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为什么导致头晕?

史蒂夫·巴克(Steve Baker)是VR领域的专家,曾参与同美军合作的头戴显示器研发项目。对火爆的VR领域,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有的VR设备都远未成熟。在他看来,因为一些无法突破的技术限制,也许VR永远都不会成功。本文是史蒂夫在Quora上发表的一篇回答,触乐进行了编译。原文:

How big an issue is the nausea problem for Virtual Reality products?

丨 介绍

我在军方的模拟飞行头盔项目上工作了数十年,可以说是VR方面的专家。

美军的头戴模拟飞行显示器

恕我直言,现有的VR装备都远未达到能够正常使用的等级。它们可能会自然地被淘汰,或者转向3D显示器领域。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观点。

每个人都觉得这些设备是崭新且具有革命性的,但这不是真相。在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仅仅是这些设备的价格从8万美元跌到5百美元。我们并没有做出太多技术上的创新,价格的下降大多是在性能上做出妥协的结果。

许多人声称,VR设备容易导致眩晕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者马上会被解决。他们认为,能够通过设备的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想的人,都认同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宣称眩晕由系统的延迟/卡顿、低分辨率的显示屏或是不准确的头部定位引起。因此,这些问题都会在VR系统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得到解决。遗憾的是,我们为美军制作的头盔造价8万美元,它具有更小的延迟,更高的解析度,和更准确的头部追踪——在这些方面我们强于任何市售的VR产品,但这些头盔依然让人头晕。所以这种理论可能是错的。

问题在于,持这些理论的人忽略(或者几乎忽略)了20年来用VR设备(我们称它为“头戴显示器”,并将“虚拟现实”称为“模拟”)进行试验得出的事实。

更糟的是,有可靠的研究证实,VR设备造成的眩晕感可能在你停止使用设备8小时后依然存在。

丨 深度知觉

我相信最大的问题在于深度知觉。

对于距离在几米内的物体,你需要调整睫状肌带动你眼中的透镜(译注:晶状体)来对焦。这些肌肉会对晶状体进行一定的压迫,你因此可以对在近距离内的物体进行准确对焦。没有显示设备能够重现来自不同距离的光线——就目前来看不存在这样的技术。我们没法愚弄大脑。

眼球的结构丨图片来自维基百科中文版

高级的VR设备能够调动用户的深度知觉,它们通过对图片的“综合”来使用户立体感。具体来说,用户两只眼睛看到的图片会有些细微的不同。当我们控制双眼聚焦到一点上,两张图片就会“混合”在一起。这是通过对跨眼肌肉群(暂译,原文为INTER-OCULAR MUSCLE,未找到相关中文文献)的控制来实现的。

我们始终在使用这两套肌肉群测量物体的距离,一套用来聚焦,另一套用来综合。当大脑得到正确的信号时,就说明这两个功能正在默契地互相配合。

然而,在VR设备之中,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对焦系统认为:“这两幅图片在同一个位置”,综合系统认为“这两幅图片的位置不同”。如果目标物体位于几米外,就不会有大问题,因为对焦系统只有在很近的距离内才能实现精确对焦。但是大脑会感觉到差异。

那么,假如综合系统告诉我们“那个东西离我们2米远”,同时对焦系统告诉我们“那个东西离我们3米远”,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在真实世界里,这根本就不会发生。我们从穴居人开始一路进化下来,但大脑并没未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你的大脑可以说就是穴居人的大脑。在这种前所未见的情况下,大脑会有什么奇怪的反应?有些人可以单纯地忽略这些信号,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的地方上去。而另外一些人的大脑就会说:“糟糕,我肯定是晕了!”你晕了,你的穴居人大脑判断,你一定吃了有毒的东西……大概是个毒蘑菇?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的大脑会进入恐慌状态然后尝试清空你的胃,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恶心。

这个问题不可能被任何已知的技术解决。真要解决的话,我们需要发明这么一种技术:它能使设备在像素等级上动态调节对焦光源,并且我们还要把这种技术的成本降到40美元。

仅仅因为这一个理由,人类就永远无法摆脱VR眩晕。除非在VR软件里,所有的物体都在观察者3米之外。这个限制完全排除了任何室内题材的VR软件(室内空间太小,达不到距离大于3米这个条件),或者任何能使用手臂直接进行交互的VR软件(距离太近)。

但是,在飞行模拟器领域,VR设备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将飞行员放到模拟训练舱里,使用半透明现实器让他们看到真实的驾驶舱图像。他们能够看到在飞机外的工作人员,但因为他们肯定在很多米以外,所以不会有问题。这样,整套VR设备就可以在用户感到舒适的情况下顺利地运转。有一个例外:在训练空中加油的时候,软管-浮锚装置会处于离飞行员头顶一米左右的位置。因为上面说过的原因,甚至许多飞行员也会感到眩晕。最近,有的飞行员干脆在训练舱里关掉图像,光靠仪表来练习空中加油。

美军的模拟训练舱

丨 动量

在真实世界里活动时,我们的身体会服从动量守恒定理。当你在行走时突然停下,身体的质量会导致你继续往前移动,你必须要控制肌肉来制止你的手臂或者头部前伸。在停车和拐弯时,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动量。

目前这些细节在VR设备中不存在,而且你的大脑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只是在看电视或者电影,这就不是问题。我们似乎能意识到平面屏幕上的图像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接受了这个设定:看电视时,我们的身体不需要感受到任何动量。但是,在感知一些更真实的内容时,我们就会陷入“恐怖谷”:我们能够下意识地感觉到,身体没有承受动量,这会让我们感到强烈的困扰。

你的穴居人大脑又出场了:“我的眼睛说我在加速,但我的胃和平衡器官告诉我并没有。我肯定是晕了!必须要吐。”

我们因为正好相反的原因而晕船。船舱内的视角让我们觉得,我们正身处于一个巨大而稳定的房间;但感觉系统告诉我们“不,我们明显在摇动,因为动量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肯定晕了!吐吧。”

开发谷歌纸框VR的伙计看上去意识到了这点,并且提出了建议:在使用所有的VR软件时尽量站着别动,或者仅仅移动头部(用户确实这样做了,因此没有人感到恶心)。这确实有效,但当你玩一个很真实的FPS或者赛车游戏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换个说法,在任何一个追求临场感的VR软件里你都没办法保持不移动,所以无法避免眩晕。这在飞行模拟中也是一个大问题。幸好并不是所有人都容易晕,特别是飞行员。

谷歌的纸框VR

同样,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因为物理法则不允许。

丨 实际情况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两种类型的眩晕:对焦导致的眩晕和动量缺失导致的眩晕。

因此,99%的VR软件都会导致眩晕,即使它们的内容实际上很精彩。在目前的VR游戏中,主角(或者主角视角)几乎无法避免有一些加速的动作。当然,有个无趣的解决方法——开发者可以把所有物体放到视距3米外(但因为你肯定不会高于3米,所以低头看地板的时候还是会晕)。

或者,开发者只做一些炫酷的内容放在远处,你站着静静旁观就好——但是用户想要的可不是这样的VR。

我一直在和VR显示设备打交道。无论是价值8万美元的还是价值500美元的,我都已经研究了许多年。每个人都能佩戴VR设备数分钟并保持不眩晕。但有一半的人会在几分钟后感觉难受,在这些人里面,又有一半人会难受到必须马上停止使用设备。

目前大多数Demo都是宣传性质的,在其他的行业展会上通常都是只有几分钟长的VR内容。我不知道这些厂商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他们喜欢VR。糟糕的是,直到他们花了500美元后他们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你在这些设备上花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情况可能会更糟。

我曾经在一个为Oculus开发软件的团队里工作过。团队里每人都有一个头戴设备,大多数时间里它都在吃灰。我们既写代码,也做美术内容。我们都是专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你站在我们的实验室里举目四望,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戴着Oculus。仅在很少数的情况下,研究人员会戴上VR,只是为了确认一些内容,然后在30秒内摘下来。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并排放置的两个显示器上观察视觉效果。当项目最终完成时,因为再也不用带这些头盔了,我们所有人都很开心。

Oculus Rift

我们为这个现象取了个名称:“模拟恐惧症”(Simulator Sickness),简称“模惧症“(SimSickness)。

之所以我对VR这么没信心,最大的原因是一系列美军对模拟恐惧症的研究。

他们发现,即使没有发生眩晕,实验对象也会出现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恍惚,或者失去方向感。

总结在论文的第二页上:

“有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得到答案:某些实验对象会在使用VR设备后感觉现实世界变得很迟缓,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症状具体会持续多久。一些数据暗示,出现这个症状的人数可能远超我们推测的数字。有8%的实验对象生物钟加速了6到8小时,更极端的案例,有的实验对象生物钟甚至加速了1到2天。通过研究,我们已经能够推断出是哪些场景导致这些问题,而已经找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还需要对照试验,确定所谓的‘模拟恐惧症’是否会真实的飞行中产生。”

“从研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使用VR设备后应该休息多长时间,才能进行飞行或驾驶汽车。”

美军的研究者认为,用户应该在使用VR设备24小时后,再进行飞行或驾驶汽车。

丨 总结

我很伤感(因为作为极客我也很想要到一个“holodeck”)。我不认为制造一个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还具有足够好体验的VR设备是可能的。(译注:holodeck是《星际迷航》的典故,详见这里。)

对于那些确实能忍受不适感的用户,我最大的担心是美军指出的那些症状:在结束VR游戏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会缺失方向感。实际上,“VR后驾车”可能和醉驾一样危险。这些消费级VR设备应该得到更彻底的研究,假如某一天真的因为VR设备产生交通事故,整个行业可能会跟着遭殃。可以说,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抱歉扫大家的兴了。

By Steve Baker,李先羽

为什么PC端VR已死

曾经在2017年时,VR游戏突然爆发,引发无数新创游戏公司诞生,目标都是VR游戏这一片超巨蓝海,然而几年过去了,如今VR游戏早已经偃旗息鼓,只剩寥寥几家大厂独自支撑,近日来自国外开发者的感言,称PC向VR游戏已死,玩家已经毫无热情了。

·美国的一位资深VR游戏开发者CixLiv近日发推感叹,称虽然对不起还喜欢VR的朋友们,不过本人立贴为证PC向VR游戏已死,自己已经从事VR5年之久,是时候要服从市场需要了。

·发言得到了数位VR界的开发者的赞同,Beep2Bleep Games则表示耗费4年才开发的2款VR游戏,甚至不如在App Lab上2个月打造的1款游戏营收多,知名VR媒体VenturePopTV也表示,数据不会撒谎,曾经的辉煌VR时代早已经过去,如今的PC玩家群体对VR游戏毫无热情,而且再次让玩家们对PC向VR建立兴趣极其的困难。

以下是一位资深VR研发人员的心声:

先自报家门。本人自2016年“VR元年”以来,一直冲锋在行业的最前线。见证了无数企业的起伏,无数玩家的好奇与失望。虽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不堪重负,于2019年败下阵来。回顾3年,见过不少奇人轶事,也有不少感触与想法。知乎内充满了吹捧VR的软广告,却未见任何内容开发者的真实描述,遂写下这篇文章,以作纪念。

本人算得上VR大户,体验过的VR/AR设备大致如下:

  • 手机端:谷歌VR纸盒,暴风魔镜,三星Gear VR
  • 一体机:HTC Focus,PicoVR
  • PC端VR:HTC VIVE+PRO,Oculus Rift,PSVR,windows MR,Switch VR
  • AR:Hololens,Magic Leap(这两个真的是烫头机器)

还有一些不知名或忘记名字的设备。除此之外,我还感兴趣但未尝试的机器有:Hololens2,Valve Index,Oculus Quest,Oculus Rift S,HTC VIVE Cosmos(正好离职没体验到)


VR仍未攻破的技术难题

|美术

“想让一款游戏的画面下降10年,就把他做成VR版。”

我清晰得记得,游玩payday2VR版时,毫无感觉的中弹,极难瞄准的瞄准镜,以及满眼的锯齿是如何闪瞎我的眼。

VR因其双眼的特性,导致很多早期屏幕效果,显示效果不对或性能骤降。(比如SSR,FXAA,虽然现在有TAA,但会导致画面模糊。)

PC常用的aces调色,不适用于VR。

这一点非常重要。aces来自于电影调色,而电影属于在画幅内讲述故事。电影为了画面有看点,利用aces曲线,增大画面对比度,增加饱和度,压低暗部,让观众的焦点都在亮处。同理PC游戏也是通过画幅进行游玩,画面参考自然是电影。

而VR不同,带上头显的那一刻,你的参考便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没有那么高的对比,暗处也不会有那么暗。不再有画幅的概念,自然也没法按电影的方法去引导人看向何处。

也就是说VR摄像机,参考人眼。PC摄像机,参考电影摄像机。

照这个思路,很多不符合VR的效果,也能被一一摘出来。

比如Bloom的摄像机脏渍贴图,

左上角的脏渍bloom

灯光上基于摄像机方向的lens flare

lens flare下半段会依据摄像机方向移动

Lens Distortion

Grain

Auto Exposure

乃至于lens flare的光芒有几条,也会因为人眼而不同。(这点我在之前的bloom中有说)

当然具体什么效果适用于项目,还是看最终效果。Lute Li:Bloom是什么165 赞同 · 12 评论文章

其次,VR因其自由性,人会不自觉把脸凑到各种模型表面,观赏物体细节。这就要求美术得提升贴图精度与渲染真实性。

同时美术还得在相同配置的条件下,渲染 更高分辨率/更高刷新率 的画面。这无疑需要修改模型面数,打光方式,lod距离,阴影距离等一些列参数,无疑是美术与技术的一大挑战。

|眩晕

我带着自家产品去参加过无数展会,见过半分钟就受不了摘下眼镜,也见过十分钟玩得大汗淋漓却依然不舍。每个体验者最初都是兴致勃勃,结局却不尽相同,可以说眩晕是最影响VR体验的因素。

很多文章解释,导致眩晕的原因是帧数低,分辨率低,定位不准等。(顺势在文章最后介绍自己设备怎么怎么好,大家快来买。)

其实知乎有人写过真实原因。李先羽:因为你的穴居人大脑,VR或许永远也不会成功2653 赞同 · 259 评论文章

总结一下,不能正确对焦+动量失衡

这的确是目前VR硬件的局限,但开发人员并非毫无对策,既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回避这些问题。

  • 不能正确对焦

PC游戏便有3D眩晕问题,我有一位同学,无法玩第一人称游戏,但第三人称或上帝视角却没事。VR几乎都是第一人称,同时包裹全视野,让这种眩晕现象进一步放大。

有几款游戏在对焦上做的不错的:

  1. 场景内容集中在远处:BeatSaber,Racket Nx
  2. 非第一人称视角游戏:Moss,Skyworld,Thumper
  3. 非写实画风:GORN,Thumper
  4. 遮住近处的物体:Eagle Flight

育碧的Eagle Flight着实让我有点惊讶,在体验之前,我一直以为高速大幅度移动的内容,会像看VR过山车一样难受。虽然有些体验者还是不能适应,但我自己感觉还不错。飞行时身体在高空,能看到的物体离眼睛较远。如果穿过山洞或靠近建筑,会遮住视野边缘,让焦点聚集在画面正中心。同时限制移动朝向和上下幅度,也一定程度优化了下面动量失衡的问题。

  • 动量失衡

动量失衡常出现在fps/驾驶模拟的VR游戏中,基本可以理解为,在VR中按住wasd移动,导致脑与身体不同步。晕车即是动量失衡的表现。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放缓运动速度减少画面变化幅度;或放弃wasd移动,改用全新的交互方式。

  1. 手柄传送:SteamVR Home,No Man’s Sky
  2. 站着不动:BeatSaber,Racket Nx,VR Kanojo,SuperHot
  3. 类似拔河的移动:GORN
  4. 放缓速度,限制角度:Eagle Flight

尤其表扬GORN,他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移动方式:按住手柄并向后拉,人就会向前走,像划船一样。保证画面动的时候,人也在动。

|交互

如果说,上述解决眩晕的方法是对硬件的妥协。那么交互设计,则考验制作人对VR最深层次的理解。

同样是用屏幕看,用手柄玩,我为什么要选择VR而不是PC?

答案是定位。

定位手柄位置,头显位置。在PC中做不到的操作,才是VR的真谛。VR游戏泛滥之际,脱颖而出的,都符合这个规则。

挥动手柄砍目标(Beatsaber,GORN)控制头显躲避子弹(The Lab-xortex,SuperHot)拉弓射箭等,这些好交互都把定位融入其中。

同样,糟糕的交互我也体验过许多。赛车游戏用手柄的左右控制转向,而不是手握方向盘;fps游戏用上下左右控制行走方向,或直接用动画控制行走等等。都会让原本紧张刺激的游戏,显得特别儿戏。

还有一些我觉得不错的交互,至今仍未普及。

  • 比如从背后四个角(左上/右上/左下/右下)掏出武器,类似于fps的1234换枪。
  • 做出中二动作,释放绑定的魔法,类似于技能快捷键。
  • 手势触发ui,类似于SAO Utils。
  • 更符合VR的3dui。

ps:暂时有一款近乎完美的VR大地型游戏,无人深空VR,但因为手头缺少设备,一直没体验。

沙盒游戏,

卡通画风,

独特的飞船驾驶交互

学习Eagle Flight,规避高速飞行中的眩晕

手柄传送

除了画面相比pc版稍有羸弱外,其他地方几乎满分。


VR行业的乱象

上文主要为发现的问题与自己的看法。现在开喷了,可能会触及到部分人的利益,但内容句句属实,所以请大家擦亮眼睛看。

|VR一体机无用

纸盒子VR让所有人了解VR,并以低廉的价格+全新的体验,俘获了大多数体验者。随即便有了“塑料盒子VR”与“PC端VR”之分。后面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塑料VR被淘汰。

为什么塑料VR被淘汰?我分析原因有二:设备体验感差,没有内容

其实体验感差这点,在当时不算问题。塑料设备也只是比纸盒子结实点而已,价格也不贵,本来就没法要求太多。

而没有内容这点,绝对是拖死手机VR的最大因素。

2016年,手机,3D游戏,VR。这四个词摆在一起,简直就是地狱,本来国内3D开发水平就低,再加上周期短,一个个催熟的demo直接上架让你体验。许多厂商还对着半成品的demo抄,宛如嚼二手口香糖。

这还不算最致命的,每个厂商都喜欢开发一个游戏平台,把本来就兑了水的可乐,直接倒在江里,你不亡谁亡?

现在一体机,和手机VR有何区别?甚至于在原本两个缺点的基础上,再加上了一条:

狼来了的故事谁都懂,智商税这种东西,真的没人傻傻交三次。

再回头看看PCVR,两组数据。

STEAM2019年9月左右数据
STEAM2019年4月左右用户破10亿

10亿乘1.04%,至少1千万人拥有PCVR设备,有人同时拥有多个设备,并且以后也会继续为此买账。

我不清楚国内吹嘘一体机,卖的有多么多么棒,是不是数据作假。但是我知道,你去任何视频网站搜一体机有关内容,筛去测评,筛去拿宣传视频当实机内容的广告。

  • 真正在玩一体机游戏的(画面一直在抖),有几个?
  • bilibili的视角姬至今76个VR相关视频,与一体机有关的,有几个?
  • youtube的LinusTechTips,白嫖过那么多高科技产品,试问他做过几个有关一体机的内容?又对几个说“推荐购买”?

有人说一体机的优势,是随时随地游玩,像手机一样便携。

做游戏的都清楚,PC玩家与手机玩家根本就是两个群体,稍微动动脑筋想想,你也知道VR玩家应该归在哪一类。

VR核心用户是最硬核的PC玩家。

而现在你希望牺牲游戏画面与性能,来换取便携性?纯属滑稽。谁会带一体机出去玩?

我们不想去室外,我们只是想让PCVR少一根线而已。

如果一体机真能崛起,我觉得只能是替代PC头显,实现无线PCVR而已。现阶段wifi传输速度过慢,所以只能求5G带带?

|VR不适合商业项目

前公司,做过无数VR商业项目,覆盖无数产业,算行业内混得比较好的,但几乎没有回头客。再加上各种滥竽充数的同行,可以说是干一行,臭一行。

我总结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 期待过高,结果低劣:最初想尝试VR+的企业,和上文消费者一样,想着是黑客帝国的脑后插管,得到的却是手机架在眼前。
  • 成本过高,收效过低:几乎所有甲方都认为,”实时渲染,自由观看,沉浸式体验“会比离线渲染效果图的画面更好,耗时更少。殊不知,这一个沉浸式体验,换来的却是更长的开发周期,以及更高的预算。
  • 自认为VR+适用于自己的行业:教育,医疗,消防,灾害模拟等,全都想进来试试,但又不知道做什么内容,于是花一下午写了篇十几分钟的广告视频脚本。大哥拍电影呢?
  • 没有展示优势:就算是辛辛苦苦把VR内容做出来,怎么展示?VR画面投屏只能显示实机画面的一部分内容,想要真正体验,只能挨个排队。拿同样的钱做成视频或者app,性价比来得更高,还能一群人同时体验。
  • VR很脏:VR头显密不透风,稍微运动下便能满头大汗,而汗渍全渗透在海绵垫内。在公司内,有自己私人的海绵垫,并且两天洗一次。展会一天50人体验,一般三天起步。试问下,你愿意把150人的汗往自己脸上抹吗?还有别人留在布带上的头皮屑?

相比之下,手机AR应用,不知道比VR高到哪里去了。


总结

经过三年的沉淀,最终活下来的,是PCVR,其余内容只不过是VR浪潮的死火余温。时间就像筛子,会把不合适的东西都除去,我们只能好好思考一下,自己是筛出去的沙,还是留下的石子。

By Lute Li

密苏里小镇向所有居民发放比特币

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个将比特币交到每个居民手中的小镇。Cool Valley镇镇长Jayson Stewart近日表示,他正在筹集资金,为该镇大约1500名居民每人发放最多1000美元的比特币。

根据KSDK.com网站报道,许多专家预计,比特币的价值在未来十年将呈指数级增长。在Cool Valley镇居住的邮递员Ramona Nickels说道:“我女儿说她认为这是下一个大事件。”

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它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加密货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比特币的价值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它有一天可能成为世界货币。

最近,萨尔瓦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此举是为了保护该国经济免受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Stewart认为,比特币就是“数字黄金”。在Cool Valley,持有数字货币可能会带来变革。

Stewart称自己是企业家和环保主义者,他说:“我有一些朋友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比如从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到几年内身价超过8000万美元。”

Stewart表示,该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将来自几位匿名比特币投资者。Stewart说:“我有一些非常支持我的捐赠者,他们同意为我筹集购买比特币的费用,最高可达数百万美元。我也在努力争取一些政府资金。或者部分来自新冠救济的救济资金。”

(截图来源:KSDK.com)

Stewart并不排除使用市政府的资金,他说:“这是可能的。我们看看会怎样。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根据KSDK.com网站报道,Stewart指出,赠送比特币将带有一些附加条件。他不希望居民在几年内卖掉比特币。

Stewart说道:“我们正在为比特币制定一份授权计划。这个想法是,在你真正拥有它之前,你可能五年内都不会将其出售。我们正在研究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我最关心的。之前有人卖比特币来付车款。当这些年后比特币的价值达到50万美元时,他们会后悔的。”

大约有1500人住在Cool Valley。接受采访的十几个人似乎都接受了这个计划。

Nickels表示:“有了现金,人们就会有坏习惯,他们会买不该买的东西。但有了比特币,也许你可以把它给你的孩子。我女儿明年上大学。我可以把(比特币)给她。”

住在Cool Valley的Cornelius Webb说:“把钱放进我的口袋里!”

Stewart说,他相信,Cool Valley将变得越来越富裕,不仅这座小镇,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Stewart表示,Cool Valley还将采取积极措施,抵消众所周知的比特币挖矿对环境的影响。

Stewart说:“我们正在分发比特币,同时我们正在把整个小镇变成太阳能发电,就像所有的政府灯光和类似的东西。”

关于比特币将如何分配的细节仍不清楚。Stewart表示,会通过上门拜访,并为居民提供免费课程,让他们了解如何使用和安全存储比特币。他希望在今年年底开始这个计划。

By 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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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在埃及革命中发挥的作用

毋庸置疑,2011年在埃及发生的政治革命并不是一场由社交媒体导致的革命,证明这一点最典型的负面案例是,在社交媒体运用更为活跃的西方国家,至少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革命迹象。

学界在分析埃及革命时依然是遵循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框架,可以归纳为如下解读视角:第一,“挫折-反抗机制”(frustration-aggression mechanism),由于埃及内部发展不平衡,贫民以及比重攀升的失业者因政治期待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在经济恶化(金融危机)的变动环境中起来抗争;第二,政治机会结构(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在该视角下政治精英的分裂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埃及军队以及其他支持联盟放弃拥护穆巴拉克政权才促使革命成功。第三,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发动埃及革命的主要组织虽然最初的运动目标并不相同,但是经过策略转换,最后整合成“穆巴拉克下台”与“民主”这两个更具动员潜力的口号。

因此,本文在探索社交媒体对于埃及革命的作用方式时,将其纳入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下讨论。本文假设驱动路径的实现过程是:在国家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过程中,民众的政治表达管道不够充足乃至完全被堵塞,于是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管道(channel),从而出现压力转移现象。

然而,随着压力在承载量有限的社交媒体不断积聚以及怨恨、剥夺感/压迫感产生后相互传染,一旦刺激因素到来,在活动积极分子的作用下,社交媒体开始驱动社会运动。这就是作用得以发生的前提,接着探讨发生过程。由于只有当足够的人,或说行动者(actor)被动员起来,才能发动并且推动社会运动。因此,作用的发生过程就是网络动员与话语塑造分别同行动者的互动。

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国际政治视野内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一方面有学者赞其为互联网编织的神话,是新一波民主化的黎明。《纽约时报》在对伊朗“twitter革命”的评论中认为:第一次,威权统治下的温和反对派以他们自己投射权力的方式——社交媒体——战胜了总统内贾德。在2010-2011年在中东北非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集体抗争,被认为是“网络给以传统上沉默的人以发言的权力,并能够组织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也有态度谨慎的学者,将互联网视为潜在的包裹着技术创新色彩的煽动家。长期以来,信息通讯技术与国际政治变革有着密切关系。互联网的发明是源于冷战时期美苏面临核战争威胁,美国试图建立通讯网络以期在核战争中生存。三十年前发生在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局变动,部分原因是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成功地将来自西方的信息向这些国家外部扩散。

而现在国际政治学者在这一议题上的争论焦点是:全世界的非民主国家是否将依靠web2.0提供的机会平台进行“2.0抗争”(activism2.0)来完成民主转型。可以预见,社交媒体与集体抗争的结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国际政治观察的长期热点。这也是本文研究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缘由所在。

目前有关社交媒体网络化的研究主要在计算机领域运用拓扑学的知识分析“小世界”现象。早前社会关系网络分析主要是采集现实中人际关系网络数据,现今陆续有学者运用于网络虚拟空间。语义匹配方法是基于神经网络技术,需要根据研究对象专门编写程序,因而较少出现在社会运动研究中。

更为遗憾的是,之前研究要么从其他视角切入而根本未能捕捉到机制要素,要么专注于关系网络与信息内容中的一个维度,少有文献考察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因此限制我们研究社交媒体究竟如何作用于社会运动。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本文将结合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与语义模型分析方法(Semantic Patterns),以埃及革命中社交媒体的数据验证社交媒体对于社会运动的一般化作用路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分别是研究方法介绍与结果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埃及革命的事件追踪与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资料借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是:

(一)Maksim Tsvetovat,Alexander Couznetsov

1. 研究对象:埃及解放广场上twitter的流量(2011.2.10-2.11)

1.1 资料处理:将每秒中推文(tweet)流量与新闻事件对比分析

1.2 研究结果:穆巴拉克辞职前夕,当重要新闻事件发生,推文流量也出现峰值。与埃及革命目标直接相关的事件导致最高峰值出现。(图表4-1)

2. 研究对象:有关埃及革命主题的推文转发(retweet)形成的关系网络

2.1 数据收集:DeepMile Networks

2.2 资料处理:社会关系网络分析软件

2.3 研究结果:通过推文转发,示威者能够形成关系网络。并且有着一小部分的用户相比其他人,更加能够产生不对称的大规模的推文回复,而这小部分用户不取决于他们是否是有着极大关注率的重要人物。(图表4-2)

(二)沈逸

1. 研究对象:巴拉迪、“四月六日青年运动”、“我们都是赛义德”、 格尼姆所持有的五个twitter账号形成的网络关系

1.2 数据收集:根据五个账号节点所收集的关系型数据

1.3 资料处理:社会关系网络分析软件

1.4 研究结果:在网络舆论空间,此次埃及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五个账号保持了一种松散网络关系。(图表4-3)

(三)Peter Teufl,Stefan Kraxberger

1. 研究对象: 与推文“维基解密宣布将在埃及投放大量的电缆。2011/01/28”语义相关的流量演进。(红色部分)

与推文“埃及互联网用户宣称网络被中断。2011/01/28”语义相关的流量演进。(蓝色部分)

1.2 研究方法:语义模型(Semantic Patterns)分析

1.3 数据收集:抓取与研究对象的语汇(term,名词、动词、形容词)、热门标签(hashtag)、以及时间戳(timestamp)匹配的推文进行分析

1.4 研究结果:对于重要新闻事件流量均会达到最大值。双方都在“2011-1-28-0”这个时间戳上达到流量峰值。因为此刻的事件是:网络最开始中断。而在时间戳“2011-2-1-0”又达到另一个峰值,这时候的事件是:埃及最后一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关闭。(图表4-4)

2. 研究对象:所有被抓取的语汇、热门标签和时间戳的重要性(被激活值)排序

2.2研究方法:语义模式(Semantic Patterns)分析

2.3研究结果:所有推文中最强烈相关的语汇是“穆巴拉克”。(图表4-5)

二 软件分析结果及其可视化

图表4-1

图表4-2

图表4-3

图表4-4

图表4-5

三、埃及革命:过程分析

1、结构性张力

自1981年延续到现在,埃及的《紧急状态法》每隔三年延长一次。根据《紧急状态法》,警察的权利增加,公民享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被暂停,各项政府管制被合法化。没有经过批准的政党、政治组织街头示威,以及未经政府批准的捐款都被禁止。法令赋予警方权力镇压公众集会,不需要证据就可以扣查疑犯,搜查时不需要事先得到法院批准。

原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位32年从来没有选出一位副总统,这一方面加深了民众对于穆巴拉克之子继位的猜疑;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埃及继任危机始终存在。根据埃及选举制度,人民议会挑选总统候选人只需要议会三分之二选票,长期以来穆巴拉克利用这一制度确保自己是唯一总统候选人。

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力量极不平衡,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在人民议会中控制了86%的席位,这使得反对派不再对议会过程抱有幻想,结果阻止了多元政治制度形成的步伐。在埃及政府缺乏对公众诉求的回应力,而利益集团又组织薄弱,表达效率低。在反对党中,只有被禁止的民族进步联合党和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形成了连贯性政党平台,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控制利益实施平台。尽管民族民主党在选举层面具有利益表达机制,但是没有连续性的政策计划。只有内阁内部才有利益的协调,而内阁间的纷争则需要提交总统裁决。

长期以来,埃及的社会运动主要由伊斯兰宗教组织领导,从激进的杰哈德组织到比较主流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伊斯兰运动组织主要是通过动员对政治现状的不满情绪来增加吸引力,将穷人的政治疏离感资本化,因此支持群体主要为中下阶层平民。

但由于伊斯兰运动组织的目标是法律中实行伊斯兰教法及其宗教化的动员路线,许多埃及人在意识形态上对伊斯兰运动满怀狐疑。在1990-1997年间,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对当局政权实行的准军事行动中,埃及安全部门逮捕了上千名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穿透并且摧毁了革命细胞组织。政府还通过为独立伊斯兰公民团体颁发执照的方式加以控制。

埃及威权国家性质的最典型特征是总统一人独揽大权。在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穆巴拉克通过执政党来排挤其他党派的议政空间;在社会层面,他又通过强势警察进行合法化的社会管控。另一方面,埃及社会中层组织薄弱,宗教性的组织很难赢得中产阶级的信任,这种分歧带来的是民间组织力量的分化以及社会运动动员网络不发达。所以,一方是个人专断的强势国家,另一方是难以整合的弱势社会,双方不对等的互动于是产生了结构性的张力。

2、压力转移

在传统社会运动势头渐弱的背景下,埃及的政治活动家开始借用互联网作为动员工具。网络博客大约在2003-2004年出现在埃及,到2005年埃及博客空间的发展已趋于成熟。2004年在埃及兴起的“受够了运动”(Kifaya或Kefaya)与埃及的第一代博主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因为“撇开‘受够了’运动很难解释博客在埃及的起源,但撇开博客又很难解释‘受够了’运动的成功”。“受够了”运动的成员通过网络博客披露警察滥用暴力的信息,并且及时播报主流媒体不被许可报道的社会抗争新闻。

2008年4月6日,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发生了棉纺织工人罢工,当天,一群埃及博客作者以同一时间在互联网上更新博客与twitter内容的方式,散播当日的罢工信息。尔后,这群人在facebook上创建公共主页,成立名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组织。根据披露的维基解密文件,“4月6日运动”青年骨干曾经在美国参加“青年运动联盟首脑会议”,接受逃避计算机监控技术培训。

当传统的依靠宗教组织网络动员的运动方式转向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虚拟空间网络动员,意味着“强国家-弱社会”造成的社会压力转向网络平台。运动积极分子对于暴力的揭露以及抗争的宣传,在给埃及人心理上造成的效应是:第一,集体性的不满情绪传染;第二,破除信息闭塞之下对反抗的恐惧。

3、 刺激因素

触发埃及2011年1月25日示威游行的导火线是一名叫做赛义德(Said)的埃及商人被两位警察拷打致死。2010年6月,这位埃及商人拍下了警察将检获的毒品与现金收入囊中的画面,并且在亚历山大的一间网吧上传该视频。几周后,视频中的警察撞见赛义德,将他拖出网吧,并以头部撞击大理石的方式将其虐死。

在赛义德死后五天,谷歌公司在中东地区市场经理格尼姆(Ghonim)以匿名绰号“烈士(El Shaheed)”创建了一个facebook网页——“我们都是赛义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格尼姆将手机拍摄的赛义德脸部严重变形的照片上传,通过facebook、youtube与twitter高频次点击与反复播放,引起互联网用户的极大关注,埃及民众的愤怒情绪逐渐积累酝酿。

2011年1月14日,“我们都是赛义德”第一次在facebook主页上呼吁埃及人在1月25日这天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萨义德之死能够成为导火线,是它直接反映《紧急状态法》之下,警察的暴力与腐败,埃及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正如一个埃及青年的留言“我们都是萨义德,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萨义德”。这种共感说明革命前“一般化信念产生”。

4、社交媒体的驱动

网络动员分析

最初发动埃及1月25日示威游行的主要是四个组织,它们在twitter上共有五个账号,分别是:巴拉迪(@EIBaradei);“我们都是赛义德”(@Alshaheeed、@ Elshaheeed);“四月六日运动”(@ shabab6april);格尼姆(@Ghonim)。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这四个组织依靠互联网形成的关系网络:

第一,通过软件(图表4-2;图表4-3)分析揭示了最初发动革命的运动组织之间,以及占领埃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之间,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形成了关系网络。其中,巴拉迪、“四月六日运动”、“我们都是赛义德”的两个账号以及后来居上的谷歌中东地区市场经理格内姆虽然彼此并不直接关注对方,更多的是借助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如“马上要民主”(Democracy Now)作为中介,建立起了一个松散的多中心网络。

第二,运动组织的部分积极分子已经自我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网络关系。1月14日“我们都是赛义德”网站的示威声明是:来自全埃及的活动家都一致同意,在1月25日这天进行一场和平的反抗折磨、贫穷、腐败以及失业的起义。捍卫所有埃及人的权力。对于国际友人:支持我们的话就请不遗余力地使得这天是一个胜利。1月18日“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阿斯玛·玛芙兹(Asmaa)在网络上公开身份,号召埃及人参与1月25日的游行。

此外,社交媒体上的关系网络不仅是境内的,还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形成全球关系网络。埃及的活动积极分子承认,他们“与突尼斯的活动家交流游行时对抗警察的战术,在网络上形成互动”。此外,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谷歌也提供技术支持。1月27日,埃及政府开始关闭境内90%的手机网络通讯,中断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以智能手机登录社交网站的方式向外界发送示威游行的消息和照片。然而,借由谷歌公司所推出的语音推特(voice-to-tweet)服务,示威者的语音留言在技术支持下换成文字发布在twitter网站上,继续保持与社交网站的链接。

至于社交媒体的关系网络对于活动积极分子的影响,格尼姆的例子说明虚拟空间的影响力能够投射到现实政治,线上的影响力与线下的影响力可能产生一致性的互动。格尼姆最初完全是依靠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增加的粉丝数量而获得影响力。然而,当他在被拘留12天后,格尼姆回到解放广场后的发言是:我们将不会放弃我们的请求,那就是政权必须倒台。当晚他在电视访谈上极具煽动力的访谈。这些都再次点燃了广场上示威者的抗争热情。

话语塑造方式

分析社交媒体的话语塑造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第一,语义模型分析表明,埃及革命期间社交媒体基本上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所批评的信息分散、可信度较低的缺点,并且充分放大网络信息及时性的优点。虽然有关核心议题的谣言也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抬升流量,但这只是小波动,何况辟谣信息也因语义相关可能被算入流量内。第二,运动组织以及积极分子主动的话语塑造,尽管塑造成功与否需在密集的关系网络中检验。第三,不被信任的传统媒体提供正向机会。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话语塑造方式:

第一,信息流量集中在重要议题

语义相关的推文流量演进图(图表4-4)表明:对于重要的新闻,推文的数量有着显著地上升。而在语义模型分析所激活的值中(图表4-5),排名前五的语汇分别是:“穆巴拉克(mubarak)”“折磨(torture)”“停止(stop)”“总统(president)”“辞职(resign)”。这与埃及革命中的主要口号,如“穆巴拉克下台”“人们想要推翻政权”“调查警察滥用酷刑”,都是高度语义相关的。由此可知,社交媒体上承载的信息内容具有设定与集中抗争议题的潜力。

第二,“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后的口号

Twitter上五个主账号对此次游行要实现的具体诉求最初并不相同:巴拉迪非常明确的要求穆巴拉克总统立刻下台,由自己出任过渡政府领导人;“我们都是赛义德”的两个账号主打要求在埃及实现“民主选举”,“调查警察滥用酷刑”;格尼姆完全走感性路线,谴责滥用职权;“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强调“民主”、“就业”与“社会公平”。但是通过策略转换与话语整合,在网络空间里,社交媒体在他们之间先后构筑出了两个可以作为公约数的符号:第一个符号是“穆巴拉克下台”这个通俗易懂容易快速传播的口号;第二个符号是“民主”。在完成话语的框架整合后,此次埃及革命的运动组织将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以及怨恨联系起来。

第三,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源”

在埃及革命第一天,几位独立公民记者创建了以facebook公共主页为信息发布平台的Rassd新闻网(Rassd News Network, R.N.N.)成为三月份中东地区关注人数最多的在线媒体品牌。R.N.N.的新闻采集模式——“从人到人的新闻”——完全是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特征。然而在埃及革命期间,R.N.N却建立了其特殊的舆论权威性。国外主流媒体,如BBC、路透社、半岛电台、阿拉伯卫星电视台(AlArabiya)都是援引R.N.N.的新闻以及照片来报道社会运动细节。这至少证明了:权威国家发生革命时,由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不被信任,社交媒体担当了新闻传播之职。

第四,选择传播效率更高的信息形式

在埃及革命期间,facebook与twitter上除了发布短新闻,最大的特征是大量现场拍摄的第一手照片与视频资料。曾有学者在反思“媒体过盛(media richness)”理论时,发现媒体传播效率随着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效率越高意味着用户对其认可度越高,然而,效率递减顺序是“视频>音频>照片>文本”。

社交媒体驱动埃及革命的路径过程

六 、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社交媒体如何驱动埃及革命?我们试图从两个层次回答:宏观上追溯到埃及革命的过程机制,从“结构性张力”“压力转移”以及“刺激因素”来解释社交媒体能够产生作用力的前提条件;进而,我们转向微观层次,探讨社交媒体能够驱动革命的根本路径,并且引入“行动者”深化讨论驱动过程。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看,我们可能思考的是一个“埃及命题”,即:在一个政治信息闭塞,主流媒体不被信任的威权国家,社交媒体有机会通过“话语塑造”方式驱动一场社会运动;同样,在一个公民发育不良,各组织之间关系网络切割分化的威权国家,那么社交媒体有机会通过“网络动员”的方式驱动一场社会运动。只有单个案例验证的命题当然不足以成立,因此,本文的进一步工作应该是更加细致的国别案例比较研究。

By 中东学人

亚马逊中国卖家的硬伤

几乎每个亚马逊卖家,都有一个品牌梦。

然而,近几个月发生的连环封号事件,让不少年售20-30亿的品牌(店铺),一朝之间归零了。

辛苦几载,以为做成了一个品牌,结果被连根拔起,荡然无存。

一个华南卖家的电动牙刷品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该品牌经常霸榜亚马逊Best Seller(畅销排行榜)前5名,与飞利浦、 Oral-B等国际品牌掰手腕,销量也常常领先。

2020年,该品牌还获得了亚马逊颁发的“年度最具价值品牌”称号。有销量,有品牌,还得到了亚马逊官方的认可。一切非常美好。

然而,这一切,随着一声封号令都消失了。

一时间,曾经的爆款产品全部成为了积压滞销品。在海外清货不理想的情况下,这家电动牙刷公司不得不“转战”国内,以2-3折的“骨折价”大量清库存。

一家店铺关闭,一个亿级卖家的品牌梦就此破碎了。

相比之下,它的对手飞利浦、Oral-B的品牌依然“挺立”着。即便有一天亚马逊封掉了它们的店铺,它们依然可以活得很好。

两者之间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这是因为,飞利浦、Oral-B等品牌生存于“用户心智”之中,而大部分中国卖家品牌则生存在“ 销售渠道”(亚马逊)之中。

“心智品牌”是凌驾于销售渠道之上的。关一个店,换一个渠道,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而“渠道品牌”则牢牢粘在某一个或者几个特定渠道中,关掉一个店,换一个渠道,可能会元气大伤,甚至遭受灭顶之灾。

一个品牌如果占据了用户心智,就拥有了一种无形资产,可以促成“心智预售”,让顾客出门前(登录网站前),就想好了购买它的产品。

比如,要买省油的车,我们会想到丰田、本田;要买去屑的洗发水,我们会想到海飞丝;买高性价比手机,我们会想到小米(虽然现在一直涨价)。

飞利浦和欧乐B的电动牙刷,就拥有了类似的品牌心智资产。

而当一个品牌,仅仅是占据了销售渠道,且又过度依赖和捆绑于特定的渠道,就沦为了一个渠道品牌。

渠道品牌几乎等同于一个店铺。店没有了,品牌也没有了。

放眼中国跨境电商卖家,即便是一些已经上市的大卖家,在严格意义上讲,也依然是一个渠道品牌,也顶着“品牌与店铺同生死”的巨大风险。

比如,在香港上市的VeSync(晨北科技母公司),96%的营收来自亚马逊,达3.35亿美元(合21.69亿人民币) 。

其旗下几个品牌Levoit(家居健康小家电)、Etechcity(智能小家电)等,严重依赖亚马逊这一单一渠道,是很典型的渠道品牌。

(Levoit品牌旗下健康小家电产品 )

当然,话说回来,“豆包依然是干粮”。

亿观先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讲,亚马逊上的渠道品牌,跟飞利浦、Oral-B一样,也拥有自己的心智资产。

当顾客用“品类词(通用大词)+品牌词”搜索时,说明这一品牌,也是一个“心智品牌”了。

比如Levoit的顾客,用“空气净化器+Levoit”去搜索时,它就有了品牌效应了。

只不过,Levoit的品牌效应,严重局限于亚马逊上,它的品牌心智资产也是“嫁接”到亚马逊这个渠道上(如图)。

比如,一个顾客要购买Levoit的空气净化器,其心智路径是“亚马逊—空气净化器—品牌Levoit”。

(百度图片:神游子,卖家的品牌是接穗,亚马逊是砧木)

卖家品牌是“接穗”,而亚马逊是“砧木”(zhēn mù)。接穗需要砧木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

如果“砧木”一旦掐断养分,“接穗”会因营养贫瘠而得“软骨症”,枝条会耷拉下来,最后枯竭而死。

上文所说的电动牙刷品牌,就是因为被亚马逊从砧木上切割开来,造成了事实上的死亡。

许多中国卖家,包括一些年售几十亿的超级卖家,都因过于依赖亚马逊,导致其辛苦栽培的品牌,沦为“亚马逊嫁接品牌”。

很多人会提出疑问,依照这一逻辑,所有品牌只要在某一渠道开店,都会成为这一渠道的嫁接品牌或渠道品牌。

比如,在沃尔玛开店,会成为沃尔玛的嫁接品牌,在eBay开店,则是eBay的嫁接品牌,然后是速卖通嫁接品牌、Lazada嫁接品牌、Shopee嫁接品牌、美客多、敦煌网……

坚持不易,点击下图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照此逻辑,所有品牌逃无可逃,包括那些知名品牌,都是嫁接品牌。

首先,过于依赖任何一个特定的销售渠道(平台),都有沦为其“渠道品牌”或“嫁接品牌”的危险。

因为,商家的品牌跟特定渠道过度捆绑,且严重依赖这一渠道生存,品牌与渠道就会在顾客心智中产生强关联,导致他们要买你东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渠(平台),然后再找到你,最终使你的品牌沦为“渠道中的品牌”。

只有多渠道、多触点地占据渠道,并打出一套营销组合拳,才能占据顾客心智,最终摆脱这一困境(后文中再谈)。

其次,亚马逊有其特殊性,相比其他销售渠道,它对卖家的品牌资产的“侵蚀”最为厉害,更容易让卖家品牌沦为“嫁接品牌”。

美国畅销书《四巨头》(The Four)的作者Scott Galloway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亚马逊与品牌合作,就像寄生虫与宿主合作一样。

其大意是,亚马逊像寄生虫一样吞噬或者侵蚀卖家的品牌。

亚马逊是如何“侵蚀”卖家品牌资产的呢?

一、亚马逊”超级大卖场“的定位,对卖家品牌构成了“侵蚀”

亚马逊自身的品牌,在欧美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一位旅居海外二十多年的华裔观察人士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他表示,不要将亚马逊想象得有多高端,虽然它卖的东西比eBay好一些,但它在欧美消费者眼中,依然是一个廉价商品大卖场,而在众多品牌商眼中,它则是一个过季产品的清货渠道。

亚马逊曾邀请不少品牌商去开店,但经常遭到拒绝。这些品牌商们更愿意将过季的尾款交由亚马逊去处理,但拒绝将当季商品卖给它。

在许多品牌商看来,在亚马逊开店或者销售当季产品,对自己的品牌定位和品牌形象的“减损”。

与该位华裔观察人士观点相呼应的事实是,耐克、路易威登、宜家、劳力士、哈雷、Birkenstock、Allbird等国际大品牌,也曾在亚马逊上短暂开店,但随后宣布退出。虽然目前这些品牌,依然可以在亚马逊上搜到一些,但主要是分销商在卖。

亚马逊的”大卖场”的格局,确实对品牌商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高性价比(廉价)商品”、“清货”、“比价”等标签,已经深入到欧美消费者心智的毛细血管里。

大部分顾客上亚马逊,都是在搜货,比价,下单,是直奔商品本身去的,而商品背后的品牌,他们是不太关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充电器、鼠标、手机壳、音箱、日用袜子等标品,往往成为亚马逊上卖得最好的爆款产品。

这些商品的背后是白牌卖家,而不是品牌商。

所谓白牌,基本是等同于一个商标,顾客购买它们的商品时,只是用品类词搜索,看到好评多、排名靠前,直接下单了,对于背后的品牌,是不在乎的。

有一个统计数据,多少可以佐证。

Tinuiti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亚马逊上,近七成(69%)的搜索词不包含特定的品牌名称。

这意味着,“品类词+品牌词”或者单独的品牌词搜索流量,仅占三成,其余的则为品类词流量(通用关键词搜索)。

即便这三成的“品牌流量”,也不是全被第三方卖家拿走了,因为亚马逊几百个自有品牌和自营合作品牌(供应商供货+亚马逊销售)也要过来抢份额。

事实上,亚马逊自营类品牌确实拿走了很大一块市场份额。

在服、鞋、珠宝、婴童和家居等热门类目中,拿走的份额接近50%,比如消费电子类,亚马逊自营合作品牌和自有品牌的销售额占了全平台的46%。(2020年亚马逊在回应国会议员反垄断质询时披露的数据)

总结说来,亚马逊品牌词流量不多,且还有亚马逊与其伙伴们过来抢蛋糕。

当然,很多人会反驳,品牌词搜索流量占比较小不是亚马逊独有的问题,其他电商平台也有这个问题。

这一观点基本没有错,但在所有电商平台中,亚马逊是对卖家品牌私域空间压制得最厉害的一个,这让它成为了一个对卖家品牌成长不友好的平台。

二、亚马逊对“品牌私域空间”的严格限制,“压抑”卖家品牌成长

亚马逊上没有私域。

亚马逊几乎杜绝了一切构建“私域流量空间”的可能:

  1. 严格限制卖家与买家联系;
  2. 杜绝“中心化品牌店铺”的私域流量小生态,;
  3. 去中心化,重产品,轻店铺,对品牌卖家与非品牌卖家采取无差别政策,让所有卖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PK产品,而不是PK品牌。

这一切,是由亚马逊的最高经营原则“顾客第一”决定的。

亚马逊这两年也推出了卖家的品牌店铺(Amazon Store),但与速卖通、Shopee、Lazada、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品牌店铺,有着本质区别。

它本质上是一个广告工具,而不是承接卖家私域流量的“品牌旗舰店”或“小生态闭环”。

亚马逊的品牌店与其他电商平台的品牌店,有着两大区别:

一、品牌词自然流量不归卖家所有

我们在某一个渠道辛苦做一个品牌之后,如果买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品牌词,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流量归属我们自己,而不需要额外缴费,因为这属于平台内的“有限私域流量”。

然而,在亚马逊上,卖家的品牌词产生的自然流量,也要被亚马逊“拔一次毛”,“揩一次油”。

比如,作为亚马逊头牌之一的安克创新(Anker),好不容易在亚马逊上积攒了人气,做出了一个“渠道品牌”,但它的品牌词在站内产生的私域流量,也被亚马逊“扣押“了。

当安克的忠实用户在站内搜索其“品牌词”或者“品牌词+品类词”时,安克必须掏钱购买自己的品牌词“anker”,给亚马逊交广告费后,其品牌店铺才能展示在靠前的位置 。

如图,搜索“充电器(品类词)+anker”,安克店铺出现了,但右下角有付费的赞助广告的标志。

顾客每点一次,安克就得交一次广告费。 这一现象,在其他电商平台里,是少见的。

在很多电商平台里,品牌卖家可以“免费收取”这些流量,因为这是自己品牌产生的自然流量。

在京东、天猫、Shopee、速卖通、Lazada,无不如此。比如,在天猫上,安克可以免费收取的自己品牌的自然流量。

即便是“充电器”这个通用关键词,作为品牌方,也有一个显著的、免费的“入口”,可让买家直接进入店铺。

亚马逊对品牌成长的抑制,还表现在对私域流量生态的限制上。

二、亚马逊卖家店铺很难承接“私域流量”,并构建自己的“交易小闭环”

亚马逊卖家的店铺,虽然也有粉丝“follow”功能,也能够沉淀一定的“私域流量”,但缺乏充分激活、利用这些流量的配套机制。

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流量是一种“不活跃的流量”,不能帮助卖家在自己的店铺里构建一个“私域小闭环”,并由此获益。

我们与其他平台对比之后,就会更加清晰了。

比如在Lazada、速卖通、Shopee的生态里,对卖家的整个品牌店铺有完整的一套扶持体系,包括粉丝关注、老客户回购引导、新品推送等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一两年前买过的顾客,也会回来买。

比如,在卖家与联系客户方面,Shopee卖家有很大的空间,既可以通过“广播”方式,吸引已关注你店铺的粉丝或者已经下单的买家,购买你的商品,也可以催促没有下单的顾客继续下单。

甚至,卖家可以看到顾客的联系电话。一个Shopee卖家告诉亿观先生,有时联系不到买家,可以直接打一个电话过去。

(Lazada店铺内,可激活30天内未购用户)

这意味着,许多电商平台允许卖家在构建“站内私域流量池”和“品牌小生态”。京东等电商平台,则直接称其为“流量闭环”。

一个私域流量闭环,不仅有利于促进复购,增加顾客粘性,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卖家的品牌真正地成长起来。

而目前来看,亚马逊在这方面是非常缺失的,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讲,亚马逊对卖家品牌的成长,是不太友好的。

亚马逊为何如此忌讳给卖家提供私域流量空间呢?

一方面,是出于亚马逊的流量野心以及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亚马逊杜绝卖家把持太多自然流量,尤其是不愿意看到流量进入卖家品牌店铺之后,在里面打转,由此形成一个成熟的“站中站”交易小闭环。

亚马逊更愿意自己站在绝对的高度,把持流量总闸口,依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通过严密的算法进行流量再分配。

可以说,亚马逊有意设计和促成一个事实:“买家买完即走,不会粘在卖家的店铺里”。卖家如果需要更多流量,那么就要用产品去打,用价格去拼,用广告去买。

另一方面,严厉压制卖家的私域空间,是由亚马逊“顾客第一”的最高经营原则决定的,且这一方面,是最主要的。

一切为了顾客,一切为了顾客满意。

顾客来亚马逊是干什么的?是买东西,买心满意足的东西。买完了,就走了,其余的跟我一概跟我无关。

如果像其他电商平台一样,给予卖家品牌店铺充分的私域空间,让卖家可以多次触达客户,多次营销。

那么,这可能就是把顾客当成销售对象而已,好像每一个顾客就是一个流量,而每一个流量的背后没有血液、没有温度、没有血肉。

或许,亚马逊足够尊重顾客,认为顾客就是一个鲜活的血肉之人。顾客进来是买东西的,他买完你的东西,你就得放他走,不要再次来打扰他,除非他自己愿意回来。如果你的品牌占据了顾客的心智之后,他以后会用“品牌词”或者“品类词+品牌词”来搜你,但你不能过多打扰他。

正是基于这一对顾客的深度洞察,贝佐斯设计出了一个围绕着“让顾客满意”的增长飞轮,且最终证明了这一飞轮模式是正确的。

(亚马逊增长飞轮)

如上图,这一飞轮的驱动力,是客户(顾客)体验(Customer Experience)。

驱动飞轮运转的第一步是,亚马逊用高质低价的自营产品,尽最大可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做好顾客体验,然后吸引流量(顾客)进来。

有了流量,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供货商(包括第三方卖家)进来,并让他们进行竞争,然后将价格压得更低,顾客体验又更好了,又有了更多的流量。

接着又来一个循环:高质、低价、丰富的产品——更好的体验——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卖家——更多高质、更低价的商品(更激烈的竞争)——更多流量。

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在冰冷的巨大飞轮面前,人人一样,它的目的只在于让“足够多的高质、低价的商品”进行“充分、饱和的竞争”。

不管是谁,包括耐克、LV、 宜家、劳力士、哈雷、Birkenstock等国际品牌都不好使,所有卖家都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PK,拼产品,拼价格,拼转化率。

谁让顾客满意,转化率高,好评多,谁就在算法机器人的安排下,拥有更高的排名、更多的流量和订单。这就是亚马逊“重产品、轻店铺”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亚马逊有意构建一个严格的去中心化生态,有意让卖家在“产品层面对决”,而不是店铺(品牌)层面对决。

亚马逊杜绝让卖家的品牌店铺成为一个个小中心,而让自己成为唯一的大中心。

在这一框架下,无论是品牌商还是普通卖家,都是“增长飞轮”中的一枚螺丝钉,都得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为飞轮的持续滚动,贡献自己的能量。

此时,品牌是没有尊严的。

不管你的品牌多老,多大,都不会得到额外的优待和扶持,你得亲自下水,一个产品(listing)一个产品地跟大大小小的卖家PK。

这样一来,造成了一个事实,很多官方品牌商PK不过分销其产品的普通卖家。

因为卖家之间主要拼的产品(价格)和运营能力,而不是拼品牌。普通卖家野蛮生存,打拼出一套更适应亚马逊规则、更懂关键词布局和广告竞价规律的生存模式,以至于压制了许多品牌卖家的生存空间。

耐克官方品牌店就是一个例子。

耐克在亚马逊上开店后,却经常卖不过那些分销自己产品的普通卖家,以至于耐克不得不提供大幅度折扣才能勉力维持。

这样一来,耐克不仅没有占到好处,还得继续与呆在鱼龙混杂的产品链接里,遭受擦边球和仿品卖家的围剿。

在无利可图,反而对品牌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耐克最终决绝地选择了退出,一时间引起了舆论巨大的关注。

面对耐克、LV、 宜家、劳力士等众多品牌的退出,亚马逊也承受了预定的压力,在平台规则也做了一些改变。

比如,最近亚马逊正在测试一个新功能“Manage Your Customer Engagement”,即管理客户参与度,该功能的出现,是为了让品牌卖家直接向买家发送营销邮件,实现二次营销。

这对于一直堵死卖家与买家之间沟通的亚马逊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让步)。

(美国媒体报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站内扶持品牌构建私域小闭环的道路上,亚马逊不会走得太远。在长期上看,亚马逊将依然坚持“去中心化、重产品、轻店铺(品牌),让产品之间PK”的主线路。

还是“顾客第一”的原则决定的。

这一原则,决定了亚马逊是一个真正的“to买家而不是to卖家”基因的平台。

因此,无论在打击刷单,封号、退款退货、索赔等方面,亚马逊的天平,永远永远偏向了买家。这与阿里系等“to卖家”基因的平台大不相同。

综合上述,我们知道,中国卖家的品牌严重依赖亚马逊,基本上患有“软骨症”、“营养不良症”。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补钙,补营养”?

中国卖家品牌的“补钙”偏方和设想

首先要明确一点是,在亚马逊上做出品牌不容易,但它依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卖货平台。

正是基于其“去中心化”和“飞轮机制”,品牌卖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必须与所有卖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PK,这给了我们普通卖家提供了许多机会“反超”和“逆袭”的机会。

与此同时,亚马逊在欧美电商市场的占比非常高,尤其是美国市场基本接近一半了(41%或者49.1%,不同数据源)。

因此,亚马逊是我们中国品牌出海一定绕不开的平台。不管封号也好,“吴三柜”式的内卷也好,亚马逊依然是一个需要坚持的阵地。

不过,正如亿观先生在上文所说的,如果过于依赖亚马逊这一渠道,很难打出品牌,即便打出来品牌了,依然是会得“软骨症”或“营养不良症”。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品牌出海,首先是货物出海,以销量来养品牌;其次、要“结硬寨、打呆仗”,逐渐渗透到各个渠道,在每一个重要渠道扎好马步;最后,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营销手段进行“海陆空饱和”攻击,渗透到消费者心智,最终成为真正的“心智品牌”。

一、做好产品,以销量养品牌

要做出品牌,首先要做好产品。在4P(产品、价格、营销、渠道)中,产品是第一位的。

商业作家刘润提到了一个“企业增长模型”,对我们很有帮助。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企业,包括我们跨境电商企业,首先要创造价值,即做出好产品,然后通过营销+渠道(亚马逊、eBay、独立站、线下实体店、Facebook)去传递、放大价值,最后才能赚钱。

如下图,创造价值的过程是最难的,就像滚着一个大石头上陡峭的高峰,而传递价值阶段,则是将大石头从山顶推下长坡和山谷,阻力会小得很多。

(图源:润米咨询)

作为跨境电商卖家,我们分析数据、对比产品功能和用户评论,为的是开发好一款好产品。

这一过程,就是滚着巨石上山,很难,很累,但我们在产品上下的功夫越深,我们的石头可以滚到更高的位置,由此积蓄更大的势能,然而顺势一推,沿着亚马逊、eBay、独立站的长坡里往下滚,可以滚得更远、更有力,收获回报也就越大。

这一点,亚马逊的头牌安克(Ank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安克在产品方面,是用了狠功夫,也下了大血本。

2020年,安克的研发人员1000多名,占了总员工数的近一半。一年的总研发投入,一下子就烧了5.67 亿元。

正因为在创造价值方面,安克敢于花费大力气,把自己的石头滚到更高的山峰里,因此,他瞄准亚马逊这个渠道长坡之后,爆款迭出,势如破竹,用手轻轻一推,石头滚得又快又远。(安克2020年财报)

我们在产品研发方面,虽然无法跟安克相比,但其对于产品的战略性重视,足以给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不过,安克也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过于依赖亚马逊,跟特定渠道捆绑太紧,有着沦为我们上文所说的“渠道品牌”的危险。

为此安克也意识到了危机或者说“局限”,努力突破。

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说的下一步,“结硬寨、打呆仗”。

二、“结硬寨、打呆仗”,在关键的销售渠道扎好马步

“结硬寨、打呆仗”,是历史牛人曾国藩提出来的。

曾国藩半路出家,文人领军,面对气势汹汹的太平军,采取的战略就是下“笨功夫”,那就是“结硬寨,打呆仗”。

所谓结硬寨,就不贪快,扎好大本营;打呆仗,就是不冒大险,步步为营,逐个击破。

曾国藩每到一个地方,不论和谁打仗,要先“结硬寨”,奠定大本营的根基,勘察地形,选好扎营地,然后就部署大量兵马挖壕沟、扎花篱。无论敌人如何来骚扰阻止,也不与其正面决战,打一溜火枪逼退他们,然后又埋头挖战壕,扎花篱。

结好硬寨后,以守为攻,把敌方围困至弹尽粮绝之际,再一击而溃,就是所谓的“打呆仗”。

就这样,曾国藩带着乡里拉起来的湘军,击败了骁勇善战的太平天国军队。

同样,我们要做出跨境电商的品牌,依然是要多结硬寨,多打呆仗。

这里面有好几种含义:

一、选定一个渠道后,结好硬寨:即不要大开大合地激进铺货,搞排名,增评论,而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巩固根基,坚持下来打呆仗,不要贪功冒进。

有统计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销售额都来坚持多年的老卖家、老店铺。这就是巩固根基,结好硬寨的结果。

二、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多做几个渠道,多结几个硬寨:封号潮让我们非常痛地领悟到依赖一个渠道的危险,同时对自身品牌又造成了侵蚀。

确实,许多卖家因为专注亚马逊而收到奇效,也赚了钱。这些卖家认为,这是“战略聚焦,求精而不贪多”,然而在实际上,去可能给自己和行业埋下了大雷。

自己的危险在于,与亚马逊一有龃龉,或被其连根拔起,品牌和店铺都归零了。

行业的危险在于,给亚马逊提供了太多资源,在客观上促成了全球跨境电商领域的马太效应,让亚马逊强者愈强,eBay、Wish、速卖通等平台弱者愈弱。

因为,中国卖家背靠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供应链,其选择和行为,对全球电商格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的跨境电商交易量,已占全球总数量的45%(麦肯锡咨询《中国消费者报告2021》)。

可以说,亚马逊的电商业务在短短几年中几何级膨胀,贝佐斯登顶首富宝座,中国卖家功不可没。

亚马逊此次大封号,确有出于激浊扬清,割除腐肉、净化生态的动机,但不免用力太猛,过于决绝和无情。

因此,一定程度上讲,亚马逊的傲娇,是许多中国卖家惯出来的。

那么,中国卖家该如何办呢?

摆脱“渠道品牌”的宿命,在品牌独立站、eBay、速卖通、Wish、Allegro、美客多、Shopee等渠道上结更多的硬寨,散播更多的火种,让星星之火燎原。

即便没有燎原,也至少保持了品牌的火种,在我们惹恼某个渠道的时候,不至于被人从根子上切除。

同时,多渠道布局,既是为了保存火种,也是做品牌的必经之路。

如果我们不想沦为上文中所说的“渠道品牌”或“嫁接品牌”,必须全渠道、至少多渠道布局。

只有这样,才能在上文所说的企业价值的“斜坡”里,传递产品和品牌的价值,拥有更多的“触点”,并以抵达消费者的心智,最终才有机会做成心智品牌。

作为亚马逊“头牌”的安克(Anker),也正在这么做。

在这次封号潮中,安克虽然安然无恙,但它不断加快多渠道布局,有意摆脱对亚马逊的依赖。

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全渠道心智品牌。

安克对亚马逊实在太依赖了,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紧迫态势。

安克2020年收入93.53亿,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53.7亿元,其中很大的比重是亚马逊渠道贡献的。

2019年,安克在亚马逊上收入占总营收70.25%,到了2020年,下降了了64.85%。

安克线上B2C方面,亚马逊更是占了绝对比重,2019年占比96.29%,2020年上半年为95.3%。

正基于此,安克是焦虑的,急于摆脱“亚马逊渠道品牌”的局面,因此在独立站、线下实体店、国内电商等渠道四面出击。

●独立站

安克独立站很早就布局了,但在其营收中占比目前非常小。

不过,即便如此,独立站对于安克品牌形象的树立和心智价值的传播,是非常有用的。

●布局线下渠道

布局线下渠道,既是安克的防御,也是安克的扩张。

近年来,安克通过B2B的模式,进入了沃尔玛、百思买、塔吉特等大型商超。2021年上半年,更是一举打开加拿大的大型商超市场。

2019年至2021年三年的上半年报当中,安克线下渠道收入占比从28.98%增长到31.94%。到目前为止,线下渠道的收入上升到了34.48% 。

与此同时,安克成功打入日本连锁便利店市场,与7-11达成合作,产品覆盖上万家。

●“反攻”国内市场

在天猫旗、京东开店,并聘请品牌代言人等。

甚至在今年3月15日,安克在国内开了首家实体专卖店。这是安克在国内迈出的重要一步。

截至2020年底,安克营业额中来自境外销售的比例高达98.48%,但是到了2021年上半年,该比例下降到了96.71%,显然国内销售额的比重在增加,天猫店、京东店都有所贡献。

在2020年,安克在国内入账1.42亿元,2021年第一季度创收0.83亿。

●营销方面,多渠道布局,请代言人

安克在Facebook、YouTube、推特等社交媒体渠道,通过红人开箱测评、内容营销、联盟营销等手段,不断丰富自己的品牌形象,触达消费者的心智,让其形成品牌认知。

总结说来,安克的做法,我们普通卖家可能无法直接复制,但其做品牌的战略路径,值得我们参照的。

安克走出了上文所说的一个企业价值模型的正常路径:结硬寨,打呆仗,打造好产品,将产品的巨石推向力所能及的最高峰,然后顺着亚马逊、独立站、实体店、京东、天猫、Facebook、YouTube等渠道的斜坡,将巨头滚得越来越远,实现最大化的价值。

我们很多卖家不习惯做品牌,他们习惯了为效果(销量)付费,一旦跟销量无关的成本支出,都会感到心痛。

实际上,做出品牌,不管大小,都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使你摆脱不断地为单次流量付费的困局。

单次流量付费,现在让你赚到了钱,但依照现在每年新增100多万卖家的趋势,流量成本只会越来越贵。不做品牌,只为单次流量付费,就像喝海水,会越喝越渴。

By 吴以辉

爱因斯坦为什么后悔造原子弹

当爱因斯坦第一时间得知自己主导研制的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喃喃自语道:“我有罪!”我们很容易理解老迈的爱因斯坦当时的心情,毕竟是他提议并主导研发的原子弹。但是对待敌人是来不得半点仁慈的。就如同一个子弹,用在好人手里它就是正义的,用在坏人手里它就是邪恶的。

不过,当年机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执行的任务是错误的,并且终身不认为自己做错了。2005年,当年机组乘员范·柯克(照片中左边)与另外两位尚存的机组成员一起发表声明,称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一样会执行投弹任务。

而当年执行投弹任务的查尔斯·斯韦尼,这位和当年爱因斯坦一样白发苍苍的老人1995年在美国会做了一个长达5000字的演讲。演讲中少将多次提到了日军所到之处虐杀平民、战俘等种种战争暴行。这位退役的少将尖锐的指出,日本天皇和军方抱着侥幸心理,拒绝投降,要日本老百姓(603883)陪他们一起“玉碎”。直到三天后第二枚原子弹落下,日本天皇才宣布投降。查尔斯一针见血的指出,对日本民众生命漠不关心的正是他们的天皇与军方。

而科学家的情怀总是容易被道德绑架,一厢情愿的以为如果没有自己研发的新式武器战争可能就不会这么残酷。然而正如退役少校斯韦尼所言,如果是日本掌握了原子弹,则很难想象各国人民将面对怎样的浩劫。

爱因斯坦写给5000年后人类的信

1938年纽约世博会,日本西屋电器公司参照世博会“未来世界”的主题,发起了一个关于“时间舱”的活动。活动内容是将送给5000年后人类的礼物放在一个合金舱里埋藏在地下,并规定只有5000年后才能打开。“时间舱”制作目的是让未来的人类了解我们现在的文明并从中得到启示。

这些礼物包括生活用品,玩具,金属器物,种子、万宝路香烟等等。爱因斯坦应邀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送给5000年后人类的礼物是一封信,这封信被我们称之为《致后人书》。

爱伊斯坦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物理学家,在他所写的《致后人书》中先是回顾了人类所取得的各种科技成果。他告诉未来的人类,我们发明了电和发动机,我们能远渡重洋也能穿梭于天空,我们还掌握了无线电通信等等众多科学技术。

但是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告诉未来的人类,我们现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没有组织好,人们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劳累;许多国家之间,总是时不时地发生战争和杀伐,这让人充满恐惧和绝望。

同时,爱因斯坦还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真正对社会产生贡献的人相比,普通人的智商水平和道德水准都要低得多。爱因斯坦所指的是很多科学发明本意不是用于军事目的,最后却被转化成人类相互攻击的武器。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类的科技越发达,地球的人文环境就越差。

所以,爱因斯坦只是通过这封《致后人书》给5000年后的人类一个忠告。

1945年8月6日,当爱因斯坦在纽约萨朗那克湖边从《纽约时报》的一位青年记者那里知道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时,感到极度震惊。作为推动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马栩泉:《核能开发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页。是年11月,爱因斯坦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认为原子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是一种福音,因此我必须说,它当前是一种威胁。”杨建邺:《科学的双人器:诺贝尔奖和蘑菇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1版,第269页。12月10日,爱因斯坦在纽约诺贝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如此说道:“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不断警告人们这些武器的危险性,我们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改变相互间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未来中所担负的责任;否则这些武器必然造成无法形容的灾难。”同上书,第269页。1948年7月,爱因斯坦在写给“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的信中说道:“作为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身负着历史重任,我们今天走到了一起,……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光靠理性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问题。深入的研究和专心致志的科学工作常常给人类带来悲剧性的后果”,“科学家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帮忙制造出来了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因此,防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上书,第269—270页。其后,爱因斯坦在其发表的《命运攸关的决定》中还继续呼吁:“现在该是号召每一个人(不论性别)对可能发生现代文明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进行思考的时候了。……原子战争除了给战争双方带来前所未有的伤亡和毁灭以外,什么也解决不了,用战争解决争端已不再可能。”同上书,第270页。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之前,爱因斯坦都利用一切机会呼吁美国不要把科学的发现变成杀人武器,并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团结起来反对核战争。

    素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奥本海默也是最早对原子弹这一科学成就表示怀疑的人之一。1945年10月16日,奥本海默在接受美国陆军授予洛斯-阿拉莫斯感谢状答词时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它的军备,或被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用于武装自己,则届时人类将要诅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广岛事件”,他借机呼吁“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否则人类就将毁灭自己。”马栩泉:《核能开发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页。

    因发现第93号元素钚而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英国科学家哈恩,在得知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沮丧,他觉得正因为他的发现,原子弹才得以发现出来,因此他觉得他应该对这十几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他在多次场合表示,当他看到自己的科学发现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时,他深深惊恐。如今,这一切可能性和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责备。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几个月,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已经预见到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将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危险。美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成功更加促使罗素决定采取措施,说服全世界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与其一起发表一个声明,就核战争的危险向各国政府和公众发出警告。为此罗素于1955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立即热情回信请罗素起草宣言,并把自己的签名寄给罗素。1955年7月9日,《关于核武器的声明》,即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共有11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主体的著名科学家在此宣言上签字。在宣言上签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德国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玻恩、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开拓者汤川秀树等。《宣言》及其附件如此写道:“在未来任何世界大战中肯定要动用核武器,这样的核武器肯定要威胁人类的持续生存,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强烈要求世界上的政府认识到,并公开承认,不能通过世界大战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我们强烈呼吁寻求和平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种种争端。”同上书,第171—172页。1957年7月,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号召下,来自10个国家、属于东西方不同阵营的22名科学家,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小渔村——帕格沃什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评估核武器大规模试验的后果,如何控制核武器和达成全面裁军协议,以及研究科学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次会议被与会科学家们命名为“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并成为延续至今的著名的“帕格沃什运动”的开端。

    1958年1月13日,世界上43个国家的9000名科学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签订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国际协议。王仲春:《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3页。

    1988年春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获得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授予的沃尔夫物理学奖。霍金利用在耶路撒冷的颁奖典礼也表达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隐忧。他在演讲中说,“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们是广阔的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小小的一部分要用理性的法则来治理,希望我们还能用法则来治理我们的事务。然而科学的发展也使我们受到了威胁——它会毁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尽量地能够促进和平,确保下个世纪以及更远的将来我们人类还能继续存在。”【美】克里斯廷·拉森:《霍金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06页。显然,霍金的这段言论是针对核武器的发展,因为到现在为止,只有核武器才是霍金所讲的能够导致人类毁灭的“科学”。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不管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们如何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核武器的担忧,但这些建议与顾虑大多停留在“空气振动”阶段,并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实际效果。其原因特别简单:首先,这些科学家大多是当年核武器开发的积极推动者,现在却又振振有词地反对核武器,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确实很难让人信服。其次,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坚持同样的观点,相反则有很多科学家坚持认为应该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于战争。例如,同样是美国第一个原子弹的参与者,维克多·韦斯科夫则依旧认为他们制造原子弹是正确的。他反复提出,当时的情形与现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制原子弹。德国战败后,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亡,他觉得当时至少要制造10个以上的原子弹才能使日本屈服。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页。

    当然,让这些科学家的“良知”最终处于“空转”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仅仅是供国家政府部门使唤的“文人”,最多算得上“御用科学家”而已,纵使才高八斗,经天纬地,也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

    再说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科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国家主导下的“大科学时代”了,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人想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极端困难的。研究科学史的人们或许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那段时间,科学家基本上是自由自在的,可以说是“单干式的”。德国的科学家伦琴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专注地观察由阴极射线引起的奇怪现象,就连他的助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子承父业,在偶然中发现了铀射线。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在“棚屋”里又干粗活又作精密的仪器观察,这才发现了放射性的元素钚和镭。这个阶段的科学家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当居里夫妇在夜间看见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才提炼出的镭发出美丽的幽光时,他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每当有重大发现,总要放开喉咙高唱:“前进,基督的信徒们!”而且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掀起了波浪!”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6页。但与之同时,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也经常让这些科学家们遭遇困境,使之无法将心爱的科学研究予以推进。不过在这段时间之后,情况不一样了,经常因经费问题而陷入绝境中的科学家日益被纳入国家的体系中来,由国家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为科学家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但从此以后,这些科学家们也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科学家们只能根据国家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活动,而不是相反。科学家的意见或观点永远只能说对政府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法左右政府的决策。关键是当科学家们的自由被政府“收购”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权利来支配自己所创造的成果了。

    “在人生的途中,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我怎么会走进那个森林之中,我自己也不清楚。”【意大利】但丁·阿利基埃里:《神曲·地狱》,第1篇。这是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基埃里的困惑,世界上有哪个科学家不具有与但丁同样的困惑呢!

By 人间游记

为什么要砸烂公检法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彻底砸烂公、检、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就这一事件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进行探讨。

  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由于文革前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检察院、法院实际成了陪衬,在“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管制,而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所以我说毛泽东十分重视公、检、法,主要说的是十分重视公安机关,文革中提出的“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公安机关”。

  让我们来考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砸烂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她敢这么说吗?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毛泽东受到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脱离险境,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合影,电视台当晚播出。接着,谢富治在公安部大礼堂向迎接他的公安部干部讲述处理武汉事件经过。会议结束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非常谨慎、圆滑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厉害,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是没有胆量敢假传“圣旨”的。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很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据韩爱晶记录,毛泽东还说:“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几人,其余进学习班”。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干部1人,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公安部,实际掌控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干部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公安干警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一直被称为党的刀把子的公安机关,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一样,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能这样干吗?

  为了寻找砸烂公安机关的理由,扩大宣传影响,对公安机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亲自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对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以毛泽东的睿智,他真的相信吗?可是他确实作了批示,而且要全国公安机关军管会,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那样来调查类似问题,这就说明他老人家这时对公安机关确实不再信任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坚决要(支持)砸烂公安机关的。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有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被打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有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被审查、批斗298人,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厅长王芳、现任副厅长吕剑光等6名干部被怀疑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押解北京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17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毛泽东亲自培育、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犯罪案件很少,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受到国内外一致赞扬。但是,随着“左”倾路线逐步抬头,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必然要遭到抵制和反抗,社会治安出现动荡。毛泽东运用公安机关对这些抵制和反抗不断进行镇反(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保证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对毛泽东而言,公安机关是绝对忠实于他的,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文革前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合影留念,以致不少其他部门领导人羡慕当公安机关领导。文革前,无论是罗瑞卿,还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过批评,曾经批评过“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但那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表示过要“砸烂”。文革一到,为什么突然要砸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javascript:'<html><body style=background:transparent;></body></html>’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拿他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分管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更是直接管了十年公、检、法,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打倒了,他们直接领导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就好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逃厄运。就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宣部也就成了“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一个道理。彭真被打倒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被彻底改组。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底,就被打倒,并不是他犯了什么大错误,仅仅是因为和林彪有矛盾,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全力支持,不得不牺牲他,而他当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如果不否定公安机关,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的造反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的旗号都是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但是,公安机关广大干警长期受到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党不能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就是代表党的,所以公安机关组织起来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保守的,被称为保皇派,“奉命造反”,就是名曰造反,实际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等时局变了,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公安干警有组织性、有战斗力,还有武器,社会上不少造反派慑于它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派造反的最大障碍,不清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成了社会上造反派一致攻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中央、没有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夺它的权。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要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但是谈何容易,他们请示谢富治;可谢富治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示周恩来同意,允许先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分局的权,作为试点,但是不久就被勒令造反派退出,由军队接管。1967年到1968年,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公安机关却成了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秘密安排下转移,躲避造反派的批斗。青海省省长王昭,被造反派非法关押,公安厅干部将他秘密接走,送到洛阳治病,连中央想找他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公安部造反派奉中央领导命令,把他找到,交给中央。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以便清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是他也担心会造成乱子,所以“砸烂”后,实行军管,没有让造反派掌管。要砸烂、要军管,就必须制造砸烂的理由,中央1968(142)号文件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像文件上所说的彭真、罗瑞卿、刘仁(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是大叛徒、大特务,勾结美、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能安全活到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与会代表对彻底砸烂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解释,于是部长李震(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司令是陈锡联)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这个批示没有说彻底砸烂公、检、法是错的,仅仅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就在于“砸烂”这个词难以理解。改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公、检、法是有严重问题的,要革命,而且要“彻底”革命。“彻底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仍然是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从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要彻底改造公安机关”。

  把“彻底砸烂”变成“彻底改造”,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就合乎“科学”了。

  三是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不信任,并不奇怪。这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从历史的角度,大谈特谈政变经,杯弓蛇影,似乎中国有人正在企图搞政变、搞复辟,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要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而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赖的接班人林彪手里,他大可放心;二是利用秘密警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领导人抓起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大权的人有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系统影响深远,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打倒,其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毛泽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不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除创建者捷尔仁斯基过早病死外,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清楚。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

  四是解放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就成了一些人的心病,生怕有人从这些档案中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红卫兵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审查,都离不开敌伪档案。所以公安机关受到“格外重视”,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利用敌伪档案,抹黑对手,洗刷自己历史污点。这就必须通过夺权手段来实现。要夺权,就要先造舆论,抹黑公安机关,然后“砸烂”,乱中取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并编成小册子散发。江青看到后哭哭啼啼地对周总理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已军管,她说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实指上海市公安局原来的干警)”。然后由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人,集体授权吴法宪到上海去收缴有关江青的传单、材料。吴法宪在张春桥的具体操办下,收缴了大量传单、小册子,并逮捕了搜集、编印的人,连同原公安局长黄赤波等人,一起乘专机飞回北京。材料封好,全部交给江青自己处理,人被非法关押起来。公安机关被军事接管后,组织大量军人清理敌伪档案,寻找所谓叛徒、特务,为中央专案服务。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就是从这些档案中找来,断章取义形成的。公安机关敌伪档案帮了毛泽东大忙,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进各级领导层呢!这样才能证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五是窃听器风波又起,公安机关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不砸烂不罢休。用窃听器搞窃听,是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国内外间谍、情报机关都利用这一重要手段。我们国家对利用这一手段有着严格规定:只准用于对敌斗争,严禁用于党内,而且有着严格的批准手续。江青污蔑公安机关对她和毛泽东使用窃听手段,是天方夜谭,荒唐可笑。

  被渲染成窃听风波的录音风波,是从中央办公厅刮出来的,跟公安机关无关。1958年11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感到有必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多次向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他的想法。最终毛泽东也认可这一做法,并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对这个规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看了,都签字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有些讲话不愿意录音。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主席外出录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武汉停留期间发现在他的专列上安装的录音设备,没有拆除,录下了他和服务员的谈话。毛泽东大为愤怒,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严肃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几个秘书也被牵连进去,受到处分。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项规定。到此,录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五、六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敢搞录音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早已解决了的录音问题,被重新提起,把这样一项正常的、曾经被毛泽东批准的秘书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项业务工作,变成了公安和情报机关搞窃听,搞侦查,从而为打倒某些人寻找口实。杨尚昆首当其冲,他被打倒,一条重要“罪行”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尽管给中央领导录音是中央办公厅所为,跟公安机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录音提升到搞窃听,性质完全变了,那就只有公安和情报机关才有资格、才有本事做这件事。文革前,国内反间谍侦查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特务、间谍搞窃听,属于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说公安机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这项手段,那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是毛泽东住过、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比如杭州,毛泽东到那里去过40多次,住的时间很长,仅次于北京,仅1966年毛泽东就8次去杭州。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是重点怀疑对象。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二、三月间,根据中央最高领导旨意,中央有关部门派出若干检查组到这些地方毛泽东经常住的宾馆、别墅,检查有无安装窃听器情况。副部长徐子荣被派往上海、杭州检查。其时他已经被怀疑是窃听中央领导的主事人之一,派他去检查是在考验他。他在上海、杭州检查,没有发现在毛泽东常住的宾馆、别墅(如西湖边上的汪庄、刘庄别墅)根本没有安装过窃听器,参与检查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员。他从上海、杭州回北京后,谢富治不听他汇报,把他排除在公安部领导之外,不给他分配工作,不和他见面,文革一开始,就将他打倒。

  尽管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几年时间里,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公安机关搞过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但是被怀疑而抓进去的几十名公安机关领导迟迟不放、不审、不判,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折磨,有的人就死在监狱里,如徐子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因窃听罪1968年2月被秘密逮捕关押北京监狱,直到1975年释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亡,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烈士。他在公安局长任内,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鞍前马后,为领袖夫妇的安全操碎了心,到头来被污蔑对毛泽东、江青搞窃听,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javascript:'<html><body style=background:transparent;></body></html>’

  可悲的是,黄赤波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觉悟,没有丝毫悔意。1978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一文中说:1953年4月,罗瑞卿部长到南京,把他找去,要调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谆谆叮嘱我把扬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机关内部的一批反革命特务分子进行严肃处理,消除了一大隐患”。是啊!当年他不负罗瑞卿的重托,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给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事件”大冤案火上浇油,大批干部受株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扬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扬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株连无辜就成为必然,上海市公安局有600多名干警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主政上海市公安局十年之久,没有主动纠正和向上级反映纠正这一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四人帮”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真是悲哀!同样,他的顶头上司公安部长罗瑞卿,1955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带领人员到北京饭店逮捕潘汉年后,并与副部长徐子荣一起亲自审讯,积极指导专案人员几十次审讯潘汉年、扬帆,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尽管长时间找不到证据,不能定罪,他们没有主动纠正,也没有向中央反映,请求纠正,就这样把那些蒙冤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耗着,把人耗死、耗疯、耗残废、耗得家破人亡为止。罗瑞卿、徐子荣、黄赤波等人奉命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可是,在文化大革运动中他们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抓进监狱里耗着。徐子荣被耗死,罗瑞卿、黄赤波被耗成残废,过早去世。到头来,他们都只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是典型的现代版的“请君入瓮”,令人唏嘘不已。

  历史一再证明,封建专制独裁体制不清除,“请君入瓮”的故事,还将会重演。“干公安的就好像在刀尖上跳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By 炎黄春秋

留学陷阱之邪教学校

一张奇怪的申请夏令营问卷


几年前有朋友帮国内亲戚的孩子申请一家美国私校办的夏令营,拿来夏令营的英文问卷让我帮看。一看上面的问题,我愣住了。作为在美生活多年的孩子妈妈,我经历过孩子申请私立学校、夏令营和大学,但是从未见过这样问问题的,比如:你的孩子是否参加过打架或涉及骚扰?是否被学校停学或开除过?你孩子是否被少管所或警察局找过?是否离家出走过?是否在商店偷过东西?等等。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申请夏令营的问卷的一部分。(图片由作者提供)

朋友说她的亲戚家境好不差钱,这个夏令营收费高质量高,而且有熟人可以帮着疏通关系,保证留位置。这又让我觉出几分不正常。按理说在美国申请学校或夏令营,都是公事公办,想保留位置不难,录取后交预付金就可以了。好奇心驱使我去这家私校的网站查看一下,除了学费很贵以外,看不出什么异常之处,唯一让我不解的是在申请程序那里提到推荐人可以拿到佣金,比较罕见。

问了一位平日里对教育资源无所不知的美国朋友,她“大惊失色”,我也第一次知道收费昂贵,教学方法另类的德尔菲(Delphi)私立中小学。朋友还一再告诫我,千万不要让中国孩子申请这样的学校,因为他们的教学方法太不正常了。后来我做的一番调查果然证实了这个说法。

先来看看德尔菲私校的背后是一家什么样的组织。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山达基,倍受争议的“邪教”组织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山达基在纽约的教堂。(图片来自wikiwand.com)

“山达基”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但说到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兹和他的婚姻,那可是无人不晓。阿汤哥是山达基的标志性人物,纽约时代广场旁边的教堂里的大屏幕上时常播放他的画面。山达基跟好莱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度操控了阿汤哥的事业和婚姻。

山达基一词来自英文Scientology,由已经去世的美国科幻小说作家L·罗恩·赫伯特于五十年代创建,一直伴随着调查、诉讼、敛财、操纵、迫害等恶名。赫伯特本人也有谎言、家暴和逃税丑闻,被认为是个偏执狂。因为信仰自由,山达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几个欧洲国家合法,但在德、法等国被定性为邪教、危险的膜拜团体或盈利组织。敛财是山达基的最大特点,他们先提供免费的压力测试引人入门,再以关注精神健康和生活幸福为诱饵,进一步兜售他们的“戴提尼”、“听析会”等技术和付费服务,费用逐级升高。掌控一切山达基事务的准军事化的海洋机构(Sea Organization/Sea Org)是山达基的精英团队,每个海洋机构人员都要签一份十亿年合约,来生世世献身山达基,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若想脱离可没那么容易,阻止和迫害是难免的。海洋机构多次被指控强迫堕胎、奴役童工、贩卖人口等。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曾经说过,“人们并不是“相信”山达基教,而是为它买单。”

近几年有很多文章、书和纪录影片让人们看到以往不为外人所知的山达基内幕。曾获普利策奖的作家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在2013年出版了《拨开迷雾:山达基,好莱坞与信仰囚笼》我,以这本书为蓝本,2015年美国时代华纳旗下的HBO推出重磅纪录片《拨开迷雾:山达基与信仰囚笼》( Going Clear: Scientology and the Prison of Belief),赖特担任制片人,导演是奥斯卡奖得主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影片获最佳纪录片等三项艾美奖,还获得了2015年皮博迪(Peabody)奖和美国编剧协会颁发的最佳纪录片奖。五百多万人观看了这部电影,成为十年内第二部最受欢迎的纪录片。

赖特采访了两百多名曾经的和现在的信徒,书中充满了“疯狂的故事和对赫伯特和他的继任者大卫·密斯凯维吉(David Miscavige)的指责”。纪录片中一些已经逃脱山达基控制的人讲述了他们怎样一步步陷入其中和被虐待、剥削,指控教会领导层特别是密斯凯维吉恐吓、殴打、监禁和剥削下属。70年代,山达基教为了吸引信众,特别关注吸引好莱坞明星,让他们成为代言人。纪录片通过视频剪辑将特拉·沃尔塔和汤姆·克鲁斯等名人的陈述与曾经的信徒的经历进行了对比。书和影片发行后都遭到来自山达基的威胁和反击。

冒险拍了这部影片,吉布尼导演希望让观众看到,很多非常聪明智慧和警觉的人,不知不觉就被套进去了,然后付出越来越多的钱,以至人生被彻底改变,走上歧途。“当你投入了大把的时间、钱财和感情,很难回过头承认自己做错了。” 好莱坞名人保罗·哈吉斯(Paul Haggis)的经历让人震惊,他不仅自己身陷其中34年,花费数十万,孩子也送去山达基私校。他女儿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迈克尔·林德(Mickael Rinder)曾在澳大利亚山达基任要职。他在2016年主持了系列纪录片《丽亚·雷米尼:山达基及其余波》( A&E documentary series Leah Remini: Scientology and the Aftermath),揭露了很多内幕,比如山达基号称可以治愈精神问题,却折磨有精神疾患的人,逼得几人自杀,并对外界封锁消息。影星雷米尼九岁随父母进入山达基,顶着压力脱离并成为反山达基活动家,出版了畅销回忆录《捣乱者:在好莱坞和山达基求生存》(Troublemaker: Surviving Hollywood and Scientology)。林德在他的呼吁抵制山达基的博客上,称山达基所办的学校为谎言学校,很多人留言赞同并举证。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走近德尔菲学校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德尔菲私校。(图片来自学校网站)

不管他们承不承认,山达基私校的教学理念是建立在其教义基础上的,最坑人的就是它的奇葩教学法,学校收费之高,堪比久负盛名的老牌私校菲利浦斯安多福和艾斯特。很多中国家长对山达基和德尔菲学校一无所知,以为把孩子送到最贵的学校就心安了。不少中介因为对山达基缺乏了解,或因有利可图,也乐于向家长们推销这些学校。学校只字不提,甚至经常撒谎否认他们与山达基的关系。

位于美国西北俄勒冈州一座偏僻小镇谢里登(Sheridan)的达尔菲(Delphian School)是山达基私校的大本营,阿汤哥的孩子就上的这所学校。达尔菲学校集团(Delphi Schools Inc.)在全美各地还运营着几家达尔菲学院(Delphi Academy), 分别位于加州的洛杉矶,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 坎贝尔(Campbell),  圣地亚哥,和麻省的米尔顿(Milton), 佛罗里达的克利尔沃特(Clearwater)。 俄勒冈,洛杉矶和佛罗里达的学校设有高中部,其他学校仅有小学或小学与初中。也有的学校可能不属于山达基,但是采用同样的教学方法,也应该小心。

赫伯特发明了一套与当代教育理论格格不入的“学习技术”教学法,认为有三种学习障碍:缺乏实物印象,学习速度过快和对单词的不理解。德尔菲学校的教室里有很多日常用的实物、造型粘土和“演示工具包”,和各种类型的词典、指定书籍。

有宗教学者指出赫伯特发明的这套教学法是为了帮助那些入了教会的文盲学会阅读的,却被山达基吹嘘成一套“独特的、综合的教学方法”,连很多在山达基学校工作过的老师都不认可。这套方法曾被分布全世界的150多所学校采用,近几年又遭到多所学校摈弃。

在林德的博客上,有人指证除了山达基自己,教育界没有人相信这套荒谬的“学习技术”是有效的,而且有宣教嫌疑。“学习技术”实际上使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变得更糟。几年前,佛罗里达一家学校采用“学习技术”后,学生的阅读分数下滑到全县倒数第二,仅仅高于一个残障成年人学校——“学习技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全摧毁了孩子的阅读能力。最可怕的是,很多毕业生无法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或者无法适应大学学习,也有的孩子中毒太深,无法正常就业。

警惕留学陷阱——揭秘美国山达基的德尔菲私立学校有家长讲述儿子可能被山达基洗脑,现无法正常就业。(图片截屏自林德博客)

有内行人尖锐地指出,“学习技术”只是赫伯特为了证明他自己很聪明,能够轻松解决世界难题所抛出来的一堆垃圾废话。

我曾经访谈过在德尔菲学校学习过的高中生,具体说来,学校没有正式讲课,老师只充当监督人,不准回答学生提问,学生自习为主,有了问题只能从词典和学校提供的书中找答案,被驯服得只接受赫伯特的思想,不提倡独立思考,更谈不上培养思辨能力。以数学做例子,每个学生有一张35个问题的检查表(check sheet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了,就去专门的教室考试,如果有没答对的题,可以返工重考,直到都答对了,得A。学生们每天上午自学,下午有几门选修课,选一两次粘土造型,把不懂的单词的意思捏出来。

山达基以纪律严苛著称,德尔菲学校也是如此,这就解释了本文开头那张问卷为什么问那些奇怪的问题。 教会提倡教友揭发告状,学校也设有匿名告状平台,鼓励同学间互相揭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就是让两个学生长久地互相对视,直到其中一个坚持不住了。学生平日需要每天劳动半小时,周末劳动三小时,包括打扫卫生,清理教师办公室,帮老师遛狗洗车等,没有报酬 ,这一点也跟传说中的山达基教会奴役信徒相类似。对犯错误学生有惩罚,把错误积分,加长干活时间,干活还可以计入义工时间。 如此种种另类作法,超乎常人想象。

学校里的美国本土学生多数是山达基信徒家庭的孩子。演艺明星等富有家庭的孩子经常存在一些问题,又不用面对普通人那样的升学就业,所以有家长倾向把孩子送到纪律管制严苛的学校。美国国内生源有限,学校近些年盯上了俄罗斯和亚洲,非洲一些国家,招收了大量家庭富裕的留学生。只要有钱,入学门槛很低。经常有人在了解了情况后转学到普通的私校包括教会学校。我在帮一个孩子转学时,打电话给一家私校,录取官问到孩子为什么要转学,我刚说出孩子在德尔菲学校,对方立刻说,“明白了,总有从那里转来的学生”,然后是一路绿灯接收,原因不言而喻。正规的教会学校通常也学习宗教知识,但所有科目教学完全采用正常的教学方法。

信仰能改变人生,错误的信仰也能成为思想的牢笼。对思想尚未成熟、又对美国很陌生的孩子来说,一旦被洗脑,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最可怕的洗脑是你都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了。学校声称他们不会拉学生入教,但没人相信他们所说。哪怕是几个星期的夏令营,也很难说孩子们被灌输了什么,更不要提他们的高额收费本身就敛去了不少钱财。

By Jing Liu

Nature第一作者回乡做公务员

最近几天,浙江理工大学的郝治伟成为了学术圈热议的焦点。作为一名硕士生,没有名校出身的他却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上发文,成为了该校史上第一人。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起点,然而他却选择了回老家考公务员。据他的导师说,郝治伟本人开始前天已经正式去单位上班了。
新晋 Nature 一作没有选择学术界,也没有选择工业界,这样的经历着实出乎人们的预料。对于郝治伟去当公务员,在社交平台上人们纷纷发表了看法。
有的同学表示难以理解,毕竟一篇 Nature 对于学界的分量不言而喻,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直升副教授甚至教授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没有去读博深造非常可惜。」也有人表示他其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宇宙的尽头是公务员,「进编制成为公务员可比进学术圈香多了。」
昨天,郝治伟和他的导师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其实对于未来的选择他早有想法。
郝治伟,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郝治伟的导师左彪表示,郝治伟其实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早有规划,读研期间就曾向他透露过考公务员的想法。「去年年底第一轮专家审稿意见返回,当时就对这篇论文有很好的预期。事实上这篇《Nature》文章今年 4 月份就已被预接收,但那时郝治伟还是很坚定地选择参加公务员考试。」
郝治伟考公务员的准备大概要从去年 10 月算起,他表示:「去年 9 月我硕士毕业,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是很确定。当时有一年的空窗期,我需要找一份工作,于是便选择了考公务员这条路。」他曾经报考过江苏徐州生态环境局的岗位,但当时排第二名,最终未被录取。今年 7 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安徽省考,考上了现在的岗位。
「当时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报录比超过了 60:1。最终和我同批录取到经开区的还有其他五个考生,我是唯一的研究生。」郝治伟说道。
目前郝治伟已入职安徽省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8 月 23 日正好是他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学术的光环也引来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注:「刚上班大家都跑来问,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毕竟这篇论文不能算我一个人的成绩,还是要感谢导师的指导。」
虽然选择了公务员之路,但他不会放弃所学专业:「其实我报考的这个岗位就是负责经开区的化工和生物医药产业的管理工作。因此之前的学校和科研经历并不会浪费,反而会在工作中更好地帮助我。」
既能中 Nature,又能当公务员,想必郝治伟有着超强的能力:毕竟一定程度上做研究和行测得高分是互斥关系。我们应该相信,他在明确努力方向之后的人生还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郝治伟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专业是化学工程与工艺。2017-2020 年,他在浙江理工大学化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致力于聚合物表面分子动力学的研究,师从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左彪。
今年 8 月 18 日,《Nature》正刊发表了浙江理工大学硕士生郝治伟为第一作者、左彪作为通讯作者的一篇学术论文。浙江理工大学的王新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 Rodney Priestley,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 David Simmons 和日本九州大学的田中敬二是这篇论文的合作者。

据介绍,该研究是表面高分子链微观动力学机制上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表面是材料的边界,是与邻相间的过渡区域。表面分子受到来自材料内部和邻近相分子的相互作用,处于不对称的环境中,具有显著区别于内部分子的热力学状态和动力学行为。界面分子行为不易测量、难以预测,是化学、物理和材料领域的研究难点。
长期以来,由于表征的困难,对固体高分子表面分子松弛与扩散的研究一直面临重大挑战,未获突破性进展。浙江理工大学的高分子表界面研究团队发展了一种聚合物表面纳米蠕变测量方法,实现了聚合物表面多尺度分子运动的表征,从而促进了界面高分子动态过程的研究和相关新机理的发展。
利用这一方法,结合模拟和理论,作者研究了玻璃态高分子表面分子运动行为,发现了控制表面高分子链扩散的「伪缠结」机制和表面「瞬时橡胶态」高分子物理新现象。新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于材料磨损、摩擦、粘结、自愈合等界面现象本质的理解,为高分子材料加工、成型和性能控制提供了新思路。

By 澎湃新闻

医药公司、学者与医生的关系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刊物最近披露的研究表明,制药企业与医生的暧昧关系从未断过,那么,从去年底 NIH 资深科学家因私下收受药企酬金落马以来,临床研究和实践中的利益冲突和行为规范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如何打破美国医药工业界与临床的这种暧昧,保证临床研究的客观性,维护广大公众利益,各方人士正考虑通过政策手段加以规范。

研究人员:心照不宣有默契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部分教授曾经对学校打算放宽防范利益冲突条款发出严厉警告。他们在校方的公开信中强调:金钱的纽带必然要影响研究项目本身的质量,哪怕是很小的资金数目。来自商业盈利性公司的赞助多少会影响研究项目和成果的可信度。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与基础生物学研究不同,应该以更严谨的方式来规范管理,确保受试对象得到保护,临床研究成果经得起实践考验。

资深科学家落马

去年底,一位 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政府资深科学家因为私下接受辉瑞数 10 万美元的酬金而被检方指控,该科学家是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精神健康研究分院老年精神病学研究所的某实验室主任,55 岁的 Pearson Sunderland 博士。他在法庭承认了检方对其的部分指控。随后被法官判处两年以内的监禁缓刑以及没收或退还 30 万美元的非法收入,必须完成 400 小时的社区服务。 早在 1997 年底,辉瑞的医药代表就找到 Sunderland,探讨与其实验室进行一项课题合作,研究目标是寻找血液或脑脊液中可提示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发展的生物标记和生理特征。检方称 Sunderland 参与了这一协作,但没有告知其上司在这项合作中他和辉瑞还有另外的私下交易,即可从辉瑞获得个人报酬。法院文件还证实,在 Sunderland 担任辉瑞顾问的 5 年间,他从辉瑞得到了 12.5 万美元的顾问费、3.5 万美元的出席辉瑞会议费和 14 次参会的额外差旅补贴。Sunderland 明知故犯,有意隐瞒了他的顾问身份以及从辉瑞得到的酬金,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止是个案

Sunderland 博士是成百上千名 NIH 高级科学家中,首位因为隐瞒收入和未经批准擅自与工业界进行交易而被刑事起诉并受到严厉制裁的第一人。这在 NIH 于 1887 年成立以来的 110 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水平医学研究中心,NIH 雇有超过 1.8 万名政府雇员身份的科学家。每年财政拨款数百亿美元,NIH2007 财政年度的预算将为 286 亿美元。尽管研究经费颇为丰厚,但在 NIH 为政府打工的科学家的待遇远低于在工业界工作的同行们。因为待遇不佳并且限制多多,政府在吸引和挽留优秀科学家方面一直都有麻烦。按照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和相关法律,受雇于 NIH 和其他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可以收取适当的咨询服务费,但必须事先告知主管部门并获得批准才算合法。但近年来,监管部门发现,许多制药公司与政府雇用的科学家们存在私下非法的协议和现金交易, Sunderland 博士被起诉就是其中一例重案。 本案发生于 1998 年,直到 2004 年因为举报而浮出水面。而 Sunderland 博士的胆大妄为,也绝非孤立事件。据 NIH 官员透露,在 NIH,据信大约有 40 多位科学家与工业界各类公司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顾问和付费关系,他们中除了 Sunderland 博士外,还没有人被指控犯罪。不过 NIH 的行为规范准则在此案受调查后,已被从严修订,惩罚和监控力度有所加强。有些违规的科学家已受到内部惩罚或提前从 NIH 退休。2005 年 8 月,NIH 又制定了更严厉的防范利益冲突的规定,禁止员工为药厂工作或拥有合作厂家的股票。

漏洞还是疏忽

尽管地区检察官 Rosenstein 先生拒绝透露他是否以相似的罪名起诉其他科学家,但国会负责调查此事的特别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国会住房、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 John D.Dingell 并未对此善罢甘休,他严厉质问 NIH 有关部门,“像这样被定罪的贪婪科学家还能被政府留用吗?”他认为 NIH 的内部管理显然有漏洞,需要改进和整顿。 据检方提交到法院的文件显示,NIH 有明文规定,像 Sunderland 这样的资深科学家,不仅要在事先披露并得到批准任何涉外商业服务及合作,每年还要报告他所参与外协活动的所有收入以及在外报销的超过 260 美元的差旅费。Sunderland 不仅违反了上述两项规定,还在这两个项目上都犯有大错。 雇用 Sunderland 博士的厂商辉瑞在整个事件中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辉瑞公司发言人对外声称:“辉瑞没有任何不端行为,公司对 Sunderland 的学术地位和贡献极为尊重和赞赏,对其被定罪表示遗憾。”也许辉瑞对 Sunderland 的个人违规毫不知情,也许辉瑞只关心与 NIH 合作的项目能否顺利进行,并得到其满意结果。但舆论界的质疑是:辉瑞不可能不知道 NIH 的规矩,即使是 Sunderland 主动提出要求得到顾问费,顾问协议的签署就不受任何约束?但愿这只是辉瑞律师一时的诚实疏忽!

靠什么自律

防范利益冲突的政策和条款在国外的政府研究部门和学术机构是相当普遍而严谨的,大学、研究所、政府研究机构和医学研究中心,一旦放松了这方面的监管,就会对科学界的信誉及公众利益造成伤害。 确保研究对象的利益受到保护,确保研究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保持公众对研究机构的信任,保护科技界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是制定和实施防范利益冲突条款的主要目的。 近几年,国际知名的医学杂志所发表的临床研究论文有 80% 由药厂赞助,尽管这些论文的发表,作者必须按照杂志和学会规定,披露赞助厂商的名字,说明是否领取企业顾问费、是否拥有相关行业及药厂的股票等财务及个人利益的信息,但这主要靠作者自觉自律,实际情况如何,杂志社和学会很难搞清楚,业内人士对此现状深表担忧。药厂赞助的临床研究,绝大部分是公正、透明、客观和严谨的,但发表论文的题材、时间、重点、方案设计、证明内容、否定内容,在不同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操纵的。只有很资深的业内专业人士才能看出名堂,普通医生和大众很容易被诱导,甚至误导。

临床医生:大谈免费午餐

美国研发型制药企业协会(PRMA)2002 年的行业内自律条款曾经规定了医药代表给与医生的礼品规格要限制在 100 美元以下,同时禁止向医生赠送球票等娱乐运动礼卷。很遗憾,这样的规矩并没有被业内自觉遵守,公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会受到侵害。医药行业需要反思,为什么行业自律规则形同虚设,怎样才能规范药品销售推广过程,改善药厂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80% 不拒绝

药厂对临床研究人员的诱惑及紧密合作只要不牺牲百姓健康利益、研究客观性和严谨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就怕政府和法规监管不严,利益驱动下总有可能偏离道德底线。基于同样原因,药厂销售代表时常登门拜访握有处方大权的医生,进行产品宣传推广,也经常有披金戴银的嫌疑。 尽管美国一些机构和临床中心及诊所在不断限制医生收受药厂礼品和其他小恩小惠,但最新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调查报告显示,80% 以上的美国医生接受药厂和器械商销售代表买给他们的食品和饮料。 2002 年美国医药界提出了非强制性的行业准则,不鼓励药厂对医生进行变相的“感情投资”。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几年中,赠送食品、饮料及球票的行业游戏规则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此份报告的研究人员在 2003~2004 年内分别向 3167 名医生发出问卷,其中的 1662 名回应了问卷。接受调查的医生均有至少 10 年以上至 30 年的行医经历,他们半数在私人医生诊所,其他来自医院或医学院。调查结果显示:

83% 的医生接受食物和饮料;

78% 的医生接受免费药物样品;

35% 的医生接受专业会议报销;

28% 的医生收取顾问咨询费和讲课费;

7% 的医生接受免费球票和其他节目赠票。

这种医生和医药代表的交往活动和药厂的惠赠举措虽然普遍,但药厂也很有的放矢。心血管专科的医生最受宠,他们得到关照和收取费用的几率一般是家庭医生的 2 倍,这可能是由于心脏病专家的观点能影响非专科医生的处方;私人诊所医生拿到的免费药品和其他礼品分别是医院医生的 6 倍和 3 倍;家庭医生与销售代表每月会晤的次数平均达到 16 次,每隔 1 天就有人不请自到,登门拜访。家庭医生受医药代表特别关注的原因,可能与美国百姓诊疗大都(80%)发生在医生私人诊所,而医院和医学院等机构对医生的行为规范和约束强度大于小型私人诊所有关。 这项调查研究的报告由麻省总医院、耶鲁大学和澳大利亚 Melbourne 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该调查报告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调查在纽约医药研究所的支持下完成。

礼轻含义重

前医药代表、制药业内幕人士 Shahram Ahari 和内科医生 Adriane Fugh-Berman 在最近由公共科学图书馆出版的《PLoS Medicin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他们估计,大约有 10 万名经常访问医生的医药代表在不停地活动。他们寻找所联系医生的家庭照片,或打探有望进一步牢固双方关系的医生们的业余爱好。他们利用免费大餐、礼品和现金让经常加班工作的医生感谢有加,使他们更加忠实于这些制药公司的产品。如果医生不愿会见医药代表,他们会极尽谄媚阿谀之态和以免费餐来打动诊室员工。 两位作者在《PLoS Medicine》杂志上写道,来自制药业的礼物虽然看上去慷慨,但其中却隐藏着深思熟虑的目的,“许多医生接受钢笔、便笺和咖啡杯,由于这些礼品在办公室里触手可及,这似乎就会时刻提醒医生们想起某个药品来。开药多的医生还会收到高档一点的礼品,比如丝质领带或高尔夫球袋”。 制药公司还在通过美国医疗协会的数据库,购买来自药店的处方档案资料,以识别个别医生的开药习惯,并依据开药数量的多少,对医生进行排序。 这些做法都在发挥作用。最近《PLoS Medicine》杂志发表的另外一项研究就发现,医药代表的拜访已经促使 97 名医生中的一半增加了加巴喷丁(gabapentin)的处方量,加巴喷丁被批准用来治疗癫痫症。但研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医药代表都在大力促销这支药物的标签外用途。 看来,在全球医药和器械销售过程中对医生的“细微关怀”,是药厂和医疗器械商偏好的手段和潜规则。尽管医学伦理专家反复警告,医生收取药厂的礼品,多半会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和临床判断。但药厂坚持,这是医药代表与医生交流沟通的必要途径和方式,谈不上是“行贿”。 今年 2 月份发表在《普通内科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受到关注的医生们表示,虽然他们理解这其中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但他们仍然把与医药代表的见面视为获取信息的一种合适途径。由此看来,2002 年出台的那项自律性规则作用有限。 麻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David Blumenthal 博士则认为,如果医生不能处理好与制药企业的关系,将会受到政府更广泛地限制,他说,“这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

By 医药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