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会学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福利国家。虽然拥有庞大、复杂、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但是美国很少为公民提供全民性和普惠性福利，而是遵循以市场提供福利的基本理念和个人责任原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养老福利保障的内容与水平取决于老年人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资产拥有量。养老危机是贫富分化的产物，并且美国养老制度设计本身在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中下阶层长期受困于老年贫困。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移民政策的收紧、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的高度依赖性、金融资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一方面导致养老危机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

美国的养老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第二部分是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第三部分是社会慈善等。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顾名思义，就业或者拥有资产是成为该制度“局内人”的关键，该制度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三大支柱组成。

第一支柱是基本组成部分，由政府主导、强制实施，主要指联邦退休金制度；

第二支柱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占比高达50%以上，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是非强制性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雇员团体保险等，金融市场提供不同的职业养老金产品计划，由雇主进行选择和组合购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401K退休计划；

第三支柱的重要性逐年提升，是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与个人人寿保险等，无论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保险计划，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储蓄账户。

作为全国性强制性计划，第一支柱直接由联邦政府在全美范围统筹。它采取专项税收保障模式，其资金来源为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或自雇者税（self-employment taxes）：前者以雇员工资为纳税基数，但设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不再缴纳社会保障税；后者上限相同但享受特别税收减免待遇。领取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的资格包括年龄和纳税贡献，领取额度根据每个人的月薪和工龄计算。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数据显示，大部分65岁以上退休人口平均获得的联邦退休金仅稍高于贫困线。因此，联邦退休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购买食品、支付水电费和交通费等。

美国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是如何确定的？

美国设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国内完全不同，最初规定人们能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实也是大家习惯理解上的退休年龄）是65岁。在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也就是四五十岁的情况下，真的是一副“好算盘”。

由于退休年龄制度的刚性，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们的不满。在养老保险制度实施20多年后，美国先后允许女性和男性可以提前3年退休，后来再度提前了5年。

美国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选择是可选择性的。根据美国对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的制度是：可以在国家标准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前5年内任意一个月份申请领取养老金，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会按一定比例减发。具体的比例是，早退休36个月以内，每月扣减1%的5/9，36个月以上至60个月是扣减1%的5/12。早三年退休扣减20%，最多扣减30%。

反过来，个人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按比例奖励，相应的奖励年龄最多是标准养老金领取年龄基础上延长5年。也就是说，最多可以领取到130%的养老金。

美国也在推动延迟退休。不过，由于美国的退休年龄本来就较晚，再加上其行动较早，1983年就开始规划。所以其推进行动相对缓和。美国计划于2027年以后将所有人的领取标准养老金年龄延长为67岁。

美国退休人员养老金能领多少钱？

美国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是按照积分制计算的，最起码要40个积分。2004年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才能积累一个积分。要是按照每年积累一个积分的进度来看，需要40年。但是人们一年最多能够积累40个积分。由于美国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12.4%，即使年收入是1万美元，一年也能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所以，这种积分还是非常宽松的。

积分只是资格，美国还有标准养老金制度。必须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才能够领取到标准养老金，否则的话只能按比例发放了。比如说只缴费30年，发放30/35。

美国养老金制度非常注重保基本。养老金待遇是根据自己35年的最高平均指数月收入，然后根据两个转折点计算。从0元到第一转折点的部分是发放90%，第一、第二转折点之间发放32%，第二转折点以上发放15%。

比如说美国2008年两个转折点分别为711美元和4188美元。如果平均指数月收入为5000美元，这样约养老金就是711×90%+（4188－711）×32%＋（5000-4188）×15%，最终结果是1874.34美元。

美国2008年的工资基数定额最高标准为10.2万美元，相当于每月9000美元。如果是说平均指数月收入达到了9000美元，这样的养老金才2474.34美元。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数据，2022年老人平均养老金水平是1825美元每月，大约是1.3万元人民币每月。也许在国内的收入水平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考虑到美国的物价是国内的许多倍，两千美元不到的养老金实在是捉襟见肘。

美国雇主对雇员有没有养老责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私营部门工人平均每小时其雇主为其支付的薪酬成本结构，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自愿性社会福利（商业保险、职业养老金等）占报酬总额的比重是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联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所占比重的近三倍，远高于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美国养老保障中发挥绝对主力作用，其拥有的资产超过美国养老金资产总额的90%。

美国政府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的发展，雇主支付职业养老金可以享有免税，雇员可以享有延迟缴税，养老基金如果用作投资后的盈利部分也可以享有免税。从就业市场获得的养老福利，即由资本力量提供的以401K退休计划为代表的职业养老金是美国民众获得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号称是美国政府“给中产阶级最大的礼物”。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鲜明地体现了退休前个人财富的积累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过分依赖个人的投资选择能力，而且因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政府对个人开设退休账户（IRA）提供以下两种税收优惠：一是普通个人退休账户税收优惠，主要方式是递延纳税，即缴费（向账户注入资金）不计入个人所得税基数，到提款时才根据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对特殊形式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的税收优惠，主要是缴费时不免所得税，但对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分红、利息等）免税。

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济保险计划（Medicaid）、补充收入保障（SSI）、住房补贴、营养补充援助和老年公寓等。其中，补充收入保障项目是非缴费型社会福利制度中最大的现金救助项目，在全美范围向最需要帮助的老人、盲人和残疾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2020年12月，美国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实际平均支付给65周岁以上的领取人的金额为每月468美元。显然这一部分所提供的养老保障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贫困线以下的美国老年人90%的现金收入来自于该项目。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慈善等在美国的作用空间相较于其他OECD成员国要大得多。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相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高昂，以养老为名的各种慈善形式为美国富人提供了渠道，其私人财富可以变相兑现政治社会权力。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民众的养老显然不能依靠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和社会慈善等，而是主要依靠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工作福利制度。但是，后者的制度设计本身决定了美国的职业养老金和个人退休储蓄等天然存在巨大的财富鸿沟。

美国没有统一规定退休年龄，可未满62周岁的美国民众没有资格从社会保障管理局（SSA）领取联邦退休金。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一直在增长。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1年美国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5周岁，女性为63周岁。也就是说，美国老年人要想维持较为体面的养老生活，要么延迟退休以延长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税）时间，要么依赖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然而，第二、三支柱取决于个人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这就进一步固化甚至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也必然导致广大中下阶层陷入养老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21年，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后50%群体的17倍。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5.5%，而收入最低的50%群体的收入仅占13.3%。目前，有超过1500万老年人在经济上缺乏足够保障。大约50%的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联邦退休金，但过去20年来联邦退休金的实际购买力在持续萎缩。大量老年人将收入的3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因而经济状况窘迫。全美无家可归者中的老年人比例在攀升，还有上百万贫困的老年人无法获得经济适用房。美国老年人2019年的收入中位数是27398美元，远高于联邦退休金的平均数，这说明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三支柱主要服务于高收入群体，老年人群体中的贫富分化严重。

截至2019年底，户主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家庭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6.4万美元。但是，在32岁至61岁之间的美国家庭中，几乎有一半的家庭没有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也没有401K退休计划等享有税收优惠的雇主固定缴款职业养老金计划。在略多于一半的一些退休储蓄的家庭中，有50%的美国家庭的退休储蓄不到6.5万美元，有40%的美国家庭面临退休储蓄不足以支撑正常退休生活的困境。与此同时，有近6300万美国人持有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并且平均账户余额不到20万美元。但是，有3625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1000万美元，497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2500万美元。

根据美国养老金权利中心（Pension Rights Center）的数据，私营部门职业养老金的中位数只有每年9376美元。并且，职业养老金的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因不同人群而异：全职工作者明显高于兼职工作者，后者的覆盖面极低；大中企业工作的雇员明显高于小企业雇员，例如在员工少于100人的中小企业工作的美国人，有75%并没有加入任何职业养老金计划；金融业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最高、制造业居中、最低的是服务业，而政府部门的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明显高于私营部门。

目前的退休税收激励主要针对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获得的税收福利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中低收入者，以2019年为例，该年度向收入最高10%的家庭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高于向收入最低80%的家庭所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这就导致退休福利差距进一步加大。

低生育率叠加人口老龄化，移民政策反复

任何形式的养老储蓄都是为了在养老阶段换取某种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储蓄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养老阶段的劳动力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且，联邦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也就是在职的人员赡养已经退休的人员。上述两个方面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14年至2060年期间的美国人口变化呈现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族群多样性（“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三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

“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正在改变美国劳动力人口结构。目前，美国3.28亿人口中，16.5%即5400万人年龄超过65岁，并且增长最快的是85周岁以上的人群。到2030年20%左右的美国人口将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比例将在204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1.6%和24%。18周岁以下年龄组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持续下降，2014年至2060年，美国18周岁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3%下降到20%，到2035年，美国65周岁以上人口数将超过18周岁以下人口数。“银发海啸”冲击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62%下降到57%，这将导致美国的劳动力数量不足，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社会保障管理局（SSA）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税率保持不变，联邦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可持续性堪忧。退休人员的数量将在50年内翻一番，养老和遗属保险（OASI）以及残疾保险（DI）的储备金都将在2035年耗尽。为了解决退休基金不可持续性问题，一方面需要有“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也就是移民人数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极大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

从移民政策来看，尽管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进入加速多元化进程之中，到2060年左右白人所占人口比重将仅有35.6%，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这就给美国保守力量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现状迫使其移民政策出现反复变化。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而且减少了合法移民。拜登政府试图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严控移民政策，但实际上不断处于政策摇摆之中。在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对拜登政府终止《移民保护协议》进行起诉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21年8月24日裁定，《移民保护协议》必须恢复，“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被重启。此后，在法律层面上，拜登政府实际上是推翻了拜登上任之初作出的移民政策调整，重新回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并且，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继续严控非法移民，在美国与墨西哥南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创下历史新高。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美国总人口的增长幅度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2021年美国人口报告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美国人口增加了39.27万人，增幅仅为0.1%。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自1900年开始年度人口统计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数字，也是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低人口增长率。

21世纪以来的美国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低位徘徊，2021年美国的经济反弹和工资水平上涨都未能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提升到疫情前的水平。劳动参与率一直徘徊在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辞职和罢工两股浪潮正在全美机械、食品、医疗、娱乐等行业加速蔓延，加剧了美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劳动力市场迅速从2020年的“人找工作”变成了2021年以来的“工作找人”。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因为无法或拒绝在就业市场找到正式工作，兼职等灵活性就业岗位增多，使得现有的低工资收入者比例上升，而这些低收入者获得职业退休金的比例下降。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年龄阶段的人因被就业市场所排斥而依靠领取食品券等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就业市场的“双轨制”导致工作福利制度的“双轨制”，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无力缴纳社会保障税等，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现实基础受到冲击。

美国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不平等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退休危机。”对此，美国试图进行退休制度改革以应对危机。2022年3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4: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名为《保障强大退休法案》的第2954号决议。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扩大退休储蓄覆盖面、扩大自动登记、提供更多的退休储蓄选择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可以在退休前向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金账户注入更多资金。但是，从美国养老体系的现状来看，该法案的税收优惠实际上集中在那些拥有足够退休储蓄的人身上，它将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的退休福利差距。为什么一个以“增加中产阶级退休收入”为名的法案，实际效果却是中下阶层获利甚少，富豪阶层成为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并将导致美国老年人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背后是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首先，美国政治日益被资本裹挟，养老体系改革固化既得利益。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已经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汽油等的价格上涨无疑增加了美国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下承受收入缩水和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食利阶层却因通货膨胀实现资本迅速增值，包括老年人在内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等现象因而愈发严重。虽然有“一人一票”机制，但是，在包括美国养老体系改革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的议程设置中，政治和经济寡头对其实际影响力远超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其原因是，美式民主日益退化为一种受特殊利益操纵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寡头政治制度，从选举机制到官僚机构运行都越来越受寡头们掌控，因此很难推行有利于弥合贫富鸿沟的养老体系改革。

其次，美国养老金体系与金融市场深度捆绑。作为当今最庞大的养老金体系之一，美国养老金体系规模居世界之首，不仅能够大量投入公募基金和美国股市等，并且可以享受免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养老金投资从相对安全的资产转向风险更高的资产。尽管投资于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和另类投资等资产可以提高回报，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仅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严重依赖投资收益，联邦和州层面的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资产价值也受制于金融市场是否景气，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该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越来越多地涉足“风险很高的科技股”。以伊利诺斯州为代表的部分州的公共养老基金，已经难以支付承诺给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福利。各州在保障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和减少公共养老基金债务的客观需要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对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转为现金平衡计划，也就是根据受益人一生的收入而不是退休前的工资来计算福利，而退休前的工资通常是他们收入最高的时候。

最后，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以牟利为目的影响改革议程。对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来说，流入个人退休金账户的资金越多，所能收取的管理费就越多。因此，美国最大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政治献金等向两党议员游说，使养老体系改革方向符合其利益。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尽管美国社会高度关注养老危机，但是现有的各项改革并不能缓解养老危机。美国养老体系的设计和改革走向都具有偏向资本利益的特点，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能提供的保障有限，过度依赖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必然导致“富者越富”和贫富分化加剧，并且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适合成为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发展方向。

By 人民论坛网、搜狐

1. 一个年轻同事，天天巴着领导，围前围后的干活，结果有一天周末在家心梗了，ICU里面躺了一个月。你猜，他躺在ICU的时候，领导开例会的时候，怎么说话的? 大概意思就是，某某躺进去了没用了，他怎么样是他自己的事，你们还得给我好好干。

2. 我们公司一个男同事，后来考了公务员。开始一两年还特别开心，经常看他发朋友圈分分享生活和工作，后来慢慢就不是分享了，渐渐多了一些消沉和佛系，有时候还抱怨。我跟他聊过，他说在里面经历了一些事后，慢慢没有了之前想走仕途的心思，不再打鸡血，不再听领导画饼。他考进去的时候是27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岁月，是他们科室最年轻的人之一。他们科一共5个人，一个股长，50多岁，一个副股长，40多岁，一个从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也是50多岁，剩下一个是个24岁的姑娘，还有他。按道理，这个配置在科室也不弱了，两个年轻人。但是那个女生考进来后就躺平了，让她做个事她就说不会，让她加班，她就说感冒了，头痛，要回去休息。他跟领导反馈，说是自己忙不过来，让分出去一点活。领导就去找姑娘谈话，姑娘直接就哭的梨花带雨只，说为什么欺负她一个女孩子。领导没办法，活分不下去，他只能继续干。但是活越干得多，出错概率越大。他被市里督察发现两处操作错误，扣了单位的绩效分，当时就被罚了200。年底评优，他们股室年轻人有一个名额，但要求不扣分，结果他扣分了，没评上，那个女生啥活不干，一点错没有，被评上了。就这样，每天累死干活的人，一点回报没有；不干活的人，倒是可以评优评先。这种“鞭打快牛Q”的现象，让他无比寒心，把想要进步的想法彻底掐灭了春晚沈腾小品《坑》，确实是来源于体制内实际工作情况的，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让有为者有位，要有容错机制，但执行上还是没有很彻底。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部分年轻人过早躺平的重要原因。

3. 年轻有为的时候，不提拔我，说老同志优先。等我又加班加点干了几年熬成了老同志，还不提拔我，说干部年轻化。提的都是自己的小圈子的人，还好意思舔着脸说我群众基础不好。群众基础不都是想提谁之前先放风的么？想让谁群众基础好就谁群众基础好么？好容易熬到他今年滚蛋了。可是我知道以后也没啥机会了，因为已经错过了关键几年。这个混蛋以后千万别落到我手里，能收拾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4. 其他的先不说，工作以来我始终有一个感觉，我仿佛进了宫，什么都要讲等级，个个讲话弯弯绕绕，阴阳怪气。偏偏我还是个刚进宫的宫女级别，感受就更明显了。遇到分工不明，脏活累活都默认是年轻人干，拒绝就是没有觉悟，不思进取，不和领导走得近不媚上欺下，安静做事被提醒不要太内向。地方小，人均年龄45+ 大家没什么爱好每天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分析事，当然都不会是什么好话，你不想参与也被迫接收了负能量。忙闲不均，忙没有忙的价值，在我们这地方，家里没点实力的事业编当一辈子奴才顶天了副科，公务员要提拔也没有那么容易，好处都让会来事的人捞去了，出了事情背锅的就是底下人。像我们这种老实人光是自保，避开别人挖的坑就要耗费心力，养成厚脸皮，不惧流言的强大内心也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一般人经历这么一遭可不得心灰意冷

5. 我在单位8年，一个优秀没有，新来的妹纸4年，连拿3年优秀，2022年休产假8个月照样拿优秀。心灰意冷了。评优秀就是评人际关系，我人际关系不好，也不怪别人。还有就是只有办公室的能拿优秀，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毫无价值。

心灰意冷之后就是真正的抑郁

工作了几年之后，一天，大厂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感觉自己“病了”。

那是一个周末，公司大楼灯火通明，他坐在工位上值夜班。突然之间，一种冰冷的感觉像蛇一样爬上来——胸闷，无法呼吸，感觉痛苦。这种痛苦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起身去洗手间给家人打电话，打着打着就嚎啕大哭。

他去看中医，医生开了一堆药，其中有治疗抑郁的中成药。从医院出来后，他逃离现实的愿望空前强烈，于是给领导请假，想着：如果领导不批假，他马上辞职。

领导批了假。他马上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南方旅行。回来之后，他感觉好些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那种抑郁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像一个无限循环，反反复复出现，困扰他很多年。

从2019年到2021年，大厂HR雨璇出现了两次心理崩溃。

一次是2019年。当时她接受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项目；头一年，她刚做了母亲。双重压力之下，她出现了崩溃。她去北医六院就诊，结果显示，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

图：《实习医生格蕾》剧照

她提出辞职，被领导挽留、建议转岗。在新部门调整了一阵子，她感觉自己好一些了。

2021年的那次崩溃来得更为剧烈。当时，雨璇所在部门的一个项目黄了，她的家人则生病住院。在外人看来，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房有车，但是她感觉，自己当时被事业和家庭放在火上烤。

那段时间，雨璇出现了重度失眠和死亡焦虑。在北医六院，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为了自救，雨璇去做心理咨询。在首次咨询的50分钟里，她哭了整整45分钟。压抑多年的情绪一旦爆发，整个咨询室都被淹没了，“压都压不住”。

“我很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也很不甘心，我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你能帮帮我吗？”她对咨询师哭道。

心理咨询师李丹旻服务的对象包括不少大厂人。她发现，当一个人在大厂卷得很欢时，这个人是不需要心理咨询的，只有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才会想到去做心理咨询。因为心理问题会“躯体化”，这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现，即，一个人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最后通过身体的疾病表现出来。

图：《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李丹旻有一位朋友在大厂工作，在工作时，他非常忘我，每件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迟钝，对一些腰酸背痛之类的小问题毫不在意，一旦开启工作模式，就会全情投入。

直到有一天，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

心理问题还会代际遗传，每一个来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小孩后面，都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李丹旻在给一个有抑郁问题的孩子做心理咨询时发现，症结不在孩子身上，而在孩子的妈妈身上——这个妈妈在大厂拼命工作，经常整个人都处于躁狂状态，完全无法安静下来。“她好像进入那个机器里面，有点出不来了。”

妈妈的焦虑感，全部都倾泻到了孩子身上。

“当父母一直活在自己的焦虑里时，他们是没有办法看见孩子的。孩子的感受被父母的情绪覆盖掉了。”李丹旻说，当孩子持续不被父母看到、无法发展出健康的自我，到青春期就容易出现无法上学、自残乃至自杀等行为。

02

无意义感与生存焦虑

在大厂，人的无意义感和虚无感会提前降临。它源于机械重复、过于细化的流水线作业，也源于高效、高度协同必然导致的去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人被工具化和异化了。

“为了效率，大厂领导往往说一不二，下属的空间很小。如果你有自我意识，觉得被控制很痛苦，何去何从？”李丹旻问。

一个大厂员工说，每天上班，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人”。

在大厂做实习编辑的第一天，沈毅就感到了不适。那天他腰酸背痛，工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念头划过他的脑海——“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吗？”

图：《疑犯追踪》剧照

他觉得网络新闻编辑跟富士康工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三班倒，都是不停简单重复，都要拼体力。富士康的生产线叫“拉”，每条“拉”的负责人叫“拉长”，沈毅经常和同事开玩笑，叫自己领导是“拉长”——大家都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网络编辑的小夜班是下午3点到晚上12点，大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晨7-8点，值完一个通宵夜班，就像中了毒，“连呼吸都难受”。刚缓过来，下一个夜班又来了。

工作能体现出智力含量的部分，就是改标题——用20或24个字，把一篇文章的主要看点囊括进去。但这样的部分，很少。

压力则比富士康更大。网络媒体极其看重时效，各大商业网站会比拼谁的突发新闻PUSH发得更快。一条新闻比竞品早发1秒，就可以放进周报作为重要业绩汇报。在此情况下，网络编辑的精神高度紧张，不敢错过任何重大突发。在抢时效抢到极致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几个网站前后脚推送的都是假新闻。因为没有时间去核实。

亦诚曾在某大厂游戏部门任职。部门下面有很多工作室，因为曾经出现的赛马机制，不同游戏工作室和项目之间就会出现“反复造轮子”的情况。大量基础而无意义工作因此产生。“你会特别无奈地想，我的天，我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做这个。但是在这个制度下，你没有选择。”

图：《生活大爆炸》剧照

生存焦虑也困扰着大厂和大厂人。

在外部资本市场，评价大厂表现的依据，是利润率、营收、增长率等数据。在大厂内部，评价员工表现的依据，是KPI、已沦为KPI变种的OKR、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等。

“当所有人都被无形的结果和功绩指挥着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生存恐惧的。”雨璇说。

作为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清楚地知道，自己KPI考核的最关键数据就是流量。“为了KPI，有的编辑会把一坨坨吸引流量的狗屎推到页面上。但是你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沈毅相信新闻专业主义，觉得新闻应该惩恶扬善、反映社会现实，但他发现，能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稿子往往流量都不高，甚至很低，而那些打“黄赌毒”擦边球的稿子，流量则很高。他的领导对外宣称说要做严肃新闻，但当沈毅推了一条流量很差的严肃新闻时，领导就会质疑：“为什么要推这条？”“流量不行，赶紧撤了”。

因为流量是互联网大厂的命脉。流量就意味着广告，意味着钱。

大厂很多部门下设的工作室会被要求独立核算成本。项目负责人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项目和手下的员工每天要花掉多少钱，项目成本与研发成本要以怎样合格的利润率才能赚回来，从而保证工作室的营收与年终奖。“当大家都开始拼利润率和成本核算的时候，就卷起来了。”亦诚说。

让大厂人焦虑的末尾淘汰率、35岁红线，也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你会感觉工作得越久，自己就越没有价值。”曾在大厂任管理者的王彦说。

图：《上班一条虫》剧照

大厂生存焦虑的直观体现之一，就是公司要求某个部门或工作室自证价值。“当一个中层带着团队说我们要自证价值的时候，有80%的几率是悲剧的开始。”雨璇说。在要让公司看到自己更有价值、自己部门值得活下去的时候，管理者和员工很难做出理智的决策。

她觉得，如果不折腾，大厂的有些业务“可能死得还慢点”。

“在大厂的上升期，大家也会有拼搏的感受，但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充斥着无聊、空洞和无意义：开各种各样的会，跟各种团队PK，为了一点资源你争我抢。还有同事擅长向上管理，天天琢磨老板，老板喜欢啥他就汇报啥，粉饰业绩，捏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成果。在行业发展放缓之后，更是如此。”王彦选择了辞职。

还有更多人没有离开的勇气，但又倍感痛苦，于是就会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03

好学生

好学生，是大厂的抑郁高发人群。

“大厂的好学生密度很高，这是从源头筛选的结果——大厂招收大量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都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已投身心理咨询行业的前大厂员工萧念一观察发现。

勤奋、温顺、忘我奉献、追求完美，让好学生成为大厂的理想员工。

但另一方面，好学生会高度在意外界评价、过度反思，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遇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抨击自己。不久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去世。她的姐姐李思林告诉媒体，在妹妹病情恶化时能感受到妹妹的无力，“妹妹会嫌弃地说，‘都是我不好’。”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好学生不能接受自己的‘无价值’，而他们价值感的来源，在学校时是成绩，在职场时是业绩。一个每天摸鱼混日子还能拿高薪的大厂员工是不会抑郁的。”李丹旻说。

雨璇曾是这样的好学生。她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有硕士学历，工作后业绩出众。“在职场上，我一直想做一个女战士，做一个神奇女侠，很想去证明自己。”

所有心理问题都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在两次大崩溃后，雨璇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根源所在。其中既有大厂的外因，也有自己的内因——“你很认真地想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工作、对出成绩这件事非常在意。你很想要那个很厉害的自己，很排斥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假自体”，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迎合外界眼光、顺从外部环境，打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壳”，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很多好学生就顶着这样的假自体生活，他们的自我价值、生存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外部认可之上。于是，读书的时候，他们通过努力获得高分，让家长和老师认可。进入大厂后，他们通过努力取得成就，让公司和领导认可。

换言之，我工作，故我在；我优秀，故我在。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脆弱的一面，将这部分压抑在潜意识中。压抑得太久，就容易被反噬。

雨璇发现，在自己此前任职的大厂，不少老员工都是好学生，都有一些抑郁。后来她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工作对自我价值的关系这件事这么看重？为什么我们像依赖生命的养分一样依赖外界评价？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自我没有长得特别稳固。”

但在想明白之前，大厂生活就像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袍子。

有一次，雨璇被老板的一句指责深深刺痛：“你的标准就这么低吗？”

她特别难受。“这种话我是听不得的。如果别人在这方面质疑我，我就非常想反抗。” 毕竟，长期以来，她关于“我很好”的自我认知，是建立在“我很负责、我很上进、我对我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基础上。领导的那句话，相当于否定了这一切。

图：《坡道上的家》剧照

从大厂离职前，亦诚一直是四星五星员工。直到一次，她参与运营的一个游戏项目因为某些原因被叫停，工作室面临人事大调整，亦诚体验到了巨大的失控感。为了缓解焦虑，她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精神分析。

这位心理咨询师是拉康派的。包括拉康派在内的很多精神分析流派都认为，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所以精神分析师会经常问来访者：“‘别人觉得你好，诶，你觉得自己好吗？’（‘别人觉得你不好，你觉得呢？’）‘别人想让你做这件事，诶，你想做这件事吗？’”

被咨询师这样问到时，亦诚被深深地触动了。“竟然有人问我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以前没人问过我。”

她后来就发现，很多大厂好学生都陷落在二元关系的思维中，只能通过外界评价来感知自己的存在。“你说我好，我就是好的，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不好的，我就很难受。”而更健康的状态应该是三元关系，即使你说我不好，我也知道，这只是你对我的评价，并不是真实的我。但很多好学生一直生活在评价与被评价的环境中，人格结构上没有独立评判意识。

在大厂，还有很多好学生的痛苦来源，是强烈的道德洁癖与公平意识。

一位前大厂员工在发现直属领导贪污、向其上级领导举报未果后，整整痛哭了一个晚上，“完全是生理性反应，浑身发抖，停不下来”。她一直坚信的那个世界崩塌了。

另一位大厂员工干了本部门最多的活儿，年底考评时却被领导穿小鞋，拿了低分。他也久久无法释怀。“好学生的心态是要公平，在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你越努力越被认可，越得到正向反馈。但是当环境变化，大家要靠彼此竞争、打压来获取资源时，这套价值观就会变成弱点。你不认同领导，领导就要拿低评价低绩效赶你走，否则人人效仿你这种情况，人心散了，团队也散了。”亦诚说。

一个大背景是，互联网行业在2018、2019年之后发展放缓，可做事的空间变少，这必然影响到个人工作和升职加薪的空间。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基调就是高大猛好，要创造，要发展，要向上，人们相信的是明天会更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学生的人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当在职场“大杀四方”的愿望遇到收缩的环境，好学生就很容易产生自尊体系的崩塌。

04

PUA

互联网大厂，曾经是最适合好学生的职场之一。

雨璇在2016年进入大厂工作，当时她对公司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力，对有才华的人很包容。她也充满使命感和干劲，想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但这种感觉，随着大厂规模的扩大，逐渐稀释掉了。更多素质参差不齐的新员工加入，大公司病、官僚化现象逐一显露。

“有各种小丑轮番上台的感觉。”HR的工作让雨璇发现，一些员工会表演障眼法，擅长夸夸其谈，让大家觉得他有精确的判断，可以跟着做事，但随后就会发现，这些人就像华而不实的小丑。

这些“小丑”往往有过度自恋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被称为“天生的PUA大师”的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NPD）。根据统计，后者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6.2%。在美国，与NPD有关的知识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国职场，了解NPD相关知识和其危害性的人寥寥无几。

李丹旻和心理咨询行业的不少同行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卷文化下，擅长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恋者更容易上位，成为领导。

图：《半泽直树》剧照

在心理学中，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分高功能自恋者（有能力）和低功能自恋者（无能），“逼疯”好学生的，大都是浮夸且无能的低功能自恋型领导。网络上曾传出一个聊天截图：有大厂领导要下属叫自己“爸爸”，而下属一一照做，直到事件曝光。

一位曾是部门骨干的大厂员工在愤而离职多年后自学了心理学，这才发现自己当时遇到的就是低功能自恋型领导。

刚从其他部门空降过来时，这个基干体贴入微，到处问手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几个月后，可能是觉得位子稳了，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对手下各种贬低打压，甚至人格羞辱。问题是，他并不精于业务，只擅长向上管理，开会时的名言是：“要干领导看得见的活儿。”“哪怕是一坨屎，也可以包装成一朵花。”

实在不堪忍受，上述大厂员工和另一个骨干同事选择了离职。因为投诉太多，后来这个小领导被调离。

另一位大厂员工也遇到过类似的领导。

这个领导不但争功诿过，还习惯性撒谎——他要求下属言听计从，但一旦出了问题，他就会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对下属颐指气使、贬低打压，更是常态。就任三个月后，他手下十二三人的团队，有一半人离职。

大厂禁止越级告状的制度，会让自恋者的精神虐待现象更难被察觉。

小红书博主“灰灰是蓝猫”是一位在英国执业的律师和心理治疗师，对自恋型人格障碍有深入研究。她表示，自恋者会利用他人的特质和行为方式来操纵和控制其他人。而好学生之所以容易被自恋者拿捏，主要是因为好学生有同理心、同情心、顺从、忠厚、老实，此外缺少城府和心机，对丛林法则认识不足。

举例来说，自恋领导在工作中是甩锅大师，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核心信念是“我不可能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且以贬低打压他人为乐。而好学生一遇到问题就会下意识地反求诸已，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对完全不合理的苛责往往“照单全收”。自恋领导拼命指责，好学生拼命反省，这样一来，他们就共同构建了职场的施虐-受虐关系。

图：《黑暗荣耀》剧照

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持久。“灰灰是蓝猫”指出，长期而言，自恋型领导可能给好学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他们产生心理压力、情绪困扰、工作满意度下降，甚至可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和失眠等。

“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对他人的虐待和伤害很严重，有人因此终身抑郁，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精神不稳定。”她建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且无法忍受，比如发现自己的领导是极端的自恋者，好学生应该为了身心健康考虑转岗或离职。

大厂需要更加普及与自恋型人格障碍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做好管理者筛选，因为自恋型领导往往不利于团队合作、个人发展和公司目标。“灰灰是蓝猫”观察发现，“大部分自恋型领导是低功能的，他们的实际能力并不如他们自己夸耀和以为的那样好”。

“最重要的是，好学生应该保持对自己的尊重和关注，不让自恋型领导的行为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价值。如果情况变得过于困难或不可忍受，寻求职业咨询、心理治疗和法律援助等专业支持也是一种选择。”“灰灰是蓝猫”说。

因为心理学知识的匮乏，一部分寻求心理咨询的大厂人，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李丹旻提到，一位大厂人说自己跟领导关系不好，在交谈过程中，咨询师发现其领导有严重的问题，但这位来访者的反应是：“领导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不但他的领导是这样，公司其他部门的领导也这样。于是，他断定自己与领导关系不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要去迎合这样的领导，除非把自己变成病人。”李丹旻说，自我归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员工的自我保护机制——“不将这种情况合理化，他是待不下去的。”

不过，近年来，一个名词开始被部分大厂人作为“武器”，那就是“PUA”。

雨璇在做HR时发现，职场的领导和HR都非常排斥PUA这个词，甚至会声讨PUA被员工用滥了，“觉得谁都可以拿PUA来给领导贴标签”。但学习心理学后，她发现，命名其实是一种赋权。当大家不知道如何形容糟糕的被压迫感时，就想到了PUA这个词。

从个体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的遭遇可以被命名时，他就可以与因之而来的痛苦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陷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在这个老板下面干活好痛苦”的状态里。

05

终止创伤的代际遗传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是很多互联网大厂的标配——这是给员工的福利，从侧面也说明了需求足够旺盛。

但很多时候，大厂的心理咨询服务，更像流水线。

因为工作压力和被领导视为非嫡系排挤，沈毅在公司预约过多次心理咨询服务，但因为排班时间不固定，他很难预约到固定的心理咨询师。而只有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建立稳固的关系，才能进入下一步。

一次，因为工作细节，沈毅在微信群和同事争执了几句。有同事马上将截图发给领导，领导大张旗鼓，在大群里斥责平时兢兢业业的沈毅“破坏团结，给公司业务造成了损害”。

他极度委屈，在内网预约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对其诉说苦闷，对方只是告诉他，保留好证据，不要那么唯唯诺诺，“你是有还击能力的，你是有选择的”——就像所有不痛不痒的安慰一样。

“这些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不需要学心理学。”他感觉意冷心灰，最终选择了辞职。

图：《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抑郁才慢慢好起来。

当然，板子不能都打在大厂和互联网行业身上，很多心理问题要回溯到原生家庭和教育、社会等方面。

“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创伤，这些原生家庭的创伤会代代遗传。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创伤是隐藏起来的，或者不明显。但是当环境一旦变化，人受到挤压，它们就很容易被激发。”李丹旻说。

在一些中国家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大厂提供诸多保障，更像是象征意义上的父母。“心理上缺失父母的人，就会贪恋这样的环境。实际上，他们是在补足自己早年匮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厂对于他们也是救赎。”李丹旻表示。

而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家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孩子很少被看作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他们的自我往往是不被看见的。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也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把人放在群体中。

很多中国孩子承载了家长过多的期待，他们从小接受的爱就是有条件的——“只有我这样做，妈妈才会爱我。”一位大厂好学生被妈妈不断数落着长大，妈妈的理由是“我希望你完美”。她的缺点，是不被妈妈接受的。但“追求完美”是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夸父逐日游戏。这个好学生后来成为了工作狂，一闲下来就有罪恶感。

因为没有接受过无条件的爱，好学生小时候迎合父母，长大后迎合领导，即使离开了家，他们内化了的严苛父母还会继续批判自己，对内攻击。

而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努力工作是很高的美德。“我们身边的好几代人都把工作看得特别重要。”雨璇说。她的奶奶八十多岁了，每次雨璇回老家看她，老人总是叮嘱：“你要好好工作。”

那么，当我不努力工作的时候，我还能是谁？

图：《伊藤君A到E》剧照

李丹旻发现，那个孩子抑郁、自己心力交瘁的妈妈之所以无法离开大厂，就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她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一切自我价值都来自学习。

在这种模式驱动之下，她从一个不被看见的小女孩变成了家族的骄傲、职场的精英。她无法离开大厂，因为那意味着安全感的消失。她不敢去想，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做一个好员工，她还能是谁。她的存在价值是被外界建构的。“去掉壳子后，她就是空的。”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大厂病人”，选择了离开。

李丹旻那位患上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接受了长期治疗，捡回一条命。他从大厂离职，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

有一部分离职的大厂人进入了心理咨询领域，希望更深入地探索自己内心，找寻真实的自我。比如王彦就在放弃大厂的管理岗后，考上了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她想做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

落差可想而知。一个直观体现，就是收入从高薪锐减为零。

“我有些孩子气。可以说我辞职是因为不成熟，但是我的心灵又会因此早一点自由。”她想找到生命的意义。

她感谢大厂带来的财富积累，让她在进入一条全新的赛道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同于互联网行业，心理学行业是一条长期赛道，没有年龄焦虑，她想用后半生来做这件事情。

亦诚也选择了从大厂主动辞职。她目前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并在打造一个心理咨询师创作实习项目。她发现，在大厂工作时，自己的钱都用来消费，缓解工作带来的痛苦了。“离开那个环境后，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可以过一种由你自己选择的、很简单很满足的生活。”

不过，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心理层面。

在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同时，雨璇也在看心理咨询师。最近，她的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自己有一个感觉——“无论是你之前的大厂工作，还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工作，都比你自己的位置更高，感觉你是服务于这两个职业的。”

当听到这句话时，雨璇哭了。她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些自己没有看见的阴影。

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你的自我是你真正的将领，是要带领着你去打仗的。无论选择什么职业，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是高于任何一个职业本身的。

但另一方面，雨璇觉得自己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自我觉察的不断加深，她开始更加接纳以前自己认为自己“不好”的一面，活得没有那么累了。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小时候，她的妈妈很少表扬她，所以有了女儿之后，雨璇曾经经常表扬自己的女儿。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觉，表扬也是一种评价，她还是在重复母亲“有条件的爱”的教育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孩子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只有被表扬，我才是有价值的。”

现在，她试着尽量给女儿无条件的接纳与爱。

她也试着给自己的内在小孩无条件的接纳与爱，与自己拧巴的那部分握手言和。

“最好的状态是，意识到‘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吸，我都是价值的’。”

我的内在感受比外表更重要。我的价值，不需要由外界来定义。

这种状态，就叫做自由。

在心理咨询师们看来，虽然心理创伤就像一个命运的魔咒，会在无意识间代代传递，但是一旦人们有了自我觉察，这个代际传递就会被打破，命运的魔咒也会随之被打破。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打破这个代际传承的过程中。”王彦说。

（应受访者要求，沈毅、雨璇、王彦为化名）

By 老秘书、首席人物观

天价彩礼是困扰青年男性的一座大山。关于彩礼的”限制令“发了一道又一道，但还是收效甚微。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问题：

婚姻到底是不是一份工作？

在古代，婚姻和爱情可以说毫无关系，就是纯纯的利益联盟，甚至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家族利益的通盘考虑。这一点古今中外贫富贵贱概莫能外。你也可以把男女双方都看成打工人。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婚礼都极其隆重，因为办的越隆重，在社会意义上撤销婚姻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越难。说的通俗点就是，不管是大办婚礼还是疯狂要彩礼/其他物质保证，总之就是往死里折腾对方一回，要的就是确保不离，因为离了根本结不起下一次婚，不管是没钱还是没脸。

这种婚姻关系里面的两个人，就是纯纯的合作伙伴，类似于一起开公司。一起开公司，有革命友情最好，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完成婚姻分内工作，分享公司红利，不要把公司的账往外转，就是好伙伴。至于合伙人下班了去喝个小酒，和别人聊聊风花雪月，那还能叫事？谁还没点放松的爱好？所以东西方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放松”方式，东方就是妓院、纳妾（当然这对女性很不友好），西方古代的婚姻则比较平等，男女都平等的玩，路易十五甚至因为对妻子过于忠诚导致了宫廷内外的嘲笑，好在他发愤图强，玩了一大堆情妇，终于洗刷了耻辱。而王后对此已经不是宽容了，简直就是大加鼓励，毕竟对于一个已经生育十次的贵族女性来说，多活两年少干点活可比丈夫那虚无缥缈的“忠诚”靠谱多了。

在这种关系下，彩礼，或者说广义上的财物赠与，就相当于签字费，利益的提前交割，是为了和这个人缔结这项合作关系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给人家不签合同。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男性给女性，毕竟女性婚后面临生育，那时候是真的要死人的，说补偿一点不为过。而且别说在古代，就算在现在，离婚女性还是比离婚男性要更难进入下一段婚恋关系，也就是毁约成本更高。但也有例外，这种例外一般都是女性由于一些原因，迫切的想和某个地位很高的男性结婚，以此提升或者确保自己/娘家人/后代的权势和地位。常见的就是印度婚姻中，低种姓女嫁给高种姓男要陪嫁三倍以上，但是嫁给同种姓则不必。西方历史也有某些身份有些尴尬的女子，比如教皇或者国王的私生女，为了嫁给24K贵族丈夫洗一下自己的身份（主要是后代身份），付出了大量嫁妆，甚至最后也要不回来的先例。

所以这种情况下，彩礼（这个不一定是男对女）作为一种手段，可以非常有效的促成双方合作。可以说这就跟招聘时候给签字费一样，毫无道德问题。就算索要导致合作关系没谈成，也没啥大不了。这就跟你可以向公司要求签字费200W，公司可以不给，最多吐槽你奇葩，但绝对上升不到犯法的地步。说白了，这时候婚姻就好比工作，或者创业，反正是生产性的。那么创业或者入职前，把条件谈好，一点道德问题都没有。谈不好反而是脑子有问题，你入职不谈薪酬？创业不谈股份？

但是这些都有个前提，就是除了死亡，这种合作关系几乎无法解除，否则谁会为了一个不牢靠的随时能解除的合约，付出巨大代价呢？

到了20世纪，尤其是60年代之后，大家逐渐形成共识，婚姻成立的基础应该是爱情，而且是爱情到了一定火候才能结婚。这就完全把婚姻中的两个人从一个工作关系，变成了一个消费关系，而且消费的主要是感情。在这种设定下，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互相疯狂提供情绪价值，蜜里调油，你侬我侬，风花雪月…

哦对了，在这种设定下，离婚自然也是很自由的了。毕竟有感情才结婚，没感情就得离么。所以八九十年代很多电视剧里面，小三并不是人人喊打的形象，甚至还会有“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等金句。毕竟如果婚姻的合理性建立在爱情上，那么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不合理。

这种情况下，彩礼什么的当然是很不合适了。我跟你讲感情你跟我算钱？再说了，就算从利益角度来说，随时都能离，谁还愿意大笔掏钱来维系这段关系？万一黄了呢？那不是白掏钱了。

可是不管怎么有感情，都掩盖不了婚姻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事实。孩子你得养吧？老人你得赡养吧？生了病得管吧？家里装修打扫做饭得有人搞吧？你请保姆也要有人面试安排保姆工作吧？更不要说什么人情往来之类的了….

这些活并不会因为你有感情，就少了。有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和没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工作量没啥差别。你可以不把婚姻定义为工作，可是工作量是不会因为你的定义改变而减少的。

所以即便嘴上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但各国在婚姻法上，都没有感情啥事，反而一定程度都体现了旧式婚姻“利益分配”的原则。比如西方的赡养费原则，就非常像竞业协议的补偿款。比如老婆因为生娃看娃牺牲的职业收入，老公在离婚后要补回来，一直付付钱维持老婆孩子的生活水平，直到老婆再婚或者找到差不多钱的工作。

所以这种制度下，婚姻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工作，甚至国家都出台了保障性政策。既然是工作，那么我海投可以吧？在职的时候出去面试面试可以吧？和同行聊聊待遇去谈薪可以吧？跳槽可以吧？谈补偿可以吧？大家入职看的是啥？是待遇啊！有几个人是因为热爱入职的？都是因为缺钱啊！

因为工作量是实实在在的，凭什么要因为“感情”就不拿工资呢？

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国没有赡养费制度，但是这个风险不会消失的，我国女性选择了风险前置，先付彩礼或者看你买房没有，再通过一系列的什么“送礼物测试”，筛选出有付出能力和付出意愿的男性结婚。这当然也有风险，但是比不筛选好对吧？

但是我国肯定不能鼓励大家把婚姻看成工作来找。可是这其中的工作量和风险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没了的。那咋办呢？

这一方面我国充分发挥了自由市场精神，你们自己谈，怎么谈，谈什么，谈成啥样，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既不参与，也就不负责了。你彩礼谈出一百万也好，负一百万也罢，谈成了也好谈崩了也罢，反正国家不会抽一毛钱成，都是你自己的事。

而只要你做过生意就知道，人，对利益完全属于自己的活，有多么拼命。

By 西城大妈

你可以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关注任意一位秀场女主播，但很难与她们在线下的世界里相遇。在网络的另一端，主播们像住在山洞的蝙蝠，晚上起床，开始直播。白天几乎无法见到她们。大多数时候，只有送外卖和药品的外卖员在她们的出租屋进进出出。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长期晒不到太阳，人都有些怕光。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卸下浓厚的妆容和美颜滤镜，现实中的主播气色一个比一个差。

这是王怡霖接触到的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很多工会，管自己叫“MCN公司”。直播的基地，也叫“网红孵化基地”，很容易让素人产生变成网红明星的遐想。王怡霖看见，有些线下直播室会在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王怡霖

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但真正点进这些直播间，大部分时候，主播都在说，“求求大哥给我点个赞”、“不要走”。花一毛钱，就能获得“0.1元撩主播”的资格。直播间来了一位高等级的大哥，主播们会立马起身欢迎。有时候，突然有人刷了一个价值几千块的礼物，主播会哭得稀里哗啦，不断地说“感谢大哥”，“感谢老铁，我给你鞠躬”。

“给人感觉，就像乞讨一样”。王怡霖说。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

2019年3月，王怡霖给20名女主播发去了访谈邀请，但最终只有6位回复了她，都拒绝了更进一步的对话。直到后来，一位即将离职女主播答应了采访。她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她和“大哥”之间的关系。

“大哥”支持她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她变得越来越孤独，害怕开播，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严重失眠。刚开始，王怡霖很不理解，直播间的人来来去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她没有透露和大哥之间的故事，只是告诉王怡霖，“如果你自己做主播，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些感受”。

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以下是王怡霖的自述：

底层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磨平最好不超过60%，让直播画面呈现出一种不失真的美。鼻子直接拉高，头肩比一定要调，瘦脸可以打开40%-80%，这样既上镜，又不会显得有攻击性。“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我在连麦的时候，认识了来自东北的小雨，她24岁，住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市里。小雨认为自己长得普通，但有了美颜滤镜，“和网红没什么区别。”因为当地常住人口很少，她很难遇到有足够消费力的大哥。哪怕通宵直播，获得的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

“我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口红、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笔、眼线笔、腮红…… 这什么不是钱？还有化妆水、 卸妆水、 面霜……以后就开美颜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一位女主播的化妆品 ©视觉中国

对于另一位底层主播小婷来说，美颜过滤掉的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28岁的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她拉高瘦身的系数，遮住自己尚未恢复的身材。

花不到50块钱，就能在网上买一件质感很差，但足够上镜的衣服。她对此很满意，“开了美颜，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

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６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一位正在直播的女主播 ©视觉中国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我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在公会的线下直播间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描述着这些女性的共同愿景：“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可供售卖的痛苦

一开始，我的定位是“才艺主播”。我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我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 “敢连”（连麦）。

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我被告知，这是把普通观众转化成为忠实粉丝最好的方法。一个玩家也让我“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PK游戏，可以在关注列表里选一个主播，也可以由算法匹配到其他人。接受挑战的两个主播，会被切入同一个直播画面，进行三轮，总计时长三分钟的PK。谁获得的礼物多，谁就是赢家，输家则必须接受惩罚。

PK什么，如何惩罚，主播们都会提前问各自大哥的意见，看看他们想看什么。单纯的才艺比拼不够吸引人。为了刺激男粉丝送礼，有些女主播会加入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表演，比如扭腰，亲吻屏幕，晃动胸部，或是用身体摩擦椅子。

惩罚也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正在直播中的网络主播 ©视觉中国

有一次，我跟一位大主播PK，她说，如果我玩得起，才会考虑和我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我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我也只能接受。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一名女主播曾跟我抱怨，她碰到一个有恋足癖的大哥。“大哥”是指支撑起主播大部分收入的忠实粉丝。输掉比赛时，大哥想出一个惩罚方式，要求她用脚抓起一个小球。这种奇怪的癖好让她觉得很恶心，但她找不到第二个男人，比这个大哥更能花钱。做完惩罚，大哥就会给她刷一个礼物。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是会让人觉得很难过。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奏效。后来，我也是在PK游戏时遇到了我的“大哥”。那天，我输掉了一场PK比赛，被惩罚打屁股。大哥说，当他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觉得非常内疚。在那之后，他下定决心，要给我刷礼物，帮我赢下其他PK。

平台流行着一句话，叫“主播的嘴，骗人的鬼。主播的脆弱，是鳄鱼的眼泪”。

英雄救美的爱情游戏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

那位曾下定决心，让我不再输掉PK的大哥，花了好几万，参加平台的抽奖游戏，抽中了价值4880元的一等奖“私奔到月球”。他告诉我：“其他主播有的东西，我也希望你能拥有，成为第一个送你这份礼物的人。”

直播画面 ©王怡霖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用说，看着一个个特效在面前绽放，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公会里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哪个女主播能抵挡大哥的浪漫，也没有哪个大哥能抵挡幸运抽奖的浪漫假象”。即使到最后，我只收到了这些大礼的20%，其他收入都进了平台和公会的口袋。

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

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我的一位大哥曾在采访中说，每次看到女主播哭，他都会感到尴尬、内疚。“我会给她送礼物，直播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大哥，我不想在别人面前丢脸，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没钱在平台上玩”。但他也讨厌主播的眼泪，“她们在逼我”。

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

就像妻子发现丈夫的外遇证据一样，她们会和大哥闹翻，或者要求大哥送更贵的礼物作为补偿。来自上海的25岁大主播佳佳，故意一周不直播，拉黑大哥的账号，让他知道自己吃醋、生气，回来哄她。更极端的时候，她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男粉丝给主播送花 ©视觉中国

很多主播会不知不觉陷入情感的纠葛中。瑶瑶是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位主播。她21岁，长得很可爱，以前是专门教小孩跳舞的舞蹈老师。瑶瑶开播没多久，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大哥，就给她送了两万元的虚拟礼物。为了让瑶瑶登上平台的城市热搜小时榜，大哥还会设闹钟，在小时榜更新之前给她送礼物、做数据。

平时在直播间跳舞，有人会对瑶瑶说一些冒犯的话，大哥就申请成为管理员，把那些人都踢走，当瑶瑶的守护者。在大哥的支持下，瑶瑶月收入很快达到三万。

第三个月，这个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的女孩沦陷了。大哥到她的城市出差，两个人约在线下见了面。不知道大哥已经有家庭的瑶瑶，成了被动的第三者。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很快发现，失去了直播平台那些模仿贵族等级的身份再造，大哥只不过是个普通生意人。虽然有老婆孩子，但长期出差，让他非常孤独，在酒店、宾馆休息的时间，只能靠看直播来打发。

大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她。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

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直播间里，大哥送给瑶瑶一个200块钱的礼物。但她不会知道，大哥背后是不是花了2万才抽奖抽到的，这个礼物的价值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在现实里，瑶瑶收到一根口红，这个礼物明摆着就是两三百块钱。没有观众，快感大打折扣，送礼的人觉得没劲儿，收礼的人也没劲儿。

最后，两个人分开的主要原因，是大哥不愿意放弃他的家庭。瑶瑶一直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好看，为了挽回大哥，她尝试过整容。还曾在大哥生意做得不顺利的时候借钱给他。有一次，瑶瑶问我，是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就能留下大哥。趁着大哥睡着，她用他的手机，给大哥的妻子发短信，宣告主权。但这除了惹怒大哥，没有其他作用。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公会向来不支持主播和大哥私下见面。他们最清楚，秀场直播玩的就是人性游戏。有人贪婪、有人寂寞、有人好色、有人爱面子，主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去变现。公会的人常告诫主播，“一旦见了面，你们的关系就完了”。

大哥是谁？

在现实中见到大哥，我才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出于调研需要，我与十多位长期在平台进行直播打赏的大哥们线下见了面。有的是我直播间的粉丝，有的是直播姐妹介绍来的。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消费金额惊人的大哥，但都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

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我离开之前，大哥扯下几个袋子，一个个装满，让我拎回家吃：“你一定要拿着，我也没什么给你的”。

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后来，有很多主播都知道这位大哥不容易，也会劝他别花钱，在直播间里陪着就行了。但当厂里发工资的时候，大哥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上花出去几百上千块钱，给几位喜欢的主播一人刷两辆跑车。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单亲爸爸来说，每天面对的不是打工挣钱，就是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孤独。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实在没钱时，他也会待在直播间里，陪她们聊天，维持秩序。

一位女主播房间里的毛绒玩偶 ©视觉中国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有大哥跟我吐槽过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养孩子压力大，老婆强势，丈母娘又嫌弃他挣不到什么钱。另一位大哥刚成立公司，为了拿下一个成都的项目，天天跟一位很难说话的中间人周旋，“我感觉我自己活得像狗”。

需要满足别人、讨好别人的大哥，在直播间里，从“乙方”变成了“甲方”，获得他们渴望的关注和尊重。平台会根据玩家的消费水平制定身份等级，只要花的钱多，就能脱离平民身份，进入贵族体系，成为骑士、伯爵、帝王。

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大哥们其实很脆弱，“玻璃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他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突然来了个高级别的玩家，主播开始转移注意力，跟新来的人寒暄，有的大哥就会吃醋，“你看，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

下播之后，我发现一个大哥把我拉黑了。他觉得自己没送礼物，受了冷落。主播得时时刻刻哄着他们，“哥哥明天再来”，“不要走，爱你哦”。

回想起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的日子，大哥们到头来都会后悔。我的一位大哥在平台上消费过几十万，因此欠下巨债。在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一篇控诉直播平台的小作文，将他所有的失败都归因于被诱导进行直播打赏，特别是直播抽奖。

他在作文中写，原本自己是个“阳光健康”的男性，开了两家公司。出差的时候，朋友跟他推荐了直播平台，说是可以看球赛，还有女主播唱歌。他觉得好奇，就下载了软件，点进去一看，别人都在刷礼物。主播教会他充值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没钱花的时候，为了维护在平台上的成功男士的形象，大哥还会借钱消费。软件里嵌入了微型贷款的业务，很容易就能借到钱。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他也欠了债，只能到处打工。每次见面，我都会请他吃饭。平时，他总舍不得在吃饭上花钱，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一碗重庆小面。冬天就两套衣服来回换，一凑近就能闻到羽绒服已经穿得带味儿了。

最开始，他还是戒不掉直播。于是跟妻子撒谎，让她给钱应酬，再拿这些钱刷礼物。直到最后跟他关系好的主播也相继停播，最后才把账号卖了。

大哥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公司运营上，如果几十万还在，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绝望劳动

田野调查结束后，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问我，是不是把这一行写得太灰暗了？在我成为女主播前，我也对那位因抑郁、痛苦而离职的同行有过类似的疑问：至于吗？

王怡霖的博士论文 ©王怡霖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和很多主播一样，我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不间断地唱歌、聊天，从那时起，我患上了慢性咽炎，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下播不意味着工作结束，我从靠背椅挪到床上，继续打开软件，和玩家维系感情：“大哥起床了没？吃饭了吗？今天有什么安排？我下午三点开播，你要不要来？”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做主播快半年的时间，怎么没见你搞学术，发论文？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和主播佳佳生活过一周，她是我们当中播得最好，最挣钱的明星主播。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

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我关注的一个主播，长期在社交软件上发到医院打点滴的照片。

大哥在主播身上花的钱多了，也会索求回报。有一位支持我的榜二大哥，一连好几天都不来我的直播间。他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直播的数据多么惨淡。后来，我忍不住问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回复我：“你那么聪明，肯定知道的，哥哥就看你的表现。”他希望能来我的城市见面，或者让我飞到他的城市陪他。

前期，我在公会线下演播室直播时，有人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发来私信：“等会儿接你下班。”平时，主播为了吸引来自附近的流量，会开启定位。玩家就能看见，双方的距离显示1000米、500米，还是100米。

公会的线下直播间 ©王怡霖

有的玩家能在直播间看到主播背后的窗口，根据广告牌或者街景推断主播的位置。在我直播时，看到过一条弹幕：“我知道你在XX写字楼的第几层，那里面全是主播。”那一刻，我很害怕，我根本看不见任何人，但他们却知道我的具体信息。

如果玩家痴迷于平台的抽奖游戏，欠了钱还不上，最后都会算到主播头上。一些人会找到主播讨债，他们会觉得，“我是为了给你抽盲盒，刷礼物，才在上面花了钱”。实际上，主播只能从这里礼物中得到20%～30%，最高也不超过50%。我认识的一位主播，为了躲避大哥上门讨债，注销了账号，搬了家，一连换了六个直播平台，最后只能躲到一个国外的非法平台。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为了能和访谈对象见面，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线下生活，我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

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一位女主播转行到直播带货行业，加入选品团队。她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秀场主播还累。每天要把直播过的几千个商品输入系统，写评价，想文案，记录每种商品的优惠机制。厂家寄来的样品，都要自己先尝试，各类防脱发的洗发水，一瓶瓶往头上抹。入职后，工资从原本许诺的一万变成了五千，比她当主播时还低。一切合作都是不规范的，连份合同也没有。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我认识的一位主播，因为播得不好，被介绍到一个赌博的灰色平台。只有通过特定的链接，摁掉提示有病毒的弹窗，才能下载那个软件。她的工作是负责直播足球比赛，玩家买球、充值，都会专人对接。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说她从事非法活动，必须配合清查资金。她一着急，到处借钱，给对方转去了十来万。等到发现是电信诈骗，也不敢报警，不敢求助，“人家会说你自己也不干净”。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就像一位在家带孩子的主播给我展示的那样，她的大哥一月内在直播间里花了9万。她能从其中获得30%，相当于一笔巨款。

在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困难，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如今她年过三十，没有什么过硬的技能，为了照顾孩子不能离家太远，生活处处受限。

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By 谷雨实验室

北京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北京的饭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能哄得一些刚认识的老板上当，真给骗子送钱办事。

还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装家”，超级能装。“装家”不骗，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 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让老板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一方面满老板的愿， 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

02“装家”
我见过一个“装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 类的小事。这位“装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我亲眼见过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装 家”见面，即被征服。湖南老板问“装家”在哪儿高就。“装家”答在中央为首长服务。老板来了兴趣，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

“装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老板答是某某啊。“装家”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我还见过他，又请我去湖南玩，实在没时间啊。老板见“装家”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秀，立刻很崇拜，背看着就驼了下去，恭敬地向“装家”要电话。

我跟湖南老板不熟，跟“装家”倒见过多次，自然不会点破玄机，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都是真的啊，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那是你的问题。

后来听说，湖南老板跟“装家”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装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老板很热情，“装家”很欢迎，只是真实能力有限，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让老板无比郁闷，又无话可说。
湖南老板嫩啊，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省长去中央办事，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当然老板嫩是一回事，“装家”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

当代北京饭局，纯骗子已经很少了，“装家”是主流，“装家”的数量也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

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我还见过教育部收发室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毕竟还要秀演技，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装家”，根本不用秀演技，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

03“装爷”

有位资深“装家”，我认识他两年，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但绝对相信他有料。因为他不管到那儿，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就是政协的，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副驾驶拆了，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

这样的资深“装家”和那些没有底蕴，只有演技，办不了大事的“装家”不同，资深“装家”能镇住你，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请资深“装家”帮你跑些ZF项目，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

京城最牛的“极品装家”大概数”高老大”了，他应该称得上是“装爷”了，超级能装的大爷，能镇住超级大的老板，能办超级大的事，比如拿地，搞机场建设、隧道建设之类的超级大项目。
“装爷”聊起家史时，说父亲是村长，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候父亲常教育他，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别跟一般小孩们一块玩，得端着劲，记住，你是村长的儿子。

受家庭教育影响，“装爷”从小就爱装大爷，后来成为“装家界”的传奇人物。传颂甚广的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装爷当时还是在位的领导，正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接受某领导人接见。
可能是因为南方发大水的缘故，大领导看上去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地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握到装爷这里时，出意外了，大领导伸着的手跳过装爷去握下一位的手了!装爷竟然平静地看了领导人一眼，双手背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大领导快七十了，当下脸就红了，说道，对不起啊，南方洪水下不去，我状态不好，怠慢大家了，向大家道歉，拜托大家也把我的歉意转达给刚才走掉的那位同志。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既为领导人的真诚感动，也折服装爷的勇气。因为这件事，装爷在党内出了名，大家都传装爷的后台比山高，比海深，从此装爷去哪个省都是警车开道，享受领导人待遇。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气，到处帮老板拿地盖房，或者拿一些机场建设、地铁建设之类的肥项目。

装爷有一次去某大使馆办事，在盖最后一个章的环节上，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使馆老外女领导一度有些犹豫。装爷三秒钟之内就哭了，痛编自己一生如何艰难，自己如何为了做出点有尊严的事，做出非人牺牲。装爷的眼泪在飞，女领导心软了，盖了章。
敢在人民大会堂装爷，能在小女人面前掉眼泪，装爷太强，空前绝后。

04高干家属

在北京饭局上，还有一类人比较鸡肋，就是高干形形色色的家属们。结交吧，他们未必能给你办事；不结交吧，他们又是家属，有相当的独特性。

在高干家属团中，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追捧巴结倒也值得，至于人家肯不肯给你办事当然另说了，毕竟不是买卖。像妹妹、哥哥、表妹、表哥、嫂子、小舅子、老姨、侄子、表侄子、外甥这类亲属，真拿不准是否值得结交。

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老板跟某高干的某亲戚打得火热。在某场合，老板遇到某高干了，上去热情巴结，说我跟您的亲戚某某认识，关系特好。高干保不齐回这么一句话，哦，某某啊，我们多年没跟他来往了。

当然，高干亲属能不能办事也不全在亲疏远近，还是要看个人能力。有的人虽是高干远亲，但自身活动能力强，会来事，这种人也管用。毕竟高干下头的人，哪敢随便打电话问高干，您那某亲戚，跟您远还是近啊。

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才，关键看你眼光，看你会用不会用。北京的饭局多，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想办事，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饭局上的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

05局长
在北京饭局上，有一类人要千万小心，这些人有点能耐，你求他们办事，他们表面上答应，也认真开始办，实际上他们爱玩阴的，爱做局，根本目的在于让你入局，脱不了身，乘机勒索你。

爱做局的阴谋家，简称“局长”。“局长”和老板认识之后，会称自己认识某高官，很高的高官，有能力帮一切人。幼稚的老板就会说，能不能引见我认识啊。“局长”的回答很爽快，能，而且很快，你等着吧。
很高的高官真的接见老板了，很热情，老板很感动。寒暄之后，高官说道，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愿意出力支持，我代表委员会先向你表示感谢。

老板心说，我操，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捐就捐吧，认识这么大的领导总要付出点代价的。老板问高官这慈善项目得多少钱才能撑起来。
高官说了个数，老板听了恨得牙直疼，又不好拒绝，只好含混着答应下来。

见完高官，老板后悔了，认识这么高的高官，其实没用，他怎么可能给你办事呢？至于捐款，不捐了，这么大的数，等于白挖了一年煤，何苦啊。

你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别人可未必这么想，“局长”和高官可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很快，高官见到省里的领导，聊着聊着就说到某老板号称要捐款，还主动找上门来，并亲口答应捐多少钱，但一直没动静，好多失明儿童等着呢，怎么回事，你回去给我问问。

省领导别过高官，就给办公厅打电话，交代要紧急处理诈捐事宜。省、市、县三级一把手都找老板要说法，老板还能说什么，只能说前段时间一直忙着筹捐款来着，现在终于凑齐了，今天就汇过去。
直到汇款的时候，老板这才发现，“局长”竟然是慈善项目的负责人。感叹“局长”厉害，看来高干和自己都成他做局的道具了。

有一次，我做东开饭局，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跟我打招呼，说要请几个重量级嘉宾来。我没在意，随口说好啊。饭局六点半开始，我开着车被堵在三环上，着急火燎时，负责接待客人的助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个不太熟的朋友带了几个纪检部门的领导来了。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这事有玄机，我是一个普通煤老板，跟纪检部门的领导本来没一毛钱关系，吃顿饭可就有关系了。万一饭桌上，领导开口求我点什么事，我到底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

我意识到我遇上做局的“局长”了，于是当机立断告诉司机，饭局我去不了了，急性肠炎发作，你负责把单买了，把客人招呼好。

江湖凶险啊!对于钱包鼓鼓，又有很多事要办的煤老板而言，尤其如此。

06花絮

有些没有实质目的的饭局，会请些老首长来助兴。有一场饭局，我见到了一个省里原来的老省长，快八十岁了，走路直哆嗦，话也说得含混。

我问马鹏程，这么大年纪了，看着都快糊涂了，怎么还出来参加饭局?

马鹏程告诉我，有些老首长为官时清正廉明，老了以后，既无人脉，又无钱财。而身边一直跟着的警卫或秘书，因老首长在位时没让他们捞着什么好处，现在伺候老首长，自然有怨气。厉害的就会收拾欺负这些没权的老首长，甚至逼着老首长出来参加活动帮他们捞点外快，否则就不伺候了，知道老首长也没地投诉去。

还有一次，中石油的一个副总请客，央视二台一个知名男主持也来了。男主持声音有磁性，人长得精神，当时正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气质很知性。饭局上聊起中东局势，这名男主持如此说道，“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
听得我们胃都酸了。
干掉两瓶红酒后，男主持不那么端着劲了，嚷嚷着要和中石油的副总对赌，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红酒，副总必须要给自己一张加油卡。

这兄弟开着三百万的车，为了一张两千块的加油卡，这么给力，真不知道是怎么发育的。

人在江湖，必知江湖险恶啊。

By 商闻

看到一个访谈，采访前小红书演算师，不禁感叹，小红书成功的关键，就是把所有人都驯化成绩效社会的奴隶。

1，演算工程师，直男，光头，他设计的模型可以决定什么人、什么内容能红。有天他坐在上海市中心的健身房里，发现对面是一家整容医院，而且是主打削骨那种，出来的顾客一个个都包着头。他进去闲逛，发现医院里所有人都在刷小红书。

他突然意识到，是他筛选出来的内容塑造了这些人的审美，这些人又按照他所灌输的东西，开始改造自己的脸。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上帝。

2，他说小红书的流量是可以人工控制的。平台需要人气的时候，他们就推一些有争议、引战、容易吵架——所谓“高讨论”的内容。你的情绪就是他们想吸的血。

3，那小红书是如何让全民陷入中毒的呢。他说平台有一个全自动模型。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发帖很快就能得到互动回馈。这会让你获得一些满足感和希望，哇，这么容易就有人回应我，说不定我认真做也可以当网红。

这一方面是平台会给新人流量，另一方面你怎么知道那些回复和点赞背后是真人呢，工程师说着露出了暧昧的微笑。

在你刚刚有所幻想的时候，平台会立刻甩你一耳光，开始压流量，让你产生焦虑和急迫感。咦，怎么没人点赞了，怎么没人看了。

人在这种时刻会产生自恋的受损，进而自我攻击，觉得心虚和恐惧，我是不是很平凡，是不是没有人在意我？

但你已经品尝过被注视的滋味，你自然会更努力去揣摩别人想看什么，努力去创作更有流量的内容。

所以咱们总能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骇人听闻、诱导性的题目，连狗路过都想戳进去看一眼到底是怎么回事。

4，那位前工程师说，他们还会和创作者开会，目的不是帮助对方，而是想了解软肋，想知道怎么让对方更焦虑。因为焦虑就是最好的生产利器。

他们希望用户每个小时都处于创作的焦虑中，这样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数据和内容进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经常写小红书的人，总是24小时虎视眈眈寻找着素材，无论吃饭旅行，心里永远都在构思，待会儿要怎么假装云淡风轻地来一篇，也永远活在渴望被关注、表演，以及竞争之中，把生命的所有时刻都商品化了。

5，平台还会特意打压创作者，如果哪位博主流量特别好，那就给她压下去，不能一直涨，免得对方太嚣张。

6，创作者焦虑，用户也别闲着，都一起来焦虑。那位工程师说，平台会刻意让大家看到一堆有钱的网红，名车，别墅，豪华的生活，让你产生羡慕和幻想，如果我也是网红，那我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一旦有过这种思绪，你就永远是创作者后备役。

看完访谈，我还是多少有些被震撼。在这个时代，大平台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利用心理障碍和自恋情结，把所有人都变成被驯化的病人，而小红书只是里面的最强者。

大家上班拿钱，每天抱怨不断，但一打开小红书，立刻心甘情愿开始自我剥削，疯狂帮小红书免费创造内容。

自我剥削永远比他人剥削来得更有效率，我们时刻处心积虑，过度生产，精神超负荷活跃，追求遥远的奖赏。

信息流占据着一切，被人关注，赢得他人的视线，成为所有人的副业。

这也影射着这个时代的焦虑，你永远活在全世界无声的指令中：你必须获得成功，你有义务过得更好。这牢牢的精神枷锁既来自“自我实现”的信条，也要自对成功的无上崇拜。

小红书就像一个绩效制公司，你不断为它优化自己，更高效地工作，更夸张地表演。它也像是一个劳动营，你的主页就是你的营地，人人都是它的奴隶。

用户们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我们彼此竞争，也共同营造虚假美好的景象。

哪怕你不打算创作，仅仅只是浏览小红书，永无休止的信息量，回音壁式的牢笼，其实已经是一种精神暴力，会让你疲惫，烦躁，产生窒息感。

在他人完美富有的生活面前，真实的自我就像是一个失败者，你会一边忍不住跳起来看看美好人生，又一边增强自我鄙视。网络让我们更加相信别人的人生，内心发动对自己的战争。

小红书对人的驯化，是外的，也是对内的。那位演算法工程师说，他辞职到现在两年，至今也会不断产生幻听，听见公司里广播的声音。

他对大家的建议是，不要试图成为网红，那只会害了你。

也许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珍惜的，是一种隔绝网络的本能，只有强大的灵魂才能拥有宁静。关上小红书，纵身大世界。

By 陈生大王

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从送外卖的基本情况、个人体验与观察、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讲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全文如下：

说干就干。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希望的问题：能否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再像霍布斯所说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帕切科《约拿报告》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比如说：案例一。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帕切科《牢笼》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为什么呢? 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By 邢斌

亿万富翁马斯克的18岁儿子泽维尔要变性，还要和他老爹脱离父子关系，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

泽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Xavier Alexander Musk)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儿子之一，今年4月刚满18岁。几乎是刚过18岁生日，她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使用她母亲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的婚前姓，把名字更改为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贾斯汀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嫁给马斯克前的全名是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Jennifer Justine Wilson)。

薇薇安向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这份申请书，要求法院正式承认她的性别为女性，并在新的出生证明上正式更改她的名字。法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就此举行听证会。

薇薇安申请改名

她在解释更名原因时放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除了性别认同外，她改名是为了与马斯克断绝“父女”关系。“我不再和我的生父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她表示。

儿童变性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转换性别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儿，也极少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跨性别者，但是在美国，变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轻率。

很多极端变性分子还走进校园为学生洗脑，让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对变性表现得尤为狂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年6月份，是美国LGBT群体的“骄傲月”。

在这一个月里，LGBT群体会在全国各地展开大型的游行活动，来庆祝和支持同性恋，但今年却显得尤为不同。

前不久，有美媒爆料称：最近，变性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是的，曾经接受变性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们拼尽全力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17岁的克洛伊·科尔（Chloe Cole）就是其中之一。

11岁那年，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的科尔爱上了网上冲浪，并加入了一个社区。

社区里充斥着宣扬LGBT和一些激进主义的内容，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尔的认知：

“因为我的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够漂亮，不适合当女孩，所以我还是当男孩比较好。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想要变得漂亮，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一点。”

12岁时，科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并开始不断服用激素类药品，强制抑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男性，15岁的科尔来到医院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仅过去一年时间，科尔就后悔了。

如今，在面对采访时，科尔难过地说道：“我被体制辜负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

和科尔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23岁的海伦娜·克施纳（Helena Kerschner）。

成功女变男的她，同样深陷于无尽的自责与懊恼中。

事情发生在她14岁那年，因为和朋友闹翻，她遭到了排挤和孤立。渐渐地，克施纳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安慰，并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欢迎她的社区。

社区里除了大肆夸赞跨性别者外，还对顺性别者（跨性别的反义词）、异性恋、白人女孩有很多负面看法。克施纳认为，这里所有的言论都在针对她，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别焦虑。

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只要转变性别就能让自己快乐。

实际上，在克施纳接受完变性手术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欧美国家，像科尔、克施纳这样经历性别焦虑、匆忙转变性别的青少年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自2017年以来，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的美国青少年（13-24岁）数量，翻了一番；2009—2019年期间，在接受变性治疗的英国青少年中，生物学女性增加了4400%，生物学男性增加了1000%……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处不在的跨性别极端分子。

他们打着“遵循性别平等”的口号，模糊性别的概念，大张旗鼓地鼓动未成年人重新选择性别。还有更张狂者，竟公然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进行“洗脑教育”，操控他们的思想。

今年年初，一名12岁的美国女孩离奇自杀身亡事件，轰动了全美。

在外人看来，女孩的生活并未出现什么异常，热情开朗的她为什么会突然自寻短见呢？

她的父母在探究真相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原来，女孩生前曾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疑问，为此，她咨询了学校顾问蒂尼·华盛顿，一个自称很理解LGBT群体的人。

在得知女孩的疑惑后，蒂尼不仅没有给出女孩任何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告知其父母，就让她以男性的身份在学校里生活，鼓励她上男卫生间，要求同学们用男名称呼他。

此后，女孩承受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承受着他们语言和行动上的霸凌，直到女孩去世，校方还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支持LGBT群体、崇尚性别平权，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性别。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举动却将女孩推向了万丈深渊。

2019年12月，美国加州一名母亲将两名老师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这两名老师在学校内创办了UBU俱乐部（You Be You，即“做你自己”），将她11岁的女儿成功洗脑成双性恋，并认定自己是男生。

美国作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一些跨性别团体如何操纵儿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名老师。

她们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六年级的学生中物色人选，等他们升到中学就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极端歹念，昭然若揭。

在美国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还有两名老师公然鼓动班上的女生去做变性手术，当家长愤怒指责，要求学校将这两名老师开除时，却遭到了拒绝。

校方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跨性别者应该受到我们的保护，这是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不应该被破坏。

正是在这种毁三观的理念下，一些LGBT群体发起了“进校园”的极端活动。

他们向孩子们宣扬：

“每个人的性别不能由生理学特征决定，应该尊崇自己的内心。”“大胆怀疑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自己是男是女，或者是无性！”“美国小学生应该拥有变性的权利”……

这些极端分子的此类运动，甚至还得了不少美国官员的认可。

比如，美国能源部核废料处置部副部长山姆·布林顿（Sam Brinton），就是一位异装癖爱好者，曾多次公开支持LGBT群体进校园的洗脑活动。

还有美国海军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一名狂热的跨性别支持者。

在他们的带领下，这股“变性从娃娃抓起”的浪潮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愈演愈烈。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转变回原来性别的人数也在疯长。

变性固然容易，但那些已经失去器官和长时间服用药物催生出很多后遗症的人，却需要用一生去为曾经的冲动买单。

克施纳称，长期服用睾酮导致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曾两次自残到住院；

科尔也因为长期服用睾酮，长出了浓重的毛发，还有胸口上的疤，也让她无法直视。

国际组织出具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

约20%的跨性别者会做变性手术，而且手术后，变性者在10年至15年之间，自杀率是同类同龄人的20倍。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无法再重来。

尊重每个人的性别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能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性别意识时，就诱导甚至强迫其做出选择。这不是尊重，而是荼毒。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鼓动“娃娃变性”的风潮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唯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By 最华人

从波士顿美术馆旁的美国东北大学出发，一路向北，从“哈佛桥”跨过横穿整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便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东侧，是波士顿“剑桥区”的核心地带——肯德尔广场。

在东北大学读博的社会学者游姝楠，经常到这里散步。她能认出广场周边每一栋建筑：这栋是辉瑞的办公室、那栋里都是莫德纳的员工……老钟塔旁边亮得晃眼的12层玻璃房子，是著名Biotech孵化公司Lab Central的新基地。

《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这座名校云集的“智慧之城”也聚集了阿斯利康、赛诺菲、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如果说波士顿是世界生物制药的环靶，肯德尔广场就是靶心。这里有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游姝楠在这里见过太多顶尖的生物医药人才，其中不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

其中一位告诉她，从2008年至今，约有一半在美留学生活工作过的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中国发展。

“回国的职业选择更多样化，可以继续在药厂工作，也可以创业、做咨询猎头、甚至成为投资人，而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方向更单一，大部分都聚集在药企做研发。”她说。

对高技术移民感兴趣的游姝楠，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美国一向是世界生物制药强国，而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才逐步发展起来，在“海归”人才、政策扶持、资本加注的环境里迅速崛起。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当前中美的竞争关系，会给两国间的人才流动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游姝楠想知道，从这些生物医药人才出国留学、在美工作，再回国发展成为“海归”，甚至有些人选择再度出国，这样来来回回的流动轨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何从大国博弈、全球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以及个人选择等角度去理解生物医药人才在中美之间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

在访谈了近50位留美和“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后，游姝楠渐渐勾勒出一幅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草图。

作为社会学者，她目睹了经历跨国教育的科学家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沉浮，感受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对创新土壤的追求，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生物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产业、人才之间的碰撞。

太平洋两岸的人才循环与对望

游姝楠的观察对象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国内接受大学理工科教育后，去往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大多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学子甚至可以本科毕业后跳过硕士，直接在美国读博。

不同于公众对留学生大都家境优渥的想象，许多访谈者来自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小康家庭，凭着会读书的本事，依靠全额奖学金铺路，获得在美国深造的机会。

他们大多曾学习生物统计、生物化学、药学等专业。读博甚至博后期间，省吃俭用，艰辛而执着地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科研。毕业后，少部分人会留在学术界，还有一些进入医药行业，并直接进入辉瑞、阿斯利康等大厂的研发部门，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以提供项目外包服务为主的CRO公司，甚至以CRO为跳板，试图曲线进入跨国大药企。

留在美国进入跨国药企（MNC）做研发的中国人，大部分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能进入管理层的却不多。

随着近年来在美华人努力发声，华人在药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用访谈者的话说，天花板提高了很多，现在的天花板基本是VP（Vice President）这个层次。

但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路径依然缺乏更多想象空间。

一位受访者自嘲自己是“科研民工”，他说，“我们是在用高技术仪器做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对‘科研民工’的理解是：不做决策、没有话语权、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

他们也很难不受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让不少华裔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而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不信任，无法进入公司高层核心项目，抑或是在出入境时被海关反复“检查”。

与留美从业者清一色的药企研发岗位不同的是，回国的“海归”们有着更“五光十色”的生活，和更广阔的职业选择——

有些人利用漂亮的留学背景和博士头衔，转行做市场、咨询、产品经理、猎头甚至风投，且都很快成为行业里的“大佬”；有些人继续做研发，一跃进入大型跨国药企，职级也更上一层楼；还有的人乘着创新药市场爆发和政策支持的东风，直接选择创业。

谈及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不少访谈者用了跨国比较排除法。“很多人选择回国做咨询和投资，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很难从事类似的职业。”游姝楠说，“这需要语言能力特别好，或者社交能力和资源特别强。”

在排除法下，一些访谈者告诉游姝楠，都回国了，就一定要做留在美国的同行“做不了”的职业，如果想在药企做研发和在学界做学术，从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考虑，那应该留在美国，所以回国的职业选择就自然地排除了以上选项，而选择在美国更难入门的投资、咨询、创业。

还有一位访谈者，两种选择都尝试过之后，又返回了美国。

不过他回国的时间更早，是在2007年。从今天来看，那段时间可谓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爆发的奇点。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科学家浩浩荡荡地回国。

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令他失望。由于师从名家，又有名校博士后的背景，公司为他配了实验室和团队。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坐着飞机去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感受着身边人崇拜的目光，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后来，由于家庭和孩子教育的原因，他又返回美国，重新做回了“药厂打工人”。

经历了在国内做“海归”的风光，在美国天天“搬砖”，一度让他的落差感很大大，花了许多时间做心理建设。

后来他找到了平衡——国内教育太“卷”，小孩受不了；妻子不想回国，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相比外在的风光，还是安稳的小家最实在，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回国后混得风生水起的同行。

游姝楠用“内心的全球化”来解释这种跨国的比较。无论留美还是回国，曾经的旅美经历让这两拨人都永远处在彼此凝望比较的关系中。即使身处大洋两岸，他们互相比较的，也并非所在地的其他族裔，而是有共同根源的彼此。随着“别人家的孩子”走出国门，攀比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路径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循环，这缘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通性。

在游姝楠的研究中，不乏回国创业失败或是转行失败的人才，抑或是在MNC撤走中国研发部门时被裁员的研发人员。在这些人的故事里，他们通过猎头或者移民网络，又重返美国从事研发工作，过上了原先的“美式中产生活”：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很多闲暇时光，还有风险回报都更可控的清晰未来。

回来的人多了，“海归”含金量也低了

在游姝楠眼里，这种生物医药人才环流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就像是一股季风，源于海洋与大陆间的温差，大范围、以年为周期地在这颗星球上流动、变化、转换风向，推搡着不同土地孕育的科学家们飘散到世界各地。

一个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国的原因有许多。

大的时代背景毋庸赘言：国内巨大的生物医药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政策。从“十一五”以来，每个五年计划中，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创新都被放在显要位置。对人才的激励几乎不计成本。

对身处美国的生物医药人才而言，除了大洋西岸国内医药热土的吸引，美国职场的天花板，也对他们产生了向外的推力。

游姝楠发现，除了技术的原因，“中国人在美国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在社会学上更反映了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劳工结构单一、族裔分化明显的特点。

“这种劳工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它让中国科学家大量地集中在研发和实验阶段。”与之相似的，是印度裔扎堆于工程、计算机编码相关工作，墨西哥裔扎堆于重体力劳动等。

有访谈者告诉游姝楠，“我们生物统计组里全是中国人。”

族裔劳动最显著的后果，便是“竹子天花板”，或称“玻璃天花板”，以形容在美国，亚裔即便有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却仍然难以晋升至管理层和领导层。

2000年，《科学》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亚裔工作者展开统计，发现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亚裔占10%，而在管理层（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亚裔只占4%。美国“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WLP）调查的亚裔人群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种族歧视让他们在职场上止步不前。

生物学泰斗吴瑞、生物学家饶毅、病毒学家蒋观德等留美科学家都为这样的情况发过声。

游姝楠的访谈者们，也明显触碰到了这看不见的顶端。“我觉得如果也要做到C-level（即管理层），在国内是很容易的，但在美国，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一位访谈者说，“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级别越高，感受越强烈。”

在“竹子天花板”的阻力之下，很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印裔学者玛丽∙保罗（Anju Mary Paul）研究发现，截止2010年代中期，她统计的119名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中，有52位回国，34位回到亚洲其它国家。

相比留美的科学家，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们，撑起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半边天。

微芯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贝达、加科思、君实生物……这些业内耳熟能详的创新药企的创始人，不仅自己是“海归”，也为大量“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创造出许多优质岗位。

但在近几年，这样的风景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过去十年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像‘海归’身份就没有那么金贵了。”游姝楠说。

教育部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指出：1978～2019年，我国已有490.4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而其中86.28%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统计显示，2016～2019年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人员的8成，同时也不乏许多“移二代”的回流。

与此同时，“海归”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83.1%的“海归”表示求职压力增大。

社会学者眼中的“竹子天花板”

尽管存在天花板，由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先优势，那里的科研环境对各国生物医药人才仍然具有吸引力。

回国后继续做科研的“海归”，进入MNC的本土研发部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MNC研发部门相继撤出。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在中国的临床研究业务，成立新公司“迪哲”，原先在中国创新中心（ICC）的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同年，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2018年9月，诺和诺德丹麦和中国研发中心共裁员400人。2019年底，辉瑞也停止了亚洲发现实验室（Asia Discovery Labs, ADL）的启动计划。

游姝楠的几位访谈者，由于就职的MNC撤走在华研发部门而被裁员，又转身去了美国。

作为社会学者，游姝楠感兴趣的除了这种候鸟式的人才迁徙，还有他们看上去很窘迫的个人处境。

她身边有很多读生物专业的好朋友，她的伊朗籍前男友Alireza也曾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做博后。和中国一样，伊朗同样是科研劳动力的输出国。

在游姝楠看来,Alireza在做博后期间的科研工作需要极高体力和智力：设计实验，预定所有实验器材,日复一日地喂小白鼠，让小白鼠得病，再给小白鼠注射药物，观察治疗效果……

实验周期通常都要几个月，这个过程需要全身心的专注，喂养小白鼠稍有差池，比如多加了几滴液体，就可能让整个实验毁于一旦，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移民学生和博后的合法身份，都依托在实验室工作之上，这种法律身份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性，使Alireza不得不遵守老板苛刻的要求，经常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

完成三年博后，Alireza转到制药行业，在38岁的年纪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游姝楠认为，这份工作的薪水与资历极不相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是个热爱电影艺术的人，长年累月的科学训练扼杀了他的活力。干这一行，身体和精神都很辛苦，生化环材被誉为四大天坑专业是有道理的。”

作为外来族裔，忍受歧视在美国职场打拼，是另一种艰辛。

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游姝楠经常参加一些波士顿生物医药界华裔举办的沙龙。这些参与者并不多的闭门活动，是在美华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安全屋”。在“安全屋”里，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谈工作、谈机会，相互认识，抱团取暖。

在一场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沙龙活动上，大家聊到了生物医药界“竹子天花板”等话题。游姝楠发现，这些技术人才对职场中的隐性种族歧视看法“非常朴素”：“他们就觉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可以了。”

当时，一位科学家站出来现身说法，“你要相信大家都是人，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老板和我都有婆媳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和他聊婆媳问题、家长里短，感觉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一步了。”

“我有些同事也许会在心里歧视我，”另一位说道，“但人家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就行了，不用想东想西。”

“我们组里都是中国人，”又有人接过话头，“所以组里应该不存在‘竹子天花板’。”

游姝楠听不下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于是，她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把来自一个国家的员工放在同一个组里，本身就建立在以族裔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上。”

从个体层面，游姝楠觉得他们的思考没有问题，毕竟每个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她希望通过交流，让大家从一个更系统性的角度去反思。比如“族裔劳动”“基于种族的劳工结构”等等。

这场沙龙让游姝楠更加坚定，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困难背后是有社会因素的，也能为他们和同行的遭遇发声。”

一句话总结，如果想要平静生活选美国，如果想要社会地位回中国。

By 思齐俱乐部

在财富自由之前，你有买菜自由吗？

人人都想实现财务自由，那到底什么是财务自由？近年来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财务自由这个问题，但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标准不一样，你能得到几个自由呢？

1. 菜场自由

在菜场愿意买哪种菜就买哪种菜，对食材的选择是走向品质生活的第一步。

2. 饭店自由

在饭店吃饭，只要自己愿意去哪个饭店就去哪个饭店，首先考虑的是饭店的菜品、装修、服务，而不是价格。

3. 旅游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新马泰，港澳台，美日欧，每年都会去一个新的目的地。

4. 汽车自由

市面上主要的汽车品牌和型号都在财力范围之内，汽车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而是自己生活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5. 学校自由

能为下一代提供优质的公立、私立学校教育，无论是买学区房还是交高额学费，保证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是每个父母的心愿。

6. 工作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这个工作或者那个工作，选择工作或者不工作，不计较这个工作是否能赚钱，而更在意工作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7. 医疗自由

能够抵御重大疾病，尤其是需要进行大手术，或者长期使用进口药物的疾病。

8. 房子自由

在房价依旧居高不下的今天，能够自由选择安居之地的人，妥妥的人生赢家了。

9. 国籍自由

可以通过投资移民等多种渠道，自由选择国籍和生活方式，不再受国境线的束缚。

你获得了哪些自由呢？

自由太远，消费降级很近

21点30分，挂掉爸妈电话，21岁在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木木，不顾二手床垫上的酱汁污垢，重重地躺了下去。

脑海里又浮现起之前爸爸看《北京女子图鉴》时，对着自己的感慨：“我看了这个电视剧，剧里的女孩过得特别惨。”

“都是电视剧里演的。”

但爸爸还是回：“我一想到你以后就是这样，我就特别难受。”

2020年毕业选择留在北京，木木面试了五六家都难以称心，辛苦无处诉说，她意识到：进入社会后的生活，终究还是和学生时代不一样了。

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较之2019年增加了近40万。与此同时，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0年除房地产外，其余行业应届生岗位需求大幅降低，新增岗位同比降幅49%，100人以下小微企业更达到了60%以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不易，生活水准降低成为必然。

在北京望京一间不到15平米的合租房内，木木望着天花板上的白色水泥，算起了自己这个月的收支。

到手工资7k，房租2k7，按照大学期间的消费水准和周边的物价水平，中餐晚餐各30、早餐20，一个月2k4，还有水电费200，话费50，通勤费100，健身房会费300，不算上生活用品和化妆品就近6k开销，还答应好的要给家里人准备礼物……

不能让爸妈再担心自己的生活，更不能从爸妈那里要生活费了，还得攒钱为以后考虑——在很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看来，社会对自己的“毒打”，是从消费降级开始的。

一、“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木木出生于南方一座四线城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也在政府部门，但没有编制。

从小到大，木木在外吃饭、穿衣、学校交各种费用，爸妈从来是二话不说，直接掏钱。每年过年前，妈妈都会带木木去挑一套比家中其他亲戚孩子都漂亮的新衣服。

木木一直认为，自己家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直到今年因为疫情在家小半年，木木才发现——

由于家里新添一个1岁半的弟弟，自己不在家的日子，父母买一斤猪肉都会嫌贵，能在单位食堂吃，就不回家做饭；出门能走路就尽量走路…全家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1W左右。

今年毕业前，木木在南方已经找好了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只是不愿放弃在北京读书的男朋友，她留在了北京，开启消费降级体验。

吃上的降级最直接。以前在学校，点一次外卖动辄30+；工作后，木木尽量将一餐的开销控制在25元以内，超过30元的外卖一律不点。

为省钱，木木还特意开通了省钱类软件。为了积攒吃货豆，兑换抵扣红包，木木每天按时按点地点外卖，完成任务。晚上20点后的“夜宵任务”有300个豆，她每天下班回家，等到8点后再吃晚饭。

衣服和日用品也必须精打细算。

读书时代，有时一个月能买5、6件衣服；工作以来的这两个月，她没有买一件新衣服。

周末与室友去逛宜家采购生活用品，买了一叠碗、筷子、抹布、毛巾、水杯、衣架……在购物小票上，除了一把49.9元的菜刀，其他没有一件超过10元。

对木木来说，大学时期的一些“面子”也不再重要。

大学期间向来鄙视“薅羊毛”、“折扣券”优惠，工作后竟然微信加了一个“天天撸免单群”，QQ也加了一个“专挖折扣种草群”。每次网购前，她肯定先到群里的客服那里搜一搜有没有优惠券——

木木心头冒出一句话，因为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二、“都多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找父母要钱”

如果说，木木是消费降级，那从洛杉矶硕士毕业回国的陆明，简直是“消费蹦极”。

陆明父母和老家都在浙江，父母忙于生意，无暇顾及他的生活起居。自初中起，陆明就一个人在北京住校。

后来，陆明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父母给的一个月生活费高达7、8万。那时同学聚餐，陆明总会买了所有人的单。在外留学期间，一学期的所有开支加起来有小60万人民币。

但去年8月回国，受疫情影响，今年5月份才在北京找到工作的陆明到手工资只有7千。

经济影响下，陆明自觉过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国工作节奏更快，陆明没有自己做饭，本科期间一餐60+的外卖不再点，工作后的陆明只点30元的外卖。和以前的朋友聚餐时，陆明也开始AA支付。

对陆明来说，留学期间开销最大的地方莫过于游戏和服装，现在直接断崖下跌。

曾经每年都会买一些Burberry的衬衫，Gucci鞋，回国之后通通换成了ZARA和耐克。

原先打dota2充值至2000级，现在只充到1200级就不冲了。少充的这800级相当于节省了三四千块。

“今年28岁了，都这么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了”，他如是说。

有意思的是，陆明还是找家里要了钱，7000元的住房资金。

因为留学期间，不喜欢和别人合租共用一个厨房，工作后，习惯了一个人的陆明也还是受不了和别人合租。

我问他：“为什么房租还要父母付？”

陆明回：“因为房租真的付不起啊，没办法。”

——“居住上我是不会让步的。”

三、“工资还没以前的奖学金多”

同陆明一样，回国工作即消费降级的还有花生。

去年，他留学回国，凭借硕士学历应聘了天津一所大学的教师工作，有编制。花生大学期间在港澳留学，每月都能拿到7000全额奖学金，但刚刚参加工作，花生月薪甚至低于自己的奖学金数目。

谈及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花生说：

“我觉得当大学老师还不错，有假期去旅行，一直接触年轻人。而且这类事业单位工作，如果没有编制可能受欺负，我家境不错，所以有编制薪资低一些也没关系。”

尽管条件不错，但由于必须承担自我开销，花生依然拮据。

比如，专门在网上以7~8折购买面包店的储值卡。到夜里，再去面包店用淘到的储值卡，买第二天的早餐。因为晚上很多面包店会打折，避免过夜。

工作前，花生还喜欢一口气买很多水果，最后发现，有一半的水果最终都吃不完烂掉，钱也白白浪费。现在，他会一两天买一次水果，每次只买一点点。

喜欢喝牛奶的他也只选择大包装，算下来比小包装更加便宜，放冰柜里也能喝上好几天。

工作后，花生还开始网上淘二手货。

在二手APP上搜索“离开北京”、“北漂”之类，能看到很多急售低价的东西，一般品相都很好。

他曾经用600多块淘到了原价999元没有拆封的kindle，还7折买到了全新吉他和若干学习资料、优惠券。

“最值的是那种订了酒店自助餐门票但是没法退款，只能低价转让的。”花生说，但这些他没买，因为用不上。

省钱路数需要线上线下双联动。花生也养成了收藏连锁餐饮品牌优惠券的习惯，“KFC兑换码有时很超值，山姆店可以购买次卡，也很划算。”

我问花生，明明他的工资足够应付生活，无需这么抠，为什么还是给自己断崖式降级？

他的答案是，攒钱旅游。读书时代，花生每年会有2~3次的国际旅行；但是工作后，工资不够支付旅游的开支，花生开始节流，并总结出了许多省钱大法——

今年，花生计划去西班牙、格鲁吉亚看看。

四、“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

有意思的是，有人的消费降级是主动，而非受现实影响。去年毕业，留在洛杉矶工作的柚子就是其中之一。

柚子父母从事技术工作，收入有一定保障，家乡也是座小城。刚来到美国时，身边朋友都在彩妆和护肤品上蹭蹭升级，周遭氛围“引诱”着年轻的女大学生投入消费怀抱。

价格是主要驱动，国内六七百的彩妆护肤品在美国只需要三四百，且美国营销热度不比中国小，“北美省钱快报”三天两头打折。柚子觉得实在太划算了，一次又一次剁手，最高记录是在黑五期间买了四千多美元的美妆和护肤品。

不仅彩妆护肤品，由于当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众多低价的大牌包和鞋履，为了Logo，柚子每个牌子的经典款恨不得都有一个。

“还好那时候自己还有药可救，舍不得花爸妈的辛苦钱，头两年不算书包只买了两个包”，柚子说。

大三时，柚子发现，护肤品消费上，折腾半天，皮肤也没啥变化。买的包用得到时少之又少。一个原本心动的款式，用了三次便不再喜欢，几乎全新，就转手卖给同学了，原价二百多美元，八十就卖掉了。真的心痛地难以自持。

消费过度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由于经常搬宿舍，囤积太多的瓶瓶罐罐都要折腾好久，筋疲力尽，自己忍不住暗暗发誓以后不要再买这么多东西了。

正当愈发怀疑消费是否合理的一天，柚子读到关于“资本主义的陷阱和我是一颗韭菜”探讨，想起自己皮肤敏感不爱化妆，却买了大量化妆品，用过两三次后就等着沾灰，而箱包也并未真正给予她期待的满足感，到最后，很多东西不是卖了，就是扔了——

“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柚子说。

醍醐灌顶般，柚子下定决心要逃离消费主义的洗脑， 能代替的就不购买，能借用的也不买。

她不仅缩减了自己的服装和彩妆、护肤品开支（上图为柚子目前所有的彩妆、护肤品），原先专门切芒果、去樱桃核的器具都被替换。亲戚闲置的豆浆机，柚子也拿来使用。

原先在厨房，会使用厨房纸，现在也换成抹布。厨房纸的使用速度也减少到了半个月一卷。

各类用品更新迭代也降低。两年前买的iPhone 7还打算继续用三年；四年前买的MacPro电脑，也打算继续用下去直到它不能开机；五年半前买的Beats耳机也用到了现在；除了男友送的TomFord墨镜，再也没有买过其他新款。

柚子还将个人消费“极简”化的经历感受发到某平台上，收获1000赞，其中，她引用了一段自己深以为然的话：

所以等下次你冲动消费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这是不是他们的陷阱？我是不是韭菜？思考完这两个问题再决定要不要掏腰包。反正对我还是蛮管用的，每次我都会思考这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来自知乎用户Vickyy） 

平心而论，无论花生还是陆明实在不算落魄，甚至是木木也仍然有给父母买礼物、去健身房的生活调料可选。

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确实从学生过渡到工作中，感受到消费落差。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应届生岗位的平均招聘每月薪资为5838元，这一数字放在北京、上海，甚至二线城市也无法提供房租开外的所谓“精致生活”。

这些刚步入职场的应届人里，有人大学时每天都要来一杯“星爸爸”，毕业后，只能选择咖啡粉配法压壶；有人曾买sk2都不眨眼，现在买ipsa还要选最便宜的组合；有人一张学生证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玩，毕业后却养成了只加购物车，等淘宝大促、节日时一起买的习惯，有时甚至还要拿出小本本，算哪一种组合满减更优惠。

毕竟，在生存面前，任何自由都是奢望。“财富自由”终究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罢了。

By 搜狐、绍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