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真的和外星人有合作吗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Image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山河大学”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6月下旬,冯淼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想指导一些高考生报志愿。

至于原因,她说很简单:自己淋过雨,所以想帮别人撑把伞。

作为曾经的河北考生,她了解填报志愿时的那种迷茫与焦虑,所以想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帮助考生填补信息差,让他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参考。

在寻求帮助的人中,不少人向冯淼倾诉了自己的烦恼:河北可选择的好学校太少,如果想去外省上大学,分数要比当地考生高二三十分才能被录取。

这样的问题,不只在河北。

同为人口大省,山东、山西、河南与河北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及,如今,它们被叫做“山河四省”。

这是一个网友口中地缘相近、文脉相亲、盛产粮食也“盛产”人口、经济增速趋缓的省份组合。

在教育层面,它们更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高考人数众多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被网友建造出来:四个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总共筹集三十多亿的资金,就可以建立一所位于四省交界处的综合性大学,为“山河四省”的学生提供教育。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山河四省考生的支持,甚至学校官网、校徽、校训、校址、录取通知书、校园平面图都陆续被设计了出来。

这场网络狂欢背后是山河四省学子对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调侃,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次自我安慰和心灵释放,也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好大学的期待。

学习的分量

在小沈看来,高考之痛刻在每个山河四省学子的骨子里。

小沈高中是在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上的,作息安排与衡水系学校一致,课业负担和教育理念也基本相同。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休息,之间的十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吃饭、早读、上课或是睡觉,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好学校是目标,分数是衡量标准,唯一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学习。

回想高中时期的生活,小沈认为自己和同学就像火场中逃生的蚂蚁,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成为蚂蚁兵团内部的强者,才能拥有生路。

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贝尔纳·韦伯塑造的《蚂蚁帝国》,他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学校并非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你得去利用它,而不是去忍受它。

但对于山河四省的学生们来说,可以被利用的选择太少了,即便在山河四省中算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山东,也就只有3所211(其中2所为985)。

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塑造一副精神上的铠甲,用以抵御各种挫折。

冯淼的高中生活与小沈类似:负担重、考试多、压力大。

她记得刚入校时,还不习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有一次晚上因为脱衣服慢了,老师来查寝的时候没有躺在床上,结果就被记了“不睡觉”,第二天中午被通报批评。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叫做‘分分必争’,班级口号是‘根系清华,魂系北大’。在那时,高考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当时置身于这样环境的冯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类教育理念的严苛之处,因为在老师和家长的口中,他们需要为高考付出全部,需要无条件的努力,这样才能再多涨一分,多超过一些人,才有可能考到更好的学校。

“在上大学之前,我曾以为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都与河北学生类似,可后来才知道,由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配置不同,我的高中生活并不是常态。”小沈说。

在大学时期,小沈也曾和同班同学聊过高考成绩,当听到有同学的分数比自己低了近五十分时,她才意识到,原来河北考生需要比其他省份考生付出加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才能考上同等级的大学。

而且,小沈到外地上学后才知道,其他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省份的学生,对山河四省学生的处境了解非常少,甚至有的人不承认地域之间高考分数存在差距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山河大学极度渴望的这种网络情绪不是被放大的结果,而是大家共同的呼声。与其说这种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应当解决,倒不如说山河四省学子希望借由这次公共讨论,使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得到所有人的正视与关注。”

教育资源匹配需求应被看见

事实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地域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

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高考大省。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四省的高考报名人数分别为83万、131万、80万和33.7万人,合计327.7万人,约占全国考生人数的25%。

然而,与庞大的考生人数相比,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在四省范围内,211高校只有4所、985高校仅2所,而且这2所985院校都属于山东。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河南仅有一所211高校郑州大学。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河南仅占2所。

△ 郑州大学 图源:图虫创意

这与河南的邻省江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苏人口比河南少一千多万,但拥有2所985高校,11所211高校,16所“双一流”高校。

山河四省中,河北省的高校资源最为匮乏,全域内没有一所985、211高校,唯一隶属于河北省的211高校是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市。

而且,河北高校的省内录取分数线高于它们在外省的分数线,“我记得2020年河北工业大学文科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3分,但是在辽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1分,也就是河北的学校对于河北的学生都没有什么倾斜。”冯淼说。

因此,很多河北学生都会选择报考省外的院校。“对于河北的学生来说,北京和天津的学校是首选,其次是外省的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会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那就是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留在河北上大学。”冯淼说。

河南人许韵在读高中的时候,也曾下决心不留在河南。她并不是想逃离这片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而是她认为:河南高考实在是太难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通过整理2018年各省份录取数据后,以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来看,靠前的是:北京(0.603%)、天津(0.135%)、上海(0.098%),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里,河北(0.016%)、河南(0.014%)均榜上有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后省份的清北录取率与排名最前的北京相差至少37倍。

在许韵看来,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不得不离开。“我们就像圆周率3.14之后的那些数字,在小数点很后很后,所以就没什么人记得和在乎了”。

她希望这次关于山河大学的讨论能够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使山河四省学子的梦想成为现实。

幸运的是,在山河四省学子的呼声下,教育部关注到了“山河大学“的问题。

7月6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关情况。

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未来教育部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

重点高校的缺乏也导致了山河四省人才的外流。

由于山河四省学子在省内只有6所优质学校可选,更多的优秀考生则必然会选择高校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这些人才毕业后,也基本不会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工作,而是会考虑去一线城市,或者是大学所在的省份。

“像我们的同学,如果想要离家近一些就会选择到北京、天津工作,其余的人大部分会选择去南方工作,几乎很少人回家,除非是考上了公务员。”冯淼说。

这也是不少网友呼吁建造“山河大学”的原因。毕竟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就目前来看,山河四省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高素质人才缺乏的情况。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人口构成。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有3个。这个比例越少,说明儿童和老年人越多。而这3个低于60%的省份就包括河南和河北。

山东和山西的15-59岁人口比重超过60%,分别为60.32%和64.72%。这也说明,山河四省存在青壮年人口比例较低,老年人和儿童占比大的情况。

在高素质人才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的统计显示,在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表格中,河南、河北的比例远低于平均值。

“人才是第一资源”,如果山河四省的人才持续外流,会对当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结果,经济发展放缓又会进一步加速人才的外流,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情况,山河四省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急需解决。

“山河大学”在网络上引发的巨大反响,更多是学子对故乡逐渐没落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是期望家乡能够更好发展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希望能够快点提升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辜负四省学子的努力,也不辜负所有人对于这四省未来的期盼。”许韵说。

By 读城记

“京沪永远涨”的时代过去了

从城市层面来论,内地最牛的城市非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莫属,其中京沪实力又在广深之上。从楼市角度来说,最牛的房子不是地铁房,也不是豪宅,而是顶流学区房。如果将二者叠加,得出一个结论便是,中国最牛的房子,就是京沪的顶流学区房。堪称中国楼市的王炸级选手。但最近传来的消息显示,这些王炸级房子,价格也失守了,出现了跳水。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上海学区房“最强阵地”在市场下行中失守了,部分溢价过高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回到了5年前”。

Image

报道列举了多个顶流学区房为案例。2021年,浦东新区顶流学校明珠小学的“老破小”朱家滩小区单价已经飙升至130952元/平方米,“秒杀”隔壁世茂滨江豪宅,而单周价格涨幅更是高达39.4%,是世茂滨江涨幅的10倍。高点时期,达到均价15万元。今年一季度成交均价跌至10万元左右。而目前,门店的挂牌价跌至10万元以内,同样对口明珠的泉东小区,挂牌单价只有9万元出头。此外,同样地处浦东新区、凭借“福外+建西”双学区成为顶流学校的梅园片区,最高峰单价卖到20万元出头,甚至有挂25万元的。现在小户型只能卖到13万-15万元/平方米了。这降幅,妥妥的破防。


北京的学区房降价跳水的消息,更多了,随便一搜都出来了。

Image

还有深圳。

百花小学和深圳实验中学的学区房金茂礼都,二手房价格最高时冲破了30万元/平方米,去年3月份有业主将价格降到了13.7万元/平方米。深圳的六大名校学区房中的百花片区、南二外周边以及深高北周边二手房成交价跌幅最大,在20%左右。

Image

之所以有顶流学区房这类产物,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与房子深度捆绑。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力推进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速度,国家将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集中到了城市,然后又将房子与教育捆绑。民众想要获得好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就必须来城市,而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公立学校,就必须买房。轰轰烈烈的四十多年城市化,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资源的城市化,和普通民众买房的城市化。当房子与教育资源捆绑的时候,它早就不是纯粹的房子,而是资源,资源便可以金融化。在这种制度之下,学位越好的房子,越受追捧,有钱的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资本也看到了这个利润点,所以炒作资本也不断涌入。顶流学区房变成了天价学区房。

02顶流学区房为何失守

这些楼市皇冠上的明珠,为何暗淡,为何价格不断失守?主要原因有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


第一,行情下行。去年以来,楼市进入了全面调整周期。今年一季度,在防控放开之后,由于部分人盲目、过度乐观,再加上压抑的需求集中爆发,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小阳春。
但进入二季度,随着需求在一季度消耗殆尽,而经济、就业、消费等宏观经济数据并未按照大家的预期表现,导致新的需求并未产生,需求之间的青黄不接,最终表现在4月份的成交量整体转向。以上海来说,2月份二手房成交量高达18857套,冲破了荣枯线,3月份更是创下了23650套的高峰,但高峰之后,无论怎么走都是下坡路。5月成交约1.5万套的低谷,只相隔2个月。

Image

而且,过去两周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都只在3000套左右,上上周成交了3025套,上周成交了2957套,下行趋势仍在。

以此估算,6月份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在1.2万套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兴奋了三个月,又被打回原形了。

同时,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易居研究院披露,6月初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冲破了18万套,挂牌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重庆的22万套,成都的20万套。

同时,从挂牌增速来看,今年6月份上海、武汉和西安的二手房同比去年同期,增速最大,分别为82%、72%和40%。13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Image换句话说,二手房越卖越多,已经成为当下中心城市的共同烦恼。卖不动,降价就是必然。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5月份数据显示,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全线下跌。

北京环比下跌0.6%,上海环比下跌0.8%,广州环比下跌0.2%,深圳环比下跌0.1%。其中上海的二手房环比领跌全国。

Image

第二,学区房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这两年,学区房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进,就是教师轮岗制度。
本号之前也多次写到过。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常州、徐州、烟台、大连、无锡、合肥、西安、三亚等城市或者城市的某个区正式官宣,开启教师轮岗。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北京。早在2021年,北京率先在东城和密云两个区试点,当年年底就扩展到了6个区。2022年7月份,北京更是直接梭哈,全市16个区全面开展教师轮岗。

Image

所谓教师轮岗制度,就是老师们不再固定于一个学校教学,而是几年轮动一次。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名校,会因为优质老师的流失而不再名校,原本的普通学校,在一定周期内,轮动到了优质教师资源,实力大增。而教师轮岗制度就是打破名校对优质教育资源,也即对优秀老师的垄断,让买学区房变成了买盲盒,让优质学区房变得不确定。教师轮岗制度,是悬在天价学区房头顶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个长期威胁,但高价学区房的最大利空,则是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点,新生儿人口转向。

03新生儿人口下滑才是最大利空

我们的新生儿人口在2016年见顶后转向,去年出生人口跌破了千万,只有956万,相比于2016年的高点,下跌了46.4%。

Image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民政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结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出生人口下行速度还会加快。

Image

有机构预测,今年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跌破800万。上海的出生人口这几年也在快速下滑。

Image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上海市统计局去年上海的出生人口10.8万,死亡人口14.8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4万人。同时人口流出了几万人。总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13.54万人,是主要城市中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

Image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新生儿人口逐年减少,对房地产整体是一个持续利空,而短期遭遇利空最大的则是学区房。
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学区房的需求就滑落,最终冲击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目前,全国幼儿园数量已经在收缩。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这一数量相较于2021年减少了5600多所。这是过去15年以来,全国幼儿园数量首次负增长。

Image

总而言之,人口减少是楼市最大的利空。


当孩子数量不断减少,对学区的需求不断下滑,顶级学区房的支撑力量晃动,高价便难以坚守,这是高价学区房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个利空,会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发挥作用。

By 城市财经

中老年抑郁急需重视

陈慧娣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笑容可掬,烫过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俏皮的帽子——这张照片是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到了她在江边的监控录像。那身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打了车,到了江边拼命地跑,头也不回。”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他快八十岁了,近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复最多的是:“想不通。”

与丈夫相伴到老,身边有女儿、女婿和外孙,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却频繁地说“很难受,不想活”。齐志明说,妻子十年前便确诊抑郁症,近几年,在他的注视之下,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在更换抗抑郁药品的档口上,陈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领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动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经历,他们是沉默的。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对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公布了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较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50-64岁,患病比例为4.1%,第二高的是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为3.8%。

还有更多中国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人们窥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齐志明想,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这样老人会很受罪。

齐志明将信将疑。有的事,他没有机会再问妻子了,现在也无法对女儿开口,显得他要责怪女儿;可是,如果不说,又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齐志明的印象里,从年轻时候开始,陈慧娣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妇,属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较紧的人;后来,女儿生了孩子,两人一起接送外孙,那个孩子在身边蹦蹦跳跳,稍微一闪,几秒钟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颜色。这画面在齐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忆,五十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固执的“疑病症”。

陈慧娣觉得自己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她还说自己疼,浑身疼。后来齐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医院,一次在门诊的时候,有病友推荐他们去试一试精神科。她的病随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一剂药,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间,陈慧娣还不时地去检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肿瘤,反而“没什么”,动切除手术的前后,一点也没有闹。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这个精神类药物让自己“心乱”。

她对丈夫说过几次,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还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时候想死,我陪你去。我们年轻时就约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杀,这很不好啊。我们还有孩子、孙辈。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又对她说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拜托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齐志明完全服了软,倾诉了对她的感情。他记得,她也是有回应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监控视频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决绝的样子。

郑华也经历过四处寻找家人的苦难。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寻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监控。傍晚,小区里与母亲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他感到,有一个猜测在心里逐渐着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抑郁症常常被认为私人的、丢人的,并且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不仅患者很少得到家人的理解,还有可能被扣上故意做作、无理取闹的帽子,也很少接受妥善的专业治疗,尤其是中老年人本就缺乏关怀,长期拖着不治疗就会给身体和精神健康埋下巨大隐患。在中国,给抑郁症“去罪化”急需提上日程。

By 明宁

VC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洗牌

今年,VC的日子都不好过。某种程度来说,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一年。数据就不用说了,整体行业今年的萎缩还是相当厉害的。我比较坚定地认为,VC正在经历一场创投史上少有的,中长周期的大出清/大洗牌,而疫情三年,尤其是最近两年,只是这场大戏拉开序幕的起点。

01 VC正在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出清

为何这样说,因为VC行业基础的影响变量发生了本质的剧变,这些剧变,会让很多既有的VC打法不再奏效。
如,整体经济增速下滑,找到一个可以系统化布局某一个赛道的机会会越来越难。对于VC机构,进行赛道型布局,其实是管理难度相对比较低的一种做法。赛道型布局奏效,有几个前提:1、首先要有大趋势清晰的,体量很大的赛道存在,且不止一个;2、要有足够的赛道发展斜率,行业发展最终会收敛成几家,这样才能用一个成功项目去覆盖足够多的失败;3、VC机构本身要有很大的资金体量和品牌基础,这样才能够用高薪挖来“常春藤”、“清北复交”的聪明投手,并且能够连续出击提高胜率。这些其实在当今创业市场显然都不存在了,只不过不少机构还在延续着这个惯性。
再比如,当单一项目稀释后能赚个20倍,就不错了的时候,一个VC公司的决策模式就必须发生变化。比如就得降低失败概率,不能光指望100倍的项目来覆盖全部。这样往常一两个投委比较集中,通过通用的逻辑来进行决策,不那么深刻了解行业规律的决策机制就会出问题。要么就得有很强的专业属性聚焦一两个赛道,来确保决策的有效性;要么就得有个比较好的决策小组这样的联合决策机制,来适应几个方向的布局。其实在国内,覆盖几个方向的VC机构,很少有能够做好小范围的集体决策的,很多机构决策成本一上来,就分拆成行业基金,而每一个行业基金,如果又比不上专业做一个方向的VC机构的话,就会缺乏比较优势。
再比如,国资会彻底改变市场的权重和玩法。国资VC毫无疑问会成为未来5-10年VC市场最重要的玩家之一,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为何?因为未来20年,科技创新一定是中国创投的核心投资主题。而科技创新的来源是什么呢?研发创新的本质规律,就是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金的投入,因此很多都是来自于军工、高校、院所。而东亚的文化整体而言,先天鼓励集体主义,和西方文化更鼓励个人主义,由此带来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创新不同,在这个背景下,解决高精尖问题,注定大部分是由国家队,或者说国家资源向市场外溢来完成的。而这个情况,就注定国资占据整体性优势,更加切合中国的VC主题能力的源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外,资金结构的变化,就不用多说了。在国际政治的背景下,又要投资核心技术的主题,美元基金在中国整体边缘化是大概率的(可能投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另说)。
等等等等……VC行业,遇到了中国自VC从无到有之后,最大的一次变局。

做几点对未来5-10年中国VC格局的几点猜想:
1、国资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2、目前成熟的,比较成体量的基金会进行激烈的内部厮杀,留存少数一批选手;市场化平台型基金会和国资基金进行激烈的能力竞争;
3、美元基金相对边缘化;
4、长尾基金大量僵尸化,VC数量会大幅度减少,VC创业门槛会持续加高;
5、会出现一批特色的,各自用不同打法生存下来的特色基金,规模不一定小,但是必须在同一打法中,排到上游,才有空间。

02 VC进入了战略考验战

战略对于VC到底重要么?我坚定认为答案是极其重要的。
有的业内人认为,想那么多干嘛,坚守行业专业性就是了。这种想法本身没错,我相信,未来的VC,如果没有专业追求,压根就不在牌桌上。但是专业性能够持续积累是需要大量的基础前提条件的。就类似于大家都熟悉的车企,研发人员谁不想专业,但是专业是需要钱的。如果公司没有销售规模,没有毛利率水平,就没有足够的钱来招足够多的人来做研发。而这个又是取决于可能公司3-5年前的战略的。对于VC机构,其实逻辑是类似的。
行业有大量低垂果实的时候,战略好不好,区别还不那么显著;但是当VC全行业进入Hard模式后,战略就会变得重要了。在VC,首先是要去找好生态位。现在,国内的VC,实质上很少在通过生态位在划分大家。更多的是按照资金属性划分为比如国资、美元、家办;或者按照行业属性来划分为投医疗的基金、投硬科技的基金、投消费的基金等。而这个不是本质,未来划分生态位的,是一个VC生存的底层逻辑,形成同一个打法下,有比较优势的底层逻辑。
先说一个判断:有生态位意识的VC,会先行一步;找准了生态位,并且有战略定力的VC,会有更大概率赢得同一生态位之战;战略漂移的,会被出清。
比如,国资先天就有资源有钱,就有更多可以本地协同,调动资源的抓手。如果一个市场化的VC,并没有坚定的定位成服务国资的VC,而只是因为不好募资,跟着国资的打法套路跑,那么就很难干出啥大成果来。比如,如果追求单纯的财务收益的VC,没有击穿某种能力和资源瓶颈,干着干着又动作变形,那么也会有问题。再比如,如果一个金融背景的VC,硬是要聚焦一个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耦合的产业,可能在pk这种赛道的cvc方面,就会有更大的风险。
VC毕竟还是一个企业,我是谁,我要到哪去,这个命题,VC和所有其他创业公司一样,都是根本命题。
有的人可能会说,没有办法,我要活,现在市场不好,我必须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没错,但是从市场整体而言,市场是不会管单个VC死活的。所有的生态位,都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是一定要想明白自己在哪。既要、又要、还要,一定会出问题的。正如一个汽车品牌,不能自己又定位高端又定位大众,一会定位科技感,一会定位“家”。和所有的企业一样,一旦VC锚定了某种生态位,构建的能力和体系,是很难让自己回头的。比如一个VC,一旦定位为服务国资,那么就注定和定位追求绝对的回报率,长出不一样的物种。大平台基金形成的组织逻辑,也一定和CVC不一样。一会这一会那,一个VC就会成为一个四不像,每一种方向上,都缺乏绝对的竞争力。
VC的生态位,从混沌到清晰,考验VC机构掌舵人的战略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战略坚守的定力。要看清自己的生态位,做到最好,才能够安全地活下来。
比如,如果做CVC,就应该在一个产业周期区间内,充分利用好产业资源,做好服务,做好资源的充分变现,不一定要刻意克制规模。比如国资,就要充分响应国家战略和地方政策,不必然要试图像市场化VC那样积累所谓追求纯财务收益的能力。国资体系是庞大的,科研院所系、地方政府系、产业央企系、部委系、银行系,这些国资所追求的底层目标都是不同的、非标的。比如如果是Solo VC,就不要试图盲目扩大规模,扩大队伍,吃透一亩三分地。再比如,大平台VC的竞争,会是非常艰辛的一场战。因为大平台VC的底层逻辑就不是吃绝对收益的,而是要形成综合能力的最优解,这样就需要品牌建设,战略投资,生态构建,等一系列的体系建设,谁能够在这些建设方面,实现更好的协同效应,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平台VC之间,能力更强的,会PK掉能力不足的,此外,未来,市场化平台VC一定和平台国资VC竞争会加大,因为他们的生态位有重叠,这也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部分主流平台VC会更加拥抱国资的原因,打不过就被招安。如果是追求绝对财务收益的VC,就要明白,一个追求绝对收益的VC模型是啥样的,倒推来建设自己的能力。部分吃透一个产业方向的VC,就要思考是否要往PE,甚至二级去延展。等等……


03 未来追求财务收益的市场化VC,和现在的模式会不一样
风险投资,本质还是一种形式,确定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可能CVC的目标就是服务主业,可能银行VC的目标就是支持主体业务,再比如可能政府VC的目标是招商引资产业链生态搭搭建。说创造绝对的财务收益不是自己的第一目标,其实对于VC,一点也不丢人。最怕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的,反而可能奇奇怪怪的。
那讨论到追求绝对财务收益的一部分VC,可能也会有一批用新的打法和组织形态做的机构出来。当然,VC这种生意,必然还是百花齐放的,因此也必然不只是一种模子的。这儿只做一些推演假设。我觉得,其实中国的VC,整体上还是通过归纳法,按照经验主义生长出来的一批企业;但我也相信,未来注定会有一部分VC是按照演绎法生长出来的,先抽象出目标和路径,再不断走过去。因为在其他的创业领域,也是归纳方和演绎法并存的一个特点。
首先,我觉得VC是要具备公司级别能力的。所谓公司级别的能力,就是要有战略、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意识。就比如上文提到的生态位选择,和定力。包括信息搜集,战略投资等方面。但是,另一方面,VC太非标了,非常依赖于个人且个人的精力边界是有限的,完全去照搬公司制的运作模式,比如极致的内部赛马,KPI考核,是会形成大量的看不见的内部成本的。所谓“精英内耗”通常是VC发展路上的魔咒。未来哪怕成规模的VC,都应该在公司制运作和具有东方色彩的“戏班”、“作坊”之间,找到平衡。在东方强调中庸、内敛、自省、灰度、协同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讲究竞争、效率、丛林法则的部分,找到平衡。
很多行业,当发展归于稳态的时候,最终能够跑出来的企业,通常是遵循了这个行业的基础的、最本质的、最单纯的特质和规律的。
VC机构本质也是公司,VC投资本质也是长周期投资,回归常识,如果财务型VC长期能够形成稳定的、良好的业绩,把这个作为唯一目标,需要具备哪些特点呢?


第一,就是规模得克制,需要和真正的投资能力相互匹配。在国内目前的VC市场,对于大部分基金而言,15亿以上的管理规模,业绩就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当然,5亿规模做5倍DPI,和30亿规模做2倍DPI,其实不完全在一个生态位上,也不一定30亿规模,对团队而言才能获取更大的收益,完全有可能5亿中3-4亿是自有资金的这种模式。当然,如果只能有信心投好5亿,但是因为生存压力,或者由于募资能力比较强,募到了30亿,其实就不在追求财务收益的这条路上了。
第二,基金规模可以缩小。经济是有周期的,二级基金也是一样,往往牛市募资最多,业绩最烂。VC也是如此,伴随最佳的开枪节点,往往特别火热的时候,规模其实做很大,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往往火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募资。规模只能大,不能小,其实是根植在很多VC内生逻辑的。尤其比较大体量的,人数多的VC,因为如果规模缩小,管理费减少,可能伴随投手的流失,这个会恶化业绩,走入负向循环。这是按照公司制的方式运作的VC,内生性的一个特征。
第三,得有控制投资节奏的自由。其实这个也是和上述两点匹配的。大家都奉为股神的巴菲特,也不是要开非常多的枪的。投资压力,要把钱给花出去的压力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和业绩追求矛盾的。要追求业绩的话,最好是有“不投资的自由的”。但是,在KPI驱动下,在超过驾驭能力的资金,和3-4年的投资期的限制下,很多人是有巨大的“投资压力”的。而且很容易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没有敬畏感的投资人,反而出手更多。
第四,在大方向稳定的前提下,优秀项目一定是散点发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经济整体增速下降,单一大趋势不那么强的时候,不太可能一个赛道出批量的好企业的。很多时候,可能一段时间繁荣,两三年后,周期向下,很多就会死。跨境、元宇宙、半导体、消费品,不断在印证这一点。按照热点,批量投资项目,在中国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现在,很多VC的投资逻辑,依然是先赛道,再是选按照表面的证据找前三名来投资。其实创投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是有局限性的。很多跑出来的,不是第一批注册的企业,很多最终跑出来的,有的靠技术,有的靠销售,有的靠特定资源。加上好的企业,不必然对一个VC就有交易机会,完全按照赛道来投资覆盖,胜率会出问题。
第五,得有很厉害的几个不完全相关的方向的人才长期聚在一起,来应对周期风险。每个产业方向,都是有产业周期的,对于财务VC,聚焦短期有好处,长期看的话,多几个方向能力都不错,其实可以抵抗周期性的风险,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活法。

上述几点想做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看看,至少需要哪些前提,才能做到VC“自由追求绝对财务收益”。
首先,这个VC是要有非常清晰的自我定位。我是谁,我要到哪,这些命题,其实对VC里面的人非常重要。这批人的诉求,和这个定位越吻合,越在大变局中,能够形成独特的稀缺性。真正说自己要追求财务收益,其实在当前背景下,并不容易,那么这个时候,做什么取舍,能否放弃一些机会和资金后,能否放弃后还能活着甚至发展,其实就变得很重要。稀缺性,清晰的标签,是所有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其次,比如要做到规模克制,管理费就一定有限。给业务骨干的base一定在行业内没有竞争力。基金从激励机制,是一定要向着跟投、从carry中倾斜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周期很长,那么这就需要团队的成员,没有短期的生活压力,或者至少压力不太大。而且基金要真能收到carry,其实需要团队都很强的,否则单个人的业绩也会被稀释。这也会要求VC,需要稳健地吸引和凝聚一批牛的人才。另一方面,这种人才注定是有限的。因此,人数也必须是克制的,所有人都是精挑细选的。
再次,要做到“有不投资的自由”,这个对VC的管理模式,是一个重大的颠覆。很多Solo基金,是这方面能做到的,因为就一个老大,管理周边的资金,不能给自己的铁杆LP亏钱,因此就非常克制。但是对于稍微上规模的VC,能否还能做到,其实是要回答一个命题,是能否把这些Solo基金的老大的这样的类似角色,聚集到一起的。很多业内的人,对此极其悲观,认为不可能。我承认这个很难,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一定不可能。关键是文化方面,能否让大家彼此认同,极其追求底层的一致性,而非只是关注“产业背景”、“投资能力投资业绩”这些表象的东西。此外还需要这个团队都比较有灰度意识,愿意去配合,去妥协。因为几个核心一起,毕竟不能完全都按照自己的来。让渡一部分自由,其实可能换回来的,也正是跨越产业周期风险的解决路径。很多细节的东西,设置都需要支撑上述目标,在此不展开。还有,就是大家能否从这个组织上获取比自己单打独斗更好的资源。这样就需要协同,需要配合,需要有格局愿意把核心资源分享出去,真正从内心愿意去帮助别人。从公司层面,需要公司有一些整体赋能大家的抓手,这些很多是要精心呵护的,把不符合这样的人给淘汰出去。并不容易,但是一旦做成,就会非常有力量和后劲。


从投资的分布看,客观说,一个成熟的厉害投手,一年能找到几个估值低、团队好、后劲强的企业呢?我比较悲观的认为不超过1-2个。那么一个VC公司,能够一年投多少内部都信赖的高质量新增项目,这个整体数量,就是这个机构真正的“核心投手”的人数*1.5左右。而一个VC公司,能够凑齐5-8个,就已经非常难了。很多基金业绩不好的原因就自然而然出来了。现在很多VC投手,看似投了很多企业,但是很难说是优秀和成熟的。一方面,很难真正理解行业,只是了解了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尤其投比如BC轮,企业的战略、人员管理、销售管理、研发管理,这些证据是啥,怎么看,有几个在所谓现在主流的datapack里面?其实绝大多数VC投手,是没有办法去解读的,解读的还是过去的数据。这样就注定降低成功率。方方面面条件大多能看懂,还能找到相应的企业,也注定是有一定的大方向下的离散分布特征的。
如果是精准的狙击,通常就需要和被投企业走的比较近,这对VC内部,能否拉通投资、投后、募资,这方面的组织设置,激励设置,就比较重要。否则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的企业,其综合的价值,就是不能很好地去发挥的。
如果要能够同时驾驭比如3个方向,去规避产业链波动的风险,就需要这几个方向都比较厉害的合伙人,能够长期熟悉彼此的风格,相互信赖,也大体了解彼此行业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带有灰度的联合决策,这也非常不容易。
其实,市场上是有很多很精品的VC活得非常好的,生存能力也很强。这些基金里面的核心1-2个合伙人,就是标准的不靠管理费活的。未来想做一定规模起来的VC,要回答的命题,就是如何挑选价值观一致的这样的合伙人,能够把多少这样的合伙人聚一起;多聚一个,可能单支基金多个3-5亿就依然能很强的业绩能力;并且势能也会上一个大台阶。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逃避不了的。如果逃避,用其他的方式“简化代替”,比如上层规定赛道找专门背景的VP来投,所有试图绕开这些问题的基金,都解决不了规模起来之后的绝对业绩保持问题,早晚面对

不必悲观,大变局、大考验、大机会

所以我觉得,其实按照上述的逻辑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VC市场,其实很多地方生态位是存在空白的。这也意味着,大变局下,其实是有着很多机会的,这也是我们自己团队正在探索和实践中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找到更多的同心人、同路人、合作伙伴。
2000-2005年,中国VC从无到有,其实有一批VC,在看到了系统化的机会之后,抱团去迎接了这个时代的到来,获取了巨大的成功。二十年后,我们坚信,会有一批同样有眼光、有前瞻性、有定力的VC掌舵人,会在把基础命题思考明白,找到自己生态位后,找到一批同行者,把二十年前的抱团,换个背景重新做一遍。这个考验智慧和格局。而无论是谁,包括找准了生态位的LP,当大家闯出来后,会让中国的VC市场,在未来10年后,上升一个大台阶。

By Hao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