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明星”似乎从未掀起如今天这般汹涌的狂潮。就在去年，另一个青年演员刘昊然考取编制的新闻，非但没有催生集体脱粉潮，反而铺天盖地都是追星式调侃“体制内男友”，恍如隔世。
刘昊然
过去两三年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今年，1076万毕业生流入社会，企业同时面临裁员潮和招人难。与此同时，“名校生考乡镇公务员”“985毕业去流水线”等报道出现在新闻媒体里，即便谈不上“最难就业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也肉眼可见地有增无减。
越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疲惫的时代，普通人对“稳定”的追求越强烈，对“公平”的要求和监督，也随之水涨船高。尤其是，对于本身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名气、背后有着一定资本力量挂靠的公众人物，大众对“公平性”的要求会更高。
比如童星参加艺考，可想而知会比普通人更有优势，从程序上来看，这并非不“公平”，但在普通人看来，这种“有备而来”的身份加持，更让人更感无力。
“做题家”与“错题家”
“做题家”这个新近流行汇，不止一次借着不同社会热点被反复提起。
不管前缀是“小镇”还是“小县”“小城”，这三个字都代表着一种对平凡出身的自嘲，但这份自嘲里同时又或多或少夹杂着一层自豪，一层对靠勤恳努力冲出原生阶层、赤手空拳为自己搏得机会与选择权的自豪。
小镇做题家释义
随着近日事件牵扯的舆论发酵，另一个同类词语进入大众视线：小镇“错题家”。它意为同样接受义务教育、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进入好大学、获得一份社会地位相对不错的工作的人。他们可能只能去专科学校或二三本，最后找一份低收入的工作，为迷茫的未来日复一日地打工。
相较于“做题家”，“错题家”承载着程度更深的自嘲——即便努力了，搭上了全家心血，却仍然未能改变命运，他们自视为落后者，或是被社会淘汰的边缘人。
不论是“做题家”还是“错题家”，这两种称谓最初被创造出来都是基于自嘲，也以自嘲的形式在一种亚文化网络语境里流通。也可以说，它们其实并不具有清晰的定义，而是更多承载着一份抽象的自我身份认同。
在这一点共识的基础上，再去谈论选拔机制与公平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要将它落地，或许可以就近从这两年围绕“做题家”衍生出的一些名字入手。
第一个名字，是“张锡峰”。
衡水中学学生张锡峰，因演讲中“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的言论而受到争议
2021年高考前夕，一段衡水中学的学生演讲在网上走红，演讲视频里，一个叫张锡峰的学生，穿着校服，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表情愤慨激昂（在部分人看来也是“咬牙切齿”），喊出了那句争议颇多的“就算我是农村的猪，也要去拱城里的白菜”。
“猪”“白菜”“农村”“城里”的说法，粗暴且粗俗，但却揭开了“小镇做题家”的深层痛点：“做题”是为了离开“小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乏一部分“张锡峰”，将所有青春心血、精力都投放到没日没夜的做题上，甚至达到走火入魔般的自虐程度。
看上去，变得不那么像“文明人”，而是短暂退回到一种拼死求生的动物性。
文明社会，会天然排斥这种动物性。因此，张锡峰被骂，被“怕”，被拎出来严厉剖析和扼腕叹息。
不过，在张锡峰咬牙切齿喊出壮志豪言之后，很快有网友开始考究其家庭背景，并因其参加高考时有私家车接送而断言张锡峰不是“小镇做题家”，因为相对于真正的乡镇学生，他似乎不那么“底层”。
张锡峰高考时有私家车接送，被称“乡下土猪”人设崩塌
且不论那般质疑有无实质意义，在继续讨论之前，不妨问：什么样的“小镇做题家”是真正合格的？
第二个名字，是“博士论文致谢”。
这不属于一个确切的人名，事实上，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论文致谢：一个从真正的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学生，一路奋发图强，考取了不错的学校，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回望走来这一路荆棘，汗泪如注，且感染力十足。
今年5月，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博士毕业生陈时鑫，就靠这样一篇论文在网上出圈。作者在文中自陈从小如何在艰苦环境下发愤图强，起早贪黑求学，一边务农，一边起早贪黑求学，自强不息，考出大山后继续勤工俭学，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获得香港名校直博机会。
南京大学全奖直博毕业生陈时鑫，在毕业论文致谢中讲述了自己艰辛求学的故事
每每看到这样的故事，都很难不令人心生敬佩。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逆袭的标准公式，足够“底层”，足够“励志”，足够给予大多数人热泪盈眶的感动。
而这篇论文背后传递的“逆天改命”，也恰好契合着目前我国大部分底层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考试。
不仅仅是高考，还有考研、考公，三座大山代表着相对公平的三根支柱，它们仍然是每一个没有资本、阶层特权的普通人，对环境与体制建立信任的根基，是永远牵动公众神经的正义红线。
丁真与杨超越
所以，一旦人们感到考试的公平性被动摇，群情激奋是可预料之中的后果。
从张锡峰到陈时鑫，人们发现，前两年曾一度被质疑的“奋斗叙事”其实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受众，在考试作为主要上升渠道的当下，只要能保证程序的公平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可一旦这种程序被打破了，一切就都可能成为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后来出现的其他名字，一个是“丁真”，一个是“杨超越”。
2021年，丁真凭借一张照片横空出世，迅速揽获大量流量，创造了一夜成名的神话。
2020年，丁真因一条抖音视频爆红网络
然而，不久后，一些关于丁真的评论和观点掀起争议。有网友说，丁真的眼睛干净、纯澈，是“没有经历过数理化”的那种干净，是“小镇做题家”们没有的那种干净。
此言当时引起忿恨和不满，“数理化”“做题家”，代表着那些从平凡底层家庭一步步努力改变命运的脚印，被轻飘飘地嘲笑，必然令人不爽。
对应今天被重提的“做题家”，二者实有相似之处：令人忿然的不是“丁真”“易烊千玺”这些具体的名字，而是普通人的努力被轻视、被嘲弄、被践踏。
与丁真几乎同期引起热议的另一个名字，是杨超越。
选秀出道后，杨超越一夜之间获得近乎疯狂的高人气与流量，但她的特殊配置在于：她是“误打误撞”加入了选秀团队，没有过硬的艺能和专业水平，甚至连基本文化水平都不达标，却拥有了多少“做题家”努力小半辈子也得不到的福利和机会——2020年11月，杨超越通过上海市特殊人才引进渠道落户上海。
2018年创造101选秀，杨超越以第三名高票出道
丁真、杨超越等人，以一种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方式，改写了人们心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待：普通人努力小半辈子，可能还不如一张好看的脸，一次被权与钱选中的契机。
至此，成倍的质疑和失望，已经不再单单指向哪一个特定的演员，不是哪一个幸运的偶像，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易洋千玺”。
今年和去年、两年前与二十年前，同一阶层的群体，的的确确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处境。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约为1076万，同比去年增加167万人；而高达457万的考研报名人数，与24.2%的考研录取率，意味着将有340万人可能落榜。
就业市场的竞争更是有增无减。千万毕业生投入市场，在三年疫情的消耗下，人才的去向情状更加险峻，考公，成为普通人或可能抓住的最后救命稻草。
2021年11月28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录用公务员笔试，考生排队入考场
占据社会多数的“做题家”群体，唯一的寄托，只能是每人拿到这根稻草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是谓公平。
这种寄托和期待，以及围绕其衍生出来的愤怒与质疑，自然不该被否认，且应当予以正视。
笨小孩还有没有奇迹
也许很多人还记得年初的“笨小孩”景浩。
一部新春档《奇迹·笨小孩》，给两年来压抑沉闷的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奇迹·笨小孩》剧照
那是一个标准的小人物逆袭故事，为了某样生存必需的目标，主角景浩别无退路，只能硬扛生活的风雨，从底层起一步步努力，最终“天道酬勤”。
这是一种最传统的、四平八稳的，甚至可以说是老套的叙事：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逆天改命的期待，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期待。不求天降紫微星，不做发财梦，但至少头顶有光，眼前有路。
理想社会或许不够完美，但流动渠道的畅通和透明是最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所有人能昂首挺胸脚踏实地的基底。
没有人嘲笑“做题家”，也没有人否定平凡人看似笨拙但脚踏实地的努力。即便现实中的“景浩”只是极其少数的一部分人，也没有人渴求特权，没有人幻想“被眷顾”，他们只想获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可能博得的那一部分。
《奇迹·笨小孩》剧照
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份创造“奇迹”的可能。没有了希望，哪还有奋斗呢？
小镇做题家的困境
寒窗苦读十余年，这本该是值得敬佩的精神，但总会被带上些「污名化」的色彩。
比小镇做题家出现还要早的一个词叫做「高分低能」，指的是以「笨鸟先飞」的勤奋，想法设法或者花大量的时间获取高分，而忽略了其他与情商相关的软技能。与小镇做题家类似，高分低能也常常被当做自嘲用语，在意识到自己的真实生活并非像想象中「学就一定有所成」的时候，表达出多是极致的无奈。
这种境况并不止出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但逐渐变得显性、被越来越多人所共鸣，直至发酵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还是要从 2020 年 《后浪》说起。
B 站五四青年节纪录片《后浪》截图
那一年的青年节话题性十足。当《后浪》在网络上掀起一阵阵热潮，「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在豆瓣上悄然出现。组里第一个帖子发自 5 月 12 日，作者自述「来自末流 985…….家徒四壁，我以为自己二十几的时候可以独当一面，为家里做点事，哪知生活一团糟。不管做什么事都好像没有什么力气了。最难过的时候也只有告诉自己，早睡早起吃早饭，别的不奢求了。」
类似的心境还有许多。「才 20 多岁我感觉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没有力气往前走了」，「刚回老家三线国企，完全不适应国企的做事风格」……
豆瓣「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互动最多的热帖中，「自救」、「内耗」、「废物」、「躺平」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随后的一两个月时间里，小镇做题家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家媒体版面中，引发阵阵舆论激荡。
这些文章的开头，常常是各式遭遇不同但殊同同归的人物特写，用以点出「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的群体性困境。继而，开始剖析困境产生的原因：区域教育程度发展不平衡、家庭出身贫困、人生视野闭塞、难以适应大城市生活等等。
也有媒体将其称作是「跌入了沉迷学霸人设的陷阱与错觉」，呼吁小镇做题家们自我解救:「与其沉迷过去的学霸光环，不如把握机会，学会直面更真实更复杂的人生，利用更全面的教育环境实现人生跃升」。
另外，小镇做题家也频频被用来和其他群体进行对比。
2020 年末，媒体发表评论《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指出一些「做题家」对丁真「羡慕嫉妒恨」，希望以此改变社会评价标准，注定是缘木求鱼，只会在伤害别人的同时给自己添堵；
《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文章配图
同年，一篇名叫做《你们不是「985废物」，你们只是自卑》的文章发表，文中写到「除了竞争视角之外，也还有一种合作的视角，不妨向前一步，和某个爱好广泛的同学出游，和某个德高望重的教授交流，向某位身经百战的学长倾诉。」
一个深夜，32 岁、来自湘西小镇的嘻嘻与 23 岁、来自北京海淀的他塔拉录了一段对话视频，登上 B 站热门，也被多家媒体报道发酵。「小镇做题家」与「海淀鸡娃」这两个有关于身份认同的热词碰撞在一起。在视频中，两个人彼此表达出做题有做题的苦衷，鸡也有鸡的难处。
《32岁小镇做题家vs23岁海淀鸡娃：高考后的幸存人生，谁失望了》视频封面
视频中的一个片段，嘻嘻说「因为自己孤身从小地方拼出来，导致她既强势，又没有安全感，所以很羡慕北京女孩他塔拉的人生」，他塔拉回应说「自己其实也羡慕嘻嘻的人生，因为是从-100到100的过程，足够丰富，心力也足够强健。」
这一句说完，本是一片和谐的弹幕出现了不同声音，其中有几条：「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天，大多数的小镇青年并没有变成 100 啊」、「你知道从 -100 到 100 意味着如果不成功就会万劫不复，没有那么多自由的选择」、「-100 到 0 都很难很难」……
在诸多对比之下，小镇做题家的形象似乎被刻画得更加深刻：自卑敏感、应试能力强但其他差强人意。同时，可以用于自嘲，但如果被他人这样称呼 / 看待，就成为了「一种冒犯」，这已经成为了小镇做题家们的保护机制。
然而群体的全貌特征真是如此吗？况且，舆论浪潮汹涌的当下，在见证自身与外界的巨大参差之后，即便我们并未小镇做题家，谁又能保证心态平静如水呢？
自嘲、共鸣与被刺痛，一篇报道如何做到「得罪」全世界？
社会上讨论声越烈，让「小镇做题家」这个最初应用在自嘲、自谦场合下的话语产生了更多解读。在舆论场上，并非讨论越频繁，过程就会越顺畅。当各方都报着不同的出发点进场的时候，沟通困境反而会出现。
小镇做题家群体内部也出现了观点分化。豆瓣网友发帖：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自称是小镇做题家而感到骄傲啊？出身明明是难以启齿的事情。
同时，更多「圈外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问题：知乎上有网友提问：从高分低能到小镇做题家，为什么要出现这些类似污名化那些寒门学子的词语？
理性来看，做题，做题家，做题家思维，这是三个维度的存在。[2]或者换言之，对象、方式、结果三方面需要拆开来看。诚然小镇做题家在之前的舆论中收到过批判之音，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们其实更多集中在「埋头于做题本身，却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延展与提升」这种教育方式上，而并非在批判小镇做题家为了更开阔的未来而付出的努力、坚守与辛劳。
但无论如何，报道的字里行间所体现的这种「对比感」，久而久之依旧会加剧弱势一方的焦虑与内耗——似乎「小镇做题家」的特征已经坐实，「知识无产阶级」的标签贴上就再也摘不掉。
恐怕也只有在看到前段时间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的时候能够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在情绪瞬间倾泻之后，更多的还是重新陷入大众话语中令人无望的参差宇宙。
《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要考编？》这篇文章就是典型的「对比文风」。它不仅把对立挑起、把矛盾戳破，还要发表出来，让当事方感到深深被刺痛，这可谓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开诚布公」。
《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要考编？》文章截图
坦白来讲，按照文章的行文风格，引发争议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果。但在文字表达背后，引发出如此强烈的舆论涟漪，更深层次的缘由值得思考。
笔者将其按照「情绪外因」与「情绪内因」划分，按序讨论。
首先，从情绪外因来看，文章对「小镇做题家」词汇的不适当挪用是激发大众情绪的第一重利器。当吐槽文化、丧文化在年轻人群之间流行开来，也反映出有些话语的属性天然是限定用作自嘲语境下。
而这种自嘲式的用法除去反映出当事方的调侃、无奈之外，更多是一种自我保护。换句话说，我们自嘲的目的，有时就是为了不被他嘲。而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以他者的口吻称呼小镇做题家，而且将其与「质问」、「抱怨」、「收入低」、「被剥夺感」等词联系在一起，很难不让读者读出到文字中的嘲讽感，感到被冒犯。
除此之外，作为大众知晓的重量级媒体，这也在一定程度让读者跳脱出之前的印象框架，对原本叙事风格与内容权威性的击碎也是致使大众舆论激化的外因之一。
其次，从情绪内因来讲，略魔幻的是，文章所述的现象竟有几分写实。来自真实生活的无情反讽才是让广泛的读者群体击穿心理防线的情绪源头。
联想去年的拼多多风波，当拼多多发生了「员工猝死」事件之后，其官号在知乎上发表又迅速删除的内容之激烈露骨，可能超越了所有自嘲的「打工人」底线。过往我们对自由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与科技公司叙事的想象，在这次巨大的公共伦理风波中被突然击碎。因此，公众的狂怒显得并不意外。
与其类似，一如罗萨在其著作《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所述，快节奏的社会中，「竞争原则」已经成为人们规划人生的手段之一，「我们要跑得尽量快，才能留在原地」。在本就加速运行的系统中，退出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年轻阶段选择心无旁骛、收获快乐本就无法俯拾皆是。
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我们除去竞争之外，还势必要遭遇「非对称的竞争」：小镇做题家们，与稀缺的明星资源对照，入围的机会本来就渺茫，无论吃过多少苦，考了多少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失为一种「话语操控」，为不仅仅是小镇做题家，更是在社会上四处奔波的人们焦虑弥漫的生活里注下另一剂猛药。
回归到媒介文体，新闻评论如何合体、出彩也是新闻界一直讨论的议题。业界用「皇冠上最璀璨的钻石」作为对这一体裁的比喻。有记者这样评述：社评文无定法，但有章可循。撰写评论应充分酝酿。只有「功夫在诗外」，才能「下笔如流水」，同时要重视对选题的价值判断，适当多出「几分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这些要点也应与从业者们共勉。
「走了很多的路，吃了很多的苦」，小镇做题家如何撕掉污名化标签？
喧嚣之外，我们还要关注沉默的大多数。
2022 年 3 月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结果里，2021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3012 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1238 所，其中「小镇做题家」聚集最多的 985、211 院校仅有 100 多席。这说明，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二本、三本学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但被排除在讨论之外。[3]
然而，这其中还交织着许多条奇异的情感线。其一是，共情基础比我们想象中更庞大。
除去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小镇做题家之外，还有更多彼此在真实世界中未曾打过照面的人们，正遭遇着相同的心理境遇。如同去年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展现出过去游离甚至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的青年生活。但连导演李一凡都未曾想到的是，这部影片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
豆瓣有网友这样评价：「孤独不分学历，工种，和地域。人都需要壳把自己裹起来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没人任何分别。」原来这些在刻板印象里「年纪轻轻、叛逆十足」的杀马特族所面临的缺少归属感、孤独、工作不稳定等等现象，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类似的痕迹。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视频截图
其二是，略带遗憾的是，也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拥有为之共情的能力。
在黄灯所著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还描绘出这样的思维：小镇做题家中本身也存在某种生存链条：在狭义的定义中，没考上 985、211，没考上重点大学不配称为「小镇做题家」。而事实真正如此吗？
小镇做题家不止是身份体现，更多反映出是背后的心态与村镇孩子走出家乡的心路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考出来」的小镇青年其实都算得上「小镇做题家」级别。
换言之，你正遭遇的，别人也许同样在经历，亦或更甚。因此，在自我污名与被污名的过程中，找回共鸣或许是首要之义。
这份共鸣或是共情也应当覆盖到社会上更多的群体。生在都市的孩子，其生活更多是一种单向度的体验，而从小镇、从城乡结合部走出的孩子，身上则多了些混制文化的意味，这是种特别的人生阅历，值得尊重。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不要把自己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与生俱来的能力用来贬低那些不受眷顾的人，而是要用你的优势去帮助他们，不要逞强，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支撑着活下去。」
诚然在竞争原则逐渐潜移默化影响生活的当下，许多人奋力奔跑，我们无法每一刻都保证与身处的世界维持紧密的共鸣，但至少不会毫不顾忌的支配冷漠，对待与自己姿态不同的群体，人为制造出这个本就复杂的世界更大的参差。
此前有一句话这样讲：“爱没有的地方，刻板知识就会出现”。同理，共情缺乏的地带，自认高明的缺点就会暴露。
撕掉污名化的标签，不仅仅需要小镇做题家的努力。
2020 年至今，丧文化、废物论逐渐在城市年轻人中流行。一方面，勤勤恳恳一路苦读走出乡村的小镇青年们，睁着迷惘的眼努力适应着大城市的繁华秩序，意识到此前熟悉的做题思路已然无法解好成年生活中的命题，总会陷入无坐标的虚空；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各路话语中频频「被背刺」，无论是被拿来做比，亦或被贴上种种标签。
人非圣贤，这个时代下，我们是否应该给予青年人迷茫的时间？又是否应该在看待不同的人生选择与出路时，报以至少尊重的目光？
共青团中央发声
因为不论出身、教育经历与生活境遇如何，至少有一点是在座诸位无法躲避、都经历过的：我们都曾度过这段人生里苦乐交织、懵懂又坚韧的时光，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永远有人十八岁。
我们都曾是青年。
项飙曾在一本书的导读中这样写：一部分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要想像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敢于在不占有（房产）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
我们并非鼓励「做题万能论」，但理应意识到他们身上保有着乡土城际间正销声匿迹的高贵价值。
回归开头，在这次风波之中，有网友评论：小镇做题家是被这次艺人考编事件带火的，笔者认为不尽然。比起「被带火」，小镇做题家们或许更需要的是被合理地看见，亦或是坐下来，以平等的姿态聊聊未来。
消除偏见与撕掉标签的路程很长，如同那篇论文致谢中写到的，「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面前」。向成长中勇敢的年轻人们致敬，也向背后更多的无声苦痛与坚持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