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了,蛋壳公寓受害年轻人怎么样了

停电、停水、随时可能无家可归,这是去年蛋壳公寓数十万租户每天面临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没人能知道将持续多久。

看到蛋壳迟迟没有拿出解决方案,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蛋壳租客、房东自发成立了维权群,商量如何应对房东收房、向蛋壳拿回房租。

在漫长的维权过程中,长租公寓的雷虽爆了,但迟迟没人提出过合理的解决方案,维权群里的声音也衍生出不同的声音和“派系”。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发生在蛋壳维权群里的故事:

有的人主张赖在房子里不走,熬到最后一刻,和房东死磕;

有的人则早早发现了蛋壳爆雷的迹象,成功和蛋壳解约,但依然没有收到许诺的房租退款;

有的房东则被逼无奈,不得不强制收房,因而被租客们认定和蛋壳一样是“作恶”的一方,被群主踢出群……

在整个事件中,房客、房东、甚至是租金贷的服务方微众银行都在用各种方式解决问题,而事件的直接责任方,蛋壳公寓,却始终没有给予解决方案。

有的房客总结说,“这届年轻人遭遇过小黄车、P2P爆雷,现在对互联网公司都不信任了”。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下班回家,忽然无家可归了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

11月18日晚8点,Lee一下班就收到朋友发来的文字消息,随同发送来的还有一张图片。

图片是一张贴在房门上的封条,上面显示由于蛋壳公寓拖欠业主租金和水电费,所有居住在该房屋里的租客将被停水停电。

图 | 朋友发给Lee的微信图片

“完全没有任何征兆,下班回来就发现门口贴了条子,还要我马上搬走”,没过几秒,对方又发来了带着哭腔的语音。

Lee记得,朋友是上周才搬进蛋壳公寓的。

那是一套租金1400元,位于深圳市松岗的大单间,朋友以租金贷的形式一次性缴纳了16800元的全年租金。

“蛋壳真的完蛋了”,Lee看到信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闹大了。

Lee也是蛋壳租户。因“疫情缩招”,大学毕业后,Lee在深圳熬到九月份才刚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的互联网公司销售工作。

为了节省房租,他从众多平台中选择了蛋壳。转租给他的上个租户还特意说,这里离公司近,住了半年没任何问题,“大品牌,值得信任”。

结果没住两个月,11月4日他的公寓就断网了。

一开始,他以为是房东欠缴网络费用,只得一边等房东消息,一边在公司加班到深夜蹭网络,但家中的网络一直没有被续费。

看到朋友发来的消息后,Lee第一时间上微博搜索蛋壳公寓,发现#蛋壳公寓#早已成为热搜。

除了深圳,全国其他城市的蛋壳公寓都出现了类似情况:

图 | 截止21日,#蛋壳公寓#相关话题已经有2.2亿阅读,超过11万条讨论

图 | 官方盖章“蛋壳爆雷”

现在,Lee是蛋壳深圳维权互助群的成员。

该群一共有327名群员,大家按照“欠房东租金”、“未返现”、”被房东警告“”上门收房“等不同境遇作为后缀。

群内讨论话题大多是“去总部维权、房东换锁”,也有不少人将其他趁机哄抬市价“接盘”蛋壳的中介截图发群里,号召大家抵制。

图 | 北京某地中介趁机抬价

11月21日,北京初雪,Lee在北京的朋友们都在朋友圈晒第一场雪。

但对于近10万个即将无家可归的蛋壳租户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冬天,他们要走向何方?

不少租户已经出现停网、停水、停电的情况,很多人还声称自己时刻可能被房东暴力驱赶,无家可归。

Lee现在每天下班都胆战心惊,唯恐回家看到门口被贴条。

因为门上还没出现那张“贴条”,Lee在群里后缀是“暂时幸运”。但他不知道幸运能持续多久,“怕上个班,就无家可归了”。

Lee很难过,深圳是他职场的第一站,而蛋壳是他在异乡的第一个家,但条独立成长的道路,他走得太艰难了。

“不是说蛋壳是行业巨头,排行第二,为什么还会如此不堪一击呢”,在维权过程中,Lee自己也感觉到很疑惑。

不堪一击的“行业老二”

时间拨回2020年1月17日。

那天蛋壳登录美国纽交所,成为国内第二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长租公寓,亦是2020年登陆纽交所的第一支中概股。

此时瑞幸咖啡造假还没爆出,中概股还是资本宠儿,蛋壳最终以每股13.5亿元募集了1.49亿美元,创始人身价暴涨100亿元。

互联网上,到处都是看好蛋壳的舆论、新闻,甚至还有人断言蛋壳的成功上市会带领长租公寓出现一波上市浪潮。

图 | 蛋壳上市当天的新闻头条

在官方介绍中,蛋壳成立于2015年,在5年时间内从11人团队、2000套房源,发展成为拥有2000多名员工、在全国13座城市、手握40.7万套房源的行业巨头。

换言之,最快速增长的那段时间,蛋壳每个月就能增加8000多间房源。

图 | 员工人数估算来源于蛋壳母公司参保人数

但关于蛋壳增长是否健康的争议也持续不断。

用亏损换增长是长租公寓所面临的主要质疑。

砸钱营销、资本支持、高价垄断收房、低价转租、15天装修即租等手段迅速扩张,是长租公寓领域公认的“模式”。

这种模式需要大量房源及现金流周转,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来保持运转,一旦资金链紧张就会直接暴雷。

据不完全统计,2017~2019年共有69家长租公寓机构资金链断裂。

其中,仅2019年就有53家长租公寓爆雷。

图 | 2020年8-9月暴雷长租公寓名单

爆雷不是一夜出现的,一般在发生之前都会有些“苗头”。

这些集中在今年8-9月暴雷的长租公寓,资金出现紧张的情况可以回拨到四个月前。

今年4月,因疫情关系,长租公寓曾集体向房东号召“疫情降租”号召。

但聪明的房东和房客一对账,发现许多公寓并没有按其承诺的那样对房客进行降租,那些关于长租公寓即将集体爆雷的消息就喧嚣尘上。

大部分人本以为,自如、蛋壳这种资金相对充足的“巨头”会更加坚挺、甚至能带来长租行业的“优胜劣汰”。

结果,就在蛋壳上市的10个月后,一张关于“蛋壳投资人捐款逃跑,蛋壳账面上只有200元”的截图在社交网络上疯传,紧接着“蛋壳暴雷”被顶上各大平台热搜。

11月6日,CCTV2新闻正式盖章蛋壳暴雷,此时离开蛋壳上市刚过去不足10个月。

雷爆了,行业老二也“垮”了。

雷声在八月份就传来了

早在三个月前,北京蛋壳租户就已经觉察到,“蛋壳不对劲”,Wang就是其中一个。

在爆雷之前,Wang已经在北京大兴区的蛋壳公寓租住过一年时间。

挑选房源时,他对比了北京几家较为知名的中介公司,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蛋壳,以2000多元的价格在大兴租了一间带阳台的主卧。

2020年6月,Wang的租住到期,当时蛋壳正推行用“租金贷”续租一年返还2个月租金的活动,还送6个月服务优惠券。

Wang一算,如果通过微众银行一次性划2万块钱给蛋壳公寓,可以住12个月,平均下来每个月节省300多元,就选了租金贷模式续租。

但是从8月底开始,Wang发现公寓断网了,管家告诉他9月15才能解决。

他有了不好的预感,“不会有问题吧?”

但看着返现的账单、加上较低的租金,Wang决定还是再观望一阵。

9月15日,Wang的公寓依然处于断网状态,管家又改口说10月来。

为此Wang先后打了12315、东城区市场管理局、住建部的电话,甚至去蛋壳的总部投诉过网络的问题,还领取了一张“投诉表”,申诉网络不来的问题。

没想到10月底,不仅网络没来,保洁也不来了。

但他依然抱着一丝希望:如果房东收到了房租,房子还能继续住。

Wang所在的小区有许多房源出租给了蛋壳,如果蛋壳“暴雷”,大量业主损失惨重,居委会得知情况后,迅速帮Wang联系上了房东。

房东明确表示,并没有收到来自蛋壳的房租。

但根据房东和蛋壳的协定,超过付房租15天后,房东才能无条件收房,于是房东和Wang协商:15天后收房。

11月6日,15天满,房东上门贴条。次日,Wang就拿着“征收条”前往北京蛋壳总部办理无责,与此同时,Wang迅速搬离蛋壳。

办理完无责的第二天,他的App上出现待提现的3000元,弹窗提示他14个工作日内到账,以往是3天内就能到。

“万一提现失败,大不了我再去一趟总部”,Wang又进入了新的等待期。

“走?还是熬着?”

但大部分的租户没有Wang这么幸运。

蛋壳被央视官宣出事的前一周,Lee刚交完这季度押金。

得知蛋壳爆雷的消息后,他曾想要过要搬走,但转念一想,季付算上押金得有一万多元,搬走了就要不回来了。

一万元,差不多是Lee两个月的工资,为此他加入了维权群,想学学看“社会人”怎么维权。

加入维权群后,才发现群里除了有租客维权,也有房东维权,但大部分维权人同他一样,对暴雷深感意外、不知所措:

有的人是下班回家发现门上“告示”限时搬出,才得知自己即将无家可归;

有的人背上了千元水电费欠费;

此外,群里时不时爆出“房东清退”、蛋壳深圳办公室前等待退租的长队等视频,都让Lee觉得“老恐怖了”。

群里的成员们开始“自救”。

许多租客发现房东贴条可办理无责、全额退款后,纷纷开始联系房东。

有的人积极分享咨询律师的经验、集合群友一起拨打管理部门电话。

涉及租房贷的租户是维权群里最活跃、也是损失最大的一部分人,他们本寄希望于办理无责后可以停止还贷。

但为蛋壳公寓提供租金贷的微众银行随即表示,他们只能帮租户保留征信保护至明年三月,贷款无法解除,三月后还需租户继续偿还。

紧接着,租户们分成两派。

那些即将缴纳房租的租客主张将押金“住回本”,同时和房东直接沟通。

赵然本应18号交纳2400元的房租,爆雷后,她索性直接和上门贴条的房东协商,以2200元价格续租一年,同时免租15天,各退一步。

还有一批已经将租金提前年付、季付的租户,他们的租金无法被退回、与此同时房东开始“换锁”、断水断电,Lee就是其中之一。

Lee和合租室友达成一致,如果房东换锁就拆锁,如果房东扔东西就报警,“目的就一个,要么退钱,要么让住下去”。

图 | 租户维权群里维权模板

至此维权群里的房东和房客走向割裂。

在这个原本为声讨蛋壳而建立的维权群里,大家开始“清理”房东。

没人同情的受害者:蛋壳房东

在这个维权的群体里,房东被认为是和蛋壳联合起来作恶的一方,甚至没人在乎,他们受损失的一方。

随着上门收房的房东越来越多,租客和房东关系也日益焦灼,群里开始商量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房东。

图 | 有人做了嘲笑房东的表情包

某天,群内有人发了“房东报警维权”的视频,并发表“粗鲁的房东”言论,称”清退房客稳赚不赔”。

房东朝宁跳出来和其他租户理论,在说完房东也是受害者,亏损巨大、大家不能针对房东后,朝宁被群主踢出群了。

她愤愤不平,“算下来,明明房东的损失比房客大得多”。

图 | 朝宁发的维权群截图

她算了一笔账:

朝宁在2018年开始,将名下位于通州的150平房子、以6800元的价格整租给蛋壳。

蛋壳规定,房源签约期三年起,首次签约业主要给蛋壳4-6个月免租期,后续每年给1个月免租期。

除此之外,每年房东还要给蛋壳接近千元的财产保险费,用以保障公寓里面的家具安全,“租金折算下来与市面差不多”。

蛋壳出事后,朝宁不仅没有收到租金,还被拖欠5000元水电费(疫情期间水电欠费不停),如果按蛋壳的合同计算,蛋壳得赔给自己10万元。

其他房东的话也印证了朝宁所言,有些房东说自己刚过本年免租期,就遇上蛋壳暴雷,整整30天+22天(15天拖欠日,7个限定搬离日)没有房租,同时还被欠下巨额水电费。

还有不少房东靠着租金养房贷,一旦爆雷,“我们也无法自救”。

朝宁说,自己强制收房也是因为对蛋壳不信任了。

早在4月,她就被拖欠过房租,当时蛋壳号召房东在疫情期“自愿减租”,朝宁拒绝了这一请求。

结果,蛋壳依然没给她按时打房租,被推辞说疫情资金紧张,问她能否减免房租。

当时“蛋壳”爆雷的消息就传开了,朝宁算了算蛋壳的销售提成(出房15单以下,底薪+35%房租提成;15单以上,40-45%房租提成),如此算下来蛋壳必然持续亏损。

朝宁曾和其他几个出现类似问题的房东在4月时去蛋壳总部维权,“整个办公区都没有什么人”。

但逾期第15天时,蛋壳打来了房租,朝宁这才作罢。

10月这场大雷才真的打到朝宁头上。

这次房租逾期后,朝宁又去了蛋壳总部,结果当初介绍自己签约蛋壳的熟人,一见面就让朝宁关掉录音说,“你快收房吧,蛋壳一个半月没发我工资了”。

为此朝宁和租客们达成协议:自己寄送清退通知,房客们办理无责,随后收房,以每间房低于蛋壳200元的价格租给租户们。

没想到,等她上门收房时,其中一个租户反悔,报警的同时还拍摄了“房东强行换锁”的视频发进维权群里。

这个视频点燃了租户积攒几周的怨气,把怒火全部迁到了房东身上,朝宁气不过,和人家理论自己也是受害者,随后被清退。

“这届年轻人太惨”

被租客踢出维权群后,朝宁反而转变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大城市人口流动大、信任度低,毕竟这次爆雷就能看出来,房东和租户天然就是对立面的”,朝宁说,房屋租赁行业还是需要中介的,“但需要一个靠谱的中介,这太难了”。

“北漂”10年,Wang也认为中介是需要存在的,“毕竟人生地不熟时寻找房源很难”。

现在,Wang还在等蛋壳的退款到账。

Lee则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被房东赶出来后,“我都在公司住着”。

“想在大城市留下来,真的太难了”,Lee最近和同事交流时谈到,“如果承担不起高额的房价,就必然得跌落租房的坑,没有一个漂泊的异乡人能避免”。

“从被P2P割、被ofo骗,长租公寓暴雷,这届年轻人太惨了”。

银行不相信眼泪,退租仍得还“租金贷”

  “我之前打算租金都不要了,连押金也不要了,直接搬走,有人提醒我月付的还有租金贷,我一下子就傻掉了。”

  王小姐口中的租金贷是微众银行提供给蛋壳公寓的一项业务。租客在没有能力全款支付租金时,可以向蛋壳公寓申请租金贷,按月分期偿还。据悉,王小姐当时并不知晓这个租金贷的操作流程是蛋壳公寓以她的名义先向微众银行借一整年的房租,再让王小姐按期偿还。

  所以王小姐虽已申请了退租,但仍属于她单方面违约,微众银行的钱已经被借走了,这个钱还需要她本人来还。

  “我现在真的欲哭无泪,听说这个租金贷如果还不上就要上报征信,但前提是蛋壳出了问题,房东赶人住不下去了,我才被迫搬走的,凭什么房子都不让住了还让我来还钱?”

  对于这样的情况,微众银行的客服也开始失联,而租金贷这个业务也已经下线。只给出了一条公告,公告里的意思大致为,如果租客还能住的话就不要搬走,如果已经搬走了,在明年3.31号前征信不被影响,但之后就不一定了。

  关于这点,国咨律师事务所王亚辉律师认为,贷款是租客在自愿的情况下签署的,与普通贷款一样,与房屋能不能使用无关,理论上确实需要租客继续履行还贷义务。

  但很多租客表示根本不知道蛋壳已经将钱全部借走,在签署借贷协议前也并未被清楚告知相关风险,希望诉诸法律解决。截至发稿,租金贷仍然没有新的解决方案出来,许多租客仍在尝试各种方式继续维权。

  业内人士早已预料到蛋壳危机

  “蛋壳公寓是典型的高价租入,低价租出。这个模式如果在市场行情不错的情况下是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的,但是这个模式对房屋的空置率要求很高,一旦出现多套房源空置,亏损就会扩大,再加上今年疫情的影响,蛋壳公寓的暴雷也是意料之中的。”

  一名知名房产公司的中介小刘这样对记者说道。据披露,蛋壳公寓2017年至2019年分别净亏损2.7亿元、13.7亿元、34.3亿元,亏损成逐年递增势态,且今年上半年受疫情的影响,亏损将更加严重。小刘表示听闻蛋壳正在跟多方房产公司进行洽谈,但谁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蛋壳公寓到现在为止仍然在亏损,且没有得到一条较为成功的盈利模式,许多企业即便接手也很难转亏为盈,现在生意这么难做,大家都很谨慎。”

  截至发稿,成千上万名租客、房东和没有领到工资的管家们仍走在漫漫的维权路上奔走呼告,有人诉诸法律,上诉立案;有人在豆瓣、微博发帖寻求关注;有人组织轮班去蛋壳公司蹲守……

  维权群里却渐渐冷却,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对一些新成员遭遇表示麻木。心照不宣的是,在没有官方渠道通知下发前,租客的当务之急是和房东斗智斗勇,尽最大可能多留一天;而房东也在“密谋”如何在不犯法前提下劝离旧租客。

蛋壳退市,留下15亿租金贷由银行兜底,40万间房源无人接盘。

  教训过于惨痛,蛋壳暴雷后,政策层对住房租赁的资金监管力度前所未有。4月底,住建部、银保监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长租监管7条”。

  业内指出,这是长租公寓市场首个系统监管的政策,也是今年在经营贷管控基础上,房地产市场第二个严管金融市场的政策。

  政策高压之下,长租公寓纷纷下线租金贷服务。

  裹着糖衣的租金贷

  直到买房申请商业贷款的时候,微博用户“猫撞”才发现个人征信报告上有一笔未完成的贷款。

  她花了很久查找信息,才发现这笔贷款是五个月前租房时不清不楚签下的。

  当时,猫撞看中了我爱我家旗下长租公寓品牌“相寓”的房子,中介向他极力推荐一款叫“房司令”的软件,说可以在该APP上通过芝麻信用分申请“押零付一”。

  假设房租为六千元,按照普遍的“押一付三”,猫撞需要一次性向租房平台支付两万四千元的租金。这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选择“押零付一”只需每月支付6000元的租金,另外再多交一点“服务费”。中介称:“就像还花呗一样简单。”

  相寓大力推荐的“押0付1”是款典型的租金贷。猫撞在与相寓签下租约的同时,还被引导与其合作的金融机构房司令签了一份贷款合约。房司令会将全年房租一次性付给相寓,猫撞则需向房司令按月还清租房贷款,相寓按月将房租打给房东。

  支付期限错配之下,相寓将约11个月的租金握在手中,沉淀下来的资金可用于自身扩张。而一个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就这样背上了租金贷,成为给长租公寓输血的“工具人”。

  猫撞非常气愤:“中介只说有多方便,却刻意不让我知道这种模式的本质为消费贷款,贷款的利息也被包装成服务费。”

  为了不影响申请房贷,她只能一次性还清未来七个月的租金贷。猫撞的经历有惊无险,更多的年轻人则被租金贷结结实实地坑了一把。

  知乎用户“青莎幽梦”退租时,因没有付给房司令违约金,背上了信用污点,但她并不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只是发现“芝麻信用没法用了,但也一直没管它”。

  微博用户“亓亓陈”也办理了租金贷。寓见公寓暴雷后,资金链断裂不给房东钱,亓亓陈被房东赶出门,却仍要继续还贷款。

  食利者联盟

  用租客的信用套现,是长租公寓加杠杆、疯狂扩张路上的畸形产物。

  在“烧钱、冲量、包装上市”的互联网模式之下,长租公寓为了补充流动性极尽所能。

  以蛋壳公寓为例,财报数据显示,2017年“选择”租金贷的租户比例达到惊人的91.3%,随后的两年虽然有所下滑,但仍旧高达75.8%和65.9%。截至2019年年底,蛋壳一共通过租金贷套出了27.5亿元人民币。

  拿到钱的蛋壳大举哄抢房源,其运营的公寓数量从2015年年末的2434间,暴涨至2020年3月31日的41.9万间,其中,2016至2018年复合年增长率高达360%。

  青客公寓同样对租金贷非常倚重,2019年使用租金贷支付的租金比例为65.4%。自2020年4月开始,青客不再新增租金贷,2020年全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1.9%。

  在长租行业爆发的前夜,租金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后续的公寓数量扩张战提供燃料。2015年,58同城等大鳄入局,房司令、会分期、斑马王国、租霸、租了么、爱交子、月租宝、住分期等租金贷产品相继上线。

  其中,房司令与我爱我家旗下品牌相寓达成合作,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是蛋壳公寓的重要合作伙伴,租了么专门向Q房网用户推出了房租分期服务。

  除开业务合作,更亲密者,还有股权连接。2016年,房司令获得我爱我家2亿元战略投资。

  深度绑定之下,双方携手狂奔,长租公寓获得了扩张的资金,租金贷平台通过长租公寓触及到了广泛的C端客户。

  监管出手

  随着杠杆加大,资金链断裂的阴云也悄然飘至长租公寓的上空。

  2017年,好熙家、Color、GO窝等小型长租公寓率先宣布“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玩不转了,以破产告终。

  疫情成为压垮长租公寓现金流的最后一根稻草。去年,从杭州友客,到巢客,再到广州城璞,集中“爆雷”,牵连租客、房东逾万人,涉及资金超亿元,就连刚在纳斯达克敲钟的行业巨头蛋壳和青客也轰然倒地。

  据贝壳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2020年,仅媒体报道过的陷入资金链断裂、经营纠纷及跑路的长租公寓企业就超过100家。

  雷声不绝于耳,让长租行业的金融风险彻底暴露在监管层眼前。

  2月的头四天,北京、深圳、上海三城密集发布住房租赁资金监管通知。4月底,住建部、银保监会等6部门发布的“长租监管7条”中,“打击租金贷”是重要方向之一。

  此次政策明确提出,住房租赁企业单次收取的租金原则上不能超过3个月,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变相开展金融业务,不得将住房租赁消费贷款相关内容嵌入住房租赁合同,不得利用承租人信用套取住房租赁消费贷款,不得以租金分期、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赁消费贷款。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解读称,租金贷被明确严管,而租赁消费贷款依然受认可。两者的区别在于,租金贷进入到了轻资产长租公寓企业的账户,租赁消费贷是进入租客的账户。

  政策高压之下,多个利益联盟被冲散了。

  我爱我家中介对《21CBR》记者称,在去年的推广活动中,只要有张身份证,就能“0息0服务费”申请租金贷。而今年租金贷的利率提高到了5-6%,而且租金贷的资格审核与发放明显变严了。

  另一名我爱我家中介称,自蛋壳暴雷以后,她经手的租金贷申请就没有获批的,4月27日,其和房司令业务人员的工作群正式解散了。这意味着年轻人在城市租房变得更难,再加上疫情、教培行业整顿造成的失业,他们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By 常宁宁,雨茜

暴雷被骗一次,维权群又被骗一次

每当一个平台雷暴,都有众多维权QQ群、微信群一夜之间冒了出来。这些群主热心的拉你入群,真的都是想帮你维权吗?很显然,并不是!起码有70%的群,是为了在你心慌意乱之际,再坑你一次!

  引诱你去做更高收益的项目

  达人哥身边一个朋友,也是云联惠的受害者。

  前几天还跟达人哥说起来,平台刚倒的时候,他也是莫名其妙的被拉进了几个所谓维权群。

  “这些人只不过,想再宰你一刀”。

  今天,达人哥就来扒一扒这些所谓“维权群”的诈骗套路。

  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粗暴的,这也是我那个朋友遇到的类型。

  群主建好“维权群”后,开始拉人。当急于投靠组织的受害者进来了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群众的广告推荐。下面是朋友截图,群主话术,了解一下:

  简单说,就两个意思:

  1、我这有项目,赶紧加我

  2、其他人,不许在群里发项目

  这个项目是啥,不用达人哥多说了吧。七八分可能,只会是宣称收益更高,实际风险更大的那种。

  不过这种直接推诈骗广告的方式太明显,也会引起群里其他“同行”的不满。

  也是嘛,有韭菜,大家一起割,于是不顾群主踢群的威胁,“同行们”会争先恐后的推荐自己的“项目”。

  这样一来,会引起绝大部分人的警惕。我那个朋友就立即退群了。

  那下面,这个更隐秘的来了——收集请愿信。

  平台倒了,血汗钱砸里头了,群里面难免会群情愤慨。

  好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个时候,群主就想出了个好主意——写请愿信。

  “只要只要大家积极响应,把请愿信发到高层的邮箱,众人拾柴火焰高,涛涛民意,高层不会不关注的。这样地方政府迫于上级压力,就会妥协,平台就能正常运营,你的钱自然也就能回来了。”

  这是群里骗子的一套说辞。

  请愿信不会写?没关系!模板都给你写好,你只需要复制内容,以个人名义发送出去就行了。

  不知道高层邮箱,没关系!群主知道!

  这帮人胆子真的是可以,大大邮箱都敢伪造。关键这些高层用的还是126、163的邮箱。

  另外,骗子会将高层的假邮箱和一些媒体的真实邮箱混放在一起。这样显得更加真实,也能有效诱发投资人向假邮箱发邮件。

  要是此时愤愤难平的你,信了这一套,郑重其事的将你的肺腑之言写上,发送到领导的邮箱。那恭喜你,你上钩了。

  本来,对于骗子而言,这个所谓“维权群”,就是一个精准的目标客户聚集地。

  而这个“请愿书”,就相当于一个筛选器,以更加掩人耳目的方式,把他们想要的那种更容易上当的人筛选出来。并获得他们的邮箱、QQ等联系方式伺机发送新的资金盘广告。

  这样,骗子并没有在群里公开的直接向所有人推荐新平台,受害者的警惕性也会降低。

  当你心里还期盼着高层的回信时,结果邮箱收到了一则精心包装的广告。保不齐就有人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投资回本妙方,欣然上当。

  以众筹维权、举行论证会的名义骗钱

  平台一倒,受骗的投资者在群里相互交流,安慰,相互打气,情绪氛围很是浓重。

  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了,鼓动大家去拉横幅,甚至有人表示,要去通过关系递交上访资料。

  不过既然是替大家争取共同的利益,大家众筹一点“活动经费”和“车马费”说的过去吧!

  在群主的鼓动下,有的人就会慷慨解囊!心里也许还会感叹:这些人敢出头,好样的!

  当然,这又是一个骗局罢了。

  如钱宝雷了后,一名宝粉就假称去香港维权,以引起境外媒体关注,诈骗了群友1.2万元。

  除了众筹拉横幅、上访递材料这种“动武”的活动,还有众筹“动文”活动——开“法学论证会”。

  听起来,技术含量很高的样子。

  “平台被查,并不是因为平台本身真的是个骗局,而是公检法搞错了。平台的模式是万众创新,不是违法犯罪!为了让公检法明白过来,换平台清白,只能摆事实讲道理,让专家来说服先关方面”。

  这段话简直是理直气壮。不过既然请的是专家,就需要出场费的。一个专家还不够有说服力,最好是请一队专家来。所以需要一大笔资金,50万元以上······

  结果,真的论证会是不会开的。找几个演员老头,往那里一坐,拍几张照片了事。反正大家也看不出来。

  千木灵芝、钱宝、善心汇、聚汇天下等等知名资金盘,都有人搞过所谓的法学论证。

  前段时间,云联惠刚倒,“法学论证”又如期而至了。

  注定只能当韭菜?

  投资被骗,维权又被骗,只想赚点钱的我们,注定只能当韭菜?

  要达人哥说,与其事后血泪维权,不如最开始,就擦亮自己的眼睛。

  那到底怎样才能选出一个靠谱的理财平台?

  根据经验,加上最新的研究,达人哥得出这几个要点,跟大家分享分享:

  1、看平台的股东背景、高管背景。一般来说,银行系、国资系的平台,要比风投和民营系的平台靠谱一些。

  2、其次,要看平台是否合规,比如个人20万以上、企业100万以上的借款标的就不合规,净值标不合规,不接入资金存管的不合规,活期标也存在很大的不合规嫌疑等。

  3、尽量选择成立时间3年以上的老平台。

  4、警惕过高的收益。那些收益率高达15%甚至20%以上的平台,尽量不要碰。

  别怪达人哥没有提醒你,之前雷暴的平台大部分收益率都是较高的。

  收益率高,就意味着平台的融资成本也高,一旦出点状况,这些平台违约甚至倒台的风险是很大的。

  另外,还有粉丝给达人哥留言:我已经投了某个平台了,最近事情多发,总是提心吊胆的。

  针对这个问题,达人哥再说两句。一般来说,P2P平台在雷暴前,都会有些许征兆:

  1、300w以上大户撤资。一般来说,大户对平台安全性吃的更透一些。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是最先知道的,跑的最快的也是他们。所以,关注这些大户的动向,尤其是撤资行为,很有必要。

  2、标的期限。如果平台不间断的发一月标或者天标,就要注意了。这种发标方式,没有给风控留出催收的时间,还会增大平台每天的回款量。

  3、标的利率,一个合理的利率运行的好好的,平台突然一各种手段,比如活动奖励、提高发表利率,来提高回报,就要警惕,这可能预示着提现危机。

  4、提现速度放缓。如果看到平台发布公告,用各种理由来说明,放缓提现速度甚至强制不能提现,这说明平台已经遇上大的危机了,在等着大户垫资救场。

  密切关注这几个方面,有可能会让大家及时脱身,最大可能减少损失。

By 达人哥

mRNA疫苗的曲折历史

1987年底,Robert Malone进行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实验,他将多股信使RNA与脂肪滴混合在一起,发现加入其中的人体细胞吸收了mRNA,并产生蛋白质。意识到这一发现可能在医学上具有深远的潜力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生Malone后来记下了一些笔记,并在上面签名并注明了日期。

他在1988年1月11日写道,如果细胞能够从传递给它们的mRNA中产生蛋白质,那么“将RNA视为一种药物”是可能的。后来,Malone的实验表明青蛙胚胎能够吸收这种mRNA。这是第一次有人使用脂肪滴来简化mRNA进入生物体的过程。但通往成功的道路是曲折的。Malone的实验本身借鉴了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许多年之后,人们认为mRNA太不稳定且价格昂贵,无法用作药物或疫苗。数十个学术实验室和公司致力于研究这个想法,努力寻找脂肪和核酸的正确配方——mRNA疫苗的基石。今天的mRNA疫苗的创新是在Malone在实验室工作数年后发明的,包括化学修饰的RNA和将它们注入细胞的不同类型的脂肪泡。尽管如此,自称为“mRNA疫苗发明者”的Malone认为他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我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他告诉《Nature》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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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诺贝尔奖的开始颁发,关于谁是这项技术的先驱的争论正在升温,随着下个月诺贝尔奖的宣布,猜测也越来越激烈。但仅限于少数科学家的正式奖项将无法认可mRNA医学发展的众多贡献者。实际上,通往mRNA疫苗的道路借鉴了数百名研究人员30多年的工作成果。

mRNA的起源

Malone的实验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78年,科学家们就使用称为脂质体的脂肪膜结构将mRNA转运到小鼠和人类细胞中以诱导蛋白质表达。脂质体包装并保护mRNA,然后与细胞膜融合,将遗传物质输送到细胞中。这些实验本身建立在脂质体和mRNA的多年工作基础上。两者都是在1960年代发现的(参见“mRNA疫苗的历史”,下图)。Image

然而,当时很少有研究人员将mRNA作为一种药物产品来考虑——尤其是因为还没有一种在实验室制造基因材料的方法。相反,他们希望用它来研究基本的分子过程。大多数科学家重新利用了兔血、培养的小鼠细胞或其他动物来源的mRNA。198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Krieg和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Douglas Melton和分子生物学家Tom Maniatis和MichaelGreen领导的团队的其他成员使用RNA合成酶(取自病毒)和其他工具来生物生产实验室中的活性mRNA——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核心方法。然后Krieg将实验室制造的mRNA注射到青蛙卵中,并表明它确实有用。Melton和Krieg都表示,他们主要将合成的mRNA作为研究基因功能和活性的研究工具。1987年,Melton发现mRNA可以用于激活和阻止蛋白质生产后,他帮助组建了一家名为Oligogen(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州福斯特市更名为Gilead Sciences)的公司,探索使用合成RNA阻断目标基因表达的方法,以期治疗疾病。但他实验室的任何人或他们的合作者都没有想到疫苗。Image

Paul Krieg(左)和Douglas Melton(右)

他们在实验室研究合成mRNA的方法“总的来说,RNA以难以置信的不稳定性而闻名,”Krieg说,“RNA周围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哈佛大学技术开发办公室选择不为该组织的RNA合成方法申请专利。相反,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只是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交给了Promega公司,这是一家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实验室用品公司,该公司为研究人员提供RNA合成工具。专利纠纷几年后,Malone遵循哈佛团队的策略合成了mRNA,但是他添加了一种新的脂质体——一种携带正电荷的脂质体,它增强了这种材料与带负电荷的mRNA骨架结合的能力。这些脂质体是由Philip Felgner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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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Felgner(左)和Robert Malone


尽管Malone成功地使用脂质体将mRNA传递到人类细胞和青蛙胚胎中,但他未获得博士学位,他与他的导师Salk基因治疗研究员Inder Verma闹翻,并于1989年结束了研究生阶段,前往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成立的初创公司Vical为Felgner工作。在那里,他们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合作者Madison的工作表明,脂质-mRNA复合物可以刺激小鼠的蛋白质生产。

Malone实验室笔记本的摘录,描述了1989年合成的mRNA注射到小鼠体内的过程后来事情变得一团糟。Vical(与威斯康星大学合作)和Salk于1989年3月开始申请专利。但Salk很快放弃了其专利主张,1990年,Verma加入了Vical的顾问委员会。Malone辩称,Verma和Vical达成了一项幕后交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归Vical所有。Malone被列为众多发明家之一,但他不再像从Salk颁发的任何专利中那样从随后的许可交易中获利。Malone的结论是:“他们靠我的思想成果发财。”Verma和Felgner断然否认Malone的指控。“这完全是胡说八道,”Verma告诉《自然》杂志,他说,放弃专利申请的决定取决于Salk公司的技术转让办公室。Malone于1989年8月离开Vical,理由是与Felgner在“科学判断”和“我的智力贡献的功劳”上存在分歧。他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并接受了一年的临床培训,然后在学术界工作,在那里他试图继续研究mRNA疫苗,但难以获得资金。(例如,1996年,他向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研究机构申请资金开发一种mRNA疫苗来对抗季节性冠状病毒感染,但没有成功。)最终,Malone专注于DNA疫苗和递送技术。2001年,他开始从事商业工作和咨询工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开始公开抨击他的研究帮助实现的mRNA疫苗的安全性。例如,Malone说,疫苗产生的蛋白质会损害人体细胞,接种疫苗的风险大于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好处——其他科学家和卫生官员一再反驳这种说法。 

产品制造的挑战

1991年,Vical与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开发商之一的美国默克公司达成了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研究合作和许可协议。默克的科学家们评估了小鼠的mRNA技术,目的是创造一种流感疫苗,但后来放弃了这种方法。“制造的成本和可行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前默克科学家Jeffrey Ulmer说。法国斯特拉斯堡一家名为Transgène的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人员也有同样的感受。1993年,Pierre Meulien领导的一个团队与工业界和学术界合作,首次证明脂质体中的mRNA可以在小鼠体内引发特异性抗病毒免疫反应。(另一项令人振奋的进展发生在1992年,当时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科学家使用mRNA替代老鼠体内的一种缺陷蛋白,以治疗代谢紊乱。但独立实验室报告类似的成功需要近二十年的时间。)Transgène研究人员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并继续研究mRNA疫苗。但Meulien现在是创新药物计划(Innovative Medicines Initiative)的负责人,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公私营企业,他估计他至少需要1亿欧元(1.19亿美元)来优化这个平台——他不打算为这样一个“棘手、高风险”的企业向老板索要那么多钱,在Transgène的母公司决定停止支付维持其运作所需的费用后,该专利失效。


与默克团队一样,Meulien的团队转而专注于DNA疫苗和其他基于载体的递送系统。DNA平台最终产生了一些用于兽医应用的许可疫苗——例如,有助于预防养鱼场的感染。就在上个月,印度监管机构紧急批准了世界上第一种供人类使用的DNA疫苗,以帮助抵御COVID-19。但由于尚未完全了解的原因,DNA疫苗在人体中取得成功的速度很慢。Ulmer认为,尽管如此,业界围绕DNA技术的协同推进也为RNA疫苗带来了好处。从制造考虑和监管经验到序列设计和分子洞察力,“我们从DNA中学到的许多东西可以直接应用于RNA”,他说,“它为RNA的成功提供了基础。”

持续不断的斗争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考虑研究mRNA的疫苗公司都选择将其资源投资于其他领域。传统观点认为,mRNA太容易降解,其生产成本太高。“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病毒学家Peter Liljeström说,他在30年前首创了一种“自我扩增”的RNA疫苗。1989年,Matt Winkler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创立了第一家专注于RNA的实验室用品公司Ambion,他说:“RNA太难处理了”,“如果你(当时)问我你是否能把RNA注射到某人身上做疫苗,我会当面嘲笑你。”

mRNA疫苗的想法在肿瘤学界更受欢迎,尽管它是作为一种治疗剂,而不是预防疾病。从基因治疗师David Curiel的工作开始,几位学术科学家和初创公司探索了mRNA是否可用于对抗癌症。如果癌细胞表达mRNA编码的蛋白质,那么将其注射到体内可能会训练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细胞。现在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Curiel在老鼠身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他说,当他就商业化机会与Ambion接洽时,该公司告诉他:“我们认为这项技术没有任何经济潜力。”另一位癌症免疫学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于1997年成立了第一家mRNA治疗公司。Eli Gilboa建议从血液中提取免疫细胞,并诱使它们提取编码肿瘤蛋白质的合成mRNA。然后,这些细胞被注射回体内,在那里它们可以调动免疫系统来攻击潜伏的肿瘤。Gilboa和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同事在老鼠身上证明了这一点。

到20世纪90年代末,学术合作者已经开始了人体试验,Gilboa的商业分公司Merix Bioscience(后来更名为Argos Therapeutics,现在称为CoImmune)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临床研究。直到几年前,一种晚期候选疫苗在一项大型试验中失败后,这种方法才看起来很有希望。但Gilboa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激励了德国公司CureVac和BioNTech(当今最大的两家mRNA公司)的创始人开始研究mRNA。CureVac的Ingmar Hoerr和BioNTech的Uğur Şahin都告诉《自然》杂志,在了解Gilboa所做的事情后,他们想做同样的事情,是将mRNA直接注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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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mar Hoerr(左)创立了CureVac,癌症免疫学家Eli Gilboa(右)创立了第一家mRNA治疗公司

启动加速器

Hoerr是第一个取得成功的人。2000年他在德国的Tübingen报告说,直接注射可以引起小鼠的免疫应答。那一年,他创建了CureVac(也总部设在Tübingen)。但似乎很少有科学家或投资者对此感兴趣。在一次Hoerr展示早期小鼠数据的会议上,他说,“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站在第一排说,‘你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完全是狗屎——完全是狗屎’”(Hoerr拒绝透露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姓名)。最终,资金慢慢流入。几年之内,人体试验开始了。

该公司当时的首席科学官Steve Pascolo是第一个研究对象:他给自己注射了mRNA,但腿上仍然有一块与头部相仿的白色疤痕,皮肤科医生在那里做了穿刺活检以进行分析。不久之后,一项更为正式的试验开始了,该试验涉及针对皮肤癌患者的肿瘤特异性mRNA。Şahin和他的免疫学家妻子Özlem Türeci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mRNA,但比Hoerr等了更长的时间才创办公司。他们在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工作多年,获得专利、论文和研究资助,然后在2007年向亿万富翁投资者推出商业计划。Şahin说:“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个突破”,他得到了1.5亿欧元的种子基金。Özlem Türeci和Uğur Şahin共同创立了mRNA疫苗公司BioNTech

同年,一家名为RNARx的新兴mRNA初创公司从美国政府获得了一笔资金:97396美元的小企业赠款。该公司创始人、生物化学家Katalin Karik和免疫学家Drew Weissman,当时都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做了一些现在所说的关键发现:改变部分mRNA编码有助于合成mRNA通过细胞固有免疫防御。

一些基本见解

Karikó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致力于将mRNA转化为药物平台,尽管拨款机构一直拒绝她的资助申请。1995年,在屡次遭到拒绝后,她本可以选择离开UPenn或接受降职和减薪,但她选择留下来继续她的不懈追求、对Malone的方案进行改进,并设法诱导细胞产生一种与治疗相关的大而复杂的蛋白质。Katalin Karikó帮助证明了对RNA的化学修饰可以使该分子免受人体的免疫防御

1997年,她开始与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实验室的Weissman合作。他们计划共同开发一种基于mRNA的HIV/AIDS疫苗。但是当Karikó的mRNA被注射到小鼠体内时,它们会引发大规模的炎症反应。她和Weissman很快找到了原因:合成的mRNA激发了一系列被称为Toll样受体的免疫传感器,它们是病原体危险信号的第一反应器。2005年,两人报告说,重新排列mRNA的一个核苷酸尿苷上的化学键,以产生一种称为假尿苷的类似物,似乎可以阻止身体将其识别为敌人。当时很少有科学家认识到这些修饰核苷酸的治疗价值。但科学界很快意识到了它们的潜力。

2010年9月,由当时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儿童医院工作的干细胞生物学家Derrick Rossi领导的一个团队描述了如何利用修饰的mRNAs将皮肤细胞转化为胚胎样干细胞,然后转化为收缩的肌肉组织,这一发现引起了轰动。Rossi在《时代》杂志上被评为2010年“重要人物”之一,他与其他人在剑桥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Moderna。Moderna试图授权UPenn于2006年为Karikó和Weissman的发明申请的修饰mRNA专利,但为时已晚。在未能与RNARx达成许可协议后,宾夕法尼亚大学选择了快速支付。2010年2月,该公司(现在称为Cellscript)授予麦迪逊一家小型实验室试剂供应商独家专利权。它将继续从Moderna和BioNTech那里获得数亿美元的分许可费,这两家公司是第一批新冠病毒mRNA疫苗的创始者,产品均含有修饰的mRNA。与此同时,RNARx在2013年Karikó加入BioNTech(保留UPenn的附属任命)前后,又用光了80万美元的小企业赠款资金,并停止了运营。Image

Drew Weissman与Karikó合作,共同发现了修饰mRNA的优势

关于假尿苷的辩论

研究人员仍在争论Karikó和Weissman的发现是否对成功的mRNA疫苗至关重要。Moderna一直使用经过修饰的mRNA——它的名字是这两个词的合成词,但该行业的其他一些人却没有。位于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制药公司Shire的人类基因治疗部门的研究人员推断,如果添加正确的“cap”结构并去除所有杂质,未经修饰的mRNA可以产生同样有效的产品。“这取决于RNA的质量,”Michael Heartlein说,他领导了Shire的研究工作,并在剑桥的TranslateBio继续推进这项技术,Shire后来将其mRNA产品组合出售给了该公司。(Shire现在是日本武田公司的一部分)

尽管Translate有一些人类数据表明其mRNA不会引起令人担忧的免疫反应,但仍有待临床证明:其COVID-19候选疫苗仍处于早期人体试验阶段。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对这项技术的前景深信不疑:2021年8月,它宣布计划以32亿美元收购Translate。(Heartlein去年离开,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成立了另一家公司,名为Maritime Therapeutics)与此同时,CureVac有自己的免疫缓解策略,包括改变mRNA的基因序列,以尽量减少其疫苗中尿苷的含量。20年的研究似乎取得了成果,该公司针对狂犬病和COVID-19的实验性疫苗的早期试验都证明是成功的。但在6月,来自后期试验的数据显示,CureVac的候选冠状病毒疫苗的保护性远远低于Moderna或BioNTech的疫苗。根据这些结果,一些mRNA专家现在认为假尿苷是该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认为卡里克和Weissman的发现是获得认可和奖励的关键促成性贡献之一。“

真正的赢家是修饰RNA,”Strand Therapeutic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ake Becraft说,Strand Therapeutics是一家总部位于剑桥的合成生物学公司,致力于基于mRNA的疗法。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肯定。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Suzhou Abogen Biosciences)首席执行官英博表示:“有多种因素可能会影响mRNA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mRNA的化学修饰只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拥有一种针对新冠病毒-19的mRNA疫苗,目前正处于后期临床试验阶段。(该产品称为ARCoV,使用未经修饰的mRNA)

脂肪突破

至于关键技术,许多专家强调了另一项对mRNA疫苗至关重要的创新——一项与mRNA无关的创新。正是被称为脂质纳米颗粒或LNP的微小脂肪气泡保护了mRNA并将其运送到细胞中。这项技术来自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Pieter Cullis和他创立或领导的几家公司的实验室。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率先将LNP用于传递沉默基因活动的核酸链。一种这样的治疗方法patisiran现在被批准用于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


在基因沉默疗法开始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前景之后,2012年,Cullis的两家公司转向探索LNP递送系统在基于mRNA的药物中的机会。例如,由首席执行官Thomas Madden领导的温哥华Acuitas Therapeutics与Weissma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团队以及几家mRNA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测试不同的mRNA-LNP制剂。现在可以在BioNTech和CureVac的COVID-19疫苗中找到其中一种。Moderna的LNP混合物与此没有太大不同。纳米粒子有四种脂肪分子的混合物:三种有助于结构和稳定性;第四种称为可电离脂质,是LNP成功的关键。这种物质在实验室条件下带正电荷,与1980年代后期Felgner开发和Malone测试的脂质体具有相似的优势。

但是,Cullis和他的商业伙伴提出的可电离脂质在生理条件下(例如血液中的条件)转化为中性电荷,这限制了对身体的毒性作用。此外,与Cullis有关联的几家企业的前高管Ian MacLachlan表示,这种四脂鸡尾酒可以让产品在药房货架上存放更长时间,并保持其在体内的稳定性。他说:“正是这一整套的药具和材料导致了我们现在拥有的药理学”。


到2000年代中期,一种混合和制造这些纳米颗粒的新方法已经被设计出来。它涉及到使用“T型连接器”装置,将脂肪(溶解在酒精中)与核酸(溶解在酸性缓冲液中)结合起来。当两种溶液流合并时,组分自发形成密集的LNP。事实证明,它是一种比其他制造基于mRNA的药物的方法更可靠的技术。圣地亚哥Replicate Bioscience的现任首席开发官Andrew Geall表示,一旦所有的部分组合在一起,“就像天方夜谭,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扩展的过程”。Geall于2012年在诺华在剑桥的美国中心领导了第一个将LNP与RNA疫苗相结合的团队。现在每个mRNA公司都使用这种LNP递送平台和制造系统的一些变体——尽管谁拥有相关专利仍然是法律纠纷的主题。例如,Moderna与Cullis的一家附属企业——温哥华的Arbutus Biopharma——就谁拥有Moderna的COVID-19疫苗中发现的LNP技术的权利展开了一场斗争。

一个行业的诞生

到2000年代后期,几家大型制药公司开始进军mRNA领域。例如,2008年,Novartis和Shire都成立了mRNA研究部门——前者(由Geall领导)专注于疫苗,后者(由Heartlein领导)专注于治疗。2012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决定开始资助行业研究人员研究RNA疫苗和药物,这一决定推动了BioNTech的成立,其他初创企业也很快加入了竞争。Moderna是建立在这项工作基础上的公司之一,到2015年,它已经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承诺利用mRNA诱导体内细胞制造自己的药物,从而修复蛋白质缺失或缺陷引起的疾病。当该计划失败时,由首席执行官Stéphane Bancel领导的Moderna选择优先考虑生产疫苗。Image


这最初让许多投资者和旁观者感到失望,因为疫苗平台似乎不那么具有变革性,也不那么有利可图。到2020年初,Moderna已经将九种候选的感染性疾病的mRNA疫苗送入人体进行测试,但没有一次扣篮成功,只有一个进入了更大的试验阶段。但当新冠病毒爆发时,Moderna很快就脱颖而出,在病毒基因组序列上线后的几天内就制造出了一种原型疫苗。该公司随后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合作,在不到十周的时间内进行了小鼠研究和人体试验。BioNTech也采取了全副武装的方法。

2020年3月,该公司与总部位于纽约的辉瑞制药公司(Pfizer)合作,随后临床试验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从首次人体试验到紧急批准。两种授权疫苗都使用在LNP中配制的修饰mRNA。两者还包含编码一种形式的SARS-CoV-2刺突蛋白的序列,该蛋白采用更适合诱导保护性免疫的形状。许多专家表示,由NIAID疫苗学家Barney Graham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结构生物学家Jason McLellan和斯克里普斯的Andrew Ward设计的蛋白质调整也是一项有价值的贡献,尽管它是冠状病毒疫苗特有的,而不是作为一般平台的mRNA疫苗。

在讨论mRNA发现的功劳时,有些人的愤怒与谁拥有有利可图的专利有关。但大部分基础知识产权可以追溯到1989年Felgner、Malone和他们在Vical的同事(以及1990年Liljeström)提出的权利主张。这些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只有17年的有效期,因此现在已公开。即使是在2006年获得Cellscript许可并提交的Karikó-Weissman专利,也将在未来五年内到期。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很快就很难获得关于在脂质纳米颗粒中传递mRNA的广泛主张的专利,尽管公司可以合理地为特定的mRNA序列(例如刺突蛋白的一种形式)或专有的脂质制剂申请专利。企业正在努力。Moderna是mRNA疫苗领域的主要参与者,该公司在流感、巨细胞病毒和一系列其他传染病的临床测试中进行了实验性注射,去年获得了两项专利,涉及广泛使用mRNA来生产分泌蛋白。

但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自然》,他们认为这些可能具有挑战性。加拿大卡尔加里的mRNA疫苗公司Providence Therapeutics的首席科学官Eric Marcusson说:“我们不认为有很多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当然也不能强制执行”。

By Jeff

为什么“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有三支队伍,几乎同时出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裁员。

第一支队伍来自房地产。

地产行业的裁员风声,起初是从一张图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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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图中的内容还没得到完全证实,但部分房企的答复难言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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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种变相裁员的套路开始出现,比如买员工房、买理财产品、降薪降职、买酒、捐款……我看到最绝的一个房企,它的城市更新板块发布通知称,将持续推进体能测试。两次测试不达标将列入观察对象,评估是否胜任公司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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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人怎么也没想到,到最后拼的竟然是体力,老员工只能瑟瑟发抖了。

在房企内部,裁员被称作“优化”,从最开始的开诚布公,到静悄悄地“逼退”,降底薪、停奖金、调离核心岗位……

据燃财经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传出裁员或优化消息的房企已有十多家,包括绿地、泰禾、合景泰富、雅居乐等。有的房企,甚至把刚招来的应届校招生都给裁了。

不仅人员大减,地产行业的薪酬也越走越低。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80家典型上市房企薪酬总量增速已经连续三年收窄,2020年人均薪酬首次出现下降,50分位值为18.3万元/年,高管薪酬同比下降5%。

裁员大潮背后,地产行业已经进入艰难的转折点。截至这个月初,今年递交破产文书的房地产企业已经接近280家。

过去那种“上亿年终奖”“200万挖不到一个副总裁”“承诺高层收入过亿”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第二支队伍来自在线教育。

这个暑假,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双减”的威力。从年初至今,整个教育板块市值蒸发近万亿元,裁员成了意料之中的事。

我得到的一份数据显示,高途裁员比例高达50%以上,受波及人数高达1.4万人。除此之外,好未来、猿辅导、新东方、掌门1对1、火花思维等教育机构,也在排队裁员。根据36氪的估计,这场教育行业的裁员潮,波及人数或超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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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薪、调岗、裁员还只是基本配置,华南本土在线教育机构“果肉网校”的一位前员工在网上吐槽:

“别人仅仅是裁员,我们是直接解散。”

这种落差是巨大的,在有些头部机构,“名师”的比例高达30%,年薪在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以上。如果他们回到学校,年薪或许只有现在的1/10。

K12行业正在历经一场职业大迁徙,70万+教培机构,1000万+从业人员,正在阵痛与迷茫中挣扎。

第三支队伍,来自跨境电商。

过去大半年,堪称中国跨境电商的至暗时刻。全球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亚马逊,进行了一场持续3个多月、波及5万中国商家、涉及资金或超千亿的封杀行动,目的是整顿“刷单”行为。

年销售额近50亿的大麦,亚马逊说封就封。“华南城四少”“坂田五虎”等多个跨境电商大卖家(包含帕拓逊、傲基、通拓、猿人、泽宝等国内头部卖家),都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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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跨境电商“有棵树”,1.3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被冻结,一夜之间,这个品牌的营收从4500万下滑到100万,1400名员工离职。

据统计,亚马逊的这轮封杀至少波及20-30万卖家账号,其中很多就是中国的。在6月份,这个行业几乎每天都会传来封号、关店或者破产、裁员等负面消息。一位卖家感慨——

“如今的深圳,10家公司搬离的,有8家是跨境电商公司。”

02

“铁饭碗”受到追捧

三支裁员队伍几乎同时出现的时候,这届年轻人已经嗅到风声,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做出了判断。

今年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

在天津,一所211师范院校以超过690分的录取线,威胁着一众顶级985的江湖地位。这个分数线,只比清华北大低十几分。

在浙江,一名考生以全省4000名以内的排名,选择了既非985也非211的师范院校。

在云南,师范类院校成为不少考生心目中的志愿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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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数年前,师范专业一度被认为是“穷人孩子的选择”,被无数学子嫌弃,有的院校甚至降分也招不满。但如今,这个冷门的专业竟然成了最抢手的“志愿宠儿”。

早在去年,这个趋势就已经显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张布和公开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各地高考成绩排在本省前30%的毕业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平均是18.3%;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来到了33.4%:

翻了近一倍。

其中,比例最高的两个省份高达55.3%和49.8%,这意味着,高考成绩排在本省前30%的毕业生,近一半报考了师范专业。

“师范热”的背后,这届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稳定”,哪怕是北大的天之骄子也不例外。

《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这一年北大超过75%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2015年这个比例才约为50%。

更经典的例子,来自考公大军。

2021年,国考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57万,百万“公考人”争夺2万多个国考岗位,平均竞争比高达61:1。

近三年内,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表中竞争最为激烈的前三岗位中,岗位竞争比例都达到了1300:1以上,2017年岗位竞争比例甚至达到了9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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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挑一,在公考的角斗场上,真实地发生着。

不止是考公热潮,猎聘大数据发布的2020求职报告显示,“收入”和“稳定”排在毕业生考虑因素的前两位。

求稳,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就业首选。

这样的趋势下,各种看似“反常”的现象越来越多。

在河南,漯河卷烟厂的招录公告上,出现了985/211的金融学毕业生,他们的应聘的岗位,全是一线生产操作岗,也就是卷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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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夸张的是一家山西省和昆明卷烟厂共同建立的烟草公司,22个生产操作岗名额甚至招了18名研究生,4名本科,研究生率高达81%。

而且,这些名校的学生,都是自愿来的。换句话说,别看是个卷烟丝的岗位,一般人抢都抢不到。

在杭州余杭区的街道办,坐着十几个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学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

更早的时候,2015年底,40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通过层层考试,成为了青岛市南区的事业编环卫工。他们每天清晨出门,傍晚收工,和普通环卫工人一样扫街、巡查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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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后,“铁饭碗”不仅没有消失,还越来越吃香了。

钱琛本是某线下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去年以前,“爱篮球、爱科比、爱自由”的他从未把进入体制内工作放进自己的职业规划里,直到疫情发生后,一年内接连两次的失业让他陷入极大的不安中,也对一份工作的稳定性有了切身的认识。

第一份工作的终结发生在去年4月。

“我研究生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当时因为不喜欢复杂的人事环境,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和这家创业公司之间,我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这里,但现实真的很shock。”钱琛至今都没忘记接到公司破产消息时的窘境。“当时我正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课,突然看到一条微信告诉我公司解散了,让我回办公室收拾东西。”有那么一瞬,钱琛觉得自己几乎“挂在”了讲台上,硬着头皮才把剩下的课讲完,“之前没有一点预兆。”

之后数月,钱琛一边讨薪一边找工作。疫情给了在线教育蓬勃发展的机会,却造成线下培训机构大面积死亡,几经妥协,钱琛降低了薪资预期,才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上岗没多久,钱琛就发现,课程的繁重远超他的意料,领导画的“大饼”一次没有兑现过。入职半年内,钱琛看着同事接连离职,项目组解散。再度失业时,钱琛已经连续五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了。疲惫、无望,“这种感觉就像提前步入了中年危机。”身心疲惫的钱琛经过权衡之后,决定备战公考,希望进入体制内“逆天改命”。

钱琛的经历只是众多想要回到体制内的年轻人的缩影。疫情的发生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公司举步维艰,每个身在其中的公司人都受到了直接影响,这也让原本就持续了十多年的“公考热”在今年继续升温。根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57.6万人,是近三年来报名人数最高的一次,平均招录比为61:1,最热门岗位平均3334人竞争一席。

某市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考试开考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某市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考试开考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可以说公考的难度并不亚于任何一家公司的应聘难度,但公司人在经历了魔幻的一年,眼见被裁员、被降薪、被年龄歧视等事件的频频发生后,他们对于工作的认知又有了一次新的思考和迭代。2008年金融海啸后,国考报名人数激增近80万人,2020年疫情的发生,把国考的激烈竞争再次推向高潮。外面风雨太大,体制内成了年轻人最后的避风港。

为什么非要进体制?

“没有安稳,哪儿来的自由?”疫情后,“想明白了”的李洋诀别西二旗,回乡公考。

李洋最初是为了爱情来到北京的。在互联网大厂做游戏工程师,拿着3万多的月收入,李洋在朋友眼里几乎是“人生赢家”。但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李洋最担心的,就是户口问题。

“我快30岁了,怎么也要想着组建家庭,但我一没房子、二没户口,没户口比没房子更严重。”在李洋看来,没有户口就始终只是“飘着”,在这座城市5年,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真正被这里接纳过。而互联网公司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机制也让他始终保有危机感,“如果我要在这里安家,就必须维持现在的收入,但,35岁以后怎么办?”

除此之外,可观的收入,牺牲的是个人生活。“工作之余我几乎都是躺着,早上8点开始通勤,晚上10点回到出租屋以后根本没有心力做其他事。”曾经因为喜欢打游戏而从事这份职业的李洋,如今对游戏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一看到游戏就头疼。”

2020年8月,李洋正式辞职,“雪乡”出身的他希望能在南方某座小城上岸。“我10月份通过了市考,但没过面试,现在报了冲刺班,准备先参加2021年1月的省考,再准备3月份的联考。”这一次,李洋意志坚定。

体制就像是一道高墙,无数年轻人想离开企业上岸,在国家的羽翼下寻求庇护。对于钱琛与李洋这样已经在职场中摸爬滚打过的公司人来说,上岸是妥协,也是归宿。而对于不少临近毕业的大学生而言,近几年激烈的就业环境已经让他们早早意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并把进入体制内作为自己踏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选择。“虽然体制内也很忙,但总比到了35岁要被踢出去的强。”先后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实习过的吴安被高强度的加班和末位淘汰制给吓到了,他不想一边透支自己的身体,一边还要承受随时可能被“请”出去的不安,于是今年他参加了公考。

除了寻求稳定之外,也有年轻人选择进入体制是出于这份工作带来的价值感。王蕾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本科读的建筑设计、研究生读的城乡规划,通过公考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是较好的出路,和她同专业的同学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就业选择的不在少数,“我希望能真正为社会做些贡献。疫情期间,北京的公务员昼夜无休,我也想加入到这个队伍里去做些事。”

“情怀因素是不能忽视的。”据同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方雅静透露,同济每年去西部就业的学生都超过300人。粉笔教育高级副总裁袁东也告诉记者,近两年的国考招录,都在向基层一线和艰苦、偏远的地区倾斜。“在2021年的招考公告中,这一点尤其被明确提起,希望有志于服务基层的学生和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去工作、去奉献。”

名校生涌进体制内

不久前,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引发热议。该报告称,2019年北大超过75%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而在2015年,进入体制内的人数比例约在50%。

中公教育相关人士的观察也证实了这种变化,据他了解,参与公考的人群中超一半人数为应届生,尤其是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双一流”应届生与海外留学归来的毕业生加入到公考的大军中。

等候入场的考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等候入场的考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体制内待遇的提高被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是名校生纷纷进入体制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比2018年增长9.8%,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比上年增长8.1%。再以大规模招聘“清北生”的深圳中小学为例,据早前《南方周末》报道,深圳部分学校硕士生入职可拿到28万元的年薪,而深圳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当地公务员相当。

袁东的介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据他所言,在所有省份中,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的公务员待遇最优,一年工资收入至少在10万元以上,再加上年末的福利待遇,足以保证一个年轻人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着实没能给年轻人更多的信心,显然他们并没有被“福报论”给洗脑,相反,对于未来他们显得格外清醒。“在我看来互联网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再进互联网公司,年轻时等着被内卷,年纪大了等着被一脚踢出去,我不想做这样的工具人。”在吴安看来,年纪轻轻就财务自由的故事发生的概率已经很低了,相反,加班猝死和35岁被裁员的新闻,倒是屡屡不断,“无论如何,体制内总归是要更有保障的。”

自由只是遥远的灯塔

在和多位备考生交流之后,我们发现低欲望是他们普遍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可能我本身就没有什么进取心,也没有什么梦想”“我就想35岁后安稳度日,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好。”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样的话从大部分备考生的口中说出,但体制内真的能给他们想要的安稳与舒适吗?

赵远本科、硕士都就读于211名校,日语专业。2018年,在父母的劝说下,赵远放弃广州的工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省公务员考试,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用1个月的复习时间,赵远就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二的名次录取了家乡供销社的岗位。

进入体制后,赵远花了小半年的时间才适应了新的环境,在他看来,体制内的工作氛围与企业有极大的不同。

“体制内工作跟个人生活的界限不明显。你结没结婚、有没有小孩儿、家人的从业经历,同事之间都很透明。”这和赵远过去理解的同事之间的距离很不一样,“但如果你家里有急事要请假,领导基本也会批准,比较有人情味。”除此之外,让赵远不适应的还有体制内的论资排辈,“年轻公务员各种各样的工作都要干,白加黑是常态,一旦有紧急任务,比如上级政府下发了重要工作文件,就要通宵赶工。”

很长一段时间内,赵远都在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自由和理想像是遥远的灯塔,无法触及。“目前看来,日语是用不上了。”在未来,赵远也不排除会离开体制。

2019年四川省省考,有一道作文题目是以“流与留”为题,题干中有如此表述——“这是一个选择多元的时代,良禽择佳木而栖,未尝不是人生的精彩。但从一而终,一平如底也是真实的写照。大河奔腾与曲水流觞都是人生最美的品质,你是流动,还是留下?”这或许也是每一个想要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必须找到的答案。

2015年5月,人社部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公职人员人数。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在编公务员716.7万人,事业编3100万人次。而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在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全职与半职雇员在内,公职人员共有2183万,其中包括公立学校教职员工、公立医院雇员与警务人员。

从服务比例看,中国是1名公职人员或是事业编制人员要服务34人,美国则是1名公职人员服务13.7人。“以北京天通苑为例,派出所民警的编制可能也就几十个,再去北京房产交易过户的大厅看一看,基本人满为患。”袁东举例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务员的扩招未来仍将继续,“当然,扩招速度也不能一蹴而就,这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相关。”

“如果这次没考上怎么办?”在钱琛的设想中,自己应该还会再尝试,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但同时,他也明确,上岸只是职业选择中的一项,想要回归企业,重新树立信心还要花些时间。经历这一年的动荡,钱琛觉得,准备公考的过程一定程度缓解了他的焦虑,“起码先让精神上岸。”

By 谢芸子,张洋洋,孟佳丽

网红资本游戏的内幕

“网红到底有多赚钱?怎么赚的?”随着李佳琦、薇娅、李子柒、辛巴的名字一次次登上微博热搜,你的疑惑程度也跟随新闻里的数字升级。

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宝显示,过去一年,李佳琦赚近2亿元,李子柒入账1.6亿。而自2019年12月以来,网红经济指数累计上涨幅度接近30%。

今年1月6日,李佳琦在直播间带货金字麻辣香肠,5分钟卖了300万。金字火腿当日涨停收盘,拉升5.48亿元市值。四个月后,如同每月激烈角逐的直播电商主播销售总额(GMV)榜单,薇娅更新了这一数字。

5月,薇娅和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直播带货四次,卖了1200万家纺产品。截止5月22日,该A股公司市值暴增31亿元,公司高管伍静套现9000多万。

深圳交易所发函质询梦洁股份离谱的股价上涨和股东套现后,产业经济观察者曾高飞评价,直播带货网红和资本合作,拉抬股价,高位套现,成为掌握话语权的几方共同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新手段。

01 炒作网红概念股

网红经济这条产业链四方逐利,包括品牌、电商或者内容平台、网红和MCN(相当于网红经济公司)这类产业服务商。虽然更多是概念炒作,关联牵强,但星期六这只股票背后恰好集齐四个利益方,排练了一次头部网红的资本游戏。

2013年被视为电商崛起的起点,这一年,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鞋还能卖得出去,但已经不赚钱了,账面显示增收不增利。两年后,这家制鞋厂连鞋都卖不动了,并尝试转型做中国快时尚品牌,类似服饰品牌快鱼,但没成功。

之后两年时间里,这家鞋业品牌运营商看上了网红经济,逐渐剥离鞋业,成为一个网红概念的壳公司。

网红经济的四个利益方:电商,品牌,MCN,网红 | 数据来源:天眼查、公开信息

2018年,它花17.88亿买下杭州遥望网络89.4%的股权。而这家MCN机构既拿过阿里巴巴集团首席运营官王帅的20万投资,还和李子柒团队有一丝关联。

李子柒

于是,2019年12月10日,央视新闻评论李子柒之后三天,星期六启动上涨直到2020年1月17日周五高台跳水,其股价翻了三倍,市值增幅达176亿元。股民的调侃一语成谶,能阻止星期六涨停的果然只有星期六。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当时分析,这家公司是利用官媒对头部网红的报道,和游资相互配合,再加上疫情加速改变更多人的消费习惯,最终导致其股价暴涨。

今年以来,随A股市场回暖,概念股炒作热了起来。免税,字节跳动等概念都曾成为热门题材。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胡岗总结,游资的炒作关注的是市场情绪,资金共识以及业绩预期。而短期内,这些概念股会大幅上涨,甚至连续涨停,但这类上涨与实际业绩没有太大关系。

鞋厂星期六转型做网红孵化器,虽然收购MCN机构遥望网络已经两年,但业务基础仍然薄弱。而且市面上已经很难再出现另一个李佳琦或者薇娅,制造腰部网红的竞争也很激烈。

中金分析师樊俊豪认为,当前市场上头部主播已形成较强的流量优势壁垒与运营体系,因此头部主播的打造具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

更何况,网红直播带货更多带来的是产业链的变革,而不单是线上营销模式。近年来,明星、名人入局直播带货,但效果不大理想,就是一个例证。

靠着名人效应、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及平台流量加持,初期这些名人直播时能获取较大的流量。但后期,他们能否持续创造高销售额仍需考验其选品、定价、供应链等核心能力。

02 网红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过去五年里,当你的运营商网络从3G到4G,再到5G,购物产品详情页从图文过渡到视频和直播,网红们的收入来源变得更加多样。

第三方数据机构艾瑞咨询曾在一份报告中整理了7种网红收入来源。其中,广告、电商以及直播打赏分成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比超过50%。

 网红都有哪些收入来源?|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时至今日,直播打赏分成仍是网红们最直接的收入,也是直播公司们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随着直播以外新的内容分发渠道出现,产业链逐渐完善,类似经济公司的MCN机构出现,他们还可以获得一笔签约费,并且从问答、知识付费、短视频平台赚取分成。

另外,2018年年中起,与广告主签约的网红人数占比达到57.53%。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告主已经从传统的美妆等行业扩展至汽车、餐饮等领域。同时广告主的预算也在不断提高。

这一趋势也出现在直播电商中,李佳琦直播卖过凯迪拉克汽车,薇娅甚至卖过房。但销售效果不及预期。

这不妨碍他们挣电商销售分成,卖得多便赚得更多。现阶段,该分成模式下,那些客单价低,容易让人冲动消费的单品才是直播间的主流。

只不过,那些乍听上去数额巨大的销售成绩,由四个利益方层层分佣。

目前,由于平台方,比如抖音、淘宝等,搭建了网红经济赖以生存的场景平台和基础设施。品牌方才能在这里投放广告,因此平台要更为强势。另外,聚集更多流量的头部网红则在与MCN 机构的谈判中往往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分配。

直播电商网红如何与平台、品牌、MCN三方分成?| 来源:中金公司

就拿淘宝直播来说,今年9月,李佳琦月销售额为13亿元。自建直播平台的淘宝可以抽佣20%左右,品牌方抽佣30%,剩下的钱MCN和主播一般5:5分成。

按照这一抽佣比例,不计运费和税费的话,李佳琦过去一个月至少能入账3.15亿元。但头部网红常常可以分到更多。而这一数额已经相当于一款爆款手机游戏的月流水。

如果网红主播自己做品牌,对接广告主,自建供应链,那么他们至少还能多赚五成。但这一商业模式也更重,得投入更多资本。

为了赚更多的钱,三大直播带货网红开启了资本化运作。

三大直播带货网红实际控股的公司版图 | 来源:天眼查

从他们目前直接控股的公司来看,孙燕姿演唱会看了20多遍的李佳琦可能还是想成为明星,而手握供应链资源的薇娅和辛巴更接近商人。

天眼查数据显示,李佳琦名下有7家公司,多为品牌营销和美妆公司;薇娅(原名黄薇)名下有4家公司,多为电商和服饰公司;辛巴(原名辛有志),则刚成立了独立的投资公司。

另外,今年起,卖家纺的梦洁股份和薇娅达成战略合作,搞影视制作的新文化代理拥有李佳琦的MCN美one,以及童鞋厂起步股份宣布辛巴入股。

特别是辛巴入股传统零售品牌,更接近直播带货这门生意的本质,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利益最大化。

03 三大网红的投资版图

直播带货这门生意和其他零售生意没什么不同。

品牌依靠市场影响力,从供应商手里拿货时更有议价能力,也就是,可以压价,从而让自己的品牌粉丝买到更优惠的商品,并且更加认可自己。

网红凭借个人魅力吸引流量,但最终让消费者下单的还是物美价廉的产品。李佳琦就曾因同款产品比薇娅卖得贵,在直播间当场发火,拒绝和这一品牌再次合作。他还曾因为卖不合格的不粘锅上过微博热搜。

如今网红本身就是品牌,特别是动不动就能带货上亿元的头部网红。和中国这波国货热类似,这些超级网红的直播间选品也往往集中在食品饮料、美妆个护、小家电等领域。

这些品类制造门槛低,中国已有足够成熟的供应链,新品牌无需自建工厂,就能依靠代工(OEM、ODM)模式迅速扩张。它们毛利高,也有足够的钱投放广告。

依靠供应商,它们甚至可以实现短周期、小批量的柔性供应。比如,中国美妆品牌完美日记,从2017年到2020年备案近千个库存单位(SKU),其中多数为代工厂生产。

 直播网红带货重构了传统零售产业链 | 来源:头豹研究院

尽管如此,自建供应链仍比从供应商拿货更有竞争力。最直接地,网红至少不用和经销商分利。产品质量是否过关,网红作为老板,还可以直接从产品制造的源头控制住,并尽可能压低成本,提升利润空间。

从被重构的产业链来看,借助资本扩张生意的路上,李佳琦、薇娅夫妇和辛巴夫妇主要集中在品牌和供应链两大方向上,但节奏各异。

三大网红的对外投资布局 | 来源:今日网红

更多作为个人投资者出手,李佳琦步子迈得并不大。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李佳琦个人间接和直接持股公司达到了10家,其中于5家公司的控股比例达到了100%。其持股公司的经营领域上,以品牌策划和传媒领域为主。

薇娅夫妇和辛巴夫妇则都是做服装生意出身,想法趋同。比起品牌传播,现阶段他们都更关注背后的商品及其供应链。

从布局上,薇娅夫妇背后的谦寻控股除了在电子商务、供应链上投资居多外,还涉及美妆、娱乐、企业管理等领域,试图渗入直播带货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辛巴则专注供应链本身,尝试也更大胆。入股起步股份,成立合资公司辛起,进入儿童母婴市场,是辛选投资今年9月的大动作。该公司联合创始人还包括其供应链负责人张晓双。另外,由辛巴妻子初瑞雪实际控制的巴伽传媒,目前也只对外投资了1家供应链企业。

但总的来看,中国三大超级网红的投资都围绕电商直播生态展开。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今日网红统计,目前,他们及其公司直接获间接投资的公司共有23家,投资总额达6.668亿元。

另一方面,和网红第一股如涵内部孵化网红的模式不同,从短视频平台快手崛起的辛巴有一套师傅带徒弟的办法。

2020年疫情以来,辛巴把自己一个人的成功复制到了几个徒弟身上,今年快手带货主播中,每月销量总额前4名都是辛巴家族成员。

直播圈业内人士曾透露,辛巴现在已经不太露面直播。虽然带货销售额仍在不断创造纪录,他刻意减少直播次数。他目前主要精力放在辛有志严选、广州直播基地和徒弟们身上。这些事如果都能做成,那么到时,他一个人也许就能成为一个平台。

这也是如涵当初想做,现在没做成的事。由于始终没能复制另一个张大奕,随着孵化网红的营销成本上涨,如涵持续出现亏损。

2020年4月,如涵股价暴跌。实际上,相比去年4月上市发行价12.5美元,现在如涵股价已经跌去74%,市值缩水70%。

网红走红已不再是偶然事件,其背后都有机构和资本运作。《MCN白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12月,MCN机构数量已超过5000家。90%以上的头部红人要么被MCN机构收入麾下,要么成立了自己的MCN机构。

MCN机构也因此成为资本造富的入口之一。今年趁着直播带货正热闹,只融到A轮的直播公会公司众妙娱乐赴港上市。

然而,它还是要面临和如涵一样的困境。

众妙娱乐副总裁匡世杰曾表示,他们对网红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路线,但花的代价也没办法估量。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资源倾斜,但不一定有回报。而且他们窜红的周期也不确定,从1天至3年不等。这是行业最粗暴的规则。

记者通过采访经纬中国、北极光创投、真格基金、集结号资本、华创资本、险峰长青、湖畔山南资本、头狼资本等有过网红投资经验的机构,绘制出了一份“网红投资榜”。

在这份榜单中,我们将“网红产业链”上的公司,分为内容IP类、经纪孵化类、流量变现类等多个类别。

我们发现,那些越依靠先天成分的网红,越不会得到资本的关注,他们人数多,可复制性强,甚至有投资人吐槽:“是不是每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都能做网红?”

资本更加钟爱的,是那些长期的、成体系的、能规模化的、有爆发可能性的平台型公司。

例如:星座不求人(内容IP类)获得了英诺天使基金960万天使投资;如涵(流量变现类)获得君联资本数千万B轮融资;艾企锐的中樱桃(经纪孵化类)去年拿到中南文化基金1200万A轮融资后,今年又从360众筹上获得2700多万……

在这一次关于网红的投资风潮中,资本正陆续将这条产业链上的优质公司围猎完毕。

网红内容公司:更看重持续生产能力和IP转化率

最早的一批内容网红其实是从小说、漫画、音乐等领域的PGC内容制作者演变过来的,其中以短视频成名的网红居多。比如暴走漫画捧出的王尼玛,因万万没想到而出名的叫兽易小星,马睿则一跃成为粉丝几百万的关爱八卦协会会长。

事实上,这些内容公司获得投资的时间要早于网红概念的诞生。网红一词诞生之后,这些公司将原有的粉丝经济概念嫁接成了网红概念,而因制作这些内容走红的人物也宣称自己为网红。

投资人在看这类比较成熟的网红内容公司时,更多遵循的是PGC内容公司的投资逻辑,比如内容的稀缺程度、变现能力等,很少考虑网红个人的因素。

还有一类网红内容公司是因其他平台走红的个人,投身内容创作。比如,从新浪微博上火起来的鸡汤大叔陆琪成立了灵果文化,去年年底完成1600万的天使轮之后,目前正在进行A轮融资,估值数亿元。除了制作《陆琪来了》脱口秀之外,新的网络综艺《小鲜肉拿走不谢》也已经录制完成。

类似内容IP类网红公司还有因《安妮和王小明》、《对不起,我只过1%的生活》漫画火了的“梦想婊”陈安妮。她顶着1014.6万微博粉丝注册成立了快看世界公司,大概10个人左右的团队,并很快拿到了红杉资本的百万美元A轮融资。

陈安妮:投资人看这类网红内容公司主要关注三点

第一点是看团队,优质的网红内容公司团队至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内容创作生产团队;另一部分是帮助内容生产团队运营产品上的商务。这其实是考察网红内容的策划和推广能力。

第二点主要看这些公司的持续生产标准化内容能力和IP转化率。比如,有些日更内容平台,需要每天保持内容更新才行。但这些内容最初很难设定标准,大多数是需要等到被用户验证之后投资人才敢投。而在这些标准化之外,投资人还看中能从这些内容中能出多少个可以转化为影视或者游戏的爆款IP。

第三点主要是看这些网红内容公司的变现能力。最浅层次的变现是广告收入,再高级一点IP变现,比如暴走漫画已经通过游戏变现过一次,今年底或者明年初相应的电影也会上线。还有一种变现方式是投资。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同道大叔文化传媒公司。有消息称,这家公司以星座文化起家,B轮融资之后估值大概8亿。它的变现方式主要是投资泛娱乐产业链上的其他小公司,通过自身粉丝导流,帮助这些新公司成长,并从资本市场上赚钱。这是目前网红内容公司中,比较高级的变现方式。

经纪孵化类:培训资源、市场敏感性、变现渠道数量是关键

在谈这类公司的投资逻辑之前,首先区别一个概念,这里指的网红经纪孵化类公司主要指培训、包装和往渠道公司输出网红的公司,而非为电商或者游戏平台匹配销售产品的公司。

从表面的投入产出比上看,网红经纪孵化公司似乎相当烧钱。因为前期挑选素人之后,对网红的包装、推广和营销最后推向其他平台,包括进行形体、才艺等各方面的培训,必要时还要送到专门的艺术学校,以及为了网红量身打造一些节目内容,增加网红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的曝光度。公司在这方面的支出很大。

但事实上,网红经纪孵化公司对控制成本非常有一套。由于网络上的集中程度比较高,一般公司的投入产出比在1:9左右。娱乐资本论了解到,“现在网红培训周期一般只有3个月,这段时间内培养不出来的话就会被公司雪藏,而其余那些考核过关的网红将获得更多的推广资源和签约平台。”

那么,这些经纪孵化公司真正的投资价值在哪里呢?

主要是这些公司解决了整个网红产业链上的一大痛点,就是在网红寿命比较短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复制的问题。“俗话说,人无千日火,花无百日红,网红的生命周期更短。所以,捧一个小姐,不如去捧一个夜总会,话糙理不糙。”头狼资本创始人陈岸说。

在另一位投资人看来,现在有的网红还能独立出资和孵化器签约,但将来一定是大公司强势,犹如传统的天娱和灿星。

“网红靠自己搏出位的机会越来越少,顶多昙花一现,依靠专业和优质的团队打造、包装与营销才是大趋势。而这必然会投入大量资本,因此小公司玩不转。这和传统的靠烧钱去做市场占有率不同,网红的打造甚至比传统艺人的打造可能还要依靠公司的资金投入,因为线上的网红孵化公司不会一家独大,说白了还是靠一个个网红去赚钱的事儿,前期的投入是必然的。”上述投资人表示。

在业内的网红孵化公司中,不得不提的一家公司是中樱桃。这家公司做网红孵化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在去年年底获得了中南文化产业基金的1200万A轮融资。

  • 中樱桃旗下某网红

为了让自己旗下的网红在更多机会再媒体和平台上露出,中樱桃还花钱专门为网红量身打造网络综艺、网剧等节目。这种在网络节目的开发以及节目背后网红输送能力也是吸引中南文化产业基金当初投资的主要原因。

除了像中樱桃这样的老牌经纪孵化公司获得投资之外,像热度传媒、娱加娱乐、上海美腕、牧视天成等新一批网红经纪孵化公司已经获得了投资,或者正在进行新一轮融资。

网红可以靠大框架下的流程来培养,但每一个网红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如果做好网红孵化,势必要有针对性的细致培育。陈岸向娱乐资本论介绍,对于网红经纪孵化公司而言,拥有优质的培训资源更能吸引投资人。“有些公司与韩国的培训公司之间有合约,专门讲网红送到韩国去培训,或者是引进韩国的培训师,这就是在培训前期方面很大的保障。”

此外,投资机构还关注网红孵化公司的变现能力。比如,公司是否能够根据自己旗下网红的特点去产生或者挑选适合他们的内容和平台的能力。或者说,公司是否以孵化为公司核心,对供应商和广告商等资源整合能力,在产业链上打造一个完整的闭环。

还有一类公司,也比较收到投资人的欢迎。因为在目前的网红孵化公司中,经常出现网红在合约期内恋爱、结婚,甚至是成名之后跳槽的偶然现象。如果孵化公司可以通过提前预防和制约等机制降低这些偶然性事件的发生概率,也会为自己加分。

最近还有网红孵化公司提出用MCN模式复制网红。MCN主要针对视频领域,而且,需要平台本身开放且有一定基础的生态循环。其中数据服务是MCN模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国内目前很难提供数据服务,因此,对于MCN模式,并不是投资人考察网红经纪孵化公司的重点。

流量变现类:广告代言和影视IP化变现做没起来,主要看公司流水

目前,网红的变现模式有限,主要是通过电商和直播两种方式。其中,直播变现主要依靠打赏和主播签约费;电商公司主要靠商品销售。

有不少电商变现公司都称自己为网红孵化平台。这些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是,从网红经纪公司签约一些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网红,然后再为这些网红匹配适合他们卖的商品,最终商品收入由网红个人,电商公司以及网红孵化公司三家分账。

提及网红渠道公司,也有一家如涵电商绕不过。这家公司运营着以张大奕为核心的多位网络红人的社交电商网店,并拥有多个知名红人电商注册商标和品牌,去年获得了由君联资本领投,的数千万B轮融资。

在北极光创投一位投资人看来,他们当初投资如涵电商的时候,主要是看中了背后独立的商品供应链,而不是通过淘宝或者到市场拿货。这家公司一开始团队就招来设计师、板师、押运工等,成立一个十几人规模的小作坊,慢慢支撑起店铺的生产。这就保证了生产的稳定性。

除了如涵电商之外,还有缇苏电商和请出价等公司都采用了类似的运作模式,也都获得了投资。

相比通过电商变现的公司,直播变现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除了一般的打赏之外,直播也可以跟电商结合,可以跟游戏结合,也可以跟一些事件营销结合在一起。

跟游戏结合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伍声创办的游戏直播公司狂战贸易。在狂战贸易主要的三条业务线:主播电商代运营、主播经纪和游戏联运中,伍声也是自家公司签约的主播,需要去维持视频内容的更新,自己的淘宝店也由公司进行运营。

这种为主播淘宝店做代理运营的服务是狂战现在最主要的业务。人气主播开个自己的淘宝店是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主播的精力很难放在淘宝店运营上,毕竟在天价签约费的今天,将视频直播内容做好才是主播应该专心去做的事情。狂战的这个代运营服务的价值就在于此,为主播们提供全套的电商运营服务,主播们只需要做一点简单的配合就好。

在上述经纬中国的投资人看来,由于广告代言和影视化这块没起来,投资机构在考察电商和直播公司的时候主要就看流水业绩,以及内在的盈利模式可持续性。

  • 单个网红和KOL

除了产业链上的这三类公司之外,也不排除有单个网红引发资本的兴趣。比如papi酱这样的现象级网红。

事实上在拿到真格基金的1200万投资之后,papi酱也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了,并推出新平台papitube,吸引更多的内容和创意创业者入驻。papi酱的内容创意和制作等均为采取开源的形式公开分享,papi酱的粉丝资源也将共用。

看起来这又是一个类似复制papi酱的过程。而在这个独特的案例之外,娱乐资本论发现,还有一些垂直领域的KOL(意见领袖)也获得了投资。

比如新车评网的总编辑颜宇鹏。他是汽车圈的KOL,多年来以优质视频获得了大量粉丝。此后,他创办了汽车粉丝社区电商平台——大家CARS。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已经获得了头狼资本领投的600万资金。

在陈岸看来,投资大家CARS的理由,首先因为颜宇鹏属于垂直细分领域,而在汽车这个细分领域,铁杆粉丝对他的依赖度极高,会衍生出很多变现手段;另一方面,大家CARS本身通过电商模式,也在进行孵化新的与汽车有关的网红。

“这几种值得投资的理由正在叠加在颜宇鹏身上。其实目前微博上排名前50位的网红,我基本接触过一半了。其实有些已经非常赚钱了,但是并不值得投资,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团队,或者不像大家CARS这样能够继续衍生新的变现渠道。”

这其实进一步证明了,即便是单一的网红或者是KOL,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和公司运营模式才值得投资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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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牧歌背后的资本厮杀 – 李子柒的钱去哪了?

1.李子柒66天未更新视频,再加上其日前在社交平台上的“报了个警”“资本真的是好手段”等言论,其与背后公司杭州微念“闹掰”了的传闻甚嚣尘上,更有传言称其全部团队已被李亚鹏挖走。

2.李子柒助理回应凤凰网科技:“七姐(李子柒)最近只是暂时在整理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的问题,没有如网络谣传的团队被挖等讯息。”

3.杭州微念成立于2013年,至今共7轮融资。华映资本、芒果文创基金、新浪微博、字节跳动等均是投资人。有消息说,字节入股后,杭州微念估值已达50亿。

4.李子柒与杭州微念深度捆绑,后者不仅运营着李子柒账号,在二者共同成立的公司四川子柒文化中也占据了51%的股权。除此之外,杭州微念还负责李子柒品牌的落地和执行,淘宝上李子柒旗舰店就属于杭州微念。

停更66天,网络上关于李子柒的传闻沸沸扬扬。

9月16日,有微博大V爆料称,“李子柒陷入与资本的股权纠纷中,她的现状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惨”。与此同时,“李子柒全部团队被李亚鹏挖走了”的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热搜,但这一传闻随后被李子柒助理否认。

李子柒的助理表示,李子柒正在整理公司和第三方公司的问题。结合此前李子柒在微博评论发消息说“大清早报了个警”,“资本真的是好手段”,种种传言指向了李子柒与背后公司杭州微念的纷争。对此,凤凰网科技向微念相关负责人询问李子柒现状,截至发稿,对方尚未回应。

千万网红博主为何停更两个多月?

很多粉丝发现,李子柒已有两个月未更新视频了。7月14日,李子柒在微博发布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完结篇》,这条视频展示了盐的制作过程,视频最后她还与粉丝互动抽奖,并无任何异常。这则视频之后,李子柒断更至今。

原本保持月更的博主停更了两月确实反常。在此期间,网上出现了各种传闻,叠加当事人的缄默不语,为这一事件添加了神秘色彩。

最先引发网友揣测的消息是,8月30日,李子柒在社交平台发布动态说“大清早报了个警”,并配了张自己在警察局报案的照片。随后,李子柒留言评论道,“已经让律师做了保存,资本真的是好手段!”。

这则消息发布后,众多粉丝都留言关心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李子柒本人并未正面回应。

(图:李子柒在评论区留言。)

这一评论引发了更多的猜测。最新的传言是,李子柒停更是因为团队被艺人李亚鹏挖走。有网友指出,李亚鹏社交平台发布的视频从8月7日开始风格大变,其拍摄手法、人物穿着,以及画面风格都与李子柒此前的视频高度相似。

(图:李亚鹏社交平台发布的视频,与李子柒的风格高度相似。)

9月16日,“李亚鹏挖走李子柒团队”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不过,这一传闻被李亚鹏和李子柒助理双双否认。李子柒助理表示:“七姐(李子柒)最近只是暂时在整理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的问题,没有如网络谣传的团队被挖等讯息。”

尽管助理并未说明具体是什么问题,但传言已满天飞。当日,网络盛传“李子柒陷入资本股权纷争”的消息,更有内部人士曝光了李子柒公司股权架构问题,分析李子柒若与公司闹掰会失去所有。

(图:李子柒助理微博回应。)

在网上流传的聊天截图中,李子柒被指没有持股概念,对于自己的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只持有49%的股份,其他51%的股份属于杭州微念公司。

截图还指出,李子柒大部分知识产权和商业内容都在微念公司名下,若她与公司闹掰了,连账户把控权都没有。聊天记录中甚至有人建议,不要在注册资本很大的公司做小股东,另外不要合伙,自己单干最合适。

(图:网传“李子柒与杭州微念股权纠纷”聊天截图。)

对于李子柒现状以及这些传闻,凤凰网科技曾多次联系李子柒助理和杭州微念相关负责人。微念方面曾表示,李子柒最近不出来,主要原因是在忙于政府活动。而李子柒助理截至发稿尚未回应。

李子柒的商业版图

一个勤勤恳恳的田园博主,难道真会因股权纠纷消失匿迹?

天眼查信息显示,李子柒名下共有两家公司,一是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四川子柒文化”),二是上海沉香里创意策划工作室。这其中,上海沉香里创意策划工作室由李子柒100%控股;而另一家是李子柒与杭州微念共同持股的四川子柒文化,双方分别持股49%和51% 。

但此次股权纷争主要指向的是杭州微念。凤凰网科技发现,杭州微念的高管名单和股东名单中均未出现李子柒的名字。

(图:李子柒与旗下公司的股权关系。)

而根据媒体报道,李子柒与杭州微念是深度捆绑关系。从2016年9月开始,微念就开始为李子柒进行社交平台推广服务;2017年,双方从合约模式转为合资公司,共同成立了四川子柒文化,随后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进行账号注册。也就是说,5年来李子柒账号都是由杭州微念公司运营。

凤凰网科技发现,除了运营李子柒账号外,杭州微念还负责李子柒品牌的落地和执行,比如淘宝上李子柒旗舰店就属于杭州微念。而网络上热销的李子柒品牌螺丝粉,背后工厂是“广西兴柳”公司,其背后大股东也是杭州微念,李子柒本人并未出现在股东名单。

此前有报道称,李子柒品牌商品2020年实现销售额16亿元,同比增长300%。销售最火爆的李子柒螺丝粉产品中,单单与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名推出的“报款”柳州螺丝粉,最终销售额就达到5000万元,销售300万袋。

据悉,杭州微念成立于2013年,至今共经历7轮融资。从早期的华映资本、琢石资本,到B轮的芒果文创基金、新浪微博,再到今年的字节跳动、华兴新经济基金、琮碧秋实等。这表明,杭州微念背后的资本越来越多,公司也一直被看好。有消息称,字节入股后,杭州微念估值已达50亿元。

(图:李子柒田园视频截图。)

有资深投资人向凤凰网科技表示,“李子柒在海内外都有影响力,加上国货兴起,李子柒相关商品,如螺蛳粉、鲜花饼等产品的孵化都十分成功,大家想投杭州微念也就是看中李子柒的IP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微念和四川子柒两家公司都有李子柒品牌相关知识产权。其中,四川子柒文化掌握了200多个李子柒相关商标,还负责李子柒内容的对外输出,“李子柒”这个品牌属于四川子柒文化。

若与资本闹翻,李子柒会怎样呢?

目前,单从股权方面来看,李子柒个人确实无法控制四川子柒,同时也无法控制运营主体。外界网友关心,若李子柒真与杭州微念闹翻的话,李子柒是否会失去对“李子柒品牌”的控制权呢?

太琨律(成都)四川琨爵律师事务所主任朱界平向凤凰网科技表示,品牌与商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商标是个法律概念,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对于注册商标有专用权,可以在核定的商标使用范围内禁止或许可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品牌是个经济学上的的概念,定义比较模糊的,因此不能说不是商标权人或者不是商标权人的大股东就丧失对品牌控制权,但如果不是商标权人,也不是现有品牌的运营主体,对于品牌的控制力肯定会受影响。

朱界平还指出,公司的控制权不一定是完全依据持股比例来定的。《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即使是小股东也可能拥有公司的决策权。至于商品利益如何分配,这主要看利益各方之间之前的约定。

“至于闹掰后李子柒会不会失去对李子柒品牌的控制权,具体就需要根据公司章程及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等来判断。”朱界平说。

一位业内人士则表示,若是真的闹翻,凭借李子柒的影响力想要独立运作并不困难。毕竟杭州微念、四川子柒文化商业化主要就是李子柒IP的开发。

不过该人士也坦言,“若是双方签订了协议,规定李子柒不能使用‘李子柒’这个品牌名,那会对她产生很大的影响。”

By 蒋澆

他们为什么集体抑郁 – 学术圈的超级内卷

“看到自己的论文绩效分数,有一种主动转岗的冲动。”年关难过,但对于在Z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执教的王琼(化名)来说,难过的不只是年关。不同名目的经费分别会对绩效进行统计和奖励,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她有一篇论文年初被某中文期刊接收了,但出版社通知从这一期开始压缩版面,需要砍掉一些文章,如果不想等待,建议另投其他期刊。

考核结束,每个人的各项数据都会在全大学公示。种种标准中,论文和课题是硬通货。王琼感到压力颇大。这两年,她“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但研究不等同于有论文发表,由于论文数量上不去,她已经丢掉了一些头衔和补贴。在一次评审中,有教授直截了当地说:“你写的东西对学校的GDP没用。”

不止一次,焦虑让王琼夜不能寐。受困扰的不止她一个,王琼观察身边的高校老师:“失眠的、焦虑的、一见面就相互叹气的,还是蛮普遍的现象。”她的一个朋友在某“985”学校任职,前段时间该校领导提醒导师要给学生减压,有部分导师回应:“给学生压力,学生跳楼;不给学生压力,青年教师跳楼。”“就现在这个考核环境,不靠研究生出论文,还能有啥更好的办法?”

进高校当老师对于当年的王琼来说,是个不需要过多考虑的选择。12年前,她去海外读博士,觉得做研究是一份可以让人沉下心来的工作,靠本事吃饭,相对自主。在外界的传统观念里,高校教师也是不错的工作,它意味着体面——他们是人们所敬仰的“学者”“专家”“科学家”;也意味着清闲又稳定——事业编,一年寒暑两个假期,还不像中小学老师那样有学生考学的压力。

但现实的变化是极速的。近两年,在网络上,高校青年教师对自身窘境的吐槽越来越多,他们自嘲为“青椒”,以此消解外界对这一职业的想象。去年,《国家治理》周刊刊发了一项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45岁以下)的调查,结果显示,“职称评定”和“发表论文”是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主要压力来源。接受调查的3000余人中,超半数受访者(57.16%)明确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基本达到“996”,有12.2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已经不止“996”了。

对于高校青年教师而言,要追逐的不仅是更高的职称,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争取一个又一个头衔(视觉中国供图)

王琼的压力还不算最大,不管怎么说,她是“上了岸的人”。博士毕业后,王琼到Z大学任教,学术成果颇受认可,3年后就顺利评上了副教授。就在同一年,学校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取消“铁饭碗”,推行预聘-长聘制。新入职的教师必须先接受预聘岗位的考验。预聘岗位的聘期为3年,最多只能签订两次合同(3+3)。如果被聘者在这两个聘期内没有能够完成晋升(如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青年教师们常用一个更直截了当的说法:“非升即走。”它彰显着这套制度的残酷性: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你在30岁甚至更晚的年龄才真正开始职业生涯,然而到了35岁左右,你就已经开始面临失业的压力了。

2014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全面推行“非升即走”,随后全国许多高校陆续开始了改革。眼看6年将毕,在绝大多数高校里,有多少人能“升”上去还是个未知数。高校圈广为流传的一组数字是,武汉大学2015年启动聘期制教师选聘工作,2018年底首聘期到期的共69人,通过个人申报、业绩展示、学院审核、学部专家组评审和学校审定,正式申报的48人中(含42名聘期制教师),只有6人被直接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

王琼所在的高校并不是“985”“211”大学,但在绩效考核上“所有要求都在对标‘985’中游以上的大学”。王琼记得,自己评副教授那年,手中是否握有国家级课题还并不是一个硬性标准,但仅仅几年之后,国家级课题已经是“硬杠杠”,“如果没有的话,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在2009~2019年期间,已经从9.7万项增长到24万项,资助率则从22.91%下降到17.62%。2019年,有近20万人在项目申请中铩羽而归。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又创新高,比2019年同期增加12.03%。

想要冲出重围,顺利“上岸”,一切都要为绩效让步。当同龄人忙于成家立业的时候,“青椒”往往只能二选一。王琼认识的助理教授里没有几个人选择在预聘期要孩子,男女老师都一样。“少数几个生了娃的女老师基本都在当甩手妈妈,全靠老人,能不着家就不着家。”

在这些很拼的同事面前,“上了岸”的王琼丝毫没有安全感。她明显地感到,在大学里,论文的数量上不去,拿到的课题不够多,教授也会被边缘化。“这几年通过预聘-长聘制度进来的老师,个人能力、旺盛精力和拼劲儿对我们是全面的碾压。在他们面前我真的抬不起头,他们产出惊人,最终未来拿重大课题的是他们,在各种场合混得如鱼得水的也是他们,慢慢地,以后拿杰出青年学者头衔的也是他们。所有这些都在证明他们行,我不行。”

插图|老牛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里,新旧体制“并轨”,旧体制下的副教授要并入新体制,和通过预聘的同事一起竞争教授职称。Z大学尚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未来难料。如果不能升教授,是不是就会“转岗”?这种可能常常出现在王琼的脑海里。王琼认识一位在“985”大学拿到编制的副教授,因为“写不动”论文,已经主动要求做行政,干脆结束了学术生涯。

王琼没法这样“佛系”。“我还有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岗位上?”她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徘徊。一方面,学术研究对她而言是生命里极美好、极重要的部分,她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价值。虽然论文数量不高,但有专家私下里评价:“王琼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但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刚到学校的头3年,她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步调治学,数量只是一个副产品。“那时我出的成果并不少,可当数量变成你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样的研究是应该做的,什么样的研究是不值得做的,我的研究速度赶不上标准的剧烈变化。”有一次,王琼向一位院系领导倾诉自己的烦恼,对方建议她设计一条“更明智”“更符合大趋势”的学术路径。

“承认自己不适合这个游戏就行了,出路还有一大把呢。”有时候,王琼会这样安慰自己。可是在新一轮考核来临的一天晚上,她再次失眠。辗转反侧中,她给在异地工作的先生发信息,通知对方做好准备接管更多家务,放她去写论文:“明年无论如何得把科研绩效冲一冲。”

“非升即走”的逻辑与困境

在最近刊发的论文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李秉勤针对高校女教师做了一项调查,仅有17.3%的被调查者对“非升即走”制度持支持态度,将近一半的人表示反对。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女教师中,有61%的人表示压力非常大。

非升即走”的反对者认为,这项制度会削弱大学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使人才流向企事业单位。但对中国高校而言,与企事业单位进行人才竞争并非当务之急。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认可在高校引入淘汰机制。他告诉我:“在高校待了20多年,我看到了太多青年教师因为没有工作上的考核要求,入职以后就开始集中精力忙私事:买房安家、生儿育女。等这些事情安顿好,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一个人如果没能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找到学术研究的状态,未来想再回到这个领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许多人就成了‘终身讲师’,快退休之前,再找关系想办法发点论文,评一个副教授。用淘汰制来促使青年老师做研究,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是一件坏事。”

在教师中实行淘汰制度的想法酝酿已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我,早在1981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就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Track)。改革开放伊始,为了提高科研和教育水平,我国开始研究和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人事制度是其中的重头戏之一。当时中国高校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严重冗员——1983年,学生数量与教师数量之比一度达到3.98∶1;科研能力低下——许多青年和中年教师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终身教职制度”这个翻译容易让人们将这套制度的重点放在“终身”上。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员只要不出现学术腐败、犯罪等情况,学校就不得将他们开除,这保证了知识创造的充分自由。但是,“终身”的前提是考核与淘汰。

1880年,哈佛大学首次要求不能达到考核标准的教员离职,其背景是学校正面临新崛起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激烈竞争。到20世纪60年代,“终身教职制度”开始被全美普遍接受,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一般来讲,一个助理教授(Assisstant Professor,终身教职制度序列的最低等级)在聘期内要通过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的综合评定才可以晋升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

《老友记》剧照

在国内,高校真正开始尝试“非升即走”的改革已经是2003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学都没有经济基础推行这项制度,”沈文钦说,“高校教师的收入很低,无法吸引青年才俊。1981年高校招入的青年教师里有27%的人在1991年时已经辞职。90年代初,北大教授的月工资是200块钱,不如出租车司机。”

2003年改革的背景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1995年,“211工程”正式启动。“211”意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9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目标是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985工程”一期建设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实施。国家财政在3年间共为北大额外拨款18亿元。时任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曾在采访中谈到变革的背景:“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说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于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

但2003年,在遭遇教职员工的激烈反对,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改革还是遭遇了滑铁卢。同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北大。李文锋(化名)在一所东部“985”高校J大学任副教授。2004年,他在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进入该校。按规定,他需要在5年内评上副教授,否则就要被“淘汰”。李文锋是踩着时间线晋升的。当年申请晋升的有5人,副教授名额是2个,他的研究成果本来排不到前两名,也许是因为评委考虑了年限等因素,他“涉险过关”。在李文锋的印象里,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有一直评不上副教授的同事后来留下来做了讲师,并没有谁真的被“淘汰”。

2014年,始发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动真格的“非升即走”改革,没有再次受到“阻击”,一个根本原因是人才市场的供给已经发生了转变。李文锋回忆,考核晋升的标准按照当时的水平来说也很难,但他并不感到十分焦虑。“我读博士生的时候,我的同学很多是老教师,甚至是院长。我毕业入职后学院里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依然寥寥无几。”而现在,他所在的学校新招入的青年教师几乎都有海外名校博士学位。

1999年,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首次突破1万人,到2014年已有5.37万人毕业。依据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将“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科研从业者的数量还将有望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海外博士归国的浪潮愈加澎湃。

在沈文钦看来,和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国内教职的竞争远没有到白热化的地步。据他观察,在今天的美国,教职的竞争极为激烈和残酷:40%的教师是兼职教师,不在“终身教职”序列内。一位常春藤大学毕业的博士想求职助理教授,“投了一百份简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哈佛和耶鲁这样的顶级学校,只有晋升为教授才能获得终身教职。

“一位很出色的学者在教授评选中铩羽而归,只因为评审委员会的众多评审里有一位认为他不合格。他只能去别处找工作。”“其实科研工作竞争的激烈性从不逊于商业竞争。在科研领域有科学优先权的争夺,一旦有人公布了新的发现和技术,那么其他做同样研究的人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做研究绝不会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我国的特殊性在于,“非升即走”制度以外的一些因素,使教师们的焦虑被进一步放大了。

“‘终身教职’在美国有一套配套制度,我们并没有学过来。”沈文钦说。美国高校招聘终身教职序列的助理教授会非常审慎,一旦决定聘用一位教师,就希望能够将他培养出来。学校会给新教师配备一个大致由三名导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对他的学术研究进行指导。美国有学术休假制度,允许教师在几年工作后休假一年,不必承担任何教学任务。这一年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研究上的攻坚。另外,美国高校会提供配套支持,减轻教师负担,比如有助教帮助完成授课、有秘书处理行政上的杂事,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教师往往会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和行政服务。

在国内的一些高校,教职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高校教师已经饱和了。“国家对高校设置有一个法律要求,一个学校的学生数量和老师的比例不能超过18∶1,否则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但现在全国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19∶1。另外,国家的研发经费支出已经接近每年2万亿元,其中有2000亿在高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来做科研工作。”沈文钦指出,“问题是,我们学术人才的流动是不顺畅的。”

2015年,34岁的李岩(化名)从日本回国,在南方一所“985”学校S大学以博士后身份找到了一份合同期3年的专职研究员工作。在她所在的学院,有十几位专职研究员和她同时入职,都有光鲜的履历,大家都希望能够拿到这所大学的长聘教职。然而事实上,专职研究员的岗位要求非常苛刻,他们在聘期结束后要和预聘-长聘序列的老师一起竞争副教授。“这意味着你要用3年的成果和别人6年的成果拼。”3年后,包括李岩在内,绝大多数人都走向了失业和再就业。

S大学的这项制度在青年教师群里引起过不小的争议。离职后,李岩回到日本,并在排名前十的一所大学找到了教职。李岩说,回头看,其实他们这批专职研究员都拿着3年里拼出来的成果找到了不错的下家,有些直接就在其他院校成了副教授,但是“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直到现在也还有”。

在中国,数量极为有限的名校往往带着巨大的光环,有很高的象征资本,因此名校教师不会为了职称晋升而轻易离开。地域的差异也会成为巨大的障碍。沈文钦和他的合作者李丽萍博士对全国20所大学的化学教师数据做过分析,发现东北高校的教职人员基本都在地区内部循环,吸引不了外地科研人才。他在研究博士就业决策问题时,也曾询问一些博士毕业生为什么毕业后没有进入高校,答案并不是找不到高校教职,而是不愿意离开北京。

被量化的科研

在高校教师这个池子里,入场的人越来越多,自然水涨船高。一个“非升即走”中的朋友告诉王琼,奋斗了3年,“三观碎了”,决定退出了:他听说自己的一位师姐手握十余篇外文学术期刊论文,其中包含数篇一区论文(注:期刊按照影响因子高低依次划分为四个区域),依然评不上副教授。“每个人都会在入职时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预期这个目标能让自己‘上岸’,可是每一年都会发现,三五年之后,‘上岸’的要求提高了,你好像永远追不上标准的变化。”

沈文钦在调查中发现,2019年,华东地区某“211”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已经与2014年尚在实行的华东某“985”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基本持平,甚至还要更高。也就是说,理论上在2014年可以评上“985”高校教授职称的人放到今天,已经未必能够评上“211”高校的教授了。

客观地讲,这是中国整体学术水平发展的必然。沈文钦做过一个统计,1980年到2002年,中国学者在世界权威生命科学期刊《细胞》(Cell)上总共发表五篇(含非第一作者),但现在,“每年都有十几篇”。“过去,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一篇文章的人是可以评院士的,但现在博士生在《自然》上发表文章也并不罕见了。”

水涨船高背后真正的争议在于标准的合理性。目前在我国高校,量化指标是晋升最重要的依据。简单来说,论文数量压倒一切。从S大学离职进入日本大学执教的第一年,李岩“不自觉地延续了过去3年的习惯,总想多发一点论文”。有一天她突然被人提点:“论文发得多但是质量差,在日本是很败坏名声的事情,未来可能带来无尽的麻烦。”李岩心头一激灵。她逐渐发现两个学术评价体系的差别:从前在国内,老师们发论文是很高调的,“院长会在微信群里公开表彰”,“可是至于文章写了什么内容,谁会去仔细看呢?”。在日本,学者们发论文却很低调,“你会很忐忑,因为你的同事都会读,看你到底研究出了什么”。

在国内一些高校,教职的竞争非常激烈(视觉中国供图)

“现在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当一位好老师。”艾雯这样告诉记者。

从德国留学回来后,艾雯已经在山东一所985大学任职两年。因为这期间她“三观颠覆了一次又一次”,非常痛苦之下,她约见了记者。艾雯告诉记者,在这短短的两年中,她的学生让她这个一直身处象牙塔的年轻教师感受到了原来社会“水这么深”,而从前她一直深信的理念和教学方法,也在一次次与现实的遭遇战后发生了动摇。

当艾雯开始向周围的年轻同行吐槽、寻求帮助时,她发现,不知道怎么当大学老师的“青椒”原来有许多。

缺心眼老师VS深谙世道学生

一腔热血换来背叛是什么体验

今年春天,艾雯负责辅导一位大四学生白皓的毕业论文。白皓在大学里一直成绩优异,并已经保研到了一所名校。然而,他的毕业论文初稿却不大令人满意。“我跟他说,你这份稿子除了四五页是自己的内容,剩下的都是拼凑出来的,需要大改。”艾雯说。

由于时间紧张,眼看教务系统就要关闭,白皓只改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让艾雯觉得,这个学生是有潜力把整篇文章修改好的,而且修改期间,白皓的态度也十分刻苦端正。于是,艾雯怀着对白皓的信任,提前在系统里为白皓的毕业论文打上了“优秀”。

“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好学生,那么他肯定是希望自己每一步都非常完美的,我也能看到他当时的态度转变,所以我希望帮他一把。”令艾雯大跌眼镜的是,一打完分,白皓就离开学校回家了。

“他倒是觉得自己任务完成了!”艾雯苦笑道,“我顶着上面的压力延长他修改论文的时间,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做!”气愤的艾雯给白皓打电话,“我没有骂人,我只是告诉他不要以为这就是最终的成绩,如果论文改不好,我还是有权力修改成绩的。”

令艾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艾雯看到学校的贴吧里出现了一个指名道姓“黑”自己的帖子。艾雯发现,帖子就是在与白皓通话的当天晚上发布的,帖子内容包括艾雯没事找事、为难学生、临时给学生的毕业论文使绊、不要选这个老师的课程等内容,回帖量在这个不是很热闹的贴吧中格外显眼。

“没想到我对于学生的‘一腔热血’却换来这种结果。”艾雯感到十分委屈,更令艾雯无奈的是,这个帖子出现以后,自己的研究生招生人数都受到影响。“我没有想到,网络的影响力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教学安排”。

高级黑弟子VS耿直“青椒”

现在老师为什么不敢惹学生

艾雯讲到,在德国上学时,大学里的不及格率是50%,如果不及格的科目达到一定数量就要换系重读。“国外老师对学生是很严格的,没想到一回国,‘上面’就不希望有很多学生不及格,还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补考,直到学生全过,以至于我们还得帮着学生考试”。

艾雯表示,不管是对什么学生,老师们在分数上都是“手下留情”的。因为,老师严格要求后的结果“惨不忍睹”——

首先,某些学生利用网络在各种论坛、贴吧、评师网站上给老师“差评”。“他们会在帖子里写,这个老师打分低、人品差,劝之后的学生不要选这个老师的课。”艾雯表示,这基本就能把老师“打入冷宫”。一拨拨学生口口相传的选课经验,会让严格的老师招不到学生,甚至连课都开不了。

除了学校的做法让这些“青椒”感到无奈,学生家长的态度更是让“青椒”们感到孤立无援。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家长跟学校老师都是一心的,大家都希望学生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最终取得一个好成绩,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艾雯说。

然而,艾雯遇到的大学生家长,面对孩子不太满意的分数,好些的会劝老师“放学生一马”,不要在成绩上“为难”学生;厉害的则会“在学校里闹”,称老师是“学生发展的绊脚石”,要耽误孩子的一生。

“前一阵我们抓住了一个作弊的学生,学校打算按规章处理,家长就找上来一直在学校里‘纠缠’。”艾雯说。

“难道我们严格要求学生,错了吗?!”她不断重复这句话。

师生关系VS医患关系

大学老师成了弱势群体?

“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已经快赶上医患关系了。”对于如今的师生关系,艾雯这样评价。

艾雯表示,她所在学校对于教师的考核一般是看科研部分。“其实我们的教学是不被考核的,凭着良心认真教学生最后还导致这样的结果,老师有这时间干点什么不好?”

然而,学校把教学压力给了老师。艾雯表示,“我们是导师负责制,只要学生的论文出了问题,就是导师的事。学生撂挑子不干了,最后是老师的责任。我们两头受气,太无语了!”

“老师现在成了弱势群体。”艾雯说。

渐渐地,艾雯也开始“反思”:如果她当时没有那么热心,就不会有这些麻烦,“我不要对学生太好心了,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艾雯开始“长记性”了。每次考试出分时,她不去学校,尽量不接电话。最让她觉得自己“机智”的一件事是,有同学在考试完什么都不说直接给她发“QQ红包”,“还好当时我没手抖,我绝对不会点!”

事实上,如何当好一个大学老师,已经成为艾雯不少“青椒”同行面临的问题。艾雯的一个同学在北京某知名高校当数学老师,他告诉艾雯,在种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下,他开始以做文献研究的劲头寻找“如何当一个好老师”的答案,然而翻遍了网络,没有一篇文章可以给他指明方向。

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招聘新教师和晋升都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和文章数量要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同行评议。根据2012~2013年哈佛文理学院的《招聘与晋升手册》,在晋升终身教职时,候选人所在的学系需要联系12~15位同行对其进行评价。同时,学系会列出4~5位申请人所在领域具有顶尖学术水平的不在哈佛任教的同行学者名单,供评议人比较。这些供比较的学者既包括刚刚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也包括那些本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比较的目的在于真正确定候选人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

同行评议比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更能体现一个学者的真实水平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但在国内,同行评议显得水土不服。一方面,人情社会的传统容易消蚀评议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同行评议也受限于国内学术界的现实。

早些年,李文锋参加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评议,常常非常困惑:同样一篇论文,老师们竟然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后来,他和一些青年教师组成了一个学术小团体。他发现,在这个团体内部,一篇论文拿出来,大家或有基于个人品味志趣的异议,但在研究做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上,意见倒是惊人地相似。李文锋这才意识到:在中国学术界,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受限于他们的成长环境,接受的学术训练大相径庭。这就是为什么,一篇让一些教授交口称赞的论文,在他看来可能“根本连研究的门都没摸到”的原因。在缺乏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同行评议也就失去了基础。

沈文钦告诉我,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量化评估的方法被逐渐引入中国的大学,最早是希望解决公平问题。“某985大学校长曾说,以前每到评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打招呼找后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开始数数,因为数数是最客观的。直到9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都还没有建立发表习惯,很多老师写不出文章,所以量化评估在当时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1998年,中央政府启动了“985工程”。2002年,教育部正式启动了一级学科排名,学科排名的评价指标当中很多是量化指标。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向全世界公布了第一份世界大学排名,这个排名对高校的影响很大。在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的推动下,各个高校越来越重视论文的数量,量化指标也开始成为一些重要学术奖励的标准,很多学术奖励如教育部高校优秀成果奖、长江学者的评选均要求学者提供论文被引次数的数据。

图|视觉中国

王琼所在的Z大学不在“985”“211”之列。她清楚地记得,变化是在2015年发生的。“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在不断地填各种军令状,在各种的表格里领任务。有大学的任务,有系里的任务,每个老师都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出多少本教材,发某某级别的论文多少篇。所有的任务都跟你的绩效奖励挂钩了。”

2011年,教育部宣布“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规模已经稳定,不再新设这两个工程的学校。取而代之,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在这个机会面前,以前的老牌学校不愿意退出,我们这种后起学校也想拼一拼,争取‘上岸’。”

对于高校而言,评选“双一流”是一次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以广东省为例,2017年第一次“双一流”评选名单公布后,广东省很快就公示了“双一流建设资金分配方案”。省内两所“一流大学”获得了5.7亿元财政拨款,三所“一流学科”大学共获得3000万元拨款。

第一份“一流大学”名单共包含42所学校,其中有6所大学划入B类名单。2021年将进行第二轮“双一流”评选,这些学校有可能最终退出一流大学之列,被名单外的后起之秀取而代之。几个世界主流高校排行榜的中国高校排名是高校进退的重要评选依据,而在大多数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科研发表所占权重通常最大。

沈文钦、毛丹和蔺亚琼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些高校在制定“十三五(2016~2020)”规划时对科研发表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而且对指标的增长率提出了非常高的目标。某财经类大学“十二五”期间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建立,是国际上公认的值得借鉴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年均发表量为75篇,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建立,收录3000多种国际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目前国际学术评价的重要依据)年均发表量为90篇,而“十三五”期间计划SCI和SSCI年均发表量各超过200篇,增幅超过100%。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一些学校开始采用关键绩效指标对学校进行规划和管理,并将指标层层下放,落实到各个院系,进而与教师的年度考核、收入与晋升紧密挂钩。王琼告诉我,在Z大学,由于发表论文的多寡差异,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大到几十万元。

“钻空子”与“补窗子”

重赏与重压之下,研究的价值本身往往已经不重要了。李岩记得,刚到S大学的时候,她天真地想多学一些东西,找到终身的研究兴趣。但她很快就发现,如何达到绩效考核要求成了占据她头脑的唯一问题。“考核具体到一年发多少篇文章,年年考核。我记得当时曾和同事讨论:做研究不等于写论文,如果第一年没有发表,成果都攒在了第二年那应该怎么算?”质疑归质疑,规则破不了。“为了凑够数量,我只能绞尽脑汁把从前在日本做过的研究翻出来,拆分成几篇东西。”

王琼所在的Z大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很强的交叉性,近年来大学招收了大量跨专业的老师。有些老师的背景格外吃香,因为他们的学科和当下的热门领域相关,抓得住学术热点。而且由于学科交叉,他们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刊物上发文章。原本自然科学、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大相径庭,对发表要求各异,但统一成“工分”,体现在绩效上就没有了差别。学术的评价标准因此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些招来的跨专业的老师几年来一直在原专业的学术刊物上发论文。

“现在的情形是,论文的质量主要依靠论文所发表的期刊是否收录于几大索引(如SCI、EI、SSCI、CSSCI)来衡量,但这其实是简单地用刊物影响力来衡量论文的影响力。实际上,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被引用了多少次,测量的其实是‘能见度’(Visibility),或者说‘影响力’,和论文本身的价值并无直接关系。”沈文钦解释说,“数学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学科。一篇高质量的数学论文可能并不发表在特别好的刊物上,也不会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可能全世界能够读懂它的人都很少。这样一来,它的影响因子并不会高。”

研究成果一旦量化衡量,总有空子可钻。不久以前,在U.S.News最新发布的2021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国内地高校)数学排名榜上,人们赫然发现,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科技大学在国内排名第1和第3,世界排名第19和第24,力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其原因就在于在U.S.News的指标体系内,文献和科研占比75%。

曲阜师范大学数学学科指标明细显示,其排名是被引用影响力、论文总引用次数等数据拉上去的。而收录论文的SCI数据库其实只能提供一篇文章的被引次数,至于谁引用的,引用的具体位置,是正面引用还是负面引用等都不在统计范围内。于是,校内自引加灌水就成了刷排名的法宝。针对这件事,中国数学会专门发布了数学学术评价意见,明确指出:数学成果评价,“通常不以论文篇数、引用率和基金额度为主要指标”,“应尊重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和学术影响”。

量化指标评价体系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跑偏”。近些年,为了提高世界排名,SCI和SSCI在国内高校的评价体系里的权重日益提高。在李文锋所在的J大学,除非在本专业唯一一本中文权威期刊发表研究,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最多只能算一点绩效,在晋升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图|视觉中国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的统计,通体而言,国内高校对SSCI、A&HCI(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同为外文刊物数据库)论文的奖励力度远大于国内期刊论文。以重庆大学为例,被SCI、A&HCI期刊全文收录的论文,该校给予每篇3万元奖励;对于在其他权威期刊、重要期刊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分别奖励8000元、4000元和1000元。

这种区别对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国内外的学术立场和取向原本不同,为了在海外刊物发文章,教师就要迎合海外的学术热点。

“首先,社会科学本身就涉及立场;第二,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国外的刊物有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未必是中国关切的。”贺雪峰告诉我。他一直有一个观点:“社会科学不管水平高低,我们都要研究我们自己,我们研究自己就有了正确的起点,再从正确的起点不断地推进。”但他感到,至少在他研究的社会学领域,人们一直说要本土化,但离本土化似乎越来越远了。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社会变化和生活实践,为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项工作做得太少,大家都忙着写论文。为了能够发表论文,就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里面找出发点,然后改几十遍,精雕细琢。”贺雪峰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热衷于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在美国社会科学大厦里面,窗户有一块玻璃没有安上,我们的学者去帮他安上,但却缺少对当下中国具体问题的深刻研究。”

瓶颈难破

对于青年教师而言,要追逐的不仅是更高的职称,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竞争一个又一个头衔:国家青年基金申请女35周岁、男40周岁截止;青年千人计划申请40周岁截止;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申请男38周岁、女40周岁截止;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申请男35周岁、女37周岁截止,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申请男38周岁、女40周岁截止;青年长江学者评选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申请38周岁截止,人文社会科学申请45周岁截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申请45周岁截止。

沈文钦告诉我,带有明确年龄要求的人才项目的初衷是让青年学者得以在过去僵化的体制中冒出来,但后来它也产生了“非意图后果”。人才项目同时分配学术资源与学术声誉,入选者借此可以分配相当数量的科研经费、津贴甚至是大学教职或职称。绝大多数高校专门针对各类人才项目的入选者制定了相应的薪酬水平与科研经费,甚至还配套了博士生指标与博士后名额,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在下一步的竞争中获得进一步的优势。在理工科领域,这种马太效应尤其明显。在一次访谈里,南京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沈文钦,大家都在踩着点跑步前进,你只要错过了一个点,那就意味着更高的荣誉你就拿不到了。

赢者通吃的结果是激励一小部分人,打击一大部分人。沈文钦观察,在高度依赖各种科研资源(研究经费、实验室空间、博士生数量等)来开展研究的院系中,有些老师在刚入职的时候非常拼命,“一旦过了某个阶段,没有通过某种筛选,就‘佛系’了。因为他没有资源,提前出局了”。

《生活大爆炸》剧照

“我们的筛选机制有一个基本假设:我们的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特别厉害,我们只要通过种种手段把天才选出来,然后把资源都投到他们身上,就能期待成果。”沈文钦说,“但问题是,筛选造成的结果是科学研究参与者的数量变少。而在科学研究中,谁能出最后的突破性成果其实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参与研究的人其实越多越好。国外有研究显示,即使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个人能力也并不一定超乎寻常,他们的成功除了专注和坚持之外,还取决于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工作环境是否提供了创新的条件。”

“在这个体系中,年轻人如果有一点上进心,就知道有机会必须抓住,绝不能落后。”李文锋告诉我,每年年末开会,学院都会说起未来的规划,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引进。“都是很大牌的教授,有些可能水平确实不错,但引进他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而是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可以为学校带来更多的资源。这两年有一位新引进的学术带头人,我们私下里讨论,并不认为其学术水平有多高,但学校开出60万元年薪,而在学校勤恳工作几十年的老教师可能只有十几万年薪。”

各种各样资源的争夺和竞争并不会因为拿到长聘教职而停止。“即使你从副教授升到了教授,但教授里还分几个层级,层级之外还有各种头衔。普通教授一年20万元,特聘一年50万元,学术带头人一年60万元,再往上还有一年80万元的。”李文锋说,“学者经营自己没有错,但当你的日常被各种评比占满,日复一日地奔向指标的时候,还有多少精力留给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王琼有一种感觉,教师们的焦虑正在传导给学生。“老师们上课的时候会忍不住吐槽,生存压力大,心思也就不在教学上了。学生看着老师怎么安排时间,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变得更精明。”“博士生们从一年级开始就广泛研究国内的各个他们看得上的高校,看看哪个学院容易进人,至于研究方向对不对口根本不重要。还有人会精准定位,研究各高校之间的实力变化,确定自己将来要站在哪所学校的哪个位子。”有些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就开始攒论文,希望老师能够带着自己“出成果”。有时候,被学生“鸡”急了,王琼想,今后招生时得先说清楚:老师没有那个精力和资源能保证帮你攒出光鲜的履历。

2018年,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从2019年开始,“长江学者”聘期结束之后,不得再使用这个称号。2020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

两部门还对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提出要求,明确指出:“对于基础研究,论文是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对于服务国防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般不把论文作为评价指标。”

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李晓轩和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徐芳最近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研究文章,回顾了中科院近30年来评价体系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量化评价形成的强竞争机制值得肯定,但形势已经变化:在依托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据的“自然指数”(NI)排名中,我国已在2019年位列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原创性成果偏少。在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的关键点上,评价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李晓轩和徐芳认为,虽然总体上看,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行同行评议的条件,但在一些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逐步加大同行评议在学术评价中的比重是可行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各高校之间在各种排名上的激烈竞争。

正如一位高校校长所说:“作为校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排名比竞争对手差了,学校师生、校友乃至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从上面争取资源还会受到影响。”“为配合这些学术高地(特别是高校)在改革评价制度上的探索,需要政府深化‘放管服’,减少政府奖项、人才‘帽子’评定、资源配置上不必要的竞争评价等。”李晓轩和徐芳在研究中指出:“同时,规范社会上过多过滥的排名评价,逐步让科学共同体承担起在科技评价方法和导向改进上应有的责任,从而为学术高地探索破‘四唯’预留足够的空间和自主权。”

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化,教师们是审慎的。“不合理的旧标准需要改掉,是好事,但是新的标准是什么?”李文锋担忧,“会不会因为要破‘四唯’,另外一些和学术无关的评价标准又被引入了进来?”一些理工科老师也担忧:如果完全倚重同行评议,以致重大课题、人才头衔的评选发言权集中在少数学术精英身上,会不会同样有失公平?

By 徐菁菁

学霸们真的有光明的前途吗

今年上半年,我去上海面试学生。

学生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一个个光鲜亮丽,就像他们提供的申请材料一样。无一例外,每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优异——至少位于年级前5%;艺术特长突出——至少会一种乐器;获得过各级科技创新奖励——至少是市级二等奖;热心公益事业——至少去敬老院给老人洗过一次脚……

在慨叹上海学生综合素质高的同时,我也隐隐有一丝遗憾:

他们看上去太完美了,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缺点;他们看起来也太像了,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

包括他们在面试中的表现也很相像。一个个正襟危坐,面带微笑而不露齿;说话时吐字清晰,抑扬顿挫,仿佛在深情地朗诵一首诗。一个学生上来就说“子曰……”我打断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之后,接着说“子曰”,我再次打断他,告诉他我不关心子怎么曰,我关心的是你想说什么。他却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还有一个学生自信满满地坐在我面前,等着我问各种可能的问题,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问你,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种问题,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几乎要哭了出来。

显然,所有的学生在来之前都经过了某种程度的面试培训,至少看过一点儿如何应对面试的“宝典”,但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们,我并不感兴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谁,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他们是谁。

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问他们,你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很少有人能答上来。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吗?其实不是。这个问题他们曾经想过,只不过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了而已。

小时候,每当大人问孩子,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回答:科学家、宇航员、飞行员、警察叔叔(阿姨)……然而,当孩子们上学之后,这些问题就再也不曾被提起,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上课听讲,回家做作业,上辅导班,这些才是学生生活的全部。至于孩子的兴趣是什么,长大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人关心,即使孩子自己也不关心。几乎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只关心一件事:考了多少分,能上什么学校。

一个被公认为好学生的成长轨迹,或者家长想象中的完美教育路线图看起来是这样的:

上当地最好的幼儿园;

在上小学之前已能认识很多汉字,会做复杂的数学题,能大段背诵很多经典名篇,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上当地最好的小学和中学;

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

本科毕业后去世界最好的大学——哈佛;

……

且不说这些目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的,即使全部都实现了,那之后呢?人生的目标又在哪里?

我很想问一句: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这不是我的想象。这些年来,我在世界各地见过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们个个天资聪慧,勤奋刻苦,一路过关斩将,从未失手,总是处于同龄人最顶尖的群体之中,挑选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班级,是其他人艳羡的“人家的孩子”。然而,几乎很少有人能体察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迷茫。

有不少北大或哈佛的学生告诉我,上北大或哈佛是他们从小树立的目标,但有一天当他们真的置身于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校园时,常常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接下来又该做什么呢?仿佛一个登山运动员在珠穆朗玛峰上的困惑:下一座山在哪里?

人生需要目标,但社会、学校和家庭都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去寻找树立自己的目标。我们对人生和教育的理解太过单一,而且缺乏想象力。

我们总是要求孩子要成功,要比别人强,要考上最好的学校,但很少告诉他们成功意味着什么,生活的幸福源自何处,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教育被简化成了一条升学直线。所有的过程只为那个最后结果而存在:上北大或上哈佛。

没有人告诉这些孩子,上了北大或哈佛之后怎么办?难道自此之后人生皆成坦途,再不会遇到诸般烦恼、困厄、艰难?1923年,鲁迅先生曾经发人深省地问道:“娜拉走后怎样?”我也很想问一句:“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上学是为了接受好的教育,但正如储蓄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们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上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肩负了一个独特的使命,这是独立的个人之所以存在的价值。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事情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不过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发现使命不能依靠“天启”——虽然很多人的确是在梦中或灵光一闪之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教育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手段。

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目标。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即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

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进的道路。

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先列一个负面清单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生命中的特殊潜质呢?每个人的方法可能都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要像那个只为苹果而生的乔布斯一样,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找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意识到你的一生将为何而来。

判断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你是否为之痴迷,是否能够心甘情愿、不计功利地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并始终坚持。“不疯魔不成活”,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就算不上痴迷,也就不是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建议,每一个学生无论课业有多么繁重,每天一定要抽出一点儿时间独处,给自己的心灵留出一点儿空间,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听听内心深处的渴望。

有人说,我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感觉,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那该怎么办?一个好办法是试错。不停地尝试所有的事情,在尝试的过程中不断去掉那些不喜欢的事情。给自己列一个负面清单,不要害怕失败。

还记得美国那位77岁时才拿起画笔的摩西奶奶吗?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真正喜欢做一件事,那么在任何时候开始都来得及,哪怕你已经80岁了。

人生不仅是一段生命,还应当是一段有质量的生命。判断一段生命是不是有质量,就看每一天是不是你真正想过的日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找到了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即使只有一天,那也是幸福、有质量的生命。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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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童年被透支的孩子,很难形成健全人格

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孩子的潜能

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

现在的学校似乎只提供一张毕业证书,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学生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却特别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这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痛心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一个现象,看起来也是悖论:

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教育的失败在于完全的功利化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然而,当下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教育的实质不仅包含知识训练,还涉及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

古代中国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

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即认为教育只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读书是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

如果教育不能让他们实现这些功利目标,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教育需要“不实用主义”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

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而不是塑造;知识绝非他人所能传授,而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

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此相反,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硬塞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或许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言,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死记硬背、繁重异常的基础教育,令中国学生普遍地厌学、不喜欢思考、动手能力差。

认清教育的目的与价值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中国和美国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部过程之中。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统一的高考录取体制对基础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被异化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向低龄化阶段发展。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拼心理,对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正在进入历史上最狂热焦躁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

教育提供给人们的,除了一张张毕业证书外,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通过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来逐步扭转这一局面。

然而,当下的社会舆论环境、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简单理解和忧虑以及缺乏信任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都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过程中对“选拔进程的负责度与选择结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进而加大了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并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

此外,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学生所具有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转化为提供创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撑,也是中国教育界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她)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教育,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事情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不过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目标。

回避或忽略这个问题,只是忙于给孩子找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样的老师,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提高学生多少分数,这些都是在事实上放弃了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责任。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己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

很多时候我们关心孩子,往往是关心他们能不能成才,考名校,有一份好工作,但其实比成才更重要的是成长。

从童年到长大成人,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方的道路。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孩子的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

By 秦春华,陈志武

一群不读书的教师在拼命教书,一群不读书的父母在拼命育儿

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老一辈的总是抱怨现在的孩子太难带,老师们也觉得他们教的孩子一届不如一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从80年代开始,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现在面对的教育对象是90后和00后,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也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一辈人。

其实孩子们也有很多苦恼,只是我们没有深入了解。时代在变,老师和家长们的教育观念也应该转变,下面这篇文章作者深入地探讨了90和00后这一辈人的成长轨迹,以及心理状态。

正如教育家怀特所言:“教育不是为了教人谋生,而是教人创造生活。”希望各位老师和家长在看完之后,能跟上孩子的脚步,一起共同进步。

现如今的家庭教育之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的教育有太多的悖论和问题需要面对。

各位父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了解现在的孩子吗?

我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因为近20年来,我大概接触了8000个家庭案例。

当今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当今的孩子是什么人?我们要从本质上来把握。假如我们不能从本质上来把握,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都不会在点子上。

从1993年以后孩子们就开始不一样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是1993年中国取缔了粮票,这件事情年纪大的是不是还记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取缔了粮票意味着什么?我们吃饭不愁了。

当一个民族吃饭不愁,尤其是到我们这样的民族吃饭不愁的时候,我们会愁什么呢?我们的需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人对人的需要不一样了,家长对孩子的需要不一样了,社会对人的需要不一样,人对社会的需要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1993年以后的人的基本特征,首先,他们都是独套公寓里的独子。

独套公寓里的独子有什么样的人生感受呢?你可以去试试,到春天的时候,买一只刚刚生出来的小鸡,养着它,给它好吃好喝,你看看是不是两个礼拜以后小鸡就死掉了,因为小鸡也会孤独。

现在的孩子带着天生的孤独感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孤独会有哪些麻烦?

一,人一孤独,无端伤感,莫名其妙流眼泪;二,人一孤独,思考力就变得非常强,所以麻烦就来了,既不思考吃,又不思考穿,他就过早地思考了一个终极问题,最高哲学问题,“我存在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的孩子,连四岁的孩子就会在那里发呆了,你不知道他小脑袋里想什么。

一旦人有这种问题,痛苦就伴随着他了。所以我们教育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子女是什么人,才可以有方向。

当今的孩子背负着沉重的情感负担

回想我们小时候,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父母很难投入过多的关注在某一个孩子身上。

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六个人围着他,这六个人会把最好的付出给他。

那么六个人爱一个孩子,你能体会到这个孩子的感受吗?你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吗?他内心里面的苦闷你知道吗?

其实人都有一种本能,谁对自己好,他就要报恩。我看到一个四岁的孩子跟奶奶说,奶奶,我长大后赚钱给你用,是因为他觉得奶奶对他太好了。

可是等到十几岁他就搞清楚了,他报不了这个恩,为什么?因为这些大人又不会要他的钱来回报,他们要的是孩子去读名牌大学。

可名牌大学在中国就这么几所,凭什么就你们家孩子去呢?

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三的学生来找我咨询,他们所有的症状都是一样的:到了高三不投入学习,整天看手机,整天看小说。

你问他想不想考大学?他回答,想,还要考好的。

那为什么不投入呢?因为他们焦虑不堪。

我只要说一句话他们就会淌眼泪,我说:“你可能考不到你觉得理想的大学,然后你会觉得实在对不起你的家长,他们对你太好了,是不是?”

孩子们一听眼泪就淌下来。

孩子们太可怜了。

我跟这些孩子说:“谁告诉你,你家长的幸福要你来负责任?孩子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的幸福负责任。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一个男的对女的说‘嫁给我吧,我会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结果没有三天就吵翻天了。孩子们,你记住,幸福是自己的主观人生体验。”

有一个妈妈,她培育了一个博士儿子,这个博士后来做了外交官,谁都羡慕这个妈妈,但是我们看她在干吗?天天在吃抗抑郁症的药。

还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只不过是个普通工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天天在乐呵呵地搓麻将。

所以,幸福不是别人能给的,而是自己的主观体验。父母们要告诉孩子不要背这个包袱,轻装往前走,这个才是给孩子正能量。

我讲一句贴心的话,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要记住,不是他要来的,如果他要选择未必会选你,你是单向选择。

我跟我儿子经常说的话是,“儿子,咱们母子一场,彼此不要嫌弃,你不嫌我,我不嫌你。”

孩子没有这种重担,他才能轻装往前走,他才不会有考试焦虑。现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学生因为在临考前焦虑不堪,学习成绩才没有达到应该有的目标呀!

我们能看到现在的孩子有空前的学业压力,这只是显性的,而隐性的东西是孩子们整天跟焦虑高危人群在一起,这些人是孩子的父母、老师。

你想想看,如果孩子在学校、在家里都要面对一群焦虑的人,人人对孩子拉橡皮筋,老师在学校里不停强调考试、学习;孩子回到家,家长也在强调考试、学习,那孩子可能就完了。

跟焦虑的人在一起,会疲惫不堪,我们孩子所遇到的压力是全世界没有的。

美国的学校不应试吗?也应试的,人家的学习任务也很重,可是人家的老师和家长不是我们这样的内心世界,我们(父母)自己太脆弱、不够强大。

当今的孩子对话语权要求很高

现在孩子的第二个特征是对话语权要求非常高。这绝对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中国几千年来是没有的。

我有时候在思考,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有很多弊端,但是它会推动民主进程。为什么呢?

首先,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成“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孩子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直接跟大人对话,为什么你说话我不可以说话呢?

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者,还是秉承老一套。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中学生被老师教育的时候,老师在训他,这个中学生就这样子,“你讲好了。差不多了讲好了吧?我可以进教室了吧?”他根本不会听你讲的。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他话语权要求很高,你没有给他平等的对话。

这也就是我们职场上马上要面对的93年以后的人。

曾经有个老总找我,说他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实习生,这个实习生在开会的时候负责做记录,会上老总发完言,实习生说:“我也来讲”,老总说:“怎么轮到你讲?”他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讲?我也了解啊!”于是这个老总就看不懂了。

我跟他说,你要看懂他们话语权要求很高,如果你不让他有话语的可能性,他就到网上去说,你堵不住他的。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有这种平等话语权要求的民族,它怎么不是进步的呢?

这是对我们几千年文化的一种挑战,你要面对的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来衔接,只有把它衔接好了以后,孩子才能够平稳地过渡,而不受到他前代人的压制,这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当今的孩子知识面宽广

各位在座的老师你不要生气,现在的孩子他未必是要到你这里来接受知识的,好多课都有光盘,他可以买来光盘自己看,而且都是名师讲的。

现在的老师没有权威性,不像我们小时候,家里如果没有一本书,老师就是万宝全书,现在没有这样的老师。

你也别指望你做这样的老师,或者说你可能得不到这样老师的感受。

老师不理解这点就会打击学生,就否定现在的学生不如过去的学生。其实这就是时代的特征,跟不上的话,那是老师的问题。

在上海,有的孩子读初中的时候,已经走过半个地球了。

老师在教室里面讲加拿大,学生说,“我在加拿大待过很长时间,老师你去过没有?”

那么各位,这个书怎么教?我讲的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教育要针对这些问题才能对未来的学生有用。

当今的孩子都很善良

我们所有的1993年以后孩子的父母都会说他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孩子是非常善良的。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理由如下:你在马路上,但凡看到一个乞丐,小孩子的脚步就有点迈不开了,他会拖住他妈妈尽量慢一点,实际上他想让他的妈妈捐点钱给这个乞丐。

小孩子很善良,原因是他有爱,他是浸润在爱当中长大的,他是在一个物质丰厚的时代里长大的,这样的人他一定善良,一定有爱心。

爱心不是空穴来风,爱心是有条件的。现在的孩子具备了基础条件,所以他有同情心,他同情弱者,他爱别人。所以他的道德判断水平要比我们这代人高多了。

因为不同的身世,两代人的道德水准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信心,后面的年轻人他们会越来越好,他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代孩子是有希望的。我们做家长的绝对不要辜负了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Image

当今都市孩子现实感非常弱

当今都市孩子现实感非常弱也是教育的结果。

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一切现实事务都被替代了,他们只知道好好学习,而我们的学校也没有提供给孩子处理事务的可能性,除了学习和补课没有其他活动。

孩子在现代化的电脑世界里生活,现实感很弱。他们在虚拟的世界体会到真实感,在真实的世界里有虚拟感,这就是他们的特征。

比如说现在的中学生都在玩“手办”,人数大概比例是1/4。什么叫手办?“手办”就是以日本动漫为模板所制作的那些玩偶。

他一个人跟这些玩偶在玩,有的时候玩偶还带一些色情,一个男孩子玩到他会爱上这个玩偶,然后就会在虚拟世界里捣鼓真实感。

他们在网上交流,似乎这个玩偶是一个活人一样,最后他反而在真实世界里有虚拟感。两个人在网上聊好了以后准备见面,坐在一起,居然没有话,结果说,“我们网上去说吧,再见。”就到网上去说了。

有一个场景,有几个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在一间没有大人的房间里。如果我们以常识来看,这个房间一定翻天了,地上都是水,弄得一塌糊涂。

但现实是,这个房间门一打开,鸦雀无声,每个小孩都很安静,比老人院还宁静。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一不怕死,二就怕苦”。

你跟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将来会过什么什么苦日子,他会跟你说,“不可能的,如果到那天我会去死的。”

人家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让我们怎么教育?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德育校长,如果有,请思考一下:我们现在中小学的德育活动应该做什么?

因为孩子们现实感很弱,学校应该提供这种帮助,模拟法庭,模拟超市,模拟社区……去搞这些东西。

有一个高中生跟我说,学校请来一个老掉牙的战争年代的老军人跟他们说,“我们战争年代如此艰苦,你们这些人到现在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天天想着穿名牌。”

那个高中生说,“老爷爷,你们革命不是为了我们穿名牌,是为了什么呀?”

所以我们的德育教育真该动动脑筋了。孩子缺什么?你要给他什么?

德育教育是育人,不是灌输某些东西,你要把他育成一个健康的人,不然一个没有现实感的人,到后来他的人格会有问题的。

曾经有一次有个重点中学高中的学生,她带了一个手机给我们看,她说,“老师,我们在玩这个东西”,我一看吓一跳。

玩什么?一人割自己一刀,很好玩吗?这种行为我们怎么理解?这就是现实感缺乏的表现,他必须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真实的存在。

可惜,我们教育者全然不知。我们只知道他的成绩上去了还是下去了,而成绩下来有太多的因素。

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孩子,这些都是他的内心的一些痛苦点。

当今的孩子对个性化生活要求非常高

我们来看他们还有一个特征,个性化要求非常高。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成“你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你是沙漠里的一粒沙”,现在的孩子是“我来过了,雁过留声,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来过?”他必须要展现个性。

那么我们的教育允许吗?设计出来让他展现个性的平台了吗?我们班级的班会课是不是提供了呢?

有一个孩子跑到我这边,说他就是非要留长头发,穿花衣服,校服到门口就脱掉了,结果教导主任跟他说,要不剪头发就不要来。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班主任,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的动漫知识,我连做他的小学生都不配。你把一节班会课给他,让他展现一下做好的PPT,我相信他从此就会改变。”

这个是我们现在孩子的又一个特征所在。

那么各位,如果你要压抑他,他就抗争。抗争的途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跟你打,我们叫逆反。

为什么逆反?逆反是因为你不允许他长大。

逆反有“硬抗”这样的形式,就是你说东他一定要说西,你说要好好读书考高中,他就跟你说要考职业学校。

那么“硬抗”还好一点,如果“软抗”就麻烦了。

如果老师、家长“强大无比”,是“不可战胜的”,孩子反抗的能量应付全部转移到里面,结果各类精神问题都出来了,导致现在15岁以后的孩子,神经症高发。

各位注意,我们培养孩子健康是很要紧的,所以要充分满足他的个性展现,我们的学校德育活动要有这样的意识。Image

当今的孩子活在“第三只笼子”里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现在的孩子是活在“第三只笼子”里的。

假设,我们有这样一个笼子,让一个老鼠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装一个门,如果老鼠不小心踩了一下这个门,门打开以后有一个食物会进来,这个老鼠踩一下,食物就进来,踩一下,食物就进来,老鼠会怎么做呢?会一直踩。

如果第二只笼子是这样的,老鼠踩一下,电击一下,踩一下,电击一下,以老鼠的智力会怎么做呢?不踩了。

如果“第三只笼子”我们是这样设计的,它踩一下是食物,再踩一下是电击,老鼠就不知道应该踩还是不踩,这个老鼠会在里面纠结死。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家长对他太好了,就像食物;但同时给他压力,就像电击,孩子们如同老鼠在第三个笼子。

每个家庭都渴望自己的孩子是成功者,嘴巴不说,心里是这样想的。

各行各业,凡是能成功的都有一个共性的特质,这些人一定是输得起的人,输了再来,最后就赢了。

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你只让他成功,不让他输,家长们见到孩子回家第一句话问的是,“宝宝,你今天得几个五角星啊?”“一个。”“小明得了几个啊?”“两个。”“你明天要超过他,要得三个。”

我想问在场的幼儿园家长们,你跟儿子下棋他会输吗?他肯输吗?十个有九个孩子是不肯输的,有的孩子还会拿象棋砸妈妈的头,他输了就急。

怎么会这样呢?你想要让他成功,却不让他有的成功的品质,你一开始就不培养这种品质,他不就是第三只笼子里的老鼠吗?

还有,我们每家都渴望自己的孩子在看到数学难题、物理难题能够迎战,锲而不舍。

学奥数的时候再难的题目也能克服,我们希望孩子意志力、控制力很强,可是你知道意志力、控制力是从哪里来的吗?

在上海,家长们从小学开始给孩子找最好的学校,初中、高中一直是好学校,等高考完了以后,再帮孩子找什么样的专业读大学以便运用关系找得到工作,等到找了一份工作以后,觉得差不多了,就买一套房子给孩子,发动亲朋好友给孩子介绍女朋友,然后再拿钱出来给孩子办婚事,婚事办好了养孩子,最后自己帮孩子带孙子。

你要控制他一生,还需要他有一种迎战困难的自控力,又是这个悖论。这个人不是在第三只笼子里是在哪里?

其实他都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非常明确,但有的家庭期望太高,这是不可以的。

特别是对独生子女,你不把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告诉他,这个人要崩溃。

实际上高要求只有对自己,不能对别人。孩子非常清楚他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么你想想看,他不是纠结死吗?

这就是老鼠在第三只笼子里的感受。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我希望看完这篇文章的父母或者老师,可以重新了解下这代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By 陈默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触目惊心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

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

“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

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以下是严峻的农村养老现实:

一、农村老龄化不是即将到来是已经到来:农村老人必须为养老做准备了

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其中,乡村常住人口5.5亿。

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算,农村60岁以上老人过亿那是很保守的估计。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

农村老人晒太阳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早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不,准确的说,我们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所以,很多农村老人还没有意识到需要为养老做准备,那么你们就需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了!

二、数据说话:翻翻农村老人的收入和支出的账本

城乡有差别,农村老人对于养老的要求比城市老人要低多了:一不要求四处旅游二不要求每个月领几千养老金,吃穿住行+看病+亲情能满足,农村老人就知足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农村老人的养老收入和支出情况吧,以2013年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原铭的在山西晋城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为例。

支出方面从基本的生活成本(食品及副食品、衣着、交通、通信、水电煤气、生活日用品等支出)、医疗成本和其他成本(丧葬、生产资料、人情世故等支出)三大部分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成本进行阐述。

支出方面:样本村老年人月平均食品支出和副食品支出分别为202.1元和39.2元,月均衣着成本约为20.8元,月平均交通通讯支出为11.4元,月平均水、电、煤气等费用支出约为23.8元,月均洗澡、理发费用约为12.4元。

对农村老人而言,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风湿性骨关节炎等是常见疾病,即使考虑到农村老人有典型的“小病撑、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生活理念,医疗支出上,样本老人人月医疗成本约为100.7元。考虑到的250名老年人中有27人表示会因为医药费太重而放弃治疗,约占10.8%的比例,上面的医疗成本可以看做是医疗费的最低标准。

最终,样本农村老年人每月日常生活消费约328.1元;月医疗保健支出约为100.7元;其他成本共计112.2元;三大类养老消费支出累加,样本农村老年人每月养老成本共计约541元(2013年的书记)。

收入方面主要分为劳动收入、子女赡养费、政府补贴三方面。

农村老年人坚守“非老不休,非疾不息”的传统美德,健康状况决定其劳动强度,所以个人劳动性收入成为农村老年人口首要来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收入占比逐渐降低,政府补贴占比逐渐升高。

从事粮食作物的样本村老年人收入最低,80%是自产自销,种植粮食仅供自己吃,很少会用粮食去出售换钱,即使卖掉粮食也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而有稳定工作,如村干、建筑工、饭店服务员等,工资收入会高于5000元。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劳动能力的下降,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中低龄和少数高龄老人基本上都从事以种田为主的劳动,少数养鸡或猪,而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不从事劳动生产,多居家养老。

三、农村养老形势严峻:没有积蓄农村老人或难善终!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的养老形势多么严峻:农村人均养老一年的费用也要6500元,而收入方面即使加上自身劳动、子女赡养和政府补助,依然达不到农村老人养老的基本要求,年缺口在1363-4046元之间。

这也意味着,如果农村老人没有积蓄,即使加上自己劳动,加上子女赡养,再加上政府补助,每年每人也还差26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人均80岁的寿命,农民老人需要人均有5.2万元的存款,才能保障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当然,这里面不包括丧葬费用。如果是按农村养老院月均900-1500的收费,那么这个缺口就更大了。如果子女不能或不愿买单,这些老人怎么办?

By 刘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