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每年试管婴儿数量逾20万例次，已经成为世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第一大国。
器皿里的卵子
辅助生殖——没有万全的技术手段
被誉为国内辅助生育殿堂的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殖内分泌疾病和不孕症诊治的综合性医疗中心之一。公开数据显示，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年门诊量近60万人次，每年完成不孕症检查及治疗手术超过万例。
声名在外，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以至于北医三院总是人满为患，挂号台前的工作人员不断重复“没号了，今天已经没号了”，却依然阻挡不住一拥而上的患者。
对于大部分来到北医三院的患者来说，采取“试管婴儿”来解决不孕不育的困境是他们最重要的需求。但是在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姜辉看来，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有90%的患者可以通过治疗或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的手段，达到怀孕的目的。只有当女性输卵管梗阻、男方精液很差、梗阻性无精子症和（或）排卵障碍经门诊药物促排卵不成功等情形下，才需要考虑做试管婴儿。
所谓“试管婴儿”，指的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的俗称，包括从妇女体内取出卵子，放入试管内培养后，再加入处理过的精子，使卵子受精，经过继续培养后，受精卵发育成几个细胞而成为早期胚胎，再将这早期胚胎移植到妇女子宫内，发育成胎儿。由于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是在试管内进行的，故名“试管婴儿”。
公开资料显示，40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历经3次变革：一代试管婴儿技术（IVF-ET）针对女性不孕，解决了卵子问题；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SCI）针对男性不育，解决了精子问题；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S/PGD）是在一代、二代基础上真正实现了胚胎的择优选择，可以筛选出一个没有染色体疾病和遗传病的胚胎进行植入。
“现在是快餐时代，很多人图省事，上来就说我们要做试管。”姜辉指出，试管婴儿并不是应对不孕不育的不二法宝，从综合妊娠率统计来看，常规药物治疗、人工授精、试管婴儿技术的整体妊娠率分别为15%、20%、40%~60%。
对于那些迫切想生孩子的不孕不育夫妇来说，试管婴儿的过程常常是痛苦与风险并存。
通常情况下，女性每个月才能排出一到两颗卵子。但为了达到做试管婴儿的卵子数量要求，只能通过药物刺激卵巢尽可能排出8到15颗卵子。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患者往往会因药物刺激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引起腹胀、腹水甚至卵巢增大、阴道出血等问题。即使取出的卵子成功受精，移植到子宫内是否能着床仍然是一个概率问题。不少经历了三到四次的夫妻表示，每一次移植都是从满怀希望到失望的轮回，等待结果的两周堪称人生中最漫长的14天。
有统计数据显示，自然怀孕中异位妊娠（俗称“宫外孕”）发生率约为1%~2%，辅助生殖周期异位妊娠发生率较自然期增高2倍以上，其中试管婴儿周期异位妊娠发生率高达2%~11%。
胚胎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实，现在医学对于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机制没有全面认识。即便是试管婴儿，也只是将受精卵放入宫腔内，受精卵着床的过程是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干预的。
由于和丈夫的染色体中存在突变基因，王楠楠的第一个孩子患有科凯恩氏综合征，这是一种先天性免疫缺陷疾病，全身器官会过早衰竭，医生判断活不过15岁。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要二胎。第二次怀孕后，产前基因检测显示胎儿同样患有免疫缺陷，不得不采取了人工停止妊娠的方法。为了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医生建议他们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第一次取卵后共成功培育了6个胚胎，但前两次移植都失败了。为了提高着床率，王楠楠从胚胎移植前期就开始打黄体酮，每次要打大约50~80针。黄体酮里面的油脂打多了屁股上的脂肪不吸收，形成了一个个“硬块”，王楠楠的妈妈每天用偏方给她敷土豆片。3次移植之后，王楠楠“屁股都打硬了”，终于成功怀上了孩子。对于她来说，之前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于一些精子质量有问题的男性来说，做试管的过程同样艰辛。刘少杰是一名患有克氏综合征的患者，这是一种先天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罕见病，发病率只有1/1000。克氏综合征的主要临床症状包括睾丸小、无精子等。为了要孩子，刘少杰跑遍了空军总医院、西什库一带的医院以及大大小小的中医院。在尝试了每周打两次促进血管膨胀的针和连续每天吃药等种种办法，都以失败告终后，刘少杰几乎决定放弃治疗，甚至萌生了离婚不再拖累妻子的想法。最终，通过显微镜取精，北医三院的医生在他的睾丸里找到了存活的精子。在听到医生说“还不少”的时候，刘少杰终于松了一口气。从今往后，他再也不需要一进诊室就被医生要求脱裤子看一眼，也不需要再面对诸如“性生活怎么样”“把控能力如何”“坚持多长时间”等等让他难堪的问题。
医院厕所的门板上，也被各种代孕机构打上了非法广告
潜入生殖中心的“供卵、代孕”广告
“不是所有夫妇都肯定能有孩子的，这虽然有些残酷，但却是事实。”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与内分泌生殖中心主任郁琦在一次采访中说，不育只是怀不上孩子，大多数情况下不育并不影响人的健康，而某些治疗不育的措施，特别是手术，包括试管婴儿等，却可以给个人带来伤害。
对于刘少杰来说，如果显微镜取精也失败了，他只剩下要不要选择用别人的捐精来做试管婴儿一条路了。对于男性来说，这意味着这个孩子与他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是一件很难做抉择的事情。但对于很多患有卵巢早衰的女性来说，借用别人的卵子却是求而不得的一条路。
24岁的陈敏今年刚结婚，就被医生判断为卵巢早衰，AMH（卵巢储备功能）还不到1，几乎没有怀孕的可能。想要怀孕，只能采用别人的卵子，但是国内却没有像精子库一样的卵子库。由于买卖卵子是犯法的，陈敏只能等待捐卵，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万分之一。她所在的医院去年一年只有两例捐卵的病例。
“我们见过的一些捐卵的案例，其实也不是完全自发地捐卵。很多时候是同一个病房里，一个人促出来十几颗，而另一个人一颗也没有，于心不忍的情况下，我们医生也会去劝劝那个排卵多的，收一点钱，给另一个人几颗。其实这种情况下的捐卵，未来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是没办法啊，没有卵子的女人太可怜了。”一位不愿具名的生殖医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2003年，原国家卫生部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同期出台的精子库规范，允许男性出于“生殖保险”目的保存精子。
姜辉同时担任着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主任。他对记者表示，国家对于精子库的建立以及精子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人类精子库有三大功能：一是对正常人捐献的精子进行筛查，合格的储存起来，未来外供给生殖中心那些因无精子症等不孕不育患者使用；二是生殖保险，也就是俗称的“精子银行”，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放化疗患者、从事高风险工作的男性以及暂时无生育计划的晚婚晚育男性，把他们的精子暂时储存起来以备日后使用；三是科学研究。目前，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的现存量大约在25000管左右，每年外供5000~6000管给不孕不育患者使用。
“和取卵比起来，取精更方便，对男性身体也没有多少损伤。但是取卵不一样，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供卵者的生育能力，或造成其他的身体损伤。和捐精相比，放开卵子捐赠确实问题多多、难度很大。”姜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事实上，正因为通过技术手段很难解决没有卵子或者无法着床等技术难题，一些非法的地下生殖机构应运而生。在北京的多个生殖中心，记者都见到了一些打着“供卵、代孕”旗号的小广告。这些广告有些被印在小卡片里，在排队的时候被人偷偷塞到患者手里，有的则公然印在诊室候诊的椅子上，甚至厕所的门板上。
据记者了解，在地下的生殖产业链中，供卵的价格大约在1万~2万元一颗，代孕的费用则在40万~50万元间，最高可达上百万元。由于法律明令禁止，参与代孕的各方都承受着人身健康、财务损失、伦理纠纷以及法律身份认定等带来的风险。尽管如此，巨大的需求使得这个非法市场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据一家声称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十个机构的代孕“经理人”称，他所在的机构一年内至少要接上百单代孕生意。
“要孩子的钱，都够盖一座楼房了”
对于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妻来说，在面临“养不起”这个问题之前，首当其冲的是“生不生得起”。
记者了解到，以几个常见的辅助生殖方式为例：促排卵每个周期的药物费用和检查费用在2000元左右；人工授精每周期的费用在5000元左右；试管婴儿的价格则从2万元到8万元不等，第一代最便宜，第三代最贵，如果第一个周期未受孕成功，费用则会相应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国现有生育支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生育保险已经覆盖了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的全流程。但像试管婴儿、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则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对于那些面对不孕不育困境的家庭来说，治疗费用只是花销中的一部分。不少受访的家庭表示，为了能够成功受孕，多年来他们求医问药，辗转了全国各地，漫长过程中花费的路费、住宿费不计其数。一对从四川往返长沙进行试管婴儿的夫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两年内4次移植，他们已经花费了近60万元，在当地县城，都可以建一座楼房了。
“不管是促排，还是试管，都需要做很多项检查，有的看着不多，几百几百加起来就不是一笔小数目。”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李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除了一些特定的治疗，前期的一些检查项目普通妇科也可以开。她的主治医生同时在妇科和生殖中心出诊，有些检查医生也会建议她到妇科做，这样可以走医保报销，“能省一点是一点”。
李悦的疑问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育龄夫妇都面临不孕不育的困境，很多都是因为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这难道不算疾病吗？为什么不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针对辅助生殖费用无法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一事，近年来，多位两会代表委员在建议中屡屡提及。2020年，国家医保局在答复这一问题时表示，目前尚不具备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条件。答复的依据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制定的《关于印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意见的通知》。该通知采用排除法确定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这份通知规定，“各种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被列为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这无疑对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对辅助生殖机构是巨大的摇钱树。
代孕是中国富人的专利
对于需要辅助生育的家庭来说，代孕是个福音。所谓代孕，就是指将男女双方精子和卵子配成的胚胎，移植到代理孕母（代母）的子宫，且代母不遗传任何物质给新生儿。
不过，代孕是辅助生育中最具争议的一种，因为牵扯到法律和伦理问题，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而在中国，因为受法律限制，通常需要通过“代孕黑产链”来解决，所以代孕基本上是富人的专利。
例如，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代孕事件包括2010年香港富商李兆基长子李家杰在美国代孕三子、2010年广州富商代孕8胞胎以及今年1月曝出的90后女星郑爽代孕弃养事件。
香港富豪李兆基家族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据传其身家高达2000亿港币（约合260亿美元）。李兆基长子李家杰从未结过婚，却在2010年以47岁的年龄通过美国代孕机构获得3个儿子，从而得以和拥有2女2儿的弟弟李家诚一起平分李兆基的家产。
第二例是广东富商喜得8胞胎事件。2010年初，久婚不孕的广州富商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成功孕育了8个胚胎。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将其中3个胚胎植入妻子母体内，另外5个胚胎分别植入两名代孕者体内。同年9～10月间，三人先后产下4男4女8胞胎。
第三例是当红女星郑爽代孕弃养事件。郑爽因2009年出演校园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而一炮走红。2018年，她与张恒因一档综艺节目相识而相恋，并于2019年下半年分手。但今年1月传出郑爽在美国通过代孕生下两个孩子，并在与张恒分手后抛弃了孩子。
郑爽代孕弃养事件在中国引起强烈轰动，一方面广大网民谴责郑爽道德败坏、泯灭人性；另一方面中共官媒严厉批评代孕行为，强调中共法律禁止代孕。
中国代孕市场泛滥
根据中共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据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解读，违法代孕主要处罚医疗机构，对于要求实施代孕的人没有具体的责任规定。
另据调查，中国民众普遍不接受代孕行为。根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2月所做的“应否支持代孕合法化”民意调查，81.5%的民众表示不支持，只有13%的人表示支持，另有5.5%的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不过，中国很多有钱人选择代孕。据从事代孕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在接受澎湃新闻国际版“第六声”（Sixth Tone）采访时披露，中国人在国外寻求代孕的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名人等经济条件优越的群体。
刘长秋在其编写的《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一书中说，从1978年英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到2010年广东富商通过代孕养育8胞胎，再到2014年武汉“中美泰非法代孕事件”，以及2015年中国首例因代孕引发的监护权纠纷案，三十多年来，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以及高达15%～20%的不孕不育率，使中国代孕市场发展壮大。
书中披露，代孕在中国已经极为泛滥，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在代孕中介安排下，花数十万人民币（相当于数万美元）绕开中国的相关规定，享受一条龙式的代孕服务，从选择代孕母亲、体检、医院到出生证明，甚至到出生国绿卡等一切环节，全部明码标价。
据媒体暗访，基本代孕流程是夫妻双方取精取卵制成胚胎，再移植到代孕母亲体内生产，费用是45万元；包生男孩要对染色体进行筛选，费用是120万元；生美国籍孩子需顾客飞国外取精取卵，然后找美籍代孕母亲生产，费用是180万元；包生美国籍男孩则需要185万元。
2021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报告
1、中国辅助生殖产业链概览
近年来，我国辅助生殖服务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上游领域包括辅助生殖药物、检验试剂、器械供应商;中游则为相关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下游则有辅助生殖服务机构。
辅助生殖产业链方面，上游厂商为生物医药、基因检测、干细胞技术等领域，中游为各类经销代理商，下游包括综合性医院、生殖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的生殖中心。辅助生殖行业医疗属性强，技术壁垒越高的细分领域分配到的价值更高，这类细分领域包括上游的辅助生殖药物领域、下游的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领域，而中游的经销代理商仅起到药物周转作用、分配价值少。
然而，下游辅助生殖的服务机构在整个产业链的结构中，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由于辅助生殖技术涉及生育国策、伦理道德等方面，严监管一向是主基调，目前国内的辅助生殖采取审批制度，整体上审批仍然较为严格。
2、中国辅助生殖行业产业链上游现状分析
——中国辅助生殖药物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国产份额有望提升
近年来，受到不孕不育症多发及我国人口政策的影响，辅助生殖行业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这也带动了辅助生殖药物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2019年辅助生殖药物市场规模约63亿元，2020年市场规模进一步达到68亿元左右，增速约为8%左右，未来随着辅助生殖市场的扩容，药物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增长。
从主要企业的市占率来看，默克雪兰诺是行业龙头，是全球唯一一家在不孕不育治疗领域提供全系列产品的公司，其产品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企业中市场占有率最高在20%左右，随着丽珠集团药品产线的不断优化以及价格优势的展现，进口替代仍有提升空间。
此外长春金赛药业及浙江仙琚制药等药企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未来随着我国药企技术的不断进步，国产辅助生殖药物市场占比将会进一步提高。
注：上述数据为2018年数据，仅供参考。
3、中国辅助生殖行业产业链中游现状分析
——中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除了影响全球不孕症的其他因素外，环境污染、工作与生活平衡不良以及其他不健康生活方式也持续导致不孕不育率增加，且政府出台生育激励政策(例如2015年的二胎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我国辅助生殖市场增长。2020年，我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约为330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3.40%。
2)中国辅助生殖行业投融资降温
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我国辅助生殖行业的投融资全面活跃，近年来逐渐降低。根据IT桔子统计，以“辅助生殖”为关键词搜索，从2015年开始，辅助生殖行业投融资开始爆发，辅助生殖风口正式确立，资本迅速涌入。
2016年之后，经历短暂的爆发，行业投融资情况活跃度迅速下降，截至2021年4月，2020年辅助生殖行业的投融资事件数量为7起，投融资金额超过4.94亿元;2021年投融资事件2起，涉及金额1.15亿元。较上年均有所减少。
根据IT桔子统计，2021年截至4月，全年共发生2起融资事件，融资金额达1.15亿元人民币。其中，2021年2月4日，好孕帮完成在辅助生殖领域的C+轮融资，由松禾资本领投，融资完成后，好孕帮的估值达到人民币2.5亿元人民币。
3)中国辅助生殖技术与国外依然存在差距：海外成功率远远高于中国
国内正规批准的生殖中心与不孕不育医院试管婴儿成功率平均在50%左右，年纪轻的成功率略高。而在美国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居于世界之首，泰国、德国的仅次于美国。
4)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区域市场发展不均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每300万人设立一家辅助生殖中心的规划，2020年全国31个省市生殖中心的规划数量为550家。目前我国辅助生殖中心机构数量已经达到523家，尚有缺口27家。此外，大量辅助生殖中心仅获得了夫精人工授精牌照，未来IVF-ET的覆盖仍有约121家的空间。
具体到各省市来看，江苏省、湖南省、安徽省等地尚有配置缺口，其中，江苏省尚有缺口7家，湖南省尚有配置缺口5家，安徽省尚有缺口6家;而广东省、上海、江西省等地生殖中心已经超配。
4、中国辅助生殖行业产业链下游现状分析
——中国辅助生殖市场供不应求，辅助生殖盈利明显高于其它医疗服务行业
高毛利、市场空间广阔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是牌照稀缺和审批难度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等因素使得该行业的进入壁垒高，现有持牌机构呈现数量少，集中度高的特点。国内现有的辅助生殖技术和机构不能满足增长迅猛的市场需求，辅助生殖机构属于稀缺资源。
截止至2020年6月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23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27家，其中获试管婴儿牌照的医院仅有396家，23.40%的生殖中心达不到试管婴儿技术要求。相对于5000万不孕不育患者的数量而言，辅助生殖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医疗服务行业主要包括辅助生殖、医疗美容、商业体检、口腔医疗、眼科医疗等子行业，辅助生殖行业靠技术+口碑，不依赖外中介导流、销售费用率较低，行业毛利润率在70%以上，同样明显高于其它医疗服务行业。
对比医疗美容行业，其行业毛利率可达60%~70%，但需投入大量销售费用进行导流，其行业净利润率在10%~20%之间，明显低于辅助生殖行业。
5、中国辅助生殖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中国辅助生殖市场集中度较高
我国辅助生殖市场由于政策严控，牌照稀缺，行业基本被国有医院、跨国药企寡头把控，行业集中度较高。
从辅助生殖服务市场来看，由于成功率是辅助生殖机构竞争的核心指标，我国国有医院由于普遍开展历史早，获得医疗资源较多，因而无论从市场口碑、专家水平、设备条件各方面都具备天然优势。
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上的龙头包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锦欣生殖(中国地区)和山东大学附属三级生殖医院。
从声誉和科研两个方面对各大辅助生殖机构进行打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位居全国榜首，其次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国外垄断辅助生殖药物市场
从辅助生殖药物市场来看，辅助生殖药物以女性激素类药物为主，包括降调节药物(协助刺激周期，有助于预防早熟排卵)、促排卵药物(促进卵泡的生长和发育)、触发排卵药物(可促进卵泡生成和成熟并可模拟生理性的LH高峰而促发排卵)、黄体支持药物(使子宫内膜为胚胎着床做好准备)。此外，还包括口服避孕药、二甲双胍、多巴胺、溴隐亭等辅助性用药。
总体来看，辅助生殖类药物基本是寡头市场，国外厂家默克雪兰诺、默沙东、辉凌把持了大部分市场。而国内药企丽珠集团、金赛药业等攻城略地，旨在进口替代。仙琚制药、翰宇药业、新和成、南京新百、东诚药业等企业也快速成长，有望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打开突破口，从而攻占辅助生殖用药和性激素高端市场。
3)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各地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息息相关
全国范围内，仍有许多省份的辅助生殖中心数量不足，在地市层级还有很多空白市场，私立医院能够凭借区位优势获得病人，截留中心城市大医院的病人。
在中心城市，高端私立医院的品牌正在建立中，结合近期大力发展的医疗园区建设，能够与公立医院形成差异化竞争。
截至2020年6月底，我国共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523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共有124家，占据23.71%左右的份额，其次为华中、华南及华北地区，分别有102家、100家、81家。可见，当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行业的竞争状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6、中国辅助生殖行业需求趋势分析
——高品质医疗需求扩大
相对于中国内地的医疗情况来看，超高净值人群更加倾向于海外医疗。主要原因包括海外医疗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且海外医疗还不用面临在中国一定会面临的人均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尽管从整体来看，海外医疗的费用较国内的医疗高出了不止一线，但是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这个问题不造成障碍。
改革开发以来，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涌现的几次风口，使得我国的以60后、70后为核心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增长迅速。根据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拥有超高净值人士达6.16万人，位居全球第二，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12.81%。
7、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行业政策逐渐放开
私立机构，但是我国辅助生殖的市场需求缺口大。针对该问题，我国辅助生殖政策在保持整体严格的基调上，近年采取了适当放松的做法。辅助生殖技术许可审批权限早在2007年已经下放至省级卫生计生委，因此，在强调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同时，各省先后迎来放行辅助生殖技术中心的高峰，由省级卫生计生委批准的辅助生殖中心占比已经接近70%。
随着IVF牌照的放开，民营辅助生殖中心正逐渐成长起来。随着IVF牌照的放开，民营辅助生殖中心有望成为后起之秀。
2)中国辅助生殖跨境医疗市场蓬勃发展
相较于国内，海外辅助生殖技术整体具备领先优势，且政策更为完善，此外，发展辅助生殖跨境医疗还有利于环节我国辅助生殖市场的需求紧张问题。根据前瞻测算，2014-2020年，我国辅助生殖跨境医疗市场规模逐年加速增长，2020年，我国辅助生殖跨境医疗市场规模达到52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0.0%。
By 前瞻产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