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养老也很难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福利国家。虽然拥有庞大、复杂、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但是美国很少为公民提供全民性和普惠性福利,而是遵循以市场提供福利的基本理念和个人责任原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养老福利保障的内容与水平取决于老年人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资产拥有量。养老危机是贫富分化的产物,并且美国养老制度设计本身在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中下阶层长期受困于老年贫困。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移民政策的收紧、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的高度依赖性、金融资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一方面导致养老危机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

美国的养老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第二部分是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第三部分是社会慈善等。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顾名思义,就业或者拥有资产是成为该制度“局内人”的关键,该制度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三大支柱组成。

第一支柱是基本组成部分,由政府主导、强制实施,主要指联邦退休金制度;

第二支柱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占比高达50%以上,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是非强制性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雇员团体保险等,金融市场提供不同的职业养老金产品计划,由雇主进行选择和组合购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401K退休计划;

第三支柱的重要性逐年提升,是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与个人人寿保险等,无论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保险计划,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储蓄账户。

作为全国性强制性计划,第一支柱直接由联邦政府在全美范围统筹。它采取专项税收保障模式,其资金来源为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或自雇者税(self-employment taxes):前者以雇员工资为纳税基数,但设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不再缴纳社会保障税;后者上限相同但享受特别税收减免待遇。领取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的资格包括年龄和纳税贡献,领取额度根据每个人的月薪和工龄计算。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数据显示,大部分65岁以上退休人口平均获得的联邦退休金仅稍高于贫困线。因此,联邦退休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购买食品、支付水电费和交通费等。

美国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是如何确定的?

美国设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国内完全不同,最初规定人们能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实也是大家习惯理解上的退休年龄)是65岁。在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也就是四五十岁的情况下,真的是一副“好算盘”。

由于退休年龄制度的刚性,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们的不满。在养老保险制度实施20多年后,美国先后允许女性和男性可以提前3年退休,后来再度提前了5年。

美国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选择是可选择性的。根据美国对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的制度是:可以在国家标准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前5年内任意一个月份申请领取养老金,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会按一定比例减发。具体的比例是,早退休36个月以内,每月扣减1%的5/9,36个月以上至60个月是扣减1%的5/12。早三年退休扣减20%,最多扣减30%。

反过来,个人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按比例奖励,相应的奖励年龄最多是标准养老金领取年龄基础上延长5年。也就是说,最多可以领取到130%的养老金。

美国也在推动延迟退休。不过,由于美国的退休年龄本来就较晚,再加上其行动较早,1983年就开始规划。所以其推进行动相对缓和。美国计划于2027年以后将所有人的领取标准养老金年龄延长为67岁

美国退休人员养老金能领多少钱?

美国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是按照积分制计算的,最起码要40个积分。2004年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才能积累一个积分。要是按照每年积累一个积分的进度来看,需要40年。但是人们一年最多能够积累40个积分。由于美国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12.4%,即使年收入是1万美元,一年也能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所以,这种积分还是非常宽松的。

积分只是资格,美国还有标准养老金制度。必须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才能够领取到标准养老金,否则的话只能按比例发放了。比如说只缴费30年,发放30/35。

美国养老金制度非常注重保基本。养老金待遇是根据自己35年的最高平均指数月收入,然后根据两个转折点计算。从0元到第一转折点的部分是发放90%,第一、第二转折点之间发放32%,第二转折点以上发放15%。

比如说美国2008年两个转折点分别为711美元和4188美元。如果平均指数月收入为5000美元,这样约养老金就是711×90%+(4188-711)×32%+(5000-4188)×15%,最终结果是1874.34美元。

美国2008年的工资基数定额最高标准为10.2万美元,相当于每月9000美元。如果是说平均指数月收入达到了9000美元,这样的养老金才2474.34美元。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数据,2022年老人平均养老金水平是1825美元每月,大约是1.3万元人民币每月。也许在国内的收入水平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考虑到美国的物价是国内的许多倍,两千美元不到的养老金实在是捉襟见肘。

美国雇主对雇员有没有养老责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私营部门工人平均每小时其雇主为其支付的薪酬成本结构,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自愿性社会福利(商业保险、职业养老金等)占报酬总额的比重是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联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所占比重的近三倍,远高于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美国养老保障中发挥绝对主力作用,其拥有的资产超过美国养老金资产总额的90%。

美国政府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的发展,雇主支付职业养老金可以享有免税,雇员可以享有延迟缴税,养老基金如果用作投资后的盈利部分也可以享有免税。从就业市场获得的养老福利,即由资本力量提供的以401K退休计划为代表的职业养老金是美国民众获得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号称是美国政府“给中产阶级最大的礼物”。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鲜明地体现了退休前个人财富的积累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过分依赖个人的投资选择能力,而且因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政府对个人开设退休账户(IRA)提供以下两种税收优惠:一是普通个人退休账户税收优惠,主要方式是递延纳税,即缴费(向账户注入资金)不计入个人所得税基数,到提款时才根据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对特殊形式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的税收优惠,主要是缴费时不免所得税,但对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分红、利息等)免税。

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济保险计划(Medicaid)、补充收入保障(SSI)、住房补贴、营养补充援助和老年公寓等。其中,补充收入保障项目是非缴费型社会福利制度中最大的现金救助项目,在全美范围向最需要帮助的老人、盲人和残疾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2020年12月,美国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实际平均支付给65周岁以上的领取人的金额为每月468美元。显然这一部分所提供的养老保障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贫困线以下的美国老年人90%的现金收入来自于该项目。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慈善等在美国的作用空间相较于其他OECD成员国要大得多。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相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高昂,以养老为名的各种慈善形式为美国富人提供了渠道,其私人财富可以变相兑现政治社会权力。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民众的养老显然不能依靠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和社会慈善等,而是主要依靠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工作福利制度。但是,后者的制度设计本身决定了美国的职业养老金和个人退休储蓄等天然存在巨大的财富鸿沟。

美国没有统一规定退休年龄,可未满62周岁的美国民众没有资格从社会保障管理局(SSA)领取联邦退休金。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一直在增长。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1年美国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5周岁,女性为63周岁。也就是说,美国老年人要想维持较为体面的养老生活,要么延迟退休以延长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税)时间,要么依赖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然而,第二、三支柱取决于个人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这就进一步固化甚至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也必然导致广大中下阶层陷入养老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21年,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后50%群体的17倍。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5.5%,而收入最低的50%群体的收入仅占13.3%。目前,有超过1500万老年人在经济上缺乏足够保障。大约50%的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联邦退休金,但过去20年来联邦退休金的实际购买力在持续萎缩。大量老年人将收入的3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因而经济状况窘迫。全美无家可归者中的老年人比例在攀升,还有上百万贫困的老年人无法获得经济适用房。美国老年人2019年的收入中位数是27398美元,远高于联邦退休金的平均数,这说明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三支柱主要服务于高收入群体,老年人群体中的贫富分化严重。

截至2019年底,户主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家庭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6.4万美元。但是,在32岁至61岁之间的美国家庭中,几乎有一半的家庭没有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也没有401K退休计划等享有税收优惠的雇主固定缴款职业养老金计划。在略多于一半的一些退休储蓄的家庭中,有50%的美国家庭的退休储蓄不到6.5万美元,有40%的美国家庭面临退休储蓄不足以支撑正常退休生活的困境。与此同时,有近6300万美国人持有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并且平均账户余额不到20万美元。但是,有3625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1000万美元,497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2500万美元。

根据美国养老金权利中心(Pension Rights Center)的数据,私营部门职业养老金的中位数只有每年9376美元。并且,职业养老金的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因不同人群而异:全职工作者明显高于兼职工作者,后者的覆盖面极低;大中企业工作的雇员明显高于小企业雇员,例如在员工少于100人的中小企业工作的美国人,有75%并没有加入任何职业养老金计划;金融业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最高、制造业居中、最低的是服务业,而政府部门的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明显高于私营部门。

目前的退休税收激励主要针对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获得的税收福利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中低收入者,以2019年为例,该年度向收入最高10%的家庭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高于向收入最低80%的家庭所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这就导致退休福利差距进一步加大。

低生育率叠加人口老龄化,移民政策反复

任何形式的养老储蓄都是为了在养老阶段换取某种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储蓄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养老阶段的劳动力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且,联邦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也就是在职的人员赡养已经退休的人员。上述两个方面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14年至2060年期间的美国人口变化呈现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族群多样性(“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三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

“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正在改变美国劳动力人口结构。目前,美国3.28亿人口中,16.5%即5400万人年龄超过65岁,并且增长最快的是85周岁以上的人群。到2030年20%左右的美国人口将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比例将在204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1.6%和24%。18周岁以下年龄组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持续下降,2014年至2060年,美国18周岁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3%下降到20%,到2035年,美国65周岁以上人口数将超过18周岁以下人口数。“银发海啸”冲击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62%下降到57%,这将导致美国的劳动力数量不足,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社会保障管理局(SSA)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税率保持不变,联邦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可持续性堪忧。退休人员的数量将在50年内翻一番,养老和遗属保险(OASI)以及残疾保险(DI)的储备金都将在2035年耗尽。为了解决退休基金不可持续性问题,一方面需要有“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也就是移民人数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极大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

从移民政策来看,尽管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进入加速多元化进程之中,到2060年左右白人所占人口比重将仅有35.6%,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这就给美国保守力量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现状迫使其移民政策出现反复变化。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而且减少了合法移民。拜登政府试图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严控移民政策,但实际上不断处于政策摇摆之中。在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对拜登政府终止《移民保护协议》进行起诉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21年8月24日裁定,《移民保护协议》必须恢复,“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被重启。此后,在法律层面上,拜登政府实际上是推翻了拜登上任之初作出的移民政策调整,重新回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并且,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继续严控非法移民,在美国与墨西哥南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创下历史新高。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美国总人口的增长幅度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2021年美国人口报告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美国人口增加了39.27万人,增幅仅为0.1%。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自1900年开始年度人口统计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数字,也是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低人口增长率。

21世纪以来的美国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低位徘徊,2021年美国的经济反弹和工资水平上涨都未能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提升到疫情前的水平。劳动参与率一直徘徊在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辞职和罢工两股浪潮正在全美机械、食品、医疗、娱乐等行业加速蔓延,加剧了美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劳动力市场迅速从2020年的“人找工作”变成了2021年以来的“工作找人”。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因为无法或拒绝在就业市场找到正式工作,兼职等灵活性就业岗位增多,使得现有的低工资收入者比例上升,而这些低收入者获得职业退休金的比例下降。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年龄阶段的人因被就业市场所排斥而依靠领取食品券等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就业市场的“双轨制”导致工作福利制度的“双轨制”,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无力缴纳社会保障税等,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现实基础受到冲击。

美国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不平等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退休危机。”对此,美国试图进行退休制度改革以应对危机。2022年3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4: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名为《保障强大退休法案》的第2954号决议。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扩大退休储蓄覆盖面、扩大自动登记、提供更多的退休储蓄选择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可以在退休前向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金账户注入更多资金。但是,从美国养老体系的现状来看,该法案的税收优惠实际上集中在那些拥有足够退休储蓄的人身上,它将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的退休福利差距。为什么一个以“增加中产阶级退休收入”为名的法案,实际效果却是中下阶层获利甚少,富豪阶层成为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并将导致美国老年人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背后是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首先,美国政治日益被资本裹挟,养老体系改革固化既得利益。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已经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汽油等的价格上涨无疑增加了美国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下承受收入缩水和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食利阶层却因通货膨胀实现资本迅速增值,包括老年人在内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等现象因而愈发严重。虽然有“一人一票”机制,但是,在包括美国养老体系改革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的议程设置中,政治和经济寡头对其实际影响力远超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其原因是,美式民主日益退化为一种受特殊利益操纵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寡头政治制度,从选举机制到官僚机构运行都越来越受寡头们掌控,因此很难推行有利于弥合贫富鸿沟的养老体系改革。

其次,美国养老金体系与金融市场深度捆绑。作为当今最庞大的养老金体系之一,美国养老金体系规模居世界之首,不仅能够大量投入公募基金和美国股市等,并且可以享受免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养老金投资从相对安全的资产转向风险更高的资产。尽管投资于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和另类投资等资产可以提高回报,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仅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严重依赖投资收益,联邦和州层面的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资产价值也受制于金融市场是否景气,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该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越来越多地涉足“风险很高的科技股”。以伊利诺斯州为代表的部分州的公共养老基金,已经难以支付承诺给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福利。各州在保障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和减少公共养老基金债务的客观需要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对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转为现金平衡计划,也就是根据受益人一生的收入而不是退休前的工资来计算福利,而退休前的工资通常是他们收入最高的时候。

最后,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以牟利为目的影响改革议程。对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来说,流入个人退休金账户的资金越多,所能收取的管理费就越多。因此,美国最大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政治献金等向两党议员游说,使养老体系改革方向符合其利益。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尽管美国社会高度关注养老危机,但是现有的各项改革并不能缓解养老危机。美国养老体系的设计和改革走向都具有偏向资本利益的特点,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能提供的保障有限,过度依赖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必然导致“富者越富”和贫富分化加剧,并且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适合成为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发展方向。

By 人民论坛网搜狐

华人是不是硅谷的炮灰

2024年一月份还没过完,硅谷就已经寒风凛凛。1月20日,谷歌CEO皮查伊在致员工信中宣布将全球裁员约1.2万人。据外媒报道,此次裁员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裁员,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6%。

自从新冠疫情以后,硅谷码农的生活只经历了2021年短暂的春天就急转直下。2022年,美国科技行业超过15万人失去工作。而2023年开年,情况并没有变好,微软裁员1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谷歌裁员1.2万人——不断加长的裁员名单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为了方便办理身份,硅谷的华人多从事技术岗,薪资更高,成为大裁员波及最多的群体。

中国名校本科,美国硕士光环加持,仰望着李彦宏这样早早红利变现的华人科技界偶像,这些有着雷同人生简历的异国“代码精英”,在互联网行业极速膨胀的年代挤进硅谷,成为国内人人艳羡对象。

只是他们中许多人没等来科技巨头光环如期变现,面前摆着的只有一纸裁员通知。这群刻板印象尽是“沉默”的少数族裔,甚至难以成为硅谷裁员主流叙事中的那条主线。

“有时还是会想,为什么是我?”刚刚经历裁员的某科技公司工程师Gemma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60天,Gemma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否则,她的美国工作签证将直接失效。

去年5月,Gemma从金融行业转行进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上市科技公司,尽管不属于一线科技大厂,不满金融圈封闭排外氛围的Gemma,仍旧对科技公司的开放充满了期待。

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非常重要,CEO很强调产品,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

然而,三个月后,这个“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就被弃如敝履。

一个阴谋论开始在硅谷流传: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前大刀阔斧“减员增效”只是一个序幕,下注暂无成果的科技巨头们迅速效仿之。和“暴君”马斯克相比,其他公司的大规模裁员竟然显得没那么可恨起来。

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激进扩张的代价屠刀落下之前,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她回忆,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自动化、优化效率,“当然,裁员是最后一种,也是最不想实施的”。不过事实是,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人员开销”被纳入考虑。去年8月8日,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接着是美国部门,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慢慢地,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的员工手中。“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是重灾区,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Gemma告诉36氪,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大概十分钟,原话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被影响了”。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她不过是那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

2009年到2018年间,以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为代表的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利润增长6倍,占标普500比例从3%提升至9%。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高利润率”和“高杠杆率”,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在就业市场仅占2%。这2%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直到去年底,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新雇佣人人数-离职者人数)仍达1万人以上。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选择大举扩张。其中,Meta最为典型。据统计,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7万名员工,去年前9个月,又增加了1.5万人,而谷歌、微软、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在“人力即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一位现就职亚马逊,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2017年,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名中等资历的程序员(3至5年工作经验),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这是一个循环,”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非大厂不去’的偏见。”

2020年,已经从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后简称TJC)的社区组织,主要为了华人互助,成立的由头,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运营TJC的关系,2021年下半年,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来找David咨询,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离谱”的offer。“公司为了抢人,同样的岗位,相比2020年,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20万美元。”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too good to be true”,“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而最近一段时间,TJC再次拥挤起来,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TJC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名为“Candidate Postings”的表格,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便于招聘方联系。从1月的名单来看,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集中来自亚马逊、Meta、推特、eBay等科技公司。David观察,“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是一个客观结果,因为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所以不幸的就是,当工程师被裁时,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

从读书到工作,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David和Gemma一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见见世面。2010年左右,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Wework、Uber、Airbnb、Github……风投all in移动互联网,随之,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David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借了2000美元,凑齐了基本的申请费,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那时,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

David确实赶上了“美国大厂”招兵买马的巅峰期。不止Uber,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再是科技,再是其他行业。”裁员未完,收缩继续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如何花钱、花多少钱、如何裁员,眼下,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Meta在曝出11月的裁员大新闻之前,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尽管如此,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口号式裁员。”Gemma了然于胸。

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不上是好事。“一方面,像这次,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但大家也不傻,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走,会等到拿钱走人,没有身份的,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而此前半年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这种非技术岗,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Gemma的想法是,“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去年8月时,苹果曾裁员约100人,但动作干净利落,也没有发任何声明”。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不管是赔偿还是员工纠纷,裁员的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公司资源,不宜久战。某种程度上,怎样对待裁员,和管理者运用公司各类资源的风格如出一辙。“所以有时大厂开出过度高价的薪资包,其实是不节俭的体现,薪酬体系合理,是公司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之一。”Gemma说。显然,扎克伯格在花钱上很不谨慎,“Meta的门卫都不外包,而是采用编制内员工。”

扎克伯格的“大手笔”,还用在更显眼的地方——元宇宙。截至目前,扎克伯格已经不顾股东劝阻,在元宇宙上花了300亿美元,而且没有克制的迹象,今年,他预计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缺乏正确预期及计划的财务行为,让Meta在去年美国科技公司危机中,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2022年以来,从财报接连暴雷,到VR砍单、多次股价暴跌,Meta伤痕累累。“我错了,我要为此负责。”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忏悔,但在已经太晚的当下,他负责的方法,只有牺牲掉大量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裁员旷日持久,走的人悻悻而去,留下的人也无法如往常安心。刚忙完年底Holiday Sales——这一美国电商人全年最重要的大促季,亚马逊的1.8万名员工就面临着被公司抛弃的风险,设备部门的华人产品经理May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11月,亚马逊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小规模裁员,主要涉及Device(设备)部门,而当时就有传言称“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May是11月那批裁员的幸存者,“大促季用到我们部门的地方非常少,就先从我们下手,年后再裁的,都是大促活动的主力军部门。”元旦后第四天,亚马逊全体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CEO Andy Jessy的邮件,被通知公司将“继续裁员”,涉及的正是刚忙完年终大促的Store(商店)部门和PXT(人员、体验和技术)部门。Andy在信中告诉大家,正式的裁员通知和谈判,将从1月18日开始。这意味着,真正的审判日来临前,亚马逊员工要等待不安的两周,紧张情绪瞬间在公司内部沟通软件上弥漫开来。“大家都在小组讨论里各种猜测,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即使是没有身份顾虑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份工作,也会感到担忧。”去年11月以来,May的大部分工作都被迫进入了“待定”状态。年底正值亚马逊各个部门做运营计划的时间,受裁员影响,很多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项目目标,而May所在的设备部,也只得不断校准合作部门的计划。“和我对接密切的首席产品负责人也被裁了,感觉下一年给我们的support要黄了。”May告诉36氪,“裁员的安排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亚马逊内部都可以转组,一会儿说要同一个部门才可以,想招人的也招不进来。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效率很低。”她感觉公司几乎按下了两个月的暂停键。

裁员计划的另一部分,是针对即将于今年入职的应届生们。去年12月中旬,Tim所在的NG(New Graduate)offer群里有很多人陆续接到了亚马逊HR的电话,称入职时间被强制推迟6个月,如果不同意就撤销offer。Tim自然也没能逃脱噩运,原本明年上半年入职的亚马逊offer,被推迟到了2023年12月。他收到的邮件写着:“在当下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更谨慎地推动商业决策,对亚马逊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意味着,2023年全年,亚马逊都将对招聘规模保持收缩状态。“2023年才是真正的考验。”May说,“去年虽然经济下行,但个体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年初定下的很多计划,年内可调整空间有限。而年底各大厂开始的裁员,才是真正的信号——大家都在为2023年更紧缩的预算做准备。”从二级市场来看,美国科技行业去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累计下跌33.1%,特斯拉、亚马逊、Meta等明星科技公司跌幅更是达50%以上。而更悲观的消息是,2023年走势并不会掉头向上。骏利亨德森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shwin Alankar预测,最坏情况下,科技股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20%。“裁员往往是降本增效的最后一招,所以出现万人裁员时,情况难言乐观。我看到,需求比市场预期糟糕得多,市盈率会进一步收缩。”

硅谷,围城?

硅谷历史上,上一次“massive layoff”(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达到了高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2008到2009年,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

中国“留学热”开始于新千年,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潮袭来,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进一步加速推进“支持留学、来去自由”。到了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突破60万。但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还曾是6.94∶1。

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当时“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在2016年归国,担任百度COO,被看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同年,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不乏声音提到“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但无论如何,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短暂的繁荣后,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没有退路。“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但是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是尘埃。”Gemma说道。

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问题。最开始,选择哪家公司就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对在美华人而言,决定生存的“身份”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从毕业后OPT,甚至挂靠,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绿卡申请,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重新选择,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绿卡,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放弃入职大厂”。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面试受歧视、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

再一次衰退来临,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相比于宏观环境,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Gemma才意识到,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但Gemma发现,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一方面,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不过度质疑候选人,另一方面,裁员消息也会吸引面试官主动抛来橄榄枝。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才进去三个月,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很尴尬,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被裁之后鼓着勇气去到市场上,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二次伤害。”Gemma很沮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在硅谷当个快乐“打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还是健身房会员、移动办公、餐补等,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节衣缩食”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

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肯定有想过回国。”但David的语气却有些犹豫,毕竟,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David欣慰的是,即使眼下陷入困顿,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如果我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来自中国的“代码精英”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见证人,但残忍的是,当大幕拉上,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

By 36氪

复旦高材生为何流落美国街头

前几日,我们报道的一篇关于纽约华人物理博士流浪美国街头16载的新闻,牵动着无数同胞们的心。

现在已经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现在将最新情况整理通报给关心他的所有网友们。

01

天才少年高考状元

纽约流浪了16年的博士真实身份已确认:

1、1987年江苏江阴市高考状元

2、复旦少年班录取,复旦87级校友

3、李政道弟子

4、美国物理学硕士博士

5、华尔街软件工程师工作

6、2007年开始流浪纽约街头

图片截取自@王探长在纽约视频,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生于1969年,现年54岁,高中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他曾经是江阴市的高考状元,15岁就进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

据《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方面已确认该人的确是复旦校友。

图中为学生时期的孙卫东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复旦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当时19岁的孙卫东非常被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看好,于是拿到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计划”(CUSPEA)名额,决定留美继续深造。

在美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的孙卫东获得了物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留校了两年,成为一名研究员。

谷歌学术平台显示,孙某1997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论文导师为Carl M.shakin,其在1992年到1999年之间发表30余篇全英论文。多篇论文发表在核物理SCI期刊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该杂志由美国物理学会(APS)创办,被认为是世界上刊载获得诺奖的物理学论文最多的系列期刊。

有熟知的网友表示:他曾是当年“复旦仰望的天才”!👇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加之纯做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后又改读了计算机专业,随后在华尔街做过两年程序员,当时年薪月13万左右,属于高薪人员。

 

图中为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后来遇到了一位从中国东北来纽约还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但没想到对方在拿到绿卡后就离开了。

孙卫东与前妻结婚8年后离婚了,离婚后不久,他有了回国的打算,带着3万美金回到国内,结果很快3万美金就被偷走了。原本想要衣锦还乡,结果最后却沦落至此。

知情网友提供的孙博士信息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可能是生活上的重大打击,让他患上了幻听、幻想症,无法继续工作,最终在2007年在纽约当起了流浪汉。

这一流浪,就是16年…….

夏天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但纽约冬天的气温实在太寒冷,所以经常会在纽约地铁上或是地铁站过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02

复旦校友们已经联系上家人

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已确认孙卫东为复旦校友,并且正积极想办法为他提供帮助,自发组织成立了“孙同学帮助群”,现有两百余人,内含多名认识他的老同学等。

根据群内部消息,复旦校友计划本周五,今天下午带上衣物去找孙同学,且已与孙同学家人取得了联系。

孙先生的弟弟回应称,自己通过媒体才知道哥哥的遭遇,母亲已经年近80岁且身体不太好,因此家人不敢让老人家知道此事。

纽约当地时间1月5日凌晨2时,有媒体通过视频拍摄者朱先生与孙博士取得联系。

孙博士称,他之前曾靠教堂资助生活,曾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着落得了忧郁症。他近期萌生了想求助同学的想法。

“以前还能坚持过去,现在冬天非常艰苦。”他说。

近日九派新闻采访孙博士,拍下的近照。

图片来源于九派新闻,版权属于原作者。

他告诉媒体,他想回国,但之前没和家人提过回国的事。如果回国,需要和家人取得联系,或许会去他们住所住一段时间。

当被问到能否接受现在的生活时,孙博士说,万事开头难,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可以回到过去的状况。他也想找机会去华尔街工作,“几万美金也可以”。

03

原籍家乡表态:无法介入

孙卫东原籍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江阴市长泾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到孙先生的情况,一名代表称: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我们没法考证。他就算是20世纪80年代去的美国,已经离开了本地几十年,我们也没法知道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即便孙某的家人在长泾镇当地生活,但此事是其家事,他们也未向镇里提出要求。如果该男子系美国国籍,当地也无法介入。

图中为现在的孙卫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眼中已经不再有光,因被现实所“打败”流浪在美国街头,真是令无数人对此唏嘘不已。

以下是一位在美国多年的网友对于天才少年的分析

早慧少年为何命运多舛

大家可以将这两张照片对照起来看,特别是注意各人的眼神,那是代表智慧的东西。

左侧照片是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每个学生都十分紧张,应该都发过誓要为国争光,中间那位可能发誓最大,因为眼睛鼓鼓的。我经常留意那个年代的家庭照片,包括与父母的合影,都是这种赴汤蹈火般的表情,完全没有外面世界的欢笑。我们谈论的主人公在前排左一,这位名为孙卫东的美国博士,现在流落纽约街头。他与自媒体的那次访谈是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人很实在,有问必答,那是他脑子清醒的时候。他年轻时的聪明相还在,据说他年轻时语速很快。这是我识别聪明学生的标准之一,他们因为思维比语言更快,所以他们往往说话结巴。只是孙博士可惜了,生病不是他的错,需要大家的帮助。普林斯顿帮助了John Nash(约翰·纳什)几十年,我们欣慰复旦的校友们正在设法帮助他。

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肯定不止一位像这位来自复旦的美国博士流落街头。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位,有的永远消失在人群中,有些则是进出美国的监狱。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是有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从中国顶尖名牌大学出来的人才。我抵美国后不久曾经打电话去帮助朋友,他当时在美国的属于科学中心的城市C,电话那端的他告诉我:“我现在是克隆专家,在C城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基因克隆高手”。我本来想帮助他在华大找工作,因为他当时已经失业。结果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因为他的幻想和爱面子拒绝了我的帮助,从此混入到美国非法人群中。

孙卫东从复旦通过CUSPEA读了SUNY布鲁克林分校的物理博士,做纯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他便改行去了华尔街,最后因为压力诱发精神疾病流落纽约街头。孙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自己承认存在幻听,如果他也存在妄想,那是妥妥的精神分裂症,他最需要的是找精神病医生治疗。在美国这种充满竞争和隐私的社会里,特别容易诱发外国人得精神疾病。尤其如果沒有稳定的家庭,痛苦几乎无人述说,这就是美国残酷的地方。所以我对一般的国人,开始都是说“劝你不要来美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我的同济同班同学和国内心理咨询界的大佬曾奇峰,心理同行专家这样评价他:“曾老师最大的贡献是把深奥晦涩的精神分析普及大众化了”。

曾奇峰以前在同济就是一个腼腆而清秀的小伙子,湖北乡里人。现在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变成了一个咨询情感以及青少年与父母亲子关系的高手。他将“You raise me up”翻译成“你太抬举我了”,这家伙是留德的,佛罗伊德的译法。他长期不信我说的精神病拥有生物学基础,他比毕业于北大的哥哥厉害,我总觉得曾奇峰每次都是在讲哲学。美国以圣路易斯华大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精神病的生物学本质,精神病的生物学流派因为华大而闻名。国内环境将精神疾病妖魔化,耶鲁毕业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告诉我,他从来不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指导治疗,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所发现的药物原理。如果大家注意跟随马斯克的访谈,他自己就亲自承认过患有bipolar personal disorder。这些好莱坞名人、富豪、作家和政治家都有Bipolar: Mel Gibson,海明威,Ted Turner,Catherine Zeta-Jones,Frank Sinatra和丘吉尔。马斯克曾经说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躁症与抑郁,这似乎是创造性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往往是歧视精神问题,没有想到世界的很多美好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领域就有这么一位天才,他发现了补体的旁路激活途经,他无法面对同行对他的调侃与质疑,在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自己实验室喝化学试剂自杀了,可以看我的旧文。同济美国教授:“移民人群中的精神健康问题非常严重,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许多人用药加上辅助治疗是完全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状况的,真的令人心痛。关键是联糸社区组织,及时帮助处于急性期及高危期的病人度过难关”。


精神病和天才有时仅一纸之隔 
雅美之途
(2018-06-06 15:15:06)


Louis Pillemer。照片来自Journal of Immunology。最近的一个合作研究非常有趣,涉及领域里的经典故事,曾经在学界广泛流传,精彩程度几乎可以拍成好莱坞的电影。1980年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Irwin Lepow在他的任职演讲中说出过那段往事,他是当事人的学生。我还记得William Ratnoff就此写过科学史的论文,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关于生物医学与社会的论集中发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创造性的科学天才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我朋友更是对我说,大量著名作家也患有bipolar(躁狂与忧郁合并症)。

在我们不知道体内存在淋巴细胞的时代,科学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研究血清的两种免疫成份:抗体和补体,补体以辅助抗体杀伤病原微生物而得名。人类开始知道抗体能够通过与抗原结合成的免疫复合物活化补体,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补体活化的经典途经,通过补体的C1,C2和C4。这个概念被出生在南非的美国科学家Louis Pillemer(匹勒默)颠覆或修改,但是这个过程历时近20年,有人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匹勒默和同事观察到,如果将血清与能够活化补体的真菌膜成份Zymosan混合,在低温(摄氏17度)孵育后离心,那些存留在血清中的C3则不能在摄氏37度的条件下活化。

匹勒默推测有种因子被Zymosan移走了,而把该因子从Zymozan洗脱下来后再加回去则能恢复C3在37度下的活化。匹勒默把这个因子命名为Properdin, 源于古拉丁语Perdere, 为催毁的意思。这样他们发现了一种叫Properdin的蛋白能够在沒有抗体的情况下活化补体,并且是奇迹般和自发性地活化。这种内在的机制可以不断地输送裂解的免疫分子去监视随时入侵的病原菌。匹勒默将此机制称为Properdin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补体活化的旁路途经。

旁路只是相对于经典途经而言,实质上旁路要重要得多。现在认识的旁路途经更加古老,因为经典途经需要抗体所以是进化得较为高级的产物。因为旁路途经可以扩展其他两个补体的通路,有人甚至认为80%左右的补体活化与它相关,我们可以此欣赏匹勒默的贡献有多么大。

匹勒默将他们的发现于1954年发表在《Science》上,那是我们的免疫学知识十分缺乏的时代,根本没有所谓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这一说法,人类也只知道用酒精去分层蛋白质。

他们的论文造成轰动,《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大幅报道,外行的报道把该实验结果描写成人类找到了抵抗病菌的神奇武器。《纽约时报》甚至为此罕先地发表社论,匹勒默顿时成为科学明星,风光无限,踌躇满志。他的学生后来辩称,匹勒默本人没有提供材料为媒体的热度加油,这个辩词很难让我接受。中国向来有捧杀之说,这对于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其实是灾难,尤其当他脆弱的神经根本无法面对科学界惯有的残酷质疑的时候。

匹勒默的经历相当传奇,他虽然出生于南非,但是为美国中西部人,一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长在肯塔基。从现存的照片似乎看不出来,但是他小时候肥胖和天生的结巴,这两项使他备受歧视。他求学的路也十分不顺,从这些他不断入学、退学或被要求离开的学校名单就可以看出:俄亥俄州立大学、西弗吉尼亚的Marshall学院以及宾州的Franklin and Marshall学院。他没有在这上面的任何大学或学院里毕业,他纯粹就是一个屡学屡败的人。

他靠打橄榄球读OSU,第一学期就失败;后去西弗吉尼亚读半途书。又去杜克打球,他在杜克读完了本科,然后入读杜克医学院。他在杜克医学院顺利时,第二年参加医生执照考试的成绩为全美国的第二高分,他无疑拥有聪明基因。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情绪开始严重不稳,加上酗酒,在杜克医学院的第三年遭遇开除。他为了谋生去参加医学考试,这样允许他在肯德基的乡下在没有MD的情况下也能行医,条件是必须是20英里开外没有正规的医生,价格为50美分看诊一次病人。这期间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并不享受那样的生活。

他的姑姑认识Western Reserve大学病理研究所的头,经家人的牵线使他重回学术界,这个后门几乎救了一位科学天才,证明当时美国科学界是相当灵活机动的。匹勒默明摆着拥有精神方面的毛病,精绪不稳定,曾经被杜克医学院除名,百年老校Western Reserve仍然接纳他读博士,并且留下来很快成为生化的正教授,他还在哈佛学到当时先进的蛋白质分离技术。现在的Case Western University是在1967年由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合并而成,为理工加人文的综合性大学, Western Reserve(1826年)的创办更是早到当时必须称俄亥俄为西部的时候。当时Western Reserve和纽约哥大曾经是美国实验生物学的重要中心,匹勒默的成功更是增加了那里的热度,访问者不断。

据说匹勒默的好多实验是在脑袋里先完成的,然后在试管中进行,结果好时他欣喜,结果坏时他抑郁,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几天。我翻阅史料时,很吃惊地发现他这样的人还结婚和拥有做技术员的太太。

正当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风光时,耶鲁的Robert Nelson向他发动攻击,Robert以前在DC周围的军队医学研究所,后来去了迈阿密大学。Nelson的实验发现:匹勒默半纯化Properdin的过程会活化经典途经的早期补体蛋白, 更要命的是Properdin提取物中还含有抗Zymosan的抗体。

身为休斯研究员的Nelson也不是省油的灯,先在学术会议上, 后在J Exp Med(JEM, 1958年)正式成文称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可能是错误的,为污染了的抗体造成的假像,因为应用匹勒默粗提Properdin的方法发现提取物中含有抗体,并且血清与Zymosan混合后还能消耗C1, C2和C4等经典途经必须的补体成份。也就是说科学证据说明,匹勒默因为技术不过关把看到的经典途径当成了新的发现,这里还存在Nelson在公开场合对匹勒默的攻击,有些甚至是人身的攻击:你那水准居然炮制了新发现,这类言语应该可以想象。

当时科学界迅速有人跟进研究,数个研究组连续发表至少六篇文章支持Nelson的观点,包括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时为全球最著名的补体学家Manfred Mayer从起始就协助Nelson建立方法,然后参与强烈质疑匹勒默的Properdin学说,美国学界从开始接纳Nelson的观点到完全否认匹勒默学说的时间很短,似潮来潮往,几年后Properdin系统被嘲讽为“来自Western Reserve的假象(artifact)”。当时基本上没有欧洲人发言的机会,因为他们在战后重建中,他们的学者都往美国跑,但是欧洲人在观看美国人内斗后倾向于同情匹勒默。

科学家里面争强好胜者不少,匹勒默本身就有精神病,经受不起同行的这般质疑,陷入深度抑郁。他在Western Reserve自己的实验室里,喝了大量barbiturate,于1957年8月31日自杀身亡,而barbiturate为当时常用于补体实验的试剂。这匹勒默也太脆弱了,他居然死在Nelson的正式论文发表之前,虽然他的自杀事件确实发生在从1957年补体领域的会议回来后不久。他去世时年仅49岁,还有四个年幼的儿子。当然我们应该说匹勒默为因抑郁症而自杀,多少来自疾病本身,多少来自科学竞争对手,则很难判断清楚。

匹勒默死后,他的学生Lepow被研究所所长留下继续整理和核实了匹勒默的研究课题,在随后的四年中发表了九篇论文,其中七篇署上已经去世的匹勒默的名字。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实验结果参与争辩,直到1968年正式纯化出十分复杂的分子量为220,000的蛋白质Properdin。

他们发现以前污染的抗体被移除后,并不能改变Properdin系统的活性。他们真是幸运,他们看到的假象和自己认为的结果并存,而后者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因为多方面的,其实后来发现在某种条件下,抗体也能活化补体的旁路途经,只是Nelson发动攻击时不知道这个事实罢了。

匹勒默丝毫不让步,学生Irwin Lepow曾经劝他放弃学说未果;匹勒默本身是个被Western Reserve豁免不用给学生上课的结巴,聪明的结巴会怎么用词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糟糕的交流者。我们不知道匹勒默的反击方式,但是Mayer后来回忆匹勒默的行为让学术界更加怀疑他。

直到时间推移到了七十年代,随着蛋白纯化技术的不断进展,新的补体蛋白陆续被鉴定出来。在美国Scripps的德国人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Frank Austen (包括Fearon)的研究组找到独立于抗体的蛋白FB,原来这FB就是以前被认为污染了的C1和C2,而与Properdin一样对hydrazine敏感的C4实际上是C3,也是当时匹勒默假说中预测的Factor A。后来发现蛋白酶FD能切割FB, 这样C3和FB形成的转换酶参与活化补体,而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能够使酶解过程更有效,因为Properdin的功能是使旁路转换酶(C3bBb)的半衰期成倍地延长。

从生化角度,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Austen几乎证明匹勒默的所有结论是正确的,匹勒默只在一个细节上存在误差。加上Michael Frank的组发现补体仍在C4缺陷的豚鼠中活化,以及CVF绕过经典途经活化补体。

在Mayer的支持下,有研究组显示内毒素(LPS) 可以在完全没改变早期补体成份C1,C2和C4的情况下活化补体。所以这些研究组从不同角度重新发现和确立了补体的旁路途经,但是那时匹勒默己经死了十几年了。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还不是旁路途经中最关键的成份,有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建立的Properdin系统本质上就是说的旁路途经的事。

Müller-Eberhard也是只要科学不要家的典范,酒徒死于酗酒,他为自视相当高的人物,为美国科学院在院士没有注水膨胀前的院士。他的文章惯用“绝对需要”,我们近期文章应该是修正了他的一个经典科学结论。  这场科学决斗以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死亡而成为传奇故事,也记录了Robert Nelson的勇敢挑战,据说他后来也住进过精神病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功劳也给予那些基于实验证据的反对派,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至于他们的私生活,开放的美国科学家著文时都说不易谈及,属于相当浪荡的那种,与Virginia Woolf等上世纪初的英伦自由派作家们可以媲美。

这是作为免疫学家的Robert Nelson。西部牛仔般的英俊,他的八卦故事多并不奇怪。他不去好莱坞演电影而在免疫学领域攻击人,有点可惜。Nelson到最后仍然小看匹勒默和他的同事们,在1978年写给史学家的信中他还在指责匹勒默阵营故意(deliberate) 展现实验结果以使自己显得那么优异。Nelson贡献广泛,包括参与发现其他补体成份,以及涉及巨噬细胞的功能研究,他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匹勒默的无休止攻击是这位天才早逝的重要原因。

这世界总是上演天才英年早逝,庸才名利双收的悲剧。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天生比普通人敏感,这种敏感让他们能够懂得普通人无法理解的高深学问,更会让他们受到比普通人厉害百倍的攻击与伤害。愿世人能真正地善待天才,真正地理解他们作为“超级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不要再出现天才流落街头的悲剧。

By Taola雅美之途-陌上美国

真实的中以关系怎么样

前几天和同事聊起中国目前的外交现状时,他居然说:“中国现在就没几个好朋友了,也就巴铁、以色列了。”

闻听此言,我倍感震惊,说中以目前没有爆发直接矛盾是没错,可将其等同于“巴铁”则言过其实,要想找一点中以没那么友好的证据太多了。

比如,在2020年8月的时候,以色列主流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先是发表社论:表态要加入美国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承诺未来5G等通讯领域排斥中国设备和技术。

此外,他们还不忘对中国狠泼脏水:在以中企窃取以色列国民的隐私,封禁华为有利于以色列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

这还没完,在2020年8月19日,该媒体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已经被证明是反派,我们啥也不欠他们》的反华社论。

其之,以色列最近对华不断透露出浓浓的恶意,这让部分中国网民陷入到不解:“以色列人不是感恩中国救助过犹太人,全民对华友好吗?

有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陷入“自我反思”中,认为这一定是中国的错,伤害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感情,顺带不忘又吹一波“犹太人的伟大、以色列帮助中国”。

而有的网友则会“义愤填膺”,认为以色列人忘恩负义,令人寒心。

那么问题来了,真实的中以关系,或者说是犹太人和中国的关系到底在咋样呢?

Chapter 1

如今,中文网络充斥着海量的“以色列心怀感恩,无私帮助中国”“犹太人和中国的友情”等神话传说,可以编一部小说了。

我们就随便盘点其中最知名的几条谣言吧。

其一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色列向我国捐款1亿美元”。

这真的是特别拙劣的谎言,不仅张口就来,而且是拿着20多万死难同胞来编造谎言,先不说当年我国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接受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一分钱援助,就是1976年的1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1976年,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51.8亿美元,真正能用的财政收入不到20亿,加上美援也不过50亿,其中大半要用于军费,加上当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以色列经济陷入困境,财政预算年年赤字,完全要靠美国援助续命。

这种情况下,用屁股想都该明白,以色列有能力捐得出一亿美元?

其二就是广大群众熟知的“中国二战帮助数万犹太人”、“以色列举国感恩中国,对待中国人友好到发指的地步,经常请陌生的中国游客吃饭”、“以色列有感谢中国人的纪念碑”。

我在十几年前看到这段文字描述时,也曾在刹那间被小小的“感动”了一下:

“日寇巴结希特勒,也曾策划灭绝在沪犹太人。有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鬼子前后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全款靠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路见不平,接二连三地采用“空投”、就是将面饼等食物掷过房顶去的原始方法帮了他们一把。”

问题是,这2000人一年时间内起码要吃掉几百吨食物,当时全上海的人得有多少人一天到晚专门去扔烧饼油条?

当年的上海市民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中,日军宣称给上海配给3年的食物不够1年食用,真要这么扔大饼,上海市民估计得饿死无数人,再无私也不带这样玩的,这完全违背基本常识和人性。

但上海市民为犹太难民提供食物的事情倒也并非虚构,许多在上海呆过的犹太老人回忆过:犹太人用随身的物品找上海市民交换食物,挺过了艰难时期。

何况,以日本鬼子那种残忍性格,真打算灭绝的话,估计早就直接屠杀了,何必费这么半天功夫。

事实上,纳粹德国的确曾在1942年6月派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赴沪和日寇占领军交涉,要其协助纳粹“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

出人意料的是,鬼子虚于委蛇,消极对抗德国,只在虹口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无国籍的犹太难民约1.4万人迁入其中。

这可不是鬼子“良心发现”,而是为了获得更多利益的权宜之举。

日本人之所以对犹太人如此“亲善”是要追溯到日俄战争时期,一位名叫雅可布·希夫的美国犹太富商积极为日本筹措资金,主动向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这笔钱对于当时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日本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战后,雅可布·希夫一下成了日本的英雄,被日本媒体连篇累牍地颂扬,甚至连明治天皇也在皇宫举行宴会款待,并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天皇授勋的外国人。

此后,日本人顿时感觉犹太资本“真香”,所以日本内部出现了一些“亲犹派”,他们试图利用世界范围的内的犹太财团帮助,以助力日本的侵略扩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甚至实行了一个名为“河豚计划”的恶毒计划:即吸引大量犹太移民来东北,这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犹太资本,并让犹太移民在东北安家落户,形成独立的社团,甚至在东北划一片土地重建2000年前的“犹太国”。

为了加强犹太人好感,日本的“亲犹派”甚至编造出“日本人是犹太失散的第10个部落”这种荒谬言论,无耻程度堪比现在一些韩国人。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因为犹太复古主义和美国犹太领袖的反对而破产,可还是令人细思极恐。

总之,犹太人在日军的统治下过得可比当地的中国人要稍微好一点。

至于说中国人去以色列受到普遍善待,甚至动不动有人请客吃饭,这就更是无稽之谈。

毕竟现在旅游的人这么多,以色列也不算是冷门旅游点,但凡去过的朋友都反映当地的普通以色列民众都对“中国二战救助犹太人”这件事一脸懵逼,只有少数曾在上海或者中国东北的犹太老人或者后裔知晓此事。

反映上海犹太人的影视剧海报

中国在以色列有许多务工人员,经常受到以色列军警欺辱,有个中国记者为了维护中国劳工的权益办了一份中文刊物,最后被以色列当局驱逐,此事2003年各大网站都有报道。

而且,因为在以中国务工人员有一些是偷渡打工,因此以色列警察对于不是游客打扮的中国人很警惕,如果你一身便装说你是中国人,很有可能马上会有警察来检查你,要是你掏不出证件,可能真的会立刻“请”你吃饭——“牢饭”。

另外,之前有不少地摊网文都爱这么介绍以色列:犹太人复国成功后,专门立下纪念碑,以纪念中国人二战救助犹太人的义举。

这个碑是存在的,但是,对这段历史稍微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在以色列,类似的大大小小的纪念标志有成百上千,有以色列官方的,也有民间自己建的小碑牌。

地摊网文却故意用春秋笔法将其描述成“只为中国立碑”,令许多不明真相的吃瓜读者感动的一塌糊涂,而当你仔细探究其真相时,会倍感沮丧,

以色列有个“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专门对二战期间所有冒险救助过犹太人的外国人,颁发“国际义人”奖,并专门为其立碑几年。

截止到2000年,以色列共向世界各国10000多人颁授“义人”奖,其中只有一名中国人——即是当年旅居乌克兰救助犹太儿童的潘均顺。

直到2001年,中国学者发现的当时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事迹:他给数千犹太难民发放签证,使其逃离纳粹占领区。

中国方面马上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举荐,但基金会认为何凤山是外交官有豁免权,不是“冒险”救人

但吊诡的是,同样具备外交官身份的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却早早的被选为“国际义人”(签发签证的方式帮助1100多犹太人逃到上海,被犹太人誉为“日本辛德勒”)。

直到中方人员又搜集了更多证明何凤山是冒了风险的资料,交到基金会,基金会核查都是事实后,才被授予“国际义人”。

根据这些核实过的资料,有犹太学者认为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奇怪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被何凤山救过的犹太人主动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反映他救人的事迹,所有资料都是中方学者搜集整理的。以色列人这样是报恩?还是忘恩?

上面说的那个感谢中国人的碑,很可能就是指潘均顺或者何凤山的纪念碑。全世界有上万人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被树碑纪念。中国只占万分之二而已。

最后一点要说的就是吐槽“以色列帮助中国军工发展”这篇硬吹神话。

地摊网文说,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搞了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许多技术是限制向中国出口的,而以色列却违反西方规定,偷偷出口脂肪肝技术,我国的歼十战机、防弹衣、空警2000预警机等都离不开以色列慷慨相助。

这种谣言技术含量不是很高,首先,以色列压根就不是“巴统”成员,而且“巴统”早在1994年就解散了。

另外,以色列本身的防弹衣水平并不高,在2002年的时候就有报道称: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埃利则对驻守加沙的以军的防弹衣轻易被M16射穿表示震怒,此事震惊以军上下,许多以军士兵对这种劣势国产货深感失望。

结果,以色列在当年就找中国订购了2万件防弹衣和1万顶头盔,而且,以色列还是中国制造防弹衣的大客户,说以色列帮助中国防弹衣发展简直是个大笑话。

至于歼十战机是源于以色列的“狮”式战机,始终无任何确凿的官方证据,只有各自网文在那瞎说。

地摊网文说歼十和“狮”式都是鸭式布局,这种布局为以色列首创,所以歼十肯定是有以色列技术在其中。

问题是,这种鸭式布局不是以色列首创,而是始自瑞典的Saab AJ-37“雷”攻击机。这款战机为1952年开始论证,61年立项研制,71年正式服役。

以色列的“狮”式是1979年才由美国提供主要技术和部分资金,两国合作开始研制的,可因为以色列军方不断提高对飞机的要求,自身的技术和资金却跟不上,加上和美国的分歧不断加大,到1987年已经砸进去了20亿美元,却毫无结果。

同时,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不想往这个无底洞砸钱,也不想搞出一个和自己的f16争夺军机外销市场的对手,于是美国施加压力,逼得以色列内阁在1987年8月30日宣布该计划终止。

不过,这件事对于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毕竟花了这么多银子却半途而废,以犹太人人精明,会白白浪费钱吗?

也是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媒体就开始猜测,认为以色列很可能把“狮”式的有关资料,出售给中国挽回自己的损失,而歼十就是以色列人和中国人的合作结果。

由此看来,所谓的以色列帮中国研制歼十的事情完全就是西方媒体妄加揣测,没有一点实际佐证。

可早年的地摊文学和网络公知文却把这个恶意猜测当做实锤证据,并大肆吹嘘,这不仅是无脑跪舔,还是在试图贬低我国军工,真的的非蠢既坏。

但以上那些谣言比起“以色列帮助中国预警机”来说,都是轻的。

中国曾在1998年和以色列达成合同:斥6亿美元向以色列购买四套“费尔康”预警系统,以安装在伊尔-76运输机上,以改装为预警机。

可这件事不出意外的遭到了阻挠,在2000年7月12日,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戴维营出席以、巴、美三方首脑会谈的第2天,以色列公开宣布,“搁置”向中国出售预警机计划,到同年12月18日,以色列正式宣布中止和中国签订的预警机合同。

先不说以色列打乱了中国的预警机发展计划,耽误了我们多少时间(美国人曾得意地说,至少是三年)。单说赔偿金额问题。按照合同,以色列应该赔偿10亿美元(台湾媒体的报导是应该赔偿20亿)。

更令人无语的是,以色列居然跑去找美国,要求帮忙“报销”这笔赔偿金,美国当然是拒绝了这个要求。

然后,以色列居然开始耍无赖,先回复中国说:以色列是小国,无力支付如此高额的赔偿金。之后,我国严正和其交涉,才让以色列不情不愿的同意赔偿中国3.5亿美金。

先是单方面毁约,然后又不按合同支付赔偿,就这种老赖行径,许多公知文章居然给洗成了“以色列慷慨大方,赔偿中国3.5亿美金”,完全是颠倒黑白不说,还有公知曾写文如此描述:“等着看吧!三年之内,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预警机必将飞上祖国蓝天!”,暗示以色列给中国提供了预警机技术。”

先不说中国自主研发的“空警2000”和以色列的费尔康完全不同,连国内外的很多分析文章都认为,中国的预警机采用的是一种自行开发的技术。

咱们就从起码的逻辑推理也不可能:以色列本来就指着部分比较先进的军工技术来赚钱,预警机他没赚着中国的钱,他还会把技术送给中国?

要知道,犹太人可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精明、最吝啬,重利轻义的生意民族,这可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悠久传统。

Chapter 2

犹太人历史很悠久,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他们最早是定居在两河流域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乌尔城(今伊拉克纳西里耶),语言为闪语系的塞姆语,和阿拉伯人都属于闪米特人,可谓同根同源。

后来到公元前1950年,乌尔城受到外人的侵入,这个部族在时任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历经艰难长途跋涉,逃到了位于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丘陵地带,该地被称为迦南地,当地土著名为迦南人。

当地迦南人对这群和自己体貌特征、生活习惯有较大差异外来人很反感,蔑称其为希伯来人,意为“大河那边来的人”。

于是,希伯来就成了这支由亚伯拉罕带领的闪米特人的正式族名,希伯来人和迦南人爆发了长期冲突。

就这么过了350多年,迦南发生了饥荒,许多希伯来人又迁移到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并被埃及法老统治与奴役。

之后又过了数百年,希伯来人在首领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并又回到了迦南地,

此后该地就被犹太教称为“应许之地”。

在逃离埃及期间,摩西声称,上帝借由他之手向众人颁布了十条规定,即“摩西十诫”,希伯来部众将其视为生活准则与律法,该“十诫”也成为日犹太教的信守的律例。

之后,这支希伯来人回到了迦南,并继续和当地土著发生冲突,但这过程中,两方部落也逐渐开始混合杂居。

又过了些年头,一支来自地中海的部族腓力斯丁也攻占了迦南地的部分领土,并在此定居,古代希腊人称腓力斯丁人的居住地为“巴勒斯坦”,意即“腓力斯丁人的国家”,从此,巴勒斯坦称呼取代了迦南。

此后,希伯来人和腓力斯丁人爆发争斗,到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各部族终于完全统一,并在首领大卫王的带领下赶走了腓力斯丁人,并夺取了迦南人的耶路撒冷城,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

之所以要叫“以色列”是因为在希伯来人传说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曾和天使比赛摔跤,所以改名“以色列”,意为“和天使摔跤”。

同时,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子孙们又成立了犹大支派,而大卫王就来自这个支派,至此,“犹太”这个称呼也成为了希伯来人的族名,并逐渐取代了后者,至此,犹太人终于正式形成了。

不过,犹太人在古代的辉煌也就此达到,这个联合王国很快分裂为南北,北部名“以色列王国”,南部则称“犹太王国”,并分别延续几百年后被亚述和新巴比伦灭亡。

北部的以色列王国这一派系逐渐被亚述人融合同化,可南部的犹太王国先是被新巴比伦奴役,后来波斯帝国灭亡新巴比伦后才得以返回耶路撒冷,可犹太人再也没有重现大卫王时期的辉煌,也未能独立建国,先后被波斯和古希腊人统治,享有高度自治权。

这种状况到罗马帝国时期戛然而止,公元66年,罗马人大肆屠杀和排挤犹太人,引发了犹太人起义,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占摧毁,犹太人被赶出了故乡,至此流落世界各地。

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都遭遇歧视和排挤,不仅是因为他们固守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产生严重冲突,因为犹太教不承认《圣经》中的《新约》篇章,只认《旧约》,加上耶稣(本身是犹太人)传说是被犹太人犹大出卖的,因此基督徒们对犹太人极为不爽。

欧洲封建主们先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同时,当地手工行业协会也抵制犹太人进入。摆在犹太人面前基本只有一条路可走——经商。

每日与金钱打交道,借债、还债、放贷是最基本的事务,可放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都是不被允许的,怎么办呢?

犹太人仔细研究《旧约》后,发现了一个BUG: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犹太人于是做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只有犹太人是天选民族,其他的人统统是外人,也就是说,只有犹太人才有资格信上帝。

至此,犹太人靠着放贷和经商不断获利,同时犹太人为了传承信仰,还特别注重读写教育,有钱有文化,文盲封建领主很喜欢让犹太人充当基层行政官吏。

中世纪犹太金融家

但至此,恶性循环形成:犹太人越维护文化传统,越是容易得到领主赏识,同时也越来越难以融入社会,犹太教也越来越排外,先是不再对外传教,然后过分强调血统纯正,要求必须是母亲是犹太人才可以,到了最后,甚至宁可近亲结婚也不和外人通婚。

这就让犹太人人文化保持得很完整,即便他们说的日常语言希伯来语逐渐被当地语言代替,但宗教仪式上一定会吟唱希伯来语,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2000年无法被同化,仅有中国河南开封的一支例外(但近些年受以色列方面宣传鼓吹,许多人开始重新认同)。

久而久之,犹太人形象越来越差,要么就是帮领主们干黑活儿的官吏,要么就是放贷的黑心商人。

这之中莎士比亚名著中描写的《威尼斯商人》里的反派——犹太商人夏洛克就是古代和近现代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普遍观感。

可以说,欧洲排犹运动从罗马帝国开始之后2000年从未停止,不论是罗马人,还是英国、沙俄、波兰、法国等等都有相当程度的反犹暴动和驱赶犹太人的国家行为,纳粹大屠杀只是这其中最为凶残的一幕。

各国的排斥还有纳粹大屠杀让犹太人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达到新的高峰,犹太人只相信自己人,任何外族在他们看到都不能交心成为真朋友。

所以,犹太人的民族性决定了他们最重利,同时也学不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这在以色列复国后的种种表现可见一斑。

3

犹太人因为不断被屠杀、驱赶,于是在近19世纪末开始形成了“锡安主义”思想,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旨在将全世界流散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回到“应许之地”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并在1948年在美、苏等大国的支持下,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

但这在当地阿拉伯人看来,这种复国毫无道理,毕竟他们离开了2000年,当地的阿拉伯人也已经定居了上千年,突然从各地涌入的犹太人要裂土建国,岂能容忍?

于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多次中东战争,可以为各怀鬼胎,内部不团结,加上作战水准太差,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而以色列则有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财阀支持,结果越打越大,愈来愈强,不仅将48年联合国划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土地绝大部分吞并。

甚至一度侵领了包括埃及西奈半岛、黎巴嫩南部、叙利亚戈兰高地等领土(侵占至今),并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肆意侵犯阿拉伯国家领土主权,并在各地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妄图永占其地。

以色列还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不顾世界各国的谴责发动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的侵略战争。

但就这么咄咄逼人的以色列,却还在全世界各国面前哭诉自己“遭受袭击,被迫自卫反击战”,同样,因为犹太资本控制了许多媒体,因此,以色列的霸道之举总有一堆人为之辩白。

以色列在建交的国家都有文化交流中心,或者犹太人文化中心,以色列政府和民间人士对于国家形象和犹太人文化宣传一直都很积极。

在中国,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形象一直很好,像《塔木德智慧全书》、《犹太人的羊皮圈》、《犹太人的智慧》等鸡汤书籍在中国至今销量不错,人气旺盛。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论坛和视频网站上,以色列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有大量正面宣传,可这之前都夹杂一些私货。

比如某人气以色列籍UP主在说到以色列人,一直都在潜移默化的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领土首都,这明显和我国外交政策相悖。

另外,就连四处搞暗杀的摩萨德也在中国网络圈被长期吹捧,以色列情报机构创立的实战格斗技能马伽术也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培训中心。

在这种文化输出下,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形象在中国被过度神化,因此出现那些所谓的“中以友谊”的地摊网文有那么多人信也丝毫不为过了。

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巴勒斯坦人的抗争在民间舆论场几乎被妖魔化成暴恐活动。

现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除了美国支持,基本上是全世界的抵制反对,这种时候有些极端被洗脑的“以粉”鼓吹支持以军,那就是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民为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巴以问题上,美以显然是失道的一方,大家觉得中国应该站在哪一边?

在中美博弈越发激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越是把道义的旗帜扔到地上踩几脚,我们中国人就越要把它捡起来高高举起,捍卫国际道义。

综上所述,在国际关系莫名其妙的自我感动其实十分有害,你哭半天别人可能都不知死了谁,真是尴尬。

以色列人说不欠我们的,那我们更不欠以色列人什么,过度美化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行为可以停了。


参考资料:

虞卫东:《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解析》

洪韬:《当代以色列政教关系研究——在神权国家与世俗国家之间》

郭白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的人文交流

佘纲正:《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从怀疑到正视:本-古里安的中国观变迁与冷战时期的中以关系》

By 狼天行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40年挣扎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我在美国办厂的心路历程

2018年底某日,我驱车360英里(5个小时车程)从新泽西州的家驶往美国“铁锈带”工业老区Ohio州,在一个名叫东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的城镇落下脚。我在这里看中了一个占地9万多平方英尺(等同于8千多平方米)的旧厂房,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鬼使神差般地,我与图中这个老旧厂房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有机会和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共事建厂,更使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这里竟会在几年后发生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美国所谓的镇不是我们中国的乡镇概念,这里的镇其实就是有别于大都市的小城市,有点像中国的三线乃至四线城市。这个在美国的小镇为何用中东国家的名称命名?据说以前此地名为Mechanicsburg,1833年改名为East Palestine(东巴勒斯坦),那时当地一个最大的工厂名字叫“东巴勒斯坦陶具厂”,老板祖籍是东巴勒斯坦人,便在厂名里加入祖籍元素,他是个成功商人,为了表彰该厂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当地政府就把镇名改为“东巴勒斯坦”。目前该镇人口在4700左右,是蓝领劳工阶层居住区,几乎100%的居民都是前总统特朗普的粉丝。

如标题所提示,本故事的叙述形式以图为主,以文相辅,画面可以说明的事,就尽量省去文字,文字只是对图作个简短的注解(有点像我们从前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但是在图叙故事展开以前,我必须要费少许文字来概述一下本人在美经商的背景:至2018年底,我在美国经营冶金工业耐高温陶瓷纤维材料的进口批发业务整整有20个年头,在边干边学搞懂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行业同时,我积累了一点资本,更积累了一大批美国冶金行业的客户朋友。这些客户不少都聚集在以匹茨堡钢铁城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开去的重工业区域 – 宾州、俄亥俄州、西弗杰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州、肯塔基州。具备了一定资本,又有了经过多年开发出来的市场,也积累了可观的客户群,唯一所缺就是没有自己做的产品,进口批发只是中间商,靠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所提供的一定服务来实现盈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企业,能在美国钢铁工业心脏地带开设工厂生产自己的陶瓷纤维产品是我多年的夙愿,而眼前这个旧厂房正好处于能够实现这个夙愿的最佳地理位置 – 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交界处 (参见所附地图上的红圈标注)。


这个旧厂房的主人名叫Steve,20多年前在这里开了个做金属管加工的厂,取名TubeTech,鼎盛时期雇有50多个工人,这规模在地广人稀的美国也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企业,如今这位仁兄已步入年迈,只好靠女婿帮忙打理工厂,女婿经营不善,坑坑巴巴熬了几年,终于撑不下去。资本社会做生意大鱼吞小鱼司空见惯,当下这条孱弱可怜的小鱼在同行业的竞争中被大鱼盯上,不得已最终就范,出于无奈Steve把厂的设备和业务一股脑转手出让给了那条大鱼。当时他正在为怎么将这个老旧厂房脱手而发愁,而我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成了他的接盘侠。(上图是2017年当地互联网媒体报道这个厂倒闭的新闻截图)

老厂房的原始结构是钢筋水泥加砖,非常坚固,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最初是造纸厂, 几经变迁易主,最后演变成如照片上的这番模样,内部残梁断柱,满屋顶漏水…

厂房外部残墙破壁,污泥浊水,野草丛生,破烂不堪,惨不忍睹。这样的地方能用吗?过去几年的经历给出的答案是:能。请大家耐心往下看,循着这一张张的画面,看看这个被邋遢老美糟蹋得惨不忍睹的地方是怎么被一个较真的老中一点点收拾干净,使它变成当地的一道风景线。在现代生活工作中,手机提供了一种智能便利,这里每张建厂照片和视频都由我亲手所拍,即时抓拍完胜文字日记,直观地用影像记录了这一路走来的足迹。英语俗话说: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实),又说:A picture can say a thousand words. (一张图片可抵一千个文字)。


听说有个中国人横空出世、单枪匹马闯入这个蓝领阶层的领地,说是要在这里设厂建业,创造工作机会,当地East Palestine镇长Pete带着很大的好奇心来见我。跟他一交谈,感觉就像以前在上海弄堂里跟居委会主任说话,握手拍肩,没有丝毫的距离感,仿佛是早已认识的熟人。


融入地方,搭建人脉,拜见各路地方神明,走各类规定办事程序,和层层相关部门的人员交涉商谈建厂方案。(视频截图)



接下了这个盘子,就是揽下了一大摊子的事,开启烧钱模式,场面一旦铺开便一发不可收,开弓没有回头箭。


上面是修缮厂房过程的部分照片。修缮旧厂房是个一言难尽的过程,其间也发生不少有趣难忘的故事,但这里不是写纪实文学,编者力避文字赘述,主要还是请观者们浏览图片和视频,留给大家一定的形象思维空间,去想象一番这些照片和视频背后的故事…


工厂基建施工现场拍摄的实景。(视频截图)


清除污泥浊水,更换地下排水管道,平整土地。(视频截图)


给厂房前的停车场铺上沥青。(视频截图)


这个旧厂房一天天在改变它的模样。

设备陆续运抵工厂。(视频截图)


有时送设备的车路上遇堵,我们只得等到天黑,连夜卸货,因为租用的卸货吊车按日计费,当天必须要还人家。(视频截图)


设备搬入车间。(视频截图)


上面是安装设备的过程部分照片。

安装钢架配料操作平台的过程。(视频截图)

安装室外吸尘装置。(视频截图)


电力公司为我厂配电接线时的情形。(视频截图)

我工厂的牌子 CeramFab 竖立起来了,没办任何挂牌仪式,只是让员工给我拍个照,咔嚓一声,便在East Palestine Ohio这块异乡土地上留下了一个中国人办厂的永恒印记。


上面这些照片是工厂基建工程基本完成后的实景,旧厂房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此同时,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开始频频响起,电话另一端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或者是开车经过这里的路人,有些人纯出于好奇心想打听一下我们要办什么工厂,有些人是想登记个名字为以后找工作排个号,更多的人是周围的居民来电感谢我们为当地办了件大好事,把这个经年失修、丑陋不堪的厂房修缮一新,不仅他们的居住环境变美了,他们的房产价值也因此沾光增值了。


有一天,当地的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说:“以前这个厂房是这里一个令人作呕的鬼屋,现在它是我们镇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我们非常感谢你。” 听她这样说,我心头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也是代表这个小镇的所有居民说了他们的心里话。在当地我和我的厂已经成了人们饭桌上的谈资,酒吧间里的热门话题,中国人在这块美国蓝领的土地上受到了欢迎和尊重。有时我走在当地的路上或停车场,经常会有人从驶过的车里伸出手来给我打招呼,我并不认识他们,可他们都认识我。

CeramFab 陶瓷纤维真空成型件生产线一天天安装到位,工厂的模样一点点呈现出来。

(请点击原文观看视频)

陶纤真空成型件生产车间初具规模,第一条生产线启用。


创建CeramFab 的三年也是饱受疫情折磨的三年,我们历经了供应链断裂、运费飞涨、劳动力严重短缺等等困难,力克时艰,终于在2022年初,我们的陶纤真空件工厂CeramFab 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做出了第一块板材,注册商标名为VacuWool(见上图)。

https://www.ceramfab.com/

请点击原文看VacuWool 陶瓷纤维真空成型件的生产工艺流程视频(请放大屏幕并横屏看)。看了这个视频你就基本了解我们做的是什么产品,以及这些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概述其工艺如下:主要原材料是耐高温达1260摄氏度的陶瓷纤维,将其切碎,倒入水池,根据不同配方加入其它耐高温配料和粘结剂,在水池里把配好的原料搅拌均匀,然后通过抽真空设备将拌匀的湿料吸入模具,抽去水分和空气,然后将其脱模,这就成型了,再将成型件放入烘箱烘干,烘干后的毛坯经过打磨抛光便可装箱出厂了。


CeramFab 部分产品展示 (1)


CeramFab 部分产品展示 (2)

走过四个春夏秋冬,贯穿三年新冠疫情,2022 年底 CeramFab 这个厂总算初步建成,进入了早期生产阶段。由于我们做的都是非标产品,客户可以选择的供货商不多,大多时候不是我们去找客户,而是客户主动找上门来,所以投产第一年订单就排满,一条生产线根本忙不过来,必须再接再厉按原计划继续推进,向六条生产线目标前行。So far so good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不错,然而平凡的故事还只说了三分之一,观者且耐心,石破天惊的大事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第二章:中国人在美国土地上开厂生产的镁碳砖,这是第一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2020年新冠病毒迅速蔓延全球。(网络截图)

美国崇尚个人自由的国情,尤其适合传染性病毒之扩散传播,美国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 – 百姓病亡,政治纷乱,社会动荡,经济瘫痪。2020年3月,美国疫情开始全面蔓延,形势越来越严峻。我家所在地新泽西州以及大纽约地区每天感染人数成千上万,死亡人数日以百计,全美国开始封城封镇。(网络截图)

我把自己关在匹茨堡的公寓住所里整整一个月,远离新泽西州家人,陷于完全封闭孤独状态。然而人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也是思绪飘逸、灵感活跃的时候,创意之举往往萌生于孤独之时。那天我站在16楼的阳台上,瞅着眼前匹茨堡这座城市发楞,这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一个员工打过来的,告诉我离我们新建的陶纤真空件厂半英里处有一个更大的厂房在网上拍卖(因为他听我说过打算把在新泽西的进口批发公司搬迁过来,需要仓库),起拍价很低,于是我便上网查看了一下,这一看便又启动了另一个创业之举。


这里允许我离题打个岔:匹兹堡(Pittsburgh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有”世界钢都”之美誉,20世纪初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此建立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后来成为美国钢铁公司),一度垄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成为钢铁业的托拉斯,卡内基是当时美国第一富翁。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上升,匹兹堡的钢铁业务逐渐淡出,至今已转型为以医疗、金融及高科技工业为主的都市。市内最大企业为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也是全美第六大银行匹兹堡国家银行所在地。尽管如此,匹茨堡市周边地区仍然布满了过去钢铁冶炼工业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 – 大大小小和冶金工业有关的被遗弃的旧厂房不计其数,原先的厂主们要不早就关厂息业要不去国外投资建厂,这些被遗弃的旧厂房年久失修,锈迹斑斑,“美国铁锈带”这个名称由此而生,而这些斑斑“锈迹”跟我为何从新泽西州移居这里办厂有着直接的关系。

2020年上半年是美国新冠疫情高峰期,也是中美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激战时期,任性的特朗普总统给中国进口产品使劲加关税,中方也毫不示弱地向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反制关税,中美贸易谈判每谈一次双方关税便追加一次,互不相让,中美交恶的局势像踩上了油门的快车,并且开上了高速公路。


这里还必须让我埋个伏笔,提及一下冶金工业里的一个必用耐火材料产品 – 镁碳砖(见上下二图),该产品用于炼钢炉和钢水包上直接接触钢水的内衬层,据于钢水种类的不同,炼钢炉和钢包上的镁碳砖用到一定的次数就必须更换,这是个奢侈的高消耗工业产品,该产品的主要原料电熔镁砂产自中国东北,以前美国市场上的镁碳砖主要从中国进口,随着中美贸易纷争日趋白热化,来自中国该产品的美国入关税率从零关税一路飙升至300%,这使得中国镁碳砖在美国市场上完全失去了价格竞争力,打那以后中国镁碳砖在美国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严重脱销。众所周知,市场供求关系从来就是物以稀为贵,没有来自中国的镁碳砖,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一下子便成了紧俏商品,这时市场经济规律的自我平衡效应开始显现:资本向新的商机汇聚,流失的美国制造业开始重返美国本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建和在建的的镁碳砖厂在美国突然冒出六家。

(图1)钢厂工人在用镁碳砖砌炉。(图2)钢厂工人在操作钢水包。(图3)钢水包中直接接触沸腾钢水的镁碳砖包壁。(网络截图)

现在回到上面搁下的那个话题 – 正在网上拍卖的那个老厂房。我在网上查明该厂房的信息后,马上打电话给拍卖商,约定时间去看厂房。这个老厂房距离已经建得差不多的CeramFab 厂房只有0.7英里(开车只需两三分钟),总占地面积为160000平方英尺(约1.5万平方米),以前是生产大型钢管的工厂,被遗弃10年有余,里面有大小行吊好几个,居然都可以用。上面几张照片是该厂房的当初外观,陈旧兮兮,锈迹斑斑,是“铁锈带”建筑的生动图解。去看厂房时候我们居然在里面撞见许多小动物和成群的鸽子,这里早就成了它们的栖息天堂。

这是当初挂在外墙上的竞拍牌子


上面的视频截图是第一次去看这个老厂房的情形,因为厂房被遗弃多年,供电公司早就切断电源,大白天厂房里面也是一片昏暗,我们只好打着手电筒来照明

第二次再去看旧厂房,事先跟供电公司打了招呼,给供上了照明用电,这次看清楚了厂房内各部位的状况。

有专门的办公室区域。


临街有数个进货出货的大小卷帘门。


结实牢固的钢结构。


高挑的房顶。


且配有10-35吨位行吊数个。


据说10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橡胶厂,当地的一个理发店里现在还挂着这个厂址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当时该厂的工人们,看这阵势估计有数百人。
两次看过这个厂房后,我果断决定参加竞拍,主要理由有三:1)厂房面积足够大,一半可用作仓库,把在新泽西州的进口批发公司搬迁过来,可以省去在新泽西州租赁仓库的一大笔开销;2)这厂房顶高16米,又配有现成行吊,非常适合用来建一个镁碳砖厂;3)这厂距离正在兴建中的陶纤真空件厂不到一英里,两个厂在同一地方生产相关工业耐高温产品,可以互补互利,并在物流方面将为客户节省大笔运费,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由于带着最大的诚意参加竞拍,竞拍那天很顺利就将此厂房拍到了手。当地政府得知我买下了这个厂房后,专门派有关部门采访了我,并决定发放政府资助金25万美元,以表对我们在当地创办两个工厂的感谢和支持,尽管这笔政府资助金额对办两个工厂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事在当地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蓝领老美的认知观念里,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变穷了,而现在居然有个中国人在这里一下子兴办两个工厂,而且还从新泽西州搬来一个进口批发公司,这对刺激和带动当地经济无疑是个巨大的贡献!为了感谢当地政府对我办厂的支持,我对当地政府许诺:在以后三至五年里将为当地创造至少45个就业岗位。这个许诺成了当地一大新闻,地方报纸和网络媒体对此纷纷进行了报道。(上面是当地报纸对我们的头版头条报道)

网上媒体报道(网络截图)


网上媒体报道(网络截图)

买下了这个厂房后,我马上着手办理创建镁碳砖厂的各种手续,注册成立了WYG Refractories LLC公司。

我的第二个厂牌在East Palestine小镇诞生了,与此同时,我们在美国为自己将要生产的镁碳砖注册了商标,取名WYG。

接下来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烧钱节奏…. 照片里地上画的红线,预示挖地工程即将开始。为何要挖地?因为这里即将要安装一套自动化配料系统、两台混料机、三台螺旋压机、两条隧道烘干窑、三个机械臂、三套自动化检测系统、一套全自动成品检测系统…. 所有这些设备的安装或多或少需要涉及到车间的基础建设,最大基建工程是给三台螺旋压机做承压基础,每个基础就是一个深达5米的地下钢筋水泥建筑,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WYG镁碳砖厂基建破土的那一刻。

奠基破土。(视频截图)

挖掘开始….. (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部分照片。

给整个基础打上钢筋结构。(视频截图)

再给钢筋浇筑水泥。(视频截图)

给地基钢筋浇筑水泥。(视频截图)

浇筑钢筋水泥的过程照片。

建成后的压机承压基础,这样的压机基础在B车间里做了三个,是基建工程中烧钱最多的部分。

修缮厂房屋顶。(视频截图)

修缮厂房外墙。(视频截图)

修缮完毕后的厂房外观。

清洗并油漆内墙,然后给厂房安装节能照明(视频截图)。

装修一新的办公区域。

设备陆续运抵工厂。

安装设备过程的部分照片。

安装设备过程的部分照片。

维修调试行吊。(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视频截图)

给螺旋压机装上顶部的大旋轮。(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现场。(视频截图)

安装调整压机模具。(视频截图)

点击这里看视频

(压机启动试压那一刻)

安装配料系统。(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及送料系统配电装置。(视频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镁碳砖生产车间雏形呈现)

安装混料机。(视频截图)

打磨模具。(即时实拍视频)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安装调试自动化机械臂。)

安装除尘设备。(视频截图)

安装镁碳砖隧道烘干窑。(视频截图)

这里必须要插叙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李乃根。(上图是他的微信头像照)李乃根是国内老一辈资深耐材专家和镁碳砖生产工程师(下面称他为李工),李工以前曾任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工程师兼厂长,国内耐火材料行业内的人都知道上海二耐在中国曾是祖师爷级别的一流企业。上世纪末朱熔基总理主政时大刀阔斧改革中国经济,措施之一就是国企改革,为了盘活落后僵死的国企体制,朱熔基解体了国营企业,让民营老板来接手经营。上海二耐在这波改革浪潮中解散了,该厂的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分散到全国各地,成为各地民营企业的技术骨干。李工离开二耐后曾在我上海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因健康原因隐退在家过起退休生活。现在我要在美国办镁碳砖厂,李工是我必须聘用的不二人选,我对镁碳砖生产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没有李工的参与我根本不可能办成这个厂,当然没有李工的参与我也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我和李工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同意再次重返江湖,助我一臂之力在美国建立这个镁碳砖厂。

根据我和李工商定的计划,李工不仅是要负责为我在国内采购所有生产设备,而且在设备运到美国后他将来美亲自帮我主持工作,指导工厂的基建和设备的安装调试。这个工厂的车间布局设计方案、工艺流程的设计方案、以及设备设计和采购方案等等,全都是李工日夜辛苦的结果,由他一手制定!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本以为新冠疫情会在一年半载内渐渐趋缓结束,故我们在采购设备前将工厂一整套设备都计划在 采购时间表里,车间基建工程的工期安排也都被筹划得环环相扣、尽量详细周到,唯独没有在疫情问题上多长个心眼,当时没有去考虑也不愿意去考虑疫情发展的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的恶劣因素。在李工把主要设备的采购方案订好并且和各设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以后,新冠疫情不但没有趋缓,反而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不断蔓延恶化,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由于疫情所导致的政治纷争和经济危机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渠道全部关闭,美国方面的人员去不了中国,中国方面的人员也来不了美国(这个阻隔一直延续至今,据说中美航班最近才刚刚恢复并渐增!)。厂办在美国,设备和技术来自中国,现在中美通航渠道完全关闭了,这个项目还能继续进行吗?这个厂还能办成吗?事实给出了答案:三年疫情,李工和中方所有相关设备的技术人员都没有来美国,我和我美国工厂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去中国,所有来自中国的设备的组装和调试都靠双方用手机来进行沟通操作,而我是中美双方语言沟通的唯一翻译员,中美时差12小时,太平洋东西两岸正好日夜颠倒,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就是靠手机微信的通话和视频功能来完成组装和调试所有来自中国的设备,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挫折、沮丧、无奈、悲哀、甚至绝望,很难用有限的文字来表述和倾吐,我想假如有“手机办厂”吉尼斯纪录,我们凭这段经历完全有资格可以去申请。上面展示的是一小部分(注意:只是极小一部分!)我和李工通过手机微信沟通的截屏照片。
2020至2022三年里,我几乎每个晚上要跟国内各设备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和李工打微信语音和视频电话,第二天再把获取到的信息翻译成英文提供给我们美国方面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安装工人,这个技术中英翻译过程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效地学懂各种机械设备性能的过程,因为要让这边美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懂得这些来自中国的设备,我自己必须首先搞懂,然后才能用我的英文来向他们讲解这些设备应该怎么安装和调试,三年里我通过这个语言翻译过程学懂了所有来自中国的机械设备。按原来采购合同条款规定,中国各设备供应商必须要派技术人员来美国现场安装调试设备(所有来往费用和来美人员的工资由我方承担),可是由于疫情阻隔,中方没派一个人来,李工也没来,我们美方也没派一个人去中国,手机+微信+我这个翻译,竟然取代了中美双方的互访,这省去了好大一笔费用!因祸得福,这要感谢手机,感谢微信,感谢疫情,感谢我自己。

整整三年努力,历经千辛万苦,WYG镁碳砖厂初步建成,2022年9月开始进入试生产阶段,上面展示的是一部分试生产过程的照片。

上面是部分试生产过程照片组合。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这个视频请你务必看完整,它像一个新生婴儿,第一块WYG镁碳砖在美国土地上诞生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以前在美国市场上的中国镁碳砖全都在中国生产,由中国人在美国土地上开厂生产的镁碳砖,这是第一块!)

听说我们WYG镁碳砖工厂开始投入试生产,有三家美国钢厂用户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分别给我们下了试验订单,其中一个客户是美国最大规模钢铁公司Nucor Steel。这三个订单对我们这个新办小厂来说意义重大深远,我们对此万分感激,回报以最认真的态度,最精细的工艺,最严格的质检标准,把这三个试验订单的镁碳砖生产了出来,运往这三家钢厂用户。

上面是使用中和使用后的WYG镁碳砖(照片由我们的用户Nucor Steel钢铁公司提供)。

两个月后,三家钢厂用户先后发来了反馈,他们一致认可了我们生产的镁碳砖,Nucor Steel 钢铁公司还同时下了一个25万美金的正式订单!(见上图)第一次试验订单就能被用户认可是值得任何一个生产厂商感到无比骄傲的事情,而能被美国最大钢铁公司Nucor Steel接受成为它的供货厂商,其意义更远远超出经商赚钱的范畴,这是一种资质,一种档次,一种实实在在的荣耀,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比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拿的那张纸有意思得多!这个时候我实在忍不住要骄傲一番,这个时候假如还是很谦虚的样子那一定是假的装的。

建厂的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可以结尾了,两个工厂都已建成,先后通过试生产阶段,并驾齐驱地进入初期投产阶段,产品都分别得到用户的认可,订单陆陆续续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进来,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合理安排好生产计划,进一步完善工艺,扩大生产规模,增招工人,提高产量,使工厂逐步进入常规自动化生产模式。此时,设备性能已经摸熟,产品配方调至完备,工人培训基本到位,过去几年的投入和付出即将结出丰硕成果,产生巨大回报,前途一片光明灿烂!
那天下班回家前,我来到厂后面的铁轨旁,看见西边美丽的夕阳映照着漫天云霞,金光璀璨,便鱼贯掏出手机,怀着愉悦的心情拍下这张铁路美片。不料就是该张照片上这条铁路在不久以后给我带来巨大灾难!

第三章:飞来横祸

还是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 。刚走出动荡纷乱的三年疫情,紧接着又遇上一场飞来横祸!老天为我安排好了惨烈而又悲壮的结局。这两个厂就像两个新生儿,如能继续精心喂养它们,它们定会茁壮成长,我内心发了狠誓要把它们打造成这里的企业翘楚。然而,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一场大祸从天而降,照片上的这个庞然大物 – 美国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Norfolk Southern)将在一夜之间把我刚建成的两个工厂扼杀在摇篮里。

2023年2月3日周五晚上,我在匹茨堡住所接到安全警报公司来电,告诉我CeramFab 厂房后面的铁路轨道火车脱轨,引发大火,消防人员已经到场,急需进入我们的厂房铺设灭火水管,展开灭火救援。我立马打开手机上的摄像监控软件,通过工厂后面的监控摄像头看见了铁轨上的熊熊大火!我们厂房后墙离铁轨仅仅约8米左右。那晚我没有入睡。(上面是我手机上显示的厂区摄像头的实况录像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员工在火灾现场拍摄的手机视频)

上面是火车出轨导致的火灾现场照片(由在当地的员工拍摄提供)。

当晚大火基本被控制住,没有直接人员伤亡。但是第二天早晨还有多节车厢的余火仍在燃烧,冒着很大烟气。网上开始流出许多火车出轨引发火灾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出轨的火车差一点撞击到我们的蓝色厂房,厂房并没有被火烧到(这是消防员们的功劳)。看了照片我暗自庆幸:不幸中的大幸啊!只要厂房还在,机器无损,我们就没事,大不了过几天等火灾现场清理完毕我们就可以返回工厂继续生产,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事态以后的演变发展会有多么严重,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上面是当地居民在出事后的第二天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我们厂房的白色屋顶已被大火的烟雾熏得有点发黑了。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上面视频是出事当晚我用手机拍摄下的电视实况报道)

引起火车出轨的原因是第32号车厢有个轮子的轴承磨损发热,导致轮子停转卡住,铁轨上的自动探测装置有感应到这个异常情况,向火车头驾驶室发出警讯,火车司机接收到报警后立即采取了刹车措施,可是为时过晚,火车还没来的及完全停住那节32号车厢率先出轨,从而引发前后众节车厢纷纷出轨,冲撞、翻车、重叠、燃烧。
这列火车是美国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Norfolk Southern)营运的货运火车,共有151节车厢(车头至车尾总长度2.8 公里,总重量18000吨),其中有20节车厢装载化学危险品(包括11节罐状车厢装有化学液化气),这么长的车体加上这么大的货运重量,操作人员竟然只有两个,这简直是离谱得出奇!照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将来,他们会用无人驾驶方式来操作151节车厢的营运!
我通宵达旦一直盯着电视屏幕,第二天,对这个火车出轨事故的实况报道迅速占据全美各有线电视频道和互联网媒体。出轨车厢共51节,11节出轨车厢载有化学物质,其中有5节罐状车厢装有氯乙烯液化气。请注意播音员提及的那个英文单词“vinyl chloride”(氯乙烯)。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知悉:氯乙烯是一种剧毒化学品,长期接触这种化学物质得肝癌的机率很高。

上图是百度对氯乙烯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上,氯乙烯被列为1类致癌物。(网络截图)

下面是百度上的一个链接,是国内CCTV对俄亥俄州这次火车出轨造成氯乙烯泄漏事件的报道,这个报道基本不带倾向,比较中性,试试看能不能打开这链接(复制到浏览器):https://mr.baidu.com/r/130omX8rIY0?f=cp&u=72be4220658f3525(网络截图)

火车出轨当晚几小时后,当地警察局派出警员,在离出事地点方圆一英里之内的住宅区逐户叩门要求居民立即撤离自己住所,去当地的一个学校室内体育场馆避难,官方后来公布了这张示意图(网络截图),由火车出轨引发的化学品火灾烟雾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空气,大家看到的红色区域表示有中毒死亡危险,黄色区域表示有中毒受伤危险。真不知道官方公布的这张图上区域划分的依据是什么,难不成烟雾一旦在空中弥漫开来就会按人为划好的颜色区域来运行?而不是随自然风力大小和方向四处飘散?

这里上下两个图是美国政府环保机构在出事第二天网上公布的照片截屏(无人飞机照片),该画面成了这次灾难的主题情景照片,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照片上蓝墙白顶建筑物就是我们CeramFab的厂房,老美们把这个位置称作“Ground Zero”,直译“归零地”,这个词出自2001年911纽约世贸中心大厦被飞机撞毁的恐怖事件,意思是一切都毁了重归于零的地方,现在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引申为任何重大毁灭性灾难发生的中心位置。

事故发生在周末,周一,出轨车厢余火还在燃烧,我们厂房四周停满了消防车,附近多个消防站出动全部消防员,日夜工作在事故现场。那些出轨的车厢大部分装有危险化学物质,如果余火不及时完全扑灭,那就可能引发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化学专家们来了,俄亥俄州环保部门的官员们来了,州长也来了,大家聚集在东巴勒斯坦讨论研究怎么来熄灭余火、处理罐状车厢里的危险化学品、清理灾难现场….等急需解决的问题。(网络截图)

事故后的第一个星期我让两个厂的所有员工不要上班,待在家里等通知,同时要大家跟踪新闻实况报道,注视事态发展。2月5日,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在6日就地用人工方法切开车罐,引放氯乙烯液化气,然后将其点燃就地烧掉,他们称此操作为“controlled release”,即所谓“有控释放”。2月6日下午,5个车罐氯乙烯被引流到一个预先挖好的地沟内点燃,一团巨型黑烟在我们蓝色厂房边上升起。5节车罐的氯乙烯加在一起共500,000英磅(227吨),当时从电视屏幕上看到那团巨大蘑菇状黑烟,遮天蔽日,感觉大事不妙!(网络截图)

警察上门要求居民在“有控释放”以前撤离住所,暂时搬到一英里以外的临时安全住所避难。(网络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他们点燃了氯乙烯的历史时刻。右边那一小簇蓝色建筑是我们的厂房,面对巨头火车公司的肆虐,它显得那么无奈,那么可怜巴巴。(网络视频)

像氢弹爆炸,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它。火车出轨引起的燃烧是意外事故,而“有控释放”是在处理这起意外事故过程中的人为操作,它导致了一个更大的灾难,如此巨量的氯乙烯燃烧所产生释放出来的有毒气体和燃烧物将严重污染这里的生态环境,这里的空气、水、土壤都将受染于由氯乙烯燃烧所产生的微粒,这些微粒粘附性很强,几年甚至更久都不会自然消失,而只要这些微粒存在,它们就会危害人畜的健康。那么你要问:既然有这样的危害性,火车公司决策层为何还要作这个决定?答案是:经济利益。如果不尽快移走这些出轨被毁的车厢,就无法尽快着手抢修受损的铁路,而这条铁路主干线不通,物流链将断裂,美国经济将受损。牺牲局部的生态环境还是牺牲物流交通和经济利益?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选择了前者。(网络截图)

“有控释放”的大火烧了几乎一整天,五节车罐的氯乙烯全部烧尽,空中久久弥漫着烟雾和呛鼻的化学品气味,铁路抢修工人迅速开始清理火后现场,五节被引流释放的氯乙烯车罐被拖至我们工厂西边的空地上,等候处置。(视频截图)

搬移被毁的氯乙烯车罐。(网络截图)

工厂后面散落一地的化学品颗粒。

我们工厂整个停车场成了救灾工地,停满各种救灾机械设备和车辆。

出事后第七天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派人送来一份由他们起草的Access Agreement(租用场地合同,上面是其中一页截图),要我签字同意他们使用我厂场地进行由火灾造成的化学品污染清除工程,交换条件是火车公司偿付我们2万美金作为场地租用费(后来又提高至4.5万美金)。我不同意签字,理由是火车公司从出轨那天开始已经侵犯了我的私人财产,而且是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使用了我们的场地来进行灭火、“有控释放”、搬移被毁车厢,等等的操作,作为产权所有人,我们有权知道他们正在我的产权场地上做了些什么,可是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不知道合同上的内容是否和他们实际上正在做的事相符,所谓合同是在双方知情并且达成意见一致时所签订的书面承诺,而这份合同完全是一厢情愿,我既不知情也未和对方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这个合同我不能签。假如我签了这个合同,接受他们的4.5万美金,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我的产权地上做任何事情,也无须告知我任何相关情况,将来一切衍生后果也不是他们的责任。

几天后我收到了俄亥俄州环保局(Ohio EPA) 要求使用我们工厂场地的合同(见上图),让我签字,其实这不是什么合同,而是政府的一道行政命令,为了服从政府的命令,我让我的律师代我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但拒收火车公司开出的4.5万美金。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的各个铁轨抢修工程队日以继夜地事故现场(我厂周围)进行抢修工作。

2月8日(事发后的第5天),诺福克南方公司的火车恢复行驶在我们工厂后面那条被修复的轨道上,可是我的工厂还未复工,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部门通知我们这个地方是否安全从而可以恢复生产。

我非常着急,两个厂整整一个星期停工,订单积压,客户催货。我让生产经理联系了俄亥俄州环保局(EPA),要求他们立即派人来工厂检测空气质量,有了官方EPA的检测结果我方可决定是否让工人复工。2月11、12日两天,EPA 先后派来两位检测人员对我的两个工厂分别进行了空气质量检测,完了他们给了我两份报告(见上),我问他们报告上的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他们给我解释了一通,意思是报告上的这些专业术语表明你的两个工厂的空气质量达到安全的标准。当时我满脑子想着尽快复工、缓解积压订单的事,有了EPA的这个解释,我松了口气,迫不及待地安排复工。后来我把这三页报告和我们自己律师聘用的专业检测机构的十几页测试报告做了比较,证明这三页纸的报告是扯蛋!显然火车公司和政府环保部门之间已有某种默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了EPA的三页检测报告,我立即打电话给两个厂的生产经理,让他们通知全体员工于2月13日(周一)复工上班。空气中仍然弥漫着强烈的化学品气味,因此有些工人对返厂上班表示疑虑,我只得对员工们说:虽然空气中的确还有气味,但是EPA的检测报告说空气质量达到安全标准。

2月13日(周一)复产的第一天上午,两个厂分别有几个工人出现各类症状:眼睛红肿,流鼻血,全身发红色肿块,噁心呕吐,胸闷。我们立即让有症状的员工去医院就医,就医后的员工带回的医生诊断证明说:这些是受到化学品异味刺激而引发的急性症状,这些工人应该马上停止工作,在家服药观察。当即,我做出决定:两个厂全部停工,让所有员工回家等候通知。

与此同时,我们给三个公司的所有客户发出工厂停产的通告(上图)。

自2月13日两个工厂停产,至今已有五个多月了,在这五个多月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当地河水里的鱼死了4万多条,居民家里的小动物病了或死了,有些居民的尿样检测呈氯乙烯阳性,好些居民暂时搬到旅店居住,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在当地开设灾难救济中心,俄亥俄州环保局在当地开设医疗检测站,各律师事务所在当地承接了大大小小诉讼案30多件,当地居民上街示威诉求,美国国会和俄亥俄州州政府分别就这次出轨事故召集了听证会,俄亥俄州环保局责令火车公司必须要在主要受污染地点进行挖地换土、过滤河水和井水等排污除毒工程,美国交通部部长到访东巴勒斯坦镇视察调研毒污染灾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东巴勒斯坦慰问当地居民,美国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分别正式起诉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由于出轨事故而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等等等等……,大大小小事件不计其数,在此不一一列出。2023年2月3日发生在美国东巴勒斯坦的火车出轨事故是举世瞩目的事件,其震撼效应接近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子反应堆事故。

当地河水里的死鱼(据统计有4万多条死鱼)和居民家里得病或死去的宠物。(网络截图)

当地居民上街抗议,表示对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和EPA的强烈不满。(网络截图)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的CEO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被拷问。(网络截图)

俄亥俄州参议院有关东巴勒斯坦火车出轨事故的听证会 (网络截图)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在当地设置的救灾中心。这个救灾中心主要工作就是发放各种赔偿金和救济金。视频里的这些人都是当地居民,前来登记名字、申报资料、领取各种因火车出轨事故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经济赔偿,我们三个公司的员工自停产后的五个月里也到这里来领取工资损失赔偿金。我在美国开公司经商24个年头了,这是唯一一次没给员工发工资,而且是连续五个月。

前总统特朗普带着他的人马,前来这里对当地居民表示慰问,送来一卡车瓶装饮用水。这里的蓝领工人都是他的铁杆粉丝,是他下一轮竞选的重要票仓之一,特朗普来这里,标志着他2024年东山再起的决心。(网络截图)

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三个公司所遭受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两个工厂一直处于完全停产状态,进口批发公司处于半运作状态(只靠家人员工打理)。情况一天天在恶化,假如继续在东巴勒斯坦搞生产经营,三个公司的前途将会十分黯然,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前途,为什么这样说?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不确定工厂周围的环境是否还安全从而可以继续长期搞生产,没有官方的明确担保,雇主和雇员都不敢也不愿继续在这个地方工作;2)只要还在这个地方经营,保险公司不愿意延续对我们三家公司今后的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3)由于停工导致订单和客户严重流失,商场上的竞争像游泳,不进则退甚至被淹;4)技术工人的流失,工厂一停产,那些有技术有本事的员工不愿干等复工,有的早已另谋生路,再说这个地方已被污染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有些现有员工不愿回来上班,而且将来找新员工也面临很大困难;5)生产一停止,现金流紧跟着停止,没有收入来支付员工工资和公司各类账单。等了五个月,形势还是不明朗,工厂周围清除毒污染的工程还在进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何时这些工程可以结束。我和律师反复讨论评估后,作出最后的痛苦决定:将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的仓库迁往宾州(又要开始租用别人的仓库了);两个工厂不能搬迁,因为设备都已生根在厂房里,要把它们拆卸搬走又得花上3-5年,过来之人经历了前几年一路走来的艰辛,现在再要走一遍这条路,不是不可以,只要还具备这四个条件:1. 资本够足,2. 年纪够轻,3. 精力够旺,4. 勇气够大,而这四个条件如今我都不具备了,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两个工厂清理资产,永久关闭!

这是给两个工厂全体员工的最后一封信,正式宣布两个工厂自2023年7月1日起永久关闭。

这是我用无人机拍摄的工厂周围目前的情况(视频截图)。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四年有余,如今将要离开,留下两个耗尽我全力但又半途而废的工厂,心里好生憋屈!

据说他们还要继续往下深挖15英尺,把底下受化学毒液污染的泥土挖出移走,然后再换上干净的泥土。这是政府对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下的死命令,宏大的工程啊。(视频截图)

四年间在East Palestine建厂有成,正在庆幸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做成这事的时候,不料一夜横祸,一切便化为浮沉一梦。目前,两个工厂我断无财力搬迁它们,它们将连同那些还没来得及使用的设备被留在这个小镇,重归“铁锈带”废弃类厂房,谁知道下个接盘侠会是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没有接盘侠,它们不久又会房顶漏水,门窗生锈;而我们去年刚从新泽西州搬来这里的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目前正在搬离这个地方,迁往宾州的过程中。
当然,这场大祸对我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负全责,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何时赔偿我?赔偿多少?只有天知道。

四年间在East Palestine建厂有成,正在庆幸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做成这事的时候,不料一夜横祸,一切便化为浮沉一梦。目前,两个工厂我断无财力搬迁它们,它们将连同那些还没来得及使用的设备被留在这个小镇,重归“铁锈带”废弃类厂房,谁知道下个接盘侠会是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没有接盘侠,它们不久又会房顶漏水,门窗生锈;而我们去年刚从新泽西州搬来这里的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目前正在搬离这个地方,迁往宾州的过程中。
当然,这场大祸对我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负全责,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何时赔偿我?赔偿多少?只有天知道。

By Edwin Wang

什么是“中美双操作系统”

观察了很多中国制造国产替代案例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假设我们从一个几十年的周期来看,国产替代发展的终局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我认为无非这样几种结局:

(1)国产替代失败,中国技术升级失败,全球主要产业依然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中国继续被“卡脖子”,中国掉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2)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大部分产业规则的制定者,形成事实上的中国标准主导全球。

(3)中国搞中国标准,美国搞美国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选择站队,接入了美国标准,就不再接入中国标准。

(4)中美两国各搞一套产业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自由接入,同时接入美国标准和中国标准,和中美两国同时做生意,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而我们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结果,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而要取代美国实现第二种结果,难度则非常大,不仅需要中国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还需要美国犯战略性的错误才有可能。其中,第四种结果是中国很有机会努力做到并相对对中国有利的终局。不久前,我们看到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大概的意思是,未来的世界,会形成中美“双操作系统”格局,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应该同时接入中美两个系统。

实际上,当今的国际规则,大部分是美国制定的,其他大部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应用开发者和苹果(或者谷歌安卓系统)之间的关系。当今的国际贸易大部分是采用美元结算的,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互联网、半导体、操作系统等产业标准大都是由美国制定的:美国掌控着世界主流专利体系并且随时可以利用这一体系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禁运,美国的媒体主导着全世界的议程设置,好莱坞的大片主导着全世界的文化输出,美国的高校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当其他国家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理解是平台上的开发者和平台拥有者的冲突。辛巴最多的时候其旗下账号曾经占到整个快手总流水的40%,但是当辛巴和快手关系搞僵的时候,快手开始打压辛巴家族,结果是依赖单一平台的辛巴很难抵御这一打击。类似地,当依赖于美国系统的其他国家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国际手机主流操作系统,有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存,安卓相对开放,苹果相对封闭,两大系统互相竞争,其他中小开发者同时接入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且可以迅速在两大系统之间切换。

比如当腾讯开发了一款备受欢迎的新游戏时,哪怕苹果系统应用商店率先将该款游戏上架,它也可以迅速用发达的中间件和服务极快地推出安卓版本,用户可以同时玩苹果版本和安卓版本,其差距极小。

类似的案例还在汽车行业发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汽车方向盘在左边,日本和英国、中国香港的汽车方向盘在右边,同一个厂出的同一款车,比如丰田凯美瑞,只需要在日本出售右方向盘版本,在中国出售左方向盘版本就可以了,两大系统切换很方便。这个思路为我们描绘了将来中国产业界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也就是世界形成中美两大产业标准,互相竞争,但是又不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其他中小国家在中美两大标准之间自由切换,同时接入,两边做生意,两边都不得罪。我认为,这一结果是有机会实现的,且是在中国能够看到的产业出路当中相对对中国最有利的。

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本质上是与美国形成了“双操作系统”模式,美国有Facebook,中国有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美国有Uber,中国有滴滴打车……实际上,互联网产业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就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首先互联网这个产业太特殊,中国对于外资互联网公司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谷歌在华业务有诸多限制,这给了本土的腾讯、百度等公司巨大的市场空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毫无疑问具有了世界级竞争力,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不仅能够很好地服务本国市场,还在海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那么,其他产业有没有可能复制互联网走过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呢?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例如芯片产业,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落后于国外厂商,不管是芯片设计,还是光刻机、光刻胶、EDA软件都比国外落后一些,但是这个产业又非常讲究产品迭代,只争朝夕,这使得领先者的地位越发领先,马太效应越来越强,追赶者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在中美科技战开始后,中国许多产业被迫开始用国产芯片、国产光刻机,这给了许多中国厂商以机会,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并且形成自己的标准。

2021年9月底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篇报告,题目是《增强“软连接”:中国的标准制定改革与国际雄心》,专门分析中国在标准制定问题上的能力和前景。该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但中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当中,仍然只是一个新手。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只占国际标准的1.8%,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占这些标准的90%~95%。

另一份国外智库推出的名为《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对中国标准设置的影响》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在5G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电网等产业上具有国际产业领先地位,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市场份额。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对于国际标准最重视,也是最想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突破的国家,这可以从政府部门接二连三推出的关于推动国际标准制定的文件当中看出,例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

未来10年,中国的标准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将是评估中国实际产业地位的重要试金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美国最终形成“双系统”模式,一定要以在经济领域竞争为主,避免变成美苏冷战那种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的结果大概率是双输,而经济的竞争,则有可能是双赢的。例如,中美在互联网产业上的竞争,对于世界就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打造的备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在国外的版本叫作TikTok,火遍全球,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带来快乐,而字节跳动本身在融资的时候也有大量美国资本投资。同理,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在民用大飞机领域的良性竞争,形成了事实上的“双系统”结局,也大大造福了全球消费者。在竞争下,两大航空巨头都有危机感,不停升级自己的技术,投入研发,打造越来越好的客机。

从产业层面,未来在互联网、半导体、移动通信、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工业软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重型装备制造、新材料、卫星导航、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等领域,都很有可能形成中美“双系统”“双标准”的格局。

在更大的国际关系领域,比如货币、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要形成中美“双系统”的格局,难度似乎要比产业层面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重点。我认为,第一步在产业层面,许多主要的产业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双系统”,是有较大可能的。

当今世界,中国是12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如此庞大的经贸往来背景下,当世界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有着事实上的经贸、科技密切往来后,要想完全孤立中国、“卡中国的脖子”,再形成类似20世纪美苏冷战那样的完全对抗和脱钩,就不容易了。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在一份名为《理解中美脱钩:宏观趋势与工业影响》的报告中对于中美经济脱钩情况下对美国的损失也做了定量估算,其结果同样是非常惊人的。该报告估算,在中美贸易硬脱钩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10年内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的潜在增长。

在投资方面,截止到2020年6月,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2580亿美元,假设算上资本收益、商誉和再投资收益,估算美国在华投资实际价值高达7640亿美元。假设中美完全脱钩,该报告估算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将下降一半。

历史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每运作1美元资产都会增加美国的GDP总量。该报告指出,假设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一半(1240亿美元),则可能使得美国GDP每年减少1/4(5000亿美元)。这两项成本加起来,对美国每年的影响高达5500亿美元。此外,中美双边证券投资存量高达3.9万亿美元(不包括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假设中美资本发生脱钩,美国居民和投资者将不再享受中国市场带来的高额回报,同时美国吸引到的中国证券投资也会大幅减少,这些资本将可能流向其他地区。

该报告列举了美国航空业的例子,假设中美经济发生脱钩,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飞机在10年内将减少2772亿美元货值,美国航空产业会有16万~22万名员工失业。要知道,航空产业在美国的平均薪资是8.6万美元,远高于美国平均4.9万美元的薪资水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使得中国商飞等中国本土航空企业未来变成波音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将有可能填补美国公司撤退带来的巨大市场空白,这并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同时,2019年中国购买了美国大约705亿美元的半导体,约占美国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6.6%,中国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单一市场。报告指出,如果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半导体全球份额将下降8%,如果全面脱钩将下降18%。而这部分份额,将大部分被中国半导体公司吃掉。

中国是美国学校最主要的生源来源地,中国学生(本科及以上)每年光在美国花费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高达138亿美元(2018年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该报告认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减少将使美国的创新受到影响。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国内的精英对于中国脱钩有着很清醒的认知,这种脱钩绝非两国产业界、人民的福祉。同理,中国国内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走美苏冷战那种“双操作系统脱钩”的产业道路。

中国一定要防止一种极端局面的出现,那就是美国通过类似美苏冷战这种军事对抗,胁迫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结局。这意味着中国要自己从0开始造光刻机的所有零部件,自己研发飞机发动机所需的所有零部件,自己开发所有的工业软件,自己研发大部分发明专利……

同理,假设中国与其他国家继续保持高频度的经济往来,那么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泰国、沙特阿拉伯、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像美苏冷战那样必须在中美两强中间选一边站,而不与另一强往来呢?相信大部分国家是不愿意的。这就像大部分移动应用开发者,它接入安卓系统,不代表它就不想接入苹果系统。

美国多家智库推出的关于对华技术封锁的报告建言说道,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技术,而不是产品。以半导体为例,美国的真正目标是要防止中国尖端半导体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本土化,简单来说就是芯片可以继续卖给中国,而光刻机和光刻胶、EDA软件不能卖。这种策略一旦真正开始推行,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要想完全自主创新搞大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全产业链,将是极其艰难的。

以光刻机为例,这种复杂的精密设备需要数十个国家的5000家企业紧密合作才能制造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能完全独立自主造出光刻机。有人打过一个比方,中国要完全自主造出高水准的光刻机就相当于如果你要吃一盘清蒸鲈鱼,你要先自己挖个鱼塘,然后自己养鱼、自己捕鱼,还要把烹饪鱼所需的佐料如葱姜蒜都种出来。这种脱离国际分工体系的完全独立自主,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中国越是被国外“卡脖子”“技术脱钩”,越是要扩大开放,越是不能闭门造车。

中美“双系统”模式的精髓,是要积极在产业和经济上接入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印尼、越南、土耳其、捷克、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开门做生意,我们让这些国家在中国赚到钱、获得利益,同时中国也能从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和技术往来当中不断发展自己,这是与上一次美苏冷战不同的局面,也是中国可以努力实现的方向。

By 星海

孩子要变性,你会怎么办

亿万富翁马斯克的18岁儿子泽维尔要变性,还要和他老爹脱离父子关系,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

泽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Xavier Alexander Musk)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儿子之一,今年4月刚满18岁。几乎是刚过18岁生日,她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使用她母亲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的婚前姓,把名字更改为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贾斯汀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嫁给马斯克前的全名是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Jennifer Justine Wilson)。

薇薇安向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这份申请书,要求法院正式承认她的性别为女性,并在新的出生证明上正式更改她的名字。法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就此举行听证会。

薇薇安申请改名

薇薇安申请改名

她在解释更名原因时放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除了性别认同外,她改名是为了与马斯克断绝“父女”关系。“我不再和我的生父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她表示。

儿童变性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转换性别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儿,也极少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跨性别者,但是在美国,变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轻率。

很多极端变性分子还走进校园为学生洗脑,让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对变性表现得尤为狂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年6月份,是美国LGBT群体的“骄傲月”。

在这一个月里,LGBT群体会在全国各地展开大型的游行活动,来庆祝和支持同性恋,但今年却显得尤为不同。

前不久,有美媒爆料称:最近,变性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是的,曾经接受变性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们拼尽全力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17岁的克洛伊·科尔(Chloe Cole)就是其中之一。

11岁那年,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的科尔爱上了网上冲浪,并加入了一个社区。

社区里充斥着宣扬LGBT和一些激进主义的内容,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尔的认知:

“因为我的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够漂亮,不适合当女孩,所以我还是当男孩比较好。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想要变得漂亮,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一点。”

12岁时,科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并开始不断服用激素类药品,强制抑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男性,15岁的科尔来到医院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仅过去一年时间,科尔就后悔了。

如今,在面对采访时,科尔难过地说道:“我被体制辜负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

和科尔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23岁的海伦娜·克施纳(Helena Kerschner)。

成功女变男的她,同样深陷于无尽的自责与懊恼中。

事情发生在她14岁那年,因为和朋友闹翻,她遭到了排挤和孤立。渐渐地,克施纳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安慰,并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欢迎她的社区。

社区里除了大肆夸赞跨性别者外,还对顺性别者(跨性别的反义词)、异性恋、白人女孩有很多负面看法。克施纳认为,这里所有的言论都在针对她,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别焦虑。

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只要转变性别就能让自己快乐。

实际上,在克施纳接受完变性手术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欧美国家,像科尔、克施纳这样经历性别焦虑、匆忙转变性别的青少年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自2017年以来,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的美国青少年(13-24岁)数量,翻了一番;2009—2019年期间,在接受变性治疗的英国青少年中,生物学女性增加了4400%,生物学男性增加了1000%……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处不在的跨性别极端分子。

他们打着“遵循性别平等”的口号,模糊性别的概念,大张旗鼓地鼓动未成年人重新选择性别。还有更张狂者,竟公然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进行“洗脑教育”,操控他们的思想。

今年年初,一名12岁的美国女孩离奇自杀身亡事件,轰动了全美。

在外人看来,女孩的生活并未出现什么异常,热情开朗的她为什么会突然自寻短见呢?

她的父母在探究真相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原来,女孩生前曾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疑问,为此,她咨询了学校顾问蒂尼·华盛顿,一个自称很理解LGBT群体的人。

在得知女孩的疑惑后,蒂尼不仅没有给出女孩任何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告知其父母,就让她以男性的身份在学校里生活,鼓励她上男卫生间,要求同学们用男名称呼他。

此后,女孩承受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承受着他们语言和行动上的霸凌,直到女孩去世,校方还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支持LGBT群体、崇尚性别平权,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性别。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举动却将女孩推向了万丈深渊。

2019年12月,美国加州一名母亲将两名老师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这两名老师在学校内创办了UBU俱乐部(You Be You,即“做你自己”),将她11岁的女儿成功洗脑成双性恋,并认定自己是男生。

美国作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一些跨性别团体如何操纵儿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名老师。

她们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六年级的学生中物色人选,等他们升到中学就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极端歹念,昭然若揭。

在美国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还有两名老师公然鼓动班上的女生去做变性手术,当家长愤怒指责,要求学校将这两名老师开除时,却遭到了拒绝。

校方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跨性别者应该受到我们的保护,这是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不应该被破坏。

正是在这种毁三观的理念下,一些LGBT群体发起了“进校园”的极端活动。

他们向孩子们宣扬:

“每个人的性别不能由生理学特征决定,应该尊崇自己的内心。”“大胆怀疑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自己是男是女,或者是无性!”“美国小学生应该拥有变性的权利”……

这些极端分子的此类运动,甚至还得了不少美国官员的认可。

比如,美国能源部核废料处置部副部长山姆·布林顿(Sam Brinton),就是一位异装癖爱好者,曾多次公开支持LGBT群体进校园的洗脑活动。

还有美国海军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一名狂热的跨性别支持者。

在他们的带领下,这股“变性从娃娃抓起”的浪潮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愈演愈烈。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转变回原来性别的人数也在疯长。

变性固然容易,但那些已经失去器官和长时间服用药物催生出很多后遗症的人,却需要用一生去为曾经的冲动买单。

克施纳称,长期服用睾酮导致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曾两次自残到住院;

科尔也因为长期服用睾酮,长出了浓重的毛发,还有胸口上的疤,也让她无法直视。

国际组织出具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

约20%的跨性别者会做变性手术,而且手术后,变性者在10年至15年之间,自杀率是同类同龄人的20倍。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无法再重来。

尊重每个人的性别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能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性别意识时,就诱导甚至强迫其做出选择。这不是尊重,而是荼毒。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鼓动“娃娃变性”的风潮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唯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By 最华人

美国政府真的和外星人有合作吗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Image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新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向中国学习吗

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27日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美国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政府也应该起到引领经济的作用。以下为其演讲的中文翻译:Image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让国家安全顾问来讨论经济问题。

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耶伦(Yellen)部长上周就在这条街上就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我想进一步谈谈我们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因为它关系到拜登总统的核心承诺——实际上,关系到他对我们的日常指导——更深入地整合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它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它维持了激动人心的技术革命。它帮助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达到了新的繁荣水平。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基础出现了裂缝。全球经济的变化使许多美国工人和他们的社区落在了后面

金融危机动摇了中产阶级。一场大流行暴露了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不断变化的气候威胁着生命和生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过度依赖的风险。

因此,这一时刻要求我们达成新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国内以及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推行一项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要投资于我们自身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来源,促进多元化和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为从劳工和环境到可信赖的技术和良好治理等各方面设定高标准,并部署资本以提供气候和健康等公共产品。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新华盛顿共识”是某种程度上孤立美国,或者美国和西方排斥其他国家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

这一战略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持久的全球经济秩序,造福于我们自己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列出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我将从定义我们所看到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开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旧的假设。然后,我将一步一步地介绍我们的方法是如何适应这些挑战的。

当拜登总统两年多前就职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面临着四个根本性的挑战。

首先,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

对公共投资的憧憬在战后的岁月里——实际上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为美国的项目注入了活力,但现在这种憧憬已经消退。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思想。

所有这些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市场总是能有效地配置资本。

现在,没有人,当然我也不例外会低估市场的力量。但在过度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整个战略商品的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商品的产业和就业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这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因此,各种各样的改革结合在一起,给金融等经济部门带来了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却萎缩了。我们的工业能力(这对任何国家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流行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普遍假设的局限性。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适应一个以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为特征的新环境,这种竞争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

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国际经济政策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经济一体化将使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全球秩序将更加和平与合作——将各国纳入基于规则的秩序将激励它们遵守规则。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到拜登总统上任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构成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继续大规模补贴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我们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

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其军事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其民主邻国。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变得更负责任或更合作。

忽视几十年自由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依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从欧洲能源的不确定性到医疗设备、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些依赖关系可以被用来作为经济或地缘政治杠杆。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和公正高效的能源转型的迫切需要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尽管奥巴马-拜登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远远没有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没有一条通往稳定和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供应充足的明确途径。

太多人认为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实现气候目标之间做出选择。

拜登总统的看法完全不同。正如他经常说的,当他听到“气候”时,他想到的是“工作”。他认为,建设21世纪的清洁能源经济是21世纪最重要的增长机遇之一,但要抓住这个机遇,美国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投资战略,以推动创新,降低成本,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最后,我们面临着不平等的挑战及其对民主的损害。

在这里,普遍的假设是,贸易推动的增长将是包容性增长——贸易的收益最终将在各国内部广泛分享。但事实是,这些成果并没有惠及很多劳动人民。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地位,而富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好。美国制造业社区被掏空,尖端产业转移到大都市地区。

现在,经济不平等的驱动因素——你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比我更清楚——是复杂的,其中包括像数字革命这样的结构性挑战。但在这些驱动因素中,关键是几十年来的涓滴经济政策,比如递减减税、大幅削减公共投资、不受限制的企业集中,以及破坏最初建立美国中产阶级的劳工运动的积极措施。

奥巴马政府采取不同方式的努力——包括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投资基础设施、扩大社会保障网络和保护工人组织权利的政策——都受到了共和党的反对。

坦率地说,我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也未能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后果。

例如,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影响巨大且持久——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测,也没有在它发生时得到充分的解决。

总的来说,这些力量已经磨损了任何强大而有弹性的民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

现在,这四个挑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比我们更严重。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他知道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是恢复一种支持建设的经济心态。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在国内以及与国外合作伙伴一起建设能力、建设韧性、建设包容性。生产和创新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比如强大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大规模的清洁能源。抵御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以及确保强大、充满活力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包容性,以及为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第一步是在国内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一个现代的美国工业战略。

我的朋友兼前同事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对这种新的工业战略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我向你们推荐他的评论,因为他的评论比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能发表的任何评论都要好。总之:

现代美国工业战略确定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特定部门,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部门具有战略意义,而私营企业本身无法做好准备,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创造力,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它帮助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扩大规模和竞争。

这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不是取代私人投资。这是关于在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资。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力都有赖于此。

让我以这个结束。

肯尼迪总统喜欢说“水涨船高”。多年来,涓滴经济学的提倡者将这句话用于自己的用途。

但是肯尼迪总统并没有说对富人有利的事情对工人阶级也有利。他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看看他接下来说的话:“如果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静止不动,那么迟早潮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淹没。”

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真的。这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是真的。在经济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共同崛起或衰落。

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我们的民主,也有利于加强我们的经济。

当我们在国内外推行这一战略时,将会有合理的辩论。这需要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秩序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个也不会。

但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能使所有美国人民、社区和行业都得到提升,我们也能使我们在全球各地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得到提升。

这是拜登政府必须也将为之奋斗的愿景。

这是我们在经济、国家安全和民主的交叉点上做出政策决定时的指导思想。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作为一个政府,而且要与美国的每一个方面合作,并得到世界各地政府内外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

演讲解读

1929年,美国金融业崩溃,直接引发了被后人称之为大萧条的严重经济危机,这一危机直接波及了全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导致了纳粹法西斯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自己却避开了这一劫。

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推行了“罗斯福新政”,把整个美国从经济危机里救了出来。

罗斯福新政从本质上说就是否定自由市场经济,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从而引导市场经济返回政府希望的运行轨道上,其理论基础为凯恩斯主义。

这一学说和当时流行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思想水火不容,被斥之为异端邪说,所以欧洲国家没有这么干,大家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最后的结果是整个欧洲因深陷经济危机不可自拔而毁于战火,美国靠着罗斯福新政挣脱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航母和驻军遍布大半个地球,并持有超过2万吨黄金储备,占当时全人类黄金总储量的75%以上。

罗斯福新政为美国打下了帝国根基,让数代美国人吃到了红利。

1961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然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越战中打空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国债突破天际。

1973年,确定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撕毁承诺,拒绝再按照约定用黄金来兑付美元。

1975年,美国再也无法承受越战的费用,被迫下令美军撤离越南。

但美国被打空的财富并不能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凭空回来,国债透支后整个美国开始陷入了严重通货膨胀,整整十年滞涨让美国民众苦不堪言。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让美国最终奇迹般的摆脱了滞涨,后人将里根的政策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否决凯恩斯主义,认定美国陷入滞涨是因为政府管的太多太宽了,市场失灵是政府乱管导致的,所以应该为资本解绑,依靠资本骨子里的贪婪来激活美国经济。

因此里根解除了限制资本的一系列政策,甚至和全球谈判解除了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的限制,拉开了人类全球化贸易的帷幕。

这一行为导致美国的制造业疯狂流出到东亚人力洼地,同时导致美国金融业高度繁荣,但整个美国总账算下来,靠全球化能赚很多很多钱。Image至于低端制造业离开美国,有点隐患,但问题不大,和总收益比起来不值一提。整个美国因此活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摆脱了滞涨,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里根因此被美国人评为二战后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里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也被奉为真理。1989年,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可自拔,向美国求救,美国和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会议,研究如何帮助拉美国家。

在会议室,美国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关税,开放外资,减少国企,放松商业管制,保护知识产权等10条政策措施。美国专家说,我们美国就是靠这个摆脱滞涨,实现经济腾飞奇迹的,所以你们想让我们救那也得先搞这个,送钱不如送政策,要是你们政策不行,自己起不来,那我们送钱也是白送。全球专家研究后无人能指出半点不对,大家只能点头称是,因为美国确实靠这个成功了。这10条政策措施,被后人统称为华盛顿共识。而由华盛顿共识引申出来的休克疗法,甚至被苏联等国家奉为圭臬,直接一口吞了下去,废除政府全部干预,把国企全部变卖,开放全部市场等,信任到把自己搞残了也不怪美国的理论,只怪自己没操作好。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重塑了自家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说到如今30年的全球经济秩序都由华盛顿共识奠定。

但地球上有个异数,叫中国,学华盛顿共识只学了一半,然后就不学了。是解除政府干预了,但只解除了一半。是卖国企了,但只卖了一半。是开放市场了,但只开放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中国油盐不进,就是不按华盛顿共识来。对中国这个异数美国很生气,认为你这样属于干涉市场,是不自由的保守主义,害人害己,不仅会拖慢你自己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我们的市场定价,所以多年来都宣称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中国说我们就是市场经济,我们政府的干预是适当的和有必要的,属于恰当监管,并没有影响市场经济主体的自由定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本身就有巨大问题,不适合我们中国,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最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美国不屑一顾,我的华盛顿共识有巨大问题?我看是你的脑子有巨大问题吧,敢质疑我们的经济体制?也不看看我们国家多有钱。

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美国2个航母战斗群被中国海军强行逼退。多年的小跟班不听话了,敢对大哥龇牙了。这不得教训教训?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特朗普直接一把压了全部筹码,玩极限施压。要么听话,要么崩溃,我让你看看华盛顿共识制度下经济强国的力量。战争一打就是5年,美国越打越弱,中国越打越强,美国过往繁荣经济下掩盖的种种隐患在这种高强度经济对抗下开始逐渐暴露。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好像,我们的华盛顿共识确实问题很大啊。

沙利文,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部主任,华盛顿的大笔杆子,大半政令都出自此人之手,堪称拜登政府的文胆,最近发表重磅谈话,公开质疑华盛顿共识,试图推翻美国现行经济体制,全盘抄袭模仿中国政策。然后白宫把沙利文的讲话总结成报告,直接挂在了白宫官网上,说明拜登政府也是支持这一讲话的。在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时,沙利文上来就否决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直接动摇了美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他说:

所有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

这话很清晰了,沙利文认为美国政府撒手不管经济,认为市场一定能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这一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竞争对手的政府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那我们也要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并非一定会导致坏的结果。然后沙利文把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的原因归结于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上:

现在,没有人–当然不是我–低估市场的力量。但是,在过度简化的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供应链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的假设,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

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只要GDP增长了那就是好事,至于是哪些经济部门导致的增长这个并不重要,尽快搞钱才是王道,工业基础流出美国这本就是全球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前几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和地产高度繁荣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还有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到处收购但就是不搞实业,因为来钱慢。如今美国的国策专家沙利文直接否定了这一切,说这是完全错误的,GDP和GDP不一样,不能只看GDP增长数据而不管其类型。美国如今的GDP大头是由金融产业、娱乐产业、律师诉讼产业贡献的,这些在进行国家对抗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制造业才是国家的根基。在中国这是个常识,老百姓都知道,但到了美国却是由“觉醒者”沙利文公开说出来,好多美国人才恍然大悟,但还是有大量的人反对。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在经济领域挑战美国,并在技术领域屡屡突破时,沙利文说:

到拜登总统就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带来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 

简单说,沙利文把中国经济领域弯道超车的原因总结为中国政府对关键产业的大规模补贴。其实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这确实就是美国在光伏和电动汽车领域输给中国的原因。钢铁和高铁被中国通过产业补贴政策反超了美国还能接受,但光伏和电动汽车被中国反超了,美国是真的接受不了。无论光伏还是电动汽车,先行者都是美国,但如今的统治者是中国,光伏领域美国已彻底出局,电动汽车领域全球只剩一家特斯拉,其他全是中国公司。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2010年左右开始的十年大规模补贴,直接导致中国对这两个产业的投资额远远超过美国。都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灵敏且迅速的,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迟钝且缓慢的,但在产业政策这一块失灵了。2010年代无数人质疑光伏就是骗钱的,质疑电动汽车就是骗钱的。

别说2010年代,就是到2018年大部分人都在说光伏和电动汽车是骗人的,直到2019年市场才最终认可这两个产业的黄金价值。市场经济整整落后了9年,足足9年时间里市场对光伏和电动汽车产业都是将信将疑的,只有少数人愿意投资,就连美国的特斯拉在这9年里都屡屡遭到做空势力攻击,多次濒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而中国集中了产业专家和经济专家,把国家精英的智慧集合起来联合研判产业走向,确定这个产业可行,是朝阳产业后,就集中国家力量大举投资,然后绝不动摇。相当于市场经济中一个超级大的主力资金看好这个产业,疯狂砸投资,硬生生的制造出了产业繁荣。其实这也算市场经济,就是投资的这个市场主体,体型有点大,大到离谱。

这种国家投资引导产业,然后由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决胜出优胜者的做法,结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是独属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十年之后的效果也出来了,等全球资本认可光伏和电动汽车,决定把资源开始大量倾斜进这个行业时,中国早就利用产业政策补贴完成了弯道超车,欧美资本再也没有追回的机会。而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在所有的新兴产业中,目前欧美还保有优势的行业全是那种已经积累百年技术的行业,只要是新兴的,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一上,国内企业的发育速度就会远远快于欧美企业,然后硬生生的弯道超车。现在美国的沙利文回过味来了,强烈要求美国跟着学,也搞产业补贴政策,直接利用政府资金干预市场,引导市场主体发展。

事实上沙利文这几年给拜登政府制定的政策就已经是在这么搞了,比如从2023年1月1日开始,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也将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了,这一政策明显就是在抄袭中国2010年出台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可惜,美国落后了足足13年。产业补贴政策这个事情明显违反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明显违反华盛顿共识,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世界接受度太低。所以沙利文一方面炮轰华盛顿共识,想方设法拆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用各种缓和的词汇给产业政策涂脂抹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现代美国的工业战略确定了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具有战略意义,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了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了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它有助于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规模和竞争。

这是关于私人投资的拥挤,而不是取代它。它是关于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在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事实上,即使“产业政策”这个词已经过时,它仍然以某种形式静静地为美国工作–从DARPA和互联网到NASA和商业卫星。

现在,回顾过去几年的历程,这一战略的初步成果是显著的。 

说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沙利文坚定的认为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美国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必须要集中国家的力量在创新领域进行大规模产业投资。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崩塌了,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英国《金融时报》发的文章标题直接写为:《新华盛顿共识:昨天的美国正统经济观念成为今天的异端邪说》。傻眼的公知已经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经济领域,自己靠鼓吹“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华盛顿共识的一切来吃饭,从各种角度论证只要你这么做就能富国强民。结果如今祖师爷直接改口说这些全是错的,要跟着中国一起玩大政府小市场,说动用政府力量大力干预和引导市场才是王道,才能“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沙利文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亲华派?错,沙利文是个铁杆反华派,还不是一般的反华,是整个美国高层政客中最铁杆的反华份子,曾被美媒认为反华鹰派核心之一。就算在这次要求美国复制中国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沙利文也依然坚持中国威胁论的老腔调。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中国挑战时,沙利文说中国的存在威胁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原话是:

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期,也没有在它展开时得到充分的解决。总之,这些力量磨损了任何强大和有弹性的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讲话结束后,主持人问沙利文:“所以美国是下定决心要阻止中国在先进技术上与美国竞争吗?”沙利文回答说:

“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等,这些政府并没有要一刀切。但是,在最先进的半导体、存储芯片技术上,美国不会允许将某些类别的技术出售给中国,因为美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美国要保持对每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强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不会感到任何歉意。” 

简单的说,沙利文推翻华盛顿共识,要求美国尽快研究中国、复制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超越中国的发展速度,重新压制中国。

这种连抄袭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念念不忘打压中国的铁杆反华份子,能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说一个人黑到深处自然粉。现代高科技行业有个巨大的特性,就是前期投入巨大,然后赢家通吃,在没有成为行业领导者之前企业连活下去都困难。但这些高科技行业的利润都十分巨大,只有这些行业才能让一个国家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所有执行华盛顿共识,所有信奉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停留在低端加工业。因为高科技行业具备赢家通吃的特性,后发者永远追不上来。除非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投入,硬生生的帮企业渡过严重亏损的前期,你差不多可以把这看做是一个十万亿资金体量的风投基金看好某个行业,然后疯狂砸钱帮助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等这个行业发展到头部后再断掉补贴,然后收税回本。

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这有多恐怖,根本不是普通市场经济可以想象的发展速度。沙利文想让美国学这套,但有这么好学么?我国的策略都是阳谋,明牌,你可以随便看随便学,文件都可以白送,你改个名字照抄我们都不在意。但是你美国想这么玩,那就首先要进行理论大辩论,到底应该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到底谁才是主导经济的核心,权力边界该怎么确定?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某个行业的某些企业,凭什么不补贴我们行业?里面是否存在贿赂和利益输送?你们这么挥霍纳税让人的钱理由是什么?有没有经过民主投票?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给选民发福利?为什么不减税?为什么不增加医疗补贴?随便几个反对党振臂一呼,这些问题就能让执政党满头冒烟。

再一个就是政策持续性。补贴一个行业不可能一两年就出成果,中国的光伏行业和电动车行业补贴了足足十年才见到曙光,才终于摆脱了骗钱行业的骂名。放在美国,只要中间换个总统,还会坚持前任的产业补贴政策么?花那么多钱,担那么大风险,成功了功劳都是前任总统的,失败了所有责任都自己背。凭什么?我又不傻,干嘛要做这种蠢事,我不如把这钱拿去补贴一个新产业了,至少风险和收益都是我自己的。

举个例子,电动车补贴政策是拜登制定的,如果下任总统是特朗普上台,那特朗普还会老老实实继续执行这个政策给拜登送政绩么?肯定不可能的,特朗普找个理由就会停掉拜登的政策。所以耗资巨大的产业补贴政策即便在美国执行,也一定会被下一任总统叫停或大幅缩减规模,只要下任总统是理智的就一定会这么做。但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没有连续性,而在国家竞争中一步慢步步慢,如果你的产业补贴政策被中断或减缓,那其实等于前面的钱都白砸了,高科技产业赢家通吃这个规则可不会跟你讲什么情面。美国奉行自由市场决定一切,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私人主体具有连续性,而政府没有,所以产业投资只能私人企业来做。

如果美国想改变这一切,就几乎要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制度,其影响和代价不亚于当年苏联废弃公有制,直接用休克疗法改为私有制一样。没那么好改的,很多东西不是想学就学,学不了,硬学代价过大,美国付不起。所以我们把这一套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少一个字都没法学。我们能把这套制度运转的如此流畅,那是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精英根据中国实际国情量身定制的。其他国家想照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和中国的国情一模一样,硬抄那是死路一条。可以参考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因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沙利文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甚至认为中国是民主的威胁,只单纯推崇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求美国照抄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觉得抄了这个就能重新压制中国。这和当年清政府只推崇欧美的军舰和武器,其他政治经济制度一概蔑视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不就是第二个学形不学神的洋务运动嘛,玩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影响清政府被继续暴打。美国想否定华盛顿共识,想通过抄中国作业来压制中国。这个其实我们不介意的,就怕美国抄作业都弄不好,新冠的时候又不是没见识过美国的抄作业能力。

By 远方青木青春豫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