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2011年在埃及发生的政治革命并不是一场由社交媒体导致的革命，证明这一点最典型的负面案例是，在社交媒体运用更为活跃的西方国家，至少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革命迹象。
学界在分析埃及革命时依然是遵循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框架，可以归纳为如下解读视角：第一，“挫折-反抗机制”（frustration-aggression mechanism），由于埃及内部发展不平衡，贫民以及比重攀升的失业者因政治期待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在经济恶化（金融危机）的变动环境中起来抗争；第二，政治机会结构（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在该视角下政治精英的分裂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埃及军队以及其他支持联盟放弃拥护穆巴拉克政权才促使革命成功。第三，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发动埃及革命的主要组织虽然最初的运动目标并不相同，但是经过策略转换，最后整合成“穆巴拉克下台”与“民主”这两个更具动员潜力的口号。
因此，本文在探索社交媒体对于埃及革命的作用方式时，将其纳入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下讨论。本文假设驱动路径的实现过程是：在国家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过程中，民众的政治表达管道不够充足乃至完全被堵塞，于是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管道（channel），从而出现压力转移现象。
然而，随着压力在承载量有限的社交媒体不断积聚以及怨恨、剥夺感/压迫感产生后相互传染，一旦刺激因素到来，在活动积极分子的作用下，社交媒体开始驱动社会运动。这就是作用得以发生的前提，接着探讨发生过程。由于只有当足够的人，或说行动者（actor）被动员起来，才能发动并且推动社会运动。因此，作用的发生过程就是网络动员与话语塑造分别同行动者的互动。
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国际政治视野内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一方面有学者赞其为互联网编织的神话，是新一波民主化的黎明。《纽约时报》在对伊朗“twitter革命”的评论中认为：第一次，威权统治下的温和反对派以他们自己投射权力的方式——社交媒体——战胜了总统内贾德。在2010-2011年在中东北非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集体抗争，被认为是“网络给以传统上沉默的人以发言的权力，并能够组织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也有态度谨慎的学者，将互联网视为潜在的包裹着技术创新色彩的煽动家。长期以来，信息通讯技术与国际政治变革有着密切关系。互联网的发明是源于冷战时期美苏面临核战争威胁，美国试图建立通讯网络以期在核战争中生存。三十年前发生在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局变动，部分原因是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成功地将来自西方的信息向这些国家外部扩散。
而现在国际政治学者在这一议题上的争论焦点是：全世界的非民主国家是否将依靠web2.0提供的机会平台进行“2.0抗争”（activism2.0）来完成民主转型。可以预见，社交媒体与集体抗争的结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国际政治观察的长期热点。这也是本文研究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缘由所在。
目前有关社交媒体网络化的研究主要在计算机领域运用拓扑学的知识分析“小世界”现象。早前社会关系网络分析主要是采集现实中人际关系网络数据，现今陆续有学者运用于网络虚拟空间。语义匹配方法是基于神经网络技术，需要根据研究对象专门编写程序，因而较少出现在社会运动研究中。
更为遗憾的是，之前研究要么从其他视角切入而根本未能捕捉到机制要素，要么专注于关系网络与信息内容中的一个维度，少有文献考察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因此限制我们研究社交媒体究竟如何作用于社会运动。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本文将结合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与语义模型分析方法（Semantic Patterns），以埃及革命中社交媒体的数据验证社交媒体对于社会运动的一般化作用路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分别是研究方法介绍与结果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埃及革命的事件追踪与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资料借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是：
（一）Maksim Tsvetovat，Alexander Couznetsov
1. 研究对象：埃及解放广场上twitter的流量（2011.2.10-2.11）
1.1 资料处理：将每秒中推文（tweet）流量与新闻事件对比分析
1.2 研究结果：穆巴拉克辞职前夕，当重要新闻事件发生，推文流量也出现峰值。与埃及革命目标直接相关的事件导致最高峰值出现。（图表4-1）
2. 研究对象：有关埃及革命主题的推文转发（retweet）形成的关系网络
2.1 数据收集：DeepMile Networks
2.2 资料处理：社会关系网络分析软件
2.3 研究结果：通过推文转发，示威者能够形成关系网络。并且有着一小部分的用户相比其他人，更加能够产生不对称的大规模的推文回复，而这小部分用户不取决于他们是否是有着极大关注率的重要人物。（图表4-2）
（二）沈逸
1. 研究对象：巴拉迪、“四月六日青年运动”、“我们都是赛义德”、 格尼姆所持有的五个twitter账号形成的网络关系
1.2 数据收集：根据五个账号节点所收集的关系型数据
1.3 资料处理：社会关系网络分析软件
1.4 研究结果：在网络舆论空间，此次埃及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五个账号保持了一种松散网络关系。（图表4-3）
（三）Peter Teufl，Stefan Kraxberger
1. 研究对象： 与推文“维基解密宣布将在埃及投放大量的电缆。2011/01/28”语义相关的流量演进。（红色部分）
与推文“埃及互联网用户宣称网络被中断。2011/01/28”语义相关的流量演进。（蓝色部分）
1.2 研究方法：语义模型（Semantic Patterns）分析
1.3 数据收集：抓取与研究对象的语汇（term，名词、动词、形容词）、热门标签（hashtag）、以及时间戳（timestamp）匹配的推文进行分析
1.4 研究结果：对于重要新闻事件流量均会达到最大值。双方都在“2011-1-28-0”这个时间戳上达到流量峰值。因为此刻的事件是：网络最开始中断。而在时间戳“2011-2-1-0”又达到另一个峰值，这时候的事件是：埃及最后一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关闭。（图表4-4）
2. 研究对象：所有被抓取的语汇、热门标签和时间戳的重要性（被激活值）排序
2.2研究方法：语义模式（Semantic Patterns）分析
2.3研究结果：所有推文中最强烈相关的语汇是“穆巴拉克”。（图表4-5）
二 软件分析结果及其可视化
图表4-1
图表4-2
图表4-3
图表4-4
图表4-5
三、埃及革命：过程分析
1、结构性张力
自1981年延续到现在，埃及的《紧急状态法》每隔三年延长一次。根据《紧急状态法》，警察的权利增加，公民享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被暂停，各项政府管制被合法化。没有经过批准的政党、政治组织街头示威，以及未经政府批准的捐款都被禁止。法令赋予警方权力镇压公众集会，不需要证据就可以扣查疑犯，搜查时不需要事先得到法院批准。
原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位32年从来没有选出一位副总统，这一方面加深了民众对于穆巴拉克之子继位的猜疑；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埃及继任危机始终存在。根据埃及选举制度，人民议会挑选总统候选人只需要议会三分之二选票，长期以来穆巴拉克利用这一制度确保自己是唯一总统候选人。
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力量极不平衡，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在人民议会中控制了86%的席位，这使得反对派不再对议会过程抱有幻想，结果阻止了多元政治制度形成的步伐。在埃及政府缺乏对公众诉求的回应力，而利益集团又组织薄弱，表达效率低。在反对党中，只有被禁止的民族进步联合党和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形成了连贯性政党平台，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控制利益实施平台。尽管民族民主党在选举层面具有利益表达机制，但是没有连续性的政策计划。只有内阁内部才有利益的协调，而内阁间的纷争则需要提交总统裁决。
长期以来，埃及的社会运动主要由伊斯兰宗教组织领导，从激进的杰哈德组织到比较主流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伊斯兰运动组织主要是通过动员对政治现状的不满情绪来增加吸引力，将穷人的政治疏离感资本化，因此支持群体主要为中下阶层平民。
但由于伊斯兰运动组织的目标是法律中实行伊斯兰教法及其宗教化的动员路线，许多埃及人在意识形态上对伊斯兰运动满怀狐疑。在1990-1997年间，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对当局政权实行的准军事行动中，埃及安全部门逮捕了上千名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穿透并且摧毁了革命细胞组织。政府还通过为独立伊斯兰公民团体颁发执照的方式加以控制。
埃及威权国家性质的最典型特征是总统一人独揽大权。在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穆巴拉克通过执政党来排挤其他党派的议政空间；在社会层面，他又通过强势警察进行合法化的社会管控。另一方面，埃及社会中层组织薄弱，宗教性的组织很难赢得中产阶级的信任，这种分歧带来的是民间组织力量的分化以及社会运动动员网络不发达。所以，一方是个人专断的强势国家，另一方是难以整合的弱势社会，双方不对等的互动于是产生了结构性的张力。
2、压力转移
在传统社会运动势头渐弱的背景下，埃及的政治活动家开始借用互联网作为动员工具。网络博客大约在2003-2004年出现在埃及，到2005年埃及博客空间的发展已趋于成熟。2004年在埃及兴起的“受够了运动”（Kifaya或Kefaya）与埃及的第一代博主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因为“撇开‘受够了’运动很难解释博客在埃及的起源，但撇开博客又很难解释‘受够了’运动的成功”。“受够了”运动的成员通过网络博客披露警察滥用暴力的信息，并且及时播报主流媒体不被许可报道的社会抗争新闻。
2008年4月6日，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发生了棉纺织工人罢工，当天，一群埃及博客作者以同一时间在互联网上更新博客与twitter内容的方式，散播当日的罢工信息。尔后，这群人在facebook上创建公共主页，成立名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组织。根据披露的维基解密文件，“4月6日运动”青年骨干曾经在美国参加“青年运动联盟首脑会议”，接受逃避计算机监控技术培训。
当传统的依靠宗教组织网络动员的运动方式转向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虚拟空间网络动员，意味着“强国家-弱社会”造成的社会压力转向网络平台。运动积极分子对于暴力的揭露以及抗争的宣传，在给埃及人心理上造成的效应是：第一，集体性的不满情绪传染；第二，破除信息闭塞之下对反抗的恐惧。
3、 刺激因素
触发埃及2011年1月25日示威游行的导火线是一名叫做赛义德（Said）的埃及商人被两位警察拷打致死。2010年6月，这位埃及商人拍下了警察将检获的毒品与现金收入囊中的画面，并且在亚历山大的一间网吧上传该视频。几周后，视频中的警察撞见赛义德，将他拖出网吧，并以头部撞击大理石的方式将其虐死。
在赛义德死后五天，谷歌公司在中东地区市场经理格尼姆（Ghonim）以匿名绰号“烈士（El Shaheed）”创建了一个facebook网页——“我们都是赛义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格尼姆将手机拍摄的赛义德脸部严重变形的照片上传，通过facebook、youtube与twitter高频次点击与反复播放，引起互联网用户的极大关注，埃及民众的愤怒情绪逐渐积累酝酿。
2011年1月14日，“我们都是赛义德”第一次在facebook主页上呼吁埃及人在1月25日这天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萨义德之死能够成为导火线，是它直接反映《紧急状态法》之下，警察的暴力与腐败，埃及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正如一个埃及青年的留言“我们都是萨义德，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萨义德”。这种共感说明革命前“一般化信念产生”。
4、社交媒体的驱动
网络动员分析
最初发动埃及1月25日示威游行的主要是四个组织，它们在twitter上共有五个账号，分别是：巴拉迪（@EIBaradei）；“我们都是赛义德”（@Alshaheeed、@ Elshaheeed）；“四月六日运动”（@ shabab6april）；格尼姆（@Ghonim）。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这四个组织依靠互联网形成的关系网络：
第一，通过软件（图表4-2；图表4-3）分析揭示了最初发动革命的运动组织之间，以及占领埃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之间，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形成了关系网络。其中，巴拉迪、“四月六日运动”、“我们都是赛义德”的两个账号以及后来居上的谷歌中东地区市场经理格内姆虽然彼此并不直接关注对方，更多的是借助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如“马上要民主”（Democracy Now）作为中介，建立起了一个松散的多中心网络。
第二，运动组织的部分积极分子已经自我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网络关系。1月14日“我们都是赛义德”网站的示威声明是：来自全埃及的活动家都一致同意，在1月25日这天进行一场和平的反抗折磨、贫穷、腐败以及失业的起义。捍卫所有埃及人的权力。对于国际友人：支持我们的话就请不遗余力地使得这天是一个胜利。1月18日“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阿斯玛·玛芙兹（Asmaa）在网络上公开身份，号召埃及人参与1月25日的游行。
此外，社交媒体上的关系网络不仅是境内的，还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形成全球关系网络。埃及的活动积极分子承认，他们“与突尼斯的活动家交流游行时对抗警察的战术，在网络上形成互动”。此外，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谷歌也提供技术支持。1月27日，埃及政府开始关闭境内90%的手机网络通讯，中断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以智能手机登录社交网站的方式向外界发送示威游行的消息和照片。然而，借由谷歌公司所推出的语音推特（voice-to-tweet）服务，示威者的语音留言在技术支持下换成文字发布在twitter网站上，继续保持与社交网站的链接。
至于社交媒体的关系网络对于活动积极分子的影响，格尼姆的例子说明虚拟空间的影响力能够投射到现实政治，线上的影响力与线下的影响力可能产生一致性的互动。格尼姆最初完全是依靠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增加的粉丝数量而获得影响力。然而，当他在被拘留12天后，格尼姆回到解放广场后的发言是：我们将不会放弃我们的请求，那就是政权必须倒台。当晚他在电视访谈上极具煽动力的访谈。这些都再次点燃了广场上示威者的抗争热情。
话语塑造方式
分析社交媒体的话语塑造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第一，语义模型分析表明，埃及革命期间社交媒体基本上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所批评的信息分散、可信度较低的缺点，并且充分放大网络信息及时性的优点。虽然有关核心议题的谣言也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抬升流量，但这只是小波动，何况辟谣信息也因语义相关可能被算入流量内。第二，运动组织以及积极分子主动的话语塑造，尽管塑造成功与否需在密集的关系网络中检验。第三，不被信任的传统媒体提供正向机会。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话语塑造方式：
第一，信息流量集中在重要议题
语义相关的推文流量演进图（图表4-4）表明：对于重要的新闻，推文的数量有着显著地上升。而在语义模型分析所激活的值中（图表4-5），排名前五的语汇分别是：“穆巴拉克（mubarak）”“折磨（torture）”“停止（stop）”“总统（president）”“辞职（resign）”。这与埃及革命中的主要口号，如“穆巴拉克下台”“人们想要推翻政权”“调查警察滥用酷刑”，都是高度语义相关的。由此可知，社交媒体上承载的信息内容具有设定与集中抗争议题的潜力。
第二，“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后的口号
Twitter上五个主账号对此次游行要实现的具体诉求最初并不相同：巴拉迪非常明确的要求穆巴拉克总统立刻下台，由自己出任过渡政府领导人；“我们都是赛义德”的两个账号主打要求在埃及实现“民主选举”，“调查警察滥用酷刑”；格尼姆完全走感性路线，谴责滥用职权；“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强调“民主”、“就业”与“社会公平”。但是通过策略转换与话语整合，在网络空间里，社交媒体在他们之间先后构筑出了两个可以作为公约数的符号：第一个符号是“穆巴拉克下台”这个通俗易懂容易快速传播的口号；第二个符号是“民主”。在完成话语的框架整合后，此次埃及革命的运动组织将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以及怨恨联系起来。
第三，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源”
在埃及革命第一天，几位独立公民记者创建了以facebook公共主页为信息发布平台的Rassd新闻网（Rassd News Network, R.N.N.）成为三月份中东地区关注人数最多的在线媒体品牌。R.N.N.的新闻采集模式——“从人到人的新闻”——完全是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特征。然而在埃及革命期间，R.N.N却建立了其特殊的舆论权威性。国外主流媒体，如BBC、路透社、半岛电台、阿拉伯卫星电视台（AlArabiya）都是援引R.N.N.的新闻以及照片来报道社会运动细节。这至少证明了：权威国家发生革命时，由政府控制的传统媒体不被信任，社交媒体担当了新闻传播之职。
第四，选择传播效率更高的信息形式
在埃及革命期间，facebook与twitter上除了发布短新闻，最大的特征是大量现场拍摄的第一手照片与视频资料。曾有学者在反思“媒体过盛（media richness）”理论时，发现媒体传播效率随着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效率越高意味着用户对其认可度越高，然而，效率递减顺序是“视频>音频>照片>文本”。
社交媒体驱动埃及革命的路径过程
六 、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社交媒体如何驱动埃及革命？我们试图从两个层次回答：宏观上追溯到埃及革命的过程机制，从“结构性张力”“压力转移”以及“刺激因素”来解释社交媒体能够产生作用力的前提条件；进而，我们转向微观层次，探讨社交媒体能够驱动革命的根本路径，并且引入“行动者”深化讨论驱动过程。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看，我们可能思考的是一个“埃及命题”，即：在一个政治信息闭塞，主流媒体不被信任的威权国家，社交媒体有机会通过“话语塑造”方式驱动一场社会运动；同样，在一个公民发育不良，各组织之间关系网络切割分化的威权国家，那么社交媒体有机会通过“网络动员”的方式驱动一场社会运动。只有单个案例验证的命题当然不足以成立，因此，本文的进一步工作应该是更加细致的国别案例比较研究。
By 中东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