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lisajohnsonam

“三十而难立”，是当下很多博士生面临的问题。来自学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使他们成为最焦虑的群体之一。

该不该给“穷”博士生们继续加薪，如何加薪？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又给这一群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能否与国际“接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博士生们和已经是“过来人”的专家。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每每被人提及这个关于薪资的“灵魂拷问”，北京某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田静（化名）都觉得张不开口——读博期间那点儿补贴与同龄上班族相比，少得有些可怜。

“博士期间一年花费在4万元左右，每月的补助只有学校发的1500元。”田静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底”，博士补贴“显然不够”开销，她就到一些机构做研究性项目的兼职，赚一点“外快”。

好消息是，最近她刚入职教育部某研究所，多年孜孜不倦的求学终于觅得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受学校、地域、专业等影响，我国在校博士生的补贴差异很大。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科学报采访时，博士们的回答都是“不够花”。

“不够花”的补贴

时晨（化名）是北京某国立科研机构的一名博士生，每月到手补贴“最终能拿到3500元左右”。“我个人平常不会靠家里支援，但周围的博士大多都是不够的，从恋爱到社交，博士花销还是很大的，很多博士属于‘月光族’。”他说。

“博士阶段赚得少，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其婚恋年龄。”上海某研究所博士生高峰（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一个月补贴大概在3000~5000元之间，在学校住宿、食堂、办公室等条件保障下，个人生活没有问题，但离开学校消费就不够了。身边谈恋爱的同学大都需要家里支援，更少有同学成家。

对于成家已经两年的博士生张历（化名）来说，用补贴满足生活基本不可能。作为某“双一流”高校电子工程领域的博士生，“月薪”8000元、每年补贴超过10万元的他可谓是博士生里的“富户”了，不过也饱受生活压力之苦。去年，他和妻子在两家父母的支持下买了房，他的“工资”远低于硕士毕业的妻子，每个月一万多元的房贷大部分也要倚仗妻子。

“当前博士待遇过低，国家或学校需要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每月5000元以上）才能满足生活需求和理想追求。”时晨说，科研本身较为枯燥，且读博年限长、压力大，同样会面临成年人需要面对的生活压力。待遇过低会在博士生和已工作的同龄人之间引起巨大的反差，加上严重的科研压力，很容易消磨掉大部分博士生的科研热情，导致其毕业后不会选择留在科研领域。

“如果划一个标准，博士生作为国家科研队伍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承担着大量的基础科研工作，收入水平不应当低于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国内某“双一流”高校理工类专业的博士生李宣（化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727元。李宣每月各类补贴加在一起约5500元，略高于这一标准。不过他表示，身边的博士生对补贴不满意的占多数，除了与同龄就业者相比收入差距较大之外，随着博士生扩招，他们对当前及今后职业发展的焦虑感也在逐渐提升。

“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是，现在博士延毕率越来越高，但延期的博士生收入会大幅减少。”他说，“比如，一些人被停发国家补助或导师补助，部分高校博士生还存在延期不提供住宿等情况，这给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带来更大的生活压力。”在他看来，至少应当综合考虑延期原因调整补贴。

田静也表示，自己身边也有一些科研“好苗子”，本科或硕士毕业后从事了金融、计算机行业的工作。“从个体角度看，这是‘月亮与六便士’的选择，没有对错，但还是有些可惜。”她感触道，国家应该给予更多支持，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科研。

该不该“加薪”？

“喊穷”的博士生们该不该加薪？一些专家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界定博士生的身份“属性”：是学生还是打工者？

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博士生的身份仍是学生，所以“补贴”不能完全与工资标准相比较。

“读博是一段学业，选择读博通常是为了更好的理想，或未来更好的生活。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应当是读好书、提升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刘利对《中国科学报》说，“俗话说‘舍得’，有得必有失，在达到未来更高目标的道路上，常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牺牲’。”

事实上，刘利在读博期间也体会过生活的不易。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国家、高校、导师应当努力解决博士生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果国家制定最低标准，相信导师们肯定会响应，但不应把读博士看成工作来对比‘工资’标准。”现在，他尽量给课题组博士生高一点的补贴。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看来，理想的读博状态应该近似于一种工作或“准工作”状态。这意味着要参照科研人员的待遇来执行，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应该完成特定的助研、助教工作以及基本科研任务。

刘永谋认为，对于今天的博士生，特别是诸如北京这样大城市的博士生来说，每月补贴1500~2000元无疑过低。据北京市2021年最新通知，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2320元。一些文科博士生的补贴仍低于该标准。

“这些钱刚刚够维持基本生存，现在的博士生一般在25-30岁之间，不可能光‘活着’就了事。”刘永谋说。

此次采访中的其他多位专家也认为，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加薪”是合理的。

“一些博士生期待的四五千元的薪资并不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硕士生毕业后能够得到的月薪是较高的，要想吸引优秀的博士生源，就要减少这些优秀生源就读博士的机会成本。”

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看来，如果博士生每个月的补贴提高到城镇居民最低工资水平，是“很正常的期望”。在欧洲，一旦成为博士生，就会被作为公共事业单位的正式职位来对待，学校和导师会给学生发放相当于一个全职研究者一半或是3/4的薪水，一般足以补偿住宿、生活等基本支出。在美国博士生还可以获得助研（RA）或是助教（TA）的津贴，同样足够生活所需。

“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博士生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博士生的生活补助金太低，导致博士生的求学压力、生活压力很大。”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所以有人‘戏称’，博士生是中国学生中最焦虑的群体。”

他举例说，压力之下，有的博士生期望早点儿毕业找工作，于是选择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课题做毕业论文；有的博士生则花大量时间去打工挣钱，但很难处理好学业和打工的关系，结果钱没赚到，学问也没做好；还有的博士生因为被导师吩咐做一些无关的课题，难以专心做自己的研究，精神上十分焦虑。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博士生基本上没有太大生活压力，能够耐心地做自己的学问，不赶毕业时间，六七年获得博士学位也很正常。”熊丙奇说。

“蛋糕”如何做大？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近40年来，我国博士生基本补贴不断增加。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相关文件，1985年，国内博士生每生每月补贴为76元（有工作经验加15元）；1991年提高到90元、100元、110元三档；1994年为190元、210、230元；1996年为240、260和280元。

2009年，在施一公、王小凡、饶毅等科学家的建议下，我国博士生补贴大幅跃升，统一提高到1000元。很多人称，它让博士生工资“从贫困走向了温饱”。

最近一次博士生“涨薪”是在2017年。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我国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不低于13000元，使得平均每人每月补贴再增长约250元。

当前，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对于博士生的补贴额度远远大于各校的补助水平。同时，国家奖学金额度也是博士生的重要“经济来源”，每生每年3万元。但其每年仅能覆盖1万名博士生，很难满足庞大的博士生招生规模的需求。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11.60万人，在学博士生46.65万人，毕业博士生6.62万人，博士培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补助？很多专家认为，做大博士生补助的“蛋糕”，不能仅靠国家财政兜底。

目前，我国博士生补助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国家基本补贴，学校、导师补贴，奖学金，以及SCI论文或项目补贴。近年来，许多高校为招揽一流博士生来校做科研，都纷纷“放大招”，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待遇。

例如，去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挂出从博士阶段开始每人每年保底收入10万元（助研费+助教费+奖学金）的招生公告；南开大学表示每年将在国家拨款的基础上，增投自筹经费1亿余元，在校顶尖博士生每年可累计获得各类奖助金超过10万元；清华大学也表示，要确保博士生每年最低资助标准不低于5.1万元。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都对博士生奖助学金进行了调整。

在给研究生补贴方面，刘利表示，国家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也做出了“松绑”，导师更有机会给予研究生更高的补助。

“比如，导师对于横向课题经费支配的自由权就很大，在发放工资时，他们可以尽可能多地考虑学生利益；即使是规定一定比例的纵向课题，有时候也可以提出劳务费不封顶的要求，用来发劳务。”彭湃也表示。

与此同时，彭湃表示，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有一定的雇主和雇员的性质在其中，存在一定的利益纠葛，在工科等应用型学科中尤其如此。因此，仍然需要通过制度规定增加导师的份额。

在他看来，针对一些应用性的学科，还可以尝试纯项目制的导师制模式。“比如有的导师开公司，或者能筹集到经费，就可以用项目里的钱招博士。”他说，“与欧美国家不同，当前我国的博士生招生是‘计划制’，导师的招生名额和方向等能够转换的空间不大，导师难有资助积极性。”

“就像一个企业生产产品一样，导师自己招生和培养的学生也会有一定的学术标准，并且有很多的质量管控手段，如论文抽检、论文外审等，约束力也会一样强。”他补充说。

除此之外，专家还建议从其他社会渠道筹集经费，从而做大这块“蛋糕”。

“尤其要提高行业、产业与企业对博士生教育的投入。“这样也能吸引优秀博士生毕业后去行业、产业与企业就业。”李锋亮说，“政府财政支持可以向基础学科、‘冷门绝学’以及去中西部就业的学生倾斜。”

彭湃也表示，重要的是让那些有意愿投入到博士生教育里的个人或企业参与进来。我国曾开展的委托培养制度（由委托单位资助学生）并没有过时。现在很多企业都有研发需求，可以给导师设立项目，从项目支付一部分补贴给博士生。

不只为“体面”生活

专家表示，解决博士生待遇的问题，扩大博士生补贴结构多元性，不只是为了让博士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学术资源配置体系。

刘永谋认为，博士生每月补贴“额度”不能简单地从“让他们吃饱吃好、安心读书”的角度考虑，而应该与他们所要承担的基本教学科研任务紧密相连。

对于这一点，当前仍存在诸多问题。刘永谋表示，首先，各高校对博士生应该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其次，很多博士生对自己任务的理解，就是发表拿到学位要求的规定数量核心期刊论文，并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别的事情，从理论上说都可以不管”。此外，导师带博士生基本没有额外的补助，对于自己要做什么、学生要做什么也是模模糊糊。“总之，三方都是糊里糊涂、差不多就行的状态，均靠在实践中把握。”他补充说。

反观国外，他表示，博士生招生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学校有多少钱、教授有多少项目，就招多少学生，每年学校和教授自主调整。我国博士生的工资改革同样要有通盘的考虑。

“近些年来，文科博士点扩招得厉害，很可能与扩招文科博士不需要建实验室、不需要其他硬件投入，一张床、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工’有关。”刘永谋说，博士生增加了，经费进口却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没有钱发给博士生。国家应该考虑社会需求，严格控制文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数量。

彭湃也表示，不同学科存在补贴差异很正常，应“具体学科具体对待”。如在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中，主要的工作是导师在做，博士生尚处于入门状态，补贴可以适当低一些。但对于工科等学科，博士生基本上是全职劳动，就应该高一些。

熊丙奇也表示，尽管当前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博士生规模，但不等于世界第一的质量。“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改善博士生求学期间的生活待遇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围绕‘加薪’探索博士生培养的新机制，建立更完善的学术管理机制。”他说。

日本博士的日子也不好过

日本人早就不愿意读博了，多花几年读博再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

正在京都大学读土木学博士的杨瑞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日本籍的同学了。

两年前，杨瑞所在实验室里唯一的日本人——博士助教去了其他大学当副教授，此后，杨瑞的博士生同学全是留学生，再也没有日本人：“日本人早就不愿意读博了，本科毕业直接去企业工作赚得最多。”他说。

杨瑞面临的博士学生“国际化”是日本大学当下的普遍情况。

根据文部科学省（MEXT）的《学校基本调查》，2020年日本本土博士升学率为9.4%，比40年前（1981年）的升学比下降了一半（18.7%）。作为诺贝尔得奖大国，极速下降的升学率直接影响到了学界研究能力。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在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中，日本是欧美之外获奖最多的国家，达28人，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获奖次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图片：CFP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的学术论文数量（304,782篇）位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7,048篇）。可到了2018年，学术论文数量前三名分别是中国（528,263篇）、美国（422,808篇）和印度（135,788篇），日本则下降到第五名（98,793篇）。

2006年，日本论文达到数量峰值11万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这些衰退，都和这20年来的“博士远离”（博士離れ）趋势密不可分。

对此，《东洋经济》曾指出，如果“博士远离”的情况持续下去，“日本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历史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国家将毫无未来可言。”

被社会“厌弃”的博士

“博士远离”的大趋势要追溯到博士生尚且“充足”的上世纪90年代。

那时，日本政府出于缩减预算和消除“博士过剩”的考虑，出台了1万名博士后民间支援计划，鼓励博士生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而非留在学术界。受政策影响，日本新入学博士生人数于2003年达到顶峰1.8万，随后持续下跌。不想进军企业却无法留在学术界的现状，削减了人们对读博的热情。

九州大学硕士毕业生山崎帆就从未考虑过读博。因为不愿让家里出钱，山崎在2016年本科毕业后没有直接读硕士，而是花了一年多打工以挣取硕士期间的学费（每年约55万日元）与生活费。硕士毕业后，27岁的她进入一家私企从事对外业务。

山崎告诉笔者，她对工作很满意，目前也没有其他打算：“我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和硕士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上已经够用了，大部分企业不需要博士，更不需要文科博士。作为女生，我这个年纪读博似乎也不合适。”

2021年日本就业季，学生们在求职 图片：CFP

山崎所说的博士就业限制问题，是日本的普遍现象。

MEXT在2017年进行的《学校基本调查》显示，日本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67.7%，远低于大学生就业率（本科、硕士）的76.1%。MEXT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的《关于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2017》则指出，每年只有约10%的企业会聘用博士。2018年《博士人才追踪调査》报告也显示，仅有26%的博士会到私企就职。

“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资历’排位，大家也很少换工作。多花几年读博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如果真的有博士需求，公司会资助员工们去读在职博士。”山崎说。

“为爱发电”做科研

在博士学历并不受欢迎的现状面前，日本人的读博动机少了几分赚钱的“杂念”，更多是对学术的热爱。

荻原诚是东京大学物理系一名博士二年级学生，在东京大学读完本科与硕士后，想继续做物理学研究的他选择了读博。平时，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博士期间每月十多万日元的奖学金，然而，荻原诚向笔者坦言，这些钱根本无法和他已经就业的同学的工资相提并论。

“去企业就职的东大（本硕）毕业生，一般工资都能拿到20万到100万（日元）一个月（约合人民币1.2万至6万元），我们虽然可以拿奖学金，但钱还是太少了，在东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OPEN WORK调查显示，2019年东京大学毕业生平均年收入为729万日元。其中，刚毕业的20~29岁年龄段平均年收入为507万。图片：DODA

荻原诚所说的博士奖学金大多来自MEXT下属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设立的特别研究员制度，旨在“为优秀的年轻研究者提供自由创新、自主选择研究课题、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机会”，每月为博士生提供约20万日元（约1.2万人民币）的研究奖励。

可这一奖项的录取人数和录取率都在逐年降低：2013年，录取人数为815人，占申请人数的25.8%；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变成了692人和20.7%。对此，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系教授仲野彻表示，这是由于国家在学术上的预算已经越来越少。

九州大学即将毕业的政治学博士山田翔太就没有荻原那么幸运了，在三年博士期间，他只拿到了每年50万日元（约3万人民币）的奖学金。“钱真的很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不过我也坚持过来了，因为我就想做学术研究，接下来我会去大学里做教职。”他说。

然而，山田的教职之路或许并不能让他摆脱“高学历贫困”的现状，迎接他的，是日本日益严重的“大学贫困”。

日本学生在参加高考 图片：CFP

“大学贫困”20年

2017年，东京大学物理工学专业的讲师渡边悠树一条有关“科研经费买不起圆珠笔”的推特引发了公众注意。

渡边悠树表示，自己正申请用科研费买一支笔，却被学校告知，他应该“避免用研究经费买笔和其他物品，因为即使是用于计算，这支笔是否真的用于研究值得怀疑。”

在随后的回应推特中，渡边再次抱怨了科研经费的紧张，还讽刺地表示“发推特用的是自己的手机和流量，不是学校发的电脑和wifi。”

2019年，日本包括“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即政府发放给大学的科研、运营补贴）在内的科学技术预算为4.2万亿日元，与2000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已被德国超越，远低于中美——和2000年相比，美国增加了1.3倍，中国则增加超过8倍。

2000年至2018年，各国科学技术预算数据 图片：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的研发支出排名里，日本以1712.94亿美元位列第三，与靠前的美国（5815.53亿美元）与中国（4651.62亿美元）差距不小，人均研发支出更是下降到全球16位。

拮据的科研经费背后，是日本自本世纪初兴起的“大学法人化”改革与削减公共开支政策。

2004年以前，日本国立、公立大学能定期从政府获得研发资金。2004年，政府对国立、公立大学的财政进行“大学法人化”调整，让大学独立于政府，赋予其更多自由研究的权力。

同年，政府开始了“学术资本主义”改革：削弱对大学管理层的补贴，“大学运营补贴（大学運営費交付金）”每年减少1%；同时引入“竞争性资金”，即各大学的各学科进行研究课题申报，MEXT会挑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以“科学研究基金”等项目的名义发放额外补贴。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国立、公立大学而言，大学运营补贴一直是维持运营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东洋经济》报道，运营补贴占综合性大学、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30%左右，占没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一半。而大多数大学都会把这笔钱分发给教员，作为教职人员的人工费以及内部科研费用。

从2004年到2016年，运营补贴从12415亿日元下降到10971亿日元，不少国立、公立大学也因此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大学没钱聘用年轻教师，从而难以维持学术竞争力，而这进一步加大了获得“竞争性资金”的难度。

图片：CFP

此外，私立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贴总额维持不变，但学校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导致每所大学的每年平均补贴从1980年的8亿日元下降到了2013年的5亿日元。为了提高竞争力吸引学生，许多私立大学要求教师提供更多的学生服务（如开展学术研讨会、课后助教答疑、求职咨询等），压缩科研时间。

下降的经费补贴影响着大学科研人员对科研的投入能力，根据MEXT的追踪调查，在“大学法人化”以后，大学科研人员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减少了25%，占比不足工作时间的35%。NISTEP2017年的调查也显示，有89%的一线科研教师表示“研究时间的减少导致他们有挫败感和紧张感。”

2016年10月31日，日本各地国立大学的34名理学院院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削减大学运营和教学人员的补贴。该声明强调，政府过多关注“有竞争性”的研究，一些易出成果、易被社会理解和实用的研究更容易获得资金，而那需要基础学科、长期研究的项目则陷入僵局。

在这一联合声明的新闻发布会上，东京大学理学系研究科长福田裕穂表示：“基础研究资金几乎为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削减预算。大学能提供给每位教员的研究经费只有50万日元，除去支付电费、复印费和其他费用，几乎就不剩什么了。”

东京大学 图片：CFP

然而，这番抗议并没有引起实质性的政策改变。从2017年起，MEXT将每年预算缩减的1%中的一般投入“机能强化经费”改革，用于研究设备的维护，但规定不能作为人事费支出，“大学贫困”依旧存在。

为了自救，不少大学不得不自发从外部进行“学术众筹”。就东大而言，政府的运营补贴已经从21世纪初的1000亿日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760亿日元，与之相对，东大通过私企、大学基金会、企学合作等方式获得了620亿外部资金，占总收入的30%。

在东京大学就读机械工学的博士徐川也向笔者证实，为了获得研究经费，教授主动去企业谈项目拉外部资金很常见。

“除了向JSPS申请课题获得经费，我的导师还会和外面的公司谈，承接公司的研发项目。例如，一家做自动驾驶的外包公司，需要将通过车身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收集到的数据给匹配起来，它就将数据匹配的工作交给了我们实验室，以便快速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一般来说，这种项目不太涉及学术领域的突破，比做科研、写论文简单。项目的细节部分会让学生做，导师基本就等个结果。被分配到任务的话，学生每个月能拿到10万块（约人民币6000元）补贴，算是实验室的重要资金来源了。”

2021年7月13日，日本东京，日本机器人企业ZMP在新产品发布会上展示了新设计的移动机器人。图片：CFP

在荻原诚看来，科研经费不断被缩减，是日本社会特别是政治家“蔑视科学的结果”：日本社会从来不给予高学历人才应有的高评价，企业不愿意录用，博士们只能留在学术圈。可即便如此，政府也不愿增加科研经费，年轻教职（讲师）往往收入低且是定期雇用制，职业生涯极不稳定。

衰落且动荡的学术界

荻原所说的不稳定是经费削减带来的另一个恶果：由于资金的连续性无法得到保证，不少大学缩减科研人员招聘，采用定期雇用（即非终身制合约）的情况越来越多。

2020年，MEXT《学校基本调查》中的“博士后就业途经调查”显示，有71.2%的博士后在第二年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只有13%成为了大学教职（讲师）和研究所研究员。此外，大学的非终身教职岗位正在不断增加。

根据内阁府数据显示，国立大学里39岁以下的终身教职岗比例，从2007年的23.4％下降到2016年度的15.1%。34岁以下年轻教员比例更是从从8.5%变成了4.5%。另一方面，非终身教职人数增加了25%，达到64%。

对此，仲野彻教授曾在大阪大学医学系发起过“常任轨制度试行”，即先聘用年轻研究员为固定任期的教职，若干年后由同行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判，若通过则授予其终身教职。这一制度已在欧美广泛采用，MEXT也曾提议，但目前日本很少有大学采用：因为下跌的运营经费，绝大多数国立大学没有能力在不削减其他终身教职的情况下，增加新岗位。

图片：CFP

任期成为了阻碍学术发展的另一动因。一方面，作为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研究员因难以获得稳定工作而缺乏科研动力；而另一方面，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也开始丧失学术竞争动力。

“当他们评上副教授或者教授，基本就是学术界天花板了。终身教职的待遇也好，地位也高，或许真是没有什么奋斗的必要了，对研究也不那么上心，反而更喜欢去和企业谈谈项目。”徐川说，这是大学里的普遍现象，这些教授的工作“特别像HR”：“（他们）只管招人（进实验室），而你只要活着就行，他每隔几个月会来问一下研究进展。”

对于教授们的“怠工”，京都大学的杨瑞也有同样看法，这和京都大学“自由的学风”很是吻合：“教授们没有绩效考核，没有产出要求，系里论资排辈也没有竞争压力。几乎每个老师手下都有四个硕士两个本科生，就算没有博士，能干活的人也很多。前前后后加起来三年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绰绰有余。”

学术界的停滞不前，直接影响了日本大学的世界排名，2016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东京大学排在第31位，京都大学第88，后者2017年甚至跌到了第91。2021年，东京大学位列第36名，京都大学则上升至54名。

各国博士毕业人数对比 图片：日经中文网

“超级全球大学”成泡影？

大学声誉的下跌引起了政府的警惕。

201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在2023年前10所日本大学排入世界前100名的目标。为此，有13所大学被指定为 “超级全球大学”，每所大学每年的预算拨款最高可达5亿日元。然而，这一数目仍然达不到基础科研要求，以东京大学为例，其年度预算就超过了2000亿日元。可直到今年，除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日本没有其他大学入选THE前200名。

持续的危机感让政府将视线转向了大学基金。在美国，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大学都拥有价值数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科研经费、改善研究人员的待遇。2018年，哈佛大学的大学基金投资收益达到2000亿日元，占该校总收入的35%。

今年1月，日本政府启动了10亿日元大学基金，从今年10月起进行基金投资，该基金将从4.5万亿日元（政府投资与财政拨款）开始逐步将扩大到10万亿日元，其利息将用于支援大学科研。该基金负责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喜田昌和理事告诉NHK，政府在7月下旬已经将收益率定为4.38%，以保证每年可向大学拨款3000亿日元。

早稻田大学在研究机器人 图片：CFP

比起见效缓慢的国家政策，一些大学早已展开自救。为了加强研究开发能力，东京大学从2016年开始了任期改革，向每人提供2年300万日元的补贴，并立下了在2021年之前将300名规定任期教职人员转化为终身制教职的目标。由于运营补贴紧张，这些补贴都来自东大的外部资金：即企学合作资金、东京大学基金投资的收入。

然而，在仲野彻教授看来，竞争力下降并非增加资金就能迅速弥补的：“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年的资金匮乏已经让不少国立大学处于破产边缘，它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在荻原诚看来，“博士远离”的社会趋势非常不好，一个蔑视科学的社会，会让“日本的科技、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他告诉笔者，离毕业还有一年，他已经决定去应征企业的科研岗了：“我不想留在学术界，这里待遇不好，研究总是过劳，还有各种职场骚扰，得抑郁症的人不在少数。我想去企业继续物理学的研究。”

By 液态青年、冯丽妃

网传海外硕士“含水量”排名出炉，美国“常春藤联盟”中有5大顶级名校（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赫然上榜，让人细思极恐。

总的说来，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鄙视链还挺多的。

比如“学历鄙视链”，高中留学比本科留学强，本科留学比硕士留学好。又比如“地区鄙视链”，大部分都认为美国留学生最牛，其次是英国留学生、加拿大留学生、欧洲留学生和澳大利亚留学生。

至于院校和专业，“普华永道”的HR曾经说过：“除了审计，精算，Tax，PhD等组外，其他部门都不再招聘留学生！”可见，并不是高中留学或者美国留学就很厉害、了不起，同学们出国留学的年龄和国家，并不能作为进入职场的“敲门砖”，只有选择了更加专业、热门和过硬的院校专业，才能在求职就业的时候，更加顺风顺水。

但是，这份“海外院校‘含水量’榜单”，并不能说明上榜的院校和专业的毕业生，就找不到工作，甚至没法生活，只能说明这些专业更加偏向于理论实际，或许在市场经济的范畴下，不太热门和受追捧，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和科研，还是有着显而易见、无可比拟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咱们中国留学生来说，许多中产家庭甚至是普通家庭的父母，动辄每年花费几十万留学费用来供孩子出国留学，肯定是想让孩子在硕士或博士毕业后，能够早日回国就业，创造财富来回馈家庭和社会，而不是让你去学个冷门专业，在国内外都不好找工作，整天待在家里怨天尤人和闲庭信步地搞理论研究的。

那么，想得到高薪待遇的留学生，在选择攻读院校和专业时，就不要总是抱着“名校情结”，而是应尽量避开这份榜单中“含水量”丰富的海外硕士专业，睁大你的火眼金睛，避开海外院校，哪怕是世界名校为了赚钱而开设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各种“Applied专业”；别去那些从来不公布GMAT/GRE录取成绩和往期校友工作数据的专业；仔细研究和参考每年公布的QS大学排名。

以防上当受骗，花费了百万财富，最后却落得个“一地鸡毛”、难以就业的窘境。

实际上，这些所谓“含水量”丰富的海外名校和专业的弊病，主要是中国人多、学制短，可想而知，咱们在海外留学的几十万留学生，肯定是跟着市场经济的思路和模式，扎堆在名牌大学的金融、经济和商科专业。那么，海外名校为了赚钱，必然会缩短学制，动辄推出“一年制硕士”学制，也就在情理和常理之中。

一个美国硕士的心声：

公共管理、计算机、法学等项目我都不了解，但商科和数学类的专业我是比较了解的，当年申请时我是自己diy申请的，所以收集了不少美国相关项目的信息。

先提一下美国就业吧。中国学生，商科类专业，在美国找工作，自己海投简历的成功率并不高，主要是依靠三个路子，学校的career service、校友的介绍、熟人的推荐。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是先通过这三个路子在研究生就读期间找到一份实习，然后在毕业后转正的方法保证了毕业后三个月内找到工作的。

先说说约翰霍普金斯吧，JHU，美国的顶尖大学之一。当年我申请时是考虑过他的金融数学硕士的，但是最后没有申请，最终宁愿给福特汉姆留一封推荐信也没有给他留。因为金融类的学科真的太看地域了。如果你想要回国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一个完美的大学，名校，综排高，校友网强大。JHU的地理位置太不适合学金融了，本来纯金融这个专业在美国就不是很好就业（普林和mit除外，这两个学校数学强到飞起，金融直接变金数），在距离大城市如此遥远的情况下，金融专业真的很大程度职能回国就业。

JHU的金融数学项目，这两年还不错，毕竟JHU是名校，强大的校友网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你找到一份工作。但还是那个问题，地理位置。美国的金融业更为集中在东海岸，除此之外有期货交易中心芝加哥，银行中心夏洛特。

很尴尬的是，JHU距离纽约、芝加哥和夏洛特都不是很近，这就导致很致命的问题——商科的学生就读期间很难找到实习。

不少学校的商科和金工金数都是采取晚上上课的模式，为的就是方便学生白天实习。CMU这等金工强校为了方便学生实习，最后一学期也得去纽约商科。2020的quantnet上数据很清晰，JHU金数的学生，毕业前找到工作的占比18%，相比之下，不是名校的罗格斯大学都能保证48%，因为罗格斯大学距离曼哈顿就40分钟车程，就读期间实习并不是太麻烦。

令人惊讶的是，JHU金数的去年的就业率却能在毕业后三个月内达到100%。我没找到其就业报告，我就大胆猜测一下吧，两种可能，一个是JHU的career service知道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必须得下功夫了，尽最大的努力为所有学生毕业后介绍工作，保证了每一个学生的就业；二是，我看了JHU的学生的名字，几乎全是中国学生，而国内招人更多的看学校的名气和综排，JHU面前还真没多少能打的，大多学生都回国就业了。我更倾向于JHU金数的学生大多回国就业了。如果有错，希望JHU金数毕业的学生打我脸时轻点……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读的金融数学，所以对JHU的课程设置没感觉有太大问题（JHU金数的课表真的难找），其水分我觉得更多是集中在其地理位置上。强如UCB的金工，毕业后照样得去纽约找工作。金融金工金数还是得看地理位置。但如果毕业后立刻回国找工作的话，这个项目真的很不错。

然后我们再谈一下芝加哥大学的金融数学项目。这个项目我当年是申请了的，虽然没去，但对这个项目我评价是很高的。芝大是有名的数学强校，金融数学的教学质量是绝对有保证的，地理位置优越，就在芝加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期权交易中心市内，可见也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就提一下另一个学校吧，波士顿大学的金融数学。波士顿大学的金融数学教学质量无可挑剔，波士顿虽然规模不比纽约，也是美国排的上号的金融城市之一，但是其美国就业并没有很理想，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我留学时两个朋友说的。波士顿的career service和哥大金数一样，都是很让人为难的存在。哥大金数还好，毕竟在纽约，哥大又是比较强的学校，校友网极强，就业不是很难。波士顿大学的金数，坏就坏在他在波士顿，他对面有两个大哥，一个叫哈佛一个叫麻省理工。而波士顿这个城市的金融体量又不是那么大，满足两个大哥后留给波士顿大学的位置就不多了。如果要去波士顿金数，还想在美国就业的话，你的交际技能一定要点满，校友网是你很大的依靠。

回到芝大金数，芝大金数不仅地理位置好，还是个地霸，按理说这是个相当完美的项目，为何有人觉得这个项目水？而且其毕业后三个月内就业占比93%，美国就业率高达7成，就业也不是问题。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课程安排！芝大金数的课程，在前几年，必修课过多！

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缺点，如果你选择芝大金数为的是毕业后找一份quant的工作，那就没问题。如果你想回国工作，那也没问题，国内只认牌子，你学过什么课不重要。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干quant，比如我，我是在高中定下了自己的就业方向，金融领域的风险管理，所以本科和硕士期间选课也是选的和risk management相关的课程。再有就是想读博的同学，相比金融市场应用型的课程，他们肯定更偏向于数学理论的课程，但是课程设置却导致没有太多选择，这对申请博士是致命的。

所以，芝大金数的水更集中在其课程灵活性上。但今年已经改革了，这个项目已经几乎完美了。

最后在说说哥大统计，我当年也拿到这个offer了，被其高昂的学费逼退。这个项目我保证在课程是是不水的，我对比了芝大的统计和帝国理工的统计，课程上没太大差别。哥大再水也得保证自己名校的脸面啊，教学质量绝对是过的去的。

我从所有吐槽哥大统计水的言论中，总结了三个方面。一、中国人过多。这个纯粹无理取闹，哥大金工，世界顶尖项目，中国人占80%，水吗？肯定不水。二、招的人多。从gre上看，315～335的都有。招的人多不等于水，但招的人多肯定会导致专业的career service狼多肉少，也就是更多的要靠自己的交际去联系校友或者回国就业，也就是学校本身不能给你太多帮助。gre这个无所谓了，理论上讲统计这个专业只要能保证quant169或170就可以了，verbal150以上没很大差别，145也不是不能接受。三、就业。是就业，不是实习。统计这个专业在美国需求最大的其实是互联网科技类公司和生物医药类的公司，这也是为何会在统计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个生物统计的专业。而其他公司，特别是金融，对单纯的统计类人才需求又没那么大，招一个统计博士外加十几个统计硕士，就够了，往往都是好两三年才招聘一两个人。只有那种特别大的公司才会年年招聘，但一般也是优先博士和顶尖的统计专业的学生。说白了，看似就业面广，实则竞争压力很大。

而且美国就业不会特别难，统计是美国被华人占据的一个领域，都知道统计类招华人比较靠谱。哥大统计回国也是能混的开的，不至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是如果想进金融企业，要么特别优秀，要么点满你的交际技能。

结尾，水的项目各有各的缺点，但我估计大多还是集中在就业和美国就业这两个方面。留学前一定要订好自己的目标，比如你想学金工想在美国就业，拿到了福特汉姆和南加大的金工，那就不要去南加大了，西海岸是商业分析、ds和cs的天下，UCLA金工的就业都不是太华丽，别说南加大了，该去纽约就去纽约。但如果回国就业，福特汉姆那可怜的综排只会让你失业，该去综排高的南加大就去南加大。

By 教育思享

单向街书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向街书店（ID：onewaystreet2013），作者：仓运海，题图来自：《白色月光》剧照

刚开播两天的都市情感悬疑剧《白色月光》讲了一个发生在家庭之内的疑案：完美婚姻中出现了一条来源不明的暧昧短信，女主角张一借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痛苦与怒火中一个又一个寻找线索，侦破关于这场婚姻的残酷真相。

已经播出的前四集里，我们看到了张一的坚韧、愤怒、委屈、挣扎和痛苦。但在“古典出轨剧”中手撕渣男、报复小三等行动却并没有密集出现，可见创作者的野心在爽剧之上。丈夫出轨导致婚姻破裂是这部剧水面上的叙事线，水面之下，由女导演刘紫微领头组建的一个全女性创作班底在剧中自始至终以女性的视角重新看待婚姻与自我、自我与选择的关系，出轨的丈夫由此成为了一重背景，男性角色的存在在此只是女性认知自我的一个观照。

女主角张一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个在国产影视剧里很少见的主动做出行动、实时整理现状做出当下最优选择的女强人。借由剧集构建职业女性形象，与女强男弱、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形式的运转过程，我们想来探讨在各个关键节点上女性面临的选择有哪些，进行选择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信任是一种“选择”

《白色月光》中宋佳饰演女主角张一，登场时集合了所有“乘风破浪”的女性想象。人到中年，又美又强，自己是业务能力过硬的建筑设计师与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丈夫张鑫原本在事业上与妻子齐头并进，有了孩子后却主动选择退出职场，回家承担育儿责任。

这种组合形式似乎展现了一种更当代的家庭图景：妻子可以变成张总，而丈夫抹掉自己的名字甘心成为“笑笑爸”。

人物设定给予了观众一种观看期待：女主外男主内，当传统婚姻中的责任分工完全调换，是否能让女性拥有更多选择？开局亮相，中年夫妻相爱相敬，中产生活体面从容，张一一家仿佛贴在婚纱店外的全家福样本，是全面地赢。

然而，一道道裂缝逐个出现。

叙事紧跟着张一的心理动线展开。起初是多余的一瞥，瞄到对方手机屏幕上一个不常见的昵称。紧接着平静的日常之下暗流涌动，酒店短信、消费小票、暧昧的眼神、含糊的话语、微妙的谎言、甚至他人行为的映射……暗示无处不在。而将张一网住的不是丈夫出轨的具体行为——截至第四集末尾，她仍未真正目睹奸情现场，而是在无数旁证细细密密的构建之下对丈夫不忠的怀疑。到底有没有第三者？谁是第三者？他跟第三者发生了什么？张一在自己的怀疑之中越陷越深，确定的答案似乎永远藏在下一秒。

这个世界上当然没有完美的婚姻，也不存在一桩“完美”的出轨。

现实里有位私家侦探戴朋俊，从业 17 年来接过无数婚姻调查的案子。他曾给自己的客户群体画过像：30～40 岁，所有的女性委托人都离不开一个“强”字。这种“强”不一定代表财力，也未必代表“强势”，而是指在婚姻中有掌控整个局面的欲望。他接手的婚姻调查，但凡妻子开始怀疑，下定决心找他去查，一查一个准，极少冤案。

人们普遍将这种准确解释为女性的第六感。第六感从何而来？剧里展现的所有被看作是出轨证据的生活细节并非婚姻里罕见之事。一声“鑫哥”可能有无数种解释，剧里也很快反转原来张鑫有所隐瞒的不是出轨，是背着妻子做起了微商。但为什么怀疑深种后无论如何就是不能被眼前的答案止住？

信任从来都是一种“选择”。从张一看到短信后没有立刻当面明问丈夫开始，她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选择怀疑，那只能怀疑到底，一条“不见棺材不落泪”之路。

剧里每次张一发现新的证据都对应一场内心的拉扯，其中一场内心戏是公司团建中常见的背摔游戏。一个人站在高台上，背向后，直直地往后倒。你对身后一无所知，只能相信落地之前会有伙伴们的手接住你。没错，婚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背摔。幸运的人闭上眼四面八方随便倒，都能被伴侣稳稳地承托住。而你一旦开始犹豫身后有没有那双手，就再也没有了往后倒的勇气。

而选择信任之后的事要“简单”的多，不听不看不问不想，生活仍能在光滑的水面滑行。亲密关系之中，有人受不了的是谎言和隐瞒。如张一，她一再的逼问丈夫，如果你爱上了别人，一定要告诉我。有人无法忍受的却是坦诚：如果你出轨了，瞒好了，咽下去，别让我知道。日子还能往下过。

不知道的出轨存不存在？不想知道的出轨存不存在？张一是个理想主义者，她选择了怀疑，选择了走向踏入人心暗处最难的那条路。

婚姻是一种不断进行的选择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逐渐认知到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结婚，婚姻不是人作为个体的宿命。这种认知之下，催婚逼婚的理由开始多样化：从在外打拼太累要找个人照顾你、人到中年太孤单要找个人陪伴你，到一个人只有成了家结了婚才能学会真正承担责任，再到现今十分流行的婚姻经济论——结婚就是合伙开公司，共同抵御风险，产生更多价值。总之，婚姻的神性与人性都在降低，建立婚姻关系的实用价值被提到显著的位置。

以上种种都意味着，婚姻成为了一种选择。选择进入婚姻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婚姻状态是否优于一个人生活的状态。那么，维系婚姻的纽带也不再是爱情，选择是一种理性行为，依据由爱情变为复合性的利益计算。

在这种经济判断下，女性需要为自己的付出（情感上的、经济上的）索取抵押物，比如房本上的名字。这将一桩桩远看是感情问题的婚姻关系，拉近一算都算成了钱的问题，谁掌控经济主权谁就有话语权。

选择之所以成为选择，重要的是还有别的选项存在。张一的“强”，让她有退出当前选择的余地，她第一时间想的是如何进行情感与经济的切割，如何保护孩子。主角没有全然自困在对失去婚姻、失去爱情的恐惧里，对往后的剧情除了继续猜测谁是小三之外，更多期待的是看到张一作为一位你所能想象到的最理想化的独立女性，不会任由自己坠落为和小三互撕头发扇耳光的泼妇，她要如何维持最大的理性具体处理当前的婚姻困局？

没有完美的婚姻，也没有一桩完美的出轨。但有可能存在体面的离婚吗？拭目以待。

李银河说，很想结婚的话不一定非要等到爱情不可，跟一个肉体相合的朋友或是精神相契的朋友结婚也无不可；要是一定要等待爱情，那你内心要足够强大，要做好终身独身的准备，攒些钱保障自己的生活，因为爱情发生的几率并不太高。

要在人海中遇见唯一的那个人需要的是运气。爱情的发生并不是选择，爱情是遇见，是悲痛的沦陷，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齐泽克）。“我们想要一件东西而避免它的坏处和代价，我们要糖不要卡路里，所以有了代糖。我们要啤酒不要酒精……对爱是一样的。我们想要安全轻松的性爱、避免坠入其中、不想有致命的依恋。”

因此，成为一种选择的婚姻关系，或任何一段长期稳定排他的亲密关系成了合伙人制，核心是权力的置换，关系中的双方各让渡出一部分关于自我的权力以达成平衡。剧中的女主外男主内看似达成了经济账面下的平衡，但隐形的权力平衡被无视了。

无论张鑫有没有出轨，他瞒着妻子做微商，和好友一起创业开公司，表示他并不能仅在家庭主夫的角色里认可自己在婚姻中的价值，只有证明自己能在不靠老婆的情况下为家庭带来收入才能给他在家庭中面对张一的底气。

如果婚姻可以不以爱情为开始，那也可以不以出轨为结束。这段婚姻表面问题是出轨，内里问题是平衡失稳。女主外男主内，结构中的双方只要有一方将自己的选择看作是为对方的付出与牺牲，而没有真正享受其中。那维持权力的平衡就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夜里开山路。

出轨很容易，离婚也相对容易，但维系婚姻不容易。婚姻不是一场只定输赢的博弈，很多人维系着一段千疮百孔的婚姻只不过是想要用尽全力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

话说回来，不是人人都要开这家公司。

 “是我的问题吗？”事业还是家庭，这是个不成立的选择

剧中的张一始终还是体面的。宋佳给了张一一张能在不同的美之间任意切换的脸，坚忍的、愤恨的、不甘的、甜蜜的、闪着复仇之光的。张一有财力，有才华，有美貌，她的事业完全独立于丈夫，她有核心后援团：律师提供离婚咨询、下属提供事业依靠、闺蜜提供情感支撑。

剧里自始至终只有女性的视角。前四集里，我们看到了张一与自己的拉扯，她不敢爆发、没时间痛苦、没资格崩溃。在遭遇背叛后，张一能体面地发泄怒气，将愤怒化成墙上的恶之花，化成与客户谈判的内驱力。她也不得不如此，除了是个被丈夫欺骗的妻子外，她还是个五岁女孩的妈妈，是公司的顶梁柱。

张一本是个进退自如的人，但她身上还是要背负一付十字架：他出轨了，是不是我的错？是我没做好？我不是个好妈妈好妻子？

职场女性是原罪吗？女强人与幸福婚姻之间无解吗？

女性主义话题在公共环境中的广泛流行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这波潮流刚起头时，我帮几本女性刊物集中采访了许多职业女性选题，她们都有一些共同性：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经济独立，又美又强——各个都是张一。但对读者来说，仅描述她们的事业是如何走向成功似乎不够。编辑总要求一定问她们的私人状况：结婚了吗？有孩子吗？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

就我采访的女强人中，各式各样都有。女摩托车手独身到四十岁，伙同一帮酷女孩每天疯玩；女创业者长期与丈夫异国分居、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身边，日常是边喂奶边开会；女律师因工作压力太大险些流产后硬躺了大半年保胎，孩子出生后自己却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女歌手与丈夫事业相互绑定，两人约定好出了家门是合伙人，进了家门是夫妻……她们所做的选择与她们的个性、经历、行业与当时当下的价值观都有关联。

即便如此，人们总想给女强人画一个面孔统一的既定肖像，并将她们的“强”与她们所处的婚姻状态之间做个联结：中年单身是你太强了；无偶式养娃是你太强了；丈夫出轨？是你太强了。这种论调的危险之处是，好像一切都关于你的选择，而且选项只有 A 或 B，事业与家庭。当前的人生不如你所愿，那做出与现在不一样的另一个选择就好了。

事业与家庭选择哪一个？表面看是选择，实则是个陷阱。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指出，妻职、母职与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向来是齐头压在女性身上，根本没有让女性进行选择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只作为妈妈或作为员工在社会中存在。自认为做出了选择的人立刻会被以另一套价值标准判断：“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

女强人、完美妈妈、人生赢家、事业爱情双丰收……所有关于身份与状态的定义只是个体的一个侧面，人生时间线上的一个瞬间。将其作为个人的最终目标，是诱惑也是牢笼。它塑造了一个“一招下错满盘皆输”的人生假象，这种假象下，女性会时时因为一个单一事件：公司倒闭、丈夫变心、孩子叛逆，全面否认自己，否认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所有人生。

残酷的现实是，成功的男人很容易找到为他牺牲的女人，但成功的女人却很难找到为她牺牲的男人，而且如果女性作为“供养者”，需要付出的价码更高。除了提供独立婚房给男人与孩子居住以外，还要拿出至少50%以上的收入给男人自由支配，才能达到“女财男貌”的基础线。以一线城市的消费标准，那就是女方的年收入要达到百万以上，且娘家给予物质与人力的双重支持，这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警惕“赢”这个字，也警惕要你“赢”的那些人。事业会崩塌、婚姻会终结，自己还在。无论主外主内，要主自己，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女性只有具体肯定了自我作为主体的地位，才能成为积极描绘自己命运航程的人。

“体制内明星”似乎从未掀起如今天这般汹涌的狂潮。就在去年，另一个青年演员刘昊然考取编制的新闻，非但没有催生集体脱粉潮，反而铺天盖地都是追星式调侃“体制内男友”，恍如隔世。

刘昊然

过去两三年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今年，1076万毕业生流入社会，企业同时面临裁员潮和招人难。与此同时，“名校生考乡镇公务员”“985毕业去流水线”等报道出现在新闻媒体里，即便谈不上“最难就业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也肉眼可见地有增无减。

越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疲惫的时代，普通人对“稳定”的追求越强烈，对“公平”的要求和监督，也随之水涨船高。尤其是，对于本身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名气、背后有着一定资本力量挂靠的公众人物，大众对“公平性”的要求会更高。

比如童星参加艺考，可想而知会比普通人更有优势，从程序上来看，这并非不“公平”，但在普通人看来，这种“有备而来”的身份加持，更让人更感无力。

“做题家”与“错题家”

“做题家”这个新近流行汇，不止一次借着不同社会热点被反复提起。

不管前缀是“小镇”还是“小县”“小城”，这三个字都代表着一种对平凡出身的自嘲，但这份自嘲里同时又或多或少夹杂着一层自豪，一层对靠勤恳努力冲出原生阶层、赤手空拳为自己搏得机会与选择权的自豪。

小镇做题家释义

随着近日事件牵扯的舆论发酵，另一个同类词语进入大众视线：小镇“错题家”。它意为同样接受义务教育、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进入好大学、获得一份社会地位相对不错的工作的人。他们可能只能去专科学校或二三本，最后找一份低收入的工作，为迷茫的未来日复一日地打工。

相较于“做题家”，“错题家”承载着程度更深的自嘲——即便努力了，搭上了全家心血，却仍然未能改变命运，他们自视为落后者，或是被社会淘汰的边缘人。

不论是“做题家”还是“错题家”，这两种称谓最初被创造出来都是基于自嘲，也以自嘲的形式在一种亚文化网络语境里流通。也可以说，它们其实并不具有清晰的定义，而是更多承载着一份抽象的自我身份认同。

在这一点共识的基础上，再去谈论选拔机制与公平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要将它落地，或许可以就近从这两年围绕“做题家”衍生出的一些名字入手。

第一个名字，是“张锡峰”。

衡水中学学生张锡峰，因演讲中“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的言论而受到争议

2021年高考前夕，一段衡水中学的学生演讲在网上走红，演讲视频里，一个叫张锡峰的学生，穿着校服，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表情愤慨激昂（在部分人看来也是“咬牙切齿”），喊出了那句争议颇多的“就算我是农村的猪，也要去拱城里的白菜”。

“猪”“白菜”“农村”“城里”的说法，粗暴且粗俗，但却揭开了“小镇做题家”的深层痛点：“做题”是为了离开“小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乏一部分“张锡峰”，将所有青春心血、精力都投放到没日没夜的做题上，甚至达到走火入魔般的自虐程度。

看上去，变得不那么像“文明人”，而是短暂退回到一种拼死求生的动物性。

文明社会，会天然排斥这种动物性。因此，张锡峰被骂，被“怕”，被拎出来严厉剖析和扼腕叹息。

不过，在张锡峰咬牙切齿喊出壮志豪言之后，很快有网友开始考究其家庭背景，并因其参加高考时有私家车接送而断言张锡峰不是“小镇做题家”，因为相对于真正的乡镇学生，他似乎不那么“底层”。

张锡峰高考时有私家车接送，被称“乡下土猪”人设崩塌

且不论那般质疑有无实质意义，在继续讨论之前，不妨问：什么样的“小镇做题家”是真正合格的？

第二个名字，是“博士论文致谢”。

这不属于一个确切的人名，事实上，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论文致谢：一个从真正的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学生，一路奋发图强，考取了不错的学校，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回望走来这一路荆棘，汗泪如注，且感染力十足。

今年5月，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博士毕业生陈时鑫，就靠这样一篇论文在网上出圈。作者在文中自陈从小如何在艰苦环境下发愤图强，起早贪黑求学，一边务农，一边起早贪黑求学，自强不息，考出大山后继续勤工俭学，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获得香港名校直博机会。

南京大学全奖直博毕业生陈时鑫，在毕业论文致谢中讲述了自己艰辛求学的故事

每每看到这样的故事，都很难不令人心生敬佩。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逆袭的标准公式，足够“底层”，足够“励志”，足够给予大多数人热泪盈眶的感动。

而这篇论文背后传递的“逆天改命”，也恰好契合着目前我国大部分底层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考试。

不仅仅是高考，还有考研、考公，三座大山代表着相对公平的三根支柱，它们仍然是每一个没有资本、阶层特权的普通人，对环境与体制建立信任的根基，是永远牵动公众神经的正义红线。

丁真与杨超越

所以，一旦人们感到考试的公平性被动摇，群情激奋是可预料之中的后果。

从张锡峰到陈时鑫，人们发现，前两年曾一度被质疑的“奋斗叙事”其实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受众，在考试作为主要上升渠道的当下，只要能保证程序的公平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可一旦这种程序被打破了，一切就都可能成为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后来出现的其他名字，一个是“丁真”，一个是“杨超越”。

2021年，丁真凭借一张照片横空出世，迅速揽获大量流量，创造了一夜成名的神话。

2020年，丁真因一条抖音视频爆红网络

然而，不久后，一些关于丁真的评论和观点掀起争议。有网友说，丁真的眼睛干净、纯澈，是“没有经历过数理化”的那种干净，是“小镇做题家”们没有的那种干净。

此言当时引起忿恨和不满，“数理化”“做题家”，代表着那些从平凡底层家庭一步步努力改变命运的脚印，被轻飘飘地嘲笑，必然令人不爽。

对应今天被重提的“做题家”，二者实有相似之处：令人忿然的不是“丁真”“易烊千玺”这些具体的名字，而是普通人的努力被轻视、被嘲弄、被践踏。

与丁真几乎同期引起热议的另一个名字，是杨超越。

选秀出道后，杨超越一夜之间获得近乎疯狂的高人气与流量，但她的特殊配置在于：她是“误打误撞”加入了选秀团队，没有过硬的艺能和专业水平，甚至连基本文化水平都不达标，却拥有了多少“做题家”努力小半辈子也得不到的福利和机会——2020年11月，杨超越通过上海市特殊人才引进渠道落户上海。

2018年创造101选秀，杨超越以第三名高票出道

丁真、杨超越等人，以一种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方式，改写了人们心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待：普通人努力小半辈子，可能还不如一张好看的脸，一次被权与钱选中的契机。

至此，成倍的质疑和失望，已经不再单单指向哪一个特定的演员，不是哪一个幸运的偶像，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易洋千玺”。

今年和去年、两年前与二十年前，同一阶层的群体，的的确确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处境。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约为1076万，同比去年增加167万人；而高达457万的考研报名人数，与24.2%的考研录取率，意味着将有340万人可能落榜。

就业市场的竞争更是有增无减。千万毕业生投入市场，在三年疫情的消耗下，人才的去向情状更加险峻，考公，成为普通人或可能抓住的最后救命稻草。

2021年11月28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录用公务员笔试，考生排队入考场

占据社会多数的“做题家”群体，唯一的寄托，只能是每人拿到这根稻草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是谓公平。

这种寄托和期待，以及围绕其衍生出来的愤怒与质疑，自然不该被否认，且应当予以正视。

笨小孩还有没有奇迹

也许很多人还记得年初的“笨小孩”景浩。

一部新春档《奇迹·笨小孩》，给两年来压抑沉闷的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奇迹·笨小孩》剧照

那是一个标准的小人物逆袭故事，为了某样生存必需的目标，主角景浩别无退路，只能硬扛生活的风雨，从底层起一步步努力，最终“天道酬勤”。

这是一种最传统的、四平八稳的，甚至可以说是老套的叙事：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逆天改命的期待，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期待。不求天降紫微星，不做发财梦，但至少头顶有光，眼前有路。

理想社会或许不够完美，但流动渠道的畅通和透明是最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所有人能昂首挺胸脚踏实地的基底。

没有人嘲笑“做题家”，也没有人否定平凡人看似笨拙但脚踏实地的努力。即便现实中的“景浩”只是极其少数的一部分人，也没有人渴求特权，没有人幻想“被眷顾”，他们只想获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可能博得的那一部分。

《奇迹·笨小孩》剧照

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份创造“奇迹”的可能。没有了希望，哪还有奋斗呢？

小镇做题家的困境

寒窗苦读十余年，这本该是值得敬佩的精神，但总会被带上些「污名化」的色彩。

比小镇做题家出现还要早的一个词叫做「高分低能」，指的是以「笨鸟先飞」的勤奋，想法设法或者花大量的时间获取高分，而忽略了其他与情商相关的软技能。与小镇做题家类似，高分低能也常常被当做自嘲用语，在意识到自己的真实生活并非像想象中「学就一定有所成」的时候，表达出多是极致的无奈。

这种境况并不止出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但逐渐变得显性、被越来越多人所共鸣，直至发酵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还是要从 2020 年 《后浪》说起。

B 站五四青年节纪录片《后浪》截图

那一年的青年节话题性十足。当《后浪》在网络上掀起一阵阵热潮，「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在豆瓣上悄然出现。组里第一个帖子发自 5 月 12 日，作者自述「来自末流 985…….家徒四壁，我以为自己二十几的时候可以独当一面，为家里做点事，哪知生活一团糟。不管做什么事都好像没有什么力气了。最难过的时候也只有告诉自己，早睡早起吃早饭，别的不奢求了。」

类似的心境还有许多。「才 20 多岁我感觉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没有力气往前走了」，「刚回老家三线国企，完全不适应国企的做事风格」……

豆瓣「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互动最多的热帖中，「自救」、「内耗」、「废物」、「躺平」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随后的一两个月时间里，小镇做题家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家媒体版面中，引发阵阵舆论激荡。

这些文章的开头，常常是各式遭遇不同但殊同同归的人物特写，用以点出「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的群体性困境。继而，开始剖析困境产生的原因：区域教育程度发展不平衡、家庭出身贫困、人生视野闭塞、难以适应大城市生活等等。

也有媒体将其称作是「跌入了沉迷学霸人设的陷阱与错觉」，呼吁小镇做题家们自我解救:「与其沉迷过去的学霸光环，不如把握机会，学会直面更真实更复杂的人生，利用更全面的教育环境实现人生跃升」。

另外，小镇做题家也频频被用来和其他群体进行对比。

2020 年末，媒体发表评论《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指出一些「做题家」对丁真「羡慕嫉妒恨」，希望以此改变社会评价标准，注定是缘木求鱼，只会在伤害别人的同时给自己添堵；

《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文章配图

同年，一篇名叫做《你们不是「985废物」，你们只是自卑》的文章发表，文中写到「除了竞争视角之外，也还有一种合作的视角，不妨向前一步，和某个爱好广泛的同学出游，和某个德高望重的教授交流，向某位身经百战的学长倾诉。」

一个深夜，32 岁、来自湘西小镇的嘻嘻与 23 岁、来自北京海淀的他塔拉录了一段对话视频，登上 B 站热门，也被多家媒体报道发酵。「小镇做题家」与「海淀鸡娃」这两个有关于身份认同的热词碰撞在一起。在视频中，两个人彼此表达出做题有做题的苦衷，鸡也有鸡的难处。

《32岁小镇做题家vs23岁海淀鸡娃：高考后的幸存人生，谁失望了》视频封面

视频中的一个片段，嘻嘻说「因为自己孤身从小地方拼出来，导致她既强势，又没有安全感，所以很羡慕北京女孩他塔拉的人生」，他塔拉回应说「自己其实也羡慕嘻嘻的人生，因为是从-100到100的过程，足够丰富，心力也足够强健。」

这一句说完，本是一片和谐的弹幕出现了不同声音，其中有几条：「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天，大多数的小镇青年并没有变成 100 啊」、「你知道从 -100 到 100 意味着如果不成功就会万劫不复，没有那么多自由的选择」、「-100 到 0 都很难很难」……

在诸多对比之下，小镇做题家的形象似乎被刻画得更加深刻：自卑敏感、应试能力强但其他差强人意。同时，可以用于自嘲，但如果被他人这样称呼 / 看待，就成为了「一种冒犯」，这已经成为了小镇做题家们的保护机制。

然而群体的全貌特征真是如此吗？况且，舆论浪潮汹涌的当下，在见证自身与外界的巨大参差之后，即便我们并未小镇做题家，谁又能保证心态平静如水呢？

自嘲、共鸣与被刺痛，一篇报道如何做到「得罪」全世界？

社会上讨论声越烈，让「小镇做题家」这个最初应用在自嘲、自谦场合下的话语产生了更多解读。在舆论场上，并非讨论越频繁，过程就会越顺畅。当各方都报着不同的出发点进场的时候，沟通困境反而会出现。

小镇做题家群体内部也出现了观点分化。豆瓣网友发帖：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自称是小镇做题家而感到骄傲啊？出身明明是难以启齿的事情。

同时，更多「圈外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问题：知乎上有网友提问：从高分低能到小镇做题家，为什么要出现这些类似污名化那些寒门学子的词语？

理性来看，做题，做题家，做题家思维，这是三个维度的存在。[2]或者换言之，对象、方式、结果三方面需要拆开来看。诚然小镇做题家在之前的舆论中收到过批判之音，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们其实更多集中在「埋头于做题本身，却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延展与提升」这种教育方式上，而并非在批判小镇做题家为了更开阔的未来而付出的努力、坚守与辛劳。

但无论如何，报道的字里行间所体现的这种「对比感」，久而久之依旧会加剧弱势一方的焦虑与内耗——似乎「小镇做题家」的特征已经坐实，「知识无产阶级」的标签贴上就再也摘不掉。

恐怕也只有在看到前段时间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的时候能够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在情绪瞬间倾泻之后，更多的还是重新陷入大众话语中令人无望的参差宇宙。

《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要考编？》这篇文章就是典型的「对比文风」。它不仅把对立挑起、把矛盾戳破，还要发表出来，让当事方感到深深被刺痛，这可谓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开诚布公」。

《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要考编？》文章截图

坦白来讲，按照文章的行文风格，引发争议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果。但在文字表达背后，引发出如此强烈的舆论涟漪，更深层次的缘由值得思考。

笔者将其按照「情绪外因」与「情绪内因」划分，按序讨论。

首先，从情绪外因来看，文章对「小镇做题家」词汇的不适当挪用是激发大众情绪的第一重利器。当吐槽文化、丧文化在年轻人群之间流行开来，也反映出有些话语的属性天然是限定用作自嘲语境下。

而这种自嘲式的用法除去反映出当事方的调侃、无奈之外，更多是一种自我保护。换句话说，我们自嘲的目的，有时就是为了不被他嘲。而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以他者的口吻称呼小镇做题家，而且将其与「质问」、「抱怨」、「收入低」、「被剥夺感」等词联系在一起，很难不让读者读出到文字中的嘲讽感，感到被冒犯。

除此之外，作为大众知晓的重量级媒体，这也在一定程度让读者跳脱出之前的印象框架，对原本叙事风格与内容权威性的击碎也是致使大众舆论激化的外因之一。

其次，从情绪内因来讲，略魔幻的是，文章所述的现象竟有几分写实。来自真实生活的无情反讽才是让广泛的读者群体击穿心理防线的情绪源头。

联想去年的拼多多风波，当拼多多发生了「员工猝死」事件之后，其官号在知乎上发表又迅速删除的内容之激烈露骨，可能超越了所有自嘲的「打工人」底线。过往我们对自由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与科技公司叙事的想象，在这次巨大的公共伦理风波中被突然击碎。因此，公众的狂怒显得并不意外。

与其类似，一如罗萨在其著作《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所述，快节奏的社会中，「竞争原则」已经成为人们规划人生的手段之一，「我们要跑得尽量快，才能留在原地」。在本就加速运行的系统中，退出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年轻阶段选择心无旁骛、收获快乐本就无法俯拾皆是。

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我们除去竞争之外，还势必要遭遇「非对称的竞争」：小镇做题家们，与稀缺的明星资源对照，入围的机会本来就渺茫，无论吃过多少苦，考了多少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失为一种「话语操控」，为不仅仅是小镇做题家，更是在社会上四处奔波的人们焦虑弥漫的生活里注下另一剂猛药。

回归到媒介文体，新闻评论如何合体、出彩也是新闻界一直讨论的议题。业界用「皇冠上最璀璨的钻石」作为对这一体裁的比喻。有记者这样评述：社评文无定法，但有章可循。撰写评论应充分酝酿。只有「功夫在诗外」，才能「下笔如流水」，同时要重视对选题的价值判断，适当多出「几分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这些要点也应与从业者们共勉。

「走了很多的路，吃了很多的苦」，小镇做题家如何撕掉污名化标签？

喧嚣之外，我们还要关注沉默的大多数。

2022 年 3 月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结果里，2021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3012 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1238 所，其中「小镇做题家」聚集最多的 985、211 院校仅有 100 多席。这说明，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二本、三本学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但被排除在讨论之外。[3]

然而，这其中还交织着许多条奇异的情感线。其一是，共情基础比我们想象中更庞大。

除去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小镇做题家之外，还有更多彼此在真实世界中未曾打过照面的人们，正遭遇着相同的心理境遇。如同去年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展现出过去游离甚至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的青年生活。但连导演李一凡都未曾想到的是，这部影片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

豆瓣有网友这样评价：「孤独不分学历，工种，和地域。人都需要壳把自己裹起来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没人任何分别。」原来这些在刻板印象里「年纪轻轻、叛逆十足」的杀马特族所面临的缺少归属感、孤独、工作不稳定等等现象，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类似的痕迹。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视频截图

其二是，略带遗憾的是，也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拥有为之共情的能力。

在黄灯所著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还描绘出这样的思维：小镇做题家中本身也存在某种生存链条：在狭义的定义中，没考上 985、211，没考上重点大学不配称为「小镇做题家」。而事实真正如此吗？

小镇做题家不止是身份体现，更多反映出是背后的心态与村镇孩子走出家乡的心路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考出来」的小镇青年其实都算得上「小镇做题家」级别。

换言之，你正遭遇的，别人也许同样在经历，亦或更甚。因此，在自我污名与被污名的过程中，找回共鸣或许是首要之义。

这份共鸣或是共情也应当覆盖到社会上更多的群体。生在都市的孩子，其生活更多是一种单向度的体验，而从小镇、从城乡结合部走出的孩子，身上则多了些混制文化的意味，这是种特别的人生阅历，值得尊重。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不要把自己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与生俱来的能力用来贬低那些不受眷顾的人，而是要用你的优势去帮助他们，不要逞强，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支撑着活下去。」

诚然在竞争原则逐渐潜移默化影响生活的当下，许多人奋力奔跑，我们无法每一刻都保证与身处的世界维持紧密的共鸣，但至少不会毫不顾忌的支配冷漠，对待与自己姿态不同的群体，人为制造出这个本就复杂的世界更大的参差。

此前有一句话这样讲：“爱没有的地方，刻板知识就会出现”。同理，共情缺乏的地带，自认高明的缺点就会暴露。

撕掉污名化的标签，不仅仅需要小镇做题家的努力。

2020 年至今，丧文化、废物论逐渐在城市年轻人中流行。一方面，勤勤恳恳一路苦读走出乡村的小镇青年们，睁着迷惘的眼努力适应着大城市的繁华秩序，意识到此前熟悉的做题思路已然无法解好成年生活中的命题，总会陷入无坐标的虚空；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各路话语中频频「被背刺」，无论是被拿来做比，亦或被贴上种种标签。

人非圣贤，这个时代下，我们是否应该给予青年人迷茫的时间？又是否应该在看待不同的人生选择与出路时，报以至少尊重的目光？

共青团中央发声

因为不论出身、教育经历与生活境遇如何，至少有一点是在座诸位无法躲避、都经历过的：我们都曾度过这段人生里苦乐交织、懵懂又坚韧的时光，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永远有人十八岁。

我们都曾是青年。

项飙曾在一本书的导读中这样写：一部分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要想像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敢于在不占有（房产）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

我们并非鼓励「做题万能论」，但理应意识到他们身上保有着乡土城际间正销声匿迹的高贵价值。

回归开头，在这次风波之中，有网友评论：小镇做题家是被这次艺人考编事件带火的，笔者认为不尽然。比起「被带火」，小镇做题家们或许更需要的是被合理地看见，亦或是坐下来，以平等的姿态聊聊未来。

消除偏见与撕掉标签的路程很长，如同那篇论文致谢中写到的，「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面前」。向成长中勇敢的年轻人们致敬，也向背后更多的无声苦痛与坚持致敬。

By 路迟 、LilyAnn

“当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征信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随时可以扔到垃圾桶的枷锁，这是我们万千百姓无奈的呐喊。” ——郑州豫发白鹭源三期全体业主

还有四年，老石就要退休了。
他和媳妇把所有积蓄盘了盘，在去年8月底，付了一套小两居新房的首付。

老石当了一辈子的公务员，因为公积金缴纳比例比较高，他预计俩人每个月的公积金总和，刚好够还月供，“工资部分，则用来日常开支”。但所有的计划，在步入今年后，都被打破了。2月的工资，老石只发了160块钱，“绩效没了、年终奖没了，以前年底评选的各类优秀个人奖项也没了，年中时候发的奖金还给扣了回去”。且领导还告诉老石，年初的调整，并不是结局，6月还会进行第二波调薪，公积金也会跟着下调。老石心态崩了。再叠加5月LPR的下调，让他越想越觉得这个新房买得不值：成本在高位，未来我还要折好大一部分工资进去，甚至需要借钱，基本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糟心的，不只老石一家。年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都传出了公务员降薪的消息，综合薪水降幅普遍达到3-4成。有在深圳贷款买房的公务员，也在网上抱怨，调降后的工资，已经让他难以再支付高额的房贷。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老石和那些被降薪的同僚们，都还只是在“断供”想法的边缘疯狂试探。

毕竟，对公务员来说，这是一个太不体面的选择，失信记录甚至会影响下几代人的工作政审。但过了半个月，老石从“有过断供念头”，变成了“下定停贷决心”。

因为他看到，业主群里有人发来用无人机拍下的工地的照片，偌大的工地上，并没有多少工人在施工。

以这样的建造速度，今年底显然将无法按时交付。

在江西景德镇恒大珑庭项目全体业主以一纸“强制停贷告知书”揭开了“停贷潮”的大幕后，老石所买项目的业主们也联名写了一封《停贷告知书》，要求项目方在2022年9月底复工，否则将在2022年10月强制停贷，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老石也在告知书上签了字，做好了停贷后被银行催债并列入失信名单的心理准备：
“一边是降薪后快支付不起的月供，一边是咬牙支付了却可能要面对的无限烂尾。体不体面的，已经不重要了。”

同样的遭遇，郑州的公务员们感受更深。据自媒体壹地产的报道，2015年，在拿到啟福城项目的前一年，郑州中晟置业就把这里的房子，以每平米5500块，团购给了一些郑州的单位：电视台、房管局、税务局、帝湖公安分局、公交公司等单位。8年过去了，项目方承诺过很多次会复工，市里甚至成立了中原区啟福城楼盘问题化解第三方专班，可依旧没有复工迹象。

这批人还着贷，看着房，投诉无门：百姓VQ找记者，记者VQ该找谁？他们也是在景德镇的业主揭竿而起后，才发现，还能有“强制停贷”这样的解决方案。于是他们也加入了其中。当然，他们只是买房镜像里的一个小群体，纵观整个郑州市，目前已经有31个楼盘的业主们，发出了停贷告知书。占了河南51个停贷楼盘的近60%。而全国范围内，截至7月15日14时，已经有245个楼盘的业主们，提出要“强制停贷”。

包括一线城市中的北京禹洲朗廷湾（朗廷雅苑）；上海崇明泰禾大城小院、嘉定徐行佳兆业五期、浦东临港万象颐景园江南院；广州万科海上明月；深圳佳兆业樾伴山、佳兆业时代大厦。上榜最多的开发商，包括恒大、绿地、泰禾、融创、名门、阳光城、佳兆业、实地。上榜最多的城市，是郑州、武汉、西安、长沙、太原、昆明。  

1

预售资金监管缺位

银行：我也是受害方停贷的业主们把矛头指向了银行。
他们认为，引发停工烂尾风险，首先是因为银行违规放款。
首个发起联名信的景德镇恒大珑庭项目全体业主，就在告知书中写道：
【珑庭已出售房源中，网签和备案均集中在维权后，正常应该先完成网签和备案后贷款银行方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但各银行如九江银行、农业银行、邮政银行等均属于典型的违规发放贷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其次，还因为银行对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北京禹洲朗廷湾项目业主们发现，有数十名购房人的购房资金，未按要求全额进入本项目在平安银行开设的资金监管账户。

【而平安银行未按规定严格监管该资金账户，且未将相关情况及时报送通州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导致监管账户内建设资金不足，对本项目工程进度严重滞后负有直接责任。】总之，业主们认为，自己是合理要求停贷，而银行是自作自受。确实，早在2003年，央行就已经明确表示：建筑不封顶，银行是不允许发放贷款的。而现在烂尾楼之所以烂尾，普遍原因就是因为监管账户的资金在封顶之前，就已经没了。

但银行朋友们也和壹线君抱怨，他们也拦不住开发商的骚操作。正常流程下，开发商必须自有资金拿地，开发贷只能贷整个项目的70%，而且只能用于支付建筑方或者材料方，不能同名划转到其他银行的开发商账户。房屋封顶验收合格后，才能办理预售证，开始卖房子，然后根据购房人资质发放按揭贷款，按揭贷款的销售款（包括售房人的首付款）必须回到住建委的监管账户，而且根据销售进度，只能用于归还开发贷。但是每一步都这么做，就高周转不起来。所以开发商的潜规则的做法，是从拿地开始，就去高利息借信托、私募资金，然后用开发贷还土地款，再用商票方式拖欠建筑方，把卖房子的钱都挪用到下个项目，甚至用B项目的开发贷去还A项目的开发贷。就有了所谓的高周转。至于银行为什么监管不到监管账户，因为银行也被开发商设立了壁垒——某项目找A银行做开发贷，监管账户却开在了B银行，而A银行其实根本监管不到这个账户。

甚至近一年来，也发生了不少银行与开发商对簿公堂要回监管账户中资金的案件（详见：《广发和蓝光的举报信谜团》）。此外，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一般是各地住建部门承担账户监管的主体责任，银行按照相关部门开具的证明等文件操作划款指令，这个划款，也不是银行自己说了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主任王业强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就有表示：政府部门的监督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一方面，房企开发是要到住建部门备案，因此，住建部门有监督房企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房企违规挪用预收款，有地方的政府部门为了加快房屋开发，出面向银行担保。”比如上述提到的郑州啟福城项目，开发商自己公然提前预售，压根就不存在监管账户一说。“虽然，严格按实际进度发放开发贷的银行几乎不存在。但只能说，大部分银行，都不是凭空划拨的，也是看到开发商四证齐全后才划拨的。”上述银行人士如是说。  

2

“按闹分配”不可行

可考虑其他类目延期方案
有理有据的银行，显然并不会凭借自发告知书，就“按闹分配”。毕竟开发商和业主、业主与银行是两个合同关系。业主与银行之间是借贷关系，开发商只是担保人，房屋是抵押物。购房者超过6个月以上未还贷，银行会采取诉讼等方式催促贷款人还贷。

若催收次数超过3次贷款人仍未还贷，银行不仅会增加30-50%的贷款利率，作为贷款人未按时还款的惩罚，还会将贷款人的个人信用报告上报至央行的征信系统，留下不良的征信记录，甚至将用于抵押的房子收回。

想合法合理停贷，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戴金花律师介绍，更快的方式是提起民事诉讼，和开发商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这样，业主方收回首付款和已付贷款，而剩下的贷款则由开发商来承担。只是眼下，就算开发商同意退房，也掏不出钱还给购房人了。大部分业主们都明白：退房更血亏，他们“停贷告知书”的核心诉求，基本也只是想通过逼迫银行“动态还贷”，催促项目交付——等到全面复工、等到交房后、等到通水电后，再开始偿还贷款”。

但银行方面的反应，目前就壹线君所打听到的，整个银行系统还并未打算就“烂尾楼”的贷款纠纷制定新的政策。

毕竟在银行人士眼里：这次的“停贷潮”要说会动摇到整个金融系统，倒也不至于。

包括四大行在内的15家银行，都已经发声，表示目前涉及“保交楼”风险的业务规模较小，总体风险可控。业主能寄托的、银行更可能出现的动作，大抵会像此前的郑州，以受疫情影响为由，允许一定期限内的延迟还款。当然，也不排除少部分项目无力回天，将采取国家核销的手段。银保监会昨天下午就回应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人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至于地方政府层面，责任甚至更重。

昨天晚上，西安市住建局等五部门联合紧急发布了《关于防范商品房延期交房增量问题工作措施》，补救之前的购地资金、预售资金、项目停工监管缺位。

成为第一个就“停贷潮”发声的城市。而对于名单上那近250个自发停贷楼盘，房企人士也建议，只要有空间，合作方、机构、承建方、收并购方，都要一层层去谈让利复工或者是交叉让利，首要保复工。而这其中，政府的牵头很关键。否则，一起固执摆烂，开发商信用崩盘、房主进入失信名单、银行坏账率升高、监管部门缺位……

只能衍生出预售房无人敢买、市场销售停滞、银行贷款立项从严、企业流动风险加大、行业复苏无期、地产类资产价格下行、土地财政断链、城投暴雷……的多输困局。如《经济观察报》评论的：中国人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善良的、守规矩。并且，那些举牌表态要断供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买得起房子的人，很大程度他们都是社会精英，都是银行信用名单里最好的一批人。

何况那些公务员们，可更是多代守信之家呢。

By 地产壹线

自身免疫性疾病至少是100多种疾病的合称，它的发病率远远超过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共同点：身体的持续存在的慢性炎症状态。

症状包括疲劳、肥胖、肌肉或者关节酸痛、腹胀和腹泻，有些人还会出现忧郁等等。

一、慢性炎症为何会发生？

说起来也非常简单，那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正常组织发生误判。

这种误判可以是系统性的，比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受到攻击的是全身的正常组织。

这种误判也可能是局限性的，受到攻击的自然是特定器官，如桥本甲状腺炎、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等等（此类疾病太多了，不胜枚举）。

二、长期依赖药物治疗结果：

治疗的本质就是利用药物将身体的免疫系统部分关闭。

不可否认，此类治疗的的确确、或多或少地改善了患者的症状，但风险是它增加了感染和恶性肿瘤发生的风险。

三、发病原因

（一）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肠道息息相关

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补充能量的主要器官，我们的小肠细胞里也布满了免疫细胞，随时侦查食物中是否含有细菌和异物。

毫不夸张地说，胃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假如没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我们很可能因为”吃”而伤害身体。

肠道富含淋巴细胞对于身体的防御是件好事，但有一利就有一弊，这些丰富的淋巴细胞有时反应过度造成过敏。

1.慢性炎症为何会发生？说起来也非常简单，那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正常组织发生误判。

这种误判可以是系统性的，比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受到攻击的是全身的正常组织。

这种误判也可能是局限性的，受到攻击的自然是特定器官，如桥本甲状腺炎、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等等.

（二）造成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要原因：麸质

不是麸皮，实际上它是种子里面的一种蛋白质的混合物，主要成分为小麦醇溶蛋白和谷蛋白。

我们可以吃到的柔软、蓬松、有嚼劲的面包靠的就是它。除了小麦、大麦和黑麦之外，人造奶油也含有麸质。

3.我们今天接触到的麸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得多！

其原因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是小麦的精加工，在去除了麸皮之后其所含的醇溶蛋白和谷蛋白含量相应地增加了；

二是为了让小麦颗粒更加饱满，人们开始运用转基因技术，这就使得构成麸质的蛋白质结构更加集中。

(三)麸质如何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

由于缺乏消化麸质这种蛋白质的酶，或者酶的活力不足，使得麸质无法充分消化，这使得肠道淋巴细胞高度戒备，并产生抗体，抗体-麸质复合物由此产生。

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会清除这些复合物。

但假如这种复合物太多，通过血液循环就会沉积于不同器官，导致局部或全身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自然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

2.麸质会导致交叉过敏

它指的是针对一种食物的蛋白质形成的抗体也能去识别另一种食物中的蛋白质，这在麸质尤其常见。

这些抗体也可能与乳蛋白（奶类食品多见）、燕麦、啤酒、面包酵母、速溶咖啡、高粱、小米、玉米、大米和土豆相关蛋白质发生抗原抗体反应。

假如多次过量的摄入高麸质的食物，许多人自身的免疫系统一定会处于持续戒备状态，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自然增加！

已有临床资料表明，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桥本氏甲状腺肿、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都存在肠漏。

其中说得最多是“炎症是诸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发生发展的基础”。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炎症作为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对外界刺激的一种防御反应，有时候是有益的，但是如果炎症反应一直存在，发展成慢性炎症，免疫系统就会对我们人体自身的组织进行攻击，从而造成损伤。

这次新冠病毒让我们知道了一个词叫做“炎症风暴”，所谓炎症风暴就是炎症来得太猛太快，炎症因子聚集，好比烧了一场大火，虽然目的是为了消灭病毒，可是同时也给全身各器官组织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结果就是导致各个器官的功能衰竭。

1. 急性炎症 vs. 慢性炎症

每个人的身体里或多或少都有炎症，只不过有些炎症反应比较轻微，还没有让我们感受到，有些则有明显的症状。炎症的发生发展和自由基密切相关，比如摄入了自由基含量高的食物、周围的空气受到污染、吃了太多的糖以及不运动等，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体内的自由基增多，从而加剧炎症反应，反过来炎症也会促进自由基大量产生，二者相互促进，最后形成恶恶性循环，慢性炎症就是如此。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好比是一个警察局，警察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它的功能是保护百姓（其他细胞）的安全。在这个警察局管辖的范围里经常会发生一点小偷小摸的事情，警察很快就能去处理掉，这是急性炎症，处理得当的话，来得快去得快，一般来说对人体不会有很大的损伤。

如果不断有小偷小摸或者是悬疑案件，就会让警察们很头疼，处理的时间就会变长，警察们不断出警却抓不到坏蛋，久而久之就会变得非常疲倦，难免会发生错误，误伤百姓，另一方面，这些坏蛋继续逍遥法外，并且持续为非作歹，这就是慢性炎症。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身体里长期有慢性炎症，那么我们的免疫警察会长期处于一个“疲惫”状态，当病毒侵入时，我们免疫系统“速战速决”的几率就大大降低，战线拖得越长，炎症反应越重，各个器官的损伤尤其是肺部的免疫攻击也越强烈。所以，平常没有病毒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的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水平！

另外，长期不消的慢性炎症也是各种慢性病发生发展的基础，比如肥胖、糖尿病、通风、关节炎、肾炎、肺炎等常见疾病，严重的可能导致癌症、脑卒中、冠心病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重大疾病。

2. 慢性炎症的五大常见症状

慢性炎症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偶尔也会露出马脚，下面列举了慢性炎症的五个比较常见症状：

01.身体疼痛

如果感到全身疼痛，例如肌肉酸痛和关节痛，有可能是身体里的致炎因子增加引起的。就好像警察局辖区内的坏蛋增加了，警察一时间管不过来，它们就会攻击肌肉和关节，导致发红，肿胀和疼痛。

02. 皮疹

皮肤做为人体的第一道生理防线和最大的器官，时刻参与着机体的功能活动，机体的任何异常情况也可以反应在皮肤表面，皮疹就是炎症引起的皮肤疾病，例如湿疹或牛皮癣，当致炎因子增多，触及到与这些疾病相关的免疫系统，免疫反应被激活，就会触发皮疹到皮肤表面。其特征是皮肤发红，粗糙和剥落，有时候痒，有时候不痒，反复发作。

03.过多的粘液产生

如果总是需要清嗓子或拧鼻涕，有可能是发炎了！当发炎时，粘膜会产生浓稠的痰液，以保护呼吸系统内壁的上皮细胞，从而导致咳嗽，打喷嚏和流鼻涕。

04. 低能耗

尽管每晚有充足的睡眠，仍然会感到很疲倦，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抵抗慢性炎症。当人体长期发炎时，我们的免疫系统会一直保持活跃，警察局会持续工作，加大警力加班加点的处理致炎因子。反过来说，慢性发炎增加了对细胞能量的需求，免疫细胞需要不断增加来对抗致炎因子，这就进一步加快了人体能量的消耗。

05.消化不良

常见的消化问题包括腹胀、腹痛、便秘及大便稀疏也可能提示炎症。整个人体的慢性炎症可导致肠道渗漏综合征或肠渗透性，这可导致细菌和毒素通过肠壁“泄漏”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就是致炎因子流窜作案。“ 漏泄的肠道 ”会进一步加剧持续的全身炎症，并导致消化系统症状，如腹胀和肠蠕动不规则。

3. 可以做哪些针对性的检查？

除了上述症状以外，还可以根据医院检查数据来判断是否有慢性炎症：

1. 白细胞计数

白细胞计数是单位体积血液中所含的白细胞数目，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白细胞计数表明免疫系统已激活并正在努力抵御感染或伤害，长期升高的白细胞表明免疫系统经常超速运转。当人体的炎症升高时，白细胞计数会随之升高，而成年人正常范围内的白细胞计数在每微升4,000至10,000之间。

2. 红细胞沉降速率（ESR）

红细胞沉降速率（ESR）简称血沉，是红细胞在血液样本中沉降速度的量度。由于红细胞通常沉降缓慢，因此血沉变快可能表明人体在发炎。男性的正常范围为0至22毫米/小时，女性为0至29毫米/小时。

3.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是响应体内炎症而产生的一种蛋白质，当体内发生特定的损伤或感染时，hs-CRP的水平升高；如果存在诸如IL-6（白介素-6）之类的炎性酶，hs-CRP的水平也会同时升高。重要的是hs-CRP值高的人不仅会发炎，而且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提高，而hs-CRP值低的人则具有较低的风险。hs-CRP的典型实验室范围是0到3.0 mg / L。

4. 如何干预慢性炎症？

急性炎症犹如一场大火，而慢性炎症就好比小火慢炖温水煮青蛙。因为慢性炎症的症状不明显，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特别在意，可是慢性炎症就好比各种疾病的温床，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养生保健的一个核心的核心就是“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

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哪些诱因？

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病原理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细胞所致，是免疫失衡导致的。如常见的荨麻疹、湿疹、过敏性鼻炎，到严重影响健康的风湿和类似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皮肌炎、银屑病、肾病，这些都是属于自身免疫疾病的范畴。自身免疫疾病目前来说没有很好的方法来治疗，一旦发病或形成慢性疾病就很难治愈，所以预防减少发病几率就很重要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要处于平衡状态才不会发生问题，而不是免疫系统越强大越好。在免疫细胞里，有负责抑制免疫冲动的细胞，如淋巴系的CD8，粒细胞里的嗜碱性粒细胞，都有抑制免疫系统冲动的作用（还有更复杂的机制来保持免疫平衡，这里只介绍被发现的机制）。所以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到免疫系统的自身平衡吗，导致诱发自身免疫疾病的可能。

这里简答介绍自身免疫疾病的几个常见诱因

1、遗传因素

这个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其他的因素来预防或减少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病几率。

2、不良生活习惯

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如熬夜、缺乏运动、缺少室外活动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内分泌、植物神经系统紊乱，继而引起免疫系统发生紊乱从而导致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病。

3、食物因素

经常吃刺激性食物、酗酒、高热量高添加的饮料、添加剂过多的食物、抗生素或农药残留过多的食物、接触污染物等等。这些物质会在体内引起免疫系统过激反应，或是引起抑制细胞的功能受损，不能抑制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而发病。

3、精神心理状态

不良的精神心理状态，精神状态长期处于不良情况下，如紧张、焦虑、烦躁、忧郁等等不良精神状态，会影响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反过来也会影响免疫系统，导致免疫系统失衡而发生过激行为。

4、过于洁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洁净了。好处是传染性疾病发病大大减少，坏处则是人体接触的自然物质越来越少，导致对很多代常见物质过敏。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解决，实现让人体接触这些物质，让免疫系统适应这些物质，那发生过敏的几率就会减少（类似于提前的脱敏疗法吧）

5、食物、用品和药物使用的多样化

在古代，人类的食物和药物品种匮乏，人体早已适应，不会引发免疫过激的反应，但现代人能接触的食物、用品和药物越来越多，也就是过敏源越来越多，这让很多人发生免疫过激的几率增加，导致自身免疫疾病发病率增加。

所以，对于新接触的物质，先要试一试看看自己是否过敏。低剂量的过敏源人体有时候会逐渐适应从而不再过敏，但一次性大量的过敏源会引发过敏反应，甚至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像我们在用心化妆品之前先在手腕不少许涂抹看是否过敏就是一个很不错避免过敏的方法。

6、区分是否自身免疫引起的症状

人体对许多物质反应并不都是过敏，有的是一种应急反应或是刺激性的反应，或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这些引起的症状也很像免疫疾病。如牛奶的乳糖不耐症，遇冷刺激皮肤产生的丘疹等等。

7、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以调节免疫功能

我曾经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干细胞治疗过多例自身免疫疾病，利用的技术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调节免疫功能和修复受损组织器官的功能。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以调节紊乱的免疫功能，在红斑狼疮、类风湿性结节、皮肌炎、银屑病（牛皮癣）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阻止病情进展，还促使受损皮肤、结缔组织、肾脏细胞、骨髓造血细胞得到恢复。比如许多红斑狼疮和银屑病患者皮肤恢复的就非常好，与正常皮肤从外表到功能相同。

自身免疫疾病随着生活过于“现代化”而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难治疗。有时让自己回归简单的生活，注意饮食作息，比过度依赖药物的效果好得多。

By CcVx91、荣亚琦、孙涵薀

中国房地产终于迎来断供潮：

　　招商银行12月起诉576人，本月起诉8.9万房贷违约断供人

　　民生银行12月起诉37人，本月起诉2.3万房贷违约断供人

　　上海银行12月起诉586人，本月起诉8161房贷违约断供人

　　兴业银行12月起诉651人，本月起诉7.3万房贷违约断供人

　　一时间，把房主房贷断供这个话题推向了高潮。

　　疫情当下，经济形式不好，高杠杆买房终于要暴雷了吗？上述两个数据，目前来看没有可靠来源，不过在一堆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引起了一帮断供的业主或者房贷有困难的业主们的共鸣：

　　@比目鱼北京分鱼：我已经是了，当时230万买的燕郊某小区，贷款130万，还了1年多。断供起诉拍卖了101万，亏了首付和税费中介费以及还进去的10万共150万，现在房没了，还欠着银行26万，中间诉讼费被执行走2万，唉，当然也已经限制消费了。（有评论指出：等价于花150万租了一年房 太黑了）

　　@蜂蜜土豆泥 ：又想起别人说的话，大家都以为自己是骆驼祥子，努力拉车就能买上属于自己的车，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伤心]生活太难了

　　@台湾烤肠一块五两根：去年年底在上海上的车，一个月还2.5，靠着公积金把今年熬过去了，明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行业不太景气，按照正常的薪酬递增覆盖房贷没问题，但这个疫情影响的每个月全部收入加上公积金刚够还贷款，愁死了。

　　@我是炒面章鱼烧 ：不要加杠杆！买房暴富的时代过去了，疫情短期内不会结束，以后经济只能越来越差！手里一定保持现金流！

　　@爱夏天的秀秀:睡不着，越看越焦虑

　　@想念青峰：我买房的时候就本着我现在有多少本金和还款能力预估的，没考虑以后也许会涨薪什么的，但是买的房子不好，还是商住，也跌了不少，但还好是刚需，自己住了

　　@雪碧雪碧雪碧还有美年达:花了110万买的燕郊，现在腰斩到55万了。还没住过两天，为了这套破房子操碎了心。

　　@钻在钱眼儿里的小小小boss:32岁，也是贷款300万，月供18000，这还是首付给了五成。在一线好像月供2万左右很正常。但真的怕出变故导致收入减少，又要还贷又要养娃，各种支出。好在还有一套还清贷款的，真要出问题，卖掉还就没压力了。老公还想卖掉上更大杠杆买另外的，坚决不干。收入好的时候觉得手到擒来，出变故就两眼一抹黑了

　　断供的后果有多可怕：你还敢断供吗？

　　然而，对于一大帮想躺平或者说着“大不了断供”的人来说，轻易选择的断供后果非常可怕。

　　断供之前，房主每个月可能还还着银行贷款的利息；如果断供还会因为被判决，需要承担的利息、罚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以及还有银行委托的起诉律师费。即使是上诉可以，他还需花费一笔费用，且难有改判可能。

　　如果耍赖，银行会申请冻结你名下所有的财产，车、房、存款，统统都会用来抵债。且，从此这位房主会进入了失信人名单。也就是老赖，你以后想坐飞机高铁，高消费统统会被限制。

　　有网友整理了一份更详细的内容：

　　1、房子会被银行低价拍卖，拍卖后如果不足以偿还银行的贷款本息，银行还有权利向你追债

　　2、首付款、月供、契税、维修基金、装修费等各种已支出费用全部打水漂

　　3、法院的执行费用以及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也需要断供者承担

　　4、个人信用将受重创，基本是银行的黑户了

　　这几年，特别是前两年，不管是资金账户良好的人群，甚至是刚需客户，都抱着“自住+投资”的概念去买房，投资心理已经成为买房人的共识。然而事实是，楼市下行，已经不是所有房子都能“赚钱”了。此前，超杠杆买房的一批人，在此刻的浪潮当中，尤其显得无力。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光是楼市下行。经济形式转变，大部分企业倒闭，员工降薪被裁员，在此前几年风光大好的时候，往往没有想到这一些。

　　有网友评论，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能活到八九十岁，现实可能是五六十岁就到头了。谁也想不到未来的形式，转好，楼市有可能还会回暖，转不好，大家只能跟着经济形势随波逐流了。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超杠杆的危险行为，觉得赌博楼市一定赚钱的”，不管在前几年还是未来，都是不可取的。那些“大不了断供”的人，基本都处于这几种状态。

　　4年的时间，法拍房的数量增长186倍？

　　今年以来，有关法拍房的消息越来越多。

　　近期，我们自媒体就发声很多关于法拍房，有的低于市场预期很多的住宅，特别是一些此前热门的楼盘或者学区房，得到一批网友的关注。

　　同时，我还注意到，目前司法拍卖网上，光是住宅的房子就有近172万套。而有网友列出数据显示：4年的时间，法拍房的数量增长186倍！

　　2017年，法拍房的数量为9000套；

　　2018年，数量为2万套；

　　2019年，数量为50万套；

　　2020年，数量为120多万套；

　　2021年，截至12月中旬，已经超过了168万套。

　　去年12月中旬，有机构数据显示，全国31省市司法拍卖住宅数量总计超过了160万套，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江苏省以20.99万套位居第一，浙江17.93万套居于第二，河南、广东、山东分别排第三、四、五名。

　　不过关于法拍房的数据，也有业内反驳过：毕竟法拍房很早就执行了，而司法拍卖网站也就是近些年开始广泛用途和传播使用的。数据当中，有此前房屋的填入数据，不仅仅是近期新增的。

　　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确实也有很多人因无力偿还贷款，导致法拍房数量激增。

　　那么，在南京买房赚多少钱能够稳住？上周，我们统计了南京各板块的新房均价，我们按照全市最高均价和最低均价，户型建面100平，首付3成后的纯商业贷款（6.25%），30年来粗略算。

　　在南京买房至少每月还款4858元-37497元。

　　有些城市的整体房价还算稳健，一些偏远区域确实也出现卖不动，甚至几年没涨的现象，但至少房价拦腰斩的可能还确实比较小。不管怎么样，买房还是量力而行，不然后果就太严重了。

断供经历不堪回首

最近，一个河北廊坊燕郊镇断供者自述断供亲身经历，在网上流传。

今年上半年，还有个在燕郊购房的人，表示要把自己40平米的房子白送给他人，当时也是颇为吸引眼球。

在房价问题上，燕郊应该是全国最受关注的一个镇。燕郊是否存在断供潮？燕郊还有未来吗？

01

断供是人生的巨痛

这个断供者，今年35岁，2017年在燕郊置换了一套140平米的三居，总价426万，贷款298万，每月月供16800元。目前还款总金额806400元，但是他还不起了。

这套房子，市场价大概还值235-240万元。如果卖掉房子，不仅首付、80万元月供全部赔进去了，还需要倒找银行40万元。于是他觉得，如果断供，房子不要了，给银行算了，也是合算的。如果他真的断供成功，那么他前后赔进去200万出头，把他35岁以前的积蓄全部赔进去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银行把他告上了法庭。这官司他当然是输了，其后果是，他还要额外承担利息、罚息49908元，案件受理费15389元，保全费5000元，中国银行委托的起诉律师费122620元，高达192917元。

除了承担这么多的额外费用，他还会上失信人名单。用他自己的说法，那“几乎失去了一切”。所以他劝告：“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想要甩给银行，没有可能的。”如果买了，千万别有断供的念头，“告诫各位别冲动，砸锅卖铁也要还。”

这位断供者的经历也是给旁人提了个醒，不要以为房价下跌太狠，“大不了首付不要了”。银行可要比你精得多，那不是“首付不要了”能解决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香港房价暴跌，许多人断供，当时李嘉诚就劝说香港人，要继续还贷。可能李嘉诚也知道，普通人斗不过银行吧。当然，长远来看，坚持还贷的人，能盼到香港房价回暖的一天。

以往，网络曝出断供的新闻，许多人幸灾乐祸：

“谁让你们炒房的，活该！”

“让断供潮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你们断供了，我正好接盘。”

……

而这个人的亲历自述让人们看到，断供者，并不一定就是炒房者。其中大部分人，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为了一份普通的生活而奋斗、挣扎。如果不幸被时代的灰尘砸中，连卑微的梦想也会成为奢求。

所以，千万不要对断供者幸灾乐祸。

燕郊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它本来是河北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但是，历史的机缘下，无数来到北京、希望让自己生活更美好的年轻人，选择把自己的住房梦安放在这个小镇，使得这个小镇变成天下知名。

当时，北京推出“9·30新政”，许多外地年轻人瞬间失去购房资格。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此放弃自己来到北京奋斗的初心，于是把购房的目光投向环京地带。

燕郊相对来说，交通比较便利，政策也比较宽松，还有“通州与北三县统一规划”（燕郊属于北三县中的三河市）的远景，自然成了在北京谋生的年轻人的首选。所以当时燕郊的房价，从1万多快速涨到3万多。

当时许多人习惯性地嘲笑，“资本在炒燕郊的房价了”。可是，从这些年轻人的角度看，他们来到北京，为北京贡献生产、服务、税收，然后只想卑微地在靠近北京的地方买个房，他们的选择有错吗？当然，后来的环境变化，是他们预料不到的。

例如，媒体报道，有个叫王强的东北年轻人，在北京街角开了家迷你超市，生意冷清。他就在燕郊买了房。平时，他会跨城跑出租，拉着年轻人在北京与燕郊之间来回。他说，自己是“燕郊人”。他燕郊房子的价格，至今也没回到买时的价格。

由于年轻人聚集，燕郊从一个原来的破旧小镇，变得逐渐繁华。燕郊，抓住了机会的上半场，可惜，却迎来了一个不景气的中场。目前，还不知道下半场会怎样结局。

至少，从媒体报道来看，燕郊断供，还是零星的暂时还没有形成“潮”。希望燕郊能走出困境，不要成为年轻人的梦断之地。

02

全国房价还有回暖的希望吗？

燕郊是全国的缩影。房价下跌，使许多人处在煎熬之中。因为房地产市场，从来就对经济影响巨大。许多人的工作与房地产相关，房子还是许多小微企业主融资发展的最佳抵押品。

可以说，房子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货币。它的不景气，影响的不只是购房者，没有购房的人也同样大受影响。

例如，最近许多开发商陷入停工、债务违约等困境，就影响了许多建筑工人的生计。

许多人一厢情愿地以为，断供潮来了，他就能买到便宜房子。

但是想想看，鹤岗房子几万块钱一套，也没见你去买；燕郊有人断供了，也没见你去接盘。为什么？

因为，一旦真的出现断供，那就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那么乐观。连工作都不好找了，你还敢去接盘？

那个燕郊断供者说，之所以还不起月供了，“有自己的原因，有大环境的原因”。

人们买房子，从来就不只是买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买的，还有一份资产的未来。当这份资产价格下跌，它反映的信息是许多方面的，绝不仅是房价一个方面。

所以，历史事实是，断供潮从来没有让普通人买房更容易。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房价大跌会让普通人大规模接盘的。因为大规模断供潮就是经济危机的一部分，深陷经济危机的普通人哪里还有余钱再买房抄底呢？

By 李心舟、邓新华

基因治疗的创新改变了病人的护理方式，这种药到病除的治疗方式避免了让患者长期用药。长远来看，基因治疗潜在效益巨大，但是相关基因治疗公司面临着许多挑战，他们也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些挑战。

近年在治愈由丙型肝炎病毒引发的疾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他治愈性的小分子或生物疗法还不常见。经过三十年的挫折和不断尝试，基因治疗（将经过外部蛋白编码的核酸植入细胞中，通过恢复或增强宿主基因功能来以改善疾病来的方法）将使治愈性疗法变成疾病管理1的常规方法。

基因治疗，包括体内治疗（将携带正确基因的病毒载体通过静脉注射给携带有缺陷的蛋白质的病人）和体外治疗（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修饰细胞再注射给病人）（见图表¹）仅通过单次注射就能产生显著的长期的治愈效果，如今正在进入市场。FDA最近批准了诺华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 T）²Kymriah，之后还批准了吉利德的CAR T细胞疗法Yescarta，用于血液肿瘤的治疗。2017年底，Spark Therapeutics的Luxturna获批，这是第一个获批的体内基因治疗方法，用于治疗一种遗传性视力下降的疾病。此外，AveXis针对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基因治疗，BioMarin针对血友病A的基因治疗，以及Nightstar针对脉络膜血症的基因治疗产品等在其早期数据中呈现惊人潜力，现在已进入关键试验阶段（或已提交上市申请）。

在这些成功的基础上，大型制药公司正在基因治疗领域大举投资（例如，辉瑞与Bamboo和Sangamo达成了基因治疗协议，诺华收购了AveXis，罗氏同意收购Spark）。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公司也在持续推动新的基因治疗平台和方法的创建，带动了基因治疗产品线的不断增长（见图表2）。

随着科学、临床和制药方面的不断进步，基因疗法将在治疗由特定基因突变引发的疾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新的治疗模式将促使生物制药公司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以便更好地为患者、医疗服务提供方和支付方提供这种新颖但复杂的治疗模式。

基因治疗的商业化挑战

基因治疗的核心价值是单次注射的长期疗效。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将为基因治疗公司带来许多独特的挑战。

1. 目标人群的快速减少

基因治疗可帮助恢复宿主基因功能，当然也有患者对治疗的载体（病毒）产生免疫抗体的情况，因此，一般情况下病人只能接受一次基因治疗。换句话说，病人不可重复进行该种治疗，这就导致能接受基因治疗的目标人群减少（见图表3）。随着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在特定年份可以接受治疗的潜在患者数量会随之减少。这导致基因治疗需求很早出现峰值，随后则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一旦目标人群消耗殆尽，对基因治疗的需求将主要由当年发病人群来驱动。

人们对基因治疗接受速度缓慢，因此需求峰值可能不那么明显，但病人的耗竭却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市场需求还是要靠新发病人群。在某些疾病中，相较于发病人群，患病人群的数量很大，这种情况下，目标病人的消耗所带来的挑战则更大。许多需要基因靶向治疗的疾病都符合这种情况。

相比之下，针对发病人群的病症的治疗对基因治疗（在没有出现新市场或其他竞争的情况下）有更为稳定的长期需求，因为目标人群每年都在更新。不幸的是，除了肿瘤，基因疗法的其他适应症在发病人群中相对较少，这表明目标人群的消耗将是基因治疗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2. 复杂的市场准入

最近推出的基因疗法的价格低于预估价。例如，Kymriah推出之前，行业参与者预计每个病人（在美国）的治疗费用为60万至75万美元。然而，实际上市之后，每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实际支付价格为47.5万美元。Spark的Luxturna能够治疗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上市后双眼治疗的实际价格相对较高，为85万美元，而这也低于市场预估的100万美元以上的价格。

支付方不愿意为这些疗法支付高昂的前期费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缺乏能证明其长期疗效的记录。在一次性支付模式下，基因治疗的短期成本将由支付方承担，而长期收益则由患者获得，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不对等。一次性为基因疗法支付的费用是现有治疗标准的三到五倍，支付方往往不愿接受。此外，支付方还担心，他们为病人预先支付的基因治疗费用的价值要远大于病人在保险计划期限内（通常少于5年）的价值。

3. 基因治疗的商业化可持续性存在挑战

接受第一次基因治疗的收入曲线所呈现出的集中式特征表明，由于缺乏稳定的目标人群的基础，基因治疗的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产品上市几年后目标人群数量就会减少，产品收入自然也会减少。单个基因治疗产品只能带来短期收入，这意味着产品的生命周期管理和其他产品上市的时机至关重要。

要实现增长，就需要在第一个基因治疗产品的收入减少之前，推出另一个收入来源（例如，另一个基因治疗产品）。但这样做有可能出现收入高峰重叠的情况，从而导致大幅增长。然而，保持增长正确的做法是每隔几年再推出一款新产品。生物技术公司要有足够的产品组合或资源才能在几年内相继推出多款产品，这对它们来说是个挑战。除此之外，准确安排后续基因疗法的推出最优时间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基因治疗的关键制胜战略

随着基因治疗领域不断成熟，一系列商业挑战浮出水面，生物制药公司必须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来推动增长，获得成功。

4. 适应症的组合策略

如前所述，目标人群的特性可能对未来基因治疗方法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针对的是发病人群为主的病症（能接受基因治疗的目标人群体量主要由发病人群数量决定，而非患病人群的数量），那么该类基因疗法的需求更趋稳定；（相反）如果针对的是目标人群以患病人群为主的病症，那么其需求将在出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目前，基因治疗的适应症的区别在于是肿瘤还是非肿瘤。晚期和转移性癌症患者的时日无多，因此目标人群体量主要还是由每年的发病人数决定。除了少数确诊几年后就会致死的疾病（如1型脊髓性肌萎缩症）外，适应症为非肿瘤的基因治疗的主体通常都是患病人群。

在适应症为非肿瘤的基因治疗方面，基因治疗公司需要决定是研究罕见的单基因疾病，还是研究由一系列突变导致的疾病或是病因不明的疾病。出于技术层面的考虑，目前基因治疗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单基因遗传病上。然而，新平台的出现或竞争加剧可能促使基因治疗公司考虑研究目标人群更多的疾病，尽管这样的策略存在更多技术障碍。

基因治疗公司想要研究什么样的适应症组合都无可厚非，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所选择的适应症是否能激发后续其他适应症的市场，并考虑目前和未来的竞争环境。最终，生物科技公司应该找到相对于其他同类公司在研究上更有竞争优势的适应症。

5. 技术风险多样化策略

大多数基因治疗的生物技术公司都是围绕一个核心技术平台（例如，可被器官较好吸收的新型的病毒衣壳载体）成立的。然后，大多数公司将该核心技术平台优先应用于容易治疗的适应症，从而尽快降低技术风险。公司所选择的适应症往往具有共同特征。这些疾病的共同特征由原有核心技术平台决定。但是，这种做法会让技术平台暴露在风险之中，一旦有负面事件产生时，公司整个基因治疗研究都会受到影响。早期的基因治疗公司往往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规避这种技术风险。然而，一旦技术平台开始展现出发展潜力，管理者们就会想办法创建相似或相关联的平台，以分散风险，实现机遇最大化。

基因治疗公司可以选择开发体内和体外的各种病毒载体或技术，真正难的部分是确定扩展新技术平台的时间，平衡初始核心平台和新平台之间的资金，以及决定是在公司内部开发还是从外部获取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技术相关的战略决策应该和适应症组合策略保持一致，从而保证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不发生偏移。

6. 报销模式的创新策略

基因疗法的商业模式和传统生物制药不同。如上所述，患者获得的长期利益和支付方的短期成本之间并不对等。解决报销中的这种利益错位是基因治疗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虽然相关公司已经开始行动（例如，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Express Scripts, BioMarti和Spark之间的积极讨论），但是目前最优的基因治疗报销模式还未出现，也不清楚是否会出现针对特定适应症、特定基因治疗方法或特定地区的报销模式。

无论如何，基因治疗公司需做出一系列与新型报销模式相关的决策。首先，他们是否有意愿寻找基因治疗的新型报销模式？其次，他们是否想要引领这些商业报销模式的发展？ 第三，什么时候是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的最佳时机？基因治疗公司应尽早讨论这些问题，以确保自身的最大利益。

7. 自力更生还是依靠外包

许多领先的基因治疗生物技术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设施。这一点在药品生产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外部（外包行业）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同时出于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BioMarin和AveXis等公司都对自己的生产能力进行了大举投资。然而，从小分子疗法和抗体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众多外包研发和生产公司的成熟，外部的药品生产能力有可能会在基因治疗行业中发挥关键作用。许多公司（如Brammer [Thermo]、Paragon [Catalent]）已开始在这一领域进行投资。最终，投资组合的广度、技术的独特性和高质量外部生产供应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将会决定基因治疗公司的发展走势。

此外，考虑到市场对商业和医药人员的需求下降，基因治疗公司可选择外包这些部分。随着各种基因疗法进入市场，这种外包的方式将会越来越重要，并进一步塑造基因治疗行业。

总结

基因治疗是一种通过单次注射就可以获得长期疗效的治疗方法。由于基因治疗的市场需求周期短，基因治疗的短期成本与患者的长期获益不对等，基因治疗将会给当前的生物制药行业带来挑战。制定相关的战略来应对这些挑战对于基因治疗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基因治疗行业研究

2022年1月7日，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公示，诺华旗下治疗脊髓性肌萎缩（SMA）的AAV基因治疗药物Zolgensma在中国递交的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Zolgensma的目前定价为212.5万美元，被喻为制药史上单价最贵的药物，此前Zolgensma已经在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与此同时，国内基因治疗势如破竹。2022年1月18日，纽福斯治疗ND1突变引起的Leber遗传性视神经病变LION的基因疗法在美获批临床；2022年1月26日朗信生物AAV2-RPE65基因治疗制剂临床试验申请获CDE受理。

作为疾病的“治本”疗法，基因治疗正成为新药研发的下一个风口。本文就基因治疗的概念、发展历程、递送方式、上市产品、国内外产品管线布局及市场机会进行讨论。

一、基因治疗简介

基因治疗是指通过修饰或操纵基因的表达以改变活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治疗手段，主要作用机制有正常基因替换致病基因、使不能正常工作的基因失活或者引入新的或修饰的基因等方式。随着基因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基因治疗已为多种难治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基因治疗药物包括被批准的质粒DNA、反义寡核苷酸、小干扰RNA-脂质复合体、病毒以及遗传工程细胞治疗产品。

图1 基因治疗的分类

根据基因治疗药物使用方式，可分为体内治疗和体外治疗。

图2 体内基因治疗和体外基因治疗

自1998年FDA批准首款基因治疗产品Vitravene，至今已有20余个基因治疗产品上市（其中Vitravene和Glybera已撤市）。

图3 已上市基因治疗药物

基于RNA的基因疗法已有柳暗花明又一村：siRNA药物的诞生之路（上）、 柳暗花明又一村：siRNA药物的诞生之路（下）、日出江花红胜火：mRNA疫苗行业研究三篇行业介绍，本文将着重介绍基于DNA的基因治疗。

二、基因治疗药物的递送

除了少量以电转的方法实现递送的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的基因治疗企业都面临基因治疗药物递送方法的问题。常用的基因治疗药物递送载体包括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其中病毒载体是目前主要采用的递送载体，临床试验中约有70%的基因药物为病毒载体。

2.1
基因治疗药物的病毒递送策略


近年来，基因治疗药物的病毒载体因其高转染效率和稳定的转基因表达而在体内和体外得到广泛应用。常用的病毒载体包括腺相关病毒、腺病毒、慢病毒和逆转录病毒。腺相关病毒、腺病毒、非病毒载体等常用于invivo（体内直接转移），而慢病毒、腺病毒、逆转录病毒等常用于exvivo（离体递送）。

根据2021年12月3日CDE颁布的《基因治疗产品长期随访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具有基因组整合活性的载体（例如γ-逆转录病毒和慢病毒载体）和转座子元件建议观察不短于15 年；可以产生持续感染、或有潜伏再激活风险的细菌或病毒载体（如单纯疱疹病毒）建议观察15 年或至数据表明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感染或再激活）；腺相关病毒载体建议观察5年或至数据表明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根据该指导原则，腺相关病毒（AAV）载体安全性风险最小，观察时间最短，与此趋势一致，AAV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且最为重要的基因治疗病毒递送载体。

表1 不同病毒载体对比

2.1.1 腺相关病毒(AAV)



AAV是一种无包膜双链DNA病毒，具有良好的生物学特性、遗传稳定性、低免疫原性、高基因转导效率和大规模易用性。已经有几款使用AAV载体的药物相继获批。2012年获欧盟批准上市的Glybera是第一款获批的AAV药物；随后在2017年，美国FDA批准了SparkTherapeutics的Luxturna上市；2019年美国FDA又批准了诺华旗下AveXis的Zolgensma上市。

图4 重组AAV载体介导转基因表达

AAV有9种常见的血清型AAV1~9，还存在AAV10、AAV-DJ、AAV-DJ/8等血清型，不同的血清型对组织或器官有着不同的亲和性，其中AAV2、AAV3、AAV9源自人类本身，是迄今研究最为彻底、应用最为广泛的腺相关病毒载体。在小鼠肝脏转导效率影响的实验中，发现效率最高的是AAV8血清型载体；AAV9型病毒载体能够有效转染中枢神经；在视网膜的转染实验中，AAV5血清型载体转染效率优于AAV2血清型载体；在对肌肉组织进行基因治疗时，AAV1和AAV7型血清型载体要优于AAV2、AAV3、AAV4、AAV5血清型载体。

表2 不同血清型AAV载体对比

但是AAV的封装限制只有4.5kb，制作过程复杂，成本高，所以AAV载体的应用有一定的限制。日前，利用蛋白质剪接技术开发下一代基因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SpliceBio宣布完成了5000万欧元（约合5700万美元）的A轮融资。他们将要递送的更大的基因拆分并包装到两个AAV载体上，在递送后通过分裂内含肽（SplitInteins）将其重新组装成完整的全长蛋白，从而突破AAV基因治疗的主要障碍。内含肽的方法为AAV载体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2.1.2 慢病毒(LV)

LV是基因治疗中广泛使用的基因递送载体，可在高度分化的转导细胞中稳定整合并长期表达。LV是由单链RNA组成的球形结构，封装体积约为8kb。LV主要用于离体基因治疗方法，使用基因修饰的造血干/祖细胞治疗各种遗传疾病，或使用基因修饰的T 细胞（如CAR-T 细胞）进行癌症免疫治疗。目前有一百多项使用LV 的基因治疗试验正在进行中，几种基于LV 的基因治疗药物（Zynteglo、Kymriah、Abecma）已获得上市批准。

整体上来说，慢病毒感染体系完整保留了原本逆转录病毒高表达效率和长表达时间的优点，并且在感染能力上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慢病毒体系的绝对安全。慢病毒在继承逆转录病毒优点的同时，也继承了其随机插入的不稳定性。Bluebird用于治疗镰刀状细胞贫血症（SCD）的产品LentiGoblin发生了安全性问题，在该产品的1/2期临床研究中，有两名患者分别确诊了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和骨髓细胞异常增生症（MDS），导致该药正在进行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也因此宣布暂停。这一事件同时也影响到了Bluebird的其他产品，其已经上市的Zynteglo因为与LentiGoblin使用了同样的慢病毒载体也因此被暂停销售。GSK的Strimvelis可能导致了一名患者的白血病。Strimvelis最早在2016年获欧盟批准，用于ADA-SCID的治疗，Strimvelis的销售也因安全性问题被暂停。

LV可通过基因组整合实现长期表达和低免疫原性，这对于临床研究和应用非常重要。因此，LV已成为基因治疗中一个很有前景的选择。尽管存在插入突变、低滴度、高成本等诸多挑战，但LV治疗在白血病、血友病、帕金森病等多种疾病上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在提高其治疗用途的安全性和转导效率之后，新一代的LV应该有望成为人类基因治疗的医疗产品。

2.2
基因治疗药物的非病毒递送策略


尽管病毒载体通过细胞转导有效地传递基因治疗药物，但它们的高免疫原性和高突变风险等安全问题也限制了它们的临床转化，非病毒载体的巧妙设计弥补了基因治疗药物的缺陷。非病毒递送载体可以根据材料的来源分为合成纳米载体和内源性纳米载体。常用的非病毒递送载体包括脂质体纳米粒（LNPs）、外泌体等。

2.2.1 LNP

LNP是由磷脂生物分子定向形成的，可以包裹脂溶性和水溶性药物，通过与细胞膜融合将遗传药物输送到体内。LNP具有药物靶向性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降低药物毒性、克服耐药性、促进内体逃逸等优点.因此，LNPs已广泛应用于基因治疗药物的递送，其中Lipofectamine™、TurboFect™和Stemfect™已实现商业化。由带正电荷的两性化合物和中性脂质形成的阳离子脂质体是传递基因治疗药物的主要力量。阳离子脂质体携带的正电荷可以与靶基因上的负电荷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复合物并且增加循环时间从而提高转染效率。为了提高基因治疗药物的递送效率，大量经过巧妙设计的脂质体非病毒载体开始出现，包括外泌体-脂质体杂化纳米颗粒、DOTAP脂质体，透明质酸修饰的阳离子niosomes。

2.2.2 外泌体

外泌体是细胞分泌的一种纳米级（40-100nm）的囊泡，在细胞间物质运输和信号通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外泌体具有与细胞膜相似、体积小、带负电、避免吞噬作用、产生免疫逃逸、延长循环时间、穿透深层组织等优点。由于不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的潜在生物学功能差异较大，因此外泌体的来源存在争议，存在促进肿瘤生长和免疫抑制的风险。Gyorgy等人构建了外泌体AAV通过将外泌体与腺相关病毒偶联来进行载体。引人注目的是，exo-AAV9转导了几乎 95%的内毛细胞(IHC) 和外毛细胞(OHC)。常规AAV1-GFP 载体转导约20% 的IHC 和OHC，而exo-AAV1-GFP 转导高达65% 的IHC 和50% 的OHC，表明exo-AAV1-GFP 比常规AAV1-GFP 更有效，并且它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耳聋转基因载体。外泌体用作封装基因药物的膜，具有高封装效率。

三、基因治疗的研究进展

全球在研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均集中在肿瘤和感染性疾病领域，正逐步拓展至其他疾病领域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根据ClinicalTrials.gov的临床试验来看，2015- 2021年，全球正在进行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中有超过一半针对肿瘤治疗，目前基因治疗已在多种疾病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将部分进展列举如下。

3.1
A型血友病

BioMarin公司的valoctocogeneroxaparvovec（BMN270）采用了AAV5载体。其I/II期临床的3年随访结果显⽰，VIII因子在体内展现出了持久的表达，6x1013vg/kg队列的6位患者治疗三年后的平均年化出血率（ABR）从入组前的16.3降至0.7，降幅高达96%，且所有的患者都不需要进行预防治疗。正在进行的III期临床也展现出了同样优异的结果。

Spark的SPK-8011则采用了生物工程AAV衣壳Spark200。其I/II期临床结果显示，12名患者出血事件和需要传统治疗频率降低97%，但是即使高剂量组7位患者的FVIII号因子平均值也只达到正常值的22%，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患者产生免疫反应令FVIII因子水平降低到5%以下。虽然SPK-8011也几乎达到“痊愈”标准，但是其疗效与安全性均劣于BMN270。

Sangamo的SB-525采用的AAV6载体在ASH2019年会上公布的结果显示3*1013vg/kg剂量的5名患者中，过5-7周可以达到正常FVIII因子水平，且前两名患者在37周和44周时仍然保持稳定的FVIII因子水平，疗效持久。Sangamo/辉瑞也即将开展SB-525的III期临床。

3.2
B型血友病

Spark/辉瑞的SPK-9001的I/II期临床结果显示，患者在接受SPK-9001治疗后，FIX活性水平范围在第6周时为正常表达水平的14％至68％，在第8周时为16％至78％，在12周时为14.3％至76.8％（平均为35.5％），并使年出血率降低了97％，正在开展III期临床。

uniQure的AMT-061则采用了AAV5载体。早期结果显示，给药后6周，3名患者的平均FIX活性水平为正常值的31％，处于III期临床。

3.3
黑色素瘤

安进的Imlygic于2015年10月被FDA批准在美国上市，它是一款针对局部不可切除的黑色素瘤的基于单纯疱疹病毒的注射型基因药物，它能够引起局部炎症，导致癌细胞的死亡。同时，它所表达的人类GM-CSF蛋白能够有效的聚集树突状细胞，从而增加抗原展示，以引起周边CD4+、CD8+T细胞的免疫反应，继而对肿瘤细胞起到破坏的作用，形成了一个消灭癌细胞的正循环，达到一次或少次用药即治愈的效果。

3.4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Sarepta/Roche的SRP-9001采用了AAVrh74载体递送micro-dystrophin基因，正处于临床II期。初步临床结果显示，在接受单剂量2.0*1014vg/kg的SRP-9001静脉给药后，患者肌肉纤维中能检测到微肌营养不良蛋白，同时显示出NSAA分数的功能改善。基于此优异结果，FDA于2020年7月授予了SRP-9001快速资格认定（FTD）。

辉瑞的PF-06939926采用了AAV9载体来递送mini-dystrophin基因，已开展III期临床，9名患者中有3名出现了SAE，其中有一例患者出现了肾损伤，曾短暂暂停了临床试验。

SolidBiosciences的SGT-001则采用了公司筛选得到的AAV- SLB101载体来递送micro-dystrophin基因，AAV -SLB101在人类骨骼肌细胞体外实验中显示出了优于AAV9的基因转导效率。SGT-001正处于临床II期，但是临床中曾两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肾损伤副作用，因此目前临床遭到了FDA的叫停。

3.5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GenSightBiologics公司的AAV2-ND4目前正处于III期临床，采用了AAV2载体递送ND1基因到患者眼部，用于治疗由ND4基因突变引起的Leber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3.6
X-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

目前正处于临床II/III期的NightstarTherapeutics公司的NSR-RPGR，用于治疗X-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NSR-RPGR采用了AAV8载体，在2021年1月公布的中期I/II期临床数据结果显示，一部分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持续3到6个月的改善。

MeiraGTx公司的AAV-RPGR也是一款用于X-连锁视往膜色素变性的基因疗法，其采用了AAV2载体，正处于I/II期，在2021年7月份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出积极疗效，将支持AAV-RPGR进入III期临床。

3.7
无脉络膜症

Spark公司的SPK-7001用于治疗无脉络膜症，正处于I/II期临床，其早期结果优异，已获得了孤儿药资格认定。

3.8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

IntelliaTherapeutics和再生元（RegeneronPharmaceutical）体内基因组编辑候选疗法NTLA-2001用于治疗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其最新发布的I期临床试验数据结果表明所有的给药剂量都耐受良好，目标蛋白的血清水平分别取得平均86%和93%的降低。在所有四个剂量组中，水平降低的程度也呈现给药剂量的依赖性。

四、国内外基因治疗公司布局

根据再生医学联盟（Alliancefor RegenerativeMedicine，ARM）的数据，在2021年，基因治疗行业的投资总额达到了约115亿美元，国内外多家公司布局基因治疗领域。

表3 国外知名基因治疗公司布局

表4 国内知名基因治疗公司布局

五、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基因治疗让我们能够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也为其他疾病带来新的治疗思路。目前基因治疗的主要应用场景是治疗罕见病，随着AAV递送系统不断成熟，基因治疗“⼀次给药”的特性对病⼈吸引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在研管线将应用场景从罕见病拓展到常见病。然而，作为一种“革命式”的新型疗法，基因治疗也面临诸多挑战。

虽然大部分基因疗法在临床上展现出了较好的耐受性，但是仍有部分产品在临床上出现了严重副作用，UniQure、Bluebirdbio，以及最近的AllogeneTherapeutics都报告了癌症或基因异常病例，导致研究暂停和被调查，安全仍是基因治疗需要注意的首要风险。此外，目前超70%基因递送药物均采用AAV载体递送，由于AAV基因组不会整合进基因组，因此AAV递送的基因有可能会随着细胞的分裂、死亡或者其他原因不断被稀释从而导致疗效不能持久。所以基因疗法的耐久性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

进入2022年，多款基因疗法拟推进上市。蓝鸟生物的2款基因疗法（分别用于治疗B型血友病和一种罕见的脑部疾病），目前正在接受FDA的审查，目标决定日期为今年5月和6月。在获得A型血友病基因治疗的更多数据后，BioMarin计划很快与FDA接洽，重新提交上市申请。其他公司，如CSLBehring和PTCTherapeutics，目前也计划在2022年向FDA提交其基因疗法的上市申请。基因疗法因其光明前景和巨大商业潜力必将作为成为了各大药业巨头寸土必争之地。

By 陈玮、生物药云享

用《华盛顿邮报》的话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加密战争”，有人用加密货币给乌克兰捐款，有人忙着借助加密货币逃离普京的外汇转出禁令以及西方的严厉制裁。因此，有人认为，加密货币能从这场危机中受益。但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最近比特币与科技股的脱钩表明，一些外部因素导致了需求的变化。由于来自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潜力很大，比特币被认为是转移资本的途径，因此对比特币的需求可能会显著提高。

　　俄罗斯对加密货币的兴趣确实正在上升。谷歌搜索显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注度都在飙升。当前，11%的俄罗斯人已经拥有加密货币。

　　不仅俄罗斯，乌克兰的情况也是如此。Kaiko报告称，由于俄罗斯入侵后对加密货币的需求立即飙升，比特币在币安的乌克兰格里夫纳（UAH）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溢价6%。

　　战争发生后，卢布和格里夫纳计价的交易量几乎立即飙升至几个月来的最高水平，突显了加密货币行业在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复杂性。

　　那么，究竟有多少加密货币被用于转移资本了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的资本外逃需求是巨大的。花旗在一份最新报告中做了详细说明：

2014年危机期间俄罗斯的净资本外流为1510亿美元（比上一年激增900亿美元）。在2008年的危机中，这一数字为1330亿美元。这一次的资本外逃可能远不止于此，因为危机更加严重。

　　但是，俄罗斯的实际比特币交易量让人大跌眼镜。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交易量在绝对值上相对较小，尽管在图表上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平均每天大约只有210枚比特币。

　　就这点交易量不足以在加密市场掀起什么浪花。bitcointradevolume.com的数据可作为参考：

比特币现货的日均交易量约为48亿美元，包括衍生品在内约为200-400亿，即需要十分庞大的资本转移进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造成影响。

　　所以，近日比特币价格上涨更多是因为投资者定位于俄罗斯需求的预期上升，而不是俄罗斯需求本身。这一点很值得关注，因为如果预期的俄罗斯购买量没有实现，比特币的走势可能会与科技股重新趋同。

　　更奇怪的是，这每天大约210枚比特币的交易量，还给俄罗斯的交易者们招来了各种“威吓”：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敦促监管机构要防止俄罗斯借助加密货币逃避制裁；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在某种程度上加密货币是逃避执法的一种手段，这不是我们应该容忍的；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Lisa Monaco表示，他们将冻结“普京亲信”的资产，“重点关注加密货币”；

财政部长耶伦周三警告称，“加密货币是一个逃避制裁的渠道”，值得关注。

　　目前，从花旗的数据来看，加密货币并没有被用于规避制裁，哪怕有，也只是很小规模。总部位于伦敦的LMAX Group首席执行官David Mercer表示：

“加密市场根本不够大，不足以引起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在帮助俄罗斯人逃避制裁方面的如此多关注，我不知道为什么比特币或加密货币被挑出来说。”

　　零对冲调侃道，根据上面的数据，俄罗斯人每天借助比特币“洗钱”大约1000万美元就招来了如此大关注，而瑞士信贷多年来帮助促进了1000亿美元的洗钱活动却似乎没有人在意。

普通人能不能用加密货币保财保命？

你一觉睡醒了起来，居然发现你的国家正受到外国势力的攻击，炸弹在主要城市从天而降，瞄准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外国军队正从四面八方进入。很难理解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经历的恐惧，但这正是过去几天数百万乌克兰公民所感受到的。

截至 2 月 24 日，乌克兰中央银行暂停电子现金转账，ATM 已超支。所有的战斗年龄的人都被关闭了边境，他们被政府命令留下来与俄罗斯士兵作战。政府一直在鼓励公民制作燃烧弹来帮助保卫国家。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况，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对人们造成的伤害是无法言喻的。

比特币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不会结束或撤销这种情况。但它可以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帮助人们保持对财富的控制，从而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来。

在战时保护财富

记者与一个能够越过边境到达波兰的乌克兰人取得联系，出于明显的隐私原因，在采访中他使用了化名“LDV”。他是Helios Fund公司的网站管理员。他们利用投资者的资金投资于比特币和山寨币采矿业务，在最佳市场点为比特币安排山寨币销售，这样利润就可以维持运营并分配给投资者。大约一年前，Helios 开始为 LDV 工作，他一直用比特币支付给 LDV，这确实让他能够带着足够的钱离开这个国家以维持生计，同时他弄清楚他将要做什么。

LDV 在试图越境取款之前去了银行——问题是，他无法这样做。全国各地的银行都关闭了自动取款机，不允许提取现金。当您试图前往外国以逃避军事入侵时，这显然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你将如何支付食物、房租或生活必需品？

就他而言，LDV 能够从他的工资中取出一些比特币，并将其出售给他认识的人以换取现金，以获取价值约 600 美元的波兰兹罗提(złoty)，以便在越境进入波兰后能够过关。从字面上看，比特币是能够在短期内让他带着足够的钱离开乌克兰的唯一选择。在我与他交谈时套用他自己的话，“没有比特币，我可能不会活着在这里跟你说话。”

比特币在乌克兰目前正在发生的极端情况下阐明了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即政府高于其公民）的利益。显然，拒绝处理银行交易的原因完全集中在政府的上，它不关心什么最符合公民个人的最大利益，而是什么最符合政府自身的最佳利益，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并为防御俄罗斯入侵提供资金支持。

比特币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选择。这可能听起来很冷酷，或者冷酷无情，但这是现实。在乌克兰正在发生的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拿折你的钱离开，将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置于您的国家或政府的“集体利益”之上。而不是按照政府的决定，将这些资源用于保卫您的国家。（以上内容并不反映 LDV 的观点或他如何选择使用他的资金，而只是概述在这种危机中比特币带来的价值。）

难民大逃亡

LDV 和他的女朋友收拾好他们的笔记本电脑、设备以及继续远程工作以维持收入所需的一切，上车开往波兰边境。作为符合强制兵役年龄的男性，他们必须在两小时内越过边境，否则将再也出不去。如果 LDV 没有比特币而只有当地货币就很可能发生延迟，可能意味着他们根本无法成功离开。

LDV 是如何带着他的比特币越过边界的？

LDV 有一个缓冲的现金预算，这些现金是通过非正式出售比特币获得的，起码能帮助他度过下周。多亏了世界上存在的比特币 ATM 网络，他可以选择更多地兑现。即使这些 ATM 具有他无法满足的繁重的 KYC 要求，由于比特币的日益流行和使用它的社区，他也有可能找到这些人并与这些人建立联系，直接亲自出售比特币。多亏了比特币，即使作为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难民，他实际上仍然拥有一些可以使用和养活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完全依赖波兰人民的施舍。

有了比特币，LDV 能够带着他从工作中节省下来的财富逃到国外，有多种选择可以在必要时将其转换为当地货币，而不是只着带衣服逃跑，靠救济过活。这就是比特币提供的力量，这就是它在你周围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的实用价值。

暂时安全

LDV 目前位于某个地方，他至少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依靠稳定的住房，他有必要的法定货币来养活自己并满足他的基本需求，并且他有比特币储蓄，可以在必要时兑现成法定货币处理额外的日常开支。他还有一份仍然可以提供收入的工作，因为比特币的存在是为了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不会因为他的祖国目前爆发的混乱而中断，这将使他能够应对未来发生的任何事情这些动荡的时代不必完全依赖陌生人。如果没有比特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由于这种将钱带过边境的能力，他目前正在协助一群被他称为“Dmytro”的黑客，他声称这些黑客对今日俄罗斯以及之前俄罗斯国防部网站的下架负责。据LDV说，俄罗斯媒体声称乌克兰企图入侵俄罗斯。俄罗斯媒体网站已成为 Dmytro 的目标，以防止宣传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当被问及是否正在考虑其他更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类似攻击时，LDV 表示，重点仍将放在传播有关当前入侵乌克兰的不准确信息的新闻和媒体网站上。这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有影响力的行动，但考虑到尽管有警告和参与抗议活动的严重后果，俄罗斯仍发生了对入侵的抗议活动，以及过去几年媒体推动的巨大认知两极分化的总体背景，它可能比你最初预想的更有影响力。

LDV 能够带着他的积蓄离开乌克兰，并拥有不会因为他在乌克兰的银行账户停止工作而消失的固定收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且能够在不得不逃离后在国外支付自己的方式他自己的东西只有他可以携带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依靠陌生人的帮助。正是比特币帮他实现了这一点，他能够用 U 盘和一张纸穿越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边界，然后将他的财富和积蓄连同他一起逃离战火。

By 区视Crypto、币圈直升机

「什么时候能够赚钱？」

「我没有算过，懒得算。」

「别再问了。再问，再问就后悔了。」

语出一位洱海边民宿老板。

北纬18°线上，西南边陲的第二大淡水湖洱海即将迎来本年度最盛大的旅游热潮。

这种热闹原本在3月就有一触即燃的趋势，不料瑞丽疫情给了所有整装待发的民宿老板当头一棒。「恢复得不怎么样。」足以概括这一年在云南民宿老板们的经营状况及心情。

此时离本年度的最后一个黄金周，只有不到两天时间，大理一些民宿的房间还没有订完，那种一张沙发位卖出上千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半年前的黄金周，这里的沙发顶多炒到240元。现如今，即使是那些没有在网上订房的人到达洱海边，挨着成片的民宿找过去，也总能找到空房。

预留房间给线下客，是老板们为了减少被OTA平台抽成的求生手段之一。然而在多数时候，经费充裕的网红民宿还是愿意牺牲一些利润，以寻求在搜索排名上更靠前一点。

香格里拉一场火灾、大理洱海一湾污染、疫情反复折腾之下的云南民宿，远未达到一个旅游大省该有的样子。在这里，你很难分清所谓民宿和标准化酒店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有的外因只是表象，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游客间或夹杂着十年前那批人，老板却已换过好几轮。

01 最会省钱的民宿老板，干活靠义工，只雇一个当地人

在酒店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行者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给民居主人换得一张床和一顿早餐，这是最早的民宿组织形式。

它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Bread and Breakfast。

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民宿经营者再也不需要在窗户下方悬挂标识来吸引游客入住，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将房源呈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面前。

这是理想，现实是OTA平台会抽走他们至少三成的流水作为分成，甚至更多。

2018年以前，一个旅游月洱海边上的小民宿平均可以赚到20万，刚好够老板给当地人的一年地租。而现在，上一个五一小长假期间流水过10万的民宿也寥寥无几。好在老板们也不在乎这个，这里不像酒店有专门的财务和审计，有的连员工都主要由义工组成。

根据各大OTA平台挂在网上的信息，价格在300-900元之间的房源数量占到七成以上。但有趣的是，无论是价格低于300元的性价比民宿，还是价格在3000元以上的精品民宿，消费者对服务品质的要求是一致的。

选择性价比的网友们反而会更看重民宿主人的服务和态度。

不过这两类人群理解的服务是不同的。前者是与他们的衣食住行产生接触的任何地方，比如有没有主人迎接、是否推荐当地的特色美食，以及距离景区的远近。后者则是会不会提供特色服务，比如包一架直升机让他们近距离观赏梅里雪山的日出。

客观来说，丽江和大理是我国民宿的发源地之一，在2005-2010年间达到第一次小高潮。

天气好的时候，洱海边上跑着的色彩鲜艳的甲壳虫，没几辆是游客自己的，累了就停下来找一家铜锅牛肉，味道通常不会太差。

这是老王的回忆，按照他的说法，「最早那批搞民宿的，都很有情怀，08年以前是黄金时代。」

只是那会儿他还没有来大理开民宿，来大理已经是洱海污染在新闻上闹得沸沸扬扬之时。现在的民宿是他从一位逃离大厂的技术牛人中接过来的，楼梯间里那把情怀化身的吉他，已经沾灰许久，再没有人给客人弹过。

Tussydiah通过研究美国和芬兰的旅游者发现，促使其选择民宿的两大因素分别是社交和消费。在欧洲，民宿的平均价格比当地酒店低8%-17%，到了美国的前25个市场，这个价格区间在6%-17%之间。

相较于丽江，大理的商业化稍微收敛一些，几百块就可以住到视野极佳的海景房。这种收敛，既是主动也是被动，白族人有祖辈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外地来做生意的又必须适应一些天然的经济、水文条件。

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儿开民宿的当地人非常少。老王是河北人，除了开民宿还做着不少副业，比如卖二手车。民宿开在海东的挖色镇，唯一的固定员工是一位住在后山的当地大姐，月薪3000，从2016年开始做到现在。

固定员工负责收拾客人房间，更换日用品，其余活儿都由义工完成，包括做饭和打扫非客房的卫生。义工拿劳动换免费食宿，通常只会呆一两个周，也有呆一个月的。

老板要做的，就是有空载他们去环一圈洱海，晚上再叫上几个白族朋友，烧烤、啤酒，一醉方休。

外来投资者，少说两三百万，多则上千万，一股脑儿砸到洱海边。在老王眼里，「2019年后来的，还没有谁赚到钱。」

在大理，多的是由一栋民居改建而来的民宿，单幢客房数量一般不会超过14间，这是为了符合新出台的国标规定。尽管在2019年的修改版中删去了关于房间数量的规定，但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的规定依然保留了下来。

单体民宿最大的问题在于盈利能力和投入不成正比，边际成本太高。即使在全年达到70%的入住率，收回成本也至少要五年时间。

「回本挺难，除非把心态调整为养老心态。」老王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偶尔还会冒出「差评就差评嘛，大不了刷单」的话来。

然而即便在大理失意，对于老王这类入民宿不算很早的投资人来说，大理依旧是比丽江更好的去处。「丽江竞争太大，你也找不到一个更宽的地儿，在那儿抬眼望去就是一堵墙。」

02 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宿都长一个样

理论上，民宿应当成为较为赚钱的行业，尤其在云南。

盈利能力薄弱的主要表现是绝大多数的民宿收入几乎全部依靠房费。

调查显示，近五成的民宿房费以外的收入占比不到15%，房费以外营收过半的民宿只占到总数的6.42%。更为致命的是，游客的复购率很低，基本没有黏性。

在民宿行业，“二八定律”算是相当温柔的说法，真实情况完全可以用十不存一来形容。企查查数据显示，以“民宿”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共有132835条，当我们把成立年限改为“十年以上”，只剩下1671条结果。

根据《中国旅游民宿发展报告》，至少1/3的民宿没有实现盈利，16.04%的民宿主表示过去一年存在亏损，40.11%的民宿处于微利状态。

他们不仅要面临激烈的同行竞争，还要和数量庞大的连锁酒店和青旅抢夺客源。在杭州西湖景区，区域内至少有四家连锁酒店和多家青年旅舍投入运营。

在民宿做义工换取免费旅游，听上去是一次很酷的经历。然而越是体量小的民宿，对员工的要求越高。

一个前台不仅要会做接待登记，还要会简单的维护修理、打扫煮饭，偶尔配合做点运营，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比如在店里的小哥哥不知所踪时，由小姐姐顶上帮客人把她28寸的行李箱扛上二楼。

民宿最大的魅力在于个性化和主人文化，但单体民宿的痛点同样有很多。除了不可能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文娱空间同时塞到每家店里，他们在和旅行社的合作中也并不受重视。当然也有像丽江这样的反面案例，除了让人不胜其烦之外，没什么值得拿出来吹嘘的。

前些年流行过民宿产业化的说法，但既具有个性化又能连锁经营的民宿品牌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千里走单骑、原舍和松赞都是成功案例，只是所有不谈价格的类比都是耍流氓。

2019年7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公布。延庆姚官岭村，这个曾经只有通过“白菜滞销”的新闻才能博得更多关注的村庄赫然在列，因为中国北方的第一个民宿集群——「合宿·延庆姚官岭」民宿集群。

「合宿」背后是延庆民宿联盟，由核心企业出资设立沿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从“两委”班子这条线来看，村里牵头成立了北京姚官岭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负责提供宅基地的经营权，并协调公司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村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入来源有三：

• 提供宅基地的财产性收益：分为按年收取固定租金和签订入股协议获得分红两种提取方式；
• 与民宿日常经营相关的工资性收益：共有管家、保洁等7个直接就业岗位，月平均工资3000元左右；
• 经营性收益：村里建有50栋生态大棚，打造了生态种植体验园，提供大棚采摘和农事体验服务，农产品还可以经过包装，直接卖给游客。

他们对外强调外部统一性，对内是一个个不同的民宿品牌，通过抱团带来规模经济的群聚效应。

比起大城市的周边游，这种民宿群落更适合“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云南。

根据官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共有传统村落6803个，其中云南有709个，领跑全国。云南有世居民族26个，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民族节庆活动贯穿于一年四季。

有意思的是，截至2018年11月中旬，云南省特色小镇新开工项目710个，比官方公布的传统村落还要多一个，累计完成投资633亿元。

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一边强调“突出重点 立足特色”，一边让各地编制5套以上特色实用农房建设引导指导和图集的行为还是挺迷。

就把这633亿元投资拿出来，按照「合宿·延庆姚官岭」的模式搞几十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宿群落，政府掌握民宿旅游社区的所有权，企业形成的民宿联盟掌握项目经营权，村民平时农闲时打打工，年底分个红享有一定的经济分享权不好吗？

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髓，灵活运用到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大部分在云南开客栈的老板把民宿建设和打造精品酒店划上了等号，这是原则性误区。天晴时，洱海边上熠熠夺目的天空之境就是证据，几乎家家都有。

要知道，20世纪的美国，汽车旅馆和经济型酒店直接替代了民宿这种业态。直到二战后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欧洲，当地的民宿业才再次兴起。

民宿之所以为民宿，必然是因为它有酒店替代不了的社交属性和当地特色，同质化的毛病在行业以后的发展中难保不会是致命一击。

03 千里难寻莫干山，周边游撑不起网红民宿高端梦

在中国，民宿的产生和诗与远方有关，后来是发财梦，现在更多由短租平台参与运营，假借共享经济的名义，做着B2C的生意。

最早的民宿，是事实意义上的乡村酒店。十来年后，莫干山出现了一批价格比高星酒店还要奢侈的高端民宿。

2015年，莫干山80多家精品民宿创造出3.5亿元经济收入。随后，莫干山的民宿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但这种模式的成功，并不具有普惠的意义。

莫干山虽然地处浙江北部，但距离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苏州和杭州，车程基本可以控制在两小时以内。在一份针对中国游客的问卷调查中，八成以上第一次来莫干山都选择自驾。

这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国内，打着天文望远镜也找不到几处。这里投资大，能赚钱，消费高，淡旺季不明显，不是一般投资人能玩转的地方，却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乐土。

不是所有地区都可以发展民宿，周边游尤其需要重新审视民宿。

据相关统计，我国超过90%的民宿和度假酒店投资亏损，许多民宿和度假酒店因为难以支撑日常营运费用而不得不选择关门歇业。

业内有一个说法：中低档民宿看高档民宿定价，高档民宿定价走低，中低端民宿就面临歇业的风险。至于如今高档民宿的定价是什么趋势，看几场梁建章的直播就清楚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基本情况。其中，城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共有七个，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和天津。

分属四个不同的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以及成渝经济圈。

只有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群，才能在周边游的基础上，撑起高端民宿的牌面。在这里，民宿的需求来自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渴望，民宿设计承载的是人们对日常化生活的审美救赎。

也只有在这里，情感和趣味才会显示它超出地域风格的重要地位。农业生产、自然景观、奇花异草、个性艺术，只要用好一样作为塑造民宿的原材料，就具备了成为小红书上网红民宿的底子。

另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付费推广。

城市里新中产们周末过得异常精彩，上个冬天才刚玩起滑雪的朋友圈，到今年夏天已经流行起野外露营。

只要基数足够大，一人薅一次也能赚一阵子。至于单店返住率，他们中大部分的娱乐活动都没有和当地的人文环境产生太大关联，谈不上特色，不过作为早餐标配的“五谷杂粮”，你也许已经吃过太多次，大江南北一个样。

我就挺好奇的，在南北都能因为甜咸豆花吵得不可开交的年代，这些开民宿的，摆上餐桌的东西怎么还能一模一样呢？

2018年4月，文化与旅游部的成立预示着文化与旅游将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文化从来都是实现品牌溢价的好选择，只是当文化到达同一批人手里时，估计也很难发挥出它该有的效用。

行业内开始出现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全国范围内的民宿主力开始由大厂出身的工程师转移到设计师团队。“大乐之野”的两位合伙人，就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校友。

只是当所有人都开始用老房子拆下来的大梁做长条桌、雕花椽木用来当花园的藩篱、大树墩做圆桌、石墩子做凳子，这些所谓的“高档民宿”卖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空气、是环境、是服务、抑或是别的什么，似乎没有答案。

或许B站up主@滇西小哥 能为我们解题提供一点线索。她曾专门拍过一期与抚仙湖有关的视频，最大的亮点就是和BBC纪录片里类似的粉色沙滩。

虽然这样的浪漫粉色是滤镜的功劳，但毗邻滇池的抚仙湖是只有省内人才知道的小众秘境。也许正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抚仙湖水体至今都保持着非常健康的状态，甚至发展出了高原潜水的户外项目。

在玉溪县打造特色小镇的旅游集团，西双版纳某个网红景点可能也出自他们的手笔。投资者不在意是否雷同，只在意够不够网红。

即便是云南这样兼具各类人文风情的地方，发展出的网红景点和民宿都越来越雷同，甚至做起了大牌平替的生意，比如洱海边上的大理版圣托里尼。

其他原本就需要挖掘特色的地方，民宿早已在批量生产的周边游产品下面目模糊。

04 结语

在云南，有游客的地方，就有民宿。

大理的三坊一照壁、丽江的四合五天井、元阳哈尼族的蘑菇房、西双版纳的傣族干栏式建筑、楚雄彝族的土掌房，以及泸沽湖的摩梭风情客栈，还有各式各样的高山草甸帐篷和星空酒店，让人目不暇接。

「2019年来的时候，卫生许可证都没有。」一位在香格里拉做OTA运营的人如此说道。

「丢垃圾真的是一大特色，往路边一扔就可以了，会有垃圾车收走。」

外来到香格里拉开民宿的人，一般开半年歇半年。离开的那半年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开民宿，阿刁就是这样，天气最冷的时候，他就回深圳。

在深圳，超过500平米的民宿就必须要办消防证，各项手续审批非常严格，尤以消防为代表。「如果按消防的标准去办，没有人办得下来，不过，审批完成之前可以试营业。」在阿刁看来，香格里拉对民宿支持力度最大，但还是深圳更能赚到钱。

同样来自深圳的还有老刘，现在在古城内一家连锁精品酒店担任管家，到香格里拉带了一定的养老目的。「要变老就在人间天堂变老嘛。」他笑着说道。

独克宗古城内还有一家民宿的老板是中印混血，装潢精致的餐厅内，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中外名人合影，其中包括李彦宏。

生意场上没有那么多情怀与梦想，在人间天堂开民宿，只为养老，怎么说都有些浪费。

规模化民宿赚钱吗？

2020年3月底，途家继被曝裁员40%之后，被传出自营业务将于2020年4月26日停止运营，其中20个城市的业务直接被叫停。5月，Airbnb发布内部信，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在全球裁员25%，约1900名员工，并预计Airbnb 2020年的营收将不到去年的一半。

就在大家翘首以盼“五一”旺季的回暖之际，木鸟民宿发布数据显示，五一订单虽环比增长超3倍，但总体订单量仅为去年同期的1/3。

疫情防控期间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趋紧，民宿行业订单量骤减。不少商家反映，整个2、3月订单量几乎为零，再次基础上，商家依然需要承担租金和人力的重压，还要倒贴几十万资金。

订单量减少，入住率下降，加剧了不少民宿本就难以解决的盈利难题。断臂求生、低价预售、短租变长租等方式，成为不少民宿平台节流自保的方法。

不知道民宿行业什么时候才会复苏，在此之前，自己还能撑多久？这个问题成了悬在所有民宿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报复性旅游没来，民宿行业集体期待一场跌到谷底之后的触底反弹。燃财经和五位民宿人聊了聊他们的故事。

“过年一直在退钱，已做好全年亏损的准备”

盟颂生活（成都）负责人郑博宇

开业时间：2017年

我在成都负责30多家民宿，每间客房成本约8万-9万元，按照往年的经营情况，18个月左右能收回成本，不曾想在新年的第一个月就遭遇疫情。

我和合伙人都是湖北人，原本计划是同事先回家过年三十，之后换我的班让我回家过元宵节。结果同事回去第二天，武汉封城了，我也被困在成都守店，无法回家。

1月26号店里就停业了，疫情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最晚的预定已经排到今年8月，结果整个过年期间我们都在处理退款，中间还闹出过几次纠纷，疫情撕开的缺口，今年一年都很难修复。

为积极配合政府要求，我们停业了整整两个月，订单直接损失金额40余万元。期间我们解散了保洁团队，房间的打扫管理全部由我和在成都的朋友亲力亲为。与此同时我们失掉了所有的外地游客，平时他们能占到整个客源的40%。

4月开始营业之后，我们企图用低价促销和预售的方式提高销量，将价格降到去年同期的65%。推出特惠房券，复工放心住等产品，略有效果，但相比去年同期差距还是很大。毕竟往年这个时候十一黄金周的客房都开始被预定了。

值得欣慰的是，五一期间我的预计的入住率只有60%，实际上1-3号的入住率达到了90%，可能因为往年五一都是放三天，这次突然放五天，4-5号入住率跌回50%。好在政府从3月就开始减税，税率从原来的3%减到了1%，员工社保公司负责的部分也给予了减免，并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结束。

我们一开始就做的是酒店式服务民宿，选址都是在高端的商用公寓里，不论是租金、水电还是运营成本，都比住宅小区里的民宿高很多。我们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普通城市民宿，还有酒店公寓甚至是周边的星级酒店，竞争会更激烈一些。

为了减轻负担，我们也出让转手了一些前期运营成本高或者是在租金最高点签约的客房，同时向银行进行了一部分贷款来优化自己的现金流。

在现阶段转手其实也是有技巧的，民宿行业洗牌，现在也有很多愿意抄底的人加入进来。但是如果你想要转出好的价格，房间又风格多变，可以尝试拆开一套一套转让给一些还有经济条件的个体房东，这样转让费相对会高一点。

同时我们还在跟私人业主和物业谈减免房租，因为这次疫情，很多同行倒就倒在房租上。开始也不是所有的房东都能够理解，好在经过沟通，最后达成了我们共同承担疫情期间租金损失的协议。

这个行业前几年确实比较容易挣钱，在爱彼迎还只有英文名的时候，我把家里的次卧腾出来做Airbnb，收益不错，慢慢发现我在社区内租一套有人住，租两套也有人住，毅然辞职转成全职。

那时候装修很简单，租个景观视野好的公寓布置一下，淘宝上买点壁画等装饰品，安装投影仪，基本都会爆单。一个月一间房的纯利润在2500元到3500元。现在客户对品质、地段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房租攀升、房价却压得越来越低，行业已经进入到了淘汰期。

别的行业我不敢说，但是民宿行业在我看来不会有报复性消费的。疫情虽然逐渐稳定，但它的影响还将持续。即使相关部门一直在鼓励住宿餐饮业的发展，但是报复性消费并没有来，很多大学并没有开学，很多赛事展会取消后未能恢复。目前对一些特殊地区仍有人口流动的限制，今年很难扭亏为盈。我和伙伴们只能先把公司保下来，在这里愿大家一切都好。

“大家1月还说继续熬，4月开始卖家具”

吾居创始人兼CEO陈嘉鹏

开业时间：2018年9月

吾居在北京有50套房源，以本地特色的家庭民宿为主。后来又在扬州和镇江拿下50多套房源，以酒店式公寓为主。年前，团队本来计划在常州及诸暨启动新店，结果出现了疫情，让本来预计的融资计划不得不搁浅。1月23号-24号，所有预定订单基本退完。北京就剩3单，扬州仅剩5单左右。

为此团队直接关停了扬州的部分房源，只留下一半——25间房。本来烟花三月下扬州，但今年整个旺季3月营业额只有18000元，远不及之前平均营业额的一半。

北京的拿房成本更高，我们的房源主要在三环以内，假设房子的月租金在9000元，都是押一付三，一套房子就是9000×4元，算上装修和改造（设计、采购、施工），一间房平均下来成本在小10万左右。

我们以14个月回本为界限，如果房源的回本周期高于14个月，就会被判定达不到收益指标，我们转手处理掉。 

根据规定，所有平台在北京地区的房源，6月30号之前不得接单，因此北京地区在疫情期间的收益基本为0。不仅如此，北京所有的房源想低价转租，连小区都进不去。

由于房屋都是自营，且都是自有资金投入，整个2月-3月，吾居一共损失了数百万，甚至卷入了一些民事诉讼。

原本和业主签合同是5年一签，规定合同到期后原有的家具包括软装都归业主所有。我们拿到手的都是清水房，自己动手装修，疫情期间撤店时，会把一些比较昂贵的挂画或者家具撤走，引起了业主的强烈不满，称这属于盗窃行为，但是对于我们来讲，5年的合同并没有到期。

到了4月底，业主开始催促支付下一个季度的费用，但恢复到收支平衡线还遥遥无期。团队判断疫情可能会一直持续到10月甚至更后期，与其瞎动还不如不动。所以在陆续关店的同时，之前核心的员工也带着失望离开。

一直到五一期间，生意也没有太多起色。一方面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其次镇江、扬州的大学生也还没有回来，旅游没有生意，民宿也就没有生意。

现在大家都在降价以获得更高的入住率，但效果非常一般。我们在扬州和镇江平时价格是200元上下波动，3月份98元的价格都卖不动。这样的价格已经放得够低，基本是压着房屋的成本价走。民宿行业就算淡季，全年平均也应该能有约80%的入住率，但今年吾居的入住率只有不到一半，硬扛着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一个同行群里，1月、2月大家还在说继续熬 ，4月大家都开始转租房子、转卖家具。“就当去年白干了，今年都休息，等明年再说。”有群友说。

“为了维持生计，团队重新做回老本行”

益家民宿创始人李让

开业时间：2016年4月

益家民宿有三家门店，管理着一百多套民宿，自营40套、代运营60多套，房源主要集中在北京崇文门和天坛区域、南四环花乡区域。

房源数量见证了去年一年公司的急速扩张，去年2月份房源还不到30套。疫情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团队今年3月份大失血，房源都退还给业主，只留了15套，损失了全部押金。

随着疫情的爆发，团队也经历了越来越多维度的打击：先是春节订单收入直接清零，接着空房消耗房租。由于社区对外来人口的管控非常严格，民宿直接和疫情的防控挂钩，整个春节期间损失了80多万。去年同期，每套房子的收入可以达到7000元 -8000元。

3月份，有小部分外地赴京看病的客户短租了我们医院附近的房源，占到整个房源的15%。 

一般情况下，押一付三加上装修和中介费，我们拿房的成本大约是月房租的7倍。原本的设想里，赚一年应该可以把所有的投资都收回来，同时还能把第二年第一季度的房租挣出来。

但事后我复盘，发现公司虽然业务做得还行，可是经营管理不善，没控制好成本，疫情一来，公司反脆弱能力差的一面就被放大了。

总结下来，主要是人员成本不合理，我们那时候追求顾客100%满意，对应的客服管家的工资成本特别高，试图用同行业中等偏上的薪资留住他们。当时我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经营思维，后果是今年三月开始公司不得不节省人力，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团队一下子从20个人变成了3个人。 

为了维持生计，团队计划重新开始做之前的老本行——长租公寓的中介以及房屋委托代理业务，民宿业务为辅，并只接待15-20天的短租用户。

我比较乐观，之前因为业务处于上升期，或者说行业处于上升期，掩盖了我们经营上存在的很多问题，疫情只是提前让它们暴露出来了，这是一件好事。

其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清楚自己想干什么或者应该干什么，想明白自己的定位。最后，同行业的经营者大幅度减少，也会留给我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从2019年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这行不如以前那么好赚钱了，进场的人鱼龙混杂，行业也不免有些乌烟瘴气。比如一些经营者疏于管理，或者是没有底线，专门设计一些房型来给提供不正当服务的人使用，因为民宿没有安全检查，给这些人提供了便利。

2019年的11月份，北京民宿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到了这个阶段的民宿行业，必将开始转向精细化运营的阶段。安全问题、人员信息核验问题，邻里纠纷等重大问题，正等待着每一个从业者去解决。

我建议，民宿经营者既要考虑自身的经营问题，同时也要考虑社会责任的问题。只有从业者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疫情一来，客户都不需要我了”

旅游策划工作室创始人宋安

运营时间：4年

本来春节是行业的爆点，疫情压垮了我的很多民宿客户。

另外，我们之前合作的旅游达人，疫情期间也都不敢出来。之前像五一节假日，我可以安排100多人去民宿或者景区做宣传，现在不到10个人。

疫情对我自己的工作室打击也很大，订单量骤减，还有一些已经做完了策划，最后也没有执行下去。今年五一期间只做了6万多元的推广成交额，还要拿出5万元做推广，去年同期的收入则有40多万。

好在一开始我就没有注册公司，只搭建了一个工作室，在自己家办公，因此不存在租金的压力。团队7个人按照比例分成，没有固定薪资。

我也知道以公司的形式会比较好接单，比较能打响名气，但是我要考虑成本问题。除了人员成本，一个项目都要实地考察7-10天，时间、人工、吃住，都是成本。 

我们团队基本都是已经组成了家庭的，都抱着把家给养好的信念，现在每人每月有1万多的收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好，不指望今年能赚到钱。

对很多景区民宿来说，有回暖的趋势，但即使是这样，预定的单子全都被砍掉，他们今年更大的力气要花在基本业务上。本来推广就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必需品，疫情一来，活下去才最重要。

今年的推广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更青睐直播。从4月开始我们就一直接到直播的需求，但一方面直播更倾向于找本地的团队做，另一方面直播的成本也会增加。有些民宿甚至开始直播卖土特产，我个人觉得有些本末倒置，比如说云南普洱，可以带客人去品茶，直接带货可能大家不太好接受。

这几年明显能感觉到民宿逐渐从情怀民宿变成了商业民宿。2017年，云南、丽江、大理到处都是在大城市卖了房或者辞了职，来这里租一个院子做民宿的人，但现在基本都是大财团统一收购，也许挂的还是那个名字，但是店长已经从民宿主变成了统一的民宿管家。

财团肯定以盈利为第一目的，情怀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卖点。以前民宿里每天都有篝火晚会，老板有什么故事就讲什么故事，现在也有篝火晚会，但变成了一个吸引顾客的例行特色活动。

商业化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我们这种小工作室能接到的策划单子越来越少，只能接一些散客。同时，我们业内也有价格战，利润一再压薄。

今年更多的都是之前合作的老客户给的单子，原本老客户能转介绍70%的新客户，今年老客户们自己也比较难，已经倒下了八九家。

“今年的目标调低了一半，能不能完成看下半年”

墅懒日租创始人魏铭松

经营时间：2018年4月

我们最开始就是在学校周边做轰趴馆（带住宿），现在平台延伸至民宿业务。

目前我们在杭州下沙区有13套自营房源，10套小房源（100平 -150平的公寓）平均客单价在1000-1200元，大场馆（300平-500平的别墅）平均客单价能到2500-4000元。

因为离校园比较近，大学城今年放假比较早，再加上疫情，今年1月15号不到我们就歇业了。去年同期，三套大别墅从初一排到初七都排满了。今年整个2、3月我们都没能开张，直到4月才好一点，有几个零星的小单子，整个损失七八十万。

墅懒日租作为一个平台，自营和第三方入驻的场馆比例是1:9。五一假期，整个平台的订单量没有到去年的同期水平，只有去年的1/3。自营的场馆更少，最多能到以前的1/10。

歇业的这段时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趁着疫情靠去年的积蓄收了一些场馆。对方负担30%-70%的房租，我们获得经营权，有些业主也会直接加入我们的团队，每一间重新改造的成本不会超过2万元。

我们拿馆拿的比较谨慎，今年有30%左右的场馆面临倒闭，很多甚至转不出去。我们就看中原本运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有改造空间的场馆，先拖着他，等他把筹码一点点降到我们心里觉得OK的价格，再入手。

其次，今年我们新开了民宿的版块。因为本身住宿和轰趴的需求其实是一致的。我们还谈了剧本杀的合作，在民宿里面代卖产品。合作之后，平台多了一些以前没有的周内订单，赚了一些租金。

今年我们原本打算要做近4000万的GMV，现在这一目标调整至1500-2000万，能不能完成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下半年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旺季，基本全年2/3的订单都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9月，学校开学加公司新员工入职，会有很多团建需求。

但我心里知道，能恢复到往年的正常水平就已经很棒了，行业不至于爆发，现阶段只能怀着希望挺下去。

By 科技复联汪、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