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21

美国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附近，来自中国四川的留学生郑少雄遭持枪歹徒枪击身亡，年仅24岁。

　　11月11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表示深感震惊和痛惜，并强烈谴责滥杀无辜的凶残犯罪行为。10日晚，在芝加哥一所大学任教的徐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南区，周围都是贫民窟，这里黑帮聚集，平均每天枪击案多达10起，他开车走高速经过那边，都不敢下去加油。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愤慨和同情。郑少雄的生前好友、本科和硕士校友也撰文缅怀他。

　　“我们的同学、挚友、导师，就这样变成了报道里那个‘24岁男子’，他原本光明的未来就变成了一行记录在册的悲剧。我们分享每一个港大人的共同记忆，可他的简历就这样硬生生地停留在了2019-2021，芝加哥大学，Master of Statistics，不会再有下一页了。我们永永远远地失去了他。”一位校友在微博上悼念郑先生。

　　还有芝加哥大学在校生表示，事发后系里要给他们心理辅导，但她根本不敢去学校。

　　11月11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发布《对领区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的提示》，称美国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芝加哥大学附近街区发生一起恶性持枪抢劫案，一名不久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对该中国同学不幸遇害深感震惊和痛惜，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总领馆强烈谴责滥杀无辜的凶残犯罪行为，要求美有关方面尽快查清和公布案件情况，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中国公民的安全。总领馆在此谨提醒领区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居住地治安状况，注意及时了解当地发布的安全预警信息，避免前往不安全地方，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

　　当地平均每天10起枪击案

　　芝加哥位于美国密歇根湖的南部，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也是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位于该市的芝加哥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在芝加哥一所高校任教的徐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南部，被贫民窟包围，学校周边盘踞着多个臭名昭著的黑帮，经常有黑帮火并。

　　美国住房环境评估网站Areavibes.com对2021年芝加哥市77个社区的犯罪数据进行了分析，根据谋杀、强暴、抢劫、骚扰等暴力犯罪的多少进行比较，出台“芝加哥最危险社区”排行榜。其中毗邻芝加哥大学的华盛顿公园社区排名第二。

　　据芝加哥当地警方数据，今年前八个月，该市共发生524起凶杀案和2344起枪击案。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大约发生10起枪击案。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芝加哥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9人死亡39人受伤。

　　徐先生说，芝加哥南区是非常危险的区域，他每次开车走高速经过那边，甚至都不敢下高速加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留学生选择芝加哥大学，一个是因为学校确实很不错；二是入学前对附近治安环境预计不足。

　　目前，芝加哥大学还发布消息，呼吁知情人士上报与郑先生遇害案有关线索，以协助警方抓捕嫌犯。另据央视报道，芝加哥9日当天发生多起枪击事件，总共造成包括郑先生在内的3人死亡，5人受伤。当天晚上，还有一名69岁男子在中国城遭到暴力袭击，两名施暴者从背后袭击受害人致其摔倒，拿走他的钱包和钥匙后驱车逃离。据悉，目前此案也在调查当中，尚未有任何嫌疑人被捕。

　　郑少雄的朋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这位四川“学霸”的成长经历。据介绍，平日里十分节俭的郑少雄本月初才从芝加哥给母亲寄回来一瓶香水作为生日礼物，这瓶通过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的香水，特意算好了时间，在母亲57岁生日这一天由快递员送到了母亲的手上。在噩耗传来后，郑少雄的母亲得到了来自各方的慰问和帮助。14日，郑少雄的母亲已飞往上海进行面签，然后经底特律，到芝加哥，去接回儿子。

安全形势到底有多恶化？记者目睹当地治安APP几分钟警报一次

　　15日，芝加哥大学留学生石浩彤表示，在郑少雄同学出事之后，当地留学生群体充斥着非常复杂的情绪，“震惊、伤心、愤怒，也有人感到后怕，因为在郑同学出事之前，一些朋友就有过被持枪抢劫的经历。”

　　这种恐惧感，在一些留学生的心中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石浩彤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大概从去年九月份美国疫情全面失控之后，他就陡然感觉到周围的治安形势急剧恶化。在治安环境本就不太好的芝加哥地区，自己以前是晚上不敢出门，但在目睹、听闻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后，现在连白天也减少了出门的次数，“尽量不外出吃饭，因为真的太不安全了。”

　　“我是2019年9月份来到了芝加哥，来之前只是听说芝加哥的治安比较乱，而且越往南治安越乱。芝加哥大学大致位于58街到60街之间，大部分留学生居住的区域位于50街到60街之间，很多人都告诉我60街以外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了，61街或62街就比较乱了。”石浩彤说。

　　全面崩塌的治安形势也体现在一款名叫“citizen”的安全类APP上，这款安全应用程序可以随时提醒用户周边的犯罪事件或安全事故，用户也可上传周遭危险情况的情报，警察在调查处理后会证实或解除警报。据石浩彤介绍，现如今，“citizen”上的提醒越来越多，且级别也越来越高，各种暴力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许多以前不以为然的人现在都开始紧张起来，“这一切都是从疫情之后开始的。”

　　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小柚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也亮出了自己的一张手机截图，截图中“citizen”的警示提醒每隔几分钟就弹出一条，小柚称自己天天收到这种提醒都已经“看麻了”，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校方只会将此前安保提示再“打包”发布 当地留学生要求学校升级安保

　　学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今年暑假时，就有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大学附近遭遇持枪抢劫，幸运的是那一次没有人受到伤害。

　　今年1月份，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曾到剑桥大学深造的芝加哥大学经济金融博士四年级学生范一然在公寓停车场的车内遭一名黑人男子枪击头部身亡。当时，这起枪击事件就已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生群体内引起了强烈震动。据芝加哥大学学联工作人员介绍，当时学联就已开了线上法律咨询会、心理咨询会，以及线上追悼会。在此次得知郑少雄同学遇害之后，学联又紧急给当地留学生们发布了一份安全须知。

　　而芝加哥大学也在当地时间11月14日晚上17点给中国留学生发了一封安全邮件，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留学生介绍，邮件采用中英文双语写作，对中国留学生学生们说了一些“暖心的话”。此外，邮件中还提到校方已采取的一些安全提示措施，比如校方推荐使用一款名为“safety”的移动安全程序。但一些留学生表示，校方目前所发布的安全须知中，只是将此前已经公布的安保措施再“打包”发布一次，唯一针对此次枪击事件所做的安防升级工作，就是将一班之前只在周四、周五和周六晚上提供的免费便车，升级成一周7天都提供。然而几乎所有的学生和学生家长都认为校方这些细微的改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但无论是校方提供的安全信息，还是升级的班车新路线，作用都很有限，因为芝加哥大学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大学校园和周边的居民区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分界线，所以回家的路充满危险，如果学校方面没有办法解决社区、校园安全问题的话，其他做的再多都是无用功。

　　为了引起芝加哥大学对于中国留学生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11月13号，芝加哥大学学生联合会已起草了一个与安全相关的提案，目前正在征集中国留学生的签名。希望能以这种方式驱使学校在安全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善。

　　在这份提案里面，学联方面提出，已着手组织中国留学生、家长、校友甚至侨领侨胞一同组成安全委员会，让大家对学校的安保工作进行监督，并保持沟通，协力去改善芝加哥大学周边社区的安全状况。学校方面不能只是寄希望于短期改善，我们更盼望的是长期的改变。

疫情使得暴力不减反增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以及非裔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的发生，枪支暴力事件席卷全美各地。然而到了2021年，枪支暴力事件的增长势头也并未放缓，芝加哥的暴力事件发生率急剧上升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据外媒报道，截至11月12日，芝加哥2021年暴力致死案件已达到698起，已经超过了2020年同期的680起，以及2019年同期的442起。这一数据正在逼近该市25年来的最高纪录——1996年发生的796起凶杀案件。↑芝加哥警察提醒近期持枪抢劫案件频发。

　　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芝加哥有超过3万人中枪，其中六分之一的中枪者死亡。其中，2016年是芝加哥自千禧年以来凶杀案最严重的一年，共发生了762起谋杀案、3550起枪击事件，平均每天有12人遭枪杀。

　　自2001年以来，芝加哥的凶杀案数量（7916）在2016年底也超过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死亡人数（6888）↑近年芝加哥的枪击案数量。

　　美国“最暴力城市之一”的背后：社会问题丛生

　　据报道，自2000年以来，芝加哥大约有5万人遭枪击后得以幸存，然而其遭受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可能会持续一生。其中，超过一半的幸存者几乎刚刚成年。

　　有专家称，在“美国最暴力城市之一”的称号背后，造成芝加哥枪击案激增开始或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除了最常提到的新冠疫情引起的精神焦虑和经济崩溃之外，以下三个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①芝加哥警察人手减少，社区信任度降低

　　报道称，芝加哥警察退休的“雪崩”引发了创纪录的警察空缺。截至7月31日，640名芝加哥警察已经提交了他们今年的退休文件。预算主任帕克曾表示，她预计到年底这一减员率将上升到725人。该部门已经在努力填补1066个空缺——其中877个是宣誓就职的警官，剩下的189个是文职职位。

　　“从2020年开始，我们可能减少了1600名警察。”曾长期担任议会警察委员会主席的芝加哥市议员比尔对此表示，“考虑到芝加哥的犯罪问题，减少近1600名警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另一方面，伊利诺伊州的犯罪受害者赔偿计划尽管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在处理索赔的事情上也可能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资料图。图为2018年11月19日，一名芝加哥警察在送别枪击案中殉职的同事后流泪。图据视觉中国

　　据非营利性媒体The Trace统计，在芝加哥警察局，由于“证据不足”，大约四分之一的非致命枪击事件仅在30天后就被宣布停止调查。这种情况在新冠疫情期间更突出，超过三分之一的类似案件在一个月内结案。大多数枪击案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很难伸张正义，社区对警察的不信任在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愈加强烈。

　　②贫困集中程度较高，社区之间的“安全性差距”日益扩大

　　自2020年起，在远离芝加哥市中心的社区中，犯罪率激增的浪潮最为严重，这些社区长期以来发生暴力事件的频率高得惊人。在主要由白人构成的富裕社区与由贫困的黑人和拉丁裔构成的社区之间，种族隔离逐渐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安全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说这像是两个城市：芝加哥市中心就像曼哈顿，而南区和西区的凶杀率与暴力的南美国家不相上下，”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的项目主任史密斯说。↑芝加哥枪击案分布警区，颜色越深，案件越多。

　　数据显示，西加菲尔德公园是芝加哥最危险的社区，其人均枪击案发生率比市中心高近20倍，与构成北区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六个警区相比，差距甚至更大。

　　根据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的分析，截至10月底，该市七个最危险的警区的谋杀率上升至三年来的最高点，每10万居民中有近100起凶杀案——是最安全的七个警区的30倍，后者的谋杀率下降到每10万居民中不到4起。

　　报道称，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犯罪率时期，芝加哥七个最安全警区的谋杀率差距也小得多——大约比七个最不安全的警区低七倍。

　　③帮派暴力历史久远，“报复性攻击”频发

　　芝加哥的帮派暴力历史始于19世纪末移民人口之间的族群分裂。持续的暴力导致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大的帮派城市之一。在20世纪中期，由于毒品的使用、帮派的增加和手枪的容易获得，芝加哥的凶杀案发生率开始攀升，尤其是年轻人。此外，失业率的增加也迫使许多芝加哥居民走向犯罪。

　　在90年代中期至后期，凶杀案发生率开始下降，一直持续到2004年，当时芝加哥的凶杀案在40年来首次减少到500起以下。然而在2010年以来，枪支暴力再次飙升。报道称，这种激增很可能是由于获得枪支的机会增加、帮派分裂以及极端贫困。

　　据报道，芝加哥的罪犯数量相对其人口来说较少，其中大约有不到1万名暴徒和毒贩是大部分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芝加哥警察局警司约翰逊曾称：“不断犯下这些罪行的其实是同一群人。”

　　芝加哥还不是“最危险”，2020年“榜首”是孟菲斯

　　尽管芝加哥每年发生的暴力事件数据惊人，但它还算不上美国“最暴力”的城市。在枪支暴力事件同样激增的纽约，前州长科莫就曾于7月将枪支暴力问题描述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并表示“近期死于枪支暴力和犯罪的人数比死于新冠的人还要多”。

　　↑2020年，美国“最危险的城市”排名。

　　根据The Trace于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10年至2015年间，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凶杀率榜单中，芝加哥远不及榜首。数据显示，芝加哥每10万居民中有16.4起谋杀案，而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平均凶杀率则比这高得多。

　　根据statista的统计结果，在2020年这个被《时代》杂志称为美国有记录以来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年份之一，芝加哥也没有“挤进”全美前十个最危险的城市榜单。2020年，田纳西州最大的城市孟菲斯每10万居民中就有2351起凶杀案，号称美国“最危险”的城市。底特律和圣路易斯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

大学与黑帮离得太近

短短一年时间，已经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被枪杀了，他们都在芝加哥大学求学。

而这所世界顶尖的大学，芝加哥学派的诞生地，也被称为“最拼命”的大学，因为它三面都被黑帮环绕。

这张图片来自芝加哥警署关于帮派统计的数据，红色方框是芝加哥大学的东西两个校区，除了东部，北西南三面都被黑帮包围，而郑同学被袭击的地方正好在大学西面，西南两面都是黑人帮派的地盘。

下面就要说说，芝加哥这座美国四大城市之一的大城市，为何会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帮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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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剧的都知道哥谭市，哥谭市最早是指纽约，然后底特律崛起之后，成为新的哥谭市，这几年，人们说起哥谭市，想到的就是芝加哥。

岔开一句，从纽约到底特律再到芝加哥，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国黑帮的变迁史。

其中的一条线是这样：

一战前后黑帮主要是纽约的黑手党，现在基本都成功洗白了，参考《教父》三部曲，二战后五大湖工业区城市崛起，南部的拉美裔和黑人进来了，底特律被霍霍了之后，黑帮又聚集到了芝加哥。

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同，美国黑帮都聚集在经济中心地区，除了五大湖，还有南部的迈阿密，西部的洛杉矶-西雅图地区。

其实美国社会是社区制的，在经济中心地区，有高档社区，也有贫民窟，一条街之隔就是天堂和地狱，一边是富人一边是黑帮，这和我们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芝加哥有多乱呢？

看个数据：

2016年，每十万人里有23.8人被谋杀，远远超过同年的纽约和洛杉矶；92%的罪犯为非裔或者拉美裔；83%的谋杀案与枪械有关；60%以上的枪械犯罪与帮派活动有关。

连川普都说：比起芝加哥，阿富汗都算是安全的地方。

为何芝加哥犯罪率这么高，看芝加哥的人口构成就明白了，32.9% 非裔， 31.7% 非西班牙语系白人， 13.3% 西班牙语系白人， 28.9% 拉美裔，5.5% 亚裔。

美国黑帮主要是由意裔黑手党、拉美裔和非裔为主，在芝加哥，非裔和拉美裔占比超过六成，这些人是怎么聚集到芝加哥，并发展成黑帮的呢？

简单来说一下芝加哥的黑帮往事。

一战之后，欧洲开打，美国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欧洲穷国意大利，特别是南部的贫苦农民开始大量移民美国，还有全世界到处迁徙的爱尔兰人，他们到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纽约。

意大利的移民多起来之后，黑手党也一起来了，这个桥段并不新鲜，华人移民潮中，福建帮也出现了，小时候看得王姬演的《危险旅程》，很不解为何中国人要害中国人。

这段时期是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芝加哥南北对峙的时期，具体情况大体可以参考《教父》第一部。

二战之后，犹太人加入进来，芝加哥的帮派活动也到达顶峰，除了传统的地下行业，也开始触及到好莱坞、工会甚至是政治活动。

据说，肯尼迪被刺案就和芝加哥的帮派势力有关。

此后，白人黑帮逐渐洗白上岸，做起了正当生意，颇有些old moeny的意思，新的黑帮势力随着毒品泛滥崛起了，他们主要是拉美裔和非裔，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

美国的毒品泛滥可以追溯到越战引发的社会割裂，美国垮掉一代开始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质疑和反叛，拉美成了最大的D品供应中心，大量的拉美裔偷渡进入美国，最早聚集在边境城市迈阿密，这方面的美剧太多了，比如《毒枭》。

而美国本地，产业空心化，工业衰落，以及种族因素导致的生育和教育问题，导致了一大批失业的黑人群体和黑人社区，他们没有出路，就业机会很少，于是也卷进来这条产业链之中，其中以工业区城市最多。

所以，你看犯罪并不是单纯的种族问题，深层次还是经济问题。

在这条产业链上，基本上形成了拉美裔负责供货，非裔控制分销，各个帮派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的事情屡见不鲜。

久而久之，毒品和帮派泛滥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也开始突出，散发的枪击案频频发生，并不是帮派火拼，没钱嗑药了，或者刚磕完药，都会引发枪击事件。

这里你就会问了，警察呢？

上面说过了，美国是社区制的，和我们网格化的管理完全不同，公共服务完全仰赖于自身税收，好的社区警力充足，差的社区可能只有州警和县警带着巡逻一下，就是美剧中常见的Sheriff，而不是Police，县警巡查的区域太大，很多时候也不愿“多管闲事”。

所以比如芝加哥，南部的非裔聚集区，警察也管不过来，看过香港电影应该知道“九龙城寨”吧，警察在那里是弱势群体。

芝加哥南部街头

目前，芝加哥越来越多的白人出走，留下的人们也在抗议犯罪丛生，但是五大湖的传统工业区也在衰落成为铁锈区，财政不足，警力也跟着减少，而失去就业的人们也只要加入黑帮，这成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

写完芝加哥犯罪治理难题，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的广东飞车党。

他们主要是潮汕地区的年轻人，和福建帮一样的狠角色。

当年广东搞改革开放，全国各地来经商的人很多，飞车党猖獗一时，路上直接抢包，轻则当街拖行，如果不松手的话，就用锤子砸头，更严重的直接砍手，甚至闹出人命，没有夸张，都是真事儿，当年的新闻很多。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百日禁摩，路上不允许出现摩托车，然后截停飞车党，不许跑，冲撞的话可以直接枪毙。

这样的霹雳手段，才彻底根除了飞车党，当然严厉打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加入WTO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年轻人都有了出路，自然也不会想要去犯罪。

放在芝加哥，这些都做不到，无论是执法上，还是经济上，这几年“黑命贵”问题也让警察执法受到严格制约，根本无解。

所以留学生只能尽可能自保，治安差的地方少去，出门起码带几十美元现金，遇到打劫的直接给钱。遇到暴力事件自保最重要，不要逞强。

以下知名美国大学治安出名的差：

南加州大学：被一众帮派的势力范围包围，南边的英格尔伍德更是出了名的帮派火拼地，时常发生枪击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地流浪汉比较多，南边就是加州治安最差的城市——奥克兰，当地帮派不时到伯克利转圈。

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之一，该大学已经聘请了超过200位保安在学校周边执勤。

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治安也不好，要做好时刻被打劫的准备。

留学生在申请学校时一定要注意学校周围的治安环境，不幸的是很多美国名校都在闹市区，警察并不严格执法，治安无法保证。跟中国不同，美国的闹市区治安是最差的，没有火锅奶茶只有吸毒枪击。帮派火拼时有发生，吸毒成瘾的流浪汉经常伤人，这些顽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选择安全的学校和城市应当成为留学生的首要考虑因素，因为你学得再好也挡不住一颗子弹。

By 刘光博

今年以来，Solana、Avalanche、Fantom和Terra等新兴公链迎来集体爆发。在短短几个月内，它们的代币价格上涨了几十倍甚至超过百倍。新兴公链的崛起引发整个行业对“下一个以太坊”的猜想和预测。这种景象并非首次出现，在公链概念最火热的阶段（2017、2018年），很多项目也曾被冠以“下一个以太坊”的称号。经过市场的筛选和洗礼之后，那些曾经的“下一个以太坊”们大都已经销声匿迹，只有少数几个项目仍然存在。本文以EOS、Cardano和Polkadot三个项目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生态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从曾经的“下一个以太坊”的发展历程中找出对新兴公链的启示。

一、发展情况

EOS、Cardano和Polkadot三个项目的发展阶段并非完全重合。在分析它们当前的发展情况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在这一轮行情启动之前，也就是2020年年初时，这三条公链各自所处的状态。

表1：三条公链对比（2020年年初）

从上表对比中可以看出，在2020年年初，EOS在资金储备、技术进展和生态发展等维度都领先于Cardano和Polkadot。按照正常逻辑，EOS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理应在这一轮行情中有更好的表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图1：三条公链项目的市值（数据来源：CoinGecko）

表2：三条公链当前情况对比

（一） EOS

EOS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以太坊”的公链。2018年，EOS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焦点，各大交易所、矿池、社区甚至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都在参与EOS超级节点的竞选。在狂热的市场情绪下，EOS生态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一大批DApp项目。

然而，原本占尽先机的EOS并没有利用好先发优势。在这一轮行情中，EOS失去了市场的关注，市值排名大幅下滑，生态也没有太多进展，反而流失了大量开发者和用户，整个项目出现明显倒退。随着新兴公链项目的崛起，市场竞争格局已经完全改变，EOS错过了最佳发展时期，很难再次成为以太坊的竞争对手。

（二）Cardano

Cardano曾经被认为是以太坊的有力竞争者。此前，由于智能合约功能迟迟不能上线，Cardano的生态发展非常缓慢。但是，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Cardano不断取得重要技术进展，市值稳定跻身前列。2021年9月，Cardano主网进行Alonzo硬分叉升级，增加对智能合约的支持，生态中的项目迎来重要的发展契机。

Cardano生态中的项目主要集中DeFi和NFT领域。从其他公链的历史经验来看，当生态中的DeFi项目发展起来之后，整个公链生态会随之显著增长。需要指出的是，Cardano涉足DeFi领域还有另一个优势，即Staking市场沉淀的资金体量非常大。参与Staking的ADA占流通总量的70%以上，Staking的价值大约为470亿美元。这些参与Staking的资金可以通过流动性转化的方式再投入到DeFi领域中获得更多收益，这对于Staking参与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Cardano开发者社区的活跃程度在今年也出现明显增长。种种迹象表明，Cardano是近期非常值得关注的项目。

（三）Polkadot

Polkadot采用异构多链结构，在架构上与以太坊有很大不同。Polkadot是中继链加平行链的模式，中继链与多个平行链相连。中继链负责维护平行链的安全，平行链之间可以通过XCMP（跨链信息传递方案）实现跨链，完成互操作性。

Polkadot生态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蓬勃发展。目前，在Polkaproject上展示的项目为510个，基于Substrate技术的项目有174个。Polkadot生态中有大量优秀项目想要获得平行链卡槽。但平行链卡槽是稀缺资源，需要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决定使用权的归属。从先行网Kusama的卡槽拍卖情况来看，即将到来的Polkadot卡槽拍卖的竞争会非常激烈。当平行链实际开始运行后，Polkadot生态还会迎来进一步发展。

表 3：Kusama首批平行链卡槽的项目

二、原因分析

（一） 项目护城河

公链项目的护城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链自身性能和特点，包括公链的共识机制、安全性、TPS和交易费用等。例如，高TPS和低交易费用会对开发者和用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类是公链生态，包括开发者和用户数量、项目质量、项目之间的关联性等。例如，生态中项目之间的可叠加性和可组合性越高，那么单个项目迁移离开的可能性就越低。

从这两点来看，EOS当初的优势并不稳固。从自身性能和特点来看，EOS相对于以太坊的性能优势迅速被新兴公链所取代。从生态中的项目来看，EOS生态的项目以游戏类和博彩类为主。与DeFi项目不同，游戏类和博彩类项目之间的可叠加性和可组合性不高，项目的迁移成本很低，因此大量开发者和用户选择离开EOS生态。

（二） 核心成员

BM是EOS的核心成员和精神领袖。然而，2021年1月，BM宣布为了自由而离开EOS。BM的这一举动沉重打击了EOS生态中参与者的信心和士气。Cardano和Polkadot在这一点上做得要好很多。Cardano的核心成员曾被曝出私德问题，但就项目而言，Cardano在基金会（负责资金管理）、IOHK（负责技术研发）和Emurgo（负责生态发展）的分工配合下稳步推进。Gavin Wood作为Polkadot的核心成员，持续为Polkadot做宣传和推广，起到很大的正向促进作用。

（三） 基金会支持

EOS的母公司Block.one持有大量资金，但它几乎没有对EOS生态项目进行资助，反而使用这些资金购买BTC和房地产等。作为对比，Emurgo宣布投资1亿美元促进Cardano生态中DeFi和NFT等项目的发展；Web3基金会已经对生态内数百个项目进行奖励支持，对于Polkadot生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今年10月，Gavin Wood宣布将官方持有的近1900万枚DOT用于生态建设。

（四） Staking比例

Staking参与比例可以直观反映出代币持有者，特别是持有大量代币的大户，对于项目的长期参与意愿。如果Staking参与比例很低，这意味着生态中大量代币持有者不愿意与项目进行长期利益绑定。

EOS、Cardano和Polkadot都采用了PoS类的共识算法，三条公链的Staking情况对比如下。虽然EOS的年化奖励是最高的，但Staking参与比例却远远低于Cardano和Polkadot，这表示大量EOS代币持有者并不看好项目的长期价值。同时，参与Staking意味着流通代币数量减少，会对币价起到促进作用。反之，Staking参与比例降低则不利于代币价格。如果代币价格持续下跌，那么Staking的参与意愿也会进一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表4：三条公链的Staking对比（数据来源：Staking Rewards）

（五） 知名基金机构的持仓

根据CoinShares Research报告数据，目前加密投资基金总规模为787.2亿美元。在这些知名机构的Portfolio中，Cardano和Polkadot都排在持仓资产价值前十位，今年有八千多万美元的净流入资金，而EOS则不在其中。知名基金机构的持仓也会对项目起到宣传和促进作用。

图2：机构持有的公链基金（数据来源：CoinShares）

三、对新兴公链的启示

（一） 以太坊的地位难以撼动

从2020年年初到现在，以太坊的市值占比处于上升趋势，从7.5%增长到19.3%，而同期比特币的市值占比出现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尽管不断有公链项目涌现出来想要挑战以太坊，但是DeFi和NFT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以太坊的领先地位。

图3：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市值占比（数据来源：coinmarketcap）

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评价，以太坊的地位都难以撼动。以太坊生态拥有最多项目、最高TVL、充足的投资资金和众多开发者，所有这些优势足以抵消以太坊性能不足和使用昂贵的影响。同时，以太坊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弥补自身缺陷。短期来看，Layer 2项目上线和EIP1559提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以太坊存在的问题，并且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例如Layer 2项目Arbitrum的TVL已经跻身前十。长期来看，以太坊2.0推出之后会进一步压缩其他公链的发展空间。

（二） 公链间生态打通

对于新兴公链来讲，兼容EVM是更容易成功的道路。兼容EVM意味着可以与以太坊生态打通，方便以太坊生态中的成熟项目和用户迁移。通过承接以太坊的外溢价值，生态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发展，例如Avalanche和Polygon等。值得一提的是，EOS基金会近期表示，EOS计划于2022年上半年支持EVM。同时，除以太坊外的公链之间也应该通过跨链桥等多种方式进行打通，以进行更多样的生态交互。

图4：公链项目之间的跨链（数据来源：1kx）

（三） 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区块链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断有新技术和新项目涌现出来。对于现有的公链项目，如果不能持续发展以保持领先优势，那么可能很快被其他项目取代。同时，公链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应当不断强化已有的优势。在这一点上，Solana将自身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相比于其他公链，Solana具有高性能和低交易费用的优势，适合DeFi项目发展。因此，Solana在DeFi领域持续发力，承接以太坊的外溢价值。目前，Solana的TVL仅次于以太坊和BSC，生态中的Saber、Serum和Raydium等明星项目的TVL均已超过10亿美元。

（四） 资金支持

在公链早期，生态中几乎没有用户，资金对于吸引开发者和发展早期生态都非常重要。对于成功的公链项目，早期的激励和扶持计划会对整个生态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来看，新兴公链都很注重对生态项目的资金支持。Solana与多家机构合作推出生态基金，以加速生态的成长和发展；Dfinity基金会启动2.2亿美元的开发者奖励计划，鼓励项目方在基础设施、工具包和应用项目等领域进行开发；Avalanche、Fantom和NEAR等项目基金会也都推出生态激励计划。

（五） 核心成员影响巨大

尽管公链项目一直在强调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的架构特点，但群体智慧在公链项目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普通参与者普遍缺乏自己的思考，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往往会转到同一个方向，形成一种集体心理，更愿意参照和跟随核心成员。因此，核心成员对于区块链项目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的举动甚至会直接关乎项目的成败。

综上所述，曾经的“下一个以太坊”在这一轮行情中的表现差别迥异，但它们的发展历程为新兴公链提供了宝贵案例。新兴公链应当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和发展路线，以在公链竞争中脱颖而出。

By Kevin Hao

如果你要在美国以比特币矿工的身份报税，则需要了解IRS关于挖矿收入的指南。

美国国税局将挖矿奖励视为收入

美国国税局（IRS） 于2019年首次发布了其对加密货币征税的指南，并阐明了应如何报告挖矿行业的税收。美国国税局（IRS）将挖矿利润视为出于税收目的的收入，并且与任何收入一样，要求矿工缴纳税款。

比特币矿工最好注意其运营的税收影响，因为不遵守规定可能会导致国税局采取行动。

需要注意的关键一点是，比特币挖矿奖励应在其收款时征税，而不是在出售时征税。每次比特币矿工在其钱包中收到挖矿所得比特币时，都将市场价格用作报告总收入的成本基础。矿工将在1040表格中报告毛收入，该表格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正式表格。

美国国税局表示：“当纳税人成功开采虚拟货币时，虚拟货币自收到之日起的公允市场价值就包括在总收入中。”

根据加密税软件TaxBit的统计，商业化运作的矿工占美国挖矿人群的很大部分。

商业矿工与散户矿工

以商业规模从事挖矿活动的人将需要在附表C （表格1040）中报告其收入和支出 。挖矿税收将被允许要求扣除。

根据IRS，矿工可以从挖矿收入中扣除硬件，设备， 电力，互联网和其他业务成本之类的费用。

根据CoinTracker的说法，要记住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个体户必须通过在附表1040上 附加附表SE来缴纳15.3％的自雇税 。

还有一些矿工的主要收入不依赖于挖矿。纳税人必须在附表1（表格1040 ）上将这种“非商业性”的挖矿收入报告为额外收入 。非商业矿工在纳税时不能扣除税费。

挖矿税和资本利得

如果矿工立即出售并清算其新获得的数字货币，则其利润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但是，如果他们出售自己的加密货币是为了获利，则需要考虑资本利得税和所得税。

虽然比特币矿利润被分类为收入，但国税局将加密货币本身视为财产。因此，每次以现金出售它们或将其交换为其他加密货币时，都会产生资本税事件。

为了计算和报告出售加密货币的资本利得和损失，纳税人将需要提交 IRS表格8949 ，并将小计结转到表D（表格1040）。每次出售开采的加密货币都必须在税单上报告，以确定正确的资本收益和资本损失。

记录所有交易

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计算最终税款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矿工可以使用TaxBit等税收软件来计算税收季节来临时的欠款。

为了能够计算税金，保持可靠的记录是一个好习惯。矿工应正确记录交易数据，包括时间，市场价格和所售加密货币数量。当要准确申报税款以要求扣除时，这种做法也很重要。

加密货币产业链哪些人要交税？

首先遭殃的，就是矿工和钱包商。

加密货币业内的抗议声异常凶猛，FTX、Coinbase的CEO纷纷站出来发声，认为这会阻碍美国的金融创新。

为什么美国加密货币社区的反映那么激烈？

一 参议院风波：税收成焦点

看懂这场风波，关键是看懂他们在争什么，为什么大家的意见都这么大。

首先，这个法案是拜登政府提出来的，全名“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目的就是通过向富人征税，满足未来美国庞大的基建资金需求，从而使美国的公路、交通、宽带网络现代化。

加密货币投资回报丰厚，自然成为征税目标。

据福布斯报道，白宫计划要花1万亿美元，所以会在未来十年向加密社区征收280亿美元税收。那么，谁需要交这笔钱呢？就是各派别争论的核心——“经纪人”（broker）。

大家都同意，应该只有经纪人有纳税义务。那么问题来了：谁是经纪人？挖矿的算吗？写代码的算吗？做钱包的算吗？做DEX的算吗？

与其说是担心收不收税，不如说是担心将来到底会对加密货币投资者带来多大负担。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世界上唯有死亡和税收不可避免！”

法案原文只说了经纪人，模糊不清，需要修正。于是，针对经纪人的范围，参议院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Warner-Sinema-Portman修改意见，由Mark Warner、Krysten Sinema和Rob Portman提出，代表财政部，主张不对从事工作量证明和权益证明验证的矿工提出报税要求，但是软件开发者和DeFi平台需要报税。

另一派是Wyden-Toomey-Lummis修改意见，由Pat Toomey、Cynthia Lummis和Ron Wyden提出，和Warner版的区别是，认为软件开发者、硬件制造商和矿工都需要豁免。

所以，这两派其实都是在为加密社区发声，只不过Wyden版本豁免范围更广，对技术开发者更为友好。

由于8月10日就是对法案本身进行投票的最后时刻，为了尽快讨论加密货币之外的其它内容，最后参议院在8月8日以68票对29票的压倒性优势投票通过了Warner-Sinema-Portman版本修改意见。

另一派自然不甘心，Lummis就表示，“我理解同事们的立场。但如果不改变法案条文，人们会很伤心。明天我还会继续加油，争取说服他们，尤其是Schumer，我们的这个版本其实值得再投一次。”

而曾为拜登竞选总统捐款520万美元的FTX创始人Sam Bankman-Fried 认为，如果这项法案通过，许多与加密相关的实体不得不离开美国，甚至会被迫“关门”。

不过，由于两派有核心共同利益，因此他们在8月9日达成了妥协，提交了民主党、共和党和财政部共同支持的一份修改意见。

参议员Toomey在8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没有提过于激进的内容。这次妥协澄清了：经纪人，指的只是实施购买、销售或兑换数字资产行为的法人。”

换句话说，负责验证交易的矿工，没有提供其他服务；销售硬软件钱包的，也只是生成私钥交给用户，他们不用交税了。

这次妥协，也得到了财政部长耶伦的支持，“这些进程很有意义，有助于打击加密货币市场的逃税行为。”

但是，会场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87岁的参议员Richard Shelby突然提出要增加500亿美元军费开支。当然，这个提议被否决了。于是，Shelby非常生气，表示今后其他人的所有提议，他都会投反对票。

于是，加密社区最后的妥协和游说，也宣告失败。

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加密货币从业者和投资者对税收的关心是一致的。而不同于中国投资者的一点是，美国对投资的税收要求更为繁杂，甚至会直接改变交易策略，如果没有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是很容易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的。

另外，在讨论监管政策时，我们往往过度关注货币当局和证券当局，忘记了税务当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在所有监管机构里，税务部门对投资者的了解是最透彻的，每笔盈亏都逃不掉追查，这是美联储和SEC望尘莫及的。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担心加密税？

二 哪些情况会被收税？

美国国税局（IRS）是财政部的一部分。其实它早就盯上了加密货币，而且有系统完整的要求。

只要发生了应税事件（taxable event），你就要报税。报完税，就该交税了。

所谓“应税事件”，就是指引来或实现了利润的情形。IRS在2014年第21号通告中提出，以下是加密货币的“应税事件”：

1. 法币交易中，将加密货币换成法币

艾玛用1200美元从Coinbase买了2个以太坊。几个月后，她把这2个以太坊卖出去了，成交价1000美元。

因为换回了法币，这个卖的过程就是“应税事件”。她需要在IRS的表格里申报200美元的资本损失。由于不是增益，这笔交易可以免税。

2. 币币交易

约翰用250美元买了5个莱特币。持币几个月后，他用这5个莱特币买了0.5个以太坊。当时，5个莱特币的市值已经涨到了400美元。

这笔币币交易也是应税事件，IRS会将其视为“资产处置”，处置完后有150美元的资本增值，也需要报税。

3. 用加密货币购买商品或服务

泰勒有5个比特币，全都是在2014年前以每个100美元的价格买入的。后来，泰勒用其中的3个比特币买了辆特斯拉新车，价值51000美元。

对IRS来说，这也算是应税事件，因为泰勒“处置”了比特币，才换来了特斯拉新车。整个过程产生了50700美元的资本增益。

4. 其它方式“获得”加密货币

杰克是名矿工。每天他都可以挖出0.5个比特币。他必须承认，每天获得的这0.5个比特币是笔“收入”，一旦卖出去，就实现了资本利得。

此外，如果是通过质押、硬分叉、奖励、工资收入等其他方式获得了加密货币，都算是这一类“应税事件”。不过，IRS只对其中一小部分做了清晰的界定，大部分都还是灰色地带。

这次基础设施法案中的加密税收条款，争议最大的就是矿工等加密生态里不以交易为主的成员，到底有没有义务交税？

如果一定要收，这类“获得”的币怎么收税、收多少？显然，匆忙通过的法案，争议太多，必然会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加密货币交易都算“应税事件”。哪些情况下不用交呢？

1. 买币和持币

如果你只是买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然后一直存在钱包里，那你就不需要报税，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实现任何资本利得或损失。只有在卖的时候，才算得上“处置”，实现资本增益。

2. 在自己的钱包间转账

假如你有两个钱包，在它们间转账也不算是“处置”加密资产。转完账，你依然持有这些加密货币，因此这不算是“应税事件”。但是，硬分叉不算“转账”，只算另类的“获得”。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新兴的金融形态，比如NFT、DeFi需不需要交税、怎么交税。由于美国的税收算法十分复杂，我们将在下文介绍完收税原理后再作介绍。

另外，大家可能会好奇美国的税法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上，如果你在美国的身份是“居民外国人”（Resident Alien），也必须向美国交税。

一个外国人即使未持有“绿卡”，只要于本年度在美国居留达183天；或者本年度在美国居留至少31天，且在本年及上溯两年的时间里在美国累计居留达183天，也将被认定为居民外国人。

即使不是“居民外国人”，我们也应关注税务监管政策，因为虽然现在中国还没有明确相关税收政策，但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将来中国参考出台类似措施，也是有可能的。

三 怎么算要交多少税？

由于各国税收体系不同，因此直接对比各国税率的办法，对投资人而言不太科学。

要算清在美国炒币交多少税，只需两步。看完你就懂为什么美国投资者这么痛恨税法了。

第一步：算资本利得

这里有个很简单的公式，虽然会计术语看上去有点复杂：

公允市场价值 – 成本基础 = 资本利得或损失

公允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就是一项资产在公开市场上的价格。成本基础（cost basis）代表购买财产所耗费用，包括交易费。

说白了，就是用卖价减去买价。比如用250美元买了一个莱特币，成本基础就是250美元。成功卖出这个莱特币时收入400美元，这个成交价就是公允市场价值。代入公式，得：400 – 250 = 150（美元），最后的正数代表资本收益。

当然，实际交易记录会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但核心都是这个公式。

打个比方：小明人在美国，刚进币圈，在Coinbase上留下了这样的交易记录：

2020年1月1日，买入1个比特币，成交价12000美元。

2020年2月2日，买入1个比特币，成交价10000美元。

2020年3月3日，买入1个比特币，成交价8000美元。

2020年4月4日，用0.5个比特币买入8个以太坊。此时0.5个比特币值4000美元。

由于买入持币不算应税事件，实际上我们只用考虑4月这笔交易的资本收益。

问题是：用0.5个比特币买8个以太坊，成本基础怎么算？

首先，由于这0.5个比特币不是刚买的，所以不能直接用4月4日的市价来算卖比特币的成本，这样得出的资本增益会始终为0。按IRS规定，应当回到此前分别用不同价格买入的3个比特币里，去找这0.5个比特币的成本。

这种情况下，关键就在于判断你是在处置这3个里面的“哪个”比特币。

会计税务界有专门的决定资产售卖顺序的方法，比如先进先出法（FIFO）和后进先出法（LIFO）。一般采用的都是先进先出法，假设最先买入的资产是最先卖出的。

回到例子，卖出的0.5个比特币其实来自第一次购买的那1个比特币，这笔交易的成本基础就是0.5个比特币*12000美元/个=6000美元。

由于这0.5个比特币的市值在4月4日已经跌到了4000美元，算下来我们反而要记成2000美元的资本损失（4000-6000=-2000）。

所以，这份报税表交上去后，小明不用为2020年的这些交易交任何税。 但即便这样，这份表也必须交上去，里面的数据也必须清清楚楚地列举出来。

当然，如果是用后进先出法报税，这笔交易资本利得（损失）就是0。美国的通用会计记账准则（GAAP）允许公司任选先进先出、后进先出之中的一种记账法，最后在报税时必然会有差异。

第二步：查适用税率

那么，算出资本利得后，具体交多高的税呢？这就看你持有多久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税级的基础都是本报税年度的全部交易的利得（损失）总和，而不是分别对某个币或某笔交易，甚至也不是仅针对加密货币计算。

短期税率：持有不足一年

“短期”指的是持有时长小于12个月。

举个例子：如果你用400美元买了1个以太坊，5个月后以600美元价格卖出去了，那么这200美元的资本收益就归入“短期资本利得”门类。

短期资本利得不会得到任何特殊性税务处理（Special Tax Treatment），直接按现有办法征收累进税率。

美国短期资本利得税率，按单身、已婚和户主分为三列，表中的数字是税级关口。来源：Cryptotrader.Tax税务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投资者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是累进税率。

举个例子：通过短线投资，你获得了25000美元的净收益，也就是税收公式里的“资本利得（损失）”。假设你只适用单身青年这一列税率。查表可知，2.5万美元的利得对应12%的累进税率。

这并不是说直接用12%去乘以2.5万美元；而是说，从第0美元开始，到第一级的9875美元关口，这9875美元全部适用第一级税率10%；从第9876美元开始，到利得最高值2.5万美元，全部适用第二级税率12%。所以，如图所示，应交税 = 10%*9875 + 12% *（25000-9875）=2802.5美元。

累进税率计算方法。来源：Cryptotrader.Tax税务公司

长期税率：持有超过一年

相应地，持币时间超过12个月，就算是“长期资本利得”了。政府为了鼓励人们长期持有资产、而不是短期投机套利，就在税收上推出了优惠政策。

美国长期资本利得税率，按单身、已婚和户主分为三列。表中 的数字是税级关口。来源：Cryptotrader.Tax税务公司

‍这个力度是很大的：即使你属于最高税级，长期的资本利得税也仅为20%，短期的就要交37%。

这就带来了节税的思路。第一，既然是以公式右侧的资本利得（损失）为基础收税，那就尽量降低利得金额，甚至是有意制造损失，谁让“损失”不用交税呢？这就叫税收损失收割（tax loss harvesting）。

表面上是亏了，实际上是降低了税收成本，总体上的投资收益还是很可观的。国内的加密货币投资者习惯了看交易所给出的、不带税收的收益公式，可能还不太容易理解。

举个例子：两个美国人——山姆和雷切尔是好朋友，相约在某年某月某日比特币市价3000美元时，各买入0.25个比特币。山姆信比特币和去中心化理念，一直HODL不动；雷切尔是个聪明的女孩子，知道税收损失收割的策略，所以在比特币跌到2000美元的时候，先把0.25个比特币全部卖出去了，然后又用收到的2000美元以同样价格买回来了0.25个比特币。

这就很有意思了：两个人都不用为持有比特币交税，但雷切尔给自己争取了1000美元的资本损失，这1000美元可以在最后汇总不同币种收益的时候起关键作用。

假如两个人都通过卖以太坊挣了10000美元，山姆因为没有“损失”，需要为短线操作交9875*10%+(10000-9875)*12%=1002.5美元的税，而雷切尔已经锁定了最低税级，只用为9000美元利得交税，即9000*10%=900美元。节下来的税，可以用来买更多的币。

即使没有其他币，只是在后来卖出了比特币，雷切尔也能因为自卖自买的迷之操作提高自己的税后投资收益。

第二种策略，就是长期资本利得，把短期利率转为长期利率。在出售资产前，投资者需要仔细检查投资组合，确定哪些适合长期持有，哪些适合现在卖出去。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策略了。

有些专业的加密税收软件可以自动评估，从而帮用户获取最高税后利润，长期可节省上万美元。

总之，美国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和中国很不一样。

四 IRS：我知道你的一切秘密

美国的税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写了游戏规则——不管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金融，都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干了啥，都要把数据交给中心化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会计公司。

1. IRS怎么知道我交易过加密货币？

IRS有很多办法知道你在投资加密货币，而且看得出哪些收入没有报税。最有力的就是1099报告系统。

主流交易所如Coinbase、Gemini、Kraken会把某些类型的交易活动报告给IRS，体现在1099-K等表格中。

1099系列表格的目的就是了解纳税人的“非雇佣性收入”。 年底，纳税人和IRS各有一份1099系列表格的副本。 如果交易所把1099表格交上去了，但IRS发现你没有在报税时提到加密货币收入，你的交易所账户就会被暂停，并收到一封自动发出的CP2000邮件，警告你还有应税收入没有申报，请尽快履行纳税义务。

除了1099系列表格，IRS还会携手专业的区块链分析公司，如Chainalysis，直接查链上交易记录。

所以，查逃税和洗钱，IRS还是很有办法的。

IRS的首席刑事调查官在某次会议上披露了他们是如何借力数据科学进行加密税收调查的。来源：Cointracker税务公司

当然，IRS权力太大了，必然引发争议。参议员Wyden之所以坚持不懈既要改法案原文，又不同意另一派的文本，就是因为如果对钱包服务商和矿工也要求报税的话，所有用户就毫无隐私可言，整个去中心化的金融科技就直接变成空谈。

所以，8月9日，他还在推特上期待妥协通过：

“我并不认为现有的对加密货币条款的修改意见真的有那么好，足以保护隐私安全。但显然，通过的版本也比原来的法案好多了。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已经说了，他不会阻止全体一致的动议。”

2. 如果不报税，会发生什么？

虽然报税和交税是分开的，但如果你故意不申报，就会被IRS认定为税务欺诈。

惩罚措施包括对你提起刑事诉讼、监禁五年、罚款最高25万美元等。

近两年来，IRS打击加密税收非法行为的力度很大。IRS已经送出了几万份警告函给Coinbase用户，告诉他们已涉嫌“不正确”报税。IRS还更新了美国所得税表格1040，其中包含一个所有美国纳税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不正确回答，将涉嫌犯伪证罪：

“在2021年期间，你有没有收到、卖出、交换，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某种虚拟货币，获得利得？”

2021年的1040样表和2020年相比，红框内文字略有差异，以前是“收到、卖出、发送、交换，或获得任何加密货币的利得”，现在更聚焦应税收入。来源：Today UK News

这种严格审查加密资产的举措透露出，有可能将来相关审计和刑事诉讼数量会持续上升，因为加密货币越来越融入主流，监管会更严。

3. 如果“忘记”交税了，怎么办？

可能你和周围很多人一样，有时候会“忘记”加密货币相关收入是要上税的。 这时候也别紧张。只需要填一张1040X修正表格就可以了。主动诚实交代，总比到时候让IRS找上门好。

4. IRS要收几张表？

90%的投资者都是通过购买、出售的方式参与的，这类加密收入算作“资本利得”，对应前三种应税事件。

如果是第四种应税事件，就是“获得”加密货币，例如收到工资、挖矿、质押或获得贷款利息，这类收入就算做“普通收入”（ordinary income），有单独的报税要求，当然也是目前争议最大的。

a. 资本利得税

首先，实现的资本利得或损失要填在8949表格里。这张表用来申报加密资产的销售、处置情况。股票、债券等传统资产也需要填在这张表里。

填的时候，纳税人需要列举所有交易、出售、处置加密货币的情况，包括获得日期、交易日期、公允市场价值、成本基础、资本收益（损失）。 最后，计算总收入和净收益，在表格最下方填好。

IRS的表格收集了纳税人的全部交易细节。图为表格8949，适用于前三类应税事件。来源：Cryptotrader.Tax税务公司

b. 普通收入税

如果是炒币，只需要填上面的8949表格。如果是“获得”加密货币， 需要根据情况填1040系列中不同的表。

附表C – 如果你以商业实体的名义获得加密货币，例如获得劳务报酬或挖矿，将视为自由职业收入，需要填附表C。

附表B – 如果在借贷平台获得了存贷款利息，就需要填附表B。

附表1 – 如果你获得的币来自空投、硬分叉、工资等渠道，就需要填附表1，将其报为“其他类型收入”。

当然，对于不同的投资人，IRS需要收几张表，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目前IRS仅支持部分表格在线填写，大部分还需要纳税人手动填写并邮寄过去。

五 被粉碎的去中心化梦想

可能还有人记得，今年7月底的时候，币安加强了合规建设，而且还专门上线了报税的API。

官方公告表示，通过报税工具API，币安用户可以生成只读的用户交易历史、资本收益及损失记录，并发送至第三方报税工具；还可以实时查看本地税务要求。

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IRS就不能直接找交易所要数据，自动导入呢？为什么还要投资者自己去填表交税呢？

1. 为什么交易所无法提供准确的税务报表？

还记得计算应税利得的公式吗？不管用哪种方法算，前提是有完整的交易记录，可以支撑我们去算出每次“处置”加密货币资产时的成本基础、公允市场价值和资本利得（损失）。没有完整的交易记录，这些都无从谈起。

但是，追踪所有交易所、钱包和协议的交易情况及资本变动是很复杂的任务。

币安、Coinbase等交易所都很难直接提供准确的用户税务报告，这不是它们刻意逃避，而是由于加密货币有可转移性。

用户转入转出加密货币非常频繁，所以交易所无法知道你最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什么方式，以多高成本基础获得的加密货币。它们只能追踪资产进入交易所之后的去向。

一旦你把币转进或转出交易所，它们就无法准确给出公允市场价值和成本基础这两个变量的值，而这些都是报税的时候必需的。

下图来自Coinbase，它们自己也承认，生成的用户税务报告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精准，比如：

· 用户有在其他交易所买卖加密货币；

· 从一个非Coinbase的钱包里发送或接收加密货币；

· 从包括Coinbase Pro在内的其他交易所发送或接收加密货币；

· 保存数字资产到外部存储设备中；

· 参加ICO；

· 曾经用过先进先出法之外的加密货币资本利得（损失）计算方法。

这就意味着至少三分之二的Coinbase用户，也就是几百万人的税务报告都不准确。

Coinbase承认计算的资本利得并不一定准确，来源：Coinbase官网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整合所有数据，包括买入、卖出、空投、分叉、铸币、互换、获赠等，把它们放到同一个地方，这样才能建立“完整”的交易历史记录。这样算出来的公允市场价值、成本基础和资本利得（损失）才是可靠的。

要这么做，用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手工整理每次的交易记录，复制粘贴交易所和钱包数据；二是自动化这一过程，把工作交给加密税收软件。

这其实就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第三方报税工具。

显然，IRS的报税机制，就决定了无论多么去中心化的梦想，都会在税务部门面前被粉碎。

2. 怎么用API把交易记录导入第三方平台？

这类软件一般都可以通过用户的API授权，直接读取头部交易所、钱包、区块链和DeFi协议的数据，从而生成基于多平台交易历史记录的税务报告。

加密税务平台的操作大体相似：

a. 在添加数据源时，选择近几年自己用过的所有交易所、钱包和相关平台。

b. 上传交易记录。通过交易所API授权，或者上传本地CSV数据，都可以获取到自己的交易所账户信息。但是连接的时间会比较长，币安最新推出的税务API也需要半小时以上才能完成数据对接。

c. 再点下鼠标，就生成税务报告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API仅帮你完成了报税的第一步。有了报告，还需要联系税务专家，或者用TurboTax、TaxAct之类的报税软件辅助完成填表。填完纸质表，再邮寄给IRS。

当然，报税和交税的分离，是美国国情下的特殊体制。交税就很简单了，可以用借记卡、信用卡、手机交税软件、线下柜台办理等不同手段。

3.新金融业态怎么收税？

回到文章开头大家关心的问题：NFT、DeFi、空投等，现在要交税吗？

答：最好交，但也不一定必须交。因为美国国会现在还在争论，IRS也没办法一次兼顾这么多业态。

注：下文会提到“确认”（recognize）收入和“实现”（realize）收入两个词，概念不同。在美国税法中，确认收入就是确认“获得”了一笔财富，对应应税事件的第四类。如果没有卖出资产，“确认”的收入只算是成本基础，不算是公允市场价值或资本利得。

a. 挖矿

这部分是目前参议院争议的焦点，未来不排除进一步修改的可能。目前IRS采用的策略是：1.对业余挖矿和专职挖矿区别处理；2.既收个人所得税，又收资本利得税。

如果是专业挖矿，就需要填1040系列的附表C，登记为商业实体。即使只有一个人，也算是“自由职业”，需要填表。

如果是业余挖矿，需要填1040系列的附表1，在第21行将挖矿收益申请为“其他收入”。挖矿中的成本，例如电费、矿机费，要登记在同一系列的附表A上。

理论上讲，矿工需要付双重税。举个例子：查理在8月1日挖了一枚比特币，当时价格40000美元；后来以42000美元的价格卖出，就实现了2000美元利得，这部分应收资本利得税；但也有人主张还要对最初的40000美元征收普通收入税。

挖矿毕竟不同于交易，因此目前还有很多灰色空间，矿工的税收办法在将来也势必成为美国国会、行政机构和业内人士的讨论焦点。

b. NFT

从税务角度来看，NFT和加密货币一样，属于财产。因此，如果买了NFT，不久之后又卖出去，产生了资本增益或损失，也应该在IRS的8949表格中申明。

c. 空投

IRS在2019年第24号修订文件中专门讨论了空投和硬分叉问题。就空投而言，由于获得了新币，因此从计入纳税人钱包的那一刻起，就算是“获得”了这些币，但只算成本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不卖空投的币，就不用交税。

举个例子：

乔治在2020年9月收到了Uniswap空投的400个UNI代币。当时UNI的价格是每个3.5美元，所以获得这些代币的时候，就相当于收到了1400美元。这1400美元就是他的成本基础。

如果两个月后，乔治卖掉这400个UNI并获得了2000美元，就变成了应税事件，实现了600美元的资本利得。

d. 硬分叉

发生硬分叉的时候，如果你通过兑换获得了新的分叉币，就要计入新的成本基础。如果没有收到新的币，就不用管。

举个例子：

梅根在2017年7月持有2.5个比特币，在BCH硬分叉后收到了2.5个BCH。这时候需要确认收入，以当时的公允市场价值（每个500美元）算，就确认了1250美元收入。这1250美元就是BCH的成本基础。如果卖出去了，就要交税。

e. 贷款利息

米切尔靠贷出加密货币获利。9月份，通过出借ETH，他挣了0.2 ETH的利息。假设当时0.2 ETH值120美元，那他就算是确认了120美元的普通收入。

d.保证金交易

BitMEX之类的交易所极大推广了保证金交易。IRS并没有对保证金交易征税提出明确的指导文件，只能大致推测如下：

保证金交易就是从交易所融资交易，一段时候后还本付息。保险起见，税务公司建议将拆借来的资金视为自己的投资，然后根据保证金交易的收益或损失报资本利得税。

e. 赠送加密货币

赠送不用交税，但有额度。每个朋友或家人收到的加密货币价值在1.5万美元内，就不用交税。这也是一种节税的方法。

f. 捐赠加密货币

捐赠加密货币不用交税，只要受捐者是美国注册慈善机构就可以。捐赠金额超过500美元，就必须填写8283表格。捐出去的币可以减多少税，取决于你持有资产的时长。持有超过1年，就可以对应减少应税年总收入（AIG），但最高也只能减少30%。持有不足1年，可以减少最多50%的应税年总收入。

总之，由于加密货币的生态远比股票、债券市场丰富，涉及了分叉、挖矿、钱包等全新技术，传统资产税收方法是否适用，甚至该不该交税，就自然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

By 深链财经

让我们假设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贫穷，没有疾病，不存在饥荒，不存在资源不足的世界，一切都是充足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就是乌托邦最基础的定义。乌托邦，人类最终的梦想，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也许，乌托邦，也是一个让灵魂死亡的地方。

1947年，John B. Calhoun，大学教授，负责以人口密度为课题进行实验。他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制造了一个小小的老鼠居住地。在为期28个月的观察期内，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本应繁衍到50000只老鼠的居住场，老鼠的总量却未能突破过200只。由于没有充分的贯彻和研究，这个现象一直在他头脑中围绕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老鼠数量的增长，是人为因素，还是自然因素？

1968年，Calhoun教授决定披上上帝的袈裟，制造一个乌托邦。他租了一个农场仓库的二楼。在那里他搭建了一个长宽2.57米，高1.37米的老鼠居住地。

这是一个完美的居住所，有着所有老鼠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以盒子中央为点均匀划分出的16个居住区域里，每个都有独自的饮水器，食物仓，以及休息窝巢。按照设计的计算，只有当老鼠数量超过3840只时，窝巢才会出现短缺。6144只老鼠时，水资源才会不足。9500只老鼠时，粮食才会成问题。除此之外，最早引入居住地的八只老鼠都经过了疾病的筛选，以确保居住地的实验不会因为外来疾病而出现差错。居住地本身的温度也通过风扇和供暖保持在20C到31C之间，以确保温度不是导致宇宙25出现问题的原因。除此之外，25号宇宙也没有任何老鼠的天敌。

这是个没有天敌，没有疾病，没有饥饿，没有居住问题的世界。一切可能导致人口衰减的原因都被排除在外。那么，这个宇宙能够持续多久呢？

1780天。

1973年5月23日，伴随着最后一只雄鼠的死亡，老鼠们彻底失去了任何繁衍的可能。25号宇宙宣告了他的终焉。

发生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1968年7月9日，回到25号宇宙开始的第一天……

美丽新世界

1968年7月9日，25号宇宙实验第1天。四只公鼠，四只雌鼠被放入了居住地中。这8只只有48天大的小老鼠们有幸成为了25号宇宙的亚当与夏娃们。从而宣告了

这些小老鼠们在美丽新世界中闯荡了3个月后，总算安定了下来，开始划分自己的领地，择偶，交配。在25号宇宙实验第104天的时候，第一窝小鼠出生了。

随后，小鼠人口开始迅速的增长。在第100~第300天的时期内，平均每55天小鼠的人口就会加倍。20只，40只，160只，320只，640只。直到620只的时候诞生速度才从55天加倍减缓到145天加倍。

但是25号宇宙中的小鼠们已经出现了很多科学家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实验开始后第86天到第338天是小鼠诞生最频繁的时期，在这时期科学家们统计了每个领地中诞生的小鼠数量。有意思的是，尽管所有领地都按射线状从中央平均划分开，每个领地中诞生的小鼠数量却不相等。

东北角的领地在252天之间只诞生了13只小鼠，和其相对的西南角却生下了111只，8.5倍之多。

是的，就算是在一个全新的宇宙中，弱肉强食依旧存在。强鼠得妹子生孩子，弱鼠只能在角落里不受妹子青睐。

止步

伴随着人口爆炸阶段的结束，25号宇宙进入了缓慢期。从第315天开始，小鼠数量的成长从55天增加一倍减缓到了145天一倍。

正是在这一阶段的时候，小鼠的人口达到了整个实验的最高峰2200只。而正是在这时，社会中的问题显现了出来。尽管25号宇宙理论上将需要达到3840只老鼠才会出现窝巢短缺，6144只老鼠时才会出现水源不足的问题，但是在人口尚未突破2000只的时候，这个乌托邦，却满了。

尽管25号宇宙中依旧有着充足的居住空间和食物，但是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却被占满了：社会责任。在充满危险的自然中，成年小鼠能够终老的机会并不多。那些成年的小鼠们便会接过长辈的担子，成为保护领地，保护雌性，繁衍后代的角色。若一个领地上所居住的成年小鼠已经超出领地所需要的数量时，这些小鼠便会向外转移，去开发新的天地。然而这两点在25号宇宙里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成年却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未知的成年小鼠们开始迷茫了。这些不属于任何领地的雄鼠们开始在25号宇宙的中央聚集。

这些小鼠们逐渐开始对生活失去兴趣，不和其他任何小鼠社交，相互之间也不闻不顾。逐渐的，另一个特点开始在这些无所事事的小鼠之间显现：暴力。通常只是因为进食回来而打扰了其他人的小鼠会突然变成被攻击的目标。被攻击者也不会逃避或反击，但是当其他小鼠打扰了她的宁静时，被攻击者也会变得异常暴力起来。

这些小鼠们最明显的区分方式就是全身的伤痕，被攻击过多次的尾巴。

同样在社会中找不到位置的雌性小鼠则会选择在较高，那些在生育幼鼠的雌鼠不会选择的巢穴中隐居。她们中看不见暴力的痕迹，也看不见社交的迹象，就如同与世隔绝的隐士们。

随着无处可去的小鼠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担任起保护领地工作的雄鼠们对于自己领地的意识也越来越薄弱。但是对于雌鼠来说，对领地保护的降低就意识到了自己哺育用的巢穴被侵犯的机率越来越高。随着领地概念的逐渐淡化，负责哺育的雌鼠们的攻击性也变得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代替了本应负责保护领地的雄鼠们。这种攻击性不仅仅是对于外人，雌鼠们的攻击性也渐渐的转移到了自己的后代上。许多尚未断奶的幼鼠们也成为了雌鼠们的攻击对象，甚至被逐出巢外。在此阶段的后期，小鼠们的生理期被打乱了，受孕率下降了，就连每胎的出生数量也下降了。在雌鼠们频繁转移巢穴的过程中，有许多幼鼠被遗忘，被抛弃。很多幼鼠“消失”在了每次统计之间。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这个阶段生育率的下降，以至于完全停止。

死亡，无法阻止的死亡

最后一只小鼠诞生的那一天，便是死亡阶段开始的第一天。实际上死亡阶段开始的比他早得多。从第560天的时候，小鼠的人口其实就勉强保持在生死平衡的状态，但是从600天的时候开始，幼鼠的诞生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第920天是最后一只小鼠诞生的日子，而从这之后，25号宇宙就进入了缓慢，但是持续稳定的死亡。

在1973年5月23日的时候，最后一只雄鼠死亡，25号宇宙的终焉来临了。临近灭绝的时候，事情也不想一些乐观人士所设想那样，会有一组小鼠会重新复兴25号宇宙。一切都太晚了，大家……都老了。在第1588天，最后一只小鼠诞生668天之后所做的调查中显示，还活着的小鼠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776天，超过了绝经期200天。就算有小鼠出现了本应有的能力，小鼠们也已经过了繁殖的年龄了。那种在种族频临灭绝的时候，有一小支集团重新振兴整个物种的故事，果然也只是个美好的幻想。

这个宇宙没有经历过灾难浩劫，也没有经历过疾病的洗礼，不用担心饥饿，也不用担心住所。小鼠们都非常健康的活到了终老的年龄。若外界没有任何原因的话，那么就必须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寻找问题。

问题实际上在第三阶段，人口增长缓慢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少数幸运的没有在出生时就被母亲抛弃的幼鼠们也早早的被赶出了巢穴。他们中绝大部分在还没有建立起任何亲情和感情就被迫加入了社会之中。而接受他们的社会也早已人满为患，在社会中不仅没有能他们的一席之地。任何和其他小鼠进行社交的企图也不断的被匆匆路过的小鼠们机械性地打断。在没有基础社交的情况下，更复杂的社交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对于这些小鼠来讲，无论是爱情关系，母子关系，还是竞争关系，都是遥远而陌生的。在另外一个持续了300天的小型实验中，解刨表明148只雌性小鼠中仅有20%只小鼠有受孕痕迹（子宫中有胎盘疤痕）。而在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雌性小鼠们应该已经孕育了超过五只小鼠。远超于实验的数值。

和深居高处的隐士雌鼠们相对应的，则是被我们称为“美丽鼠”的雄鼠们。他们拒绝打斗，也从来没有带着性意图接近过雌鼠。这些小鼠没有任何伤痕，也没有任何凌乱的地方，就好象完美的样品一样。他们的行为中仅有吃，睡，和打理自己，对除了自己身边以外的事情均显得漠不关心。在这个拥挤的社会中，这些小鼠们彻底丧失了一个年轻鼠该有的性格，而变成了对一切都冷漠，对一切不问不顾，只对自身喜好感兴趣的独居者们。在研究者看来，这些只剩下最基础生存需求的小鼠们，就如同灵魂死亡后所遗留的躯壳一样。

卡尔宏将这些行为称之为“行为沉沦”，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第1阶段，老鼠幼崽在断奶前就被逐出了家门

第2阶段，年轻的老鼠们互相攻击，

第3阶段，年轻的老鼠的同性行为增加，对雌性失去兴趣

第4阶段，正常社会中的雄性无力保护他们领地内的雌性

第5阶段，雌性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

第6阶段，年轻的老鼠们开始对攻击变得逆来顺受，不再抵抗，

第7阶段，雌性拒绝繁殖

第8阶段，雄性彻底退缩，绝不打架互不理睬

第9阶段，雄性独自进食，睡觉梳妆打扮，追求孤独。

第10阶段，雄性皮毛光滑没有伤疤，卡尔宏称他们为与末日一同到来的“美丽的人”

卡尔宏在1973年撰写这20多年的研究成果时，在论文中一开头用了大概1/5的篇幅来谈论启示录，并且用显眼的斜体字在论文中强调启示录的内容。卡尔宏的论文发表以后，同时惹毛了科学家和神学家。科学家认为卡尔红这种用启示录来背书科学论文的做法简直是科学界的奇耻大辱，从而将他20多年的研究成果排除在了主流科学界之外，神学家则认为，你用动物的行为来预言人类的结局，简直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侮辱，比达尔文还要可恶，人类不能与动物相提并论，就像人类不能与上帝相提并论一样。

1973年之后再也没有26号宇宙，老鼠乌托邦也成了一个被禁止的实验。这就是当的老鼠乌托邦实验，那年社会上还没有鲜肉娘炮，还没有女装大佬，还没有三和大神，形成废柴，似乎离我们也还很远，但是这一切，短短10多年而已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传说，时间回到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酒店，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洛金斯基，在大会上提出了奶嘴乐计划，与会的500名人类精英一致通过了这个计划。这些人类基因包括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撒切尔夫人索罗斯，比尔盖茨等等领域的顶尖人士，这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闭门会议，当时的精英担忧，即将到来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中，人类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2|8原则。20%的精英将掌握80%的资源，80%的人口将成为所谓的垃圾人口，这个现象其实并不会让精英们感到担忧，真正让他们担忧的是，如果这80%的人口意识到自己的窘境以后，是否会造反，从而摧毁掉精英们的乌托邦呢

会议讨论的三天，直到布热津斯基冷峻的说给那80%的人嘴里塞上奶嘴，再给他们大量的娱乐刺激，视频节目，电子游戏，无用商品，狗血八卦等等，总之就是用各种无意义的内容刺激他们的各种感官，让他们沉溺其中，不会思考成为被精英们幻想的家畜，用他们的热爱毁掉他们，给他们奶嘴加娱乐。布热津斯基的妙计从此被称作奶嘴乐，这场闭门会议被两个的德国记者记录在全球化陷阱这本书当中，这本书在1996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但是除了书中的单一记录以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场会议曾经举行过，所以30年来费尔蒙特会议也只能作为阴谋论，在互联网上像幽灵一样的传播。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能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奶嘴乐现象，而且这些奶嘴乐现象和老鼠乌托邦中的行为沉沦。有些类似，比如日本的低欲望社会，低生育率，这就叫新生代无法融入社会的情况，再比如现在媒体上出现的那些画着女装的鲜肉偶像们，就很像老鼠乌托邦中和末日一起出现的美丽的人。

其实25号宇宙中后半段出生的小鼠几乎都是”美丽鼠”。当他们的前辈小鼠们逐渐衰老的时候，25号宇宙也就逐渐的画上了终止符。在人口增长衰减期时，上一代的小鼠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新一代的小鼠们却根本就没有培育出生育的能力。

所以，没有争斗，没有战乱，没有疾病，没有灾难。25号宇宙就在一片平静和安详中，迎来了死亡。

1972年,在实验临近末期的时候，Calhoun教授的同事，Halsey Marsden博士从25号宇宙中借出了几只小鼠做了几个自己的实验。他将选中的，从25号宇宙中生长的“美丽鼠”们作为新的亚当和夏娃，放入了只属于他们的新“宇宙”中。然而就算进入了一个低人口的环境中，所有的”亚当“和”夏娃“们也丧失了任何重组社会，或者重新繁衍人口的能力。Marsden博士甚至将“美丽鼠”和在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雌鼠们搭配起来，但也没有任何效果。这些表面上十分高贵优雅的小鼠们，在心中却已丧失了任何的沟通的能力和欲望。他们的”灵魂”，死了。

留给人类的警示

三年时间，2000只老鼠的命运和他们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预言。但是其中的警示性不容忽视。无论是人口密度过大导致的社交能力崩溃，还是因为责任职位的饱和导致社会构建的倒塌，都能从现实中看见端倪。而25号宇宙兴衰过程中的历史痕迹（雄鼠能力的衰退，雌鼠开始担当起雄鼠的地位，对后代的关心和培养的下降，新小鼠们社交能力的退化，“隐居士”和“美丽鼠”）都能在现实中看到他们的影子（男女平等，女权的崛起，丁克一族，朋友圈化，草食系男子）。而随着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世界人口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在生活便利但身口密度高的城市中居住，间接的促进了人口密度的上升。

图中深色部分所居住的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一半。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远低于25号宇宙所能承受的小鼠数量上限时。就算在小鼠数量最密集的时期，作为上限中最低的巢穴，也总有20%的巢穴无小鼠居住。人们可以通过设计和统计来得出一个地区可以承受人口数量的硬上限，但是什么时候人口算做过于密集，单纯的数字和统计是无法得出来的。

当然，对于小鼠们来讲，恋人关系，母子关系和领地关系已经是他们社会中最复杂的社交关系。对于有着更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人知道人类在人口过剩的社会中，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人们会想出一个对路，成功的生活下去，也许人们会踏上25号宇宙的道路，最终死于安乐之中。乌托邦，人类最终的梦想，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乌托邦，是一个让灵魂死亡的地方。

“起名为25号宇宙的原因是?因为之前还有24个宇宙吗？”

“对。”

“那他们的结局呢？”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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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在这一年，知乎、果壳（在行分答）、喜马拉雅FM、得到及其他知识付费平台相继出现，知识付费的用户迅速增长，知识付费产品面临井喷。2016年，有知识付费意愿的用户暴涨了 3 倍，知识付费用户达到近 5000 万人（根据各大知识付费平台的运营状况及果壳网、企鹅智库、极光大数据等多项报告估算），截止到2017年3月，用户知识付费（不包括在线教育）可估算的总体经济规模为 100 – 150 亿左右。2017年，随着用户需求提升、市场下沉及产业链拓展，这一数字达到 300 – 500 亿元，知识付费也因此成为了新一个“风口”。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技术驱动的风口不同，知识付费这一轮崛起，与其说是技术上的演进，不如说是社会需求的爆发所致。具体而言，知识付费既借力于知识付费平台的演进、付费方式的便利，也得益于中国中产阶层及准中产阶层学历教育需求的爆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付费只是一种应对当下中产焦虑的“止痛剂”，也不仅仅是IP变现的另外一种方式。

知识付费的本质是通过交易手段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未来的知识付费行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而是现有的信息服务业互联网化的一部分，是人类信息生产、获取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由一对多转为多对多的一个阶段。最终，知识付费不仅会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业，还会直接改造和融合现有的教育业、出版业、广告业、咨询服务业，成为万亿以上规模的巨大产业。

但相比未来的前景，目前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费方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问题以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复购意愿不高等问题。从整体产业上看，商业环节和链条缺失、基础设施和产品设计不完全、用户群体需要扩大等问题都制约了知识付费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知识付费行业进行整体的梳理和检视。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主要探讨这些问题：

• 知识付费概念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商业模式
• 知识付费领域目前的主要平台及各自的发展方向
• 知识付费目前的关键问题

关于知识付费概念的缘起与发展过程

▍知识付费中的 “ 知识 ” 是什么

在谈论知识付费这一概念之前，一个必须要理解的问题是：知识付费概念的知识究竟是什么？目前对于知识付费边界的界定实际上十分模糊，这使得在谈及这一知识时会出现若干问题。

知识在传统媒体中的构成是有体系的科目内容，但是在知识付费之中，这一概念已经被大大拓宽，涵盖一切技能、信息等，可以看做是 “ 信息付费 ” ，即在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差，并且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信息沟通和变现，无论这一知识是否可靠、细致或具体。但这样一来，知识付费又会与内容变现、教育产生交叉，因此我们可以将知识付费作为介于内容变现和线上教育中间的第二层。大体情况如下：

如图所示，知识付费、内容变现、教育与线上教育相比较，有如下区别：

线上教育有严格的教研体系，由长期负责相关教育的专业人士把关教学内容、定期辅导和考试制度等；知识付费则并不需要全职从事教育（此后的辅导与考试则视平台和创作者而定）。在 “ 所有人对话所有人 ” 的时代，知识付费的最大意义是能够刺激大多数普通人贡献出自己的认知盈余，它重新定义了知识生产的方式。不过，另外一点，它也造成筛选的难度增加。

相较于线上教育的内容局限，知识付费更加符合移动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内容更加多样化（如上文提到已经拓展到一般知识）、时长更短（不需要集中精力地授课）、展现形式更自由（声音、文本、视频皆有，问答均可）。这三个特征，是知识付费在自媒体尤其2016年后出现小爆发的原因之一。

然而，相较于整个内容变现领域的其他非知识类付费产品，知识付费的同质化程度更高，具有更强的头部效应。相对于一个笑话可以有千万种版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或一个技能的培训在现实中往往也有多种选择，但最终总有优劣和主支流之分。除此之外，尽管我们已经谈到了知识垂直与多样化，但是不一定每一种知识都有商业价值（例如它可能无法吸引足够的听众来分摊成本），这就局限了它的多样性。

知识付费的内涵在于可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但它也不是典型的消费品，也就是说，用户购买知识付费产品并不是为了当下的效用，而是从长远来看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是一种投资。这就意味着：

• 知识付费产品的评价体系与其他内容产品有差别；
• 可能会长期改变用户的行为决策，从而带来其他方面的商业可能性。

知识付费的评价是长期的，这是知识付费与内容变现最大的不同。用户使用知识付费产品必须要感受到长期效用，即便最终他感到自己毫无所得，但那时他可能也已经付出了非常高的沉没成本。解决方案或者通过平台的筛选机制、通过平台的信用以做背书，或者通过个人打造IP来解决用户的信任问题，这也造成了知识变现领域的头部化。

▍知识付费过程的重要节点

• 知识付费的早期原型（2013年前）

总体上看，知识付费的原型包含很多行业，如教育业、出版业及咨询行业等等。

早期教育业的特征为 “ 固定化的内容朝向固定化的受众 ” 。内容相对成熟和固定，受众明确，互动即时，在确保用户获得知识方面，贡献了最多方法论和体系。

出版业的特征为 “ 固定化的内容朝向不固定化的受众 ”。内容固定，但受众不明确，只能通过内容来筛选受众，缺乏反馈，但节省知识分享者的时间，能够快速复制是它的优势，是知识付费最广泛、成本最低的一种。

知识付费的概念还包括咨询业，咨询业的特征为 “ 不固定化的内容，朝向固定化的受众 ” 。受众明确且清晰，内容自由，互动即时，但内容非标且价格昂贵（相较于一对多来说），因此主要集中于可以明显见到投资回报的商业。

当然，在上千年的演进中，三者互相交叉出现其他一些类型，例如讲座、函授等，互联网出现后，这三者都有所发展：早期教育业逐渐演变为网校和通过QQ群进行的教学（目前的付费社群是这种方式的新发展）；出版业出现了电子书；而早期的问答平台（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知乎等），则较前两者更为动态，其一对一模式也搭建了基于知识互动的体系。

但早期知识付费的产业化仍然步履维艰，其中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用户缺乏付费意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版权保护不力，尤其是跨平台版权保护不力；用户对内容付费没有形成心理习惯，且支付手段非常繁琐；缺乏内容平台的筛选、查询及整体服务，无法吸引专业人士入驻，造成用户整体体验低下。因此除了在线教育以外，其他知识付费都发展缓慢。

在生产者方面，由于没有用户付费，因此生产者更多着眼于扩大影响力，再以影响力变现。这种方式在一些方面可以视为知识变现的雏形，但并不适合大多数兼职性的专业人士，尤其是许多小型专业性领域。但在这一部分，知识型网站的出现（如知乎、果壳）已经开始使得一部分用户拥有了“知识共同体”生产意识，塑造了有品牌认知度的专业人士群体。

• 知识付费的重新起步（2013年——2016年前）

2013年到2016年，知识付费产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上说有三个原因：移动端内容及移动支付的普及、打赏制度的出现和自媒体的发展。微信公众平台在 2013 年迅速普及，改变了中国网民的阅读模式。而同样是 2013 年，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 12197.4 亿,同比增速 707.0 %。移动支付给予了多数人最直接的支付方式，这是以往用户进行类似交易的痛点之一。

罗振宇推出的《罗辑思维》会员制可以看做是知识变现会员制的雏形。2014年推出 “史上最无理” 的付费会员制，这5500个会员名额只用半天售罄，160万元入账。罗振宇之后，自媒体人创作内容及内容变现的热情高涨，在制造个人IP的同时，越来越强调知识和技能本身的价值。

2014年，付费打赏和付费阅读模式开始出现，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用户自主尝试付费（例如在知乎专栏和微博评论文后开始出现二维码的自愿付费），这是早期知识付费的重要过渡形式。尽管早期的尝试有得有失，但是这进一步加强了用户对于内容和付费的直接连接意识，而不是内容、广告、付费的间接连接。除此之外，付费微信群，付费分享会也逐渐成型，出现了一些小型的APP。

知识付费最难的部分在于支付意识和支付手段。在这一阶段，知识付费的意识逐渐开始成型，另一重要节点是出现了具有足够付费意愿的受众。完成了用户教育之后，整体内容变现模式已经呼之欲出。

• 知识付费的发展期（2016年）

2016年年中，以分答、知乎Live、值乎、喜马拉雅FM等为代表的新一批知识付费平台上线，知识付费的体系逐渐正规化，用户群迅速扩大。知识付费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期。

知识付费于此时爆发的理由有三：从生产者角度上看，自媒体平台及知识社区已经培育出了大量经营知识的IP和愿意付费的粉丝用户；从平台及资本角度上看，知识社区进入成熟期，客观上需要更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变现，在线支付已经成熟，技术上不存在障碍；从受众角度上看，房价剧烈上涨带来的中产焦虑蔓延与消费升级的趋势共同作用，为知识付费打开大门。

早在 2015 年底，知识付费已经初具端倪。12月，果壳已经推出了付费一对一咨询应用 “ 在行 ” ，而罗辑思维则推出了 “ 得到 ” 。

但真正标志知识付费的高速发展，是从 2016年4月开始。2016年4月1日，知乎推出了值乎，这是知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付费产品。2016年5月14日，知乎又正式推出了实时问答产品“知乎Live” 。仅一天之后，在行团队推出了分答，仅用42天时间，横扫朋友圈，获得了超过1000万授权用户，100万付费用户的优异成绩。

6月5日，《李翔商业内参》在 “ 得到 ” 上线，10日内获得超过4万用户的订阅量。6月6日，喜马拉雅FM开始尝试付费订阅，由前央视主持人马东携手奇葩天团的《好好说话》作为首个付费节目上线。推出首日，一天内《好好说话》共计售出25731套，销售额突破500万。至此，分答/在行、知乎、得到、喜马拉雅FM作为知识付费平台的四个代表，带领了知识付费的新一轮发展高潮。

此后，知识付费产品不断推出，既有百度问咖、微博付费问答一类的原有平台延伸，也包括如36氪付费专栏、来问医生、大弓等专业问答类网站。知识付费的元年正式到来。

知识付费的基本商业模式

▍围绕生产者的商业模式

整体上说，目前围绕知识生产者的商业模式基本为平台对产生的知识服务的费用抽成，但其他还不常见。但将知识看做一般生产品的话，To B 的商业模式也一定会出现。尤其是对 于专业人士到知识生产者的转化过程，这一部分是严重缺失的。

• 知识生产者费用抽成

在知识付费的流水中获取一定的平台运营费用，是最为直接的商业模式。

• 生产技术培训或产品代理

缺乏授课经验和内容创作经验是许多有知识的专业人士普遍的痛点。但类似于13、14年曾经兴盛的自媒体训练营一样，这种空白可以通过训练来进行培训，也可以出现专门将知识内容转化为课程的代理。

• IP包装、营销及孵化

大量知识生产者涌入知识领域，并且逐渐产生头部效应，与主播进入2015年末直播的平台状况类似。但在专门的IP包装、营销方面，知识生产领域较文娱消费领域仍然处于落后期。根据直播产业发展的经验，这些相关服务对于无论是提高用户体验还是增加整个行业的竞争都十分重要。

• 工具（知识整理工具、备课工具、社群管理工具）

围绕知识生产和变现的相关工具，提高知识生产者的内容生产效率，帮助知识生产者完成一系列的后续服务。这部分既可由平台方提供，也可来自于第三方。

▍围绕在线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  即时一对一问答

即时一对一问答包括文字与语音两种，文字包括值乎和微博问答；语音类包括分答。也有大弓这样同时包括文字与语音的产品。

一对一问答的逻辑较为简单：用户付费向特定人员提问，知识生产者通过回答内容获得收益。主要优势是迅速、直接、价格低，用户接受和使用容易。较大的问题是：对提问者的提问能力要求较高；只能针对单一问题、资讯类问题，难以满足深度知识获取需求；优质回答作为优质内容的推广与付费提问用户的优先占有权之间的冲突；一般答主难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较高收入。

• 付费阅读/下载

根据次数可细分为短期阅读和长期订阅。内容可以是文字（例如《李翔商业内参》）、音频（如喜马拉雅FM的《好好说话》）及视频（如网络云课堂提供的一系列付费网络视频课程）。

付费阅读优势在于保证生产者能够长时间且稳定地投入优质内容的生产，并且根据人数获取稳定收益，用户可以获得较为系统的学习（平台方也可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但付费阅读最大问题在于缺乏与受众的互动（尽管可以通过社群和评论弥补）、版权保护问题，以及由于先付费模式，用户需要对内容生产者形成信任感，因而内容生产者的IP化程度及其品牌影响力是这一模式的关键。

• 线上授课

线上授课与传统在线教育模式类似。根据内容组织程度、导师的专业性、课后辅导和教研水平，可以从小型的知识分享一直到正式的授课。由于有了互动和教学过程，对用户而言，就能够获得较为深度系统的知识学习；对于知识生产者而言，线上授课为一对多，较付费阅读能够更为集中地进行课程设计和安排，且单价更高，变现效率高。

但线上授课问题在于对知识生产者要求较高（包括授课技术、IP影响力及课程类型），且并非每个领域都适合线上授课，更适合需求明显且旺盛、内容深入、需要互动联系的领域，而对于边缘性长尾需求，轻型的分享会模式更加适合。

• 个人咨询

一对一的线下或线上咨询，典型模式为在行。能够满足用户某一个具体知识领域的定制化需求，用户体验较好，但过于非标的内容使其评价、筛选、推广都有一定难度。除此之外，个人咨询对于兼职的知识生产者来说，需要耗费的精力和时间都非常可观，而一对一咨询收入往往不能填平作为行业精英的知识生产者损耗的时间成本。

▍围绕二次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 广告

在直接的付费内容出现之前，广告分成和原生广告是知识性网站及知识内容生产者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以音频内容平台喜马拉雅FM为例，其广告收入仍占总收入的70%-80%。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性内容产品对理性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影响巨大，这决定原生广告在知识变现中的良好前景。

• 内容的二次销售或版权转让

将一次生产的内容进行二次销售，例如分答的偷听功能和微博的微博问答，除一次消费者之外，可以利用较低的费用来获得一对一咨询的答案。

优秀内容可以通过版权转让的形式进行销售，例如出书或付费转载。类似于 “ 笔记侠 ” 的商业模式则在潜在用户与二次销售中间产生了新的一环：对内容进行筛选、整理和聚合。

• 付费社群

用户付出一定的费用进入知识共享的社群。最典型的是为《罗辑思维》。

付费社群的难度是建立用户信任，因此必须通过营销或者与其他知识生产方式相结合。例如线上授课经常转化为付费社群，用户在其中可以共享知识生产者提供的长期服务，一般以微信群+线下聚会为主要模式，但也存在独立的付费社群如 “ 小密圈 ” 中的知识社群。

• 线下产品转化和其他

与线下的传统行业结合，常见的为书籍、音像制品及线下讲座等。二次消费也包括其他与知识内容相关的产品营销，例如《罗辑思维》。

知识传播的载体

在2016年前，知识传播主要以文字和视频（如网校的视频课程）为主，在2016年之后，以分答、喜马拉雅FM等为首的音频类产品逐渐崛起，与文字、视频共同构成了知识变现的三大载体。

▍文字类产品

文字类产品是最为古老的知识传播载体，也是最为常见的知识传播载体，大多数知识变现的尝试都通过文字进行。在知识生产领域中，文字仍然占到绝对主流，这不仅体现为传统的文字资料，还基于知乎、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大部分自媒体都是使用的文字进行输出和互动。

总体上看，文字性产品的优势不是没有原因，知识吸收速率最高（尽管不一定效率最高），对知识生产者的语言和形象要求低，内容中可以嵌入多种其它媒体（如视频和音频），能够表达复杂的逻辑和认知，既可以深度，又可以做快消品等等。

文字类产品最大的问题在于复制容易，无法做到切实的版权保护；内容不够生动形象，更有利传递知识而非教会技能；对平台来说，文字类知识平台竞争激烈，创业极为不易。

▍音频类产品

音频产品的代表为分答及喜马拉雅FM平台中的付费音频。

音频类产品通过音频进行知识传播，最大的优势是伴随性。用户可以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利用碎片化时间和各类不同场景来收听该类产品（其最重要的两个场景是通勤和睡前）。音频产品感染力强，有高度的人格化特征，适合在社交网络中传播，利于将个人 IP 立体化，也适合将个人 IP 更有效地转化为吸引力。

但音频类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相较文字而言，它对知识生产者的要求更高（包括录制音频的技术手段）；碎片化，便利性和传播深层次的知识内容难以兼容（例如音频类产品如果要求读者做笔记，就无法做到伴随性）；音频内容无法控制内容阅读速度，必须全部听完，对用户来说效率不高。

▍视频类产品

包括固定视频和知识性直播。固定视频既有付费类短视频，也有较为成熟的课程沪江网校、网易云课堂、腾讯课堂等，知识性直播如猿辅导、YY教育、鱼教鱼乐。

视频类产品最为接近传统的授课模式，用户体验好，内容丰富，客单价高，但对知识生产者要求较高。

关于知识付费重要平台及典型分析

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知识付费的平台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线教育：沪江网校、新东方、网易云课堂、腾讯课堂、插座学院等。

知识付费平台：知乎、在行、分答、得到、喜马拉雅、豆瓣时间、百度问咖、千聊、大弓、三节课等。

专业网站的知识付费：36氪、雪球、丁香医生、餐问、问校友等。

社交媒体的知识付费：微博付费问答、付费阅读、微信付费阅读（筹划中）等。

其中，我们以第二类平台进行重点分析，它们是知识付费的主力知乎、在行/分答、得到、喜马拉雅、豆瓣。

▍知乎：社区型知识付费模式

知乎是一个真实的网络问答社区，社区氛围友好理性，连接各行各业的精英。用户分享着彼此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见解，为中文互联网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信息。2017年1月12日，知乎宣布完成D轮1亿美元融资，投资方为今日资本，包括腾讯、搜狗、赛富、启明、创新工场等在内的原有董事股东跟投。知乎该轮融资完成后估值超过10亿美元，迈入独角兽行列。

知乎的中文付费产品包括知乎Live、值乎及知乎书店。

知乎Live是知乎的核心产品，是知乎出的实时问答互动产品。答主可以创建一个Live，它会出现在关注者的信息流中，用户点击并支付票价（由答主设定）后，就能进入到沟通群内，可通过语音分享专业有趣的信息，通过即时互动提高信息交流效率。截至 2017 年 1 月，知乎共举办了 2000 多场 Live，每场的语音平均时长为 75 分钟，已有超过有 200 万人次的用户参与了 Live。 

值乎是知乎的另一试验产品，知乎在原有问答模式下，进一步对一对一咨询场景的拓展。目前值乎已到3.0版本，主要为语音回答，可以被所有人付费收听，并且收听费由提问者和回答者平分。现在，几经迭代的值乎，成为了知乎社区的基础功能之一，让用户遇到个性化问题时，更快速地通过“一对一付费资讯”获得解答。

2016 年 9 月，知乎书店上线，将知乎直接出品的电子书和合作出版机构一系列精选图书上架，并将图书的传播、购买、阅读、讨论和延伸阅读等环节连接在一起。知乎以书为节点，打通了作品、作者、关于书所涉及的话题的讨论，以及对这个作品或作者感兴趣的人。书不再孤立于单一的阅读场景，而是成为了一个知识的节点，为某个话题的讨论提供更深和更高的阶梯。

知乎为社区型知识付费模式的代表。具体而言有如下特点：

• 在整体的知识领域中具有品牌优势，以知识社区起步，基本上完成了完整的围绕知识生产、发布及付费闭环。拥有大量沉淀的、有高度专业性和积极性的知识生产者、对知乎产生信任的用户，以及尊重知识并具有付费意愿的用户，拥有大量原生知识 IP 内容资源。
• 拥有完整的知识付费体系。目前，知乎已经建立了从问答及咨询（值乎）、授课（知乎Live及其专业课程）、出版（知乎书店）等跨越多个形式的知识付费方式，同时，知乎还具有丰富的线下活动经验及资源，线下拓展潜力强。
• 知识内容丰富，不仅包含所有类型的知识，并且以问题为主的知识生产方式使得知识生产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十分适合非标性的经验分享和知识入门。
• 用户对知识生产者的筛选过程不仅依托于外在的标签和用户反馈，社区内部的评价也是重要因素，但社区内部评价也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干扰。
• 社区属性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商业化进程，尤其对于平台方而言。
• 知识付费内容排列以生产者、中心内容偏向科普和共享，适合知识浏览者及入门者，但在专业化的需求、筛选和搜索上体验不佳（不过目前已经迭代）。
• 知识生产者水平整体较高，但质量参差不齐，目前看来较少邀请外界热门 IP 。但随着知识付费战场日益激烈，未来情况仍难确定。

▍分答：知识超市型知识付费模式

分答公司于2016年6月获2500万美金A轮投资，由元璟资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估值超1亿美金，2016年底完成来自腾讯的A+轮投资，累计融资额超过2亿人民币。分答和在行是它的主要知识产品。其中，“在行”于2015年3月13日率先推出，用户可以约见不同领域的行家，通过线下一对一咨询的方式，获得各领域行家的经验和针对性指点。行家利用闲余时间接单，兼有线下社交元素。2016年度，在行团队推出“分答”，早期模式为付费语音问答，答主在1分钟答疑解惑，未付费用户可以通过支付1元偷听回答。该模式利用答主非常碎片的时间来服务小碎需求，较之文字模式，语音作答使供给的压力进一步降低。（去年年底上线“快问”，对原有问答进行了优化，给到用户更明确预期，体验更好。）2017年初分答推出了定位在轻课的“分答小讲”，20-30分钟，系统性了解某个场景知识点，多个小讲构成实用性的知识图谱。主讲一次性交付，永久售卖，互动在单独的讨论组“小讲圈”进行，保证了小讲的完整性。三个月时间上线近100个sku，单个小讲平均首月收入超过3万，头部主讲人靠两个课程收入近40万。

“分答”于2016年5月15日上线，自上线后周国平、马东、王思聪、李银河、罗振宇、汪峰，章子怡等众多明星大咖及健康领域、理财领域、职场领域等名人答主在分答付费语音平台回答各类问题。上线仅四十二天,超过1000万授权用户，付费用户超过100万，33万人开通了答主页面，产生了50万条语音问答，交易总金额超过1800万，复购率达到43%。分答每日付款笔数超过19万次。

分答作为知识超市型知识付费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 在整体的知识领域中具有一定品牌优势（果壳）。强调以人为核心的知识售卖。即以特定的专业人士为价值中心，为寻求知识的用户提供一系列知识产品，定位为用户“触手可及的帮助”。

• 相对完整的知识付费体系，目前倚靠分答（问答）、分答小讲（授课）、在行（咨询），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付费体系。由于创立较早，在知识付费的特定领域拥有品牌优势（分答及在行）。与知乎类似，同样具有丰富的线下活动经验及资源。
• 知识内容丰富但质量水平不一，在特定领域（如医学、科学）非常专业。好强调实用性、交付性。较之得到的精英内容和知乎的兴趣社交，分答用户更下沉。但也使得超级头部的持续活跃性较差（据了解，针对这一问题，分答研发的新的服务场景将在5月下旬推出）。但平台早期问题普适性不足，碎片化，使得对希望系统学习的用户缺乏长期吸引力。（小讲或许能够改变这一趋势。）
• 用户对知识生产者筛选过程主要依据外在标签、用户反馈及知名度。

•  知识生产者水平高。在分答诞生初期，一度通过吸引如王思聪的热门 IP 打开市场，但也部分造成分答早期内容偏向娱乐化的状况。目前，随着用户趋于理性以及小讲等新功能的推出，分答的内容在向实用型知识聚拢。

▍得到：知识生产者主导型知识分享模式

得到，为你提供最省时间的高效知识服务，罗辑思维团队出品。板块分为：《罗辑思维》第5季、大咖专栏、每天听本书、知识新闻随时听、有料干货。每天20分钟，在这里学知识、长见识、扩展认知，终身成长。其中，大咖专栏包括罗振宇、李翔、李笑来、薛兆丰等专业人士的语音、文字专栏；有料干货和知识新闻随时听，则将精品图书和每日新闻通过筛选、加工为浓缩的信息干货提供给用户。得到口号是“只服务人群中2%的终身学习者，打造私人翰林院。”

截止3月5日，得到用户总人数为558.4万人，每天增加2万，日活跃用户45万，专栏累计销售144万（扣除《罗辑思维》为80万），专栏平均日打开率占30%左右。

得到作为知识生产者主导知识付费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 以业内著名人士为主要的知识生产者，在特定知识领域中具有较大的品牌优势，如财经、管理、亲子等等作者集中的领域
• 以固定内容产品为主，用户在课后进行互动。内容上比起授课，更类似于“专栏+笔记”的形式，具有浓重的作者个人风格，时效性强、启动速度快，但内容周期长，较难保持用户长期注意力（目前已经有课程目标和课程体系，未来可能会以此为入口进行拓展）。
• 知识内容属于综合性，生产者选择业内著名人士，知识生产范围围绕知识生产者的专长进行，不强调知识的全面覆盖，而强调提供知识的权威性与个人特质。除了一手知识产品本身，也提供对知识内容的加工、浓缩和整合产品，提倡“小而精”。
• 入驻高门槛，减小了用户的筛选成本，保证了用户体验。
• 知识生产水平高，IP作用比重大。但知识付费平台竞争激烈化后，未来保持对于 IP 的吸引力是否能够持续是个疑问。

类似：36氪（开氪）

▍喜马拉雅FM：以媒体习惯切入的付费模式

喜马拉雅FM是目前国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在线移动音频分享平台。目前，喜马拉雅FM用户规模为3.3亿，活跃用户日均收听时长为124分钟，平均每天有9000万次播放。喜马拉雅于2016年6月开始推出付费音频《好好说话》，正式进入知识付费领域。

截至2016年底，喜马拉雅付费营收占比50%。目前有马东、吴晓波、龚琳娜、华少、乐嘉等2000位知识网红和超过10000节付费课程，涵盖商业、外语、音乐、亲子、情感、有声书等16个类目。

喜马拉雅FM作为以媒体习惯切入的知识付费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 在知识付费领域，与音频相关的音乐、外语、情感类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同时在媒体渠道上占有较大的品牌优势，拥有大量形成收听习惯的潜在用户，而付费内容是免费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的延伸。
• 初期产品以音频授课式产品为主，用户购买后无法直接实现互动，但总有主播微信社群。现在平台内，主播中心已上线社群功能，一方面使得主播能够与粉丝实现即时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能够与主播共同打磨课程
• 知识内容属于综合性，拥有商业、外语、音乐、亲子、情感、有声书等16个类目，2000位知识网红以及超过10000节付费课程，能够利用用户碎片化的时间，但缺乏图文参与使得呈现其他一些类型知识有困难。
• 对知识生产者目前采取邀约制，平台与付费主播实现深度绑定，保证了课程质量及用户体验。
• 不仅对音频相关的IP吸引力强，同时在目前已有从平台成长起来的音频IP。

类似平台：一直播

▍豆瓣：以特定用户切入的付费模式

豆瓣注册用户1.5亿，月活跃用户3亿。豆瓣用户主要为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和大学生，豆瓣时间于3月7日上线，是豆瓣推出的内容付费产品。目前已上线四种，未来将邀请学界名家、青年新秀、行业达人，推出精心制作的付费专栏。每个专栏包含数十期至上百期不等的精品内容，以音频、文字等多种形式呈现，每周定时更新。内容覆盖文学、戏剧、电影、生活等多个领域，豆瓣上活跃着不少评论人、音乐人、摄影师、设计师等，而这些有趣的内容的提供者，也在豆瓣时间的主要内容合作计划中。

豆瓣目前上线时间5天内销售额过百万，7天付费订阅用户过万。

豆瓣作为特定用户切入的知识付费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 在知识付费领域开始较晚。但在特定内容（文艺、影音、学术、心理、亚文化）部分具有巨大优势和完整生态。拥有对大量对特定内容感兴趣的忠诚受众和优质的内容生产者。
• 以音频和文字授课式产品为主。目前互动性不强，但有可能以后会进行拓展。
• 由于由用户特征进行切入，因而知识内容与其他平台具有明显差异。文艺作为非标化内容，有较大的知识付费拓展空间。但目前上架内容较少，还需观察。
• 知识生产者属于邀请制，与得到类似。
• 知识生产者水平高，且对于特定（文艺）方面 IP 具有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知识付费内容的特征

综合四个知识平台的热门内容及总内容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在知识付费内容中，相对热门的内容有若干门类：

职业技能类：从数量上看，职业技能类是最为热门的知识付费品类，而时间管理类和互联网相关技能类为最受欢迎的产品类型，除此之外是文案写作类和语言学习类。

投资理财类：泛商业思维类最多，除此之外是房产投资和生活理财。这一类由于有高度非标性，因此容易转化为咨询。

生活兴趣类：最受欢迎的是与音频相关的品类，如音乐、诗歌等，除此之外是健身类和历史类。

专业知识类：最为重要的专业知识是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医学包括保健、针对日常疾病的生活建议，以在线问答为主；教育以儿童教育为主，最受关注的是学龄前的亲子教育；心理学包括如何与人沟通和如何完善自我人格。

其他类：边缘性知识，例如名人的生活体验、热门事件相关、新鲜的职业体验等。

 ▍知识付费的受众情况等

关于知识付费的用户画像，总体上仍有区别。我们综合了来自企鹅智酷、易观、极光大数据、果壳及多家知识付费平台的用户数据和其他报告，综合形成如下认识：

从基本统计上看，根据果壳网《2016 知识青年付费报告》，关于知识付费，最大的用户群体是 90 后、就业 3 年内、从事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的青年人群。他们对于工作尚不熟练，且离开学校时间不久，学习动机和能力均比较强烈。极光大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知识付费 APP 用户年龄以20~24岁为主（得到的用户中20~24岁占比为47.6%，知乎为53.1%，分答上则为50.2%）。但获取知识的兴趣和需求并不会因为年龄增加而衰减，例如就业年限在8年以上的知识付费用户同样占到了23%。对于年龄较大的用户，重要的不是没有知识需求，而是缺乏互联网的使用习惯。根据企鹅智酷数据发现，70后的调查者有4成感到获取知识 “ 无从入手 ” 。这些成熟用户的市场，应当是知识付费的下一个契机。

动机上看，获取知识的能力与收入成正比，而绝大多数的用户获取知识内容的动机仍然是功利性的。“ 能提高工作效率或收入的知识和经验 ” 和 “ 职业与学业的发展建议 ” 最高，达到将近四成的付费意愿（果壳网调查则高达63.32%），而艾媒报告则指出，专业知识是用户付费意愿最强的领域，达到36.3%，但除了工作之外，对于业余爱好和个人兴趣也有一定的付费意愿。在果壳网的调查中，有42.19%的在线学习者会为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付费。企鹅智酷则有31.5%。总体上看，尽管情感类、心理类是热门内容，但是用户付费意愿并不高。在艾媒调查中，选择在健康心理相关领域付费的用户仅为9.1%，企鹅智酷的结果也只有17.3%。

而对于影响用户付费意愿的其他因素，知识提供者的知识背景、经验和开课方的品牌背书是两个重要因素，其他用户的评价反而并不重要。企鹅智库发现，从消费者对于内容提供主体的偏好来看，48%的人没有特别偏好，会根据付费内容和价格进行权衡；而在剩下的人中，32%的用户会更看重知名权威的教育机构、24%的用户会看重专家/大V。果壳网调查发现，用户最重要的影响因子除了内容是否实用及感兴趣之外，是内容作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经验和相关背景（40.94%），以及学习平台是否可靠（32.44%）。

总体看来，性别的影响因素不大。企鹅智库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医疗健康建议和个性化定制方案，愿意为业余兴趣爱好内容投入金钱的男性比例则高于女性。

总体上看，知识付费受众的核心是大中城市刚进入职场，与互联网、教育相关的新就业人群，知识付费主要动机是希望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和发展业余爱好。除此之外，包括法律、理财、健康问题等关于个人健康和财产重要决策等领域，也是重要的知识付费领域。

知识付费领域目前面临的问题

 ▍学习体验仍需提高

学习体验包括多个层面，在工具上，知识付费产品仅发展了一年，使用体验仍有许多需要迭代的地方。

在内容上，目前知识内容的特征主要为碎片化。但碎片化的内容与学习知识的过程是一对矛盾，对碎片化知识的收纳和整理以及后续的知识服务，将是有待填补的空白。这种问题会造成两种不同的发展途径：一是向在线教育发展，建立较为系统的授课模式（线上、线下，或由知识向直播）；二是由第三方提供服务或知识工具。

最后，除了听课者，授课者的使用体验也需要引起重视。授课者使用体验的核心问题包括两个：降低非专业授课者授课的技术门槛（并非知识门槛）；对于新授课者，使得自己的优质内容能够被推广和营销（以及平台如何规范这种营销行为）。

▍版权问题

知识付费内容相关的法律问题最主要还是版权问题。线上版权缺乏保护仍然是知识付费的巨大问题，对于文字类、音频类的内容盗版现象仍然屡禁不绝。以知乎平台为例，去年已联合淘宝、闲鱼查处200多次知识侵权行为。知识产权的模糊性使得很多侵权行为难以界定，一些商业网站将知识付费内容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原创内容发出，用户却面临缺乏证据无法维权的状态。随着未来知识付费的用户进一步下沉，这一问题会更加严重。

▍内容筛选及推广机制缺乏

上文已经提到，知识付费的内容较在线教育而言，缺乏标准化的评价体系。相较于一般的内容变现，它的效果更为长期，且用户很难在付费之前对内容进行评价和了解，因此设置合理的内容筛选和推广机制就成为了新的问题。随着知识付费内容不断增多，这一问题将越发尖锐。

目前，知识付费内容主要通过IP化和用户评价来解决这一缺憾。但无论 IP 化还是用户评价，都会造成头部效应，挫伤后期进入的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在未来知识IP身价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平台方如何实现优质内容的推送、筛选和推广，以及孵化新的IP，会直接决定之后的知识付费战争成败。

▍长期用户吸引力差，复购率不强

知识付费是一种学习，而学习是痛苦的过程。尽管在产品设计上已经较在线教育更加自由，但用户使用知识付费产品仍然要花费相当的精力。除此之外，对于大多数知识付费产品，用户的行为较为单一（阅读或偶尔评论）、互动性差，这些都制约了知识付费平台对用户的长期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也可能导致复购率不高：一是知识产品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相当一部分用户购买知识产品只是为了解决短期问题，在解决之后短期内不会进行二次消费；二是用户会有冲动消费的现象，在某一时刻购买大量的知识付费产品，然后在后期发现很难消化，他们二次消费的意愿也不会高。

▍内容同质化

知识付费的内容多样性实际上仍然偏同质化。例如，尽管强调认知盈余的长尾特征，但是知识付费领域已经形成了某些热门的知识领域，例如时间管理类、文书写作类、投资理财类等等。这些热门的知识领域较易变现且受欢迎，因此容易获得较多人的关注，也容易成为平台重点推荐的对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知识内容更多是技能性的培训，标准化程度高，因此内容大多雷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当用户对这些类似内容已经熟悉之后，知识付费是否还能维持长期的吸引力。

内容同质化的另外一个可能问题是，由于热门知识和生产者占据了主要的展示位置，并且垄断了一部分的知识领域，从而严重打击了新知识生产者和长尾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与内容公众号可以通过创意来进行后发制人不同，知识在一定时间内具有固定性，这使得头部效应近乎无解。

知识付费的下半场

上线632天之后，那个叫“分答”的知识付费先行者，消失了。

2月6日，分答举行了自上线以来的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发布会，创始人姬十三宣布，分答改名“在行一点”，产品与商业模式升级。换言之，“分答”以改名的形式重生。官方强调，用户在升级前购买的付费知识产品也将继续生效。姬十三在接受群访时表示，分答和在行是同一个团队的产品，“两个品牌做一个事情，越来越别扭”，改名也是为了统一平台与服务。在行一点主打“在线知识精讲”，在行则主打“面对面知识约见”。

在发布会前后，虎嗅就相关产业话题专访了姬十三，一起来看看这次“换皮”背后，这位提倡“知识付费”的先行者对知识付费行业的复盘与前瞻。

分答的“新坑”与新生

2016年5月15日，内测两天的分答正式上线。60秒语音，付费收听，分众传播的崭新产品形态，令分答成为上半年互联网最热产品之一。

分答冷启动的成功，堪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经典案例。拥有成百万、千万粉丝的KOL将自己的语音回答分享在微博，导致每天以百万计的用户涌进分答。早期分答的流量中，七八成来自社交平台。因为读音相同，以致可口可乐旗下的那款“芬达”汽水的搜索量也随之飙增。

第一轮打击很快来临。分答在社交平台被限流，只要是在微博上发有关分答的链接或关键字，一律被减少展示。随后第二轮打击接踵而至：8月10日，分答内容突然全部下线。

彼时，分答官方口径一直是：正在技术调整。一周后，姬十三发了一条朋友圈状态，除了一张黑天鹅的图片，别无他话。

“你根本想不到，也没有经验。”一年多之后，再谈起这条朋友圈，姬十三回忆道，“分答上线以来，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及早重视内容安全。”

2016年5月底，分答推出了app

鼎盛期互联网产品“休克”通常是不可挽回的灾难。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2008年6月，国内第一家视频网站56网因网站备案问题突遭关闭，一个月后虽得以重新上线，但日访问量下降80%，整个视频行业变了天，56网第一大视频网站的名头，拱手让给了当时的土豆网。此后，56网先后在人人网和搜狐视频手中流转，如今已无声息。

而分答的下线时长远远超过了56网，人们一度以为分答的生命就此结束，但未料到，创造了“互联网史上最长下线记录”的分答还是在第48天回归了。

在这个流量如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处于流量黄金增长期的分答遭遇的47天雪藏，简直如一个地质年代那么漫长。姬十三坦陈：“下线带来很多后续的问题，延绵不断，牵动很长时间。”

重新上线的分答也面临着流量退去、物非人也非的窘况。“遍地是坑。”姬十三告诉虎嗅，他们在2016年下半年就意识到，问答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全网络全平台、全品类的服务。所以分答团队也对产品做了更多“非问答”的功能改进，问答在整个产品的比例中越来越少。

新产品延续了过去一年小步快跑、谨慎颠覆的产品策略。除了更名和换logo外，在行一点对栏目也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比如按耗费时间长短和内容轻重度（姬十三称之为“颗粒度”），将内容产品由重到轻划分为课、班、讲、问。“班”由原有的“社区”更名而来，“快问”则与“找专家”合并。

更多的变化来自运营层面。

首先是“行家计划”，在行一点在2018年将独家签约100名行家。

多数情况下，内容产业的“独家”更像是“毒药”，因为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成本，而且往往得不偿失：独家IP未必能带来与其名声相称的流量。在行一点的对策是：做个“行家孵化器”，签“潜力股”，而非已经出名的大IP。

这带来了第二个问题：潜力行家红起来也需要时间，也不是每个行家都像“小能熊”这种机构一样配备专业团队，他们需要平台方在行一点来协助生产内容。扶持这些有潜力但不出名的行家需要投入时间、人力、金钱成本以及耐心，因为前期未必能实现收支平衡。在接受群访时姬十三表示，前期的行家运营都是亏本的。尽管前期付出较多，但他也告诉虎嗅，在2017年，以“分答”之名行“在行一点”之实的业务，实际上已实现了整体收支平衡。

“就好像是在一个行家的天使轮，跟A轮我们把他签下了，我们将来能够在B轮和C轮跟他分享利益。”他比喻道，“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基金，你跟他共同成长，你到他红了，那他即便不让你领投，你至少有跟投的机会。如果跟投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实在是做得太差了。”

新世相在2017年推出了“读书会”服务，年费365元

2017年，知识付费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面向文艺受众的“豆瓣时间”，面向新白领的“新世相”也都加入进来。“整个知识产业在‘去媒介化’，看长视频、短视频、音频，至于在哪个平台就不重要了。”红杉资本先后投资了分答和得到，在在行一点发布会上，TMT组投资人郑庆生对整个行业颇为乐观，“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正在被创造出来。”

告别“知识付费”

北京大望路附近的朗园Vintage，聚集了国内最早也是最知名的一批“知识付费”玩家：得到团队在101号楼，对面的102号楼上则是在行/分答。哦，还有因为做职场收费课程而闹得舆论大哗的咪蒙团队。如果你幸运点，还能与从通惠河对岸常来吃饭的“新世相”创始人张伟碰面。

在这个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园区里流传着姬十三的一句戏言：“这里是中国知识付费产业的延安。”这话除了被惊喜的朗园物业方拿来做宣传，又何尝不是姬十三夫子自道——如果从2014年获得好未来投资、推出“MOOC学院”算起，果壳在知识付费领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五年。

“中文免费互联网内容正在粪坑化”，这是知识付费产业兴起的基础逻辑，而其中的第一拨模式试验就是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OOC由传统教育行业从业者推动，本质目的是将大学时代的课程碎片化并网络化，但其商业化天花板明显，到今年为止，除了Coursera还在坚持外，全球的慕课教育规模都在萎缩。“属于慕课教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姬十三告诉虎嗅，“如果想作为学校课程的补充是可以的，但要变成企业并上市，是撑不起来的。”

曾经的慕课玩家们都在转型，但姬十三团队在陆续推出在行、分答产品后还保留着MOOC学院。“从慕课学院到分答，整个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概念，就是知识交易。”姬十三认为，“但以往的知识付费形式又太单一了，要么印在纸上变成书，要么变成面对面的授课，舍此之外别无他法。”

纸书的局限性在于，书的价格包含了书号、编校、设计、印刷、发行和人力的成本，多数情况下，其价格与厚薄成正比，反而基本与知识无关。姬十三举例说：“这本书50元，那本书30元，有可能定价30元的书包含的知识更有价值。面对面的授课也面临类似问题 。在这种付费场景中，知识的价值有很多矛盾点。”

一言以蔽之，“剥去与内容无关的实体成本，将价值集中于知识本身”，就是这一轮互联网公司“知识付费”的核心逻辑。

不过有趣的是，在新玩家不断涌入时，“知识付费”的先行者们已经忙着向“知识付费”这个概念脱帽作别。

2014年姬十三做MOOC学院，他在接受虎嗅采访时提出了“知识交易”的概念（见《行家姬十三：“在行”是一所虚拟的社会大学》），2016年分答上线后的发布会上，提倡“知识付费” 的是他，2018年分答改名“在行一点”，明确表示不喜欢“知识付费”的也是他。

分答的失败在于，内容不是只内容，还包括提问。把提问看成是构成内容的选题范畴的话，你就会发现，高强度长时间提供优秀内容是很困难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回答者同样无法提供足够量的优秀回答内容。结果就是问答的水平越来越低，而分答用户因为用户属性的问题，对内容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毕竟，爷付了钱了）当你的内容的价值和价格出现分歧的时候，用户会迅速冷却。所以有人说的好，分答本身是一场营销，而非一款产品。它缺乏维持高价值内容的环境。

“知识付费这个词充满了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如今，完成了一轮“否定之否定”的姬十三更喜欢谈“知识经济”。同为这个领域最火的内容平台，罗辑思维/得到的联合创始人兼CEO脱不花也向虎嗅强调：“得到App所在行业是‘知识服务’，不是‘知识付费’。”

无论是“知识经济”还是“知识服务”，业内的一个共识是：在中国，知识看来似乎天然免费，但以无论课本、图书还是补习班都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需要付费，而且这种形态由来已久——既不新，也不能体现出这一轮新形态模式的特殊性。

大家也都在强调这个行业很大，能容纳更多玩家。得到将《得到品控手册》做了开源，脱不花对虎嗅表示：“我们非常欢迎更多人一起来繁荣知识服务这个生态。”而姬十三的判断是：“这个行业不太可能出现寡头，至少有5~10家共存。”

尽管产品形态有所差异，但得到和在行不仅都在力图占领用户的碎片化时间做“终身学习”，所提供的内容亦多有交叉，两家也不免常被媒体拿来对比。但姬十三认为所谓知识经济正在走向两条路，一条是做教育，另一条则是做出版。相对来说，在行更像是教育，“切跟普通人生活工作场景相关的东西，然后用教育的方法去做，然后更加注重改变效果”——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用户究竟愿意为什么知识付费？

已经工作3年多的小铭，最近多了一个新习惯，在通勤和睡前的碎片时间里观看知名大学教授的录播课。

“我最喜欢教授经济学的陈平教授和管理学的温铁军教授。他们涵盖宏观经济、市场规律甚至历史的讲解，让我感觉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是太少了。”小铭说。

在疫情期间，有63.1%的人曾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而其中有90%以上的体验者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

求知若渴的付费学习者们到底都在学什么？花钱之后又学得怎么样？

1

大家都在花钱学什么？

我们选取了喜马拉雅、得到、网易云课堂和慕课（中国大学MOOC）这几个平台，想看看大家都在上面花钱买了些啥知识。

首先从喜马拉雅说起，从明显更高的下载量来看，喜马拉雅相对更能代表大众的学习兴趣偏好。

我们收集了喜马拉雅不同分类下付费课程的播放数据，总地来看，其他和人文分类下的课程人气最高，其次则是教育培训、历史和商业财经。

其他分类下的付费课程主要就是有声书，通过声音主播将畅销书拆分为多集朗读，或者名家学者品评名著的方式，让大家能轻松读完各类书籍。热门书籍多与人文历史相关，包括《明朝那些事儿》《平凡的世界》《混子曰：中国少年史（上）》（根据畅销书《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改编而成）等。

全站热度最高的10个付费产品中，人文分类的就有5个，《陈果的幸福哲学课》和《易中天说禅》占据了TOP 2。此外，与职场和社交有关的《李诞池子的幽默工具箱》《胡桃职升机-面试必杀技》《蔡康永的201堂情商课》等教育培训课程也备受欢迎。

从热门里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在喜马拉雅花钱买知识的广大学习者们，对人文、历史等领域有更强烈的偏好，对名人们的人生经验也颇感兴趣——这固然跟平台的产品方向有一定关系，但也足够表明消费者们“长见识”的品味偏好。

当把目光转向得到APP，这里的氪金学习者们对历史和人文的兴趣就没那么浓厚了。得到上职场、商业和科技相关的课程最多，但从平均的学习人数来看，大家最偏爱管理学、职场以及经济学的课程。

《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是得到全站学习人数最多的付费课程，将近50万人都为它买了单，其次则是《如何成为有效学习的高手》和《武志红的心理学课》。在得到的TOP 10热门课程中，除了武志红老师，其他都多与金融、社交、职场直接相关，实用性十分明显。

而网易系的云课堂和慕课所提供的付费课程，也主打实用。尽管我们无法在这两家的页面上找到关于课程人气的数据，但是从首页推荐课程设置上，也基本能够看出人设的不同。

网易云课堂几乎就是当代互联网职场青年的蓝翔技校。从职场通用技能、编程与开发、AI与数据科学，再到产品运营、设计创意、电商运营，几乎覆盖了互联网的各个工种。

（图片来源：网易云课堂）

“微专业”也都是直接冠以岗位名称，“数据分析师——从理论到实战，全技能数据分析人才培养……”“UI设计师——打通全链路，成为独当一面的核心设计师”，仿佛学完这些课程，就能直通互联网大厂offer。

这些课程往往不便宜，按照职场打怪升级的难度，价格从4位数到5位数都有。

（图片来源：网易云课堂）

慕课的付费课程则主要集中在升学择业和名师专栏两块。

从外语、计算机、考研、理工补习、四六级、考证就业等课程分类关键词就能看出，慕课的知识售卖对象是那些想要获得某些资质的年轻人——他们大多需要这样的资质，作为社会进阶的敲门砖。

而终身学习板块的名师专栏，也似乎是面向社会新鲜人开设的。在这里不仅可以收获职场/创业学习方法，仅需198元就成为一名高效能人士，也可以在各种表达力、情商、社交技能课中完成社恐患者变形记，甚至母胎solo的朋友也可以通过付费课程蜕变为恋爱高手。

总地来说，上述平台代表了四种典型的知识付费套路。好奇心旺盛的大众群体，汲汲于事业成功的创业者或职场人，想要加入互联网浪潮的年轻人，以及准备进入社会的新鲜血液，共同撑起了知识经济的红火。

2

不同课程的学习完成度如何？

平台的红火背后，氪金学习者们是否坚持学完了自己选择的每一门课？哪些课程更让人有动力学完？

通过对比课程第一期和最后一期的学习情况，我们大致获得了喜马拉雅和得到APP上热门TOP 100课程的学习完成度。

喜马拉雅的求学者们交出了一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在总播放量最高的10个课程中，完成度最高的付费产品是《郭论·郭德纲品俗文化史》

但即便是郭德纲老师，也只有2成人可以坚持从头听到尾。《蒙曼品最美唐诗》和《陈果的幸福哲学课》的学习完成度也不错，但这大概跟它们的期数相对较少也有点关系。

按分类来看，学习完成度与受欢迎比例似乎呈现相反趋势。

在喜马拉雅大受欢迎的人文课程，学习完成度不足15%，历史和教育培训课程甚至不到10%。也就是说，买了《明朝那些事儿》付费版的氪金学习者们，9成以上甚至都没听完明太祖朱元璋的丰功伟业。

相对地，商业财经和科技课程平均学习完成度高达20%，已经算是翘楚。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质朴规律在现代人的知识产品消费中仍然应验。即使将书本和知识转化成了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的音频形式，人们仍然无法将动辄几百集甚至上千集的课程听完。

得到APP主打商业管理领域，平均课程长度也相对更短，学习完成度的数字就更好看些。

热度TOP 10课程中，86%的购买者完成了《如何成为有效学习的高手》的学习，可能跟它只有7节课也有些关系。相对来说，课程越短，大家的学习完成度就更高些——《怎样让你的声音更有魅力2.0》是个例外，98%的学习者无法坚持上完短短8堂课，在我们自媒体界，这种一般叫做标题党。

分领域来看，职场和管理学的平均完成度是最高的，约为32%，科技、法律、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学习完成度相对最低，都在1成左右。

可见，人们虽然对广泛的知识充满了好奇心，但学习热情似乎非常短暂。而考证、升职、赚钱等需求，才是让人们坚持不懈学下去的最强动力。

因此，虽然我们看不到网易云课堂和慕课的学习数据，但大概可以推测，作为互联网民工的蓝翔技校和大学生考试培训班，这两家的学习完成度应该会更高。

3

知识付费真的是智商税吗？

分析完数据，按惯例，我们会根据分析结果对知识付费进行一番总结。

在2018年以后，声讨知识付费的声音越来越多。有人发现，自己除了白发多了几根、皱纹多了几丝、眼袋多了几两外，一点都没有发生变化。生活品质没有提升，工作没有加薪，旅游梦想没有实现……以至于许多人听到知识付费四个字，就直接跟智商税划上等号。

真的是吗？

总结四个平台的样本，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消费市场的知识被包装成两个大类，一类是声称可以帮助人们达成某个明确目标的捷径；另一类则是更加娱乐和有趣的泛知识。

前者面向那些在升学、求职、晋升等各个人生阶段感到贫瘠和焦虑的人们。大家希望借助别人的经验，获得一条通往成功的索道。

仿佛听了“好好说话”专题，就不再是社交场中说不出话的小透明，上完数据分析师全套课程，就能转行搭上大数据的风口快车，听听成功人士“实现财富自由”的经验，自己也能掌握财富的秘诀——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人。

但你真的能在购买之后就得到成功人生的公式吗？从前文的数据分析来看，大家甚至无法把锅甩到知识产品质量本身，毕竟绝大部分人并没有把他们所购买的课程真正学完并付诸实践。

而当我们转头再去看知识消费市场的另一端，泛知识的产品在以丰富的形式蓬勃生长。

不论是在b站、抖音还是快手，知识科普类视频的崛起和受捧似乎在说明，知识在视频时代变得更受欢迎了。

人们喜欢听刑法名师讲述奇葩案例，喜欢听网红教授用带着方言的普通话介绍古典文学。视频提供者们将这些课程亮点剪辑在一起，几分钟就让你过足了获得知识和快乐的瘾。

严肃知识的娱乐化并非由于媒介的变化而产生的。统计了喜马拉雅所有付费音频课程的标签之后，我们发现最受欢迎、播放量最高的标签包括“传奇”、“历史小说”、”权谋”等词，甚至“脱口秀”也是人气极高的一个课程标签。这些关键词似乎体现了人们的兴趣离“故事”更近些，离“知识”远了些。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知识付费的年轻人，究竟学了些什么？

我们需要承认，尽管啃下一本本专业书籍、听完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肯定比看二手总结好很多——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这个耐心、时间、能力和条件，跨过高门槛，完成深度阅读，听到专业精品课，与专业人士对谈。

而知识类产品的意义，正是在于将这些原本不适合学习或者没有学习条件的人群，拉进知识的大门。所以，我们仍旧认可知识类产品的正面意义。不管是目标明确的培训课，还是轻松幽默的泛知识产品，都让学习这件事向更广泛的大众打开了门。

关键点在于，知识产品的提供者常常夸大这一类学习的价值和价格，而学习者又擅长于自我欺骗，将知识获得感与知识划上等号。在知识付费被划入智商税的过程中，最无辜的大概就是知识产品本身。

在对于如何获取知识这个问题上，发达的市场的确给我们提供了眼花缭乱的选择和过于“贴心”的服务。

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可能都需要提醒自己，学习这种反人性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轻松？

By 尚钺、李拓、王丽娜

总以为美国医疗体系先进，现在的我也终于能理解为何这样的医疗体系能逼得美国总统拜登曾为帮助接受癌症治疗的儿子考虑卖房。

　　【传说中的先看病后付账】

　　3年前我在夏威夷大学校园散步。突然，脚背感到一阵刺痛，抬脚一看，一坨黑乎乎的虫子正趴在脚面上。“啊！”我疼得叫出声来，用力甩腿、跺脚，脚面瞬间麻痹刺痛。

　　东西方中心宿舍前台的值班阿姨问我，“叫救护车还是出租车？不过，救护车会很贵。”（多贵？后来才知道至少一千美元）。

　　乘出租车到医院急诊，护士询问了我的医保、住址、过敏史等基本信息后，上网搜出一张图片给我看，“是这虫吗？”对，像是蜈蚣！护士把我领进病房坐下，给我一个冰袋。

　　等了十几分钟，一位瘦瘦的光头男医生走进来，看了一眼我的脚伤，悠悠地说：“给你吃片止疼药，12个小时后会不痛，24小时以后消红消肿。”

　　“至于会不会感染，要再观察了。感染比例很低，千分之一吧。”医生说完就消失了。等了十几分钟，又进来一护士，一手药片，一手纸笔，吃药前让我签字。“吃完之后四小时，如果还疼，就去药店买药继续吃。”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伤口未作任何清理，看病三分钟，等待半小时。我问，看病多少钱？接诊护士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给你寄账单。明天记得电话告诉我们你的医保账号。”

　　打车回学校路上，我去了longsdrugs药店买药。在美国，实行医药分家，最近的药店和医院相距车程8分钟，车费15美元。而医生开的处方药，只有5粒止疼片。

　　第二天，我找出医保网站信息，给急诊打电话，告知医保账号。这就是传说中的先看病后付账，只是你不知道，你这次看病花了多少钱。

　　【开方未必能买到药】

　　被蜈蚣咬伤后的五天里，我卧床休养基本没活动，伤势渐好，一周后能正常行走。不料第七天稍事运动后，伤口复发，开始发痒，脚面如卤猪蹄般又红又肿。

　　正值圣诞节，校园诊所放假关门。我只好去上次看病的急诊。护士医生均穿红戴绿，身穿红裤子的男医生瞧我的脚，说是细菌感染，需要吃抗生素消炎。“大概几天能好呢？”他回答：“你让我预测未来，我可做不到。”

　　“不过，如果过两天加重的话，一定要再来医院。”——不像中国大夫，会嘱咐几句“饮食注意事项或不沾水少运动”的注意事项，美国大夫只管当下。

　　医生开了处方药头孢氨苄，我电话叫车往longsdrugs药店超市赶。但是美国人的圣诞节就像中国的大年初一啊，药店下午3点就提前下班了。医药分离的假期效应，是病人可能会无药可吃。

　　第二天一早，脚伤愈加严重，更肿了。我只好第三次打车去医院，医生这次开的是药效强的克林霉素。等了15分钟后，进来一位护士说：“不好意思，药还在路上，药店正在往医院送。”整个医院连一粒克林霉素都没有。又等了10分钟，护士给我送来一粒独立包装的克林霉素，让我吃下。而剩下的处方，还需要我自己去药店取。

　　打车去药店买药，尽管前面没有排队，也足足等了一小时。原来药店打电话到保险公司确认我的医疗保险类型，核算到底每项我该承担多少费用。最后告诉我说，保险公司名称不对，团体保险号码也不对。我自付了40粒消炎药的10%（12美元）。药店人员却没有交代吃药的注意事项。

　　【美国78%的个人破产是因为付不起医疗账单】

　　到了2016年元旦这天，交流项目的美国接待家庭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晚饭。

　　Vernon说：“你要早点告诉我，我会告诉你不要去急诊。你还去了三次急诊！一次少说也要1000美元，而你们学生保险也未必会包括这类赔付。”

　　Vernon算美国中产阶级，他在檀香山市中心有整幢楼的房产。他给我讲述了他自己的看病难经历。那次，他突然鼻子发炎，第二天起来整个脸肿了一半”，Vernon的家庭医生推荐他去看专业的耳鼻喉专家，“我给三个专家打电话预约，都不接收。我几乎是乞求着，给第四个医生打电话。他的护士看我可怜，网开一面，让我加塞，给安排上了。”

　　Pamela点头苦笑：“如果你不买保险，万一病了那就得倾家荡产；买了保险也一样病不起，除非你的保险月缴额度很大，涵盖保险范围广。我们一般也都不轻易去看医生，感冒什么的就扛着，哪疼了就吃止疼片。”

　　后来我才了解，美国医保体系的可靠性、公平性和普惠性，远非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其以私立医院和商业保险为主的医疗体系，使得政府难以控制成本、改善公平性。“有多少钱看多大病”是赤裸裸的现实。

　　美国医院收费高的原因，在于其医疗体系私有化、垄断化导致医药定价缺乏透明度。全美护士联合工会（NNU）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部分医院向病患收取的费用，比实际治疗成本高出10倍。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78%的个人破产，是因为付不起医疗账单。付不起医疗费的穷人，信用也将严重受损，社会生活将举步维艰。

　　先看病后寄账单的流程，至少说明美国急诊不会见死不救。但实际上这种秋后算账、缺乏透明度的方式，导致了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二、第三次仍去看急诊，以至付出更多的高额诊费。

　　美国没有实现全民医保，其医保模式以商业保险为主、公共医疗保障为辅。商业医保主要由雇主以团体形式购买，费用与雇员分担，覆盖人群占六成。比如我的接待家庭，每人每月缴纳400美元医保金（听说2016年又要涨）。政府为65岁以上老年人（或符合条件的65岁以下残疾人）提供“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Medicare）；为贫困儿童和贫困家庭提供的医疗补助（Medicaid），两者覆盖人群占三成。

　　但商业医保强调风险控制和赢利，医疗收费持续上涨，保险公司或增加保费，或削减保险覆盖内容，增加自费项目。这正是我的美国接待家庭所遇困境，Vernon说，“我的家庭医生加入了一个VIP计划，这意味着，我要多掏1800美元的会费，才能继续找他看病。我目前还在犹豫要不要找他。”

　　【打飞的回国治疗】

　　吃药卧床休息到第十天，按照医生建议冰敷，仍不见好转。咬伤处依然红肿，越发大面积发热刺痒，瘙痒面积扩展到左脚脚踝以上，疹子起得像鸡皮疙瘩。

　　第三次急诊，医生让作者等一等，说“药要从药店送来，还在路上”。

　　亲友在国内找了六七家专家门诊，拿手机拍的图片给专家看，结论不一，一半说是丹毒，需注射青霉素两周，必须抓紧治疗；另一半说不确定，需要见病人才能确诊。他们希望我回国治疗，一来国内医生不会不当回事而误诊；二来我行动不便，一人在外连买菜做饭都成问题；三来，按照一次急诊千元的收费，往返国际机票算下来，未必比留在美国看病的医药费贵。综合考虑后，我迅速向单位和学校请假，买了回国机票。（幸亏是发生在新冠之前，要是现在真是叫天天不应）

　　从北京转机到家，直奔医院做检查，验血一小时出结果：血象正常，不是丹毒。但我当晚就多处发起红疹子，浑身过敏。医生判断是由于伤口发炎引起的过敏症状。住院输水5天、局部敷中药，红肿渐消，一周后走路依然发麻，变成小瘸子。医生说色素沉淀、皮肤消淤更新需一两个月，完全恢复仍需数月。

　　治疗过程中，国内医生说，他们经常接到从国外美国回国看病的患者，尤其是留学生，去一次急诊室就会“一夜回到解放前”。

为什么中国急诊比美国方便这么多？

中国的支付方主要是社保和患者自费。美国的患者自费部分 (Co-pay) 原初的设计目的是限制患者过量使用医疗服务，浪费医疗资源。

理论上，抛去保险费的购买，美国的医疗的患者自费部分一定比中国便宜，但为什么事实又并非如此。

首先，因为中国离谱的便宜。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医疗机构公立机构为主力，早年中国的医疗资源都很落后，国有化统一调控比较合理，先解决资源可获得性问题，能让大部分人看得上病，随着改革开放，为了社会稳定，医疗也不敢随意市场化价格，哪怕最不值钱的那一部分尝试市场化的结果就是现在的莆田系，然后医保改革之后，医保由于人社局决策和拨付脱节，基本不控费裸奔, 资金穿底，更不敢提高支付给医疗的价格，同时也没有胆量提高患者自付部分给医疗涨价，毕竟患者人更多，还不是体制内的，无法管理，患者普遍不满会影响社会稳定和个人仕途，所以只能拿体制内的开刀。

同时，中国人普遍又不愿意为未知的需求买保险的，才有了理财型保险，疾病险要生了病才买，除了车险是强制的，否则也不会有多少人买车险，这种保险的观念的转化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短期内，缺乏商业保险支持的患者自费能力也是不足的。

这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宣传的是医生护士的奉献精神，而不是像美国一样宣传的是有知识有地位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因为你们道德高，所以既要拼命工作满足门急诊需求，也不能对多要工资，不然就太俗气了。

同时，中国过往医生培训成本低，国内老一代医生大半是高中到大专学历，极少部分才是符合美国医生要求的博士级别的培训，学医入学和毕业门槛都不高, 平均收入不高也能接受。但是，随着医学教育的正规化，新一代医生就有了提高待遇的呼吁。

目前挂号费的上涨、北京医事服务费的引入、医生多点执业、医生集团被医生追捧等预示着中国当前的低价医疗体系也正在崩溃。

其次，美国价格体系在失控。

美国的费用上升也是庞大体系中本来应该互相制约的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在某一天发现了系统漏洞，开始了愉快地勾结之旅，而奥巴马医改让保险业损失惨重，更加速了保险公司在生死面前的道德崩溃，加速了勾结过程。为了切断保险和支付方的直接联系，美国引入了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药品福利管理）等很多第三方控制，但是结果是流程越来越长，降低系统效率，增加了成本。

我在美国的公司购买的是Oxford保险计划，PCP（Primary Care Physician，家庭健保医生）的Co-pay是30美元，账单上医生的收费是150美元每次，但是保险公司平均每次只付给医生7-8美元，也就是医生只收到了大约38美元，而里面绝大部分是我的付款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昂贵的账单的目的是把成本转嫁给患者。如果账单上明确说明医生收费38美元，患者需自付30美元，那还有什么傻瓜会购买这个保险呢。

大家在网上看的晒账单加深了美国医疗费用贵的印象，也都来自于这个保险骗局游戏里创造虚假基数，我曾经收到过4万多美元医院一日游的账单, 最后支付了800多美元，如果没有这个吓唬人的基数，我应该也不大可能有了这么贵的保险仍然愿意付这么多。

所以中国便宜，美国贵，各自有不同的决定性因素。

接下来谈谈问题中的门急诊预约时间和医疗质量。

在中国

门急诊很快，医生看的也很快，有耐心一两天都能检查完，为什么呢，首先是国内三甲医院就是能独立运行的小生态体系，系统内的连接效率是可以保证的，其次上面说过国内社保不设防而另一个支付主体是更加不设防的患者，这时候控费的结构博弈和医疗行为审核就不存在了，无形中加快了流程间的转化。再次，中国的高效也是建立在压榨医生工作时间和医患交流时间的基础上的，大家都知道医生只跟你说三五分钟这种典型场景，这影响了患者医疗体验和医疗质量，也让医生苦不堪言，有能力的医生群体在流失。

中国特色的医闹又导致医生多数选择保守的重复和过度诊断来为未来的医疗纠纷厘清责任，导致很多人觉得是很快，每项也不怎么贵，但是最后花的总时间不短，也自掏腰包了不少钱，把体系中不审核和医生奉献精神产生的优势又消耗殆尽。

中国的私立医疗体系, 不管莆田系还是外资系, 都不是中国医疗主力, 暂时就不提了。

在美国

医疗系统还分为公立系统和私立系统，私立系统又分为全自费和商报付费。在我们说美国看病愉快不愉快, 预约时间短不短, 都要不同医疗系统内分开看。

私立医院+商业保险(价格高): 当你使用商业保险的时候，保险控费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了不想让你乱花钱，你要看专家之前得到家庭医生的转诊介绍信，证明你的病家庭医生没办法，需要某类特殊专家，这个需要大量时间做文件处理，然后才能预约专家。在使用某类药物或者治疗的时候, 需要满足很多条件, 经过审核, 这些往往几天甚至几周。但是商业的保险比较好的时候，价格也都贵, 但是覆盖的医生多，质量高，计划内用户密度相对小, 这时候你就好像进入人不多的大型超市, 没有人争夺你看上的东西, 可以很快预约，而且离家里近的范围就有很多选择。

私立医院+商业保险(价格低): 如果你的商业保险便宜，那么你的医生选择就很少，同时购买的患者又很多，预约就会遇到障碍，产生拖延, 想象一下节日时超市打折, 收银台排的长龙。

私立医院+政府保险(Medicare/aid): 除非总统逼的, 正常的私立医院和医生的患者都够, 政府保险付费能力又可怜, 被迫接受成为保险网络, 医院和医生也都会选择减少给予这类保险患者的时间, 最典型的比如只有周二某个时间段开放预约, 这样就不难理解, 同一个医生做个胃镜, 商业保险下周可以预约到, 政府保险就是半年以后了。

公立医院+政府保险(Medicare/aid): 私立医院不要的, 没商业保险的, 甚至没有身份的, 最后落脚点都在这, 政府拨款也就够医院运营, 没能力持续扩大医生团队, 人一多急诊就只能排队等着, 拍个片预约到什么时候都是技术活。

总之，美国的系统性的慢主要来自于诊疗流程里不同阶段交接的时候，需要做费用监控审核，有很多的保险公司文书需要准备和汇报并获得批准，其次, 在长期博弈后的结果就是不同保险价格和覆盖质量决定了患者是被分级对待的, 道德不合理但是商业可持续。医疗保险的潜在歧视性条款很多都是为了商业可持续, 一旦破坏, 就会造成资金亏损, 面临破产, 比如奥巴马医改里的一些强制要求, 导致保险公司巨额亏损, 最后干脆退出市场。

而德国在60-80年代的标准化保险也因为条款宽松平等差点导致全国医保市场破产, 后来才逐渐分离出不同保险类型, 延续至今。而加拿大著名的全民医保是不包括药品的, 就这样加拿大联邦政府也逐渐负担不起, 改为由各省为各自居民医保的付主要费用, 导致省间医疗流通互相设置障碍, 同时国家出资越来越少, 国家对控费体系失去影响力, 医疗效率也是急剧下降, 车祸到急诊排上号的时候天都亮了血都干了, 这很类同美国的政府保险。

中国的便宜和快，则是通过压榨医生，同时又不做系统性博弈, 也没有具体控费审核的方式, 所产生的, 对于患者来说, 这是道德合理但不可持续的模式，而且这个“道德合理”是建立在对患者其他方面的压榨之上的。

By HSIANG

成熟媒体的商品不是内容，而是读者。就像游戏的免费玩家不是玩家，而是专门给付费玩家提供的一种商品。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媒体是企业，而任何企业的第一要务是生存和赚钱。关于任何企业的第一要务是赚钱这一点，几乎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构成条件之一。否定这一点所否定的不只是媒体，甚至连整个市场经济也否定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

另外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另外一种论调说「媒体变的没有良心了」。好像说的以前的媒体不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一样。是的，在过去的一些时代和现在的某些地区，媒体存在的意义是高于商业利益的，是统治工具。

现代媒体业的诞生基本发生在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的阶段。所以可以理解为媒体从诞生之初就要么为商业利益服务，要么为政治利益服务。

媒体「自由」则为钱而鸣，「不自由」则为政而鸣。相比之下若非要分出谁更良心的话，那么更加符合目前市场经济的前者可能更所谓的「高尚」一些，但这是商德而非道德——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良心媒体相反，一个商品社会下有良心的媒体应当做到的恰恰是：拿钱办事或收钱闭嘴。

一个媒体如果他勇于向厂商收钱，还同时公正客观中立的去评判自己的客户，那并不是它有理想，而只是傻。与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在公众领域不断强化媒体理想和媒体中立性原则的其实恰恰是依赖出卖影响力为生的老牌媒体，而真信了的一般是赚不到钱的新媒体。这个现象不止出现在国内，甚至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媒体市场化其实受政策影响较大，相对来说在市场行为上还是比较中立的。

归根结底，包括《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这类媒体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媒体领域百年长青的金字招牌，第一个条件是能够活下去，第二个条件是还能让人相信他们，因为只有有人看，他们才能继续向上游售卖他们的影响力。

在一个充分竞争、规则齐全的市场里，媒体售卖自己的影响力是一件半公开的事情。媒体可以公开的收客户的钱压掉一篇记者写的稿子，记者也可以愤而离职拿着黑料跳到一家可以发这篇稿子的媒体，但那家媒体断然是受了被曝光公司竞争对手的照顾。

而读者也绝对不是媒体市场的消费者，正相反，读者是媒体出售的商品。

若如媒体理想主义者所说，优质内容才是媒体售出的东西，那么世界上应该只剩下类似《自然》《柳叶刀》这种在各领域专精的媒体才对。事实却显然不是这样的，而生产优质内容也显然不是放之所有媒体皆准的运作方式，而出卖读者才是。

不同类型的媒体对应不同的上游出售针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力，朋友圈里你不屑转发的《一定要知道的 9 个养生小秘诀》和你老板经常分享的《深度 – 创业企业高效管理的内在逻辑》。虽然在内容上有天地之别，但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却并没有改变：让人们相信这个媒体，然后将这种信任卖给需要的厂商。

注意，我说媒体让人们相信他们，而并不意味着媒体一定要讲述真实。

肤浅的真相

2015年，BBC 报道了一则新闻说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屠城，死亡者高达2000。2000这个数字乍一看上去十分可怕，但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BBC究竟是如何打入恐怖分子统治区还能在不到一天之内就完成伤亡者统计的。什么？靠当地政府？哦，不好意思，当地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是154人。

但我仍然要称之为一条有良心的新闻，你知道为什么嘛？

因为这次屠杀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刚好在法国《查理周刊》被恐怖袭击之后三天。你想一下，一家欧洲的媒体，放着离自己这么近的《查理周刊》事件追踪报道不做，硬生生的挤出一点人力和版面来关注一下远在尼日利亚的一次屠杀，怕大众不关心还硬生生的编了一个 2000 人的噱头出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我从不认为因媒体立场而夸大或扭曲报道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大众读者物理视界和影响范围之外的事情，本身就是读者所不关心的。全球化的进程让全世界的每个点好像都联系在了一起，但其实对于那些距离遥远的点来说，无论其中一方发生了什么多么值得庆祝或值得哀悼的事情，都只不过是另一方谈资而已。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新闻媒体的受众——我们一般指的大众，对真相的追求只停留在「真实感」上。在已经习惯了热门新闻总能反转的中国社交网络上，一个典型的讨论是这样的：

A：如果这事是真的，我觉得是 XXX 不对，毕竟 XXX 原本就不该做。

B：@A 凭什么 XXX 就不能这么做，难道你们 YYY 就高人一等嘛。

A：@B 我最看不惯你们这群 XXX，社会都是被你们带坏的。

……

这样的讨论其实特别好，真的，你把最前面那个「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事件的真实性条件）去掉，丝毫不影响之后两小时的骂战，这就是大多数人对真实性的需求了。

相比之下，真实发生的事件现场究竟如何，和基于完全还原真相的谁度谁错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现实世界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库，媒体从这些素材库中挑选出最能吸引人共鸣和讨论的话题，促成舆论的生成。这既给大众舆论找到了良好的引子让每个人茶余饭后都不那么闲，又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别笑，这些讨论虽然大多数对网民自己终生没有卵用，但形成的讨论和思潮往往是深入人文、法律、社会与哲学各个领域的，而那些流于表面的「真相」工作，就交给「肤浅」的法院好了。

比起真实性，真实感更重要

有些自称喜欢真相的人听了这话，立刻就不开心了：你要是再这样写，我就取关你，我就不看你，我就抵制你。

对于大多数给大众免费看的媒体来说，遇到这样的读者好似遇上了微博上盗图的营销号：老子看你，是给你脸了。

但这逻辑还真是正确的，因为微博和微信的出现让媒体产生的门槛越来越低，媒体市场空前的从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所以比起真实性，如何在不真实的情况下让媒体报道产生真实感才是重要的。

在你能找到的任何一本正统的传媒学教材中都几乎都提到过新闻真实性与真实感的博弈，在过去真实性与真实感的博弈主要表现在时效性冲突上——如果采写记者要越详实的核查一件事的真相，那么他成稿的时间就越晚，而民众对新闻媒体的好恶中时效性是远远压倒一切其他因素的。在网络时代，时效性依然是一方面，吸睛度或者说你为什么能从好几万篇新闻中吸引到读者的眼球依靠的依然是真实性与真实感的博弈。

换句话说，真实与吸引力并不是前者第一后者第二，而是原本就允许被放在天平上进行权衡的对等事物。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最近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个俄罗斯女记者其实是陌生的，以至于诺贝尔奖项一经宣布很多人都在转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记者」。

哦，但其实和屠呦呦获奖不意味着中医得奖一样，特兰娜得奖也不意味着记者得奖。因为，特兰娜女士最大的特色就是擅长在她的长篇纪实文学中运用合理的想象，而非源模原样的传递真实的情况。而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因为她纪实小说作者的身份。

哦，当然，这种基于现实的合理的想象和夸张在纪实文学中是被允许的写作手法。如果你看过一些纪实文学就会知道，这种想象大概是这样的：

摘自《夹边沟记事》——杨显惠

纪实文学工作者的大部分是采访一部分事实，然后根据采访中得到的信息去查一些资料然后还原成最初的场景。比如类似上面这段中黄茅草的描述，有可能并不来自被采访者而是来自黄茅草的其它资料。被采访者可能只是说：「当时，他和我说那种能用来挡风的黄茅草能吃。」但在了解了被采访者的口语习惯、方言和身世背景之后，纪实文学工作者是被允许「捏造」出这段「对话」的。

回到获奖的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身上，你们可以去看看俄罗斯对这位获奖记者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正如我们知道在莫言之前还有好几位不能提及名字的华人诺奖得主一般，我们也知道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大多都是颁给立场而非事实的。

哦，那么为什么纪实文学可以如此，新闻就不可以呢？

真正的良心

但这样我们就能说因为这些作者和媒体人写的「不真实」，所以他们没有「良心」嘛？

不。

因为如果没有杨显惠中国就没人注意到那段黑暗的历史，如果没有特兰娜也就没有人关注切尔诺贝利当时的真相。放的更宽一点，如果没有卡勒德·胡赛尼完全虚构的畅销书《追风筝的人》，除了政客又有谁真的关心中东那摊子烂事儿给当地人带来的灾难呢？

摘自扬子江评论采访杨显惠

用更难听一点的话说：既然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走遍天下，那么想在人心中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只能撒一个反方向的慌。

而什么又是媒体人的良心？

凤凰和环球两家媒体的定位受众截然相反：前者在境内的印象是反华在境外的印象是大外宣，后者中文版是五毛外文版是美分；所以造成了一种“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看凤凰都不爱国，看环球都是爱国”的神奇现象。

二者分别定位为与当地主流舆论相悖的声音和与当地主流舆论相符的声音，以立场为中心，将读者并不关注的事实改造成能够引起你注意的故事。

这样爱憎分明，有预设，有立场，坚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甚至不惜为立场而撒谎的媒体，难道不是最“忠诚”最“良心”的吗？错不在媒体，而在于天下读者一般黑。

By 评论shi

2019年4月，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名为《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The Only Answer Is Less Internet）将西方主流媒体对互联网行业的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此之前，仅2019年4月一个月，西方主流媒体就出现了 20 篇左右泛互联网行业负面评论（非新闻）。撰文媒体覆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VICE、Buzzfeednews、NBC、哈佛商业评论、《财富》、The Verge 等不同类型媒体。而事实上，这种舆论批判的议程设置自 Facebook 剑桥咨询事件后已经持续一年左右。与大多数并不直接阅读外文媒体的人群中的认知相反，互联网行业本身，早已不再是早年西方话语体系下自由与民主的象征，而成为了某种抽象的万恶之源。

在纽时的文章中谈到，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往往被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由无形之手也即自由市场所主导的西方模式，另一种则是由强监管、强准入、强管理主导的东方模式。文章认为从现在来看，这种对立分野似乎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西方互联网还是东方互联网，最终殊途同归的走到了集权、矮化公民为消费者、侵犯隐私与操控舆论的这一终点。在原文作者看来，西式的互联网在没有一个单一政权、单一企业或单一个人的情况下，自主的演进到这一步是一件比东方互联网更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恶行”是互联网的“必然”，是选择了互联网这条科技树的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必然。这似乎与我们在过去对互联网这一技术形态所赋予的平等、自由与民主大相径庭。更退一步说，在中文语境下，我们一般更认同的口径是“技术中立”，即技术本身不应携带任何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我并不完全认可《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这一文章中所描述的全部逻辑，但我们不妨从这种惊世骇俗观点的解释来引入本文的叙事。首先，从一个直观的例子开始说——互联网与隐私。2018 年百度 CEO 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无意中说出的“隐私换便利”，时至今日，这几乎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与之相反，技术乐观主义者所描述的“技术是好技术，被商业公司用坏了”的说法反而愈发站不住脚。当下，互联网产品及企业对用户隐私的侵犯深入至商业模式和产品体验两部分。这也使得民众对隐私的诉求在两条路径上成为不合理与不可能。

一、商业上的不合理（不可能）

从诞生以来，互联网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以免费的姿态示人，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大多数互联网产品时并不需要向服务提供方缴纳任何费用，但免费并不是一种商业模式，广告才是。近年来，无论中外都有一些欠缺商业逻辑的普通用户会认为：我使用了某个公司的产品，为其带来热度这本身就是我给予商业公司的价值，因此不应该再拿我的数据去做广告。但“热度”的主要商业价值就是广告，而互联网广告的竞争优势就是利用用户的隐私。尽管互联网广告在大数据技术成熟之前就存在，但事实是直到互联网广告开始“侵犯”用户的隐私，主流互联网公司才开始盈利。在此之前，没有用户画像、没有个性化推荐、没有精准投放的互联网广告对于广告主来说就像是投石入海，价值极低。因此在这里只有一个清晰的选择：用户付出隐私成本获得服务，用户不付出隐私成本公司倒闭服务关闭。其中一个理想化的第三条路是，将那些依赖于用户数据投放广告的产品，转换为直接付费的产品。简单来说，根据企业运营网站和App的成本，以及发展需求，拟定一个价格直接向用户收费，比如网盘现在就是这个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业务，比如搜索引擎。而且在部分业务上，这会使得用户付出高昂的直接成本。

有一个简单的算法来计算这一方案的不可执行性，以百度为例，其 2018 年第四财季“网络营销营收”也既广告收入为 212 亿元。另据第三方统计，同期的百度 App 月活用户大约为 3 亿。这意味着，如果百度向用户提供一个完全无广告、不搜集用户数据版本的百度App版本。百度需要向用户每季度至少收费 70 元才能与现在的营收水平打平。这还仅仅是BAT一家公司中的一款产品所需支付的费用，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隐私洁癖者，希望使用一个完全“干净”的互联网，那么你大概率根本付不起维持产品所需的费用。更有可能的就是，用户根本不会用这些需要付费的产品。因为互联网永远有竞争者，只要市场上还有一家产品在用投资人的钱补贴用户的同时，还不加入广告，那么其它已经开始收费的产品就不可能留住用户。       

 二、产品上的不合理

商业上的不合理暂且有看似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技术上更难实现不侵犯隐私这一目标。自2015年，Google DeepMind 旗下人工智能 AlphaGo 击败人类围棋手以来，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正式浮上水面。但事实上，此次人工智能浪潮的起点应为 2006 年深度学习网络的概念被提出。AlphaGo 的出现，其实已是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尾声。自AlphaGo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大量人工智能被投入到各类产品中应用。到 2019 年末，我们已经摸清了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的两个关键点：

其一，是天花板——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中涌现出科幻作品里那种强 AI 了。其二，则是代价——想要便利，交出数据。

自 2015 年以后，尽管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充分普及，互联网上所承载的信息进一步爆炸。但我们却很少再听到那个在互联网早期我们经常听到的词——“信息大爆炸”。人工智能算法深入到了我们几乎所使用的每一款产品中，替我们筛选和过滤海量的内容、服务、商品甚至是好友。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明显提升了互联网的使用效率。可以说，在今天想要从互联网产品中彻底根除人工智能算法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它会导致我们的许多产品功能从基础层面瓦解：

• 想象一个人工排版、搜索按上架先后顺序排列的淘宝；
• 想象一个按你所在位置半径 1 公里，只按距离顺序展示的美团外卖；
• 想象一个完全由人工编辑排版一天只定时更新几次的新闻 App；
• 想象一个不管你喜不喜欢，只是从内容池里随机丢给你一条视频的抖音；
• 想象一个只能靠搜索检索内容的知乎（这也太难了）；

即便是这些互联网公司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市场或用户的集体选择也会告诉他们此路不通。
至此，监管机构和民众对互联网行业“既要隐私、又要安全、还要高效”的需求是可以理解，但并不合理的。这一问题就像移动运营商所经常面对的“我不要建基站，但一定要有信号”一样，在技术和商业上是不可实现，至少现阶段看不到实现路径。隐私与算法的对立，只是互联网所面临的宏观命题中的一例。我们将维度上升一层：“技术中立”是个伪命题吗？是的，以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来说，确实是不存在的。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中文语境下的“技术中立”与英文语境下的“网络中立”以及1984年“环球影业起诉索尼录影机”一案所确定的“技术中立原则”都不太一样。更多的近似于美国 1998 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中避风港原则所描述的内容，其大致为：互联网服务的提供者如不知晓用户的行为侵权，则在侵权案件中可以免责。这一描述在后续扩展到不止于版权领域，网络爬虫、大数据、金融等行业先后使用“技术中立”甩锅，成为了“无知者无罪”的代名词。但与大众所熟知的“避风港原则”不同的是，在现实执行中同样来自《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的“红旗原则”才更有实际意义。

红旗原则是指：只有在互联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明知或者不应知晓自己所传播的信息属于侵权信息或者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侵权作品的情况下，才能适用避风港原则免于处罚。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对 Bittorrent 这项技术来说，只有发明 Bittorrent 协议的公司是真正属于“技术中立”的范畴。因为它真的仅发明了一项技术，其公司无法知晓其它第三方公司或用户使用这项协议传递了什么东西。而与之对应的是，BitTorrent 协议中，需要搭建Tracker服务器，Tracker本身并不承载任何内容，但它是用户与用户之间建立传输通道的必要环节，这使得它有能力获得用户之间传输内容的能力。尽管 Tracker 服务器上没有盗版内容、用户之间传递的盗版内容页不由 Tracker 服务器持有者提供。但由于 Tracker 服务器持有者“可以知晓”用户之间传输所存在的盗版行为，在这种条件下 Tracker 服务器持有者不主动对其上传播的内容进行规制，就不受到避风港原则保护，好莱坞可以起诉Tracker服务器的持有者并得到支持。也即 Bittorrent 这项技术的技术中立性仅存在于真空之中，一旦使用便不再具有中立性。这事实上符合索尼录像机案所确立的“技术中立原则”，因为“盗版录影带”之所以与索尼无关是因为“索尼没有控制盗版录影带的能力”。

一个技术如果可以实现某种社会影响（无论是好还是不好），而技术的发明方、使用方没有能力控制这种社会影响，它才享有“技术中立”的豁免权。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再上升一层：如果技术不是中立的，那么技术带有意识形态么？是的，照此推论，技术应当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即一种技术无论其可以用来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且无论该技术的发明者是怎么想的，一项技术总有适合做某种事和不适合做某种事。延续上面的案例来说，就是在客观实践中，Bittorrent 协议用于传播盗版远比其在企业服务中的实用度高，应用范围广。而技术本身带有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早在 1964 年麦克·卢汉就已经在其最重要的著作《理解媒介》中描述过“媒介即信息”——媒体天然具有意识形态。而对于当下的互联网产品来说，一切产品皆为媒介。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媒介即信息指的是媒介本身并非是一种纯粹中立的介质。一种思想或一种表述，以什么样的媒介传递，决定了其与最终受众的互动方式。而这种互动方式本身，便是一种内容。我们用更偏向媒介的媒体行业来举例，“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便是两种带有截然不同意识形态的技术形式。后者受技术所限只能单向传递，而前者由于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传递，则必然鼓励原本信息接受者向信息主体生产者的转变。

在具体执行层面，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互联网新闻的正文并不总是代表着一次传播的全部思想表达，其评论区走向、甚至是否允许评论，都会被理解为所传递思想的一部分。如果承认“互联网存在意识形态”，我们就会意识到互联网的精神标签可能并不像我们最初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李彦宏所提到的效率与隐私矛盾，只是互联网诸多不可调和矛盾的体现之一。如果我们将目光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所带来的弊病上，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不能将互联网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互联网公司的主观邪恶。但更糟，因为这意味着互联网的恶行某种程度上就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客观必然。这亦是马克思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掣肘在微观上的体现，即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促使奴隶制让位与封建制，印刷业的诞生必然引发启蒙运动并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一个技术无论其被发明的初心如何及使用者想要其如何运作，其运作方式自身便带有某种对社会的影响而非仅仅是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理解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当前互联网所面临处境以及理解本文剩余内容的一个大前提。1.2为什么当下开始批判互联网的“原罪”？

显然，互联网绝非一种带有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技术，互联网企业也绝非一群驱使着技术的邪恶魔王。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 OK，天下太平。《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一文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真的呼吁从现在起整个人类社会应当减少互联网的使用，而在于启发我们在当下应该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是哪个问题？我们要把时间稍微往回调一点，从 iPhone 的发布开始说起。2007 年 1 月，乔布斯在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的舞台上发布苹果公司第一代智能手机 iPhone 时，虽然行业、媒体与消费者的“沸腾”程度远超于之后的任何一次消费电子领域的发布会。

但没有人意识到，苹果公司开启的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人类消费科技的最后一个技术奇点。在 iPhone 面世的 10 年里，再没有一款产品，像智能手机那样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是社会运作方式。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的二次爆发，也是互联网这一次技术革命的尾声，它将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推向了最大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在这之后的每一天，互联网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收益都是更少而不是更多。因此，上文中提到的需要思考的“这一问题”，也即当下互联网唯一的问题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结束了，我们怎么办？

以移动互联网为范例，每一次技术变革为经济增长或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基本来自于两个维度：

其一，技术裂变的能力，用人话说就是有多少后续技术会被该技术引爆。比如移动互联网带来了通信技术，显示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每新引爆一个次生技术点，就会让技术革命的火焰变得更强一些。

其二，技术普及的能力，用人话说就是有多少人可以被卷入技术革命。技术的应用门槛越低，可能被卷入的人就会越多，技术革命的延续时间就会更长。比如移动互联网诞生前（2008年），网民数是不到8亿。移动互联网诞生10年后的2019年，网民数是 43.88 亿。而回归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一技术变革，这两条链式反应已在2018-2019年左右到达了顶点——所有能用互联网的人都用上了互联网，所有能接入互联网的业务都接入了互联网。在整个技术变革燃烧的过程中，技术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它能够肉眼可见的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尽管今日头条创立早期一直被诟病为“由算法驱动的垃圾堆”，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今日头条之前从未有一个新闻App能够获得上亿的日活，它所带来的信息平民化是不可忽视的。尽管抖音和手游被认为“祸害了下一代”，但事实上是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创造出如此唾手可得且成本低廉的娱乐方式，它们所带来的娱乐（快乐）平民化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好像在转基因问题上，一些反转基因的观点认为在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超长周期研究验证转基因是绝对安全之前绝对不允许给人类食用。而现实是，转基因食品为全球许多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了在当下活下去的可能性，停止对转基因食物的投产无异于大规模屠杀。

在进步的绝对性上，我们总归需要先解决“有没有”的基础性问题，才能有讨论“怎样让它变好”的正当性。正如当人类能够生产出498大卡/ 17元的食物（一个标准巨无霸），我们才会开始关注糖油盐的负面效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数字“糖油盐”也是同样。随着技术裂变程度和技术普及程度双双到达天花板，“有没有”这一基础性问题已经被解决。于是，我们会开始潜移默化的开始关注它的正当性问题。2018 年开始，全球互联网行业出现非常明显的道德性危机，从Facebook到Google，从滴滴到百度，从今日头条到携程出行，以至于2018年被戏称为“互联网公司道歉年”。这种道德性危机遍布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互联网的不同细分领域，不同年龄层面的公司，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互联网公司。

这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来自于上述两个链条的熄火，整个互联网行业能给社会带来的刚性福祉增长放缓。用更简单地话来说，如果所有人都习惯性地享受到了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时，就到了该开始关注互联网负面影响的时候。事实上，从宏观层面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和学术机构比公众更早的意识到了互联网福祉见顶后的系统性风险。各国政府（无论原本处于哪个阵营）均开始加紧研究和制定对互联网及数据隐私的监管政策：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2018年生效）和《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2018年通）、美国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2018年生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2017年生效）、英国的《在线危害》白皮书（将推进立法议程）、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法案》（2019年通过）等。

民主国家觉得互联网破坏了民主，独裁国家觉得互联网破坏了独裁。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互联网在更务实、更微观的层面开始展现其负面作用，以至于任何形态的上层建筑都开始对其产生敌意。以上所列文件的立法动机虽各不相同，但其在实操层面均通过“使互联网不再像过去那么互联”来的减少互联网的负面。而更可怕的是，这类法律无论在传统意义的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得到了从统治机构到民众的主流赞成，并且即便是在最自由的国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值得一提的是，以 GDPR 为代表的监管政策显然并不能达成良好的效果。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在2019年3月发布的报告《GDPR对科技创业投资的短期影响》，GDPR使新兴、年轻和成长阶段欧盟企业每笔交易融资额分别缩水27.1%、31.4%和77.3%，新企业每周减损90万美元投资，使成熟企业每周减损710万美元投资。类似 GDPR 这类法规，对于 Facebook、Google 等跨国巨头来说，只是一个可被量化的合规成本，而对于尚且弱不禁风的欧盟本土互联网企业来说这些合规政策就被视为不可逾越的高门槛。本文无意为上述任何一种管理方法摇旗呐喊，亦不去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互联网管理制度，我们只解释为什么互联网会从一个几年前万众仰慕的行业变成一个“过街老鼠”。因为只有清晰的定位互联网自身的问题是什么，才能有可能找到真真正的解决办法。而显然，无论是媒体、公众、学术圈和各国政府都尚未给互联网发展带来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2未被兑现的承诺2.1社会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之争1996 年 2 月 8 日，作为对美国 1996 年电信法案的回应，数字前哨基金的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发布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这篇在早期互联网上获得了4万次转载的文章第一段如此写到：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决定论的宣言，它代表了早期互联网从业者对整个互联网技术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它将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分割开来看成两个互相不应干涉的主体。这违背了任何新技术必将作用于社会并被社会反作用的客观规律，站在当下来看，只要接入赛博空间的电脑、手机和支撑起赛博空间的服务器、路由器和实体光缆仍然是由工业大机器生产的，任何一个赛博空间都不可能逃脱“工业政府”的管理，这个逻辑在中文语境下有个更简短但被滥用的表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虽然赛博空间的独立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现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技术决定论所带来的乐观主义一直主导着互联网的发展。在过去的 20 年里，互联网行业领袖和从业者都沉浸在自身事业为社会带来福祉的荣誉感中无法自拔。正如之前所说，在两条链式反应纷纷断裂之前，技术乐观主义某种程度是正确的——福祉只要跑的比问题快，问题就不是问题。但当客观上的两个增长引擎的熄火，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就会成为阻碍互联网行业自我修复与疗愈的力量。就像只有承认贫困，才有机会解决贫困一样，互联网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它自诞生以来便是由一群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者主导的，而这部分领导者并不愿意承认互联网存在它的技术灰暗面。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甚至不承认互联网的负面问题与影响，就更无从去解决它。以科技向善为例，大部分人对科技向善的理解是“科技本来向善”，即科技的发展天然具有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趋势。但如果你只理解到这个层面，那么你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同时还带有技术决定论倾向。因为如果只理解到这里，则暗含着科技天然不会作恶，且科技的向善必然导致社会的向善这两个潜台词。

而现实是，科技是可以作恶的，而且即便是对于那些本意不想作恶的技术也有可能客观上推动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核能。因此，我们应该推动的不只是科技发展具有天然推动社会福祉的作用，还应防止科技被应用到社会福祉的削减，即减少科技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技术乐观主义者会认为，即便技术带来了问题，技术自身的发展也会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技术确实总是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那往往指的是突破性的技术革命。而突破性的科技革命并不总是覆盖我们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一个现实世界里，我们要习惯于两次突破性技术革命之间漫长的滞涨。

在过去几年，我们看了太多的文章将人类三次技术革命的时间点画在一条轴线上，并依据第三次与第二次技术革命之间的间隔远小于第二次与第一次之间的间隔，来推断出“这是个越来越快的等比数列”或“指数曲线”。这似乎明显乐观过头了。在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所著的《技术的本质》一书中，将技术定义为“有目的捕获并利用现象的方法”。并因此，组合被视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就像是我们用乐高搭建一个物品——我们需要有轮子、传动装置，才能构建车。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手中所拥有的积木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组合出新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则能成为更新物品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提出一个与该理论二律背反的解释方向：我们手头的积木半成品越多，我们将它们组装成一个有意义物体的几率就越小。因此，我们为了组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物体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这个与技术乐观主义者相悖的推理，反而更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观认知——一个差生想从 1 分做到 60 分很容易，但想从 0 到 1 分和从 99 分涨到 100 分都难之又难。如果我们采信后面这种对下一个技术革命相对悲观的预测方式，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采用技术乐观主义者所不齿的传统手段——诸如法律、文化、道德、经济等——来解决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但首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定义问题。

在对互联网技术进行盖棺定论式的分析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互联网在哪些领域的尝试是失败的——亦或是说互联网没有完成它的哪些承诺。互联网早期承诺为整个社会带来的福祉，它确实做到了不少，但也有一些是无法实现甚至起到了反作用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乐观主义者错误估计了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主导地位，低估了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影响力。即，我们接下来的第二章会从互联网没有实现的承诺角度，梳理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哪部分是由技术决定的，哪部分是由社会决定的互联网。由此才能摸清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在最终对社会造成影像中的平衡点。

2.2未能缩小社会格差

2005 年 4 月 5 日，《世界是平的》一书在美国出版，两年之后这本书铺满了中国每一家书店和天桥上的盗版书摊。一个由贸易网、金融网和信息网紧密交织的平坦世界徐徐展开，互联网被认为是使这一平坦世界成为现实的最后一块拼图，再也没有什么能因素可以阻止人类在广阔的地标上连为一体。互联网会让世界变平这一承诺也深深地印刻在许多人的脑海之中。这种承诺基于一种很天然的假设：如果你可以通过金融网获得美元、你可以通过贸易网购买美国的商品、为美国公司工作、你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美国的信息、获得美国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美国人，反之亦然。然而这种天然的假设并不正确，它完全忽视了区域间成百上千年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基础差异。作为信息连接器的互联网与全球金融和贸易网一样，它仅仅意味着将网络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会使得两端得到平衡。正如全球贸易网打通，在历史上酿造了欧美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殖民，金融网打通构成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一样。互联网连接一切之后，信息差并不会自动抹平，但确实会创造更多利用信息差的商业机会，而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会演变为基于信息的新型剥削。在这里，我们从三个不同层面解释上述内容。        

第一个层次十分浅显：即在微观层面面临的“奶头乐”问题。关于奶头乐理论本身，在这里不再赘述，我并不同意奶头乐理论的全部观点，这里只是借用奶头乐指代“免费、易得、娱乐性高的娱乐方式”。“奶头乐”引发全民沦丧是一个伪命题，但“奶头乐”确实会引发信息格差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唾手可得的娱乐产品平等的降临每个人的指尖，但只有那些数字素养较差的群体才会深陷其中。互联网在这些沉迷“奶头乐”的人中，起到的是增加信息格差的作用。免费易得的娱乐产品会占用更多他们原本有机会获得学习和晋升的时间。而对比之下，对于数字素养较高的人来说，这些娱乐产品仅仅是他们网络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更加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互联网行为，利用互联网获取更多的信息、知识与机会实现个人生涯的进步。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可以利用网络学编程、求职、拍Vlog、学外语、结交贵人。而对乡镇青年、厂哥厂妹、进城务工人员来说，网络只是洗脑神曲、擦边球直播、劣质游戏、境外非法赌博网站与现金贷。“奶头乐”并非全民问题，它只是网络带来的信息格差问题的子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此前从来没有人意识到互联网有可能增加信息格差而不是减少。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网络普及使信息格差增加”都是一件不曾预料的事情，到今天为止许多观点依然认为“是否能连接互联网本身”是影响信息格差与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为此，世界各国政府、慈善机构、商业组织扶持了海量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终端发放福利（免费的手机与电脑）。在 2018 年皮尤针对美国人的一项调研中显示，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中智能手机的普及率都接近 100% [1]，但这并没有对他们的学业或就业产生促进作用。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即便拓展到当今已彻底“沦为”生产力工具的 PC，使用率对就业与学业也无直观影响[2]。除皮尤的这份调研外，杨百翰大学选举和民主研究中心（2019）[3]，离异或单亲家庭中31.9%的青少年每年在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而这一数据在双亲和睦的家庭中为15.1%。在已婚的白人家庭中，54.7％的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在同一类别的黑人家庭中，这个数字是28.4％。白人双亲家庭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1.5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占17.2%；而黑人双亲家庭中，这一数字上升到32.1%。这些结果与 Common Sense Media 在 2019 年[4]、美国西北大学在 2011 年的近似研究[5]相互验证。也即，互联网对于原本就处于经济弱势的人群来说，正面作用远没有负面作用来的显著。

另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是，在中国，对于一个身边没有父辈直接管教的留守儿童来说，再严格的防沉迷系统也是失效的。因为这本质上陷入了一种对抗思维，而一家企业、一个平台、乃至一个政府是不可能与千千万万个儿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只有他们的家长可以。这种对同一媒介不同使用方式的鸿沟，被称为“三级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被荷兰特温特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Jan van Dijk在2002年提出。该概念关注在可以同样流畅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已越过前两道数字鸿沟），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网络习惯所导致的自我构建。在这一方向上，有许多论文验证了在相对富裕的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积极，而在相对贫穷的（但可使用互联网）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负面。在此不做更多引用。        

中观层面，互联网对全球的链接构成利用信息格差进行剥削的基础条件，这一现象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十分明显。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服务与商品具有地域上的无边界性，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年中并不存在“互联网海关”。而这导致了一种现象，即一个地区的互联网公司，可以绕过税收、法律、经济政策等一切构建现代社会的元素，在另一个地区经营。用一个不严谨的例子来说，在过去任何企业如想面向欧洲用户做广告，其广告交易行为必定发生在欧盟境内，因为广告公司必须在欧洲诸国境内持有广告媒介资产（如日报社、电视台、广告牌等）。随着广告交易的发生，广告公司必定按各国法规规定缴纳对应数额的税金。而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企业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 Facebook 和 Google 向欧洲用户投放广告，广告的实际交易地可能是广告主自身所在地（通过所在地的 Google 代理），亦有可能是 Google 或 Facebook 的默认属地美国。也即是说，一家中国公司向欧洲投放广告，广告交易所产生的 GDP 及相关税利归属于中国或欧洲。

这比实体贸易中的任何一种避税模式都要精妙，因为它实质上让一次关于欧洲民众的销售行为，在物理空间上与欧洲完全不发生关系。虽然税收在大众语境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讨喜的词语，但不得不重申的一点是：目前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依然需要依靠税收来维持其对国民的安全保障、福利供给和基础设施供给。Facebook 和 Google 可以轻易的收割欧洲用户的注意力，并产生经济价值，而这些价值最终却主要流向其它地区不是在欧洲本土。无论这是否是互联网公司的原意，但这客观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型经济殖民，削减欧盟诸国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而欧盟境内的国民却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这一现象的本质，是由于互联网服务与互联网商品背后，大多依然由一个实体企业来进行运作。

而诞生于资本主义革命早期的“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已不再现代，其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原子经济，具有很强的贸易网属性。基于对现代企业制定的现代经济与税收制度同样过时，使得互联网的经济效益并不会随其商品和服务的穿透而穿透。这与几个世纪以前全球贸易网出现端倪时所发生的的现象有极高的相似性，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微观层面上都是有益的。站在“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殖民主义打开了落后国家的市场，让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得以购买到更为优质、廉价的商品，随着贸易网也使得先进思想流入这些国家继而在全球引发了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大多数的封建王朝。但这并不能抵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数的“落后国家”及其民众在鸦片贸易、奴隶买卖、侵略战争、内乱中所受到的巨大苦难。尽管从整体人类历史的视角，资本的原始积累被视为必要的，在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时代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为了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再重来一次。欧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并推出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COD）等法规，但截至目前为止这些尝试都没有很好地效果。由以GDPR为甚，其生效后对欧盟本土互联网企业的打击比跨国巨头更加显著，已成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和被经济殖民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暂时还没有答案。         

宏观层面，风险顺互联网蔓延的速度远超于经济利益和福祉，这会长久的影响人类的社会治理形态，乃至最终可能使我们的历史走向发生变化。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会在第四章“风险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中详细论述。2.3未能打破一切藩篱

1992 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布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为了防止有读者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了解过《历史的终结》，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它：在这本书中，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指当的苏联解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后，人类社会之间的本质冲突已经消失——人类文明在经历了漫长且痛苦的演进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终局模式（书中认为是美国模式）。

也既因为找到了这一最优模式，人类社会会停止演化，各国家、地区、种族之间基于社会范式之争所引发的冲突与战争也将全面消失。

历史终结论之后的近 30 年中一直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同时亦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所批判，因此反复被人所提及。但其作为学术作品的预测性与归纳性却不及其论敌塞缪尔·P·亨廷顿在之后一年所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否定了冲突的消失与历史的终结，并预测随着政治性斗争结束，文明、文化层面的斗争将会开始。文明的冲突比过去的任何竞争都更为复杂与隐性，但其最终依然会以我们所熟悉的经济、金融、实体战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文明是一种难以被精确定义的东西，但它又客观的影响着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义和行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使得我们无法像经济学中假定的理性经济人那样，在每个决定上做出帕累托最优解。

这种影响深入人心，从微观到宏观，从而导致不同的国家即便在拥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共同的利益下，依然做出截然相反的顶级决策。

文明的冲突在于，其存在自反性使得其竞争最后不像社会形态竞争那样会产生出“最优解”——这里需要特殊解释一下，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的区别。

以美国为例，美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文化融合国家，其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远超其他国家，使得来自任何文明，持有任何文化的成员、商品或文化符合都能在美国社会存活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成长。

但其结果是，美国只有一种文化即一种多元的美国文化，其它文化在美国文化之下只是多声部叙事中的一个片段，并不影响美国文化的主旋律叙事。

也就是说，多元文化是指一个文化可以包容许多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与要素，本质上多元文化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多元则正相反，它就是指多个文化，它不要求每一种文化都包容其它文化并最终趋同成为一种文化。

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自反性：如果你倡导文化多元，你就要容忍一些不与你兼容极端文化；如果你倡导多元文化，那么你实质上是在消解其它文化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那么，这个自反性对互联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从直观上看，互联网似乎是支撑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论据，当政治与经济制度逐渐趋同的时候，互联网促进交流可以促进全球文化的融合，并形成统一的多元文化叙事。

而事实上却更相反，由于个体交流的本质是低效且无序的，反而加剧了各文明圈之间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与歧视——不同群体之间将彼此的文化符号作为文化本身，这使得讨论更容易非此即彼。

用一个去政治化的例子来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微博和 Twitter 类的广场类社交会比群聊、BBS 更有趣、更和善产生的内容价值也更高？[6]

原因是群聊、BBS 往往拥有特定的主题与话语体系，其可以针对某一议题展开更顺畅和深度的对话。而每一个话题中素质或层次较低的发言，会在圈子内部就被首先干掉，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而在微博等广场式社交上，话语体系的交叉使得可以进行共性对话的内容其实很少，尤其一旦开始论战，F-Word 往往比摆事实讲道理有用的多——也即在中文互联网圈被称之为“被傻X拉到和他一个层次，并被他丰富的傻X经验战胜”。

这是一种逆向筛选，既在相对狭小的舆论环境中，更有理的人更容易“声量大”；而在绝对开放环境中，则是谁的声量大谁“更有理”。

这最终会导致无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最不能代表其优越性的那一拨人来代表形成他人对这一圈层的印象。

同时，互联网在交流的呈现形式上也存在一定问题。碎片化、图形化和随机化的信息传播无助于我们对彼此构建理性的认知。

无论我们是支持福山的历史终结还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我们显然不想看到的是这种层级的吵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竞争，最终的结果是融合趋同还是花开各表，都应该更优雅而非相互倒垃圾。

此刻，我们几乎应该庆幸 AI 翻译尚未发展到，让地球上每个人无论说什么语言都可以顺畅对话的阶段。否则，我们地球上任何人一上线都将面临 70 亿杠精。

这一现象会深远地影响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互联网产品实质上将公民注意力证券化并实现交易之后，理性讨论的商业价值远低于流量骂战。

互联网的商业属性加剧了这一趋势，互联网虽不能很好的传递文化本身，却是传递商品化文化符号的极好通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网上购买到和服、黑人音乐和中国结，于是这些抽象化的文化符号商品被越来越代表其孕育这些商品的文化本身。

但文化符号是具象的，局限的，静态的，它容易被滥用，被误解和被攻击。

这种以符号指代群体的现象，甚至可能会将言论自由逼上死角。

2019 年，NBA 湖人队总经理莫雷辱华事件，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

在此之前，NBA 曾经有过至少 4 次辱华事件，造成 2 次官方停播。但从没有任何一次像莫雷那样在中美两国同时引发如此大范围的影响。

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的集体荣誉感上升。但另一方面，是因为前 4 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知情。

侮辱这一动词，是需要有一个承接动作的客体的，在互联网之前，侮辱一个国家往往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行为。一次“私密”的辱华，只要足够私密，可能根本不构成辱华。

这并非是鸵鸟政策，因为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不同圈子内部对另一个圈子的鄙夷或嘲讽。它近似于“有人背后在小圈子里骂人”，虽然不道德，但不造成重大影响，被“侮辱”的人实际上因为根本没有感受到侮辱，而导致侮辱并不成立。

但在互联网之后，广场式社交媒体第一次赋予了个体侮辱一整个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能力。

这便是莫雷事件的标志性意义，他的言论使得几乎每一个看到了这一言论的中国人个体感受到了侮辱，进而使得后续的和解也变得极为困难。

互联网的群体符号抽象化为个人攻击群体提供了靶子，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方式为个人攻击群体提供了工具。去政治化的日常讨论中，饭圈之间的相互攻击与拉踩也是通过这一过程实现的。

回归源头，言论自由是否代表可以发表不专业、不理性甚至不准确的内容呢？在“言论自由”一词诞生的年代，是这样的。因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下，如果要求每个人都处于信息充分了解，拥有专业知识和绝对理性下才能发言，无异于让所有人都闭嘴。

但在言论自由这一概念被提出的时代，人类个体并没有被赋予简单无门槛的向70亿人发声的能力。

或者退一步说，“保证任何言论不入罪”是否和“向 70 亿人发声的能力”是否是一个互斥要件？

2.4未能呈现真实的世界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2006 年上线的 Twitter 都是一个值得被载入传媒史的产品。与Facebook不同，它开创的“广场式社交网络”品类在之后的十年中革命性地影响着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生态。无论是 Twitter 还是微博，广场式社交网络首次赋予个体人类不通过任何中介机构向大众发声的权利，由此所诞生的自媒体这一概念一度成为全球传统媒体的威胁。Twitter 在其发布框中嵌入的文案“What’s happenning ?”有着极强的隐喻，而事实上，最初的大多数推文也确实都包含 What Where When Who Why How 的新闻六元素。由此带来的，一个朴素的幻象是：任何记者都不可能比事件当事人更快、更准确、更真实的描述事件的发生。它在后续演变成了一种新媒体与自媒体对大众的承诺，并以此作为武器与全球不同地区的传统媒体展开竞争。

在一段时间里（约 2015 年前），大众眼中“自媒体”成为比“传统机构媒体”更具权威性的信源。这种朴素幻想的来源，是广场式社交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会来自于对一手信源的把控。传统媒体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拿到事发当地最准确的报道在全球建立了上万家记者站，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人力成本。而对于 Twitter 来说，每一个用户就是它的记者站，并且它无需向用户支付任何费用。尽管，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媒体依然没有从信任危机中走出来，但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是那些经常被网友斥责为“假新闻”的媒体，也有着比社交媒体好的多的事实核查机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网络上一些失信的自媒体经常被嗤为网络《故事会》或网络《知音》。但事实上，《知音》杂志一直设有事实核查员岗位，独立于编辑部对采访素材中的关键细节对受访者进行回访确认。而《故事会》一直是一本定位于原创虚构小说的文学性刊物。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广场式社交的每一个用户来说，事实上没有责任保证自己说的话是正确或准确的，因为这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事件来说，广场式社交所推崇的事件当事人自我发声可能会陷入一种更不理性的状态——这在心理学上很容易找到支撑，比如一些人在目睹枪击案后会将凶手与一个完全无关的人联系起来，或凶手在现场所说话产生臆想。而另外一些遭遇天灾（比如地震）的人可能由于多年非理性的不满，将天灾造成的损失投射到某种人祸之上。如果我们把社交媒体看做一个整体，再把中国网民仅1成拥有本科以上学历[7]和中国全民精神障碍疾病患病率可能超过17%[8]两个数据作为背景参考，那么全球的社交媒体有可能是人类历史可信度最低的媒体形态没有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事件的当事人几乎都是不同的人，个体用户无需为自己的长期新闻信誉负责，这使得故意造谣者也变得有机可乘。在当下的实践中，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无法分辨一个新闻当事人爆红的背后究竟是新闻当事人个体还是议程设置团队的局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具体的某一个传统媒体不一定要报道真相，对于媒体来说真实感往往比真实性更为重要。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广场式社交上的个人媒体往往带来的是十倍的真实感和十分之一的真实性，这对社会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本质上说，广场式社交网络赋予了每个人以媒体属性，这种属性既伤害了媒体又伤害了社交。它让我们原本无需为公众负责的正常地社交行为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但同时又让严肃新闻传播的公信力变得千疮百孔。

换句话说，严肃媒体因无法与个体发声者比拼“真实感”和“速度”，而个体却因为带有了媒体属性而被迫要求任何发言都要有“真实度”和“专业性”。广场式社交并非是惟一一个对媒体行业带来伤害的产品形态，另一个则是推荐算法。在传统媒体或者是 1.0 时代的网媒，编辑的作用不只是审核稿件，更重要的是将恰当的内容放在恰当的位置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编辑对稿件拥有增删改权利的基础。因为整体版面有限，编辑才得以拥有权利砍掉那些质量不够的稿件；因为版面尺寸有限，编辑才得以拥有权利砍掉稿件中的冗余信息；因为版面的位置有优劣之分，编辑才得以有权利将稿件及新闻事件本身三六九等。但在千人千面的算法时代，版面不再掌握在编辑的手中。这使得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编辑只在行使其审阅稿件的底线权利，机械的以一些编辑规范来保障出稿的安全性。这使得编辑在媒体行业中的地位处于长期稳定下行周期，某种程度上也是目前媒体行业文章质量长期稳定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群众喜欢的，你算老几。”，是反驳编辑理应拥有议程设置权限的主流观点之一。但事实正如前文中数字鸿沟部分所谈及的那样，当数字素养低于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人们会主动筛选出更为低质量的内容以满足短期的多巴胺刺激。这是非人类 AI 编辑所无法抗衡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千人千面的算法使得针锋相对的观点统一在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统一舆论场之下，长期来看会加剧人们的偏见与固有印象。用美国的媒体生态来举例，在过去美国传统媒体呈现出典型的左右分野，以华尔街日报、CBS、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左派媒体与华盛顿邮报、FOX为代表的右派媒体会基于各自的立场对同一事件给出不同的解读，这使得两种立场长期处于一种慢性交锋竞争的状态。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你很难说清楚 Google News、Apple News 或者 Youtube 的政治立场是怎样的。事实上，他们会完全依照读者的喜好为其呈现出最符合读者调性的报道。

在 2019 年的香港运动中，有香港家长发现使用自己的帐号登录Youtube和用自己孩子登录的 Youtube 所看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善意的猜测 Google 对此完全没有干预，因为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中立”的推荐算法所追求的——为读者呈现它想看到的东西，并告诉他这就是全世界。在过去，即便是一个常年订阅纽约时报的人，也有可能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去主动打开 FOX 新闻听听“对面”的说法。但在算法驱动的舆论场下，虽然立场两端的观点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失去了交战的场所。不同的新闻被完全分发给完全不同的人，形成相互隔离且愈发极端的舆论场。这种隔阂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由算法驱动的互联网产品，而非仅仅局限于媒体类App中。在抖音、快手、微视中，我们看到大量彼此完全没有交集的群体，并且每一个群体都能找到极为广大的受众。比如大多数人提起直播带货，想到的都是李佳琪。但与李佳琪主打一线城市市场不同的，快手的带货网红辛有志凭借亲民的调性将一个又一个城里人完全没听说过的品牌与产品卖出远超李佳琪的成绩。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并非互联网诞生之后才产生的，但互联网尤其是推荐算法确实促进了这种现点。

在前互联网时代，媒体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几乎都知道，每个媒体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立场去进行带有倾向性的素材剪辑。但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的找到反向议程设置的媒体去了解“另一面”的声音。互联网剥夺了（新老）媒体议程设置的能力，但并没有消解议程设置，它通过信息茧房将议程设置固化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世界中。与传统的人与群分不同的是，算法驱动的人以群分很容易让人忽视“群”以外的世界，在信息和社交层面上的茧房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误解自己所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搜索引擎是我们突破信息茧房最后的出口，但随着搜索引擎这一产品类目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率的下滑，谁知道距离推荐算法入住搜索引擎排序还有多少天呢？当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从主动订阅、搜索，变为被动的“下拉刷新”的时候，互联网便不再是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而只是一个善于美颜的镜子。用最直观的说法来说，如果一个人每天阅读的文章都是10万+，那他一定会认为自己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就代表主流舆论的声音。但事实上，机器只是将符合它胃口的文章推送给了它。而对于超过8亿的中国网民来说，即便是一个篇篇10万+的公号来说可能也只是找到了整个舆论场中很小的一个缺口，并不代表着主流观点。对于每个舆论场中的发声者和受众来说，都更加认为“自己所写的/看的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最终导致我们距离真实的世界渐行渐远。如果我们甚至无法认识到真实的彼此，就更不要说我们能够相互理解了。

“元叙事”的倒掉

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元叙事：全球化

无论《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都是一种元叙事，那么元叙事是什么？元叙事一套叙事结构（亦或话语体系），试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全部社会活动给出正确答案。其显著的特征是，一个元叙事能够回答远超于其诞生时代的社会问题，并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举三个更直观的例子来说：基督教、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分别为三个诞生于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元叙事。[9]你想想，这三个是不是符合上面的红字定义。但元叙事是坏的，是虚假的，是不必要的么？并非如此。

尤瓦尔·赫拉利在其畅销书《今日简史》中，将人类最伟大的能力归结为“创造和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它甚至比人类运用工具的能力更为重要。一个可信的、美好的元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自实现预言，尽管其背后的实现方式可能是虚假的，最初的目的也与其表面所述的大相径庭。直接切入全球化的实例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元叙事的作用。大规模的全球化行为起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而“全球化”概念（叙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在学术圈被制造出来[10]。“全球化”元叙事的最初主导者毫无疑问是美国，支撑是美国在一、二战期间所积累的财富与之后的军事力量，叙事的最初目的除了团结非共产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也是为了构建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全球霸权”。这一叙事最终达到了它的讲述者最初想要实现的效果：二战后的美国实现了一种不生产一针一线亦能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新型的以美元为工具的剪刀差，使得跨区域的剥削与经济殖民不再变得血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美国处于无人能够挑战的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不止实现了其讲述者自身的隐秘诉求，也确确实实带来了它在字面上所承诺的好处：我们开始互通有无、相互理解、互利互惠、减少战争。你可以说在全球化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利益分配并不均匀，部分经济劣势地区与优势地区的差异变得更大。但不能否认的是，哪怕是在全球化中担任“被剥削者”角色的地区和国家，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对比自身大幅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核武器所带来的核威慑是全球化的根基，但如果没有全球化这个“故事”，核弹是实现不了全球化为所有人所带来的福祉——“真理只存在于大炮的射程范围内”，但你不能用枪代替支付宝来促成世界上的每一笔交易。

这便是元叙事存在的意义，一个虚构的美好故事，让我们能够跨越时间空间为之努力，并使得彼此陌生甚至有一定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形成合作。尽管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童话故事中所描述的 Happy After Ever，但这并不妨碍所有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一些好处。互联网毫无疑问是全球化元叙事中的一部分，它起源于冷战时代人们渴望将世界联合起来的冲动（苏联也有一个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计算机网络计划）。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化，但最终却成为了全球化的自反性。正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互联网在几个关键的领域出现了与最初承诺的反向效果，让我们意识到了“全球化”故事背后的真实。在物流网络、金融网络之后，信息网络的补全让我们已经达成了此前全球化描述的链接一切的场景，但我们并没有获得全球化故事中所许诺的完美世界。也由于我们已经连接了一切，“连接一切”的故事便不再具有感召力。在更务实的角度上，如果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结束是正确的，那么它还将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而经济下行周期总是在历史尺度上为人类带来灰暗的色彩。

而当下这个时代的灰暗色彩，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数字集权主义等一系列势力的抬头。互联网技术自身是全球化的一环，全球化的瓦解亦会对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造成阻碍（如前所述各国阻断连接、征收税费、限制内容传播的法律尝试）。互联网所陷入的困境，像是一条衔尾蛇，它咬住了自身的尾巴绝无可能依靠自身解决。但互联网事实上不止破坏了“全球化”这一元叙事，它对元叙事这种社会构建工具的破坏才是长期内最为难以修复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元叙事是一种可以对人类全部社会活动给出答案的结构，但它绝不是用来指导我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想一下当人类历史中教条的执行基督教、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叙事文本的时期都发生了些什么。本文亦是一种元叙事，因为本体的初衷是为了给互联网行业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分析，用以解释一些在传统科技媒体、商业评论的微观分析中所不能给到的答案。因此，本文并不具备任何微观层面的指导意义，只是描述了互联网行业及其影响的当下社会的一种可能趋势。

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应该更关注其自身业务所面临的微观问题，任何微观层面的决策工具都比本文所带给读者的叙事结构更有实践上的意义。如果你是为了寻求下一个季度的增长点才阅读本文，本文几乎不会给出任何帮助。抱歉耽误你这么多时间，不过还好，只剩一半了。

3.2当爱，不再是爱

2016 年，麻省理工大学开发出一款名为“道德机器”（Moral Machine）的调研产品，其通过向全球网民展示一系列图片来进行一场社会实验。项目组通过现代化产品将“电车试验”做成了调研，网页程序会不断地像受试者展示一个紧急判断情景，要求受试者假定自己是“一台自动驾驶汽车”，并在 A\B 两种行车路线中作出选择。在问卷中，有许多的控制变量，比如你需要判断在必须二选一的情况下，是选择撞男人还是女人、人类还是宠物、白人还是有色人种、年长者还是年轻者、有钱人还是穷人等等……最终搜集到了来自 233 个国家接近4000万的选择样本。这一研究的完整成果发表在 2018 年 10 月的《Nature》上，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检索，在此我们只选取与本文相关的一些结论。在这一实验中，与我们认知比较符合的结论是人们明显会选择拯救更多的行人。但如排除两种选择造成伤亡人数上的差异，受试者的选择呈现“明显偏见”并与我们所倡导且试图想强加于 AI 的道德背道而驰。比如人们更倾向于避让有钱人（相比穷人），避让瘦子（相比胖子）以及避让女性（相比男性），避让年轻人（相比老人）。但在老年领域，又倾向与避让老年男性而不是老年女性。这从某种形式上证明了大众在道德问题上的“口是心非”，而这种口是心非会瓦解公众要求算法拥有道德的合理性——如果人类自身都无法定义何为紧急情况下的“正确判断”，你又如何要求机器按确定的道德标准行事呢？

这一实验所展现的仅仅是算法对人类道德瓦解的一个很小侧面，整个互联网文化对精确的追求在更大的层面瓦解着更多的叙事元素，而这使得我们在上一节中谈论的元叙事危机与过去的每一次元叙事替代都有所不同。一个大的元叙事，往往由许多碎片化的叙事元素构成。当一个大的元叙事倒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元叙事崛起，而新的元叙事往往由旧元叙事中脱颖而出的某些元素再加上新的排布逻辑构成。而互联网为元叙事带来的危机远非终结了某一种特定的元叙事，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模糊界限的消失，会让所有碎片化的元叙事要素也溃不成军，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对任何一种叙事元素的信赖。以爱为例，爱作为最重要的叙事元素，几乎参与了人类历史上每一段元叙事的构建。自盘古开天，上帝“要有光”开始，人类的元叙事就开始讲述关于爱的故事，神对人之慈爱，君对臣之严爱，民对君之敬爱，家长对子女之爱，男女之爱凡此种种……连人权宣言的开篇名义，都是从统治阶层手中重新夺回天对大众的普爱。这是因为爱是一种最广泛的共感，它能唤醒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最原始的情绪，形成最大的共识。以一个极端的情景来描述，一个战胜国的士兵在扫荡战场时对伤病或非军事人员抬高一寸枪口，往往是基于当时的情景下，对方伤员凄惨的呻吟、痛楚的表情、空气中血腥与硝烟的味道、残破的战场与灰暗的天空所引发的脑内化学结果。任何抽象化、文字化、信息化后的人道主义，事实上都不足以决定性的驱动这样的感性决策。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士兵都采用远程武器操控机器人在战场上厮杀，或者甚至他只需要在几千里之外的指挥室里按下一个“清缴残余”的按钮，那么仁道之爱在这里就不会起任何作用。

任何抽象化后用文字表达的爱，都不是那个能引起我们最广大共识的爱。而遗憾的是，互联网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网，我们在互联网上以任何形式讨论的爱，都是爱的其中一种抽象形式。正如上一节所述，在过去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往往没有大规模的对话渠道，因此两个持有不同文化的个体客观上无法对彼此爱的定义展开论战。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人们比现在的人容易达成这样的共识：对方是有爱之人，尽管我们有一些利益与观念上的冲突，但仍认同彼此心中爱的那一部分。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对爱持有不同定义的人，在网上吵来吵去、互相攻击最终甚至演变成极端主义。在互联网里，爱神从英灵座跌回凡间，被解构成了每一种世俗利益冲突中的牺牲者，失去了其本身的号召力与同一性，最典型的比如宗教之爱与同性之爱的冲突。这种解构一方面是过度且简单的连接一切所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互联网的精确定义与精确记忆所构成。用更简单的话说，有了互联网我们不止对公众人物“挖坟”和“污名化”，还会对每一个叙事元素如此操作。

根据大西洋杂志的一项调研显示[11]，2019 年 35% 的共和党人和 45% 的民主党人反对自己的孩子嫁给或迎娶持有不同政治、宗教或种族立场的人，而这一比例在1960年时只有5%。虽然互联网并非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但却是这种分裂的加速器与固化剂。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能够看到 2016 年美国大选前，美国网民围绕特朗普的相互骂战中最恶毒的推文被转发并用于相互攻击。我们会记得我们最初是如何支持慈善组织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一场骗局，我们也会记得我们最初如何支持环保但后来环保机构把它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还会记得动物保护是如何从正确走向激进的。人类个体会遗忘，群体也会遗忘，但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却几乎从不遗忘。多年以后，当你决定重新开始慈善事业的时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依然会孜孜不倦的提醒你 10 年前的郭美美是如何让你做出“不再参与慈善”这个决定。你会反刍你当时做出决策的过程，并惊讶于互联网不止精确的保留了你决策的结果还保留了你那次决策的所有素材，以“确保”你不会给对方提供第二次机会。每一个旧的叙事元素，皆因历史上的污点而无法翻身。每一个新的叙事元素，在其受到公众认可的上升期都会引发大规模无建设性的讨论。最终，我们会迎来一个没有叙事的时代。

国家、企业和组织为何失去信用？

我们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一种元叙事，似乎看起来会让我们进入一个纯粹理性时代，那么这会是一件好事么？首先，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问题，因为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在不停的相信不同的元叙事，任何短时间内给出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但缺乏元叙事对现有社会形态的短期影响必然是负面的，因为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现有的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是一直依靠元叙事来运转的。

早在 1970 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况：关于的知识的报告》中就将“元叙事”定义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元叙事的瓦解则意味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一波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对应的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文化”，而中国预计要到 00 后或 10 后才会面临这样“富足的烦恼”。元叙事的存在对人类社会的客观好处并非是给我们一本说明书，使之可以用于指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相信共性，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

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多数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公民来说，往往也并不能理解诸如现代交通系统、现代金融系统、现代医疗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对这些系统抱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态度会显著降低现代性所带来的便利。一名患者敢于让一个陌生的医生向它的静脉中注射药物，并不源自于这名患者充分理解药物的分子式以及药代动力学原理，而是基于它相信这些静脉注射剂在上市之前有一整套科学的安全与效用的检验机制，同时眼前的医生之所以开出这样的药方，也是因为他经过了专业教育的系统训练与考核。

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无知是二阶导数：大多数的患者也并不了解或详尽的了解那些“科学的药品审核”和“科学的医师训练”指的是什么，只是迷信这一治疗的科学性（尽管这些治疗可能确实是科学的）。这种“迷信”是有益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它的运作方式远远超出个体乃至小型、中型组织的理解能力。而我们一旦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转当中，又不可避免的牵扯到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即便你不是医生，也要接受治疗）。因此，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熟识的领域之外，信任那些在该领域专精的人或机构或系统，整个现代社会才得以运转。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即由科技生产力驱动的现代社会，本身是基于大多数人足够“迷信”才得以运转的。而显然，狭义信用制度（包括政府公信力、企业信用、社会组织信用、人际信用）这一古早概念已无法跟上互联网时代的节奏。同时，互联网又赋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质疑能力。一个现代阴谋论者通过互联网广搜资料所生产的文章，可能比一个世纪前的正经科学论文更具“可信度”。这一模型最好的验是 2019 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纪实文学《坏血：一家硅谷初创公司的惊天谎言》中所描述的故事。故事描述了一个斯坦福辍学的创业者，在被誉为全球医疗监管最为严格的国家，展开的一场长达 12 年的大型医疗设备骗局。从其主人公自斯坦福辍学开始创业的 2003 年，到《华尔街日报》首次系统性报道其骗局的2015年，其骗局维持超过 10 年，涉及数十万人。且没有受到美国任何监管机构的阻挠——尽管有至少 5 个部门应该为此事叫停。网络的精确记忆和广泛传播，使得信用受损的影响与速度远远超过以往时代。由在政府公信领域，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举一个抽象化的政治例子：

设 A 国拥有 3000 万人口，B 国拥有 15 亿人口，即 50 倍人口。

设 B 国的国土面积也是 A 国的 50 倍。

设两国犯罪率相等。

在非互联网时代，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 B 国的国土面积是 A 国的 50 倍，消息传播速度与地缘相关那么 B 国每一个个体每日在本地媒体上目睹凶杀案的可能性与 A 国相等。

A 国和 B 国的国民会认为两国拥有相同水平的治安。

在互联网时代，会变成这样：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网络媒体往往以语言为边界，且媒体每日可推送的消息大幅上升，B 国任意地区凶杀案均会在全国性网络媒体上传播。

B 国每一个个体会看到 A 国 50 倍的犯罪报道。

B 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治安烂透了。

在过去，治安事件按照概率均等的分布于 B 国 50 倍大的国土上，并以地方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传播，依照治安事件的等级只影响那些与事件相关或地理位置相近的公民。只在一个治安事件演变为地区无法解决的问题（极恶性治安事件）时，才被其它区域公民注意。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传播速度的提升与门槛的降低，B国内任何一地发生治安事件均会被视为全国新闻受到全体 B 国公民注意。由于人们往往在治安问题上带有强烈的共情能力，大众会将每一个发生在其它地区的治安问题当成是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从而忽略了 B 国的犯罪率可能一直很低且与 A 国水平相当，这会使得 B 国在治安领域的公信力以 50倍于 A 国的速度流失。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并不存在于现实，那么不巧，

这里刚好有一个现实中的例子：2018 年是滴滴的“灾年”，连续几起涉及滴滴网约车的恶性治安事件将这个每年承运 200 亿人次的出行公司推到风口浪尖。这里特意说出滴滴的承运数字，并不是为了夸滴滴。而是因为，200 亿这个数字刚好与上文的“人口 50 倍”概念相符，滴滴在 2018 年的全国承运量以数十倍于全国所有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总和。如果从冷冰冰的数字角度来讲，在滴滴深陷舆论风波的那段日子里最高法就曾计算过[12]，网约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048，传统出租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627。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乘坐网约车的人身安全性比出租车高出一个数量级。要知道，对于任何可能的风险来说，只要拥有无限次重试的机会，风险就一定会暴雷。比起传统出租车，滴滴更接近“无限次重试的机会”。传统出租车不仅总运量在 2015 年后远小于网约车总运量之外，“传统出租车”这五个字并不是一个能够被公众聚焦关注的统一品牌。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说，每个城市都有几家相互独立的出租车公司，甲城市出租车公司发生了恶性事件，根本不会在舆论上引发乙城市民众的共情。但全国无论哪个城市的滴滴出现一起恶性事件，都会引起全国滴滴潜在用户的关注。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我们无法让大众意识到绝对安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滴滴就永远无法从这种指责中被释放出来。这种指责在很多时候会凝结成一种力量（往往以过度监管的形式出现），形成阻碍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枷锁，也让技术本身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至此，我们便不再相信“网约车”是一个“好故事”了。

而这正让我们回到了本节的开头——元叙事的倒掉是现代性自反性的开始。尽管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元叙事的目的并非是让我们依照元叙事所讲的一五一十的走下去，但元叙事是我们凝聚共识并形成迈向美好未来行动力的重要线索。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因为不相信所以无法实现。

走上歧路

在前文中，我们论述了互联网对元叙事的解构，并简要地说明了由此可能带来的危机。但在互联网解构元叙事的过程中，亦有另外一种趋势抬头，即道德的代码化。
由于我们不安于越来越无法令人信服的元叙事，技术乐观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妥协出的一个结果，是用技术本身来固化与强调我们已有的某些叙事——比如道德。但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并且会让我们陷入更被动的境地。一个清晰定义且具有强大控制力的道德标准（或其他元叙事）是可怕的，因为它往往会会在各种维度上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2019 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凶年。AI 这一词汇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一年前相比急转直下。我们开始讨论推荐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换脸 App 的滥用、智能推荐广告对我们隐私的剥削、智能课堂对小学生的控制、脑波监测让心理罪成为潜在的可能。如果我们用 AI 反过来来规制人类道德，你应该能够想到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享受了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虽然不乏少部分现代卢德分子在看到科技企业推出的一个又一个默认勾选的“霸王条款”时，干脆放弃了这种便利，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选择。为了应对公众的舆论与政策的监管，大多数科技公司都正在寻找“既能维持好处又能减少害处的”的 AI 之道。能找到隐私与效率之外的中间道路自然是好的，但如果这条路在技术上是真的不存在之路，我们是否能退还 AI 在过去 5 年中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效率提升？从结论来说，这几乎不可能。此时就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会逐渐习惯科技所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仅与道德所冲突的“负面”。

我们的孩子可能不再认信息茧房有什么问题、可能觉得摄像头是安全的象征、可能会觉得智能广告是天经地义甚至理应如此。马克思称这一现象为“人的异化”，孔子则称之为“礼崩乐坏”。但孔子所谈之“礼”为周礼，是指西周时期等级森严的分邦建国制度以及其附属的一系列繁文缛节，在我们当下看来是十足的“糟粕”。正因为 2700 年前礼崩的发生，中华文明才得以有发展至今的机会。在“人的异化”中也提到，这一现象随阶级诞生而诞生，直到私有制、阶级与国家的完全消失才会消失，这意味着我们在历史的漫长时期中除了习惯异化别无他法。拜道德的模糊性所赐，我们可以将一些美德传颂千年而不去理会其背后所蕴含的实际标准完全不同。尽管从每个前朝人来看，下一个朝代都发生了“礼崩乐坏”，但中国从未丢掉“礼仪之邦”的帽子。某些模糊的、深刻的、民族性的道德被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而绝非那些落在白纸黑字上的繁文缛节。比如，元代的孝与当今的孝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即便在元代，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精确的执行《二十四孝》，但如果你将《二十四孝》写进 AI 的代码里，它就会被精确执行。而且当今 AI 所能影响与控制的人类数量可能比地球诞生以来读过《二十四孝》的总人口数都要多。这意味着，一个被精确写入某种价值观或道德的 AI，会成为一个自实现的“道德机器”。像一颗大头钉，将我们社会的道德进化树永恒的钉在当下。这或许是可能的，但却是可怕的，比向技术归还它们赠予我们的便利更为可怕。

随着城市摄像头的增多，个人征信系统被滥用，我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道德固化的时代。但如前面所述，人类的道德本身亦是一种叙事，它的作用在于驱使我们自发的向好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做到道德上的完人，道德才得以成为我们不断改善自身的动力。而外化的、强制的、精准的道德会使得人失去自发向善的能力，消解道德作为法律补充的社会力量，使得更多的人在潜意识中加入“钻道德空子”的阵营。如库克所说，“我并不担心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担心的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利用技术手段精确执行某种当下的道德，即是让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在《技术的本质》中曾描述“时代创造技术，技术也创造着时代”，当你走进一个技术博物馆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看到的是技术对于当时人类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改造（或进化）。比如“化学用的曲颈瓶、计算尺、曼哈顿计划的身份证、身着宪兵警察制服的假人、汽油配给的卡片、旧汽车和吉普车等等”，所有塑造过去社会形态的元素都与当时完成任务的典型手段，也就是技术有关。在学术场中，社会学家往往更反对人的异化，而人类学家对人的异化并不恐惧，因为前者以人类的集体行为为主要研究目标，人类个体行为的异化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个体无从选择。因此，人的异化是一种不好的结果。而后者以人类个体为研究目标，异化是其动因，社会整体发生的转变才是结果。追求被精确执行的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代码即法律”这一理念所带来的妄念。

在理论上，“代码即法律”是可行且诱人的，它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正义既不缺席也不迟到的美好场景。不谈道德，仅从法律角度讲，“代码即法律”也不一定是正确趋势。立法本身是一种大型社会契约的运作，这导致各国即便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想要建立或修改一部法律可能也要以 5-10 年的周期。在直觉上，法律不应该有模糊地带，但实际上法律的模糊地带存在于两次修法之间或新法诞生之前。比如如果各国的交通运输业法律从 30 年前开始就被机器一般的精确执行，那么 uber 和滴滴就不会被诞生，取而代之的将是长达数十年的传统出租车公司向互联网行业的转型（参考日本）。

技术需要有价值观，指的应当是编写技术的人、运用技术的人、使用技术的人拥有价值观，而绝非技术本身拥有价值观。

迈入风险社会的最后一步

风险的分散化大生产

在前文中，我们谈论了一些互联网未被兑现的承诺以及互联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比起任何已知或已经实现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的紧密结构所导致的潜在未知负面影响亦或称“风险”，才是互联网自身发展以及我们当下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稍不注意，我们将有可能被带入到风险社会的历史困境之中。风险社会与阶级社会一样，是一种描述社会形态的工具，它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并在 1956 年首次出版。乌尔里希·贝克预言，风险社会将取代阶级社会成为接下来社会的主流形态，我们的主要矛盾将从阶级矛盾转向风险矛盾，即风险成为全球人类之公敌，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将以转嫁风险和防御风险为主要模式。在该理论中，风险是不分国家与阶级的，它会随着全球自然环境、贸易网、金融网和信息网流窜，并最终在防御洼地爆发引起全球性危机。用书中更通俗的例子来讲，环境污染和核能的安全问题是两个典型的可流动风险。欧洲工厂向空气中排放的废气有可能漂洋过海在美国形成酸雨，或向东毒害中亚的儿童。欧洲企业事实上既无力，也无意愿承担自己在非本地区所引发的环境危机。而对于受害地区来说，由于不直接参与欧洲的工业规划，他们也无从预防甚至治理这一问题。如果环境污染问题还是一个长期且不够显性的问题，那么核危机则更加急迫和致命。尽管在将核应用于武器层面，人类文明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看起来运作良好的核相互威慑体系。但在核能的正面利用方面，却反而更加危险。世界各个拥有核电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实力相差也较远、同时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导致各个核电站所应用的安保标准与措施不尽相同。而核泄漏的全球风险却并不取决于其中安保最好的那个核电站，而是安保最差的那个。也即全球任何一个核电站发生事故泄露，都有可能通过空气和水引发全球的灭绝事件。

《风险社会》一书所写就发表的年代，风险社会尚且没有实质性的到来，因此本书在当时也并没有被广泛讨论。随着时间推移，直到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露，该理论才被重视起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可能是人类全球文明史上第一个由极小群体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而在之后的日子里，这种由单一或极小群体引发全球性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频度也越来越高，同时也不再局限于环境领域。这是由于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逐渐成为现实，在海洋、土地、天空三个自然相连的媒介之上，人类又搭建了贸易、金融与信息三个互联互通的网络。与三网在经济领域协同带来的正面效应相同，全球贸易网，全球金融网和全球信息网在风险领域也存在协同与放大性。正如仅仅联通贸易网也有可能为美洲土著带来种族灭绝一样，信息网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一些风险的从无到有。其中互联网使得风险生产分的散化和个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贸易网和金融网都不曾做到的。在贸易网被打通的时候，为一个国家带来风险的往往是另一个国家，比如典型的鸦片贸易；在金融网被打通的时候，企业将可以对一个行业或一个国家造成风险，比如广场协定和 1997 年 IMF 协定后华尔街投资银行们对日本和韩国进行的操作；而到了互联网时代，个人仅仅通过发言或黑客行为即可影响企业、行业甚至一个国家。风险生产者的门槛在降低，而风险受害者的规模和频次在上升。

仍以核泄漏为例，在互联网时代一次核泄漏危机很有可能是由某个单个个体所引发的，你所需要的只是开发一款足够感染核设施的病毒，而事实上已经有人这么干过了。当然，除了这种“高级威胁”之外，信息网的打通也让我们无时无刻不面临那些有关于信息本身的风险。比如一个内心扭曲的人所发明的蓝鲸游戏（未成年人自杀游戏）在全球造成近千名儿童死亡，中国某大型旅游网站被拖库后引发大规模不相关行业的隐私泄露，漫画村一个盗版网站对整个日本漫画行业造成收入重创等等。信息的风险除了会对个体和产业产生作用之外，亦会对国家这个层级的事务引发意想不到的影响。谣言、假新闻也无时无刻不作用于各国的政治生态，并引发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后果，连最初将社交网络视为民主之光并鼓励其在社会变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美国，也在 2016 年大选期间被互联网上的一系列假新闻事件所反噬。

互联网在客观上像一个分散化的风险制造机，让每一个风险都成为全世界的风险。2012 年起，FBI 开始通过“钓鱼执法”的形式，调查互联网儿童色情问题。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FBI 通过控辩交易和黑客入侵等方式，控制了至少 21 个儿童色情领域的知名网站，并摸清了这些色情网站的整个链条。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网站不止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浏览者，同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贡献者。FBI 自 2012 年起，不得不向全球各国公安机关（包括中国）共享其所获得的犯罪线索，因为这一问题已经远超其可以处理的范围。在儿童色情的黑色市场中，犯罪分子通过赠送零食玩具的手段，在经济落后地区引诱或强迫儿童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并将这些行为拍摄或录制成素材再在全球性的儿童色情网站上售卖，通过数字加密货币等手段逃避管制。正如互联网可以撮合那些正当的交易一样，互联网在这里也充当了非法交易的中介。甚至可以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这类系统化、专业化的犯罪产业链是不可能存在的，互联网使得这一风险从无到有。是互联网，将散落在全球不同地区的比例极低的性变态者需求聚集起来，传导至经济落后地区的留守儿童身上。除了这些直接由互联网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之外，信息网与贸易和金融网的结合，还能引发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危机。不难发现，在信息网加入进来之后，风险的传导速度以几何倍数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利益的传导，使得传统的风险防范与救济措施显得十分无助。接下来，我们将看一看“三网融合”为何使得风险社会从理论走向现实。

习惯性的风险错配

由于互联网赋予了我们每个人远超过去的能力，因此在很多时候也让我们误以为自己能够承担远超于自身所能承担的责任，于是习惯性的风险错配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时代放大风险的一种主要模式。
以最近几年较为流行的“电商扶贫”来解释，信息网络与金融和贸易网络如何协同工作并放大风险。一般意义上，偏远山区的农户的资金流动性其实较差、资产水平较低，其日常的经济状况几乎与经济大盘并不怎么挂钩。尽管山区农户与城市居民共同使用一种货币，但实际上农户的吃穿用度大多在村内或县城解决。其与整个宏观经济的最主要连接点，在于定期向前来收购的经销商出售农产品。而由于传统农产品售卖链条较长，农产品在农户端的收购价格有可能是其最终在城市销售的 1/5、1/10。这在长期看来对农户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但这个链条创造了将近 5 倍到 10 倍的弹性，用于吸收风险。

这具体来说，意味着无论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还是 2019 年的中美贸易摩擦都几乎不会影响到一个依靠售卖农产品为生的典型农民的收入。但当电商出现，这一状况就发生了改变。电商扶贫本质上与一切网购一样，是通过削减中间环节实现的。它通过让农户直接在农产品原产地，以电商的形式向城市消费者直接售卖自己的产品，来增加农户的收入。这在短期来看可以成倍的增加农户收入，这也是其“扶贫”属性的体现之一。但潜在的危机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意味着“没有中间商分风险”。

仍未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许多农户，会直接与宏观经济周期相连。当宏观经济周期上行时，带来的经济好处是巨大的。但当宏观经济周期下行时，“小农经济体”是否能够安全落地却是个问号。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再详细的假设一个情景来描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假设有这样一个果农，全家的收入来源是种好果树并收获水果卖给前来收购的经销商（传统模式）。果农一旦将货物交给前来收购的经销商，所有的劳动收入便“落袋为安”。现在，电商扶贫出现了，果农决定加入某个电商平台的扶贫计划，获得更好的收益。在电商平台的扶持下，经销商这一角色被削减了，但经销商所承担的功能并不会消失。水果要被运输、稍微好一点的水果要被包装或半加工、电商平台上要制作水果的宣传页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由经销商承担的运输、包装、加工、营销等步骤，一部分被电商平台所承担，更多的则是落在果农自身。比如在运输的环节，过去由经销商定期上门收购，现在变成了农户聘请物流公司来自己的果园拉货，后续的几个环节亦是如此。这意味着，这部分成本就从中间商转移给了农户，果农可能要为此对物流、包装厂、加工厂支付费用，租用一线城市的物流仓等等。而既然谈到的是扶贫，我们自然可以假定这个农户有在水果真正被消费者购买之前，并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这些中间成本。此时，各大电商平台的“商户贷”可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农户可以在水果收获期向各类普惠金融机构借款（利息很低），支撑整个销售季的成本，待销售额回流后还掉商户贷存下剩下的钱。在宏观经济上行周期，水果顺利销售，这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如果经济周期进入下行，这个果农会遇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推演一下：

1. 由于没有中间商，除非果农已经在电商平台上开卖，否则不会意识到“今年经济形势不好，会影响到城里人买我的水果”。
2. 果农意识到“今年销售不好”的唯一可能是已经支付了一部分中间成本，此时农产品已经完成了商品化转化，这部分成本如上所述是来自于杠杆。
3. 水果最终没有销售出去，果农没有收到应有的收益，但前期的借款却依然实打实的偿还。
4. 更进一步，果农无法偿还贷款，无数的小缺口在金融机构处汇集，与“经济下行周期”形成恶性反馈。

除此之外，果农“把货卖给收购商”和“直接在电商平台卖货”之间还有一个隐秘的差别，就是前者是现金现付而后者有账期存在。宏观经济周期的下行，还可能影响到这一果农所入驻电商平台的账期，电商平台可能由于自身运转的原因拖延货款支付或干脆倒闭不再偿还货款。无论是哪一种，对于果农这样一个原本就脆弱的经济体来说都是致命打击。这种致命打击中的“致命”是字面上的致命，因为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小农经济其实并没有大众所想像中的那么不堪，和现代经济相比小农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几乎只来自于天灾。换句话说，只要农民依然拥有农耕地和最简单的农业生产工具，无论其遭受什么样的打击都可以从零开始重新生活。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尤其是不同层级的借贷，有可能会使得农民失去耕地、宅基地和最简生产工具，没有任何翻身机会。这种错配不同风险承担能力的主体的操作其实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叫生态化反。对，就是乐视的生态化反。乐视系最早开始投入汽车和手机产业是在 2015 年，对于积淀全无的乐视超级汽车和乐视手机来说，几乎就是两个需要“电商扶贫”的果农，而乐视网则是“电商扶贫”中的“电商”。2015年移动互联网行业仍在上升周期的尾端，用互联网业务带来的巨大现金牛扶持跨界业务是当时的主流做法。但乐视系的问题在于，它错判了互联网行业上升周期的剩余时间与扶持一个新业务完成“原始积累”所需要的时间，并且通过过于紧密的构架使得风险可以在乐视系各公司之间无缝传导（没有中间商）。事实上，2014、15、16 年成立的那一波“互联网”汽车公司中，只有法拉第未来的现状是最糟糕的。同时，那些互联网汽车公司虽然同样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但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危机为其关联的互联网公司带来危机，法拉第未来却几乎拖垮了乐视网（政治风险叠加技术风险的恶果）。原因就在于，其它的互联网汽车公司与其搭配的互联网公司之间采用了更为传统的隔离手段，不追求在业务与财务上的“没有中间商”。这种隔离确保了其中任意业务中产生的风险不至于向其他相关业务无限传导（并层层放大）。

新冷战

尽管看起来毫无成效甚至饮鸩止渴，但当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过去的几年建立起更为保守的市场监管和对外政策，以至于在一些人的口中我们已经迎来了冷战 2.0 的时代。但新冷战其实是一场关于个人的战争，战争的一端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另一端是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正如之前 3.3 中所描述的滴滴所面临的困境那样，一旦我们陷入到对风险的绝对防范就会导致我们陷入无限的焦虑。一方面，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意外的现实世界，人类与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是宇宙间一系列精妙的意外。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找到一种方法防范所有的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激活了我们的风险意识，时刻提醒我们网络所连接的另一端的每一个个体、组织和国家都可能是风险的制造者或是转嫁者。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从个体到政权都进入了一种紧张且敏感的状态，对一些正常的负面影响传到过度反应、提前反应乃至于过度解读。由于我们实际上完全无法预测下一次风险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只能将一切潜在的“敌人”当成真正的敌人来对待。我们会因为中美的国家立场而对立，我们会因为竞争对手的公司而对立，甚至我们甚至会因为偶像不同而对立。虽然这些对立在过去都存在，但不同的是我们彼此都被科技赋予了打击对方的致命武器。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三体》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相似。在个体层面上，传统意义上的邻里、社区信任瓦解，“扶老年人”反被讹诈、我们担心与朋友的谈话因为被截图传播而受到起诉、担心被供职的公司送进监狱或被自己雇佣的保姆烧死、担心几年前在网络上的幼稚发言会成为今天社会性死亡的判决书；在行业层面，龙头企业和创业公司均因为担心所谓的“降维打击”和“跨界碾压”而采取更为暴戾的竞争手段，频繁的举报、构陷与黑公关，以及因为生存焦虑而推迟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国家层面，由于国际贸易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就从来没有达成过平衡，因此当各国均开始对这一问题锱铢必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崩溃的开始，而这也将成为现代国际社会之间基础信任瓦解的开始。

因此，互联网的敌人是其自身，是强调平等导致的鸿沟，是信任泛滥导致了猜忌，是过度连接导致了隔阂。互联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呑身之蛇与巴别塔，是现代社会的自反性。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对风险的焦虑和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还远没有到达高峰。因为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有理解风险分散化和个体化生产的实质。2003 年，人类基因组完成图首次发布，这项计划集合了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和中国六个国家中的顶尖科学家，历时 13 年耗资超过 30 亿美元。2019 年，中国学者贺建奎发表的人体基因编辑论文，由于其医学伦理道德存在问题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贺建奎自身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早在 2015 年，你就能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购买仅售 160 美元的 CRISPR 基因编辑工具套装。进行哺乳动物胚胎基因编辑的其它所需工具，你也几乎能在毫无管制的情况下买到。根据俄罗斯一个从事人体基因编辑研究的机构介绍[13]，目前“正经”的进行一次人类基因编辑仅需 15500 美元，而这其中大部分的成本则是耗费在必要的监测和观察上。对于一个想要制造弗兰肯斯坦的疯子来说，抛去安全与合规后成本会大幅下降。类似的案例还出现在换脸应用 ZAO 上，在几天的火爆之后，用户“迅速”质疑 ZAO 换脸的应用，是否会导致自己的面部被滥用，如将面部内容替换到某些非法视频上。

事实上，正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堪比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才会经历此刻的痛苦。1878 年，31 岁的爱迪生带着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只白炽灯炮参加了巴黎的第三届世界博览会。在之后的将近 150 年里，电灯仿佛普罗米修斯之火，点亮了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角落。但事实上，电灯、电线、电力传输系统在早期都曾遭受过大量的社会质疑——这很容易理解，毕竟时至今日电依然是与火一样危险的事物，而早期的电力行业显然没有如今那么多安全措施对其应用进行保障。与历史中的绝大多数趋势一样，科技的普及和利用也有其摇摆性，每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之后往往都紧随一轮关于技术的反思。而最终，新技术会在进步与反思的博弈中达到对人类社会最有利的平衡。这一过程对于技术先导者（比如这一轮技术革命中的互联网公司和从业者）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特权”会被收回。这种特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当一种技术创新应用于市的时候，监管与法律往往落后于其发展速度，使之能够有机会在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外的地方引发一些变革（大部分为模式创新）。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网约车之于出租车、短租民宿之于传统酒店、互联网金融之于传统金融业等。

技术的进步在这些领域只是变革的一个契机，网约车、民宿、互联网金融早期能引发如此巨大变化的基础是其可以不用遵守传统出租车行业、酒店业、金融行业的监管框架，制造一些更为激进的产品。这种突破现有框架的特权在初期是利大于弊的，凭借新技术的引入和适当宽松的环境，行业可以摸清新技术究竟在哪些领域可以为整个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或为用户带来新的福利。但随着技术红利见顶，这种突破监管框架的权利会逐渐弊大于利，并最终导致这一特权被收回。最明显的是在金融领域，没有余额宝突破监管的惊艳面世，中国不会进入到普惠金融的时代，不会有那么多的用户开始理财，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小商贩得以借助金融工具让自己的生意变的更好。

但到了后期，校园贷、消费贷、P2P 的持续性负面，让互联网在这一领域的特权逐渐被收回。无论是早期的突破，还是后期的奉还，均是对整体用户有益处的。当然，对于互联网从业者来说，这种“特权”的回收会以 KPI 下滑、业务关停、收入下降等更直观的痛苦体现。事实上，在特权回收期内，这种痛苦是对每个个体而不止局限于行业从业者。因为从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来讲，当企业开始受到监管与法律约束，并履行其应承担的责任时，其营业成本必将上升并转嫁至消费者承担，毕竟我们所谈论的是现代企业而非慈善机构。以网约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当公众对其安全要求提升时，它的价格也发生了明显的提升。这种提价是不应该被诟病的，因为显然为了达到更安全的运营标准，网约车公司不得不增加对司机和汽车的筛选、对司机的定期培训、为营运车辆缴纳高额的强制保险、升级 App 的安全功能、为车辆配置监控等等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公司支出真金白银。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进入良性经营的网约车行业，其单价并没有比出租车便宜多少，而这也是网约车本应有的姿态，或者说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在同样使用一辆车、一个司机的情况下，凭什么之前我们会认为通过手机呼叫出租车就应该比扬招出租车更便宜？

然而，网约车并不是人类出行史上的“一条弯路”，它显著降低了出租车的空驶现象，同时让我们可以在几乎任何时段和任何地点叫到出租车而不用担心过于偏僻，它提升了运力的大盘让更多人加入到运输行业，并创造了一些非职业化的运力（拼车、顺风车）以实现在同等运力下更加顺畅的城市交通，只是这些好处并不总是以个体消费者可见的形式呈现。其它领域亦是如此，几乎所有此前享受过技术特权服务的消费者，都会经历这种特权回收带来的痛苦。比如我们不再能用支付宝或微信免费的还信用卡、我们不能再在搜索引擎上下载到免费的歌曲、我们从电商和外卖薅到的优惠券越来越少等等……于是，在技术特权的回收期（一个较短的时间段），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从个体而言每个人的个体福祉都在下降，而社会整体福祉却在上升。因为原本那些用于让利于个体福祉的成本，被转移用作了整体福祉的保障。

综合上述两点，对于互联网公司和行业从业者来说这无疑是极端痛苦的，一方面特权的收回会直接影响其业绩，另一方面由于其用户直观个体福祉的下降其短期口碑也会大幅下降，一时间“里外不是人”。1878 年的“电工”是爱迪生，是特斯拉，是贝尔，是当时世界上最酷的人。但现在你绝对不会对电工这一职业有什么幻想。数十年后，当互联网完全祛魅，如今的“极客”也不过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数千种平凡职业之一。这是不可避免的，无可逃脱的。因此，我们要相信希望，而不要相信幻觉。那么，希望是什么？幻想是什么？基于本文对自身“元叙事”的定义，我不会给出任何明确的指导答案，以免误导读者去做一些可能徒劳的尝试，但在这里确实可以驳斥一些幻想。

在当今的互联网行业，区块链与去中心就是一次典型的幻觉。互联网行业一些前沿领袖，尤其是技术前沿者对区块链与去中心化的描绘，恰如阶级斗争时期我们对天下大同的憧憬与对资产阶级的痛恨。但事实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知道在两百年前（乃至现在）资本主义都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从地球表面上铲除。而且，试图将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从地表铲除的运动为整体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文明走向理智与成熟，无论是信仰康米主义还是信仰资本主义，我们都意识到没必要按照这些主义最初诞生时所写下的文本，去精确的指导我们社会活动的每个步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承认市场在生产资料分配中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私有制作为激励分配机制也能够在当前环境下高质量的完成目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再将劳动力视为纯粹的商品，通过全员持股、高社会福利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掌握。除极少数地区之外全球人类普遍放弃了在实操层面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元叙事作为信仰继续发挥其凝聚群体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仍然信奉勤劳致富，要在舆论和道德上谴责不劳而获者，要在社会福利上向劳动者倾斜，并在大方向上施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制度，但我们不应该在具体的微观层面实行全民计件工资制度和工分制度。

在互联网行业遵循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对 Google、Facebook、阿里、腾讯、今日头条等中心化互联网成功者进行批判，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微观层面上进行彻底的变革，并由此构建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因为这彻底否定中心化互联网已经为我们所带来的福祉。更进一步说，去中心化不是解决当下互联网问题的良药。“赛博空间宣言”永远不可能实现，除非你能凭空变出互联网基础设施。用例子来说，“拆分 Facebook”（及类似平台）就是个既坏且蠢的议题。任何大脑清醒的人都会意识到，只要我们的需求是一个“在一个地点找到所有的好友”，那么最高效同时也是最安全的方式一定是中心化处理。分布式系统不仅会使得用户体验的下滑，而且会导致隐私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因为中心化的安全就像一个城堡（Facebook），我们只需要盯住城墙、城堡和看门的士兵（扎克伯格）即可。而分散化管理却要求我们对整个分散化机构中盯紧每个节点，因为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隐私泄露的源头。在已知去中心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达不到对现有中心化互联网应用替代的程度下，如通过舆论压力迫使转变发生，只会重蹈人类在历史上反复犯下的错误。

一个合理的路径，是在现有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下不断的通过技术与模式的微调，解决其所带来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盲目的热衷于构建一个新的互联网来推翻旧的。在这里，一个合适的例子是 Facebook 的 Libra——这并不是说 Libra 本身是个好项目。Libra 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是否采用了去中心化技术，而在于 Facebook 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的企业治理结构，这可以有效解决 Facebook 自身集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在经典模式下，Facebook 以其在社交领域堪比微信+微博+抖音的地位，可以推出完全由 Facebook 一方建设的金融支付系统，其它参与方在这种模式下仅为使用者角色。在这种模式中，支付系统中的一切责任均由 Facebook 承担，尽管有时问题甚至不由 Facebook 引起而是由参与者引发。在 Libra 模式下，Libra 会员单位对整个支付系统实现共同治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员单位共同决定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被应用于金融领域，什么样的不可以。每一个成员单位都有一套独立的风险评估体系，并在 Libra 体系内实现交叉检查。在这种模式下，显然不会发生一个产品经理拍脑袋决定的功能导致几百万用户数据授权给一个大洋彼岸根本未曾谋面的实体，以至于在两年后引发公司 CEO 不得不去为自己根本没有做出过的决定在国会道歉的蠢事。Libra 是不是去中心化的？在原教旨去中心化支持者眼中显然不是，甚至在技术形态上 Libra 可能更像是一个中心化的产品。但它显然利用了去中心化理论中的一些要素，并以更高效的方式解决此前中心化所带来的问题，甚至比重构一个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更为有效。我们应该庆幸，没有一个真正符合原教旨去中心化支持者的数字货币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否则我们将迎来的是经济危机不断，且各国全部货币手段失效的动荡时代。

Facebook 30 亿用户数据的使用权与处理权最终可能会从马克·扎克伯格一人或 Facebook 一家公司的手中被释放，但它绝非以马克·扎克伯格辞职或 Facebook 被反垄断拆分来实现。事实上，无论是逼迫扎克伯格辞职或是拆分 Facebook 都只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这刚好违背大众呼声背后的真实诉求。尽管 Libra 在当下看来大概率失败，但它确实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应该更多且被鼓励。回归到引发这一长篇思考的两个熄火：技术裂变熄火与技术普及熄火。这里有两个方向，是各国互联网巨头在前两年已经意识到的：面对技术裂变熄火，巨头拿出的思路是“产业互联网”（微软、亚马逊、Google、BAT），向着互联网过去没有触及的领域，去尝试与一些过去未曾组合过的技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引擎重新点燃。面对技术普及熄火，巨头拿出的思路是“科技向善”（微软、Google、IBM、BAT）。科技向善并不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是下一轮消费互联网中的竞争方法。因为当所有人都能做出差不多的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社交网站、视频工具的时候，谁能解决这些便利所带来的“负面问题”，谁就可以在下一轮商业竞争中掌握优势。这并不简单的让科技公司或它的领导人“做个好人”，而是需要在实践中的精准的平衡社会利益与商业利益，这一难度不亚于某些精妙的产品创新。以数据过度搜集为例，目前公共舆论场上的讨论其实存在明显失焦。

许多大公司 App 在获取用户数据和权限上倾向于超量获取，一个非常直接的动力其实来自于反黑产。也即在推出促销、拉新类活动时，避免被黑色产业链采用批量注册的方式薅羊毛。瑞幸咖啡在去年回应工信部对它的点名批评时，解释就是为了防止黑产刷咖啡券。在技术层面，反黑产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向用户搜集足够多的数据，通过社会工程学和机器学习寻找两个用户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可能，并提高黑产创造一个虚拟用户的可能——而这正是被普通用户所厌弃的。用户有可能会说“我不需要那些促销和羊毛，那能不能不搜集我的数据”，这看似是一个很合理的诉求。但实际上是，即便是到了 2019，各类营销活动对互联网企业收入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如果一个企业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向善”，则可能导致其在商业竞争中输给那些继续“作恶”的公司。

想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问题。在此前关于数据隐私问题的讨论中，并未能将企业所面临的黑产问题摆到明面上，这很难让我们得出真正的答案。因此，当互联网这一技术革命的顶峰刚过，更有效的方式并非鲁莽的解决问题，而是更清晰的定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清晰定位，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比如没有医疗广告的搜索引擎，没有信息噪音的社交网络，不会侵犯隐私的推荐算法。但无论是产业互联网还是科技向善，都不一定能解决互联网行业所面临的本质问题。

因为一场技术革命一旦进入到真正的下半场，我们所能做的就不再是防止曲线向下，而是如何让曲线变平滑。这也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见长的硅谷，早在几年前便开始将重心移向新能源与生物基因等全新领域的原因。

By 赤潮AKACHIO

1992 年，尼尔·斯蒂芬森在他的小说《雪崩》中对未来技术进行了一番赛博朋克式的探索：移动计算、虚拟现实、数字货币、智能手机和增强现实等赫然在列。

二十多年后，这部小说成了硅谷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许多工程师、企业家、未来主义者和极客将《雪崩》视为对当今科技领域的绝佳预言。

也正是它，催生了人们对 Metaverse（元宇宙）的热情。

现在，Facebook 掌舵人宣称，他们将不再是一家社交公司，而是会成为一家“元宇宙公司”；微软 CEO 在主题演讲以及最新一季财报电话会议上宣布，自己将建立一个“企业元宇宙”；Epic CEO 和 Roblox 创始人也都深信：Metaverse 将带来与电话、互联网同等规模的变革。

一时间，太多人开始竞相追逐这个所谓的新世界。

本文将基于《雪崩》小说本身讨论三个问题：《雪崩》中的“元宇宙”究竟长什么样？它为何引发大家广泛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的到来？

《雪崩》与并不美丽的未来新世界

照大多数媒体的描述，Metaverse 对崇尚思考未来的人有着近乎致命的吸引力。不过，我们也该回头仔细思考“元宇宙”的最初来源。

“元宇宙”诞生于《雪崩》这部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的美国，身兼黑客和披萨送货司机双重身份的男主人公 Hiro，无意间让雪崩病毒感染了自己的朋友（也是元宇宙中一个极端重要的人物），导致后者虚拟身份崩溃和不可逆的脑部伤害，就此他开始寻找真相的历程。

我们暂且略去情节，聚焦在作者对未来世界的刻画上：全球经济崩溃后，美国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这里开始由私营企业和特权阶层统治。中下层劳动力被迫找寻各类“怪异”工作维持生计，而富人居住在有枪炮和军队保护的完全封闭的社区。

好在，这里有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环境，为绝望国家里的所有人提供一个机会——短暂逃离无法忍受的现实。

“这个虚构之地，就是元宇宙。”尼尔·斯蒂芬森写道。

元宇宙的大部分建筑是沿着 The Street 开发的，The Street 是一条长达 65536 公里（2 的 16 次方）的巨型通道，环绕着整个虚拟世界。这个世界的用户选择一个头像来代表自己，更高分辨率意味着成本更高，因此，即便在虚拟世界，人们也有了阶层之别。

那么，人们在元宇宙中做些什么？

和现实一样，The Street 是不断发展的。开发商会在主干道的基础上建造新的街道，以及各种特殊建筑物、公园、地标，人们还可以去自由战斗区互相“猎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虚拟世界里有一类人，被称为“石像鬼（Gargoyle）”，由于过分沉迷其中，他们选择让自己永久待在这里。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在现实世界中永久毁容。在《雪崩》出版后的十几年，“石像鬼”一直被视为对电脑/手机屏幕成瘾陷阱的预言。

在斯蒂芬森的笔下，未来的元宇宙是一个令人上瘾、充斥暴力的地方。种种黑暗设定，在这个概念的鼓吹者所吟颂的元宇宙赞歌中，并没有提及丝毫。

2021 年 3 月，美国游戏平台 Roblox 在纽交所上市，点燃了 Metaverse 这个诞生于 1992 年的概念。一时间，众多游戏公司、社交应用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远程协同办公都开始硬蹭 Metaverse。

Roblox 是 Minecraft（我的世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两者同样提供了像素风格的开放世界沙盒，而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 Roblox 提供了更复杂的开发工具，并允许玩家出售自己设计的玩法来赚取真正的钱，这也使得它被认为比 Minecraft 更像 Metaverse。

Metaverse 被译作“元宇宙”，它不是一种游戏，而是在赛博空间创造另一种宇宙的尝试。它可能有游戏一样的界面，现实世界一般的物理引擎，可以长期真实存在的经济系统。它可能没有固定的道具，因为一切道具都是玩家自己创造的，就像现实世界一样。它甚至可以没有固定的玩法与故事，因为一切的历史也都是玩家自己书写的，就像现实世界一样。

但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在这些新创元宇宙中，赛博上帝有能力无时无刻不监视并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资本与监管不能操纵现实世界的物理定律，但在 Metaverse 里它们可以。

而操纵与监管技术就像小说中的一把枪，它一旦出现就必然开火。1Metaverse 里可以下蹲么？

2019 年 5 月 7 日，央视报道网络游戏《我的世界》中，部分用户利用游戏各项功能发布涉黄信息，被众多家长举报。

“一个全是砖块的像素游戏，怎么涉黄？”

这是几乎所有网民看到新闻标题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问题。

但在详细的报道中，《我的世界》中能涉黄的功能非常多了，除了正常的聊天涉黄之外，游戏对玩家道具命名、房间名称等方面的拦截机制不尽完美。

最离谱的是，有疑似性变态者开房间后吸引玩家进入，然后再用自己的角色反复蹲起来模拟不可描述的行为。这种赛博强奸尽管不会对儿童造成生理上的伤害，也不是游戏设计者能预先想到的，但任谁看了也都会觉得非常不适。

文字性的显性涉黄是非常容易治理的，但反而是这种“赛博强奸”的治理却极为困难。

你究竟怎么判断一个在 Metaverse 中反复下蹲的人是在性骚扰，还是在舞蹈呢？或者换一种问法，如果在一个 Metaverse 中是被禁止蹲起的，那么它还能被称之为 Metaverse 么？

Metaverse 的最大卖点在于，“它不是一款游戏，而是另一个世界‘’。

人们可以在里面摆脱游戏设计者设计的玩法，探索出自己的生存方式。因此， Metaverse 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玩家能在里的体验比其它游戏更真实和自由。玩家不止要能移动、奔跑、跳跃，还要能蹲下、躺下、托腮思考、与周围的一切互动再被反互动、要能在世界中留下痕迹，这些痕迹还要能对其它玩家产生影响。它的金融系统要能支持玩家间的自由买卖，它的物理引擎要让玩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到达不同的地点甚至是重新定义地图。

基于这种模拟，Metaverse 才有机会让玩家自己创造出游戏设计师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的创新玩法。

以 Minecraft 为例，这是一个用砖块组成一切的游戏，它没有任何官方既定的主流玩法。一切就像是 70 后、80 后小时候在路边玩的沙土与泥巴。

但这同时意味着，就算是所有可以直接传递内容的功能（比如聊天、私信和道具命名）全部被删除，人们依然可以直接用方块拼成足以构成对儿童威胁的信息。

比如最简单的——堆个生殖器。

2016 年，加拿大警方破获一起未成年人用 Minecraft 传播儿童色情的案件

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人都有用路边的泥巴捏个人体器官的自由。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先锋艺术，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有些恶俗，但只有你真的把这种艺术作品摆在学校门口才会引起公愤而被家长迅速捣毁。

然而在 Metaverse 中，一切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

在现有的 Metaverse 里不存在愤怒的家长，也不存在正义的警察，它的治理与现实世界中由执行力形成的“治理均衡”不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只存在一个强而有力的“赛博上帝”，也就是 Metaverse 投射到现实世界中运营游戏或 App 的企业。

“赛博上帝”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会对它有不切实际的诉求。

具体来说，就是当有足够多的孩子在玩《我的世界》的时候，家长们的诉求就不再是摧毁一个情色艺术品，而是要求企业想办法禁绝所有可能与情色相关的表达出现的可能。

任何人对任何内容的怒火都会以 Metaverse 之外的某种形式直接冲击这个实体本身，迫使它做出越来越保守的决定。

这种全知全能的监控能力要么不出现，一旦出现，它就只有被滥用这一种可能。

这当然能保护孩子，但也伤及了那些正常进行创作和表达的人。Metaverse 也会逐渐成为无鱼的至清之水。比黄网还严格的 Metaverse

Minecraft 并不是第一个遭遇监管危机的 Metaverse 应用，Metaverse 应用也不仅在中国会遭遇监管危机。

2003 年，网络游戏《第二人生》，该游戏是全球第一个大型元宇宙实验。与当时众多玩法固定的网络游戏不同，它是一个开放的、没有固定玩法的虚拟社交体系，并融合了模拟人生、模拟城市的一定元素，使得人们可以真正的在互联网世界中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旅程。

该游戏内部包含一整套经济系统和开发工具，玩家可以利用游戏内的 3D 建模工具和 Linden 脚本语言创造游戏中此前从未存在的道具、玩法、生物、建筑、载具等。这些内容还可以通过 Linden 在玩家之间自行流转。

与别的游戏中，“氪金”是向游戏生产商购买一件已经存在的皮肤或道具不同。在《第二人生》中，玩家购买的衣服可能是被别的玩家生产制造的，而收取 Linden 币的也不是游戏开发商而是其他玩家。

由于 Linden 实验室承认居民创造物的版权，再加上 Linden 币可以在黑市中与美元双向兑换（官方仅提供单向销售），因此在《第二人生》里迅速出现了生产虚拟物品的虚拟企业。

比起《赛博朋克 2077》，《第二人生》里的捏鸡系统可复杂多了，而且还有专门售卖不同赛博鸡的虚拟企业。直到 2020 年，每月还有新的赛博鸡在上架。

但随着媒体的报道和上线人数的激增，《第二人生》中的色情与非法问题开始渗透到现实世界。Linden 实验室也在现实世界中遭遇到了官司。因为，既然存在于《第二人生》中虚拟企业是可行的而且可以与现实世界互动，那么虚拟黑帮，虚拟恐怖组织就同样可以存在和发展。

比如，《第二人生》承认玩家在该游戏中创作的物体和内容拥有物权和版权，这显著增加了该公司作为诉讼被告的可能。事实上，曾有一个专注于生产《第二人生》虚拟道具的玩家，起诉了 Linden 实验室，迫使后者调查另一名玩家对自己制作的虚拟情趣用品的盗版行为。

到 2006 年，游戏的运营公司 Linden 实验室不得不要求所有登录《第二人生》的玩家必须提交一个经过认证的 Paypal 付款帐户或信用卡帐户。

虽然《第二人生》的主服务器一直保持低审查的策略，但从 2006 年开始他们从主服务器（Main Gird）中分裂出了青少年服务器（Teen Grid）。

该服务器严格审查服务器内的一切行为和内容以确保其维持在 PG13，并还曾经实施过中国家长梦寐以求的服务器宵禁——只有太平洋时间的中午 12 点到晚 10 点之间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比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实名制法规《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要求“后台实名，前台自愿”早了 9 年。

然而，《第二人生》青少年服务器的结局并不好。2011 年，Linden 实验室宣布将会关闭青少年服务器，青少年服务器内所有玩家的数据将被冻结合并，直到玩家年龄超过 16 岁后，才能在主服务器中取回自己的财产。

这种粗暴的监管方式几乎让人对 Linden 实验室允诺的“另一个世界”感到失望，同一时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网络的崛起也拉走了那些原本试图在《第二人生》中构建另一个社会的年轻人。

在之后的多年里，Linden 实验室经历了多次裁员，重心转向 VR 项目 Sansar 的研发。直到 2019 年，Metaverse 成为资本风口， Linden 实验室才宣布将重新聚焦《第二人生》的后续研发。

然而在 Linden 实验室做出强监管的那个时间节点，它在现实世界中所受到的公众压力可想而知。3治理均衡与灰度生态

1785 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提出“环形监狱”的概念，这种监狱顺序允许一个警卫监视所有的犯人，并且犯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在被监控。

监狱本就有监察犯人的合法性，但以环形监狱的形式监察犯人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对于罪不至死的犯人来说，这并不合理。这才是环形监狱之所以被人诟病的原因。

古巴一座被废弃的环形监狱，现被当做环形监狱模型、博物馆保留。仅需一个警卫在中心的瞭望塔，即刻监视所有犯人。

事实上，现实中的社会既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一个温室，而是一种在治理均衡下的灰度生态。

比如，城管不会随时监视违法摆摊的商贩，也不会对高峰时段屡次占道经营的人视而不见。在长期的猫鼠游戏中，达成的其实是一种既能满足市民购物需求又能满足交通顺畅与市民便利购买果蔬之间的灰度状态。

再比如，盗版光盘和盗版纸质书对版权方的伤害远小于互联网时代的盗版。因为尽管前者更难以被监管，但前者也同样难以大规模传播。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购买盗版光盘和购买纸质书都要“看运气”，盗版光盘厂与盗版书厂也面临着较大的刑事风险。但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用户都可以成为盗版传播的源头，这大大加速了盗版传播。在互联网之前，盗版“信息普惠”作用与“侵害作者利益”之间也形成了灰度地带。

同样的，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未成年人不能直接从正经渠道（比如电视）中获得色情、暴力或极端信息。但他们总还是会路过那些有不良书籍的摊贩，路过成人用品商店，以及被那些“坏同学”耳濡目染，逐渐的进入成人世界——这更符合自然的成长逻辑，因为人类并不是在 17 岁当天的 24 点一瞬长大的。

但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治理均衡和灰度生态均被打破。

一个没有纳入监管的电商卖家就能售卖几十亿的违禁商品，一个盗版网站就能让版权方损失超过一半以上的预期收益，一个漏网的黄色网站就能让初中生在接下来的 2 小时成为“大人”。这也成为了对监管和各大平台违规内容赶尽杀绝一丝不留的“依据”。

“管管孩子，救救游戏”与“管管游戏，救救孩子”之间的激烈冲突，其实是这种治理均衡在互联网领域完全失灵的一个表征。在 80 年代，一本“武侠小说”能让孩子废寝忘食一周，但一个没有防沉迷系统的游戏可以让孩子沉迷数年。

互联网大幅压缩了信息灰度传播的可能，你不可能构造一个让成年人获得少量成人内容的网络环境，这一点与上文谈到的 Metaverse 中的治理困境相同，要么全员恶人，要么一点没有。

分级无益于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分级，在执行层面存在严重问题。

欧美在实体出版物领域建立起的分级制度在互联网普及后几乎对未成年人完全无效，未成年人可以使用几乎所有渠道全量取得任何自己想要看的色情内容。这种情况其实并不能难理解，未成年人去购买一本实体“黄书”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他要找到愿意违法向未成年人出售的商店，要有足够的私密空间来藏匿黄书，还要有不被父母和老师发现的时间来阅读。

而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之后，他所能获得“不合时宜的信息”仅仅是一本书的量。

而对于任何登录色情网站的未成年人，只要在初次登录被问及是否成年时点击“是”，就再也不会有任何阻拦（信用卡验证只出现在购买会员的环节）。而且就算是加上信用卡年龄验证，效果也不会太好。我们可以参照在中国的游戏领域，有多少孩子是在使用家长的帐号在游戏中沉迷和消费。

很多看禁书长大，但觉得自己三观“没有长歪”的 80 后开明父母，可能并未意识到黄网与自己小时候在限制条件下获得的黄书在信息规模和对儿童的影响方面完全不同。
英文社区 Reddit 在访问 18X 帖子或板块时所弹出的提示。这代表了欧美互联网分级在执行层面的典型状态，突出一个“掩耳盗铃”。

因此分级制度基本上是默许了尼尔·波茨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对电视机的批判：让初中以上的孩子一次性成年。

但不分级情况下，中国模式的弊病大家也都深有体会。它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一个无菌温室，导致所有的成年人都感到痛苦。

可以说，两种模式都没能成功还原出现实世界中的治理均衡与灰度生态。而对于 Metaverse 来说，它越是倡导“自由度”就越是容易让我们撞上治理的“空气墙”。

比如，一个最奇葩的现象是：我们可以在游戏中互相攻击，却不能在游戏中互相辱骂。

在海外，《堡垒之夜》一直比《绝地求生》更受青少年人的喜爱，这是由于许多欧美的青少年将《堡垒之夜》当作一个赛博操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少子化的日趋凸显，城市中供青少年自由安全玩耍的角落正在变少，《堡垒之夜》丰富可互动的主场景则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补充。许多欧美年轻人在这款游戏中根本不会理会游戏的主要目标（战胜对手），而只是与一群好友在游戏场景中玩一些彼此之间的互动游戏，比如踢球、赛跑、捉迷藏。

《堡垒之夜》中存在的建造系统，让青少年玩家更能挖掘完成比赛之外的玩法

然而，在这个赛博操场上，遵循着一种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逻辑：你可以朝着玩家开枪，因为这是游戏的正常玩法。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 Fuck，否则你的账号就会被封禁。

说脏话是错的么？当然是错的，但青少年有权利在知错的情况下犯错，并承担被父母或家长抓住后的结果。

在物理世界的反馈链条中，青少年可以学会在什么场合、什么人群下以什么形式表达愤怒。而在赛博空间内，由于 Metaverse 上帝的存在，这种天然的社交学习过程被打破了。

我们尚且不知道，在这种如同环形监狱一样的赛博温室中成长意味着什么。

但遗憾的是，00 后似乎已经没有选择。跑步进入环形监狱

在治理均衡问题解决之前，越多的人将越多的时间投入到 Metaverse 中，则会带来越大的冲突与矛盾。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完全分布式的 Metaverse。

有两个影视作品可以解释现有 Metaverse 和分布式 Metaverse 的差异。一个是美国科幻电影/小说《头号玩家》中的绿洲，另一个是日本科幻动画/小说《刀剑神域》最初反派角色茅场晶彦死后的各个游戏世界。

这两者的区别是，绿洲尽管是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开放世界，但实际上它的游戏基础规则和各种权限受到绿洲公司的直接控制。理论上如果不是该公司的创始人故意留下控制权线索，主角一行人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带领平民玩家在绿洲的世界中翻盘。

最终《头号玩家》里绿洲的改善也依赖于成为新执剑人的主角韦德在道德上的驱动力。

当韦德最终取得了绿洲的控制权，决定在之后让绿洲服务器每周关闭两天让大家“回归现实世界与家庭生活”时，也从未考虑过那些根本不想回归现实的人，比如绝症患者的感受。韦德成了新的赛博上帝，但他依然受困于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

仰仗于主角团道德的绿洲能保持多久的科技向善是个问号，因为在原作设定中绿洲之所以会陷入向恶，本身也是由于绿洲上一任“上帝”死亡造成的权力真空。

而一旦“赛博上帝”本身更倾向于“向恶”，我们将面临比现实世界中更严重的操控与剥削。

以绿洲为模板的 Metaverse，过于依赖单个机构或个人道德水平和监管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没有任何机制性或技术性的方式保障乌托邦的长久存在，才是这些乌托邦违背初衷的原因。

这与现实中目前热炒的 Metaverse 早期概念产品，Minecraft（我的世界）、Fortnite（堡垒之夜） 和 Robolx 所面临的困境是完全一致的。

Robolx 从 2017 年起接入了第三方公司 Community Sift 的“人类互动审核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实时和手动追溯惩罚的方法保障未成年人的游戏纯净性。

Minecraft 因允许建立个人服务器因此稍好，但它仍然不是能被任何人所修改的开源方案，也没有任何强制力量约束微软在将来始终允许 Minecraft 私人服务器的存在。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 Metaverse 目前全部由并不受到公众信任的科技巨头所持有。

而在《刀剑神域》中，最初的游戏开发者茅场晶彦作为邪恶 BOSS 死亡后，主角开源了整个“刀剑神域”虚拟世界的游戏资源与底层代码。在这样的前提下，之后几季的故事中，技术与应用的路径朝着与绿洲完全不同的路径发展——

在《刀剑神域》的后续世界观中，不同的企业、单位、组织甚至个人，通过开源的代码架起了拥有完全不同规则和玩法的小世界。但他们之间又遵循统一的接口进行用户数据的传输和保管。虽然有企业或组织能够控制单一的小世界，但没有人能控制用户分身在不同世界之间的流转。

分散的 Metaverse 能确保它像现实世界一样形成某种治理与信息的均衡——审查者不可能一次消灭所有的“不良信息”，但同样的人们也无法一次性获得所有“不良信息”。这种均衡状态下，能使 Metaverse 在信息流动和社会形态上更像处于灰度纯净的现实世界，既满足了创作表达，又满足了社会安定。

但想要达到这种分布式、均衡式的 Metaverse 却难上加难。Metaverse 之所以在 2020 年成为新的风口，是因为技术力的发展。经纬创投在其早前发布的文章中直言：

首先，技术成熟度的拐点似乎已经到来。Metaverse 所需要的 VR/AR/MR、AI、NLP、计算机视觉渲染、云端虚拟化、脑机接口等多种技术，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这为Metaverse的落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连串的技术贯口儿里，没有一个技术不是依赖中心化互联网或资本巨头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各类堆料型技术的进步，成为了这一轮 Metaverse 风口的主要推动力，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互联网的中心化和寡头垄断化。

而真正的去中心化的 Web 3.0，却仍处于复刻一个微博都不能成型的困难阶段。

那么，我们真的要在现在进入 Metaverse 时代么？

《黑镜》S04E01 《联邦星舰卡里斯特号》，描绘了一个我们可能将会面对的 Metavese 世界，如果你对本文讨论的话题有更多兴趣可以去看看。

By 赤潮AKASHIO

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8日，在一年一度的 Facebook Connect 开发者大会上，马克·扎克伯格正式宣布，创立于 2004 年的 Facebook 正式更名为“Meta”——也就是“元宇宙（Metaverse）”的那个“元”。

靴子落下来了。不要面子的小扎，笃定要玩一把新概念给 SNS 续一波命了。

Facebook 的更名似乎对元宇宙概念来说并不是好事，它甚至是某种象征，它给了火热近一年但至今仍然没人能解释清楚的元宇宙概念浇了一盆冷水。

随着更名事件在中英文世界刷屏，除了极端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人们普遍对元宇宙的批判大过了期待。在微博和 Twitter 上元宇宙成了许多段子嘲讽的对象。但正如没人能说清楚什么是元宇宙一样，就连批判元宇宙似乎也无的放矢。

毕竟，你似乎是永远打不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新东西。

本文共 19572 字，大约需要阅读 35~50 分钟。先上结论，我们认为：

元宇宙=2010 年代的过时技术风口+1990 年代的复古科幻概念+08 年次贷危机般的金融创新。

元宇宙中无创新

扶不上墙的 VR

去网上搜一下，你会发现不同机构画的行业图谱差异巨大，但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囊括了过去 5 年吞噬了大量融资，但市场化失败的技术。

VR 几乎是这一特征的代表性技术，其次是去中心互联网，其它的后面我们也会稍稍谈到。

以扎克伯格为代表的“元宇宙”新贵，纷纷把 VR 视作 metaverse 的入口。尽管在演讲和 PPT 中留下了“其它设备也可以接入”的后手，但有“沉浸感”这个大前提摆在前面， VR 对元宇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如今提起 VR，许多人的直观印象不外乎就是“昂贵”和“眩晕”，以及“复杂”衍生的“吃灰”。自从 2016“VR元年”的泡沫破灭之后，整个 VR 行业马上陷入了缓步增长苟且偷生的过冬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撑过五年苟活至今的主流VR产品，真能撑起画饼大过天的“元宇宙”吗？

答案并不乐观。

首先要明确一点，从 VR 由热转冷的五年时间里，诸如“VR 眩晕”以及“VR成本高昂”的唱衰论调，都属于典型的以讹传讹：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抱怨 VR 让自己天旋地转，原因不外乎就是一上来接触了粗制滥造的 VR 手机盒子、连接 VR 设备的 PC 配置不足导致画面卡顿掉帧、用站姿而非坐姿进行体验以及早期 VR 设备确实存在的舒适度缺陷（后文详述）；

至于硬件成本，在过去 5 年更是随着 VR 一体机的普及不断下跌，如今的主流 VR设备，入手价格已经和非旗舰的主流中端手机相差无几，且无需高配 PC 也可以独立运行，使用与沉没成本大大降低。

但即便如此，凭借现如今的主流 VR 硬件水平，想要胜任“元宇宙入口”的重任，依旧是力有不逮的：想象一下，一个 500 克左右的塑料盒子紧紧箍在眼前、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颧骨上方、密不透风的盒子散发的所有热量都被厚厚的海绵聚拢在双眼周围的感觉吧——无处排遣的闷热让人头晕脑胀，汗水淋漓的朦胧视野更是让所有提升分辨率的努力付诸东流。

从五年前开始，这种丝毫谈不上惬意的体验就彻底败坏了 VR 产业的声誉，诸如“显示分辨率不足制约 VR 发展”以及“VR 必晕”一类以讹传讹的论调，就此流行起来。

不仅如此，在最基本的产品设计方面，现如今的主流 VR 设备，和 5 年前的主流 VR 产品相比，基本形态几乎可以用“原地踏步”甚至开倒车来形容：

这是 2021“元宇宙元年”的代表性 VR 设备——Facebook（现在应该叫 Meta 了）出品的 Oculus Quest 2；

这是开启 2016“VR元年”的主流VR设备——Facebook 收购并出品的第一代消费级VR头显套装，Oculus Rift。

暂且不论外接配件，单从我们能接触到的部分来看，一个密不透风的塑料盒子+两个环形外轮廓的无线手柄，这就是从五年前到现在，主流 VR 厂商带给我们的一切——至于实际体验，基本就是用遥控电视机的姿势悬腕操作两个鼠标，灵活度尚可，准确度需要适应，便捷性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自如，疲劳值倒是涨得飞快。

没错，2021 年的新一代产品确实包含了手势追踪机能，但如果这种解放双手的操作真有那么好用，为何还要标配两个无线控制器？答案不言而喻。

这还远远不是重点，更大的问题在于，尽管连接 PC 的 VR 设备作为演示机在 2016 年成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的目光，但在意识到 2016 年的主流 PC 配置很难兼顾 VR 体验的画质与流畅度、C 端用户想要玩得爽必须砸钱升级 PC 硬件的事实之后，相当一部分 VR 厂商放弃了 PC，选择了除去便宜一无是处的手机 VR 盒子路线，创造出了“直接把移动平台芯片封进 VR 外壳”的所谓“VR 一体机”——这股潮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2021 年标榜“元宇宙入口”的主流 VR 设备，基本都是这个调调。

显而易见，哪怕是和同时期的主流 PC 平台相比，主流移动芯片的运算和图形性能都不在一个量级上；然而，尽管从最基础的画面帧率到攸关互动体验的空间定位性能全面劣化，凭借便宜的优势以及卖力的宣发推动，VR 一体机依旧占据了消费端市场，成为了 VR 行业的新主流。

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大趋势下，“尽快追平 2016VR 元年树立的产品标杆”变成了这些主流 VR 厂商的最高任务；时隔五年之后，这些尚未被淘汰的 VR 一体机厂商，终于用捉襟见肘的预算和各种取舍，在一个全面缩水的硬件平台上，勉强实现了五年前 PC 平台 VR 设备的基础功能：

五年前的 Oculus Rift，拥有 1080 x 1200 的单眼分辨率、90Hz 的标准屏幕刷新率外加精度不错的 Outside-in 六自由度空间定位系统；

五年后现如今的 Oculus Quest 2，拥有 1832 x 1920 的单眼分辨率、90Hz的常规屏幕刷新率，外加只要不超出摄像头范围那效果就还可以的 Inside-out 六自由度空间定位系统；

与此同时，五年的时间并没有让 Oculus Quset 2 实现理想中的轻量化，超过 500 克的机身重量甚至比470克出头的初代产品表现更糟；

而在瞳间距调节这种攸关舒适度的细节上，Oculus Quest 2 的表现同样比不过五年前的初代主流VR设备，至于发热这种只有体验过才会叫苦不迭的头号难题，只能说，和 Oculus Quest 2 短暂的续航时间算是绝配。

然而，即便做出了这么多的取舍，最终成功实现“成本控制”单一目标的主流 VR 一体机，依旧远远算不上能让业界满意的硬件平台——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对于那些不得不转投 VR 一体机的内容开发者来说，他们不得不降低自己作品的视觉效果甚至压缩删减内容来满足这个瘸腿平台的性能需求。最终，这种削足适履的局面，导致了两个十足黑色幽默的结果：

一方面，尽管收买过不止一家内容团队砸下过大笔资金，时至今日，Oculus Quest 2真正有资格做为招牌吹嘘一下的VR游戏，只有《Beat Saber》一款而已；为了彰显自家 VR 平台前景远大，Facebook 甚至还收买了一批经典但上市至少也有十年的游戏IP，计划用不止一份 VR 冷饭壮大声势——Meta “元宇宙”的始发平台要靠这种陈年把戏来撑场面，真不知是可笑还是可悲。

另一方面，即便凭借低廉的价格吸引了一批萌新，但作为 VR 一体机，Oculus Quest 2 孱弱的性能外加并不丰厚的游戏阵容，并没有让热度维持在理想的高度上——最终，玩家手中的 Oculus Quest 2 要么吃灰遇冷，要么就是被用户彻底抛弃“移动VR”的无用噱头，连上 PC 去玩 SteamVR 的游戏。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五年前的起点，也算是一种轮回。

总之，整整重复造了 5 年轮子，且 5 年后的主流轮子，还真不一定比 5 年前的主流轮子更出色更好用，这就是承载“元宇宙”入口重任的 VR 产业面临的现状——而对于“元宇宙”来说，这还远远不是麻烦的全部。

掩耳盗铃的去中心互联网

五年的发展换来寥寥无几的迭代进步，作为独立终端，VR 一体机显然跟不上“元宇宙”新贵们的画饼力度；为了避免作茧自缚的歧路技术拖自己野心的后腿，新贵们高调打出了“分布式”的底牌，仿佛只要把“元宇宙”化整为零，一切麻烦都可以自动解决。

由于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火热，去中心网络几乎成为元宇宙行业图谱中第二重要的一项应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已更名为 meta 的 Facebook 公司曾在 2019 年宣布了其去中心数字加密货币项目 Libra。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商业公司在数字加密货币领域的尝试。

与去中心的加密数字货币不同，去中心互联网给了人们另一个许诺：用户将获得对自己网络行为和财产的完全控制权，我们每个人都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而非被算法、平台和资本操控的互联网世界。

哦，听上去真是太棒了。

幻想类作品当中有个叫 Phlebotinum 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不管逻辑原理，遇上问题找它就能通通解决——《沙丘》的美琅脂（香料）和《星球大战》的原力都是这种东西。那么，这种虚构作品里的便宜事，在真实世界当中能不能成立呢？

很遗憾，2021 虽然是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年份，但它的基调依旧是冷冰冰的现实：去中心化的加密数字货币短期内也许不会死，但摆脱传统资本+主权控制的去中心化互联网短期内也实现不了。

比特币网络从 2008 年开始，已经稳定运行了13年。尽管有许多主权国家先后尝试过摧毁比特币网络，但从未成功。

然而这种分布式金融网络的成功，基于金融应用本身对网络资源的低消耗。众所周知，用最最简化的逻辑来描述：去中心意味着冗余，冗余意味着成倍的消耗资源和成本，而成倍的成本意味着对资本更大的依赖而不是更少。

说的详细一点，目前，普通的，可民用的非金融性分布式网络分为两个路径，一部分是纯粹的分布式网络，比如 ZeroNet、I2P 和 IPFS 等。这种模式下，构建一个网络应用的全部技术都需要分布式，包括存储、计算与传输。在另一种模式下，比如使用以太坊构建的一系列 Web 应用，这些应用仅对关键技术进行分布式以试图解决一些中心化网络的问题。

这两种模式分别面临两种不同的发展困境，我们先来否定第二种，第二种的本质就是掩耳盗铃。在中国 Web 3 圈有一个非常恶毒的鲁棒性测试，就是一个 Web 3 应用不管吹的多么天花乱坠，唯一检测它是否靠谱的方法，就是把它举报到网信办，看看它是否会因为涉黄涉政被封掉。

在这种测试，或类似的监管情况下，第二种模式是不堪一击的。

因为传统主权国家和商业机构对互联网应用的控制，遍及互联网技术的每一个链条。除非你将应用的构建、数据的存储、云计算、分发以及用户的每日触达的每个环节都分布式，那么你的分布式应用就没有任何意义。

比如使用以太坊似乎可以逃避主权国家关于支付和金融监管的各项规定，但是上如果你的交易量足够大，你的域名、服务器等非中心化的部分就会被查封，你的公司实体就会被关闭，你自身甚至会因为违反证监会或 SEC 的相关规则而锒铛入狱。

以上例子并不针对中国，在美国和任何监管完备的国家同样适用。

相比之下，第一种似乎更能实现分布式网络本来的诉求——创造真正由每个用户个体自己所控制的互联网。

然而，这种模式的难点是，既然它完全被用户所控制，意味着它完全依赖用户的资源来构建，因此易用性极低。

我们以微博为例，知乎上曾有人推算微博在 2011 年全年生产的数据为 370T（知乎问题：新浪微博每天几亿用户产生上万G信息是怎么储存的？），这一数字在进入视频时代之后有爆炸性增长，但我没能找到更新的数字，因此我们就以 2011 年的数字来计算。

尽管看起来这个数字对于一家互联网企业来说并不算大，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仍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我们要以纯粹分布式的技术构建一个微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用户端存储这 370T 的数据。并且是以复数的形式存储，因为我们不能保证用户是实时在线的。

为了保证这 370T 的数据随时可被任何地理位置、任何时区的用户访问，每条数据可能要至少在 100 个 用户那里被存储，因为与 24 小时高质量在线的中心化数据中心不同，用户可能随时离线。这意味着，即便这份数据被 100 个用户存储，任何一个时间点可访问到的数据源可能也只有其中的 10 个。

那么，存储需求会迅速膨胀到 100 倍，也就是 37000T。

考虑到根本不可能有普通用户会贡献出 370T 的存储空间，因此实际的情况是每份完整数据，大概需要被存储在 740 个愿意贡献出 512G 空间的用户那里。这意味着想要稳健的以分布式存储这一年份的微博数据（100 倍容错），需要至少 74,000 十分慷慨的做种用户。

而实际上，这还只考虑了存储的问题。还记得经典版微博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嘛？是明星出轨时的扩容问题，也就是带宽与计算性能问题。

由于目前主流的民用宽带均为不对等带宽，实际上 74,000 个普通用户所提供的上传带宽，根本不可能满足微博用户日常的浏览需求，也就是说这些数据虽然被安全的存储了，却不能被实时预览。体现在用户体验上，就是这个分布式微博的“卡顿”和“炸”将成为日常。

事实上，分布式的微博一直存在于上文举例的 ZeroNet、I2P 和 IPFS 中。但由于易用性问题，即便是在 Tumblr 扫黄和川普卸任时引发的百万人卸载 Twitter 这种大规模的“数字迁徙”中，普通用户也绝不会选择这些易用性差但“真正属于自己”的互联网应用。

他们只会从一个中心化的坑，跳进另一个中心化的坑。

因为实践证明，互联网应用的易用性才是互联网普及的真正原因，如果互联网为了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上的执着而降低易用性，那么大多数人的选择只会是“不用”。

回到去中心互联网与元宇宙的关系上，去中心互联网自己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在元宇宙中可以被解决吗？

不可以。

甚至恰恰相反，元宇宙中精致的模型，海量的数据和庞大的计算量都会要求更加集中化成本更低的云形态，这一点与 Web 3 所能解决的完全相反。

推出的 Libra 在经历了几次白皮书修改和更名后，至今也处于难产状态。与它的 VR 业务一样，属于“你做的很好，但不要算进估值哦”的业务。

元宇宙是找不到出路的技术合集

元宇宙技术之坑，何止是 VR 与分布式网络。

要估测这个坑究竟有多深，首先，我们要找一张元宇宙行业图谱出来，看看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节点之外，还有哪些技术被包进了元宇宙概念里。

除了 VR 和分布式网络这两个产品形态最明确，槽点也最详细的概念技术之外，在目前的元宇宙技术图谱上，其它相对没那么清晰的技术和概念节点，基本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其一是类似 Phlebotinum 的画饼，其二是根本不能自洽的忽悠。

首先是 Phlebotinum 类。正如前文介绍，这个概念基本可以理解为“万金油”，也就是不必纠结细节，一经启用立刻解决一切麻烦的技术玄学——除了前面提过的分布式网络，“元宇宙”技术图谱上的 Phlebotinum 节点，还包括这些：

“有 AR 就好了，AR 好了，元宇宙就好了”；

“有 5G 就好了，5G 好了，元宇宙就好了”；

“有物联网就好了，物联网好了，元宇宙就好了”。

一条一条来。首先是 AR，不可否认，这项技术确实是目前所有移动终端厂商的必争之地，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不管是 iOS 还是 Android，全球所有能够影响市场的手机厂商，都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布局，不仅仅是开发套件和应用环境，产品原型同样屡见不鲜——然而，时至今日，真正投放市场且产生过实际影响力的穿戴式民用 AR 设备有多少？

答案是 0。

直到今天，提起穿戴式 AR 设备，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依旧是起步崩殂的 Google Glass，偶尔还能想起挂羊头卖狗肉结果沦为笑柄的 Snapchat Spectacles，真正能够被 C 端用户——哪怕仅仅是小众市场——接受的穿戴式 AR 设备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谁都不清楚。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过去不止五年的时间里，“苹果即将推出 AR 眼镜”属于年年必有年年落空的谣言，“所有厂商都在等待苹果打响第一枪”同样是心照不宣的传说，至于什么时候落地，大概是“下次一定”吧。

而这种落空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你打开几年前吹 AR 的报告看一下，那里面的行业图谱会涉及不止一个现阶段消费技术领域难以突破的关键节点。这些技术的演进，可能会以 10 年为单位缓慢进步，而按照产业树的演进思路，那些基础技术即便是有了突破，也会在几十年后才会影响到元宇宙。

然后是 5G。相比于画饼多年的 AR，5G 的落地效率明显要高得多，但时至今日，在 C 端市场 5G 网络究竟能有什么价值，争议依旧没有停止——“5G 拯救 VR 行业”乃至“5G 开启 AR 时代”的论调之所以会甚嚣尘上，显而易见，这些属于未来的愿景最适合用 Phlebotinum 买单。

但必须指出，暂且不提八字还没一撇的穿戴式 AR 设备，即便已经实现了理想中的 5G 网络覆盖率，现阶段的 VR 终端能有多大进步，依旧存疑——就在今年年初，Google 宣布关闭 Stadia 第一方内容工作室，曾经被创投圈寄予厚望、认为有潜力开启“云游戏”新时代的 Google Stadia，沦落为平台方自己都不看好前途的第三方线上商店。

和之前的消费级 AR 眼镜一样，Google的努力再次浅尝辄止，至于下一位寄希望于云端的选手能不能用 5G 和 AR 以及 VR 在“元宇宙”创造奇迹，不妨拭目以待。

最后让我们看看物联网。和元宇宙已知的 Phlebotinum 画饼相比，物联网在这个技术图谱上的形象几乎是最模糊的，翻来覆去就是“虚实共生”“链接万物”之类的片儿汤话，但问题在于，以“元宇宙”新贵的标准来看，将现实世界屏蔽在外营造出的沉浸式体验，才是元宇宙的“meta”真正的价值所在；

所以说，强调“现实连接”的物联网，对于强调数字化沉浸的“元宇宙”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最符合逻辑的答案，恐怕得等到“元宇宙”的疆域扩展到 AR 领域才能揭晓——这样一来，等于是又回到了最开始的“AR 好了，元宇宙就好了”，又轮到 Phlebotinum 买单了。

除了这些乍看前途无量实则净是空谈的 Phlebotinum 技术节点，在现阶段的“元宇宙”蓝图上，不符合逻辑甚至自相矛盾的愿景丝毫不鲜见，例如沉浸：一方面，沉浸感是元宇宙的核心价值所在，另一方面，达到预期的沉浸感，导致沉迷怎么办？

时至 2021 年，对互联网沉迷，或者互联网对我们生活“包裹”的反抗与管制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特色。在西方社会关于降低屏幕时间、降低社交产品成瘾性和对数字公司免费产品征收额外税费的讨论，并不比中国家长要去关停游戏的呼声低。

不允许沉迷，所以要降低沉浸感？那还要元宇宙干什么，互联网不香吗？

不允许缩水沉浸感，所以放松对沉迷的监管？那按照“元宇宙”新贵的逻辑，某位国产科幻大户已经写好了咱们的未来：

“未来的虚拟世界确实是天堂，在那里面每个人确实是上帝，其美妙是任何想象都难以企及的。我只想像一下那时的现实世界。开始，现实中的人会越来越少，虚拟天堂那么好，谁还愿意呆在苦逼的现实中，都争相上载自己。地球渐渐变成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后，现实中一个人都没有了，世界回到人类出现前的样子，森林和植被覆盖着一切，大群的野生动物在自由地漫游和飞翔……只是在某个大陆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深深的地下室，其中运行着一台大电脑，电脑中生活着几百亿虚拟人类。”——《不能共存的节日》，刘慈欣

当然，肯定也有人想到了《头号玩家》电影的结尾，用“定时断网”的强制手段来避免沉迷——但是，既然我们投入了这么多，最终造出的是一个极有可能让全人类万劫不复的数字敌托邦，干嘛不在一开始就避免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闹剧？互联网还有现实宇宙真的不够香吗？

最后的最后，如果一定要挑出现阶段“元宇宙”技术蓝图最大的逻辑问题，那么显而易见——真正的“元宇宙”，根本就不该让Faceook这种寡头来创造。

无论是《雪崩》还是《玩家一号》，这些为“元宇宙”新贵的愿景PPT提供了展现素材的科幻作品，都包含着一个相同的内核：

和崩溃边缘的糟糕现实相比，流光溢彩的虚拟世界才是躲避一切苦难的归宿；至于这片乐土的创造者，则是一群偏执到近乎鲁莽、相比于盈利更重视内容素质的怪胎，再加上无数认同这些怪胎的Geek。

正是凭借这些不认钱的开拓者付出的不懈努力，门槛极低但沉浸感史无前例的Metaverse（来自《雪崩》）和绿洲（来自《玩家一号》） 才得以正式上线，进而彻底改变了整个互联网和人类社会的形态。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创造“元宇宙”的不再是一群不看重利润只重视用户体验的技术怪胎，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他们要“绿洲”玩家按月缴费，在每个角落设置广告，让用户的隐私和言论自由成为过去式。一旦IOI接手这个游戏，那么“绿洲”将不再是我童年的乌托邦。它会成为垄断企业运营的反乌托邦世界，阔佬们才玩得起的主题公园。——《头号玩家》，恩斯特·克莱恩

IOI 的原型是什么，所有人心知肚明。结果到头来，这些反派背后的原型托拉斯跳出来，彻底无视了技术层面的困难与短板，号称要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原本只存在于虚拟世界中的“元宇宙”——实话实说，放在 2021 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大年，倒也不是什么预料之外的展开。

好了，让我们总结一下吧：

元宇宙的终端入口——主流VR产品难堪大用，主流AR设备八字没一撇，两条腿都是瘸的。

元宇宙的网络架构——分布式网络撑不起这种规模的数据交换量，退而求其次放弃去中心化，等同于剥除了元宇宙的自由本质这个核心卖点。

元宇宙的网络基建——5G更适合AR主场，对VR的意义相对有限，物联网也是一个道理。另外，云技术不是元宇宙的救世主，看看云游戏就懂。

元宇宙的基本逻辑——沉浸感和沉迷互斥，目前无解。

元宇宙的基本立场——目前炒作这个概念的“元宇宙”新贵，在 PPT 上呈现的产品，和他们展示理念所引用的科幻作品原型从根本上就是两个概念；确实存在符合元宇宙开拓者身份立场的游戏公司，但他们对目前的“元宇宙”潮流没兴趣，唯一沾点边的实际行动，就是在自家平台上封掉了包含 NFT 和区块链内容的游戏。

只会比基底宇宙更差的元宇宙

好了，关于“元宇宙”的技术探讨，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从逻辑和伦理的角度出发，由虚拟现实技术编织出的“元宇宙”，真会是比现实世界更美好的数字化应许之地吗？

简单来说，与一个上帝并不存在或已经许久不发挥神迹的基底宇宙相比，存在上帝的元宇宙更令人感到可怕。

现实世界中无论是资本还是政治还是你相信的任何影响世界的神秘力量，在其发力的时候都受到熵的制约。

也就是任何限制、治理、管制，或者你不管叫它好的还是坏的强制力，都存在执行效率的问题。

比特币之所以能在全球主要国家联合剿杀的情况下运行这么多年，是基于一种灰度治理平衡，即现代主权国家无论如何真的很难管控所有曾经下载过比特币钱包的用户。因此，它实际上不能管控一个自然人使用比特币，只能管控一个经济人或法律人使用比特币。也就是各国会不断推出基于比特币与法币之间的交易监管政策，这本质是在管理自己国家的法币而不是在监管比特币。

现实世界中的现代社会虽然一直被法律与规则所拘束，但由于执法效率的问题我们始终处于一种灰度的治理平衡状态。

立法者无论如何也要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和规则都能被严格的精确执行，这既为犯罪者带来了侥幸心理，也为普通人留有人性的空间。

但这个灰度治理平衡，在元宇宙中是另一番景象。

在由企业或国家或任何单一组织控制的元宇宙中，“上帝”同时存在于元宇宙中和我们的基底宇宙中。这意味着，立法者与执法者将透过在基底宇宙中的“有限权利”获得元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它，无论他是谁，将拥有控制一个“宇宙”物理常数与规则的能力。

以最最简单的一则网络礼仪来举例。

现实世界中的法律无法规定“骂人者死刑”其实并不是因为骂人不值得死刑，而是因为以人类当今的技术，是无法实时监控到谁在骂人并进行取证的。但这件事在赛博空间里早有实现，屡次骂人者被禁言或删号从 BBS 时代就是网络通行规则。

但如果我们将一个人的账号视为一个人的数字孪生， 将元宇宙视为如 Shaan Puri 所说的“元宇宙是一个活得更有价值的虚拟世界”，这是不是意味着，“屡次骂人者封号”实际是一项“骂人者死刑”的严酷且可执行的法律？

这样的剧本，其实在过去已经上演过一遍——没错，远在 2021“元宇宙”潮流到来之前，那些早早吞下 VR 技术果实的新贵，垄断统治虚拟世界的野心，早已经暴露无遗。

2014年，时年 24 岁的 Palmer Luckey，接受了 20 亿美元的报价（后来扎克伯格确认，成本实际为 30 亿美元），将自己创立的 VR 品牌 Oculus 打包卖给了 Facebook。考虑到这宗收购的时间点以及交易金额，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 2016 年，Oculus 以及背后的 Facebook，都被创投媒体普遍认为“抓住了通向未来的钥匙”。

——直到 2016“VR 元年”正式到来，舆论形势急转直下。

整整拖延了半年的发货，高昂到离谱的定价，直接让 Oculus Rift 这个“VR 元年”的开启者，变成了2016年最大的输家；

随后，Oculus 的创始人 Palmer Luckey 被 Facebook 扫地出门，John D. Carmack，以及 Michael Abrash，这些曾被寄予厚望用 VR 再次改变世界的计算机图形学泰斗人物，逐渐被 Facebook 边缘化，Oculus Rift 代表的高性能 PCVR 路线，逐渐被 Oculus Quest 系列代表的中低端廉价“移动VR”产品路线取而代之。

改变的不仅仅是硬件。在被 Facebook 收购之前，Palmer Luckey 明确表示，Oculus 的产品路线图不能偏离“开放”和“包容”的原则，正因如此，早在 Oculus DK2 开发者套件流行的时候，就有民间 Geek 实现了“手机+移动电源+DK2 头显”的 DIY 模式——换句话来说，正是这种拓展性极强的开放形态，才创造出了“VR 一体机”最初的产品原型。

然而，在 Facebook 接手 Oculus 之后，开放包容的仪态荡然无存——沿用手机产品思路创造的“VR 一体机”自然不用多提，软件方面，从 2016 年开始 Facebook 就给 Oculus Rift 筑起了独占软件的垄断墙，即便同为必须连接 PC 的 VR 设备，即便和其它厂商的同期产品相比并无优势，甚至连内容本身也毫无亮点，想要体验这些鸡肋独占内容，额外的预算投入几乎是在所难免的。

事实上，由于 Facebook 实在是做得太绝，早在 2016 年的时候，VR 玩家社区就出现了一家名叫 Revive 的组织，旨在用技术手段打破 Facebook 的内容垄断墙，让其它 PCVR 玩家也能正常体验这些徒有其表的 Oculus 平台独占 VR 游戏（当然游戏本身还是必须由玩家购买的，Revive 并不是破解组织）。这种罗宾汉式的义举得到了 VR 玩家和媒体的广泛认同，甚至连 Oculus 的创始人 Palmer Luckey 在 2017 年被 Facebook 扫地出门之后，都对 Revive 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但无论如何，这些明确的反对意见和行为，并没有改变 Facebook 的 VR 产品路线。从软件到硬件，利用垄断封闭的产品构筑的 VR 囚笼，依旧是扎克伯格理想中的 VR 美丽新世界：

然而，事实证明，抛弃了“开放性”的沃土，单凭垄断企业的一己之力想要主宰全人类的 VR 未来世界，显然没那么容易——太远的不提，早在 2017 年的 Oculus Connect 大会上，扎克伯格就亲自站台宣传过自家的 VR 社交平台，Oculus Venues：

顺带一提，这是本款 Facebook 第一方VR社交应用在官方商店的人气，以及产品现状：

当然，扎克伯格的 VR 社交野心铁定不会浅尝辄止。除了 Venues，Facebook 还推出过 Spaces 这种尬聊式VR应用，同样是扎克伯格本扎亲自站台宣传：

然后这款应用被喷上了天——媒体舆论纷纷表示，套着没有下半截躯干、形似手指布偶的卡通化身，身临其境地钻进全景拍摄的飓风灾害现场，用事不关己的轻佻语气点评灾情并把这一切录下来发到网上炫耀，简直彻底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自知理亏的扎克伯格乖乖道歉。

总之，Spaces 这款一上线就丢人现眼的 Facebook 第一方 VR 社交应用，现状如下：

什么？你说这就是元宇宙概念要拉上分布式网络，避免落入任何单一实体控制的原因？那请你回到上两节，去看看泥菩萨过江的 Web 3。

尾声：元宇宙何以成为风口？

是的，经历过了漫长的论证，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轮元宇宙浪潮的核心环节，也就是元宇宙为什么会成为媒体和投资的“风口”。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通过分析证明，这一轮作为风口的“元宇宙”中，所有的技术和概念都是陈旧的。

——但其实，甚至连这一轮风口的制作手法和金融操作，同样是陈旧的。

元宇宙中的每一项技术，在过去 5 年各自的垂类媒体里都已经是陈词滥调，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些这些技术的新“黑点”，因为他们实际上在过去5 年里毫无可以拿出来说的进步。

但当这些技术被打包成了一个名为元宇宙的新概念，就立刻成了风投、企业和媒体界的宠儿。这恰似是引发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本质是一堆必然暴雷的债权合集，但绑在一起就成为了 AAA 级理财产品。

一级市场投资和证券市场投资的逻辑不尽相同，风险投资的逻辑写在它的名字里，同时承担风险和追求回报是它的宿命。也正因如此，一级市场中的投资组合筛选才显得尤为重要。

但“元宇宙”并不是一个清晰的赛道，它本身就是一个投资组合，投资元宇宙在某种程度上是投资机构的一种消极怠工。元宇宙能够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资本关注，本质上是资本对寻找真正有长期成长价值的投资标的已没有兴趣，只想把钱扔进一个稳健的理财组合里，而这个理财组合甚至不是由他们自己建立的。

反过来说，被包括在“元宇宙”行业图谱中的技术，任何一个技术的单点突破带来的收益都是巨大的。如果投资机构对这些技术有信心，那完全不必将这些技术包装为元宇宙的一环。比如在元宇宙概念技术中的多项涉及硬件的技术都与便携性相关，那么数码设备便携性的基础障碍之一是电池。如果人类的电池技术没有奇点临近式的突破，很难想象能够真的制造出一种比智能手机在便携与功能体验上更平衡的设备。

按照这个逻辑，电池也是元宇宙概念技术了，难怪新能源涨得这么疯。

然而，之所以资本不再关注单点技术，是因为处于元宇宙行业图谱中的这些单点技术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被证明了具有不可逾越的应用障碍或技术缺陷。但已经投进去的钱，又不能收回来。

所以，就只能打包成光鲜亮丽的“衍生概念”卖给 new money 了。

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助推的因素，即传统金融市场在疫情大背景下的失能。

自疫情开始不久之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都开始出现与实体经济背离的繁荣景象。但这一轮的繁荣有其关键特征，即资金迅速向公众认为不会因疫情倒闭的头部高科技公司集中。

这种资金抱团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其它类别、其它量级的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变得困难。对于传统 VC 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投资退出通道变得更加狭窄了——“如果我投资的企业，受到疫情影响没能上市，或是上市价格较低怎么办？”

答案就是抱团。

既然二级市场中资金抱团了，那么不如让投资标的也抱团。

与 new money 联手打造全新概念，并借此机会推动自己手中无缘上市也无缘市场化的陈旧项目和技术专利被 FANNG 和 BAT 溢价收购。前者退出套现，后者拉高股价，最终再由二级市场中的投资人埋单。

这一路径，也许从 Oculus 被收购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注定的，唯一的因素是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

尽管本文全文以 Facebook 为例批判了元宇宙热炒的虚火，但希望读者能够认清，元宇宙赛道中的资本玩家远不止 Facebook 一个。

他们甚至不远在大洋彼岸。

By 司马徒林 使马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