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自己的论文绩效分数，有一种主动转岗的冲动。”年关难过，但对于在Z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执教的王琼（化名）来说，难过的不只是年关。不同名目的经费分别会对绩效进行统计和奖励，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她有一篇论文年初被某中文期刊接收了，但出版社通知从这一期开始压缩版面，需要砍掉一些文章，如果不想等待，建议另投其他期刊。

考核结束，每个人的各项数据都会在全大学公示。种种标准中，论文和课题是硬通货。王琼感到压力颇大。这两年，她“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但研究不等同于有论文发表，由于论文数量上不去，她已经丢掉了一些头衔和补贴。在一次评审中，有教授直截了当地说：“你写的东西对学校的GDP没用。”

不止一次，焦虑让王琼夜不能寐。受困扰的不止她一个，王琼观察身边的高校老师：“失眠的、焦虑的、一见面就相互叹气的，还是蛮普遍的现象。”她的一个朋友在某“985”学校任职，前段时间该校领导提醒导师要给学生减压，有部分导师回应：“给学生压力，学生跳楼；不给学生压力，青年教师跳楼。”“就现在这个考核环境，不靠研究生出论文，还能有啥更好的办法？”

进高校当老师对于当年的王琼来说，是个不需要过多考虑的选择。12年前，她去海外读博士，觉得做研究是一份可以让人沉下心来的工作，靠本事吃饭，相对自主。在外界的传统观念里，高校教师也是不错的工作，它意味着体面——他们是人们所敬仰的“学者”“专家”“科学家”；也意味着清闲又稳定——事业编，一年寒暑两个假期，还不像中小学老师那样有学生考学的压力。

但现实的变化是极速的。近两年，在网络上，高校青年教师对自身窘境的吐槽越来越多，他们自嘲为“青椒”，以此消解外界对这一职业的想象。去年，《国家治理》周刊刊发了一项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45岁以下）的调查，结果显示，“职称评定”和“发表论文”是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主要压力来源。接受调查的3000余人中，超半数受访者（57.16%）明确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基本达到“996”，有12.2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已经不止“996”了。

对于高校青年教师而言，要追逐的不仅是更高的职称，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争取一个又一个头衔（视觉中国供图）

王琼的压力还不算最大，不管怎么说，她是“上了岸的人”。博士毕业后，王琼到Z大学任教，学术成果颇受认可，3年后就顺利评上了副教授。就在同一年，学校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取消“铁饭碗”，推行预聘－长聘制。新入职的教师必须先接受预聘岗位的考验。预聘岗位的聘期为3年，最多只能签订两次合同（3+3）。如果被聘者在这两个聘期内没有能够完成晋升（如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青年教师们常用一个更直截了当的说法：“非升即走。”它彰显着这套制度的残酷性：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你在30岁甚至更晚的年龄才真正开始职业生涯，然而到了35岁左右，你就已经开始面临失业的压力了。

2014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全面推行“非升即走”，随后全国许多高校陆续开始了改革。眼看6年将毕，在绝大多数高校里，有多少人能“升”上去还是个未知数。高校圈广为流传的一组数字是，武汉大学2015年启动聘期制教师选聘工作，2018年底首聘期到期的共69人，通过个人申报、业绩展示、学院审核、学部专家组评审和学校审定，正式申报的48人中（含42名聘期制教师），只有6人被直接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

王琼所在的高校并不是“985”“211”大学，但在绩效考核上“所有要求都在对标‘985’中游以上的大学”。王琼记得，自己评副教授那年，手中是否握有国家级课题还并不是一个硬性标准，但仅仅几年之后，国家级课题已经是“硬杠杠”，“如果没有的话，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在2009～2019年期间，已经从9.7万项增长到24万项，资助率则从22.91%下降到17.62%。2019年，有近20万人在项目申请中铩羽而归。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又创新高，比2019年同期增加12.03%。

想要冲出重围，顺利“上岸”，一切都要为绩效让步。当同龄人忙于成家立业的时候，“青椒”往往只能二选一。王琼认识的助理教授里没有几个人选择在预聘期要孩子，男女老师都一样。“少数几个生了娃的女老师基本都在当甩手妈妈，全靠老人，能不着家就不着家。”

在这些很拼的同事面前，“上了岸”的王琼丝毫没有安全感。她明显地感到，在大学里，论文的数量上不去，拿到的课题不够多，教授也会被边缘化。“这几年通过预聘－长聘制度进来的老师，个人能力、旺盛精力和拼劲儿对我们是全面的碾压。在他们面前我真的抬不起头，他们产出惊人，最终未来拿重大课题的是他们，在各种场合混得如鱼得水的也是他们，慢慢地，以后拿杰出青年学者头衔的也是他们。所有这些都在证明他们行，我不行。”

插图｜老牛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里，新旧体制“并轨”，旧体制下的副教授要并入新体制，和通过预聘的同事一起竞争教授职称。Z大学尚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未来难料。如果不能升教授，是不是就会“转岗”？这种可能常常出现在王琼的脑海里。王琼认识一位在“985”大学拿到编制的副教授，因为“写不动”论文，已经主动要求做行政，干脆结束了学术生涯。

王琼没法这样“佛系”。“我还有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岗位上？”她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徘徊。一方面，学术研究对她而言是生命里极美好、极重要的部分，她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价值。虽然论文数量不高，但有专家私下里评价：“王琼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但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刚到学校的头3年，她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步调治学，数量只是一个副产品。“那时我出的成果并不少，可当数量变成你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样的研究是应该做的，什么样的研究是不值得做的，我的研究速度赶不上标准的剧烈变化。”有一次，王琼向一位院系领导倾诉自己的烦恼，对方建议她设计一条“更明智”“更符合大趋势”的学术路径。

“承认自己不适合这个游戏就行了，出路还有一大把呢。”有时候，王琼会这样安慰自己。可是在新一轮考核来临的一天晚上，她再次失眠。辗转反侧中，她给在异地工作的先生发信息，通知对方做好准备接管更多家务，放她去写论文：“明年无论如何得把科研绩效冲一冲。”

“非升即走”的逻辑与困境

在最近刊发的论文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李秉勤针对高校女教师做了一项调查，仅有17.3%的被调查者对“非升即走”制度持支持态度，将近一半的人表示反对。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女教师中，有61%的人表示压力非常大。

“非升即走”的反对者认为，这项制度会削弱大学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使人才流向企事业单位。但对中国高校而言，与企事业单位进行人才竞争并非当务之急。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认可在高校引入淘汰机制。他告诉我：“在高校待了20多年，我看到了太多青年教师因为没有工作上的考核要求，入职以后就开始集中精力忙私事：买房安家、生儿育女。等这些事情安顿好，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一个人如果没能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找到学术研究的状态，未来想再回到这个领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许多人就成了‘终身讲师’，快退休之前，再找关系想办法发点论文，评一个副教授。用淘汰制来促使青年老师做研究，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是一件坏事。”

在教师中实行淘汰制度的想法酝酿已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我，早在1981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就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Track）。改革开放伊始，为了提高科研和教育水平，我国开始研究和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人事制度是其中的重头戏之一。当时中国高校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严重冗员——1983年，学生数量与教师数量之比一度达到3.98∶1；科研能力低下——许多青年和中年教师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终身教职制度”这个翻译容易让人们将这套制度的重点放在“终身”上。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员只要不出现学术腐败、犯罪等情况，学校就不得将他们开除，这保证了知识创造的充分自由。但是，“终身”的前提是考核与淘汰。

1880年，哈佛大学首次要求不能达到考核标准的教员离职，其背景是学校正面临新崛起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激烈竞争。到20世纪60年代，“终身教职制度”开始被全美普遍接受，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一般来讲，一个助理教授（Assisstant Professor，终身教职制度序列的最低等级）在聘期内要通过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的综合评定才可以晋升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

《老友记》剧照

在国内，高校真正开始尝试“非升即走”的改革已经是2003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学都没有经济基础推行这项制度，”沈文钦说，“高校教师的收入很低，无法吸引青年才俊。1981年高校招入的青年教师里有27%的人在1991年时已经辞职。90年代初，北大教授的月工资是200块钱，不如出租车司机。”

2003年改革的背景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1995年，“211工程”正式启动。“211”意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9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目标是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985工程”一期建设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实施。国家财政在3年间共为北大额外拨款18亿元。时任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曾在采访中谈到变革的背景：“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说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于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

但2003年，在遭遇教职员工的激烈反对，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改革还是遭遇了滑铁卢。同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北大。李文锋（化名）在一所东部“985”高校J大学任副教授。2004年，他在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进入该校。按规定，他需要在5年内评上副教授，否则就要被“淘汰”。李文锋是踩着时间线晋升的。当年申请晋升的有5人，副教授名额是2个，他的研究成果本来排不到前两名，也许是因为评委考虑了年限等因素，他“涉险过关”。在李文锋的印象里，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有一直评不上副教授的同事后来留下来做了讲师，并没有谁真的被“淘汰”。

2014年，始发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动真格的“非升即走”改革，没有再次受到“阻击”，一个根本原因是人才市场的供给已经发生了转变。李文锋回忆，考核晋升的标准按照当时的水平来说也很难，但他并不感到十分焦虑。“我读博士生的时候，我的同学很多是老教师，甚至是院长。我毕业入职后学院里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依然寥寥无几。”而现在，他所在的学校新招入的青年教师几乎都有海外名校博士学位。

1999年，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首次突破1万人，到2014年已有5.37万人毕业。依据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将“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科研从业者的数量还将有望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海外博士归国的浪潮愈加澎湃。

在沈文钦看来，和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国内教职的竞争远没有到白热化的地步。据他观察，在今天的美国，教职的竞争极为激烈和残酷：40%的教师是兼职教师，不在“终身教职”序列内。一位常春藤大学毕业的博士想求职助理教授，“投了一百份简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哈佛和耶鲁这样的顶级学校，只有晋升为教授才能获得终身教职。

“一位很出色的学者在教授评选中铩羽而归，只因为评审委员会的众多评审里有一位认为他不合格。他只能去别处找工作。”“其实科研工作竞争的激烈性从不逊于商业竞争。在科研领域有科学优先权的争夺，一旦有人公布了新的发现和技术，那么其他做同样研究的人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做研究绝不会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我国的特殊性在于，“非升即走”制度以外的一些因素，使教师们的焦虑被进一步放大了。

“‘终身教职’在美国有一套配套制度，我们并没有学过来。”沈文钦说。美国高校招聘终身教职序列的助理教授会非常审慎，一旦决定聘用一位教师，就希望能够将他培养出来。学校会给新教师配备一个大致由三名导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对他的学术研究进行指导。美国有学术休假制度，允许教师在几年工作后休假一年，不必承担任何教学任务。这一年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研究上的攻坚。另外，美国高校会提供配套支持，减轻教师负担，比如有助教帮助完成授课、有秘书处理行政上的杂事，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教师往往会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和行政服务。

在国内的一些高校，教职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高校教师已经饱和了。“国家对高校设置有一个法律要求，一个学校的学生数量和老师的比例不能超过18∶1，否则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但现在全国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19∶1。另外，国家的研发经费支出已经接近每年2万亿元，其中有2000亿在高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来做科研工作。”沈文钦指出，“问题是，我们学术人才的流动是不顺畅的。”

2015年，34岁的李岩（化名）从日本回国，在南方一所“985”学校S大学以博士后身份找到了一份合同期3年的专职研究员工作。在她所在的学院，有十几位专职研究员和她同时入职，都有光鲜的履历，大家都希望能够拿到这所大学的长聘教职。然而事实上，专职研究员的岗位要求非常苛刻，他们在聘期结束后要和预聘－长聘序列的老师一起竞争副教授。“这意味着你要用3年的成果和别人6年的成果拼。”3年后，包括李岩在内，绝大多数人都走向了失业和再就业。

S大学的这项制度在青年教师群里引起过不小的争议。离职后，李岩回到日本，并在排名前十的一所大学找到了教职。李岩说，回头看，其实他们这批专职研究员都拿着3年里拼出来的成果找到了不错的下家，有些直接就在其他院校成了副教授，但是“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直到现在也还有”。

在中国，数量极为有限的名校往往带着巨大的光环，有很高的象征资本，因此名校教师不会为了职称晋升而轻易离开。地域的差异也会成为巨大的障碍。沈文钦和他的合作者李丽萍博士对全国20所大学的化学教师数据做过分析，发现东北高校的教职人员基本都在地区内部循环，吸引不了外地科研人才。他在研究博士就业决策问题时，也曾询问一些博士毕业生为什么毕业后没有进入高校，答案并不是找不到高校教职，而是不愿意离开北京。

被量化的科研

在高校教师这个池子里，入场的人越来越多，自然水涨船高。一个“非升即走”中的朋友告诉王琼，奋斗了3年，“三观碎了”，决定退出了：他听说自己的一位师姐手握十余篇外文学术期刊论文，其中包含数篇一区论文（注：期刊按照影响因子高低依次划分为四个区域），依然评不上副教授。“每个人都会在入职时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预期这个目标能让自己‘上岸’，可是每一年都会发现，三五年之后，‘上岸’的要求提高了，你好像永远追不上标准的变化。”

沈文钦在调查中发现，2019年，华东地区某“211”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已经与2014年尚在实行的华东某“985”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基本持平，甚至还要更高。也就是说，理论上在2014年可以评上“985”高校教授职称的人放到今天，已经未必能够评上“211”高校的教授了。

客观地讲，这是中国整体学术水平发展的必然。沈文钦做过一个统计，1980年到2002年，中国学者在世界权威生命科学期刊《细胞》（Cell）上总共发表五篇（含非第一作者），但现在，“每年都有十几篇”。“过去，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一篇文章的人是可以评院士的，但现在博士生在《自然》上发表文章也并不罕见了。”

水涨船高背后真正的争议在于标准的合理性。目前在我国高校，量化指标是晋升最重要的依据。简单来说，论文数量压倒一切。从S大学离职进入日本大学执教的第一年，李岩“不自觉地延续了过去3年的习惯，总想多发一点论文”。有一天她突然被人提点：“论文发得多但是质量差，在日本是很败坏名声的事情，未来可能带来无尽的麻烦。”李岩心头一激灵。她逐渐发现两个学术评价体系的差别：从前在国内，老师们发论文是很高调的，“院长会在微信群里公开表彰”，“可是至于文章写了什么内容，谁会去仔细看呢？”。在日本，学者们发论文却很低调，“你会很忐忑，因为你的同事都会读，看你到底研究出了什么”。

在国内一些高校，教职的竞争非常激烈（视觉中国供图）

“现在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当一位好老师。”艾雯这样告诉记者。

从德国留学回来后，艾雯已经在山东一所985大学任职两年。因为这期间她“三观颠覆了一次又一次”，非常痛苦之下，她约见了记者。艾雯告诉记者，在这短短的两年中，她的学生让她这个一直身处象牙塔的年轻教师感受到了原来社会“水这么深”，而从前她一直深信的理念和教学方法，也在一次次与现实的遭遇战后发生了动摇。

当艾雯开始向周围的年轻同行吐槽、寻求帮助时，她发现，不知道怎么当大学老师的“青椒”原来有许多。

缺心眼老师VS深谙世道学生

一腔热血换来背叛是什么体验

今年春天，艾雯负责辅导一位大四学生白皓的毕业论文。白皓在大学里一直成绩优异，并已经保研到了一所名校。然而，他的毕业论文初稿却不大令人满意。“我跟他说，你这份稿子除了四五页是自己的内容，剩下的都是拼凑出来的，需要大改。”艾雯说。

由于时间紧张，眼看教务系统就要关闭，白皓只改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让艾雯觉得，这个学生是有潜力把整篇文章修改好的，而且修改期间，白皓的态度也十分刻苦端正。于是，艾雯怀着对白皓的信任，提前在系统里为白皓的毕业论文打上了“优秀”。

“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好学生，那么他肯定是希望自己每一步都非常完美的，我也能看到他当时的态度转变，所以我希望帮他一把。”令艾雯大跌眼镜的是，一打完分，白皓就离开学校回家了。

“他倒是觉得自己任务完成了！”艾雯苦笑道，“我顶着上面的压力延长他修改论文的时间，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做！”气愤的艾雯给白皓打电话，“我没有骂人，我只是告诉他不要以为这就是最终的成绩，如果论文改不好，我还是有权力修改成绩的。”

令艾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艾雯看到学校的贴吧里出现了一个指名道姓“黑”自己的帖子。艾雯发现，帖子就是在与白皓通话的当天晚上发布的，帖子内容包括艾雯没事找事、为难学生、临时给学生的毕业论文使绊、不要选这个老师的课程等内容，回帖量在这个不是很热闹的贴吧中格外显眼。

“没想到我对于学生的‘一腔热血’却换来这种结果。”艾雯感到十分委屈，更令艾雯无奈的是，这个帖子出现以后，自己的研究生招生人数都受到影响。“我没有想到，网络的影响力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教学安排”。

高级黑弟子VS耿直“青椒”

现在老师为什么不敢惹学生

艾雯讲到，在德国上学时，大学里的不及格率是50％，如果不及格的科目达到一定数量就要换系重读。“国外老师对学生是很严格的，没想到一回国，‘上面’就不希望有很多学生不及格，还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补考，直到学生全过，以至于我们还得帮着学生考试”。

艾雯表示，不管是对什么学生，老师们在分数上都是“手下留情”的。因为，老师严格要求后的结果“惨不忍睹”——

首先，某些学生利用网络在各种论坛、贴吧、评师网站上给老师“差评”。“他们会在帖子里写，这个老师打分低、人品差，劝之后的学生不要选这个老师的课。”艾雯表示，这基本就能把老师“打入冷宫”。一拨拨学生口口相传的选课经验，会让严格的老师招不到学生，甚至连课都开不了。

除了学校的做法让这些“青椒”感到无奈，学生家长的态度更是让“青椒”们感到孤立无援。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家长跟学校老师都是一心的，大家都希望学生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最终取得一个好成绩，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艾雯说。

然而，艾雯遇到的大学生家长，面对孩子不太满意的分数，好些的会劝老师“放学生一马”，不要在成绩上“为难”学生；厉害的则会“在学校里闹”，称老师是“学生发展的绊脚石”，要耽误孩子的一生。

“前一阵我们抓住了一个作弊的学生，学校打算按规章处理，家长就找上来一直在学校里‘纠缠’。”艾雯说。

“难道我们严格要求学生，错了吗？！”她不断重复这句话。

师生关系VS医患关系

大学老师成了弱势群体？

“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已经快赶上医患关系了。”对于如今的师生关系，艾雯这样评价。

艾雯表示，她所在学校对于教师的考核一般是看科研部分。“其实我们的教学是不被考核的，凭着良心认真教学生最后还导致这样的结果，老师有这时间干点什么不好？”

然而，学校把教学压力给了老师。艾雯表示，“我们是导师负责制，只要学生的论文出了问题，就是导师的事。学生撂挑子不干了，最后是老师的责任。我们两头受气，太无语了！”

“老师现在成了弱势群体。”艾雯说。

渐渐地，艾雯也开始“反思”：如果她当时没有那么热心，就不会有这些麻烦，“我不要对学生太好心了，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艾雯开始“长记性”了。每次考试出分时，她不去学校，尽量不接电话。最让她觉得自己“机智”的一件事是，有同学在考试完什么都不说直接给她发“QQ红包”，“还好当时我没手抖，我绝对不会点！”

事实上，如何当好一个大学老师，已经成为艾雯不少“青椒”同行面临的问题。艾雯的一个同学在北京某知名高校当数学老师，他告诉艾雯，在种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下，他开始以做文献研究的劲头寻找“如何当一个好老师”的答案，然而翻遍了网络，没有一篇文章可以给他指明方向。

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招聘新教师和晋升都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和文章数量要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同行评议。根据2012～2013年哈佛文理学院的《招聘与晋升手册》，在晋升终身教职时，候选人所在的学系需要联系12～15位同行对其进行评价。同时，学系会列出4～5位申请人所在领域具有顶尖学术水平的不在哈佛任教的同行学者名单，供评议人比较。这些供比较的学者既包括刚刚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也包括那些本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比较的目的在于真正确定候选人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

同行评议比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更能体现一个学者的真实水平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但在国内，同行评议显得水土不服。一方面，人情社会的传统容易消蚀评议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同行评议也受限于国内学术界的现实。

早些年，李文锋参加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评议，常常非常困惑：同样一篇论文，老师们竟然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后来，他和一些青年教师组成了一个学术小团体。他发现，在这个团体内部，一篇论文拿出来，大家或有基于个人品味志趣的异议，但在研究做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上，意见倒是惊人地相似。李文锋这才意识到：在中国学术界，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受限于他们的成长环境，接受的学术训练大相径庭。这就是为什么，一篇让一些教授交口称赞的论文，在他看来可能“根本连研究的门都没摸到”的原因。在缺乏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同行评议也就失去了基础。

沈文钦告诉我，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量化评估的方法被逐渐引入中国的大学，最早是希望解决公平问题。“某985大学校长曾说，以前每到评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打招呼找后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开始数数，因为数数是最客观的。直到9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都还没有建立发表习惯，很多老师写不出文章，所以量化评估在当时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1998年，中央政府启动了“985工程”。2002年，教育部正式启动了一级学科排名，学科排名的评价指标当中很多是量化指标。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向全世界公布了第一份世界大学排名，这个排名对高校的影响很大。在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的推动下，各个高校越来越重视论文的数量，量化指标也开始成为一些重要学术奖励的标准，很多学术奖励如教育部高校优秀成果奖、长江学者的评选均要求学者提供论文被引次数的数据。

图｜视觉中国

王琼所在的Z大学不在“985”“211”之列。她清楚地记得，变化是在2015年发生的。“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在不断地填各种军令状，在各种的表格里领任务。有大学的任务，有系里的任务，每个老师都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出多少本教材，发某某级别的论文多少篇。所有的任务都跟你的绩效奖励挂钩了。”

2011年，教育部宣布“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规模已经稳定，不再新设这两个工程的学校。取而代之，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在这个机会面前，以前的老牌学校不愿意退出，我们这种后起学校也想拼一拼，争取‘上岸’。”

对于高校而言，评选“双一流”是一次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以广东省为例，2017年第一次“双一流”评选名单公布后，广东省很快就公示了“双一流建设资金分配方案”。省内两所“一流大学”获得了5.7亿元财政拨款，三所“一流学科”大学共获得3000万元拨款。

第一份“一流大学”名单共包含42所学校，其中有6所大学划入B类名单。2021年将进行第二轮“双一流”评选，这些学校有可能最终退出一流大学之列，被名单外的后起之秀取而代之。几个世界主流高校排行榜的中国高校排名是高校进退的重要评选依据，而在大多数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科研发表所占权重通常最大。

沈文钦、毛丹和蔺亚琼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些高校在制定“十三五（2016～2020）”规划时对科研发表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而且对指标的增长率提出了非常高的目标。某财经类大学“十二五”期间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建立，是国际上公认的值得借鉴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年均发表量为75篇，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建立，收录3000多种国际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目前国际学术评价的重要依据）年均发表量为90篇，而“十三五”期间计划SCI和SSCI年均发表量各超过200篇，增幅超过100%。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一些学校开始采用关键绩效指标对学校进行规划和管理，并将指标层层下放，落实到各个院系，进而与教师的年度考核、收入与晋升紧密挂钩。王琼告诉我，在Z大学，由于发表论文的多寡差异，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大到几十万元。

“钻空子”与“补窗子”

重赏与重压之下，研究的价值本身往往已经不重要了。李岩记得，刚到S大学的时候，她天真地想多学一些东西，找到终身的研究兴趣。但她很快就发现，如何达到绩效考核要求成了占据她头脑的唯一问题。“考核具体到一年发多少篇文章，年年考核。我记得当时曾和同事讨论：做研究不等于写论文，如果第一年没有发表，成果都攒在了第二年那应该怎么算？”质疑归质疑，规则破不了。“为了凑够数量，我只能绞尽脑汁把从前在日本做过的研究翻出来，拆分成几篇东西。”

王琼所在的Z大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很强的交叉性，近年来大学招收了大量跨专业的老师。有些老师的背景格外吃香，因为他们的学科和当下的热门领域相关，抓得住学术热点。而且由于学科交叉，他们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刊物上发文章。原本自然科学、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大相径庭，对发表要求各异，但统一成“工分”，体现在绩效上就没有了差别。学术的评价标准因此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些招来的跨专业的老师几年来一直在原专业的学术刊物上发论文。

“现在的情形是，论文的质量主要依靠论文所发表的期刊是否收录于几大索引（如SCI、EI、SSCI、CSSCI）来衡量，但这其实是简单地用刊物影响力来衡量论文的影响力。实际上，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被引用了多少次，测量的其实是‘能见度’（Visibility），或者说‘影响力’，和论文本身的价值并无直接关系。”沈文钦解释说，“数学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学科。一篇高质量的数学论文可能并不发表在特别好的刊物上，也不会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可能全世界能够读懂它的人都很少。这样一来，它的影响因子并不会高。”

研究成果一旦量化衡量，总有空子可钻。不久以前，在U.S.News最新发布的2021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国内地高校）数学排名榜上，人们赫然发现，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科技大学在国内排名第1和第3，世界排名第19和第24，力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其原因就在于在U.S.News的指标体系内，文献和科研占比75%。

曲阜师范大学数学学科指标明细显示，其排名是被引用影响力、论文总引用次数等数据拉上去的。而收录论文的SCI数据库其实只能提供一篇文章的被引次数，至于谁引用的，引用的具体位置，是正面引用还是负面引用等都不在统计范围内。于是，校内自引加灌水就成了刷排名的法宝。针对这件事，中国数学会专门发布了数学学术评价意见，明确指出：数学成果评价，“通常不以论文篇数、引用率和基金额度为主要指标”，“应尊重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和学术影响”。

量化指标评价体系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跑偏”。近些年，为了提高世界排名，SCI和SSCI在国内高校的评价体系里的权重日益提高。在李文锋所在的J大学，除非在本专业唯一一本中文权威期刊发表研究，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最多只能算一点绩效，在晋升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图｜视觉中国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的统计，通体而言，国内高校对SSCI、A&HCI（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同为外文刊物数据库）论文的奖励力度远大于国内期刊论文。以重庆大学为例，被SCI、A&HCI期刊全文收录的论文，该校给予每篇3万元奖励；对于在其他权威期刊、重要期刊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分别奖励8000元、4000元和1000元。

这种区别对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国内外的学术立场和取向原本不同，为了在海外刊物发文章，教师就要迎合海外的学术热点。

“首先，社会科学本身就涉及立场；第二，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国外的刊物有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未必是中国关切的。”贺雪峰告诉我。他一直有一个观点：“社会科学不管水平高低，我们都要研究我们自己，我们研究自己就有了正确的起点，再从正确的起点不断地推进。”但他感到，至少在他研究的社会学领域，人们一直说要本土化，但离本土化似乎越来越远了。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社会变化和生活实践，为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项工作做得太少，大家都忙着写论文。为了能够发表论文，就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里面找出发点，然后改几十遍，精雕细琢。”贺雪峰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热衷于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在美国社会科学大厦里面，窗户有一块玻璃没有安上，我们的学者去帮他安上，但却缺少对当下中国具体问题的深刻研究。”

瓶颈难破

对于青年教师而言，要追逐的不仅是更高的职称，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竞争一个又一个头衔：国家青年基金申请女35周岁、男40周岁截止；青年千人计划申请40周岁截止；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申请男38周岁、女40周岁截止；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申请男35周岁、女37周岁截止，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申请男38周岁、女40周岁截止；青年长江学者评选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申请38周岁截止，人文社会科学申请45周岁截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申请45周岁截止。

沈文钦告诉我，带有明确年龄要求的人才项目的初衷是让青年学者得以在过去僵化的体制中冒出来，但后来它也产生了“非意图后果”。人才项目同时分配学术资源与学术声誉，入选者借此可以分配相当数量的科研经费、津贴甚至是大学教职或职称。绝大多数高校专门针对各类人才项目的入选者制定了相应的薪酬水平与科研经费，甚至还配套了博士生指标与博士后名额，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在下一步的竞争中获得进一步的优势。在理工科领域，这种马太效应尤其明显。在一次访谈里，南京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沈文钦，大家都在踩着点跑步前进，你只要错过了一个点，那就意味着更高的荣誉你就拿不到了。

赢者通吃的结果是激励一小部分人，打击一大部分人。沈文钦观察，在高度依赖各种科研资源（研究经费、实验室空间、博士生数量等）来开展研究的院系中，有些老师在刚入职的时候非常拼命，“一旦过了某个阶段，没有通过某种筛选，就‘佛系’了。因为他没有资源，提前出局了”。

《生活大爆炸》剧照

“我们的筛选机制有一个基本假设：我们的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特别厉害，我们只要通过种种手段把天才选出来，然后把资源都投到他们身上，就能期待成果。”沈文钦说，“但问题是，筛选造成的结果是科学研究参与者的数量变少。而在科学研究中，谁能出最后的突破性成果其实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参与研究的人其实越多越好。国外有研究显示，即使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个人能力也并不一定超乎寻常，他们的成功除了专注和坚持之外，还取决于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工作环境是否提供了创新的条件。”

“在这个体系中，年轻人如果有一点上进心，就知道有机会必须抓住，绝不能落后。”李文锋告诉我，每年年末开会，学院都会说起未来的规划，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引进。“都是很大牌的教授，有些可能水平确实不错，但引进他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而是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可以为学校带来更多的资源。这两年有一位新引进的学术带头人，我们私下里讨论，并不认为其学术水平有多高，但学校开出60万元年薪，而在学校勤恳工作几十年的老教师可能只有十几万年薪。”

各种各样资源的争夺和竞争并不会因为拿到长聘教职而停止。“即使你从副教授升到了教授，但教授里还分几个层级，层级之外还有各种头衔。普通教授一年20万元，特聘一年50万元，学术带头人一年60万元，再往上还有一年80万元的。”李文锋说，“学者经营自己没有错，但当你的日常被各种评比占满，日复一日地奔向指标的时候，还有多少精力留给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王琼有一种感觉，教师们的焦虑正在传导给学生。“老师们上课的时候会忍不住吐槽，生存压力大，心思也就不在教学上了。学生看着老师怎么安排时间，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变得更精明。”“博士生们从一年级开始就广泛研究国内的各个他们看得上的高校，看看哪个学院容易进人，至于研究方向对不对口根本不重要。还有人会精准定位，研究各高校之间的实力变化，确定自己将来要站在哪所学校的哪个位子。”有些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就开始攒论文，希望老师能够带着自己“出成果”。有时候，被学生“鸡”急了，王琼想，今后招生时得先说清楚：老师没有那个精力和资源能保证帮你攒出光鲜的履历。

2018年，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从2019年开始，“长江学者”聘期结束之后，不得再使用这个称号。2020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

两部门还对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提出要求，明确指出：“对于基础研究，论文是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对于服务国防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般不把论文作为评价指标。”

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李晓轩和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徐芳最近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研究文章，回顾了中科院近30年来评价体系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量化评价形成的强竞争机制值得肯定，但形势已经变化：在依托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据的“自然指数”（NI）排名中，我国已在2019年位列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原创性成果偏少。在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的关键点上，评价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李晓轩和徐芳认为，虽然总体上看，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行同行评议的条件，但在一些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逐步加大同行评议在学术评价中的比重是可行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各高校之间在各种排名上的激烈竞争。

正如一位高校校长所说：“作为校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排名比竞争对手差了，学校师生、校友乃至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从上面争取资源还会受到影响。”“为配合这些学术高地（特别是高校）在改革评价制度上的探索，需要政府深化‘放管服’，减少政府奖项、人才‘帽子’评定、资源配置上不必要的竞争评价等。”李晓轩和徐芳在研究中指出：“同时，规范社会上过多过滥的排名评价，逐步让科学共同体承担起在科技评价方法和导向改进上应有的责任，从而为学术高地探索破‘四唯’预留足够的空间和自主权。”

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化，教师们是审慎的。“不合理的旧标准需要改掉，是好事，但是新的标准是什么？”李文锋担忧，“会不会因为要破‘四唯’，另外一些和学术无关的评价标准又被引入了进来？”一些理工科老师也担忧：如果完全倚重同行评议，以致重大课题、人才头衔的评选发言权集中在少数学术精英身上，会不会同样有失公平？

By 徐菁菁

今年上半年，我去上海面试学生。

学生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一个个光鲜亮丽，就像他们提供的申请材料一样。无一例外，每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优异——至少位于年级前5%；艺术特长突出——至少会一种乐器；获得过各级科技创新奖励——至少是市级二等奖；热心公益事业——至少去敬老院给老人洗过一次脚……

在慨叹上海学生综合素质高的同时，我也隐隐有一丝遗憾：

他们看上去太完美了，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缺点；他们看起来也太像了，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

包括他们在面试中的表现也很相像。一个个正襟危坐，面带微笑而不露齿；说话时吐字清晰，抑扬顿挫，仿佛在深情地朗诵一首诗。一个学生上来就说“子曰……”我打断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之后，接着说“子曰”，我再次打断他，告诉他我不关心子怎么曰，我关心的是你想说什么。他却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还有一个学生自信满满地坐在我面前，等着我问各种可能的问题，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问你，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种问题，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几乎要哭了出来。

显然，所有的学生在来之前都经过了某种程度的面试培训，至少看过一点儿如何应对面试的“宝典”，但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们，我并不感兴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谁，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他们是谁。

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问他们，你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很少有人能答上来。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吗？其实不是。这个问题他们曾经想过，只不过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了而已。

小时候，每当大人问孩子，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回答：科学家、宇航员、飞行员、警察叔叔（阿姨）……然而，当孩子们上学之后，这些问题就再也不曾被提起，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上课听讲，回家做作业，上辅导班，这些才是学生生活的全部。至于孩子的兴趣是什么，长大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人关心，即使孩子自己也不关心。几乎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只关心一件事：考了多少分，能上什么学校。

一个被公认为好学生的成长轨迹，或者家长想象中的完美教育路线图看起来是这样的：

上当地最好的幼儿园；

在上小学之前已能认识很多汉字，会做复杂的数学题，能大段背诵很多经典名篇，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上当地最好的小学和中学；

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

本科毕业后去世界最好的大学——哈佛；

……

且不说这些目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的，即使全部都实现了，那之后呢？人生的目标又在哪里？

我很想问一句：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这不是我的想象。这些年来，我在世界各地见过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们个个天资聪慧，勤奋刻苦，一路过关斩将，从未失手，总是处于同龄人最顶尖的群体之中，挑选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班级，是其他人艳羡的“人家的孩子”。然而，几乎很少有人能体察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迷茫。

有不少北大或哈佛的学生告诉我，上北大或哈佛是他们从小树立的目标，但有一天当他们真的置身于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校园时，常常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接下来又该做什么呢？仿佛一个登山运动员在珠穆朗玛峰上的困惑：下一座山在哪里？

人生需要目标，但社会、学校和家庭都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去寻找树立自己的目标。我们对人生和教育的理解太过单一，而且缺乏想象力。

我们总是要求孩子要成功，要比别人强，要考上最好的学校，但很少告诉他们成功意味着什么，生活的幸福源自何处，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教育被简化成了一条升学直线。所有的过程只为那个最后结果而存在：上北大或上哈佛。

没有人告诉这些孩子，上了北大或哈佛之后怎么办？难道自此之后人生皆成坦途，再不会遇到诸般烦恼、困厄、艰难？1923年，鲁迅先生曾经发人深省地问道：“娜拉走后怎样？”我也很想问一句：“考上北大以后怎样？”

上学是为了接受好的教育，但正如储蓄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们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上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肩负了一个独特的使命，这是独立的个人之所以存在的价值。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事情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不过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发现使命不能依靠“天启”——虽然很多人的确是在梦中或灵光一闪之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教育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手段。

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目标。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即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

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进的道路。

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先列一个负面清单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生命中的特殊潜质呢？每个人的方法可能都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要像那个只为苹果而生的乔布斯一样，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找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意识到你的一生将为何而来。

判断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你是否为之痴迷，是否能够心甘情愿、不计功利地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并始终坚持。“不疯魔不成活”，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就算不上痴迷，也就不是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建议，每一个学生无论课业有多么繁重，每天一定要抽出一点儿时间独处，给自己的心灵留出一点儿空间，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听听内心深处的渴望。

有人说，我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感觉，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那该怎么办？一个好办法是试错。不停地尝试所有的事情，在尝试的过程中不断去掉那些不喜欢的事情。给自己列一个负面清单，不要害怕失败。

还记得美国那位77岁时才拿起画笔的摩西奶奶吗？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真正喜欢做一件事，那么在任何时候开始都来得及，哪怕你已经80岁了。

人生不仅是一段生命，还应当是一段有质量的生命。判断一段生命是不是有质量，就看每一天是不是你真正想过的日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找到了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即使只有一天，那也是幸福、有质量的生命。

延伸阅读：

陈志武：童年被透支的孩子，很难形成健全人格

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孩子的潜能

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

现在的学校似乎只提供一张毕业证书，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学生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却特别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这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痛心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一个现象，看起来也是悖论：

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教育的失败在于完全的功利化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然而，当下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教育的实质不仅包含知识训练，还涉及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

古代中国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

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即认为教育只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读书是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

如果教育不能让他们实现这些功利目标，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教育需要“不实用主义”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

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而不是塑造；知识绝非他人所能传授，而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

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此相反，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硬塞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或许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言，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死记硬背、繁重异常的基础教育，令中国学生普遍地厌学、不喜欢思考、动手能力差。

认清教育的目的与价值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中国和美国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部过程之中。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统一的高考录取体制对基础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被异化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向低龄化阶段发展。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拼心理，对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正在进入历史上最狂热焦躁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

教育提供给人们的，除了一张张毕业证书外，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通过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来逐步扭转这一局面。

然而，当下的社会舆论环境、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简单理解和忧虑以及缺乏信任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都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过程中对“选拔进程的负责度与选择结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进而加大了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并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

此外，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学生所具有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转化为提供创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撑，也是中国教育界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她）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教育，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事情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不过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目标。

回避或忽略这个问题，只是忙于给孩子找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样的老师，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提高学生多少分数，这些都是在事实上放弃了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责任。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己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

很多时候我们关心孩子，往往是关心他们能不能成才，考名校，有一份好工作，但其实比成才更重要的是成长。

从童年到长大成人，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方的道路。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孩子的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

By 秦春华，陈志武

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老一辈的总是抱怨现在的孩子太难带，老师们也觉得他们教的孩子一届不如一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从80年代开始，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现在面对的教育对象是90后和00后，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也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一辈人。

其实孩子们也有很多苦恼，只是我们没有深入了解。时代在变，老师和家长们的教育观念也应该转变，下面这篇文章作者深入地探讨了90和00后这一辈人的成长轨迹，以及心理状态。

正如教育家怀特所言：“教育不是为了教人谋生，而是教人创造生活。”希望各位老师和家长在看完之后，能跟上孩子的脚步，一起共同进步。

现如今的家庭教育之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的教育有太多的悖论和问题需要面对。

各位父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了解现在的孩子吗？

我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因为近20年来，我大概接触了8000个家庭案例。

当今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当今的孩子是什么人？我们要从本质上来把握。假如我们不能从本质上来把握，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都不会在点子上。

从1993年以后孩子们就开始不一样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是1993年中国取缔了粮票，这件事情年纪大的是不是还记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取缔了粮票意味着什么？我们吃饭不愁了。

当一个民族吃饭不愁，尤其是到我们这样的民族吃饭不愁的时候，我们会愁什么呢？我们的需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人对人的需要不一样了，家长对孩子的需要不一样了，社会对人的需要不一样，人对社会的需要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1993年以后的人的基本特征，首先，他们都是独套公寓里的独子。

独套公寓里的独子有什么样的人生感受呢？你可以去试试，到春天的时候，买一只刚刚生出来的小鸡，养着它，给它好吃好喝，你看看是不是两个礼拜以后小鸡就死掉了，因为小鸡也会孤独。

现在的孩子带着天生的孤独感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孤独会有哪些麻烦？

一，人一孤独，无端伤感，莫名其妙流眼泪；二，人一孤独，思考力就变得非常强，所以麻烦就来了，既不思考吃，又不思考穿，他就过早地思考了一个终极问题，最高哲学问题，“我存在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的孩子，连四岁的孩子就会在那里发呆了，你不知道他小脑袋里想什么。

一旦人有这种问题，痛苦就伴随着他了。所以我们教育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子女是什么人，才可以有方向。

当今的孩子背负着沉重的情感负担

回想我们小时候，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父母很难投入过多的关注在某一个孩子身上。

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六个人围着他，这六个人会把最好的付出给他。

那么六个人爱一个孩子，你能体会到这个孩子的感受吗？你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吗？他内心里面的苦闷你知道吗？

其实人都有一种本能，谁对自己好，他就要报恩。我看到一个四岁的孩子跟奶奶说，奶奶，我长大后赚钱给你用，是因为他觉得奶奶对他太好了。

可是等到十几岁他就搞清楚了，他报不了这个恩，为什么？因为这些大人又不会要他的钱来回报，他们要的是孩子去读名牌大学。

可名牌大学在中国就这么几所，凭什么就你们家孩子去呢？

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三的学生来找我咨询，他们所有的症状都是一样的：到了高三不投入学习，整天看手机，整天看小说。

你问他想不想考大学？他回答，想，还要考好的。

那为什么不投入呢？因为他们焦虑不堪。

我只要说一句话他们就会淌眼泪，我说：“你可能考不到你觉得理想的大学，然后你会觉得实在对不起你的家长，他们对你太好了，是不是？”

孩子们一听眼泪就淌下来。

孩子们太可怜了。

我跟这些孩子说：“谁告诉你，你家长的幸福要你来负责任？孩子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的幸福负责任。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一个男的对女的说‘嫁给我吧，我会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结果没有三天就吵翻天了。孩子们，你记住，幸福是自己的主观人生体验。”

有一个妈妈，她培育了一个博士儿子，这个博士后来做了外交官，谁都羡慕这个妈妈，但是我们看她在干吗？天天在吃抗抑郁症的药。

还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只不过是个普通工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天天在乐呵呵地搓麻将。

所以，幸福不是别人能给的，而是自己的主观体验。父母们要告诉孩子不要背这个包袱，轻装往前走，这个才是给孩子正能量。

我讲一句贴心的话，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要记住，不是他要来的，如果他要选择未必会选你，你是单向选择。

我跟我儿子经常说的话是，“儿子，咱们母子一场，彼此不要嫌弃，你不嫌我，我不嫌你。”

孩子没有这种重担，他才能轻装往前走，他才不会有考试焦虑。现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学生因为在临考前焦虑不堪，学习成绩才没有达到应该有的目标呀！

我们能看到现在的孩子有空前的学业压力，这只是显性的，而隐性的东西是孩子们整天跟焦虑高危人群在一起，这些人是孩子的父母、老师。

你想想看，如果孩子在学校、在家里都要面对一群焦虑的人，人人对孩子拉橡皮筋，老师在学校里不停强调考试、学习；孩子回到家，家长也在强调考试、学习，那孩子可能就完了。

跟焦虑的人在一起，会疲惫不堪，我们孩子所遇到的压力是全世界没有的。

美国的学校不应试吗？也应试的，人家的学习任务也很重，可是人家的老师和家长不是我们这样的内心世界，我们（父母）自己太脆弱、不够强大。

当今的孩子对话语权要求很高

现在孩子的第二个特征是对话语权要求非常高。这绝对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中国几千年来是没有的。

我有时候在思考，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有很多弊端，但是它会推动民主进程。为什么呢？

首先，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成“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孩子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直接跟大人对话，为什么你说话我不可以说话呢？

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者，还是秉承老一套。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中学生被老师教育的时候，老师在训他，这个中学生就这样子，“你讲好了。差不多了讲好了吧？我可以进教室了吧？”他根本不会听你讲的。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他话语权要求很高，你没有给他平等的对话。

这也就是我们职场上马上要面对的93年以后的人。

曾经有个老总找我，说他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实习生，这个实习生在开会的时候负责做记录，会上老总发完言，实习生说：“我也来讲”，老总说：“怎么轮到你讲？”他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讲？我也了解啊！”于是这个老总就看不懂了。

我跟他说，你要看懂他们话语权要求很高，如果你不让他有话语的可能性，他就到网上去说，你堵不住他的。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有这种平等话语权要求的民族，它怎么不是进步的呢？

这是对我们几千年文化的一种挑战，你要面对的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来衔接，只有把它衔接好了以后，孩子才能够平稳地过渡，而不受到他前代人的压制，这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当今的孩子知识面宽广

各位在座的老师你不要生气，现在的孩子他未必是要到你这里来接受知识的，好多课都有光盘，他可以买来光盘自己看，而且都是名师讲的。

现在的老师没有权威性，不像我们小时候，家里如果没有一本书，老师就是万宝全书，现在没有这样的老师。

你也别指望你做这样的老师，或者说你可能得不到这样老师的感受。

老师不理解这点就会打击学生，就否定现在的学生不如过去的学生。其实这就是时代的特征，跟不上的话，那是老师的问题。

在上海，有的孩子读初中的时候，已经走过半个地球了。

老师在教室里面讲加拿大，学生说，“我在加拿大待过很长时间，老师你去过没有？”

那么各位，这个书怎么教？我讲的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教育要针对这些问题才能对未来的学生有用。

当今的孩子都很善良

我们所有的1993年以后孩子的父母都会说他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孩子是非常善良的。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理由如下：你在马路上，但凡看到一个乞丐，小孩子的脚步就有点迈不开了，他会拖住他妈妈尽量慢一点，实际上他想让他的妈妈捐点钱给这个乞丐。

小孩子很善良，原因是他有爱，他是浸润在爱当中长大的，他是在一个物质丰厚的时代里长大的，这样的人他一定善良，一定有爱心。

爱心不是空穴来风，爱心是有条件的。现在的孩子具备了基础条件，所以他有同情心，他同情弱者，他爱别人。所以他的道德判断水平要比我们这代人高多了。

因为不同的身世，两代人的道德水准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信心，后面的年轻人他们会越来越好，他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代孩子是有希望的。我们做家长的绝对不要辜负了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

当今都市孩子现实感非常弱

当今都市孩子现实感非常弱也是教育的结果。

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一切现实事务都被替代了，他们只知道好好学习，而我们的学校也没有提供给孩子处理事务的可能性，除了学习和补课没有其他活动。

孩子在现代化的电脑世界里生活，现实感很弱。他们在虚拟的世界体会到真实感，在真实的世界里有虚拟感，这就是他们的特征。

比如说现在的中学生都在玩“手办”，人数大概比例是1/4。什么叫手办？“手办”就是以日本动漫为模板所制作的那些玩偶。

他一个人跟这些玩偶在玩，有的时候玩偶还带一些色情，一个男孩子玩到他会爱上这个玩偶，然后就会在虚拟世界里捣鼓真实感。

他们在网上交流，似乎这个玩偶是一个活人一样，最后他反而在真实世界里有虚拟感。两个人在网上聊好了以后准备见面，坐在一起，居然没有话，结果说，“我们网上去说吧，再见。”就到网上去说了。

有一个场景，有几个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在一间没有大人的房间里。如果我们以常识来看，这个房间一定翻天了，地上都是水，弄得一塌糊涂。

但现实是，这个房间门一打开，鸦雀无声，每个小孩都很安静，比老人院还宁静。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一不怕死，二就怕苦”。

你跟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将来会过什么什么苦日子，他会跟你说，“不可能的，如果到那天我会去死的。”

人家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让我们怎么教育？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德育校长，如果有，请思考一下：我们现在中小学的德育活动应该做什么？

因为孩子们现实感很弱，学校应该提供这种帮助，模拟法庭，模拟超市，模拟社区……去搞这些东西。

有一个高中生跟我说，学校请来一个老掉牙的战争年代的老军人跟他们说，“我们战争年代如此艰苦，你们这些人到现在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天天想着穿名牌。”

那个高中生说，“老爷爷，你们革命不是为了我们穿名牌，是为了什么呀？”

所以我们的德育教育真该动动脑筋了。孩子缺什么？你要给他什么？

德育教育是育人，不是灌输某些东西，你要把他育成一个健康的人，不然一个没有现实感的人，到后来他的人格会有问题的。

曾经有一次有个重点中学高中的学生，她带了一个手机给我们看，她说，“老师，我们在玩这个东西”，我一看吓一跳。

玩什么？一人割自己一刀，很好玩吗？这种行为我们怎么理解？这就是现实感缺乏的表现，他必须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真实的存在。

可惜，我们教育者全然不知。我们只知道他的成绩上去了还是下去了，而成绩下来有太多的因素。

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孩子，这些都是他的内心的一些痛苦点。

当今的孩子对个性化生活要求非常高

我们来看他们还有一个特征，个性化要求非常高。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成“你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你是沙漠里的一粒沙”，现在的孩子是“我来过了，雁过留声，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来过？”他必须要展现个性。

那么我们的教育允许吗？设计出来让他展现个性的平台了吗？我们班级的班会课是不是提供了呢？

有一个孩子跑到我这边，说他就是非要留长头发，穿花衣服，校服到门口就脱掉了，结果教导主任跟他说，要不剪头发就不要来。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班主任，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的动漫知识，我连做他的小学生都不配。你把一节班会课给他，让他展现一下做好的PPT，我相信他从此就会改变。”

这个是我们现在孩子的又一个特征所在。

那么各位，如果你要压抑他，他就抗争。抗争的途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跟你打，我们叫逆反。

为什么逆反？逆反是因为你不允许他长大。

逆反有“硬抗”这样的形式，就是你说东他一定要说西，你说要好好读书考高中，他就跟你说要考职业学校。

那么“硬抗”还好一点，如果“软抗”就麻烦了。

如果老师、家长“强大无比”，是“不可战胜的”，孩子反抗的能量应付全部转移到里面，结果各类精神问题都出来了，导致现在15岁以后的孩子，神经症高发。

各位注意，我们培养孩子健康是很要紧的，所以要充分满足他的个性展现，我们的学校德育活动要有这样的意识。

当今的孩子活在“第三只笼子”里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现在的孩子是活在“第三只笼子”里的。

假设，我们有这样一个笼子，让一个老鼠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装一个门，如果老鼠不小心踩了一下这个门，门打开以后有一个食物会进来，这个老鼠踩一下，食物就进来，踩一下，食物就进来，老鼠会怎么做呢？会一直踩。

如果第二只笼子是这样的，老鼠踩一下，电击一下，踩一下，电击一下，以老鼠的智力会怎么做呢？不踩了。

如果“第三只笼子”我们是这样设计的，它踩一下是食物，再踩一下是电击，老鼠就不知道应该踩还是不踩，这个老鼠会在里面纠结死。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家长对他太好了，就像食物；但同时给他压力，就像电击，孩子们如同老鼠在第三个笼子。

每个家庭都渴望自己的孩子是成功者，嘴巴不说，心里是这样想的。

各行各业，凡是能成功的都有一个共性的特质，这些人一定是输得起的人，输了再来，最后就赢了。

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你只让他成功，不让他输，家长们见到孩子回家第一句话问的是，“宝宝，你今天得几个五角星啊？”“一个。”“小明得了几个啊？”“两个。”“你明天要超过他，要得三个。”

我想问在场的幼儿园家长们，你跟儿子下棋他会输吗？他肯输吗？十个有九个孩子是不肯输的，有的孩子还会拿象棋砸妈妈的头，他输了就急。

怎么会这样呢？你想要让他成功，却不让他有的成功的品质，你一开始就不培养这种品质，他不就是第三只笼子里的老鼠吗？

还有，我们每家都渴望自己的孩子在看到数学难题、物理难题能够迎战，锲而不舍。

学奥数的时候再难的题目也能克服，我们希望孩子意志力、控制力很强，可是你知道意志力、控制力是从哪里来的吗？

在上海，家长们从小学开始给孩子找最好的学校，初中、高中一直是好学校，等高考完了以后，再帮孩子找什么样的专业读大学以便运用关系找得到工作，等到找了一份工作以后，觉得差不多了，就买一套房子给孩子，发动亲朋好友给孩子介绍女朋友，然后再拿钱出来给孩子办婚事，婚事办好了养孩子，最后自己帮孩子带孙子。

你要控制他一生，还需要他有一种迎战困难的自控力，又是这个悖论。这个人不是在第三只笼子里是在哪里？

其实他都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非常明确，但有的家庭期望太高，这是不可以的。

特别是对独生子女，你不把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告诉他，这个人要崩溃。

实际上高要求只有对自己，不能对别人。孩子非常清楚他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么你想想看，他不是纠结死吗？

这就是老鼠在第三只笼子里的感受。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我希望看完这篇文章的父母或者老师，可以重新了解下这代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By 陈默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

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

“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

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以下是严峻的农村养老现实：

一、农村老龄化不是即将到来是已经到来：农村老人必须为养老做准备了

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其中，乡村常住人口5.5亿。

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算，农村60岁以上老人过亿那是很保守的估计。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

农村老人晒太阳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早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不，准确的说，我们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所以，很多农村老人还没有意识到需要为养老做准备，那么你们就需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了！

二、数据说话：翻翻农村老人的收入和支出的账本

城乡有差别，农村老人对于养老的要求比城市老人要低多了：一不要求四处旅游二不要求每个月领几千养老金，吃穿住行+看病+亲情能满足，农村老人就知足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农村老人的养老收入和支出情况吧，以2013年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原铭的在山西晋城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为例。

支出方面从基本的生活成本（食品及副食品、衣着、交通、通信、水电煤气、生活日用品等支出）、医疗成本和其他成本（丧葬、生产资料、人情世故等支出）三大部分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成本进行阐述。

支出方面：样本村老年人月平均食品支出和副食品支出分别为202.1元和39.2元，月均衣着成本约为20.8元，月平均交通通讯支出为11.4元，月平均水、电、煤气等费用支出约为23.8元，月均洗澡、理发费用约为12.4元。

对农村老人而言，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风湿性骨关节炎等是常见疾病，即使考虑到农村老人有典型的“小病撑、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生活理念，医疗支出上，样本老人人月医疗成本约为100.7元。考虑到的250名老年人中有27人表示会因为医药费太重而放弃治疗，约占10.8%的比例，上面的医疗成本可以看做是医疗费的最低标准。

最终，样本农村老年人每月日常生活消费约328.1元；月医疗保健支出约为100.7元；其他成本共计112.2元；三大类养老消费支出累加，样本农村老年人每月养老成本共计约541元（2013年的书记）。

收入方面主要分为劳动收入、子女赡养费、政府补贴三方面。

农村老年人坚守“非老不休，非疾不息”的传统美德，健康状况决定其劳动强度，所以个人劳动性收入成为农村老年人口首要来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收入占比逐渐降低，政府补贴占比逐渐升高。

从事粮食作物的样本村老年人收入最低，80%是自产自销，种植粮食仅供自己吃，很少会用粮食去出售换钱，即使卖掉粮食也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而有稳定工作，如村干、建筑工、饭店服务员等，工资收入会高于5000元。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劳动能力的下降，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中低龄和少数高龄老人基本上都从事以种田为主的劳动，少数养鸡或猪，而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不从事劳动生产，多居家养老。

三、农村养老形势严峻：没有积蓄农村老人或难善终！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的养老形势多么严峻：农村人均养老一年的费用也要6500元，而收入方面即使加上自身劳动、子女赡养和政府补助，依然达不到农村老人养老的基本要求，年缺口在1363-4046元之间。

这也意味着，如果农村老人没有积蓄，即使加上自己劳动，加上子女赡养，再加上政府补助，每年每人也还差26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人均80岁的寿命，农民老人需要人均有5.2万元的存款，才能保障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当然，这里面不包括丧葬费用。如果是按农村养老院月均900-1500的收费，那么这个缺口就更大了。如果子女不能或不愿买单，这些老人怎么办？

By 刘燕舞

中国的票据业务自诞生之日起，成为票据中介牟利的工具。票据中介也从最初跑腿的、拉票撮合票据贴现的“票据掮客”， 演变为具有专业素养的票据中介。这些中介从业者通常拥有金融从业背景、大型国企财务工作经历，且中介大多有自己注册的实业公司、金融服务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借助地区差价、银行存款贴现差价、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差价，通过揽票、循环开票贴现、办理准银行贴现业务。天下通商贸研究分析，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部分以实体公司为载体的票据中介，利用银行体系信贷额度宽松、存贴价格倒挂时机，业务不断创新，在“收票—存款—质押—贴现”套现的基础上，借助银行做通道做转贴现业务，借助券商做通道做票据资管业务，翻新套利模式，不仅诱发金融乱象回潮，还有可能潜藏系统性票据案件隐患，亟待引起关注。

票据中介逐利模式

“开票—贴现”赚取银行体系存贴价差。2018年8月，市场上1年期贴现利率基本在3.3%～3.9%，比2018年高峰期下降了70～80BP，比部分银行的同期结构性存款（含保本理财）利率4.2%～4.5%低，市场上出现了存款与贴现价格倒挂的窗口期， 票据中介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同日全额质押—开出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寻找价格洼地线上办理贴现，套取质押存款收益与贴现资金成本之间的价差（1亿元套利约100万元）。采用此类模式的票据中介市场上通常称为“直贴口”，拥有多家贸易类公司，注册地点与办公地不在一个地方，利用关联公司税收抵扣政策开具增值税票，但不发生真实交易，干扰了银行对贸易真实性的审查。

“收票—贴现—转贴现”赚取银行之间价差。部分票据中介不满足于收票—贴现赚取票据价差的利润，将贴现银行视为通道，在票据市场上自寻市场价格更为优惠的转贴现行，继续赚取价差，采用此类模式的票据中介市场上通常称为“转贴口”。调查显示，受银行信贷规模、资本约束、风险偏好、时点贷款额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时点、不同银行所报的贴现价格不一致，价差通常在30～50BP之间，为票据中介利用市场价差获取更高利润提供了条件。票据中介办理的“贴现-转贴现”价差，除了给通道银行赚取8～10BP的通道费外，其余利润均为票据中介所得，一般可赚取价差20～40BP甚至更高。

“开票—设立票据资管—吸引投资者投资—再开票”加杠杆赚取价差。部分票据中介在持有票据后，借助券商做为通道方， 设立票据资管计划，吸引互联网金融企业或网上票据管家等影子银行投资，从而赚取银行结构性存款收入与支付投资收益之间价差。操作中，票据中介为了多赚取价差，通过设立短期票据资管，募集短期资金，以期限错配的方式降低筹资成本，赚取更多价差。个别票据中介利用上述资管计划的投资者不属于票交所的市场参与者，不具备线上资金交割的条件，采用线上不背书、线下签订票据保管协议的方式，用同一组票据作为底层资产，重复设立票据资管产品，套利。采用此类模式的票据中介通常混业经营，核心企业拥有多家贸易类公司，具备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从事票据、信用证、互联网金融、投资等多种业务。

“收票—质押—开信用证—融资”赚取产品间价差。票据市场上收票定价根据出票银行、出票地区而定，其中出票地区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票据利率最高。调查了解到，票据中介按4.6%～4.8%价格收取东北、西北的票据后，通过“银行质押— 沿海地区银行增信”开出信用证，票据中介通过信用证融资的价格通常在3.9%左右，剔除开证费用10BP以外，中介可赚价差60BP～80BP。在此业务模式中，由于融资质押的票源、提供资金的银行均为中介联系，开证行成为了中介套利的通道。

票据中介生存的原因

市场价格因素。纵观票据中介活跃的时期，均与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金价格与存款价格出现差价之际。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贴现利率与6个月保证金存款利率存在倒挂，贴现利率与一年期存款利率存在倒挂，用全额保证金或1年期存单质押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均有机会套利；2018年，部分银行用高息保本理财、结构性存款填补存款下降的缺口，使得市场出现了存款与贴现价格倒挂，为票据中介提供了盈利空间。

信贷规模因素。2018年6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放松信贷规模的控制，通过“窗口指导”给部分银行增加了信贷额度，各家银行在储备的实体企业贷款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做票据业务抵充信贷规模，为票据中介做大票据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撑。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6、7、8三个月贷款增量高达4.70万亿，比同期多增1.37万亿。其中6、7、8三个月票据融资净增0.9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20%。

交易便捷因素。随着票交所电票交易推出，票据背书、资金清算交割都可以瞬时完成。加之票据从业者利用微信、QQ等快捷的社交工具报价、营销，为票据中介寻求贴现价格洼地、贴现与转贴现的价格差异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方便中介创新票据套利。

银行产品因素。近两年来，多家银行开办了“票据池”质押业务，也就是说企业可用“票据池”中的票据做质押办理授信业务。此种业务模式，方便票据中介将不同金额、不同期限的票据化零为整，拉长业务链条多次套利。交易模式通常为“小而零散票据质押+开出整金额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转贴现+投资+托管”等业务。这样的交易组合，在为银行提供众多业务机会的同时，也为身披商业保理、空壳贸易公司、互联网理财的票据中介套取银行信用提供便利。

票据中介催化下的金融乱象

催化银行票据业务泡沫。票据中介业务量大小与市场价格变动紧密相关，当市场有套利空间时，票据中介业务量会快速增加，带动银行签发了大量的融资性票据、循环票据，催化了票据泡沫。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非金融企业票据融资从2017年初的5.47万亿元，下降至2018年5月末的3.98万亿元，减少1.49万亿。但自2018年6月份票据中介重新活跃市场后，票据融资快速反弹，6、7、8连续3个月票据融资增加0.94万亿元，过去一年半票据业务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并快速反弹了近三分之二。

阻碍信贷资金流向实体。从表象看，部分票据中介在银行开票环节，能够提供真实的增值税发票（利用税收抵扣政策，用多个关联公司开票），满足银行授信审查；从实质看，票据中介所谓的贸易背景真实性，没有货物流、现金流作为支撑，其业务本质仍然是违规的，票据中介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多数在空转，导致在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下，银行资金难以顺畅地流向实体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6、7、8三个月票据融资净增0.9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20%。

拉长影子银行风险链条。互联网等影子银行的风险向银行传递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银行对票据中介质押存款的来源审核不严。调查显示，票据中介用于质押的存款资金多数来上海、杭州等异地同名账户，开票行对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不加审查，一旦这部分资金属于违法募集的资金，开票行存款面临着司法冻结，银行的质押失效，低风险业务就变成高风险业务。二是托管行对票据资管的合规性审查不严。中介在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后，钻互联网投资底层资产审核不严的空子，有可能利用相同的票据重复设立票据资管产品，吸引互联网金融投资，导致一笔票据对应多个投资者。其行为有诈骗的嫌疑，一旦产生法律纠纷，出票行、票据保管行、票据资管托管行有可能沦为涉案行，面临法律诉讼， 影响银行声誉。

引诱银行员工道德风险。部分银行票据业务从业人员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属于互相依赖型，银行人员为完成票据业绩指标，需要票据中介提供足够的票源，票据中介为获取更高的利润，需要银行以优于市场的价格给予贴现。银行从业人员有可能利用票据价格与市场价格高度契合、价格变动幅度大的特点，不留痕迹让利于票据中介。加之票据从业者均利用微信、QQ等快捷的社交工具报价、营销，使得利益输送更为私密性，隐藏案件风险。

By 七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几乎所有大小城市的住宅都存在显著的超额供给。住宅的实际用电量数据表明，在很多城市，已出售（非开发商所有）但未入住的住宅占住宅总量的比率至少达25%。如果再加上开发商持有的未出售（因而未入住）住宅，一些城市的空置率甚至高达40%。显然，在一些城市很多年内不应再新建住宅，当然住宅也不应保持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这是大多数本城居民无力承担的。继续建造居民无力承担而攻击大量过剩的住宅完全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面对如此庞大的超额供给，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没有下降，或者说没有较快下降呢？为什么市场没有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倡的那样发挥决定性作用呢？这说明有很多不同的强大利益集团支持房地产价格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但支持的原因各不相同，下面将会讨论。然而是否每个原因都与中国社会整体的最大利益相一致，这是值得商榷的。  

反对刺破房地产泡沫的理由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当前的房价水平不可持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房地产泡沫保留至今呢？首先，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就是他们所控制的土地，因此，他们想让土地价格处于高位并不断上涨。地方土地价格要保持高位并不断上涨，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必须保持高位并不断上涨，这转而依赖于当地保持高位并不断上涨的对住宅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引入小额房产税会受到地方政府大力阻挠的原因，尽管长期来看他们可能是该税种的受益者。他们害怕引入房产税在短期内会对当地房地产（特别是住宅）的需求造成负面影响。地方政府通过想方设法抬高房地产价格，包括保持可用于新开发的地块的高价，或限制向市场提供土地，或劝阻开发商降价，更重要的是，通过利用政府在当地银行系统的影响力确保银行继续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现在刺破房地产泡沫就会剥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那些在地方政府心目中最有可能带动当地GDP和就业的经济活动就会停滞。   其次，房地产开发商也不想让他们的产品价格下降，这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利润。只要能够获得贷款，即使高达20%的年利率，他们也会选择待价而沽，而不会降价。不必用全额现款购买土地的开发商或许能够坚持更长时间。为了不降价，房地产开发商给出了荒诞不经的理由：如果他们的新楼盘降价，那些购买旧楼盘的消费者会要求退款，或至少要求返还价差。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照此逻辑，所有商品和服务以及股票和债券的价格都不能下降，因为先前的购买者会要求返还差价。如此一来，市场上就不会有任何灵活的价格下降。另外，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时，其供给者是否有权向之前的消费者索取差价。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城市的住宅需求不可能随时快速上升。住宅的过剩供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堆积越来越多的债务只会令问题的最终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和痛苦，不仅对开发商，对贷款方和最终的购房者也一样。开发商如果想在房地产周期中存活下来，眼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债务，而是更多的资本。  

另一个被提出来解决住宅供给过剩的想法是加快城镇化步伐，吸引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迁入城镇并入住那些空置住房。然而，除非这些新的城镇居民有能够产生稳定收入的职业，否则他们进城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现在刺破房地产泡沫可能会导致一些开发商破产，特别是小开发商，事实上，这一结果迟早会发生，因为很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存在庞大的过剩供给。此外，没有人能期望房地产开发商返还价差。   再次，银行和金融机构也不想看到房地产价格下降，这将会降低未偿贷款的抵押房产的价值，甚至可能使之低于贷款本身。这意味着，贷款银行可能不得不提高其贷款损失的准备金，并可能需要增加新的资本。这也意味着，借款方手上会有“负资产”，这可能会导致贷款违约进而提高不良贷款的绝对值和比例。此外，即使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成功收回违约借款人作为抵押品的房产，并在市场上成功拍卖，他们也将遭受一笔损失，该损失相当于抵押品市场价值和未偿贷款额之间的差额。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幅度足够大，可能会造成房地产贷款的大面积违约，那些向开发商和房主集中发放贷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清偿力和生存能力将受到影响。因此，刺破房地产泡沫必须谨防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最好的情况就是将房地产抵押贷款从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   最后，现在的房主和已经向开发商预付房款的未来房主，可能会担心房地产价格明显下降给自己带来“负资产”。他们的财富会减少，由于负的财富效应，这可能会导致消费降低。然而，如果一个房主只拥有自住房，这一效应基本上存在。不管自住房的价格上升还是下降，自住房房主的效用是不变的——房子还是同一所房子。自住房房主的住房消费支出的估算值变化了，但房主的净福利保持不变。因此，自住房房主的财富效应可能很小。对出于投机目的拥有多套房子的房主，财富效应可能会大一些。然而，现在不刺破房地产泡沫任由其变大，当它不可避免地破裂时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对于中低收入的自住房房主，住房很可能是他（她）唯一最值钱的资产。这些房主在经受价格冲击时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援助。  

当下住宅房地产价格高、空置率高的情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试图抬高住宅房地产价格会带来道德风险，这会使开发商和投资者确信住宅地产是单向的、没有风险的投机。此外，如果现在不挤出泡沫中的空气，住宅房地产的高价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会吸引房主们进行更多的新投资，致使价格泡沫越吹越大。开发商不得不为现有贷款支付极高的利率，因而背负更多的债务，他们不得不持续支付的高利率会很快侵蚀他们所持有的资产净值。当开发商需要延期归还贷款时，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良贷款，即使它们不再向购房者提供新的贷款。当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时，一次更大的金融危机会接踵而来。越早应对住宅房地产的问题，就越容易解决它。所以，必须允许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但要以一种不过度伤害房主且不会令银行和金融机构遭受过度破坏的可控方式。  

刺破房地产泡沫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如果房地产泡沫被刺破，将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房地产开发商和所有者的财富会下降。这可能会造成总体消费的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有关财富效应大小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而且严格依赖于财富分配——财富分配越不平等，财富效应就越小。总之，财富效应对中国的自住房房主来说并不会太大。   当然，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发商会停止进一步的开发，这会给当地的GDP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鉴于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住宅，这正是应该做的。中央政府此时最不应该做的就是鼓励开发商开发更多的住宅，非常廉价的住房可能是例外。实际上，一个可能不错的想法是，收紧开发商可用的信贷迫使房地产价格下跌至更合理的水平。中国经济负担不起新一轮的房地产扩张潮。  

第二，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部分开发商和抵押贷款房主的贷款违约。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会发现它们的房地产贷款抵押不足，不良贷款的数额和比例上升。它们需要提留更多的损失准备金，或者增加资本或者缩减资产，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然而当所有泡沫最终破裂时，这也一定会发生。不过香港和台湾的经验（例如，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表明，自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非常低，因此，完全有可能让贷款方和借款人达成适当的再融资方案。另外抵押不足的贷款可以被出售。一旦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清理，它们就有能力为中小企业等值得支持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目前，房地产贷款“挤出”了中小企业贷款。  

第三，房主会因泡沫破裂遭受明显的损失，有些是变现的有些是未变现的。这些损失会影响他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然而，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确保自住房房主不出现违约和不被贷款人止赎，能够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尽可能以不引发道德风险且财政上负责任的方式来补偿自住房房主的损失。   关于自住房房主抵押贷款再融资的一个建议 应该把重点放在帮助房主上，特别是自住房房主而不是投机者，在刺破房地产泡沫时，他们的财富受到破坏。很多人最终持有负资产，即他们的房产所背负的债务高于其市场价值。然而，通过帮助房主，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住房公积金）也会因手中的不良贷款较少而受益。  

基本的思路是，政策性银行以较低固定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为自住房房主提供再融资，从而将不良贷款从原来的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这通常有助于降低房主持续的经济负担，为持有负资产的房主提供一种减少负资产的方式。为降低部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它们必须持有5%的新增贷款直至到期，并对未来任何贷款损失的前5%负责。基于自住房的要求，每位房主只可以进行一次再融资，即使他们拥有多套住房。另外，这类再融资有最大额的约束，因为目标受益者为中低收入房主。  

我们首先考虑没有负资产的房主，因此只有房产价值的减值。抵押品本身对贷款银行来说依然是足值的。像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将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买入合格的自住房抵押贷款，并以较低的固定利率（例如说以4.5%而不是6.5%的年利率）和长期（比如说从15年到35年）的贷款对其再融资。由于低息和长期，就现值而言，再融资相当于对借款人的补助和单方面的转移支付。这有助于缓冲房地产价格下跌给借款人带来的冲击。另外，通过再融资，借款人每月的现金流将会显著增加，还本付息后可能会剩下更多的钱用于增加当前消费。从政策性银行的角度来看，它能以准主权债的利率（比如4%的年利率）融资，即使购入这些再融资贷款也可以有一个正的利差。因此，并不需要财政补贴。  

我们来考虑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一套自住房买入时的价格为150万元，合适的分期偿付抵押贷款额为100万元（价值的66.67%为贷款）。最初的抵押贷款固定利率为6.5%，期限为15年，则月付款额为8711.07元。如果这笔贷款能够再融资为4.5%的固定利率和35年的期限，月付款额就降为4732.57元，这相当于在前15年房主月付款额减少了（也就是月现金流的增加）3978.50元。按照7.5%的贴现率折为现值，对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最终使借款房主获益237784.69元。   因此，如果房产价格下跌30%至105万元，这套住房的市场价值依然超过未偿贷款额。再融资相当于对借款房主一次性拨款237784.69元。房主的净损失总额（未变现的）等于212215.31元（1,500,000 – 1,050,000 – 237,784.69），相当于最初买入价的14.15%。因此，借款房主的净损失通过再融资方式被有效减少了一半以上。  

对于持有负资产的自住房房主，即未偿付抵押贷款额超过房产的市场价值，贷款方就存在抵押品不足额的问题。如果它们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并将房产放到市场上出售，则需要承担一笔相当于抵押品不足额的损失。因此任何能够让它们减少损失的处理方式都会大受贷款方欢迎。这里建议让最初贷款方吸收一半的负资产值。这是因为他们首先犯错发放了过多的原始贷款，因此应该要求他们分担解决问题的成本。如果允许他们不受惩罚地逃避问题，将引发道德风险，将来这类错误还会不断重演。尽管贷款银行要吸收一半的负资产，该方案仍然有其优势，因为银行不用承担全部损失。此外，它会把再融资的抵押贷款卖给政策性银行，除了前5%的损失外，其他损失都会从它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它将有一个清洁的资产负债表用于支持其他贷款。  

与此同时，借款人将得到本金少、利率低、期限长的再融资贷款，其经济负担就会减轻。他实际上会从再融资中获益，尽管他可能仍有负资产，但他的现金流明显增加。他由此避免了可能的违约，并能像以前一样继续住在同一所住宅里。   我们再考虑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住房的市场价格下降至75万元，跌幅为50%，因此借款房主有25万元的负资产（贷款银行有等额的抵押品不足额）。贷款银行被要求吸收50%的抵押品不足额，即12.5万元，因此未偿付的抵押贷款净额为87.5万元。如果该款项以4.5%的固定利率和35年的期限进行再融资，月付款额就会降至4141元，相当于房主在前15年每月少支付了（也就是月现金流的增加）4570.07元。按照7.5%的贴现率折为现值，未偿贷款本金的减少和对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最终使借款房主获益325523.27元。这相当于对借款房主一次性拨款325523.27元。房主的净损失总额（未变现的）等于424476.73元（1 500000 – 750000 – 325523.27），相当于最初买入价的28.3%。因此，借款房主的净损失通过初始贷款银行的债务减计和再融资被有效减少了43.4%。虽然房主在房产净值回升之前依然持有负资产，但可以避免其房产被止赎，同时现金流显著增加使其可以如愿增加消费。  

初始贷款银行会有怎样的收益呢？它可以通过向政策性银行出售抵押不足的贷款来剥离不良资产。另外，银行可以作为政策性银行再融资贷款的服务机构收取服务费，而不必占用银行自身的资本。假设贷款银行每年对再融资贷款收取20个基点的服务费，35年后，它会获益7%，超过了它必须持有的5%的新增贷款。此外，银行还可以通过它拥有新贷款的5%，从获得借款人支付的总利息的5%。  

配套措施   刺破房地产泡沫时，应该采取配套措施以提振房地产市场低迷波及到的建筑和建材部门的不景气。可以建造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公交系统、高铁、中小学、专科院校、大学、医院以及环境治理、保护和恢复工程。也可以推进和资助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公共消费。然而，建造更多高价住宅完全没有意义——唯一该建的房子是廉价房。 为区分自住房和非自住房，有必要制定并实施产权和授信实名制，以确保没有人能够欺诈或反复利用再融资政策。另外，应该实行全国性的地籍调查，并为房地产制定全国性的所有权集中登记系统，防止欺骗行为。  

住宅房地产业的一些规则需要改革。例如，应该允许预付款房主在银行和金融机构设立第三方托管账户。房地产开发商只有按期建成住房并交付使用许可证才能从第三方托管账户中提取房款。预付款房主自己也不能从第三方托管账户中提走房款，除非开发商拖延完工及交付房产的日期。这样的安排可以消除很多房地产买卖中的风险和可能的纠纷。有了预付款房主的第三方托管账户，银行可能愿意为有良好记录且经验丰富的开发商提供建设融资。  

政策性银行能够以准主权债券利率融资，它可以发行35年期固定年利率为4%的债券。因此，它可以从银行和金融机构买入合格的再融资抵押贷款，支付服务费后依然有微小的利差来覆盖成本，不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这些长期债券的潜在购买者包括国内外的国家级和省级的社会保障基金、养老基金和慈善基金。   当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售了再融资住房抵押贷款后，就可以有新的贷款能力以为其他部门的活动融资，包括被房地产部门挤出的借款者。这有助于增加中对小企业的信贷供给。  

By 刘遵义

“实不相瞒，我们已经不敢招那些有头有脸的AI科学家了。”传统IT上市企业高管程路摇头叹气道。

AI科学家恐惧症这个词，近些年时不时从企业家口中听到，尤其是那些作风老派的经营者。

背后的逻辑，并非行业里老生常谈的“不落地、不赚钱、研究不重要”等看似有道理，实则非常狭隘的措辞。

而是，大部分公司现有的组织能力，并不能消化掉这批象牙塔里天赋异禀的人才。

好比让乔丹、科比等一众球星出生在非洲，大概率无法取得现有成就一样。

人们往往把组织问题，全部归结到人身上。片面、偏颇、悲哀。

传统公司的组织运转落后程度，相比BAT、字节、美团，跟非洲与美国的差异如出一辙。

这些公司所产生的AI科学家恐惧症，也是一种对组织能力不自信的映射。

“当二、三线公司，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吸收首席科学家的组织能力，陆续叫停招募后，人才供需的天秤便开始倾斜。肉多了，狼开始变少了，部分高级AI人才的贬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

最不擅长妥协的一群人

早些年里，互联网巨头招募知名AI科学家的目的非常简单：吸引更多人才，帮公司走完智能化转型的从0到0.5，创造更大的想象力空间，间接对工程、产品、销售、人事、财务部门产生良性作用。

问题在于，这些作用润物细无声，不能直接显现，更无法KPI化。

“除了搜索和广告等自有场景外，AI的主要形态便是对外赋能，也就是以ToB的形态存在。让科学家直接去做解决方案、跑业务，显然不现实。科学寻找的是最优解，ToB产品的本质，则是以最优解为目标的一种妥协。”程路补充道。

当今国内ToB行业，本质上就是一种妥协：标准化和定制化之间的妥协、高毛利与亏损之间的妥协、你主导和客户主导之间的妥协……

“科学家最不擅长的就是妥协，在他们的局部世界里，自己永远是MVP，科学界确实也需要这样偏执和自负的精神。但回到工业界：大部分管理层并不迷信方法，只关心你拿到了多少用户，赚到了多少钱。如果是技术团队，更看重你不可或缺的支撑能力，为什么阿里云和OceanBase工程团队地位那么高，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双11。”Google前技术高管吴全告诉雷锋网。

现在AI的支撑作用，有到这个程度吗？远没有。

因此考核AI科学家，成了一个世纪难题。

面子作用，大于里子，为企业科学家们招来不少非议。

2

AI科学家的“面子”和“里子”双重作用

企业对科学家的评价标准，分两种：对内和对外。

对内，直接帮企业解决实际技术、业务、管理问题。

对外，即与外界建立起连接，靠自身影响力招募到大量顶级人才，同时能够与外部顶级研究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反哺自身的技术储备，尤其是放大自身的技术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

对互联网巨头而言，面子所创造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

面子型公司活不久，里子型公司做不大。而那些活的最好的、有里有面的大公司，在他们眼里，AI的面子，有些时候比里子更重要。

但那些处在温饱边缘的二线AI公司或传统IT公司、产业公司，招募AI研究高管，更多是抱着对AI的过分期待，希望借此解决实际问题，形成商业变现，想法异常的务实。

过去五年，中小企业的AI研究院验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AI人才的用法，一旦过于务实，便是用“大炮打苍蝇”，一是浪费，二是不一定打得着。

此外，这种做法还会让旁边的一众“苍蝇拍”高管（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无法理解，认为自己不受重用，从而带来了新的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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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科学家所激化的组织矛盾

一家集成商高管告诉雷锋网，他们曾试图用四、五百万的年薪挖某学术专家，虽然这价格相比于动辄千万的AI首席科学家年薪，已足够划算，但仍招来人事和业务高管的不满，激化了组织矛盾。

人事高管认为他的薪资过高，挑战了现有的薪资结构。业务高管则觉得他们自己在业务一线摸爬滚打二十多年，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没享受到那样的待遇。

“跑在项目一线的人，对这件事非常的不爽。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谁能更好地帮客户解决问题，谁就应该拿高薪资。但现在出来个搞虚头巴脑的研究人员，技术再好，不落地又有何用？开那么高的薪资，让其他干实事的人怎么安心干活。”该集成商的副总裁异常气愤。

任正非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不是人才，而是利益分配。也就是说，好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样一个看似小小的利益分配问题，都直接影响到了组织凝聚力。

不止二线集成商，即便是财大气粗的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的博士生Adam，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总监领着200万美金的年薪，这是许多百度十年以上工程师都不曾有的待遇，江湖上所谓的斯坦福等名校AI博士毕业领200万美金年薪的传言就来源于此。这种非常规的用人，给吴恩达及其实验室招来公司内的诸多非议。

而AI科学家高薪聘请自己学生的案例，在很多公司屡见不鲜。

企业为科学家们开启的种种特殊通道，自然会让自己引火上身。

某知名金融机构，公司产品部门时常抱怨其研究院“人均薪资高，能解决的问题少。”

时间一久后，企业董事长也发现了AI人均投入产出比低的症结，于是破天荒地为他们制定了营收KPI。

4

让科学家去卖产品

让AI科学家走到田间地头去赚钱，分两种形式。

其一，和其他部门合伙赚别人的钱：如研究院帮助云部门的解决方案团队做技术支持，云部门获得的订单，部分营收额需分配给研究院。因此研究院下设的各个子实验室，为了评奖评优，经常会和解决方案团队在一起做项目落地。

这个时候，研究院的属性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阿里达摩院为例，它创立初期的定位是基础技术研究院，但现在完全沦为应用研究院，全面服务阿里云的业务。现在国内最纯粹的企业AI实验室就是张正友领导的腾讯AI Lab，他们是真的投入绝对人力、物力去做前沿研究。张正友去年成为腾讯历史上首位17级专家，侧面可以看出腾讯内部对长线前沿研究的决心。”吴全举证道。

第二种赚钱方式，即左手倒右手。

这在金融行业非常多见，业务部门若有需求，会向科技子公司或研究院下发需求，而这个时候，研究院会向业务部门按投入人头和服务器使用量来收费。

“假如业务部门需要开发一个非常基础的AI功能，研究院会评估需要多少个AI研发以及多少周期，然后给出报价。”

但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

用一句话形容，便是“自家人开始坑自家人”。

业务部门发现，同样功能的实现，找外部AI供应商采购，成本往往比找自家研究院便宜不少。

这中间有以下几点：一是外部供应商本身有较为成型的产品，改动改动即可快速部署。其次，外部供应商的人力薪资成本相对较低。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AI供应商为了扩大客户规模，做标杆案例客户，甚至会亏本销售。

反观研究院，由于营收业绩压力巨大，以及知晓部分项目由于安全原因不能外包，于是漫天要价，而且因为都是同事，态度趾高气昂。

“做着乙方的事情，却拿着甲方的薪资，还一副甲方大爷的嘴脸。”李成无奈的说道。“有些项目，即便贵，也不得不含着泪去采购。要合规，要安全，用自家更稳健一些。”

“有时候，研究院的实施即便做得很差，他们还会在汇报会上疯狂diss产品部门不配合，IT部门代码烂，数据部门样本质量不高……”

组织矛盾，就在这些滴滴点点中爆发了。

谁来管他们？

5

“去AI部门化”与“被错乱使用的AI人”

一直以来，互联网巨头的AI研究院都是独立于工程部门，话语权巨大。

随着AI所创造的价值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CEO们越来越倾向让工程领导去管理研究院。如吴恩达在百度时期，直接向李彦宏汇报，离职后，AI研究团队被工程体系领导。

同样，李飞飞离职Google后，工程统帅Jeff Dean接管了Google的人工智能研究。沈向洋离职后，微软CTO接手其6000人以上的研究团队。

过往，有技术前瞻性的CEO们，寄希望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AI研究驱动工程、工程驱动产品、 产品赋能用户/客户的链条。事实发现，当前的AI并不能驱动工程，它只是工程的一部分，辅助落地。

过往话语权颇高的独立AI研究院，也陆续名存实亡，成了工程部门的子团队。

关于研究派和工程派之争，雷锋网将在下个月发布深度报道《研究派和工程派，谁配在企业统帅 AI ？》

当部分研究院在公司的地位和话语权逐步被工程部门剥夺后，他们对AI人才的招募需求还大吗？

“依旧巨大，只不过给不到以往那么高的职级了。过往一个优秀的AI应届博士生，有可能拿到等同于阿里P8级的职位，现在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一猎头告诉雷锋网。

此外，AI四小龙之流独角兽的研究院，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变小，过往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因汤晓鸥、孙剑等招牌科学家的号召力，不少优秀的年轻人纷纷会踏上创业公司之路。

现在随着AI创业公司想象力空间遇到天花板，年轻人们更倾向于去薪资更高、工作变动更小的互联网大厂。

2017年前后，在AI融资最井喷的时期，商汤旷视的薪资甚至是高于BAT的，抢人大战带来的结果，就是薪资的水涨船高，AI人才一天比一天贵。

现在随着四小龙等独角兽的员工数相比那个时间已暴增十倍，外加上连年亏损，以及过去一年IPO的接连遇冷，创业公司已经难以开出四年前那么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和期权激励。

水涨不起来，船就开始下沉了。

“现在AI的开源工具操作越来越简单，开发门槛一年比一年低。好比PS的出现，饿死了一大批画家。”

“AI工具的普惠化，直接利好两类人：一类是凌驾于工具之上的应届天才，如周志华、朱军、林达华等名师麾下毕业的博士，去到企业钻研基础前沿技术，帮公司做好面子。一类人是不求研究能力多强，但熟悉工具即可，成为落地团队芸芸众生中的一名大头兵，为公司撑好里子。而那些处于中间部分平平无奇的人员，高不成低不就，略显尴尬。”一视觉企业的AI博士薛然告诉雷锋网。

“他从入职到现在，就一直在做业务开发，什么高大上的研究都没做过，感觉自己已经被学术界抛弃了。”以如此高的年薪，却做着数据清洗、简单的建模工作，这让他非常困惑和痛苦。”

当然还有一批人的用处，更加离奇：能干点啥干点啥。

一AI独角兽公司的AI博士萧楚向雷锋网诉苦，“我感觉有些企业实验室的氛围很自由，但好像有点太自由了。”

在进入实验室三年，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有一天萧楚找产品部门了解了情况，发现在公司的产品里，基本没有他们实验室技术的影子。“公司聘用我们，或许只是想让我们发发顶会论文，打打比赛，给他们做做PR。”

6

AI人才眼中的理想型企业研究院

要撑得起面子，首先需要有强大的企业资产做支撑。

谷歌为什么能容忍DeepMind长期亏损？答案非常简单，有钱。

FAIR、MSRA背后的Facebook、微软，也是如此。

微软和谷歌并不是企业研究院的鼻祖，实际上，企业研究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个辉煌时期，代表企业包括杜邦、通用电气、AT&T、IBM。其中，AT&T成立的研究院就是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这些企业研究院都有类似的发展轨迹，首先通过应用类技术转化让公司迅速扩张，比如通用电气的GE中央研究院一开始的发展模式就是简单粗暴的“买专利”；在公司壮大奠定行业领军地位后，再走向基础研究，并让研究院独立，GE此后便发明了白炽灯、无线电和X射线，贝尔实验室也因此诞生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四位图灵奖得主（包括了CNN奠基人Yann LeCun）。

当然，独立之后的企业研究院也并不是变成了像高校那样的象牙塔，而是有着明显的层次划分。比如GE中央研究院就将技术研发工作分为两类：基础研究、技术升级或改造，对于这两类研究，可以由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去独立进行。

在贝尔实验室也是一样，而且他们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再到推向市场的周期特别短，这种高效的协作有赖于大团队的人才供给，以及管理模式的创新。

得益于自由的基础研究氛围，贝尔实验室向全世界贡献了晶体管、激光、Unix、C语言等等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

这种自由不是一句“我愿意把一生献给学术”就能得到的，贝尔实验室严格的人才选拔标准保证了研究人员的基本科学素养和对科学研究的激情，以此其自由氛围才得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这种自由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只受同行评议限制，而不受外界考核压力限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拆分和华尔街介入后，头上顶着业绩考核的贝尔实验室再也没办法回复活力，科学家甚至面临着要和市场部联合推销产品的尴尬处境。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反观当下众多企业AI研究院面临的种种窘境，不难看出，“命不久矣”。

可以支撑起基础研究的企业研究院，能够为企业提供前瞻性视角，进行顶层设计，其存在关乎公司未来的行业领导力。

但由于市场的残酷生存逻辑，企业研究院的存在也必然是自下而上的衍生品。在历史上，只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才能支撑起拥有象牙塔的研究院。公司出现危机一般不会动顶层管理者，但第一个被盯上的，往往就是研究院。

对于中小企业的AI研究院也是那样。一行业人士告诉雷锋网，如今这些公司的AI研究院很多都已经名存实亡，不敢再招AI高管了。

一方面是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这些实验室也未能产出足够有影响力的成果。“虽然看上去很自由，也发了不少顶会论文，但其实很少有完全自主的idea，基本都是follow谷歌、OpenAI这些公司做的改进研究，比如BERT、GPT-3、AlphaFold等等，我们全都跟过。”萧楚告诉我们。

萧楚认为，虽然像AlphaGo、AlphaFold这些研究有不少PR成分，“但能够以学术成果做PR还是很了不起的，对比我们，国内仍然是跟风模式，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AI人才的历史积淀不足。“萧楚说道。

在萧楚的眼里，尽管这几年国内顶会论文数量大有登顶之势，但整个领域的前沿依然由国外的知名实验室主导。

“国内即便是大牛，大多数还是在做follow up的工作。而国外的大企业实验室，会有很多五十岁左右的大牛教授坐镇，他们近距离经历过人工智能的多次历史浪潮，在领域认知上自然高我们一个level。”

回顾人工智能早期阶段，不管是催生人工智能革命的达特茅斯会议的核心人物，包括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基、雷·所罗门诺夫、克劳德·香农、司马贺、艾伦·纽厄尔等人。

还是后续人工智能的多个历史阶段的引领者，包括自动定理证明、专家系统、知识图谱、神经网络的先驱：Martin Davis、Bruce G.Buchchanan、Douglas Lenat、Warren McCulloch、Walter Pitts等人。乃至控制论之父Norbert Wiener、强化学习原型即细胞自动机之父冯·诺依曼，他们都是美国学者。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萧楚对于两国人才差异上有着深刻体会，而今在Guide2Research的CS学者榜单上，也依然是美国科学家主导。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理论素养不够。对于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历史早已给出了无数例证。

比如，香农提出了信息论之后，人们才得以用精确而简洁的数学语言来讨论信息概念，从而给出确定的理论结论，即数据压缩极限和通信速率极限。香农对信息的数学定义去除了信息的繁杂含义，抽象出了信息的最重要性质，即不确定性。借用已有的成熟数学工具，信息论得以飞速发展。这种理论探索颇符合香农的研究风格，他曾经说过，“最好的研究是修剪已有的知识树而不是去发展它。”

萧楚说道，如今人工智能尚属于百花齐放阶段，如果在某一天遇到了瓶颈，或许可以考虑去“修剪已有的知识树”，也即是在理论上抽象出智能最本质的数学概念，以此带来人工智能的下一步飞跃式发展。

回到现实，萧楚观察到，今年公司招收的AI博士名额比往年少了，薪资水平也开始下降，“我自己的薪资也怎么没涨过，微微苦涩。”另一边，薛然的处境或许更加困难，“公司已经通知，要开源节流。我知道，肯定第一个拿我们开刀。”

7
企业研究院：走MIT模式，还是哈佛模式？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模式识别领域开拓者何毓琦教授曾基于自身求学经历总结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麻省理工模式和哈佛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课业繁重，考核严格，其毕业生必能掌握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有独立学习能力，“质量稳定”——水平比较平均。而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更加自由开放，考核少，并且会鼓励学生广泛涉猎，“质量不稳定”——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平均水平也很高。

因此，在后期发展上，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取得的成就类型也有较大区别，“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何教授最后也总结道，麻省理工模式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哈佛模式则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为了与世界接轨而必须结合的模式。

对比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也是如此。中小企业随时挣扎在生死边缘，必须首先保证产品质量过关，还不是刻意追求独创性的时候，也就是麻省理工模式。

也因此，企业研究院在中小企业会如此不适应亦不再奇怪。很多时候，一些突然冒出的极其独特的独角兽公司，其独创性也只体现在刚刚创立的瞬间，其后便需要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

而对于大公司，其资产实力能保证长期依靠已有业务生存，同时也能支撑需要面对大量失败尝试的基础研究，也就是哈佛模式。单纯依靠管理创新难以持续带来新增长，大公司也必须随时具备危机意识，将希望寄托于科学人才和基础研究，以期一朝建立十年新优势。

By 青暮，王亚峰

说到乱世，就要说起二战后民国时期的钞票。

那时候，我外公买了一个大衣柜，高度大约一米八。这个衣柜不是放衣服的，是存放现金的。

发工资的时候，若是拿不到大额钞票，就只能拿小额的。我外公是个技术工人，工资太重，一个人拿不动，就装在麻袋里，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回家，然后一捆捆放在衣柜里。

上街买菜，要带二个篮子，一个篮子装钞票，另一个篮子装菜。一篮子钞票花出去，一篮子菜拎回家。需要大笔钱的时候，大家懒得数钱，就用尺子量一下，看看钞票有多厚。

这就是我外公外婆民国时代的生活。

那时的工资，如雨后春笋，前几年工资还是一个月二十块，很快就是几百块，几千，几万，几十万。后来，很多人把太小的钞票贴在墙上，作为糊墙装饰，因为比买纸便宜。

这时候，别人跟你借钱，你敢借么？今天你借出去一千块给别人买房子，等他还钱的时候一千块只够买一斤猪肉。

身边存着价值稳定的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切莫重蹈津巴布韦人民2008年前后购买日用品时的窘境

当时津巴布韦元对美元的比例为：

2

当今以粮食作为硬通货的例子，是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有很多交易群，开始是物物交易，后来就出现了一种计价通货：方便面。

比如说，某个委内瑞拉人有一个旧手机要卖掉，拿到跳蚤市场群去卖，标价20包方便面。

方便面是比稻谷更容易使用的货币。它不需要拿秤去称，数一下数量就可以。

在委内瑞拉，最不值钱的钱，是本国的钱。在网上曾经流行一张照片：在委内瑞拉的一个垃圾堆里，大把大把的钞票扔那里，被风吹得乱飞。

国外的钱还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元。

如果你有美元，就是比方便面更好的货币：因为外国人对方便面不感兴趣，他们不缺粮食。但是大家都认美元。有美国在，美元总是比别的钞票更可靠。

一旦政府出问题，本国钞票上的数字就可能位数大增，从二位数到十几位的例子，就像津巴布韦。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更认可的硬通货当货币。

金银虽然不再是主流货币，但是金银依然是不错的东西。乱世年代，黄金永远比纸币有用。

记得民国民间的一种硬通货就是粮食。你今天跟我借五百块钱，收据上要写「今借到xxx谷300斤」，也就是把钱换算为粮食。不管你用什么钱还我，也按照当时的粮价计算。

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是非常合适的：产量有限，谁也没能耐一年把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十倍。它有使用价值。它是防伪的，你要伪造大米或小米，那可能只有上帝做得到。粮食容易分割，可以按斗或斤计量。

粮食在任何乱世，都是硬通货。如果粮食不是硬通货，说明这世道还不乱。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就是粮食不值钱。

关于粮食，我想说几个故事。

故事一：河南某地，娶老婆聘礼是三十万人民币，加一套房子。以前缺粮的年代，聘礼曾经是几十斤大米；

故事二：1950年吧，华罗庚和苏步青抢夺数学所所长职位，苏步青主动放弃了，因为数学所所长的工资是一个月600斤小米，苏步青一家十来口，这工资太低，没法养家糊口；

故事三：也是1950年，中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拿到国旗设计的巨额稿费五百万「相当于后来的五百元」，赶紧买了几百斤粮食藏在阁楼。

3

在乱世，还有哪些东西最适合当硬通货？

首先是能救命的。人命最值钱，无论你有多少钱，命没了的话……

乱世之中，粮食永远是最要紧的硬通货。身无分文，有吃有喝能活几十年。没了食物，即使腰缠万贯，也很可能会饿死。

无论是方便面，火腿肠，大米，还是罐头。但是，要考虑到粮食的储存期限。大米只能储存二年，晒干的稻谷可以储存五到十年，大豆可以储存二十年，芝麻可以储存六十年。

很重要的一种代替粮食的物资，是糖。如果你买冰糖或白砂糖，可以储存一千年不变质。白糖还是一种很好的天然防腐剂，很多食物加大量白糖，就可以保存很久。

除了粮食和糖，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是药。所有的药里，最重要的是抗生素。记住：在乱世，无论是虫草，灵芝，石斛，黑枸杞，人参，都是没用的。那时候，即使是兽医用的那些药，养殖场给鸡鸭猪牛吃的那些抗生素，都可以拿来救命。也不要担心过期，有些过期很久的药，也可以救命。

即使你只有几百块一公斤的兽用四环素，也比没有抗生素好。

另一种好东西是净水材料。最方便的是沉淀用的明矾，消毒的二氧化氯和次氯酸钠。

明矾现在很少有人用。很脏的普通水塘里的水，稍微加一点点明矾，可以把大量的悬浮颗粒结块沉淀下来，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和寄生虫卵，就会成为沉淀物。

然后一缸水加一克二氧化氯或次氯酸钠消毒，杀菌杀病毒，这水就可以直接喝了。

乱世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越危险到达干净水源之处。在打水的地方，或许正有持枪的匪徒霸占。逃生的路上，可能几天也遇不到干净的水，甚至只能得到路边水坑里的积水。

没有食物可以活一个月，没有水只能活六天。净化水的设备和药品，绝对是硬通货。

4

另一种硬通货是武器。没有武器，乱世就难以保命。武器弹药，总是乱世的硬通货。

张作霖先生当年成为中国首富，跟他擅长经营有关。据说他割据东北时，经常自己把大量枪弹武器通过黑市卖出去，又以社会安全的名义到民间强制没收武器，过段时间又偷偷卖出去。一边卖，一边没收，这钱就源源不断地挣。毕竟他知道武器的价值。

除了武器，还有一种东西是燃料。燃料是消耗品，乱世时代，无论砍树还是割草，都不足以维持使用。在乱世，你能储存石油，石蜡，甚至煤，都会很值钱。尤其是汽油和柴油，可以直接发电，这在乱世极其重要。

5

还有一类很重要的东西，是工具。

在乱世，你不能指望工厂开工源源不断生产各种物品。你得准备什么都要DIY的日子。这时候，你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些是手动的，有些是电动的，如果是电动工具，你得准备足够的电源——充电电池，太阳能电池，发电机和汽油柴油。

如果你是一个极限生存爱好者，一定熟悉贝爷的系列剧本。贝爷仅仅用一把小小的生存刀，就可以在各种环境下求生。

但是，那仅仅是电视节目。贝爷没有告诉你的是：他后面有一个救援团队，他出门前打疫苗，吃抗生素，他遇到危险有直升飞机救他。你若真信贝爷，想学他的样子靠一把刀独自荒野求生，那有点赌命了。

普通人若想钻木取火，三天也点不着一张纸。但是几毛钱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只需要一秒钟。拥有大量的打火机在乱世就是富人。

普通人若想徒手抓鱼，可能一天也抓不到一条。若是有一张普通的小渔网，一天可以收获上百斤。那时候，一张渔网的价值，远超限量版的瑞士名表。而那些名表的使用价值，只相当于十块钱的电子表。

在现实中，你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你要在乱世来临之前就熟悉这些工具的用法，经常玩玩DIY，学习有用的知识。没有知识的人，给你一个富士康工厂也没用。

手电筒、打火机、对讲机，也是重要工具。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玩过对讲机，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乱世年代，你难道还指望可以用安卓手机上互联网？

有了对讲机，几十公里范围的信息传递只需要几秒钟。短短时间就能通知你的同伴。人群就不再是原子，而是组织。

这些工具，在乱世非常值钱。

6

在乱世，你会发现劳斯莱斯的作用还不如北京吉普，林肯加长还不如拖拉机，LV包包远不如驴友的登山包，爱马仕皮带不如一根电工用的插工具的腰带，一个工具箱的工具的价值远超宋代官窑瓷器，卡地亚手镯的价值不如一卷铁丝，深海鲍鱼不如最便宜的火腿肠。

在乱世，有用的东西才能成为硬通货。你若能储存一些，到时候就可以交换各种用品。

最后总结一下这些东西：

粮食、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净水用品、武器、燃料、工具、黄金和美元。

还要补充一点：最最值钱的硬通货，是你的知识和技能。

你的医疗知识，可以救人性命，即使你身无分文，也可以在乱世生存。

你的各种劳动技能，在乱世都可以为大家服务，用你的服务换去各种物质。

你的知识和技能，别人抢不走， 路上不会丢，也不占地方，也不会变质过期。

不要等到乱世来临才学，那时候你根本没机会。你需要时刻有一颗生存的心，慢慢积累你的知识和技能，一步步优化你的乱世库存储备。

那时候，你和你的家人，会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

By 唐洁

爱比较，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主要涉及两个心理学原理——即共生效应和攀比心理。

共生效应(Symbiotic effect)

大自然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会长得矮小、单调、且没有生命力。而当很多植物一起生长时，个个长的高大、枝繁叶茂、充满活力，这就是共生效应。

植物之间为了不输给对方，开始竞争比谁吸收的水分和养分多，比谁长得快、长得高大，比谁生命力更顽强。

在良性竞争之下，基本上个个都长得很好。同理，这种竞争、比较的心理也会出现在人身上。

同公司，或一同工作的人通过共同协作和良性的竞争，谁都不愿意落后和输给对方，而更加努力的工作，奋发图强，往往彼此之间进步都很快，实现双赢。

当然也有的人，虽然不在一个公司上班，不在一起工作，甚至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可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和爱比较的心理丝毫没有断过。

比如，我要比你业绩做得高，比你更加努力工作，比你更快升职加薪，比你找到更加优秀的伴侣，比你看更多的书，比你更加有学识，比你更快买房买车。

这种比较通常是积极向上的比较，比谁混得更好，有实实在在的本事。而另一种比较通常是带有消极性的。

攀比心理(mind of rivalry)

脱离自己的实际水平，而盲目攀高的心理。

攀比心理会导致人的虚荣心变强，产生极端的心理障碍和行为。

例如，你买名包、名表了，我也不能稍逊，我要比你买更好的，结果连续吃了好几个月的泡面、馒头，月月为了还信用卡的事而发愁；

你找到了帅气的男朋友，漂亮的女朋友，我也要找个比你更帅气、更漂亮的，从而忽略了是否真心喜欢，是否适合自己，伤人伤己；

你买房买车了，我也要买比你更好更大的，绝对不能看起来混得比你差，一定要证明自己比你优秀。然而每个月的压力超大，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你能喝3瓶啤酒，我要喝5瓶把你灌醉，结果喝得烂醉，把家里吐得满地都是，甚至喝到住院；

你打球打游戏厉害，我一定要把你打趴下，结果就算赢了也显得自己没有肚量，太过于较真；

你跑5公里需要半小时，我只要20分钟，结果累得气喘吁吁，缺氧差点晕倒；

你请客花800，我请客就要1000，吃得档次比你好些，哪怕逞强都要看起来比你优秀，结果超出了自己的消费。

如何调整自己的攀比心态呢？

1. 客观的看待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我们总是倾向于和比自己厉害的人比，而忽略到那些不如自己厉害的人。因为你会觉得和不如自己厉害的人比较没有意义，认为这是一个不上进的行为。你要去跟比自己厉害的人比，要见贤思齐，这才是一个上进的人。在这个思考过程中你会有一个不自觉的过滤过程，把不如自己的人直接滤掉不去和TA比。然后你总是和厉害的TA作比较。那这个事情的好处在于你的确是见贤思齐，这点是对的，但这样做的过程中你忽略了所有不如你的人。你眼睛里只看到那些比你厉害的人，那么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就是最弱的那一个！把自己变成了整个世界最底层的那一个！不如你的人都被你忽略了，这其实非常不公平，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和信心。人的确要往上看，但同时也要客观的看待所有人，以及你所处的位置。不能完全忽略掉那些你觉得不如你的人。

2. 引入多角度的自我评价体系：人各有所长，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别人比自己好的一面，就全面否定自己。比如A君确实是比我强，足球比我踢得好，但是我篮球打得好呀；比如他游戏比我打得好，但是我演讲水平高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你一定有你非常棒的地方。所以，你不要只看到TA的优点所在，你也要看到你自己优点。事实上，人和人之间之所以不能比较，或者不要去比较，就是因为这一点。大家的属性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有ABCD这个属性，他可能有DEFG这个属性，每个人的风格，能力，特长是不一样的，因此没有可比性。所以你要好好的去了解你的优势是什么，不要仅仅看到别人比你好的地方。说到这里呢，我想插入一个寓言故事：有一天一只小乌龟在路上爬这个时候，天上突然飞过来一只鸟，就嘲笑它说乌龟呀乌龟，你看你跑得这么慢，你看我们鸟飞的多快。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乌龟，你要是想跟鸟比速度，当然是比不过了。但这个乌龟很有智慧，它说我不跟你比速度，咱们比谁活得长。嘿嘿，乌龟速度虽然不快，但长寿是它的优势呀。

3. 认清和人比较永无止境的现实：和人比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不能被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呢？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不断的探索，不断向上自我提升的过程，走过了非常多的路径。比如说我本来只是一个中二少年，后来陆续在华科读本科，北大念硕士，后来又去了美国一所不错的学校念MBA，后来在谷歌做产品经理。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我见到的人我都觉得TA们是大神。但我后来我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时候别人也是这么看待我的。比如说，我当年去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别人喊我“大神！”，我心想，我大神个鬼啊，我在北大是学渣，成绩很差的那种，真正的大神在天上飞，你看都看不到啊。后来我去了谷歌做产品经理，别人就说，“哦，谷歌产品经理，大神！” 我想什么大神啊，谷歌里面比我厉害的产品经理大神多了去了。

在这里我插入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会发现在一些非常顶尖的地方,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根本不是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而是叫做上不封顶！如果你在一个一般的大学，或者一般的公司，你会发现大家水平可能真的差不多，但如果你去比如北大、清华、谷歌、硅谷这种地方，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差距是巨大的,因为它这个上面是没有顶的。所以，你要是总想着去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即使你超过了B君，B君上面还有更厉害的C君，C君上面又有更厉害的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现实是你不可能说如果我超过了XX心态就会平和了，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只会让你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而你要把精力专注到有解的问题上。认清了原因，我来分享一下解决方案：

1. 将“比较”替换为“学习”：不去和别人比较，但你可以向别人学习。见贤思齐是好的，就比如你觉得这个人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非常好的技能点，但如果你只想着跟TA比较而觉得自己好糟糕好差劲，不如去思考如何通过向别人学习来提高你自己，学习这个人好的技能或者方法。

2. 思考如何成为“独一无二”的你：与其和别人比较，不如去思考如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和别人是在一个赛道上，因而去比较谁更快或者更慢，或者孰好孰坏。而应去思考只属于自己的赛道自己的人生。你要理解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只属于你一个，只有你一个人在你自己的赛道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比较。你把你的所有属性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可能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人，那就没有别人可以去对比，因为我就是我

同理，你能不能找到一条属于你一个人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去寻找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永远想的是，我怎么跟自己比，我想要去的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地方，我每天往回头看有没有进步一点点，有没有朝着自己的目标，自己想要成为唯一的那个人，成为唯一的那个目标去进步，去更靠近它。我觉得这样去想，人生就非常的有劲儿。而不是在和别人的比较中，让每天过得非常沮丧。

By bigJoe

币圈，从不缺少魔幻。

9月13日，一条沃尔玛百货宣布支持用莱特币进行线上付款的消息在全球社交网络发酵。

莱特币基金会官方推特转发合作消息；彭博社、路透、CNBC等海外权威媒体纷纷报道；国内，众多一线媒体纷纷转发报道。

受利好消息影响， LTC瞬时大幅上涨超过28%，并带动比特币等其他加密货币集体上涨。

加密货币投资者情绪高昂，纷纷追涨，然而，短暂的几分钟之后，莱特币官方推特删除关于沃尔玛合作的推文，沃尔玛出面澄清这是假新闻。

LTC瞬间大幅下跌，从大涨28%转向下跌1%，也带崩了整个市场，一道道门形K线，将被爆仓和套牢的投资者紧紧困住。

据bybt数据显示，该新闻发布后的一小时内，加密市场整体爆仓量超过 2 亿美金。

隐藏在幕后的黑手如何一手炮制假新闻，骗过全球大多数主流媒体和投资者？

彭博社、路透社等权威媒体为何纷纷折戟币圈？

谁来为投资者的损失负责？

假新闻如何发酵

回顾这一次假新闻收割币圈事件，离不开环球电讯社Globenewswire。

在全球的通讯社中，除了像美联社、汤森路透这样专业的新闻机构，还包括一类特殊的主体，商业财经类电讯社。

这类电讯社可以算作是“公关公司”，核心业务是向企业收费，把企业新闻稿发布到全球媒体渠道，包括新闻稿发布，舆情网媒监测……这种类型的电讯社主要包括美通社、美国商业资讯还有这次的主角环球电讯社。

通常，一些企业发布重大消息，会在美通社等平台发布官方的PR稿件，然后再全球分发。

幕后黑手也正是抓住了其中的漏洞，用假新闻操纵市场。

首先，黑手在8月注册一个看似与沃尔玛相关的域名walmart-corp.com，并申请邮箱。

随后，在环球电讯社注册WalMart Inc，仅需填写公司信息、个人信息、联系方式在内的四组信息便可完成注册申请，工作人员会在两日内完成审核。

这也是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一步，显然，黑手通过假域名相关的邮件等信息成功骗过了后台审核，注册成功。通过假新闻稿的落尾信息，可以推测黑手是伪装成沃尔玛CMO William White 进行注册。

9月13日，加密货币市场持续下跌的一天，黑手正式开工，在Globenewswire上发布了“沃尔玛宣布与莱特币进行合作”的PR稿件。

值得一提的是，该稿件内容是标准的新闻稿件，既有“新闻事实”，也有对双方主要负责人的“采访”信息，很难从内容上觉察出异样。

随后新闻发酵，彭博社终端捕捉到了这一新闻动态，路透社、CNBC、雅虎财经、Coindesk等媒体也头条报道，国内媒体也纷纷转发。

他们并未向沃尔玛官方求证，而是直接引用了Globenewswire上的“虚假新闻”。

更重要的是，莱特币官方推特也转发了这一虚假的新闻通稿，打消了诸多投资者的疑虑。

受利好消息影响，加密货币市场在亢奋的情绪中上扬，LTC快速拉升，涨幅一度接近30%，并带动比特币、以太坊等其他资产上涨。

然而，很快有人觉察到了不对劲。

首先，在沃尔玛的官方网站新闻中心中并未发现这一动态；其次，发布信息的Walmart Inc仅仅只发布了这一条新闻；联系邮箱中的walmart-corp.com注册于8月……

当然，最感到莫名其妙的还是沃尔玛，当看到沃尔玛接受莱特币支付的消息出现在各大媒体，发言人Randy Hargrove紧急辟谣。

该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并没有与莱特币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并称沃尔玛已与Globenewswire联系，调查虚假的新闻稿是如何发布的。

莱特币官方推特也删除了与沃尔玛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

莱特币官方是否就是这次假新闻事件的幕后推手？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莱特币创始人Charlie Lee表示，他只有大约 20 个莱特币，没有动机参与这类提升这种加密货币价值的计划。

他解释道，本公司推特账号发布关于与沃尔玛合作公告的内容属于“因过度兴奋而造成的”失误，虚假公告是“一种不幸的现状”。

沃尔玛辟谣后，路透社、CNBC等媒体纷纷删稿并澄清，但对于追涨冲进去的投资者而言，没有后悔药可言。

谁来制裁幕后黑手？

对于一手炮制假新闻的幕后黑手而言，盈利模式简单清晰。

在发布假新闻前，建仓LTC期货合约多单，当假新闻发酵，主流媒体报道后，LTC大涨，平仓多单。与此同时，高位布局空头合约，等待辟谣，当LTC价格被打回原型，止盈空单。

一来一回，双向收割。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幕后黑手在注册域名时，使用了冰岛公司“Withheld for privacy” 提供的匿名身份服务。

谁来制裁如此嚣张的市场操纵？

在传统资本市场，无论中美，传播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属于刑事犯罪。

在中国，根据2020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等信息披露造假，修正案将相关责任人员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

在美国，莱特币虚假新闻事件已引起众怒。

HBO 热播剧《FAKE FAMOUS》导演 Nick Bilton 发推表示，这些操纵市场的做法，终将会招致监管的严厉打击，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Avanti Financial Group创始人Caitlin Long发布推特表示，“如今，对骗子进行处理的机构不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而是司法部。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执法部门已经向各交易所提出了关于谁在交易LTC的信息请求。”

除了主导这一切的幕后黑手，Globenewswire和莱特币基金会同样难辞其咎。

目前，虚假新闻已经被删除，GlobeNewswire表示，公司正在强化信息发布前的验证工作，并将配合相关机构全面调查沃尔玛与莱特币构建合作关系的虚假公告。

他们强调，这仅仅是一宗“个别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

莱特币基金会则发表了关于此次事件的声明：

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最近关于莱特币基金会和沃尔玛宣布建立合作关系的虚假新闻进行评论。事实并非如此，莱特币基金会没有与沃尔玛建立任何形式的伙伴关系。

今天早上，一份看似官方的假新闻稿在GlobeNewswire上被发出。以这种方式发布合作关系不是我们的政策。关于文章本身的引文也是捏造的，并不是来自莱特币创始人Charlie Lee。

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几家媒体确实首先报道了这个故事，作为回应，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团队成员有点过于急切，在莱特币官方推特进行了分享，但这很快就被删除了，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纠正未来的问题。我们的营销团队一直在回应询问，这确实是假的。

利用媒体操控市场

在相对无序与混沌的加密货币，利用一些消息去影响市场并不罕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默认的手段。

加密货币博主“Two Comma Pauper”曾于今年5月阐述他的所见所闻，如何利用媒体造势去做空市场。

他于2016年进入加密货币市场，成立了一家服务工作，主要从事四类工作。

法律和监管服务

Solidity 开发，帮助开发“垃圾币”

营销和公关，帮项目方造势

OTC

如果想要去做空市场，通常会选择做如下工作:

第一步，付费给几家低级别的媒体，让他们发布看跌的消息，但不在他们的渠道上推广，只是暂时放在那里。

第二步，向彭博社/福布斯等几位撰稿人支付费用，让他们引用这篇文章的观点发表报道，在他看来，这很容易，因为：

（1）作者相对更需要金钱（饥饿作家的MEME是真实的）

（2）他们本身急需新鲜的内容素材

（3）报酬与他们的故事产生的流量有关

注：也有人对Pauper提供的价格表表示质疑，真实性有待求证

然后，你想要的这些内容同时出现在一些低层次的新闻网站和一些高规格的网站上。

这时，“庄家”可以拿出通讯录，呼唤那些“关系较好”的技术分析大神，让他们参与进来。

内容素材从NewsBTC到路透社等各个网站上都有，并且都是合法的。

这些分析师在推特上发布这些故事或者其变体，并利用人性与情绪选择一些关键词重点传播，比如 “政策禁令”、”黑客 “等。

然后，“庄家”需要配合算法机制发起倾销，他们会选择交易深度相对较差的交易所进行大规模砸盘，然后加剧散户恐慌。

当散户大规模抛售时，他们早已在底部挂好买单，捡拾带血的筹码。

加密世界的黑暗森林里，总有猎枪四处埋伏。

By 深潮Deep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