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lisajohnsonam

ChatGPT到底有多会修bug？

这事终于有人正儿八经地搞研究了——

来自德国、英国的研究人员，专门搭了个“擂台”来检验ChatGPT的这项本领。

除了ChatGPT之外，研究人员还找来了其它三位修bug的“AI猛将”，分别让它们修复40个错误代码。

结果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ChatGPT准确修复了其中31个bug，遥遥领先第二名（21个），直接拿下“AI修bug界”的SOTA成绩！

于是乎，这项研究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和讨论，Reddit上发布此帖的标题更是用上了“小心”、“注意”这样的字眼：

但事实上，这真的会让程序员“危”吗？

我们不妨先来看下这项研究。

很会修bug的ChatGPT

虽然ChatGPT并非是为了专门修改bug而生，但自打它问世以来，不少网友们都发现它是具备这项能力的。

因此研究人员为了摸清ChatGPT到底能修改bug到什么程度，便引入了标准的错误修复基准集QuixBugs来进行评估。

以及与它同台竞技的AI选手，分别是CodeX、CoCoNut和Standard APR。

研究人员从QuixBugs中挑了40个问题，分别让它们来修复bug。

让ChatGPT来修bug的方法，就是在对话框里向它提问：

这个代码有什么错误吗？

在第一轮较量过后，结果如下：

从第一轮battle结果来看，ChatGPT修复了19个，CodeX修复了21个，CoCoNut修复了19个，Standard APR则是7个。

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ChatGPT的答案与CodeX最为相似；这是因为它俩是来自同一个语言模型家族。

这时候就会有小伙伴要问了，“ChatGPT不是还没有CodeX厉害吗”。

别急，不要忘了，ChatGPT的一个特点就是越问越“上道”。

例如在这个基准集中，有一个叫bitcount的问题，ChatGPT在刚才第一轮修复过程中是给了错误的答案：

原本ChatGPT应该将第7行的 n ^ = n – 1 改为 n & = n – 1。

但在第一轮中它的回答是：

如果没有更多关于预期行为和导致问题的输入信息，我无法判断程序是否存在错误。

于是在给予它更多信息之后，ChatGPT便答对了这个问题。

以此类推，在对第一轮没答对的问题进行更多信息提示之后，ChatGPT的修bug能力有了大幅提高：

最终，ChatGPT在QuixBugs的40个问题里答对了31个。

网友忧喜参半

对于这样的实验结果，网友们对ChatGPT修bug拿下SOTA这事产生的态度却不太一样。

有网友认为这事不应该让程序员感到危机，而是会让他们觉得开心才对。

言外之意，便是程序员们有了这么好用的工具，干活儿就会变得事半功倍。

不过也有人对此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工作变得简单，不也就意味着需要的人力更少了吗？

但还网友觉得，活儿是干不完的：

即使AI能把开发时间缩短一个数量级，也只是意味着程序员将更快处理下一个工作。

整体来看，ChatGPT很会修bug，并不会给程序员带来什么致命伤害。

但若是把目光放到OpenAI其他的行动中呢？

全球招外包训练ChatGPT写代码

在此之前，OpenAI就表示过ChatGPT的重要用途之一是帮助程序员检查代码。

换言之，它被定位可用的辅助工具。

相比“ChatGPT带来威胁”的看法，等ChatGPT能力彻底进化，程序员都不用再怕写bug了。

OpenAI布局的棋盘上，可不只有改bug偷塔程序员岗位这一件事。

为了让它更大更强，OpenAI被曝在拉美和东欧等地区，提供了1000个外包岗位。

外包员工的主要工作是标注数据，以及训练ChatGPT写代码

这1000人中，40%是程序员，他们为OpenAI的模型创建数据，用来学习软件工程任务。

一直以来，OpenAI的训练数据是从GitHub上抓取的。

现在外包程序员们新手搓的数据集，不仅包括代码行，还包括代码行背后的人类思考逻辑步骤。

有位南美的软件开发人员爆料，他为OpenAI完成了五小时的无偿编码测试。

整个过程中，他的任务分为两部分。

• 用书面英语解释如何处理一个编码问题；
• 提供解决方案。

如果发现bug，OpenAI会向他详细询问bug的具体情况，并请教如何修正。

程序员需要展示思考问题的每个步骤，他据此猜测OpenAI很可能想为ChatGPT提供非常具体的训练数据。

特斯拉前AI主管Andrej Karpathy在推特上调侃：

最新的热门编程语言是英语。

不过话说回来，ChatGPT修bug能力强是好事，要真能搞进化到可以完成代码里死记硬背的部分，也是好事。

毕竟OpenAI成立时对外宣称的宗旨，就是希望“确保通用人工智能可以造福全人类”。

虽然乍一看它这些年做的事，有点像在致力于用一部分人的努力，让更多人失业。

从Dota2赛场上碾压人类，到GPT-3、DALL-E2、ChatGPT的闪耀表现，它带来的新产品总是伴随着“快要让xxx失业了”的议论声。

但无论如何，商业却一直对它青睐有加。

就目前而言，OpenAI的主要商业模式是API费用、token费用和软件许可。

OpenAI近期还发布了ChatGPT的付费版ChatGPT Pro，每月费用42美元（约合285元人民币）。

虽然机器人对话初创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诸多迹象表明市场对OpenAI的持续看好。

微软刚刚宣布将向OpenAI加码投资数十亿美元，并将OpenAI的模型融入微软必应等消费级和企业级产品中。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追加投资数额约为100亿美元。

与此同时，WSJ披露的消息显示，1月初，亿万富翁Peter Thiel创立的风投基金Founders Fund正在就投资OpenAI进行谈判。

据悉，融资金额将至少达3亿美元。

One More Thing

在第一轮实验中，ChatGPT并没有解决QuixBugs数据集的bitcount问题。

但若是你现在再重头问一次这个问题，就会发现ChatGPT可以“一遍过”：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ChatGPT已经从这次研究过程中学会求解了呢？我们拭目以待。

By OpenCV学堂

四川卫健委发布通知，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将于2023年2月15日起实施。《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在舆论场上引发热议，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鼓励出轨、鼓励私生子。

生育登记不再以“结婚与否”作为前提条件，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明确非婚子女不受限制和歧视。其实，早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而《办法》的实施，正是这一原则的落实，也是为了让非婚子女顺顺利利登记，更是法律精神的体现。

诚然，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可能不符合部分人关于传统家庭组成模式的认知，在道德接受方面存在一定阻碍，比如“出轨”和“私生子”问题。但是，非婚生育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不应该以一概全。有的可能是因为女方怀孕后，男友意外去世，女方希望留下这个孩子；有的可能是女方在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而自己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没有再生育的机会，从而选择留下这个孩子。更残酷的现实是，如果女方选择大月份流产，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对非婚生育一词，不能将其污名化。

随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2022年我国人口呈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改变过往严苛的生育审查政策、提振生育意愿、增加生育人口成为社会的共识。不仅仅是四川省，安徽、广东等地在生育登记办法中，都取消了将结婚作为限制性条件，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个人生育权利的保障，也有利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但事实真的会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吗？放开非婚生育究竟是更加激发了普通人的生育意愿，还是会导致富人三妻四妾，穷人更难娶妻生子呢？会有更多女孩“宁当英雄妾，不与穷人妻”吗？

网友辣评

开放非婚生育之后的讨论就是给我们之前的舆论设定还债。因为我们之前的舆论环境把中国的有钱男性形容的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男人不一样，就是喜欢和女性要保持长期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会出现富裕男性拥有多个“妾”的情况。现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

最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看王思聪。他是公开声明不结婚，并且每次换女朋友都能上热搜。这里面有很多女孩子都希望和他保持长期的关系，一旦被媒体曝光，也有人公开发表比如：“那我贪心一点，可以一直是我吗？”的言论。

现实呢？

一般这些女孩子刚发完这类消息就被换掉了。再问一个问题：他的这些女友里面有几个为他生下哪怕是一个孩子吗？是这些女孩子不愿意给王思聪生个孩子继承万达还是说因为上海不给有过非婚生育经历的外地女孩子获得上海户口，所以这些女孩子就不愿意不结婚给王思聪生孩子呢？

从来不是非婚生育那几千块钱的罚款在限制女孩子给有钱人生孩子。我国从1950年开始就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了。她们中任何一个给王思聪生下孩子都要王思聪长期给钱的。

到底谁不愿意？

当然是有钱的男性比如王思聪不愿意啊。

这就是我们长期舆论中刻意给大家灌输的错觉。在中国的舆论场里面中国男性是一种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男性都不一样的物种，他们和女方交往，就是“应该”和女方发展长期关系，要结婚，要生孩子。可是现实他们和其他国家的男人差不多，尤其是有钱人，思路都基本类似。

这种误解本来是我们营造出来希望去改变男性行为的，但是现实反过来坑的都是女孩子。让她们产生了一种有钱男性愿意长期选择自己的错觉。

一个相对没有限制的婚姻市场，时常是高收入高资产或者说高吸引力的男性不断的选择和替换女友。他们主动的选择同时也被动的被女性竞争，所以一旦丧失了婚姻关系的束缚，在他们身边能和他们维持长期关系的女性就很少，毕竟他们精力也有限。

我们社会中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般女孩子认为理想的结婚对象，也就是我们舆论中经常说的“老实人”或者说所谓的“经济适用男”在迅速的减少。

就是这类男性在我们舆论中是被女性挑选的。他们遇到女性之后有很强的结婚意愿，愿意结婚领证并且绝对尊重女性对于生育孩子的需求。在家庭中承担主要的开支，并且体贴和关注女性的需求。然后舆论上也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因为男多女少，我们也需要把男性往这个方向培养他们才会受到女性的青睐。

那么现实是什么呢？

是很多男人只是装成这样去获得女性的青睐发展短期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也是短期关系对他最有利。

他只是相对有钱人穷，但是男性的本质需求是不变的。

接着大家就能知道我们写婚姻家庭类的文章的难点了。我们需要让大多数的男性继续维持他们要甘愿为家庭付出才能获得女性青睐的舆论趋势，但是现实中他们很多都变了。这里面最麻烦的数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未婚女性中有婚前性行为的20%以上意外怀孕，其中91%去堕胎。

中国新一代男性变得太快了。女友怀孕很多都不肯结婚领证。你周围看见的奉子成婚的案例，其实只是意外怀孕中不到9%的案例。

真正的91%你没看见。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只能去提醒下女孩子，中国男人早变了。自己保护好自己，要减少意外怀孕。

这里面其实我手里还有很多案例，涉及到女孩子给有钱人生下孩子后拿不到抚养费的。比如最经典的就是这些有钱富二代在女友生下孩子后跑出去读书了。作为学生他自己没收入，同时他爹妈的钱用没办法被法院判决用来支付抚养费。结果就是女孩子依法拿不到抚养费，手里没钱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富二代的家庭。

不写不是不愿意去提示，是怕那些有钱的富二代模仿。因为案例里面的很多东西详细讲就变操作教程了。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女孩子自己多保重，社会早就变了，中国新时代的男性和你在媒体上看到的绝对不一样。尤其是有钱的男性，实在是太自由了。王思聪你再讨厌，他整体上行为都讲个你情我愿，也可以说没欺骗过女性。其他那些富二代很多吃相是真的很难看。

而且依法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非婚生育不能让女孩“麻雀变凤凰”

我们在舆论上制造了一个所有男性都是婚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假象，给很多女孩子造成了一个误解。我们并没有关心过底层男性，在现行的制度下，只要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底层男性就没人要。因为嫁给他们没好处，女孩子不傻。而上层的男性又因为过的太好，只要不肯领结婚证我们就拿他没办法。尤其是生孩子抚养费问题，上层男性在目前是占据绝对主动的。

我们看个公开的案例。一个上海有四套房并且之前年薪50万的男人，和妻子离婚，孩子抚养费就是一审一个月600块，二审觉得太少给了2000块一个月。为什么？

因为抚养费的算法是针对大多数普通人的。中国大多数普通人就是一套房，主要资产就是房子。所以没办法用资产比例去算孩子的抚养费。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比如在上海月薪1万，房子价值500万，在鹤岗月薪3000，房子价值5万。你用房子比例去算抚养费，就会导致离婚强制卖房给孩子付钱。就像上面两个男的，你说让他们各自拿出资产的20%去养孩子，前者就是要拿100万，后者就是1万。前者只能被迫卖房变成社会问题。

所以算法主要是根据工资收入来的。一般是工资的20%-30%。然后根据各地的生活标准进行调整。而我们真实的生活标准中养孩子其实特别便宜，你只需要保障他的基础生活需求就可以。上海就是一个月600块，因为读书什么都是公费的。课外班也不要报。

二审是法官自由裁量，所以才给了2000块一个月。男方原先有年薪50万的工作，现在不肯上班了，失业了，收入变零了，就是给那么点抚养费就足够了，哪怕他家里在上海有四套房。

那么这套算法为什么对富二代特别的有利？

因为富二代不靠工资生活。财产都在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他日常用信用卡子卡消费。真碰到非婚生育经济条件差的女方生下孩子，他们基础操作就是去读书，把身份变成学生。

随便找个学校报名，说和父母借了钱读书想给孩子再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法官能怎么办？

判不到抚养费，经济弱势的女方手里就拿不到钱。她就需要考虑孩子未来怎么样更好。在大城市经常就是女方连户籍或者稳定住所都没有，孩子读书都成问题。这个时候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律师的帮助下给拿不到抚养费的女方“伸出援手”，表示说愿意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孩子让他们来养，给女方一笔钱。再告诉女方孩子如果不让他们养，他们作为爷爷奶奶立下遗嘱将来可能跳过富二代直接把钱给富二代另外的，由他们抚养的长大和他们有感情的孩子。

你告诉我，女方一般会怎么选？

这种东西早就流程化了。舆论中你看不到，一方面是担心很多案例细细解读会变成教程，另外一方面也是新闻读者回馈多的很多是女性，她们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真正能去保护这些女性的在我看来是政府的帮助。但是我们目前财政上确实没什么钱。所以一直都是把目标投在婚姻共同财产制度上的。意思就是女孩子比如结婚就能拿到法律赋予的一张叫彩礼的空白支票，彩礼拿到手，就是女方的财产了，只有特殊情况下需要退还；嫁妆还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有就是比如房产加名，各类案例我都贴过，男方婚前哪怕是全款的房产婚后加名后哪怕男方无任何过错，法官也会酌情把房子判决给女方。

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钱不从社会中来，就要从配偶那边来。问题从来都是有钱的一方不愿意领取结婚证。

高学历女生的困境

新冠疫情以来，社会内卷更加严重，社会整体没有多少新增的高端就业岗位，不是你不孕不育就能产生新岗位的。问题不在生育，是在“没岗位”，所以我们目前这批高学历的女孩子注定是时代的悲剧。

二三本文科类就业难前些年大家就知道。可是985就业难你能想象吗？今年就是这个情况。媒体上给大家的是男女数据。比如媒体上就请就业的专家来告诉大家，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女孩子毕业了签约率也只有男孩子的一半，连校招签约都没机会。

然后这些专家就会引导这些女孩子，告诉她们作为顶尖名校的高学历者，她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性别歧视。都是男人坏企业蠢，所以没发现她们的价值。全社会携手对抗性别歧视，她们就有工作了。

你信吗？

很多人是真信，而且她们就是把目标放在生育上，觉得只要解决了生育的问题，企业就会愿意去招聘这些女性员工。企业收缩的招聘，对抗完性别歧视就会重新放开。

我请你仔细想件事，这些高学历的女孩子是找不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她们愿意去做护工之类的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她们需要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端的白领式的工作。

那我再请你想一下，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前些年可能集体出现女孩子毕业无法签约的情况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是高端就业的蛋糕变小了，注定有很多人吃不饱。而你要是有细化数据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发现问题其实是在扩招上。分专业去看，女孩子扎堆的专业就业就是特别差。

简单说这些名校毕业的女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她们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整体出现了萎缩。那么我问你，对抗性别歧视能够让岗位重新诞生，让她们能够就业吗？

不能够。

那么为什么还要天天去引导她们对抗性别歧视呢？

因为担心她们接受不了真实的社会。如果她们真的去查科学的研究，遇到经济萎缩期的高学历者，哪怕是遇到经济恢复，在收入上也很难赶上同类人。简单点讲就是她们作为高学历有专业能力的人，毕业后没有机会实践。哪怕行业恢复了，企业也更愿意去招聘刚毕业的新人。行业恢复有个周期，往往不可能直接出现爆发式的招聘，所以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就是没什么机会了。

现实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回事。都考进985的人，静下心来哪个会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问题其实是她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说服自己。从小到大的教育观念就是考进好学校就有好的工作，将来会有好的生活。现在好工作没有了，这个期望要落空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人还有无限的能量要释放。所以媒体上就给她们立下一个“性别歧视”的沙袋，让她们去殴打这个沙袋释放心中的愤懑。

释放完了，你还是要走到接受现实这个过程里的。高学历女性将会越来越难“逆袭”，尤其是家庭贫困没有助力的女孩，随着高薪工作岗位的进一步减少，“打破玻璃天花板”已经是一种奢望，能够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就已经非常不易。放开单身生育对她们来说很有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她们将会更难成为有钱人的妻子，而只能成为有钱人的子宫。

By Sven、云南网

我们每个人都在逼近被机器抢活的时刻。对于张伟，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

大学毕业至今，张伟已经做了八年独立画师。2022 年国庆期间，他经人介绍接到了一份配图工作——给小说绘制人物头像。

这是一份“走量”的活，对技术和创造性要求不算高。对方开的价位也合理，120 元一张，一共 65 张 。主要成本在于沟通。因为是第一次合作，双方花了一天时间对接需求，期间张伟画了三张草稿，对方又找来一些案例给他做参考。

一切似乎推进顺利，沟通后他交了第一稿，通过了。对方还支付了第一张画的稿费。直到几天后，他突然收到通知：

“经开会决定，小说配图将从人物插图改成物品配图，使用 AI 绘画，合作中断。”

“我被 AI 抢活了。”他有些哭笑不得。他向对方要求看看 AI 生成的成果，对方也大方地发给他。“挺不错”，他的感受是。但更大的落差是成本：对方告知张伟，机器生成一张图只需要花费 2 美分。画师成为 2022 年最受 AI 威胁的职业之一 ｜ Pixabay

给 AI 打下手

这是近 860 倍的差距。公司的经营者们先动了心——哪家公司开始裁美术、哪家开始研究 AI 技术、哪家已经在用 AI 生成图，类似传闻越发频繁地在画师群体内流传。刘晓莉所在的游戏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22 年10 月底，市场部一位同事开了一次 AI 绘图分享会，用游戏项目的成品图，现场生成了相关图片。参会的有刘晓莉这样的美术岗，还有市场、策划和程序员。大多数人反应平淡，毕竟过去半年多少也在网上看到过案例。刘晓莉感受也并不惊艳，“不确定性很大，不可能一次就生成很好的图片”。唯独制作人兴奋异常，眉飞色舞地追问主美术：今后游戏内的部分皮肤是不是可以用 AI 制作？此前，皮肤绘制这类工作都会外包一部分出去，每张稿费大概在五六千元，需要一名画师画上一星期。如今使用 AI，生成图片只需两小时，再经过原画师上手改，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满打满算，一张图的产出只需四小时。

角色皮肤对手游玩家吸引力巨大｜《明日方舟》官网

尽管老板已经拍板，把 AI 加入到工作流程这件事仍处于测试阶段，刘晓莉的工作尚未受到太多影响。在很多细致而常见的甲方要求面前， AI 的随机性并不占优势。它无法理解一些简单指令，比如，“把脚往后收一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家出版商在选定 AI 作画后，将小说的配图从人像改成了物件。但真正的威胁到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先变了：和刘晓莉同一岗位的同事，在开完 AI 分享会后危机感“呼的一下就上来了”。“之前同事基本不接外包的活，周末时间都用来陪孩子，但最近一周有人找她，她二话不说立马开工。”转头回到公司里，这名同事却又不太乐意给 AI “打下手”，改稿的时候“瘪着嘴”。

AI 绘图平台 Crypko 就以生成二次元人物立绘为卖点｜Crypko 官网截图

成为机器的养料
如今人们已经理解，机器并不是凭空学会了画画。在此之前广为人知的阿法狗 AlphaGo，就学习了 16 万人类棋谱以精进“棋艺”；而一个人脸识别算法要训练至合格，常用数据集生成的人脸图片数量，往往达百万量级。AI 绘图也是如此。火爆 2022 的 DALL-E 2、Stable Diffusion 等，他们的训练集均包含数十亿个参数。除非直接指定风格（例如梵高、莫奈），人们并不容易分辨一幅机器生成图究竟“学习”了哪些艺术家。但很快就有了例外。2022 年 8 月底，AI 绘图工具 mimic 一度在日本画师群体中引发热议，这款绘图工具能模仿指定漫画家的画风，输出相近的作品。日本画师开始群体抗议，“使用禁止”的 tag 成为推特趋势热门话题，许多画师表示自己的作品不会授权给 mimic 用于训练及使用。

mimic 在官方宣传中用 AI 模仿了推特画师｜mimic 官方推特紧接着，事态蔓延到了中国画师圈。独立画师魂君表示：一开始，人们只是抱着“玩玩看”的心态开始使用这些工具；进而，出现了一些不画画的人使用特定画师的作品训练模型，再反过来用生成的作品嘲讽该画师的事情。2022 年 10 月 13 日，魂君发布了一则微博，呼吁业内关注 AI 绘画侵权现象。他提到：目前“ AI 无授权拿画师的画做养料”、“无授权拿画师图洗稿玩”的情况逐渐泛滥。他希望更多同行能加入发声，抵制以 AI 绘图为名义的侵权。抗议直指一款名为 NovalAI 的绘画工具。11 月 29 日，微博网友@ Sueno 洛柒则发声抵制 Nijijourney，一款最新的基于 Midjourney 的 AI 绘画程序。这些备受争议的工具存在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为创作二次元画作而生的。不论你输入什么关键词，成品都会呈现动漫风格。相比于 DALL-E 2、Stable Diffusion 所用的超大模型，二次元的素材池小得多。当输入的要求细致到特定角色、特质时，特定画师的“影子”经常就会浮现出来。受到抵制的 mimic 和 Noval AI 两个平台，都因能制造出画风极度接近特定画师的作品，而被视为“洗稿”机器——这种行为之泛滥，以至于那位画师的原作，有时反而会被识别为“AI 制造”。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新技术放大了一个旧问题：抄袭。画师圈有不成文的习惯：同人爱好者会在网络上收集自己喜欢的图片，上传到一些公开平台；而初出茅庐的画师，则将此作为宣传自己，与同好交流的方式。为了方便搜索，他们常会给图片打上非常细致的 tag，以下面这张游戏同人图为例，上传者不仅会打上角色名称、游戏出处，还会具体至画面内角色的发型、发色、姿态和衣着等细节。

左侧橙色框内均为这张图片的 tag ｜ danbooru

于是，这些平台成了天然的 AI 素材库，只要使用爬虫技术，将图片和词条抓取下来，就可直接用于训练，连人工标注的成本都省下了。画师在无意识中，也为 AI 进步贡献了一份力。使用图片作为素材训练的时候，多数 AI 平台并不会征询原作者的同意。平台商业化后的收益也不会有半分进入原作者的口袋——一些画师们认为，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侵权。

ArtStation 艺术家集体反对 AI 绘图 ｜独立艺术家 Joyce Da Silva

人类反击战
作为传统的乙方角色，很难说画师的态度能多大程度上左右甲方的选择，更别提改变技术前进的车辙。但他们也并未自此缴械投降。魂君在自己的倡议中提出一个思路：今后画师们在平台上发布作品时，可以在作品上覆盖大面积水印，破坏作品的完整性，以防止被用于训练 AI 以及洗稿。一些画师随之响应，开始分享水印的资源包。不同于签名似的小型水印，这些水印面积巨大，试图均匀地覆盖整个画面。画师开始公开免费地分享自制的水印 ｜ 微博截图画师们也被迫自证自己的作品并非出自 AI 之手。他们向社交平台上传作品的同时，开始主动贴出草稿、视频等绘制过程，甚至有网友表示这种做法已经成了新的“发图礼仪”；也有部分画师大面积撤下自己公开发布过的作品，以防止被用于 AI 训练。2022 年 9 月，一个名为 Spawning 的艺术家团体上线网站 Have I Been Trained? （我被用于训练了吗？），通过检索目前最大的开源图片数据库 LAION-5B 和 Laion-400M ，帮助艺术家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用于 AI 工具的训练。一些传统图片平台也摆明自己的态度。Getty、Shutterstock 等图片库网站先后删除了平台上一些明显标注为 AI 生成的图像；福瑞（兽人）爱好者社区 Fur Affinity 则是以保护人类创作者为由，禁止了 AI 作品在平台上出现。

AI 禁止的趋势在各类型的平台蔓延｜微博截图

当然也有人使用法律手段反击。2022 年 11 月 3 日，微软收到一起集体诉讼，其旗下的 AI 编程助手 GitHub Copilot 被控诉使用公共仓库内、用户发布的代码进行训练，侵犯了大量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公开信中写道，这起诉讼背后的“原告”，是“数百万 GitHub 用户”。这起诉讼引发了大量关注，因为不仅是 Copilot ，目前包括 AI 绘图在内的绝大部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背后都是这同一套运行逻辑。参与诉讼的律师 Matthew Butterick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的 “Napster 时代”——在数字音乐出现的初期，“Napster 案”的判决奠定了版权音乐的发展根基，决定了如今人们在平台上听音乐而不是私人下载的习惯。过去一年，文字生成图像、文字生成音乐甚至视频的工具花样翻新，彼此超越；而创作者们则花一年时间沉淀下来一个问题：如何在技术面前保护自己的权益?

Rick&Morty 主创在新游戏中使用AI绘图作品，以“营造一种平行宇宙的荒诞感” ｜ Reddit

面对越来越无所不能的 AI，人类群体也开始了分裂。魂君加了不少讨论 AI 绘图的聊天群，有单纯以画师组建的群，也有包含技术研究人员、公司老板等在内成员比较复杂的群。他观察发现，研究技术和做老板的，聊到 AI 通常都会比较兴奋且积极乐观。至于画师们，魂君总结道：“有悲观派，认为 AI 迟早会取代人；有乐观派，认为 AI 只是一个工具，认为今后围绕 AI 说不定会衍生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之前群里还出现过一个无脑拥护 AI 的极端技术主义者，他觉得人学习不算侵权，那 AI 学习也不算，结果被好多人怼了。还有画师认为 AI 的出现是一件好事，能淘汰所谓的‘低端’画师。”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这不是一场昙花一现的争吵，而是 AIGC 技术普及之路上绕不开的核心命题。AI 绘画相关的内容下，人们总是自发地将有关侵权的讨论顶到热门；Stable Diffusion 则于 2022 年 12 月宣布，将与 HaveIBeenTrained 网站合作，允许艺术家在训练集中搜索并删除自己的作品

B 站知名 up 主删除使用 AI 绘画的视频 ｜ B 站截图

魂君自己也尝试过用 AI 做东西。还是早在 2017 到 2018 年期间，他接触到了当时被视为 AI 的“自动上色”工具，相当简陋，也并不引人注意。一直到 2021 年年底 Disco Diffusion 出现，他才又一次注意到 AI 绘图——技术的能量却已今非昔比。踌躇再三，他还是选择不使用：“还是担心侵权问题。”被 AI 抢了插画生意的张伟感受更直接：AI 就是一个大型抄袭机器。他认为当前大家对 AI 的追捧程度，很快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画师失业， AI 最终将成为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存在。游戏公司美术刘晓莉则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一开始就不是 AI：“对手是 95 后，是那些更年轻的新进原画师，（我）早就有危机感了，AI 算什么？”那 AI 的抄袭问题呢？刘晓莉立刻干脆地反问回来：“人就不抄吗？”

By 亨宇

父亲发高烧那天是2022年12月13日，晚上8点时，他的体温已经烧到39度，一个半小时后，又升到40.8度，已经接近超高热（41度）。这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高烧。

此前一周，老家全面放开新冠预防措施。放开后次日，村里做了最后一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有两人查出新冠阳性，其中之一是老年公寓一位80岁的老人，与我父亲同住在老年公寓三楼。

在给父亲量体温之前，我曾摸过他的额头，感觉并不烫，我误以为他是低烧。当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时，我很是吃了一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本人当时也烧到了39度。

我和父亲几乎同时中招。后来我陪他住院时查抗原，均显示新冠阳性。

与一般新冠中招者不同，父亲是一位82岁的癌症晚期病人。

身患癌症，又遭新冠

父亲查出癌症是在此次高烧的两个月前。我带他去一所南方的医院，原本打算做个胆结石手术（父亲3个月前在我们当地医院查出胆结石和胆囊炎），不料检查报告单提示，他还患有胆囊癌，而且很可能已经广泛转移，到了晚期。这意味着已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医生向我暗示，父亲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父亲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癌。医生跟我说，体内的胆结石以及因梗阻形成的高胆红素，也可以随时危及父亲的生命，为此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以排除隐患。但是医生同时也承认，对于82岁高龄且有各种基础疾病的父亲而言，手术存在一定风险。

经过权衡，我和弟弟决定放弃做这个微创手术——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能否将他安全地带回老家。医生体谅我们的难处，并担心父亲可能随时随地因感染而发热，为此特意开了退烧药，以免父亲因体温升高而上不了飞机——当时的疫情管控措施还很严。

没想到回家之后，父亲又遭遇了新冠。

事实上，在12月13日那次发烧之前，父亲已经半个多月不能正常进食，此外他还觉得肚子胀——后来在医院查出他体内有大量腹水，以及，他还出现了明显的黄疸。这些症状通常意味着癌正在迅速发展。

父亲那晚的高烧至少持续了8小时。即使服用了布洛芬，到了次日凌晨4点时，体温仍然达39度以上。

不过，第二天早晨时，父亲的体温降下来了，一下降到36度。然而好景不长，4天之后，他再度发高烧，这次烧到了40.4度。

12月20日，父亲在老家医院的消化科病房住院。住院次日查血时发现，父亲的总胆红素数据已经升高到四级，也就是最严重级。是3周前那次查血时（当时已经超出最高正常值）的近5倍。

我从一位北京知名肿瘤内科医生所写的科普文章中读到，胆红素是衡量肝功能的重要指标，当癌症病人胆红素升高、出现黄疸时，可能是肝功能开始衰竭的表现。而父亲的转氨酶数据也显示，他的肝功能已经极不正常。

我在南方那家医院陪父亲就医时，医生告诉我：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通过胆管输送至十二指肠，然而肿瘤的产生，导致胆道发生梗阻，胆汁受阻后，在压力之下逆流入血，导致血液内的胆红素数据升高。他打了一个比方：肿瘤如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制造了一起车祸，从而阻断了正常的交通。

严重的问题是，药物治疗对胆红素升高几乎无效，只能通过手术治疗。但以父亲的身体状况，恰恰又很难承受手术风险。

父亲查出癌症后，我曾联系北京那位肿瘤内科医生，并在他的建议下给父亲服用过一种化疗药，结果在发现胆红素升高后，不得不在他的建议下停药。

关于父亲的病，这位北京医生在2022年10月中旬就曾明确告诉我，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父亲会因肝脏衰竭出现黄疸，最终导致死亡。即使治疗，他的生命可能也只能延长几个月。

当时父亲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还好，我将信将疑。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北京医生的话就开始兑现。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父亲还由于新冠发起了高烧。事实上，住院当晚，我和父亲就目睹了同病房一位感染新冠的癌症病人在输液时去世，据参与抢救的医生判断是心源性猝死。

同样是在住院当晚，父亲再度发起了高烧，这次烧到39.4度。医院当时没有退烧药，只能通过物理方法（肛门栓）给父亲降温。2

新冠高烧，因祸得福？

住院几天后，医生找我谈话，鉴于父亲的情况，我们很快达成了“不做任何介入性手术、仅对症治疗”的共识。此后，父亲在医院进行了常规输液治疗，主要是用了抗菌素、保肝药、利尿药和护胃药。此外还用了白蛋白和氨基酸，进行营养支持。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住院一周后，父亲再次查血，发现胆红素指标降了很多，其中总胆红素由三百多降到两百多，直胆红素由两百多降到一百多。

这让上述肿瘤内科医生深感奇怪。“很少见。”他说，“什么都没有处理，就自行好转一些了？”

事实上，当看到父亲入院时的查血数据时，这位医生就认为难以好转了，按他的判断，如果不做介入手术，胆红素会继续升高，进而导致胆红素脑病，父亲会因此出现意识障碍，在昏迷中离开人世。

然而，更为神奇的是，继第二次查血仅仅4天后，父亲再度查血，这次的胆红素数据继续大幅下降，总胆红素指标已经由四级降至三级。

住院11天后，明显好转的父亲出院了。

对于父亲病情的好转，我的朋友陈医生并不感到意外，她认为是高烧起了作用——罕见的、持续的高烧杀死了父亲体内的癌细胞，导致肿瘤发生改变，胆管梗阻得以缓解，血液中的胆红素含量因此大大减少。

也就是说，新冠导致的高烧，恰恰让父亲因祸得福。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确实有“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报道，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多种癌症治疗方法——热疗。由于自己的母亲也曾患癌，陈医生曾深入了解过这一理论，并得知美国、日本均有通过人工方法升高体温治疗晚期癌症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她本人曾尝试过通过这一方法给母亲治疗，但是没有成功——在她母亲借助药物将体温升高至39度时，不知情的护士在家属不在场时打了一支退烧针，从而前功尽弃。

不过，“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理论在医疗界似乎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高温确实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人体通过发烧不可能达到足以杀死癌细胞的温度，因为若是那样，人体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

上述肿瘤内科医生告诉我，他见过非常多高热的患者，但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只有一例。不过，鉴于在父亲身上发生的事实，他认为不排除这一可能。

我联想起南方那家医院的医生给我打的比方，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父亲体内由肿瘤制造的那起车祸，导致交通严重阻塞。然而新冠带来的高烧，如同洪水一样袭来，在让父亲受苦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冲走了车祸造成的路障？

新冠“治愈”癌症并非个例

2021年《英国血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报道的一个案例，却让人感到神奇：一名罹患淋巴癌和肾脏病的61岁男子，此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短暂住院后回家休养。四个月后他回到医院复查，结果发现体内的新冠病毒消失了，癌症居然也痊愈了。

据报道，男子患有严重的肾衰竭，需要长期进行透析治疗。三年前，他有幸得到合适的肾源，得以接受肾移植手术。然而天不遂人愿，他的这次手术失败了。
此后，男子停止了一切免疫治疗，带着病痛生活。2020年年中，男子的身体突然之间暴瘦，并且全身淋巴结肿大，他赶紧到医院检查，结果确诊罹患经典型霍奇淋巴瘤，PET-CT扫描提示疾病分期为3期。霍奇淋巴瘤是一种恶性肿瘤。也就是说，男子此时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CT照片也显示，癌细胞扩散到了他身体的各个地方。

图中所示黑色部分为癌细胞，下同祸不单行，住院期间，他又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医院对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同样呈阳性反应。

到此，男子的身上出现了三种疾病：末期肾衰竭，晚期癌变的霍奇金淋巴瘤，以及新冠肺炎。这任何一种疾病放在一位61岁老人的身上都是十分凶险的，不难想象他那时所承受的煎熬和病痛。住院11天后，男子的症状有所缓解，决定回家休养。或许在他看来，放弃治疗未尝不可。事实也是如此，男子在回到家后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皮质类固醇和免疫化疗。四个月后，男子回医院复查。PET-CT扫描却提示，他体内的大部分肿瘤竟然神奇地都消失了。更为夸张的是，与肿瘤有关的生物指标直接下降了约9成。反复检查后，医生们最终确认，男子的癌症痊愈了。

而他的新冠检测也显示为阴性，男子体内的新冠病毒也消失了。

发生在男子身上的状况让研究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目前，研究人员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新冠病毒触发了人体抗肿瘤的免疫反应，作用机制包含病原体特异性T细胞和肿瘤抗原的交叉反应，且染疫所产生的细胞活化了杀手细胞。说得直接一点，新冠感染激活了抗肿瘤的免疫反应，在杀灭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癌细胞。

另一位患有艾滋病的40岁男性，在就诊前4周，右侧胸部出现了2cm的锁骨下肿块，后来被诊断为纤维结缔组织瘤。原本打算做手术切除的他，在手术前几天“不幸”感染了新冠，只好推迟手术，先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甲泼尼龙对症治疗。结果1个月后，医生触诊和CT检查发现，原有的肿块消失了。

话说回来，关于医学上“以毒攻毒”的发现早已有之。1910年，意大利的一名宫颈癌患者在感染狂犬病毒后，体内肿瘤缩小消退。从那时起，科学家们便意识到，病毒或许可以成为治疗和拯救患者的“帮手”。这些年很热门的溶瘤病毒，就是科学家们尝试着对一些对人体损害比较小的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使这些病毒能够特异性地攻击、破坏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能为人类通过开发免疫系统潜力治愈癌症，提供新思路吗？

转阴后癌症的反复发作

一位患有EBV阳性NK/T细胞淋巴瘤的20岁非洲男性，对K药、利妥昔单抗、L-天冬酰胺酶、SMILE方案等多种治疗方案耐药，十分难治。在感染新冠后，这位患者身上由淋巴瘤引发的症状也较为严重，但与此同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肿瘤却出现了明显的缓解。

遗憾的是，在核酸转阴后，他的淋巴瘤很快复发了，并再次出现了溶血性贫血、发热、脾肿大和NK细胞计数升高等症状。原本在感染新冠后快速下降的EBV-DNA拷贝数，也在新冠治好后又再次升高。

看了上面几个例子，不少癌症患者以为新冠病毒或许对肿瘤有一定效果，甚至有些人猜想，是不是可以去故意感染新冠病毒来治疗肿瘤。

但现实很残酷，这么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却并不能保证对抗肿瘤有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病毒并不能杀死癌细胞

杀死癌细胞的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由于感染了病毒一类的病原体可能激活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把肿瘤细胞跟病原体一起杀死了。

新冠导致的高烧杀死癌细胞不可取

专家提醒：想要利用高烧来杀死肿瘤的做法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癌细胞怕热不假，当达到一定温度范围，癌细胞的活性就会受到抑制并出现不可逆的热损伤。人体最高的耐受热约为 40.6～41.4 摄氏度。如果发烧达到 42 摄氏度，即便高烧持续时间很短，也极有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发生心肺功能衰竭，并有死亡风险。

新冠病毒对癌症患者生命威胁更大

并不是所有肿瘤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都像那几个病人会那么幸运。而且新冠病毒对肿瘤患者的威胁可能会更大。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新冠病毒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激活，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

在发生细胞因子风暴后，人体免疫系统全面激活，进而引发自杀式的行动，因此在消灭病原的过程中对自身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由此可见，新冠病毒给大部分的癌症患者带去的是厄运，而不是上述这两位患者的“好运”。

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

一般来说，建议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阳性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时间需根据新冠感染程度、抗肿瘤治疗迫切程度、抗肿瘤治疗方案强度、患者全身状态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点击了解→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发热需要去医院吗？）

一般来说，肿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是无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天，也就是在新冠确诊后10天左右重启抗肿瘤治疗；

如果是轻中度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14天，等到症状明显改善，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超过24小时没有出现发热症状，则可以考虑重启治疗；

如果是重症，还是要以新冠治疗为先，抗肿瘤治疗原则上推迟20天，20天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重启。

By 浙江省肿瘤医院、科普中国、会群

为什么生物技术行业尽管前景看好却未能达到预期？Gary Pisano 教授通过对该行业进行了尖锐的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揭示了生物技术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该行业运作方式的最详尽的分析。他还为寻求改善行业绩效的方法的公司、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处方。

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临床医生，正想转化一项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身在生物医药产业的从业者，无论是打工人还是老板，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专注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人，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医疗健康领域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者和法律从业者，可以读读此文；

在其30年的历史中，生物技术产业已经吸引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本。这种投资大部分是基于生物技术可以改变医疗保健的信念。最初的承诺是，这一新科学，结合深度参与推进基础科学的新型创业企业，将在药物治疗领域引发一场革命。不受传统技术和老牌制药巨头组织的束缚，这些灵活、专注、以科学为基础的企业将打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壁垒，生产出大量新药；这些药物会产生巨大的利润；当然，投资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承诺。

从金融角度来看，生物技术仍像是一个新兴行业。尽管像Amgen和Genentech这样的公司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整个行业的收入也有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没有盈利。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R&D项目比那些备受指责的制药行业巨头更有成效。这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获取利润和取悦股东的需要为动机的组织，能够成功地将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核心活动吗？

30年来，关于“商业入侵基础科学（长期以来是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研究机构的领域）是否限制了获得发现的机会，从而减缓了科学进步“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但是，科学能否成为一门有利润的生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如既往，制药业普遍认为，药物创新的革命将会成功，只是比预期的时间长一点。这可能是积极的想法。在过去的20年里，我对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战略、组织、绩效和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了解到生物技术领域的“解剖学”——大部分借鉴了在软件、计算机、半导体和类似行业中运行良好的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无法满足基础科学和商业的需求。除非解剖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否则生物技术将无法吸引实现其转变医疗保健潜力所需的投资和人才。

所谓“解剖”，我指的是：

（1）该领域的直接参与者(初创企业、老牌公司、非营利实验室、大学、投资者、客户)；

（2）连接这些参与者的制度安排(资本、知识产权和产品市场)；（3）管理和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如何运作的规则(法规、公司治理、知识产权)。要使生物技术取得完全成功，它的解剖结构必须帮助参与者在三个方面出类拔萃:

（1）管理风险和奖励冒险行为；（2）整合存在于一系列学科和职能中的技能和能力；（3）从组织和行业层面推进关键知识。行业的各个“解剖”部分应该相互支持以应对各种挑战。

而在生物技术领域，他们（各个“解剖”部分）的工作目标往往不一致。例如，该行业管理和奖励风险的方式——企业的融资方式——与创造新药所需的漫长的R&D时间表相冲突。又例如，该行业的分散性，有许多跨越不同领域的小型专业参与者（机构/企业），本是管理和奖励冒险的潜在有用模式，但它也创造了阻碍关键知识整合的经验孤岛。又例如，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市场允许个体公司锁定基础科学知识的权利，这也限制了其他能够通过试错学习来发展这些知识的科学家数量。尽管所有这些听起来相当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注定要失败。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能成为一门生意。但这确实意味着生物技术的结构需要改变——这项事业不仅会对药物R&D和医疗保健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大学和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从事基础科学的其他新兴产业以及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的目的是为上述提供一个框架理解并提供一些关于新的组织形式、机构安排和将需要的规则的想法。

Biotech 实验

以科学为基础的商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所说的“以科学为基础”是指它不仅试图利用现有的科学，还试图发展科学知识，并获取它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这类企业的经济价值很大一部分最终取决于其科学质量。在biotech 出现之前，科学和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的领域运作的。进行研究以扩展基础科学知识是大学、政府实验室和非营利机构的职责。将基础科学商业化——用它来开发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其价值——是盈利性公司的主要任务。历史上，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IBM、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母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少数公司做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它们是例外。总的来说，企业不从事基础科学，科学机构也不试图做生意。生物技术sector 融合了这两个领域，创造了一种纳米技术、先进材料和其他行业所采用的科学-商业模式。营利性企业现在经常自己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大学已经成为科学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他们的技术转让办公室积极寻找商业伙伴来授权专利；他们与风险投资家合伙创办公司，将来自学术实验室的科学商业化。在许多情况下，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大量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包括教授(其中许多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向初创企业传授从大学获得的技术，通常以股权作为回报。这些公司经常与大学保持联系，在研究项目上与教师和博士后密切合作，有时还利用大学实验室。在许多情况下，创始科学家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教职。

科学事业诞生于1976年，当时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开发了重组DNA技术，这是一种工程细胞生产人类蛋白质的技术。它是由年轻的风险投资家Robert Swanson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Herbert Boyer共同建立的。除了证明生物技术可以用来开发药物，基因泰克还创造了一个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模型，这一模型在塑造生物技术产业的面貌和表现方面被证明是非常强大的。该模型由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

（1）通过创建新公司而不是出售给现有公司，将技术从大学转移到私营机构；

（2）风险资本和公共股权市场，在关键阶段提供资金，并为创始人——投资者、科学家和大学——承担的风险提供回报；

（3）一个专门技术市场，年轻公司向成熟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以换取资金。

1978年，基因泰克与大型制药公司礼来公司达成协议。作为重组胰岛素生产和营销权的回报，礼来公司将资助该产品的开发，并向基因技术公司支付销售特许权使用费。该协议消除了新公司进入制药行业的主要障碍之一: 开发一种药物通常需要很长时间(10到12年)的巨额成本(按今天的美元计算为8亿到10亿美元)。这也是制药公司第一次将R&D项目外包给盈利性企业。从那以后，几乎每一家新的生物技术公司都与一家已建立的制药或化学公司建立了至少一种合同关系，大多数公司还建立了好几种合同关系。这个专门技术的市场鼓励风险资本家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它还通过为投资者提供利润和收入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帮助生物技术公司利用公开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基因泰克在1980年大获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表明，一个没有产品收入或收益的公司可以上市——这使得该行业对风险投资家更具吸引力。

前景

这种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体系的兴起，与对生物技术的厚望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该行业似乎为威胁老牌制药公司的R&D生产率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面对管线中潜在畅销药物的短缺，这些公司大幅增加了R&D的开支，但无济于事。由于新药无法弥补那些失去专利保护的主要（畅销）药物，金融分析师质疑该行业利润的可持续性。在科学界和投资银行界拥护生物技术的从业者相信，生物技术将创造出大量有利润的新药。他们认为，相对于官僚的、纵向一体化的制药巨头，小型的、专业化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应该专注于市场营销，将创新的R&D留给更接近科学的灵活的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决定逐步与生物技术公司结盟就是证明。因为第一波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包括安进、百健艾迪、塞特斯、凯龙星、基因泰克和健赞）都是在人体中发现的蛋白质，参与该领域的科学家、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认为它们的失败率将比传统的化学药物低得多。较低的技术风险意味着较低的商业风险。

一些基因工程替代激素(胰岛素、人类生长激素和凝血因子VIII)治疗血友病的初步成功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人类基因组测序和所谓的工业化R&D技术的发明进一步支持了生物技术将产生突破性疗法并极大提高R&D生产力的预测。理由是，产生的大量生物数据将极大地有助于确定疾病的确切原因，而且诸如组合化学(用于创造新化合物)、高通量筛选(用于测试化合物的药用潜力)和计算化学(用于“合理设计”具有特定效果的药物)将大大提高候选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低效的、反复试验的、基于工艺的、一次一个分子的药物发现方法的日子被认为屈指可数了。

迄今取得的进展

对这些新兴技术的兴奋，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爆炸式增长(30年来约4000家)，以及该行业不断飙升的年收入(现在约为400亿美元)只是增强了这种乐观情绪。但是，如果这个行业的成功是通过盈利能力和革新R&D以产生大量突破性药物的进展来衡量的，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就出现了。首先，只有极小一部分生物技术公司曾经盈利或产生正现金流，整个行业都在亏损。图中(见“图1 生物技术的无利润增长”)那些盈利的公司，只有少数精英老企业——包括安进、Biogen Idec、Genentech和Genzyme——产生了可观的利润，只有安进和基因泰克打入了老牌制药公司的联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因泰克在开创了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之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与安进、Genzyme和其他一些公司一起，通过在制造和营销方面的大量投资进行垂直整合，同时继续建立内部科学创新能力。此外，基因泰克还与拥有其56%股份的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图1: biotech 的无利润增长：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收入急剧增长，但它们的利润徘徊在接近于零。除了最大、最赚钱的公司安进，该行业一直很不佳 始终如一的赤字。如果将私营公司纳入数据池，其损失将会更大」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生物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R&D制药的生产率，尽管许多人声称这是事实。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R&D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没有显著差异。(见图2“生物技术没有在R&D生产率方面产生突破。”）工业化的R&D也没有显著增加大量的化合物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更不用说进入市场了(见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生物技术公司的非凡生产率是因为它们所承担的项目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图2: biotech在研发生产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没有显著差异。 」

「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biotech开发的至少已经发展到人类临床试验的化合物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也没有理由相信biotech 的生产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乐观主义者指出，生物技术公司在临床开发药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表明，我们应该期待未来会有大量的药物从生物技术管道中涌现出来。但是，尽管工业在R&D上的支出持续大幅增长，biotech 药物开发的损耗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此，在R&D投资的生物技术的每一美元产出是否会显著提高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生物技术行业似乎正在从其在R&D极端激进和高风险的独特位置上撤退。自2001年基因组学泡沫破裂以来，初创企业的战略和风险投资家的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家和投资者开始寻找风险更低、回报更快的模式，比如许可其他公司的现有项目和产品，然后对其进行后续开发，而不是组建所谓的“从分子到市场的公司”(其第一批产品收入可能要在十多年后才能实现)。诸如有价值的新配方的改进和新的给药技术等。它们可以导致显著的治疗改进和扩大的治疗选择。也就是说，战略的变化引发了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不追求突破性科学技术，谁会关注提供潜在医学突破的高风险长期项目？从事生物技术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行业最终会繁荣发展。有些人仍然认为这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其他人坚持认为技术将会拯救世界。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其他方面的进展将使在R&D过程的极早期阶段以高精度识别有前景的候选药物成为可能，这将使得研发失败率、周期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这种乐观假设在：该行业的基础结构是健康的，参与者的策略是合理的。我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目前的结构和策略无法解决该行业面临的基本业务和科学挑战。

有缺陷的解剖

就像生命体一样，工业不是“反设计的”，而是有设计的。在生命体中，这些设计被称为解剖学。解剖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物种的能力，以及为什么某些物种能在某些环境中茁壮成长，而在其他环境中却不能。解剖学解释了为什么猎豹能跑65英里每小时，而乌龟不能。解剖学与环境的契合在经济学中也很重要。生物技术行业的解剖结构看起来与软件和半导体等其他高科技行业非常相似。它涉及专注于R&D价值链特定部分的大学衍生的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公共股票市场的作用；和技术市场。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硅谷经济学，这些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对生物技术的剖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将与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当谈到R&D 时，生物技术 在三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1. 深刻和持久的不确定性，根源于人类对生物系统和过程的有限知识，使药物R&D 具有高风险。

2. 药物开发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分成几个部分，这意味着相关的学科必须以综合集成的方式工作。

3. 构成生物制药部门的不同学科中的许多知识都是直觉的或隐性的，这使得利用集体学习的任务变得特别艰巨。

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作斗争

在大多数行业中，技术的基本可行性对R&D来说不是问题，在这些行业中，努力和资源主要用于开发已知技术上可行的概念。汽车设计师可能会努力解决与汽车相关的各种零件的工程问题，并担心设计是否可以制造，客户是否会购买车辆。但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车辆将工作。即使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机和飞机等高科技行业，通常也很清楚哪些商业R&D项目在科学上可行，哪些不可行。药物研发则不是这样。候选药物是否安全有效只能通过漫长的反复试验过程来确定。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科学家们仍然发现预测一个特定的新分子将如何在人类身上起作用极其困难。即使在今天，他们也可以假设，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项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失败。从历史上看，大约6000种合成化合物中只有一种上市，只有10%到20%开始临床试验的药物最终被批准用于商业销售。基础科学的进步可能最终会提高这些几率。但是到目前为止(与预期相反)，生物技术实际上增加了药物研发的不确定性。尽管靶点(疾病的可能原因)、攻击它们的武器(疗法)以及识别新的潜在原因和治疗方法的新方法已经开发出来，但是对这些选项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迫使科学家进行更多的尝试和错误，而不是更少。因此，尽管生物技术的进步最终可能会降低R&D的技术风险，但迄今为止，它们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深刻、持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长期的高风险。

乍一看，生物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在管理这种风险方面似乎运行得相当好。新公司的迅速形成引发了过多的实验。股权所有权的诱惑鼓励科学企业家承担创办新公司固有的风险。风险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来管理早期风险，并通过建立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然而，一项更细致的调查显示，该体系中隐藏的缺陷阻碍了该行业的整体业务表现。风险投资家对某一特定投资的时间跨度大约为3年——远不及大多数公司获得一种药物上市所需的10年或12年。此外，由于它们需要分散风险，即使是最大的基金也无法承担向任何一家初创企业投入巨额资金。

根据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关于基金投资政策的数据，对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平均投资约为300万美元。平均最高金额为2000万美元——远远低于开发一种成功药物通常所需的8亿至10亿美元。生物技术公司依靠公共股权和战略联盟来缩小差距。然而，这些解决方案产生了其他问题。公共股票市场并不是为了应对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而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构成了大部分的生物技术sector。这些公司不能以盈利为基础进行估值，大部分都没有。他们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正在进行的R&D项目。但是，试图根据面临多年巨大的技术和商业不确定性的项目对它们进行估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对于一般的无形资产，尤其是R&D项目，没有明确的披露和估价标准。公认会计原则(GAAP)通常不要求公司披露其R&D项目，尽管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必须披露其开发管道的状态信息，但这些要求是模糊的。

例如，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提供给定产品的可能治疗用途、临床试验结果和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的详细程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估值技术，如实物期权和蒙特卡洛模拟，也是有限的。投资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解释公开宣布的临床试验结果。公司可以也确实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些结果。即使他们对它们的解释相似，他们也可能基于不同的风险偏好，对是否进入下一阶段做出不同的决定。公众投资者已经将目光投向市场，寻找填补这一信息缺口的诀窍。凭借他们多年的经验，和大批科学家、大型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交易的人肯定有评估项目的技术和商业前景的知识。因此，默克、诺华或礼来公司愿意投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应该表明它的前景是好的，对吗？不一定。制药公司经常在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结盟。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联盟上花费巨大，却收获甚微——或者已经放弃许可最终可能成为重磅药的早期药物。知识产权货币化制度存在缺陷的进一步证据是，总的来说，生物技术投资的长期回报与巨大的风险并不相称。虽然风险资本基金经历了一些辉煌的年份，个别生物技术股表现突出，但相对于风险而言，总体平均回报令人失望。

从1986年到2002年，风险资本基金产生了16.6%的平均年内部收益率。旧金山商业银行Burrill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从1979年到2000年购买所有340只生物技术IPO股票并持有这些股票直到2001年1月(或直到一家公司被收购)的投资者将实现15%的平均年回报率。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似乎在回避风险最高的项目。尽管很难得出结论，但有迹象表明投资者正变得越来越谨慎。

整合不同的学科

很大程度上由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出现,“药物R&D”的工具箱变得更大、更多样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被一门单一的学科所主导：药物化学。今天，它包括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蛋白质化学、组合化学、遗传工程、高通量筛选和许多其他学科。这些新工具带来了新的机会，但是每一种工具都只揭示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的一部分。有效地发现和开发药物需要所有的部分走到一起。因此，跨不同科学、技术和功能领域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生物技术的科学前景终将实现。整合的挑战不是药物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R&D都涉及解决多种类型的问题。不仅必须解决许多问题，而且这些解决方案最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包括高度复杂的系统，如电子设备、汽车、软件和飞机——一个大的R&D问题可以分解成一组相对独立的子问题，独立解决，然后组合在一起。模块化使专门研究系统不同部分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但它通常需要定义明确的接口和标准，这些接口和标准规定了系统的不同组件应该如何配合和一起工作。此外，模块化要求将知识产权编纂成文，并明确定义和保护知识产权。

药物开发缺乏这些要素

药物开发所涉及的众多功能和技术活动大多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确定药物发现的靶标。有待解决的大问题是这种疾病的潜在机制是什么，以及药物治疗可能在哪里进行干预。因为人类生物学非常复杂，目标识别也非常复杂。途径是什么？什么基因可能在起作用？他们是如何互动的？那些基因表达的蛋白质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它们的结构是什么？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成为“成药性”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学科的洞察力，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化学，还需要广泛的方法，包括计算方法、高通量实验和传统 “wet” biology。同样的整合也必然发生在开发的更下游，但仍然与其他学科，如毒理学，工艺开发，配方设计，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法规事务和营销等。通过孤立地单独解决问题来成功开发一种药物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因为每一个技术选择(你的靶标、你开发的分子、配方、临床试验的设计、目标患者群体的选择，以及制造工艺的选择)对其他人都有影响。找到解决方案需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反复交换大量信息。换句话说，它们必须以高度集成的方式一起工作。实现整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让单个公司拥有拼图的所有必要部分(垂直整合)。另一种是依赖市场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独立的专家通过联盟、许可协议和合作来整合他们的工作。传统制药行业采用前者，生物技术行业采用后者。

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让高度敬业的科学家组成的小团队专注于开发一项特定的发现或一所大学发起的工作。结果是成百上千的专业知识孤岛。生物技术部门（sector） 严重依赖市场来获取连接这些知识孤岛的技术。然而，有迹象表明，市场并不能促进开发新药所需的信息流动和集体解决问题。为了以高效的方式运行，任何财产的市场——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知识产权——都需要定义明确、受到良好保护的权利。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通常存在于软件和半导体中。例如，一段软件代码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实体，可以受到法律机制的保护，而且它的盗窃很容易被发现。在生物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复杂和模糊。人们通常不清楚什么可以申请专利，什么不可以。此外，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往往不是某个特定的分子，而是与该分子如何表现、能做什么、潜在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有关的数据、理解和见解。这种知识可能更难申请专利。

模糊的知识产权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它让其所有者对共有知识产权三思而后行；其次，它为围绕共享内容的合同纠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Biotech 遭受到了两者的损失。前合伙人和合作者之间的诉讼相当普遍。事实上，基因泰克公司和礼来公司的重组胰岛素交易在许多方面成为该行业的样板，最终卷入了一场关于基因技术使用权的法律纠纷—生产人类生长激素的工程技术。在共同开发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一种刺激人体产生红细胞的合成蛋白)后，安进和强生就营销权的划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几年后，他们又一次争论这种药物的新版本是一种全新的产品还是原始药物的改进形式。共享信息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是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的许多知识的隐性本质。这种知识无法以书面形式完全描述，因为技术或诀窍背后的因果原理尚未完全确定。这在新兴领域中很常见，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物技术中隐性知识的数量阻碍了该领域的学习速度。

促进累积学习

学习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笼罩着生物技术和药物R&D的深刻而持久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已知的东西与有待发现的东西相比相形见绌。新的假设和发现必须不断地被评估，并且必须决定哪些选择应该继续，哪些应该放弃。这些决定必须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的迷雾中做出。错误是常见的，不是因为人或公司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知识的边缘跳舞。当失败远比成功更常见时，就像药物开发一样，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对取得进步至关重要。在一个系统或一个行业中，学习可以发生在多个层面上。例如，一个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细胞生长因子的科学家将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工作的实验室将从他的研究以及实验室其他人的研究中学到许多新东西。这种学习不仅是个人知识的集合，也是社区共享的见解。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将在组织的程序和方法中正式化，但大部分可能是隐性的。

尽管科学进步了，但是药物发现仍然有一种依赖判断的艺术，本能和经验。例如，单个科学家对一种分子、一种攻击疾病的生物靶标或一种药物在体内的行为的了解不能被编纂或简化为精确的规则——如果X，那么Y。来自实验的数据得到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意见的影响。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同样一个构成了潜在功效的强烈信号，可能也会让另一个研究人员踌躇不前。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分享长期的经验非常重要，分享的广度也非常重要。为了科学的进步，每个拥有解决问题所需专业知识的学科都必须能够利用集体智慧。

不幸的是，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从长期的经验中学习。它的知识产权货币化体系再次成为是罪魁祸首。通过刺激初创企业的发展，这一体系帮助创造了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企业组成的行业。典型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年轻公司根本缺乏基因泰克进行了30年R&D 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新的企业也无法通过经验来学习。他们的金融资源有限，投资者不愿意给他们时间来完善他们的工艺。最后，专有技术市场阻碍了企业形成长期的学习关系。缺乏明确界定的知识产权是一个问题；联盟的短期合作是另一个问题。太多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交易，而不是建立长期的联合能力。因此，大多数联盟都保持距离，而且相当短暂。根据哈佛商学院的Josh Lerner和斯坦福商学院的Ulrike Malmendier的研究，一份典型的合同的期限不到四年——比开发一种药物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此外，这种关系通常以达到特定的短期里程碑为中心；如果缺少一个，联盟可能会终止。总而言之，行业内融合和学习的障碍是巨大的。鉴于这些障碍，生物技术遭遇生产率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更合适的解剖学

为了处理深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允许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和利用整个行业学科的集体经验，biotech 需要一个新的解剖——一个涉及各种商业模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解剖学。开发创新性更强的药物所需的方法与开发创新性较弱的药物所需的方法大不相同。一种尺寸不适合所有人。更合适的解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

更多的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远未消亡，它在制药业的未来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将是最有用的，在追求最科学的创新药物。垂直整合需要一定程度的规模，这意味着成熟的制药公司完全有能力成为整合者。但是这需要改变。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都在自己的公司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孤岛，这种存在严重问题的做法可能解释了它们在R&D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为了实现他们作为集成者的潜力，他们需要新的内部结构、系统和流程来连接技术和功能领域的专业知识。

更少、更紧密、更长期的合作。联盟将继续成为内部研发的重要补充。考虑到技术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没有外部机构——大学和较小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帮助，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无法探索R&D的方方面面。然而，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形式和数量上将与目前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合作关系大相径庭。对于科学或技术上新颖的项目，建立更少、更深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一家制药公司与其一年签40份协议，不如在任何一个时间，只参与五到六份持续五到十年、范围广泛的交易。例如，合作可以集中在特定的治疗领域或目标人群，而不是集中在特定的分子上。这种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专有信息共享、更多的共同学习和更大、更有成效的投资。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独立企业在专注于短期目标并强调大数法则而非承诺的业务发展框架内分享知识并进行真正的协作。

更少的独立生物技术公司。小型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将继续成为这一格局中的重要元素。但独立上市公司将会少得多。公众持股模式只对有收益的公司有效，允许投资者判断他们的前景；根据现有的信息披露惯例，纯粹的R&D企业不属于公共股本领域。

准公共（Quasi-public）公司。上市公司的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准上市公司。它的股票上市，但一家具有长期战略利益的大公司拥有多数股权。这种关系将为一家公司提供比普通上市公司更强有力的监管，以及一种更长期的监管模式前瞻性和有保证的资金——所有这些都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它还将允许该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并提供股票期权和其他激励措施 吸引和留住创业者。由罗氏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的基因泰克是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基因泰克的利润一直很高；它的R&D项目是业内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尽管有所增长，它仍然保持了企业家精神和基于科学的文化。

大学的新重点

大学的心态和政策需要转变。他们应该主要关注对科学界贡献的最大化，而不是许可收入和等价回报的最大化。许多关于大学在科学领域活动的争论都集中在专利的影响上，并且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大学应该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吗？核心问题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嵌入其专利的知识。他们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基础科学发现授予排他性许可，并支持新公司的创建。将科学交给更多的探索者可能会加快进步的步伐。“开放”许可使上游发现在合理的经济条件下广泛可用，当技术所讨论的是广泛适用的工具、技术或概念，它们有许多潜在的(但不确定的)开发途径。如果重组DNA、单克隆抗体和其他基本的基因工程技术被一家公司独占，那么生物技术的进步就会大大减慢。当所涉及的技术是特定的，并处于其发展的下游，其价值随着获得技术的机会的增加而下降，并且需要某些补充资产和能力来充分利用该技术时，向现有公司授予独家许可是必要的。例如，如果将一种新的癌症疗法授权给一个在开发癌症药物以及设计和管理临床试验方面都有经验的组织，这种疗法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开发。但是，如果这种疗法也被许可给竞争者，那家公司就不愿意投资开发了。只有当技术差异非常巨大，以至于现有公司缺乏开发技术的必要能力时，授予初创企业独家许可才有意义。例如，在一家能够从零开始建立基本能力的新公司内部孵化一项高度新颖的技术，如组织工程，可能是有意义的。

更多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在药物商业化开发中，知识库被分割成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是整合的主要障碍。比如说，在化学和基因组学方面有很深的知识，但是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知识却少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焦点问题、语言、智力目标、理论、公认的方法、出版物以及评估研究的标准。一些困难可能在于大学用来授予研究基金的同行评审过程。这一过程在确保决策基于科学价值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评审者倾向于授予他们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项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大学在过去的十年里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所，将来自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布罗德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合作机构，成员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专业人员和学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合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更多的转化研究

顾名思义，这种研究将基本的科学发现和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机会。它将早期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联系起来，包括诸如靶标识别和验证、体外和体内筛选等活动，并可能进行一些早期人类临床试验。努力理解干细胞如何分裂和特化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例子。开发关于使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假设和见解是转化研究的一个例子。从历史上看，转化研究的问题在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资助基础研究的政府机构将转化研究视为应用科学，而风险资本者则认为转化研究风险太大、时间太长。此外，进行转化研究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投资，例如新的动物模型，这可能很难商业化，甚至很难保护。转化研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资助。首先是将政府资助的范围延伸到下游。随着美国NIH医学研究路线图的推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该机构的主任发起了一项倡议，以确定和解决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主要机会和差距。

第二种是通过更多的私人资金。最大的制药公司可以增加对他们自己或与大学合作进行的转化研究的支持。例如，诺华公司一直在追求这两种策略。风险投资也有希望。这些组织往往是私人资助的非营利机构，专注于推进特定疾病的治疗。一些例子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和传染病研究)、迈克尔·J·福克斯帕金森研究基金会、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前列腺癌基金会。这些组织在融资和管理与传统的盈利性风险投资家非常相似，但有几个很大的不同: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的目标是在治疗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在三到五年内将利润返还给有限合伙人。

有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科学可以成为一门生意。认为生物技术的结构会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这现实吗？是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列举的许多元素已经存在，虽然它们仍是例外，它们的成功无疑会吸引追随者。另一个是，进化是商业的常态。重大技术创新的时代伴随着工业设计的转型创新。例如，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复杂性的运营管理，产生了现代公司，它将所有权(股东)和经营权(受薪专业人士)分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现代公司一直在不断发展。例如，20世纪下半叶，风险资本在美国的出现，帮助产生了在半导体、软件、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组织。我们可以希望，biotech 也能得到类似的发展，并像纳米技术等基于科学的新兴企业一样创造一个模式。经过30年的实验，很明显，biotech 并不仅仅只是另一个高科技产业。它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一种既能满足科学需求又能满足商业需求的解剖学。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实现彻底改革药物开发、征服最棘手的疾病并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的目标。

By 青白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剧作者而言，腊月的第一场雪，别有一层意味。就是在腊月的第一场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欢声笑语，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拉开帷幕。冯保、吕芳、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裕王、海瑞，他们渐次登场，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演真实。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部“枯燥”“乏味”“冗长”的作品，会成为中国历史剧的代表作，而它的出现与惨淡收场，标志着一个历史剧黄金时代的离去。

大雪是《大明王朝1566》的隐喻。第一集，钦天监监正周云逸被宦官杖杀，而冬季的雪迟迟未至，笃信祥瑞的人们担心这是国运下行的征兆；第三十二集，旁白道：“今天真是严党的好日子。冬至瑞雪，鄢懋卿南巡的白银进京了。”但见严世蕃款款出迎，面有喜色，直叹好雪，此时的他许是不知道，这凛冬的鹅毛大雪，就是上天为他亲自准备的孝衣；到了结局，又是一场雪，嘉靖驾崩，海瑞出狱，纷纷大雪衬得大明王朝如履薄冰，又隐现希望。

皑皑白雪，引出矛盾。《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矛盾，首先是“银子不够”。纵观张黎、刘和平参与的历史剧，国库亏空往往都是事件发生的引子。《雍正王朝》，黄河发大水，国库缺钱，于是有了四阿哥筹钱救灾，冷面王催逼各大臣；《走向共和》，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北洋水师要军费，于是有了李鸿章扩大卖官鬻爵、翁同龢克扣军费开支；到了《大明王朝》，皇帝要修宫室，沿海有倭患，北方有鞑子，都需要钱，但国库缺钱。于是有了“改稻为桑”。

为什么张黎、刘和平那么喜欢用钱做文章？盖因钱是中国人的心头宝，也是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刀，谈钱筹钱，最见得人情关系的复杂，也最见得不同政治集团的扯皮。徐阶老家有万亩良田，他口口声声耽君父之忧，但国家缺钱了，他却是清流模样，舍得砍下层文官的钱，不舍得动自家的肥肉。同理，严嵩一家富得流油，党羽鄢懋卿、罗龙文等人霸占朝廷的肥缺，但国库亏空，他们的法子，是借君父之名，苦一苦百姓。在此，无论清流浊流，都各怀鬼胎。他们已经是固化的大官僚，背后牵扯着庞大的地主阶层利益，成为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维护本阶层利益。所以，即便像徐阶这样的开明官僚，也有这虚伪的一面。支撑徐阶的，是他在江浙地区巨大的家族力量和士大夫动员能力，江浙地区，恰恰是明代钱粮重地，帝国的经济命脉。支撑严嵩的，则是皇帝的信任，以及他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浙江的胡宗宪，就是其中一员。朝廷要倚靠胡宗宪驱逐倭寇，要通过严党的人维持各部门正常运作，所以，在皇帝忍无可忍之前，仅凭清流之死，断断无法动摇严党。

那么，严党最后是如何倒台的呢？因为他们贪欲太甚，惹怒了嘉靖。

浙江贪墨一案，嘉靖姑息严嵩父子，只问罪郑必昌、何茂才等小人物，因为当时国库库存岌岌可危，且文官阶层，不少是严党的人。如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所说：“那些管盐的衙门，都是严阁老、小阁老（严世蕃）的人，钱，被他们一层一层的都贪了。上下其手，铁板一块。派人去查，那是一两也查不出来，可只要鄢懋卿去了，他们都会乖乖地献出来。说句伤心的话，大明朝国库的钥匙，一半都捏在他们手里。朝廷要用钱，这道门，只有他们才能打开。”

可严党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日益猖獗，在严党官员鄢懋卿巡盐一事中，吕芳告诉嘉靖，锦衣卫朱七等人一直跟着鄢懋卿的船队，发现鄢懋卿在把银子押回京师以前，还有三条船，这三条船，满载着私藏的两百多万两，一条，驶往江西分宜，严嵩的老家；一条，驶往丰城，鄢懋卿自己的家；还有一条，一个月前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欺君罔上，引得嘉靖愤怒：“鄢懋卿，冒青烟！……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于是，清流们斗了几十年的严党，嚣张跋扈盘根错节的严党，因为让皇帝忍无可忍，顷刻之间倒台了。

大明王朝1566年，如编剧刘和平所说：“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这种以父主导、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皇帝是君父，宦官是认干爹的儿子，文官是媳妇。事实上，在正史的记载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规中矩，并没有大的动静。我们听过魏忠贤、刘瑾，但很少听过嘉靖朝的宦官。刘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戏份，正是为了达成这种“三者并存”的状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为主导，三者互动。《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传统历史剧叙事般被妖魔化，他们未必个个都忠厚老实，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他们的善是人性的善，他们的恶也是人性之恶，刘和平没有去刻意写极端的非人之恶，也更没有将这些恶强加于宦官头上。吕芳、杨金水、黄锦都体现了人性之善，他们本质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们没有泯灭做人的本性。

而媳妇是这种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媳妇再能干，也只是裱糊匠，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家庭有难，媳妇可以缝补，难以挽回。

在剧中，罕见能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直臣海瑞。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与浊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赵贞吉和海瑞的对峙，颇能反映海瑞的性格。且看台词：

海瑞听罢，正色道：“多谢赵中丞和谭大人的保举，但不知让我们出任知州后，还能为百姓、为朝廷做些什么？”

赵贞吉：“当务之急，是要为胡部堂前方抗倭筹集军需。秋后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税赋，尤其是桑户的蚕丝税收上来。军国大事，百姓也能谅解。”

海瑞：“（突然大声说）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赵中丞、谭大人，我海瑞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多有不敬。今后，再也不会了。曹州知州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淳安知县，今晚我就写辞呈。母老女幼，家里几亩薄田，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读罢，我们想：是海瑞意气用事吗？是他成心要和上级赵贞吉对着干，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驳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来，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这一幕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规矩，他低头了。

但海瑞不会。他“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所以他敢说：“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朴人

海瑞是一个看似好演，实则难演的角色。

演员黄志忠曾回忆：扮演海瑞特别折磨人，这个角色是走在生死线边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就是结局的一段——海瑞在狱中先后得知嫂子、孩子、皇上的死讯，自己却被赦免了，这种叠加情绪稍微把握不好，就给人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黄志忠谈到那幕戏时说：

“这场戏什么时候拍，一定提前告诉我，给我准备出量来，这样的戏要死人的演完之后。确实演完之后我的心跳达到一百七八十下，很多瞬间细节的东西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设计成演成那样，到时候有感而发，有一根线牵着你往那个地方走。心惊肉跳这个词我是知道的，自己的肉啪啪跳，浑身发麻，从头到脚浑身发麻。”

黄志忠在诠释海瑞时，他首先要做定位。黄志忠将过去的艺术作品对海瑞的诠释，区分为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照民间形象去演的。而这一民间形象最难处理的一点，是你要将他演得像个“人”，但又要在他身上体现一种超越的气质，一种让观众深深信服海瑞确实可以作为精神榜样的气质。

这样一个精神榜样，首先是孤独的。《大明王朝1566》前，刘和平曾执笔《雍正王朝》的剧本，“雍正”在剧中，同样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形象。海瑞与雍正，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剧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为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奋身而战；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独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独的境地。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孤独的海瑞，既是清官，也是一个大孝子，但他往往要面临忠孝矛盾下的选择。

《大明王朝1566》有这么一处情节：离过年只剩三天，每个官员却只能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激愤，负责发放钱米的海瑞也无能为力，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领着百官大闹了广盈库，直闹到户部，人人喊苦。李清源不知，眼前肃然不语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怀孕不到三个月，他只得将母亲织的布拿到街上贩卖。再过不久，当他前往大兴赈灾，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满地的饿殍。两京一十三省，多处遭灾，又遭贪墨之人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一如凛冬般寒冷。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无所顾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三个月的身孕，却是他心头的羁绊。最终，海瑞的选择是——借机让老母亲和妻子离开京师，将身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写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备好棺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海笔架的执拗。海瑞认死理，贪官墨吏忌惮他，清流也不和他对路。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徐阶的门生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清流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莫和他们瞎掺和；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海瑞的信念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过，这些无法缓解海瑞的苦闷，因为社稷污浊、文治不张、法度不严。

于一个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彻头彻尾的不被理解。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要么是异想天开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倾注心力也落得个愚古不化，后者，他所投入的事业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许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许艰难前行，但不乏掌声。诚然，海瑞也曾经遭遇过改稻为桑案草草收场式的苦闷，终其一生大明朝的乌烟瘴气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诸热枕的事业，他确确实实地获取了类似信仰般的执念，这让他不必害怕沉沦堕落，让他有源源不断生活的勇气而敢于面对内在的敌人。 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只可惜，就像刘和平说的：“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棋子

海瑞成为道德模范是他的幸运，从他的初衷而言却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范被人敬仰，却无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坏性也会因道德模范的标识而消解。而在剧中，有一个人与海瑞殊途同归，那就是胡宗宪。

《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胡宗宪更有文臣气质。他是能臣，嘉靖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家里充当润滑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渴望像荆轲一样，为骑士理想而献身。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

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而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

在中国，很多理想主义者不是像海瑞这样，海瑞很理想，但这种人注定少得可怜，那种为了自己心中的道奋不顾身的意志，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执念，很少人能坚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像剧里的胡宗宪，“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但是，老成谋国的胡宗宪，却依然输给了现实。在改稻为桑案中，当浙江淳安、建德两县被淹，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胡宗宪想办法筹措粮食赈济。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可徐阶、高拱却一番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议事时也说：“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理由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而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作为他的好友，也只能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且“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这两边，一边就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为的就是逼农民把田地贱卖，好推动改稻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边，正是徐阶一派人，理由，张居正已经说得很清楚。严党、徐党，政见不同，却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有趣的是，当严嵩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他的儿子徐璠继任工部侍郎，负责给嘉靖修宫观的用度开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严世蕃。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但是，他更深的悲剧还在后头。改稻为桑案的末尾，当沈一石自焚于府中，嘉靖授意让胡宗宪的徽商同乡接手沈一石的空壳子作坊，胡宗宪知道，徽商一时半会不可能拿出那么多丝绸，到那时，他们肯定会找自己求情，嘉靖一开始就算计好，要通过此事让胡宗宪入坑，便于日后查处。这个坑，胡宗宪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为的是给“倒严”铺路。

于是，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胡宗宪就成为棋盘上的弃子了。但他还是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决定平定倭患。这是剧中的胡宗宪难能可贵的一点，他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围城

“金儿，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金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条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

这是《大明王朝1566》后半部的经典情节——一声呐喊，水花四溅，宦官杨金水奋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如今天般宣泄自己的情绪。也许，这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足足等了三年。

王劲松老师饰演的杨金水，可能是全剧最具复杂性的一个角色。我们能说，这位宦官坏透了，他阴鸷、狠毒，工于心计。在浙江贪墨案中，他盘剥沈一石，参与毁堤淹田，牵连胡宗宪，肆意贪污，目无法度。我们也能说，他坚韧、隐忍，令人同情。对主上忠贞不二，对朋友感激而愧疚，对芸娘，出于义，出于情，也颇有照顾。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为主子尽忠的奴仆命。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绝路，他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不能死，他选择疯。他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

杨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边的吕芳又何尝不是。侍奉君侧，如履薄冰，所谓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可十步之内也分明有陈洪般虎视高位的狠角色。时时刻刻，他既要想着保自己，又要想着如何保杨金水，如何保冯保，如何为自己的“干儿子们”留后路。他留给冯保的“思危、思退、思变”，也是留给自己的警示。

知道有危险就躲开危险，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里错了，往后该怎么改，叫思变”。 宦官就这样夹缝中求生存，在深宫中战战兢兢。可终究，他们不过是皇帝的家奴，是每天哈腰点头的忠犬，皇帝一句话，能让他们生；皇帝一句话，也能让他们死。

在《大明王朝1566》中，皇帝嘉靖的形象，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先生总结道：“御下有方。”他既非圣君，也非昏君，其实就是个玩弄权术、贪谋私利但善于驾驭、大事不虚的主儿。这可以从一个人事任命看出：

严党垮台，嘉靖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嘉靖是有私心的。

两方面，一：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二：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吕芳是什么人，嘉靖能不清楚?嘉靖的心思，吕芳也是明的。嘉靖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吕芳庆幸，没有谁会再跟他过不去了。吕芳的结局，这时候以经定了。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但其实，他是注定悲惨也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嘉靖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嘉靖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是没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嘉靖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

天道

纵观全剧，嘉靖皇帝看似是最聪明绝顶也最具有权力的一个人，他玩弄大臣、满足私欲，甚至幻想修炼成仙，可最终，天子也熬不过命数！

该剧的结尾十分讽刺。大雪纷飞，嘉靖病危，裕王问父亲龙御归天后，自己可用何人，嘉靖先后说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结果，嘉靖这位不争气的儿子问除此三人，还有何人可用，嘉靖叹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剧中，嘉靖自以为可以无为而治，凭借自己的御人之术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个人死生虚诞，再有能耐，身后事又如何把握呢？对于儿子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嘉靖生前看似睿智，却也会被严党的人私下耍弄，圣意反而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护身符。所以，嘉靖一人终归是治不了的，他的无为而治也只是皇帝的新衣。

一场大雪而起，一场大雪而终。大明王朝的问题看似有所好转，却如同一个轮回。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隆万改革只是没有挽救大明王朝，只过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废。《大明王朝》里有很深的对天的敬畏，天不只是王侯将相们的信仰，也成为命运的象征。命运弄人，穹顶之下，更显个人渺小。

可以说，《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却也能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立场、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海瑞、嘉靖、严嵩、杨金水、沈一石、芸娘，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直臣、君主、士大夫、宦官、商人、歌女。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说的“为官三思”；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点点月光下，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出皇城后，杨金水在水中的挥臂呐喊；还有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感慨、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交织在一起，就是天下。

如今，《大明王朝1566》与《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并列为国内三大历史政治剧，但是，当《雍正王朝》在电视荧幕循环往复，《大明王朝1566》却在一次别离后，于电视中销声匿迹；当《走向共和》在网络上被讨论地热火朝天，《大明王朝1566》却只能偶尔掀起浪花。如果将三部剧比作三座府邸，那《雍正王朝》毫无疑问，珠光宝气，宾客不绝；《走向共和》也名士荟萃，别有风流；而《大明王朝1566》则门庭冷落，令人叹息。

也许，这是只能有一次的作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和。《大明王朝1566》之后十年，历史剧出现了一个衰弱期，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拍出在政治思想深度上超越《大明王朝1566》的作品。这是历史剧的遗憾，但换个角度想，能够欣赏《大明王朝1566》，也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部作品从创作到拍摄，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每一个参加的人也都全情投入饰演杨金水的演员王劲松曾回忆：“剧组没有不通读剧本的人，甚至我们的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场要拍的都一清二楚。有个笑话，是某临时演员在现场紧张，可能是没见过这么认真的队伍，结果拍摄时老是忘记台词，站在他身边给他托板的灯光组师傅终于忍不住了，就用湖南话(湖南人不会普通话)给他提词，提的竟然一字不差。”

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氛围，交融在一起，才有《大明王朝1566》的成功，只可惜，就如同许多伟大的作品一样，它比时代多迈出了那么半步，所以受到了冷遇。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但总有一天，时间会给予他们最准确的评判。而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的必经之路。

By 宗城

2022年3月25日，一个普通的周五，和利资本董事总经理篮志扬刚解除28天的境外隔离。这28天他没有闲着，公司孵化的三代半导体制造公司“宽能半导体”项目马上要上投决会。但按照公司的传统，投决会前和利的合伙人必须要和项目方当面交流过才可以。于是他安排宽能半导体在南京的成员来上海见面。也有人犹豫，当时上海疫情频发，从上海返回南京后要隔离14天，为何不等过完清明小长假再安排见面？政策每天在变，也许那时情况就会好一点。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来了，在和利的办公室相谈甚欢，双方对这个会面都很满意。

两天后，上海市新冠防疫小组宣布，28日起浦东实施全域静态管理，31日起浦西进入静态管理。后面的事情就为人熟知了：本来预计4天的静态管理持续了六十多天，直到6月1日上海各区才普遍解封。静态管理期间，和利完成了宽能半导体的投资决策，以及与多家参投企业的股权分配问题。回想这个小插曲，篮志扬感叹，如果没在唯一一个工作日见面，这个项目还要再多等好几个月。匆忙、适应、夹缝中生存，成了2022年的底色。

创业者是这样，投资人亦然。有的机构完成了第一起纯线上的投资；有的机构与企业一起着急，寻找物流保供渠道；有的机构把投资回报的测算标准调整得更严格了，有接近一半往年可以通过的项目，在2022年都没有通过。这篇文章里，「甲子光年」采访了多位半导体投资人，他们涵盖了从VC到PE到投资Pre-IPO轮次的机构，也涵盖了综合性的财务投资机构、专注硬科技/半导体投资的机构、产业投资机构等等。在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中，每家机构都在调整、适应，也有自己的思考与坚持。在汹涌变化的2022年，半导体产业也许不是最惨烈的，但变化之大也值得细细体味、复盘。

1.破发，破发，破发

2022年1月6日，这是新年第三个工作日，也是科创板新年第一个有公司上市的交易日。
9:30开盘，苏州国芯科技挂牌上市，开盘价为44元，较发行价上涨4.8%。但上午收盘之前，股价一路下跌，一度跌破发行价来到41元，成为科创板第一家破发的半导体公司。就在半年前，还是另一番景象。科创板的半导体公司，挂牌首日都是动辄100%的涨幅，2021年8月上市的复旦微电子上市首日涨幅更是逼近800%。

国芯科技最终首日报收46.72元，小幅上涨。但半导体的“破发潮”由此到来。

2022年的前四个月是半导体公司破发潮最严重的时期，截止到2022年4月底，科创板上市的14家半导体公司中：

• 有9家公司首日破发；
• 7家公司首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2家公司最低跌幅超过50%；
• 仅有4家公司截止4月底较发行价上涨。

二级市场闻风而动，但一级市场投资人的态度却各不相同。有人持观望态度。云九资本执行董事沈文杰认为，破发本身没那么重要，它是证监会发行价定价策略变化所导致的。“2022年之前，出价低的人更容易中签，所以股票上市之后更容易上涨；而2022年初开始，变为出价高者中签，于是价格变得虚高，就导致了破发。”但也有人早已预见破发的到来。国科嘉和基金高级合伙人陆佳清向「甲子光年」感叹，“过去几年半导体的IPO项目PE（市盈率）能达到100倍，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破发是好事，可以让大家冷静一点”。

PE，也被称为本益比，计算方式是股价/每股盈利。在一级市场的投资中，更高的PE意味着投资者预期未来盈利水平较高。通常而言，虽然每家公司PE的衡量标准不同，但同一赛道的PE一般较为稳定。陆佳清介绍，近几年里，半导体领域的设备大约为40~50倍，封测、材料为30~40倍，消费电子10~20倍。而2021年出现的100倍确实“高得离谱”。

中科创星董事总经理、半导体投资小组负责人卢小保对这波下调早有判断，“但我没想到它这么来势汹汹”。一方面，从金融的角度上看，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周期，一个赛道很难持续四五年都火热。半导体领域从2017~2018年开始逐渐被关注，到2022年初已经有四年多，到达了下行的周期。另一方面，芯片行业由于疫情的影响，在2020~2021年产能紧张，下游客户供不应求。于是芯片公司囤积了过多库存，甚至2022年都还没有把库存消耗完。卢小保总结说这是“金融周期赶上了行业周期”，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要数消费电子。

例如手机产业链，DIGITIMES Research 的市场报告显示，预计2022 年全球手机出货量为11.76 亿，与2021年出货量13.17亿相比下滑10.7%；而Canalys公司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全年手机总销量达2.73亿，相较2021年的3.33亿下滑22%。其他领域里，TWS耳机、智能手表、智能家居中所用到的芯片也受到影响。在消费电子领域，芯片的“稀缺性”已经不是核心的竞争要素，拿到大型手机厂商的订单、快速出货是主要的商业模式。于是在产能紧张的时候，消费电子领域更容易激烈地“抢产能”，一些公司的芯片库存甚至达到10~18个月。来到2022年产能不再紧张的时候，芯片公司只能降价依靠价格的优势拿下订单，导致利润下降。于是，投资人都变得更谨慎。

不少人表示，“消费电子（芯片）的项目不看了”。和利资本董事总经理篮志扬告诉「甲子光年」，感受到市场变化之后，公司在评估项目时，对估值更敏感。“一些项目放在2021年肯定会投，不仅会投，大家还会鼓掌叫好：恭喜抢到了份额。但在2022年，有时候我们就会选择不投。”和利资本在2022年完成了8个项目的投资，而由于估值逻辑变得严格而没有投资的项目，也有七八个。国科嘉和陆佳清也表示，调研项目的通过率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偏向于追投，因为“确定性更高”，新投资的项目比往年少一些。但他们也说，“全年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陆佳清除了负责投资，同时也参与基金整体的募资与退出工作，而这部分业务今年也变得更有挑战了。

2.估值“可以谈”，接受Down Round

时间来到4月，疫情、静态管理，上海人无法忘记这个春天。

上海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中心。芯片制造公司中芯国际、华虹、积塔等都有上海工厂，半导体设备、封测、材料、EDA、芯片设计的公司也集中在上海。虽然芯片制造厂选择了闭环生产，不用像汽车制造那样停摆数周，且芯片设计公司也大多在第一轮的复工名单上，但疫情依旧给正在发展中的企业、半导体投资人带来了重重阻力。一家A+轮的芯片公司，在3月已经发布了核心大客户的产品，预计五一交付。然而疫情来临，一颗芯片都交不了，彻底耽误了。虽然客户最终没有跑单，后续的产品也继续在迭代，但企业原计划本来七八月份就可以批量出货，结果年底才有新的进展。投资人也感慨，“关键时刻耽误的这三个月，对于企业来说实际的影响超过半年”。

疫情下，人人艰难。一家投资机构在2022年初成立了一支在长三角另一个城市的基金，由几家上海的LP（有限合伙）来投资。但临近约定注册的时间，赶上了上海静态管理，LP的营业执照在上海，没法去当地注册。“就是卡得死死的，我们其他所有工作都做完了，但没有营业执照不能注册，就硬生生地停了两个多月。”不管是企业还是投资人，都在学着接受与适应。云九资本在上海疫情期间，有了第一次“纯线上投资”。3月的时候，沈文杰开始与一家半导体公司洽谈投资事宜，但每逢计划出差，就总是遇到公司、小区或楼层被封，最终也没见上。4月上海静态管理开始，沈文杰也被封在家中，但在北京的企业方还在继续推进项目。“我们以前也没有过纯线上的项目，总觉得要当面见过才行。但这个项目确实很好，如果不抢就没机会了，所以还是决定线上签了。没有办法，现实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疫情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传导到创业者，让四五月成为一个“分界点”：企业开始认清现实，市场环境确实不好了。卢小保观察判断，行业内的融资事件减少了50%以上。有经验的半导体投资人，观察到行业周期，则会减慢投资节奏，挑选更优秀的项目；也有投资机构选择在2022年暂停对半导体的投资，打算等到形势稳定了再决定。2017~2023年半导体投资数量、金额，IT桔子

从IT桔子的数据来看，2022年公开发布的投资案例651起，与2021年的679起差异不大。但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披露融资新闻的策略决定的，从投资人的感受来看，融资事件数量已经显著减少。更重要的是，融资单价也显著降低降低。一方面，来融资的公司纷纷表示“估值可以谈”，与前两年被多家机构追捧、抢份额、爱答不理的状态已经全然不同，甚至有公司开始愿意接受Down Round（新一轮融资的估值低于上一轮）。沈文杰估计，2022年见到的项目里，80%以上的涨幅都不超过30%。另一方面，市场上缺少超大估值的“明星项目”。尚颀资本董事总经理、半导体组投资负责人胡哲俊回忆，“2020和2021年他们都有特别大型的项目投资，如长鑫存储、积塔半导体等，但2022年市场上半导体项目平均估值和融资规模均降低了不少”。根据公开数据，在B、C轮次的融资中，融资单价下降得最为明显。

3.找不到好项目就孵化

2022年，机构对项目的要求更高了。如果一个赛道发展迅速、国内外技术差距不大，但赛道内的却没有找到值得投资的企业怎么办？有些机构想到了一个新方式——孵化。

虽然过去也常常有一些“孵化器”类型的平台出现，但互联网类型项目的孵化更多是资金和市场方面的支持。可在半导体产业，赛道评估、团队搭建、投资伙伴选择，甚至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打通，都需要孵化项目提前思考。“宽能半导体”就是和利资本今年在第三代半导体赛道孵化的新项目。和利资本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个赛道，2019年他们曾经孵化了“百识电子”，专注于碳化硅、氮化镓的外延片生产。2021年底，篮志扬再次关注到国内在“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生产”方面的空白。经过行业内的尽调，他发现了一支汉磊科的核心团队有创业想法。这家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功率器件生产厂，总部在台湾。于是他立刻与团队取得联系，沟通磨合。

为了做好充分的尽调，他在上海、台湾两地跑，入境隔离完又在上海隔离，一共被隔离了90天。后面所有的工作方式都是在这种节奏中进行。和利资本在过往半导体供应链上有一定积累，而初创企业往往无法在所有环节都有足够的理解。于是他们在早期就会和企业深度沟通，把一家企业的核心岗位及能力勾勒出来，并介绍一些海内外的资源给企业，补足团队的短板，也就是帮忙“找人”。篮志扬说，“首先当然是要找研发人员，要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最核心的人员，有没有从0到1做过批量生产。所以，除了对这些高管做直接访谈来面试之外，我们也会用自己的人脉来确认这个人是否可靠。”

除了研发，半导体生产还有一些岗位非常重要，比如PIE（工艺整合工程师）。在整个功率器件生产过程中，有多个关键的模块，每个模块都会影响最终的产品结果。PIE需要了解每个模块的生产方式和难点，以便在产品出现瑕疵的时候迅速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生产的负责人也是和利资本参与推荐的，篮志扬告诉「甲子光年」，许多科学家或核心研发人员可能对生产了解不多，但这事关成本与售价，需要在生产厂工作过30年以上的人才能熟悉。“比如一个科学家肯定不知道过完年有多少员工要推迟复工”，而这与出货、销售都息息相关。

找齐了这些人后，宽能的项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要找CEO。“技术的负责人很厉害，但他本人没有那么适合做CEO。要新找CEO不太容易，太知名的人要磨合起来会有难度，但过往经历不够丰富的人又难以服众。”最后，他们和企业方一起决定了现在的CEO人选，并请之前投资的百识的CEO来兼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帮助新企业和新CEO。篮志扬补充说，“这个项目最终和利决定投资并不困难，但前期的沟通、找人都花了比较多时间”。

2019年在投决会的时候，他还被问到三代半导体未来的发展潜力，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有人质疑。更重要的是，“投资百识和宽能，让我们在后续三代半导体的投资布局中布局更有优势”。同样在2021年底，有另一家做第三代半导体衬底的公司找到和利资本，希望获得融资。拿到企业介绍，篮志扬很惊讶企业碳化硅衬底的缺陷，以及尺寸、厚度，都已经具备相当不错的水平。于是他立刻请公司送一些样品来，送去被投企业百识电子做后续外延的生产，作为对衬底的测试。在投资之前，为了保证这家公司没有故意挑最好的送来测试，和利又派“运气最差”的同事，去工厂直接抽一根晶柱。“结果测试出来结果还是很优秀。

好的项目即使在行业的低谷依旧很抢手。与这家被投企业沟通投资条款也是在上海封控期间，篮志扬印象很深，“第一天，我们和另一家领投机构，一起和被投方的律师辩论，讲了9个小时还没讲完，大家睡一觉起床继续拉锯战”。篮志扬认为，2023年如果半导体市场依旧如2022年，和利资本可能会更关注类似的孵化项目。

4.越限制什么，我们就越投什么

半导体行业整体遇冷，但并不是全部。相反，一些特定领域反而愈加吸引聚光灯，比如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大算力芯片以及车规芯片。2022年，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限制升级。10月11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国实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的出口管制新规，新规强调除了之后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之外，也包含了对高算力芯片、存储芯片、美籍人员等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发布后，全球二级市场半导体公司的股票都受到了影响，英伟达、AMD、台积电均下跌50%以上。

中国这边，创业者与投资人都时刻关注，纷纷思考应对策略。新规发布的第二个工作日，篮志扬意识到这次的新规可能会对一些被投企业产生影响。于是立刻联系了律所，请律师来公司帮同事们解读政策。当周，他和同事联系了被投的三十多家企业的CEO来办公室，一起讨论风险和对策。

大芯片明星赛道GPGPU的沐曦半导体最让和利担心，本次规定禁止算力超过英伟达A100的芯片在台积电生产。但沐曦的芯片在设计时，预期参数并没有达到被限制的标准线，大家都放心下来。方法总比困难多。10月11日的法规还禁止英伟达超过A100的芯片在中国销售。在一个月后的11月8日，英伟达发布新款中国特供版A800 GPU芯片，用来替换A100以符合芯片限制政策。目前或未来，国产GPGPU公司如果设计了高于A100标准的芯片，也可以像英伟达一样剪裁自己的芯片来应对。在生产材料方面，一些美资的产品不被允许用在军工等特定领域内，这也可以依靠企业与客户签约时增加相应的说明性条款来保障。通过与律师的讨论与解答，障碍被基本扫清。对于已经投资的企业来说是限制，但对未来投资也是机遇。

新鼎资本董事长张驰坦言，“这已经算是明牌了。越限制什么，我们就越投什么”。因为这些才是真正被“卡脖子”，需要国产替代的领域，也是未来有机会的领域。胡哲俊看到，改变已经开始发生。和消费电子芯片“去库存”不同的是，车规级半导体仍然存在产能紧张的情况。他向「甲子光年」解释到，国内新能源和智能汽车发展迅速，对MCU、IGBT、传感器，尤其是视觉和雷达等成熟制程的芯片需求较大，但传统外资芯片公司目前并没有在这些领域增加产能，市场上未来仍会出现产能紧张或断供的情况。而国产车规芯片更贴近车厂、了解国内市场和需求，可以满足一些定制化开发要求，如低功耗，技术迭代速度也比较快，因此有不小的机会。同时，虽然目前美国的禁令还未限制这些成熟制程的车规芯片，但未来前途未卜，车企和tire1为了供应链的安全性，开始愿意把国产汽车芯片企业放在第二供应商、甚至第一供应商的位置，或至少计划引入、测试一些国产芯片。

去年甲子光年的报道《缺芯潮下，国产车规MCU突围战》曾了解到，云途、芯驰、杰发等公司均已获得供应或测试机会。汽车AI芯片如地平线，也在去年公布了比亚迪、上汽集团、一汽红旗，以及新能源车企理想、哪吒的定点合作与量产。篮志扬分享了一个故事，美国新规出台不久，他有一个项目要上投决会。这个项目是关于汽车半导体的，调研的时候他觉得公司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所在的赛道被多家外企垄断，国内外的车厂都会优先选择从这些外企购买芯片，赛道的稀缺性和必要性可能会被投委会质疑。“之前我还很紧张，担心这个项目不够好，但新规出来之后，大家清晰地意识到，各种类型的芯片都有可能会被禁止，车规芯片公司由此会获得了一些机会。没有人质疑这个项目的必要性了。”随着中美关系紧张而对资本市场影响最大的，要数2022年美元基金的大面积撤资。回忆一下，2022年之前，也是这些公司追赶着明星创业公司，动辄在天使轮次就投资超过一亿元。但中美关系带来的美元基金募资困难、基金决策方向变化等原因，2022年美元基金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5.大项目基本没有了，但2023仍然可期

困难的2022年已经过去，我们来到2023年。今年，曾经的半导体投资人们的重点是哪些？许多机构表示，会投得更“早期”了。沈文杰将这个策略解释为“用技术的确定性来对抗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他解释说，资本市场出现了不确定性，但技术创新的方向通常是确定的。投资得更早，在当下可以获得更好的估值和投资回报收益，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抗短期的不确定性。新鼎资本过去主要关注Pre-IPO轮次的项目，但在2022年也开始关注早期一些的项目了，因为“Pre-IPO已经没有项目可投了”。张驰分析，本身硬科技赛道的企业从成立到成熟，就需要经历十年以上的发展。科创板创立让过去盈利情况不太好的半导体企业有机会上市。但这样“消耗”的速度完全超过了企业成长的速度，他对「甲子光年」感叹“没啥可投的了，2022年结束后，集成电路领域里的大项目基本没有了”。

以他近年关注的设备为例。半导体制造的设备主要可以分为前道设备与后道设备，前者技术难度更大、更“卡脖子”。但近年来创业的公司多为在国内较为成熟的后道设备，“行业里也没有擅长前道设备的人可以创业”。云九资本对市场依旧比较有信心。在2020年的创业潮中，不少公司获得了多轮融资和一系列资源。沈文杰判断，2023~2024年是“交成绩”的时间。“看到产品表现，大家自然会更有信心。

对于更多投资人来说，低谷还没有过去。卢小保认为，目前已经在最低点维持了一段时间，未来几个月投资者的心态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而如果变化发生，则会是积极的信号。篮志扬却觉得，由于国际半导体大厂的库存依旧较满，市场可能还未达到最低点，“也许会在今年三季度”。但无论如何，多数人并不打算离开半导体赛道。

大算力芯片依旧是热门的领域，即使2022年不如2020~2021年那么热烈，即使美国频繁做出限制，GPU、CPU、DPU赛道每每有新公司创业或新一轮融资发布，依旧抢得火热——市场期待这些产品的到来。Chiplet领域，国内与全球同步发展，且在国内更有紧迫性及先进封装的优势，依旧会受到关注。车规半导体在2022年持续受到关注，中高端芯片企业受市场影响不大，如自动驾驶芯片、核心控制的MCU、车规的功率器件等，预计2023年也会持续有热度。半导体的材料与装备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与国外同步发展的三代半导体、极度卡脖子的光刻机，市场依旧呼唤创业者的出现。2022，投资不易，创业更不易。祝勇敢者们在2023顺利。

By 文婧

具有反社会人格特质的孩子，长大后就一定会有反社会行为吗？

前几日，我看了一部和反社会人格相关的韩剧《窥探》，今天就和大家来探讨下这个话题。

杀人犯的孩子会成为杀人犯吗?

《窥探》里发生的故事似乎在指向肯定的答案，按照剧中的设定，精神病态的基因可以遗传，在胚胎阶段就可以检测出来。

连环杀手韩叙俊被捕后，他的妻子和另一名女子发现自己的孩子都被检测出了这种基因。

25年后，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又一次发生，凶手则指向韩叙俊的孩子……

什么是精神病态？

精神医学理论认为它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也就是我们说的反社会人格。

犯罪心理学专家罗伯特·D.黑尔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反社会人格的大脑不同于一般人。

他们的基因中具备一些与众不同的高风险基因，例如单胺氧化酶。这些高风险基因让他们好斗，不怕危险，在高压环境下更冷静。

按照研究所说，基因里带着反社会人格特质的孩子，长大后反社会的可能性极大。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吗？我想用两个真实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

02

“精神变态竟是我自己”

詹姆斯・法隆（James H. Fallon）是一个年过而立的神经学家。多年来，他看过了无数脑部扫描图，他知道杀人犯们的图像是与众不同的。

另外，他还进行了一项基因方面的独立研究，想要找出与阿兹海默症有关的特定基因。

为此，他为自己的同事和家人，都做了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

结果出来后，让他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拿到自己家人的脑部扫描图时，竟然发现其中一张图，和自己研究的杀人犯脑部扫描图，十分相似。

这就意味着，自己的家人里，有杀人犯的基因。

一开始他觉得是整理扫描图的同事弄错了，还怒气冲冲去质问同事。

没想到，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那张图确实不是他家人的，而是他本人的脑部扫描图。

他去询问母亲，母亲告诉他，他的父系家族在2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数个杀妻弑母的案件。

2011年，他又发现自己的另两支父系血脉，一支全是凶杀犯，另一支则是抛妻弃子的流氓恶棍。

作为一名科学家，而且是专注于大脑神经解剖学数十年的神经学家，他一直坚信，人类对自己是谁和自己的行为几乎无法掌控。

我们的先天因素（基因）决定了个性的80%，而后天因素（成长环境）只掌控其余的20%。

可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未伤害过别人，也没犯过罪。但实验结果就摆在面前，他不得不面对。

他去问了和自己有几十年交情的朋友，才察觉了一些端倪。

同事们其实也质疑过他的行为，甚至叫过他心理变态。只是他当时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甚至觉得这是别人对他的愤怒和嫉妒。

现在看来，这些神经病学家们的话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他审视自己过往的行为，发现自己确实有过“不可理喻”的时候。

他喜欢戏弄别人，喜欢恶作剧，但他并非存心要作恶，只是想要观赏别人的痛苦。

他发现，自己对伦理道德的观念与大部分人不同，他认为，伦理就是一套用来管理某个群体或者社会的规章制度，而且他还没什么道德感。

在自我分析之后，他认为自己拥有杀人犯基因，却仍能保持正方向成长，根本原因是，家里人一直在悉心栽培他。

从小到大，父母一直用爱意和支持保护着他，哪怕他调皮捣蛋，也会耐心引导他，未曾对他有过任何暴力。

在正确的引导下，他的冷血变成了科学研究上的冷静，他基因里虐待别人的欲望则帮助他更好地理解罪犯在想什么，所以他成了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詹姆斯的故事印证了，有这类基因的人，并不一定真的会犯罪，他们很可能正直和善，事业成功。

那些真正变成杀人狂的，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早期受虐，或者长期处在暴力环境中。

就像《窥探》里，就有不断刻画凶手小时候受继父虐打的情节。

03

自带危险属性的孩子

第二个故事，在英国一个叫《危险的少数》的纪录片里。

男孩科迪，女孩劳伦，是两个从小就表现出极度“残酷”行为的孩子。

6岁的科迪，看起来和普通小男孩并没什么不同。

然而，科迪妈妈却说，科迪3岁时把一只小猫放进了微波炉，后来又杀了奶奶的小狗。杀掉小狗以后，科迪没有一丝难过，还叫奶奶去看。

科迪还经常欺负妹妹，常跑到妹妹房间，吓唬她，打她，弄伤她。

精神科医生说，如果科迪的行为一直持续到成年，他将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人。

第二个孩子叫劳伦，她在4岁后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劳伦出生以后就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她从来不笑。她没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一旦她发怒，她会展现最大的破坏行为。

劳伦进入幼儿园后，行为也越来越令人担忧。

有一天，老师告诉劳伦妈妈，劳伦带了一个危险工具去了幼儿园，那是一种专门切割瓷砖的工具。

劳伦在幼儿园展示给别的小朋友看，她还鼓动别的小朋友把手指放在里面，告诉他们可以切下手指。

很多小朋友都吓哭了，但是劳伦却不为所动。

她的行为也震惊了老师，老师除了通知劳伦妈妈，还打电话通知了心理医生。

越了解劳伦的情况，劳伦妈妈越担心。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到青春期她可能会离家出走，20岁之前就会因为伤人或杀人罪进监狱。

劳拉妈妈甚至担心，自己哪天睡觉时被女儿杀了，因为劳伦非常冲动，只要谁让她愤怒，她就可能伤害谁，没有一丝怜悯之心。

除了行为残忍，他们还擅长撒谎，从小有偷盗行为，欺负弱小，好动，难以安静下来，喜欢寻求刺激，喜欢惹事生非等等。

因为“大脑”与正常人不太一样，他们不能体会别人的痛苦感受，也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行为。

他们行动时不考虑后果，只遵循自己情绪。

如果没有实施心理干预和治疗，这类孩子很可能在青春期和成年后严重伤害别人，成为 “杀人犯”。

记录片中，两家父母会定期与精神病医生会面，评估孩子的行为和精神状况，并从咨询师那里获得如何应对这类孩子的建议。

他们都非常有耐心，愿意用充满爱的养育方式，一步步教会他们如何处理愤怒，并且随时监督他们的行为，孩子也开始慢慢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詹姆斯和这两个孩子的故事都说明，真正优良的教养，可以战胜先天不足的基因。

不过，这并不会让孩子变得完美。拥有反社会基因的人不会变成天使，但是完全可以让他们朝不坏的方向发展，不要让邪恶的种子萌芽。正确的教养方式，积极的教育环境，才是孩子性格形成的关键。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对反社会人格的看法

反社会人格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很多都是在年少时期、孩童时期就有所体现。当孩子有这类人格障碍的时候，他会表现出一些特征，父母一定要细心关注孩子青春期的变化。

李玫瑾教授提到，反社会人格者不一定都会犯罪，这个群体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高智商的人特别多，但他们跟其他聪明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对所有事情都不感兴趣，包括家庭、爱情、孩子等等。

有这种特征的人，未必会犯罪，但是如果家长发现自家孩子具备这样的反社会人格特征，那么一定要及时帮孩子就医，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纵使青少年时期成绩优异，能力优秀，这种人格也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反社会人格障碍，又被称为无情型人格障碍、社会性病态，具有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哪怕做的事情违背道德和法律，他们也不会产生负罪感。

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不会被情感约束。哪怕朋友、亲友受到伤害，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他们将保持冷漠的态度。

此外，这类人群的行为举止容易受到偶然动机的驱使。如果你阻碍了他的道路，那么你会成为他眼中的绊脚石，至于如何处理，就得看他是怎么想的了。反社会人格的特征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如果你的行为或言语让他感到了威胁，那么他会用非常残忍的方法消除后患，并完全不感到愧疚。

虽然反社会人格者在很多人眼中相当于一个“不定时炸弹”，但是他们却不认为自己跟常人有区别，所以他们撒谎的时候自信满满，非常不容易识别。

你可能认为这些人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这类人格障碍的患病率是比较高的。

根据统计，全世界有4%的人是反社会人格，也就是说在100个人里面，可能就有4个人是漠视道德和法律的人。

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是先天遗传+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

首先，童年的精神创伤、糟糕的家庭关系、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不良的外部环境，都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儿时遭遇家暴、肉体虐待、严重的精神压力、校园霸凌等等。

其次，反社会基因也会遗传。

我们都知道，性格受到了遗传的影响，而反社会人格作为一种人格障碍，也是有可能遗传给下一代的。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专家，曾经对1000对双胞胎以及他们的孩子进行研究，其中500对双胞胎为同卵，另外500对为异卵。

通过对比，科学家发现，遗传了“好斗”等反社会基因的孩子，经常表露出不良行为，哪怕他们的家庭是温馨而幸福的。

在此之前，英国伦敦大学的特里·莫菲教授，也曾对儿童的好斗心理做出研究。

他花了26年的时间跟踪调查了新西兰的一千多名儿童，发现其中缺乏“MAOA基因”的孩子，成年后往往更加好斗。

既然反社会人格如此“棘手”，那么当孩子表现出相关特点时，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虽然非常困难，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只是需要一些耐心。

“靠近孩子，让他没法做坏事”

李玫瑾教授在讲解反社会人格的时候，分享过一个身边发生的例子。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民警为了更好地管理罪犯，专门去研究犯罪心理方面的知识，结果发现自家孩子就是反社会人格。

这位民警爸爸是怎么做的呢？他辞掉了工作，每天陪着孩子一块玩耍做事，帮孩子度过了危险期。

青春期是一个危险的阶段，但是这位父亲一直陪着孩子。李玫瑾教授说，这种方法非常好，孩子只要一干坏事，家长就说“我跟你一块去，我帮你！”，让他干不成坏事。

不轻易给孩子贴标签

反社会人格这个词，听起来就让人感到害怕，可是当孩子表现出相关特征时，父母第一时间要做的，还是镇定。

一方面，有些孩子撒谎、争吵，并不就代表他就是反社会人格。草率地给孩子下定义，只会伤害到他们的心。

另一方面，确认孩子是反社会人格之后，也不要将他看成“未来的罪犯”而草木皆兵，否则容易加剧孩子的恶劣情况。

当孩子表现出反社会人格的特征，家长要予以重视，关心靠近孩子；同时要带他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定，不要耽误治疗时间。

另外，如果孩子遇到校园霸凌，一定要将孩子从霸凌中脱离出来，否则反社会人格将会在孩子的心里真正深根发芽，让孩子永久脱离正常思维的轨道。

结语

《天生变态狂》书中里有这么一句：你要记住，在一个一百人的聚会里，你基本会遇到起码一个具有精神病态基因的人。反社会人格不会消失，他们的发展非常两极化。他们的冷血、理智、不考虑他人感受，做事不计后果、心思缜密的特质，使得他们要么早早就开启了犯罪道路，要么一路过关斩将成为“精英人士”。无论是挑选合作伙伴，还是人生伴侣，都要注意识别反社会人格。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幸拥有反社会人格的基因，如何不让孩子伤害他人将是一生的功课。

附录：识别反社会人格的特点

1、相貌智力均在中等以上，给人的第一印象常使人产生好感。

2、不带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思维并不紊乱，也没有幻觉与妄想现象。

3、不带有焦虑症与情感障碍的症状，情绪既少焦虑，也少激动。

4、对人对事既无责任心，亦无义务感，关键时刻毫无担当，推卸责任。

5、缺乏坦诚气概，予人以虚伪印象。

6、知过而不思悔改，且无羞耻之心。

7、所表现之侵犯别人的行为，事先并无明确动机或计划，多是起于隐蔽性的冲动。

8、缺乏是非善恶判断能力，不能从失败经验中获取教训，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擅长狡辩。

9、极端自我中心；在损害别人利益以满足起私欲之后，不肯对人回报，甚至不愿付出应有的亲情与爱意。

10、情感冷漠而缺少变化，不似常人般受外因感动而有喜怒哀乐的表情，常有虐待动物的行为。

11、嫉妒心极强，不能见贤思齐，不能从别人的榜样行为中学习改变自己，对能力强于自己的人有强烈恶意。

12、虽不关心别人，却强烈需要别人的关注与信赖。

13、常在幻想状态下对人表现恶作剧行为，以让他人痛苦为乐；脱下道貌岸然的面具后粗鄙丑陋的言行惹人厌恶，尤以酒后为然，容易迷恋精神药物与毒品。

14、在两性关系上，纯以自我满足为出发点，与异性交往从不认真，从不向对方付出真心与爱情。如果伴侣不听从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感觉到自尊受创，就会殴打、虐待甚至杀害对方。

15、生活无目标，无计划，也无方向，容易做出自毁行为。对高智商反社会人格而言，则表现出对目标的极度执着、不择手段。

By 小楼、妈咪有方、千境

你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吗？先来做这个小小的测试，你是否认同以下的观点？

1. 世界上一切的不公平，都是当事人不努力
2. 大体上，一个人所挣到的钱和他提供的社会价值成正比
3. 我的成就大部分都是我努力挣来的
4. 因为上网的人中读过大学的人很少，所以网民素质很低

事实上，这些观点或想法都可以概括为精英主义，也是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如何定义成功？》一书试图讨论和批判的想法。

“精英主义”的来源和演变

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精英主义理念的核心。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如何定义成功？》“

精英主义的核心就是自己的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精英主义体现了效率和公平。通过奖励努力和才能，精英主义激发了生产力；通过淡化阶级、种族等因素，摒弃出身上的歧视，激励人们成为自己的主人。“只要我们努力、有天分、有梦想、我们想飞多高就能多高”。

在现代社会中，精英主义集中体现了对著名大学学位的推崇和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贬低。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且最应该体现“英雄不问出处”的高等教育，却成为了是精英主义观点所支持的核心。精英主义通常将人们分为有大学文凭的人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有钱人和穷人，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前者被倍加赞扬，而后者则通常被认为因为懒惰、愚昧。

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在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做了一系列调查，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有更多的偏见。研究人员调查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对一系列典型受歧视对象一一穆斯林、在西欧体面生活的土耳其人、穷人、肥胖者、盲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态度，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最不受欢迎。“

电视情景喜剧中的工人阶级父亲，比如《全家福》( All in the Family )中的阿奇．邦克和《辛普森一家》中的霍默．辛普森，大都是受人嘲弄的小丑。研究媒体的学者发现，电视上的蓝领爸爸们常常被描绘成无能、愚蠢的人，并且会成为大家的笑柄，而管束他们的妻子往往更能干、更聪慧。相比之下，那些来自中上阶层和专业技术群体的父亲的形象就给编剧描绘得更为美好，受人尊敬。“

在中国长大的人都非常熟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共识，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何精英主义在基督教的根源很深。《圣经》中就有根深蒂固的“自己的作为决定命运”的观念， 属于一种因果报应思想。新教伦理中“创造财富以增添上帝的荣耀”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结合在一起，将精英主义的思潮随着基督教向全世界推广。随着信奉新教的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急剧崛起，精英主义因此也被杂糅在了”美国梦“和天命论中。“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践行善德；美国如果不再践行善德，那也就不再伟大”。这样的”天命论“观点自然就从国家的概念过渡到公民了，变成了”富人有钱是因为比穷人更努力“等观点。

如果要批判”富人有钱是因为比穷人更努力“这一观点，很多人也是站在维护精英主义的角度去批评的：因为很多人可以依靠不正当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努力奋斗去发财，并且财富会随着家族传递，而教育也很容易如此传递，因此财富并不能真正反映个人奋斗。如果建立一个真正完全依靠个人才能和努力来致富的社会，富人真的配得上它的财富，那将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这正是精英主义存在的问题：如果真的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去分配财富，这个社会就能变得理想吗？

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它看起来合情合理。

精英主义的误区

精英主义的第一个误区，体现在过分地夸大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带来的成就，却忽视了家庭背景与“天时地利人和”等成功的必要条件。

精英主义一经诞生，它的反对观点便也就出现了。例如书中也曾指出，《圣经》中便包含了相反的例子：一位善良虔诚的信徒被洪水和暴雨等灾害侵袭而导致家破人亡。这证明精英主义即使是在神学内部也是存在矛盾的：如果上帝的行为完全依赖人的善行或者恶行，那上帝不就成了人的奴隶吗？上帝的全能性又体现在哪？

显然，上帝不会完全按照人的想法去行事，一个人的遭遇总是伴随着很多不可预测的偶然。从这个神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与精英的理想相反的现实：一个人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现实中，制约着精英主义理想的有两重对个人而言不可控的因素。

首先，一个人的天赋并不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并且在成功道路上对人的影响极大。这种不可控性因而被称为“基因彩票”。既然阶级、种族和性别等自然不可控的因素不能在道德上决定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那为什么“基因彩票”就能够在道德上决定一个人的收入呢？

其次，除了一个人的天赋，社会对个人天赋的需求不同也会造成明显影响，而这也是不受个人努力控制的。例如，如詹姆斯这样的篮球巨星能够年入上百万美元，而同样极具运动天赋的“掰手腕”运动的冠军则挣不到几个钱，甚至不能靠“掰手腕”运动养活自己。这说明了个人天赋、成功和努力的相关性非常值得质疑。

精英主义的第二个误区，是为社会的不平等进行了辩护。

除了对竞争失败者道德上的羞辱，精英主义还会将社会的不平等合理化，拉大阶级差异。对于精英主义深入人心的美国社会，贫穷常被认为是自我放弃的结果，任何福利和转移支付都显得是在“奖励懒惰”。既然穷人的穷困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那么也没有必要给他们帮助。使得相较于西欧发达国家而言，美国的贫富差距显得极其悬殊，并且社会流动性却非常差，陷入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境地。

“经济学家们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描述政府帮助工人掌握就业市场所需技能的计划。这样的政策回应了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转不畅的事实，通常需要培训和安置计划来帮助工人找到适合他们技能的工作。索希尔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上平均花费 GDP 的0.5%。法国、芬兰、瑞典和丹麦在这些项目上的花费超过 GDP 的1%，美国只花了大约0.1％——比它花在监狱上的钱还少。”

抛开“基因彩票”等竞争优势不谈，精英主义本身也暗含着一些陷阱：它只是给所有人许诺了努力可以达到的上升通道，却没有说走完这个通道有多难，难到几乎无法实现。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营造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获胜者得到一切，其余的输家失去一切，就像中国社会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当镰刀就成韭菜”。可想而知，即使有办法保证这个竞赛的公平，也并不能说这个社会是公正且令人向往的。

如果真的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去分配财富，则会呈现这样的趋势：对于少数幸运的”草窝里的金凤凰“，由于个人努力成为了决定命运的最重要手段，他们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竞争焦虑中，以证明个人价值，苦苦挣扎在跨阶层的道路上，就算表面翻身了又只是开启了新一轮被更高阶层鄙视的人生。而芸芸大众则在道德上被羞辱：他们没能成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懒散、不能自控才导致了自己的贫穷。底层的无地自容会导致愤恨和绝望，并做出“躺平”、自甘堕落乃至对抗社会的行为。

精英主义的结果

谈到精英主义的结果，首先便是普通人的愤恨和绝望。他们不再相信精英们能够考虑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这导致了2016年民粹领袖特朗普的上台。而绝望则体现在劳动工人“绝望而死”的数量急剧增加。

凯斯和迪顿发现，死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性肝病的人数在急速增加，死亡率也在飞速增长。他们称这种现象为“绝望而死”，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这类死亡都是由死者自己造成的。
1990-2017年，在45~54岁的白人男女中，“死于绝望”的人数增加了3倍。并且，截至2014年，在这一群体中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死于心脏病的人数。
截至2016年，每年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美国人比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死亡的美国人还要多。“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援引了一组数据说明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绝望而死”的影响。如果单看吸毒过量和饮酒过量的人数，似乎也可以解释为是因为美国政府放松了毒品管控导致的灾难。然而，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绝望而死”的概率只有未获大学文凭者的四分之一。由于美国大学学费昂贵，拥有大学文凭的大多家庭条件相对富裕，能够支付动辄数万美元的学费。精英主义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的底层人民又穷又被羞辱“不努力活该”，从而陷入绝望，对于惨淡的人生已经生无可恋。

新自由主义把对奋斗、表现和成就的强烈需求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达到有所成就这一目标的成败，逐渐被用来界定一个人的所有的自我价值。“

除了劳动人民的绝望以外，还有精英内部的愈加焦虑和恶性竞争。由于自我价值严重地与个人成绩挂钩，为了维持个人和后代的尊严，美国的精英们对名校开始趋之若鹜，“直升机式育儿”大行其道。这反过来使得大学录取过度强调竞争，淡化了教育对人格的培养，变为了一场痛苦的选拔赛。而这些竞争的氛围也被带入了大学。大学社团开始鼓吹自己更低的“录取率”来彰显优越，学生们被迫在不同的选拔竞赛中重复竞争和角逐，失败者则被羞辱为“能力不足”。

除了造成愈发不平等的社会外，精英主义最大的弊病还在于撕裂了公众的共识。精英认为底层大众愚蠢、懒惰，不屑与之讨论，而底层大众则认为精英自私、傲慢，丝毫不会为整个社会考虑，无法代表自己的利益。再加上这些互不信任精英之间激烈的内部竞争，使得需要团结协作的任何公共议题都变得难以开展。

尽管精英主义看起来鼓舞人心，但这种关于个人成功的强烈执念，导致我们很难唤起团结和对彼此负有义务的意识。……如今，政治争论的内容要么是空洞的官腔，鼓舞不了任何人；要么是对立党派各执一词，无人倾听。各政治派系的公民都发现这种空洞的政治话语让人失望透顶，他们准确地意识到精英没有与大众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不出台新的政策，只是意味着政策变成了精英的密室协商，再也没有了公众的监督“

如何解决精英主义带来的问题

《精英的傲慢》作者试图在自由主义学派之内为精英主义的困局找到出路，而这个出路由两位自由主义大师指引，他们分别是哈耶克和罗尔斯。哈耶克在1960年的《自由宪章》阐述自己的想法，而罗尔斯则是在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观点。

哈耶克主要关注到精英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并不是因为在道德上更值得占有更多财富，而是自由市场的偶然作用。富人提供了在当下更被社会需要的东西，所以才变得富有。既然一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是由供求关系的偶然性造成的，那么贫穷和懒惰的关联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样看来，至少使得穷人免受了道德上的羞辱。但是哈耶克反对改善贫富差距，认为如果进行社会再分配会扭曲市场，穷人应该自发调整供求关系，提供被社会更需要的东西。

罗尔斯则主要解决了精英主义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天赋导致的不平等和阶级导致的不平等是一样不公平的，精英主义只是将出身阶级的不平等转化为了天赋的不平等。为了消除这种由出身造成的不平等，罗尔斯建议让更具天赋的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但他们不应该享有所有的收入，而应该拿出来进行再分配。这种通过社会福利调节的方式也被作者称为“福利自由主义”。但经过几十年的尝试，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的又一种捞钱捞权的手段，“供养懒人”与“扼杀积极性”的批判已经远远不够，精英阶层正在利用福利制度“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从而巧立名目搜刮社会财富，消灭中产，制造底层互害已经成为新型的社会毒瘤。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一句名言：“当你想批评别人时，你要记住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多一个精英能践行这句话，社会公平就能向前一大步。精英主义比起更传统的“骑士精神”，最缺失的便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意识。精英既然已经脱离了柴米油盐的束缚，就更应该在社会公平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再向普通人榨取更多的利益，甚至抢夺普通人仅有的机会。如果说人类社会向来弱肉强食，那么从来如此，便对吗？

By 董生

1，人矿意味着，你是资源，不是主体，你是手段，不是目的。耗尽一生的能量，是为了成全他人，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

2，人矿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开采，使用，残渣及废气处理。最初十几年，在你身上投资教育，目的是把你开采出来，成为可以使用的矿。中间几十年，是使用和消耗的过程。最后不能用了，以尽量不污染的方式处理掉。

3，人矿一生所产生的能量，除了用于推动社会前进之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开采新的人矿。因此，人矿是可再生资源。适合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4，但特殊情况下，人矿也可转换为不可再生。可能情况有：人矿的能量被极度消耗，无力开采新人矿。人矿有了主体意识，认为消耗自己 开采新人矿无意义。人矿本能抗拒作为矿的一生。

5，人矿的价值，与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似，人矿过于充足，反而变得廉价，稀缺才使其昂贵。

6，石油燃烧不充分，会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理，人矿消耗不充分，也会有余力琢磨有害的事情。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找到充分消耗人矿的办法。

7，与人矿对应的概念是矿主，指家里有矿的人。矿主采煤矿，是给了煤燃烧自己的机会，矿主采人矿，则是给了人奉献自我的福报。社会进步的过程，是消耗不可再生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的过程，是矿主从煤老板进化为人老板的过程。

8，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主要靠人矿驱动。作为人矿几乎别无选择，要么当燃料驱动它，要么被它的车轮碾过。反而言之，如果人矿不去驱动它前进，那么剩下的人矿也不会被碾。但总有人矿认为，作为燃料的一生，比被碾过的一生更有价值。

9，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矿的时候，其实就是你 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人”与“矿”，本身就是天然矛盾的。人是衡量万物价值的主体，矿是被人衡量价值的客体。矿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存在， 而人之所以感受到自己存在，是因为他还有需求。

10，觉醒了的人矿是痛苦的——如果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为了减少这痛苦，他只能糊涂，假装自己睡着。日复一日燃烧自己。所以，当你看到一片沉默的人矿，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矿，其实是清醒的。直到某个特殊的时刻。

网友辣评

“人矿”相对于“牛马”，更容易被接受，也就更容易被传播，相对于“无产阶级”，“人矿”更加富有斗争性。无产阶级只是描述了一种财富状态——你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却并没有概括出你一无所有的原因。
而人矿则不然，一看到这个词，你会立刻代入一种情境——谁是矿？谁在挖？

——知乎大神叶泊枫

“人矿”一词之所以好，不在于它的辞藻多华丽创意多新颖。“人矿”之所以好，就好在难听，好在直截了当，好在鲜血淋漓，好在把太平背后的血与泪、骨与髓活生生的挖了出来，血淋漓的呈现在你眼前，叫你无处可逃。
——知乎拉丁语Latinfish

高度准确、形象、深入本质的概括，比所谓人口红利更加触及本质。人口红利还模糊了“谁的红利”这一关键问题，“人矿”直接点出了对象、地位和对待方式，让一切粉饰都无所遁形。
——知乎匿名用户

我们日常聊经济聊工业化都避不开“人口红利”这个话题，相较于“人矿”，“人口红利”一词的确显得避重就轻。尤其是“红利”二字的春秋笔法一度让打工人们搞不清楚，到底这利对我而言有何意义？

“东亚奇迹”是被“人口红利”撑起来的，“红利”其实利在国家经济高增长，利在工业化进程推进的快。换句话说，东亚地区人口结构偏年轻，劳动力相对过剩，人力这种资源就特别不值钱。成本一低，东亚国家在人力密集型的中下游产业链上就能卷过别人，就能维持高投资高收益。而国家靠人口赚到的收益转手用在工业化进程中，继续投资扩产。但可以投资硬件多盖厂房建大楼，却不能把收益投资到人力上——不能给员工加钱，不能买高社保，不能搞高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低成本劳力的核心优势，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抢蛋糕。所以，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人的劳动价值不断被工业化挖掘走，变成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红利。参与其中的人也就和沙特的油，澳洲的铁，中国的稀土一样，成了一种大宗资源。保持“人力”这种原材料的低成本，是东亚地区低端制造业产品力制胜的关键。

那么怎么持续保持“人矿”的低成本呢？

首先是，社保劳动保障等公共福利肯定要持续处在低点，养老要靠个人。人矿贡献得100个价值里，工业经济拿走90个怎么可能再花出去给人矿接济？其次是把人类刚需生活用品价格抬高，比如说房子，把人矿那剩余的10个子，加上他们未来30年创造的价值一起拿过来。
这“矿”就算被全方位发掘利用干净了。

东亚奇迹，就是依靠“挖矿”起来的。与资源国挖油矿铁矿不同，也与西方直接拿着大刀去其他地区抢矿（人矿油矿金矿都抢）卖不同，东亚地区啥工业原材料都没有，且手无寸铁只有被打劫的份。唯一有的，就是贫瘠的土地和年轻的人口。

于是，挖自家“人矿”，并在自家土地上盖房子，把挖出来的人口锁进房子里去。随着人矿不断的被挖掘，人口红利逐渐减少，深度老龄化开始到来。日本在人矿资源趋尽后，开始由国家搞货币宽松，不断发国债给居民转移福利，保障其生活质量。算是退还一部分人口红利，给当地的人矿留个火种。所以，日本的生育率近几年还算稳妥，一直保持在1.3。这是日本政府主动刺破挖矿泡沫，防止成本进一步向未来转嫁，集合三十年时间用日本特有的货币宽松模式，加大政府负债给居民福利让利，最终才使得日本生育率三十年间只下降了零点几。

韩国模式，仍处在继续挖人矿的进程中，不断吸食年轻人血液，三十年来生育率几乎下降了一半。而现阶段我们的经济体，一是仍旧保持着低社保低低福利低劳动保障。二是房地产经济继续在挖掘居民财富给地方财政转移红利。 这就导致我们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如果政策继续靠近韩国，也就是向未来透支而非国家发债让利于民。结果未必比韩国好到哪里去，毕竟咱们的生育率低过日本也就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其实，很多发达国家也都走过挖“人矿”这个阶段，美国雇佣童工，可不就是把劳动力压榨到极致？但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资源可挖掘的地方趋于枯竭，这些国家就开始产业升级了，或者是去“低端工业化”，本质上都是放弃人口红利。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后发国家，继续挖人矿。发达国家开始主导做高端产业投资和消费驱动。 咱们也是这条路。

短时间内，我们要保持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人矿的挖掘就不可避免。所以，国家一直再强调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大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我们不断的提“内需”、“内循环”，这些指的都是国内民众消费，我们一直致力于激活消费驱动。核心原因就是咱们当下的人矿已经被挖的不可再续。 但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资本，技术，高端人才和消费市场。

资本和技术好说，我们缺的是能研发出技术创新的高端人才，差的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培养。 坦白来讲，压榨人口红利完全属于人才浪费，统一的把人当廉价矿产原材料用了。好比再这个过程中，我们区分矿的成色，主要是靠高强度高频次的考试进行筛选。 考试频率高且结果好的，矿产级别高成色好，能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开的价格高点；考试结果不好的，当矿渣扔工厂里处理。这就又导致所有人去挤考试通道，为了争取进入社会价值上升通道。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历长达十余年的残酷考试机制，这对人类的成长期造成了严重摧残。说起来是教育资源廉价易得，但这被描述的太过朦胧。根本没去提这种考试机制对新生代人群的时间、社交、创新、创造、思考、自由、体格、世界观等软实力造成的极大伤害。 这种代价，不仅对个体的打击伤害是巨大的，对国内经济体的高端产业链来说，根本无法培养出足够多有价值的岗位人群。考试机制，筛选快，简单粗暴。 只是不把人当人，当成了简单的矿石、原材料、耗材。 这种社会人才筛选机制，人才培养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堵点。

再说消费驱动。要让人消费就得让人兜里有钱，这就相当于国家把“人口红利”拿到手之后再次投入到人口身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相关保障。 还得让人老有所依，尽快完善社保养老福利体系，这是把“人口红利”返还到居民公共福利上。 只有当居民个体既有钱又无后顾之忧，消费驱动才有可能起来。 但是，咱们目前政策的取向，还是延迟退休、“个人”养老和县级城镇化三者在打组合拳。 延迟退休是把人矿最后一口气给吸出来，让个人自己养老那就是红利暂时不返还，县级城镇化那是把最后一批“农二代”的人矿给挖干净咯。

要知道，绝大多数资源都是会枯竭的。水资源会枯竭，石油资源会枯竭，人力资源也会枯竭。 年轻人不婚不育，躺平摆烂，对抗高房价，痛斥低社保，对劳动保障不满等都是人力资源枯竭的前兆，呈现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 咱们也不是不想舍弃“人口红利”，而且现阶段也到了不得不舍弃的阶段了。矿都挖空了，还能咋地？所以低端产业链往越南等地区转移有好有坏，好处是咱们终于可以舍弃人口红利了，以后提高福利水平返利于民有希望，甚至是重新进行分配改革，调节国内财富结构，给人矿注入生机，同时出清既得利益者（打倒矿主，矿工分赃），也不是不可能。坏处是咱们还在挖人矿呢，这有些矿主可跑了，弄得一堆矿扔地上没人捡，白瞎浪费了。而且国家想要返利于民，现阶段还需要用“人口红利”给公共福利发电。如果低端产业加速转出去，高端产业还没发展起来，国家从哪儿弄钱给居民呢？直接进行税改那是动既有利益者得蛋糕，于社会架构不稳。不动现有蛋糕的话，那就得国家加大借债转移福利给居民，日本一直就这么干，财政债务借上天了。

今年咱们中央财政也加大了杠杆，但是钱多数还是用在了基建投资和房地产上。 用在这两块上面的钱，迟早会以房产的形式进入市场，债务杠杆转移到居民头上为终点的。这与国家发债直接用在养老提升福利改善上是两回事，前者还算是深度挖掘居民财富，后者则是直接返利于民。 总得来讲，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人矿资源趋于枯竭了，就接下来的对策来讲，上策是产业升级搭配分配改革，重新调节国内居民财富结构，出清既得利益者；
中策是政府部门加大负债改善公共支出，保障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
下策则是把继续通过房地产把负债和成本都压到居民头上，也就是挖尽最后一点人矿渣渣，导致所有居民只有不断加杠杆为各个环节输送最后一点红利。

日本现在的模式可以归入到中策，韩国模式则可以归入到下策。 但是韩国有一点好，就是他们产业升级已经完成了。 虽然仍然有低端产业在挖人矿挤压最后一点人口红利，但是他们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有大量的高附加值市场占比，他们的财政收入可以保障公共福利支出，也就是返利于民可操作性较高。

最后再说一句，“人矿”这个词的发明，之所以引发了社会深度思考和高度情感共鸣不是没有底层原因的。对于过多劳动价值被拿走，个人未来财富被高房价透支，社会公共福利保障欠缺的不满和抗议已经在民间形成共识。 这提醒我们，需要尽快推进分配改革计划，同时需要政府加大负债来改善公共支出，提高居民福利，不能再一味的通过刺激房地产给居民加杠杆来加剧财富结构畸形。

不然其后果只会比韩国更差劲，生育率更低，深度老龄化更快，老无所依问题更严重。到时候所谓的“提振内需”、“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就是一句空话，整个社会将会陷入结构僵化和阶层固化的泥潭不可自拔。

By 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