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光耀关于俄罗斯的预言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俄罗斯的未来与10年前没什么差别，甚至与20年前苏联解体时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无力控制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了。如果无法出口能源和自然资源，它将丧失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俄罗斯人口正在减少，具体为什么不清楚，但酗酒肯定对此有影响，消极情绪、生育率下降及预期寿命缩短也有影响。普京面临的挑战是让俄罗斯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停止酗酒、努力工作、建立幸福的家庭，并生育更多的子女。
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黑龙江的拐弯处将再次有中国人居住。俄罗斯人可能突然认为未来是有盼头的，可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孩子，扭转人口变化趋势，但我认为近期不会出现这个转变。
如果俄罗斯能改进自己的制度，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俄罗斯的制度运转不灵了……因为已经乱套了。俄罗斯失去了对多个行政区域的控制……它有一个很大的核武库，但其他方面呢？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今非昔比……它的人口正在减少……每年，俄罗斯的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因为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在美国，人们是乐观的，会说我要生孩子。但当你的生活非常艰苦，偶尔石油价格上涨，生活才能改善一下，但好景不长，又回到了原样，你对未来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2009年）
（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问：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李光耀谈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的崛起已令西方和亚洲许多国家颇为不安。中国一再承诺坚持和平崛起，绝不谋求霸权，但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相信。对此，李光耀认为，中国会选择低调地强大起来，影响力得到提升，不会恃强凌弱，但同时也会展示力量。
李光耀指出，中国人还意识到，要避免走日本和德国的老路。如果中国卷入战争，其国内就可能出现动荡、冲突和混乱，因而也就可能再次出现衰退，而且或将持续很长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论何时与他国陷入纠纷都会让步。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时，中国也会坚持原则。
中国的年青一代成长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经历中国动荡的时代，因此，要让中国年青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让他们以虚心和责任心应对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撰写者们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让中国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明白它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只会增进世界福祉，并将着力避免破坏和冲突，让邻国和世界放心是中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意识到了它的迅速增长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问题，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把震荡减到最小幅度。研究如何弱化其增长引发的负面影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彰显优势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以当前的东亚为例，中国显然已经在同其邻国的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主导地位，并利用中国市场准入权以及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自身利益。如果哪些国家或企业不认可中国的地位，没有给予中国适当的尊重，则有可能被逐出迅速增长且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2005年）
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会因西方试图放缓或阻止其发展而仇恨、敌视西方，也有可能变成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取决于中国朝哪个方向演变。（1993年）
中国有长达4000年之久的文化，有13亿人口，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可以使用。他们怎么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继而成为世界第一呢？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李光耀对于印度的预言
长期以来，李光耀一直在观察印度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其口述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对上述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
1、问：印度会崛起为一个大国吗？如果会，什么时候？
早在1959 年和1962 年，尼赫鲁还在位时，我就访问了印度。当时我认为印度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及一个大国。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我认为印度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但经济不会繁荣，因为印度的官僚体制令人窒息。
2、问：印度的民主治理体制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曾经大搞国家计划经济，国家控制范围太广，致使官僚体制固化、腐败猖獗，以至于浪费了数十年的发展机遇。如果印度实行分权制度，就会使更多的中心城市（比如班加罗尔和孟买）实现更大的发展和繁荣……种姓制度素来与英才管理体制格格不入。 印度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充分体现，它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
印度的宪法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导致印度无法实现高速发展……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一套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复杂的审批……印度的发展速度是由其宪法、种族结构、选举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决定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加大决策难度。
但这种状况是其宪法体制的一部分，印度人民现在已经接受，在其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围绕各邦边界、语言隶属、种姓配额出现的推诿现象永远也不会消除，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实行充满活力的英才管理体制，妨碍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是有改革决心的，但印度的官僚体制运作迟缓且抗拒变革，猖獗的腐败与地方上的争斗也不利于改革。此外，民粹主义的民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印度基础设施薄弱、企业面临的行政管理障碍大，财政赤字严重，尤其是各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严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进行投资和创造就业。
如果印度所有的部长和高级官员都能像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前首席执行官纳拉亚纳· 穆尔蒂那样勤勉、刚毅、有担当、具有前瞻性，那么印度就会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会跻身第一世界。然而，穆尔蒂也许意识到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印度的管理体制，都无法使印度像印孚瑟斯那样高效。
3、问：印度的文化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印度这片土地上原本有32 个小国，这些小国恰巧都位于英国人修建的铁路的沿线地区。后来英国人来了，就把这些小国联合起来，建立了殖民统治，把众多小王国纳入其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统治依赖的是1 000 名英国人和数万名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养成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
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培养优秀人才，使其获得最好的发展，我是不赞成的；如果一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也是不赞成的。而这两点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印度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尼赫鲁与甘地原本都有机会像我服务新加坡一样服务印度，但他们无法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摆脱印度根深蒂固的旧习。
看看印度与中国的建筑业，你就知道做事效率高低的区别了，印度只是讨论来讨论去，到头来却做不成事……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印度是一个多元化色彩非常明显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的32 个国家构成的，印度方言多达330 种……在中国，90%的人口是汉族，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虽然口音不同，但写出来却是一样的。如果你站在德里用英语演讲，那么在印度的12 亿人口中也许只有2亿人能听懂你的话；如果你说印地语，也许只有2.5 亿人能听懂；如果你说泰米尔语，只有8 000 万人能听懂。因此，中印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较这两个国家，我们就像在比较橘子与苹果……请不要误解我。印度的上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层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的婆罗门，也就是僧侣阶级的后代，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上层一样聪明、充满智慧，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而且在他们的种姓制度中，如果你是婆罗门，而你同一个非婆罗门结了婚，那么你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你就被排挤出了婆罗门。
一般来讲，印度的公务员会把自己视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他们还没有认同获得利润、变得富有并不是罪恶的事。他们对印度的商业界几乎没有信任。印度商人无权享有国家福利，外国商人更不用提。
4、问：当前，印度经济有哪些优势？
与中国公司相比，印度的公司治理模式国际化水平高、资本回报率高，而且印度资本市场较透明，运作状况良好。
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比较强大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印度的制度比较强，尤其是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有利于为知识产权的形成与保护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6 岁，而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 岁，并且印度的人口增速也快于中国的人口增速，这就使印度享有更大的人口红利，但印度必须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否则人口因素非但不能带来机遇，还会变成负担。
5、问：长远来看，印度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其长远发展前景如何？
如果印度人无法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就会丧失发展机遇……印度必须建设高速公路、引进高铁，并修建更大、更好的机场，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要成为发达国家，印度必须像中国那样，将其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去世之后，我对她说：“抓住这个机会，开放印度，改变印度的政策。看看海外的印度人，看看他们在英国、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成功。是你们的政策和官僚体制限制了他们，束缚了他们。”她告诉我：“我做不了。事情就是这样。印度就是这样。”我觉得在推行改革方面，除了她，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她有宣布紧急状态的魄力。既然你有魄力做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有魄力改变体制，让印度企业摆脱束缚。因此，听完她的一番话之后，我就认定印度将发展得很慢。也就是在那时，我看到中国正在崛起……因此我知道这场竞赛不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我收回之前对印度的乐观判断。
印度的规章制度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令人感觉如坠雾中，看不到出路何在。
印度可能需要花三五年的时间改善基础设施，否则印度就会在全球经济洗牌中输掉。
印度必须效仿中国高效的办事方式。中国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并实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其制造业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效率较高。印度辉煌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而这个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
如果印度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投资将随之而来，印度很快会赶上来。印度需要的是一个更加自由的体制，这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这样，印度市场就能达到国际企业的竞争水平。
印度不同的城市之间缺乏快速连通性……一旦印度的公路、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到位并削减繁文缛节，它不仅能在信息技术产业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在制造业和其他一切产业全面促进就业。工作机会越来越多，整个国家将焕然一新。
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这需要印度改变劳动法，允许雇主在不需要那么多雇员时裁员，同时需要精简法律程序，降低财政赤字，消除官僚作风，最重要的是完善基础设施。
印度不能仅仅凭借服务业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了经济大国。
中印两国都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印度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比中国更严重，对效率的削弱性更强。
印度首先需要削减繁文缛节，其次需要为私营部门的增长提供更大的动力，再次需要解决基础设施落后带来的挑战，最后需要实现外国直接投资规则的自由化。
目前，虽然印度开始了自由化进程、国有企业私有化，却不允许雇主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何实现盈利？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改变用人标准？
印度受教育人口的比例较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弱势。印度顶级人才紧缺，大批的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并不具备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技能，因此仍然找不到工作……印度的同代人中，需要超过一半的人完成小学教育，否则印度就会遭受严重损失。
印度领导人从尼赫鲁和他那一代人开始就一直痴迷于苏联快速的增长和工业化。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模式，即资本积累率高、密集上马大型项目、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制造农业机械。做了这些之后，你就能发展……他们相信这些……当辛格在1991 和1992 年开始搞改革时，印度已经丧失了40 年的发展机遇。要知道，辛格本人也曾是一位计划经济的拥护者。现在，印度面临着打破一切垄断的问题，而印度的工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希望企业私有化的，因为如果你要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必须裁掉2/3 或1/2 的工人。
印度的历史使其对外国投资持怀疑态度，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偏向采取内向型政策，注重依赖国内要素。但在一个各国相互依存、技术发展迅猛的世界上，一味依靠自身力量是行不通的……印度的历史给其带来的第二个遗产就是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在早期发展阶段，要把发展成果分配出去，就会降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实现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意味着敢于冒险……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不利于激励他们努力提升竞争力。
印度选民缺乏经济方面的教育，这就使得印度领导人易于推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而扰乱了印度的自由化进程。国家利益常常让位于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很多急需的改革因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陷入停滞。民粹主义的氛围下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过去20 年间，印度实行了多种政策以提供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的电力以及补贴贷款……它们给整个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福利与民粹主义的区别逐渐模糊。
新加坡有三所印度人的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即便他们（印度人）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这些学校的教材都是以印度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刚刚独立之际，印度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如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所顶尖大学（比如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依然能在世界顶级大学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他学校都无法维持高水准。在政治压力下，印度大学根据学生的种姓或学生与议会成员的关系确定录取配额。
6、问：在今后10 年中，印度经济前景与中国相比如何？
不能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它们是不同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呢？不！印度的角色比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有成员国的集体角色还重要！
中印两国的制度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3.5 倍（根据2016年的统计，中国是印度的5倍。库叔注）。印度的增长率是中国的2/3。但印度是个大国，在印度洋地区是一股起到平衡作用的力量。
印度的经济总量能增长到中国的60%~70%……根据目前的预测，其规模不会更大了。但即便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60%~70%，印度的人口总数到2050 年将超过中国人口总数，加在一起也是相当可观了，而且印度社会顶层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人才。
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而印度的发展则不会呢？是因为印度是一个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形成了一个内部相互制衡的体系吗？很有可能是这样，尤其是印度政府往往是由一二十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印度有能力以更好的方式在其国境之外更远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但其他国家并不担心印度有侵略意图……当前，印度并不像中国那样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而且在其基础设施达到一流国家的标准以及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之前也不会构成这样的挑战。其实，美国、欧盟与日本之所以会支持印度，是因为它们想要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印度能与中国分庭抗礼……如果印度遥遥领先于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美国和欧洲会支持中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美欧对中国的发展依然有恐惧症，且不说它们对中国政府实行出版物审查制度强烈反感，仅仅是对某些政治事件的记忆就加强了它们这种恐惧。
我不确定印度是否想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印度害怕同中国竞争。中国曾向印度提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印度没有答应，因为如果印度同意了，中国商品就会进入印度，同印度本国商品竞争。
只要存在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印度就必须学会出价比中国更高。中印两国不会打响战争。中国有冒险精神，比如，中国到了尼日尔，中国愿意拿自己的钱和劳动力冒险，依然认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中国到了安哥拉和苏丹，中国还想同伊朗合作，中国正在和中亚的共和国交朋友。中国想要一个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数千公里长的输油管线，而且乐于修建这样一条管线。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我认为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同意把东西卖给印度，我就会打败你”，而是“无论印度卖给你什么，我会提供给你更多”。中国将根据规则出牌，而且坚信胜券在握。
7、问：印度的民主模式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意义有多大？
如果印度比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大，那么意义就很大了，但实际并非如此。
导致经济状况较差的政治体制终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政治体制。
民主不应该被用作惰性的挡箭牌。实行威权主义的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也很多。无论一个国家是搞民主治理还是搞威权统治，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的政策上达成共识，能否确保得到基本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落实。
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较为迅速地推行改革，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长远来看，印度可能凭借民主与法治体制占有优势。
如果中国的政治架构不进行调整以适应高增长率引发的社会变化，那么印度就会占据优势，因为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灵活。
8、问：在亚洲，印度会成为中国的战略性对抗力量吗？
我希望印度尽早崛起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经济大国，其中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印度无法崛起，那么亚洲将会湮没。
“李光耀强调了印度在这个地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存在可以以多边安全机制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以阻止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侵略行为。他说选择印度作为中国的对抗性力量比较理想，因为印度的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权关系上。他为印度设想的角色是亚洲的‘守卫者’，他敦促印度更加积极地关注东南亚小国的安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20 世纪70 年代末西方大国撤走之后，桑纳达·K· 达特瑞对李光耀在东南亚问题上的观点做出的评价。）
韩国太小，越南太小，东南亚太分散，你需要另外一个大国维持平衡。
谁是对抗性力量？日本不是……日本和美国加在一起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同中国抗衡，但由于美国在一两百年后主导亚洲的能力可能降低，那么在亚洲国家中谁又能同中国抗衡呢？印度正是最佳选择。
印度军队（尤其是海军）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有能力维护自身安全。虽然中国在缅甸和巴基斯坦各建一个港口，但印度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印度洋地区。
从地理角度上看，印度不适合太平洋地区。但美国和中国的角力场将是太平洋及印度洋，中国已经将其海军力量转移至印度洋，以保护其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给和来自非洲的大宗商品。在印度洋上，印度是重要力量之一，如果印度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将具备很大优势。因此中国必须加以应对，在缅甸和巴基斯坦修建港口。
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经济影响或地缘政治影响，因为这个地区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中国是东南亚地区投射权力最多的国家。
9、问：美印关系前景如何？
美印两国不会立即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以包围中国，即便两国形成了这种关系，印度仍将保持独立地位，仍将在中印利益交叉点上捍卫自身利益，并同中国合作。
李光耀的一生
李光耀先生在生前大概也能想到，他去世后会有舆论浪潮大举扑来，但无非就是褒扬、恶评、持中之论、就事论事之论这几类。
晚年，李光耀已从儿孙辈那里了解到社交媒体的威力，以至于感叹儒家价值观过时了。在信息时代，父亲、爷爷必须向儿孙辈学习，听取他们对新事物的看法。他也知道，对社交媒体的控制，远不如他执政时对新加坡报章的控制那么方便，因此在社交媒体中大家谈论起他时，想必会更加直诉胸臆。
但他已不必在乎这些，因为从从政之初起，他的所做所言就充满争议。 不过就以下事实而言，应该争议不多：
首先，他是最晚辞世的二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亚洲现代史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他和他的同事的领导下，新加坡从英国的殖民地成为了自治邦，在加入马来西亚又被逐出之后，新加坡共和国于1965年正式成立。李光耀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国父，尽管与他交恶的一批早年激进派战友并不这么看。
他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诠释者。
无论从东方风范还是西方风范来看，他都是一位好丈夫。他和妻子、剑桥才女柯玉芝之间的伉俪情深已成佳话。在自己的家庭内，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光耀的一件重要“作品”，本来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的李显龙是奔着当世界一流数学家去的，但在李光耀的教诲和引导下，李显龙决定放弃数学从政。
意志坚定也好，冥顽不灵也好，总之李光耀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信条强硬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人生。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相信马基雅维利主义，他相信只有“管用”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1976年12月20日，李光耀（右下）在新加坡富勒顿广场发表讲话
“新加坡模式”中的李光耀印记
把一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的国家，把民众的生活细节都用一些“完美尺度”规范起来，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国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中还是有一些的，但其中多半是被一边倒的恶评和嘲讽所包围的负面案例。
李光耀的个案有所不同，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强烈个人印记与好大喜功无关、与脑残治国无关，他有缜密的理性计算，有科学主义加传统伦理作为合法性依据，有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
李光耀的政治信念，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安全、团结、富裕、有序的社会，这大概就是他希望新加坡人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他的继任者吴作栋提出还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优雅社会，这个提法李光耀也是支持的，因为他本人被英国人视为绅士。不过他喜欢的还是那种一丝不苟、一丝不乱的优雅。
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无疑有很多成功之处。新加坡在197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国际评估机构也屡屡把新加坡评为“最佳商业城市”，对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度给予肯定。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自然引起了对其成功因素的探究，新加坡贸工部就曾经总结出一整套新加坡过去“成功、恰当的”战略，包括：一、好政府；二、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三、大力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四、把自由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五、灵活可变的具体政策；六、强迫储蓄带来的高储蓄率；七、欢迎跨国公司。
在上述“成功战略”中，明显具有东方特色或“亚洲价值观”特色的只有第一条中的“好政府”（强大、威严但廉洁的政府），其他大多是从西方经济学中搬来的。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战略就是威权政府加自由市场，是一种“共同体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东方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模式是以“效率”和“实用”来作为衡量标准的。新加坡并不排斥西方的市场、制度、语言、资金和技术，因为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有一条，只有“好政府”才能让这些东西真正有用。李光耀曾明确提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好政府”自然要由“好人”来领导。如果说“好政府”强调的是政府的优良素质，那么“好人政府”则直接强调政府必须由既贤且能的“好人”来治理。在儒家文化话语系统中，它还可以叫作“君子政府”、“贤王政府”。这个“好人”统治者既是谦谦君子，又是铁腕人物，是既“贤”且“王”，“内圣外王”。这便是“儒式政治”， 它有两大特点：一是“君子施仁政”；二是“什么都要管”，管是因为关心你，怕你学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管出来的好秩序。
当然，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主要是通过领袖人物和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品格与能力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是以“威”立“权”，而不是以“权”立“威”。为了管好新加坡的官员，李光耀想尽办法，包括严刑峻法、包括高薪养廉，但他并不认为自由言论、政党竞争对培养出一个廉能政府、“君子政府”有太大的帮助，它们的消极作用大于它们的积极作用。
“君子”之上便是“贤王”，按儒家的说法，这位“贤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地位如同一位“贤王”，他威严、廉洁、勤奋、好学博识；为了和不同语文的群众打交道，他刻苦学习马来语、淡米尔语和多种华语方言；他是新加坡发展的设计师，亦试图充当“新加坡人”的设计师，可以说事无巨细都要管。
李光耀认为他与新加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曾说过“我是新加坡人民的儿子”这样的话（也许他更乐意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的“严父”），但他曾经对新加坡选民说过，无论谁来统治新加坡，他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放弃。他说：“新加坡是你们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生命所系，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建设它，只要我还执政，任何人休想破坏它。”
除了力图建设“好人政府”，李光耀也非常关注新加坡公民的工作能力和价值观念，因为新加坡唯一的资源优势是人。李光耀一直鼓励人民做“好公民”，即献身国家，勤奋，苦干，不要无事生非、空谈政治和权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为两种：“努力工作者”和“懒惰者”。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加坡官方自认为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灵活的、“管用”的政策）”。
为了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走向富裕，李光耀希望新加坡人民成为工作狂，他本人就是一个工作狂，没有浪漫的爱好，只保留极少量理性的“对工作有益的”业余爱好。李光耀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走这种路线，他曾说自己的两子一女（李显龙、李显扬、李玮玲）的学业成绩很相似：“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的不苟言笑，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读最好的中学，然后到西方学习除 “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之外的经世致用学科。
李光耀把他的个人修养哲学与“育儿”思路也贯彻到他对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上和对新加坡的 “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中国领导曾说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管得严”。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也主要就是体现在“管得严”，以至于社会环境整齐有序但单调沉闷，以至于西方人创造了一个新词“Singaboring”，它由“新加坡（Singapore）”和“烦闷的、无聊的（boring）” 组合而成。
新加坡还以严刑峻法规范国民的几乎所有行为，从垃圾的置放，到泊车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挂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墙上的爬藤，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有规则，所有的植物和鸟类，都是按照政府的训令栽种或栖居在规定地点的。新加坡公共场合的整齐有序主要靠一系列的罚款规定来维护，新加坡被外人称为“A Fine Society”，它有两重含义，即：是一个好（Fine）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罚款（Fine）的社会。当然，能把受刑者屁股打得血肉模糊的鞭刑，也是一个从前现代穿越而来的威慑力量，让所有酒后想在公共草坪上撒尿的人在拉开拉链时会突然不寒而栗。
这个社会是由李光耀一手打造的，并且有着鲜明的李光耀个人印记，因为李光耀真诚地、热诚地希望新加坡公民的个性和观念最好都能和他一样。
2004年8月12日，新加坡，新任命的总理李显龙在就职仪式上跟父亲李光耀握手，总统纳丹在一旁观看
“亚细亚形态”下李光耀的选择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亚洲传统社会具有以下共性：社会动员程度低，强调集体主义，血缘关系比政府更为重要，是一个“内向性”社会。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也谈到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
在这种“社会先于个人”或“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的社会形态下，其政治特色是什么？克拉克•内尔教授认为有以下几方面：恩庇─侍从关系下的社群主义；人格主义，即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贤明正直；尊重权威；一党独大；国家相对于社会更为强势。
在亚洲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威实际上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的，乡民最常见的权威，便是家长和族长（或酋长）。在东南亚的马来乡村，一个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个或多个血亲集团主要靠互相通婚而形成，族群的最高权力由酋长掌握，但酋长本人也必须符合一些特定资格，除拥有能力外，他还必须道德高尚，对集体事务非常负责。显然，整个族群、社会的命运都系于统治者是否贤明，但在子民无权监督统治者的体制下能否有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这就要靠神或“天道循环”来安排了。
尽管新加坡早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但其国民的传统文化仍具有上述“亚细亚社会”特征，这是李光耀提倡威权政府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这位“新加坡之父”论证说，传统社会华人害怕卷入政治，习惯于生活在单一的权威之下，只求立业、齐家、安享天伦之乐而已。新加坡也有许多马来裔国民，李光耀认为，“无论马来人还是华人都没有数人头（即投票）的习惯，他们习惯于听从长者的意见，……我认为这种现象要持续一段时间”。
李光耀还认为，一人一票制度在欠发达地区和欠教育地区有严重弊端。他说，在多数人是半文盲的地区，人们对胡萝卜的反应比对大棒的反应更为强烈，因此政治家在选举期间自然不会用大棒来赢取选票，这就导致谁出价高谁就当选；当一个清醒的政治家要求以较低报酬努力工作时，一人一票制度便要出来反对，而少工作却得高报酬带来的必然是破产。李光耀政府反对滥发福利，甚至认为福利过滥是英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虽然新加坡人的福利已具有一定水准，但许多项福利都是从个人的国家强迫储蓄──公积金中定时取出的，等于没有完全免费，每个人还得努力工作才能享受得起这份福利。
李光耀关于一人一票水土不服的观点是针对一个“半文盲社会”说的，但新加坡自建国起教育就已逐渐普及，现在也不是“欠发达”地区，那么他的观点是不是要修改？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像法国、希腊、意大利这样的教育发达国家，选民们还是更喜欢承诺高福利的候选人。那么这究竟是教育程度问题还是基本人性问题？
与同样采取威权体制的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相比，新加坡的经验显示了它的价值。在苏哈托时期，印尼权钱交易严重、朋党横行、收入严重不均，新加坡通过威权政府鼓励私人资本，印尼则通过威权政府庇护官僚资本和总统子女把持的垄断企业。现已停刊的《远东经济评论》曾评论说：印尼的排华骚乱含有“阶级冲突”的意味，印尼学者也承认，暴乱指向华人，是因为在华人身上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印尼的政治体制问题，这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脱节了”。
威权统治在新加坡和印尼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成效，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可能正是在于“政府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尽管是一种父子型的结合），政府的普遍惠民政策使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融洽，公众因此也就大致默认了政府的威权统治。李光耀否认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极权统治，他认为在华人的传统中，统治者必须贤明，但他们是世袭的，而“每5年我都必须面对一次选民”。
李光耀的政治─社会理念被新加坡官媒和西方媒体表述为是一种“亚洲价值观”，但他本人极少使用这一概念。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是一套具有“亚细亚社会”底蕴的官方政治─社会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家与社会先于个人，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坚持集体主义的人际伦理；
（二）强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这是政府对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权威的回报；
（三）维持有秩序的社会，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人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五）崇尚和谐与协商，没有非黑即白的强烈对抗意识，重视通过协商取得共识。
以上理念很难说是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统治层的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这些理念确实深深植根于新加坡所处的亚洲社会的传统，它们和新加坡多数国民的价值观也是比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领导层并没有把“亚洲价值观”作为惟一的治国哲学，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理念、欧洲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李光耀执政时代都有体现。
“亚洲价值观”这套话语是在与西方的价值观论战过程中才放大到众所周知，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套东西方对话用语，甚至也可以认为，对话的另一方——西方社会也参与了“亚洲价值观”话语的建构，这套话语是它们在批判、怀疑某种非西方发展模式时所树立的一个靶子。
与其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治国，不如说是以一套东西文明交融的、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杂交型理念来治国。
新加坡与西方关于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辩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开始。当时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权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指责，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人的经济战略是 “亲资本主义的和讨好跨国公司的”，对工人的工资则实行严厉的控制，并且认为新加坡的精英统治违背了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而更不能为批评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下，当局不经法院审判就可以对公民实行长期关押。
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鼓动下，社会党国际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员资格。人民行动党的反应也很强硬，为了解释其意识形态立场，人民行动党出版了《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道路》一书，重申了它独立的、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
当时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与西方辩论的焦点是“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虽然也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颇有自己的主见。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他赞成那些老式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这就是老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欧洲的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与西方社会就“亚洲价值观”展开交锋的最激烈的年代，“亚洲价值观”成为国际热词。这种情况到了马来西亚1998年发生反体制的“烈火莫熄”运动和印尼发生苏哈托下台事件之后才有所降温。
“亚洲价值观”指导下的高压严苛治国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东亚社会的转型它受到许多质疑和挑战。
在上世纪90年代，有论者感叹威权体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乐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购物，遇上高兴的事用购物来庆祝，遇上郁闷的事用购物来排谴。当时我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这样”。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对新加坡怀有这样的矛盾心理：“让孩子在这里成长，我会感到放心，但作为成年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我承认有点犹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蓝图来打造新加坡并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来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都能获得约1/3或1/4的选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此并不接受和感恩。
当然笔者从新加坡人那里也听到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给反对党是为了警告执政党不要太骄傲从而怠慢了对人民的服务，新加坡人并不希望换反对党来执政，因为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么难道新加坡人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吗？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为新加坡人有“怕输”的文化。这也许不一定是真实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许不是害怕反对党上台国家会输，而是真的从未设想过反对党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输不输都是额外的问题 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个人民行动党的铁桶江山。但外界仍然会问：新加坡今后仍将长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将长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吗？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为威权体制辩护时还谈到一个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国之初曾经经历了动荡的内部和周边环境，新加坡随时可能发生内乱、被吞并，存在重大的国家生存危机和安全隐患，这种风险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后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块上的坚实堡垒，而是美丽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顾它”，不能争吵不休导致“家无宁日”，这种争执将摧毁“我们美丽但脆弱的家园”。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还备有一套论辩逻辑，那就是文化决定论。1994年李光耀与《外交事务》主编对话时提出“文化就是命运”的观点，换言之， 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体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或“亚洲价值观”）是“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不过这个判断是面向过去而言的，但面向未来时也许并不一定如此。
同样是东亚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韩国的金大中对李光耀的“文化决定论”进行了质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运吗？》一文中批评以李光耀。金大中说：“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变的。”
长期观察、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滩上作画”，将会“人亡政息”。而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发问说：李光耀这位“亚洲价值观”的年迈战士如果离世，他的继承人能否照旧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这位现代亚洲的传奇人物真的走了，《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成了许多媒体纷纷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吴作栋和李显龙时代，新加坡已经在缓慢改变；但是在李光耀身后，新加坡的改变仍然将是缓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选择了威权体制作为他的治国纲领，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选择了李光耀吗？
说李光耀是在“沙滩上作画”的亨廷顿已在2008年去世，无法活得更长一点来见证他关于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预言。假设亨廷顿足够长寿，关于新加坡他将会看到什么？无疑，新加坡政治不会因为李光耀的去世或李显龙的退休而突然有什么改变，但新加坡无疑也一直在改变中，世界也会一直在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