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21

日本投资巨头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oftBank Group Corp., 9984.TO)表示，将暂停在中国开展新的投资，同时观察相关部门对国内科技行业的整顿走向将如何发展。这是整治科技行业的行动在投资界掀起波澜的最新迹象。

软银运营着规模1,000亿美元的Vision Fund，是全球最知名的中国初创企业投资者之一。但在监管机构开始调查软银投资的一些公司的违规行为（包括反竞争行为、消费者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之后，软银许多投资项目的价值近期已大幅缩水。

此前，一些科技公司火爆上市引发的狂热情绪略有降温，Vision Fund投资组合中高企的估值出现下滑，压低了软银最近一个财季的盈利。

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Masayoshi Son)很早就精明地押注于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Vision Fund向网约车巨头滴滴(Didi Global Inc., DIDI)和短视频应用TikTok的所有者字节跳动(Bytedance Inc.)等一些独角兽企业进行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股权投资，希望在这些公司上市时能够获得惊人的回报。

孙正义在东京举行的财报新闻发布会上说，整顿行动已经变得如此不可预测和广泛，软银及其基金计划在风险变得更加清晰之前，暂不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

虽然中国仍将是一个技术和人工智能(AI)创新的中心，但“在投资方面，我们将看到很多新法规出台，”孙正义称。“我想再多等一段时间，看看是什么样的监管规定，监管范围有多大，对市场影响几何。”

但软银面临的阻力不止于此。Vision Fund投资组合中一些明星股在4-6月当季估值缩水，包括韩国电子商务公司Coupang Inc. (CPNG)和德国线上二手车经销商Auto1 Group (ATOGF)。前者在3月上市时让Vision Fund净收益达240亿美元，后者在2月份的上市也让该基金赚得数十亿美元。

这使得软银净利润降至7,615亿日圆，相当于6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锐减40%，远远低于1-3月财季取得的创纪录利润；在3月当季，该公司在股市火爆之际取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收益。Vision Fund及其400亿美元的2号基金在最近财季的投资收益约为26亿美元；与之相比，前个财季为580亿美元。

James Abate是总部位于纽约的资产管理公司Centre asset Management的创始人兼首席投资长。他表示，投资者可能正在撤出一些估值最高的新经济类股。几个月前，Centre出售了部分持有的软银股份，担心这家日本公司的一些投资可能估值过高。

另一个让许多股东失望的现实是，软银没有公布股票回购计划；自从软银今年早些时候完成230亿美元的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以来，投资者一直要求该公司回购更多股票。5月份软银公布上一份财报迄今，该股已累计下跌约25%，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都将这一跌势归咎于当时没有宣布股票回购计划。

Jefferies分析师Atul Goyal称，如果软银不宣布回购计划，该股很可能会再次下跌。

周二，软银股价收盘报6,831日圆，日内微幅上涨，但较年内最高点已下跌逾35%。

孙正义称，软银股价已经跌得很低了，目前市值只相当于软银净资产的一半左右。孙正义称，考虑到这一折让幅度，软银将在某个时刻公布更多的股票回购计划，目前正在讨论公布的时机和计划的规模。

孙正义还称，软银将继续保持Vision Fund 2激进的投资节奏；该基金已入股161家公司，近几个月来，以几乎每天投一家的速度注资初创企业。软银将把资金引向Vision Fund 2，并继续缩减投资部门SB Northstar的规模，此部门已在入股药企罗氏公司(Roche Holding AG, RHHBY)等上市公司。

但软银在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遭遇重创，可能会让未来几个月的回报前景变得暗淡。花旗(Citibank)的一份报告估计，截至3月底，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占软银投资总额的44%，这主要是因为对阿里巴巴的持股。这些投资也占到Vision Fund系列基金赖以产生未来盈利的投资的很大部分。

随着监管机构指控阿里巴巴存在反竞争行为，并处以创纪录的罚款，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2月份的高点下跌了近30%。网约车领头羊滴滴的股份是Vision Fund持仓占比最多的投资，为近120亿美元。在监管机构因其所称的数据安全问题对滴滴进行处罚后，该公司的股价比6月份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这使软银的持股出现小幅亏损。

满帮集团(Full Truck Alliance, YMM)的股价较6月份的IPO价格下跌了约30%，此前中国监管机构对该公司发起了网络安全调查，类似于对滴滴的调查。满帮集团是一款类似于优步(Uber)的中国卡车应用。今年早些时候，在监管机构暗示字节跳动也需要处理数据安全问题后，该公司无限期推迟了原本有望成为重磅IPO的上市计划。Vision Fund向字节跳动和满帮集团投资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

Astris Advisory Japan分析师David Gibson表示：“很多似乎有望取得的收益目前看来已不太可能。”他估计，原本预期从今年进行IPO的股票中获得高达300亿美元的收益或许已经蒸发。

By Phred Dvorak

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曾象中国知识分子这样命运多舛。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乾隆的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每次都成为权力敛聚的牺牲者。没有知识分子的引领，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整体性的思想革命和灵魂革命。这大概可以解释，中国数千年文明为何总在原地踏步，也可以解释引起持久思考的李约瑟之谜。是否有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土壤，是科学能否中兴的前提。不知道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迫害只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还是通过民众狂欢般的革命来完成。如果只是前者尚情有可原，如果社会大众也广泛涉入其中，则说明了社会环境中还远远缺乏尊重知识的理性根基。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知识分子迫害的运动，其灾难是深重的，其教训是深刻的。这篇文字提醒我们每个人，在一场浩劫中，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是可能的受害者，我们更可能也是浩劫的帮凶。但我们还从文字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值得赞扬的力量。在那样一个景况下，性命都难以自保，遑论科学研究。然而科学精神是一种比权力和愚昧更强大的力量，尽管条件和环境十分严峻和困难，诸如陈景润、顾方舟这样的科学家，依然坚持不懈，埋头科研，或为国家或为民生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科学家身上体现了布鲁诺的顽强和执着。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想到，如果以这样的科学家为核心，形成被称作共同体的思想组织，那么这个社会就将更加健康

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成立，中科院学部于1955年成立，学部委员233人， 1993年改称院士。本文一律称院士。从1958年至1979年，二十一年间，中科院没有增加一名院士。为什么？折腾阶级斗争了。1949年前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回归59人，59位院士续选为中科院院士者46人。有中研院院士翁文灏，1951年从法国回大陆，系以战犯身份而非科学家受到中共事先承诺的宽待。故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归来者是59人，非现行资料中所说的包括翁在内的60人。

中科院院士233人，连同未进入中科院院士行列的原中研院院士14人，共计247人是中国大陆科技、人文精英中的顶尖者。这247人在1949年后无一不遭阶级斗争整肃，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摧残至死者。所有大陆记录介绍他们的官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二、三十年的经历多是空白或是一句带过或是语焉不详。中研院院士的资历，在《辞海》中基本不提，这在最讲究连续性的科学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着意的抹杀历史割断历史蔑视人本、欺瞒世人的做法与科学精神完全彻底背离。

1949年后中国大陆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与1949年前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大师是两码事。1949前的中国刚从清帝制的旧陶范中走出来，军阀混战，兵连祸接，没有一个安定的建设环境。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共产党主政，和平的大环境已铸，却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折腾半世纪余，科学家被划为敌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为需要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兵大众予以改造，以至整肃、批判、打倒的对象。大小三十余个政治运动每个历时数月至数年、十年，科学家都遭整肃或曰锻炼。1952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则如影随形终身相伴着每个科学家。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科学家无一幸免遭到批判斗辱、下放劳动改造以至杀害。一言蔽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文环境科研环境，较前半世纪的战火为祸更烈更深，科学家不仅不能静心研究科学，更遭全面的整肃，又如何能产生科学大师？！

1957年后全世界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者8人，以时序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皆为美籍、英籍人，居美国、台湾、香港，没有一位是大陆的。中华儿女在海外、港台的总数约六千万，不及大陆十三亿人的二十分之一。

科学家益世惠民，功在民族，功在国家，功在百姓，功在人类，功在千秋。有刘东生者，作《杨钟健教授与美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简史》序言曰：“他们继承了东方文化，引进了西方科学。他们开拓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中西科学交流的时代。他们的业绩和品德不仅充实了中国近代历史而且对今天许多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和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可能将会影响到后代人。……我们需要把这些科学家们遗留的历史保存下来。”（转引自孟津：《历史的聘书》，载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99&do=blog&id=269394）。爱因斯坦给居里夫人的悼词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意义，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刘东生和爱因斯坦的话是1949年后中国科学家正面价值的定位。本文同时努力诠释这一价值定位。

本文选择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其他自然科学家70人，简述他们的遭际，以记录保存历史事实，以说明1949年后大陆科学家的景况，见证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70人中遭整肃摧残致死者26人，多为科学建树丰硕而人品道德高尚者。分述如次。

70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10人：谢家荣、周仁、许宝騄、叶企孙、饶毓泰、张景钺、邓叔群、梁思成、曾昭抡、王家楫。

谢家荣（1898.9.7—1966.8.13），生于上海。地质矿床学家，中国矿床学奠基人，中国地质学启蒙者之一。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大陆寻找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发现矿床最多的全方位地质学家。第一个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可能存在石油的科学家，其石油地质理论和预测，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和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整肃为右派。其长子谢学锦同在地质部遭整肃为右派，父子科学家轮番批斗、入炼狱廿余年。文革中，谢不堪抄家挂牌游街折磨摧残凌辱，吞服安眠药死。彼时自杀是向党示威，要罪加一等；谢子谎称心脏病突发身亡。谢父死后一个月，谢母也服安眠药走了。谢妻吴镜侬毕业于北平女师大，文革中亦遭批斗，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和首饰。“解放以后，她拼命地要进步。参加居委会。居委会有一阵子提倡奉献，她就把她的首饰全都捐掉了。我记得她有一颗非常大的翡翠戒指，也捐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说她还私藏着珍宝，要搜查。因为她捐过，人家就认为不可能全捐，捐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剩下的可能还藏在家里，就要抄家。你看，她拼命地要进步，结果倒霉不倒霉？”（据《红岩儿女》第三部：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周仁（1892.8.5—1973.12.3），祖籍南京，生于江苏江宁。冶金学家，陶瓷学家，中国特殊钢和合金铸铁最早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娶妻聂其壁，婚礼上宋美龄是伴娘，岳母是曾国藩幺女。文革中，周遭批判斗辱，因妻族故，抄家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时年75岁的周仁被反复斗辱摧折至一眼瞎一腿断，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惨死。（据大陆《文史博览•》）

许宝騄（1910.9.1—1970.12.18），祖籍杭州，生于北京。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开创者。北大教授。许出身名门，长期多病，1.76米高，体重不到40公斤。1966年开始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了。其兄许宝骙著文曰：“文化大革命中，宝騄身蒙灾难，兢兢自克。亲属往访，辄闭门不纳；偶或遥遥一望，便挥手令去，不交一言，其精神痛苦可想见矣！宝騄偶染肺炎，不数日，竟在家属毫无所闻情况下溘然长逝。……数页写着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见之凄然掩涕，怆然神伤而已！”许氏表兄、姐夫俞平伯回忆曰： “七舅，你学的是算术。”许很生气地说，“不是算术，而是数学！”

叶企荪（1898.7.16—1977.1.3），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99年中共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有15位出其门下；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叶的学生，吴健雄是叶的再传弟子。1966年叶遭整肃为“帝国主义走狗”，1968年遭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逮捕下狱，罪名是“CC特务头子”。1969年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放出狱。“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据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岳南：《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版）。1977年惨死于北京，死因至今未明，有传是病饿至死，有传是自杀而亡。1992年，海内外127位学者呼吁为叶铸立铜像。1995年叶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举行，被安置在一间冷清的房间。无论中共党文化如何迫害、如何着意抹灭，叶企孙在物理学和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民族的历史上。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江西临川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拒绝赴台，留任北大理学院院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遭整肃致晕倒，精神失常。1966年遭批斗游街。1968年清阶运动中不堪凌辱，在北大燕南园寓所自来水管子上自缢身亡。邓小平幺女邓榕说：“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1次不成2次，2次不成3次，3次不成4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3次自杀。‘文革’期间，在北大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光化。植物形态学家，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张因长期患帕金森病，早就卧床不起，脑子清醒但说话不清，四肢活动极困难，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车从家中拉到生物楼与妻子一起批斗，声称揪出了北大生物学系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祖师爷。张妻崔之兰教授，耿直不阿，非议江青种种丑恶，“这样的女人，不是一个好人”，遭人检举告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据葛明德《张景钺传》，载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网站
http://www.bio.pku.edu.cn/news.php?id=1246）。崔被斗得死去活来，1971年亡故。张在妻垂危时，央人抬自己去与妻握手，生离死别，天悲地怆！1975年，一代植物生物学宗师张景钺在北大燕东园寓所溘然长逝，终于被党文化革掉了老命。

邓叔群（1902.12.12—1970.5.1），福建闽侯人。微生物学家，中国真菌研究奠基人，森林病理学创始人之一。1966年邓氏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斗辱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1970年邓终于被迫害致死。

梁思成（1901.4.20—1972.1.9），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建筑史学家、建筑师。父梁启超。梁力主保护北京古建筑，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1966年梁被抄家斗辱游街，抄家发现属于其妻弟林恒烈士获蒋介石所赠佩剑，成了要复辟要杀人的大罪状。1972年，梁在贫病中不堪折磨去世。

曾昭抡（1899.5.25—1967.12.8），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侄孙。化学家，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1949年后任北大教授、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昭抡主持撰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报告，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诸教授在座谈会上说话谈看法。报告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谈话是右派言论。六教授都被划为右派，曾昭抡居首，是为著名的“六教授”事件。文革中，曾在武汉大学屡遭斗辱抄家挂牌游街，1967年不堪折磨自杀身亡，68岁。

王家楫（1898.5.5—1976.12.19），江苏奉贤人。生物学家，中国原生动物学奠基人，中国轮虫学开创人。1966年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遭“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遭刑求，被打昏厥过去，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王夫人李素君精心护理丈夫至能下床走动。王崇敬恩师秉志：“在他身上，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代表了一种尊严”。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在1970年代初，依然尊严地活着、工作着、科学研究着，捱至1976年终于伤病重不起离世。

70人中中研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5人：胡先驦、吴定良、周鲠生、李宗恩、翁文灏。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分类奠基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文革中，胡因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国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日无之，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搧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胡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遽逝于北京。

吴定良（1893.1—1969.3.24），江苏金坛人。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主要奠基人。文革中在病榻上受批判斗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受株连，寓所再次遭劫，眼睁睁地看着凝结自己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以及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时，年近耄耋瘫痪病榻的吴氏号啕大哭，当晚病情转剧，翌日晨终于被逼死了。

周鲠生（1893.6—1971.4.20.），湖南长沙人。国际法学家。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1955年中科院选拔院士，法学专家、中研院院士周鲠生与钱端升双双落选。新政权否定一切法学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没有打算以法来规定和约束各种人群的权利和义务。文革中周遭批斗游街抄家关押，不堪摧残折磨，1971年在北京死亡。

李宗恩（1894.9.10—1962），江苏武进人。热带病学医学家。1949年后留在大陆，续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57年被指为右派头子“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1958年贬遣云南边陲，四年后死于昆明。有学人谢泳论李曰：“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谢泳之责，其辞也婉；李氏之苦，其命也惨！

翁文灏（1890—1971.1.27），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一。1951年从法国返回大陆后不愿骂蒋介石，颇遭猜忌教训，认罪自白书一改再改通不过。1966年遭批斗。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连续批斗3天后死亡，次年翁文灏在惊恐中死于北京。翁在1949年前，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做了十几年高官，且多是油水极多的肥缺，最后弃官而去时还是两袖清风。翁以贰臣之身，死于大陆文革风暴，然其学人、科学家本色在地质学上仍旧闪耀着光辉，难以磨灭。贰臣中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中国地质科学的历史则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70人中中科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至死者2人：汤飞凡、赵九章。

汤飞凡，（1897.7.23—1958.9.30）湖南醴陵人。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被视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人。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横遭批斗凌辱。第一天还是“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冒充大科学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的卖国贼。翌日晨，汤在寓所自尽身亡，以死逃脱继续受辱。在大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成为运动的1978年，没有汤飞凡的份，因为党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帽子，既非右派，也不是什么坏分子，他是自己寻死，所以无反可平。1979年，医学界为汤平反的呼声太大，卫生部才不得不为汤举行追悼会。国际医学界没有忘记这位为人类的眼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80年，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可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了汤飞凡。为汤颁发金质奖章的仪式在1981年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原定由汤的学生王克乾代领奖，颁奖前夕，中共组织决定改由张晓楼领奖。张领来的奖章上刻着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汤居次。大陆媒体采访报道，张晓楼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汤飞凡未亡人何琏拍案而起，在知情者和仗义者支持下，于1986年写信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要求一个公正公道。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新奖章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赵九章（1907.1.15—1968.10.26），浙江吴兴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气象科学从定性描叙走向数值预报的先驱，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赵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外甥，与蒋纬国留德同学，因此，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次交待检查，也说不清。文革中遭游街，颈系铁丝拴的十几公斤重游斗牌，赵不肯低头弯腰，便被用烟头烫腿、腰、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1968年在北京中关村寓所吞药自杀，61岁。留下的最后文字是“我的检查，我的交代，我的认罪！” 1999年，赵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以每月交100元工会会费表明对党的忠心。近廿年如一月。赵大约是全中国交工会会费最多的人。据说，周恩来闻知赵死讯，“流下了热泪”。周当然没有斗辱赵、也不会要赵死，但他所遵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非要吃掉自己最忠诚的儿子不可的。周下令追查死因，能查明么？周不过是真诚地演着必须演的戏罢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干女儿孙维世……尚且不保，何况一个“臭老九”科学家赵九章！

70人中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致死者9人：钱宝琮、王季梁、查谦、熊庆来、陈建功、徐瑞云、叶雅各、施今墨、傅连璋。

钱宝琮（1892.5.29—1974.1.5），浙江嘉兴人。数学史家，与李俨同为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钱皆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思想，只专不红，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肃“拔”掉。文革中挨批斗，被罚干重体力劳动。1969年78岁时被驱离北京，孤身一人凄然南下投奔儿子后病死。
王季梁（1888—1966），浙江黄岩人。化学家，中国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中国分析化学和中国化学史研究先驱。1949年后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养猫和花被处死拔掉。被抄走钱财后来发还，缘“上头”发话“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象”。发还后，即遭窃贼入室抢劫，杀王死。凶手供认：得知王教授被抄钱财发还而生意。

查谦（1896.11.22—1975.1.23），安徽当涂人。物理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南、金陵、中央、武汉大学教授。1953年受命创建华中工学院，任院长。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生活已不能自理，尚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病死。
熊庆来（1883.10.20－1969.2.3），云南弥勒人。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先驱，有“中国数学界的伯乐”之誉。严济慈、陈省身、华罗庚、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等人皆出其门下。1937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将云南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1949年离国赴法，居法期间患中风，右手瘫痪，遂练习左手写字自如。1957年因总理周恩来亲笔信敦请，重返祖国，任职中科院数学所。文革中屡遭批斗抄家游街凌辱，捱至1969年初遭迫害至死。

陈建功（1893.9.8—1971.4.11），浙江绍兴人。数学家，中国函数论方面开拓者之一。陈与钱宝禄、苏步青齐名，同在复旦任教。1959年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62年申请参加中共，获基层批准，却最终搁置，未能成为共产党员，原因至今未明。文革中屡遭批斗游街凌辱，1971年胃大出血惨死于杭州。

徐瑞云（1915.6.15—1969.1），女，祖籍浙江慈溪，生于上海。数学家，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1952年被从浙大调往浙师院任教。1966年遭整肃批斗抄家游街。1969年不堪凌辱折磨在杭州自杀身亡，54岁。

叶雅各（1894.4.30—1967.12.24），广东番禺人。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62年，有感于大跃进毁林炼铁，饿殍遍野，撰文《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民以食为天，而食之所赖是靠庄稼。在今天，年成之丰歉，绝大部分要靠风调雨顺。森林和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多造林有助于风调雨顺。”文革中成为罪状，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遭斗辱，1967遭迫害致死。

施今墨（1881.3.28—1969.8.22），祖籍浙江萧山，生于贵州。中医学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溥仪、齐白石诸名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诸党国要人，都慕名延请过施氏诊治。1959年，施氏无偿献出十大验方，制作中成药，泽被百姓后世。文革中施被作为封建余孽、反动权威、牛鬼蛇神批斗抄家至“扫地出门”，勒令全家搬出私宅东绒线胡同路南的小院。施氏一生悬壶济世，积善行德，年届八十有六时竟无处安身安家，悲愤交加，病情加剧至1969年夏终于被折磨死了。施绝笔遗诗，遗嘱死后呈送周恩来夫妇。诗曰：“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施若生迟而“能随井岗”，则中国少一良医矣，万幸努力“今墨”而未“错”为“路歧”。施氏“衷肠”谁与诉？应是其祖神农氏、张仲景也。

傅连璋（1894.9—1968.3.29），福建汀江人。医学家。中共高干，中将。青年时受西方医学教育。1930年代参加红军，女儿女婿和两位学生，都被作为AB团分子枪毙了；傅本人命悬一线，在押往刑场之前几分钟意外获救。红军败逃长征路上，傅3次救过毛泽东的命，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赓、徐特立、王树声、邵式平、贺子珍等人都在危急时刻得到过傅氏的救治而驱死回生。中共建政后，傅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傅仍逃不脱批判斗辱。1968年傅与妻子同时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狱中被打断3根肋骨。74岁高龄的傅“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已死去多时。傅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手铐。”（据大陆“百度百科•傅连璋”条目）。中共党争中泯灭人性是普遍现象，如此全体完全彻底泯灭人性，则仅见。中共党内军内高层人士从傅处受惠受益受救命之恩者很多很多，全都作壁上观。或以自顾不暇辩，正是这自顾不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可以自顾不暇至全体彻底泯灭人性的局面？治国驭民整党阶级斗争为纲也！此根本不除，人性不复，科学永远是婢女侍妾玩物也。

70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斗辱者26人：吴有训、秉志、罗宗洛、严济慈、赵忠尧、华罗庚、吴学周、庄长恭、李四光、黄汲清、竺可桢、杨钟健、候德榜、茅以升、贝时璋、张孝骞、俞大绂、汤佩松、冯德培、伍献文、陈桢、钱祟澍、蔡翘、殷宏章、戴芳澜、童第周。他们多是其学科的奠基人、先驱，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学养深湛，成就卓著，年高德劭。他们中的近一半参加了中共，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还是中科院副院长，仍无一幸免遭整肃摧残。
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下狱六年放出来还要监督劳动改造。

物理学家严济慈儿子被斗死，老父见到的是“一领芦席下面……嘴里只剩下一颗牙”。
“中国原子能之父”赵忠尧因是铅笔厂股东，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成为“美蒋特务”。
数学家华罗庚女婿遭整死，女儿陷狱，自己险成窃贼，幸学生陈景润拒绝诬师，才免大劫。

化学家吴学周在斗争大会上被铐下狱，查无实据放出时已被折磨得一眼全瞎一眼半瞎。

地质学家李四光死时周恩来不敢拟悼词，以读其女信代。

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后入炼狱廿余年。

以侯氏制碱法闻名于世的侯德榜文革中遭斗辱，要求工作不拿工资仍不获准。

桥梁专家茅以升老妻被抄家的霸道活活吓死。

生物生理学奠基人、从不与人争的贝时璋也遭斗辱抄家，罪名是不关心政治。

地质学家杨钟健被抄家抄出一封毛泽东1920年写给他的信而幸免遭打斗。

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遭斗辱游街，抄家抄了三次。

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汤佩松1952年起就遭斗交代返国动机，文革被疑为特务关押。

神经生理学奠基人冯德培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

动物遗传学创始人陈桢因为是美国摩尔根第一个中国弟子和追随者，屡受批判。

生理学家蔡翘文革中遭斗辱迫害。

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文革中遭批斗凌辱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最重的活。

真菌学主要奠基人戴芳澜文革中遭斗辱，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

鱼类学家伍献文遭军统、中统潜伏特务之诬，惨受监禁刑讯。

植物病理学家名门之后俞大绂文革中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受批斗抄家挂牌游街关押牛棚者难以胜计。

科学界元老近代生物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秉志、有机化学研究先驱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半年的庄长恭、近代植物学主要奠基人之一钱崇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检讨交代留学外国任职台湾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也交代不清。

70人中中科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摧残者18人：周明镇、黄万里、胡刚复、胡焕庸、苏步青、江泽涵、陈希孺、吴文俊、陈景润、林巧稚、黄家驷、蒋彦永、钱伟长、丁石荪、邓稼先、陈一文、黄相宁、杨显东。

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恐龙研究之父周明镇不堪整肃斗辱之惨酷，多次自杀未果，抢救回生继续批斗，口渴求饮不得，喝痰盂里的水；其子周西蒙遭整肃卧轨自杀，其妻疯了，捱了廿余年也自杀了。

地质水利学家、当代大禹黄万里遭毛泽东御批右派，为反对阻止祸国殃民的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多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以及克林顿，独克林顿回信，邓胡赵李江不予理睬。

科学界元老、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胡刚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交代检讨留学外国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交代不清。

地理学家胡焕庸遭整肃下狱十年险死还生。

数学家苏步青遭斗辱时被一瓶红墨水倒在谢了顶的头上，推倒在地，责令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关押拘禁百余天。

拓朴学奠基人之一、胡适堂妻舅江泽涵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住房被占，扫地出门。

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以有“不当言论”罪下放农村，文革遭斗辱和肉体摧残。

获最高科技奖的数学家吴文俊文革中遭整肃批判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数学家陈景润多年龟缩6平米阁楼点煤油灯卷起被褥床板当桌作“哥德巴赫猜想”。

妇产学家万婴之母林巧稚遭整肃批斗强令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拖地板、倒痰盂、洗便盆。

胸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文革中遭斗辱关牛棚。

萨斯瘟疫肆虐期间真话救中国的军医蒋彦永夫妇遭拘押监禁。

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遭整肃为右派入炼狱廿余年。

数学家丁石孙1957、1959、1960、1966年皆遭整肃批判斗辱，关牛棚。

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西北核工业基地毒太阳下差点被斗死。

地质学家陈一文、黄相宁说出了汶川唐山地震震前都曾有预报的真相遭整肃。

棉花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遭整肃打断骨头，喂猪清粪坑十余年，他最早揭露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农业学习榜样山西大寨大队是假典型。

2009年中科院新增35名院士，80%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85%是现任官员。（据中国新闻周刊•本刊记者/王婧文/林茵《两院新增院士超8成为现任官员引发质疑》，载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7日11:07）。这是权力对科学的公然强奸和侵害。新世纪，科学精神遭到另类的金钱的腐蚀诱惑，学术与权力联姻结盟，走向了全面的叛卖堕落。

中国大陆科学家平日的工作时间完全不能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类“人要吃饭才能活着”的“科学家要作科学研究才是科学家”的普世常识，在大陆一直是大问题， 1950、1960年代曾多次煞有介事地提出“六分之五”工作日问题，进行所谓的调查研究讨论。实际上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和新世纪，这都是中国大陆科学家的问题，因为从未停止过政治运动，从未停止过科学家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需要学习四个坚持三个代表、需要与时俱进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等等所谓大是大非问题。

1955年、1960年中科院的几个调查表，说明与证实着中共治下的中国科学界曾经如何轻易轻松轻快轻飘而又实在认真执着专注地荒谬过。

表1：（1955年）中国科学院内21位科学家调查基本情况

分类	社会活动情况	姓名	年龄	担任主要职务	留学经历	政治面貌
第 一 类 10 人	社会活动很多，对科研时间冲击很大，平均1/3科研时间。	钱三强	42	学术秘书处秘书长、物理所长、学部委员	法国
华罗庚	44	数学物理化学部副主任、数学所所长、学部委员	英国
戴芳澜	65	研究室主任、学部常委	美国	56年入党
钱崇澍	72	植物研究所长、学部常委	美国
张肇骞	55	华南植物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英国	56年入党
林镕	52	植物所副所长、学部常委、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	法国	中共党员
尹达	49	历史第一所副所长、考古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中共党员
刘大年	40	历史三所副所长、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学部委员		中共党员
吴征镒	39	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中共党员
曹日昌	44	院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联络局副局长、兼心理研究室主任	英国	中共党员
第 二 类 11 人	社会活动比较多，平均每月7到10天，科研时间大致为1/2	朱弘复	45	昆虫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
赵九章	48	地球物理所所长、学部常委	德国
罗常培	56	语言研究所所长、学部常委	美国
夏 鼐	45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英国
狄超白	45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常委		中共党员
杨仲健	58	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学部常委	德国	56年入党
侯外庐	52	历史第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法国	中共党员
严济慈	55	技术科学部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学部委员	法国
贝时璋	52	实验生物所所长、院学术秘书处秘书	德国
蔡邦华	53	昆虫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常委	德国
刘崇乐	54	生物地学部委员	美国

说明：本表根据中科院档案处藏知识分子问题综合材料、《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汇编》和有关传记资料等整合而成。政治面貌以55年底科学院所作调查为限，个别延续到56年。  

表2：1960年北京地区科研人员参加运动情况

涉及全体人员的运动	涉及部分人员的运动
整风反右（59年8月－60年2月，主要党内）	反修正主义学习（17级以上党员干部）
冬季体育锻炼（60年1－2月）	毛泽东著作学习（团员、青年为主）
城市人民公社化（3－6月）	青年红旗竞赛
爱国卫生运动（4月）	评比先进妇女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双革运动（3－7月）	“五一”、“十一”游行
安全保密运动（4－6月）	欢迎贵宾
反官僚主义运动（6－8月）	民兵训练
精简下放（10月－）	文娱活动——文艺会演
清理物资（10－11月）	体育活动——千人百队球类联赛
	几次示威游行

资料来源：院档1961—1—19，35页。

表3：1960年3—5月物理所某室作息时间表

上午	中午	下午
6:30—8:00上课学习（红专学校等）8:00—12:00 工作	12:00—2:00 午饭，工间操比赛，民兵训练，集体操、集体舞训练等	2:00—6:00工作6:00—10:00 吃晚饭，安全保密运动10:00—12:00或2:00 加班，搞双革运动

根据国家关于干部劳动锻炼的规定，科学家每人要下放劳动一年，此外每年劳动一个月。以五年计算，每一个研究人员要有一年四个月，即约四分之一的工作日进行劳动锻炼。实际上，有些地方在规定之外，还布置了许多临时的义务劳动，调动了许多研究人员去修路、修广场、搞基建、搞绿化、搞机关生产、运输副食品，把研究人员当作一般劳力来使用，占用的时间甚至比规定的劳动时间要多得多。超负荷劳动使一些体力较差的研究人员病倒，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

表4：劳动锻炼占用时间情况表

五年60个月

星期日、假日 星期六 劳动（下放一年12个月） 运动（每年约一个月） 业务工作

220天 192天

月 月 16个月 4个月 月

（以上各表据：路振朝、王扬宗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问题》，载中科院•科学文化评论网站sourcedb.cas.cn/sourcedb_scr_cas/zwqkk/gwqkwz/200911/t20091123_2673192.html）。

2012年3月13日于马德里蜗居
【注：本文据拙书稿《当代中国史略•科学家列传第一》缩写，原文7万字，首发台湾《公共知识分子》杂志2012年第三期，首发文的注解杂志编辑改为尾注。】

By 黄河清

一、资料及其来源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但一个社会在相对集中的时期大量出现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杀，这本身是不正常的，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一个社会正常历史变化中出现的常态社会问题，比如由于遗传、环境、宗教、姓别和某种年龄阶段特定的现象。也就是说，本文观察自杀现象的视角，不是通常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对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剖析。本文选择年限为1949――1976年，是为了突出毛泽东时代这样一个特点，实际统计主要案例，以1950年以后为主。本文所有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A、当事人已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B、作者访问和朋友提供；C、《内部参考》（此书为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22日创刊，参考消息组编辑。供当时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以下所引本书资料直接注明年代、期号和页码，不再另注）。
　　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的意义，是因为这一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数量惊人，它与这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关的。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有关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挡案检索统计出来（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所以本文只能根据有关回忆和少量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说明的是：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不知名的，但由于这部分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如下几类人物：（1）作家；（2）学者；（3）名演员；（4）科学家；（5）大学生；等等。
　　1、“反右”前的情况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抗美授朝、“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这些政治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却没有变化，这就是：整人。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证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因为方式和手段都极为残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恐怖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是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粹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有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3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那段历史。
　　五十多年以后，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回记：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太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壮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5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6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所有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宁左勿右，这样就使自杀现象开始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二月八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
　　（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
　　（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
　　（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
　　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
　　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60号155页，《华东部分地区春荒严重有些地区已发生饿死、自杀现象》。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地改革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三十起，其中有中农十四人，地主九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三月三日止，已发生自杀案三十六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二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七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四百一十八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百分之十四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十二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三月，将三十二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三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十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五百三十六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二十五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一月六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么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六十一岁的老工人邱馨齐，一月七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一百三十三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副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一百三十三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地主十三人，富农十八人，雇、贫中农一百九十三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5年237期231页，《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五四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一千零八十六起，死亡三百八十六人；一九五五年十个月有一千二百四十六起，死亡五百一十七人。
　　根据今年十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
　　（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在机关干部中有三百四十人，在家庭妇女中有三百二十六人，在学生中有七十五人，在军警中有十三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十九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一百七十九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一百零九人。其中，党员四十七人，团员五十七人，群众一千一百四十二人。
　　（二）自杀原因：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四百八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如特务分子陈立刚，一九五零年接受特务机关派遣由越南回国，混入我厦门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混进公安干部学校任政治助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肃反运动中，被揭发以后，畏罪自杀。又如混入党内并篡夺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普及佛教会分子袁永安，一九五零年参加道首集会，并且以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掩护道匪活动，吊打群众，也在这次运动中畏罪自杀身死。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如景西矿区潘涧子村大华矿工人郭换景，曾向大台派出所交代出在日伪时期当过兵，参加过一贯道，卖过枪的事实。派出所收到坦白材料后积压一人多月没有处理，郭换景产生了顾虑而自杀身死。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三百九十五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1952年到1957年四月前发生有关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常态社会中出现的自杀现像是比较少的，只有少数几例。这些自杀现象中，绝大多数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四九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官方报道中，只发现两起，而且均是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反右”期间的情况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汤非凡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还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他在反右派后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了。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自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杨子江，年仅四十二岁。石挥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是“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经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针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为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的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轨自杀。12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13
　　一九五七年，学者蒋维乔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地死去了。”14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著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15
　　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16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还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18
　　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19
　　对于1957年“反右”时自杀的人，当时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的人曾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都没有得到重视。1957年，“鸣放”开始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写过一篇《冰心对我党整党的一些看法》，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20
　　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他在第五条建议中说：“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21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1957年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一种无奈的抗议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不断出现自杀现象，但同样的事件却还在屡屡发生，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到了1966年的“文革”，这样的事件更达到了高峰。
　　以下是1957年官方内部通报过的二十九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约两个月时间。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是没有报道的，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二十九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部是因为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道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其中提到在肃反时：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了。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文章中提到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了“李奎顺自杀事件”。
　　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文章说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有一教授自杀――崔永福，崔永福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说；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旨起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重庆反右派中，最近连续出现自杀或伪装自杀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行为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6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二十三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了，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
　　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二十一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但从思想领导上检查，主要是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六人，未遂二起，伤二人。
　　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四人，共青团员一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
　　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这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不这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分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文章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五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四人，农民二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三起自杀身死事件。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另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杀的有五人（一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八时谈的，十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五十三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人；顽伪人员一人；富裕中农四人；中、贫农十九人；军属二人；村、社干部三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十二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三十八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十四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三十九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3、“文革”期间的情况
　　1966年“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最高峰，此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现象，经过几年的停止后，开始集中出现。湖南南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人数即达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22新凤霞在《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一文中说：“不知道哪里又传来被关着的一个人自杀的消息，对我们又加紧看管了。夜里被叫起来，审问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只盼着运动过去，我还要上台唱戏。’”23可见当时的恐怖景象。有人曾这样回忆当时自杀者的情况：24
　　田间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所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语，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语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
　　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二十四名。……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五百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
　　还有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市委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
　　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
　　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得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三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25
　　“文革”中自杀现象的一个特点是极大的普遍性，在一个时期内，它具有弥漫性。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事例：
　　“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26
　　“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职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刘佛谛，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喝敌敌畏，中毒而死…….”27
　　“说起这事还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郑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样的命运。徐的回答据说是一言不发，郑的回答是九年后，196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28
　　“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选择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他一个人走了。”29
　　“1967年夏天，母亲写信告诉我，说梅萍自杀了。”30
　　“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击。”31
　　傅洛焕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专家，当时还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报和“斗争会”的攻击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说，他们看到，傅洛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后来，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投水自杀的人，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洛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这是否真是普遍现象或有什么原因，无从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间，是因为在大规模的迫害中，自杀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们才有了这类经验，总结出这么一个说法。比如，在故宫旁边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体浮出。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太平湖还自杀了很多人。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32
　　在北京第八中学，在1966年夏天，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殴打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一轮的迫害名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都在那一时期自杀。33
　　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这样的迫害下，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吴小彦又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34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龙潭湖投水自杀。35
　　吴伟能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他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吴伟能的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36
　　“此校开学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报到，说明要我交待问题。校设香港路，到后在楼梯口碰见才能朋友李春佑（后来自杀），他见四周无人，暗对我说：‘要斗你了，当心。’”37
　　王达仁自杀。38
　　黄操良自杀。39
　　经济学家沉志远自杀。40
　　李琪，北京市委宣传部长。1966年7月10日自杀
　　吴天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俞大因，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1966年8月26日自杀。
　　余心清，全国人大副秘书长。1966年9月4日自杀（切断动脉）。
　　沉乃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6年10月6日自杀（服毒）。“凌晨，哲学系教授沈乃璋在家服毒自杀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41
　　1966年3月1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42
　　1966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身杀身亡。43
　　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宣传队上报的《演示文稿》说：‘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44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原北大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斗批改委员会负责人，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于16日晚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今日晨，发现他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工宣队的演示文稿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身亡。”451966年9月14日北大经济系学生杨复明，遭批判并被剥夺选举权后自杀。46
　　马连良，著名京剧演员。1966年12月16日自杀。
　　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自杀。
　　陈同庆，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自杀（服毒）。
　　马寒冰，作家。服毒自杀。
　　李劫夫，作曲家。1976年自杀。
　　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自杀。同日，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自杀。
　　郭民英，1968年自杀。
　　顾圣婴（钢琴家）生于1937年，“想起顾圣婴，是一个极偶然的机遇。那天参加局里组织的新春联欢会，地点在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嗑着瓜子，喝着清茶，伴着一片欢声笑语，我猛然想起了31年前，同样的1月份，同样的地点，发生了一场当时司空见惯的批斗。
　　批斗的对象正是顾圣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对她的揭发、批判的一个新高潮。她被勒令跪下‘认罪’，她又被一精壮男子狠狠抽了一个耳光……不堪凌辱的少女顾圣婴当晚就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了。”47
　　良卿法师，文革中自杀。48
　　薜寿虎（1937-1967）男，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可能是1959届，在校时成为学生右派，其父也是右派。，但因其态度较好，且右派言论不重，仍然分在上海，不能教语文，只能教体育。薜长得很英俊，也很有才华，美术很好，学校的宣传画、美术字常常由他包办。他太太是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中专），分到贵州，不习惯当地生活，回到上海一直没有工作。与薜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天真可爱，长得也很漂亮。马鞍山煤矿到上海招工，薜妻愿意去，薜也愿去，报名是隐瞒了右派身份。薜妻到马鞍山工作后，在办薜的调动时，马鞍山知道薜是右派，连他妻子一并退回，薜只好仍在北郊中学教体育。于是薜家仅靠他56元工资生活，他身体很好，爱人小孩也没有病，夫妻感情甚笃，其家族也无自杀病例。1967年下半年，薜寿虎被工宣队大会点名，说他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薜自知难逃批斗，上午点名后，中午回家，即在家中厨房（两家合用，但别一家是单身汉不常用），用毯子堵好门缝，开煤气自杀，其妻与两个儿子（4岁、6岁）一起自杀，从现场看他是最后死的。他自杀后单位认定，属自绝于人民，还在校内开了批判会。据说薜成为右派与其父是右派有关系，因此他要让两个儿子一起死，以免以后也成为右派。49
　　1966年8月刘克林自杀。“《大公报》中左右两派记者中，到了五七年、六六年，大多难逃厄运。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50
　　施济美自杀。“再以后就听说她在文革中自缢”51
　　姜永宁，乒乓球运动员。“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们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胡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52
　　“当爱妻陈素（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1938年参加革命）被迫自杀后，当17岁的儿子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后，他那愿供祭坛的牺牲精神才‘消失’了。”53
　　陈传纲（复旦大学副校长）1966年自杀。方式：服大量安眠药。54
　　“而敬业育人的蒋荫恩先生则在‘文革’期间上吊惨死”。55
　　阎简弼，学者。“当年从燕京转来清华，曾与我在一个教室里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来院系调整到东北去，听说在劳动中撂下铁锨钻进了一辆正开始中的大卡车的轮底。”56
　　“我说我想去拜望一下顾炎武研究者黄少荃，徐惨然地说，不久前他刚刚悬梁自尽，你已见不到这个人了。”57
　　“校内运动同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升温为武打式的斗争会，许多人经受不起这种身心交加的摧残和侮辱，纷纷自杀或逃亡，江隆基校长就在这种形势下自杀身亡”。58
　　顾准的妻子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沙尔’药水，顿时倾倒在地上。由于‘来沙尔’剧毒，她的死状极惨……晚上高梁回家，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爬进自己家里的窗户，这才发现他们亲爱的妈妈已经气启绝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笔迹颤抖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59
　　“说实话，我当个公安部长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自杀在一个防空洞里，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60
　　“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在那土地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61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62
　　“听她谈到一个志在科技且极富才华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学，一次效游中，水性极好的这年轻人，竟头也不回地向滇池深处游去。此后亲友将他葬在高压线路下，高压线路即其时所能找到的‘科技’象征。这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悚然于那‘头也不回’的冷静决绝。但细细一想，这自杀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类甚至不能得到这样的自杀的理由。”63
　　孙笑林，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1964年大学毕业，1967年上吊。64
　　黄玉中，珠江电影厂演员，归国华侨，1968年跳楼。65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1966年自杀。
　　“田汝康受到严重迫害，割静脉自杀，幸而被及时发现才保住性命。”66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1967年“上次‘解放’的主持者郭仁杰已被关押审查，正在度过他自杀前的最后几个月。”67
　　“匡医生，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1966年的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心针，自杀身亡。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68
　　“虽然父亲在文革初期就因难忍非人之凌辱而自弃于世了。”69
　　“1966年10月，杨兆龙之妻沙溯因不堪忍受长期的委屈与压抑，含冤自杀。”70
　　“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斌、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71
　　“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72
　　吴恕求，男，1925年12月出生。194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73
　　陈天池，男，1918年7月4日出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获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化学系三级教授。1968年12月20日自缢身亡。74
　　孙兆禄，男，1919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75
　　孙凤池，男，1929年11月29日出生。1956年月日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76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8年，吴兴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徐月如和程远，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77
　　李大申，男，上海市北郊中学68级高中学生。因向“中央文革”写信表达对“文革”的异议，以“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1975年刑满出狱。因“反革命分子”和“刑满释放分子”背景，被再次诬陷偷窃，于同年跳楼自杀。年仅26岁。78
　　“我那天就选了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宽。我骑车，已经在下桥，突然听到一声响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前前后后的人，都往前冲。我马上下了车。前面是原曙光新闻电影院（后来的外贸会场），在七层楼的底层。只听见人们在说，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文革中上海跳楼自杀很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主要是1966年。1975年底自杀已经很少了。79
　　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60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他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个。
　　胡山源在1974年5月2日写周瘦鹃时提到：“以后我一直没有和他通信。我回江阴长住后，听说他已投井自杀，最近，又听说他的长子自缢，我只有长叹，说不出什么。”1974年8月25日写金仲华时说：“三五年前，忽然听说他自杀了。为了什么，我一点不知道。”79谢蔚明在回忆“文革”中的文汇报时说：“上海文汇报划右的二十余人，包括当年跳楼自杀的梅焕藻、江显良均获改正”。 80
　　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
　　“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不堪受辱的平妮母亲，丁晓，在一次公开的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家中，割腕自尽，……平妮母亲的自尽，只是‘文革’中千万个‘自绝于人民’的惨剧之一。”81
　　肖光琰，留美博士，“十年浩劫中，他一家三口终于被迫相继自杀身亡。”1950年11月，肖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国告别，回到了中国。……但在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当人们以严肃的目光追问他回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茫然了。是什么呢？难道他回国前后的所作所为还不能说明他回国是想来做什么吗？由于事态突然，思绪很乱，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伤心极了，只能向亲人倾诉：“我爱党冒险回国，谁知党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82
　　1968年2月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自杀。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自杀。
　　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6年跳河自杀。
　　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自杀。
　　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自杀。
　　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自杀。
　　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文革”中自杀。
　　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自杀。
　　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
　　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自杀。
　　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自杀。
　　作家孔厥，1966年在北京陶然亭自杀。
　　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自杀。
　　徐冰，中共统战部长，1968年自杀。
　　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自杀。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颜毓蘅、杨佩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绂、罗绮夫妇；武汉大学教授逢彬，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后自杀的。83
　　二、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1976年间的自杀者中，以知识分子自杀者最引人注意。由于资料的来源比较分散，我在此基础上选择部分知名知识分子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这些名单与上面提供的自杀名单原则上不重复，但在具体分析时，可能结合不在这个名单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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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生年　　│毕业大学│留学│自杀所在单位│自杀年龄│自杀│自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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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１８９８│武昌商专│美国│北京大学　　│七十 　│未详│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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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　│１９０８│上海持志│法国│上海文联　　│五十八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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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　│１８９９│北京师范│英国│北京文联　　│六十七　│跳湖│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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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１９０９│光华大学│英国│九三学社　　│五十七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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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田│１９０６│北京大学│　　│云南大学　　│六十二　│跳池│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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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梦家│１９１１│燕京大学│美国│中科院考古所│五十五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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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拓　│１９１２│光华大学│　　│北京市委　　│五十四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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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长江│１９０９│北京大学│　　│新华社　　　│六十一　│跳井│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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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政扬│１９２６│燕京大学│　　│南开大学　　│四十一　│跳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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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钱（竹）１９１６西南联大│　　│北京大学　　│五十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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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宗复│１９１５│燕京大学│　　│太原工大　　│五十一　│跳楼│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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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溱　│１９２１│大同大学│　　│中宣部　　　│四十五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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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心│１９０７│上海大学│　　│华东师大　　│五十九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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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刚 │１９０５│燕京大学│美国│人民日报 │五十二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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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捷　│１９２３│　　　　│　　│上海作协　　│四十八　│煤气│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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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１９２２│　　　　│　　│中央办公厅　│四十四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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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燧│１９１５│西南联大│　　│中科院物理所│五十二　│自缢│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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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颖│１９１７│西南联大│　　│中科院社会所│四十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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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笑雨│１９１７│　　　　│　　│人民日报　　│四十九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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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毓泰│１８９１│中国公学│美国│南开大学　　│七十七　│自缢│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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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家荣│１８９８│　　　　│美国│中科院地质所│六十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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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１８９３│　　　　│　　│四川政协　　│六十九　│不详│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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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慧殊│１９１９│　　　　│　　│上海戏校　　│四十七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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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云珠１９２０│　　　　│　　│上影　　　　│四十八　│跳楼│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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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以群│１９２０│　　　　│日本│上海文联　　│五十五　│跳楼│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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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思群│１９１２│ 　　　 │日本│重庆大学 │五十四　│割腕│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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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朔　│１９１３│　　　　│　　│ 新华社　　 │五十五　│不详│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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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盼遂│１８９６│山西大学│　　│北师大　　　│七十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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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羽翔│１９００│北京大学│　　│山西大学　　│五十七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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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重民│１９０３│　　　　│　　│北京图书馆　│七十三　│自缢│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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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而已│１９１５│　　　　│　　│上影　　　　│五十五　│自缢│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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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绶松│１９１２│西南联大│　　│武汉大学　　│五十七　│自缢│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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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琏　│１９１９│西南联大│　　│华东局宣传部│四十八　│跳楼│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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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若名│１９０２│天津女　│法国│云南大学　　│五十六　│投河│１９５８┃
　　┃　　　│　　　　│子师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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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书春│１９１６│中山大学│美国│北京大学　　│四十三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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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广斌│１９２４│西南联大│　　│四川文联　　 │四十三│跳楼 │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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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　│１９０７│　　　　│　　│中央党校　　│四十五　│不详│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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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瘦鹃│１８９４│　　　　│　　│苏州博物馆　│六十七　│跳井│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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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海│１９２７│北京大学│　　│中国作协　　│四十　　│跳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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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秋江│１９１０│　　　　│　　│天津统战部　│五十七　│不详│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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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egoistic)，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个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和杜尔凯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说杜尔凯姆作为社会学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在这种现象面前，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常常难以说明整体状况，而只在具体到某一自杀个体时，才显示出它的意义。比如在1949-1976年间集中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紧张和冲突，而是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出现了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知识分子自杀情况和这两个年头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这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完全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于自己的。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85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都是前后自杀的。
　　从1949-1976年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上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是令人吃惊的。它至少说明了几种情况：
　　A、这个时代的整个气氛，对于知识分子已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没有给知识分子留下缓冲的机会。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在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在外国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突然改变生存环境，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是导致他们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部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还有就是那些在1949年之际，本来可以选择在外生活，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多数也走上了自杀之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受到不同程度欺骗而从美国和欧洲返回中国的留学生、华侨学生当中，自杀的人数也占相当比例。个人对自己早年选择的反悔性和受骗后的复杂感情无法找到寻宿。
　　B、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而且因为持续时间特别长，形成整个社会心理的普遍厌世之感，也是这一时期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C、政治运动超越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个社会当中充满阶级对立，而极少人情，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身心都极其脆弱。当时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已经受到很大破坏，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渠道可以释放。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使正常的家庭、亲戚、朋友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人人都有孤立无援之感。
　　D、五十年代以降，因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别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人人都自顾不暇。社会普遍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从已看到的自杀案例，可以发现，在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并没有放弃了对他们的批判，他们多数是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86高层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毛泽东曾对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在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几个相对集中的自杀群体是：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
　　西方和亚洲的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杀的传统，而中国作家自杀的传统是不常见的。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87
　　陈丹晨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88可见中国作家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
　　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49-1976年间，民间社会的根本消失，使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
　　另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改变生存条件是在肉体和物质上折磨知识分子，因为常年在一种环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变生存环境，并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就无法忍受，当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国的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最偏僻的乡间，使多数知识分子在身体上受到极大摧残。
　　遣返故乡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成名的知识分子，多从中国乡间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选择了赶回老家去的办法，让一个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多数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农村，回到贫下中农面前)戴上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回到从小生长的环境里，让故乡的前辈、亲戚、孩提时代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的罪行，这对一向爱面子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打击是很严酷的。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的最终出路产生了影响。
　　从上表所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杀时间中，以1952年，1957年和1966年为三次高峰，知识分子自杀高峰的出现，和1952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以及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对自杀者情况进行过调查：
　　1.自杀的具体时间、地点。
　　2.自杀的方式(跳河、楼、烟囱、海、井、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等)。
　　3.自杀的直接动机。
　　4.自杀时所在的具体单位。
　　5.自杀时的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
　　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
　　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
　　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
　　9.自杀时的具体年龄。
　　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
　　11.自杀者家族有无自杀病历。
　　12.其它特殊情况。
　　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如下特征：
　　A、自杀方式中，以最简单，但自杀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上吊为基本方式，这也表明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自杀时的绝望程度。从一般自杀方式看，知识分子选择的方式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如在已知的大量自杀者中，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以上海为多。当年自杀的高级官员，以服安眠药的方式为多。其它自杀者多选择自缢和跳楼，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这种自杀方式的单一化，正反映了自杀者唯有一死的心理。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济；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89
　　B、自杀者的年龄中，除老舍六十七岁，饶毓泰七十七岁，卢作孚六十九岁，王重民七十三岁，周瘦鹃六十七岁外，其余三十五人，年龄约在四十五、五十五岁之间，尤以五十岁左右为高峰。这个自杀者的年龄告诉说明，在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这个年龄通常是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判断指针，所以此年龄段自杀者集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C、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自杀者分布的单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为主，这个职业特点，符合“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D、在这些自杀者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
　　E、自杀者中，还有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文革”开始后，张宗颖也是和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的。婚姻状况是观察自杀现象的一个重要指针，一般都认为，婚姻状况的恶化是导致自杀现象增多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夫妇同时自杀的现象恰好表明，这一时期夫妇自杀人数者中，多数是婚姻状况良好的。
　　F、从已知的情况分析，绝大多数自杀者都没自杀遗传病史，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问题，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对个人人格侮辱有关。这一点，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由此可见，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三、最后的结论
　　1949-1976年间，中国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现像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深入分析，毛泽东时代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灾难。知识分子大量自杀现象，作为个体，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但就整体看，大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必然带来的结果。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在研究1949后以后的中国文化时，对新政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要给予特别注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影响巨大。
　　自杀现象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特别对那些与自杀现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会有所保留。因为1949年――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相关领域中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突然中断，这在很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知识领域进展，由于精英自杀造成的空白，自然会由二三流人才来添充，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许多知识领域后来的发展水平。如著名化学家高崇熙自杀以后，无机化学这一门学科学没有带头人了。这样的情况，在其它学科也不同程度存在。
　　注释：
　　1、2、3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页66、68、70（友联出版社，1952年11月，香港）
　　4何济翔《沪上法治梦》页3（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阜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6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页224、225、235、258，259（时代批评社出版，中华民国五51年6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二十六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道的，这也是延安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此事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说：“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4期页46，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
　　8、10、11、12、13、14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前后》页350——353，（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4月，香港）
　　9《内部参考》页16，（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北京）
　　15朱正《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斗争》（《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
　　16从维熙《走向混沌》页6，（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北京）
　　17黄秋耘《风雨年华》页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北京）
　　18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页3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北京）
　　19黄成勇《访冀汸》（《博览群书》1997年2期，光明日报社，北京）
　　20《内部参考》页24，（1957年2212期）
　　21《内部参考》页58，（1957年2225期）
　　22《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二十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的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中的清队中，自杀的有十八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四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五十九人。上海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四十一人自杀。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十四人自杀。陕西安康县“一打三反”中的二十人自杀。（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222、223、225，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1968年当时北农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前后共有３６个人自杀。（点滴《196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自杀风》《华夏文摘》242期，美国）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挡案。
　　23.1998年12月12日8版《文汇读书周报》（上海文汇报社，上海）
　　24赵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2000年第1期《炎黄春秋》12页，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北京）
　　25、89季羡林《牛棚杂忆》页74、7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26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页202、20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北京）
　　27张中行《流年碎影》页401、5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28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说》，（《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3月22日3版，文汇报社，上海）
　　29艾晓明《血统》页351，（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广州）
　　30程念著、苏帆译《上海生死劫》，（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北京）
　　31章廷桦《同窗钱瑗》，（《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文汇报社，上海）
　　32、33、34、35、36来源于王友琴主编“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页。
　　37孔令朋《今生今世》页245，（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
　　38《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39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学纪事》下册页652、658、675、676）。
　　47顾训中《想起了顾圣婴》）（1998年3月23日《文汇报•笔会》第8版，上海）
　　48《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提供。
　　50刘自立《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北京文学杂志社，北京）
　　51黄世瑜《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汇报•笔会》12版，上海）
　　52者永年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转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6版，上海）
　　53向继东《历史是不能欺骗的——读杨第甫先生的两本书》，（1998年12期《博览群书》，光明日报社，北京）
　　54陈四益《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花城出版社，广州）
　　55唐振常《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上海）
　　56、57、58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页157、2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上海）
　　59、60高建国《顾准全传》页588，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上海）
　　61、62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247（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63赵园《另类》，（《天涯》杂志2000年1期页80，海南作家协会，海口）
　　64、6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提供。
　　66、67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7、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上海）
　　68彭小莲《他们的岁月》页11，（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上海）
　　69卢叔宁《劫灰残编》页6，（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0《杨兆龙法学文选》页50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1杨团《我的父亲母亲与〈思痛录〉》，（《老照片》第14辑页44，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
　　72散木《丁则良先生》），（《博览群书》2000年7期页52，光明日报社，北京）
　　73、74、75、76南开大学教授张汉如先生提供。
　　77、78、79来源于“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79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来往的文人》页127，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上海）
　　80谢蔚明《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页52，山西省作家协会，太原）
　　81陈劲松《魏京生传》页63，（太平洋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5月，香港）
　　82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页31、32，（明镜出版社，1996年12月，香港）
　　83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宁宗一先生、中国作协陈丹晨先生提供。
　　84、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中译本）页128、174、20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杭州）
　　85、87、88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页23、27、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
　　86转自《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丁抒文章。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于香港
　　本文作者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至四月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访问研究期间完成此文。对于该中心熊景明女士和其它工作人员所给予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介绍：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太原人。1980年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着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重说闻一多》等。

By 爱思想

《圣经》中有个故事。上帝对信徒亚伯拉罕说：请杀死你的小儿子以撒。啊？为什么啊？虽然很不解，但这是上帝的指令。经过所有父亲都会有的纠结后，亚伯拉罕决定服从上帝，把自己的儿子含泪放上祭坛，并举起短刀。刀落下去的那一瞬间，天使及时出现，阻止了悲剧。

我不是真想杀你儿子。我只是想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绝对服从。

这就是“服从性测试”。

只有通过服从性测试，我才相信你能做到：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实在不理解，就在无条件服从中加深理解。

你觉得，是有道理才服气的员工更好管呢，还是无条件就服从的员工更好管呢？

当然是无条件就服从的员工更好管。让员工服气要靠领导力，而让员工服从只要靠权力就行。

但是，这就需要愿意服从的员工。所以，服从性测试，无处不在。

强盗，用“留个把柄”的方式，对小弟做服从性测试。甲方，用“改来改去”的方式，对乙方做服从性测试。女生，用“无理取闹”的方式，做男友服从性测试。

那么，公司领导的服从性测试的方法呢？那就太多了。比如，做出一副生活不能自理状，看看下属会不会帮他拎包，帮他打伞，帮他开车门。

有一次，飞机摆渡车上。一个处长狠狠打电话骂助理：你怎么收拾行李箱的？少带了东西！这下我怎么办？！一副生活不能自理状。

然后处长突然挂了电话，一跃而起，帮一个正在上车男士把箱子一把拎上车。后来听对话，知道这是局长。

刚刚还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突然“为母则刚”，开始对另一个生活更不能自理的人，悉心服务。

真的是职位越高，生活自理能力越差吗？当然不是。

这种单向的不能自理，本质上是制度化的“服从性测试”。拎箱子这种小事你都不能奋不顾身，那以后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怎么能指望你绝对服从？

回到最开始的新闻。劝酒，也是传统的“服从性测试”项目。

领导：小王，这杯酒，我敬你。

小王：领导，哪有您敬我酒的道理。您折煞我了。我一直和同事们说，我特别仰慕领导的魅力，特别感谢领导的栽培。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参与重大项目，好好报答领导。您的恩情，我一直都记着。有任何用得到的地方，以后您随时吩咐，我一定随时唯领导马首是瞻。这三杯，我先干为敬。

领导：慢点慢点，别喝多了。你脸都红了。

小王：没事的，领导。我平常不能喝酒，一喝酒就过敏。但今天就是高兴。

领导满意地点了点头，微笑地转过头去，开始测试小张。

劝酒，不是酒文化。劝酒，是酒文化中的恶习，是对酒文化的扭曲。

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个恶习已经好了不少。但是，估计要随着1-2代靠喝酒上位的领导退位，才会有大的改观。

为什么？因为如果突然不劝酒了，那领导们年轻时不就白喝了，白练了，白被测试了。我经历的苦难，凭什么你们就可以不用经历一遍？

但是，我还是想试着劝痴迷于劝酒，痴迷于服从性测试的领导们一句话：真正的领导力，来自内心的追随，而不是行为的服从。

By 刘润

过去两周的加密货币收益回报是今年最强劲的，加密货币指数上涨了约25%。这波上涨始于7月26日星期一亚盘时段，比特币在两小时内飙升15%。

　　当时金融博客零对冲指出，比特币突破3.5万美元的水平引发了空头仓位的止损。

　　瑞银策略师Alexey Ostapchuk也在他的每周“加密货币指南针(37.920, 0.51, 1.36%)”报告中写道：

　　“从技术性质来看，比特币价格势头在38.2%的斐波那契回撤位上失去了动力，这与我们的看法一致，延续了5月份以来的明显下行趋势，现在4.1万美元左右的价格成为直接阻力。在此之上的阻力是200日移动均线附近的4.5万美元，然后是50.0%和61.8% 斐波那契回撤位，分别接近4.7万美元和5.1万美元。”

　　加密货币领域的其他货币都被卷入了购买狂潮，比特币现金（BCH）、以太币（ETH）和瑞波币（XRP）随后表现最为出色。

　　Copper.co最近对链上数据的分析证实了瑞银的观察，并反映自比特币在5月底跌到35000美元大关以来，中小投资者已经恢复增持。事实是，根据链上指标，加密货币进一步跌至3万美元的事实被视为一个具有平均成本效益的买入机会。简单地说，散户买得更多。  

　　往更深一层来看，Copper发现自从今年开始来，链上数据显示，持有不到1枚比特币的实体增持了价值13.7万美元的比特币，相当于新开采供应量的72%。与此同时，矿商余额自今年年初以来实际上有所增加，这意味着并非所有挖出的比特币都进入了市场。

　　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在谈论少量的比特币，但结合环境来看是很重要的。这些小额比特币的累计金额是特斯拉目前收购的三倍多，也超过了Micro Strategies收购的10.5万美元。有一个关键点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些投资者的需求一直非常稳定。

　　就拿2021年来说，持有0.01枚和0.1枚比特币的实体就增持了4万多美元。持有0.1到1枚比特币的实体大幅增持了8.6万美元。

　　自2013年底比特币首次突破1000美元以来，这些实体的持有量从未出现过连续一个月下降。自2018年比特币见顶，从近2万美元跌至3000美元以来，实体持有增加了近50万美元，每个月都有增长。

　　这不包括机构买家。尽管没有实际数字，但还需要考虑的是，交易所上的比特币也显示散户投资者正在增持。

　　小投资者也可以有大影响力。这些投资者是想从比特币中分得一杯羹吗？或者可能是交易员将收益转化为比特币？虽然这个问题还无法回答，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行动还是相当准确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以太坊的交易量超过了比特币，以太币成为最大的加密货币并且其波动性低于比特币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瑞银策略师还指出，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相比，大多数替代币距离最近的历史高点仍远得多。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是谁在购买比特币呢？

　　据Ostapchuk称，主要的比特币买家仍然是中等规模的“鲸鱼用户”，他们持有1万至10万枚比特币。 

　　瑞银的Ostapchuk总结：

　　“散户趋势低于正常水平，大多数加密货币的价格还有发展的空间。”

By 金十数据

“在激烈的斗争中，我想到毛主席，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毛主席的声音，让方忠谋发抖吧！”

——摘自张红兵检举母亲的材料

【导语】这是一个真实到令人心碎的故事，“亲亲相隐”才是符合中国人基本人伦的举动，“大义灭亲”则是破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希望中华大地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灭绝人伦的悲剧了……

被押赴刑场的母亲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四里八乡的人们争相会聚到县政府旁的空地上，赶着看一场盛况空前的万人宣判大会。人们拥挤着，踮脚翘首望向主席台，上面正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短发、白净的40多岁妇女。

“挂着大木头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然后是红笔大叉。抓住她的头发往下按，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她脖子一梗，头一偏，又抬起来了。”

喧嚣的人群中，16岁的张红兵也远远地望着台上那个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亲。当宣读宣判结果的时候，整个万人会场安静了下来，张红兵清晰地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方忠谋被拉上汽车，背后插着亡命旗，押赴刑场。刑场就在固镇县三八河东岸，距离县城两公里，那里有一块荒野洼地。人们奔跑着、追赶着刑车，生怕赶不上围观枪决的时刻，路上尘土飞扬。张红兵脚步沉重地裹在人流里。

“我都没到刑场去看母亲被枪打死那个血淋淋的场面，我真的不忍心去看。我离得很远。”

陈晓楠：你那个时候怕跟她的目光相对？”

“怕。”

在母亲生命的终点，张红兵内心涌动的复杂情绪难以言表。因为正是他，亲手将母亲送上了断头台。

▲ 张红兵和母亲方忠谋

那个黑色的夜晚

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那天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张红兵刷碗，方忠谋给丈夫和儿子洗着衣服，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开展家庭讨论。

“这时候母亲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印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她指着这一行字说，这是别人说过的话，毛泽东引用的。”

听到母亲这样说，张红兵勃然作色：“你这不是在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毛主席语录怎么是别人的？我说方忠谋，你不能用语法问题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16岁的张红兵是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之一，小学还没毕业，就加入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队”，对毛主席极为崇拜。此刻，这个忠诚的红卫兵愤怒了。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张红兵立即对方忠谋进行了批判。但一向从不爱与人争辩的母亲，言辞却越来越激烈。

“她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这个可不得了。我就更对母亲不能容忍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都被关进大牢了，你还在为他翻案。到后来母亲又说出了一句让我们震惊万分的话：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这下就更不得了了，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

话音一落，一家人惊骇万分，攻击诬蔑伟大领袖，这样的反动行为足以招来最严酷的惩罚。深夜的张家小屋就像是惊涛骇浪里的小船。一直看着妻子和儿子争吵的丈夫张月升，此时再也无法沉默了，他站了起来：

“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坐在藤椅上，拿起父亲的香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从小到大，我从没见过母亲抽烟，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烟来了。她一边抽烟一边说，那还不好写吗？我敢说、敢想、敢干，就敢写。”

拿到了妻子的“罪证”，张月升立刻走出家门，向军代表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张红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亲还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自己又匆匆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

▲ 张红兵揭发母亲材料

陈晓楠：你意识到你写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向军代表报案，把母亲抓起来。从幼儿园到小学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陈晓楠：这个时候在面前的这个人？

“不是母亲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变成了一个阶级敌人了。”

陈晓楠：就因为那两句话？

“对，简直是青面獠牙的魔鬼，瞪着血盆大口，就在那一刻。”

“大义灭亲”之后

由于父子二人的揭发，“重大反革命”方忠谋被当场缉获。在长长的揭发材料的结尾，张红兵和父亲都写上了“枪毙方忠谋”的字样。同日，张月升还写了离婚申请，和代表儿子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方忠谋毫不犹豫签上了“同意”。

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张家父子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小县城里很多百姓，却对他们出卖亲人的行为，暗地里指指戳戳。有人说：张月升肯定在外面有女人了。

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枪决，她也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

▲ 宣传张红兵“大义灭亲”的漫画

方忠谋死后，张方两家也彻底断绝了往来。方忠谋娘家遭到了冲击，二妹忧愤而亡。而张家也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眷顾，“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张红兵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没有获得进厂、升学或当兵的机会，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张月升则又在后来的大小运动中，经历两次挨整和被免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

1976年，十年动荡岁月结束，之后的两年，极左思潮统的统治开始松动，对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渐蔚然成风。然而就在全中国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的时候，张红兵却彻底茫然了：自己曾经坚信的革命理想，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难道都错了吗？

1978年末，多年未见的方忠谋的弟弟方梅开突然找到张家。当时文革的平反工作，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展开，方梅开决定给姐姐伸冤。不久，张红兵父子在报纸上读到了张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长叹，张红兵也终于明白，他对父亲说：“我们当年真的做错了”。

▲ 张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张月升，左三方忠谋

母亲，是张红兵生命当中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一个词汇。方忠谋死后，张月升把和方忠谋有关的照片、字迹全部统统都毁掉了。而把这个几乎被抹去的母亲，重新“找回来”的过程，强烈地冲击着张红兵。当年他写的是揭发材料，而这一次写的，则是申诉和平反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母亲为何在那个黑色的夜晚忽然爆发？这一巨大谜团，也在张红兵的回顾中，呈现出惊人的答案。

母亲的真相

在张红兵的印象中，母亲方忠谋一直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和一个虔诚的革命者——她曾为一个大出血的产妇献血；一个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浓痰堵住气管，方忠谋冒着传染的危险，用嘴吸痰，救了对方一命。

但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个夜晚，她会突然歇斯底里、举止癫狂呢？在仔细翻阅了父亲、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时，那些尘封的琐碎细节所揭示的真相，令张红兵五雷轰顶、如梦方醒。

▲ 年轻时代的方忠谋

1949年，23岁的方忠谋，受地下党父亲方雪吾的影响，加入了解放军，作为护士参加了渡江战役，荣立二等功。但一年后，在家乡的土改运动中，父亲却被当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镇压，方忠谋也受到牵连，被当做“特务嫌疑、内控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早日入党，她也曾向组织检举揭发过父亲，要求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不断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积极拼命，做到了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的职位。

1966年文革伊始，是张家人政治生命最荣耀的一年——方忠谋的大女儿张芳被选为固镇县师生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然而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周，张芳就因为串联时传染了流脑而病发身亡。

女儿的死极大地打击了方忠谋，她就像祥林嫂一样四处找人倾诉丧女之痛。据弟弟方梅开回忆，方忠谋曾对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大胖（张芳）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

然而还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夫妻二人又先后遭受冲击。张月升首当其冲被打倒，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他被戴上高帽游行、批斗。方忠谋作为“走资当权派的臭老婆”，也经常被拉去陪斗。13岁的张红兵则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斗。父亲被打，母亲护着父亲，拳脚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挨完批斗，方忠谋默默地陪着丈夫，在夜色中蹒跚着走回家。

“从我记事，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和母亲这样亲密过。他们走得很近，几乎是肩膀靠肩膀，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回家以后就觉得肾脏疼痛，然后就尿血了。父亲开始流眼泪啊，母亲就在旁边安慰他：你要想开一点，你算什么呀，彭德怀元帅那么大的功劳，不也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就从家里面找来一块布、一些棉花，一针一线的缝了厚厚的两只护膝。再罚跪的时候垫上，可能好受一些。”

▲ 被批斗的张月升（右下角戴高帽者）

不久之后，方忠谋也在劫难逃——受父亲方雪吾的牵连，她被县医院隔离审查。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谋都要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低头请罪，其余的时间就是在扫厕所、给医疗器械消毒，双脚胀得连鞋都穿不下。隔离一年之后，组织上终于允许她回家吃饭睡觉，这次回来之后，方忠谋的言行日渐怪异。

张月升揭发材料——

1970年2月7日以来，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如：经常睡不着觉；几次提起已死的女儿张芳，哭哭啼啼；做家务时拿东忘西；她每天睡觉前有洗脸的习惯，有两晚洗了脸之后又洗一次；说话有些颠三倒四……

炙热信仰的幻灭和残酷生活的双重打击，最终压垮了方忠谋。事发当晚，在讨论文革时，方忠谋和丈夫儿子争执起来，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惊骇不已的父子俩完全当作了“猖狂的反动行径”加以举报、揭发，他们不明白，当时的方忠谋精神上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然而，在文革当中，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疯子，就真的会被放过吗？

无法放下的十字架

张红兵当年写下的一切，把母亲钉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个曾经钉子一样砸在母亲身上的词句都反弹回来，让他锥心彻骨。张红兵痛哭着写了近一个月，61页。他把申诉材料初稿读给父亲听，父亲沉思了半饷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

1980年代，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电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他读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写的《猿说》，如遭雷击。

“有一种猿猴，猎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亲这样下场，抓、撞、反抗，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文章最后说，猿猴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面痛骂自己：张红兵啊张红兵，你畜生不如啊，动物还有亲情，还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吗？”

“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担心她会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可是妈妈不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消失了。”

2013年，张红兵在网上看到某些人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再搞一次文革”等言论，再也无法沉默了。他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个文革“逆子”的忏悔》的文章。在文中，他像当年做“大义灭亲”报告一样，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我愿意作一个反面教员，把我家庭里面发生的这件惨绝人寰的惨剧，展现给世人来看。把这一块血淋淋的伤疤，揭开来给人看，让大家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间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个悲剧重演。”

陈晓楠：有的人会说因为它是时代造成的，并不是自己造成的。

“从负责来说，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个人的归个人。”

陈晓楠：你并没有打算放过自己？

“没有，我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并不因为我现在公开地说出这件事情，它就消失了，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

By 古越品逸轩

大量的中国家庭用三句话就能概括：

一个极度焦虑的母亲

一个缺席的丈夫

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巨婴

巨婴，不是说这个人心态幼稚， 而是说他的心理结构。他的反应模式停留在婴儿期 ，而且是早期。所以武志红就讲：你看中国人的很多习惯就像婴儿。

婴儿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主要是三条 ：第一叫母婴共生 ，第二叫全能自恋，第三条叫偏执分裂 。

听起来好像是很高大上的心理学名词，其实我稍一解释你就明白了 。

因为婴儿生下来0到6个月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 。一切吃喝拉撒睡玩都得靠母亲来伺候他，而且这个时候他的主观意识， 其实分不清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区别。

母婴共生

所以这个时候的婴儿和母亲，是完全的共生体 。这就叫母婴共生。但是当孩子进入了成人，心理模式上还是和婴儿期一样， 就叫做病态共生。

婴儿母婴共生期其实并不长，只有0到6个月这一个阶段 ：从六个月到三岁 ，这叫分离期，或者叫个性化期。因为婴儿终于明白了：我是我，世界是世界，我和外界是有边界，是有间隔的。

三岁之后，这个心理就继续发展，他的世界面对的关系变得很复杂 ，他有爱，有恨 ，有的爱中夹杂着恨，有的恨中夹杂着爱。

所以从三岁开始，一个婴儿他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要处理越来越繁复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人格形成的过程。

但是一个巨婴，他的心理状态就一直停留在六个月之前。他发展不出间隔期，他也发展不出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原来我们称婴儿叫母婴共生，但是如果成人之后你还这么共生，就叫病态共生。

在中国文化当中，母亲扮演的那个角色是非常突出的。中国典型传统文化应该是父权社会。但是你看，中国有所谓《二十四孝》 ，你真的把那《二十四孝》摊开看看，孝敬母亲的是主。父亲在里面其实并不多。

这为什么？在文化学上，这称之为叫大母神。就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那个共生关系，或者是控制关系，是这个文化的主调。可能社会权利是由男性——父亲来掌握 ，但是家庭的权利其实是由母亲来掌握的。

在现在国家中，有两个国家还有这样的文化遗迹 ，就是中国和韩国。至少有两个现象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这个两个国家却很普遍。

妈宝男

第一 ，叫妈宝男：一个男孩子 ，堂堂男子汉，二十多三十岁，甚至已经娶了媳，天天跟妈在一起 ，听妈的话 ，甚至不跟老婆睡。

这样的例子我估计你也听说过。

我原来在一个小单位当小头目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实习生。这个男孩也很帅，业务能力也非常强，谈笑风生。但是当天晚上他妈居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各种拜托，说孩子不懂事，你该骂骂该打打。

我说阿姨，这男孩子这么大了，不轮到你跟我说这种话 ，有什么话他跟我说。

后来果然实习期结束。他妈说不能在北京发展，“我在老家已经给你找好了公务员的岗位”，然后把他给调回去了。

这个男孩后来发展得不错，因为他自己努力摆脱了这种母子共生，要不然这辈子可能后悔药有得吃了。

婆媳矛盾

那婆媳矛盾就是典型的第二个现象了。中韩这两个国家都有。你从影视剧里能够看得出来。

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说当妈不容易啊，费了好几年时间才让他学会穿裤子，你一个小妖精一来，一秒钟就让他把裤子给脱了。

所以能不产生这样的争夺矛盾吗？就是原来的母子共生关系突然被打破，大家心里受不了嘛。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局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按照武志红老师的分析,这是一根链条，一个循环。要命就要命在它是个循环。

共生绞杀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庭应该什么样。

西方人有一个说法：一个人出生两次，第一次是作为婴儿来到世界，第二次是通过恋爱和结婚，用爱的力量去疗愈自己童年的创伤，然后通过爱的力量重新组建家庭。

所以家庭关系的定海神针应该是夫妻关系。

正好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家庭做得不好。

很多人其实从小就没有学会怎样去爱。一旦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变成了又是共生关系，而且产生叫共生绞杀。

共生绞杀是怎样呢？就是妻子希望把丈夫拉回到家庭。但是丈夫呢？因为不会爱，又要躲避这种拉扯的关系，所以要找各种借口逃避，例如，我养家不容易啊……就要脱离出这个家庭。

一旦生了孩子之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更加恶化的局面，就是妻子既然拉不住丈夫，就把全部共生的纽带和孩子绑在一起，把孩子变成自己生命全部的寄托。

所以，中国很多家庭一旦生完孩子之后，家庭的重要次序马上就变了。孩子变成这个家庭的核心，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成为家庭的关系核心。

而丈夫呢，马上在家庭中就找不到存在感。

所以三口之家在中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排序：孩子老大，妈妈老二，丈夫老三，在家里是地位最低的 。

但是作为丈夫又觉得这种方式很好，本来我就想逃离家庭，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把孩子推给妻子，更加脱离出家庭。

那种孩子一旦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中国的家庭当中，公公这个角色好像就不存在。

你看很多家庭伦理剧，往往在里面无论是好婆婆还是坏婆婆，那总是婆婆表演的戏份比较大。公公好像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消失的。他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这就是男人的一生，而女人的一生呢，就是我要绑紧这个孩子，要培养这个孩子。

等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他也没有见过什么叫爱，什么叫正常的夫妻关系。所以在中国的男孩和女孩当中普遍存在叫爱无能。

这样的孩子长大结婚，他从小就没见过什么叫正常的夫妻之爱。他从小看到的都是父母感情淡漠，经常吵嘴 、打架、冷战。所以这种爱无能又传递到下一代的家庭。 这可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我们身边见过大量这样的中国家庭，用三句话就能概括：

一个极度焦虑的母亲

一个缺席的丈夫

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那对于这个母亲来说，一生中最大的隐痛就是丈夫：这个男人他对不住我。很多女人生完孩子就跟闺蜜抱怨，都说我们家最没用的就是我老公，什么都管不了。随着年岁渐长，女人对于她丈夫怨气就越积越深。

中国家庭，尤其是老年家庭，老太太天天骂老头的事是不是很普遍？那对于丈夫来说， 他一生中最大的隐痛，就是：我为这个家庭已经贡献了一切，什么钱都给你们了，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 。

那对于孩子来讲， 他一方面摆脱不了这种共生关系，一方面又想脱出这个牢笼，那在现实当中脱不出去怎么办呢？

沉迷于互联网和游戏。

所以中国家庭的很多问题，在这个关系模式和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因。

人际边界

这种家庭共生关系产生的结果是啥？就是中国家庭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是分不清楚的 。所以武志红讲，中国家庭有种浆糊逻辑 ：边界不清。

第一：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的关系我也要管，我们的关系你也要处理。

第二个浆糊逻辑，就是：我就等于我们，你就等于你们，比如说老婆要是跟小姑子闹矛盾，她回家找丈夫毛病：你就代表你们，对吧！

第三个浆糊逻辑，是我们互相之间是不能有边界的。 我的手机回家是要上交给老婆，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秘密， 要共享所有的账户密码。

那第四个浆糊逻辑，连时间上的边界都没有，夫妻之间一吵架，陈芝麻烂谷子全部都兜出来，就是为了几个字：你对不起我。

那这样的家庭共生，你别觉得这种共生是什么好事，这都是共生绞杀。

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很多成人，在心理结构上是个巨婴，就是没有办法摆脱病态共生。

比如说中国母亲有一个现象，叫唠叨。春晚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歌词是：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准备了一桌好菜。你看，爸爸继续缺席，回厨房做菜去了，而妈妈主要负责唠叨。

那啥叫唠叨呢？唠叨不是话多，而是一种超越边界的控制性的咒语。

我在这本书里就看到一个例子： 说我不管做什么，只要在我要做之前，我妈一定会把这话说出来。比如说出门 ，妈妈就会说“穿鞋”；进门说“ 洗手”；东西掉地下 “捡起来”；东西打碎了，“哎呀， 怎么又打碎了？赶紧收拾收拾。”

这些事都是我马上要干的，你为什么要说呢？！

妈妈也没有什么恶意， 这个中国家庭当中太普遍的现象。但是你想，它本质上是个什么？就是我跟你之间没有边界，我们是共生的。你是我的一个器官，我指挥你只好用这种语言，甚至我说的不好听，它是一个咒语，来指挥你。

你不信出去做个实验。有人在走路，你在旁边喊 121 121 。你看，他一会儿就不会走了。

这就是控制给对方带来的那种手足无措。很多人在家庭当中就要承受母亲这种唠叨。

By 武志红

“我们90%的爱与痛，都和一个基本事实有关——大多数成年人，心理水平是婴儿。”心理学家武志红的这个观点，旗帜鲜明地印在《巨婴国》红绿配色的书封上；而书中的配图，是以“闭眼咧嘴笑”的人物形象成名的艺术家岳敏君的作品——一个个都笑得像婴儿，却分明是大人。

　　“岳敏君的作品，主角都是像被抽掉了脊梁骨的人，抽巴的人生，凝缩在抽巴的身体中。很多人反感他的画，但你走在大街上，满眼望去都是这样的图景。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超过6个月。”武志红言之凿凿。

　　“中国人的情感模式都是在找妈”“用表面完整来逃避破碎心灵——逼婚的深层逻辑”“卓越强迫症：不优秀，不配活”……这些让时人焦虑的话题，在武志红看来，都能以“巨婴”理论解释。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武志红。采访结束后，记者也不禁想扳着手指数一数，我几岁了？

　　巨婴心理特征：共生、全能自恋、偏执分裂

　　“一个人有生理年龄，也有心理年龄，一个民族，也可以说有一个集体心理年龄。国内的精神分析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有超过一岁。而我还有一个更激进的判断——没有超过6个月。这样的成年人，是巨婴；这样的国家，是巨婴国。”武志红说。

　　1995年，还在北京大学念心理学时，武志红立下一个颇为宏大的心愿：一定要搞明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2010年前后，他对“孝道”“中国式好人”的分析自成一家；2012年12月14日——他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他去电影院看了《一九四二》，电影临近结尾，那个肥头大耳的军需官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等着小女孩来伺候，“天哪，这不就是个巨婴吗！”武志红心里喊了一句，这种感性的认识把此前理性的思考都串联到了一起。

　　共生、全能自恋、偏执分裂，这是武志红总结的巨婴的三大心理特征。

　　6个月前的婴儿觉得，自己和妈妈是一体的，甚至和世界都是一体的，“这种共生心理，就是集体主义的源头”；婴儿觉得，他一动念头，世界就该围着他转，“这是婴儿和巨婴最核心的心理，在任何一个共同体内，巨婴们都在争夺唯一说了算的话语权”。

　　而共生和全能自恋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共生绞杀”：我必须和你共生在一起，我不能独自生存，而你必须听我的。“这在一切中国式关系中都可以看到，比如孝顺：父母不能独自生活，必须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而孩子必须听父母的。”武志红说。

　　小婴儿眼中的世界非黑即白，活在极端对立的两种感觉中：一旦被照顾得很好，全能自恋得到充分满足，他就会有神一般的感觉；一旦没有被照顾好，他就陷入彻底无助，同时也会生出暴怒。由此引申，武志红在做咨询时发现，国人多有“卓越强迫症”，“一个集美貌、学历和富有家庭于一身的女孩甚至对我说，无才华，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人觉得，巨婴的理论过于惊世骇俗，但武志红觉得，其实很多人在用不同的方式阐释同一个问题。“比如，我在书中用了很多岳敏君的画作为插图，他画的就是巨婴；孙隆基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人的国民性”。

　　武志红说：“我将我的发现、我的感觉分享出来，至此我的工作就已完成，至于读者如何看待，那是读者的事情，不是我能掌控的了。”

　　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现象都可以用“巨婴”解释

　　“《巨婴国》是在解读中国人的国民性，我们社会多数人是巨婴——包括我在内。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现象都可以用巨婴理论去解释。”武志红说。

　　比如，催婚——典型的共生。

　　学者孙隆基在其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写道：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一个人是不完整的，他甚至不能构成存在的单元，他们会被排斥在家族体系之外，或者被忽视得厉害，必须结婚生子构成了一个完整家庭，才会构成一个被尊重的独立单元。

　　武志红说：“共生，是逼婚、催婚、急着结婚等类似问题的原因。这是一个全社会都焦虑的话题——你怎么还没有结婚生子成立家庭？你不正常吗？”

　　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好处，可以貌似活得像个正常人，以逃避内在的不完整。武志红讲了一个故事，一户人家的儿子得了精神分裂症，父母想到的一个解决办法是，给他盖一处房子，再娶个媳妇。“这种可怕的逻辑，就是用‘我的孩子还能成家’的表面完整，去掩盖儿子精神已经彻底破碎的真正事实”。

　　比如，买房——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婴儿必须要获得的。

　　武志红说：“关于安全感，国人容易有单一的物质化界定，比如，车子、房子。没有房子就不能结婚，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丈母娘推动了中国的房价。并且，国人也总是在劝那些在婚姻关系中没有爱情的人，‘别贪心，不可能得到一切’。”

　　比如，路怒，就是典型的偏执分裂。

　　2013年7月，北京大兴，一名男子在停车时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发生口角，男子竟然抓起婴儿活活摔死在地；微博上流传一个视频，一名男子不知何故将车停在红绿灯前，占了两个车道，不仅如此，男子还冲下车挨个辱骂后面的车主，并猛踹这些车——“这都是自恋型暴怒，我是神，你不听我的，我让你去死。”

　　甚至连《甄嬛传》《芈月传》等宫斗题材电视剧的收视热潮，都能用巨婴理论解释。“皇帝，就是全能自恋被充分满足的人，他一发号施令，整个世界就要围着他的意志运转。中国的男人多有一个皇帝梦，而中国女人则多有皇太后梦——通过控制儿皇帝来控制世界。影视中的乾隆戏受欢迎，因为在讲皇帝梦，而《甄嬛传》《芈月传》则是在讲皇太后梦”。

　　“在我们的文化中，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人，都极容易是巨婴。再重复一句：我也不例外。”武志红说。

　　巨婴，巨婴，怎么长大

　　当“几零后”成为区分人群的标签，可在武志红看来，一代一代人的巨婴程度几乎不相上下，所不同的仅仅是“50后到70后还是假成人、真巨婴；80后到00后则从内到外都是巨婴，不然哪来这么多‘宝宝’的流行语”。

　　武志红说：“巨婴最重要的心理特点是共生与全能自恋，结合在一起构成共生绞杀。所以和巨婴相处的核心，就是该如何面对这份共生绞杀。”

　　第一个关键是懂得界限，即，你是你我是我，特别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关系，如父（母）子、夫妻之间，也是如此。第二个关键是懂得你不一定非得听谁的，甚至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愤怒地还击对方，将入侵自己的对方推开。第三个关键是与你珍惜的巨婴建立起饱满的关系，当你们有了深刻的深度链接后，共生和全能自恋，就会消退大半。

　　武志红提醒，不要想着帮巨婴长大，这样你就太自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爱是深深的理解与接纳。所以，如果你和一个巨婴关系很近，就要首先尊重他是巨婴的事实，理解并接纳他的合理性。

　　“走出或孤独或自我的状态，与另一个生命或社会建立起有充分链接的关系，一旦实现了这一点，意味着各种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武志红说，成年人之所以是巨婴，一个原因是，希望能有机会，再退行到婴儿状态，被好好满足。既然如此，何不直接拥抱认可自己现在的状态。做你自己、让爱活出来，这是武志红给巨婴——也给他自己的答案。

By 武志红

孝道是儒家的核心，而武志红强调，几大儒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和朱子等，都算是寡母家庭，要深入理解孝道须先对“圣人”进行“精神分析”。

“我的确认为，孝道是各种中国式问题的源头，有时会说它是大恶，恶之源。看历史，则觉得，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是大家长控制一切的集体主义，而孝道则是维护大家长权威的最有效的东西。它还导致了各种精细的心理问题。”

他还引用一个男孩的话：“孝道的效用，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生孩子享受一下做皇帝的感觉。这是孝道的真谛——让家长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孩子面前。”

去年武志红的一条微博感慨，已经引来高达2034的转发量：“孝道，就是婴儿式父母们发明的吧。本来，父母要做孩子的榜样，以他们的强有力的掌控感，让孩子获得安全感，并内化他们的力量；但孝道则相反，是婴儿般的父母们活在他们不能掌控的世界中，他们倍感无力，所以要掌控孩子，好获得一点安全感。孝道，就是把这个心理游戏给合理化了。”
几天前，武志红又一次在微博遭到批评攻击，来自心理咨询师建评的《武志红说孝道是大恶，建评的五点意见》，并被因央视《心理访谈》成名的杨凤池转发：“有人只为搏眼球”，建评则指责武志红“说一套做一套”。武志红并未反击，只是简单地回复，这些对他的武断评论“听下去真像活在敌意妄想中似的”。
武志红解释说，最初解构孝道并非有意识，现在则越来越清晰。重要的是人性的复兴，“人要活得像是一个人，而不是某种规则下的看似正确的东西。”
以下是《孝道是人性的逆袭》全文。

一、
孝这个字，传统而温柔一点的解释，是孩“子”承载着“老”人；残酷一点的解释，是看孩“子”一刀，再把孩子埋到“土”里。
不过，孝这个字，其实有点空，真正要命的，是“顺”这个字。
顺，即孩子“顺”老人的意。这样做的代价是，孩子的真实自我被牺牲了。这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哲学乃至现在的客体关系心理学都是相悖的。以我有限的知识看，犹太——基督教文化中没有孩子“顺”父母这回事。

二、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开始，影响世界的心理学家们有一个一致的看法，要将孩子养好，关键是，在孩子尚是婴幼儿时，父母，尤其是妈妈，要“顺”着孩子的意。
为什么要顺孩子的意？
英国心理学家温尼克特说，要想让孩子能保持生命最初的活力，他需要有一种感觉——他可以自由地使用妈妈，满足自己的种种需求。
温尼克特还说，孩子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自我，是真自我，是生动而流动的，放松，专注，并天然地富有创造力。相反，孩子以妈妈的感觉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自我，是假自我。
孩子之所以构建假自我，是因孩子发现，他除非能敏锐地捕捉到妈妈的感受和想法，去满足妈妈的情绪，否则妈妈不会关注他。
孝道，就是在鼓励孩子发展假自我，不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成为他自己，而是以父母的感受为中心，成为父母期待中的那个虚假的人。
假自我的核心是恐惧，对孤独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许多失去了自己、永远都在无意识地捕捉别人意图的来访者，当深入地聆听自己内心的恐惧时，会出来这样的话“妈妈，不要不理我”“妈妈，抱抱”“妈妈，看我”。
察言观色之本领的核心是恐惧！“顺”父母的本能也源自恐惧。最深的“顺”不是源自对父母打骂的恐惧，而是对被妈妈抛弃的恐惧。

三、
顺父母意，其境界远不如顺婴儿意。
道德经中说，复归于婴儿。
太多人则发现，生养了孩子后，自己变得更健康了。
这是因为，成年人的心常被世俗和成见所蒙蔽，变得狭隘而僵硬。相反，婴儿的心，却是流动、轻盈，且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四、
孝道是儒家的核心，而几大儒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和朱子等，他们都算是寡母家庭。
孝道，的确是被统治者利用了，但这些圣人们，他们所倡导的学问，首先源自他们的内心。在我看来，他们的学问，并非是为了迎合统治者。
要深入地理解孝道，就必须深入地理解这些“圣人”们的内心，必须对他们的内心进行解析，必须对他们与母亲的关系进行细致的了解。
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和作为后精神分析学派的客体关系心理学，是了解这几位圣人乃至我们自己内心的极佳工具。
这些从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治疗中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都认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轮回，即，我们成年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由童年时与父母的人际关系模式的轮回，其中，母子关系的影响尤为关键。
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是恋母情结，即男孩对妈妈的复杂情感。这是解析圣人们的利器。不过，在这个国度使用精神分析解析圣人，那要慎之又慎，希望我以后衣食无忧后，拿上3-5年的时间，专心研究圣人的人生与学问，就此写一本《中国圣人》。

五、
我们的文化，克制个人欲望。
阉人阉割了性欲。
圣人阉割了物欲。
但他们都有权力欲。
这是我们文明的一体两面。

六、
假自我，在温尼克特看来，是心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孝与顺，就是在整个民族的范围制造假自我。
假自我，是我们的民族性，也即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
在这个民族内生存，最好顺应这种民族性。
所以，官员们的言谈举止，都很像是阉人与圣人的集合体，既强调性纯洁又强调不贪，但背后，他们的欲望泛滥。
所以，电视上的心理学家，都很像是有一对大乳房的好妈妈，永远都在扮演一副爱哺育孩子的形象，但他们的欲望，总要在一些地方安放。
我们不敢呈现性欲，怕被阉割。
我们不敢呈现物欲，怕被蔑视，也怕被剥夺。
弗洛伊德则称，性欲与攻击欲，是人类的两大动力。温尼克特则说，欲望，即活力。
我们伪装得没有欲望，伪装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也缺少了活力。

七、
前不久悟出一句话，不敢直接写，后来借助一个北韩圣人的事迹写了出来：
在一个真理被逆转的社会，做一个一本正经的好人，就等于是一个SB。
该北韩圣人，是为了拯救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殉身。
我们，有多少人为了愚孝而殉身。最可怕的是二十四孝中的那些故事，那妻儿的肉与命，做了对父母（多是母亲，很有趣的一点）愚孝的祭奠。

八、
被假自我束缚住的人，会有强烈的动力走向相反。
所以，倡导孝道的中国，其实做不到“尊老”；整天喊“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实际上是对孩子最残酷的国度；我们特别讲道德，其实最不道德；私德已不怎么样，公德更是没有……
这一切看起来糟糕至极，但其实有一个极具价值的深切动力——我们通过糟糕的方式追求真自我。

九、
孝道，并非仅是统治者的需要，也是出自我们对真自我的恐惧。
真自我，稍深一层是欲望，与彰显自我的张力，譬如物欲、性欲与攻击欲，更深一层是爱的流动。
我们首先缺爱，觉得爱怎么都得不到，而爱的最初表现方式，就是母爱。
接着，我们是恐惧自己裹挟着攻击性的欲望。
孝道，其实对爱绝望的孩子们的一种防御。本来就没获得什么母爱，但却说“父母怎么做都是爱”。自欺欺人！

十、
父慈子孝，君仁臣忠。
这个貌似正确的说法其实藏着根本性错误。父亲再慈爱，君主则英明，也不能替代子与臣自己的思考，更不能取代子与臣的灵魂。而独立思考，是灵魂的一个最基本需求。
一颗真正独立的灵魂，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灵魂，才可以入道，才有资格进入“臣服”。
这个臣服，不是臣服于某人，如父母或君主，而是臣服于“道”。

十一、
父慈子孝，君仁臣忠。
这只是一个说法，一个诱使你孝顺的诱饵而已。毕竟，你听到过对“父慈”与“君仁”的细致解读吗？
我们最常见的人生哲学，都是孝顺的种种变异，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棍棒出孝子”“忠孝两全”等。相反，你听到过多少关于“父慈”与“君仁”的人生哲学？  
我们就靠这么可怜的一两句，来为宏大的孝顺找平衡。
现实中也如此，中国父母们，一直以来，很少有关于如何做父母的有益教诲，而关于如何孝顺父母的愚蠢教诲，则是数不胜数。

十二、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讲，自我实现。
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罗杰斯讲，成为自己。
存在主义哲学讲，存在即选择，选择即自由。翻译成大白话即，你的人生意义，在于你如何做选择，你按照你的意志做了选择，你的人生才有自由。
温尼克特讲，真自我。
……
一些人会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孝顺就是该心理学的核心。
可是，真正最中国的，也势必是最世界的。
最世界的是老子，我们再怎么建孔子学院，孔子在世界上的影响都不如老子的5000言之道德经。
最世界的是王阳明，而王阳明说，我心之外，再无他法。
这些，都是一回事。
我最爱的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则讲，我与你。忠于我的心，才能遇到“你”，你即上帝，你即神性，你即道。
所以，活出真自我的人，势必是最有爱心的。

最后补充一句：美国神话学家坎贝尔说，欧洲现代文明的开端，在于爱情，在于文艺复兴对人性的尊重，而不是要到人自身之外去寻找人应该如何活着的规则。我试着解构孝道，原来是不够有意识的，现在越来越清楚，是希望我们国家的文明，也能开启我们迟迟未开始的人性的复兴——不必到孝道中找答案，不必到任何外在的看似正确的事物找答案，而就从人性自身找答案。
人要活得像是一个人，而不是某种规则下的看似正确的东西。

By 武志红

青音：有一个朋友，我一直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观察，他应该是一个“妈宝男”。这位朋友今年已经34岁了，但到现在也没有结交一段很长很深的恋爱关系。女朋友都是交往几个月就分手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妈不喜欢”或者“她跟我妈有点合不来”。我说：“真的是跟你妈合不来?见你妈了?”“没有，我觉得她那个性格将来肯定受不了”。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经常提到什么观点时就会说“家母曾经认为”“家母觉得”，还文绉绉的。34岁，年纪也不小。刚开始我会想他会是同性恋吗?后来觉得不是。这么多年没有与他人建立过深的情感关系，也没有从嘴里经常表现出对哪个女性有特别的崇拜或者迷恋，他最常说的就是“家母”。

今天我们就着重说一说，妈宝男是怎么形成的。

武志红：“妈宝男”就是妈妈心里头永远的宝贝，关键在于这个状态——妈妈这样看儿子，儿子也一直以此自居，结果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去。你刚才讲的那位朋友，我觉得是“妈宝男”的一种。台湾一位叫做孙隆基的学者在他的一本书里讲的。当然他谈的是美国，他讲美国的弑母文化。美国的电影多数都反映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像《蝙蝠侠》和《蜘蛛侠》讲的都是一个男人如何和自己父亲相处。

孙隆基提出一个词，当然他讲的应该是美国人的体制教育，即“大妈咪”主义，在这个“妈宝男”身上呈现出的就是“大妈咪”主义。“妈妈永远都是对的”“这是我妈说的”“家母说的”“家母认为”。所以你看，“我妈说的”成为他的口头禅，妈妈的话就是圣旨。

所以，在这样的家庭里头，在这样的关系中，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是一个蛮可怜的“妈宝男”——妈妈是女皇，他只是一个听话的小宝贝。不过，是不是小宝贝还不一定，我们首先看到，他是听妈妈话的“妈宝男”，这只是“妈宝男”的一种类型。

还有一些类型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我的女朋友探讨“妈宝男”的现象，后来她就想到我们家的猫，我觉得那个比喻特别好。我们家养了一只加菲猫，最多的时候家里养过七只加菲猫。

我们还养鹦鹉，最多的时候我家有三只鹦鹉。养宠物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猫和鹦鹉干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哇!太可爱了”“哇!你好棒啊!你真了不起!”

青音：鹦鹉也需要这样夸奖?

武志红：不是它需要，而是我们想由衷地夸奖它。比方说，鹦鹉会开它们的笼子，我们一方面会觉得很害怕，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就跑了;但同时我们会觉得，“哇，太了不起了”。由这个话题我们就想到，妈妈是怎么看孩子的。你可以想象，妈妈看孩子更是这种感觉，孩子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了不起的。

青音：要不然朋友圈里那些丧心病狂晒娃党是怎么回事，孩子的任何一点闪光都会令妈妈觉得，“哇，我的孩子不得了，我的孩子竟然会打喷嚏”。

武志红：我的孩子会说话了，我的孩子会走路了，我的孩子会吃饭了，我的孩子会打滚了，我的孩子会这样那样，都会令父母觉得充满新奇。

但作为妻子的女人对此则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妻子需要的是男人，她要的是有力量的，能够保护她的，能够支撑她的，至少是对等的、平等的、独立的，她要求的是一个负责的男人。而且相对来讲，女人期待男人更加有支持一些，所以妻子很容易对丈夫不满，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形。而且在中国很多家庭中，通常婆婆会和小两口住在一起，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在妈妈的眼里，虽然孩子已经很大了，但是孩子仍然是一个小宝贝，她还是觉得，我的孩子很了不起。

青音：我曾经听我一个闺蜜说过她的婆婆。她婆婆来她们家，夏天，她老公还在房间里，她婆婆就把衣服脱了，开始换内衣。她特别惊愕，赶快跟她老公说“你快出去快出去”。这时婆婆自己说，“这有什么关系，他是我喂大的，还能没见过吗”。

没过几天，晚上小两口在睡觉的时候，由于门没有上锁，妈妈凌晨五点钟就起床，推开小两口的门，拿了抹布开始擦床头，小两口被惊醒了。这时我闺蜜说，“妈，你怎么起这么早?干嘛呢?”“没事没事，你们睡。我就是闲不住，看床头有点土，给你们擦擦。你们接着睡。”

  “妈宝男”多是由掌控一切的“大母神”妈妈培养的。

闺蜜觉得，她的生活完全被婆婆给侵犯了，但是丈夫跟婆婆都觉得，这有什么呀?没什么呀。丈夫甚至还指责她说，“我妈来了，这么勤快给咱们干活，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她觉得自己有苦说不出，其实她的老公就是一种典型的“妈宝男”。

武志红：我们前面讲到，对所有人来说，曾经有过一点原因，就是他在作为婴儿的时候，妈妈对于他的关心，令儿子有和妈妈共生在一起的感觉。“妈宝男”的形成原因重点就在于，他和妈妈是一体的。

青音：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

关于我们讲的，一般是在三岁前，结果他现在已经三、四十岁了，还是这样。这就代表他一直没有长大，所以他是妈妈眼里、口里、心里的小宝贝，这就是“妈宝男”。这个话题进一步延伸，其实“妈宝男”是很可悲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画面，我们表面上看到，丈夫作为儿子，似乎心安理得地享受妈妈过来干活，但这只是表面的一部分。

我谈过很多个案，“妈宝男”其实很不享受妈妈和他们紧紧地共生在一起。其实他们恨妈妈，对吧?

武志红：对，他们恨妈妈。因此网上还有另外一个词，“厌女症”——就是讨厌女人，你会看到“厌女症”特别严重的男人。我们可以这样讲，严重的“妈宝男”内心都有严重的“厌女症”，只是他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一部分。

青音：他不是身为同性恋的那种“对异性没感觉”，是由于这么多年被妈妈过分控制、入侵，跟妈妈黏连太多，所以对女性整体反感。

武志红：而且当出现这种情形，他会对他的妈妈表现出好的部分，对另外的女人，特别是他的妻子，表现出“厌女”的部分;所以，做“妈宝男”的妻子，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青音：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我那个闺蜜会说：其实她丈夫跟她很不亲密。结婚前她觉得，她的丈夫对妈妈这么好，她很感动，她觉得以后这个男人一定也会对她这么好，毕竟他这么孝顺。结果她发现，其实不是，他只对他妈妈这么好，对别的女人都不好。

而且，他只对他妈妈好，是因为他屏蔽了他对妈妈“恨”的部分。所以，假如要治疗“妈宝男”，比如，有个“病情”很重的“妈宝男”到我这儿做咨询，我一定会做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到目前为止没有例外过)，他的“妈宝男”病状越严重，妈妈对他的控制越深，他对妈妈的恨意就越重，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他们都想过，把妈妈杀掉。潜意识里有一种想把妈妈赶走，不想让妈妈出现在生活当中的心情。

武志红：孙隆基在一本书中讲到美国的事物文化。他说，从心理学来讲，我们大家知道，这都是想象层面的，潜意识层面的，不是指行为，就是所有孩子都需要在三岁之前，把妈妈给“杀掉”。但这是心理上的，也就是说，他要离开妈妈，他要从母婴关系里脱离出来，而且在这个脱离期，他还需要父亲的帮助才能脱离，其实，这只是心理层面的。

青音：就像《王子复仇记》，我想很多人听到我跟武老师的谈话，可能觉得：啊?把妈妈杀掉?觉得非常震惊。其实这个“杀”我们可以加个引号，就是说，不管这个男人有多大，他都会感受到，对母亲强烈地爱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强烈地恨。我们经常说，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常用恨来表达爱，用爱来表达恨。

武志红：是这样——如果不能恨，就不会有爱;如果不能有拒绝，就不会有亲密。所以，你看“妈宝男”对妈妈好像只有爱，只有亲密，其实这是假的;所以作为妻子，就能经常感觉到，在“妈宝男”旁边，会经受致命的孤独。对于“妈宝男”来说，他必定会认识到，比如刚才讲的，妈妈这样进来，其实丈夫也是会不舒服的，但是他不能表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相当于有一个很大的水库，他对妈妈充满恨，但是他不敢让这个“堤坝”出现漏洞;因为有漏洞以后，他的恨全宣泄出来，他就会发现他对妈妈是恨到这种地步，从而对妈妈很内疚。

所以，“妈宝男”的核心就是，他们对妈妈很内疚。为什么内疚呢?因为他心里对妈妈的恨太严重了，已经无数次，想把妈妈杀掉;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们对妈妈的爱，其实是对妈妈的恨的一种防御，这体现出来会有点复杂。

  孩子需要完成心理上的“弑母”，否则就永远如同吃奶的小宝宝。

青音：但其实也很好理解，简单地说就是，妈宝男的内心其实是不希望妈妈跟自己这么紧密的，但是他的能力又没有发展出来;或者说，没有发展到可以把妈妈推开的程度，其实他的内心非常想逃离，跟妈妈的这种很紧密的关系。但是，由于妈妈又给了他很多，付出了很多，于是他就一边想逃，一边又为这种想逃离的念头感到非常内疚，于是反反复复。所以说，他对妈妈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很沉重的，不是健康、轻松、愉快的情感。

武志红：而且我有一个观察，很多“妈宝男”在很小的时候，或者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半头白发，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直被妈妈困在身边，一直和妈妈共生在一起，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来讲，都是一种很大的桎梏。而且相对男性来说，更是一种桎梏，因为这样男性的雄性力量就展现不出来了。

青音：说到这儿，我们也需要给一些女性支支招。一定有朋友听到我们这么说，会觉得，完了，我老公就是这样——“妈宝男”;或者说，我现在找的男朋友就是如此，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只有离开他这一条路?

武志红：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很悲观。我会这样提建议，也许很伤害一些朋友，但我们真的要注意，如果你给一个“妈宝男”打分，他对妈妈言听计从的程度到了九分，你就不要考虑嫁给他了，因为他已经“娶了”他的妈妈。

而且，我们知道事情是两面的，如果他对妈妈的言听计从是九分，他对妈妈的恨也是九分，但这个“九分”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表达，他只有表达给妻子，作为他们的妻子就会很痛苦。所以我才有这样一个建议，即“妈宝男”的程度在8.5分以上的，就不要嫁了，让他们自己待着去吧。当他们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可以想着去改变。如果是8.5分或者再低一些的，那就可以做些工作，但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青音：对于那些已经嫁了的，老公已经是这样了的呢?

武志红：所以说，这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对于这样的女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她们能做的只是，如果有“妈宝男”过来找我，我对于这种是有办法的，但如果这男人是严重的“妈宝男”，我只能对他们的妻子表示深深地理解和同情。我觉得很不容易，可能作为这样的女性，你要尊重自己的感觉。如果你在这个家里感觉很孤独，很恨，很愤怒，想表达出来也是可以的。

青音：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种方法，比如说，拉他来听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很多心理学的问题就是，当你知道自己怎么了，你就知道自己怎么办了，不需要别人告诉你。所以，可以拉丈夫来听听我们这个对话。

第二种方式就是，如果你内心非常难以排解丈夫这种“妈宝男”的特性对你造成的种种伤害，那么就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还有一种就是，你要自我成长，你要通过自己的独立，通过自己跟他不断地沟通，让丈夫意识到，妈妈没有教你长大，我作为妻子，你可以跟我一起长大。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艰难的过程，而且你需要对他有足够的爱;第四点提醒，也是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太太，既然丈夫已经这样了，千万别把儿子也培养成一个“妈宝男”。

武志红：是的，这很重要，还有就是，别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和自己黏在一起的人。另外做一个补充，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丈夫是“妈宝男”，但你又不想跟他离婚，也不想离开他，作为理解自己的动力，就是把自己过好，把痛苦和孤独留给那个男人。因为，通常男人感觉痛苦的时候，他才会想去改变。

By 武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