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lisajohnsonam

为什么会有出身和自身条件都很好，而且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女性甘愿为了另一个看起来“有才华”“有前途”的男性“回归家庭”呢？就算老公很有才华，将来能当教授，甚至能开宗立派，可是“教授太太”这个title很牛逼吗？为什么会有女人会为了这个title伺候老公那么多年？这又不是英国王妃至于吗？

当然一部分肯定是因为爱情（AKA下半身），但是如果这个女性依然还在学术界爬梯子，或者目标是奋力要爬进学术界，那么她的目的可能不是“爱情”这么简单。说清楚这个目的，就得先说一个公开的秘密，我称之为：

学术夫妻店

所谓学术夫妻店就是，两夫妻都是教授，各有一个课题组。他们能够通过左手倒右手的方式，实现学术资源最大化利用，达成KPI。这种组合中，强的那一方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不停给弱的一方刷KPI。比如美国大学有一个KPI，是进了多少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相当于你审查了多少博士生毕业这么一个指标。这就显然很考验人缘的。这种情况下，强的一方就会在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答辩委员会里面挂配偶的名字，帮配偶赶紧刷完这个指标。

弱势一方的学生和实验室资源，也经常会被强势一方征用，相当于两家并一家，资源最大化利用，比如老婆组里的学生给老公干杂活，毕竟人力资源么，人就是资源，最大化利用人也没啥不对。

再比如说论文，读过研的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影响因子，如果我的文章发在一个影响因子高的期刊，那就比较厉害，因为影响面大。就好比我上了 新闻联播和我上了xx县电视台，肯定是新闻联播影响力大，所以上了新闻联播可以证明我厉害，上了xx县电视台不行。那么影响因子怎么算的呢？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期刊的文章在近期被引用的数量，被引用的越多，影响因子越高，因为这证明了你影响的论文越多。

听着是不是也很合理？然后这事就被玩坏了。有的夫妻店，或者再加上师兄师弟们，就来回来去引用对方的论文，哪怕八竿子就打到一点点也要引用上，为的就是刷引用率，把影响因子刷上去。

更深层次的什么课题、经费、评职称…我就说一句，一个领域圈子没多大，是绝对的熟人社会。在这个圈子里，有没有人给你打招呼，差别你自己想想有多大。不要觉得这是中国特色，至少美国也是如此，而且比中国更甚。经常有做的很不错的教授和学校谈判太太的教职问题，大概就是你不给我老婆升教授老子就带着老婆去你死对头那儿了！

和商业谈判一个道理…

有人说，夫妻不一定是一个方向啊？朋友，那你可太小看人的主观能动性了。别说不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专业都能搞起来。你知道为啥有那么多“交叉学科”了吗？你真以为大家没事就喜欢研究对方专业吗？还不是为了刷成果啊！刷一个俩人用，多划算啊！

如果到这儿你还觉得不太明白，可以类比自媒体运营。夫妻店就是大号带小号的模式。通过大号给小号不断引流，转发，把商务资源推给小号，来把小号养大。当然了小号某些时候也能反哺大号。这种模式下，大小号完全可以是不同的领域，甚至效果会更好。而显然，小号是占便宜的，只需要随便做做，完成几个常规动作，在大号的带飞下就能有迅速涨粉。同样的动作，没有大号带，除非自己特别猛或者运气特别好，否则效果差很远。

大家看过那个大雁南飞的人字形吧？大号就相当于排头兵，累的一笔，而在最后的大雁非常爽，简直是吃着火锅唱着歌随便扇两下翅膀就搭便车了…学术夫妻店，强者相当于排头兵，弱者就是后面那个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大雁。你觉得后面这个爽不爽？

当然了，这种模式下惟一的问题是：

我怎么搞到一个大号来带我？而且能一直带我，不是带一下就跑？

除了投胎好的，天生就有爹妈带的，基本上这个人只能是配偶。哪怕是师兄弟，一般也没有配偶长久，毕竟师兄弟关系又不是排他的，他能带你也能带别人。而且大家也不要用普通夫妻的思维去想夫妻店，一旦开成夫妻店，利益高度缠绕，就很难离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高知女性，明明自己也挺有能力，但在“望夫成龙”这方面和古代停机德没啥差别。因为身在其中的人太明白了，在学术圈，当领头大雁太累了，不仅累，还得有机缘，累半天白费劲的有的是。如果有选择，谁不愿意当那个最后的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搭便车大雁呢？那多舒服啊！

只可惜，领头大雁，真的没那么多，而许多想搭便车的大雁，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整个人生已经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半截沉没了。

By 西城大妈

天价彩礼是困扰青年男性的一座大山。关于彩礼的”限制令“发了一道又一道，但还是收效甚微。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问题：

婚姻到底是不是一份工作？

在古代，婚姻和爱情可以说毫无关系，就是纯纯的利益联盟，甚至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家族利益的通盘考虑。这一点古今中外贫富贵贱概莫能外。你也可以把男女双方都看成打工人。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婚礼都极其隆重，因为办的越隆重，在社会意义上撤销婚姻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越难。说的通俗点就是，不管是大办婚礼还是疯狂要彩礼/其他物质保证，总之就是往死里折腾对方一回，要的就是确保不离，因为离了根本结不起下一次婚，不管是没钱还是没脸。

这种婚姻关系里面的两个人，就是纯纯的合作伙伴，类似于一起开公司。一起开公司，有革命友情最好，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完成婚姻分内工作，分享公司红利，不要把公司的账往外转，就是好伙伴。至于合伙人下班了去喝个小酒，和别人聊聊风花雪月，那还能叫事？谁还没点放松的爱好？所以东西方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放松”方式，东方就是妓院、纳妾（当然这对女性很不友好），西方古代的婚姻则比较平等，男女都平等的玩，路易十五甚至因为对妻子过于忠诚导致了宫廷内外的嘲笑，好在他发愤图强，玩了一大堆情妇，终于洗刷了耻辱。而王后对此已经不是宽容了，简直就是大加鼓励，毕竟对于一个已经生育十次的贵族女性来说，多活两年少干点活可比丈夫那虚无缥缈的“忠诚”靠谱多了。

在这种关系下，彩礼，或者说广义上的财物赠与，就相当于签字费，利益的提前交割，是为了和这个人缔结这项合作关系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给人家不签合同。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男性给女性，毕竟女性婚后面临生育，那时候是真的要死人的，说补偿一点不为过。而且别说在古代，就算在现在，离婚女性还是比离婚男性要更难进入下一段婚恋关系，也就是毁约成本更高。但也有例外，这种例外一般都是女性由于一些原因，迫切的想和某个地位很高的男性结婚，以此提升或者确保自己/娘家人/后代的权势和地位。常见的就是印度婚姻中，低种姓女嫁给高种姓男要陪嫁三倍以上，但是嫁给同种姓则不必。西方历史也有某些身份有些尴尬的女子，比如教皇或者国王的私生女，为了嫁给24K贵族丈夫洗一下自己的身份（主要是后代身份），付出了大量嫁妆，甚至最后也要不回来的先例。

所以这种情况下，彩礼（这个不一定是男对女）作为一种手段，可以非常有效的促成双方合作。可以说这就跟招聘时候给签字费一样，毫无道德问题。就算索要导致合作关系没谈成，也没啥大不了。这就跟你可以向公司要求签字费200W，公司可以不给，最多吐槽你奇葩，但绝对上升不到犯法的地步。说白了，这时候婚姻就好比工作，或者创业，反正是生产性的。那么创业或者入职前，把条件谈好，一点道德问题都没有。谈不好反而是脑子有问题，你入职不谈薪酬？创业不谈股份？

但是这些都有个前提，就是除了死亡，这种合作关系几乎无法解除，否则谁会为了一个不牢靠的随时能解除的合约，付出巨大代价呢？

到了20世纪，尤其是60年代之后，大家逐渐形成共识，婚姻成立的基础应该是爱情，而且是爱情到了一定火候才能结婚。这就完全把婚姻中的两个人从一个工作关系，变成了一个消费关系，而且消费的主要是感情。在这种设定下，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互相疯狂提供情绪价值，蜜里调油，你侬我侬，风花雪月…

哦对了，在这种设定下，离婚自然也是很自由的了。毕竟有感情才结婚，没感情就得离么。所以八九十年代很多电视剧里面，小三并不是人人喊打的形象，甚至还会有“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等金句。毕竟如果婚姻的合理性建立在爱情上，那么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不合理。

这种情况下，彩礼什么的当然是很不合适了。我跟你讲感情你跟我算钱？再说了，就算从利益角度来说，随时都能离，谁还愿意大笔掏钱来维系这段关系？万一黄了呢？那不是白掏钱了。

可是不管怎么有感情，都掩盖不了婚姻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事实。孩子你得养吧？老人你得赡养吧？生了病得管吧？家里装修打扫做饭得有人搞吧？你请保姆也要有人面试安排保姆工作吧？更不要说什么人情往来之类的了….

这些活并不会因为你有感情，就少了。有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和没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工作量没啥差别。你可以不把婚姻定义为工作，可是工作量是不会因为你的定义改变而减少的。

所以即便嘴上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但各国在婚姻法上，都没有感情啥事，反而一定程度都体现了旧式婚姻“利益分配”的原则。比如西方的赡养费原则，就非常像竞业协议的补偿款。比如老婆因为生娃看娃牺牲的职业收入，老公在离婚后要补回来，一直付付钱维持老婆孩子的生活水平，直到老婆再婚或者找到差不多钱的工作。

所以这种制度下，婚姻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工作，甚至国家都出台了保障性政策。既然是工作，那么我海投可以吧？在职的时候出去面试面试可以吧？和同行聊聊待遇去谈薪可以吧？跳槽可以吧？谈补偿可以吧？大家入职看的是啥？是待遇啊！有几个人是因为热爱入职的？都是因为缺钱啊！

因为工作量是实实在在的，凭什么要因为“感情”就不拿工资呢？

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国没有赡养费制度，但是这个风险不会消失的，我国女性选择了风险前置，先付彩礼或者看你买房没有，再通过一系列的什么“送礼物测试”，筛选出有付出能力和付出意愿的男性结婚。这当然也有风险，但是比不筛选好对吧？

但是我国肯定不能鼓励大家把婚姻看成工作来找。可是这其中的工作量和风险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没了的。那咋办呢？

这一方面我国充分发挥了自由市场精神，你们自己谈，怎么谈，谈什么，谈成啥样，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既不参与，也就不负责了。你彩礼谈出一百万也好，负一百万也罢，谈成了也好谈崩了也罢，反正国家不会抽一毛钱成，都是你自己的事。

而只要你做过生意就知道，人，对利益完全属于自己的活，有多么拼命。

By 西城大妈

2024年一月份还没过完，硅谷就已经寒风凛凛。1月20日，谷歌CEO皮查伊在致员工信中宣布将全球裁员约1.2万人。据外媒报道，此次裁员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裁员，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6%。

自从新冠疫情以后，硅谷码农的生活只经历了2021年短暂的春天就急转直下。2022年，美国科技行业超过15万人失去工作。而2023年开年，情况并没有变好，微软裁员1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谷歌裁员1.2万人——不断加长的裁员名单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为了方便办理身份，硅谷的华人多从事技术岗，薪资更高，成为大裁员波及最多的群体。

中国名校本科，美国硕士光环加持，仰望着李彦宏这样早早红利变现的华人科技界偶像，这些有着雷同人生简历的异国“代码精英”，在互联网行业极速膨胀的年代挤进硅谷，成为国内人人艳羡对象。

只是他们中许多人没等来科技巨头光环如期变现，面前摆着的只有一纸裁员通知。这群刻板印象尽是“沉默”的少数族裔，甚至难以成为硅谷裁员主流叙事中的那条主线。

“有时还是会想，为什么是我？”刚刚经历裁员的某科技公司工程师Gemma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60天，Gemma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否则，她的美国工作签证将直接失效。

去年5月，Gemma从金融行业转行进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上市科技公司，尽管不属于一线科技大厂，不满金融圈封闭排外氛围的Gemma，仍旧对科技公司的开放充满了期待。

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非常重要，CEO很强调产品，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

然而，三个月后，这个“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就被弃如敝履。

一个阴谋论开始在硅谷流传：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前大刀阔斧“减员增效”只是一个序幕，下注暂无成果的科技巨头们迅速效仿之。和“暴君”马斯克相比，其他公司的大规模裁员竟然显得没那么可恨起来。

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激进扩张的代价屠刀落下之前，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她回忆，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自动化、优化效率，“当然，裁员是最后一种，也是最不想实施的”。不过事实是，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人员开销”被纳入考虑。去年8月8日，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接着是美国部门，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慢慢地，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的员工手中。“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是重灾区，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Gemma告诉36氪，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大概十分钟，原话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被影响了”。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她不过是那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

2009年到2018年间，以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为代表的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利润增长6倍，占标普500比例从3%提升至9%。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高利润率”和“高杠杆率”，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在就业市场仅占2%。这2%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直到去年底，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新雇佣人人数-离职者人数）仍达1万人以上。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选择大举扩张。其中，Meta最为典型。据统计，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7万名员工，去年前9个月，又增加了1.5万人，而谷歌、微软、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在“人力即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一位现就职亚马逊，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2017年，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名中等资历的程序员（3至5年工作经验），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这是一个循环，”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非大厂不去’的偏见。”

2020年，已经从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后简称TJC）的社区组织，主要为了华人互助，成立的由头，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运营TJC的关系，2021年下半年，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来找David咨询，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离谱”的offer。“公司为了抢人，同样的岗位，相比2020年，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20万美元。”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too good to be true”，“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而最近一段时间，TJC再次拥挤起来，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TJC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名为“Candidate Postings”的表格，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便于招聘方联系。从1月的名单来看，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集中来自亚马逊、Meta、推特、eBay等科技公司。David观察，“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是一个客观结果，因为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所以不幸的就是，当工程师被裁时，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

从读书到工作，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David和Gemma一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见见世面。2010年左右，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Wework、Uber、Airbnb、Github……风投all in移动互联网，随之，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David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借了2000美元，凑齐了基本的申请费，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那时，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

David确实赶上了“美国大厂”招兵买马的巅峰期。不止Uber，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再是科技，再是其他行业。”裁员未完，收缩继续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如何花钱、花多少钱、如何裁员，眼下，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Meta在曝出11月的裁员大新闻之前，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尽管如此，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口号式裁员。”Gemma了然于胸。

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不上是好事。“一方面，像这次，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但大家也不傻，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走，会等到拿钱走人，没有身份的，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而此前半年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这种非技术岗，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Gemma的想法是，“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去年8月时，苹果曾裁员约100人，但动作干净利落，也没有发任何声明”。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不管是赔偿还是员工纠纷，裁员的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公司资源，不宜久战。某种程度上，怎样对待裁员，和管理者运用公司各类资源的风格如出一辙。“所以有时大厂开出过度高价的薪资包，其实是不节俭的体现，薪酬体系合理，是公司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之一。”Gemma说。显然，扎克伯格在花钱上很不谨慎，“Meta的门卫都不外包，而是采用编制内员工。”

扎克伯格的“大手笔”，还用在更显眼的地方——元宇宙。截至目前，扎克伯格已经不顾股东劝阻，在元宇宙上花了300亿美元，而且没有克制的迹象，今年，他预计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缺乏正确预期及计划的财务行为，让Meta在去年美国科技公司危机中，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2022年以来，从财报接连暴雷，到VR砍单、多次股价暴跌，Meta伤痕累累。“我错了，我要为此负责。”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忏悔，但在已经太晚的当下，他负责的方法，只有牺牲掉大量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裁员旷日持久，走的人悻悻而去，留下的人也无法如往常安心。刚忙完年底Holiday Sales——这一美国电商人全年最重要的大促季，亚马逊的1.8万名员工就面临着被公司抛弃的风险，设备部门的华人产品经理May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11月，亚马逊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小规模裁员，主要涉及Device（设备）部门，而当时就有传言称“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May是11月那批裁员的幸存者，“大促季用到我们部门的地方非常少，就先从我们下手，年后再裁的，都是大促活动的主力军部门。”元旦后第四天，亚马逊全体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CEO Andy Jessy的邮件，被通知公司将“继续裁员”，涉及的正是刚忙完年终大促的Store（商店）部门和PXT（人员、体验和技术）部门。Andy在信中告诉大家，正式的裁员通知和谈判，将从1月18日开始。这意味着，真正的审判日来临前，亚马逊员工要等待不安的两周，紧张情绪瞬间在公司内部沟通软件上弥漫开来。“大家都在小组讨论里各种猜测，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即使是没有身份顾虑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份工作，也会感到担忧。”去年11月以来，May的大部分工作都被迫进入了“待定”状态。年底正值亚马逊各个部门做运营计划的时间，受裁员影响，很多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项目目标，而May所在的设备部，也只得不断校准合作部门的计划。“和我对接密切的首席产品负责人也被裁了，感觉下一年给我们的support要黄了。”May告诉36氪，“裁员的安排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亚马逊内部都可以转组，一会儿说要同一个部门才可以，想招人的也招不进来。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效率很低。”她感觉公司几乎按下了两个月的暂停键。

裁员计划的另一部分，是针对即将于今年入职的应届生们。去年12月中旬，Tim所在的NG（New Graduate）offer群里有很多人陆续接到了亚马逊HR的电话，称入职时间被强制推迟6个月，如果不同意就撤销offer。Tim自然也没能逃脱噩运，原本明年上半年入职的亚马逊offer，被推迟到了2023年12月。他收到的邮件写着：“在当下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更谨慎地推动商业决策，对亚马逊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意味着，2023年全年，亚马逊都将对招聘规模保持收缩状态。“2023年才是真正的考验。”May说，“去年虽然经济下行，但个体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年初定下的很多计划，年内可调整空间有限。而年底各大厂开始的裁员，才是真正的信号——大家都在为2023年更紧缩的预算做准备。”从二级市场来看，美国科技行业去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累计下跌33.1%，特斯拉、亚马逊、Meta等明星科技公司跌幅更是达50%以上。而更悲观的消息是，2023年走势并不会掉头向上。骏利亨德森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shwin Alankar预测，最坏情况下，科技股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20%。“裁员往往是降本增效的最后一招，所以出现万人裁员时，情况难言乐观。我看到，需求比市场预期糟糕得多，市盈率会进一步收缩。”

硅谷，围城？

硅谷历史上，上一次“massive layoff”（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达到了高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2008到2009年，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

中国“留学热”开始于新千年，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潮袭来，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进一步加速推进“支持留学、来去自由”。到了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突破60万。但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还曾是6.94∶1。

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当时“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在2016年归国，担任百度COO，被看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同年，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不乏声音提到“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但无论如何，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短暂的繁荣后，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没有退路。“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但是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是尘埃。”Gemma说道。

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问题。最开始，选择哪家公司就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对在美华人而言，决定生存的“身份”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从毕业后OPT，甚至挂靠，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绿卡申请，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重新选择，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绿卡，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放弃入职大厂”。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面试受歧视、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

再一次衰退来临，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相比于宏观环境，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Gemma才意识到，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但Gemma发现，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一方面，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不过度质疑候选人，另一方面，裁员消息也会吸引面试官主动抛来橄榄枝。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才进去三个月，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很尴尬，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被裁之后鼓着勇气去到市场上，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二次伤害。”Gemma很沮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在硅谷当个快乐“打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还是健身房会员、移动办公、餐补等，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节衣缩食”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

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肯定有想过回国。”但David的语气却有些犹豫，毕竟，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David欣慰的是，即使眼下陷入困顿，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如果我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来自中国的“代码精英”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见证人，但残忍的是，当大幕拉上，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

By 36氪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倘若从现象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故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呢？经济学的解释是：一定局限条件下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讲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
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我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

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有一次我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管餐厅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却不知发票为何物，待他们找来老板，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饭，要开发票回国内报销，餐厅老板听了大惑不解。他问：你们不是为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
显然外国人是不懂中国国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才为自己吃饭，一旦当上官，就变成国家干部，吃饭就是为国家吃了，所以得由国家买单。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
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所以贫困地区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大凡做官，都会有权，但所处位置不同，权又有虚实之分。有的位高权虚，有的位低权实。比如，同是机关的处长，有人管钱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传下达，分发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门，处长实权抵不过科长，更是司空见惯。当然，这里讲的实权，是特指财权、物权、人事权。

经济学研究定律，必须从普遍事实中加以提炼。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话说，叫做供不应求。
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岗位来，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
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
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害，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
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
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检委，纪检部门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过受贿没有，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
读者如若不信，可以看看你所了解的官员，那些仕途通达的，是不是不少都是共青团出身，或是那些年轻时实权不大的人。为何共青团出身的干部进步快，因为共青团不管钱管物，要想办成一件事，得左右协调、上下周旋，所以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实权，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大家都说他“好”的人。
有句俗语形容这种人，叫“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人，不乏存在。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

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好人坏人都要烧香，为什么？因为人们想升官发财，希望菩萨保佑；而菩萨呢，则是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要是菩萨真能提拔某人当官，或帮某人发财，那些没有升官发财的人，没准也会写菩萨的告状信。所以菩萨能得万人景仰，众生朝拜，玄妙在于他从不办具体的事。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做事，保不准就会得罪什么人。
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坏人，但利益所系，必是如此。俗话说，众口难调，五个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同一件事情，由于人们利益不同，有人说好，就有人说坏。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
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

其实，人非神仙，怎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不然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
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人”当官。

By 商闻

北欧，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

八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她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

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她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

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讨厌的。经历过这一遭，她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

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

去北欧重启人生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

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8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

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

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gap。可gap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

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地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8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offer，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2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

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学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

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服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得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文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跤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

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内心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普世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

长冬、孤独和歧视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

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

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

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

早上八九点出门，天依然是黑的

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地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

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

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

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较为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

美术馆里，摆满了婴儿车

这可能和北欧的气候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在提倡“work life balance”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

每次回国，我都要从国内人肉背回许多调料

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虚伪”。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加剧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

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别国的心理医生，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

黑面包涂猪肝酱或鱼酱，就是一餐

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ATM机取钱，第一个ATM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ATM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

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躺平的代价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

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她告诉我她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

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

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

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

假期里，我总要去阳光充足的南欧疗伤

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三十五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四年、最晚八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

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

冬天，下午四五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小区里静得可怕

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地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

向往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地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

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在北欧，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离开北欧，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

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地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

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

在北欧生活了五年后，我告别了这间小房间

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

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一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

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

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

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

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

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

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

作者：看客Insight

你可以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关注任意一位秀场女主播，但很难与她们在线下的世界里相遇。在网络的另一端，主播们像住在山洞的蝙蝠，晚上起床，开始直播。白天几乎无法见到她们。大多数时候，只有送外卖和药品的外卖员在她们的出租屋进进出出。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长期晒不到太阳，人都有些怕光。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卸下浓厚的妆容和美颜滤镜，现实中的主播气色一个比一个差。

这是王怡霖接触到的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很多工会，管自己叫“MCN公司”。直播的基地，也叫“网红孵化基地”，很容易让素人产生变成网红明星的遐想。王怡霖看见，有些线下直播室会在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王怡霖

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但真正点进这些直播间，大部分时候，主播都在说，“求求大哥给我点个赞”、“不要走”。花一毛钱，就能获得“0.1元撩主播”的资格。直播间来了一位高等级的大哥，主播们会立马起身欢迎。有时候，突然有人刷了一个价值几千块的礼物，主播会哭得稀里哗啦，不断地说“感谢大哥”，“感谢老铁，我给你鞠躬”。

“给人感觉，就像乞讨一样”。王怡霖说。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

2019年3月，王怡霖给20名女主播发去了访谈邀请，但最终只有6位回复了她，都拒绝了更进一步的对话。直到后来，一位即将离职女主播答应了采访。她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她和“大哥”之间的关系。

“大哥”支持她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她变得越来越孤独，害怕开播，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严重失眠。刚开始，王怡霖很不理解，直播间的人来来去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她没有透露和大哥之间的故事，只是告诉王怡霖，“如果你自己做主播，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些感受”。

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以下是王怡霖的自述：

底层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磨平最好不超过60%，让直播画面呈现出一种不失真的美。鼻子直接拉高，头肩比一定要调，瘦脸可以打开40%-80%，这样既上镜，又不会显得有攻击性。“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我在连麦的时候，认识了来自东北的小雨，她24岁，住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市里。小雨认为自己长得普通，但有了美颜滤镜，“和网红没什么区别。”因为当地常住人口很少，她很难遇到有足够消费力的大哥。哪怕通宵直播，获得的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

“我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口红、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笔、眼线笔、腮红…… 这什么不是钱？还有化妆水、 卸妆水、 面霜……以后就开美颜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一位女主播的化妆品 ©视觉中国

对于另一位底层主播小婷来说，美颜过滤掉的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28岁的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她拉高瘦身的系数，遮住自己尚未恢复的身材。

花不到50块钱，就能在网上买一件质感很差，但足够上镜的衣服。她对此很满意，“开了美颜，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

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６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一位正在直播的女主播 ©视觉中国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我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在公会的线下直播间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描述着这些女性的共同愿景：“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可供售卖的痛苦

一开始，我的定位是“才艺主播”。我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我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 “敢连”（连麦）。

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我被告知，这是把普通观众转化成为忠实粉丝最好的方法。一个玩家也让我“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PK游戏，可以在关注列表里选一个主播，也可以由算法匹配到其他人。接受挑战的两个主播，会被切入同一个直播画面，进行三轮，总计时长三分钟的PK。谁获得的礼物多，谁就是赢家，输家则必须接受惩罚。

PK什么，如何惩罚，主播们都会提前问各自大哥的意见，看看他们想看什么。单纯的才艺比拼不够吸引人。为了刺激男粉丝送礼，有些女主播会加入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表演，比如扭腰，亲吻屏幕，晃动胸部，或是用身体摩擦椅子。

惩罚也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正在直播中的网络主播 ©视觉中国

有一次，我跟一位大主播PK，她说，如果我玩得起，才会考虑和我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我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我也只能接受。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一名女主播曾跟我抱怨，她碰到一个有恋足癖的大哥。“大哥”是指支撑起主播大部分收入的忠实粉丝。输掉比赛时，大哥想出一个惩罚方式，要求她用脚抓起一个小球。这种奇怪的癖好让她觉得很恶心，但她找不到第二个男人，比这个大哥更能花钱。做完惩罚，大哥就会给她刷一个礼物。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是会让人觉得很难过。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奏效。后来，我也是在PK游戏时遇到了我的“大哥”。那天，我输掉了一场PK比赛，被惩罚打屁股。大哥说，当他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觉得非常内疚。在那之后，他下定决心，要给我刷礼物，帮我赢下其他PK。

平台流行着一句话，叫“主播的嘴，骗人的鬼。主播的脆弱，是鳄鱼的眼泪”。

英雄救美的爱情游戏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

那位曾下定决心，让我不再输掉PK的大哥，花了好几万，参加平台的抽奖游戏，抽中了价值4880元的一等奖“私奔到月球”。他告诉我：“其他主播有的东西，我也希望你能拥有，成为第一个送你这份礼物的人。”

直播画面 ©王怡霖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用说，看着一个个特效在面前绽放，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公会里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哪个女主播能抵挡大哥的浪漫，也没有哪个大哥能抵挡幸运抽奖的浪漫假象”。即使到最后，我只收到了这些大礼的20%，其他收入都进了平台和公会的口袋。

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

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我的一位大哥曾在采访中说，每次看到女主播哭，他都会感到尴尬、内疚。“我会给她送礼物，直播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大哥，我不想在别人面前丢脸，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没钱在平台上玩”。但他也讨厌主播的眼泪，“她们在逼我”。

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

就像妻子发现丈夫的外遇证据一样，她们会和大哥闹翻，或者要求大哥送更贵的礼物作为补偿。来自上海的25岁大主播佳佳，故意一周不直播，拉黑大哥的账号，让他知道自己吃醋、生气，回来哄她。更极端的时候，她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男粉丝给主播送花 ©视觉中国

很多主播会不知不觉陷入情感的纠葛中。瑶瑶是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位主播。她21岁，长得很可爱，以前是专门教小孩跳舞的舞蹈老师。瑶瑶开播没多久，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大哥，就给她送了两万元的虚拟礼物。为了让瑶瑶登上平台的城市热搜小时榜，大哥还会设闹钟，在小时榜更新之前给她送礼物、做数据。

平时在直播间跳舞，有人会对瑶瑶说一些冒犯的话，大哥就申请成为管理员，把那些人都踢走，当瑶瑶的守护者。在大哥的支持下，瑶瑶月收入很快达到三万。

第三个月，这个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的女孩沦陷了。大哥到她的城市出差，两个人约在线下见了面。不知道大哥已经有家庭的瑶瑶，成了被动的第三者。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很快发现，失去了直播平台那些模仿贵族等级的身份再造，大哥只不过是个普通生意人。虽然有老婆孩子，但长期出差，让他非常孤独，在酒店、宾馆休息的时间，只能靠看直播来打发。

大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她。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

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直播间里，大哥送给瑶瑶一个200块钱的礼物。但她不会知道，大哥背后是不是花了2万才抽奖抽到的，这个礼物的价值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在现实里，瑶瑶收到一根口红，这个礼物明摆着就是两三百块钱。没有观众，快感大打折扣，送礼的人觉得没劲儿，收礼的人也没劲儿。

最后，两个人分开的主要原因，是大哥不愿意放弃他的家庭。瑶瑶一直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好看，为了挽回大哥，她尝试过整容。还曾在大哥生意做得不顺利的时候借钱给他。有一次，瑶瑶问我，是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就能留下大哥。趁着大哥睡着，她用他的手机，给大哥的妻子发短信，宣告主权。但这除了惹怒大哥，没有其他作用。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公会向来不支持主播和大哥私下见面。他们最清楚，秀场直播玩的就是人性游戏。有人贪婪、有人寂寞、有人好色、有人爱面子，主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去变现。公会的人常告诫主播，“一旦见了面，你们的关系就完了”。

大哥是谁？

在现实中见到大哥，我才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出于调研需要，我与十多位长期在平台进行直播打赏的大哥们线下见了面。有的是我直播间的粉丝，有的是直播姐妹介绍来的。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消费金额惊人的大哥，但都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

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我离开之前，大哥扯下几个袋子，一个个装满，让我拎回家吃：“你一定要拿着，我也没什么给你的”。

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后来，有很多主播都知道这位大哥不容易，也会劝他别花钱，在直播间里陪着就行了。但当厂里发工资的时候，大哥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上花出去几百上千块钱，给几位喜欢的主播一人刷两辆跑车。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单亲爸爸来说，每天面对的不是打工挣钱，就是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孤独。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实在没钱时，他也会待在直播间里，陪她们聊天，维持秩序。

一位女主播房间里的毛绒玩偶 ©视觉中国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有大哥跟我吐槽过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养孩子压力大，老婆强势，丈母娘又嫌弃他挣不到什么钱。另一位大哥刚成立公司，为了拿下一个成都的项目，天天跟一位很难说话的中间人周旋，“我感觉我自己活得像狗”。

需要满足别人、讨好别人的大哥，在直播间里，从“乙方”变成了“甲方”，获得他们渴望的关注和尊重。平台会根据玩家的消费水平制定身份等级，只要花的钱多，就能脱离平民身份，进入贵族体系，成为骑士、伯爵、帝王。

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大哥们其实很脆弱，“玻璃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他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突然来了个高级别的玩家，主播开始转移注意力，跟新来的人寒暄，有的大哥就会吃醋，“你看，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

下播之后，我发现一个大哥把我拉黑了。他觉得自己没送礼物，受了冷落。主播得时时刻刻哄着他们，“哥哥明天再来”，“不要走，爱你哦”。

回想起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的日子，大哥们到头来都会后悔。我的一位大哥在平台上消费过几十万，因此欠下巨债。在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一篇控诉直播平台的小作文，将他所有的失败都归因于被诱导进行直播打赏，特别是直播抽奖。

他在作文中写，原本自己是个“阳光健康”的男性，开了两家公司。出差的时候，朋友跟他推荐了直播平台，说是可以看球赛，还有女主播唱歌。他觉得好奇，就下载了软件，点进去一看，别人都在刷礼物。主播教会他充值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没钱花的时候，为了维护在平台上的成功男士的形象，大哥还会借钱消费。软件里嵌入了微型贷款的业务，很容易就能借到钱。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他也欠了债，只能到处打工。每次见面，我都会请他吃饭。平时，他总舍不得在吃饭上花钱，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一碗重庆小面。冬天就两套衣服来回换，一凑近就能闻到羽绒服已经穿得带味儿了。

最开始，他还是戒不掉直播。于是跟妻子撒谎，让她给钱应酬，再拿这些钱刷礼物。直到最后跟他关系好的主播也相继停播，最后才把账号卖了。

大哥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公司运营上，如果几十万还在，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绝望劳动

田野调查结束后，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问我，是不是把这一行写得太灰暗了？在我成为女主播前，我也对那位因抑郁、痛苦而离职的同行有过类似的疑问：至于吗？

王怡霖的博士论文 ©王怡霖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和很多主播一样，我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不间断地唱歌、聊天，从那时起，我患上了慢性咽炎，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下播不意味着工作结束，我从靠背椅挪到床上，继续打开软件，和玩家维系感情：“大哥起床了没？吃饭了吗？今天有什么安排？我下午三点开播，你要不要来？”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做主播快半年的时间，怎么没见你搞学术，发论文？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和主播佳佳生活过一周，她是我们当中播得最好，最挣钱的明星主播。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

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我关注的一个主播，长期在社交软件上发到医院打点滴的照片。

大哥在主播身上花的钱多了，也会索求回报。有一位支持我的榜二大哥，一连好几天都不来我的直播间。他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直播的数据多么惨淡。后来，我忍不住问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回复我：“你那么聪明，肯定知道的，哥哥就看你的表现。”他希望能来我的城市见面，或者让我飞到他的城市陪他。

前期，我在公会线下演播室直播时，有人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发来私信：“等会儿接你下班。”平时，主播为了吸引来自附近的流量，会开启定位。玩家就能看见，双方的距离显示1000米、500米，还是100米。

公会的线下直播间 ©王怡霖

有的玩家能在直播间看到主播背后的窗口，根据广告牌或者街景推断主播的位置。在我直播时，看到过一条弹幕：“我知道你在XX写字楼的第几层，那里面全是主播。”那一刻，我很害怕，我根本看不见任何人，但他们却知道我的具体信息。

如果玩家痴迷于平台的抽奖游戏，欠了钱还不上，最后都会算到主播头上。一些人会找到主播讨债，他们会觉得，“我是为了给你抽盲盒，刷礼物，才在上面花了钱”。实际上，主播只能从这里礼物中得到20%～30%，最高也不超过50%。我认识的一位主播，为了躲避大哥上门讨债，注销了账号，搬了家，一连换了六个直播平台，最后只能躲到一个国外的非法平台。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为了能和访谈对象见面，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线下生活，我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

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一位女主播转行到直播带货行业，加入选品团队。她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秀场主播还累。每天要把直播过的几千个商品输入系统，写评价，想文案，记录每种商品的优惠机制。厂家寄来的样品，都要自己先尝试，各类防脱发的洗发水，一瓶瓶往头上抹。入职后，工资从原本许诺的一万变成了五千，比她当主播时还低。一切合作都是不规范的，连份合同也没有。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我认识的一位主播，因为播得不好，被介绍到一个赌博的灰色平台。只有通过特定的链接，摁掉提示有病毒的弹窗，才能下载那个软件。她的工作是负责直播足球比赛，玩家买球、充值，都会专人对接。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说她从事非法活动，必须配合清查资金。她一着急，到处借钱，给对方转去了十来万。等到发现是电信诈骗，也不敢报警，不敢求助，“人家会说你自己也不干净”。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就像一位在家带孩子的主播给我展示的那样，她的大哥一月内在直播间里花了9万。她能从其中获得30%，相当于一笔巨款。

在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困难，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如今她年过三十，没有什么过硬的技能，为了照顾孩子不能离家太远，生活处处受限。

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By 谷雨实验室

我决定坐火车去往南方的奇姆肯特，在那里等我的乌兹别克斯坦签证，以防在阿拉木图夜夜笙歌。传说阿拉木图是苹果的发源地，站台上排满了卖苹果的小摊，堆成一个个金字塔状的苹果，大致分两种——一种个头偏大、红得发紫，也许是引进品种，另一种形状小巧、粉绿相衬，看上去比较涩，但入口绵软，带着山里的味道，和我小时候在哈萨克村庄里吃到的几乎一样。又是熟悉的夜车，带着熏肉肠、苹果和馕，踏上一趟崭新的“高铁”，开往正式的中亚。火车一直贴着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线缓慢地爬行，速度时而八九十，时而二三十，但不超过一百。车厢晃动得像哈萨克的摇篮一样，十分助眠，梦里仿佛回到了李白阔别已久的故乡。

这辆由哈萨克斯坦国铁全新进口的豪华列车，分硬席、普通卧铺、豪华卧铺三等席位，普通卧铺相当于中国的一等动卧，为四人包厢的上下铺，比硬席贵了一倍多，豪华卧铺相当于高级动卧，为两人包厢的上下铺，靠墙放着一张梳妆台。当晚的乘客不是很多，车厢很空旷，我独自占有了整个包厢。餐车上只卖一种牌子的啤酒，它大概垄断了从南到北所有的火车线路。到了奇姆肯特，才像是来到真正的中亚，人们的肤色、性格、语言已带有明显的突厥特征，这里的宗教气氛比阿拉木图要浓，到处都能见到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服饰，物价也比阿拉木图低一半。本想去瞄一眼讹答剌——帖木儿病死之地，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车去那，或许只有中国游客才会去；西方旅行者则热衷于前苏联，去印证他们所读过或铭记的事实，我们似乎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起历史，我对现状更感兴趣，因为世界瞬息万变，不久后，这里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我到了当地的汽车站，从这里去图尔克斯坦的小巴倒是很多，拼完一车人就走。司机请我喝了奶茶，我被迫夹在两个体形肥硕的人中间，伴着中东风格的音乐，一摇一晃地上路了。路边的风景已变作中亚的黄色，不时有单峰驼横过，耀眼的光线射进来，许多灰尘悬浮在半空中，仿佛又回到了中东。如果阿拉木图的路感已经让你肾上腺素飙升，那么到了南哈萨克，会发现这里的人把车开出了赛马的体验，两车道的路面，随时可能有三辆车在同时超车，他们在马背上争相叼羊的传统，如今也被延续到了公路上——尽可能的超速，利用挤、逼、插、挡等各种手段来战胜对手——驰骋在金色的丘陵上，扬起一团团尾尘。南哈萨克的正午奇热无比，这里的服饰风格像南疆，光线也像，也许是因为没走出多远。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什么民族，有哪些喜乐哀怨，倒是他们反问我是不是哈萨克族。知道图尔克斯坦的游客并不多，这里主要是穆斯林朝圣的地方——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哈萨克斯坦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陵墓建造于帖木儿时期，它是“建筑规划师”帖木儿的处女作，但项目尚未完工，帖木儿就去世了（1405年），沦落为一项“烂尾工程”，脚手架被刻意地保留了下来，这是最吸引我的部分，因为它与众不同。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开创了帖木儿式建筑风格，影响了撒马尔罕以及印度的泰姬陵。

夜晚的撒马尔罕比比·哈内姆清真寺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朝这座圣墓行跪拜礼，他们以此来和这位苏菲派的圣者和诗人获得某种连接。大厅用六角砖铺就——这种地砖在喀什古城也有，透过祷告室的窗户可以瞻仰亚萨维的墓室，石棺表面被绿色釉面的瓷砖覆盖着，其他的小房间也陈列着千百年来不同圣者的石墓碑，每一块的墓碑、墙砖都被来来往往的朝圣者摸得锃亮，乌黑如墨，碑上的纹饰会让我想到汉墓，苏菲派的墓冢崇拜也确实受到过某种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

图尔克斯坦的年轻人像这里的天气一样热情，他们好似那种参加做好事活动的小学生，非得要做点什么才行。我被当作一个毫无生存能力的外国人，需要时刻的保护和照顾，他们渴望我的号令，观察和揣测我的举动，甚至连上厕所时都有人守着，直到我又坐上奇姆肯特的小巴。傍晚回到奇姆肯特，等到太阳落山，签证还是没有下来，跟我差不多时间申请的人早都到乌兹别克斯坦了。第二天中午，我才忍不住拨通了使馆热线，问为何比正常情况迟了两天，对方先是表示“会向办公室反映”，我又催促了几句，对方直接说“今天你肯定会到乌兹别克斯坦”。结果不到半小时，我就收到了邮件。奇姆肯特的市中心也比阿拉木图要狂野得多，街上外挂着音箱、来回跑来跑去的汽车和摩托车更多了，到了夜晚，年轻人没地方可去，全都围聚在阿尔巴特步行街上，不是在溜冰场一圈圈地模拟花样滑冰，就是在游乐场里玩拳击机，每个人似乎都憋着一股劲。奇姆肯特曾是南哈萨克斯坦州的州府，2018年升级为第三直辖市后，州府迁至图尔克斯坦。当地人以哈萨克族为主，也有少数的乌兹别克族与俄罗斯族，还能看到一些常住的印度人。无论是餐厅还是酒店，服务人员的态度都出奇的差，不仅缺乏耐心，有时还会故意找一堆硬币给你，对本国人和外国人都一视同仁。

奇姆肯特以皮尔森啤酒出名，但并非所有商店都售酒，我在旅馆附近兜了一圈，才找到一家专业的啤酒屋，卖散装的皮尔森，一公升只需十块钱（已换算为等值的人民币）。女招待穿得很火辣，人也比较热情，但酒远不如期望的那么好喝。世界上许多好酒的诞生都与宗教有关，我以为奇姆肯特也不例外，看来这并非绝对。但我终于开始有旅行的幻觉了，否则，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变得越来越平静。走得越远，世界就会坍缩得越小，小得和牧羊人的帐篷一样。祛魅时代之后，会不会是一个返魅时代的来临？

开往真实的中亚

奇姆肯特汽车站的出站口正对着中央清真寺——外形被有意设计成了哈萨克毡房，每辆客车出站时，前排的人都要对之祷告一番，以求旅途平安。我和他们一同举起了双手，然后迅速地系紧安全带，车往塔什干的方向出发了。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

越往塔什干走，天气越炎热，人也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哈乌两国的芝贝克·霍利口岸是我见过最草率的陆路口岸之一，围绕着哈萨克斯坦漫长的边境线，有将近百座的水陆口岸，大部分是近三十年才设立的，为了区隔过去的各加盟共和国。芝贝克·霍利更像是一个小型的货物巴扎，一条狭窄的人行通道两侧是电话卡、玩具、零食和换汇的摊铺，人们簇拥着，在一团混乱与吵嚷中完成了通关，没有人会真的排队，一有机会就得见缝插针，后面的人不断地拉着货物往前推搡，两伙人因为插队问题差点动起手来，但又立刻偃旗息鼓了。出关后，我轻松地摆脱了上前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但这也许是第一个错误的开始。我换了一些零钱，跳上169路公交，开始听到一些熟悉的词汇——我在大学时曾学过一阵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和它非常相近。随后，我一个人背着包在偌大的塔什干晃荡，这几个小时我完全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想法子尽快赶到撒马尔罕。塔什干的交通系统杂乱无序，连当地人也对之手足无措，路人倒是很热心，但这种热心有时却是一种麻烦，所有人都在给我指路，但没有一个指的方向是对的。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当我准备换乘第三趟公交的时候，一个初中生把我叫下了车，结果竟是让我去找他在医院工作的姐姐帮忙，因为她会讲简单的英文，我放弃了对公共交通的执念，直接让他帮我叫了一辆黑出租。车开得飞快，路上有几次紧急刹车，我整个人从座位上飞了起来，然后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路逐渐偏僻，车转入一段高速，我脑中浮现了若干段差点被洗劫的骇人回忆，正当我神经绷紧的时候，塔什干客运中心到了。才到塔什干不到半日，我就开始想念阿拉木图了，至少那里是一个“正常化”的城市，对旅行者来说也意味着些许无聊。这里的一切都与阿拉木图相似，却又充斥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让我重新回到颠沛流离的旅行状态。

塔什干客运中心是2019年才重新运营的，新进的豪华大巴都产自中国宇通，而没有采用乌德合资的曼恩客车，这让本地市民有些费解。售票窗口的女士递给我一张涂改过的车票，她将上面的时间“16:00”用圆珠笔划掉，改成了“18:00”，这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上车后，我的座位号和另一位乘客重了，他向检票员投诉，然后向我转述道——“你的车已经开走了。”经历了一天的折磨，我已然精疲力竭，检票员一面示意我下车，一面用对讲机在跟站务员咆哮。车上其余乘客也在不停地挪位，这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很快每个人都被看似合理地分配到了座位，我回到了最初的位置，刚才投诉的男人坐回我旁边，他看上去有些恼怒：“别理他，他们就是想捉弄我们。”车终于出发了，这是一趟开往布哈拉的过路车，只有我在撒马尔罕下。车开出一个小时后，司机突然不停地按喇叭，随着猛踩刹车，全车人又是虚惊一场。司机干脆彻底熄火，在黑暗中和前车对吵，乘客们却表现得异常镇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不出三分钟，就能重新上路。在这个国度里，每个人都想吵架，我也想跟每个人吵架，我怀疑是因为天气的缘故。邻座是个家在布哈拉的货车司机，叫做贾姆希德，四十出头，长得有些“印度”。布哈拉与土库曼斯坦毗邻，离伊朗的马什哈德仅有五百多公里，公元10世纪，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人游牧至中亚的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形成了古塔吉克人。

“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人们说的是一种塔吉克波斯语。”贾姆希德英语说得不错，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都是中亚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与古代波斯、印度、中国的商旅往来频繁，当地人都是语言学家。我们试着用英语、突厥语和波斯语来做简单的对话，偶尔我还得转过头去用韩语回应一对骨瘦如柴的母女——她们看上去过于贫苦，有种因营养不良而瘆人的样貌，女孩的年纪很轻，但牙已经十分稀松了，无法分辨是什么民族，像我在东欧遇到过的一些吉卜赛人。女孩正在学习韩语，能说非常基础的日常对话，说得很小心，咬字也不清楚，她应该很少碰到其他的东亚人，所以认为我理所当然地会讲韩语，不愿放弃这个交流的机会，她的母亲则会用韩语从一数到十。我不知道她俩和中亚高丽人有无关联，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生活着不少中亚高丽人，几乎每个小卖部都卖辣白菜，乌兹别克斯坦也是韩国重要的劳动力输入国，街上有很多的韩料店、语学堂，甚至有跆拳道培训班。

贾姆希德说他也喜欢旅行，他打开他的Instagram，上面有许多中东国家的旅游照，其中还有在英国看的英超联赛。汽车是贾姆希德的第二大爱好，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的汽车工业龙头，所以人人都会跟我聊车。贾姆希德知道中国的比亚迪、长安和吉利汽车，由于比亚迪在当地卖得很贵，所以他买了乌美合资的雪佛兰轿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民汽车，也出口其他的独联体国家。“你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我的车坏了。”贾姆希德说的是他的货车，四个月前，他贷款买了一辆乌德合资的曼恩卡车，他信赖德国制造的品质，但没想到刚买不久就坏了。“车的保修呢？”“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存在你说的‘保修’。”贾姆希德说曼恩的维修零件全是进口，所以他得回老家筹钱。“你可以考虑买中国的货车，在塔什干我看到过不少。”“对啊，早知道我就买中国车了，修起来便宜太多。”贾姆希德说道，然后说他下一辆车想买韩国的起亚。贾姆希德好奇我一年会旅行多久，我说我只能算出休息的时间，他沉默了一阵，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明白，就像我也不能一直开车，否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几个小时后，我被扔在了撒马尔罕郊外的休憩站，这里连一个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也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游客。

我用Yandex Go打车到了一个位置稍偏的旅舍，环境感觉不太好，门头租给了一家图文广告店，一个正在切割铝合金管的小伙帮我开了门，示意我去隔壁找房东。“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房东用谷歌翻译说道，他体态肥硕，肚子又肥又大，五六十岁的样子，动作已有些迟缓，人也颇顽固。我期盼到撒马尔罕后立刻喝一杯，以缓解一天的疲累，主要是我不想待在房间里，这里布置得像一间民俗陈列室，令人无比压抑。“你现在打算出去做什么？已经十一点了，外面的商店全关了。”他像个慈父般摇了摇头，打算劝阻我，但我也是个固执的少年，我更需要自由。“你要出去多长时间？”“一小时就回来。”“我会在这里等你。”谷歌翻译的AI女声冷冰冰地说道，仿佛来自一部反乌托邦电影。撒马尔罕是个开放的旅游城市，旅舍竟然会有宵禁，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街上依旧灯火通明，快餐店、超市、网吧、PS游戏厅显然都还开着，我对找到酒吧重燃起希望。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是一个穆斯林占九成的国家，但其宪法第61条规定，宗教组织与协会应与国家相分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世俗国家。我没走多远，就在一家酒店门口看到“巴扎休闲酒吧”的招牌，入口是一个地下通道，我回忆起《酒鬼与圣徒》的作者在巴基斯坦找酒的经验，不少酒吧都开在类似的地下场所，仿佛喝酒是一项秘密行动。巴扎休闲酒吧的大厅坐着清一色的男性，全都是大胡子，一面墙上挂着西海岸嘻哈歌手的照片，另一面挂的是玛丽莲梦露的肖像，里面还有一个包厢和一间台球室，没有任何人喝酒，全都在喝果汁、抽水烟。我小心翼翼地问吧台的小伙子有没有啤酒，他神秘兮兮地从冰柜里掏出一瓶听装的“波罗的海7号”，说这是好东西，感觉像是在进行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我坐在烟雾氤氲的年轻人中间，把这一罐“波罗的海”嘬完，想象着眼前即便黯淡的金碧辉煌，也比外面那些色彩斑驳的残垣断壁，更能代表过去撒马尔罕的模样。

撒马尔罕的怀旧之旅

法国考古学家葛乐耐（Frantz Grenet）在《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里写道：“撒马尔罕城始建于公元前650年左右，土著居民为粟特人，讲东伊朗语，早就在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土地上生息。此后的两千年里，粟特人便成为丝路上聪明的商旅——是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是织工巧匠、马夫狮奴，或者解九番语的外交家。”相信也有不少酒鬼。我在撒马尔罕的市郊住了一个晚上——这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没有所谓的古迹和民俗，只有平凡无奇的生活。我甚至没找到令网红博主赞叹不已的美食，街上是千篇一律的快餐店，与只在周末夜晚酒绿灯红的高档餐厅，让我怀疑是不是他们对某种理想的恪守，耽误了对美食的探求。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我依然在大街上兜圈子，发觉当地人乐于助人的品性并不全是因为热情，他们可能只是不太擅长拒绝，即使自己办不到，也会随便带你去一个什么地方，或者宁愿指向一个错误的地址。有次我向一对坐在路边的情侣问路，女孩正要站起来试图帮忙，男孩却突然制止了她，并面露不悦。我开始认真地思考撒马尔罕所营造的，莫不是又一个旅行假象，从马拉喀什到伊斯法罕，提供着旅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患难与共的体验，却掩盖不了此处韶光已逝的事实。直到我走进一家不起眼的餐厅，品尝到一盘抓饭，饭有些夹生，配菜也十分糟糕，但羊肉足够鲜美，已然让我原谅了它的不真实。半夜气温骤降，旅舍的被子很薄，我被冻了一夜，有些着凉了。这里像是一间寄宿舍，大门终日紧锁，我唯一的室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虔诚穆斯林，他有一个硕大的拉杆箱，仿佛有整个房间那么大，另一个房间住着一群早出晚归的学生。纵然我能容忍十一点的宵禁，以及老板捉摸不透的个性，却无法接受旅舍远离一切景区，唯有此刻，我非常想念跟游客待在一起。我终于提出了退房，老板看上去不太乐意，开始跟我谈起条件来——“如果你留下，我给你两天的住宿登记条，如果你现在要走，我将不能为你做登记。”按照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规定，外国游客在该国逗留的每晚均需获得入住登记条，在2018年之前，如果被发现缺少登记单，轻则罚钱，重则可能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老板借端我到达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他来不及去办公室开住宿条，如果我只住一晚，他认为没必要帮我登记，我完全可以跟海关解释昨晚我没有住店。听他说完后，我一刻也不想再跟他周旋了。“如果你不给我登记，我在海关会有大麻烦。”我没想吓唬他，这完全可能是事实，他才很不情愿地跑了趟办公室，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张白纸条回来。后来我听另一个中国小伙抱怨起相似的经历，临退房的时候，客房经理说他没有归还房卡，要扣他5美元，他为了这平白无故的5美元恼羞成怒，扬言要告到警察局，对方才终于罢休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我打车到雷吉斯坦广场对面的一间旅舍，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不会说波斯语的伊朗裔，路过古尔·埃米尔陵——帖木儿陵墓的时候，他自豪地说他就叫帖木儿。旅舍自称是一座花园民宿，但其实只是一间老房子的地下室，里面暗无天日，像阿富汗人的洞穴屋。这是一段旅游业的洪荒时期，一些当地人可能尚未理解民宿的概念，就先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迫不及待地想要搭上这一趟列车。我继续朝另一家旅舍走，经过一所白房子，门口站着几个中国背包客，一个当地男人跟我打了招呼——“你要去哪？”“我在找新地旅舍。”“你要找的旅舍就在巷子里。”“你这里也是旅舍吗？”“是的，你可以进来看看，不住无妨，你可以再去新地旅舍。”白房子的客厅连着院子，院子不大，但花卉满堂，围绕着院子有三间客房，一间主房。旅舍里里外外全是中国人，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地从别的旅舍搬了过来。男主人深谙营销，旅舍刚开张不久，他便要求与每一位新住客合影，随后放在预订平台上，以示温馨。等到若干年后，如果这间旅舍侥幸地存活了下来，当人们来到撒马尔罕，只要打开缤客网，就能看到你的照片，你被永远地封存进一座城市的记忆中。

一整天都在下雨，撒马尔罕突然变得很冷，冷得旅馆里都没人出门了，像马上就要围着火炉取暖的感觉。我在傍晚前出门，走到雷吉斯坦广场边喝了一杯咖啡，还是觉得很冷，又去旁边的画展开幕式逛了逛，参观了当地的艺术作品，才让我稍微能够平静了下来。广场四周的花圃上都是一种会跳来跳去的鸟，跟着它们就能走到比比·哈内姆清真寺，这座庞然大物的赫然出现让我惊叹不已，我从未见过如此宏伟的拱门式建筑。日落时分，天空突然放晴，将我旅途的所有愤愤全治愈了——人们都跑出来了，巴扎上的瓜果摊、馕摊、烤包子摊、榨石榴汁摊、玉米摊又活了过来，凝滞成一幅流动的生活长卷：干果市场上的杏干交易员专注在他们的活计；尚未成年的小巴售票员扒在车门上，欢迎拎满大包小包归家的乘客；停车场戴着黑色朵帕帽的收费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辆企图逃离的车辆……我无比怀念若干年前的库车，虽然它更像是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地方，若干记忆方盒的重叠构出旅途中的下一站，以及关于此时彼刻的在场证明。撒马尔罕的气候干旱，但由于受到泽拉夫尚河谷的滋养，雨水尚可，古城内的每条小巷都设计有排水渠——位于道路正中央，连接一处干枯的蓄水池；巷道两侧是铁皮、木架、红砖、灰墙组成的民居，家家都有大榆树和葡萄藤，枝叶疏朗；过街楼、俄式屋顶、波斯庭院、雕刻精美的廊柱、发黑的木栏栅、抱着孩子躲入某一扇门中的妇女，让我想到喀什的某个角落；一根根苏联铁轨的废件插入水泥地面，像是一座座帝国的墓碑。孔雀蓝的撒马尔罕是一座满是坟墓的城市，沙赫静达陵墓群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这里原是穆罕默德堂弟库萨姆之墓，后来帖木儿大帝的妻子和侄女也葬于此，形成十三座陵墓和一座清真寺的圣地。数百年后，陵墓四周的荒坡上又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墓园，位置甚至更佳，而且也设计了排水渠。贴满青色瓷片的陵墓内部空空荡荡，适合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不想打开相机，甚至不想跟任何人交流，巨大的孤独感袭来。入夜时分，雷吉斯坦广场的灯光秀像一场大型电音现场，待它落下帷幕之后，我独自走到广场对面的商店，买了一瓶1.5公升的Pulsar啤酒，产自撒马尔罕，将它偷偷地塞进布包里，不敢明目张胆地露在外面。回到旅舍，男主人竟然坐在客厅享用伏特加，他招呼我过去坐下，称自己嗜酒如命，因为酒驾被吊销过四次驾照。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这里人人饮酒。”男主人夸张地说，试图消除我的顾虑。他叫阿齐兹汗，今年三十九岁，自称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古莱氏族后裔，与穆罕默德一脉相承，拥有高贵的皇室血统。古莱氏族是领袖与商人的后代，阿齐兹汗的家族来到撒马尔罕已经三百年了——“苏联夺走了我们大部分的土地……”附近的一大片地原本也属于他们，但现在只剩下这座两百多平方的家宅了——“价值三百多万（已换算为人民币）。”阿齐兹汗趁着酒兴，称个人的家族置业广布全球，主要的亲戚几乎都生活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地区，姐姐原来是俄罗斯的富商，卖掉企业后移民到了加拿大，两个兄弟一个在巴塞罗那，一个在俄罗斯。阿齐兹汗在俄罗斯待过二十年，曾拥有一家经营不错的建筑公司。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到撒马尔罕，他一开始称是因为父亲住在这里，撒马尔罕人必须落叶归根，他非常爱他的父亲，所以搬了回来。后来他才坦白地说他破产了，年初因为逃税被捕，律师假释一个月后，也就是今年的四月，他秘密地经哈萨克斯坦，逃回了乌兹别克斯坦。“律师说我现在没问题了，随时能够回去，可我现在不想回了……我有二十九个国家的签证，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国，我可能会去加拿大，因为姐姐在那里……但我得照顾我们的父亲，让他有尊严地死去，这是我们的传统。”阿齐兹汗的父亲就躺在侧屋，从早到晚地收看电视新闻，不时发出几声闷咳。“我的亲戚都很有钱，只有我最没钱。”阿齐兹汗似乎在为自己的选择提供另一种解释。阿齐兹汗喝完一整瓶伏特加，又倒了一杯我的Pulsar啤酒，换了一个话题。“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客人，中国女孩很漂亮。”他故意瞟了一眼老婆说道，他的老婆是伊朗裔，长得很标致，英文也比阿齐兹汗好，两人在一起合力经营着这家新的旅舍。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撒马尔罕周围的高层建筑都是中国建的，今年我们又向中国购买了电动公交车，包括你看到的这个‘artel’冰箱，也是中乌合作，其实就是中国产品的贴牌……”“我们想靠多生孩子来成为未来的超级大国。”阿齐兹汗半开玩笑地说道，这种玩笑遍及整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乃中亚第一人口大国，而且过去五年的出生率还在急剧上升，这可能归因于跟阿齐兹汗同样的家族观念，同时也造成了中亚最多的贫困人口——约500万人，在这里连儿童也要工作。我在首尔语学院时也有过几位乌兹别克斯坦同学，他们全都是过来打工的，一位同学晚间在邮局里通宵做搬运，此项工作被韩国人称为“3D”——脏、累、险，白日上课几乎都趴在桌上睡觉，他甚至忙得没时间去拿登陆证，就提前成了非法劳工；另一个同学在乌兹别克斯坦是个英语教师，因为工资太低，于是辞掉工作来首尔做苦力。这个国度也到处都是“美国绿卡办公室”，里面装修得比他们的银行还要光鲜亮丽，满墙挂着过去的顾客获得的美国绿卡展示——跟无数张奖状一样。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像乌兹别克斯坦，将移民视作国家经济腾飞的一项发展战略，否则移民中介不会成为这里最朝气蓬勃的行业。或许正如我们来到斯地的缘由，它也只是个中亚中转站。

结尾

早上醒来，隐约感觉自己复阳了。浑浑噩噩地出门买药，碰到个主动帮我翻译的女顾客，她一大早就醉得不成样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样子看上去不年轻了，嘴里镶着几颗金牙。我以为她也是游客，因为她的长相不像本地人，但穿着和举止又似长期在此生活。“我是俄罗斯人，出生在撒马尔罕。”她说道。苏联解体后，这里有一半俄罗斯人迁往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俄语几乎从撒马尔罕消失了，她是留下来的那批人，虽然这里是她的家乡，但很难长待下去，因为她既不会说乌兹别克语，也不会说塔吉克语，她搬去塔什干住了几年，那里说俄语的人稍多一些。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要是回塔什干就好了。”她在附近的夜店工作，这几天属于她的休假，但依旧喝得烂醉如常，已经无法回去上班了——“我跟经理请了假，我的同伴还在躺着，我稍微清醒一点，出来给她买些纯净水。”为了避免麻烦，我选择了最稳妥的跨国列车，返回哈萨克斯坦。火车从塔什干北站始发，从撒马尔罕到塔什干的火车票很难抢，我只能转乘一趟凌晨四点的过路车。之前听说乌铁的硬座很糟，还特地订了空调一等座，进去才发现这是个硬卧车厢，里面的人睡得正酣，铺连着铺，鼾声四起，空气令人窒息。我穿过一张张自己搭设的布帘子，像穿过贫民窟挂满被单的窄巷，却发现自己的铺上摊着一个熟睡的小伙。也许这才是旅游业背后的真相，这个国家要比我想象的贫穷，更令我惊讶的是，从撒马尔罕到塔什干一路，几乎都是成片的绿洲，有数不清的灌溉水渠和蓄水池，玉米地连绵不绝，当地出产的玉米又糯又甜，口感极好。这块土地并不贫瘠。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当年，苏联近四分之三的棉花产自乌兹别克，苏联人利用运河，将咸海的水引入乌兹别克的棉花田，“白金”破坏了乌兹别克的农业平衡，以至于需要依靠补贴来满足国内的粮食供给，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部分粮食依然要从俄罗斯与乌克兰进口。况且，这里的腐败相当严重，连游客也常被讹上一笔。火车入境哈萨克斯坦的过程异常的漫长，军人们上了一拨又一拨，他们看所有人都像是假想犯一样，签证检查官拿着我的护照研究了很久，他叫来了痕迹专家和警犬，先是试图从各种角度、光线状态比对我的五官，且暗中觉察我的微表情，又对我的签名进行严肃的笔迹鉴定，还让警犬往我身上反复扑了好几次。最后，对铺一位年长的乌兹别克农民被直接带走了，说他涉嫌非法越境——“五年禁止入境。”在列车上继续昏睡，到阿拉木图又睡了一天，在塞兰车站买完回程的车票，又到对面的哈萨克快餐店吃了一碗汤面片，想起奶奶生前时常做这种面片给我吃，望着铺雪的天山，不禁一阵鼻酸。从长安开始，至此陆路走了丝绸之路的一大半，天山的尽头却还是天山。

By 澎湃

在国内，中产是最重视教育的人群，美国也不例外。但很多华人家长不知道的是，他们最想让孩子进的常青藤学校却最不欢迎他们。甚至有人总结出最难爬藤的收入群体就是家庭年收入158,200-222,400美元的中产阶级。

 1. 收入对常春藤联盟录取的影响：哈佛大学的“机遇洞察”研究发现，在常春藤联盟及其类似学校，父母年收入在158,200到222,400美元的孩子录取几率最低。

 2. 高收入家庭的不利地位：这些家庭的孩子在申请上处于劣势，即使他们的学术成绩与更富有或更贫穷的家庭的孩子相似。

 3. 曼哈顿私立幼儿园的例子：一些高收入但不是顶尖富豪的家庭在曼哈顿的精英学校面试时被告知他们处于“死区”，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的大额捐赠者，也无法帮助学校提升贫困学生比例。

 4. 常春藤联盟学校的偏好：研究指出，顶尖1%的高收入家庭（61.1万美元）在常春藤联盟学校中过度代表，其中近一半的优势来自legacy status。【Legacy status：大学招生政策考虑到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是否是该校的校友。校友的子女申请时可能会获得优先考虑。这种政策的存在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校友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延续家族与大学的长期联系，包括未来的捐赠可能性。】

 5. 校友Legacy和运动员招募的影响：约四分之一的录取优势来自于运动员招募，这些运动员通常来自高收入家庭。

 6. 非学术类别中的优势：非常富有的孩子在非学术类别（如课外活动和领导力）中获得更高评价，占据了他们优势的31%。

 7. 不同收入层次家庭的策略差异：中上层家庭在选择大学和申请策略上面临复杂的决策，例如是否利用提前决定申请（Early Decision）。

 8. 教育顾问的角色：随着大学录取过程变得更加竞争激烈，家长们越来越依赖教育顾问来指导学生的申请策略。

 9. 地域因素的影响：一些家庭为了提高录取机会，选择在学生高中阶段搬到不同的州，以期从较不竞争激烈的地区申请大学。

 10. 招生政策的多样性：不同的大学对于各收入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招生政策和优先级，这影响着学生和家庭的选择和策略。

虽然一些家庭在财务上位于较高水平，但在申请常春藤联盟和其他顶尖大学时，他们并不享有优势。事实上，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的大额捐赠者，也不符合学校希望从贫困背景中提拔的学生标准。

中产爬藤的感叹：拼爹拼不起，拼娃我不配

每年藤校放榜，怒刷存在感的都是留学顾问。

挺神奇的，每年发榜爹妈哭天抢地，大藤offer一年比一年少，但机构有一个算一个，从来不缺藤校的喜报。

有好事者曾经较真地做加法，朋友圈飞过的offer之和比榜单里公布得还要多…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诚信，而是容易给中国爹妈造成一种错觉：进TOP10的名校其实并不难嘛，只要肯花钱。

于是带着对哈耶普的梦想，不差钱的他们开始搜刮高端资源。一旦拥有就比较一言难尽…

TOP美高的妈妈最近签了个约，然后发现顾问给小孩拉了一个超级无敌的list，其中包含但不仅限于申请几个顶尖夏校，考个10门AP…

人已经被送进了顶尖美高，还要跟国内娃一样卷学术，当妈的只能果断跑路，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单子把事儿都干了，那根本没顾问啥事了。

虽然损失了钱但至少省了时间，这对申请阶段的娃来说，就是最大的助攻。

她说，现在很多顾问的爬藤逻辑，不是发掘个性化，而是把流水线一样地把打造六边形战士。明明请他们是引导兴趣、筛选资源、针对个性高效规划，结果最后拽着孩子往死里卷…

原因很简单，做出六边形战士不用对结果负责。成了是顾问的功劳，输了是小孩运气不够…申请压力成功转移。

申请美国的顶尖大学，基本逻辑是GPA第一，兴趣活动+家长能给的资源第二，再下去是推荐信和文书；

想靠顾问手里的资源杀出重围拿到大藤的OFFER基本不可能。

因为机构运营总要有一套标准化流程，无论多小众也都不乏「大陆货」打底，竞赛资源和背景提升，基本都是你有我有大家有。既然人人有份，就是可以删掉的同类项…

所以想要胜出，说到底还是拼爹。

比如家长想让孩子学医，得先从自己这一代往上盘三代，看看有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基因。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就算觉得钱景不错强行选这个专业，最后绕来绕去也会绕到父母的老本行上，比如学计算机、搞数据分析；

但专业的波折还不算惨，真惨的是专业按家长的思路读完，终于熬到毕业要找工作，发现自己没有资源。连好的实习机会都捞不到，人生前路一片漆黑…

尤其是医科。

读到博士才能临床，大家算算这是多少年？没资源也没有过人的才华，27、8岁只能到处找实习，30岁事业才起步…

精心规划的专业和乱点鸳鸯谱，只有在爹妈眼里好像天上地下，对一个小孩的人生并没有太大差别。

成败是人生际遇，决定因素只有祖上积下多少阴德。

欲读名校，一拼爹、二拼运，三拼本事。

从这三点来说，非读家庭资源匮乏的专业也不是不行，只要你是个天才，纯靠自己的实力可以碾压有资源的竞争者。

这样的人我确实见过，真的凤毛麟角，不是智商爆表就是精神力秒杀众人。更多成功都是比尔盖茨那种版本，辍学做微软成为世界首富。

你以为他是靠自己奋斗，但刷完八卦才知道，他有个大律师爸爸，一个当校董的妈，连姥爷都是著名银行家…

这样的配置未必一定成功，但成功概率肯定是大大超过同水准的草根娃。

而盖茨之所以哈佛勇敢地退学，不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充满自信，而是因为他妈妈给拉了IBM的第一单，拿到首富人生的第一桶金。

成功之后故事掐头去尾，不知道内情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靠自己努力，爬上了科技时代的珠穆朗玛…

真相大多如此。

书画世家的三代凭祖传的艺术造诣进普林斯顿，开发商的老爹用自己的真金白银给儿子砸出一条通往哈佛的路…

你却在没头苍蝇一样地找两三家顾问，每年六位数续约挥金如土，一心想着努力借助外力实现名校梦。

现实残酷，95%以上花掉的钱，换回的都是安慰剂。

不过，也不必因此而绝望。富贵名门有拼爹的资源，普通家庭也一样有资源。还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我有个心明眼亮的朋友吗？娃小学掌握六门语言。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爸爸过于牛逼，都找他打听怎么做到的？他听了直叹气。

说自己家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祖传三代的资源，琴棋书画样样都得从头鸡，这怎么比得过人家那些世家子弟，不是书画大家就是三代行医，最不济也是做琴房生意，小孩学琴的难点，只有选择一张琴凳…

所以他盘了又盘，工作和国际教育有关，认识了不少外国人，给小孩找外教方便，只能选多语种这条路…

小孩之所以会六门语言，不是因为爹猛而是家里资源匮乏啊！

还有一个朋友更神。

他小孩今年读9年级，目标定下了康奈尔。选的专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生物学，当爹的简直能愁死了…

但是，我这个朋友做国际教育、是个懂行的，憋了一宿之后稳定住了心神，开始盘算手里的资源给小孩铺路搭桥——

先找了几家号称藤校offer印刷机的机构，带小孩上门挨家访谈。小孩选了个老外Consular，两年20万。他也没指望顾问能起多大作用，主要是有人定期陪娃复盘。他自己本来能搞定，但第三方更容易沟通；

然后，开始扒拉自己圈子里的资源。

之前他帮不少人做过教育咨询，这一善举让他结识了不少有段位的朋友积累了不少资源，有做生物方面搞科研的，有医疗企业相关的大佬。

自从娃定了专业方向，他就有了拓展人脉的锚点，投入精力深化关系链，朋友圈里经常给大家点赞…

你知道，一个勤奋的爸爸可以把资源拓展到什么程度吗？截止到目前，他已经为9年级的娃找完了大学毕业后的工作。

可歌可泣，简直是吾辈楷模。

因为他的教育思路比较逆天：既然要以终为始看问题，那大学专业最好对口就业，就业只要搞定那反推专业，再推导出高中三年的规划，进康校重点攒的资源，有的放矢更能节约成本。

毕竟自己不是豪门，除了攒资源之外，还得攒出500万的学费生活费。

讲真，以前我觉得这朋友非常普通，但听完他为小孩所做的一切，感觉他浑身散发着神一样的光，让同为家长的我深感惭愧啊！

又有天赋又有钱的去走“体育生”路线

从林书豪谷爱凌，再到国内“体二代”们开练网球、高尔夫，如今，中产家庭敏锐觉察到了精英体育生和美国常青藤名校之间的密切联系。高昂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名利双收，再加上名人效应，国内形成了一股“爬藤”的热潮。

要知道在教育上，中产父母不会示弱。一边想培养孩子的身体素质，一边在为冲击美国名校暗暗发力，“体育爬藤”就是体现这种优越性和竞争性的最佳注脚。

十一岁开练，百万花费赌未来

今年36岁的迪迪，女儿即将11岁，有一年多的网球训练经历。在卷钢琴、书法、舞蹈的热潮外，迪迪想给孩子的未来挑个备选道路。一家人商量后，定了网球。

爬藤的想法来自于美剧，剧情里体育生总是能受到常青藤大学青睐的情节让迪迪浮想联翩：“如果将来有去美国读书的打算，练网球是加分项，何况女孩子练起来也很好看。”

不过，迪迪一家人对“体育爬藤”的认知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消息都是从家长群或是短视频中得来，真真假假来源不明，不时动摇着父母们的想法。

首先，羽毛球、乒乓球等国人熟知的运动项目并不在“爬藤”的选择范围内，必须是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指定的运动项目，大多都非常耗费时间和金钱，如美式足球、击剑、高尔夫、冰球、水球、网球等等。

迪迪做了功课后发现，美国本科网球录取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高，有的学校甚至在1%以下。不过相比较下来，其他项目对女儿来说挑战更大，现在主要在培养兴趣：“郑钦文也是这个年龄就开始练球了，我的孩子能练成她那样吗？不能确定。”

“爬藤”潜藏着失败的风险。如果女儿坚持不下去，这条路对这个家庭来说，可能会非常艰难。

迪迪还担心孩子承受不了网球带来的痛苦：“网球拍对她来说有点沉，挥拍也是有心无力的，现在北京天气变冷，我坐在场边陪她，给她捡球时也冻得发抖。但看着隔壁场都是爷爷奶奶们陪着，又好受了些，毕竟都是一样的卷，看谁卷过谁。”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不菲的开销。一位国外留学顾问在自己的视频栏目分析，在诸多项目里，网球可能是耗资最贵的，至少得1000万起步。水平参差不齐的网球教练是这里的“花销大头”，从100多元1小时的陪练，到号称是健将级运动员的高价教练，迪迪都试过，最高一个小时要花近1000多元。

一年下来，光是上课费用就近10万，还不包括其他运动装备的费用，每一项的支出都是个无底洞。一节节枯燥的训练课上下来，迪迪有些于心不忍，不过女儿后来慢慢喜欢上了网球，还是坚持了下来。

学业正在压垮美国体育生

小葵是迈阿密大学的体育生，但她对“体育生”这个标签有点意见，因为这三个字并不能准确描述她现在的生活。

来美国之前，她放弃了国内一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作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出国留学是她用来走出舒适圈的路径。

在众多的“体育爬藤”大军中，得益于自身背景优势，她一路很顺利，但小葵到了美国后，才真正开始遇到瓶颈。

和众多赴美“反向留学”的中国人不同，小葵的身边很少有中国人，她一下子进入了美国白人精英们构筑的体育生圈子。

小葵是个慢热型的女生，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月里，她很迷茫，脑子整日整夜地想这想那。

因为英文水平有限，小葵一开始很难忘适应美国大学运动圈子里的文化环境。美国本土体育生熟悉的那种单打独斗和个人主义风格，让她不解：“你自己能力不行，在篮球场上就没人给你传球，对方认识你知道你，你才能融入队伍。”

在球场上，教练让她积极主动一些，但她总是害怕投不进球，出现失误。好在美国教练耐心，每天大量练习对话帮她学英文，时间一长，自信心也就慢慢回来了。

在国内，体育生是专业性极强、职业路径非常清晰的一类学生，但在美国，体育生的身份可能是比985、C9更要耀眼的存在：“如果你说自己是NCAA运动员，大家都会觉得很厉害，包括找工作，人家都会格外刮目相看，因为很多人觉得爬藤的体育生，真的是在做两份‘全职工作’，一份是‘学生’一份是‘运动员’。”

不过这份红利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时间以外，没日没夜地赶作业和各种论文。小葵在国内落下的功课，在美国都要重新捡起来：“你是一个student athlete（体育生），如果你GPA低，你就没机会再打球了”，任何荣耀的前提都是学业，这也是作为一名NCAA运动员的保证。

“爬藤”失败后，他们都去哪里了？

“爬藤”不只是资金和时间、精力的较量，也是运气的比拼。作为第一批靠学击剑计划出国上学的小c，在2005年时就进行过备考，当时“体育爬藤”还是极少数人才知晓的出国路径。

母亲在他上小学时，认为击剑可以锻炼心理素质，再加上小c本身精力旺盛，于是报了击剑班。

“回想我小时候学击剑的过程，还是挺苦的，丝毫没觉得这是一项‘贵族’运动。教练觉得底子没打牢之前不要考虑参加比赛，但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参加比赛意味着荣誉，是一种可以向外人展示的‘成果’，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当时除了一起练剑的同伴，我都没什么学校里的朋友。”

最近几年，击剑运动员的花费也在大幅上涨，其中最大的开销在雇佣教练上，如果要指定明星教练，单次收费就在千元以上，更专业的培训费用一年远超十万的情况比比皆是，小c已经无法估算自己投入的金钱：“应该超过了100万。”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参加比赛不仅意味着要独自一人，很多额外的开销也要承担，小c经常因为比赛差旅需要自费，为了省钱直接在卧铺上睡一晚。

但他还是没有成功“爬藤”，最后转向了欧洲的大学。去了欧洲后，作为体育生的过去慢慢派上了用场。

“击剑作为一项运动特长，和欧洲当地的同学融入起来会更顺利一些，更像是一种社交的敲门砖吧。某种意义上，自己爬到了另外一根藤上，击剑更像是我年少时的一个生命印迹。”

结语

俗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华人家长为了孩子的未来辛苦绸缪苍天可见，但藤校的录取规则是那么难以捉摸。拼爹、拼体育、拼推荐、拼“与众不同”，很多履历及其优秀的“六边形战士”都败下阵来，觉得没有藤校加持的人生一片灰暗。其实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地方，再优秀的人才都无法施展才能，只感觉到压力，没感觉到成果。更别说非藤校学生不招的公司少之又少，不用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藤校毕业生”这个标签上。如果进入社会几十年以后，还要把这个标签挂在嘴上，那才是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

By 墅姐聊跨境、谷雨星球、Elleman

前几日，我们报道的一篇关于纽约华人物理博士流浪美国街头16载的新闻，牵动着无数同胞们的心。

现在已经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现在将最新情况整理通报给关心他的所有网友们。

01

天才少年高考状元

纽约流浪了16年的博士真实身份已确认：

1、1987年江苏江阴市高考状元

2、复旦少年班录取，复旦87级校友

3、李政道弟子

4、美国物理学硕士博士

5、华尔街软件工程师工作

6、2007年开始流浪纽约街头

图片截取自@王探长在纽约视频，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生于1969年，现年54岁，高中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他曾经是江阴市的高考状元，15岁就进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

据《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方面已确认该人的确是复旦校友。

图中为学生时期的孙卫东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复旦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当时19岁的孙卫东非常被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看好，于是拿到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计划”(CUSPEA)名额，决定留美继续深造。

在美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的孙卫东获得了物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留校了两年，成为一名研究员。

谷歌学术平台显示，孙某1997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论文导师为Carl M.shakin，其在1992年到1999年之间发表30余篇全英论文。多篇论文发表在核物理SCI期刊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该杂志由美国物理学会（APS）创办，被认为是世界上刊载获得诺奖的物理学论文最多的系列期刊。

有熟知的网友表示：他曾是当年“复旦仰望的天才”！👇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加之纯做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后又改读了计算机专业，随后在华尔街做过两年程序员，当时年薪月13万左右，属于高薪人员。

 

图中为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后来遇到了一位从中国东北来纽约还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但没想到对方在拿到绿卡后就离开了。

孙卫东与前妻结婚8年后离婚了，离婚后不久，他有了回国的打算，带着3万美金回到国内，结果很快3万美金就被偷走了。原本想要衣锦还乡，结果最后却沦落至此。

知情网友提供的孙博士信息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可能是生活上的重大打击，让他患上了幻听、幻想症，无法继续工作，最终在2007年在纽约当起了流浪汉。

这一流浪，就是16年…….

夏天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但纽约冬天的气温实在太寒冷，所以经常会在纽约地铁上或是地铁站过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02

复旦校友们已经联系上家人

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已确认孙卫东为复旦校友，并且正积极想办法为他提供帮助，自发组织成立了“孙同学帮助群”，现有两百余人，内含多名认识他的老同学等。

根据群内部消息，复旦校友计划本周五，今天下午带上衣物去找孙同学，且已与孙同学家人取得了联系。

孙先生的弟弟回应称，自己通过媒体才知道哥哥的遭遇，母亲已经年近80岁且身体不太好，因此家人不敢让老人家知道此事。

纽约当地时间1月5日凌晨2时，有媒体通过视频拍摄者朱先生与孙博士取得联系。

孙博士称，他之前曾靠教堂资助生活，曾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着落得了忧郁症。他近期萌生了想求助同学的想法。

“以前还能坚持过去，现在冬天非常艰苦。”他说。

近日九派新闻采访孙博士，拍下的近照。

图片来源于九派新闻，版权属于原作者。

他告诉媒体，他想回国，但之前没和家人提过回国的事。如果回国，需要和家人取得联系，或许会去他们住所住一段时间。

当被问到能否接受现在的生活时，孙博士说，万事开头难，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可以回到过去的状况。他也想找机会去华尔街工作，“几万美金也可以”。

03

原籍家乡表态：无法介入

孙卫东原籍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江阴市长泾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到孙先生的情况，一名代表称：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我们没法考证。他就算是20世纪80年代去的美国，已经离开了本地几十年，我们也没法知道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即便孙某的家人在长泾镇当地生活，但此事是其家事，他们也未向镇里提出要求。如果该男子系美国国籍，当地也无法介入。”

图中为现在的孙卫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眼中已经不再有光，因被现实所“打败”流浪在美国街头，真是令无数人对此唏嘘不已。

以下是一位在美国多年的网友对于天才少年的分析

早慧少年为何命运多舛

大家可以将这两张照片对照起来看，特别是注意各人的眼神，那是代表智慧的东西。

左侧照片是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每个学生都十分紧张，应该都发过誓要为国争光，中间那位可能发誓最大，因为眼睛鼓鼓的。我经常留意那个年代的家庭照片，包括与父母的合影，都是这种赴汤蹈火般的表情，完全没有外面世界的欢笑。我们谈论的主人公在前排左一，这位名为孙卫东的美国博士，现在流落纽约街头。他与自媒体的那次访谈是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人很实在，有问必答，那是他脑子清醒的时候。他年轻时的聪明相还在，据说他年轻时语速很快。这是我识别聪明学生的标准之一，他们因为思维比语言更快，所以他们往往说话结巴。只是孙博士可惜了，生病不是他的错，需要大家的帮助。普林斯顿帮助了John Nash（约翰·纳什）几十年，我们欣慰复旦的校友们正在设法帮助他。

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肯定不止一位像这位来自复旦的美国博士流落街头。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位，有的永远消失在人群中，有些则是进出美国的监狱。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是有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从中国顶尖名牌大学出来的人才。我抵美国后不久曾经打电话去帮助朋友，他当时在美国的属于科学中心的城市C，电话那端的他告诉我：“我现在是克隆专家，在C城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基因克隆高手”。我本来想帮助他在华大找工作，因为他当时已经失业。结果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因为他的幻想和爱面子拒绝了我的帮助，从此混入到美国非法人群中。

孙卫东从复旦通过CUSPEA读了SUNY布鲁克林分校的物理博士，做纯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他便改行去了华尔街，最后因为压力诱发精神疾病流落纽约街头。孙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自己承认存在幻听，如果他也存在妄想，那是妥妥的精神分裂症，他最需要的是找精神病医生治疗。在美国这种充满竞争和隐私的社会里，特别容易诱发外国人得精神疾病。尤其如果沒有稳定的家庭，痛苦几乎无人述说，这就是美国残酷的地方。所以我对一般的国人，开始都是说“劝你不要来美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我的同济同班同学和国内心理咨询界的大佬曾奇峰，心理同行专家这样评价他：“曾老师最大的贡献是把深奥晦涩的精神分析普及大众化了”。

曾奇峰以前在同济就是一个腼腆而清秀的小伙子，湖北乡里人。现在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变成了一个咨询情感以及青少年与父母亲子关系的高手。他将“You raise me up”翻译成“你太抬举我了”，这家伙是留德的，佛罗伊德的译法。他长期不信我说的精神病拥有生物学基础，他比毕业于北大的哥哥厉害，我总觉得曾奇峰每次都是在讲哲学。美国以圣路易斯华大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精神病的生物学本质，精神病的生物学流派因为华大而闻名。国内环境将精神疾病妖魔化，耶鲁毕业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告诉我，他从来不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指导治疗，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所发现的药物原理。如果大家注意跟随马斯克的访谈，他自己就亲自承认过患有bipolar personal disorder。这些好莱坞名人、富豪、作家和政治家都有Bipolar: Mel Gibson，海明威，Ted Turner，Catherine Zeta-Jones，Frank Sinatra和丘吉尔。马斯克曾经说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躁症与抑郁，这似乎是创造性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往往是歧视精神问题，没有想到世界的很多美好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领域就有这么一位天才，他发现了补体的旁路激活途经，他无法面对同行对他的调侃与质疑，在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自己实验室喝化学试剂自杀了，可以看我的旧文。同济美国教授：“移民人群中的精神健康问题非常严重，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许多人用药加上辅助治疗是完全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状况的，真的令人心痛。关键是联糸社区组织，及时帮助处于急性期及高危期的病人度过难关”。

精神病和天才有时仅一纸之隔 
雅美之途
(2018-06-06 15:15:06)

Louis Pillemer。照片来自Journal of Immunology。最近的一个合作研究非常有趣，涉及领域里的经典故事，曾经在学界广泛流传，精彩程度几乎可以拍成好莱坞的电影。1980年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Irwin Lepow在他的任职演讲中说出过那段往事，他是当事人的学生。我还记得William Ratnoff就此写过科学史的论文，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关于生物医学与社会的论集中发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创造性的科学天才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我朋友更是对我说，大量著名作家也患有bipolar（躁狂与忧郁合并症)。

在我们不知道体内存在淋巴细胞的时代，科学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研究血清的两种免疫成份：抗体和补体，补体以辅助抗体杀伤病原微生物而得名。人类开始知道抗体能够通过与抗原结合成的免疫复合物活化补体，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补体活化的经典途经，通过补体的C1，C2和C4。这个概念被出生在南非的美国科学家Louis Pillemer（匹勒默）颠覆或修改，但是这个过程历时近20年，有人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匹勒默和同事观察到，如果将血清与能够活化补体的真菌膜成份Zymosan混合，在低温（摄氏17度）孵育后离心，那些存留在血清中的C3则不能在摄氏37度的条件下活化。

匹勒默推测有种因子被Zymosan移走了，而把该因子从Zymozan洗脱下来后再加回去则能恢复C3在37度下的活化。匹勒默把这个因子命名为Properdin, 源于古拉丁语Perdere, 为催毁的意思。这样他们发现了一种叫Properdin的蛋白能够在沒有抗体的情况下活化补体，并且是奇迹般和自发性地活化。这种内在的机制可以不断地输送裂解的免疫分子去监视随时入侵的病原菌。匹勒默将此机制称为Properdin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补体活化的旁路途经。

旁路只是相对于经典途经而言，实质上旁路要重要得多。现在认识的旁路途经更加古老，因为经典途经需要抗体所以是进化得较为高级的产物。因为旁路途经可以扩展其他两个补体的通路，有人甚至认为80%左右的补体活化与它相关，我们可以此欣赏匹勒默的贡献有多么大。

匹勒默将他们的发现于1954年发表在《Science》上，那是我们的免疫学知识十分缺乏的时代，根本没有所谓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这一说法，人类也只知道用酒精去分层蛋白质。

他们的论文造成轰动，《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大幅报道，外行的报道把该实验结果描写成人类找到了抵抗病菌的神奇武器。《纽约时报》甚至为此罕先地发表社论，匹勒默顿时成为科学明星，风光无限，踌躇满志。他的学生后来辩称，匹勒默本人没有提供材料为媒体的热度加油，这个辩词很难让我接受。中国向来有捧杀之说，这对于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其实是灾难，尤其当他脆弱的神经根本无法面对科学界惯有的残酷质疑的时候。

匹勒默的经历相当传奇，他虽然出生于南非，但是为美国中西部人，一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长在肯塔基。从现存的照片似乎看不出来，但是他小时候肥胖和天生的结巴，这两项使他备受歧视。他求学的路也十分不顺，从这些他不断入学、退学或被要求离开的学校名单就可以看出：俄亥俄州立大学、西弗吉尼亚的Marshall学院以及宾州的Franklin and Marshall学院。他没有在这上面的任何大学或学院里毕业，他纯粹就是一个屡学屡败的人。

他靠打橄榄球读OSU，第一学期就失败；后去西弗吉尼亚读半途书。又去杜克打球，他在杜克读完了本科，然后入读杜克医学院。他在杜克医学院顺利时，第二年参加医生执照考试的成绩为全美国的第二高分，他无疑拥有聪明基因。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情绪开始严重不稳，加上酗酒，在杜克医学院的第三年遭遇开除。他为了谋生去参加医学考试，这样允许他在肯德基的乡下在没有MD的情况下也能行医，条件是必须是20英里开外没有正规的医生，价格为50美分看诊一次病人。这期间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并不享受那样的生活。

他的姑姑认识Western Reserve大学病理研究所的头，经家人的牵线使他重回学术界，这个后门几乎救了一位科学天才，证明当时美国科学界是相当灵活机动的。匹勒默明摆着拥有精神方面的毛病，精绪不稳定，曾经被杜克医学院除名，百年老校Western Reserve仍然接纳他读博士，并且留下来很快成为生化的正教授，他还在哈佛学到当时先进的蛋白质分离技术。现在的Case Western University是在1967年由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合并而成，为理工加人文的综合性大学, Western Reserve（1826年）的创办更是早到当时必须称俄亥俄为西部的时候。当时Western Reserve和纽约哥大曾经是美国实验生物学的重要中心，匹勒默的成功更是增加了那里的热度，访问者不断。

据说匹勒默的好多实验是在脑袋里先完成的，然后在试管中进行，结果好时他欣喜，结果坏时他抑郁，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几天。我翻阅史料时，很吃惊地发现他这样的人还结婚和拥有做技术员的太太。

正当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风光时，耶鲁的Robert Nelson向他发动攻击，Robert以前在DC周围的军队医学研究所，后来去了迈阿密大学。Nelson的实验发现：匹勒默半纯化Properdin的过程会活化经典途经的早期补体蛋白, 更要命的是Properdin提取物中还含有抗Zymosan的抗体。

身为休斯研究员的Nelson也不是省油的灯，先在学术会议上, 后在J Exp Med（JEM, 1958年）正式成文称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可能是错误的，为污染了的抗体造成的假像，因为应用匹勒默粗提Properdin的方法发现提取物中含有抗体，并且血清与Zymosan混合后还能消耗C1, C2和C4等经典途经必须的补体成份。也就是说科学证据说明，匹勒默因为技术不过关把看到的经典途径当成了新的发现，这里还存在Nelson在公开场合对匹勒默的攻击，有些甚至是人身的攻击：你那水准居然炮制了新发现，这类言语应该可以想象。

当时科学界迅速有人跟进研究，数个研究组连续发表至少六篇文章支持Nelson的观点，包括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时为全球最著名的补体学家Manfred Mayer从起始就协助Nelson建立方法，然后参与强烈质疑匹勒默的Properdin学说，美国学界从开始接纳Nelson的观点到完全否认匹勒默学说的时间很短，似潮来潮往，几年后Properdin系统被嘲讽为“来自Western Reserve的假象（artifact）”。当时基本上没有欧洲人发言的机会，因为他们在战后重建中，他们的学者都往美国跑，但是欧洲人在观看美国人内斗后倾向于同情匹勒默。

科学家里面争强好胜者不少，匹勒默本身就有精神病，经受不起同行的这般质疑，陷入深度抑郁。他在Western Reserve自己的实验室里，喝了大量barbiturate，于1957年8月31日自杀身亡，而barbiturate为当时常用于补体实验的试剂。这匹勒默也太脆弱了，他居然死在Nelson的正式论文发表之前，虽然他的自杀事件确实发生在从1957年补体领域的会议回来后不久。他去世时年仅49岁，还有四个年幼的儿子。当然我们应该说匹勒默为因抑郁症而自杀，多少来自疾病本身，多少来自科学竞争对手，则很难判断清楚。

匹勒默死后，他的学生Lepow被研究所所长留下继续整理和核实了匹勒默的研究课题，在随后的四年中发表了九篇论文，其中七篇署上已经去世的匹勒默的名字。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实验结果参与争辩，直到1968年正式纯化出十分复杂的分子量为220,000的蛋白质Properdin。

他们发现以前污染的抗体被移除后，并不能改变Properdin系统的活性。他们真是幸运，他们看到的假象和自己认为的结果并存，而后者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因为多方面的，其实后来发现在某种条件下，抗体也能活化补体的旁路途经，只是Nelson发动攻击时不知道这个事实罢了。

匹勒默丝毫不让步，学生Irwin Lepow曾经劝他放弃学说未果；匹勒默本身是个被Western Reserve豁免不用给学生上课的结巴，聪明的结巴会怎么用词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糟糕的交流者。我们不知道匹勒默的反击方式，但是Mayer后来回忆匹勒默的行为让学术界更加怀疑他。

直到时间推移到了七十年代，随着蛋白纯化技术的不断进展，新的补体蛋白陆续被鉴定出来。在美国Scripps的德国人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Frank Austen (包括Fearon)的研究组找到独立于抗体的蛋白FB，原来这FB就是以前被认为污染了的C1和C2，而与Properdin一样对hydrazine敏感的C4实际上是C3，也是当时匹勒默假说中预测的Factor A。后来发现蛋白酶FD能切割FB, 这样C3和FB形成的转换酶参与活化补体，而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能够使酶解过程更有效，因为Properdin的功能是使旁路转换酶（C3bBb）的半衰期成倍地延长。

从生化角度，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Austen几乎证明匹勒默的所有结论是正确的，匹勒默只在一个细节上存在误差。加上Michael Frank的组发现补体仍在C4缺陷的豚鼠中活化，以及CVF绕过经典途经活化补体。

在Mayer的支持下，有研究组显示内毒素（LPS） 可以在完全没改变早期补体成份C1,C2和C4的情况下活化补体。所以这些研究组从不同角度重新发现和确立了补体的旁路途经，但是那时匹勒默己经死了十几年了。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还不是旁路途经中最关键的成份，有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建立的Properdin系统本质上就是说的旁路途经的事。

Müller-Eberhard也是只要科学不要家的典范，酒徒死于酗酒，他为自视相当高的人物，为美国科学院在院士没有注水膨胀前的院士。他的文章惯用“绝对需要”，我们近期文章应该是修正了他的一个经典科学结论。  这场科学决斗以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死亡而成为传奇故事，也记录了Robert Nelson的勇敢挑战，据说他后来也住进过精神病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功劳也给予那些基于实验证据的反对派，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至于他们的私生活，开放的美国科学家著文时都说不易谈及，属于相当浪荡的那种，与Virginia Woolf等上世纪初的英伦自由派作家们可以媲美。

这是作为免疫学家的Robert Nelson。西部牛仔般的英俊，他的八卦故事多并不奇怪。他不去好莱坞演电影而在免疫学领域攻击人，有点可惜。Nelson到最后仍然小看匹勒默和他的同事们，在1978年写给史学家的信中他还在指责匹勒默阵营故意（deliberate） 展现实验结果以使自己显得那么优异。Nelson贡献广泛，包括参与发现其他补体成份，以及涉及巨噬细胞的功能研究，他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匹勒默的无休止攻击是这位天才早逝的重要原因。

这世界总是上演天才英年早逝，庸才名利双收的悲剧。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天生比普通人敏感，这种敏感让他们能够懂得普通人无法理解的高深学问，更会让他们受到比普通人厉害百倍的攻击与伤害。愿世人能真正地善待天才，真正地理解他们作为“超级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不要再出现天才流落街头的悲剧。

By Taola、雅美之途-陌上美国

北京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北京的饭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能哄得一些刚认识的老板上当，真给骗子送钱办事。

还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装家”，超级能装。“装家”不骗，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 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让老板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一方面满老板的愿， 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

02“装家”
我见过一个“装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 类的小事。这位“装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我亲眼见过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装 家”见面，即被征服。湖南老板问“装家”在哪儿高就。“装家”答在中央为首长服务。老板来了兴趣，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

“装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老板答是某某啊。“装家”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我还见过他，又请我去湖南玩，实在没时间啊。老板见“装家”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秀，立刻很崇拜，背看着就驼了下去，恭敬地向“装家”要电话。

我跟湖南老板不熟，跟“装家”倒见过多次，自然不会点破玄机，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都是真的啊，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那是你的问题。

后来听说，湖南老板跟“装家”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装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老板很热情，“装家”很欢迎，只是真实能力有限，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让老板无比郁闷，又无话可说。
湖南老板嫩啊，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省长去中央办事，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当然老板嫩是一回事，“装家”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

当代北京饭局，纯骗子已经很少了，“装家”是主流，“装家”的数量也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

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我还见过教育部收发室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毕竟还要秀演技，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装家”，根本不用秀演技，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

03“装爷”

有位资深“装家”，我认识他两年，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但绝对相信他有料。因为他不管到那儿，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就是政协的，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副驾驶拆了，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

这样的资深“装家”和那些没有底蕴，只有演技，办不了大事的“装家”不同，资深“装家”能镇住你，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请资深“装家”帮你跑些ZF项目，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

京城最牛的“极品装家”大概数”高老大”了，他应该称得上是“装爷”了，超级能装的大爷，能镇住超级大的老板，能办超级大的事，比如拿地，搞机场建设、隧道建设之类的超级大项目。
“装爷”聊起家史时，说父亲是村长，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候父亲常教育他，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别跟一般小孩们一块玩，得端着劲，记住，你是村长的儿子。

受家庭教育影响，“装爷”从小就爱装大爷，后来成为“装家界”的传奇人物。传颂甚广的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装爷当时还是在位的领导，正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接受某领导人接见。
可能是因为南方发大水的缘故，大领导看上去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地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握到装爷这里时，出意外了，大领导伸着的手跳过装爷去握下一位的手了!装爷竟然平静地看了领导人一眼，双手背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大领导快七十了，当下脸就红了，说道，对不起啊，南方洪水下不去，我状态不好，怠慢大家了，向大家道歉，拜托大家也把我的歉意转达给刚才走掉的那位同志。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既为领导人的真诚感动，也折服装爷的勇气。因为这件事，装爷在党内出了名，大家都传装爷的后台比山高，比海深，从此装爷去哪个省都是警车开道，享受领导人待遇。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气，到处帮老板拿地盖房，或者拿一些机场建设、地铁建设之类的肥项目。

装爷有一次去某大使馆办事，在盖最后一个章的环节上，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使馆老外女领导一度有些犹豫。装爷三秒钟之内就哭了，痛编自己一生如何艰难，自己如何为了做出点有尊严的事，做出非人牺牲。装爷的眼泪在飞，女领导心软了，盖了章。
敢在人民大会堂装爷，能在小女人面前掉眼泪，装爷太强，空前绝后。

04高干家属

在北京饭局上，还有一类人比较鸡肋，就是高干形形色色的家属们。结交吧，他们未必能给你办事；不结交吧，他们又是家属，有相当的独特性。

在高干家属团中，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追捧巴结倒也值得，至于人家肯不肯给你办事当然另说了，毕竟不是买卖。像妹妹、哥哥、表妹、表哥、嫂子、小舅子、老姨、侄子、表侄子、外甥这类亲属，真拿不准是否值得结交。

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老板跟某高干的某亲戚打得火热。在某场合，老板遇到某高干了，上去热情巴结，说我跟您的亲戚某某认识，关系特好。高干保不齐回这么一句话，哦，某某啊，我们多年没跟他来往了。

当然，高干亲属能不能办事也不全在亲疏远近，还是要看个人能力。有的人虽是高干远亲，但自身活动能力强，会来事，这种人也管用。毕竟高干下头的人，哪敢随便打电话问高干，您那某亲戚，跟您远还是近啊。

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才，关键看你眼光，看你会用不会用。北京的饭局多，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想办事，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饭局上的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

05局长
在北京饭局上，有一类人要千万小心，这些人有点能耐，你求他们办事，他们表面上答应，也认真开始办，实际上他们爱玩阴的，爱做局，根本目的在于让你入局，脱不了身，乘机勒索你。

爱做局的阴谋家，简称“局长”。“局长”和老板认识之后，会称自己认识某高官，很高的高官，有能力帮一切人。幼稚的老板就会说，能不能引见我认识啊。“局长”的回答很爽快，能，而且很快，你等着吧。
很高的高官真的接见老板了，很热情，老板很感动。寒暄之后，高官说道，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愿意出力支持，我代表委员会先向你表示感谢。

老板心说，我操，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捐就捐吧，认识这么大的领导总要付出点代价的。老板问高官这慈善项目得多少钱才能撑起来。
高官说了个数，老板听了恨得牙直疼，又不好拒绝，只好含混着答应下来。

见完高官，老板后悔了，认识这么高的高官，其实没用，他怎么可能给你办事呢？至于捐款，不捐了，这么大的数，等于白挖了一年煤，何苦啊。

你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别人可未必这么想，“局长”和高官可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很快，高官见到省里的领导，聊着聊着就说到某老板号称要捐款，还主动找上门来，并亲口答应捐多少钱，但一直没动静，好多失明儿童等着呢，怎么回事，你回去给我问问。

省领导别过高官，就给办公厅打电话，交代要紧急处理诈捐事宜。省、市、县三级一把手都找老板要说法，老板还能说什么，只能说前段时间一直忙着筹捐款来着，现在终于凑齐了，今天就汇过去。
直到汇款的时候，老板这才发现，“局长”竟然是慈善项目的负责人。感叹“局长”厉害，看来高干和自己都成他做局的道具了。

有一次，我做东开饭局，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跟我打招呼，说要请几个重量级嘉宾来。我没在意，随口说好啊。饭局六点半开始，我开着车被堵在三环上，着急火燎时，负责接待客人的助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个不太熟的朋友带了几个纪检部门的领导来了。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这事有玄机，我是一个普通煤老板，跟纪检部门的领导本来没一毛钱关系，吃顿饭可就有关系了。万一饭桌上，领导开口求我点什么事，我到底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

我意识到我遇上做局的“局长”了，于是当机立断告诉司机，饭局我去不了了，急性肠炎发作，你负责把单买了，把客人招呼好。

江湖凶险啊!对于钱包鼓鼓，又有很多事要办的煤老板而言，尤其如此。

06花絮

有些没有实质目的的饭局，会请些老首长来助兴。有一场饭局，我见到了一个省里原来的老省长，快八十岁了，走路直哆嗦，话也说得含混。

我问马鹏程，这么大年纪了，看着都快糊涂了，怎么还出来参加饭局?

马鹏程告诉我，有些老首长为官时清正廉明，老了以后，既无人脉，又无钱财。而身边一直跟着的警卫或秘书，因老首长在位时没让他们捞着什么好处，现在伺候老首长，自然有怨气。厉害的就会收拾欺负这些没权的老首长，甚至逼着老首长出来参加活动帮他们捞点外快，否则就不伺候了，知道老首长也没地投诉去。

还有一次，中石油的一个副总请客，央视二台一个知名男主持也来了。男主持声音有磁性，人长得精神，当时正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气质很知性。饭局上聊起中东局势，这名男主持如此说道，“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
听得我们胃都酸了。
干掉两瓶红酒后，男主持不那么端着劲了，嚷嚷着要和中石油的副总对赌，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红酒，副总必须要给自己一张加油卡。

这兄弟开着三百万的车，为了一张两千块的加油卡，这么给力，真不知道是怎么发育的。

人在江湖，必知江湖险恶啊。

By 商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