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苓，著有《我教过的苦孩子》
我是2016年开始关注贫困生群体的。从2005年开始，我在学校教学生写作课。2016年，我根据平常对学生的观察和记录，在写一本书，叫《咱们学生》。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的爱人提醒我，他说写绥化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将贫困生群体纳入进来，否则将是不完整的。我爱人的建议，我很理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学校在大学中所处的位置。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是个二本，因为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绥化人就把绥化学院称为西大。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生源还是从学校设施和师资力量上，我们学校都无法同发达地区的院校相比，我一直把它称为“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1985年我读书时，绥化学院还叫绥化师专，我的同学基本上是绥化本地人，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给绥化的中小学培养师资。到了2005年我来这里任教时，我的学生也都是黑龙江当地的。2004年，学校升为本科院校，几年后你会发现，学生的生源地变得丰富多了，不过除了黑龙江的以外，其他学生都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每年报道季，我走在校园里都能够看到很多红色面孔和黑色面孔的家长。他们明显是来自西北地区。学校曾做过统计，绥化学院的贫困生一直都是占40%左右。我教过的学生里，我的学生大概30%以上的人曾经是留守儿童；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绥化学院学生的生源地分布很容易理解。现代的学生选择大学，分数够高的话，一般会选择重点院校，名校出身是未来进入社会的第一块敲门砖；如果分数还可以，但不够高，就会看专业或者城市，选择一个社会需求旺盛的优势专业，城市的选择则是出于从眼界提升的角度，毕竟大学四年校内学知识，出了校门则是长见识；如果你的分数只能勉强选择一个本科院校、你又不打算复读的话，能选择的范围就更小了。绥化学院，就在这样的小范围内。我的许多学生往往是高考分数线刚能上二本，选择其他的地方很有可能滑档，家里的经济情况又支撑不了他们再复读，他们就只好来这里了。每年的开学季，你在校园里走一走，很容易发现，学生们很少有喜气洋洋的，不少是眉头紧皱，一脸无奈。 在这样的学校，贫困生是一个很突出的群体。
我2016年的那本书里，也提到了两个贫困的学生，可都是简单的相识故事，我并没有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我爱人提议的第二个原因。他和我是同学，我家在县城，他家则在下面农村，处于两县交界的地方。我听他提过，1985年到绥化学院读书时，他只带了50块钱，这还包括来往绥化的交通费，之后再也没有跟家里要过钱。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如果当时学校收学费，他肯定读不起。作为一个从贫困群体走出的学生，他深深知道这个群体的不易。他曾经跟我说过，自己一直到30多岁才觉得解决了贫困带来的自卑感，那时他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工作中和朋友的交往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种自卑是很隐秘的，我俩当时在一起了十多年，他如果不说，我真的没有感觉到。 在日后大量的贫困生调研和访谈中，我才逐渐意识到，对于我的学生来讲，贫穷带来的自卑会影响他们日后很多的决定，是他们背负多年的情绪包袱。 我在绥化学院教书17年，当过两届班主任，与贫困的学生们打过不少交道，但回头想想，在调研前，我对这个群体的学生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是最受关注，同时又是最缺少发声的一部分同学。
说最受关注，是因为每年大一新生入学之后，就要进行贫困生群体的评选认定。我作为班主任，参与其中。那时的评选方式是参与的学生要在同学面前陈述自己家庭的困难。十七八岁的他们站在讲台中央，羞涩、腼腆、无奈，很少去讲具体的家庭情况，他们会用“家里有病人”“遇到了天灾人祸”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家庭遇到的苦难，许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同学们的视野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他们的身上，多多少少能看出他们的不自在。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说他们缺少声音，是因为他们很少在课堂上发言。我们那时，要求每堂课提前五分钟进教室。你站在讲台上往下看，会发现前面两排全空着，后面两排和边角的座位上坐了不少人，大部分是贫困的学生。我那时经常会说：我有一个请求，后面两排的同学能否起立，坐到前面两排，我想尽快地熟悉大家。他们也会来，但不爱讲话，你如果不主动与他们互动，他们永远是不会跟老师和同学互动的。
贫穷的模样
我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小的调研，将调研的结果补充进我当时的那本书。 我 2016 年在微信和微博账号上发了一个简单的调研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针对贫困生，一部分针对普通学生，问题设计也很短小，想要了解三方面内容，一是贫困生在同学面前诉说自己的困境，内心是否抗拒； 一是普通学生给贫困生的投票依据是什么。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贫困生应该如何认定。 我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这个小调查收到了很热烈的反馈，声音也比较复杂。有来自校外的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艾苓老师，看到你做这个调查，我很激动，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内心生活，我们的痛苦和快乐，没有谁知道。也有校内的声音，有的学生说想找我聊聊自己的故事；也有普通学生说，换作自己，宁可出去打工，也不会参与贫困生的评定，所有参与的人都要在同学面前表演痛哭流涕。有一个同学则提到自己的一次经历，说曾经跟一个家境很好的同学一起逛超市，他觉得对方一定会买很多的东西，怕被对方看不起，他买了100多块钱的零食，结果结账时，发现对方只花了50块钱，30多块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些反馈，让我觉得，普通学生和贫困生之间是有隔阂的，但隔阂有多大我并不知道。我想着应该再深入一步。我那时委托绥化学院的团委下发了300份《在校贫困生调查问卷》，回收223份，有效问卷219份。从有效问卷看，2016级大一学生182人，是填写问卷的主体，2015级36人，2013级1人。在“上大学以后，你遇到的最大问题”的调查项中，85人把“经济困难”作为唯一选项，18人作为选项之一，总计占比47%。
《小舍得》剧照
这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访谈，访谈的学生不限于在校贫困生，还包括已经毕业的贫困生。聊得学生多了，你就会发现，即使作为班主任，你也经常会对班级的学生关系是有错觉的。比如说，我的班里30多个孩子，我总觉得他们这个年纪，青春洋溢，相处得很好。但事实上，有一个2013年毕业的学生告诉我，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时候，心里特别轻松，因为终于摆脱了贫困生的身份，不用在乎谁说什么了。 这是个女孩，父母靠收破烂为生，父亲的右手、右腿不听使唤，肌肉萎缩，母亲也有病。有一天，母亲告诉她，父亲的病很严重，他听到病情后不想治了。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女孩参与了班级的贫困生评定，拿到了一等助学金。有的同学拿到助学金，会请宿舍的人吃饭或者买点小礼物，女孩没有。宿舍的人有些不高兴，会在寝室里议论她。她那时有件李宁牌的运动服，同学们会讲，“贫困生还穿名牌。”在访谈中，女孩告诉我，自己的这件衣服从初中就开始穿，衣服上早就有洞了。她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400元，有时候母亲忘记给她打生活费，她一个月的钱要分成两个月花。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助学金对她有多珍贵。 关于贫困生的调查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我的学生，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他们的大学是如何度过的？他们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总觉得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穷离人们越来越远了，但对他们来讲，贫穷的每一笔每一个形象都是真真切切的。有个女生告诉我，2017 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 1000 元，其中伙食费 600 多元。早餐 2 元，两个煎馒头片、一碗豆浆。午餐和晚餐都是 1.7 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都是1元两勺，可以换着打，二两米饭7毛钱。
《二十不惑》剧照在访谈中，他们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老师，我太痛了。” 我很感谢他们愿意向我开口讲述。我也知道，对他们来讲，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所以，有时候关于他们的故事写完了，我拿给他们看，有的学生会说能不能回避一些小秘密，但这些东西如果去掉了，故事就不完整了。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我理解他们，也心疼我的学生。 像刚才那个女生，在她工作后，我曾经问过她工资不高，她是怎么生活的。她讲都是自己做饭，早餐是一碗玉米粥、一个煮鸡蛋，午餐是面条加卤子。她说自己从不做米饭，因为米饭还得炒菜，太浪费。她总是吃面条。我说面条吃多了不腻吗？她一脸天真地告诉我，她会经常换面条的种类，比如挂面吃够了，买几次手擀面；手擀面吃够了，买几次方便面；方便面吃够了，再重新轮回来。吃面条配的卤子，都是她爸爸给她做的，从家里带回来放进冰箱里。她不吃晚饭，也很少吃水果，对她而言，水果是奢侈品。 我以前一直以为网贷跟贫困学生没有关系，他们花钱不多，也缺乏理财常识。但在我跟学生聊天时发现，有的学生就陷进去了。有一个学生，他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网贷，最早是因为手机丢了，需要买新手机，每个月分期付款。用这样的方法，他在大学买过不少东西。工作后，当他跳槽到房地产公司做销售时，他想到带客户看房子需要用车，就贷款买了车，首付1万多，月供1200元。各种消费算起来，他欠款最高峰时，总额有18万元。其实后来想想，这些消费像是他对过往匮乏生活的一种弥补。他跟我讲述他小时候的日子，他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从小别的孩子吃什么用什么，奶奶告诉他的都是“买不起”。有一次，他甚至跟同学比赛，把纸塞进嘴里，咀嚼墨水香。
就业后的选择我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会选择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他们被称为“考碗族”。 很多人会觉得他们观念守旧，但我特别理解他们。 在来绥化学院之前，我在小学工作过，还在报社当过记者，也曾在一家机关单位待了 9 年。 小地方给年轻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创业的机会更少。 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要往前走一步，真的很难。 就像我和我爱人，我们从绥化下面的县级市安达走到绥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如果算上老公上大学之前的时间，那就更长了。 那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教育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生，她的故事特别曲折。她是在参加了18次笔试、6次面试后才进了一家基层法院。有几次，她的笔试成绩都是第一，我觉得她没有什么悬念，肯定会“上岸”，可是最后都败北了。她说的一句话，我现在还印象深刻，她说，“我的背影终究没有背景来得强大，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
《胜利者即是正义》剧照
选择“考碗”到本地的贫困生，除了稳定之外，原因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现实。第一个就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低成本的就业方式。他们往往没有太多财力和物力支撑他们去大的城市去闯闯看看，所以只能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地方。
我采访的一个学生，2013年毕业。父母打工，他高中暑期，就去工地上做小工，跟着工程队高空作业，安装玻璃幕墙，一天工资 70 元。大学实习时，他想去北上广实习，但租房对他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后来辅导员推荐他去一家基层电视台。他边实习边考编，他那时报考了黑龙江西部某县的人社局，笔试成绩第四，马上要面试了，他却没钱报面试班，只好向参加过面试的同学求助，对方告诉他了指导用书。他去了一家小书店，买了教材，花了十三块五。 第二个原因则是源于孩子们的眼界。 当别的孩子在度过快乐的大学时光时，贫困孩子他们在做什么呢？有一个河南农村的孩子，父亲工作时伤了眼睛，母亲既要谋生，还要照顾父亲，他周末做家教，讲数学和英语。假期在江苏打短工，电子厂物料员、保安都做过。还有个学生告诉我，他做过家教、服务生，发过传单，摆过小摊儿，最让他获益的却是收破烂。瓶子薄的三分钱，厚的七分钱。他发现寝室、走廊、卫生间有很多废旧瓶子，就捡起来，凑到一堆卖到废品收购点。后来他又扩大业务，开始在学校里捡废品，还自己买了个弹簧秤收购。有一段时间，他收着废品，还做着两份家教，还要兼顾学业。靠着这些钱，大学毕业前，他还了 5000 块钱助学贷款，剩下的那些钱毕业第四年才还齐。
《奇迹笨小孩》剧照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招聘市场本来就不占优势。我跟你讲，如果我在超市碰到我的学生在超市当促销员、收银员，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可能毕业很久都找不到一份有成长性的工作，但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我也为他们高兴。我也有不少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学生，他们会选择去大的城市闯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找工作，像这些贫困的孩子，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努力地为生活和生存奔波，很难去考虑和思考未来的可能性，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对他们来讲，是最稳妥和最看得见未来的选择。
不过最近这些年，一些变化开始出现，互联网拉平了一些差距，不少孩子离开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从事互联网行业，做自媒体。当然，这些往往是起点很低的工作，但没有人放弃努力。 我调研选取的学生都是在2000年以后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相熟的朋友介绍过来的。之所以选择这个节点，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大学也从1999年开始扩招，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我眼看着高校的入学率一路走高，扩招前，毛入学率为9.8% ，2002 年达到 15%，2019 年达到51.6%，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普及化的过渡和演变。这跟我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我跟爱人毕业的时候，都是直接分配工作。我的学生们，面临的是更大的竞争。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群孩子的承受力让我特别惊讶，你听他们讲述时，总觉得某个阶段他们好像要被生活压垮了，但是他又挺起来了，百折不挠。
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我的书出来后，有些朋友读了书稿，他们跟我反馈自己的阅读感受。 他们会提到，2010届之前的毕业生，有些学生过得还不错，一些人的生活已经算是名义上的“中产”。 我听到这个词觉得有些陌生，在我采访的这群学生里，我看不到中产的影子。 比如说，有一对夫妻，都是2010届学校的毕业生，男生在一家市级单位担任副处级干部，女生在一家事业单位，两人毕业后先后买了两套房子，车子也有了。 在外人看来，这是令人羡慕的生活，可我去采访他们时，我在他们的家里看不到任何上档次的家电。
女孩跟我说，她总觉得自己和同事面临的是两个世界，她们琢磨的是美容、减肥、出国游，而她想的是怎么过日子，怎么不亏待孩子。她把工资卡一直放在男孩那里，年初男孩就会把工资收入和计划支出列好，一年基本按照计划执行。在他们买了两套房子后，同事曾经问她是怎么攒钱的。她说每次男孩约她上街，她从来不去。女孩对自己的日子很珍惜，他们两个都是苦孩子出身，男孩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是大哥供他和弟弟读书，一路勤勤俭俭走出来，女孩也是农村孩子，家里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但两个人很少对生活抱怨，相反他们感谢考试，觉得自己是考试公平的受益者。
《北京女子图鉴》剧照
我的这些学生，可能在物质上确实比以往改善了不少，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紧迫感，他们很难松弛下来。他们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就像我的爱人当初面临的情况一样。我们结婚时没有房子，靠着学校废弃的砖头盖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做饭和卧室都是在一起。隔了几年，我们左挪右凑买了一个我们在县级市能买到的最便宜的房子。房子很旧，进房间要先下几个楼梯，遇到下大雨就会淹。之所以换这个房子，是因为它有独立的厨房，还有两个卧室。房子买下来，我爱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过来住。作为家里的男孩子，他要担负赡养父母、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们有一个孩子。一直到妹妹出嫁，我们家里一直保持着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的长期状态，妹妹找工作、学技术我们也都要帮忙。妹妹嫁出去后，我们一直跟爱人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当然，除了我们几个之外，我们家总有亲戚来来往往或者短住。我的学生们也一样，他们有不少是全家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工作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谋划自己将来的住处，而是想办法给父母改善条件。有一个2001级的学生，2005年到了北京工作。在北京，他送过快递、送过桶装水，一桶水能赚1.5元钱。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北京一家媒体招聘，他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稳定后，他先是还了家里的外债，然后给父母在县城买了有电梯的房子。
所以，你说我的学生算是中产阶级吗？不算。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群年轻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在一次采访中，我跟我的一个女学生聊完后，她一定要带我去婆婆家吃饭，说她婆婆人特别好。老人家住在农村，我们去了，两个人忙里忙外，又是煮玉米，又是给我烀饼子，菜都是地里现摘的，特别新鲜好吃。那顿饭我现在还印象深刻，我为我的学生而高兴。也许，当寒门的孩子再也不用背负“成为贵子”的包袱之时，才能感受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