没有人给你打招呼,差别你自己想想有多大。不要觉得这是中国特色,至少美国也是如此,而且比中国更甚。经常有做的很不错的教授和学校谈判太太的教职问题,大概就是你不给我老婆升教授老子就带着老婆去你死对头那儿了!

和商业谈判一个道理…

有人说,夫妻不一定是一个方向啊?朋友,那你可太小看人的主观能动性了。别说不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专业都能搞起来。你知道为啥有那么多“交叉学科”了吗?你真以为大家没事就喜欢研究对方专业吗?还不是为了刷成果啊!刷一个俩人用,多划算啊!

如果到这儿你还觉得不太明白,可以类比自媒体运营。夫妻店就是大号带小号的模式。通过大号给小号不断引流,转发,把商务资源推给小号,来把小号养大。当然了小号某些时候也能反哺大号。这种模式下,大小号完全可以是不同的领域,甚至效果会更好。而显然,小号是占便宜的,只需要随便做做,完成几个常规动作,在大号的带飞下就能有迅速涨粉。同样的动作,没有大号带,除非自己特别猛或者运气特别好,否则效果差很远。

大家看过那个大雁南飞的人字形吧?大号就相当于排头兵,累的一笔,而在最后的大雁非常爽,简直是吃着火锅唱着歌随便扇两下翅膀就搭便车了…学术夫妻店,强者相当于排头兵,弱者就是后面那个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大雁。你觉得后面这个爽不爽?

当然了,这种模式下惟一的问题是:

我怎么搞到一个大号来带我?而且能一直带我,不是带一下就跑?

除了投胎好的,天生就有爹妈带的,基本上这个人只能是配偶。哪怕是师兄弟,一般也没有配偶长久,毕竟师兄弟关系又不是排他的,他能带你也能带别人。而且大家也不要用普通夫妻的思维去想夫妻店,一旦开成夫妻店,利益高度缠绕,就很难离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高知女性,明明自己也挺有能力,但在“望夫成龙”这方面和古代停机德没啥差别。因为身在其中的人太明白了,在学术圈,当领头大雁太累了,不仅累,还得有机缘,累半天白费劲的有的是。如果有选择,谁不愿意当那个最后的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搭便车大雁呢?那多舒服啊!

只可惜,领头大雁,真的没那么多,而许多想搭便车的大雁,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整个人生已经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半截沉没了。

By 西城大妈

华人是不是硅谷的炮灰

2024年一月份还没过完,硅谷就已经寒风凛凛。1月20日,谷歌CEO皮查伊在致员工信中宣布将全球裁员约1.2万人。据外媒报道,此次裁员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裁员,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6%。

自从新冠疫情以后,硅谷码农的生活只经历了2021年短暂的春天就急转直下。2022年,美国科技行业超过15万人失去工作。而2023年开年,情况并没有变好,微软裁员1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谷歌裁员1.2万人——不断加长的裁员名单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为了方便办理身份,硅谷的华人多从事技术岗,薪资更高,成为大裁员波及最多的群体。

中国名校本科,美国硕士光环加持,仰望着李彦宏这样早早红利变现的华人科技界偶像,这些有着雷同人生简历的异国“代码精英”,在互联网行业极速膨胀的年代挤进硅谷,成为国内人人艳羡对象。

只是他们中许多人没等来科技巨头光环如期变现,面前摆着的只有一纸裁员通知。这群刻板印象尽是“沉默”的少数族裔,甚至难以成为硅谷裁员主流叙事中的那条主线。

“有时还是会想,为什么是我?”刚刚经历裁员的某科技公司工程师Gemma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60天,Gemma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否则,她的美国工作签证将直接失效。

去年5月,Gemma从金融行业转行进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上市科技公司,尽管不属于一线科技大厂,不满金融圈封闭排外氛围的Gemma,仍旧对科技公司的开放充满了期待。

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非常重要,CEO很强调产品,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

然而,三个月后,这个“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就被弃如敝履。

一个阴谋论开始在硅谷流传: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前大刀阔斧“减员增效”只是一个序幕,下注暂无成果的科技巨头们迅速效仿之。和“暴君”马斯克相比,其他公司的大规模裁员竟然显得没那么可恨起来。

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激进扩张的代价屠刀落下之前,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她回忆,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自动化、优化效率,“当然,裁员是最后一种,也是最不想实施的”。不过事实是,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人员开销”被纳入考虑。去年8月8日,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接着是美国部门,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慢慢地,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的员工手中。“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是重灾区,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Gemma告诉36氪,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大概十分钟,原话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被影响了”。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她不过是那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

2009年到2018年间,以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为代表的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利润增长6倍,占标普500比例从3%提升至9%。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高利润率”和“高杠杆率”,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在就业市场仅占2%。这2%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直到去年底,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新雇佣人人数-离职者人数)仍达1万人以上。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选择大举扩张。其中,Meta最为典型。据统计,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7万名员工,去年前9个月,又增加了1.5万人,而谷歌、微软、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在“人力即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一位现就职亚马逊,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2017年,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名中等资历的程序员(3至5年工作经验),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这是一个循环,”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非大厂不去’的偏见。”

2020年,已经从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后简称TJC)的社区组织,主要为了华人互助,成立的由头,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运营TJC的关系,2021年下半年,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来找David咨询,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离谱”的offer。“公司为了抢人,同样的岗位,相比2020年,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20万美元。”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too good to be true”,“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而最近一段时间,TJC再次拥挤起来,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TJC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名为“Candidate Postings”的表格,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便于招聘方联系。从1月的名单来看,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集中来自亚马逊、Meta、推特、eBay等科技公司。David观察,“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是一个客观结果,因为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所以不幸的就是,当工程师被裁时,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

从读书到工作,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David和Gemma一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见见世面。2010年左右,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Wework、Uber、Airbnb、Github……风投all in移动互联网,随之,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David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借了2000美元,凑齐了基本的申请费,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那时,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

David确实赶上了“美国大厂”招兵买马的巅峰期。不止Uber,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再是科技,再是其他行业。”裁员未完,收缩继续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如何花钱、花多少钱、如何裁员,眼下,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Meta在曝出11月的裁员大新闻之前,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尽管如此,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口号式裁员。”Gemma了然于胸。

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不上是好事。“一方面,像这次,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但大家也不傻,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走,会等到拿钱走人,没有身份的,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而此前半年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这种非技术岗,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Gemma的想法是,“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去年8月时,苹果曾裁员约100人,但动作干净利落,也没有发任何声明”。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不管是赔偿还是员工纠纷,裁员的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公司资源,不宜久战。某种程度上,怎样对待裁员,和管理者运用公司各类资源的风格如出一辙。“所以有时大厂开出过度高价的薪资包,其实是不节俭的体现,薪酬体系合理,是公司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之一。”Gemma说。显然,扎克伯格在花钱上很不谨慎,“Meta的门卫都不外包,而是采用编制内员工。”

扎克伯格的“大手笔”,还用在更显眼的地方——元宇宙。截至目前,扎克伯格已经不顾股东劝阻,在元宇宙上花了300亿美元,而且没有克制的迹象,今年,他预计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缺乏正确预期及计划的财务行为,让Meta在去年美国科技公司危机中,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2022年以来,从财报接连暴雷,到VR砍单、多次股价暴跌,Meta伤痕累累。“我错了,我要为此负责。”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忏悔,但在已经太晚的当下,他负责的方法,只有牺牲掉大量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裁员旷日持久,走的人悻悻而去,留下的人也无法如往常安心。刚忙完年底Holiday Sales——这一美国电商人全年最重要的大促季,亚马逊的1.8万名员工就面临着被公司抛弃的风险,设备部门的华人产品经理May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11月,亚马逊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小规模裁员,主要涉及Device(设备)部门,而当时就有传言称“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May是11月那批裁员的幸存者,“大促季用到我们部门的地方非常少,就先从我们下手,年后再裁的,都是大促活动的主力军部门。”元旦后第四天,亚马逊全体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CEO Andy Jessy的邮件,被通知公司将“继续裁员”,涉及的正是刚忙完年终大促的Store(商店)部门和PXT(人员、体验和技术)部门。Andy在信中告诉大家,正式的裁员通知和谈判,将从1月18日开始。这意味着,真正的审判日来临前,亚马逊员工要等待不安的两周,紧张情绪瞬间在公司内部沟通软件上弥漫开来。“大家都在小组讨论里各种猜测,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即使是没有身份顾虑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份工作,也会感到担忧。”去年11月以来,May的大部分工作都被迫进入了“待定”状态。年底正值亚马逊各个部门做运营计划的时间,受裁员影响,很多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项目目标,而May所在的设备部,也只得不断校准合作部门的计划。“和我对接密切的首席产品负责人也被裁了,感觉下一年给我们的support要黄了。”May告诉36氪,“裁员的安排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亚马逊内部都可以转组,一会儿说要同一个部门才可以,想招人的也招不进来。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效率很低。”她感觉公司几乎按下了两个月的暂停键。

裁员计划的另一部分,是针对即将于今年入职的应届生们。去年12月中旬,Tim所在的NG(New Graduate)offer群里有很多人陆续接到了亚马逊HR的电话,称入职时间被强制推迟6个月,如果不同意就撤销offer。Tim自然也没能逃脱噩运,原本明年上半年入职的亚马逊offer,被推迟到了2023年12月。他收到的邮件写着:“在当下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更谨慎地推动商业决策,对亚马逊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意味着,2023年全年,亚马逊都将对招聘规模保持收缩状态。“2023年才是真正的考验。”May说,“去年虽然经济下行,但个体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年初定下的很多计划,年内可调整空间有限。而年底各大厂开始的裁员,才是真正的信号——大家都在为2023年更紧缩的预算做准备。”从二级市场来看,美国科技行业去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累计下跌33.1%,特斯拉、亚马逊、Meta等明星科技公司跌幅更是达50%以上。而更悲观的消息是,2023年走势并不会掉头向上。骏利亨德森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shwin Alankar预测,最坏情况下,科技股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20%。“裁员往往是降本增效的最后一招,所以出现万人裁员时,情况难言乐观。我看到,需求比市场预期糟糕得多,市盈率会进一步收缩。”

硅谷,围城?

硅谷历史上,上一次“massive layoff”(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达到了高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2008到2009年,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

中国“留学热”开始于新千年,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潮袭来,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进一步加速推进“支持留学、来去自由”。到了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突破60万。但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还曾是6.94∶1。

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当时“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在2016年归国,担任百度COO,被看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同年,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不乏声音提到“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但无论如何,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短暂的繁荣后,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没有退路。“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但是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是尘埃。”Gemma说道。

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问题。最开始,选择哪家公司就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对在美华人而言,决定生存的“身份”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从毕业后OPT,甚至挂靠,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绿卡申请,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重新选择,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绿卡,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放弃入职大厂”。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面试受歧视、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

再一次衰退来临,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相比于宏观环境,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Gemma才意识到,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但Gemma发现,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一方面,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不过度质疑候选人,另一方面,裁员消息也会吸引面试官主动抛来橄榄枝。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才进去三个月,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很尴尬,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被裁之后鼓着勇气去到市场上,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二次伤害。”Gemma很沮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在硅谷当个快乐“打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还是健身房会员、移动办公、餐补等,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节衣缩食”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

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肯定有想过回国。”但David的语气却有些犹豫,毕竟,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David欣慰的是,即使眼下陷入困顿,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如果我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来自中国的“代码精英”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见证人,但残忍的是,当大幕拉上,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

By 36氪

为什么润了北欧的我选择回国

北欧,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

八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她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

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她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

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讨厌的。经历过这一遭,她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

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

去北欧重启人生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

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8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

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

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gap。可gap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

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地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8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offer,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2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

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学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

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服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得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文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跤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

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内心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普世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

长冬、孤独和歧视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

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

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

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

早上八九点出门,天依然是黑的

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地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

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

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

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较为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

美术馆里,摆满了婴儿车

这可能和北欧的气候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在提倡“work life balance”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

每次回国,我都要从国内人肉背回许多调料

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虚伪”。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加剧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

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别国的心理医生,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

黑面包涂猪肝酱或鱼酱,就是一餐

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ATM机取钱,第一个ATM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ATM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

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躺平的代价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

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她告诉我她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

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

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

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

假期里,我总要去阳光充足的南欧疗伤

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三十五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四年、最晚八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

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

冬天,下午四五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小区里静得可怕

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地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

向往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地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

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在北欧,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离开北欧,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

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地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

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

在北欧生活了五年后,我告别了这间小房间

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

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一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

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

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

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

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

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

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

作者:看客Insight

为什么中产的孩子最难进藤校

在国内,中产是最重视教育的人群,美国也不例外。但很多华人家长不知道的是,他们最想让孩子进的常青藤学校却最不欢迎他们。甚至有人总结出最难爬藤的收入群体就是家庭年收入158,200-222,400美元的中产阶级。

 1. 收入对常春藤联盟录取的影响:哈佛大学的“机遇洞察”研究发现,在常春藤联盟及其类似学校,父母年收入在158,200到222,400美元的孩子录取几率最低。

 2. 高收入家庭的不利地位:这些家庭的孩子在申请上处于劣势,即使他们的学术成绩与更富有或更贫穷的家庭的孩子相似。

 3. 曼哈顿私立幼儿园的例子:一些高收入但不是顶尖富豪的家庭在曼哈顿的精英学校面试时被告知他们处于“死区”,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的大额捐赠者,也无法帮助学校提升贫困学生比例。

 4. 常春藤联盟学校的偏好:研究指出,顶尖1%的高收入家庭(61.1万美元)在常春藤联盟学校中过度代表,其中近一半的优势来自legacy status。【Legacy status:大学招生政策考虑到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是否是该校的校友。校友的子女申请时可能会获得优先考虑。这种政策的存在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校友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延续家族与大学的长期联系,包括未来的捐赠可能性。】

 5. 校友Legacy和运动员招募的影响:约四分之一的录取优势来自于运动员招募,这些运动员通常来自高收入家庭。

 6. 非学术类别中的优势:非常富有的孩子在非学术类别(如课外活动和领导力)中获得更高评价,占据了他们优势的31%。

 7. 不同收入层次家庭的策略差异:中上层家庭在选择大学和申请策略上面临复杂的决策,例如是否利用提前决定申请(Early Decision)。

 8. 教育顾问的角色:随着大学录取过程变得更加竞争激烈,家长们越来越依赖教育顾问来指导学生的申请策略。

 9. 地域因素的影响:一些家庭为了提高录取机会,选择在学生高中阶段搬到不同的州,以期从较不竞争激烈的地区申请大学。

 10. 招生政策的多样性:不同的大学对于各收入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招生政策和优先级,这影响着学生和家庭的选择和策略。

虽然一些家庭在财务上位于较高水平,但在申请常春藤联盟和其他顶尖大学时,他们并不享有优势。事实上,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的大额捐赠者,也不符合学校希望从贫困背景中提拔的学生标准。

中产爬藤的感叹:拼爹拼不起,拼娃我不配

每年藤校放榜,怒刷存在感的都是留学顾问。

挺神奇的,每年发榜爹妈哭天抢地,大藤offer一年比一年少,但机构有一个算一个,从来不缺藤校的喜报。

有好事者曾经较真地做加法,朋友圈飞过的offer之和比榜单里公布得还要多…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诚信,而是容易给中国爹妈造成一种错觉:进TOP10的名校其实并不难嘛,只要肯花钱。

于是带着对哈耶普的梦想,不差钱的他们开始搜刮高端资源。一旦拥有就比较一言难尽…

TOP美高的妈妈最近签了个约,然后发现顾问给小孩拉了一个超级无敌的list,其中包含但不仅限于申请几个顶尖夏校,考个10门AP…

人已经被送进了顶尖美高,还要跟国内娃一样卷学术,当妈的只能果断跑路,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单子把事儿都干了,那根本没顾问啥事了。

虽然损失了钱但至少省了时间,这对申请阶段的娃来说,就是最大的助攻。

她说,现在很多顾问的爬藤逻辑,不是发掘个性化,而是把流水线一样地把打造六边形战士。明明请他们是引导兴趣、筛选资源、针对个性高效规划,结果最后拽着孩子往死里卷…

原因很简单,做出六边形战士不用对结果负责。成了是顾问的功劳,输了是小孩运气不够…申请压力成功转移。

申请美国的顶尖大学,基本逻辑是GPA第一,兴趣活动+家长能给的资源第二,再下去是推荐信和文书;

想靠顾问手里的资源杀出重围拿到大藤的OFFER基本不可能。

因为机构运营总要有一套标准化流程,无论多小众也都不乏「大陆货」打底,竞赛资源和背景提升,基本都是你有我有大家有。既然人人有份,就是可以删掉的同类项…

所以想要胜出,说到底还是拼爹。

比如家长想让孩子学医,得先从自己这一代往上盘三代,看看有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基因。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就算觉得钱景不错强行选这个专业,最后绕来绕去也会绕到父母的老本行上,比如学计算机、搞数据分析;

但专业的波折还不算惨,真惨的是专业按家长的思路读完,终于熬到毕业要找工作,发现自己没有资源。连好的实习机会都捞不到,人生前路一片漆黑…

尤其是医科。

读到博士才能临床,大家算算这是多少年?没资源也没有过人的才华,27、8岁只能到处找实习,30岁事业才起步…

精心规划的专业和乱点鸳鸯谱,只有在爹妈眼里好像天上地下,对一个小孩的人生并没有太大差别。

成败是人生际遇,决定因素只有祖上积下多少阴德。

欲读名校,一拼爹、二拼运,三拼本事。

从这三点来说,非读家庭资源匮乏的专业也不是不行,只要你是个天才,纯靠自己的实力可以碾压有资源的竞争者。

这样的人我确实见过,真的凤毛麟角,不是智商爆表就是精神力秒杀众人。更多成功都是比尔盖茨那种版本,辍学做微软成为世界首富。

你以为他是靠自己奋斗,但刷完八卦才知道,他有个大律师爸爸,一个当校董的妈,连姥爷都是著名银行家…

这样的配置未必一定成功,但成功概率肯定是大大超过同水准的草根娃。

而盖茨之所以哈佛勇敢地退学,不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充满自信,而是因为他妈妈给拉了IBM的第一单,拿到首富人生的第一桶金。

成功之后故事掐头去尾,不知道内情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靠自己努力,爬上了科技时代的珠穆朗玛…

真相大多如此。

书画世家的三代凭祖传的艺术造诣进普林斯顿,开发商的老爹用自己的真金白银给儿子砸出一条通往哈佛的路…

你却在没头苍蝇一样地找两三家顾问,每年六位数续约挥金如土,一心想着努力借助外力实现名校梦。

现实残酷,95%以上花掉的钱,换回的都是安慰剂。

不过,也不必因此而绝望。富贵名门有拼爹的资源,普通家庭也一样有资源。还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我有个心明眼亮的朋友吗?娃小学掌握六门语言。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爸爸过于牛逼,都找他打听怎么做到的?他听了直叹气。

说自己家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祖传三代的资源,琴棋书画样样都得从头鸡,这怎么比得过人家那些世家子弟,不是书画大家就是三代行医,最不济也是做琴房生意,小孩学琴的难点,只有选择一张琴凳…

所以他盘了又盘,工作和国际教育有关,认识了不少外国人,给小孩找外教方便,只能选多语种这条路…

小孩之所以会六门语言,不是因为爹猛而是家里资源匮乏啊!

还有一个朋友更神。

他小孩今年读9年级,目标定下了康奈尔。选的专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生物学,当爹的简直能愁死了…

但是,我这个朋友做国际教育、是个懂行的,憋了一宿之后稳定住了心神,开始盘算手里的资源给小孩铺路搭桥——

先找了几家号称藤校offer印刷机的机构,带小孩上门挨家访谈。小孩选了个老外Consular,两年20万。他也没指望顾问能起多大作用,主要是有人定期陪娃复盘。他自己本来能搞定,但第三方更容易沟通;

然后,开始扒拉自己圈子里的资源。

之前他帮不少人做过教育咨询,这一善举让他结识了不少有段位的朋友积累了不少资源,有做生物方面搞科研的,有医疗企业相关的大佬。

自从娃定了专业方向,他就有了拓展人脉的锚点,投入精力深化关系链,朋友圈里经常给大家点赞…

你知道,一个勤奋的爸爸可以把资源拓展到什么程度吗?截止到目前,他已经为9年级的娃找完了大学毕业后的工作。

可歌可泣,简直是吾辈楷模。

因为他的教育思路比较逆天:既然要以终为始看问题,那大学专业最好对口就业,就业只要搞定那反推专业,再推导出高中三年的规划,进康校重点攒的资源,有的放矢更能节约成本。

毕竟自己不是豪门,除了攒资源之外,还得攒出500万的学费生活费。

讲真,以前我觉得这朋友非常普通,但听完他为小孩所做的一切,感觉他浑身散发着神一样的光,让同为家长的我深感惭愧啊!

又有天赋又有钱的去走“体育生”路线

从林书豪谷爱凌,再到国内“体二代”们开练网球、高尔夫,如今,中产家庭敏锐觉察到了精英体育生和美国常青藤名校之间的密切联系。高昂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名利双收,再加上名人效应,国内形成了一股“爬藤”的热潮。

要知道在教育上,中产父母不会示弱。一边想培养孩子的身体素质,一边在为冲击美国名校暗暗发力,“体育爬藤”就是体现这种优越性和竞争性的最佳注脚。

十一岁开练,百万花费赌未来

今年36岁的迪迪,女儿即将11岁,有一年多的网球训练经历。在卷钢琴、书法、舞蹈的热潮外,迪迪想给孩子的未来挑个备选道路。一家人商量后,定了网球。

爬藤的想法来自于美剧,剧情里体育生总是能受到常青藤大学青睐的情节让迪迪浮想联翩:“如果将来有去美国读书的打算,练网球是加分项,何况女孩子练起来也很好看。”

不过,迪迪一家人对“体育爬藤”的认知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消息都是从家长群或是短视频中得来,真真假假来源不明,不时动摇着父母们的想法。

首先,羽毛球、乒乓球等国人熟知的运动项目并不在“爬藤”的选择范围内,必须是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指定的运动项目,大多都非常耗费时间和金钱,如美式足球、击剑、高尔夫、冰球、水球、网球等等。

迪迪做了功课后发现,美国本科网球录取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高,有的学校甚至在1%以下。不过相比较下来,其他项目对女儿来说挑战更大,现在主要在培养兴趣:“郑钦文也是这个年龄就开始练球了,我的孩子能练成她那样吗?不能确定。”

“爬藤”潜藏着失败的风险。如果女儿坚持不下去,这条路对这个家庭来说,可能会非常艰难。

迪迪还担心孩子承受不了网球带来的痛苦:“网球拍对她来说有点沉,挥拍也是有心无力的,现在北京天气变冷,我坐在场边陪她,给她捡球时也冻得发抖。但看着隔壁场都是爷爷奶奶们陪着,又好受了些,毕竟都是一样的卷,看谁卷过谁。”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不菲的开销。一位国外留学顾问在自己的视频栏目分析,在诸多项目里,网球可能是耗资最贵的,至少得1000万起步。水平参差不齐的网球教练是这里的“花销大头”,从100多元1小时的陪练,到号称是健将级运动员的高价教练,迪迪都试过,最高一个小时要花近1000多元。

一年下来,光是上课费用就近10万,还不包括其他运动装备的费用,每一项的支出都是个无底洞。一节节枯燥的训练课上下来,迪迪有些于心不忍,不过女儿后来慢慢喜欢上了网球,还是坚持了下来。

学业正在压垮美国体育生

小葵是迈阿密大学的体育生,但她对“体育生”这个标签有点意见,因为这三个字并不能准确描述她现在的生活。

来美国之前,她放弃了国内一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作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出国留学是她用来走出舒适圈的路径。

在众多的“体育爬藤”大军中,得益于自身背景优势,她一路很顺利,但小葵到了美国后,才真正开始遇到瓶颈。

和众多赴美“反向留学”的中国人不同,小葵的身边很少有中国人,她一下子进入了美国白人精英们构筑的体育生圈子。

小葵是个慢热型的女生,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月里,她很迷茫,脑子整日整夜地想这想那。

因为英文水平有限,小葵一开始很难忘适应美国大学运动圈子里的文化环境。美国本土体育生熟悉的那种单打独斗和个人主义风格,让她不解:“你自己能力不行,在篮球场上就没人给你传球,对方认识你知道你,你才能融入队伍。”

在球场上,教练让她积极主动一些,但她总是害怕投不进球,出现失误。好在美国教练耐心,每天大量练习对话帮她学英文,时间一长,自信心也就慢慢回来了。

在国内,体育生是专业性极强、职业路径非常清晰的一类学生,但在美国,体育生的身份可能是比985、C9更要耀眼的存在:“如果你说自己是NCAA运动员,大家都会觉得很厉害,包括找工作,人家都会格外刮目相看,因为很多人觉得爬藤的体育生,真的是在做两份‘全职工作’,一份是‘学生’一份是‘运动员’。

不过这份红利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时间以外,没日没夜地赶作业和各种论文。小葵在国内落下的功课,在美国都要重新捡起来:“你是一个student athlete(体育生),如果你GPA低,你就没机会再打球了”,任何荣耀的前提都是学业,这也是作为一名NCAA运动员的保证。

“爬藤”失败后,他们都去哪里了?

“爬藤”不只是资金和时间、精力的较量,也是运气的比拼。作为第一批靠学击剑计划出国上学的小c,在2005年时就进行过备考,当时“体育爬藤”还是极少数人才知晓的出国路径。

母亲在他上小学时,认为击剑可以锻炼心理素质,再加上小c本身精力旺盛,于是报了击剑班。

“回想我小时候学击剑的过程,还是挺苦的,丝毫没觉得这是一项‘贵族’运动。教练觉得底子没打牢之前不要考虑参加比赛,但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参加比赛意味着荣誉,是一种可以向外人展示的‘成果’,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当时除了一起练剑的同伴,我都没什么学校里的朋友。

最近几年,击剑运动员的花费也在大幅上涨,其中最大的开销在雇佣教练上,如果要指定明星教练,单次收费就在千元以上,更专业的培训费用一年远超十万的情况比比皆是,小c已经无法估算自己投入的金钱:“应该超过了100万。”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参加比赛不仅意味着要独自一人,很多额外的开销也要承担,小c经常因为比赛差旅需要自费,为了省钱直接在卧铺上睡一晚。

但他还是没有成功“爬藤”,最后转向了欧洲的大学。去了欧洲后,作为体育生的过去慢慢派上了用场。

“击剑作为一项运动特长,和欧洲当地的同学融入起来会更顺利一些,更像是一种社交的敲门砖吧。某种意义上,自己爬到了另外一根藤上,击剑更像是我年少时的一个生命印迹。”

结语

俗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华人家长为了孩子的未来辛苦绸缪苍天可见,但藤校的录取规则是那么难以捉摸。拼爹、拼体育、拼推荐、拼“与众不同”,很多履历及其优秀的“六边形战士”都败下阵来,觉得没有藤校加持的人生一片灰暗。其实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地方,再优秀的人才都无法施展才能,只感觉到压力,没感觉到成果。更别说非藤校学生不招的公司少之又少,不用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藤校毕业生”这个标签上。如果进入社会几十年以后,还要把这个标签挂在嘴上,那才是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

By 墅姐聊跨境谷雨星球Elleman

复旦高材生为何流落美国街头

前几日,我们报道的一篇关于纽约华人物理博士流浪美国街头16载的新闻,牵动着无数同胞们的心。

现在已经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现在将最新情况整理通报给关心他的所有网友们。

01

天才少年高考状元

纽约流浪了16年的博士真实身份已确认:

1、1987年江苏江阴市高考状元

2、复旦少年班录取,复旦87级校友

3、李政道弟子

4、美国物理学硕士博士

5、华尔街软件工程师工作

6、2007年开始流浪纽约街头

图片截取自@王探长在纽约视频,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生于1969年,现年54岁,高中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他曾经是江阴市的高考状元,15岁就进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

据《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方面已确认该人的确是复旦校友。

图中为学生时期的孙卫东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复旦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当时19岁的孙卫东非常被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看好,于是拿到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计划”(CUSPEA)名额,决定留美继续深造。

在美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的孙卫东获得了物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留校了两年,成为一名研究员。

谷歌学术平台显示,孙某1997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论文导师为Carl M.shakin,其在1992年到1999年之间发表30余篇全英论文。多篇论文发表在核物理SCI期刊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该杂志由美国物理学会(APS)创办,被认为是世界上刊载获得诺奖的物理学论文最多的系列期刊。

有熟知的网友表示:他曾是当年“复旦仰望的天才”!👇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加之纯做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后又改读了计算机专业,随后在华尔街做过两年程序员,当时年薪月13万左右,属于高薪人员。

 

图中为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后来遇到了一位从中国东北来纽约还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但没想到对方在拿到绿卡后就离开了。

孙卫东与前妻结婚8年后离婚了,离婚后不久,他有了回国的打算,带着3万美金回到国内,结果很快3万美金就被偷走了。原本想要衣锦还乡,结果最后却沦落至此。

知情网友提供的孙博士信息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可能是生活上的重大打击,让他患上了幻听、幻想症,无法继续工作,最终在2007年在纽约当起了流浪汉。

这一流浪,就是16年…….

夏天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但纽约冬天的气温实在太寒冷,所以经常会在纽约地铁上或是地铁站过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02

复旦校友们已经联系上家人

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已确认孙卫东为复旦校友,并且正积极想办法为他提供帮助,自发组织成立了“孙同学帮助群”,现有两百余人,内含多名认识他的老同学等。

根据群内部消息,复旦校友计划本周五,今天下午带上衣物去找孙同学,且已与孙同学家人取得了联系。

孙先生的弟弟回应称,自己通过媒体才知道哥哥的遭遇,母亲已经年近80岁且身体不太好,因此家人不敢让老人家知道此事。

纽约当地时间1月5日凌晨2时,有媒体通过视频拍摄者朱先生与孙博士取得联系。

孙博士称,他之前曾靠教堂资助生活,曾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着落得了忧郁症。他近期萌生了想求助同学的想法。

“以前还能坚持过去,现在冬天非常艰苦。”他说。

近日九派新闻采访孙博士,拍下的近照。

图片来源于九派新闻,版权属于原作者。

他告诉媒体,他想回国,但之前没和家人提过回国的事。如果回国,需要和家人取得联系,或许会去他们住所住一段时间。

当被问到能否接受现在的生活时,孙博士说,万事开头难,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可以回到过去的状况。他也想找机会去华尔街工作,“几万美金也可以”。

03

原籍家乡表态:无法介入

孙卫东原籍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江阴市长泾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到孙先生的情况,一名代表称: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我们没法考证。他就算是20世纪80年代去的美国,已经离开了本地几十年,我们也没法知道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即便孙某的家人在长泾镇当地生活,但此事是其家事,他们也未向镇里提出要求。如果该男子系美国国籍,当地也无法介入。

图中为现在的孙卫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眼中已经不再有光,因被现实所“打败”流浪在美国街头,真是令无数人对此唏嘘不已。

以下是一位在美国多年的网友对于天才少年的分析

早慧少年为何命运多舛

大家可以将这两张照片对照起来看,特别是注意各人的眼神,那是代表智慧的东西。

左侧照片是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每个学生都十分紧张,应该都发过誓要为国争光,中间那位可能发誓最大,因为眼睛鼓鼓的。我经常留意那个年代的家庭照片,包括与父母的合影,都是这种赴汤蹈火般的表情,完全没有外面世界的欢笑。我们谈论的主人公在前排左一,这位名为孙卫东的美国博士,现在流落纽约街头。他与自媒体的那次访谈是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人很实在,有问必答,那是他脑子清醒的时候。他年轻时的聪明相还在,据说他年轻时语速很快。这是我识别聪明学生的标准之一,他们因为思维比语言更快,所以他们往往说话结巴。只是孙博士可惜了,生病不是他的错,需要大家的帮助。普林斯顿帮助了John Nash(约翰·纳什)几十年,我们欣慰复旦的校友们正在设法帮助他。

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肯定不止一位像这位来自复旦的美国博士流落街头。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位,有的永远消失在人群中,有些则是进出美国的监狱。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是有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从中国顶尖名牌大学出来的人才。我抵美国后不久曾经打电话去帮助朋友,他当时在美国的属于科学中心的城市C,电话那端的他告诉我:“我现在是克隆专家,在C城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基因克隆高手”。我本来想帮助他在华大找工作,因为他当时已经失业。结果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因为他的幻想和爱面子拒绝了我的帮助,从此混入到美国非法人群中。

孙卫东从复旦通过CUSPEA读了SUNY布鲁克林分校的物理博士,做纯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他便改行去了华尔街,最后因为压力诱发精神疾病流落纽约街头。孙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自己承认存在幻听,如果他也存在妄想,那是妥妥的精神分裂症,他最需要的是找精神病医生治疗。在美国这种充满竞争和隐私的社会里,特别容易诱发外国人得精神疾病。尤其如果沒有稳定的家庭,痛苦几乎无人述说,这就是美国残酷的地方。所以我对一般的国人,开始都是说“劝你不要来美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我的同济同班同学和国内心理咨询界的大佬曾奇峰,心理同行专家这样评价他:“曾老师最大的贡献是把深奥晦涩的精神分析普及大众化了”。

曾奇峰以前在同济就是一个腼腆而清秀的小伙子,湖北乡里人。现在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变成了一个咨询情感以及青少年与父母亲子关系的高手。他将“You raise me up”翻译成“你太抬举我了”,这家伙是留德的,佛罗伊德的译法。他长期不信我说的精神病拥有生物学基础,他比毕业于北大的哥哥厉害,我总觉得曾奇峰每次都是在讲哲学。美国以圣路易斯华大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精神病的生物学本质,精神病的生物学流派因为华大而闻名。国内环境将精神疾病妖魔化,耶鲁毕业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告诉我,他从来不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指导治疗,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所发现的药物原理。如果大家注意跟随马斯克的访谈,他自己就亲自承认过患有bipolar personal disorder。这些好莱坞名人、富豪、作家和政治家都有Bipolar: Mel Gibson,海明威,Ted Turner,Catherine Zeta-Jones,Frank Sinatra和丘吉尔。马斯克曾经说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躁症与抑郁,这似乎是创造性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往往是歧视精神问题,没有想到世界的很多美好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领域就有这么一位天才,他发现了补体的旁路激活途经,他无法面对同行对他的调侃与质疑,在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自己实验室喝化学试剂自杀了,可以看我的旧文。同济美国教授:“移民人群中的精神健康问题非常严重,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许多人用药加上辅助治疗是完全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状况的,真的令人心痛。关键是联糸社区组织,及时帮助处于急性期及高危期的病人度过难关”。


精神病和天才有时仅一纸之隔 
雅美之途
(2018-06-06 15:15:06)


Louis Pillemer。照片来自Journal of Immunology。最近的一个合作研究非常有趣,涉及领域里的经典故事,曾经在学界广泛流传,精彩程度几乎可以拍成好莱坞的电影。1980年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Irwin Lepow在他的任职演讲中说出过那段往事,他是当事人的学生。我还记得William Ratnoff就此写过科学史的论文,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关于生物医学与社会的论集中发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创造性的科学天才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我朋友更是对我说,大量著名作家也患有bipolar(躁狂与忧郁合并症)。

在我们不知道体内存在淋巴细胞的时代,科学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研究血清的两种免疫成份:抗体和补体,补体以辅助抗体杀伤病原微生物而得名。人类开始知道抗体能够通过与抗原结合成的免疫复合物活化补体,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补体活化的经典途经,通过补体的C1,C2和C4。这个概念被出生在南非的美国科学家Louis Pillemer(匹勒默)颠覆或修改,但是这个过程历时近20年,有人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匹勒默和同事观察到,如果将血清与能够活化补体的真菌膜成份Zymosan混合,在低温(摄氏17度)孵育后离心,那些存留在血清中的C3则不能在摄氏37度的条件下活化。

匹勒默推测有种因子被Zymosan移走了,而把该因子从Zymozan洗脱下来后再加回去则能恢复C3在37度下的活化。匹勒默把这个因子命名为Properdin, 源于古拉丁语Perdere, 为催毁的意思。这样他们发现了一种叫Properdin的蛋白能够在沒有抗体的情况下活化补体,并且是奇迹般和自发性地活化。这种内在的机制可以不断地输送裂解的免疫分子去监视随时入侵的病原菌。匹勒默将此机制称为Properdin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补体活化的旁路途经。

旁路只是相对于经典途经而言,实质上旁路要重要得多。现在认识的旁路途经更加古老,因为经典途经需要抗体所以是进化得较为高级的产物。因为旁路途经可以扩展其他两个补体的通路,有人甚至认为80%左右的补体活化与它相关,我们可以此欣赏匹勒默的贡献有多么大。

匹勒默将他们的发现于1954年发表在《Science》上,那是我们的免疫学知识十分缺乏的时代,根本没有所谓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这一说法,人类也只知道用酒精去分层蛋白质。

他们的论文造成轰动,《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大幅报道,外行的报道把该实验结果描写成人类找到了抵抗病菌的神奇武器。《纽约时报》甚至为此罕先地发表社论,匹勒默顿时成为科学明星,风光无限,踌躇满志。他的学生后来辩称,匹勒默本人没有提供材料为媒体的热度加油,这个辩词很难让我接受。中国向来有捧杀之说,这对于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其实是灾难,尤其当他脆弱的神经根本无法面对科学界惯有的残酷质疑的时候。

匹勒默的经历相当传奇,他虽然出生于南非,但是为美国中西部人,一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长在肯塔基。从现存的照片似乎看不出来,但是他小时候肥胖和天生的结巴,这两项使他备受歧视。他求学的路也十分不顺,从这些他不断入学、退学或被要求离开的学校名单就可以看出:俄亥俄州立大学、西弗吉尼亚的Marshall学院以及宾州的Franklin and Marshall学院。他没有在这上面的任何大学或学院里毕业,他纯粹就是一个屡学屡败的人。

他靠打橄榄球读OSU,第一学期就失败;后去西弗吉尼亚读半途书。又去杜克打球,他在杜克读完了本科,然后入读杜克医学院。他在杜克医学院顺利时,第二年参加医生执照考试的成绩为全美国的第二高分,他无疑拥有聪明基因。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情绪开始严重不稳,加上酗酒,在杜克医学院的第三年遭遇开除。他为了谋生去参加医学考试,这样允许他在肯德基的乡下在没有MD的情况下也能行医,条件是必须是20英里开外没有正规的医生,价格为50美分看诊一次病人。这期间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并不享受那样的生活。

他的姑姑认识Western Reserve大学病理研究所的头,经家人的牵线使他重回学术界,这个后门几乎救了一位科学天才,证明当时美国科学界是相当灵活机动的。匹勒默明摆着拥有精神方面的毛病,精绪不稳定,曾经被杜克医学院除名,百年老校Western Reserve仍然接纳他读博士,并且留下来很快成为生化的正教授,他还在哈佛学到当时先进的蛋白质分离技术。现在的Case Western University是在1967年由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合并而成,为理工加人文的综合性大学, Western Reserve(1826年)的创办更是早到当时必须称俄亥俄为西部的时候。当时Western Reserve和纽约哥大曾经是美国实验生物学的重要中心,匹勒默的成功更是增加了那里的热度,访问者不断。

据说匹勒默的好多实验是在脑袋里先完成的,然后在试管中进行,结果好时他欣喜,结果坏时他抑郁,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几天。我翻阅史料时,很吃惊地发现他这样的人还结婚和拥有做技术员的太太。

正当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风光时,耶鲁的Robert Nelson向他发动攻击,Robert以前在DC周围的军队医学研究所,后来去了迈阿密大学。Nelson的实验发现:匹勒默半纯化Properdin的过程会活化经典途经的早期补体蛋白, 更要命的是Properdin提取物中还含有抗Zymosan的抗体。

身为休斯研究员的Nelson也不是省油的灯,先在学术会议上, 后在J Exp Med(JEM, 1958年)正式成文称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可能是错误的,为污染了的抗体造成的假像,因为应用匹勒默粗提Properdin的方法发现提取物中含有抗体,并且血清与Zymosan混合后还能消耗C1, C2和C4等经典途经必须的补体成份。也就是说科学证据说明,匹勒默因为技术不过关把看到的经典途径当成了新的发现,这里还存在Nelson在公开场合对匹勒默的攻击,有些甚至是人身的攻击:你那水准居然炮制了新发现,这类言语应该可以想象。

当时科学界迅速有人跟进研究,数个研究组连续发表至少六篇文章支持Nelson的观点,包括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时为全球最著名的补体学家Manfred Mayer从起始就协助Nelson建立方法,然后参与强烈质疑匹勒默的Properdin学说,美国学界从开始接纳Nelson的观点到完全否认匹勒默学说的时间很短,似潮来潮往,几年后Properdin系统被嘲讽为“来自Western Reserve的假象(artifact)”。当时基本上没有欧洲人发言的机会,因为他们在战后重建中,他们的学者都往美国跑,但是欧洲人在观看美国人内斗后倾向于同情匹勒默。

科学家里面争强好胜者不少,匹勒默本身就有精神病,经受不起同行的这般质疑,陷入深度抑郁。他在Western Reserve自己的实验室里,喝了大量barbiturate,于1957年8月31日自杀身亡,而barbiturate为当时常用于补体实验的试剂。这匹勒默也太脆弱了,他居然死在Nelson的正式论文发表之前,虽然他的自杀事件确实发生在从1957年补体领域的会议回来后不久。他去世时年仅49岁,还有四个年幼的儿子。当然我们应该说匹勒默为因抑郁症而自杀,多少来自疾病本身,多少来自科学竞争对手,则很难判断清楚。

匹勒默死后,他的学生Lepow被研究所所长留下继续整理和核实了匹勒默的研究课题,在随后的四年中发表了九篇论文,其中七篇署上已经去世的匹勒默的名字。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实验结果参与争辩,直到1968年正式纯化出十分复杂的分子量为220,000的蛋白质Properdin。

他们发现以前污染的抗体被移除后,并不能改变Properdin系统的活性。他们真是幸运,他们看到的假象和自己认为的结果并存,而后者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因为多方面的,其实后来发现在某种条件下,抗体也能活化补体的旁路途经,只是Nelson发动攻击时不知道这个事实罢了。

匹勒默丝毫不让步,学生Irwin Lepow曾经劝他放弃学说未果;匹勒默本身是个被Western Reserve豁免不用给学生上课的结巴,聪明的结巴会怎么用词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糟糕的交流者。我们不知道匹勒默的反击方式,但是Mayer后来回忆匹勒默的行为让学术界更加怀疑他。

直到时间推移到了七十年代,随着蛋白纯化技术的不断进展,新的补体蛋白陆续被鉴定出来。在美国Scripps的德国人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Frank Austen (包括Fearon)的研究组找到独立于抗体的蛋白FB,原来这FB就是以前被认为污染了的C1和C2,而与Properdin一样对hydrazine敏感的C4实际上是C3,也是当时匹勒默假说中预测的Factor A。后来发现蛋白酶FD能切割FB, 这样C3和FB形成的转换酶参与活化补体,而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能够使酶解过程更有效,因为Properdin的功能是使旁路转换酶(C3bBb)的半衰期成倍地延长。

从生化角度,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Austen几乎证明匹勒默的所有结论是正确的,匹勒默只在一个细节上存在误差。加上Michael Frank的组发现补体仍在C4缺陷的豚鼠中活化,以及CVF绕过经典途经活化补体。

在Mayer的支持下,有研究组显示内毒素(LPS) 可以在完全没改变早期补体成份C1,C2和C4的情况下活化补体。所以这些研究组从不同角度重新发现和确立了补体的旁路途经,但是那时匹勒默己经死了十几年了。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还不是旁路途经中最关键的成份,有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建立的Properdin系统本质上就是说的旁路途经的事。

Müller-Eberhard也是只要科学不要家的典范,酒徒死于酗酒,他为自视相当高的人物,为美国科学院在院士没有注水膨胀前的院士。他的文章惯用“绝对需要”,我们近期文章应该是修正了他的一个经典科学结论。  这场科学决斗以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死亡而成为传奇故事,也记录了Robert Nelson的勇敢挑战,据说他后来也住进过精神病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功劳也给予那些基于实验证据的反对派,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至于他们的私生活,开放的美国科学家著文时都说不易谈及,属于相当浪荡的那种,与Virginia Woolf等上世纪初的英伦自由派作家们可以媲美。

这是作为免疫学家的Robert Nelson。西部牛仔般的英俊,他的八卦故事多并不奇怪。他不去好莱坞演电影而在免疫学领域攻击人,有点可惜。Nelson到最后仍然小看匹勒默和他的同事们,在1978年写给史学家的信中他还在指责匹勒默阵营故意(deliberate) 展现实验结果以使自己显得那么优异。Nelson贡献广泛,包括参与发现其他补体成份,以及涉及巨噬细胞的功能研究,他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匹勒默的无休止攻击是这位天才早逝的重要原因。

这世界总是上演天才英年早逝,庸才名利双收的悲剧。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天生比普通人敏感,这种敏感让他们能够懂得普通人无法理解的高深学问,更会让他们受到比普通人厉害百倍的攻击与伤害。愿世人能真正地善待天才,真正地理解他们作为“超级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不要再出现天才流落街头的悲剧。

By Taola雅美之途-陌上美国

外派非洲真的是逆袭捷径吗

非洲成了年轻人就业的另一条出路?17万一年当厨师、20万年薪养鸭子、30万年薪修挖掘机。包吃包住还能见世面,一个月年假包来回机票,最重要的是高薪还不卷。在国内就业季的焦灼情绪里,“还好有非洲”成了当下被逼到墙角的毕业生们能看到的更广阔的出口,甚至有人把它描绘成“就业天堂”。果真如此吗?几位一毕业就驻非的女生跟“后浪研究所”分享了她们的工作经历。她们中有人误打误撞得到了这个机会;有人成绩优异,早早规划出海;还有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国内实在没发展被迫出走。在真实的非洲打工体验里,“高薪”只代表了相对收获或者是一种补偿,而“孤单”、“迷茫”、“进退两难”却是到了才有非漂共识。非洲是一个机会,也是另一种“无处可逃”。

谁说非洲是就业天堂

小黎在肯尼亚的一天被分为床上和床下,只要双脚落了地,她的工作就开始了。她在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非洲总部做市场工作。这是她在非洲的第2份工作,也是她驻非的第5年。一大早,她就要对接不同国家的代理商拓展业务,努力签单;然后逐一核对所负责项目的清关进度以及财务结算。有时候遇到店面帮扶,她还得扎住在店里,一对一指导代理商的地面运营。说是这家上司公司的“非洲中心”,可这里只有不到10名中国员工,负责的却是整个非洲大区20多个国家的业务,每个人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晚上6点是公司的下班时间,不是她们的。领导给小黎和同事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租了一套大公寓,客厅既是加班场地也是餐厅,所有人吃住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不分离。每天忙到晚上10点多,只有躺在床上了,才是真正属于她的时刻。可常常是还没有刷完朋友圈,她就困得睁不开眼。累,是她今年工作状态的直接描述。驻外这些年,27岁的小黎觉得非洲越来越卷了。“以前我们主要做拓展就可以,今年国内形势不好,我们leader直接对接大老板,现在人下命令了,要求今年必须出利润。”这就是她拿年薪三十万的代价,谈更多的代理商,筛选出能盈利的不断扶持。“国内尚有996,这里都是007,且无处可逃。”同样的感受也来自赞比亚的行政晓楠。晓楠31岁了,在一家私人企业做项目管理,2022年9月刚过去,做了一年不到。说来也属大物流行业,她们老板养了几十台重卡跑货柜运输、工程运输。晓楠的工作是负责车辆日常管理与行政,这工作和她当初应聘时人家说的“翻译”差之千里。她是学葡语的,此前在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待过几年,做采购和行政,生活也相对轻松安全。

晓楠的“非洲宝典”,第一次看到时觉得相见恨晚现在换了国家,还生活在偏远小城,想出去消费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晓楠的生活乏味得很。工作上,她们每个部门都是中国人做管理,下面招聘当地人做事。可以说,晓楠每天的任务就是与当地人打交道。当地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磨洋工,导致项目进度迟迟落后;而且他们做事喜先斩后奏,还爱隔三差五请假,晓楠往往成了顶锅那一个,所以晓楠一被问到工作,她气到直接说“擦屁股的”。这些也就算了,年轻人不远万里去非洲都是图钱。可老板今年开的年薪和她6年前刚来非洲相比,并没有高出多少。“毕业第一年我就挣20万,现在才25万,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据她观察,公司今年新来的大学生,基本上只能开到七八千每月,晓楠想不通都低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还要选择出国。她跳槽的意愿不断增长,打算过完今年说什么也得离开了。和前两位相比,31岁的欢欢的经历则波折得多。她的第一份工作就被骗了,2014年下半年她和同学从国内不远万里飞来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做工程翻译,说好的工资税前二十万一年,三个月一结。一直拖到她工作一年了工资还没有付清。最后老板跑路,她们项目上六七十号中国人又是找商会又是大使馆,还请求当地政府帮忙,维权好久无果。后来才知道老板在国内是个经济诈骗犯,早就上了老赖黑名

欢欢的第一份工作,住在小排屋

“第一年就这么白干了”之后欢欢选公司都只看国企央企背景,也确实有了不错的去处。工资有了保障后烦恼也随之而来。非洲的中国人圈子酒桌文化盛行,她们做基建项目包揽工程更是上上下下免不了喝酒。一开始几年她还经常发朋友圈晒这边的日常和旅行,后来索性不发了。很大原因是喝酒让她胖了小三十斤,样貌自己都不忍直视。若是在国内,她们还有很多选择。来了非洲就业,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每当别人向小黎打听怎么高薪驻外、怎么逃离内卷时,小黎语重心长一个个劝退。“只要是在中国人的环境里,不可能存在什么就业天堂。

一毕业就去非洲

这个表述和小黎四年前的心境完全不同。2019年,小黎刚从广东某大学毕业,财会专业的她本计划去广州谋一份财务工作来对抗父母回老家的指令。她出身于某边疆省份的铁路世家,家里三代几十口人都围着铁路转了大半个世纪,她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于是坚决留在外面,要做经济独立的自我证明。说来也巧,大学时她参与实习的一家公司正和广东某国企有合作,那里有一个外派非洲的财务名额空缺,对英语的要求不高。前老板问她有没有兴趣,她得知一年能拿15万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那时她和她的同学们能寻到的工作基本没有上了6000的,还是在广州。高薪代表着能力,没出社会的小黎觉得出去会是当下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不顾父母的反对签了约。“对我父母来说,广州和非洲一样遥远。”当年10月,小黎顶着“财务负责人”的头衔兴奋上路了。父母尽管不舍也觉得能被外派是有出息的象征,而且公司承诺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想来日子也快。妈妈里里外外的给小黎安顿着,“连卫生巾都拿了一整年的量。”她周围的同学,没有人不羡慕她事业遇到了贵人,这才有出门赚大钱的机会。和小黎一样好运的还有晓楠。她2015年北方某省的外国语学院葡语系毕业,“能用得上这种小语种的要么是机构老师,要么是会议翻译。”但后者这种活儿很难找到她们这种二本生。“其实翻译的路很窄,读到研究生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北外、北语、对外经贸这些地方出来的学生。你要是铆着去联合国、外交部那根本不可能,都是留给大神中的大神的。”国内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渺茫,她面临着考研还是出国找工作的两难选择。晓楠不少同学一毕业就转行了,少数坚守本专业的基本都签了驻外的公司。晓楠说,葡语覆盖的地方无非是南美和非洲,巴西太远了很少有人去,去非洲待遇也不差,一年能有20万。事实上,只有条件艰苦的撒哈拉南部、以黑人为主的“黑非洲”才能拿到20万,若是北非的“阿拉伯非洲”应届生出来也就十几万的标准。晓楠从网上了解到,一家在莫桑比克做地产项目的建筑公司正在招人,采购、行政、财务,只要语言这个大硬件挺过了,其他不管有没有经验都可以进去再学。晓楠是去宁波面的试,人给报销来回机票,她最终顺利拿到offer。她很庆幸,自己兜兜转转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2022年,晓楠落地赞比亚首都机场,开启了她在非洲的第N份工作

也有人对未来规划十分清晰。作为学校优等生的欢欢,高考报志愿时就已经想好了要学小语种葡萄牙语。她就想将来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一辈子待在湖北老家。大学里她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着能拿奖学金的标准,想着将来最好去葡萄牙工作或者学习。2014年临近毕业,现实打败了她:葡萄牙是一个弹丸小国,经济在欧盟也一般,那边适合她的工作机会很少。即便是有,也是这不包那不揽。欢欢一算,刨除吃喝拉撒剩下的和国内也差不多。金钱主导了她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艰苦的非洲。联合国认定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的安哥拉,一个学了这门语言她才知道的地方。她了解到一家中资工程公司在那边有项目,包吃包住,工资三个月一开,欢欢问过前辈,非洲差不多都这样,她也就没往心里去,决心干上几年强制存下第一桶金。

欢欢公司承揽当地基建工程

一毕业就去非洲,三人的平均年龄是24岁。共同点是都是女孩子,想多挣点钱,且从那之后就在非洲扎了根。至于好不好,很难一句话表述清楚。“冰火两重天”是她们多年驻非经历中的复杂体验。

来非洲第一步是把工作理顺,这不算太难。小黎第一份工作所在地是肯尼亚的第三大城市基苏木,这里有一个广东国资委和当地政府合建的经济特区。规划中,该地将变成一个超大型的免税工业园,未来十年会陆续入驻各类中资企业。她的任务就是到时候与这些企业对接做财务管理类工作。前期由于没那么多人进来,她的时间很是清闲。用小黎的话说工作是“玩儿着玩儿着就弄完了。”

非洲日常,能吃上中式小餐也幸福,图源小黎的非洲日常

她同事们关系不错,大家每天上下班都在一起,打扑克追剧吃火锅,彼此之间社交边际很近。来了不到三个月,小黎把园区里二三十个中国人的背景全都摸清了。多是和她一样为了挣钱跑来的,也有几个是想出来开开眼界锻炼一下自己,没想到被发配至此——所有员工除了周末统一采购,剩下时间都不能离开园区。小黎算不错的,兼了市场工作后能经常有与领导出访的机会。小黎有幸窥见非洲的高层生活,她拜访过当地的酋长、副省长,有一年过年还上过CCTV4“一带一路”的特别节目。

小黎代表公司参加当地展会

“其实非洲的贫富差距分化很大,有钱的能有几千亩种植园,家里养野生动物,房子大的惊人,妻妾成群;没钱的在路边被苍蝇攻占,看不出人样。”小黎很庆幸与自己打交道的是前者,“上个月我还接待了陕西省某市市委书记带队的考察团,如果在国内,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欢欢也如她所愿实现了“见世面”的梦想,只要有节假日,她都尽可能往外跑。卢旺达的银背大猩猩、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动物迁徙、埃及金字塔尼罗河……只要是好玩儿的地方,她都愿意打卡。此外她还利用回家的假期顺道去了迪拜、以色列、约旦等国家追寻阿拉伯文化古迹。出国不到三年,她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也愈发找到了工作之外的兴趣——环球旅行。看她的朋友圈,大家都羡慕这份又能跑跳又能挣钱的工作。可硬币的另一面,她们不曾和人提起。晓楠第一份驻非工作所在的莫桑比克,是一个靠近南非的农业小国,它闻名于世界的原因是与马达加斯加岛隔海相望的莫桑比克海峡——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峡。晓楠没有好机会近水楼台去看仰慕已久的猴面包树,因为来了没多久她就发现活儿怎么越干越多,一个人兼职了好几份工作。“在非洲,根本没有纯粹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三个坑。”和当地人打交道也让她着实心累。“这里人实在太懒了,躺在芒果树下等果子掉下来就是一顿。”不同的价值观经常把她气得跳脚,她只信赖几个老员工。当她发现即便是老员工也背后搞一些监守自盗的小动作时,她所有的同情心都丧尽了。

晓楠去坦桑尼亚时在飞机场偶遇总统出行,当地盛况而对非漂们来说,更大的挑战不止于此。只要待的够久,就能不断刷新自己对于“无聊”的理解极限。时差6、7个小时,和家里人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很多话没法说。来到这边和国内的朋友圈子越来越不同,联系也慢慢减少。长久空寂是她们精神的真实写照,导致周围人每发生一点新鲜事,她们总要研究个不停。“有同事国内探亲回来了,我们围着他求他讲讲自家的情况。”有时候一个小事儿能连续讨论半个月。偶然的热闹也掩盖不了一些心酸的事实。这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基于工作产生的,包括找对象。欢欢曾经和同公司一个男孩子相处过一段时间,后来两人都换了工作,联系越来越少也就慢慢分开了。“说是喜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分手之后她决定以事业为重。小黎也在同个工业园找过对象,那男孩子甘肃人,离她老家还有一千公里,她在非洲却觉得无比亲切。两人相依为命才渡过了疫情不能回家的三年。这期间她爸爸做手术命悬一线,她接近崩溃,多亏了男朋友给的精神支撑。有了男朋友后,小黎也有了情感求索的对象,经常会因为吃不上一顿炒米粉使劲撒娇使劲哭来借机发泄在这边长久积攒的委屈。而所有人以为的“起码工资高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跳槽之后工资翻倍了,小黎却坦言她一分钱没攒下。理由是来到非洲已经够苦了,她只想补偿自己。每周日是她们个人时间,小黎就去中国街吃点美食,要价都是美金,算下来兰州拉面一碗70人民币,火锅人均300,稍微点点烧烤串就200多。加上换了新工作,对形象有要求,小黎买的衣服随便一件一两千,国内直邮。不合适还不好退换。回国一趟,给父母的礼物,带父母出门旅游,一下又干进去三四万。

赞比亚的物价也很高,1公斤荔枝325元(人民币)挣得多花得也多。报复性消费让她奋斗半天依旧两手空空,“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和大多数人一样,中国人在非洲挣的钱,全部又被在非洲的中国人挣走,“一分别想带回家。”

进退两难

不是没有尝试过离开。2018年,欢欢已经工作了三年多,她认识了不少辞职旅行的长途玩家,很羡慕人家能有长期自由的时间,自己一数银行卡余额,也够一场说走就走的任性旅游,便火速辞了职加入行列。欢欢玩儿了大半年,独自走完了中东、欧洲和非洲线,也体验过了很多从未经历过的人生。是时候思考自己的未来了,她纠结要不要回国。欢欢原生家庭不太好,家里纷争不断,这是她想远远离开的重要理由。回去的话她能想到的第一站就是上学时候的北京。2018年秋天,她费了一番工夫在首都找了份国企处理政府关系的工作,这才体会到他们常说的国内的“卷”的含义。“加班文化太严重了,在非洲今天干不完明天干,明天弄不完后天干,反正人一直被锁在这里。国内不一样,加班也得赶紧搞完,明天还有明天的活儿。”她早已习惯非洲的工作秩序,适应不了国内大家习以为常的氛围。此时恰逢她妈妈生病,她得寄钱回家,她又趴在岗位上多干了半年。工作中天然的压迫感,让她这一年里,没有社交没有旅游。等她反应过来找不到生活意义的时候,还是马不停蹄逃回了非洲,接受了一份新的驻非工作,尽管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止欢欢,进退两难是所有非漂都共同面对的困境。小黎也是提前知晓了国内的情况,宁愿苟着也不敢大动。工资是命门,四年前她出来时,同学们的工资就是五六千。现在她已经翻了倍,回头一看同学们还是五六千。她远超了同龄人,若回去,她对国内职场环境、商业环境一无所知,去哪个城市、做什么岗位、怎么发展、怎么买房落户,这些考虑都得重头来过,风险太大,留下或许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工作几年,很多人也意识到,非洲经历并不能让你以体面姿态实现阶层跃升。反而身份的难以自洽让不少人无所适从。“每天打交道的人都那么厉害,自己的头衔听起来也很牛。真的离开平台让你单干的时候,就看出来你有几斤几两。”小黎觉得自己像非洲版的王漫妮(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角色,典型的“精致穷”),以为三十岁快熬出头了,结果只是熬出口清汤。业务上她虽然认识了不少中国老板,但那也仅限于工作平台,想离开换个工作还不知该往那儿走。而对于从24岁就来非洲,现在已经36岁的非洲老炮大牛来说,在非洲沉没成本越高,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他2008年大学毕业被中交集团外派到北非利比亚做招投标工作。依托着大平台他积累了不少资源,后来单干开厂供应当地政府基建项目,一次内部局势动乱把他辛苦置办的厂房付之一炬。几年后他摸爬起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折戟。连续两次赔了底朝天,让他动摇过回国的念头。可自己半辈子的身家,全部的心血都砸在了这块土地上,离开非洲他还能去哪里呢?后来他又从其他东非找机会给港口做石子供应,才慢慢东山再起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图源大牛

2011年利比亚动乱撤侨时,他是最后一批乘船离开的中国人,他说实在舍不得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宁愿自己被绑了也不想工厂毁掉”。可在这里这么多年,除了能把钱带走,什么也带不走。这是一切的出发点,也是所有人奋斗的动力。

出路

你要问他们后悔吗?其实也不见得。说到底,晓楠也是感谢自己当年能出来的。如果没有非洲工作这几年,她也攒不下钱能买东北老家的小两房,这让她有了归宿感,再出去闯荡也不怕了。晓楠现在31岁,对未来的发展有了些许眉目。她最近正在学习雅思,准备申请加拿大的社区大学,想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发达国家,至于进去做什么她还不知道。“读出书来应该能比国内挣得多点”,多年的漂泊让她对故乡没有了眷恋,哪里收入高哪里就是她的家,大不了“最后的最后就是退回老家。”而小黎也计划辞职了,她坚定下一份工作要去外企或联合国,过上work life banlance的生活。理由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和国内也没什么不同,她特指加班这一点。此前她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了事业,即便是朋友圈里晒的各种高档野奢场所,也都是谈工作时去的,根本没有享受的心情。“实在不行就做一个非洲职场博主,分享这边打工人的日常”自媒体也是她考虑的方向。回顾几年职场生涯,她也说不上这个这决定是好是坏。小黎两年多没回家,错过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时间。疫情时候整个园区只剩几个人驻守阵地,她是其中之一。好不容易轮到她休假,临上飞机前又被检测出体内有新冠抗体,又扣了一年多等数值回归正常。那种孤独和绝望十分漫长,她好想见个活人,这才离了职跳进物流公司。有时候她又很庆幸,幸亏是来了这里。她爸重病去北京做手术那一年,她辛苦攒的钱加上预支的工资凑了十万块钱给家里转了过去。钱是底气,也是身为独生子女能给家里尽到的最大的孝意。越是家里人需要她的时候,她越意识到非洲不能离开。不过她也说了,如果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工作,最终会被反噬。再怎么换,还是得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否则在哪里都干不长。

By 后浪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