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养老也很难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福利国家。虽然拥有庞大、复杂、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但是美国很少为公民提供全民性和普惠性福利,而是遵循以市场提供福利的基本理念和个人责任原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养老福利保障的内容与水平取决于老年人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资产拥有量。养老危机是贫富分化的产物,并且美国养老制度设计本身在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中下阶层长期受困于老年贫困。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移民政策的收紧、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的高度依赖性、金融资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一方面导致养老危机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

美国的养老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第二部分是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第三部分是社会慈善等。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顾名思义,就业或者拥有资产是成为该制度“局内人”的关键,该制度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三大支柱组成。

第一支柱是基本组成部分,由政府主导、强制实施,主要指联邦退休金制度;

第二支柱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占比高达50%以上,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是非强制性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雇员团体保险等,金融市场提供不同的职业养老金产品计划,由雇主进行选择和组合购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401K退休计划;

第三支柱的重要性逐年提升,是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与个人人寿保险等,无论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保险计划,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储蓄账户。

作为全国性强制性计划,第一支柱直接由联邦政府在全美范围统筹。它采取专项税收保障模式,其资金来源为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或自雇者税(self-employment taxes):前者以雇员工资为纳税基数,但设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不再缴纳社会保障税;后者上限相同但享受特别税收减免待遇。领取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的资格包括年龄和纳税贡献,领取额度根据每个人的月薪和工龄计算。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数据显示,大部分65岁以上退休人口平均获得的联邦退休金仅稍高于贫困线。因此,联邦退休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购买食品、支付水电费和交通费等。

美国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是如何确定的?

美国设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国内完全不同,最初规定人们能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实也是大家习惯理解上的退休年龄)是65岁。在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也就是四五十岁的情况下,真的是一副“好算盘”。

由于退休年龄制度的刚性,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们的不满。在养老保险制度实施20多年后,美国先后允许女性和男性可以提前3年退休,后来再度提前了5年。

美国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选择是可选择性的。根据美国对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的制度是:可以在国家标准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前5年内任意一个月份申请领取养老金,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会按一定比例减发。具体的比例是,早退休36个月以内,每月扣减1%的5/9,36个月以上至60个月是扣减1%的5/12。早三年退休扣减20%,最多扣减30%。

反过来,个人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按比例奖励,相应的奖励年龄最多是标准养老金领取年龄基础上延长5年。也就是说,最多可以领取到130%的养老金。

美国也在推动延迟退休。不过,由于美国的退休年龄本来就较晚,再加上其行动较早,1983年就开始规划。所以其推进行动相对缓和。美国计划于2027年以后将所有人的领取标准养老金年龄延长为67岁

美国退休人员养老金能领多少钱?

美国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是按照积分制计算的,最起码要40个积分。2004年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才能积累一个积分。要是按照每年积累一个积分的进度来看,需要40年。但是人们一年最多能够积累40个积分。由于美国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12.4%,即使年收入是1万美元,一年也能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所以,这种积分还是非常宽松的。

积分只是资格,美国还有标准养老金制度。必须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才能够领取到标准养老金,否则的话只能按比例发放了。比如说只缴费30年,发放30/35。

美国养老金制度非常注重保基本。养老金待遇是根据自己35年的最高平均指数月收入,然后根据两个转折点计算。从0元到第一转折点的部分是发放90%,第一、第二转折点之间发放32%,第二转折点以上发放15%。

比如说美国2008年两个转折点分别为711美元和4188美元。如果平均指数月收入为5000美元,这样约养老金就是711×90%+(4188-711)×32%+(5000-4188)×15%,最终结果是1874.34美元。

美国2008年的工资基数定额最高标准为10.2万美元,相当于每月9000美元。如果是说平均指数月收入达到了9000美元,这样的养老金才2474.34美元。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数据,2022年老人平均养老金水平是1825美元每月,大约是1.3万元人民币每月。也许在国内的收入水平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考虑到美国的物价是国内的许多倍,两千美元不到的养老金实在是捉襟见肘。

美国雇主对雇员有没有养老责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私营部门工人平均每小时其雇主为其支付的薪酬成本结构,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自愿性社会福利(商业保险、职业养老金等)占报酬总额的比重是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联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所占比重的近三倍,远高于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美国养老保障中发挥绝对主力作用,其拥有的资产超过美国养老金资产总额的90%。

美国政府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的发展,雇主支付职业养老金可以享有免税,雇员可以享有延迟缴税,养老基金如果用作投资后的盈利部分也可以享有免税。从就业市场获得的养老福利,即由资本力量提供的以401K退休计划为代表的职业养老金是美国民众获得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号称是美国政府“给中产阶级最大的礼物”。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鲜明地体现了退休前个人财富的积累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过分依赖个人的投资选择能力,而且因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政府对个人开设退休账户(IRA)提供以下两种税收优惠:一是普通个人退休账户税收优惠,主要方式是递延纳税,即缴费(向账户注入资金)不计入个人所得税基数,到提款时才根据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对特殊形式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的税收优惠,主要是缴费时不免所得税,但对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分红、利息等)免税。

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济保险计划(Medicaid)、补充收入保障(SSI)、住房补贴、营养补充援助和老年公寓等。其中,补充收入保障项目是非缴费型社会福利制度中最大的现金救助项目,在全美范围向最需要帮助的老人、盲人和残疾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2020年12月,美国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实际平均支付给65周岁以上的领取人的金额为每月468美元。显然这一部分所提供的养老保障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贫困线以下的美国老年人90%的现金收入来自于该项目。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慈善等在美国的作用空间相较于其他OECD成员国要大得多。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相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高昂,以养老为名的各种慈善形式为美国富人提供了渠道,其私人财富可以变相兑现政治社会权力。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民众的养老显然不能依靠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和社会慈善等,而是主要依靠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工作福利制度。但是,后者的制度设计本身决定了美国的职业养老金和个人退休储蓄等天然存在巨大的财富鸿沟。

美国没有统一规定退休年龄,可未满62周岁的美国民众没有资格从社会保障管理局(SSA)领取联邦退休金。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一直在增长。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1年美国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5周岁,女性为63周岁。也就是说,美国老年人要想维持较为体面的养老生活,要么延迟退休以延长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税)时间,要么依赖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然而,第二、三支柱取决于个人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这就进一步固化甚至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也必然导致广大中下阶层陷入养老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21年,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后50%群体的17倍。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5.5%,而收入最低的50%群体的收入仅占13.3%。目前,有超过1500万老年人在经济上缺乏足够保障。大约50%的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联邦退休金,但过去20年来联邦退休金的实际购买力在持续萎缩。大量老年人将收入的3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因而经济状况窘迫。全美无家可归者中的老年人比例在攀升,还有上百万贫困的老年人无法获得经济适用房。美国老年人2019年的收入中位数是27398美元,远高于联邦退休金的平均数,这说明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三支柱主要服务于高收入群体,老年人群体中的贫富分化严重。

截至2019年底,户主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家庭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6.4万美元。但是,在32岁至61岁之间的美国家庭中,几乎有一半的家庭没有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也没有401K退休计划等享有税收优惠的雇主固定缴款职业养老金计划。在略多于一半的一些退休储蓄的家庭中,有50%的美国家庭的退休储蓄不到6.5万美元,有40%的美国家庭面临退休储蓄不足以支撑正常退休生活的困境。与此同时,有近6300万美国人持有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并且平均账户余额不到20万美元。但是,有3625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1000万美元,497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2500万美元。

根据美国养老金权利中心(Pension Rights Center)的数据,私营部门职业养老金的中位数只有每年9376美元。并且,职业养老金的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因不同人群而异:全职工作者明显高于兼职工作者,后者的覆盖面极低;大中企业工作的雇员明显高于小企业雇员,例如在员工少于100人的中小企业工作的美国人,有75%并没有加入任何职业养老金计划;金融业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最高、制造业居中、最低的是服务业,而政府部门的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明显高于私营部门。

目前的退休税收激励主要针对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获得的税收福利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中低收入者,以2019年为例,该年度向收入最高10%的家庭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高于向收入最低80%的家庭所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这就导致退休福利差距进一步加大。

低生育率叠加人口老龄化,移民政策反复

任何形式的养老储蓄都是为了在养老阶段换取某种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储蓄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养老阶段的劳动力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且,联邦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也就是在职的人员赡养已经退休的人员。上述两个方面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14年至2060年期间的美国人口变化呈现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族群多样性(“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三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

“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正在改变美国劳动力人口结构。目前,美国3.28亿人口中,16.5%即5400万人年龄超过65岁,并且增长最快的是85周岁以上的人群。到2030年20%左右的美国人口将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比例将在204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1.6%和24%。18周岁以下年龄组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持续下降,2014年至2060年,美国18周岁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3%下降到20%,到2035年,美国65周岁以上人口数将超过18周岁以下人口数。“银发海啸”冲击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62%下降到57%,这将导致美国的劳动力数量不足,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社会保障管理局(SSA)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税率保持不变,联邦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可持续性堪忧。退休人员的数量将在50年内翻一番,养老和遗属保险(OASI)以及残疾保险(DI)的储备金都将在2035年耗尽。为了解决退休基金不可持续性问题,一方面需要有“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也就是移民人数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极大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

从移民政策来看,尽管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进入加速多元化进程之中,到2060年左右白人所占人口比重将仅有35.6%,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这就给美国保守力量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现状迫使其移民政策出现反复变化。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而且减少了合法移民。拜登政府试图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严控移民政策,但实际上不断处于政策摇摆之中。在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对拜登政府终止《移民保护协议》进行起诉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21年8月24日裁定,《移民保护协议》必须恢复,“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被重启。此后,在法律层面上,拜登政府实际上是推翻了拜登上任之初作出的移民政策调整,重新回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并且,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继续严控非法移民,在美国与墨西哥南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创下历史新高。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美国总人口的增长幅度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2021年美国人口报告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美国人口增加了39.27万人,增幅仅为0.1%。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自1900年开始年度人口统计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数字,也是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低人口增长率。

21世纪以来的美国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低位徘徊,2021年美国的经济反弹和工资水平上涨都未能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提升到疫情前的水平。劳动参与率一直徘徊在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辞职和罢工两股浪潮正在全美机械、食品、医疗、娱乐等行业加速蔓延,加剧了美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劳动力市场迅速从2020年的“人找工作”变成了2021年以来的“工作找人”。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因为无法或拒绝在就业市场找到正式工作,兼职等灵活性就业岗位增多,使得现有的低工资收入者比例上升,而这些低收入者获得职业退休金的比例下降。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年龄阶段的人因被就业市场所排斥而依靠领取食品券等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就业市场的“双轨制”导致工作福利制度的“双轨制”,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无力缴纳社会保障税等,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现实基础受到冲击。

美国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不平等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退休危机。”对此,美国试图进行退休制度改革以应对危机。2022年3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4: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名为《保障强大退休法案》的第2954号决议。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扩大退休储蓄覆盖面、扩大自动登记、提供更多的退休储蓄选择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可以在退休前向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金账户注入更多资金。但是,从美国养老体系的现状来看,该法案的税收优惠实际上集中在那些拥有足够退休储蓄的人身上,它将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的退休福利差距。为什么一个以“增加中产阶级退休收入”为名的法案,实际效果却是中下阶层获利甚少,富豪阶层成为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并将导致美国老年人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背后是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首先,美国政治日益被资本裹挟,养老体系改革固化既得利益。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已经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汽油等的价格上涨无疑增加了美国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下承受收入缩水和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食利阶层却因通货膨胀实现资本迅速增值,包括老年人在内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等现象因而愈发严重。虽然有“一人一票”机制,但是,在包括美国养老体系改革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的议程设置中,政治和经济寡头对其实际影响力远超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其原因是,美式民主日益退化为一种受特殊利益操纵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寡头政治制度,从选举机制到官僚机构运行都越来越受寡头们掌控,因此很难推行有利于弥合贫富鸿沟的养老体系改革。

其次,美国养老金体系与金融市场深度捆绑。作为当今最庞大的养老金体系之一,美国养老金体系规模居世界之首,不仅能够大量投入公募基金和美国股市等,并且可以享受免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养老金投资从相对安全的资产转向风险更高的资产。尽管投资于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和另类投资等资产可以提高回报,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仅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严重依赖投资收益,联邦和州层面的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资产价值也受制于金融市场是否景气,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该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越来越多地涉足“风险很高的科技股”。以伊利诺斯州为代表的部分州的公共养老基金,已经难以支付承诺给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福利。各州在保障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和减少公共养老基金债务的客观需要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对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转为现金平衡计划,也就是根据受益人一生的收入而不是退休前的工资来计算福利,而退休前的工资通常是他们收入最高的时候。

最后,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以牟利为目的影响改革议程。对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来说,流入个人退休金账户的资金越多,所能收取的管理费就越多。因此,美国最大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政治献金等向两党议员游说,使养老体系改革方向符合其利益。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尽管美国社会高度关注养老危机,但是现有的各项改革并不能缓解养老危机。美国养老体系的设计和改革走向都具有偏向资本利益的特点,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能提供的保障有限,过度依赖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必然导致“富者越富”和贫富分化加剧,并且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适合成为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发展方向。

By 人民论坛网搜狐

你是什么时候对工作心灰意冷的

1. 一个年轻同事,天天巴着领导,围前围后的干活,结果有一天周末在家心梗了,ICU里面躺了一个月。你猜,他躺在ICU的时候,领导开例会的时候,怎么说话的? 大概意思就是,某某躺进去了没用了,他怎么样是他自己的事,你们还得给我好好干。

2. 我们公司一个男同事,后来考了公务员。开始一两年还特别开心,经常看他发朋友圈分分享生活和工作,后来慢慢就不是分享了,渐渐多了一些消沉和佛系,有时候还抱怨。我跟他聊过,他说在里面经历了一些事后,慢慢没有了之前想走仕途的心思,不再打鸡血,不再听领导画饼。他考进去的时候是27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岁月,是他们科室最年轻的人之一。他们科一共5个人,一个股长,50多岁,一个副股长,40多岁,一个从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也是50多岁,剩下一个是个24岁的姑娘,还有他。按道理,这个配置在科室也不弱了,两个年轻人。但是那个女生考进来后就躺平了,让她做个事她就说不会,让她加班,她就说感冒了,头痛,要回去休息。他跟领导反馈,说是自己忙不过来,让分出去一点活。领导就去找姑娘谈话,姑娘直接就哭的梨花带雨只,说为什么欺负她一个女孩子。领导没办法,活分不下去,他只能继续干。但是活越干得多,出错概率越大。他被市里督察发现两处操作错误,扣了单位的绩效分,当时就被罚了200。年底评优,他们股室年轻人有一个名额,但要求不扣分,结果他扣分了,没评上,那个女生啥活不干,一点错没有,被评上了。就这样,每天累死干活的人,一点回报没有;不干活的人,倒是可以评优评先。这种“鞭打快牛Q”的现象,让他无比寒心,把想要进步的想法彻底掐灭了春晚沈腾小品《坑》,确实是来源于体制内实际工作情况的,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让有为者有位,要有容错机制,但执行上还是没有很彻底。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部分年轻人过早躺平的重要原因。

3. 年轻有为的时候,不提拔我,说老同志优先。等我又加班加点干了几年熬成了老同志,还不提拔我,说干部年轻化。提的都是自己的小圈子的人,还好意思舔着脸说我群众基础不好。群众基础不都是想提谁之前先放风的么?想让谁群众基础好就谁群众基础好么?好容易熬到他今年滚蛋了。可是我知道以后也没啥机会了,因为已经错过了关键几年。这个混蛋以后千万别落到我手里,能收拾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4. 其他的先不说,工作以来我始终有一个感觉,我仿佛进了宫,什么都要讲等级,个个讲话弯弯绕绕,阴阳怪气。偏偏我还是个刚进宫的宫女级别,感受就更明显了。遇到分工不明,脏活累活都默认是年轻人干,拒绝就是没有觉悟,不思进取,不和领导走得近不媚上欺下,安静做事被提醒不要太内向。地方小,人均年龄45+ 大家没什么爱好每天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分析事,当然都不会是什么好话,你不想参与也被迫接收了负能量。忙闲不均,忙没有忙的价值,在我们这地方,家里没点实力的事业编当一辈子奴才顶天了副科,公务员要提拔也没有那么容易,好处都让会来事的人捞去了,出了事情背锅的就是底下人。像我们这种老实人光是自保,避开别人挖的坑就要耗费心力,养成厚脸皮,不惧流言的强大内心也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一般人经历这么一遭可不得心灰意冷

5. 我在单位8年,一个优秀没有,新来的妹纸4年,连拿3年优秀,2022年休产假8个月照样拿优秀。心灰意冷了。评优秀就是评人际关系,我人际关系不好,也不怪别人。还有就是只有办公室的能拿优秀,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毫无价值。

心灰意冷之后就是真正的抑郁

工作了几年之后,一天,大厂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感觉自己“病了”。

那是一个周末,公司大楼灯火通明,他坐在工位上值夜班。突然之间,一种冰冷的感觉像蛇一样爬上来——胸闷,无法呼吸,感觉痛苦。这种痛苦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起身去洗手间给家人打电话,打着打着就嚎啕大哭。

他去看中医,医生开了一堆药,其中有治疗抑郁的中成药。从医院出来后,他逃离现实的愿望空前强烈,于是给领导请假,想着:如果领导不批假,他马上辞职。

领导批了假。他马上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南方旅行。回来之后,他感觉好些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那种抑郁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像一个无限循环,反反复复出现,困扰他很多年。

从2019年到2021年,大厂HR雨璇出现了两次心理崩溃。

一次是2019年。当时她接受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项目;头一年,她刚做了母亲。双重压力之下,她出现了崩溃。她去北医六院就诊,结果显示,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

图:《实习医生格蕾》剧照

她提出辞职,被领导挽留、建议转岗。在新部门调整了一阵子,她感觉自己好一些了。

2021年的那次崩溃来得更为剧烈。当时,雨璇所在部门的一个项目黄了,她的家人则生病住院。在外人看来,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房有车,但是她感觉,自己当时被事业和家庭放在火上烤。

那段时间,雨璇出现了重度失眠和死亡焦虑。在北医六院,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为了自救,雨璇去做心理咨询。在首次咨询的50分钟里,她哭了整整45分钟。压抑多年的情绪一旦爆发,整个咨询室都被淹没了,“压都压不住”。

“我很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也很不甘心,我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你能帮帮我吗?”她对咨询师哭道。

心理咨询师李丹旻服务的对象包括不少大厂人。她发现,当一个人在大厂卷得很欢时,这个人是不需要心理咨询的,只有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才会想到去做心理咨询。因为心理问题会“躯体化”,这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现,即,一个人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最后通过身体的疾病表现出来。

图:《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李丹旻有一位朋友在大厂工作,在工作时,他非常忘我,每件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迟钝,对一些腰酸背痛之类的小问题毫不在意,一旦开启工作模式,就会全情投入。

直到有一天,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

心理问题还会代际遗传,每一个来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小孩后面,都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李丹旻在给一个有抑郁问题的孩子做心理咨询时发现,症结不在孩子身上,而在孩子的妈妈身上——这个妈妈在大厂拼命工作,经常整个人都处于躁狂状态,完全无法安静下来。“她好像进入那个机器里面,有点出不来了。”

妈妈的焦虑感,全部都倾泻到了孩子身上。

“当父母一直活在自己的焦虑里时,他们是没有办法看见孩子的。孩子的感受被父母的情绪覆盖掉了。”李丹旻说,当孩子持续不被父母看到、无法发展出健康的自我,到青春期就容易出现无法上学、自残乃至自杀等行为。

02

无意义感与生存焦虑

在大厂,人的无意义感和虚无感会提前降临。它源于机械重复、过于细化的流水线作业,也源于高效、高度协同必然导致的去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人被工具化和异化了。

“为了效率,大厂领导往往说一不二,下属的空间很小。如果你有自我意识,觉得被控制很痛苦,何去何从?”李丹旻问。

一个大厂员工说,每天上班,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人”。

在大厂做实习编辑的第一天,沈毅就感到了不适。那天他腰酸背痛,工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念头划过他的脑海——“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吗?”

图:《疑犯追踪》剧照

他觉得网络新闻编辑跟富士康工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三班倒,都是不停简单重复,都要拼体力。富士康的生产线叫“拉”,每条“拉”的负责人叫“拉长”,沈毅经常和同事开玩笑,叫自己领导是“拉长”——大家都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网络编辑的小夜班是下午3点到晚上12点,大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晨7-8点,值完一个通宵夜班,就像中了毒,“连呼吸都难受”。刚缓过来,下一个夜班又来了。

工作能体现出智力含量的部分,就是改标题——用20或24个字,把一篇文章的主要看点囊括进去。但这样的部分,很少。

压力则比富士康更大。网络媒体极其看重时效,各大商业网站会比拼谁的突发新闻PUSH发得更快。一条新闻比竞品早发1秒,就可以放进周报作为重要业绩汇报。在此情况下,网络编辑的精神高度紧张,不敢错过任何重大突发。在抢时效抢到极致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几个网站前后脚推送的都是假新闻。因为没有时间去核实。

亦诚曾在某大厂游戏部门任职。部门下面有很多工作室,因为曾经出现的赛马机制,不同游戏工作室和项目之间就会出现“反复造轮子”的情况。大量基础而无意义工作因此产生。“你会特别无奈地想,我的天,我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做这个。但是在这个制度下,你没有选择。”

图:《生活大爆炸》剧照

生存焦虑也困扰着大厂和大厂人。

在外部资本市场,评价大厂表现的依据,是利润率、营收、增长率等数据。在大厂内部,评价员工表现的依据,是KPI、已沦为KPI变种的OKR、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等。

“当所有人都被无形的结果和功绩指挥着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生存恐惧的。”雨璇说。

作为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清楚地知道,自己KPI考核的最关键数据就是流量。“为了KPI,有的编辑会把一坨坨吸引流量的狗屎推到页面上。但是你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沈毅相信新闻专业主义,觉得新闻应该惩恶扬善、反映社会现实,但他发现,能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稿子往往流量都不高,甚至很低,而那些打“黄赌毒”擦边球的稿子,流量则很高。他的领导对外宣称说要做严肃新闻,但当沈毅推了一条流量很差的严肃新闻时,领导就会质疑:“为什么要推这条?”“流量不行,赶紧撤了”。

因为流量是互联网大厂的命脉。流量就意味着广告,意味着钱。

大厂很多部门下设的工作室会被要求独立核算成本。项目负责人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项目和手下的员工每天要花掉多少钱,项目成本与研发成本要以怎样合格的利润率才能赚回来,从而保证工作室的营收与年终奖。“当大家都开始拼利润率和成本核算的时候,就卷起来了。”亦诚说。

让大厂人焦虑的末尾淘汰率、35岁红线,也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你会感觉工作得越久,自己就越没有价值。”曾在大厂任管理者的王彦说。

图:《上班一条虫》剧照

大厂生存焦虑的直观体现之一,就是公司要求某个部门或工作室自证价值。“当一个中层带着团队说我们要自证价值的时候,有80%的几率是悲剧的开始。”雨璇说。在要让公司看到自己更有价值、自己部门值得活下去的时候,管理者和员工很难做出理智的决策。

她觉得,如果不折腾,大厂的有些业务“可能死得还慢点”。

“在大厂的上升期,大家也会有拼搏的感受,但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充斥着无聊、空洞和无意义:开各种各样的会,跟各种团队PK,为了一点资源你争我抢。还有同事擅长向上管理,天天琢磨老板,老板喜欢啥他就汇报啥,粉饰业绩,捏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成果。在行业发展放缓之后,更是如此。”王彦选择了辞职。

还有更多人没有离开的勇气,但又倍感痛苦,于是就会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03

好学生

好学生,是大厂的抑郁高发人群。

“大厂的好学生密度很高,这是从源头筛选的结果——大厂招收大量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都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已投身心理咨询行业的前大厂员工萧念一观察发现。

勤奋、温顺、忘我奉献、追求完美,让好学生成为大厂的理想员工。

但另一方面,好学生会高度在意外界评价、过度反思,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遇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抨击自己。不久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去世。她的姐姐李思林告诉媒体,在妹妹病情恶化时能感受到妹妹的无力,“妹妹会嫌弃地说,‘都是我不好’。”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好学生不能接受自己的‘无价值’,而他们价值感的来源,在学校时是成绩,在职场时是业绩。一个每天摸鱼混日子还能拿高薪的大厂员工是不会抑郁的。”李丹旻说。

雨璇曾是这样的好学生。她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有硕士学历,工作后业绩出众。“在职场上,我一直想做一个女战士,做一个神奇女侠,很想去证明自己。”

所有心理问题都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在两次大崩溃后,雨璇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根源所在。其中既有大厂的外因,也有自己的内因——“你很认真地想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工作、对出成绩这件事非常在意。你很想要那个很厉害的自己,很排斥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假自体”,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迎合外界眼光、顺从外部环境,打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壳”,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很多好学生就顶着这样的假自体生活,他们的自我价值、生存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外部认可之上。于是,读书的时候,他们通过努力获得高分,让家长和老师认可。进入大厂后,他们通过努力取得成就,让公司和领导认可。

换言之,我工作,故我在;我优秀,故我在。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脆弱的一面,将这部分压抑在潜意识中。压抑得太久,就容易被反噬。

雨璇发现,在自己此前任职的大厂,不少老员工都是好学生,都有一些抑郁。后来她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工作对自我价值的关系这件事这么看重?为什么我们像依赖生命的养分一样依赖外界评价?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自我没有长得特别稳固。”

但在想明白之前,大厂生活就像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袍子。

有一次,雨璇被老板的一句指责深深刺痛:“你的标准就这么低吗?”

她特别难受。“这种话我是听不得的。如果别人在这方面质疑我,我就非常想反抗。” 毕竟,长期以来,她关于“我很好”的自我认知,是建立在“我很负责、我很上进、我对我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基础上。领导的那句话,相当于否定了这一切。

图:《坡道上的家》剧照

从大厂离职前,亦诚一直是四星五星员工。直到一次,她参与运营的一个游戏项目因为某些原因被叫停,工作室面临人事大调整,亦诚体验到了巨大的失控感。为了缓解焦虑,她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精神分析。

这位心理咨询师是拉康派的。包括拉康派在内的很多精神分析流派都认为,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所以精神分析师会经常问来访者:“‘别人觉得你好,诶,你觉得自己好吗?’(‘别人觉得你不好,你觉得呢?’)‘别人想让你做这件事,诶,你想做这件事吗?’”

被咨询师这样问到时,亦诚被深深地触动了。“竟然有人问我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以前没人问过我。”

她后来就发现,很多大厂好学生都陷落在二元关系的思维中,只能通过外界评价来感知自己的存在。“你说我好,我就是好的,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不好的,我就很难受。”而更健康的状态应该是三元关系,即使你说我不好,我也知道,这只是你对我的评价,并不是真实的我。但很多好学生一直生活在评价与被评价的环境中,人格结构上没有独立评判意识。

在大厂,还有很多好学生的痛苦来源,是强烈的道德洁癖与公平意识。

一位前大厂员工在发现直属领导贪污、向其上级领导举报未果后,整整痛哭了一个晚上,“完全是生理性反应,浑身发抖,停不下来”。她一直坚信的那个世界崩塌了。

另一位大厂员工干了本部门最多的活儿,年底考评时却被领导穿小鞋,拿了低分。他也久久无法释怀。“好学生的心态是要公平,在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你越努力越被认可,越得到正向反馈。但是当环境变化,大家要靠彼此竞争、打压来获取资源时,这套价值观就会变成弱点。你不认同领导,领导就要拿低评价低绩效赶你走,否则人人效仿你这种情况,人心散了,团队也散了。”亦诚说。

一个大背景是,互联网行业在2018、2019年之后发展放缓,可做事的空间变少,这必然影响到个人工作和升职加薪的空间。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基调就是高大猛好,要创造,要发展,要向上,人们相信的是明天会更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学生的人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当在职场“大杀四方”的愿望遇到收缩的环境,好学生就很容易产生自尊体系的崩塌。

04

PUA

互联网大厂,曾经是最适合好学生的职场之一。

雨璇在2016年进入大厂工作,当时她对公司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力,对有才华的人很包容。她也充满使命感和干劲,想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但这种感觉,随着大厂规模的扩大,逐渐稀释掉了。更多素质参差不齐的新员工加入,大公司病、官僚化现象逐一显露。

“有各种小丑轮番上台的感觉。”HR的工作让雨璇发现,一些员工会表演障眼法,擅长夸夸其谈,让大家觉得他有精确的判断,可以跟着做事,但随后就会发现,这些人就像华而不实的小丑。

这些“小丑”往往有过度自恋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被称为“天生的PUA大师”的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NPD)。根据统计,后者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6.2%。在美国,与NPD有关的知识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国职场,了解NPD相关知识和其危害性的人寥寥无几。

李丹旻和心理咨询行业的不少同行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卷文化下,擅长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恋者更容易上位,成为领导。

图:《半泽直树》剧照

在心理学中,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分高功能自恋者(有能力)和低功能自恋者(无能),“逼疯”好学生的,大都是浮夸且无能的低功能自恋型领导。网络上曾传出一个聊天截图:有大厂领导要下属叫自己“爸爸”,而下属一一照做,直到事件曝光。

一位曾是部门骨干的大厂员工在愤而离职多年后自学了心理学,这才发现自己当时遇到的就是低功能自恋型领导。

刚从其他部门空降过来时,这个基干体贴入微,到处问手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几个月后,可能是觉得位子稳了,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对手下各种贬低打压,甚至人格羞辱。问题是,他并不精于业务,只擅长向上管理,开会时的名言是:“要干领导看得见的活儿。”“哪怕是一坨屎,也可以包装成一朵花。”

实在不堪忍受,上述大厂员工和另一个骨干同事选择了离职。因为投诉太多,后来这个小领导被调离。

另一位大厂员工也遇到过类似的领导。

这个领导不但争功诿过,还习惯性撒谎——他要求下属言听计从,但一旦出了问题,他就会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对下属颐指气使、贬低打压,更是常态。就任三个月后,他手下十二三人的团队,有一半人离职。

大厂禁止越级告状的制度,会让自恋者的精神虐待现象更难被察觉。

小红书博主“灰灰是蓝猫”是一位在英国执业的律师和心理治疗师,对自恋型人格障碍有深入研究。她表示,自恋者会利用他人的特质和行为方式来操纵和控制其他人。而好学生之所以容易被自恋者拿捏,主要是因为好学生有同理心、同情心、顺从、忠厚、老实,此外缺少城府和心机,对丛林法则认识不足。

举例来说,自恋领导在工作中是甩锅大师,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核心信念是“我不可能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且以贬低打压他人为乐。而好学生一遇到问题就会下意识地反求诸已,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对完全不合理的苛责往往“照单全收”。自恋领导拼命指责,好学生拼命反省,这样一来,他们就共同构建了职场的施虐-受虐关系。

图:《黑暗荣耀》剧照

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持久。“灰灰是蓝猫”指出,长期而言,自恋型领导可能给好学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他们产生心理压力、情绪困扰、工作满意度下降,甚至可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和失眠等。

“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对他人的虐待和伤害很严重,有人因此终身抑郁,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精神不稳定。”她建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且无法忍受,比如发现自己的领导是极端的自恋者,好学生应该为了身心健康考虑转岗或离职。

大厂需要更加普及与自恋型人格障碍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做好管理者筛选,因为自恋型领导往往不利于团队合作、个人发展和公司目标。“灰灰是蓝猫”观察发现,“大部分自恋型领导是低功能的,他们的实际能力并不如他们自己夸耀和以为的那样好”。

“最重要的是,好学生应该保持对自己的尊重和关注,不让自恋型领导的行为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价值。如果情况变得过于困难或不可忍受,寻求职业咨询、心理治疗和法律援助等专业支持也是一种选择。”“灰灰是蓝猫”说。

因为心理学知识的匮乏,一部分寻求心理咨询的大厂人,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李丹旻提到,一位大厂人说自己跟领导关系不好,在交谈过程中,咨询师发现其领导有严重的问题,但这位来访者的反应是:“领导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不但他的领导是这样,公司其他部门的领导也这样。于是,他断定自己与领导关系不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要去迎合这样的领导,除非把自己变成病人。”李丹旻说,自我归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员工的自我保护机制——“不将这种情况合理化,他是待不下去的。”

不过,近年来,一个名词开始被部分大厂人作为“武器”,那就是“PUA”。

雨璇在做HR时发现,职场的领导和HR都非常排斥PUA这个词,甚至会声讨PUA被员工用滥了,“觉得谁都可以拿PUA来给领导贴标签”。但学习心理学后,她发现,命名其实是一种赋权。当大家不知道如何形容糟糕的被压迫感时,就想到了PUA这个词。

从个体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的遭遇可以被命名时,他就可以与因之而来的痛苦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陷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在这个老板下面干活好痛苦”的状态里。

05

终止创伤的代际遗传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是很多互联网大厂的标配——这是给员工的福利,从侧面也说明了需求足够旺盛。

但很多时候,大厂的心理咨询服务,更像流水线。

因为工作压力和被领导视为非嫡系排挤,沈毅在公司预约过多次心理咨询服务,但因为排班时间不固定,他很难预约到固定的心理咨询师。而只有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建立稳固的关系,才能进入下一步。

一次,因为工作细节,沈毅在微信群和同事争执了几句。有同事马上将截图发给领导,领导大张旗鼓,在大群里斥责平时兢兢业业的沈毅“破坏团结,给公司业务造成了损害”。

他极度委屈,在内网预约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对其诉说苦闷,对方只是告诉他,保留好证据,不要那么唯唯诺诺,“你是有还击能力的,你是有选择的”——就像所有不痛不痒的安慰一样。

“这些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不需要学心理学。”他感觉意冷心灰,最终选择了辞职。

图:《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抑郁才慢慢好起来。

当然,板子不能都打在大厂和互联网行业身上,很多心理问题要回溯到原生家庭和教育、社会等方面。

“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创伤,这些原生家庭的创伤会代代遗传。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创伤是隐藏起来的,或者不明显。但是当环境一旦变化,人受到挤压,它们就很容易被激发。”李丹旻说。

在一些中国家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大厂提供诸多保障,更像是象征意义上的父母。“心理上缺失父母的人,就会贪恋这样的环境。实际上,他们是在补足自己早年匮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厂对于他们也是救赎。”李丹旻表示。

而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家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孩子很少被看作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他们的自我往往是不被看见的。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也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把人放在群体中。

很多中国孩子承载了家长过多的期待,他们从小接受的爱就是有条件的——“只有我这样做,妈妈才会爱我。”一位大厂好学生被妈妈不断数落着长大,妈妈的理由是“我希望你完美”。她的缺点,是不被妈妈接受的。但“追求完美”是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夸父逐日游戏。这个好学生后来成为了工作狂,一闲下来就有罪恶感。

因为没有接受过无条件的爱,好学生小时候迎合父母,长大后迎合领导,即使离开了家,他们内化了的严苛父母还会继续批判自己,对内攻击。

而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努力工作是很高的美德。“我们身边的好几代人都把工作看得特别重要。”雨璇说。她的奶奶八十多岁了,每次雨璇回老家看她,老人总是叮嘱:“你要好好工作。”

那么,当我不努力工作的时候,我还能是谁?

图:《伊藤君A到E》剧照

李丹旻发现,那个孩子抑郁、自己心力交瘁的妈妈之所以无法离开大厂,就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她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一切自我价值都来自学习。

在这种模式驱动之下,她从一个不被看见的小女孩变成了家族的骄傲、职场的精英。她无法离开大厂,因为那意味着安全感的消失。她不敢去想,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做一个好员工,她还能是谁。她的存在价值是被外界建构的。“去掉壳子后,她就是空的。”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大厂病人”,选择了离开。

李丹旻那位患上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接受了长期治疗,捡回一条命。他从大厂离职,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

有一部分离职的大厂人进入了心理咨询领域,希望更深入地探索自己内心,找寻真实的自我。比如王彦就在放弃大厂的管理岗后,考上了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她想做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

落差可想而知。一个直观体现,就是收入从高薪锐减为零。

“我有些孩子气。可以说我辞职是因为不成熟,但是我的心灵又会因此早一点自由。”她想找到生命的意义。

她感谢大厂带来的财富积累,让她在进入一条全新的赛道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同于互联网行业,心理学行业是一条长期赛道,没有年龄焦虑,她想用后半生来做这件事情。

亦诚也选择了从大厂主动辞职。她目前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并在打造一个心理咨询师创作实习项目。她发现,在大厂工作时,自己的钱都用来消费,缓解工作带来的痛苦了。“离开那个环境后,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可以过一种由你自己选择的、很简单很满足的生活。”

不过,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心理层面。

在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同时,雨璇也在看心理咨询师。最近,她的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自己有一个感觉——“无论是你之前的大厂工作,还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工作,都比你自己的位置更高,感觉你是服务于这两个职业的。”

当听到这句话时,雨璇哭了。她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些自己没有看见的阴影。

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你的自我是你真正的将领,是要带领着你去打仗的。无论选择什么职业,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是高于任何一个职业本身的。

但另一方面,雨璇觉得自己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自我觉察的不断加深,她开始更加接纳以前自己认为自己“不好”的一面,活得没有那么累了。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小时候,她的妈妈很少表扬她,所以有了女儿之后,雨璇曾经经常表扬自己的女儿。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觉,表扬也是一种评价,她还是在重复母亲“有条件的爱”的教育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孩子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只有被表扬,我才是有价值的。”

现在,她试着尽量给女儿无条件的接纳与爱。

她也试着给自己的内在小孩无条件的接纳与爱,与自己拧巴的那部分握手言和。

“最好的状态是,意识到‘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吸,我都是价值的’。”

我的内在感受比外表更重要。我的价值,不需要由外界来定义。

这种状态,就叫做自由。

在心理咨询师们看来,虽然心理创伤就像一个命运的魔咒,会在无意识间代代传递,但是一旦人们有了自我觉察,这个代际传递就会被打破,命运的魔咒也会随之被打破。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打破这个代际传承的过程中。”王彦说。

(应受访者要求,沈毅、雨璇、王彦为化名)

By 老秘书首席人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