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22

中国病人，哪怕是感冒发烧割阑尾，都会选择大城市的大医院，因为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身边的社区医院或是乡村医院，让自己不够放心。

同样是一位因常见病求医的欧美病人，社区的家庭医生多半是他的第一选项，因为他知道，与大城市的大医生，自己的家庭医生也许水平有差别，但面对常见病时，后者却足够保证一个基本的治疗水平。

这信任的源头便是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的制度。

在欧美发达国家，这套被医生们简称为“规培”的短则3年，长则5年的培训项目，让一个医学生在被安全保护着的环境中，一步步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医生。也让患者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完成规培的医生，而不需要因为一些小病而去大医院或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去看病。

为了“推动医疗服务均等化，缓解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2009年，一份国务院印发的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2013年，《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下发。这份文件给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中国基本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5年，全国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到今天，全国已有三批次，超千家国家级规培基地，中国的医生几乎是跑步进入了规培时代。然而，一片凯歌之中，反对声也越来越大了。

基层医院抱怨，本来就缺人，还需要规培后才能上岗；有医学生撰文提到：自己写病历、干杂活，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三年规培之后，“对医学的热爱一点一点地消失了……”更有《人民日报》文章追问：以追求医疗同质化为初衷的规培，规培生们“有没有学到真功夫”却仍然存疑……

那么，这个在很多国家、地区都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医生培养体系，究竟怎么了？

规培医生，中产还是贫困线？

规培，意味着一个医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参加工作，而是需要以住院医师的身份在培训医院接受系统性的临床训练。这段时间里，通常已近而立的他们，不再是学生，却仍不是医院职工，因而尚无法得到一份正常的工资收入。顶着这样尴尬的身份，他们需要经历三年。“贫困、讥讽与歧视是绝大多数规培医师在这三年里要面临的困境。”一位规培医师告诉八点健闻。

“稳定的低收入维持日常基本所需，每个月不敢有额外的开销。”一位医生这样吐槽自己的规培时代。

在丁香园的规培天地里，有人提出：“规培中，实在太穷了，副业送外卖可行吗？”

收入和待遇，几乎是规培制度在中国全面推开以来，最为规培医师们诟病的问题。

2020年，丁香园曾对3020名规培医生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近三成规培医生（27.5%）表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其中8%的人表示规培期间“没有收入”，每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占32.3%。

哪怕是在这些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人员中，50.6%的是社会人规培，44.9%的单位人规培——这也意味着，这些前来规培的医生多数已不再是学生，这些超过3000元的收入，有可能需要养家糊口。

靠规培收入养家糊口？在发达国家，这并不是天方夜谭。

一位美国的医学教育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规培收入足以“令他们在规培阶段就可以实现按揭买房……”

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赴美行医》中曾介绍，在美国，虽然规培医生的收入比独立行医的主治医师要低很多，却大多能够达到所在地区个人中位收入水平。印第安纳州的胃肠肝脏科医师余劼总结道：在美国，依靠一个规培医生的收入，“一个人的话可以活得随意潇洒，一家人的话基本可达小康水平。”

然而，在中国，一位东部某省会城市的年轻规培医生向八点健闻提到，自己的规培收入，“大约1300元一个月，够吃了”。在那位规培生所在的城市，近年的社平工资超过5000元，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也超过了2200元。

尽管有医生教育专家向八点健闻提醒道：规培生们与其盯着每个月发的“工资”，不如将目光放长远，展望规培结束后的未来发展。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却是：三年规培的严峻收入形势，正在造成了年轻医学生的流失。

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艳梅等对云南省6个规培基地的规培医师进行调查后发现：收入过低甚至成了一些规培人员决定退出规培的重要原因。在有退培打算的人员中，退培原因第一、第二位分别为“住培时间太长”和“家庭经济压力大”。

“规培就像离婚冷静期”，让我发现了医院不适合自己，一位网友在丁香园的“规培天地”中这样留言，他觉得自己大概率不会做医生了。

很多规培生向八点健闻表示，自己辛辛苦苦读了5年、8年甚至12年的书，毕业后却还要进行3年低收入状态的规范化培训，反观同龄人则早在职场上打拼多年，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而自己甚至连解决温饱都很难做到，这种反差属实让人难以接受。

然而，对于规培本身，同样有多名医生，甚至医学生也向八点健闻表达了它的必要性。前述医学教育专家就提到：从学校毕业的医学生，无论是什么学历，本质上都是“半成品”医生，甚至达不到“基本线”这个标准，想要掌握基本的临床技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就必须要经过规范化培训。

问题出在投入上。

2014年，中国正式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工作时，原国家卫计委曾明确中央财政将自2014年起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资金补助标准为3万元/人·年。补助资金2/3用于补助参培住院医师，1/3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

那一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67元。从全国均值上来看，规培医生的补助与正常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并不大。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却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巨大的事实。

反观国外，规培医生的收入是以当地中位数的收入水平为基准的，根据那本《赴美行医》中提供的数据，在伊利诺伊州，全州个人中位收入税前是4万多，规培医生的年薪便在4万多。而到了芝加哥，规培医生的平均年薪便随着当地中位收入涨到了5万；到了纽约，规培医生的年薪甚至水涨船高达到了6万。

除此外，在中国，自2014年确定补助标准后，7年来，这3万元的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并没有任何增加，只是个人部分的获得比例稍有调整。现如今，在许多省份，3万元的80%将被用于补助参培医师，也就是从过去的约2万元/人·年提升到了2.4万元/人·年。

但这个有限的提升，早已被几乎翻倍的居民收入远远甩在了身后。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47412元。

一位医学教育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在美国，住院医师的培训费用主要由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资助，来自联邦退伍军人医疗系统以及各种其他项目的自筹资助也会贡献一部分，而考虑到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期待财政来承担全部规范化培训的个人补助存在一定难度，只有实现政府、基地和社会一起参与的多元投入，才有可能真正提高规培医师的收入水平。

然而，基地与社会的投入从哪里来，以什么标准进行投入，却并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范本。

目前，除了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级财政也会对规培医师进行补助。但是基于各地财政能力和实力，这部分的补助金额差异明显，且数量有限。在一些补助较多的发达省份，这笔来自省级财政的补助能达到1.8万元/人·年；而在另一些偏远省份，这笔资助只有0.33万元/人·年。

除此外，八点健闻也了解到，大部分规培基地也会对规培医师给予一定的补助。但基于各种原因，基地层面给予规培医师的补助金额差异也很明显。

作为中国规培制度的创立者和推动者，华西医院麻醉中心主任刘进，也总会因为这个问题被攻击和批评。实际上，刘进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03年至2013年，持续十年向全国人大提交建立规培制度的建议的时候，他就希望能为规培生争取到每年12万的薪酬。

2021年，65岁生日当天，刘进将一笔一亿元的科研转化奖金捐出，用于设立华西医院专项规培发展基金。而在同年接受《中国卫生杂志》访谈时，刘进稍稍调低了心中的预期。

他表示，要争取每年为每位规培医生补贴10万元。

写病历，干杂活，能培养真正的医生吗？

对收入的抱怨之外，来自规培医生的另一个抱怨则是：学不到东西，甚至成为了轮转科室打杂的“廉价劳动力”。

一位某地级市规培医院的规培医生向八点健闻抱怨：每天的工作是写病历；参与查房只是形式主义；很少的几次病例讨论，主要是为了拍照宣传用。

他有时甚至会担心，自己作为一个极少参与过接诊、下医嘱的规培医生，三年的规培结束后怎么去行医？

而另一方面，规培医生学不到东西的，受损的不仅是规培医生们。根据规培制度的初衷，规培的目标是培养可以独当一面的合格医生，而如果这一点没有达到，被损害的，也许是所有患者的利益。

“医生这个职业，你要是做得不对，是要出人命的。”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强调。

规培，要培养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要做到这一点，反复观察和练习必不可少，这也是规培基地医院安排规培医师参与科室轮转和日常工作的目的。

通过了有一定淘汰率的规培招生考核后，从学校毕业的医学生们，进入他们的规培阶段。三年时间内，这些规培医师们需要在各个科室轮转学习，学习时间从2个月到数个月不等，其间最重要的是，在轮转学习过程中掌握对应科室基础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技巧。

在美国，《赴美行医》中提到，在内科和儿科，规培医生会在高年住院医的帮助管理患者，第一年10个，第二年20个，到了第三年，他们几乎成了半个主治医师。

根据《中国肺癌杂志》上的一篇综述，美国一些科室的规培医生，到了第三年，就要主刀中等以上手术如胆囊切除、乳房切除等，并开始做急诊会诊工作。最终，一位5年的美国普外科住院医师培训结束后，一个医学院校毕业生将成为能够独立工作的普外科医师，可以基本胜任普外科的临床工作，能够独立完成普外科的常规手术。

然而，在中国，规培医生们的情况，却往往是另一个样子。

多名规培医师告诉八点健闻，在规培期间，如果是在临床科室轮转，写病历常常需要占据他们半天甚至半天以上的时间。虽然写病历是医生的基本功，但因为比较容易快速上手熟练，长期将时间用在这里，感觉就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只是机械化劳动，带来不了多少提升。

而整个诊疗环节里，最能体现医生能力的接诊、处置和下医嘱，规培医生们却往往接触得并不多，甚至，在不少规培基地在培养规培医师时，几乎不给接触的机会。

重要的医疗诊治工作，却不敢让规培医生参加，这是有原因的。

规培医师在医院内没有独立工号和身份，所有行为的落款人和负责人均为带教老师。这带来的问题是，一旦规培医师在诊疗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并且未能及时察觉酿成不良后果，直接负责人就是带教老师。

换言之，学生行为，带教负责。为了尽可能的规避医疗事故风险，一些带教老师和规培机构会倾向于让规培医师尽量参与风险更低的相对低质劳动——如写病历、送检查样本、取检查报告等，远离诊疗活动中的核心工作。

一位规培学生表示，能不能参与诊断等核心工作，带教老师之间的差异显著。也不是没有愿意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带教老师，如果认可了规培医师的能力成长，带教老师也会愿意在监督下放手让规培医师诊断和处置。

另一方面，带教老师本身也是临床大夫，他们不仅要负责教学，也要负责病人的诊疗工作，这是带教老师和学校全职老师的根本差别。在比较热门的大型规培基地医院，有些科室本就人手严重不足，极度繁忙。在这种前提下，对带教老师提出过高的期待，可能本身就不够合理。

多名规培医师告诉八点健闻，在整个规培过程中，自己都是主动学习为主，带教老师们只能做到“偶尔”跟自己交流。

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还有一个更心照不宣的问题在于，规培医师轮转一个科室最长不过数月，部分带教老师在潜意识里也不会把这部分规培医师当作“自己人”来培养，在教学时本身也会有所保留，“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思想至今仍然存在。

规培医师的能力成长究竟如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继续教育处曾庆奇等选取了全国310所住培基地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一直承担住院医师带教工作的15830位带教教师为调查对象，试图评价规培对规培医师胜任力的影响。

结果显示，经过住培，住院医师的胜任力有了显著提升，但无论住培初期还是住培结束时，其效果都低于预期。

紧急上马的规培基地，能培养合格的规培医师吗？

2020 年，所有新进医疗岗位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国正式进入了一个无规培不行医的时代。

而这背后，是迅速扩张的规培基地建设。

自2013年至今，只用了9年时间，我国公布的三批规培基地数量合计已经超过1000个。从地域上来看，除香港和澳门，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都有了自己的规培基地。而在最新公布的一批规培基地名单中，甚至还新增了一批社会办医院。

对于这些紧急上马的规培基地，西安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李妮等指出：目前各住培基地层次不齐、资源不均，有技术先进、设备齐全、教学科研均领先的医院，也有发展一般的医院；有具有多年管理经验的教学医院，也有从未开展过临床带教的医院；有病源过剩、病例多样的中心城市医院，也有病源一般、病例单一的地方医院。因此，各个基地在管理、教学、考核方面很难做到同一尺度、同一标准。

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向八点健闻直言不讳地表示，全国性的规培制度开展得偏急偏快，而对于本科学历以上医生执医必须接受全国统一规培的要求也设立得有些过早，很多医疗资源和能力比较差的地区还没有做好准备，这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一些问题。

然而，中西部等医疗资源落后地区是否需要强制要求医生必须参加规培呢？

另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则向八点健闻表示，如果没有规培的强制要求，落后地区的医生就更难达到基本要求，更别说提升了。他说：“我曾经到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县，在没有规培之前，这个地方曾经连续三年都考不出来一个助理医师，只能降低过关分数；通过规培后再把医生派到这里，至少能保证这里的医生达到医生的最基本要求。”

这位医学教育专家认为，医疗资源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问题，而开展规培是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不能用历史问题来否定规培制度本身，可以因地制宜地根据当地情况制定规培的目标和要求，利用规培制度真正帮助这些医疗能力不足的地区提升，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虽然有些西部地区医疗能力不足，但是规培制度仍然要有存在的必要，只不过可能需要放低一些标准，以适应那些地区的客观条件”。

对于规培本身是否进展过快的争议之外，更多的质疑指向的是规培基地，它们建得太多太快了。

一位规培医师表示，社交论坛上抱怨在规培基地学不到东西抱怨颇多的帖子，绝大多数可能都来自素质和能力不高的规培基地，而规培基地如果本身实力强劲，它们的规培医师是没有必要上网“吐槽”的。

先有“医”才有“教”，在医疗资源和医疗能力仍然高度不均的当下，如何保证规培基地的能力？于是，国家文件中，又一次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规培基地原则上应为三级甲等医院或符合条件的三级专科医院。

然而，一刀切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省与省之间的医疗能力并不相同，三甲医院与三甲医院之间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医院只能勉强够到三甲的门槛，但有的医院被评为三甲，则是因为评价体系最高只有三甲。

医疗能力不均在规培制度上体现的另一个让人扼腕的事实是，一头是“弱三甲”们难承规培的王冠之重，另一头却是实力出众却没有资格成为规培基地的“非三甲”们。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允伍等指出，规培基地必须为“三甲”的“一刀切”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区域间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差异，北京、上海等东部地区一些低于三级甲等的医院无法成为培训基地，而实际上这些医院的医疗、教学等综合能力已达到相当水平，有的甚至高于中西部地区部分三级甲等医院。

而在规培体系开展实践超过一百年的美国，培训基地只需具备联邦医院认证和执业许可，只要满足培训需求，并无严格的医疗机构类型和级别限制。

没有级别准入的限制，然而，美国的规培基地却有成熟且严苛的日常评估，以评估的结果决定这些规培基地的去与留。

在中国，这项住院医师规培基地的评估工作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委托中国医师协会组织开展。

2018年7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齐学进在一次规培基地评估启动会上强调，“评估”是住院医师规培行业的纪检委和检察院，应该以查问题、揭短板为主。强调严字当头，就是要严格按指标办事，不人为降低标准。特别是对投诉和考核反映出的问题，必须要逐条查证。

在实际评估工作中，以打分为衡量尺度，大于85分为合格，70分—85分为基本合格，60–70分予以黄牌警告，少于60分红牌。

所谓黄牌警告，就是要求限期整改；而红牌警告，就是直接取消规培资格。据齐学进介绍，从2015年起至2018年7月，已有15家规培基地和71个专培基地被要求限期整改，18个专培基地被红牌撤销。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医师协会作为行业协会，并没有权力直接取消规培基地及其专培基地的资格，而是需要通过向属地卫健委“建议”。

而且上述处罚的背后，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我国对于规培基地的评估严重滞后。

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国家第三批住院医师规培基地公布前，我国已有规培基地859家。但从2015年规培制度全面推开至2021年1月，接受过评估的规培基地仅有384家，不到所有规培基地的一半。

2019年，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6批次共15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评估结果通报，然而，这些结果涉及的规培基地只有52家，远低于当时已经获批的规培基地数目。

一位医学教育专家向八点健闻提到：住院医师规培体系，在西方是个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成熟体系，而在中国，却几乎是十年间拔地而起，你无法要求它生下来就那么完美，然而，一个好的顶层设计需要做到的是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在规培的问题上，我们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然而，整个体系的运行经费从哪里来，如何保障？住院医师、带教医生和规培基地，三方的积极性如何激发？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是真正决定规培制度成败的关键。

以下是一个八年制医学生的故事：

罗鹤终于在2020年毕业了，尽管本博连读学了8年医学，他却没有选择从医，而是进入一家外资医学影像公司。

刚入职一周，聊起新启的公司人生活，他语调欢快，“非常开心、每天可以准点下班，待遇太好了！”如果按照从医的路线，毕业之后的他应该在医院接受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期2年~3年），每月的收入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8年前，罗鹤以很高的高考分数，报了上海这所大学医学院的八年制，不止他们学校，当时八年制医学生的录取分数，在各医学院校都位居各专业的前列，招收了最优秀的一批高中生。

八年制顺应了中国医疗人才层次提升的大趋势，也确实参与到了历史的进程，做出了很大贡献。2002年时，中国146万多执业医师中，大专、中专及以下学历的超过60%，有博士学历的0.6%，不超过9000人。而2001年后开设八年制医学专业的14所高校，至今12届毕业生大约1万多人，已经超过2002年之前的博士数量。

罗鹤入学时，还是八年制的荣光时刻，最初两三届毕业生刚刚开始工作，“科室里来一个八年制，主任两眼都放光”，一位医生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罗鹤和他的同学，大多看中可以提前3年获得博士学位。对于未来懵懵懂懂，以为学医就是在临床上治病救人，高分入学的八年制毕业生将来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谋得职位肯定不成问题。

然而，情势变得很快。科研能力在医生的评价体系中占的权重越来越高。曾经的优势——提前三年拿博士——转而成为劣势，少了三年的科研训练，“八年制的博士真不如5+3+3的科研型博士受待见”，罗鹤感慨，这也是他放弃从医的重要原因。

曾经让主任“两眼放光”的学长、学姐们，因为缺少科研成果，晋升时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可能成为“万年主治”。

而到了今年，那些没有像罗鹤一样逃离的毕业生找工作时，甚至连被“两眼放光”的机会都没有了。

入学之时：感受最后的荣光

罗鹤入学的2012年，是八年制在全国推广的第12年。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作为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其医学教育只在研究生阶段开设，学生需要读完四年任意专业的本科，才能继续学医。临床医生需要念四年医学博士，获取MD（Doctor of Medicine）学位。学术型医生在MD的基础上，还需要读4年~5年的PhD（Doctor of Philosophy）。毕业之后，均需经过一定年限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国最早践行八年制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参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自开办起，其临床医学专业就只有八年制这一种学制。

早年的协和医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医学泰斗级人物，包括人称协和内、外、妇、儿科“四大天王”的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协和毕业的医学大家几乎占据了中国现代医学史的半壁江山。

2001年，原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了《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发展长学制。同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设八年制专业，此后扩展到14所高校。

此时，中国医生数量已经不少，但执业医师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大多数，医疗服务的质量仍需有较大提升。当时的媒体报道过一个细节，几位参加医师资格临床实践内容考试的医生，穿手术衣时，将系绳的部位穿在前面，而并非像正规的手术大夫那样在背后系好。监考人员问为什么?答曰：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顺应人才层次提升的需要，再加上那几年，正好是中国公立医院开始扩张的时点，八年制医学生成为“香饽饽”。

同样是2012年入学的林奇，大一开始就能感受到学校对八年制的资源倾斜，比如八年制医学生享有更多的导师资源，他们选择导师时不占用其指导名额。而短短八年就能获得博士学位，这也让身边其他学制的医学生感到羡慕。

此后的八年是这样度过的：前四年像是高中延续版，每天和同班同学一起上课，第五年是临床实习，其后两年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不同科室间临床轮转见习，最后一年用来做科研和写毕业论文。

罗鹤的前四年也是一样，通识教育和基础医学教育为他打下了临床知识基础，他最喜欢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如何解决疑难病例，治好一个病人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和价值感，他也将成为一个医术好的医生奉为圭臬。

此时的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入学以前，外面的世界已经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将决定他们的未来。

最后三年：才发现世界早就变了

2010年前后，科研成果在医院的评价体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背后的逻辑是，对临床医生的临床水平做出评价是困难的，而科研层面包括发表文章数量、累计影响因子、被引用次数、获得的基金层次和额度等是比较容易量化评价的。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医院排名，可量化的科研成果更是成了一个指挥棒。

此后进入医院，学历门槛水涨船高，一些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几乎都把博士学位作为了硬性标准。

这也与人才层次的提高有关，医学博士不再稀缺，于是，八年制学生的认可度逐年降低， “我所在的复旦某医院的王牌科室由于过往八年制学生表现不佳，已经不再招收八年制研究生”，一位医生在微信公众号《小张聊科研》中这样记录。

直到大学第六年，林奇终于认清了现实，发表一篇满足毕业要求的论文，“只能毕业，不能就业”。他开始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一直伴随着余后三年。

那一年他选了导师并开始为期两年的临床轮转，导师是一位专业领域的大拿，也是一家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科室里除了像他这样的八年制学生外，还有一些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一路念上来的学生。这批学生比他年长三岁，有更多的临床和科研经验。

而毕业之时，林奇需要和他们同台竞争，争取留在科室规培、留在医院工作的机会。“同样是博士，没有人会管你是临床型博士（MD）还是科研型博士（PhD），都会拿同一套标准来要求你，也就是发表的文章。”

在各科室轮转见习的过程中，林奇遇到过临床能力极强但因没有科研成果而无法升职称的“万年老主治”（主治医生），也遇到过早期临床能力一般、专注科研，其后平步青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

前辈的经验点醒了他——临床能力是可以靠经验提升的，而科研必须趁年轻获得成果，基础医学试验也只有在正式工作之前才可能有比较集中和连续的时间进行。

林奇开始能够客观地认知自己的学制：八年制唯一的优势是年限短，而这个优势的另一面也是劣势，在现有对于医院和医生重科研甚至唯SCI论的评价体系中，与其他博士相比，因为科研时间被压缩，八年制医学生手头的文章数量和质量都没有竞争力。进入医院后，有高分（影响因子）文章的医生，更容易申请到国自然课题，从而更有升职的优势。

2020年1月发表的一篇《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调查》显示，八年制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低，除工作稳定性及同事之间相处方式外，其他指标满意度未超过中等（３分），且呈现出年资越高，满意度越低的趋势，其中工作环境与工作收入最不令人满意。

截取自论文《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调查》。

同样是第六年，罗鹤选了一位科室主任作为导师，真正开始做科研课题，却发现自己无从下手。

和大多数的科研新手一样，罗鹤还没有独立提出一个课题的能力，研究的课题是导师给的。导师把课题布置给罗鹤并大致说明之后，后续设计试验、具体实践的工作都需要他自己来完成。

不仅是导师无暇指导，罗鹤也没有同门的师兄师姐可以请教，科研菜鸟不得不独自打怪升级。第一个“怪物”是如何设计试验，罗鹤研究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方向的课题，根本没有英文文献可供参考，而且因为课题角度很新颖，相关的中文文献也很少。

到了真正进行试验操作的时候，第二个“怪物”就出现了，更高阶的神经学知识、统计学知识和试验操作技术，都需要从头学起。

那段时间，求助无门，自学进度缓慢，让罗鹤“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罗鹤感慨，科研的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硕士阶段的目标是能够完成给定的课题和试计划的执行，博士阶段应该拥有自主设计课题、设计试验的能力。“八年制的前五年和其他学制的本科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到了后面三年，直接进入博士的要求，没有经过前期的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一定是不够的。”

毕业了：手头没有文章找工作有多难

现在回过头来看，几乎就是在那段灰暗的科研时光，罗鹤决定了不当医生。

仍然怀揣医生梦的林奇，在找工作的时候，对于手头没有文章这件事究竟有多难，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面试时，应聘者坐下聊天，一开始的话题就是，你发了几篇文章，有几分（指期刊的影响因子，一般分为几个档次，0分~3分；3分~5分；5分~10分；10分以上，影响因子越高，论文越好）。“人家按部就班读出来的科研型博士手头有七八分的文章。”林奇解释说，想要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至少需要手握一篇5分左右的文章，而此时转换了研究方向的林奇还欠缺相关的文章。

面试的教授对于林奇各方面表现都挺满意，学历背景不错、面试表现也挺好、此前的导师还是业内翘楚，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文章”，教授说得很直接。他一度以为这家医院录取无望，所幸结果是好的。

林奇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八年，“应该从大一就开始接触科研”，这是他总结的教训。但他也认为，这是学校应该做的，“如果现实要求就是这样看重科研和文章，那学校应该尽早让学生有做科研的意识。”

“学什么取决于考什么，焦虑什么取决于就业的时候需要什么。”一位毕业于协和八年制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按照协和的学制，最后的8个月是用于科研的时间，但那时候才开始投入科研是肯定来不及的。大多数学生都把找导师开始科研的时间提前了，如今在校的学生大多在入学两年半到三年，也就是刚刚完成医学预科通识教育时，就已经开始找导师指导做课题发文章了。一位协和医学院教务处的老师统计称，今年至少一半的八年制毕业生发表了SCI论文。

而医学院校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不少医学院校开始对八年制的培养计划以及毕业时的科研成果要求做出了调整。

就在林奇毕业的这一年，林奇所在医学院调整了八年制的培养计划，缩短了临床科室轮转见习时间、扩展了用于科研的时间，加强了对于毕业生的科研水平要求。同时，上海也出台了明确的毕业后规范化培训年限的政策。

对于八年制学生而言，这两个政策相辅相成，核心就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科研时间，而把临床实践腾挪到了毕业之后的规范化培训。

但对于林奇来说，作为政策更迭的过渡一代，似乎成了“最惨的一届”，前有科研时间延长的福利没能享受到，后是临床规培的时间又被拉长了，且八年制因为年限短而体现出的年龄优势也弱化了。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透露，教育部正在加强与国家卫健委和中国工程院的协同配合，已设立了专项课题，对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要求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为各校的八年制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依据。“医学生培养不能搞半截子工程，要设计好八年制教育与毕业后住院医师规培的匹配和衔接。”

有人积极顺应变化，有人干脆不当医生了

新的改革开启之前，八年制已经影响了近20年的上万名医学生的命运。

有的学生能够积极地顺应变化。在一位从医四年的八年制毕业生看来，学制本身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人跟人的差异不在于学制的差异，也不在于智力上的差异，而主要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有关。”

他认为，开设八年制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医学院校，平台和导师资源充足，如果能主动尽早开始投入科研，可接触到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他自己在八年的医学生涯中，参与过内科、外科多个课题的研究并发表了文章。

不过，这样的学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像罗鹤和林奇这样，在求学的过程中逐渐才意识到问题。

最终，罗鹤选择了离开医生这个职业，而林奇选择留守，却也不得不离开上学的城市。

对于林奇来说，生活学习了八年的上海承载了太多，这里有朋友、有熟悉的医院和导师、有喜欢的生活氛围，但是相比其他城市，除了规范化培训时间延长，上海不能定岗规培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医学生毕业之后，必须经过规范化培训，才能正式成为住院医师。定岗规培就是说完成培训后可以在规培基地留下，不能定岗规培就意味着，两三年之后仍然要面临找工作的压力。

综合考虑了各地的规培工资、临床博后的工资、工作和科研压力以及生活成本之后，林奇决定离开上海，远赴南方任临床博后研究员。接下来的博后三年，林奇必须要有一些科研成果，至少要发一篇3分以上的文章。只有这样，在今后正式进入医院工作中，才不会因为科研的缺失，影响国家课题的申请和职称的晋升。

也有的毕业生即便不能定岗，也选择留在上海，例如同样是今年毕业的王卓，将在一家三甲医院继续两年的执业医师规范化培训，但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上海人。在他们班继续从医的学生中，一半回了老家和外地发展，一半留在了上海，而这后一半中多数和王卓一样，本就是上海人。

至于完成规培后如果留不下来，会不会继续从医？王卓还没有想好，“先规培了再看，以后我可能会去私立医院工作，或者干脆就不当医生了。”

2012年，三位不同地方的高中生罗鹤、林奇和王卓同时在上海开启了医生的梦想，8年之后，他们已经是医学博士，但梦想却都还没有实现。

回想8年的大学生活，林奇有时会想起一位长者的话，“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By 严雨程、吴晔婷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新结识的德国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今天读这本书的的中译本，不能不令人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作者:  [美] 米尔顿·迈耶 译者: 王岽兴 / 张蓉 出版：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时事，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01
“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 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曾经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图源：Bundesarchiv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 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 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例如，在中国就有将这种领袖尊奉为“新国父”的）。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有机会形成的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们）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对这一点，迈耶的那位德国学者朋友是有自知之明的。

02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

但是，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是如此，“文革”中大多数人对非我族类的“阶级敌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一定会发挥主导作用。就像一个农民不会在他的田地里看着庄稼成长一样，人们也不会一天天看着独裁统治发展。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无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经历开端。一个人必须要清晰而确切地预见到结局，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了的一种选择性关注。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一不小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何种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处于被围攻的‘皮奥里亚’之中。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他们必然会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03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

“皮奥里亚” （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 “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近年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设想，常识会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总的智力水平。梁文道在文集《常识》的序里说，以“常识”为题，既是“归宗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因为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意蕴”。常识是对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虚的一帖清醒剂，常识破除假象，犹如天真的孩子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提倡常识，是因为“如今国人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还偏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解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 质’，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理解的偶像和幻觉，这些皆偏离了常识的轨道”。还有的则认为可以用常识“坚守真实，只认死理和真相”，或是将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可以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另一类需要专业知识背景（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显然，人们对常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和政治作用已经开始有所积极思考。


作者: 梁文道 出版: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1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在阶级斗争知识极为普及的“文革”期间，常识让普通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黑七类”和“颠覆破坏”。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 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 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人的常识与60年或70年以前中国人的常识比较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的常识里有了许多前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与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但更多的也许是前人会认为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一路走下来的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随波逐流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只能说在特殊时期不是最坏的选择。

By 徐贲

近日，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BNTX.NASDAQ）联合创始人萨欣（Şahin）和图雷利（Türeci）夫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mRNA癌症疫苗可能会在2030年前上市。

早在2010年4月，第一款治疗性癌症疫苗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但因疗效一般、价格昂贵，常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而淡出市场。

当前，mRNA癌症疫苗再次引发关注。“有别于预防性疫苗，治疗性癌症疫苗作为一种癌症治疗手段，激活肿瘤患者的免疫系统，获得针对癌细胞的特异性免疫保护力，从而防止肿瘤的复发或恶化。” 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研究副教授、现杭州赛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洪涛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疫苗专家陶黎纳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mRNA疫苗在疫苗作用机制上并无突破，就是刺激免疫系统的强度大了不少，是否能成就癌症疫苗的招牌，有待实践检验。”

时代周报记者检索智慧芽全球新药情报库Pharmsnap数据平台发现，除BioNTech，在mRNA药物治疗领域，Moderna（MRNA.NASDAQ）、默沙东（MRK.NYSE）、葛兰素史克（GSK.NYSE）、斯微生物、艾博生物等企业均有布局。

一、研发难度大

mRNA疫苗通过将遗传基因编码输送至人体，让细胞产生抗体，从而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BioNTech首席医疗官图雷利认为，“可采取同样的方法启动免疫系统，寻找和破坏癌细胞。”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德国mRNA疫苗厂商BioNTech，拥有多款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mRNA疫苗，在研适应症包括结直肠癌、黑色素瘤、头颈部肿瘤等。

因形成肿瘤的癌细胞中可能含有不同的蛋白质，研发一种针对所有癌细胞的疫苗变得极其困难。

图雷利提及，目前，BioNTech已经更好地了解了人的免疫系统如何对mRNA作出反应，掌握了如何大规模地制造mRNA疫苗，具备与监管机构就疫苗批准相关事宜进行反复沟通的经验，这些都能够加速未来癌症疫苗的上市。

但癌症疫苗研发难度仍然较大。陶黎纳介绍，“癌细胞是人体自己的细胞，本来应该程序性死亡的，如果没有死亡还不断增殖就变成癌细胞。虽然癌细胞是‘坏人’，但从外表看还是‘自己人’，要免疫系统去对付这种‘叛变的自己人’，难度很高。”

陶黎纳解释，“疫苗的免疫机制是利用免疫系统针对异己的免疫反应。免疫系统也有针对叛变的自己——癌细胞的免疫机制，但和针对异己的不一样。所以，以建立在针对异己机制上的疫苗原理，去研发针对自己细胞的癌症疫苗，存在机制上的限制，难度大在这里。”

陶黎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最困难的可能是安全性，“癌细胞毕竟来源于自己，要说在蛋白质层面与自己细胞有很大区别，大到自己细胞与病原体的区别，这个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如果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在免疫识别方面差异不大，那么攻击癌细胞的免疫机制就可能攻击正常细胞。”

“mRNA癌症疫苗研发最大的挑战在于抗原的选用，很多癌症疫苗的抗原没有普遍的适应性，这也增加了研发的成本。” 张洪涛解释，“BioNTech利用mRNA技术研发癌症疫苗已有一段时间了，是否能在‘2030年前上市’，取决于后续的临床试验进展情况。”

“作为科学家，我们总是不愿意说我们将有治愈癌症的方法。”图雷利对mRNA癌症疫苗的研发上市持谨慎态度，“我们有一些突破，也将继续努力。”

二、多家企业布局癌症疫苗

2010年4月，FDA批准第一款治疗性疫苗Provenge，用于治疗前列腺癌。但Provenge并未带来颠覆性的疗效。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比起对照组，Provenge仅将患者的总体生存期延长4.1个月。

Provenge疗效一般，但价格昂贵。Provenge属于自体细胞免疫疗法，需使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制造，成本较高，每疗程价格高达9.3万美元。而同样治疗前列腺癌的阿比特龙和恩杂鲁胺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上市，价格仅为Provenge的一半。

Provenge的销量未达预期，其研发公司Dendreon也以破产告终。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多款癌症疫苗折戟在临床试验中。包括Celldex旗下癌症疫苗Rintega、Argos的肾癌疫苗rocapuldencel-T和Agenus的Prophage G-200。

尽管癌症疫苗研发道阻且长，相关药企及研究人员并未放弃对癌症疫苗的研发。当前，已有多家mRNA生物技术公司转战癌症治疗领域。

基于mRNA技术的疗法，是将体外合成的mRNA递送到人体中的特定细胞，mRNA在细胞质中被翻译成所需的蛋白质。mRNA作为疫苗或药物，可应用于预防传染病、治疗肿瘤和蛋白替代疗法。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全球mRNA药物进入临床管线的共有56个，研发主要集中在疫苗领域。智慧芽全球新药情报库Pharmsnap数据平台显示，BioNTech和Moderna是走在前沿的两家企业，结直肠癌、黑色素瘤等在研适应症均处于临床2期。

10月12日，默沙东与Moderna联合宣布，根据两家公司现有的合作与授权协议，默沙东选择与Moderna联合开发与商业化个体化癌症疫苗（PCV）mRNA-4157/V940。

目前这一疫苗正在与默沙东的PD-1抗体Keytruda（pembrolizumab）联用，在2期临床试验中作为辅助疗法，用于治疗高风险黑色素瘤患者。

癌症疫苗前路漫漫

针对癌症研发的mRNA疫苗可能无法在近期内取得突破，德国mRNA疫苗厂商BioNTech公司联合创始人吴沙忻（UgurSahin）夫妇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mRNA癌症疫苗的上市可能要等到2030年左右。BioNTech和Moderna是走在mRNA癌症疫苗领域最前沿的两家企业。

在mRNA新冠疫苗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后，mRNA生物技术公司正在转战肿瘤领域。第一财经记者查询智慧芽全球新药情报库Pharmsnap数据发现，尽管目前mRNA疫苗在研数量排名最靠前的适应证仍是新冠疫苗，但用于肿瘤，尤其是实体瘤适应证的在研疫苗数量紧随其后，仅中国就达到了18个。

无法预防癌症，但能防复发

在全球mRNA肿瘤疫苗领域，BioNTech和Moderna正在展开激烈竞逐。在新冠疫苗需求降温后，两家公司近一年来股价都出现重挫，今年迄今为止股价跌幅都接近50%。

上周，Moderna刚刚宣布与制药企业默沙东合作，两家公司将联合开发并销售一种个性化精准治疗癌症疫苗，这种疫苗基于Moderna的mRNA技术，并与默沙东的明星肿瘤疗法Keytruda（K药）联用，探索治疗高危黑色素瘤患者。根据协议，默沙东将向Moderna支付2.5亿美元。

研究认为，既然mRNA新冠疫苗已经证明了通过将遗传基因编码输送至人体，能够让细胞产生抗体，从而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那么同样的原理也应该能够在对抗肿瘤方面被验证，通过接种癌症疫苗，人体将能够启动免疫系统，从而攻击肿瘤细胞。

BioNTech正在研发针对直肠癌、黑色素瘤和其他癌症的mRNA疗法。不过与普通疫苗接种后防止疾病发生不同，BioNTech和Moderna等公司正在研发的癌症疫苗是一种治疗性的疫苗，作为一种癌症治疗手段，促使免疫系统破坏癌细胞，从而预防肿瘤的复发。

“作为科学家，我们总是不愿说我们将治愈癌症，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突破。”BioNTech联合创始人Özlem Türeci表示。她还说道，通过新冠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BioNTech已经更好地了解了人的免疫系统如何对mRNA作出反应，掌握了如何大规模地制造mRNA疫苗，并与监管机构就疫苗批准相关事宜进行反复沟通，这些都能够加速未来癌症疫苗的上市。

生物基金公司Loncar Investments创始人布拉德•隆卡（Brad Lonca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几十年，人们探索晚期癌症患者的疗法，但是非常困难，几乎没有成功的。现在Moderna和BioNTech聚焦在肿瘤早期阶段，对肿瘤切除患者接种疫苗作为治疗手段，从而防止肿瘤的复发，我认为选择这种途径是非常聪明的。”

像手机编程那样治疗癌症

BioNTech正在开发针对直肠癌、黑色素瘤和其他癌症类型的治疗方法。吴沙忻将BioNTech的科学家团队视为人体免疫系统的工程师，就像苹果工程师基于强大的计算平台开发iPhone手机软件程序那样，吴沙忻相信，借助mRNA平台，未来能够为大部分疾病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包括修复受损或患病的细胞。截至今年上半年，BioNTech已开展19个早期试验和12个临床前项目。

但癌症疫苗的研发难度大，仍需要克服重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挑战就是由于构成肿瘤的癌细胞中可能含有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因此要让疫苗针对癌细胞而不伤害健康组织极为困难。

“免疫系统并不能达到所有的肿瘤部位，这是因为肿瘤非常狡猾，会逃逸免疫系统的杀伤。”隆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通过mRNA技术，将会达到更动态、精准的治疗效果，这是与过去其他癌症疫苗最大的不同。”

但即便如此，隆卡认为，要将药物精准地抵达正确的地方仍是一个“精细”的工作，在技术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他还提出担忧，尽管mRNA疫苗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已经在新冠疫苗上得到了验证，但是它的保护免疫作用可能较弱。

“我不担心这种疫苗的安全问题，相反，我认为它对肿瘤的杀伤力可能不够强，这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隆卡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隆卡还提到，在mRNA疫苗之前，美国FDA在约十年前批准的首个癌症疫苗普列威（Provenge）用于治疗前列腺，这是一款由中国企业南京新百旗下丹瑞生物（Dendreon）研发的疫苗。不过由于这款疫苗并未带来颠覆性的疗效，仅将晚期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4个月，未能开创癌症疫苗的新纪元。而且由于生产成本高昂，售价高达10万美元，销量也不如预期，最终丹瑞生物宣告破产。

也有科学家提出，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提升，治疗性癌症疫苗未来的应用场景可能有限。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徐建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未来十年肿瘤治疗技术将会面临重大的变革，治疗性疫苗可能会因为溶瘤病毒疗法技术等的快速发展而失去一部分价值，可应用的场景也会受限。”

“目前领域内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癌症疫苗主要用于两方面治疗，一是针对不可手术的肿瘤，二是针对手术放化疗后防止复发。”一位国内三甲医院免疫学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By 钱童心、韩利明

对“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来说，由于同时承担育儿和高房贷的压力，为了继续原有的生活，维持住“中产”，反而成了一种负担。我们与一些“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聊了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有教师、设计师、IT行业人士、金融行业人士等等，并且大都面临着高房价、教育竞争、职场等带来的挤压。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年过三十，年收入普遍在30万以上，有的甚至超过百万，并且，均养育了两个以上的孩子。然而，他们过的却是一种“穷中产”的生活。收入的波动，对未来的不确定，贷款和育儿的负担，使得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脆弱的境地。有人为自己之前的冲动消费后悔；有人选择了薅羊毛，学习省钱攻略；还有人开始记账，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所说：“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时间和精力赤字

自从辞职成为全职妈妈，中产妈妈孙默就发现，生活变了。在上海郊区，33岁的她陷入了抑郁。凌晨2点，小宝的腿噔噔两下，吵醒了刚刚入睡的她，这位每晚带着3岁龙凤胎宝宝入睡的母亲，黑眼圈已经在她脸上挂了好几年。以前她留着海清那样的短发，经常去发廊做个定型，显得飒爽干练，但现在已经一年多没做过美发了。她总结，30%的时间给了孩子，30%给了先生，30%给了父母，只有最后的一点点才能留给自己。恍惚中，她轻拍小宝的背，确认一切正常后又闭上了眼。刚睡了两三个小时，小宝又开始翻来覆去。她在困倦中起身，单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熟练地在一排温度计里摸到一把耳温枪，开始给小宝测温——37.3℃。孩子发烧了。这会儿还不到6点。孙默迅速穿好衣服，挨个叫醒一家人。经历了年初的“全城静默”，孙默对孩子们发烧格外担心。由于有三个娃，一个娃生病，就容易传染给剩下的两个，所以天还没亮，她就带着孩子去医院。生病的小宝蔫蔫地坐在妈妈怀里，微微皱着眉头。等到了发热门诊，小宝的体温已经升到了38℃以上。

孙默和老公不是上海本地人，一家五口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说是别墅，实际上总价在500万左右，每次上班往返要花3个半小时——她也只买得起远郊。这几年，外公身体抱恙，她的父母也没办法帮她带孩子。到了这个地步，孙默仍不打算请一个保姆——准确来说，是请不起。“如果是一个月四千块的保姆，那我觉得还能请。”她说。但现在，请个保姆一般每个月要六千块钱。两千块对她们家来说，很重要。“这两年，我们对以后的收入预期不太乐观。”她老公开着一个健身工作室，本来年收60万以上，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亏损了20来万。邻居也好不到哪儿去。前两天，新邻居来敲孙默的门，她才知道原来之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搬走了。“一般来说，搬走之前都会打一声招呼的，比如是去陪孩子读书之类的。这样悄悄搬走，我们猜肯定是资金链断裂了，才不好意思说。不过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们呢？”

像她这样的中产家庭，正在变得脆弱。直到现在，她每个月还要接受父母一万块钱的“救济”。支援了她这笔钱后，父母自己也所剩无几。对于“两娃高贷”家庭来说，诸多的付出中，两个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是绝对的大头。“感觉手里的钱就没超过十万。”

郑州的中产妈妈林小多，自从在郑州首付了一套约一百平的三室一厅后，总感觉很拮据。买房也是为了小孩上学，每个月要还一万二房贷。最难的是2021年，家里有一笔30万的投资款打了水漂，老公也失业了4个月。那4个月，透支掉了大部分的存款。新房装修的时候，她虽然喜欢真皮沙发，但是不敢想，最后只能买了个千元的普通沙发。由于有了两个孩子，公公婆婆也住过来帮忙，所以，现在她们一家六口人住在这里。过去，她经常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但自从有了娃，家里就有些坐不开了。空间还是小问题，吃穿也容易解决，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的兴趣班。首先，时间安排就成了大问题，她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比如，周五是上舞蹈班的时候，她正好限号，下午5点一下班，她就骑着小电动带大女儿去上舞蹈班，等到了舞蹈学校，已经是6点，只能随便吃两口面包，再换上舞蹈衣服，6点半正式上课。伴随着时间支出的，还有金钱。前阵子，她刚陪大女儿参加完舞蹈考级，那天在比赛场馆，十几个孩子呼呼啦啦进去，六七个人一组，表演个半分钟就出来了，“最后每个人都有奖杯拿”。这样一个在她看起来像“骗钱”一样的考级，还要再收她一千多元，让她感到肉疼。“但学都学了，还是让她考完10级吧。”最坑的是美术班，在当地商场，趁着活动促销，她给女儿一口气充了一万五的美术班学费，报了4年。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美术班的老师说付不起房租，开始和家长们借钱。到了今年，美术班彻底关了，老师也跑路了。这是林小多最后悔的事。现在，小儿子才两岁，等长大了兴趣班肯定又是一项开支。

林小多的孩子上美术班时候画的画。图 / 受访者供图

在南京做IT的两娃妈妈文思莉，是所有聊过的“两娃高贷”家庭里，家庭收入最高的一个。她和老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经营一家小公司，但养两个娃，她说自己也常感觉到压力。也是因为，两个娃身上的支出太高了——去年，孩子生病感冒就花了小一万，妹妹一年的尿不湿花六千元元，奶粉一万，早教两万，衣服、玩具、绘本加起来一万；姐姐一年私立幼儿园花一万五，英语、游泳、画画、思维各类培训班四万，衣服、桌游、书本一万；两个姐妹每周带出去吃饭，一次三百到五百，一年花两万。最后加上伙食费，一年高达21万。

还款日 

买别墅这件事，孙默感到很后悔。上海市区的别墅肯定买不起，只能买到很远的郊外。她曾不止一次向同事哭诉，当初买房确实没有考虑这么多，现在才知道，这么长的通勤时间有多难。住别墅远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即便是买在远郊，房贷的压力也够她受的。每个月，她要还房贷近两万，她又全职在家，能剩下的钱寥寥无几。由于面积大，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装修太费钱。比如别墅的草坪，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维护。但与此同时，小区里，草坪可是各家的“门面”。直到搬来的新邻居看不过去，说可以顺手帮她打理时，她才有了一个看得过去的“门面”。

▲孙默家后院的草坪，很久没有打理。这一排用来区分和邻居家的冬青，是最近邻居帮忙整理的。图 / 受访者供图

选择住在偏远郊区别墅的人，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人是像郑州妈妈林小多这样，攒钱付首付，一家人住在市区的商品房里。林小多和丈夫2013年结婚，一年后生了孩子。当时林小多刚入职国企不久，还是初级科员，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她丈夫也刚从国企跳到一个民营设计院，当时薪水也只有两三千。那一年，两个人一个月拿五六千的工资，三分之一的工资拿出来还房贷。那已经是十年前了。接下来，房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刚需，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加上丈夫跳槽到了一家月薪约两万的公司，他们开始考虑学区房的事。2020年，林小多把几年来家里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又首付了一套学区房。这也成为压力骤增的开始，房贷一下子猛增到12000元。她现在的工资涨到了6000块钱，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部还给银行，还要再从老公的工资卡里再拿6000块补贴出去。剩下的部分，还要再扣除两个孩子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压力很大，感觉每个月都在给银行打工。”这样的压力难以缓解。为了保住现有收入，丈夫过上了比996还要忙的生活，在公司里搭了一个行军床，经常是直接睡在公司。一家人也开始连一块回趟老家的时间都消失了。林小多还是经常心怀感恩，她觉得自己现在无非经济压力大了点儿，但也不至于处在一个完全不可控的境地。“和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人比，我们肯定还是幸运太多了。”林小多反思自己，刚结婚时，只是想住进一个三居，等愿望满足了，后来又想买学区房，“人的欲望就是一步一步变多的，想要的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林小多也无奈，郑州的高考压力这么大，如果不买学区房，她又能怎么办呢？

林小多家的阳台，她觉得采光不是很好。图 / 受访者供图

与生活对抗 

为了能在中产身份和中产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中产们开始想办法开源节流。孙默热爱健身。她在健身爱好上进行的“开源节流”，是她与生活对抗的缩影。她一直缺一件运动背心。最近，和老公逛街时，逛到lululemon。老公示意说进去逛逛，孙默连连摇头婉拒。一件背心四五百，她觉得没必要。回家后，她让同小区一起遛弯的妈妈把自己拉到了一个领优惠券的群，群里有高达6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那天，孙默花8块钱买到了一件运动背心。“你敢想象吗？敢相信吗？一件背心8块钱哎。”孙默说，语气里包含着欣喜。从那之后，她就像掀开了“省钱魔盒”的盖子。她把衣服看作是节流的关键突破口。以前两三百的T恤，现在只买七八十的。以前和朋友逛商场，看到朋友进店试衣后，拍个照片再网购同款，那会儿她还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现在，她也开始偷偷这么干了。

但节流也有失败的时候。比如，小孩的衣服确实不太好省。大女儿有件粉色的衣服只穿了3次，套在小女儿身上也不合身，孙默舍不得扔，最后只能拿给儿子穿。在陪儿子去上音乐早教课的时候，另一位家长看见这身粉色小衣服，忍不住开玩笑说：“哎呀，这是弟弟穿了姐姐的衣服吧，妈妈好节省呀！”虽然知道这是说笑，孙默心里还是难受了一阵，五味杂陈。“中产就是这样，它像一个架子，把你架在这儿了。”孙默说。尤其是上海封控的那段时间，在小区业主群，有时候团购的商品太贵了，她舍不得买。私下里，她加了居委会的微信，表示希望能够团购一些更实惠的菜品和食物。孙默说，她终于开始了一场和“中产身份”的博弈。她已经变得很坦然，开始薅起羊毛。比如，她加入了不同的群，下载了各种各样的App，清楚地知道哪一个App的青菜比较便宜，哪一个小程序的蛋糕比较便宜。人均上千的米其林餐厅不去了，完全断了这个念头，“开始老老实实在家做饭”。看到超市里一条好几块的抹布，她转头就走，“拼多多上买一条，不到1块”。

在生活面前，她宁愿不当什么所谓的“中产”。家里唯一还保留着的、曾经精致生活的痕迹，可能就是那台用了好几年的咖啡机了。杂志上那些红酒评析，对她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要一个人感觉到生活的拮据，就算一个从来不记账的人，现在也会变得开始精打细算。有的中产家庭选择努力节衣缩食，攒钱留给下一代。比如上海开了设计师工作室的徐娜，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老公是校友，现在有三个孩子。最近，她专门研究了一下上海的升学率，焦虑感一下子就上去了，因为学习不好的孩子们，在中学阶段就有可能被分流出去。“孩子们至少要上个大学，不然我们有点难以接受。”徐娜想。她准备给孩子预留一笔出国留学的费用，所以用来自己身上的钱格外的省。比如，她不敢换手机，一部iPhone用了好几年，前阵子屏碎了，也舍不得去官方店修，特地找了一个街边小店修。上次一家人去游乐园玩，一天一百的停车费，“太贵了”，她心疼不已。

徐娜的两个儿子在阳光下踢球，她刚怀上三胎。图 / 受访者供图

而郑州的二胎妈妈林小多，靠变卖家里二手物品，回收了一点钱。比如，最近，她就卖掉了上大学时候买的戴尔电脑和iPhone手机，一共217元。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所有护肤品，必须用成空瓶之后再买新的，是彻底的空瓶，盖子打开，要把里面抠得一点不剩。现在，去超市买东西，也要专门把发票存下来，回来看看到底花了多少。就连在充话费这种小事上，她也能找到羊毛了，专门用了云闪付，可以省下一块钱，这一块钱的“胜利”成了她那一天要专门记录下的事情。而那一天，她也失去了300块钱。原因是孩子咳嗽，她又犯了鼻炎，一天花了300块钱治病。像很多人一样，她发出了一个脆弱的感叹：“不生病就是财富。”

用力奔跑 

中产们究竟在忧虑着什么？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下跌的恐惧》一书中给出答案：中产阶级的一大主要焦虑，在于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阶层。孙默对此感触很深，她和先生都来自中产家庭，“我们的父母比我们过得有钱有闲”。她的妈妈从年轻时就爱好文艺，直到现在，跟老姐妹们出去，还是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又买衣服又买包，一花就是几千块。相比之下，有一次，她向妈妈炫耀自己买到的8块钱运动衣，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样？”孙默害怕这样的下跌也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个孩子出生一次，就是下跌一次，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她说。她所在的社区，很多人是随随便便就有三四套房，她们家是费力贷款下才买下一套——而这已是她毕生的资产。手里的资产不多，平均到三个孩子身上更少。对于“中产梦破灭”的未来，她忧心忡忡。“中产这个概念，就是永远比上不足。”孙默总结说。

除了孩子，另一个关于“跌落”的担忧，来自于工作。2021年下半年，郑州的林小多，她的丈夫和朋友想一起做一笔生意，投出去了30万。结果后来要不回钱，为这个事两人吵了不少次架。林小多跑去专门咨询公司的法务，想请律师打官司，但一听律师费要十个点，也就是要3万块钱，她又打起了退堂鼓，怕就算胜诉了也执行不了，那打水漂的钱就又多了3万。家庭现在已经没有额外的积蓄了。她最担心的是丈夫失业，关键丈夫身处的还是房地产行业。有一天，丈夫从集团开完会回来，已经是晚上11点，一脸疲惫。集团又给他们区域下达了任务指标，他觉得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完不成就可能让他走人。林小多感觉，丈夫一天的工作量，比自己一个星期的工作量都多，薪水又并不比前两年高多少，甚至还不如前两年。而现在，房地产公司招聘的岗位少，家里的经济来源开始被动地进入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天晚上，夫妻俩靠在床头，他们已经很久没时间长谈了。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焦虑，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身处同温层之中的主观判断？孙默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后退的阶段。她说，仅仅是维持“中产”，就耗光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在曾经的期望里，一个大房子，三个孩子，一条狗，悠闲的午后，约着朋友看展、喝下午茶，这是孙默最理想的中产生活，但没想到，眼下的生活依然是这么手忙脚乱，甚至“拮据”。这种挣扎，就像幼儿园开学的那天，她6:30就起床给龙凤胎搭配衣服，一定要得让别人看出来是双胞胎，但还不能穿得一模一样，要注意色系搭配。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搭配好了。而在短暂的光鲜之后，她依然要回到现实中。

龙凤胎每次出门前，孙默都要给他们精心穿搭。图 / 受访者供图

小宝发烧这一天，孙默从医院回来后，又忙了起来，开始为大女儿填写明年进入私立小学的报名表，学费一年15万。如果大女儿读了私立，那两个小的怎么办？是也要继续读私立？这意味着未来光三个孩子的学费就要每年花掉45万。“想都不敢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唯一让她松口气的是，医生说，这次小宝只是普通的感冒。

By 薛永玮

“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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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

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

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

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

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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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

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为半导体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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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

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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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人。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

By 山巅上的加图

最近有两个热词：“科技与狠活”、“海克斯科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两个热词都是靠一个叫“辛吉飞”的博主而爆红网络的。

这两个词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指一些食品加工和制作过程中不为人知的“黑科技”

在视频里，辛吉飞兴趣盎然地为我们介绍了多种，只要加一点食品添加剂就可以将食材“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

尤其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他当着一位老师傅的面，在滚水里加了一勺三花淡奶，就能让煮着牛骨头的汤直接变得乳白，

大爷当场给他吓傻，他熬了几十年的牛骨汤，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连连喊着：骗人、骗人……

当然更不要说年轻人爱喝的奶茶，只用一些碎茶叶渣子泡出点茶味，

然后加一通黑糖浆、植脂沫、奶精粉等添加剂，没有奶却奶香四溢的奶茶就做好了，

天然蜂蜜？那更是没有蜂蜜本蜜，加点白砂糖就已经算是仁义至尽，

名贵燕窝？明胶片加植脂末加糖浆，就摇身一变身价上千上万，

牛肉干？冷冻鸡胸肉就可以以假乱真，价格翻倍地售卖，

大鸡排？边角料加淀粉，外加水分保湿剂、肉味香精等添加剂，就可以制造出拉丝的效果，

火锅店的羊肉卷？用鸭肉和各种添加剂，就可以变鸭为羊，都不带犹豫的……

自然，这些全部击中了现代人的痛点，因为如果连入口的食品安全都无法保证，

吃进去的都不知道是羊肉还是猪肉还是鸭肉的话，那么究竟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

恐慌、焦虑、迷茫、不知所措各种情绪开始蔓延，连同信任、安全感，也一并消逝了。

我们的焦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常常说90后，就是在有毒的环境里成长的，曾经让多少家长痛彻心扉的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白块、孔雀石绿……

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违法违禁的成分，这些让今天的孩子畸形，甚至会荼毒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的问题，从来没有消失，

以前是三聚氰胺，今天是各种固体饮料充当奶粉，导致孩子们营养不足，甚至发育发育迟缓，

以前是地沟油，今天是着名企业的酸菜被爆出，是“土坑工艺，足时发酵”，是用垃圾和脚踩出来的，

以前是苏丹红，今天是新疆奶企偷偷往里面添加香精，让新疆奶的招牌一落千丈。

食品企业常常被称之为良心企业，因为病从口入，吃什么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程度，

然而对于利字当头的企业来说，他们绝不会管这些，他们想的，只有怎么赚钱，怎么快赚钱，怎么赚大钱，

其实，从很多小摊小贩，你就管中窥豹中国的食品行业，究竟是个什么现状，

由于食品行业并不是什么暴利的行业，既然无法在顾客身上下手，那么只能不断压低食材价格和环境标准，

只要你曾进过这个行业，就会发现，无论是卖什么，接触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什么食材的批发商，

而是各种香精的业务员，他们会介绍香精各种神奇，在猪肉里加牛肉香精就可以冒充牛肉，以此来节省大量成本，

更有很多发物类的食品，卖相特别好看，结果一了解，居然是用福尔马林浸泡来防腐，

还有我们在路边看见的各种卖火腿肠的，指不定都是过期的，而这些都要进那些未成年，仍在发育的学生的口中，

你可能说小摊小贩管理难度大，你不吃就完了，

可是大企业，你以为能多有良心吗？

就在前不久爆出来的某大牌的酱油事件，国内版的酱油添加剂那是满满一面，

可是国外的同品牌酱油，竟然没有任何添加剂，就真的是零添加的酿造酱油。

这种双标在上面提到的统一酸菜里也是一样的。

对外国人，他们就用厂里正规发酵的酸菜，而对国人，他们就用随地采购的“土坑酸菜，足时发酵”，

还真是“中国人就害中国人”、“中国人只骗中国人”。

但很多人也说了，这个人就是在贩卖焦虑，可是，他真的是在贩卖焦虑吗？

难道一些事在幕后你看不见，就当不存在，一抬到台面上，就成了夸大和贩卖焦虑？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把食品添加剂打死，毕竟它也是一种科学，

在剂量控制得当的情况下，能让人享受到更低价位味道更好的食品，

那么我们在怕什么？在焦虑什么呢？

怕就怕什么，怕双标，怕货不对板！

一种叫苯甲酸钠的添加剂，很多食品饮料的配料表都有，但对于它的安全性，国际上却一直在争论不休，

日本《食品安全法》中明确禁止使用苯甲酸钠；中国台湾，严禁苯甲酸钠添加到碳酸饮料中；

欧盟儿童保护集团，认为它不宜用于所有儿童食品中……

甚至还有研究指出，该防腐剂和维C反应会生成致癌物质苯，也就是说，在含有维C的饮料如果用该防腐剂，就会对消费者产生巨大影响，

而对于我国来说，这种防腐剂却一直很“畅销”，就是因为它便宜，并且在我国合法，

但抛开这种具有特殊性的防腐剂不谈，就算每样食品都达到了所谓的国家标准，

但谁又能保证我们每天吃下去的那么多食品，加起来的添加剂不会超标，又不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致癌的影响呢？

谁也不敢保证，就算是国家规定，也没办法要求每个人每天的摄取，进而保证个体的基本健康，

500件”香精”可口可乐被查获

另外就是货不对版，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如果说起码把食品添加剂列出来，不管有害没害，还算是一种基本诚信的话，

那么挂羊头卖狗肉，就真的是丧尽天良，

特别是用鸭肉充当羊肉，用僵尸肉来做冻肉半成品，用增稠剂、凝固剂加工食品……

 “僵尸肉”冻库现场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吃下去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在后厨究竟在捣鼓什么，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我们焦虑的，

所以这或许也是很多人，虽然卖牛奶但是不喝牛奶、卖牛肉粒的不吃牛肉粒、卖猪肉不吃猪肉，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不吃自己产出的，只能吃别人产出，

于是有人讽刺称其为：易粪相食。

正是因为知道那个肮脏的过程，且不想做出任何改变，于是彼此荼毒，

没有上限比下限，那就比比谁更狠，底层互害的逻辑，算是被他们玩明白了，

然而，他们终要付出代价，

而这最惨痛的代价就是人们的安全感，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将被恐惧和焦虑所取代，

更为可怕的是，当浑浊成为常态，清流就会归为异类。

利字当头，劣币追逐良币的后果，就是我们全都在慢性自杀。

当我们这个共同体，成为利益的拥趸，那么人早就被打入了利益链的最下端，不复存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了，变得不再相信，

外婆看着手机里疯传的食品视频和图片，叫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看着我吃零食的时候，总是面露难色，

我时常吐槽他们过度担心，也总是不以为然，

但现在我却意识到了他们担心之下的真相，作为亲人，他们是真心爱你，而作为那些食品厂，他们是真心只想赚钱，

我意识到了，我们不相信，不是我们不愿相信，而是他们在作贱我们的相信，

一个社会因相信而存在，那是因为我们相信喝的水、吃的东西、唿吸的空气都是安全的，

然而当这份相信被践踏的时候，社会也离分崩离析不远了。人们将处处存疑、彼此为敌，更不会让下一代，再来受这个肮脏世界的玷污。

By Poem

现在赴美留学的中国学子越来越多，而金融研究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十分热门的选项。而申请金融硕士项目的同学大多数都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就业，而如果可以留在美国就业无疑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前景，所以不少同学都希望可以在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不过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专业在美国的就业前景，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准备，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1. 金融硕士留美就业情况

首先不只是金融硕士，近年来美国的政策对于留学生留美就业越来越不友好，H1B抽中的几率变低，也让美国的企业不愿意招收留学生以免出现不必要的变数。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在美国人看来，金融这个行业的岗位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所以大部分岗位本科生就能胜任。而招聘本科生的花费是要远远小于招聘研究生的，所以在竞争中研究生很是吃亏。

而那些需要学生有一定专业能力的岗位，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金融硕士毕业生往往要和PhD竞争，竞争力自然相差很多。而就算在硕士之间的竞争中，因为金融行业的工作对于工作经验、人脉有着一定要求，所以MBA项目毕业的学生也比金融硕士毕业生更受青睐，因此金融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前景也并不是那么乐观。

另外在金融领域，国际学生找工作较之于其他的专业也显得并不是很乐观，这是因为金融行业的工作对于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还是比较看重的。而语言能力无疑是国际学生的短板，所以金融企业一般情况下不是很喜欢招聘国际学生。

相比较之下，与金融相关的研究生项目中，MSA、MFE以及BA留美工作几率会稍大一些。这是因为这些专业的专业性都比较强，尤其MFE、BA方向很符合当前的发展趋势，所以也有很多的工作岗位可供选择，而且在招聘的时候企业往往更看重学生的专业能力，国际学生的背景也不再是短板。而会计专业则是因为工作岗位比较多，同时也比较看重学生的专业能力，所以虽然想要进入四大或是大型企业比较难，可是留美工作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金融研究生在美国的就业情况整体来看并不是很乐观，但是每年还是会有很多金融专业的同学在留学之后成功留在美国工作，所以其实只要做好准备，还是有机会留在美国的。

2. 留美就业准备

想要在毕业后留美工作，其实在申请研究生之前就需要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在申请高校的时候，很多同学往往只关注学校的排名和往年的录取要求，希望自己可以申请排名更高的学校。但是对于想要就业的同学来说，其实更应该关注项目毕业生历年的就业情况。

而在美国，学校的地理位置对于学生就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对于题主想要申请的综合排名100左右的高校，学校的地理位置对于申请的影响更是要远远重要于学校的综合排名。如果可以申请位于纽约这样的金融中心附近的高校，对于未来的就业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要注意的是，美国不同的州在招收毕业生的时候，对于学生背景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德克萨斯州、加州、纽约州这些地方，大型企业比较多，而且也愿意为国际学生提供工作岗位，所以对想要留在美国工作的同学来说，可以格外留意这几个州的高校。

另外现在阻碍国际学生留美就业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H1B很难被抽中，所以在申请的时候最好可以选择被归为STEM的项目。因为这样的项目OPT时间会延长，抽中H1B的几率也会增加。

不过在综合排名较低的高校中，属于STEM项目的还是比较少的，而在综合排名前一百的高校中，综合排名第76的明尼苏达双子城分校以及排名第85的圣地亚哥大学中的金融硕士项目目前都属于STEM项目，所以题主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在学校选择的时候，自己去网上查找学校的资料往往不够全面，而且很多的资料真实性都得不到保证，同时很多的消息也都是过时的，指导意义不足，因此也会影响项目的选择。因此在申请的时候，最好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来提供指导，现在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留学机构提供这样的服务，不过这些机构往往收费比较高，一般来说价格要4万元左右。

所以我建议想要申请出国留学的同学，可以尝试选择半DIY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DIY的基础上，由专业导师提供建议和帮助。AdmitWrite在半DIY申请上就有着成熟的服务，AdmitWrite有超过500位来自海外名校的导师，这些导师都有过留学的经历，因此也最了解申请同学的需要，而无论申请什么专业，都会有同专业背景的导师提供服务。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得到最准确的建议，在选校的时候，导师也会结合申请同学的自身情况，做出最切合实际的推荐。而在后续文书准备过程中，导师也会结合专业特点打磨文书，突出同学自身的优势，让文书成为申请时的助力，帮助同学成功申请心仪的高校。而且半DIY模式在收费上也有很大的优势，价格只要2万元，对于想要留学的同学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顺利申请了美国高校的金融研究生，在入学之后就要开始为了之后的就业做准备了。而在就业的时候，你的硬实力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注重提升自己的硬性实力。一位如果你的能力真的足够优秀，就算有H1B这样的问题存在，企业还是会选择留下你。

首先在校期间，一定要重视自己的GPA，因为对于招聘的企业来讲，GPA是反映学生能力最直观的方式，所以高的GPA也会给对方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因此还是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科目以及每一次考试，这些都将成为你找工作时的助力。

除了GPA之外，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前文所说的那样，金融行业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和人打交道，所以对于人际交往能力十分看重，所以各企业对于语言能力也是十分看重的。而如果你可以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做到可以顺畅地交流，那么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你身为国际学生的劣势，帮助同学们找到心仪的工作。

另外作为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想要让自己更容易找到工作，也可以参加一些专业的考试，考取一些证件，比方说会计专业的同学可以去考CPA，金融专业的同学可以去考CFA，如果可以顺利考下来的话，在求职的时候也会为你加分不少。

而除了硬实力的准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需要准备，所以想要留美工作的同学从进入校门开始其余的时间和精力就都要放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因为美国的金融硕士项目时间一般都非常短，大多都是一年的时间长度，所以如果你想要等到适应了那边的学习和生活之后再去找工作，往往会错过很多的招聘机会。因此我建议想要留美工作的同学，在入学之后就要注意学校内的招聘会等信息。

在美国的高校中都会设有Career Center，而这也是为了帮助学生就业所设立的。在这里面会有很多招聘的信息和新闻，刚刚入学的同学也可以在这里比较快速地了解美国求职与就业的情况。另外在Career Center中还会不定期地为同学们举办一些关于职业规划与求职技巧的讲座，这些也可以帮助同学们日后更好地就业，所以也是不容错过的。

而很多学校每个学院也会有自己的Career Center，而在这里发布的招聘信息也都是经过筛选比较适合自己学院同学，因此也更有指导意义，所以想要留美就业的同学要时刻关注自己学院Career Center发布的动态。

想要在美国就业，Networking无疑是重中之重，有资料显示美国八成的求职者是通过Networking找到工作的。在美国的就业中，Networking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你的Networking会帮助你得到很多的机会，同时也会让你在求职的时候得到一定的帮助。尤其是金融行业更是十分看重人脉资源，如果你的Networking做的足够好，那么这也将成为你的一个优势。

想要做好Networking，首先要利用好校内的人脉资源，因为这也是你平时最容易接触到的，其中包括给你上课的教授，你的同学以及平时回到学校参加活动的校友。平时多多和他们进行交流，也可以丰富你的人际交往圈子，并带来一定的人脉资源。

其中尤其要和教授多多联系，美国高校的教授还是很喜欢同学们向他们咨询问题，所以平日里可以通过邮件多多和教授交流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这也会让你在对方的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而教授也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人脉资源，未来也有可能为你介绍一些实习的机会，这些对于日后的求职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平时在学校中同学们也会接触到很多已经毕业的校友，而这些校友不仅会为你传授一些求职方面的经验，同时他们也会带来一些校外的人脉资源，可以让同学们接触到很多校外的业内人士，帮助同学们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除了校内的Networking之外，校外也有很多Networking的机会，这对于未来的求职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建议同学平时也要注重校外人脉资源的培养。在最初的时候，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该如何融入校外的社交圈子，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试着参加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公益或是志愿活动，这些活动门槛比较低，也容易接触到很多金融的业内人士，经由这些活动，你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让你可以更好地进入金融社交圈子。

之后你就可以多多参加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活动，这样可以提升你整体人脉资源的层次，也可以让你接触到更多专业的人士。如果可以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么未来你也很可能通过你的人脉资源获得很多实习和工作的机会。

在这里我要提醒同学们的是，很多同学平时过分注重拓展自己的人脉，而不重视对于人脉的维护，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很难发挥人脉的全部作用。所以平时也要注重维护自己的人脉，比如平时可以转发一些有趣的消息或是分享一些生活中遇到的趣事，也可以时不时约对方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天，这样可以很好地维持双方的关系，这样在求职的时候这些人脉资源才更容易发挥作用。

另外美国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实习经历也是十分看重的，因为实习经历可以直接体现他的专业能力。而找实习的时候，最好可以借助你的人脉资源，这样你找到的实习机会往往会比你自己找到的更加优质。而且你也可以关注学校或者学院的Career Center，在那里也会有很多不错的实习机会。

而在实习的时候也一定要认真对待，因为在实习中如果你表现的足够优秀，那么在应聘的时候这也会成为你的加分项。而且假如你在实习的时候得到了对方的认可，你也很可能得到一份全职工作的机会，所以实习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和把握，这也将会是你留美工作的重要砝码。

除了这些背景实力的准备之外，你在应聘时的表现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应聘的时候，你的简历也决定了对方对你的第一印象，所以简历也一定要好好准备。在求职的简历上，你要写清你过往的经历以及你取得的成绩，通过这些让雇主了解你的能力。而在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表达的简洁，你的每一段经历最好都是以结果为导向，先抛出你取得的结果，再描述你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就足以让雇主了解你的能力了。

另外不同的企业和岗位对于员工的能力要求也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准备简历之前，一定要仔细阅读对方的要求，并分析对方需要什么能力，之后调整自己的简历，结合自己的经历让自己成为那个对方最需要的人，这也可以大大提升应聘的成功率。

而在高校的Career Center中，大多也会提供写简历方面的培训，在准备简历之前同学们也可以学习相关的技巧和经验。另外Career Center中也会提供修改简历的服务，所以在投递简历之前，最好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这样也能让自己的简历脱颖而出。

最后就是面试了，在面试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表现的要自然和自信一些，表达也要流利，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语言能力，这也会为你的应聘加分，帮助你成功在美国找到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与国内的就业市场非常不同，作为外国学生更是“一进天坑误终身”。如果城市、专业、学校选择错误，你注定在美国留不住，因为一开始就输了。如果你想留在美国就业，别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名校，在美国就业和中国情况不一样，地理位置和STEM至关重要。建议大家一定选择金融硕士STEM项目，哪怕排名低一点儿问题也不大。

简单科普：

STEM是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被认定为属于STEM专业的，在美国可以享受36个月的超长OPT，而非STEM专业（大部分属于文科和商科）只有12个月的OPT。OPT全称是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是美国毕业后实习/工作的身份。OPT越长对于留美实习/就业越有利。

STEM看起来好像大多数是理工科专业，不关商科什么事。但其实美国也越来越多商科专业转成了STEM项目，以下是整理出来的美国TOP100大学金融硕士中的STEM项目，以供参考：

1.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Master in Finance】

2.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ial Economics】

3.麻省理工学院（MIT）

【Master of Finance】

4.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

【MS in Finance】

5.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

【MS in Finance】

6.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WUSTL）

【MS in Finance- QF】

7. 南加州大学（USC）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8.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UC-Irvine）
【Master of Finance】

9.罗切斯特大学
【MS in Finance】

10.布兰迪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MA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MS in Finance-quantitative finance track】

12.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
【Master of Finance】

13.凯斯西储大学（CWRU）【MSM -Finance】

14.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
【Master of Finance】

15.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
【MS in Applied Finance】

16.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
【MS Finance】

17.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T-Austin）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18.里海大学
（Lehigh University）
【MS Analytical Finance】

19.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MS in Finance】

20.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
【Master in Finance】

21.俄亥俄州立大学 – 哥伦布（OSU）
【Specialized Master in Finance】

22.普渡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MS in Finance】

23.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Master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24.南卫理公会大学（SMU）
【MS in Finance】

25.乔治华盛顿大学（GWU）
【MS in Finance】

26.康涅狄格大学
（UCONN）
【MS in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27.克拉克大学
（Clark University）
【Master’s in Finance】

28.德克萨斯A＆M大学（TAMU）
【MS Finance】

29.福特汉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MS in Global Finance】
【MS in Quantitative Finance】

30.斯蒂文斯理工学院（SIT）
【Master’s in Finance】

31.明尼苏达大学（UMN）
【MS in Finance】

32.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UCR）
【Master of Finance】

33.圣地亚哥大学
【Master’s in Finance】

34.芝加哥洛约拉大学
【MS in Finance】

35.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MS in Finance】

36.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
【Master of Finance】

37.丹佛大学
（University of Denver）
【Master of Applied Quantitative Finance】

38.旧金山大学（USF）
【MS Financial Analysis】

By 小星

作者：艾苓，著有《我教过的苦孩子》

我是2016年开始关注贫困生群体的。从2005年开始，我在学校教学生写作课。2016年，我根据平常对学生的观察和记录，在写一本书，叫《咱们学生》。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的爱人提醒我，他说写绥化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将贫困生群体纳入进来，否则将是不完整的。我爱人的建议，我很理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学校在大学中所处的位置。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是个二本，因为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绥化人就把绥化学院称为西大。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生源还是从学校设施和师资力量上，我们学校都无法同发达地区的院校相比，我一直把它称为“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1985年我读书时，绥化学院还叫绥化师专，我的同学基本上是绥化本地人，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给绥化的中小学培养师资。到了2005年我来这里任教时，我的学生也都是黑龙江当地的。2004年，学校升为本科院校，几年后你会发现，学生的生源地变得丰富多了，不过除了黑龙江的以外，其他学生都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每年报道季，我走在校园里都能够看到很多红色面孔和黑色面孔的家长。他们明显是来自西北地区。学校曾做过统计，绥化学院的贫困生一直都是占40%左右。我教过的学生里，我的学生大概30%以上的人曾经是留守儿童；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念书的孩子》剧照

绥化学院学生的生源地分布很容易理解。现代的学生选择大学，分数够高的话，一般会选择重点院校，名校出身是未来进入社会的第一块敲门砖；如果分数还可以，但不够高，就会看专业或者城市，选择一个社会需求旺盛的优势专业，城市的选择则是出于从眼界提升的角度，毕竟大学四年校内学知识，出了校门则是长见识；如果你的分数只能勉强选择一个本科院校、你又不打算复读的话，能选择的范围就更小了。绥化学院，就在这样的小范围内。我的许多学生往往是高考分数线刚能上二本，选择其他的地方很有可能滑档，家里的经济情况又支撑不了他们再复读，他们就只好来这里了。每年的开学季，你在校园里走一走，很容易发现，学生们很少有喜气洋洋的，不少是眉头紧皱，一脸无奈。 在这样的学校，贫困生是一个很突出的群体。  

我2016年的那本书里，也提到了两个贫困的学生，可都是简单的相识故事，我并没有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我爱人提议的第二个原因。他和我是同学，我家在县城，他家则在下面农村，处于两县交界的地方。我听他提过，1985年到绥化学院读书时，他只带了50块钱，这还包括来往绥化的交通费，之后再也没有跟家里要过钱。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如果当时学校收学费，他肯定读不起。作为一个从贫困群体走出的学生，他深深知道这个群体的不易。他曾经跟我说过，自己一直到30多岁才觉得解决了贫困带来的自卑感，那时他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工作中和朋友的交往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种自卑是很隐秘的，我俩当时在一起了十多年，他如果不说，我真的没有感觉到。 在日后大量的贫困生调研和访谈中，我才逐渐意识到，对于我的学生来讲，贫穷带来的自卑会影响他们日后很多的决定，是他们背负多年的情绪包袱。  我在绥化学院教书17年，当过两届班主任，与贫困的学生们打过不少交道，但回头想想，在调研前，我对这个群体的学生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是最受关注，同时又是最缺少发声的一部分同学。

说最受关注，是因为每年大一新生入学之后，就要进行贫困生群体的评选认定。我作为班主任，参与其中。那时的评选方式是参与的学生要在同学面前陈述自己家庭的困难。十七八岁的他们站在讲台中央，羞涩、腼腆、无奈，很少去讲具体的家庭情况，他们会用“家里有病人”“遇到了天灾人祸”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家庭遇到的苦难，许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同学们的视野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他们的身上，多多少少能看出他们的不自在。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说他们缺少声音，是因为他们很少在课堂上发言。我们那时，要求每堂课提前五分钟进教室。你站在讲台上往下看，会发现前面两排全空着，后面两排和边角的座位上坐了不少人，大部分是贫困的学生。我那时经常会说：我有一个请求，后面两排的同学能否起立，坐到前面两排，我想尽快地熟悉大家。他们也会来，但不爱讲话，你如果不主动与他们互动，他们永远是不会跟老师和同学互动的。

贫穷的模样

我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小的调研，将调研的结果补充进我当时的那本书。  我  2016  年在微信和微博账号上发了一个简单的调研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针对贫困生，一部分针对普通学生，问题设计也很短小，想要了解三方面内容，一是贫困生在同学面前诉说自己的困境，内心是否抗拒；  一是普通学生给贫困生的投票依据是什么。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贫困生应该如何认定。  我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这个小调查收到了很热烈的反馈，声音也比较复杂。有来自校外的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艾苓老师，看到你做这个调查，我很激动，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内心生活，我们的痛苦和快乐，没有谁知道。也有校内的声音，有的学生说想找我聊聊自己的故事；也有普通学生说，换作自己，宁可出去打工，也不会参与贫困生的评定，所有参与的人都要在同学面前表演痛哭流涕。有一个同学则提到自己的一次经历，说曾经跟一个家境很好的同学一起逛超市，他觉得对方一定会买很多的东西，怕被对方看不起，他买了100多块钱的零食，结果结账时，发现对方只花了50块钱，30多块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些反馈，让我觉得，普通学生和贫困生之间是有隔阂的，但隔阂有多大我并不知道。我想着应该再深入一步。我那时委托绥化学院的团委下发了300份《在校贫困生调查问卷》，回收223份，有效问卷219份。从有效问卷看，2016级大一学生182人，是填写问卷的主体，2015级36人，2013级1人。在“上大学以后，你遇到的最大问题”的调查项中，85人把“经济困难”作为唯一选项，18人作为选项之一，总计占比47%。

《小舍得》剧照

这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访谈，访谈的学生不限于在校贫困生，还包括已经毕业的贫困生。聊得学生多了，你就会发现，即使作为班主任，你也经常会对班级的学生关系是有错觉的。比如说，我的班里30多个孩子，我总觉得他们这个年纪，青春洋溢，相处得很好。但事实上，有一个2013年毕业的学生告诉我，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时候，心里特别轻松，因为终于摆脱了贫困生的身份，不用在乎谁说什么了。 这是个女孩，父母靠收破烂为生，父亲的右手、右腿不听使唤，肌肉萎缩，母亲也有病。有一天，母亲告诉她，父亲的病很严重，他听到病情后不想治了。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女孩参与了班级的贫困生评定，拿到了一等助学金。有的同学拿到助学金，会请宿舍的人吃饭或者买点小礼物，女孩没有。宿舍的人有些不高兴，会在寝室里议论她。她那时有件李宁牌的运动服，同学们会讲，“贫困生还穿名牌。”在访谈中，女孩告诉我，自己的这件衣服从初中就开始穿，衣服上早就有洞了。她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400元，有时候母亲忘记给她打生活费，她一个月的钱要分成两个月花。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助学金对她有多珍贵。 关于贫困生的调查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我的学生，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他们的大学是如何度过的？他们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总觉得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穷离人们越来越远了，但对他们来讲，贫穷的每一笔每一个形象都是真真切切的。有个女生告诉我，2017 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 1000 元，其中伙食费 600 多元。早餐 2 元，两个煎馒头片、一碗豆浆。午餐和晚餐都是 1.7 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都是1元两勺，可以换着打，二两米饭7毛钱。

《二十不惑》剧照在访谈中，他们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老师，我太痛了。”  我很感谢他们愿意向我开口讲述。我也知道，对他们来讲，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所以，有时候关于他们的故事写完了，我拿给他们看，有的学生会说能不能回避一些小秘密，但这些东西如果去掉了，故事就不完整了。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我理解他们，也心疼我的学生。 像刚才那个女生，在她工作后，我曾经问过她工资不高，她是怎么生活的。她讲都是自己做饭，早餐是一碗玉米粥、一个煮鸡蛋，午餐是面条加卤子。她说自己从不做米饭，因为米饭还得炒菜，太浪费。她总是吃面条。我说面条吃多了不腻吗？她一脸天真地告诉我，她会经常换面条的种类，比如挂面吃够了，买几次手擀面；手擀面吃够了，买几次方便面；方便面吃够了，再重新轮回来。吃面条配的卤子，都是她爸爸给她做的，从家里带回来放进冰箱里。她不吃晚饭，也很少吃水果，对她而言，水果是奢侈品。 我以前一直以为网贷跟贫困学生没有关系，他们花钱不多，也缺乏理财常识。但在我跟学生聊天时发现，有的学生就陷进去了。有一个学生，他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网贷，最早是因为手机丢了，需要买新手机，每个月分期付款。用这样的方法，他在大学买过不少东西。工作后，当他跳槽到房地产公司做销售时，他想到带客户看房子需要用车，就贷款买了车，首付1万多，月供1200元。各种消费算起来，他欠款最高峰时，总额有18万元。其实后来想想，这些消费像是他对过往匮乏生活的一种弥补。他跟我讲述他小时候的日子，他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从小别的孩子吃什么用什么，奶奶告诉他的都是“买不起”。有一次，他甚至跟同学比赛，把纸塞进嘴里，咀嚼墨水香。

就业后的选择我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会选择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他们被称为“考碗族”。  很多人会觉得他们观念守旧，但我特别理解他们。  在来绥化学院之前，我在小学工作过，还在报社当过记者，也曾在一家机关单位待了  9  年。  小地方给年轻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创业的机会更少。  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要往前走一步，真的很难。  就像我和我爱人，我们从绥化下面的县级市安达走到绥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如果算上老公上大学之前的时间，那就更长了。  那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教育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生，她的故事特别曲折。她是在参加了18次笔试、6次面试后才进了一家基层法院。有几次，她的笔试成绩都是第一，我觉得她没有什么悬念，肯定会“上岸”，可是最后都败北了。她说的一句话，我现在还印象深刻，她说，“我的背影终究没有背景来得强大，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

《胜利者即是正义》剧照

选择“考碗”到本地的贫困生，除了稳定之外，原因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现实。第一个就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低成本的就业方式。他们往往没有太多财力和物力支撑他们去大的城市去闯闯看看，所以只能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地方。  

我采访的一个学生，2013年毕业。父母打工，他高中暑期，就去工地上做小工，跟着工程队高空作业，安装玻璃幕墙，一天工资 70 元。大学实习时，他想去北上广实习，但租房对他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后来辅导员推荐他去一家基层电视台。他边实习边考编，他那时报考了黑龙江西部某县的人社局，笔试成绩第四，马上要面试了，他却没钱报面试班，只好向参加过面试的同学求助，对方告诉他了指导用书。他去了一家小书店，买了教材，花了十三块五。 第二个原因则是源于孩子们的眼界。  当别的孩子在度过快乐的大学时光时，贫困孩子他们在做什么呢？有一个河南农村的孩子，父亲工作时伤了眼睛，母亲既要谋生，还要照顾父亲，他周末做家教，讲数学和英语。假期在江苏打短工，电子厂物料员、保安都做过。还有个学生告诉我，他做过家教、服务生，发过传单，摆过小摊儿，最让他获益的却是收破烂。瓶子薄的三分钱，厚的七分钱。他发现寝室、走廊、卫生间有很多废旧瓶子，就捡起来，凑到一堆卖到废品收购点。后来他又扩大业务，开始在学校里捡废品，还自己买了个弹簧秤收购。有一段时间，他收着废品，还做着两份家教，还要兼顾学业。靠着这些钱，大学毕业前，他还了 5000 块钱助学贷款，剩下的那些钱毕业第四年才还齐。

《奇迹笨小孩》剧照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招聘市场本来就不占优势。我跟你讲，如果我在超市碰到我的学生在超市当促销员、收银员，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可能毕业很久都找不到一份有成长性的工作，但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我也为他们高兴。我也有不少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学生，他们会选择去大的城市闯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找工作，像这些贫困的孩子，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努力地为生活和生存奔波，很难去考虑和思考未来的可能性，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对他们来讲，是最稳妥和最看得见未来的选择。

不过最近这些年，一些变化开始出现，互联网拉平了一些差距，不少孩子离开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从事互联网行业，做自媒体。当然，这些往往是起点很低的工作，但没有人放弃努力。 我调研选取的学生都是在2000年以后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相熟的朋友介绍过来的。之所以选择这个节点，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大学也从1999年开始扩招，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我眼看着高校的入学率一路走高，扩招前，毛入学率为9.8% ，2002 年达到 15%，2019 年达到51.6%，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普及化的过渡和演变。这跟我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我跟爱人毕业的时候，都是直接分配工作。我的学生们，面临的是更大的竞争。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群孩子的承受力让我特别惊讶，你听他们讲述时，总觉得某个阶段他们好像要被生活压垮了，但是他又挺起来了，百折不挠。

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我的书出来后，有些朋友读了书稿，他们跟我反馈自己的阅读感受。  他们会提到，2010届之前的毕业生，有些学生过得还不错，一些人的生活已经算是名义上的“中产”。  我听到这个词觉得有些陌生，在我采访的这群学生里，我看不到中产的影子。  比如说，有一对夫妻，都是2010届学校的毕业生，男生在一家市级单位担任副处级干部，女生在一家事业单位，两人毕业后先后买了两套房子，车子也有了。  在外人看来，这是令人羡慕的生活，可我去采访他们时，我在他们的家里看不到任何上档次的家电。

 
女孩跟我说，她总觉得自己和同事面临的是两个世界，她们琢磨的是美容、减肥、出国游，而她想的是怎么过日子，怎么不亏待孩子。她把工资卡一直放在男孩那里，年初男孩就会把工资收入和计划支出列好，一年基本按照计划执行。在他们买了两套房子后，同事曾经问她是怎么攒钱的。她说每次男孩约她上街，她从来不去。女孩对自己的日子很珍惜，他们两个都是苦孩子出身，男孩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是大哥供他和弟弟读书，一路勤勤俭俭走出来，女孩也是农村孩子，家里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但两个人很少对生活抱怨，相反他们感谢考试，觉得自己是考试公平的受益者。

《北京女子图鉴》剧照

我的这些学生，可能在物质上确实比以往改善了不少，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紧迫感，他们很难松弛下来。他们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就像我的爱人当初面临的情况一样。我们结婚时没有房子，靠着学校废弃的砖头盖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做饭和卧室都是在一起。隔了几年，我们左挪右凑买了一个我们在县级市能买到的最便宜的房子。房子很旧，进房间要先下几个楼梯，遇到下大雨就会淹。之所以换这个房子，是因为它有独立的厨房，还有两个卧室。房子买下来，我爱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过来住。作为家里的男孩子，他要担负赡养父母、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们有一个孩子。一直到妹妹出嫁，我们家里一直保持着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的长期状态，妹妹找工作、学技术我们也都要帮忙。妹妹嫁出去后，我们一直跟爱人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当然，除了我们几个之外，我们家总有亲戚来来往往或者短住。我的学生们也一样，他们有不少是全家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工作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谋划自己将来的住处，而是想办法给父母改善条件。有一个2001级的学生，2005年到了北京工作。在北京，他送过快递、送过桶装水，一桶水能赚1.5元钱。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北京一家媒体招聘，他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稳定后，他先是还了家里的外债，然后给父母在县城买了有电梯的房子。

所以，你说我的学生算是中产阶级吗？不算。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群年轻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在一次采访中，我跟我的一个女学生聊完后，她一定要带我去婆婆家吃饭，说她婆婆人特别好。老人家住在农村，我们去了，两个人忙里忙外，又是煮玉米，又是给我烀饼子，菜都是地里现摘的，特别新鲜好吃。那顿饭我现在还印象深刻，我为我的学生而高兴。也许，当寒门的孩子再也不用背负“成为贵子”的包袱之时，才能感受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