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新冠爆发以来，人们很难理解美国怎么会连几个月的隔离都坚持不住，底层白人的生活如此会如此窘迫。也许看了《女佣的故事》这本书（已改编为Netflix美剧《女佣》），就能理解美国每年福利支出高达5000亿的情况下，底层穷人的生活为何还是这么挣扎。为什么一个努力的人无法凭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
《女佣的故事》这本书是美国人底层白人女性斯蒂芬妮·兰德所著。这本书有着大量的细节描写，真实反映了美国底层白人如何在福利制度中挣扎着讨生活的情形。一出版就成了《纽约时报》2019年的年度畅销书，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大力推荐。
我想大部分看了这本书的人都会一边庆幸，一边深刻体会到贫穷带来的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庆幸自己拥有相对安定的生活。感受时时刻刻绞尽脑汁计算开支，没有一分钱盈余，举目四望，无人能对自己伸出援手，还要带着个孩子四处找一个栖身之所的巨大压力。
斯蒂芬妮是一个单身母亲。27岁那年，她邂逅了甜品师杰米，在对方没有准备好做父亲的时候就冒失地怀了孕，并且打定主意要把孩子生下来。
杰米反复要求斯蒂芬妮打胎无果后，开始对她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孩子出生后又扬言要抢走孩子的抚养权，让斯蒂芬妮再也见不到孩子。
在斯蒂芬妮的据理力争下，她取得了女儿米娅的抚养权，并成功地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团糟。
不得不说，即便在怀孕前，斯蒂芬妮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缺乏规划。她和杰米都出身于底层的白人家庭。斯蒂芬妮高中毕业，曾想着申请副学士学位（类似国内大专）然而直至27岁，她一没有付诸行动，二没有存下一分钱学费。
在单身的岁月里，斯蒂芬妮在各个咖啡馆当零工，有钱就在下班后去酒吧喝一杯，跟男人约会。
及时行乐，没有存款，这就是许多美国底层穷人的现状。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非常容易打破，比方说生一场病，或者生一个孩子。
因为没有存款，按月付房租的斯蒂芬妮成了流浪汉大军中的一员。她的所有亲人都和她有着几乎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帮她一把。
她的父母早就分开了。她在父亲那里只住了几个星期，父亲就大呼负担不起，让她带着孩子搬走。
她的母亲和一个只比她大7岁的年轻英国男子结婚了，平时住在伦敦。
斯蒂芬妮的母亲只在女儿搬到救济所的时候来看过她一次。那天中午他们去快餐店吃饭。斯蒂芬妮点了一个平时吃不起的汉堡，母亲竟然要跟她AA。女儿的账户里一共只有10美元，母亲竟然接受了生活窘迫的女儿用全部存款来支付一个汉堡的钱。
为了生活，斯蒂芬妮申请了政府的临时救济住房，这种房子的居住时长只有90天，时间一到，她就必须立刻搬离。刚生完孩子的一年，是斯蒂芬妮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她和一个只会哇哇大哭的宝宝在各个救济住房、临时收容所中颠沛流离。
这种房屋虽然是免费的，但房子既小又破，又没有尊严。
住在里面的人不可以邀请访客，晚上实行宵禁，不能饮酒。政府会随时派人来抽查看看家务情况，检查住户有没有按时洗衣服，有没有把房子弄得一团糟，还会随机对租客进行尿检，看看他们有没有喝酒有没有嗑药。
这种地方，不能被称为家。
斯蒂芬妮一直都有在工作，她把米娅送到政府补助的日托之后，就去为别人打扫房子，收拾庭院，赚钱支付各种日常开销。从一开始到处给人打工到找到家政服务公司，根据公司指派任务上门做清洁，斯蒂芬妮从没停止过劳作。
有时她不得不当一个狠心的母亲，无视生着病的女儿，将其送到日托，自己再出门工作。
钟点工的工作强度很大（比国内强度大，因为房子普遍很大），非常肮脏又没有尊严，有时要清理粪水四溅的马桶，有时要清理用过的安全套，但斯蒂芬妮没得选。
公司向客户收取20-23美元每小时，却只给她8-10美元一小时。通常她第一个小时的收入都要花在油钱上。
没错，美国再穷的人也大多有车，车是他们唯一可选择的代步工具。除了大都市，美国大部分住房分散得很开，可能在一个街区走上10分钟，只有10户人家。公共交通也不发达，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公车可以达到1小时一班，有时还延迟。同时几乎没有人用自行车或者电瓶车代步。
没有车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穷人为了工作，哪怕是很便宜的二手车也必须搞一辆才行。但有了车，油钱和汽车养护又是一大开销。身心疲惫出了事故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很多时候斯蒂芬妮辛苦工作，都只够支付油钱和有线电视费、电话费这些必须的开支。为了活下去，她申请了7项政府补助。包括育儿补助、最基本的医疗补助、社会保障补贴和食品补贴券等。
听上去很美好，但实际这些福利对穷人，尤其是还有自尊心的穷人并不友好。
首先，每一样申请都要穷人花时间去政府机构排队递交申请材料和表格，来证明他们到底有多贫穷。很多福利项目，比如政府补贴的租房项目，需要排上几年的队，根本无法及时帮到真正需要的人。
作为一名单身母亲，斯蒂芬妮要花很多时间为此奔走。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在工作上。
其次，她和女儿的食物主要通过使用政府发放的食品券来支付。结账的时候常常要因此遭受收银员和周围的人的白眼。
美国每年花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高达5000亿美元，纳税群体早就对此怨声载道。
每当看到穷人用食品券买了稍微奢侈一点的食物，比如披萨之类的，人们就会怒目而视，仿佛自己的钱被人浪费了。
在中产阶级的抗议下，一些食物被取消了用食品券购买的资格。比如斯蒂芬妮给女儿米娅喝的全脂牛奶，就不能再用食品券购买了。她要么选择自掏腰包，要么就只能买淡如白水的脱脂奶。
第三，基本的医疗计划覆盖面很小，斯蒂芬妮几乎不敢生病。因为长期做清洁工作，斯蒂芬妮的身体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她常常因为疼痛在凌晨三四点醒来。她很羡慕雇主家随处摆放的止痛药，而她的医疗计划只允许她服用止不了痛的布洛芬。（可能产生了耐药性）
第四，福利计划也成了穷人头顶的天花板。这大概是美国福利制度最悲哀的地方。斯蒂芬妮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她努力打几份工，争取改善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可是她发现但凡她的收入增加一些，政府就会收回一些补贴。比方说穷人赚1000美元，政府补贴700，则一个月有1700美元可供开销，但是当穷人通过工作收入达到1200美元后，政府会相应地收回一些补贴，可能一个月反而就只有1500美元可以花了。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努力和不努力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努力了还更糟。
三代贫穷的原生家庭，每个人都疲于奔命，艰难自保
作者兰德并非孤儿，她有祖父，还有父母，只是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并且祖孙三代都过得不宽裕。母亲为了梦想去了欧洲，跟只比女儿大九岁的男友威廉在一起，无暇顾及她。久久没回来的母亲，回来时还带着自己的男友威廉，为了表明自己要“划清界限”，甚至连女儿想单独跟她相处片刻，说几句知心话都成为一种奢望。
她的父亲也另外组建了一个家庭，她的继母有三个儿子，不希望她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因此某天在父亲家附近的丹尼斯餐厅吃完饭后，她的父亲就对她说“自己照顾自己吧。”
她外公曾经是个房地产经纪，在经纪衰退后过得很艰难，在她和米娅遭遇车祸后，他开着车去接她们回家，甚至连付加油费的钱都不够。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她还有过一个叫特拉维斯的男朋友，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家的马场，靠给人养马，照顾马匹为生。她搬去跟特拉维斯住之后，终于暂时摘掉了“单身妈妈”的耻辱头衔，而特拉维斯和女儿米娅的快乐相处，也让她感到欣慰，只是虽然特拉维斯需要兰德给他帮忙，但很少给她钱，她就连给汽车加油的钱都没有，每次跟他讨点钱，都会招致一场争吵。为了不问他讨钱用，她去清洁公司找了份兼职，但这引发了特拉维斯的不满——因为要出去兼职，她在马场干的活就少了。
在她在清洁公司的工作步入正轨，有了点自己的收入之后，她与特拉维斯的关系却破碎了。起因仅仅是她在劳作了一天后下班回到家，做完晚饭，打扫、给孩子洗澡之后，跟在看电视的特拉维斯说“能不能请你把垃圾给倒了？”他的回答竟然是一句冷冷的“我觉得你该搬走了。”
在她伤心欲绝之时，特拉维斯竟然又接着神采奕奕地看电视，还跟着电视节目“笑了起来”，可见这个男人并没有真正的爱过她，或许他跟她有过短暂的激情，但最终，他只是享受她的照顾和不用付钱的帮工，在她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就把她推了出去，哪怕此举让她不得不偶一次面临深渊。
穿梭在贫困、中产、豪富等各阶层之间的作者，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悲欢和无奈
作为一个具有超强战斗力，工作能力和态度一流的清洁工，作者得到了公司和客户的认可，因而获得机会去为各类难缠以及要求苛刻的客户家里做清洁工作，她像一个隐形的幽灵一样穿梭在格式各样的房间里，有寸土寸金，洗手间比她的居所还大的超级豪宅，也有普通中产的公寓，跟她一样的单身妈妈的普通住所。
她通过清理房间以及跟房主人打交道的机会，看到表面风光背后的悲欢与无奈，并根据主人的特征给住所悄悄地起了名字：色情之家的男女主人长期分居，貌合神离，通过自慰满足自己，梦想着各自的理想伴侣。悲伤之家的男主人是个老鳏夫，独自居住在靠海的小别墅里，又老又病地等待死亡，浴室的柜子里存放着他爱妻以及大儿子的骨灰盒。大厨之家的厨房里堆满了各种美味高级的食物，这让兰德十分羡慕，然而主人身体也有问题，经常大剂量地吃镇痛药；她的大多数客户都需要上班，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通勤1-2小时也很正常；她的大部分客户，虽然过着比她富裕的生活，但身体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大部分也都需要靠镇痛药、抗抑郁和助眠药支撑自己，没有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来自不同阶层的他们，都被生活透支了，在黑暗和病痛中挣扎着，艰难前行。
美国不仅阶级固化，还阶层跌落
虽然美国的社会阶层之说一直颇受争议，甚至有人否认美国存在社会阶层之分。但，绝大美国民众所认为的社会阶层，大致可分成三个阶层，分别是上层、中层和底层。社会学家丹尼斯·盖伯特、威廉·汤玛森、乔瑟夫·希吉和詹姆士·汉斯林又将美国的社会阶层细分为六个，分别是：上层阶级，由富裕且有权势的人组成；上层中产阶级，由受过高等教育且薪资优渥的专业人士组成；下层中产阶级，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业务员以及办公室助理组成；劳动阶级，由工作内容大多是重复规律的蓝领阶级职员组成；最后是较低的阶层，再分为劳动贫穷阶级和下层阶级。
判断阶层固化的标准，就是看阶级的社会流动性，也就是父母的经济水平和子女的经济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高为1，就是彻底固化，没有人能离开父母的经济阶层。最低为0，也就是没有社会阶层固化，子女和父母的经济阶层没有任何相关性。
这张图，统计的是“子女一代和父母处在同一个阶层的可能性”，系数越高，表明社会流动性越差，一个人要脱离自己的家庭出身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小。美国的系数是0.47，看上去似乎还好。但是实际情况确是，从1976年以来，美国顶端1%的人的财富仅占全国财富的9%，到2012年时则超过了40%。美国的智库皮尤中心也做过一个社会流动性研究项目，他们的发现是：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真正实现了收入增长和阶层跨越，跳出父母阶层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16%的人，收入和财富比父母在同样年龄时要少，也就是向下坠落，掉到了下一个阶层。如果是出身底层，要连升几级进入中上阶层，这样的跨越，英语里叫rags to riches，大致意思是“白手起家”，也可以说是“寒门出贵子”，更贴切一些的翻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屌丝逆袭”。只有4%的人，能够实现这样的逆袭。
这种阶层固化就像一个魔圈，出生的家庭意味着你未来的成长高度。这种阶层固化就像泾渭分明，清与浊之间被划分的格外鲜明，并且很难超越。
《女佣的故事中》兰德出生的家庭，严格来算，甚至够不到下层中产阶级，顶多也只能算是劳动阶级，在父母离婚后，隐隐有向再下层滑落的趋势，兰德生下女儿后，在父亲家暂住，突然多出的两个人，父亲最终忍不住痛哭，可想而知兰德与女儿的出现，让父亲承受了非常大的，甚至是他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书中也提到过，兰德出生的家庭中，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满足，但是，也仍然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教育费用，超高的大学费用更是无法支付，所以兰德从11岁就开始了自力更生，那时刻的她就觉得金钱能够给予人安全感。
这一点，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所著的《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提到过：今天美国最重要的鸿沟是阶级而非种族，最要紧的地方是家里。
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一直努力营造的接受教育、努力工作、购房置业、事业成功的“美国梦”，真的成为了一种梦。实际情况是，比起富人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穷人家的孩子，父母很难给予思维和行为上的正确引导，更无法提供足够的教育投入。这一情况就直接导致了穷人家的孩子一起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阶级固化导致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不平衡，再有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身为女佣的兰德，做着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目的却是去证明自己是个穷人。
美国单亲妈妈越来越多
在美国1200万单亲家庭中，孩子80%由母亲照顾，单亲妈妈家庭的贫困率（两口之家年收入14570美元以下）高达42%，是总体家庭平均贫困率的将近3倍，极端贫困率（两口之家年收入7800美元以下）亦达22%。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政工作者基本上都是女性，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单亲妈妈。兰德也曾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家政工作的时间很灵活，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孩子上学的时间，回家后你还可以照顾孩子。而这个工作一般人也不愿意做，只要你愿意跪下来擦马桶，你就永远可以找到工作。何况，没有人比单身妈妈更绝望。”
极低的收入意味着兰德需要社会福利资助，所以，她的生活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检查：收容所有宵禁，要进行尿检；福利工作人员需要证据来证明她的车不是什么好车；随时接受工作人员不定时地住所检查。
用食物兑换券去超市买东西，对于兰德来说，更像是一场劫难。她需要迎接纳税人的责难，认为他们交税的钱都用来养了一群好吃懒做的穷人，她还要接受收银员的沉默打量评判。
兰德在书中写道：社会上似乎总有些人寻找机会去批判，斥责穷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配接受救济。
没人关心这些生活在对底层的人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接受施舍就意味着，他们不仅需要面对经济的无力，还要接受社会各个阶层的苛责，毕竟，在纳税人的眼里，他们国家的乞食者。
在美国，每一个在贫困线挣扎的单亲妈妈，拼命工作，找不到爱和理解的生活，重重压力和疲惫掏空了她们。
以前是谈恋爱男人给钱，现在谈恋爱男人不给钱
曾经有人埋怨过《女佣的故事》中的兰德。被第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抛弃，应该自强不息，而不是急着去找寻下一个男人。
放在美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兰德的做法，其实并不难理解。她需要一个家，更加需要一个比起收容所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很现实，同样也是兰德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女儿米娅有妈妈兰德的爱护，我想兰德也需要有一个男人的爱护，好让正在经历着没有收入，没有居住地的母女得以有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
就在父亲无力承担她们母女的生活之后，兰德自己也知道以她此时的状况，在婚恋网站上找男人，显得太操之过急。事实就是如此，特拉维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很显然，特拉维斯仅仅只是需要一个在他生理需求时，能够满足他，并且可以义务帮助他完成马场繁忙工作的劳动力。
导致两个人走向分手，也因为兰德开始女佣工作，不再当免费的劳动力。
繁重的劳动开始，兰德打扫的诸多中产阶级家庭状况，也让她真正思考努力工作背后的现实，政府压根不希望穷人太过努力工作，安于现状远比改变现状要安乐得多。
高阶层普遍抑郁，活成行尸走肉
兰德的女佣工作，让她领略了美国上层阶级的“脏衣服篮”，她擦洗过呕吐物、霉菌和血迹，在一个被她称为“色情之家”的房子里，丈夫的卧室里永远放着色情杂志和润滑剂，妻子的卧室里放着一大堆爱情小说。“悲伤之家”中失去妻子和儿子的垂暮老人，躲在偌大的房间里，独自煎熬。这些人的家里尽管有着两三个超大的卫生间和豪车，但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各种隐晦和辛酸。
在经历了富人的生活后，兰德说：“我希望能还清欠款，我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但我仍然希望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有钱把孩子们送进大学，不用再担心金钱的问题就好了。”
同时，兰德的收入，曾几次差点越线，每个月多挣几美元意味着她会失去上百美元的福利收入：“我工作得越多越努力，反而要接受惩罚。比如，为什么州政府要求你的存款少于1000美元？他们并不鼓励人们存款。有些人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无法给冰箱里填满食物，而富人却越来越富，同时宣称穷人抢走了他们口袋里的钱。我们却以为富人会做出最好的决定，我去给他们的房子打扫卫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另一个问题，拒绝努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理查德·里夫斯的著作《囤梦者》阐述过这个问题。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美国富有阶层收获了经济发展中的实惠，而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里夫斯表示，上层中产阶层与低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体现在家庭结构、居住社区、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各个层面。处于收入阶梯顶端的人们越来越有效地将自己的地位传承给子女，从而降低整体社会流动性。结果不仅造成不同阶层的经济鸿沟，还迫使美国社会成为一个阶级越来越明显的社会，跨越阶层显得越来越难。
这其实从两个方面也能看出这一阶层之间的差距。
1）美国城市的富人区和贫民窟
美国很多城市，贫民窟、平民区和富人区有严格的区分。
富人区的治安状况很好，犯罪率极低，基本是零概率，当然房价也会很高；贫民窟则几乎每到夜晚就变成战场。中上阶层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去贫民窟；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富人区，甚至连接触另一个阶层人的机会都没有。
居住在不同区域，人们所接触到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连超市里，水果蔬菜的摆放都完全不一样。
2）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美国的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公立为各个州政府提供教育经费，私立的则完全属于自主盈亏，教育水平完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这种差距，从名校的分配上就可以看出来，八所常青藤名校，只有伯克利一所是公立大学，其他七所全部是私立。
《女佣的故事》中，兰德为了工作，只能将女儿送进接受政府补助的公立日托所，那里的环境正如兰德自己形容的那样：那里的环境冷冰冰的，人员拥挤，而且工作人员永远都表现出对自己的工作厌恶无比。
到了大学，美国大学的学费普遍都很高，这与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未来步入社会后参加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还有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不看考分，只看综合素质，所谓的综合素质，就是各种社会参与活动，而这些活动，比如我们常说的兴趣班，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很显然，这些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收入能够支付得起的。
比起高收入家庭对孩子投入的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努力好好学习、熬夜通宵做作业、或者凭借自己聪明才智所能够改变的。一点点弥补差距的机会都没有。
《女佣的故事》表面上叙述了一个美国单亲妈妈在社会底层的挣扎和奋斗，实际上，它囊括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性贫困、家庭暴力、住房危机、医疗制度、贫富差距、不稳定就业、昂贵的教育、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它真实反映了美国将近三千万人倚靠政府救济补助的生活，不被社会阶层所理解，一度被认为是寄生虫，吸血虫的低收入阶层，实际上绝大部分人即使拼尽全力地奋斗，也依旧无法跳出安在自己身上的贫穷二字。美国梦对穷人来说已经成了美国噩梦。
By 浮生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