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量子物理学研究揭示了宇宙中所有物体之间的相关性。比如两个一起创造出来的电子，假如你将其中一个送到宇宙的另一端，不管距离多远，另外一个电子都会马上与这个电子有相同反应。这是可以解释所有东西如何连结在一起的其中一种解释法。爱因斯坦称之为“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s at adistance）”，现在我们称它为量子纠缠。
Montague Ulman博士1960年，开始在纽约布鲁克林迈蒙尼德医疗中心（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进行一些实验，用来测试人们可以被引导做出随机题材梦境的这个假设。他们在睡觉之前可以选择要做哪种梦，内容不设限，从艺术品、电影、照片或其他东西。实验开始不久，心理学教授Stanley Krippner也加入了Ullman的实验，他的背景令人印象深刻，包括梦境科学研究、心理学与超心理学。他们进行了超过十年的这项实验，并收集了大量的统计结果。
有一个梦境心灵感应实验成果非常卓越且让人难以忘记，传送者信封里的目标主题是Edgar Degas的画作“舞蹈学院（School of Dance）”，里面描述几个年轻女性在一间舞蹈教室中。根据Kripper所说，接收者们的梦境报告里包括“我在一间有几个人的教室里，有点像学校”或是“有个小女孩试着要找我跳舞”类似这种内容，这些结果很有趣，某人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梦境的这种说法开启了很多可能性之门。虽然我们不知道资讯传送的过程，也无法看到发生在脑与脑之间的传输，我们只能证明这件事的确存在。这在我们进行超自然现象相关科学研究的时候常常发生：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生，但不知道如何发生。
另一个由Krippner与Ullman进行的精彩实验是在1970年3月15日。在这个实验中，Holy Modal Rounders摇滚演唱会中的一大群听众被选来送出心灵感应。一个叫做Jean Millay的当地媒体艺术家负责让这些心灵感应传送者做好“目标准备”，由负责该演唱会舞台灯光秀的Lidd Light公司协助她进行这项工作。在大萤幕打出主题影像给这群传送者看之前，她将一份有关方向的简短言语集交给听众。用六台幻灯机打出彩色胶片，内容关于老鹰与他们的筑巢习惯，以及世界上各式各样的鸟类资讯（包括神话中的鸟，如凤凰）。这项工作是在Holy Modal Rounders演唱“如果你想成为一只鸟（If you want to be abird）”时进行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泛指在十九世末期在西欧和北美一度流行的，一种将英国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思想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同流派在谁是“适者”、社会如何实现“适者”的支配机制等理论细节上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通常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适者”占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不适者（被淘汰者，弱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符合进化论的思想，有其合理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被用来做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威权和极权主义、人种优化理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阶级矛盾等存在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其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所谓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最初由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在他1861年所撰写的书评中提出，用以代指脱胎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的、关于进化或发展的一系列被泛化的概念。赫胥黎积极维护他所理解的达尔文学说，被戏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Darwin’s Bulldog）”。但同时，赫胥黎提出的这个概念又不严格遵循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将其拓展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这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来得以出现的原因。
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来自英国，但美国给了达尔文不寻常地迅速又富有同情心的接纳。查尔斯·达尔文的皇皇巨著《物种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于1859年在英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后第二年，它就来到了新生的美利坚。但美国人此时正关注着一次重要的总统选举，国家也处在内战的边缘，因而这本书的出版起先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仅仅在科学界被阅读和讨论。但内战后的短短几年之间，这本书在阅读非常普遍的美国国民中就变得十分流行。到了1870年代，美国科学界和不少公众已然将进化论的思想作为一种事实接受。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在1869年授予达尔文荣誉会员的称号。而他自己的母校剑桥大学十年后才授予他荣誉学位。美国科学家不仅迅速接受了这一科学理论，而且对它贡献颇多。接受过启蒙、并且阅读量巨大的美国民众对部分基于达尔文主义建立起来的哲学和政治理论，给与了热情的欢迎。第一个将进化论的思想系统地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斯宾塞，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也远远大于他的祖国。霍氏在书中提到一个细节：美国社会改良家亨利·毕彻（Henry Ward Beecher，1813-1887）曾在给斯宾塞的信中写道，“美国的独特国情，让您的作品在美国比在欧洲结出了更丰硕的成果。”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ser，1820-1903）是英国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整个西方世界十九世纪末期最为知名的知识分子。“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说法，就是斯宾塞在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在他的作品《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中首先提出的。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年 ）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是一位对美国保守主义阵营有长久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职长达三十八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学教授，也是当时主流学术界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1881年萨姆纳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的文章。在文中，他着重解释了自己所理解的生物学与社会学的联系。萨姆纳在文中认为人类为生存进行的挣扎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生物 “为生存而挣扎” ；第二个层面是 “为生活而竞争” ，主要是人与人的竞争。人必须为生存与自然对抗，获得必要水、食物等生存必需品；反过来，专业催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而人类无法摆脱达尔文所描述的 “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规律。人类只能遵循这一规律，从而产生一些“被淘汰者（unfit）”。
美国植物学家、考古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1841-1913）是一个与斯宾塞及其门徒的许多理念有分歧的“异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曾担任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美国社会学学会第一任主席。沃德出身贫寒，是一个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典型。沃德撰写了一列写重要的社会学书籍。虽然在学术界声誉卓著，沃德从未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存在一个道德上的争议。达尔文的学说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本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关于道德和同理心的讨论，但他的理论也似乎证明了强权的重要性。达尔文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毕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浸透着马尔萨斯（The 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式的思想。他本人曾经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曾写道：“我们文明人……为智障、残废和病人建立避难所；我们为穷人立法；我们的医疗人士竭尽所能救助他人直到他们生命最后的一刻……所以文明社会中的弱者也可以繁衍。不会有豢养过动物的人质疑，这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是有害的。”他也表达过与马尔萨斯的理论类似的观点，比如无法养活自己孩子的人，不应该结婚。达尔文把群体的观念、家庭的道德影响和智慧的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上述的种种改革者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变成完全的现实。自由竞争的次序最终被另一种担忧所取代。民粹主义者，黑幕揭发记者（Muckeracker），基督教布莱恩派（Bryanites）、激进主义者，新自由（the New Freedom，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总统选举的主张）的拥趸的影响逐渐成为强音。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度，十九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逐渐被二十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所取代。中产积极的沮丧和穷人的需要加速了这种变化。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人们开始讨论新民族主义者，公平交易（the Square Deal，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国内政策项目，旨在保护自然资源、限制企业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新自由，新竞争（New competition）和新民主（New Democracy），还有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中产积极开始面临着特大型企业的剥削。而社会上，为工薪阶层福祉而设立的法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社会工作者开始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对抗工业的压榨。那时候，各州出现了大量限制童工、有关薪酬等议题的立法。
与其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要为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负责，不如说它强化了这两种观点的“正当性”。需要强调的是，在上升时期的美国，持有这些观点的思想者非常普遍。比如美国第26任总统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 1858-1919）就曾深受种族扩张思想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作品《西部的胜利（The Winning of the West）》中曾提到早期拓荒者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并将英语人口向 “世界上被浪费的空间”的扩张描述为种族发展的最终的壮举。
受斯宾塞影响很深的哲学家约翰·费斯克在他的《（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中，接受在野蛮社会中，冲突永恒存在的观点；他也相信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途径。但是经过自然选择之后的社会，会通过自然选择凌驾于落后的社会之上。而发起战争的主动权，一般会掌握在弱肉强食的争夺最小化、工业化活动最大化的社会手中。费斯克也相信“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接受所谓的“条顿民主理论（Teutonic theory of democracy）”。这一理论也称为“条顿原始理论（Teutonic Germ Theory）”，其内容是宣称民主机制产生于古德国的条顿森林部落之中，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英国，进而带到美国。只有操英语语言的人群才能将民主体制和自由的思想带到全世界。他将十八世纪英法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英国的胜利、美国击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历史事件解读为英语世界的胜利。
这些革命者的思想，显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以“德行”为核心的教导相背离——这与当时知识界接纳新学、反对传统的风潮颇为贴合。在这种崭新的价值观下，德行的微弱作用全面让位于竞争力。对于国人这种认识，也有反思的声音。美国巴克纳尔大学教授、汉学家浦嘉珉（James Pusey，1941-2019）的《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一书中录有如下一段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的言论：“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然而身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评价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也无法从根本上对其进行否定。这种理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安徽的一个年轻人为自己取名“胡适”，取“适者生存”之意（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曾指责美国使用了日本早期生物武器的升级版本。美国不仅否认了中国人的指控，而且还声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曾使用过生物武器。1952年11月的美国《空军》（Air Force）杂志上刊登了约翰·J·德里斯科尔（John J. Driscoll）上校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美国立场：事情最初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1949年12月对12名前日本军人的指控，那些日本人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期间“制备和使用过生物武器”。其实，早在1946年8月，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就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而苏联人当时也是那个法庭的成员。可是即便如此，在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6个月的入侵之后，这些又被旧事重提了。
当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首都南京时，他们发现南京还有另一支被称为“多摩部队”（TAMA Detachment）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这支“多摩部队”成立于1939年，最初是作为“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而存在，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12个部门、1500名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与“731部队”一样，“多摩部队”也使用在押犯人进行人体实验。南京派出的中国检察官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多摩部队”的报告，中国检察官要求必须将“多摩部队”纳入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起诉范围。由于中国人的一再坚持，法庭最终答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1946年8月29日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法官和美国诉讼律师戴维·萨顿（David N. Sutton）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美国的调查工作也许真地会无果而终。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都拿出了足以给日本人定罪的证据。苏联发表了对两名被俘的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描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是如何培养病菌宿主的，两名日本俘虏承认自己做过人体实验，他们还描述了石井四郎是如何通过制造特殊炸弹解决生物武器载具的问题的。关于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的，目前仍无法确定。美国方面的档案显示，上述信息先是被送往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不久后其下辖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才获悉。不过，苏联人对事实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拒绝接受中国在“多摩部队”问题上提供的证据之后，苏联诉讼团队把川岛和唐泽提供的书面证据交给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凯南（Joseph B. Keenan）。
美国对麦克阿瑟上面那封报告重要进展的电报进行了回复，这封回电采用了最高保密级别。华盛顿在密电中问石井四郎或其他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被确定为战犯或已经被纳入即将被确定为战犯的范围。在东京方面，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律事务部的阿尔瓦·卡朋特（Alva C. Carpenter）上校对华盛顿进行了回复，他在回复前与负责战犯起诉工作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进行了“协调”。鉴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都对日本的细菌战行为有了掌握，卡朋特上校于1947年6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如下：
1947年7月15日，“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对爱德华·怀特尔和H.I.斯塔布菲尔德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复，他同意二人的观点，但也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接着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胡伯特还警告称，如果苏联方面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交叉审查的话，整件事可能会被暴露，届时局面将无法收拾：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苏联人在奉天地区进行独立调查可能会发现美国战俘曾被用来充当以生物武器研究为目的的人体实验对象，而且那些美国实验对象已经因此死亡……
美国安排了大量医疗人员对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华盛顿派往日本进行实地评估的第一批专家之一就是诺伯特·费尔（Norbert H. Fell），他于1947年4月初启程前往日本。6月底，诺伯特·费尔医生回到华盛顿。来自东京方面的说法是，应该向费尔医生开放所有的相关电报记录，因为“他是掌握最新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专家”。
埃德温·希尔（Edwin V. Hill）医生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医学博士、基础科学带头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保留的一部分技术数据。他写道，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资料，以便对日本人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证实，“我们对他们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那些病理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获取了对理解病理数据有价值的记录等说明性材料”。
这张图，统计的是“子女一代和父母处在同一个阶层的可能性”，系数越高，表明社会流动性越差，一个人要脱离自己的家庭出身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小。美国的系数是0.47，看上去似乎还好。但是实际情况确是，从1976年以来，美国顶端1%的人的财富仅占全国财富的9%，到2012年时则超过了40%。美国的智库皮尤中心也做过一个社会流动性研究项目，他们的发现是：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真正实现了收入增长和阶层跨越，跳出父母阶层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16%的人，收入和财富比父母在同样年龄时要少，也就是向下坠落，掉到了下一个阶层。如果是出身底层，要连升几级进入中上阶层，这样的跨越，英语里叫rags to riches，大致意思是“白手起家”，也可以说是“寒门出贵子”，更贴切一些的翻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屌丝逆袭”。只有4%的人，能够实现这样的逆袭。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封面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