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票据业务自诞生之日起，成为票据中介牟利的工具。票据中介也从最初跑腿的、拉票撮合票据贴现的“票据掮客”， 演变为具有专业素养的票据中介。这些中介从业者通常拥有金融从业背景、大型国企财务工作经历，且中介大多有自己注册的实业公司、金融服务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借助地区差价、银行存款贴现差价、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差价，通过揽票、循环开票贴现、办理准银行贴现业务。天下通商贸研究分析，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部分以实体公司为载体的票据中介，利用银行体系信贷额度宽松、存贴价格倒挂时机，业务不断创新，在“收票—存款—质押—贴现”套现的基础上，借助银行做通道做转贴现业务，借助券商做通道做票据资管业务，翻新套利模式，不仅诱发金融乱象回潮，还有可能潜藏系统性票据案件隐患，亟待引起关注。

票据中介逐利模式

“开票—贴现”赚取银行体系存贴价差。2018年8月，市场上1年期贴现利率基本在3.3%～3.9%，比2018年高峰期下降了70～80BP，比部分银行的同期结构性存款（含保本理财）利率4.2%～4.5%低，市场上出现了存款与贴现价格倒挂的窗口期， 票据中介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同日全额质押—开出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寻找价格洼地线上办理贴现，套取质押存款收益与贴现资金成本之间的价差（1亿元套利约100万元）。采用此类模式的票据中介市场上通常称为“直贴口”，拥有多家贸易类公司，注册地点与办公地不在一个地方，利用关联公司税收抵扣政策开具增值税票，但不发生真实交易，干扰了银行对贸易真实性的审查。

“收票—贴现—转贴现”赚取银行之间价差。部分票据中介不满足于收票—贴现赚取票据价差的利润，将贴现银行视为通道，在票据市场上自寻市场价格更为优惠的转贴现行，继续赚取价差，采用此类模式的票据中介市场上通常称为“转贴口”。调查显示，受银行信贷规模、资本约束、风险偏好、时点贷款额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时点、不同银行所报的贴现价格不一致，价差通常在30～50BP之间，为票据中介利用市场价差获取更高利润提供了条件。票据中介办理的“贴现-转贴现”价差，除了给通道银行赚取8～10BP的通道费外，其余利润均为票据中介所得，一般可赚取价差20～40BP甚至更高。

“开票—设立票据资管—吸引投资者投资—再开票”加杠杆赚取价差。部分票据中介在持有票据后，借助券商做为通道方， 设立票据资管计划，吸引互联网金融企业或网上票据管家等影子银行投资，从而赚取银行结构性存款收入与支付投资收益之间价差。操作中，票据中介为了多赚取价差，通过设立短期票据资管，募集短期资金，以期限错配的方式降低筹资成本，赚取更多价差。个别票据中介利用上述资管计划的投资者不属于票交所的市场参与者，不具备线上资金交割的条件，采用线上不背书、线下签订票据保管协议的方式，用同一组票据作为底层资产，重复设立票据资管产品，套利。采用此类模式的票据中介通常混业经营，核心企业拥有多家贸易类公司，具备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从事票据、信用证、互联网金融、投资等多种业务。

“收票—质押—开信用证—融资”赚取产品间价差。票据市场上收票定价根据出票银行、出票地区而定，其中出票地区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票据利率最高。调查了解到，票据中介按4.6%～4.8%价格收取东北、西北的票据后，通过“银行质押— 沿海地区银行增信”开出信用证，票据中介通过信用证融资的价格通常在3.9%左右，剔除开证费用10BP以外，中介可赚价差60BP～80BP。在此业务模式中，由于融资质押的票源、提供资金的银行均为中介联系，开证行成为了中介套利的通道。

票据中介生存的原因

市场价格因素。纵观票据中介活跃的时期，均与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金价格与存款价格出现差价之际。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贴现利率与6个月保证金存款利率存在倒挂，贴现利率与一年期存款利率存在倒挂，用全额保证金或1年期存单质押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均有机会套利；2018年，部分银行用高息保本理财、结构性存款填补存款下降的缺口，使得市场出现了存款与贴现价格倒挂，为票据中介提供了盈利空间。

信贷规模因素。2018年6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放松信贷规模的控制，通过“窗口指导”给部分银行增加了信贷额度，各家银行在储备的实体企业贷款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做票据业务抵充信贷规模，为票据中介做大票据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撑。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6、7、8三个月贷款增量高达4.70万亿，比同期多增1.37万亿。其中6、7、8三个月票据融资净增0.9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20%。

交易便捷因素。随着票交所电票交易推出，票据背书、资金清算交割都可以瞬时完成。加之票据从业者利用微信、QQ等快捷的社交工具报价、营销，为票据中介寻求贴现价格洼地、贴现与转贴现的价格差异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方便中介创新票据套利。

银行产品因素。近两年来，多家银行开办了“票据池”质押业务，也就是说企业可用“票据池”中的票据做质押办理授信业务。此种业务模式，方便票据中介将不同金额、不同期限的票据化零为整，拉长业务链条多次套利。交易模式通常为“小而零散票据质押+开出整金额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转贴现+投资+托管”等业务。这样的交易组合，在为银行提供众多业务机会的同时，也为身披商业保理、空壳贸易公司、互联网理财的票据中介套取银行信用提供便利。

票据中介催化下的金融乱象

催化银行票据业务泡沫。票据中介业务量大小与市场价格变动紧密相关，当市场有套利空间时，票据中介业务量会快速增加，带动银行签发了大量的融资性票据、循环票据，催化了票据泡沫。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非金融企业票据融资从2017年初的5.47万亿元，下降至2018年5月末的3.98万亿元，减少1.49万亿。但自2018年6月份票据中介重新活跃市场后，票据融资快速反弹，6、7、8连续3个月票据融资增加0.94万亿元，过去一年半票据业务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并快速反弹了近三分之二。

阻碍信贷资金流向实体。从表象看，部分票据中介在银行开票环节，能够提供真实的增值税发票（利用税收抵扣政策，用多个关联公司开票），满足银行授信审查；从实质看，票据中介所谓的贸易背景真实性，没有货物流、现金流作为支撑，其业务本质仍然是违规的，票据中介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多数在空转，导致在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下，银行资金难以顺畅地流向实体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6、7、8三个月票据融资净增0.9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20%。

拉长影子银行风险链条。互联网等影子银行的风险向银行传递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银行对票据中介质押存款的来源审核不严。调查显示，票据中介用于质押的存款资金多数来上海、杭州等异地同名账户，开票行对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不加审查，一旦这部分资金属于违法募集的资金，开票行存款面临着司法冻结，银行的质押失效，低风险业务就变成高风险业务。二是托管行对票据资管的合规性审查不严。中介在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后，钻互联网投资底层资产审核不严的空子，有可能利用相同的票据重复设立票据资管产品，吸引互联网金融投资，导致一笔票据对应多个投资者。其行为有诈骗的嫌疑，一旦产生法律纠纷，出票行、票据保管行、票据资管托管行有可能沦为涉案行，面临法律诉讼， 影响银行声誉。

引诱银行员工道德风险。部分银行票据业务从业人员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属于互相依赖型，银行人员为完成票据业绩指标，需要票据中介提供足够的票源，票据中介为获取更高的利润，需要银行以优于市场的价格给予贴现。银行从业人员有可能利用票据价格与市场价格高度契合、价格变动幅度大的特点，不留痕迹让利于票据中介。加之票据从业者均利用微信、QQ等快捷的社交工具报价、营销，使得利益输送更为私密性，隐藏案件风险。

By 七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几乎所有大小城市的住宅都存在显著的超额供给。住宅的实际用电量数据表明，在很多城市，已出售（非开发商所有）但未入住的住宅占住宅总量的比率至少达25%。如果再加上开发商持有的未出售（因而未入住）住宅，一些城市的空置率甚至高达40%。显然，在一些城市很多年内不应再新建住宅，当然住宅也不应保持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这是大多数本城居民无力承担的。继续建造居民无力承担而攻击大量过剩的住宅完全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面对如此庞大的超额供给，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没有下降，或者说没有较快下降呢？为什么市场没有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倡的那样发挥决定性作用呢？这说明有很多不同的强大利益集团支持房地产价格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但支持的原因各不相同，下面将会讨论。然而是否每个原因都与中国社会整体的最大利益相一致，这是值得商榷的。  

反对刺破房地产泡沫的理由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当前的房价水平不可持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房地产泡沫保留至今呢？首先，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就是他们所控制的土地，因此，他们想让土地价格处于高位并不断上涨。地方土地价格要保持高位并不断上涨，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必须保持高位并不断上涨，这转而依赖于当地保持高位并不断上涨的对住宅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引入小额房产税会受到地方政府大力阻挠的原因，尽管长期来看他们可能是该税种的受益者。他们害怕引入房产税在短期内会对当地房地产（特别是住宅）的需求造成负面影响。地方政府通过想方设法抬高房地产价格，包括保持可用于新开发的地块的高价，或限制向市场提供土地，或劝阻开发商降价，更重要的是，通过利用政府在当地银行系统的影响力确保银行继续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现在刺破房地产泡沫就会剥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那些在地方政府心目中最有可能带动当地GDP和就业的经济活动就会停滞。   其次，房地产开发商也不想让他们的产品价格下降，这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利润。只要能够获得贷款，即使高达20%的年利率，他们也会选择待价而沽，而不会降价。不必用全额现款购买土地的开发商或许能够坚持更长时间。为了不降价，房地产开发商给出了荒诞不经的理由：如果他们的新楼盘降价，那些购买旧楼盘的消费者会要求退款，或至少要求返还价差。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照此逻辑，所有商品和服务以及股票和债券的价格都不能下降，因为先前的购买者会要求返还差价。如此一来，市场上就不会有任何灵活的价格下降。另外，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时，其供给者是否有权向之前的消费者索取差价。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城市的住宅需求不可能随时快速上升。住宅的过剩供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堆积越来越多的债务只会令问题的最终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和痛苦，不仅对开发商，对贷款方和最终的购房者也一样。开发商如果想在房地产周期中存活下来，眼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债务，而是更多的资本。  

另一个被提出来解决住宅供给过剩的想法是加快城镇化步伐，吸引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迁入城镇并入住那些空置住房。然而，除非这些新的城镇居民有能够产生稳定收入的职业，否则他们进城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现在刺破房地产泡沫可能会导致一些开发商破产，特别是小开发商，事实上，这一结果迟早会发生，因为很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存在庞大的过剩供给。此外，没有人能期望房地产开发商返还价差。   再次，银行和金融机构也不想看到房地产价格下降，这将会降低未偿贷款的抵押房产的价值，甚至可能使之低于贷款本身。这意味着，贷款银行可能不得不提高其贷款损失的准备金，并可能需要增加新的资本。这也意味着，借款方手上会有“负资产”，这可能会导致贷款违约进而提高不良贷款的绝对值和比例。此外，即使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成功收回违约借款人作为抵押品的房产，并在市场上成功拍卖，他们也将遭受一笔损失，该损失相当于抵押品市场价值和未偿贷款额之间的差额。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幅度足够大，可能会造成房地产贷款的大面积违约，那些向开发商和房主集中发放贷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清偿力和生存能力将受到影响。因此，刺破房地产泡沫必须谨防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最好的情况就是将房地产抵押贷款从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   最后，现在的房主和已经向开发商预付房款的未来房主，可能会担心房地产价格明显下降给自己带来“负资产”。他们的财富会减少，由于负的财富效应，这可能会导致消费降低。然而，如果一个房主只拥有自住房，这一效应基本上存在。不管自住房的价格上升还是下降，自住房房主的效用是不变的——房子还是同一所房子。自住房房主的住房消费支出的估算值变化了，但房主的净福利保持不变。因此，自住房房主的财富效应可能很小。对出于投机目的拥有多套房子的房主，财富效应可能会大一些。然而，现在不刺破房地产泡沫任由其变大，当它不可避免地破裂时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对于中低收入的自住房房主，住房很可能是他（她）唯一最值钱的资产。这些房主在经受价格冲击时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援助。  

当下住宅房地产价格高、空置率高的情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试图抬高住宅房地产价格会带来道德风险，这会使开发商和投资者确信住宅地产是单向的、没有风险的投机。此外，如果现在不挤出泡沫中的空气，住宅房地产的高价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会吸引房主们进行更多的新投资，致使价格泡沫越吹越大。开发商不得不为现有贷款支付极高的利率，因而背负更多的债务，他们不得不持续支付的高利率会很快侵蚀他们所持有的资产净值。当开发商需要延期归还贷款时，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良贷款，即使它们不再向购房者提供新的贷款。当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时，一次更大的金融危机会接踵而来。越早应对住宅房地产的问题，就越容易解决它。所以，必须允许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但要以一种不过度伤害房主且不会令银行和金融机构遭受过度破坏的可控方式。  

刺破房地产泡沫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如果房地产泡沫被刺破，将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房地产开发商和所有者的财富会下降。这可能会造成总体消费的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有关财富效应大小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而且严格依赖于财富分配——财富分配越不平等，财富效应就越小。总之，财富效应对中国的自住房房主来说并不会太大。   当然，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发商会停止进一步的开发，这会给当地的GDP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鉴于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住宅，这正是应该做的。中央政府此时最不应该做的就是鼓励开发商开发更多的住宅，非常廉价的住房可能是例外。实际上，一个可能不错的想法是，收紧开发商可用的信贷迫使房地产价格下跌至更合理的水平。中国经济负担不起新一轮的房地产扩张潮。  

第二，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部分开发商和抵押贷款房主的贷款违约。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会发现它们的房地产贷款抵押不足，不良贷款的数额和比例上升。它们需要提留更多的损失准备金，或者增加资本或者缩减资产，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然而当所有泡沫最终破裂时，这也一定会发生。不过香港和台湾的经验（例如，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表明，自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非常低，因此，完全有可能让贷款方和借款人达成适当的再融资方案。另外抵押不足的贷款可以被出售。一旦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清理，它们就有能力为中小企业等值得支持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目前，房地产贷款“挤出”了中小企业贷款。  

第三，房主会因泡沫破裂遭受明显的损失，有些是变现的有些是未变现的。这些损失会影响他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然而，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确保自住房房主不出现违约和不被贷款人止赎，能够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尽可能以不引发道德风险且财政上负责任的方式来补偿自住房房主的损失。   关于自住房房主抵押贷款再融资的一个建议 应该把重点放在帮助房主上，特别是自住房房主而不是投机者，在刺破房地产泡沫时，他们的财富受到破坏。很多人最终持有负资产，即他们的房产所背负的债务高于其市场价值。然而，通过帮助房主，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住房公积金）也会因手中的不良贷款较少而受益。  

基本的思路是，政策性银行以较低固定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为自住房房主提供再融资，从而将不良贷款从原来的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这通常有助于降低房主持续的经济负担，为持有负资产的房主提供一种减少负资产的方式。为降低部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它们必须持有5%的新增贷款直至到期，并对未来任何贷款损失的前5%负责。基于自住房的要求，每位房主只可以进行一次再融资，即使他们拥有多套住房。另外，这类再融资有最大额的约束，因为目标受益者为中低收入房主。  

我们首先考虑没有负资产的房主，因此只有房产价值的减值。抵押品本身对贷款银行来说依然是足值的。像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将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买入合格的自住房抵押贷款，并以较低的固定利率（例如说以4.5%而不是6.5%的年利率）和长期（比如说从15年到35年）的贷款对其再融资。由于低息和长期，就现值而言，再融资相当于对借款人的补助和单方面的转移支付。这有助于缓冲房地产价格下跌给借款人带来的冲击。另外，通过再融资，借款人每月的现金流将会显著增加，还本付息后可能会剩下更多的钱用于增加当前消费。从政策性银行的角度来看，它能以准主权债的利率（比如4%的年利率）融资，即使购入这些再融资贷款也可以有一个正的利差。因此，并不需要财政补贴。  

我们来考虑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一套自住房买入时的价格为150万元，合适的分期偿付抵押贷款额为100万元（价值的66.67%为贷款）。最初的抵押贷款固定利率为6.5%，期限为15年，则月付款额为8711.07元。如果这笔贷款能够再融资为4.5%的固定利率和35年的期限，月付款额就降为4732.57元，这相当于在前15年房主月付款额减少了（也就是月现金流的增加）3978.50元。按照7.5%的贴现率折为现值，对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最终使借款房主获益237784.69元。   因此，如果房产价格下跌30%至105万元，这套住房的市场价值依然超过未偿贷款额。再融资相当于对借款房主一次性拨款237784.69元。房主的净损失总额（未变现的）等于212215.31元（1,500,000 – 1,050,000 – 237,784.69），相当于最初买入价的14.15%。因此，借款房主的净损失通过再融资方式被有效减少了一半以上。  

对于持有负资产的自住房房主，即未偿付抵押贷款额超过房产的市场价值，贷款方就存在抵押品不足额的问题。如果它们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并将房产放到市场上出售，则需要承担一笔相当于抵押品不足额的损失。因此任何能够让它们减少损失的处理方式都会大受贷款方欢迎。这里建议让最初贷款方吸收一半的负资产值。这是因为他们首先犯错发放了过多的原始贷款，因此应该要求他们分担解决问题的成本。如果允许他们不受惩罚地逃避问题，将引发道德风险，将来这类错误还会不断重演。尽管贷款银行要吸收一半的负资产，该方案仍然有其优势，因为银行不用承担全部损失。此外，它会把再融资的抵押贷款卖给政策性银行，除了前5%的损失外，其他损失都会从它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它将有一个清洁的资产负债表用于支持其他贷款。  

与此同时，借款人将得到本金少、利率低、期限长的再融资贷款，其经济负担就会减轻。他实际上会从再融资中获益，尽管他可能仍有负资产，但他的现金流明显增加。他由此避免了可能的违约，并能像以前一样继续住在同一所住宅里。   我们再考虑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住房的市场价格下降至75万元，跌幅为50%，因此借款房主有25万元的负资产（贷款银行有等额的抵押品不足额）。贷款银行被要求吸收50%的抵押品不足额，即12.5万元，因此未偿付的抵押贷款净额为87.5万元。如果该款项以4.5%的固定利率和35年的期限进行再融资，月付款额就会降至4141元，相当于房主在前15年每月少支付了（也就是月现金流的增加）4570.07元。按照7.5%的贴现率折为现值，未偿贷款本金的减少和对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最终使借款房主获益325523.27元。这相当于对借款房主一次性拨款325523.27元。房主的净损失总额（未变现的）等于424476.73元（1 500000 – 750000 – 325523.27），相当于最初买入价的28.3%。因此，借款房主的净损失通过初始贷款银行的债务减计和再融资被有效减少了43.4%。虽然房主在房产净值回升之前依然持有负资产，但可以避免其房产被止赎，同时现金流显著增加使其可以如愿增加消费。  

初始贷款银行会有怎样的收益呢？它可以通过向政策性银行出售抵押不足的贷款来剥离不良资产。另外，银行可以作为政策性银行再融资贷款的服务机构收取服务费，而不必占用银行自身的资本。假设贷款银行每年对再融资贷款收取20个基点的服务费，35年后，它会获益7%，超过了它必须持有的5%的新增贷款。此外，银行还可以通过它拥有新贷款的5%，从获得借款人支付的总利息的5%。  

配套措施   刺破房地产泡沫时，应该采取配套措施以提振房地产市场低迷波及到的建筑和建材部门的不景气。可以建造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公交系统、高铁、中小学、专科院校、大学、医院以及环境治理、保护和恢复工程。也可以推进和资助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公共消费。然而，建造更多高价住宅完全没有意义——唯一该建的房子是廉价房。 为区分自住房和非自住房，有必要制定并实施产权和授信实名制，以确保没有人能够欺诈或反复利用再融资政策。另外，应该实行全国性的地籍调查，并为房地产制定全国性的所有权集中登记系统，防止欺骗行为。  

住宅房地产业的一些规则需要改革。例如，应该允许预付款房主在银行和金融机构设立第三方托管账户。房地产开发商只有按期建成住房并交付使用许可证才能从第三方托管账户中提取房款。预付款房主自己也不能从第三方托管账户中提走房款，除非开发商拖延完工及交付房产的日期。这样的安排可以消除很多房地产买卖中的风险和可能的纠纷。有了预付款房主的第三方托管账户，银行可能愿意为有良好记录且经验丰富的开发商提供建设融资。  

政策性银行能够以准主权债券利率融资，它可以发行35年期固定年利率为4%的债券。因此，它可以从银行和金融机构买入合格的再融资抵押贷款，支付服务费后依然有微小的利差来覆盖成本，不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这些长期债券的潜在购买者包括国内外的国家级和省级的社会保障基金、养老基金和慈善基金。   当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售了再融资住房抵押贷款后，就可以有新的贷款能力以为其他部门的活动融资，包括被房地产部门挤出的借款者。这有助于增加中对小企业的信贷供给。  

By 刘遵义

“实不相瞒，我们已经不敢招那些有头有脸的AI科学家了。”传统IT上市企业高管程路摇头叹气道。

AI科学家恐惧症这个词，近些年时不时从企业家口中听到，尤其是那些作风老派的经营者。

背后的逻辑，并非行业里老生常谈的“不落地、不赚钱、研究不重要”等看似有道理，实则非常狭隘的措辞。

而是，大部分公司现有的组织能力，并不能消化掉这批象牙塔里天赋异禀的人才。

好比让乔丹、科比等一众球星出生在非洲，大概率无法取得现有成就一样。

人们往往把组织问题，全部归结到人身上。片面、偏颇、悲哀。

传统公司的组织运转落后程度，相比BAT、字节、美团，跟非洲与美国的差异如出一辙。

这些公司所产生的AI科学家恐惧症，也是一种对组织能力不自信的映射。

“当二、三线公司，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吸收首席科学家的组织能力，陆续叫停招募后，人才供需的天秤便开始倾斜。肉多了，狼开始变少了，部分高级AI人才的贬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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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擅长妥协的一群人

早些年里，互联网巨头招募知名AI科学家的目的非常简单：吸引更多人才，帮公司走完智能化转型的从0到0.5，创造更大的想象力空间，间接对工程、产品、销售、人事、财务部门产生良性作用。

问题在于，这些作用润物细无声，不能直接显现，更无法KPI化。

“除了搜索和广告等自有场景外，AI的主要形态便是对外赋能，也就是以ToB的形态存在。让科学家直接去做解决方案、跑业务，显然不现实。科学寻找的是最优解，ToB产品的本质，则是以最优解为目标的一种妥协。”程路补充道。

当今国内ToB行业，本质上就是一种妥协：标准化和定制化之间的妥协、高毛利与亏损之间的妥协、你主导和客户主导之间的妥协……

“科学家最不擅长的就是妥协，在他们的局部世界里，自己永远是MVP，科学界确实也需要这样偏执和自负的精神。但回到工业界：大部分管理层并不迷信方法，只关心你拿到了多少用户，赚到了多少钱。如果是技术团队，更看重你不可或缺的支撑能力，为什么阿里云和OceanBase工程团队地位那么高，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双11。”Google前技术高管吴全告诉雷锋网。

现在AI的支撑作用，有到这个程度吗？远没有。

因此考核AI科学家，成了一个世纪难题。

面子作用，大于里子，为企业科学家们招来不少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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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科学家的“面子”和“里子”双重作用

企业对科学家的评价标准，分两种：对内和对外。

对内，直接帮企业解决实际技术、业务、管理问题。

对外，即与外界建立起连接，靠自身影响力招募到大量顶级人才，同时能够与外部顶级研究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反哺自身的技术储备，尤其是放大自身的技术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

对互联网巨头而言，面子所创造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

面子型公司活不久，里子型公司做不大。而那些活的最好的、有里有面的大公司，在他们眼里，AI的面子，有些时候比里子更重要。

但那些处在温饱边缘的二线AI公司或传统IT公司、产业公司，招募AI研究高管，更多是抱着对AI的过分期待，希望借此解决实际问题，形成商业变现，想法异常的务实。

过去五年，中小企业的AI研究院验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AI人才的用法，一旦过于务实，便是用“大炮打苍蝇”，一是浪费，二是不一定打得着。

此外，这种做法还会让旁边的一众“苍蝇拍”高管（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无法理解，认为自己不受重用，从而带来了新的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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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科学家所激化的组织矛盾

一家集成商高管告诉雷锋网，他们曾试图用四、五百万的年薪挖某学术专家，虽然这价格相比于动辄千万的AI首席科学家年薪，已足够划算，但仍招来人事和业务高管的不满，激化了组织矛盾。

人事高管认为他的薪资过高，挑战了现有的薪资结构。业务高管则觉得他们自己在业务一线摸爬滚打二十多年，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没享受到那样的待遇。

“跑在项目一线的人，对这件事非常的不爽。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谁能更好地帮客户解决问题，谁就应该拿高薪资。但现在出来个搞虚头巴脑的研究人员，技术再好，不落地又有何用？开那么高的薪资，让其他干实事的人怎么安心干活。”该集成商的副总裁异常气愤。

任正非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不是人才，而是利益分配。也就是说，好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样一个看似小小的利益分配问题，都直接影响到了组织凝聚力。

不止二线集成商，即便是财大气粗的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的博士生Adam，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总监领着200万美金的年薪，这是许多百度十年以上工程师都不曾有的待遇，江湖上所谓的斯坦福等名校AI博士毕业领200万美金年薪的传言就来源于此。这种非常规的用人，给吴恩达及其实验室招来公司内的诸多非议。

而AI科学家高薪聘请自己学生的案例，在很多公司屡见不鲜。

企业为科学家们开启的种种特殊通道，自然会让自己引火上身。

某知名金融机构，公司产品部门时常抱怨其研究院“人均薪资高，能解决的问题少。”

时间一久后，企业董事长也发现了AI人均投入产出比低的症结，于是破天荒地为他们制定了营收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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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家去卖产品

让AI科学家走到田间地头去赚钱，分两种形式。

其一，和其他部门合伙赚别人的钱：如研究院帮助云部门的解决方案团队做技术支持，云部门获得的订单，部分营收额需分配给研究院。因此研究院下设的各个子实验室，为了评奖评优，经常会和解决方案团队在一起做项目落地。

这个时候，研究院的属性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阿里达摩院为例，它创立初期的定位是基础技术研究院，但现在完全沦为应用研究院，全面服务阿里云的业务。现在国内最纯粹的企业AI实验室就是张正友领导的腾讯AI Lab，他们是真的投入绝对人力、物力去做前沿研究。张正友去年成为腾讯历史上首位17级专家，侧面可以看出腾讯内部对长线前沿研究的决心。”吴全举证道。

第二种赚钱方式，即左手倒右手。

这在金融行业非常多见，业务部门若有需求，会向科技子公司或研究院下发需求，而这个时候，研究院会向业务部门按投入人头和服务器使用量来收费。

“假如业务部门需要开发一个非常基础的AI功能，研究院会评估需要多少个AI研发以及多少周期，然后给出报价。”

但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

用一句话形容，便是“自家人开始坑自家人”。

业务部门发现，同样功能的实现，找外部AI供应商采购，成本往往比找自家研究院便宜不少。

这中间有以下几点：一是外部供应商本身有较为成型的产品，改动改动即可快速部署。其次，外部供应商的人力薪资成本相对较低。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AI供应商为了扩大客户规模，做标杆案例客户，甚至会亏本销售。

反观研究院，由于营收业绩压力巨大，以及知晓部分项目由于安全原因不能外包，于是漫天要价，而且因为都是同事，态度趾高气昂。

“做着乙方的事情，却拿着甲方的薪资，还一副甲方大爷的嘴脸。”李成无奈的说道。“有些项目，即便贵，也不得不含着泪去采购。要合规，要安全，用自家更稳健一些。”

“有时候，研究院的实施即便做得很差，他们还会在汇报会上疯狂diss产品部门不配合，IT部门代码烂，数据部门样本质量不高……”

组织矛盾，就在这些滴滴点点中爆发了。

谁来管他们？

5

“去AI部门化”与“被错乱使用的AI人”

一直以来，互联网巨头的AI研究院都是独立于工程部门，话语权巨大。

随着AI所创造的价值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CEO们越来越倾向让工程领导去管理研究院。如吴恩达在百度时期，直接向李彦宏汇报，离职后，AI研究团队被工程体系领导。

同样，李飞飞离职Google后，工程统帅Jeff Dean接管了Google的人工智能研究。沈向洋离职后，微软CTO接手其6000人以上的研究团队。

过往，有技术前瞻性的CEO们，寄希望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AI研究驱动工程、工程驱动产品、 产品赋能用户/客户的链条。事实发现，当前的AI并不能驱动工程，它只是工程的一部分，辅助落地。

过往话语权颇高的独立AI研究院，也陆续名存实亡，成了工程部门的子团队。

关于研究派和工程派之争，雷锋网将在下个月发布深度报道《研究派和工程派，谁配在企业统帅 AI ？》

当部分研究院在公司的地位和话语权逐步被工程部门剥夺后，他们对AI人才的招募需求还大吗？

“依旧巨大，只不过给不到以往那么高的职级了。过往一个优秀的AI应届博士生，有可能拿到等同于阿里P8级的职位，现在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一猎头告诉雷锋网。

此外，AI四小龙之流独角兽的研究院，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变小，过往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因汤晓鸥、孙剑等招牌科学家的号召力，不少优秀的年轻人纷纷会踏上创业公司之路。

现在随着AI创业公司想象力空间遇到天花板，年轻人们更倾向于去薪资更高、工作变动更小的互联网大厂。

2017年前后，在AI融资最井喷的时期，商汤旷视的薪资甚至是高于BAT的，抢人大战带来的结果，就是薪资的水涨船高，AI人才一天比一天贵。

现在随着四小龙等独角兽的员工数相比那个时间已暴增十倍，外加上连年亏损，以及过去一年IPO的接连遇冷，创业公司已经难以开出四年前那么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和期权激励。

水涨不起来，船就开始下沉了。

“现在AI的开源工具操作越来越简单，开发门槛一年比一年低。好比PS的出现，饿死了一大批画家。”

“AI工具的普惠化，直接利好两类人：一类是凌驾于工具之上的应届天才，如周志华、朱军、林达华等名师麾下毕业的博士，去到企业钻研基础前沿技术，帮公司做好面子。一类人是不求研究能力多强，但熟悉工具即可，成为落地团队芸芸众生中的一名大头兵，为公司撑好里子。而那些处于中间部分平平无奇的人员，高不成低不就，略显尴尬。”一视觉企业的AI博士薛然告诉雷锋网。

“他从入职到现在，就一直在做业务开发，什么高大上的研究都没做过，感觉自己已经被学术界抛弃了。”以如此高的年薪，却做着数据清洗、简单的建模工作，这让他非常困惑和痛苦。”

当然还有一批人的用处，更加离奇：能干点啥干点啥。

一AI独角兽公司的AI博士萧楚向雷锋网诉苦，“我感觉有些企业实验室的氛围很自由，但好像有点太自由了。”

在进入实验室三年，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有一天萧楚找产品部门了解了情况，发现在公司的产品里，基本没有他们实验室技术的影子。“公司聘用我们，或许只是想让我们发发顶会论文，打打比赛，给他们做做PR。”

6

AI人才眼中的理想型企业研究院

要撑得起面子，首先需要有强大的企业资产做支撑。

谷歌为什么能容忍DeepMind长期亏损？答案非常简单，有钱。

FAIR、MSRA背后的Facebook、微软，也是如此。

微软和谷歌并不是企业研究院的鼻祖，实际上，企业研究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个辉煌时期，代表企业包括杜邦、通用电气、AT&T、IBM。其中，AT&T成立的研究院就是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这些企业研究院都有类似的发展轨迹，首先通过应用类技术转化让公司迅速扩张，比如通用电气的GE中央研究院一开始的发展模式就是简单粗暴的“买专利”；在公司壮大奠定行业领军地位后，再走向基础研究，并让研究院独立，GE此后便发明了白炽灯、无线电和X射线，贝尔实验室也因此诞生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四位图灵奖得主（包括了CNN奠基人Yann LeCun）。

当然，独立之后的企业研究院也并不是变成了像高校那样的象牙塔，而是有着明显的层次划分。比如GE中央研究院就将技术研发工作分为两类：基础研究、技术升级或改造，对于这两类研究，可以由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去独立进行。

在贝尔实验室也是一样，而且他们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再到推向市场的周期特别短，这种高效的协作有赖于大团队的人才供给，以及管理模式的创新。

得益于自由的基础研究氛围，贝尔实验室向全世界贡献了晶体管、激光、Unix、C语言等等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

这种自由不是一句“我愿意把一生献给学术”就能得到的，贝尔实验室严格的人才选拔标准保证了研究人员的基本科学素养和对科学研究的激情，以此其自由氛围才得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这种自由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只受同行评议限制，而不受外界考核压力限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拆分和华尔街介入后，头上顶着业绩考核的贝尔实验室再也没办法回复活力，科学家甚至面临着要和市场部联合推销产品的尴尬处境。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反观当下众多企业AI研究院面临的种种窘境，不难看出，“命不久矣”。

可以支撑起基础研究的企业研究院，能够为企业提供前瞻性视角，进行顶层设计，其存在关乎公司未来的行业领导力。

但由于市场的残酷生存逻辑，企业研究院的存在也必然是自下而上的衍生品。在历史上，只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才能支撑起拥有象牙塔的研究院。公司出现危机一般不会动顶层管理者，但第一个被盯上的，往往就是研究院。

对于中小企业的AI研究院也是那样。一行业人士告诉雷锋网，如今这些公司的AI研究院很多都已经名存实亡，不敢再招AI高管了。

一方面是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这些实验室也未能产出足够有影响力的成果。“虽然看上去很自由，也发了不少顶会论文，但其实很少有完全自主的idea，基本都是follow谷歌、OpenAI这些公司做的改进研究，比如BERT、GPT-3、AlphaFold等等，我们全都跟过。”萧楚告诉我们。

萧楚认为，虽然像AlphaGo、AlphaFold这些研究有不少PR成分，“但能够以学术成果做PR还是很了不起的，对比我们，国内仍然是跟风模式，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AI人才的历史积淀不足。“萧楚说道。

在萧楚的眼里，尽管这几年国内顶会论文数量大有登顶之势，但整个领域的前沿依然由国外的知名实验室主导。

“国内即便是大牛，大多数还是在做follow up的工作。而国外的大企业实验室，会有很多五十岁左右的大牛教授坐镇，他们近距离经历过人工智能的多次历史浪潮，在领域认知上自然高我们一个level。”

回顾人工智能早期阶段，不管是催生人工智能革命的达特茅斯会议的核心人物，包括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基、雷·所罗门诺夫、克劳德·香农、司马贺、艾伦·纽厄尔等人。

还是后续人工智能的多个历史阶段的引领者，包括自动定理证明、专家系统、知识图谱、神经网络的先驱：Martin Davis、Bruce G.Buchchanan、Douglas Lenat、Warren McCulloch、Walter Pitts等人。乃至控制论之父Norbert Wiener、强化学习原型即细胞自动机之父冯·诺依曼，他们都是美国学者。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萧楚对于两国人才差异上有着深刻体会，而今在Guide2Research的CS学者榜单上，也依然是美国科学家主导。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理论素养不够。对于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历史早已给出了无数例证。

比如，香农提出了信息论之后，人们才得以用精确而简洁的数学语言来讨论信息概念，从而给出确定的理论结论，即数据压缩极限和通信速率极限。香农对信息的数学定义去除了信息的繁杂含义，抽象出了信息的最重要性质，即不确定性。借用已有的成熟数学工具，信息论得以飞速发展。这种理论探索颇符合香农的研究风格，他曾经说过，“最好的研究是修剪已有的知识树而不是去发展它。”

萧楚说道，如今人工智能尚属于百花齐放阶段，如果在某一天遇到了瓶颈，或许可以考虑去“修剪已有的知识树”，也即是在理论上抽象出智能最本质的数学概念，以此带来人工智能的下一步飞跃式发展。

回到现实，萧楚观察到，今年公司招收的AI博士名额比往年少了，薪资水平也开始下降，“我自己的薪资也怎么没涨过，微微苦涩。”另一边，薛然的处境或许更加困难，“公司已经通知，要开源节流。我知道，肯定第一个拿我们开刀。”

7
企业研究院：走MIT模式，还是哈佛模式？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模式识别领域开拓者何毓琦教授曾基于自身求学经历总结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麻省理工模式和哈佛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课业繁重，考核严格，其毕业生必能掌握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有独立学习能力，“质量稳定”——水平比较平均。而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更加自由开放，考核少，并且会鼓励学生广泛涉猎，“质量不稳定”——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平均水平也很高。

因此，在后期发展上，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取得的成就类型也有较大区别，“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何教授最后也总结道，麻省理工模式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哈佛模式则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为了与世界接轨而必须结合的模式。

对比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也是如此。中小企业随时挣扎在生死边缘，必须首先保证产品质量过关，还不是刻意追求独创性的时候，也就是麻省理工模式。

也因此，企业研究院在中小企业会如此不适应亦不再奇怪。很多时候，一些突然冒出的极其独特的独角兽公司，其独创性也只体现在刚刚创立的瞬间，其后便需要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

而对于大公司，其资产实力能保证长期依靠已有业务生存，同时也能支撑需要面对大量失败尝试的基础研究，也就是哈佛模式。单纯依靠管理创新难以持续带来新增长，大公司也必须随时具备危机意识，将希望寄托于科学人才和基础研究，以期一朝建立十年新优势。

By 青暮，王亚峰

说到乱世，就要说起二战后民国时期的钞票。

那时候，我外公买了一个大衣柜，高度大约一米八。这个衣柜不是放衣服的，是存放现金的。

发工资的时候，若是拿不到大额钞票，就只能拿小额的。我外公是个技术工人，工资太重，一个人拿不动，就装在麻袋里，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回家，然后一捆捆放在衣柜里。

上街买菜，要带二个篮子，一个篮子装钞票，另一个篮子装菜。一篮子钞票花出去，一篮子菜拎回家。需要大笔钱的时候，大家懒得数钱，就用尺子量一下，看看钞票有多厚。

这就是我外公外婆民国时代的生活。

那时的工资，如雨后春笋，前几年工资还是一个月二十块，很快就是几百块，几千，几万，几十万。后来，很多人把太小的钞票贴在墙上，作为糊墙装饰，因为比买纸便宜。

这时候，别人跟你借钱，你敢借么？今天你借出去一千块给别人买房子，等他还钱的时候一千块只够买一斤猪肉。

身边存着价值稳定的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切莫重蹈津巴布韦人民2008年前后购买日用品时的窘境

当时津巴布韦元对美元的比例为：

2

当今以粮食作为硬通货的例子，是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有很多交易群，开始是物物交易，后来就出现了一种计价通货：方便面。

比如说，某个委内瑞拉人有一个旧手机要卖掉，拿到跳蚤市场群去卖，标价20包方便面。

方便面是比稻谷更容易使用的货币。它不需要拿秤去称，数一下数量就可以。

在委内瑞拉，最不值钱的钱，是本国的钱。在网上曾经流行一张照片：在委内瑞拉的一个垃圾堆里，大把大把的钞票扔那里，被风吹得乱飞。

国外的钱还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元。

如果你有美元，就是比方便面更好的货币：因为外国人对方便面不感兴趣，他们不缺粮食。但是大家都认美元。有美国在，美元总是比别的钞票更可靠。

一旦政府出问题，本国钞票上的数字就可能位数大增，从二位数到十几位的例子，就像津巴布韦。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更认可的硬通货当货币。

金银虽然不再是主流货币，但是金银依然是不错的东西。乱世年代，黄金永远比纸币有用。

记得民国民间的一种硬通货就是粮食。你今天跟我借五百块钱，收据上要写「今借到xxx谷300斤」，也就是把钱换算为粮食。不管你用什么钱还我，也按照当时的粮价计算。

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是非常合适的：产量有限，谁也没能耐一年把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十倍。它有使用价值。它是防伪的，你要伪造大米或小米，那可能只有上帝做得到。粮食容易分割，可以按斗或斤计量。

粮食在任何乱世，都是硬通货。如果粮食不是硬通货，说明这世道还不乱。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就是粮食不值钱。

关于粮食，我想说几个故事。

故事一：河南某地，娶老婆聘礼是三十万人民币，加一套房子。以前缺粮的年代，聘礼曾经是几十斤大米；

故事二：1950年吧，华罗庚和苏步青抢夺数学所所长职位，苏步青主动放弃了，因为数学所所长的工资是一个月600斤小米，苏步青一家十来口，这工资太低，没法养家糊口；

故事三：也是1950年，中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拿到国旗设计的巨额稿费五百万「相当于后来的五百元」，赶紧买了几百斤粮食藏在阁楼。

3

在乱世，还有哪些东西最适合当硬通货？

首先是能救命的。人命最值钱，无论你有多少钱，命没了的话……

乱世之中，粮食永远是最要紧的硬通货。身无分文，有吃有喝能活几十年。没了食物，即使腰缠万贯，也很可能会饿死。

无论是方便面，火腿肠，大米，还是罐头。但是，要考虑到粮食的储存期限。大米只能储存二年，晒干的稻谷可以储存五到十年，大豆可以储存二十年，芝麻可以储存六十年。

很重要的一种代替粮食的物资，是糖。如果你买冰糖或白砂糖，可以储存一千年不变质。白糖还是一种很好的天然防腐剂，很多食物加大量白糖，就可以保存很久。

除了粮食和糖，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是药。所有的药里，最重要的是抗生素。记住：在乱世，无论是虫草，灵芝，石斛，黑枸杞，人参，都是没用的。那时候，即使是兽医用的那些药，养殖场给鸡鸭猪牛吃的那些抗生素，都可以拿来救命。也不要担心过期，有些过期很久的药，也可以救命。

即使你只有几百块一公斤的兽用四环素，也比没有抗生素好。

另一种好东西是净水材料。最方便的是沉淀用的明矾，消毒的二氧化氯和次氯酸钠。

明矾现在很少有人用。很脏的普通水塘里的水，稍微加一点点明矾，可以把大量的悬浮颗粒结块沉淀下来，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和寄生虫卵，就会成为沉淀物。

然后一缸水加一克二氧化氯或次氯酸钠消毒，杀菌杀病毒，这水就可以直接喝了。

乱世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越危险到达干净水源之处。在打水的地方，或许正有持枪的匪徒霸占。逃生的路上，可能几天也遇不到干净的水，甚至只能得到路边水坑里的积水。

没有食物可以活一个月，没有水只能活六天。净化水的设备和药品，绝对是硬通货。

4

另一种硬通货是武器。没有武器，乱世就难以保命。武器弹药，总是乱世的硬通货。

张作霖先生当年成为中国首富，跟他擅长经营有关。据说他割据东北时，经常自己把大量枪弹武器通过黑市卖出去，又以社会安全的名义到民间强制没收武器，过段时间又偷偷卖出去。一边卖，一边没收，这钱就源源不断地挣。毕竟他知道武器的价值。

除了武器，还有一种东西是燃料。燃料是消耗品，乱世时代，无论砍树还是割草，都不足以维持使用。在乱世，你能储存石油，石蜡，甚至煤，都会很值钱。尤其是汽油和柴油，可以直接发电，这在乱世极其重要。

5

还有一类很重要的东西，是工具。

在乱世，你不能指望工厂开工源源不断生产各种物品。你得准备什么都要DIY的日子。这时候，你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些是手动的，有些是电动的，如果是电动工具，你得准备足够的电源——充电电池，太阳能电池，发电机和汽油柴油。

如果你是一个极限生存爱好者，一定熟悉贝爷的系列剧本。贝爷仅仅用一把小小的生存刀，就可以在各种环境下求生。

但是，那仅仅是电视节目。贝爷没有告诉你的是：他后面有一个救援团队，他出门前打疫苗，吃抗生素，他遇到危险有直升飞机救他。你若真信贝爷，想学他的样子靠一把刀独自荒野求生，那有点赌命了。

普通人若想钻木取火，三天也点不着一张纸。但是几毛钱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只需要一秒钟。拥有大量的打火机在乱世就是富人。

普通人若想徒手抓鱼，可能一天也抓不到一条。若是有一张普通的小渔网，一天可以收获上百斤。那时候，一张渔网的价值，远超限量版的瑞士名表。而那些名表的使用价值，只相当于十块钱的电子表。

在现实中，你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你要在乱世来临之前就熟悉这些工具的用法，经常玩玩DIY，学习有用的知识。没有知识的人，给你一个富士康工厂也没用。

手电筒、打火机、对讲机，也是重要工具。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玩过对讲机，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乱世年代，你难道还指望可以用安卓手机上互联网？

有了对讲机，几十公里范围的信息传递只需要几秒钟。短短时间就能通知你的同伴。人群就不再是原子，而是组织。

这些工具，在乱世非常值钱。

6

在乱世，你会发现劳斯莱斯的作用还不如北京吉普，林肯加长还不如拖拉机，LV包包远不如驴友的登山包，爱马仕皮带不如一根电工用的插工具的腰带，一个工具箱的工具的价值远超宋代官窑瓷器，卡地亚手镯的价值不如一卷铁丝，深海鲍鱼不如最便宜的火腿肠。

在乱世，有用的东西才能成为硬通货。你若能储存一些，到时候就可以交换各种用品。

最后总结一下这些东西：

粮食、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净水用品、武器、燃料、工具、黄金和美元。

还要补充一点：最最值钱的硬通货，是你的知识和技能。

你的医疗知识，可以救人性命，即使你身无分文，也可以在乱世生存。

你的各种劳动技能，在乱世都可以为大家服务，用你的服务换去各种物质。

你的知识和技能，别人抢不走， 路上不会丢，也不占地方，也不会变质过期。

不要等到乱世来临才学，那时候你根本没机会。你需要时刻有一颗生存的心，慢慢积累你的知识和技能，一步步优化你的乱世库存储备。

那时候，你和你的家人，会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

By 唐洁

爱比较，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主要涉及两个心理学原理——即共生效应和攀比心理。

共生效应(Symbiotic effect)

大自然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会长得矮小、单调、且没有生命力。而当很多植物一起生长时，个个长的高大、枝繁叶茂、充满活力，这就是共生效应。

植物之间为了不输给对方，开始竞争比谁吸收的水分和养分多，比谁长得快、长得高大，比谁生命力更顽强。

在良性竞争之下，基本上个个都长得很好。同理，这种竞争、比较的心理也会出现在人身上。

同公司，或一同工作的人通过共同协作和良性的竞争，谁都不愿意落后和输给对方，而更加努力的工作，奋发图强，往往彼此之间进步都很快，实现双赢。

当然也有的人，虽然不在一个公司上班，不在一起工作，甚至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可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和爱比较的心理丝毫没有断过。

比如，我要比你业绩做得高，比你更加努力工作，比你更快升职加薪，比你找到更加优秀的伴侣，比你看更多的书，比你更加有学识，比你更快买房买车。

这种比较通常是积极向上的比较，比谁混得更好，有实实在在的本事。而另一种比较通常是带有消极性的。

攀比心理(mind of rivalry)

脱离自己的实际水平，而盲目攀高的心理。

攀比心理会导致人的虚荣心变强，产生极端的心理障碍和行为。

例如，你买名包、名表了，我也不能稍逊，我要比你买更好的，结果连续吃了好几个月的泡面、馒头，月月为了还信用卡的事而发愁；

你找到了帅气的男朋友，漂亮的女朋友，我也要找个比你更帅气、更漂亮的，从而忽略了是否真心喜欢，是否适合自己，伤人伤己；

你买房买车了，我也要买比你更好更大的，绝对不能看起来混得比你差，一定要证明自己比你优秀。然而每个月的压力超大，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你能喝3瓶啤酒，我要喝5瓶把你灌醉，结果喝得烂醉，把家里吐得满地都是，甚至喝到住院；

你打球打游戏厉害，我一定要把你打趴下，结果就算赢了也显得自己没有肚量，太过于较真；

你跑5公里需要半小时，我只要20分钟，结果累得气喘吁吁，缺氧差点晕倒；

你请客花800，我请客就要1000，吃得档次比你好些，哪怕逞强都要看起来比你优秀，结果超出了自己的消费。

如何调整自己的攀比心态呢？

1. 客观的看待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我们总是倾向于和比自己厉害的人比，而忽略到那些不如自己厉害的人。因为你会觉得和不如自己厉害的人比较没有意义，认为这是一个不上进的行为。你要去跟比自己厉害的人比，要见贤思齐，这才是一个上进的人。在这个思考过程中你会有一个不自觉的过滤过程，把不如自己的人直接滤掉不去和TA比。然后你总是和厉害的TA作比较。那这个事情的好处在于你的确是见贤思齐，这点是对的，但这样做的过程中你忽略了所有不如你的人。你眼睛里只看到那些比你厉害的人，那么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就是最弱的那一个！把自己变成了整个世界最底层的那一个！不如你的人都被你忽略了，这其实非常不公平，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和信心。人的确要往上看，但同时也要客观的看待所有人，以及你所处的位置。不能完全忽略掉那些你觉得不如你的人。

2. 引入多角度的自我评价体系：人各有所长，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别人比自己好的一面，就全面否定自己。比如A君确实是比我强，足球比我踢得好，但是我篮球打得好呀；比如他游戏比我打得好，但是我演讲水平高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你一定有你非常棒的地方。所以，你不要只看到TA的优点所在，你也要看到你自己优点。事实上，人和人之间之所以不能比较，或者不要去比较，就是因为这一点。大家的属性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有ABCD这个属性，他可能有DEFG这个属性，每个人的风格，能力，特长是不一样的，因此没有可比性。所以你要好好的去了解你的优势是什么，不要仅仅看到别人比你好的地方。说到这里呢，我想插入一个寓言故事：有一天一只小乌龟在路上爬这个时候，天上突然飞过来一只鸟，就嘲笑它说乌龟呀乌龟，你看你跑得这么慢，你看我们鸟飞的多快。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乌龟，你要是想跟鸟比速度，当然是比不过了。但这个乌龟很有智慧，它说我不跟你比速度，咱们比谁活得长。嘿嘿，乌龟速度虽然不快，但长寿是它的优势呀。

3. 认清和人比较永无止境的现实：和人比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不能被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呢？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不断的探索，不断向上自我提升的过程，走过了非常多的路径。比如说我本来只是一个中二少年，后来陆续在华科读本科，北大念硕士，后来又去了美国一所不错的学校念MBA，后来在谷歌做产品经理。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我见到的人我都觉得TA们是大神。但我后来我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时候别人也是这么看待我的。比如说，我当年去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别人喊我“大神！”，我心想，我大神个鬼啊，我在北大是学渣，成绩很差的那种，真正的大神在天上飞，你看都看不到啊。后来我去了谷歌做产品经理，别人就说，“哦，谷歌产品经理，大神！” 我想什么大神啊，谷歌里面比我厉害的产品经理大神多了去了。

在这里我插入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会发现在一些非常顶尖的地方,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根本不是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而是叫做上不封顶！如果你在一个一般的大学，或者一般的公司，你会发现大家水平可能真的差不多，但如果你去比如北大、清华、谷歌、硅谷这种地方，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差距是巨大的,因为它这个上面是没有顶的。所以，你要是总想着去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即使你超过了B君，B君上面还有更厉害的C君，C君上面又有更厉害的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现实是你不可能说如果我超过了XX心态就会平和了，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只会让你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而你要把精力专注到有解的问题上。认清了原因，我来分享一下解决方案：

1. 将“比较”替换为“学习”：不去和别人比较，但你可以向别人学习。见贤思齐是好的，就比如你觉得这个人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非常好的技能点，但如果你只想着跟TA比较而觉得自己好糟糕好差劲，不如去思考如何通过向别人学习来提高你自己，学习这个人好的技能或者方法。

2. 思考如何成为“独一无二”的你：与其和别人比较，不如去思考如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和别人是在一个赛道上，因而去比较谁更快或者更慢，或者孰好孰坏。而应去思考只属于自己的赛道自己的人生。你要理解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只属于你一个，只有你一个人在你自己的赛道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比较。你把你的所有属性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可能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人，那就没有别人可以去对比，因为我就是我

同理，你能不能找到一条属于你一个人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去寻找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永远想的是，我怎么跟自己比，我想要去的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地方，我每天往回头看有没有进步一点点，有没有朝着自己的目标，自己想要成为唯一的那个人，成为唯一的那个目标去进步，去更靠近它。我觉得这样去想，人生就非常的有劲儿。而不是在和别人的比较中，让每天过得非常沮丧。

By bigJoe

币圈，从不缺少魔幻。

9月13日，一条沃尔玛百货宣布支持用莱特币进行线上付款的消息在全球社交网络发酵。

莱特币基金会官方推特转发合作消息；彭博社、路透、CNBC等海外权威媒体纷纷报道；国内，众多一线媒体纷纷转发报道。

受利好消息影响， LTC瞬时大幅上涨超过28%，并带动比特币等其他加密货币集体上涨。

加密货币投资者情绪高昂，纷纷追涨，然而，短暂的几分钟之后，莱特币官方推特删除关于沃尔玛合作的推文，沃尔玛出面澄清这是假新闻。

LTC瞬间大幅下跌，从大涨28%转向下跌1%，也带崩了整个市场，一道道门形K线，将被爆仓和套牢的投资者紧紧困住。

据bybt数据显示，该新闻发布后的一小时内，加密市场整体爆仓量超过 2 亿美金。

隐藏在幕后的黑手如何一手炮制假新闻，骗过全球大多数主流媒体和投资者？

彭博社、路透社等权威媒体为何纷纷折戟币圈？

谁来为投资者的损失负责？

假新闻如何发酵

回顾这一次假新闻收割币圈事件，离不开环球电讯社Globenewswire。

在全球的通讯社中，除了像美联社、汤森路透这样专业的新闻机构，还包括一类特殊的主体，商业财经类电讯社。

这类电讯社可以算作是“公关公司”，核心业务是向企业收费，把企业新闻稿发布到全球媒体渠道，包括新闻稿发布，舆情网媒监测……这种类型的电讯社主要包括美通社、美国商业资讯还有这次的主角环球电讯社。

通常，一些企业发布重大消息，会在美通社等平台发布官方的PR稿件，然后再全球分发。

幕后黑手也正是抓住了其中的漏洞，用假新闻操纵市场。

首先，黑手在8月注册一个看似与沃尔玛相关的域名walmart-corp.com，并申请邮箱。

随后，在环球电讯社注册WalMart Inc，仅需填写公司信息、个人信息、联系方式在内的四组信息便可完成注册申请，工作人员会在两日内完成审核。

这也是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一步，显然，黑手通过假域名相关的邮件等信息成功骗过了后台审核，注册成功。通过假新闻稿的落尾信息，可以推测黑手是伪装成沃尔玛CMO William White 进行注册。

9月13日，加密货币市场持续下跌的一天，黑手正式开工，在Globenewswire上发布了“沃尔玛宣布与莱特币进行合作”的PR稿件。

值得一提的是，该稿件内容是标准的新闻稿件，既有“新闻事实”，也有对双方主要负责人的“采访”信息，很难从内容上觉察出异样。

随后新闻发酵，彭博社终端捕捉到了这一新闻动态，路透社、CNBC、雅虎财经、Coindesk等媒体也头条报道，国内媒体也纷纷转发。

他们并未向沃尔玛官方求证，而是直接引用了Globenewswire上的“虚假新闻”。

更重要的是，莱特币官方推特也转发了这一虚假的新闻通稿，打消了诸多投资者的疑虑。

受利好消息影响，加密货币市场在亢奋的情绪中上扬，LTC快速拉升，涨幅一度接近30%，并带动比特币、以太坊等其他资产上涨。

然而，很快有人觉察到了不对劲。

首先，在沃尔玛的官方网站新闻中心中并未发现这一动态；其次，发布信息的Walmart Inc仅仅只发布了这一条新闻；联系邮箱中的walmart-corp.com注册于8月……

当然，最感到莫名其妙的还是沃尔玛，当看到沃尔玛接受莱特币支付的消息出现在各大媒体，发言人Randy Hargrove紧急辟谣。

该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并没有与莱特币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并称沃尔玛已与Globenewswire联系，调查虚假的新闻稿是如何发布的。

莱特币官方推特也删除了与沃尔玛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

莱特币官方是否就是这次假新闻事件的幕后推手？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莱特币创始人Charlie Lee表示，他只有大约 20 个莱特币，没有动机参与这类提升这种加密货币价值的计划。

他解释道，本公司推特账号发布关于与沃尔玛合作公告的内容属于“因过度兴奋而造成的”失误，虚假公告是“一种不幸的现状”。

沃尔玛辟谣后，路透社、CNBC等媒体纷纷删稿并澄清，但对于追涨冲进去的投资者而言，没有后悔药可言。

谁来制裁幕后黑手？

对于一手炮制假新闻的幕后黑手而言，盈利模式简单清晰。

在发布假新闻前，建仓LTC期货合约多单，当假新闻发酵，主流媒体报道后，LTC大涨，平仓多单。与此同时，高位布局空头合约，等待辟谣，当LTC价格被打回原型，止盈空单。

一来一回，双向收割。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幕后黑手在注册域名时，使用了冰岛公司“Withheld for privacy” 提供的匿名身份服务。

谁来制裁如此嚣张的市场操纵？

在传统资本市场，无论中美，传播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属于刑事犯罪。

在中国，根据2020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等信息披露造假，修正案将相关责任人员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

在美国，莱特币虚假新闻事件已引起众怒。

HBO 热播剧《FAKE FAMOUS》导演 Nick Bilton 发推表示，这些操纵市场的做法，终将会招致监管的严厉打击，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Avanti Financial Group创始人Caitlin Long发布推特表示，“如今，对骗子进行处理的机构不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而是司法部。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执法部门已经向各交易所提出了关于谁在交易LTC的信息请求。”

除了主导这一切的幕后黑手，Globenewswire和莱特币基金会同样难辞其咎。

目前，虚假新闻已经被删除，GlobeNewswire表示，公司正在强化信息发布前的验证工作，并将配合相关机构全面调查沃尔玛与莱特币构建合作关系的虚假公告。

他们强调，这仅仅是一宗“个别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

莱特币基金会则发表了关于此次事件的声明：

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最近关于莱特币基金会和沃尔玛宣布建立合作关系的虚假新闻进行评论。事实并非如此，莱特币基金会没有与沃尔玛建立任何形式的伙伴关系。

今天早上，一份看似官方的假新闻稿在GlobeNewswire上被发出。以这种方式发布合作关系不是我们的政策。关于文章本身的引文也是捏造的，并不是来自莱特币创始人Charlie Lee。

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几家媒体确实首先报道了这个故事，作为回应，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团队成员有点过于急切，在莱特币官方推特进行了分享，但这很快就被删除了，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纠正未来的问题。我们的营销团队一直在回应询问，这确实是假的。

利用媒体操控市场

在相对无序与混沌的加密货币，利用一些消息去影响市场并不罕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默认的手段。

加密货币博主“Two Comma Pauper”曾于今年5月阐述他的所见所闻，如何利用媒体造势去做空市场。

他于2016年进入加密货币市场，成立了一家服务工作，主要从事四类工作。

法律和监管服务

Solidity 开发，帮助开发“垃圾币”

营销和公关，帮项目方造势

OTC

如果想要去做空市场，通常会选择做如下工作:

第一步，付费给几家低级别的媒体，让他们发布看跌的消息，但不在他们的渠道上推广，只是暂时放在那里。

第二步，向彭博社/福布斯等几位撰稿人支付费用，让他们引用这篇文章的观点发表报道，在他看来，这很容易，因为：

（1）作者相对更需要金钱（饥饿作家的MEME是真实的）

（2）他们本身急需新鲜的内容素材

（3）报酬与他们的故事产生的流量有关

注：也有人对Pauper提供的价格表表示质疑，真实性有待求证

然后，你想要的这些内容同时出现在一些低层次的新闻网站和一些高规格的网站上。

这时，“庄家”可以拿出通讯录，呼唤那些“关系较好”的技术分析大神，让他们参与进来。

内容素材从NewsBTC到路透社等各个网站上都有，并且都是合法的。

这些分析师在推特上发布这些故事或者其变体，并利用人性与情绪选择一些关键词重点传播，比如 “政策禁令”、”黑客 “等。

然后，“庄家”需要配合算法机制发起倾销，他们会选择交易深度相对较差的交易所进行大规模砸盘，然后加剧散户恐慌。

当散户大规模抛售时，他们早已在底部挂好买单，捡拾带血的筹码。

加密世界的黑暗森林里，总有猎枪四处埋伏。

By 深潮DeepFlow

1952年2月8日，在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两年之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而他蹊跷的死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一年多之前。

　　那时，卢作孚为了解决民生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而中共对此也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在新政权看来，民生公司是公私合营的一个标本，希望它的模式将成为今后大规模公私合营的一个范例。然而，当一段表面上看似融洽的关系开始以后，始料未及的变故却一一来临了。船王之死，正表现了资本家们在新时代里的不安，同时也为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暴拉开了序幕。

　　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

　　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新政权开始与旧阶级分道扬镳。1953年，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了。到了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在这一串史书上记载为新政权成就的数字背后，是一个阶级的被迫谢幕。如果说上海滩一幕幕起伏跌宕的人生，是这个阶级落幕时刻的集体演出的话，那么，上海的荣毅仁、汕头的林希之则是这股潮流中一大一小两个典型个体的标本。一个昭示着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实业家族商业血脉的断裂；一个尽管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也不可幸免地被时代所裹挟，眼见着自己科学实业梦想的夭折。

　　仅仅几年时间，那些由上世纪末期开始崛起，或是由更远的时间传承而来的企业、企业家以及工艺的传承、品牌的积淀、世家的血脉，纷纷被剥皮抽筋。直到三十年后，在另一场变革中，中国开始试图重新寻找和接续失去的商脉。

　　1949年5月，上海，那是张元济一生中最后一次经历兵荒马乱，中共的军队一路攻打过来，已经兵临城外，此时，这座繁华的城里到处都是忧心慌乱的人群。 在霞飞路沙发花园的一栋住宅内，已见惯了兴亡易代、动乱沉浮的他，则平静地观望着外面正在骤然变化的局势。

　　经年国难，战乱将息，这位坚韧的老人，对于来日已不似青年的兴奋，在颇为有限的余日里，他更倾心于一段和平闲淡的生活。当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惟仍甚望将现有职务早日摆脱，重反故巢。”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想必也没人会怀疑这份心愿的真诚。

　　三年前，自从曾带领商务印书馆创造辉煌的王云五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以后，这个位置上便再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张元济不忍看到数十年事业的倾覆，“遂不得不插身干预”，公司的权力实际上就已转入张元济等五位董事的手中，偌大的一个出版帝国一摊子的事务便压在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那时，在私下的通信里，他曾向胡适倾诉道：“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就中难处大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况且，无论如何，身体的日趋衰退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历经世事沧桑之后，这位老人已太过疲惫，然而也就在此时，其灌注几十年心血所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却正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

张元济像

出版帝国

　　那时，张元济比任何人都清楚商务所遭受的危机有多么深重，当然，他也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一个出版帝国曾经的辉煌，知道它之于时代的分量，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虽然一个老人已经极少地直露自己的心怀，但在一个王国败落的暮景里，还有什么比过往的美好更刺痛人心呢。

　　自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来，张元济便一直是商务的灵魂人物，1926年，60岁的张元济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但很快又被推选为商务的董事会主席，“仍旧把商务认为他的终身事业”（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而也正是因为这位“学识广博”、“眼光远大”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让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出版企业。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开始了它的极盛时代。在当时的出版行业里，它拥有着第一流的编译群体，第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它在海内外一度设有36个分支馆，1000余处办事机构，这个庞大的发行网络遍及全国主要的城市、商埠及海外，“凡华侨群集之处，均有代理书店” 。30年代初，商务年出版图书近千种，占全国年图书品种总量的40% 以上，而据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言，抗战爆发前夕，商务一年的图书发行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

　　然而，商务雄厚的能量并非仅仅施展在了出版领域，其凭借着在其他方面也极具魄力的开拓能力，在当日的中国，更是硬生生地打造出了一个巨无霸的文化综合机构。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一个图书馆、十多个杂志社；包括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和供应全国的印刷机械器材厂；包括了一个以拍摄科教片、风景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还包括大规模的新式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先后开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以及面对更广大求知群众的各科函授学校。这便是商务呈现于时代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极为壮观的图景。

　　如果说，商业上的表现是评价一位工商业者最立竿见影的尺度，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张元济之于商务的影响，则未必合适，因为作为这个出版帝国的缔造者，张元济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为商务带来的是超出商业之上的气质与情怀。

　　1902年，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后，一批学有所长的读书人开始陆续落户商务，在其辉煌时代，商务的编译所一度拥有编辑300多人,其中有的人宁可不就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大学教授而愿在“商务”当编辑。胡适曾说，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当时国内没有一所大学能及。这批读书人往往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志向及抱负，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组织和编制不再仅仅满足于编辑、印刷、出版文化读物的层次上。他们编写教材、更新教育，延聘通儒、整理国故，而在传播西学上的贡献更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将编书、写书、出书作为自己影响世道人心的手段，无一日不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最重要的食量——书本。

　　一位曾供职于商务的出版人陈原，在评价张元济这位前辈时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媒介，他实际上把它当做他的理想试验场。他的改造社会的试验场。……只有把全民族的素质提高，民智打开，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垂危的祖国，所以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是为变革社会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张设想的实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启动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名副其实的‘大学校’。“

大厦将倾

　　到了1949年，那个曾承载着张元济毕生理想的商务帝国，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撞击得破败不堪。

　　那一年的4月22日，张元济约来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们，在自己的家中召开了第487次的董事会议，商讨去年股息发放的事情，然而由于“公司经济不裕”，最终决定改付书券，这是商务经营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其实经济上的“不裕”，已经不是近来才有的问题。两年之前，张元济就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提到商务在北平图书馆寄存着九十包的藏文经集，属于极不易得的珍本，那时迫不得已准备将其出售，“以疗商务目前之贫”，所以，请胡适为这套书估算价值。到了1948年，据商务经理李拔可所言，“公司年终负债已达300亿”，“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而当时在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营业部工作的戴孝侯，提起当年的困境则说：“解放前夕，国统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商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历经‘一•二八’总厂被毁及在抗战八年和太平洋战争中各地分馆遭受房产、设备、存货的损失，元气大伤，加上存书20000多种中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更处在入不敷出、朝不保夕之境。同人工资及日常开销需靠多方贷款及变卖产业、原料、物资、勉励支付。”

　　随着内战的不断持续，商务的境况也更加恶化。1949年，张元济写给友人严景耀的一封书信中说：“战事延长，遍地烽火，人方救死不暇，诗书自非所亟。一二月来，全馆几无营业可言，累卵之危，不堪设想，正不知何以度过此难关耳。”

　　在战乱期间因时局的牵累，商务的凄惨处境并不算意外，可是到内战结束以后，这种糟糕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令人绝望了。一直以来，教科书都是商务最大的业务，商务的董事陈叔通甚至直言：“商务发财主要靠教科书”。1949年以后，中共宣布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并实行“教科书国营”政策。这对商务印书馆可谓致命的打击，原有小学课本存货全部作废、就地切毁、卖作废纸。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丧失。“教科书国营”制度刚开始，即便因国营力量一时薄弱难以完全承担起编辑全套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商务向政府推荐的大量教材被采用的也已极少。而1950年底，自从专门负责中小学教材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以后，商务便彻底退出了这个市场。

　　然而，还不仅仅只是教材，中共建国以后，商务其他种类的书也因“太缺乏时代性”而失去了不少读者。自建馆以来，商务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经营原则，而这在49年以后重视政治的文化环境里，便显得不合时宜了。1950年，商务的董事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馆创办以来，已有五十余年，因为历史的因袭，以致规模较大，分支机构众多，且前此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以致在时代转变以后，公司业务远跟不上政治。”

　　而由于经营困难，入不敷出，此前，商务强大的营业力量的标志——遍布各地的庞大网络，如今，反而成了不堪负担的累赘。1949年3月，总管理处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应立即“裁员减薪”。而在总馆的五百余名职工，其工资已按7折减发。

　　这种减薪的措施，遭到了工会的反对，而一时间紧张尖锐的劳资纠纷又益发让张元济焦头烂额了。商务的工会组织曾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而中共又时时在背后支持发动，所以向来有运动的传统，后来位居中共高层的陈云，其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张元济对工运、劳资纠纷向来的态度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然而，到了1949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如今已取得政权，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也强硬起来。

　　1949年6、7月间，张元济与工会多次交涉，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及业务改进方案，工会方面一直未予接受，职工们并在公司大楼贴出红色大字通告，发泄不满。9月，即便在政协开会期间，上海的来信依然会不断地送到张元济下榻的六国饭店，报告事态的进展，那时，商务的劳资纠纷已让张元济绞尽脑汁。9月13日，他又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后，他一夜都未安宁。

商务印书馆早期会员合影

　　求援碰壁

　　那时，张元济的心力全被这些苦恼的事务所牵缠，而年过八旬的身骨，依然忙碌不已。据他的家人回忆，张元济每日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后就坐到他卧室兼工作室的一张方桌前开始工作，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天亮时则打开百叶窗，熄了灯，伏在书桌上继续写。八点一过，商务印书馆的通信员便会骑自行车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如果其中有急件，他就让师傅等着，立即书写回复意见后带回馆中，其余的就留下一一阅看、写复信。下午四时，通信员再来一次，把书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批复意见取回。直到1949年底他中风卧床以前，张元济几乎天天如此。

　　1949年7月19日，张元济又将商务的董事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上海解放近两月以来，这是商务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鉴于目前的困境，拟定了以下计划：邀请沈雁冰出任出版委员会会长；就公司财政困难情形上呈陈毅市长，请政府监察并予以指导；关于职工待遇事宜，与工会协商，如不能获得决定，再请上级机关调处。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懋解联署上陈市长呈文，报告了商务历年经营出版事业的经过及现在业务、财政困难情形。文中说：“敝公司创业以来，亦思于文化教育之事，有所效力。今处此危殆之境，除至不得已时召集股东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并公告社会予以支持外，不敢不先沥陈于钧座之前”。最后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那时，当年曾在商务服务过的一批旧人以及曾经与张元济私交甚密的友人，如陈云、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已在新政权身居要职，张元济也曾一再致书请求他们帮助商务度过难关。9月，张元济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期间，趁机向沈雁冰提出邀请担任商务的出版委员会会长以董理全局。沈回复说“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他推荐了郑振铎。张元济“再三致意，渠终辞”，也不敢过于勉强。在离京南下的前一天，张元济偕商务的另一位董事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复申前请，沈坚辞”。在张元济返沪后，沈雁冰数次致信，又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之一席。而此后不久，这位曾在商务由练习生而至《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出任了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职位最高的是陈云。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了一封信就出来了。

　　11月10日，张元济在给另一位商务旧人新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信中写到：“鄙公司两遭兵燹，旧有工人大多失业，嗷嗷待哺，殊堪怜悯。若辈均有多年之经验，任其废弃,亦属可惜。贵署如有添募工人之举，可否酌量收用，俾得一吃饭之所。”

　　11月21日，张元济又写信向郭沫若求助说：“商务印书馆荆棘丛生，几濒绝境，……贵会如有文学艺术大宗著作，可否畁予发行，稍获馈贫之粮，庶免覆巢之惨。”

　　不久，他得知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又于12月8日写信给陈云说：“敝公司从事有价证券之承印已历多年，虽总厂迭遭摧毁，而胶版方面尚具相当设备承印印花邮票税票等项，其成绩深为各方所赞称。”并表示：“极愿承揽此项证券工作”。

　　以张元济的地位和名望，一再出面请求昔日下属向商务伸出援手，没有什么比这更反应出商务的困境了。很长时间里，商务都是靠变卖纸张、机器、地产在勉强维持，到了1949年年底，尚留的各项物资皆是生产所必需，已无可变卖，在各地分馆厂，虽还有不动产多处，但一时也无人问津，且远不济急。于是，11月30日，张元济签署了商务董事会《上陈市长节略》，请求人民银行贷款二十亿，藉资周转。

　　12月初，张元济来到汉口路建设大厦的上海市政府拜访陈毅，将《上陈市长节略》亲自呈上。陈毅看后，说：“如果说人民银行没有二十亿，那是骗你的。我不能骗你老前辈。只要打个电话给人民银行就可以送给你，你老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亲自跑到这里来，理应借给你。”然而，他接着又说：“我想还是不借给你为好，二十个亿搞到商务一下就花掉了。还是从改善经营想办法，不要只搞教科书，可以搞些大众化的年画，搞些适合工农需要的东西，学中华（书局）的样子，否则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我很感动，不过，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

早期商务印书馆印刷车间

　　人民出版事业

　　仅是那艰难的生存就已让张元济殚精竭虑了，向着既往磅礴瑰丽的梦想而复兴的路则更加黯淡无望，其实自新政权建立之后，等待着商务的就是一个已经注定的前景。

　　1949年10月9日，政协会议期间，两位商务的旧人郑振铎、胡愈之曾来拜访张元济，在谈到未来的出版趋向时，胡愈之说：“将来大约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亦须分别部门各专一类。”而不久之后，胡愈之便就任新设立的出版总署署长，因而他的这些话自然代表了新政权下出版事业未来的方向。

　　出版与宣传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把书籍期刊的出版发行视作“国家建设事业及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革命年代如此，取得政权后就更给予特别的关注，希望“把全国出版事业在统一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需要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则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开始陆续出台。大会上，胡愈之发表了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主旨报告，正式明确了中国出版新的方向，即“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

　　而在“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概念的统摄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这次大会以及在此之后陆续颁布的一些政策条例，则包含了这样一些色彩鲜明的内容：比如，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加强专业化和企业化经营，实行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和出版专业化，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加强对稿源控制，取消私营出版业时事政治类读物的出版权、教科书编审权和出版权；出版业均必须定期编制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及出版计划，呈报当地出版行政机构，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在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害于人民的原则下均准予印行；统一调配纸张，实施加工订货等等。

　　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及出版专业化的政策，对于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印书馆可谓是迎头痛击，然而，为了获得政府帮扶，摆脱经营困难，又必须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在此环境下，商务的调整改造首先从发行部门入手，1950年底，出版总署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等五家单位的发行机构，以公私合营方式合并成立了当时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系统——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从此，商务不再管发行，亦不参与发行机构。

　　而按照出版总署出版专业化的要求，此前出版门类极为完备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出版方向也被调整为：以出版实用科学书籍为主，兼及儿童书和辞书。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分别转移给有关出版社，重印书只限于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当时，高教部教材编审处在编写和翻译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考虑到教材的特点：如公式多、插图多、表格多、外文多、符号多等等，没有排印科技书籍经验的一般印刷企业不容易很好地完成出版任务，于是，出版总署决定在过去有很好的教材出版经验的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建立约稿和订货关系，承担高等院校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大部、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四种专业教材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教材的出版印制。

　　就这样，经过政府主导下的初步调整和改组，商务印书馆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在稿源、纸张等均有政府控制分配的体制下，通过接受加工订货，商务逐步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国家“出版专业化”政策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西学译著锐减，过去一直走多元化出版战略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服从于“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出版方针。

　　而那时，几位商务元老的人生也谢幕在这样的时刻，商务的命运就显得更加悲凉了。 1950年5月，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病逝。次年偏瘫了一年多的张元济，似乎预感到生命之火将息，便自撰讣告，也预备着与世长辞。而转眼1952年元月商务董事会自选的公司经理谢仁冰，在奔波劳累中，突然脑溢血而弃世。数日之后，全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反运动”，在物色谢仁冰的继任时，公司中竟无人愿意代表资方出面。一切都与原来不同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公私合营

　　在“人民出版事业”的旗帜下，像商务一样的私营出版企业，其生存空间已是越来越逼仄，已走到绝境。 1952年2月12日，徐善祥写信给陈叔通，谈起商务的困境：“目下燃眉之急为经济问题。中图公司已积欠商务贷款二十四亿之巨。电函交驰，昨始得到复信，谓中国经济之窘，与商务相同，不特贷款无法照付，且因流动资金缺乏，非增资不可。故此惟一之来源，希望已绝。人民银行，照原约本可借款八十亿元，现虽亲借五十亿元，但沪行已得总行命令，不准放款, 历与蹉商，迄无所得。”难题何止这些，转瞬又是发薪日期，在三反期内不能拖欠分文，而且人民银行的五亿短期借款也即将到期，商务“真所谓罗掘已空，山穷水尽”。徐善祥最后说，在此“贷款无着”、“借款不到”、“旧货卖不出”、“薪工不能欠”的四重难关之中，“惟有不悼冒昧”，“肯祈婉商胡愈之署长转商人民银行总行通融借款”。

　　陈叔通将徐善祥的信函转给胡愈之，胡回复说：“因目前值三反运动，人民银行放款甚紧。至商务印书馆经济情况，总署在三反运动期间，更属爱莫能助。”这样，摆在商务面前的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停业；如果不愿停业的话，就只有无条件地进行公私合营。

　　或许，商务的董事们对于公私合营早已有心理准备。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就曾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章锡琛等几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似乎当时已感到了难以为继。

　　1951年底，已经预感到大限将至的张元济，写信给陈叔通说：“倘能达到公私合营，实为大幸。”次年元月，陈叔通回复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公司合营只是个时间问题，“三月或可能改为公私合营”。收到信后，仅过了十天，已感到体力渐差、精神涣散的张元济似乎有些焦急，便又写信给陈叔通，这封信即作即辍不知几次才写成，他说：“商务公私合营，弟亦极愿于吾身亲见之。来信三月云云，转瞬即到，然消查公股，公家尚无丝毫象征，京沪各方至今无公文一纸，未知何故？”

　　就在那时“五反运动”开始了，陈毅曾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不让商务印书馆派人来张元济这里影响他养病。虽然张元济并没有受到这次运动的搅扰，但商务公私合营的事情却被迫延迟了。直到1953年10月，张元济读到《人民日报》鼓励私人资本与国家经济合作的社论，又“怦怦欲动”。于是，张元济分别致信陈叔通和史久芸，认为“本馆改为公司合营之时机，业已来临。”并请史久芸先向出版管理局提出口头要求，予以尽先公私合营。

　　11月3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向出版总署提出公私合营申请书。由于当时高等学校教学用书迫切需要成立专业的出版机构，出版总署便有意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专业出版机构。于是，出版总署会同高教部于1954年1月16日、1月28日两次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代表举行会谈，商讨出版社的名称、今后的专业方向、业务范围、组织机构和领导关系、资产负债和股权清理、人事安排、筹备工作等协商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

　　那时，张元济卧病在床，便委托陈叔通为资方的全权代表，并一再让资方代表抱定“领导被领导”的五字原则，不要提过分要求。于是，会谈很快便有了结果：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鉴于商务在海外的影响，同时仍保留商务印书馆的名称。商务印书馆原有北京及上海两个印刷厂、以及海外机构由新机构统一管理，仍沿用原有名称，不加改变。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教学用书，而商务印书馆现有的出版物，如一般科技读物、工具书、古典书籍及其他不属于高等教育方面的书籍，继续以商务的名义出版。考虑到商务的传统，新机构成立后，仍暂兼营印刷和海外发行业务。关于组织机构及领导，则在高等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的领导下，由公私双方各推荐董事若干人，组织新董事会。

　　会谈结束的当天，陈叔通便写信给张元济：“五十七年事业可有交代，实即有了结束。以后公以文史馆馆长之例，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之例，切勿过问。”

　　1月29日，出版总署正式批复接受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申请，并由出版总署和商务印书馆共同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筹备处，成立北京、上海工作组，以上海工作组为重点, 核实资产，定于1954年4月1日前完成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手续。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By 刘永峰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宣布，比特币与美元一同成为该国的法定货币。由此，萨尔瓦多成为世界上首个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在上月月底，萨尔瓦多政府发布了一条有关于比特币支付的宣传片。其中指出，比特币的使用不是强制性的，人们可以在支付时自由选择使用美元或比特币。而在该国的现金交易、商品计价、工资发放和养老金等，将会继续使用美元。

当地时间8月23日，萨尔瓦多总统Nayib Bukele就曾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该国政府正在安装200台比特币自动提款机，将分布在50个金融网点，用来支持该国公民进行比特币与美元之间的转换。同时，官方加密货币钱包Chivo即将上线搭配一起使用。

目前有1/4的萨尔瓦多公民旅居海外，其中以美国为主，这些海外务工的人通常将海外工资收入寄回国内给家人。据萨尔瓦多央行数据显示，去年该国侨民汇款总额达到59亿美元。

如果使用比特币转账，跨境汇款每笔可多达10%左右的手续费势必得到很大的节省。有经济学家指出，萨尔瓦多比特币的主要用途实际上是汇款，“用汇款来节省一些财富，也许只是为了在该国与美元竞争”。据世界银行统计，汇款占萨尔瓦多国内生产总值的24%以上。

金融博客Zero Hedge最新消息，如果来自萨尔瓦多，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加密货币钱包Chivo的采用解决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把钱带回家，这是西联汇款等笨拙的转账公司过去必须解决的问题。

据CNBC报道，大约70%的萨尔瓦多人接受汇款，现在可以使用比特币转账。

萨斯喀彻温省的Jaime García在他的房子被叛军炸毁后离开萨尔瓦多，他告诉CNBC:“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不得不去西联汇款的办公室，给他们现金，然后在那基础上再给他们25美元，然后他们才会给我汇款，这太疯狂了。”

他说：“然后，当然，要花三天时间才能抵达萨尔瓦多。”

然后，回到萨尔瓦多，取钱也成了一个问题:“他们必须坐公共汽车去一个实际的地点取，而且那些地点周围有帮派出没。他们知道人们去那里是为了什么，基本上就是抢劫。”

去年，250万逃离萨尔瓦多的人将60多亿美元(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汇回国内。CNBC援引官方数据报道称:“60%的现金来自汇款公司，38%来自银行机构。”

Mario Gomez Lozada估计，支付方式的转变可能最终会让转账公司损失高达10亿美元。Lozada在萨尔瓦多出生和长大，此前曾在美林和瑞士信贷担任银行家，现在经营一家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所。

Lozada说:“看看几个月后对汇款的影响，看看有多少比例的汇款使用比特币网络轨道，这将是很有趣的。我猜大多数人最初会把比特币换成美元，因为这是他们习惯的，但我们应该看到比特币逐渐成为交易和定价的主要手段。我认为，未来牛奶和面包等消费品将直接以比特币定价，人们甚至可能开始持有比特币。”

Bitwise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Matt Hougan告诉CNBC:“汇款是我们传统金融体系的现状非常糟糕的一个领域，对无力支付汇款的人群收取了极高的费用。”

他接着说:“这不会是一夜之间的事；100%的汇款不会在明天就转移到Chivo应用上。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人们自然会担心花钱尝试新事物。但事实将证明，目前的汇款收费水平是不可持续的。”

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首席战略官Alex Gladstein表示:“无论你现在在哪里，你都可以把比特币发送给任何一个在萨尔瓦多有Chivo钱包的人，几分钟内，他们就有了价值，然后他们可以去自动取款机把比特币换成现金，而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这是极其惊人的。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道主义进步。”

By 冷静

1 、马拉火车——国家制度的不合理

马拉火车的隐喻就是在暗讽当今的国家制度。虽然坐上了西洋人的经济火车走在市场经济的铁轨上可是实际上跟以前的马车并没有本质区别，依然是靠一群无脑的劳动力在前面拉着主要是暗讽我国现在虽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可是经济结构却和真正的西洋火车有着天壤之别。

一旦，一颗子弹打穿了马和车之间的链接；一旦失去了在前面勤勤恳恳拉车的劳动力，过不了多久，火车就将摔得灰飞烟灭这是姜文的第一个隐喻也正是点中了时下我们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和最主要的问题

2 、关于黄四郎——权力的掌控者

黄四郎与张麻子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张麻子“你觉得对我来说，是你重要还是钱重要？”就是这一段，张麻子把黄四郎和钱搁在了一起对比，这个答案很明显了什么能跟钱搁在一起呢就是权！所以，黄四郎在电影里象征的就是权力是通过权力得到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干脆可以说白了就是国家的权力机构，然后姜文说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就是权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们这些掌权者这个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力，这点对我很重要。

3、帽子——官场现象邀其喝酒

如果明白了黄四郎在影片中的定位，其他的一系列问题就呼之欲出了。

首先来说说一开始黄四郎给姜文的那顶帽子，那顶帽子是什么意思？就是邀请你来一个桌子上喝酒的意思，这点后来葛优也给姜文解释了。隐喻的就是咱们现在的官场现象，比如一个地方官走马上任之后，就会有一个当地的权力集团邀请你来喝酒然后共同瓜分百姓，这就是那顶帽子后来黄四郎和姜文说“如果我一开始不是找人给你送去那顶帽子，而是自己亲自去接你后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家里还有一顶好帽子回头我给你”意思就是：如果我一开始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哥姿态来邀请你入伙，分给你一点钱而是以一个合伙人的姿态来邀请你入伙把我这个位子让给你，你会跟我们同流合污么？这是讽刺官场里的那些人物 眼里只有“帽子”。

4、那几只鹅——现实中盲目的民众

然后再来说说，跟他们一起去进攻黄家的那几只鹅。

数十年前，一名自然学家无意中发现幼鹅的生活习性，会紧密依附并跟着它们第一眼看到的生物，通常情况下是母鹅。而在一次实验中，科学家无意中成为被幼鹅发现的第一个生物，从此幼鹅便一直跟着他。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印记”，印记是一种坚持，一旦形成，绝不更改。

而鹅城的所有百姓都是幼鹅，一开始跟着黄四郎，最后确定黄四郎倒了之后，跟着张麻子，谁强他们跟谁走。

结果倒的只是“假的黄四郎”，但是幼鹅们，却不管是真是假，张麻子取代了黄四郎，成为幼鹅们的精神信仰，于是黄四郎惊呼“糟了，替身死了，我成替身了”。

5、鹅城——任人剥削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意思也就是人民任人鱼肉的城市的意思。这个暗指啥大家当然都明白。然后我要说的是姜文全片中我认为最精彩的一点隐喻就是他对权利的理解。从人们三番几次不敢捡银子，半夜偷偷捡，不敢捡枪，半夜偷偷捡，到最后人民发现黄四郎死了群起而攻之。姜文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恐惧，权力就是施加给人民的畏惧，而对于人民来说，他们畏惧的也根本不是黄四郎本人而是他们脑海中的那个黄四郎。回到现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害怕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都有一种恐惧而实际上我们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恐惧的，仅仅就是我们自己的恐惧而一旦人们看到自己脑海中营造的那个“黄四郎”被打倒人民们一旦真正拿起枪冲向黄四郎家也就是最高权力那里去拿回自己的东西，黄四郎家那个千疮百孔的铁门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阻挡人民的力量。

还有后来的那个黄四郎手下看到人民反了马上转头跟着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真的要推翻现在的权力那么那些在维护当前权力的人比如什么城管呀，警察呀，保镖呀之类的 ，会马上跟我们站到一起，因为他们也是人民 。这点跟开头的马拉火车有个呼应就是说权利这个火车跑的再快实际上都是马拉的 一旦没有了马 ，权力只能歇菜。

6、千疮百孔的铁门——让人民奔向自由的束缚

说到千疮百孔的铁门，就再说说姜文让他的小弟打个叹号那段戏。那段戏的意思的确是有点自恋的意思就跟很多人解读的一样他在讽刺其他的导演，他把自己比喻成枪，把自己的电影比喻成子弹。不论是子弹打断了马缰，还是子弹射穿了黄四郎家的铁门。包括电影名字让子弹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他要把这个一直束缚着人民，恐惧着人民的锁链铁门打穿掉，让人民奔向自由得到自己的财产。然后那个叹号的意思就很明显了，他讽刺一些个小导演，也想打穿铁门。可是太直接了，想打个叹号，结果就没打好，而他老人家打的是个问号然后子弹就能从那个问号里面穿出去了。这个问号呼应的是一开始片头的让子弹飞后面的一会这点别的网友分析的很到位了，姜文很清楚他的电影里想说的这些话影响到了权利核心的既得利益者，就是黄四郎为啥一直要除掉张麻子因为“霸气外露” 所以是不可能通过审批的，可是他又想挣钱，又不想跪下。而他同时又很清楚审电影的那群既得利益者的智商，所以他打的是个问号让子弹飞一会，现在电影已经上映了那些人后悔也晚了，同时也讽刺了一把那些不会打问号的人。

7、小六子剖腹——祭奠“鬼子来了”的被封

既然说到审批，就可以再说说一开始小六子自己剖腹那段戏。姜文把小六子这个兄弟设计成他自己的儿子，对一个导演来说，什么是儿子电影呢？他用小六子祭奠的是他自己的“鬼子来了” 。因为影响了权利的核心既得利益者，出师未捷身先死而赐死的理由就是一碗莫须有的凉粉后来他在墓前对小六子说的话。都可以理解为他鬼子来了被砍之后的反省，他认为太冲动是不行的直接打叹号也是会死人的，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打穿铁门，要让子弹飞一会，马才挣脱锁链。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啥在鸿门宴上让一群兄弟撤了，实际上也是隐喻。鸿门宴应该就是在映射他自己然后他说“让你们撤了才能保证我的安全”，意思就是他跟领导面前不能把这些表现出来才能拍成这部戏。而小六子，也就是鬼子来了的死也是给他的教训他才会明白怎么跟领导打交道。

8 、最后的一幕——权力被推翻了还会出现一个权力

他的几个兄弟跟他一起推翻了权利，然后觉得跟他在一起压力太大，就去上海了。也是坐着马拉的火车去的这个寓意也很明显了意思就是姜文这次比以往拍的深了一层，不仅仅是想怎么推翻权力，而且想到了推翻权力之后会怎么样？结果就是又会有一个权力出现而这个权力很可能还是以前自己的战友。

如果说他想表达什么？可能是表达人都不能抗拒权力金钱的吧！这些能够把麻匪变成黄四郎。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细节都是有内在含义的。比如周韵用两支枪一支指着自己一支指着他后来姜文跟她说“这个样子的你是最好看的”那是周韵想要加入他们，也就是加入追求自由、追求公平的队伍，要加入这一行列首先要有拿枪的勇气还要有拿枪指着自己的勇气。后来周韵穿上了制服跟着老三去追求权力了，姜文说还是那个时候的你最好看也是表达了一下他的价值取向。

他这部电影不仅给鹅城的人民发了枪，同时也用这部电影打烂了黄四郎家的门。换句话说，他不仅拍给百姓看也同时是给当局政府的一个警告，就是别以为你们的权力是牢不可破的。人民一旦起义，你们不堪一击。

By 冬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