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风俗业与女性贫困

日本二次元圣地秋叶原,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打工者和派遣员工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这导致秋叶原从事身体交易的女孩子的数量增多了。疫情之下,一些女大学生就被迫坠入风尘,由美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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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女大学生到“卖春难民”

由美是静冈县人,高中毕业考入了日本一流的私立大学——驹泽大学。

第一年,就要缴纳学费、设备费及其他费用合计125.7万日元(约8.3万人民币)。

四年下来,光是学费就要412.5万日元(约27.4万人民币)。

因为父母离异,母女相依为命,家里根本没钱供她上大学。

像很多贫困学生一样,由美办了助学贷款,共440万日元(约29万人民币)。

当初,她满怀憧憬,“去东京这种大城市,想到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就能还钱了!”

走出校门后,却发现现实很残酷。

她收到了还款计划书:每月还2.6万日元(1700多元人民币),一共还20年。

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一座山。

因为,即使是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新入职,月薪也就是20万日元左右(1.3万元人民币)。

在东京,一般房租要七八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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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各地的房租水平

据统计,生活费、水电暖费、买衣服等等,七七八八,男性一月的生活花费在9.5万日元左右,女性还要再稍微高一点点。

算下来,哪怕扣扣索索,一个月开支也要16万日元左右。

这样,工作一个月下来,兜里也就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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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只好打两份工。

白天,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下班后,到居酒屋做兼职,一小时1000日元(约人民币60多元),常常得干到凌晨12点。

日复一日,劳累不堪。

难道就没有更赚钱的工作吗?

在网上搜索了一阵后,她发现的确有,那就是风俗店。

“工作简单”,挣得还多。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由美在周末兼职做起风尘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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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式”风俗店关于在读大学生的广告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打乱了由美的所有计划:店里,没有了客人。

收入大幅减少,但贷款一分也不能少还,房租该付还要付。

万般无奈下,由美只好求助于曾经的老主顾:一位40岁有家有业的大公司职员。

由美背着风俗店偷偷联系了这位熟客。

两人每月见面2次:她差不多能拿到8万日元,刚好抵消房租等基本开支。

可随着疫情恶化,男子主动断了往来,因为“要是感染后,被家里和公司发现就麻烦了” 。

现在,由美只好转投“外卖”服务。

可如今不但客户少了,同行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客户,单价也从一次2万日元降到了1万日元左右。

生意更是惨惨戚戚。

为省钱,她白天跟互联网公司的同事说不吃午饭减肥,也没买什么新衣服。

如果紧急状态再不解除,马上就要还不起贷款,沦落成“难民”了。

二、还有人被迫投身AV行业

像由美这样陷入困境的女孩,不在少数。

日本全国紧急状态,原则上风俗业要全部歇业。

比如,大阪的著名风月场——飞田新地在4月初宣布歇业。历史上,它只歇业过两次:一次是昭和天皇大丧,一次是去年的G20峰会。

但像这次这么长时间的歇业,历史上也是头一次。对风俗业的女孩来说,是一个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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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业中的飞田新地

很多从事风俗业的女孩,为了生计,只能更进一步:工作内容比较接近的AV行业,就成为了首选。

大阪一家AV企划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从2月中旬开始,打电话咨询的人就逐渐增多,3月份人数更是暴增,每天都有新人面试。

最近,更是1天面试3个人,而在平时最多一星期只面试3到4人,有时候只有1人。

至于为何选择AV行业,一位22岁的陪酒女孩说道:因为疫情,挣不来钱,生活都难以为继。

店铺停业之后,自己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接“外卖”的单子,但这个风险太大,这个时候还出来玩的人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太危险。

相比之下,男优(男演员)起码管理更严格,更有保障,也会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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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因为各行各业很多店铺歇业,大学生的兼职工作机会也少了很多。

日本著名搞笑艺人冈村隆史日前就在节目中调侃:“等到疫情过去,会有可爱的女孩子去做风尘女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忍耐,存钱到那时候去。”

这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冈村虽然道了歉,但他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三、风俗业对政府来说是块不小的蛋糕

在大家印象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情色大国”。

到处可见的色情杂志,游走于歌舞伎町的案内人,庞大的AV产业……

日本的风俗业可以上溯到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左右)。

不过,1956年,日本颁布了《卖春防止法》,彻底禁止包括“公娼制”在内的一切卖春行为。

那为什么日本今天的风俗业,还如此发达?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风俗业不等于“卖春”。

现在的日本风俗业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有店铺的风俗营业,另一种则是无店铺的“外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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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店铺的类型又能分为6种营业方式。这些店就不再只是陪喝酒聊天那么简单的服务,而会提供各样尺度不同的服务,只要办理了相关手续,就能大大方方开门营业。

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发生直接行为,这被叫作“本番禁止”。可实际上,共同泡泡浴却是可以的……

法律摆在那里,实际上,又会出现灰色地带。

毕竟,房间内又没有装摄像头监控,很多时候只要价格谈得好,店家为了吸引客户,风尘女倒也乐意敞开自己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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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现役风尘女子接受采访,介绍疫情对风俗业的影响

这两年,日本老司机们流行起新口味:无店铺类型的“外卖服务”。

日语叫做デリヘル,专指没有提供房间,女孩直接到客人定的酒店或者住所进行服务。

原则上这种外卖服务也不能真枪实战,但因为是在客户指定的地方进行,比在风俗店内被追踪的概率还要小很多,因此,很多女孩为了吸引客户成为回头客,也就从了。

这属于女孩的自愿行为,如果不幸被查到,店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知情。

因此,这类服务现在是红红火火。

那么,日本的风俗产业到底有多繁荣?

有组数据显示,这一行从业人数超30万人,年产出约5兆日元(3300多亿人民币),每天营业额峰值时突破150亿日元(近10亿元人民币)。

为日本贡献了0.4%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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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市场规模,面积越大规模越大

英国《金融时报》曾估计,日本风俗业的年营业额与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相当。

四、更诱惑着年轻女孩

就像由美一样,日本风俗业不少女孩还是在读大学生。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钱。

和中国不一样,孩子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基本都是父母掏。

在日本,大部分都是要靠孩子自己去挣。

因为经济不景气,日本父母给予孩子上学的援助,从1994年的12.49万日元,锐减到2016年的8.57万日元。

生活费平均每天只有七八百日元,而在日本一碗拉面往往就要600~9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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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支援越来越少,为了生活只能自己出来打工

所以,很多日本大学生就要去申请奖学金。

日本的奖学金分3种:

一种是类似国内的赠与型奖学金,这个钱后期不用还。

第二种,不要支付利息,但后期需要归还本金。

第三种,除了要还本,还要还息,而且借贷时间往往长达二三十年。

其实,第二、第三两种说是奖学金,从本质上说更像是助学贷款和商业贷款。

而恰恰第三种(类似商业贷款),还本还息,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申请到的。

据统计,日本51.3%的大学生都借过高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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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女大学生的账单

一上大学,就背上了高额贷款,还本付息。不能按时还的话,还要罚滞纳金。

连续3个月不还,就会影响征信,个人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连续9个月没还,法院将督促还钱。

从2004到2014年的10年间,在日本,被法院督促的事件增加了40倍。

如果不打工,完全无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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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四年打工学生的比例高达70%以上

而女孩就被逼走上了风俗路。

东京池袋的20岁女孩菅野舞,就是这样。

她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长大。靠着自己努力,考上了私立大学,贷款成了上大学的唯一希望。

和国内大学提供价格低廉的宿舍不同,日本大学宿舍很少,就算有大多也很破旧,而且还很难申请到。

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要自己在外租房。

比如,菅野舞就在大学附近租了房子,每月房租7万日元。

为还贷款、付房租,她不得不一边上学,一边兼职打工。

白天在一所小企业做数据录入员,一小时工资1000日元。

然后,在晚上,接着干“外卖”业务。

她也曾经找过男朋友,但因为在风俗店工作的事露馅后,就和男朋友分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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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这确实能让我快速挣到钱。”菅野舞无奈地说道。

因为,风俗娘的收入十分诱人。

在便利店等地方打工,一小时可能只有1000日元上下,也就是人民币66元左右。

但转身进了风俗业,1小时能赚1~5万日元不等(人民币660~3300元左右),“时薪”立马翻了好几倍。

如果愿意再加点特殊服务,收入又会迈上一个台阶。

五、也有女性想通过风俗业翻身

况且,如果能进一步发展,“钱途”也不错。

风俗店很多姿色漂亮的女孩会转投AV影视业,如果发展顺利,成为头部AV女优的话,年薪就不菲了。

而且还有机会脱离苦海,进军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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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隐退的吉泽明步,就是业内少有的常青树。

在参加综艺节目时,她大方承认自己一年收入最少时也有3000万日元,巅峰时有5000万日元。

而在日本公司,正式员工平均年薪才400万日元左右,非正式职员可能就200万日元出头。

她一年就赚了别人一二十年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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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女人去工作,大部分也是非正式职员。

这些以兼职、派遣、研修等名义上班的女性员工,拿的收入更低,也没有多少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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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为兼职工作比例,可以看出女性占据大部分

很多女性就希望,在风俗业打个翻身仗。

但实际上,哪有那么容易?

一个留日女学者的思考

在我去日本留学之前,就有国内男性朋友和我开玩笑,就说要我帮他们买正版DVD,当然我的回答肯定是“滚”。不过到了日本之后我自己也很好奇,某天去一个影音店,就看见角落有个成人影片的corner,里面也有几个男性顾客。然后我就很天然呆地准备去晃一下,但是当我走近那个corner的时候,我的电波就突然感到一股寒意,就是里面的人,还有外面周围也有人用很奇异的眼光在看我。

  当时我也没有时间细想,但是动物的本能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样不行,于是我就赶紧假装在地上找掉了的东西,然后就逃跑了。事后想想就是,这个店里可以有个光明正大的成人影片柜台,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我这种外表看上去很规矩的女子大学生,是绝对不应该走过去的。

  再有一次就是在秋叶原,我当时去看一部动画电影,出来的时候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吧,发现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在跟踪我。这里我要澄清一下绝对不是我神经过敏,因为作为一个刑侦小说爱好者,我还是用了一些方法测试,可以肯定我一定是被“尾行”了。不过当时我也不慌,因为也不算太晚,路上人还不少,而且我当时还在练空手道,对自己逃跑的速度也有一定的信心。

  于是我就想了一下他为什么跟踪我,然后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晚上有点冷,所以我披了一个很大的斗篷,基本把我的衣服都遮住了,就露出裙子的一点蕾丝边,其实那个裙子本身整体很普通,但是这样一遮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我估计十有八九这个男生误以为我是女仆店的店员,所以可能是想跟着到店里看看。结果后来看到我进了车站他就很落寞而安静地走了。就真的很落寞,让我当时甚至感到有一点抱歉,没有能够帮助到他。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学校离得不远,所以我会和一些同学或者舍友去新宿喝酒,然后每次都会被前辈指点,这条巷子不能进去,那条路必须拐等等。有不同的需求就要走不同的路,乱走就可能会撞到让大家彼此都尴尬的场景。我到现在还觉得,新宿的歌舞伎町就是日本式暧昧的和谐社会的象征。

  这种暧昧当然可以带来和谐,但是它又会带来另外一种混乱。比如前面说的这两个争论,一方说反对对女性的性剥削,应该消灭性交易,另一方认为是这歧视女性性工作者,妨碍个人自由。结果在大家吵架的时候,真正造成问题的人消失了。

  关于新的AV法案,没有人出来讨论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防止小姑娘被奸商欺骗,到底怎么样能够防止成人电影的拍摄中出现暴力。而在“爸爸活”的争议里,那个最开始挑事儿的男性也隐身了。大家都在传递自己的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但是真正的问题就被模糊掉了。

  这让我想起日本历史上另外两个著名的关于妓女的学术主题。

  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强征慰安妇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觉得妓女涉及人身买卖,是东方腐朽文化,必须废除掉,于是发布了对娼妓和艺伎的解放令,给了这些女性人身自由。但是有了人身自由,明治政府没有给她们新的生活出路,于是日本的风俗业又蓬勃发展,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新富阶层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日本政府干脆又让风俗业合法化,便于管理和收税,甚至还大规模组织女性到海外从事卖春活动,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资金。而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一边消费乡下来的年轻小姑娘,一边讨论女性独立问题和性交易剥削问题,两边都不耽误。

《伊豆的舞女》剧照《伊豆的舞女》剧照

  到了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政府就搞出慰安妇制度,这种明明是对女性最极端的压榨行为,不过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和媒体都很有“文化”,整出一套很厉害的说辞。大意就是虽然你们妓女是道德败坏的,是导致家庭和社会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但是即使是你们这样的下等人,也可以通过主动向军人献身,为大东亚圣战服务,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实践自由意志。

  这个逻辑今天的日本右翼还在用,说中国和韩国批判日本强征慰安妇,说日本政府迫害女性,这是对战争时期伟大的日本女性的侮辱,因为她们是自愿的。这里一说女性的自由意志,军国主义政府就可以隐身了。

  而日本投降之后,立刻又活学活用这套逻辑。1945年8月18日,日本刚刚投降第三天,内务省就给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指令,要建立针对美军的特别慰安设施,美其名曰保护日本的良家妇女,保护日本的血统纯洁和护持日本的国体。招募以前的风俗业从业者、家里没饭吃的良家妇女,还有单纯以为是招服务员而被骗来的小姑娘,给美军服务,最多的时候有7万人。

  后来到了1946年,美军下令叫停这个事情,不是因为美军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太过分了,导致性病蔓延,为了美军的身体健康,日本政府在美军的逼迫下,开始逐步制定法律,目标是废除官方风俗业,取缔私人地下风俗业。最后在1956年的时候制定《卖春防止法》,彻底禁止了性交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日本性交易的法律很严格,不是出于什么东方文化,而是美国的需要。

  不过,一方面是美军要求日本打击风俗业,但另一方面,美国大兵当然又不可能修仙。于是,日本政府除了容忍美军的强奸活动之外,还在各种城市划出所谓的“红线区域”,大量女性在这里进行兼职或者全职卖春,主要服务对象是美军和一些日本的上层人士。美军以前在南太平洋(2.750, 0.00, 0.00%)地区,把当地的女性称为“潘潘”,现在就用来指代为他们服务的日本女性。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妓女的第二个学术主题。

资料图

  过去,当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术界还占有比较强的地位的时候,人们对“潘潘”的研究和理解主要是阶级分析,讨论的是在战后日本要啥没啥的情况下,妇女作为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为了家庭的生计,不得不忍受美军的性剥削。不仅如此,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把对生活的不满,还有对美军的恐惧,发泄在这些女性身上,她们经常会被警察驱赶逮捕,被右翼黑社会伤害,还有面对一些媒体和闲人的指责。这些研究主要批判的就是美国占领军的霸权主义,还有日本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残余思想对妇女的压迫。

  到了后来,欧洲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渐兴起,就把研究视野从分析当时社会的背景,转向关注不同个体的复杂体验。这种研究就认为,过去强调妇女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惨状,否定了妇女在面对生存困难时的主动性,也是一种对“潘潘”的歧视。

  这类研究就强调“潘潘”对日本社会的作用,比如分析潘潘的服饰文化体现出东西方的文化交融,同时影响了日本后来的通俗文化,把性变成一种对抗世俗秩序的手段。又比如认为潘潘改变了美军对日本的印象,对美日关系有积极影响,还有的认为“潘潘”改变了日本人对“混血儿”的看法,对于抵制军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有积极作用,而且促进了日本的堕胎合法化。总之就是要表达出,这些我们认为很可怜的女性,其实她们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结语

实际上,日本现在对风俗业者的歧视仍然十分普遍。

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给每个日本公民补贴10万日元,一开始就把风俗从业者排除在外。

面对舆论压力,政府又加入了风俗从业者。

但这10万日元,对风俗业者来说,就是水中月,看得见,拿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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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日元申请书,以家庭为单位填写

因为,这次这笔钱是以家庭为单位登记,需要把具体身份信息和希望汇款的银行账户上报当地政府办事窗口。

但在东京工作的大部分风尘女子都来自外地,而且不少是和家里有矛盾,或者像菅野舞这样从小无依无靠的人。

而且,疫情中,返乡的长时间交通,本来就是冒险。

所以,风俗女真正拿到10万日元的,少之又少。

曾经,看似彻夜笙箫,如今,惨惨戚戚。

但只要读懂背后的故事,我们都无力去嘲笑、批判。

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名句:

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By 正解局

非婚生育放开后会发生什么

四川卫健委发布通知,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将于2023年2月15日起实施。《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在舆论场上引发热议,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鼓励出轨、鼓励私生子。

生育登记不再以“结婚与否”作为前提条件,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明确非婚子女不受限制和歧视。其实,早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而《办法》的实施,正是这一原则的落实,也是为了让非婚子女顺顺利利登记,更是法律精神的体现。

诚然,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可能不符合部分人关于传统家庭组成模式的认知,在道德接受方面存在一定阻碍,比如“出轨”和“私生子”问题。但是,非婚生育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不应该以一概全。有的可能是因为女方怀孕后,男友意外去世,女方希望留下这个孩子;有的可能是女方在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而自己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没有再生育的机会,从而选择留下这个孩子。更残酷的现实是,如果女方选择大月份流产,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对非婚生育一词,不能将其污名化。

随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2022年我国人口呈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改变过往严苛的生育审查政策、提振生育意愿、增加生育人口成为社会的共识。不仅仅是四川省,安徽、广东等地在生育登记办法中,都取消了将结婚作为限制性条件,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个人生育权利的保障,也有利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但事实真的会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吗?放开非婚生育究竟是更加激发了普通人的生育意愿,还是会导致富人三妻四妾,穷人更难娶妻生子呢?会有更多女孩“宁当英雄妾,不与穷人妻”吗?

网友辣评

开放非婚生育之后的讨论就是给我们之前的舆论设定还债。因为我们之前的舆论环境把中国的有钱男性形容的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男人不一样,就是喜欢和女性要保持长期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会出现富裕男性拥有多个“妾”的情况。现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

最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看王思聪。他是公开声明不结婚,并且每次换女朋友都能上热搜。这里面有很多女孩子都希望和他保持长期的关系,一旦被媒体曝光,也有人公开发表比如:“那我贪心一点,可以一直是我吗?”的言论。

现实呢?

一般这些女孩子刚发完这类消息就被换掉了。再问一个问题:他的这些女友里面有几个为他生下哪怕是一个孩子吗?是这些女孩子不愿意给王思聪生个孩子继承万达还是说因为上海不给有过非婚生育经历的外地女孩子获得上海户口,所以这些女孩子就不愿意不结婚给王思聪生孩子呢?

从来不是非婚生育那几千块钱的罚款在限制女孩子给有钱人生孩子。我国从1950年开始就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了。她们中任何一个给王思聪生下孩子都要王思聪长期给钱的。

到底谁不愿意?

当然是有钱的男性比如王思聪不愿意啊。

这就是我们长期舆论中刻意给大家灌输的错觉。在中国的舆论场里面中国男性是一种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男性都不一样的物种,他们和女方交往,就是“应该”和女方发展长期关系,要结婚,要生孩子。可是现实他们和其他国家的男人差不多,尤其是有钱人,思路都基本类似。

这种误解本来是我们营造出来希望去改变男性行为的,但是现实反过来坑的都是女孩子。让她们产生了一种有钱男性愿意长期选择自己的错觉。

一个相对没有限制的婚姻市场,时常是高收入高资产或者说高吸引力的男性不断的选择和替换女友。他们主动的选择同时也被动的被女性竞争,所以一旦丧失了婚姻关系的束缚,在他们身边能和他们维持长期关系的女性就很少,毕竟他们精力也有限。

我们社会中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般女孩子认为理想的结婚对象,也就是我们舆论中经常说的“老实人”或者说所谓的“经济适用男”在迅速的减少。

就是这类男性在我们舆论中是被女性挑选的。他们遇到女性之后有很强的结婚意愿,愿意结婚领证并且绝对尊重女性对于生育孩子的需求。在家庭中承担主要的开支,并且体贴和关注女性的需求。然后舆论上也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因为男多女少,我们也需要把男性往这个方向培养他们才会受到女性的青睐。

那么现实是什么呢?

是很多男人只是装成这样去获得女性的青睐发展短期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也是短期关系对他最有利。

他只是相对有钱人穷,但是男性的本质需求是不变的。

接着大家就能知道我们写婚姻家庭类的文章的难点了。我们需要让大多数的男性继续维持他们要甘愿为家庭付出才能获得女性青睐的舆论趋势,但是现实中他们很多都变了。这里面最麻烦的数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未婚女性中有婚前性行为的20%以上意外怀孕,其中91%去堕胎。

中国新一代男性变得太快了。女友怀孕很多都不肯结婚领证。你周围看见的奉子成婚的案例,其实只是意外怀孕中不到9%的案例。

真正的91%你没看见。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只能去提醒下女孩子,中国男人早变了。自己保护好自己,要减少意外怀孕。

这里面其实我手里还有很多案例,涉及到女孩子给有钱人生下孩子后拿不到抚养费的。比如最经典的就是这些有钱富二代在女友生下孩子后跑出去读书了。作为学生他自己没收入,同时他爹妈的钱用没办法被法院判决用来支付抚养费。结果就是女孩子依法拿不到抚养费,手里没钱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富二代的家庭。

不写不是不愿意去提示,是怕那些有钱的富二代模仿。因为案例里面的很多东西详细讲就变操作教程了。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女孩子自己多保重,社会早就变了,中国新时代的男性和你在媒体上看到的绝对不一样。尤其是有钱的男性,实在是太自由了。王思聪你再讨厌,他整体上行为都讲个你情我愿,也可以说没欺骗过女性。其他那些富二代很多吃相是真的很难看。

而且依法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非婚生育不能让女孩“麻雀变凤凰”

我们在舆论上制造了一个所有男性都是婚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假象,给很多女孩子造成了一个误解。我们并没有关心过底层男性,在现行的制度下,只要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底层男性就没人要。因为嫁给他们没好处,女孩子不傻。而上层的男性又因为过的太好,只要不肯领结婚证我们就拿他没办法。尤其是生孩子抚养费问题,上层男性在目前是占据绝对主动的。

我们看个公开的案例。一个上海有四套房并且之前年薪50万的男人,和妻子离婚,孩子抚养费就是一审一个月600块,二审觉得太少给了2000块一个月。为什么?

因为抚养费的算法是针对大多数普通人的。中国大多数普通人就是一套房,主要资产就是房子。所以没办法用资产比例去算孩子的抚养费。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比如在上海月薪1万,房子价值500万,在鹤岗月薪3000,房子价值5万。你用房子比例去算抚养费,就会导致离婚强制卖房给孩子付钱。就像上面两个男的,你说让他们各自拿出资产的20%去养孩子,前者就是要拿100万,后者就是1万。前者只能被迫卖房变成社会问题。

所以算法主要是根据工资收入来的。一般是工资的20%-30%。然后根据各地的生活标准进行调整。而我们真实的生活标准中养孩子其实特别便宜,你只需要保障他的基础生活需求就可以。上海就是一个月600块,因为读书什么都是公费的。课外班也不要报。

二审是法官自由裁量,所以才给了2000块一个月。男方原先有年薪50万的工作,现在不肯上班了,失业了,收入变零了,就是给那么点抚养费就足够了,哪怕他家里在上海有四套房。

那么这套算法为什么对富二代特别的有利?

因为富二代不靠工资生活。财产都在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他日常用信用卡子卡消费。真碰到非婚生育经济条件差的女方生下孩子,他们基础操作就是去读书,把身份变成学生。

随便找个学校报名,说和父母借了钱读书想给孩子再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法官能怎么办?

判不到抚养费,经济弱势的女方手里就拿不到钱。她就需要考虑孩子未来怎么样更好。在大城市经常就是女方连户籍或者稳定住所都没有,孩子读书都成问题。这个时候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律师的帮助下给拿不到抚养费的女方“伸出援手”,表示说愿意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孩子让他们来养,给女方一笔钱。再告诉女方孩子如果不让他们养,他们作为爷爷奶奶立下遗嘱将来可能跳过富二代直接把钱给富二代另外的,由他们抚养的长大和他们有感情的孩子。

你告诉我,女方一般会怎么选?

这种东西早就流程化了。舆论中你看不到,一方面是担心很多案例细细解读会变成教程,另外一方面也是新闻读者回馈多的很多是女性,她们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真正能去保护这些女性的在我看来是政府的帮助。但是我们目前财政上确实没什么钱。所以一直都是把目标投在婚姻共同财产制度上的。意思就是女孩子比如结婚就能拿到法律赋予的一张叫彩礼的空白支票,彩礼拿到手,就是女方的财产了,只有特殊情况下需要退还;嫁妆还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有就是比如房产加名,各类案例我都贴过,男方婚前哪怕是全款的房产婚后加名后哪怕男方无任何过错,法官也会酌情把房子判决给女方。

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钱不从社会中来,就要从配偶那边来。问题从来都是有钱的一方不愿意领取结婚证。

高学历女生的困境

新冠疫情以来,社会内卷更加严重,社会整体没有多少新增的高端就业岗位,不是你不孕不育就能产生新岗位的。问题不在生育,是在“没岗位”,所以我们目前这批高学历的女孩子注定是时代的悲剧。

二三本文科类就业难前些年大家就知道。可是985就业难你能想象吗?今年就是这个情况。媒体上给大家的是男女数据。比如媒体上就请就业的专家来告诉大家,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女孩子毕业了签约率也只有男孩子的一半,连校招签约都没机会。

然后这些专家就会引导这些女孩子,告诉她们作为顶尖名校的高学历者,她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性别歧视。都是男人坏企业蠢,所以没发现她们的价值。全社会携手对抗性别歧视,她们就有工作了。

你信吗?

很多人是真信,而且她们就是把目标放在生育上,觉得只要解决了生育的问题,企业就会愿意去招聘这些女性员工。企业收缩的招聘,对抗完性别歧视就会重新放开。

我请你仔细想件事,这些高学历的女孩子是找不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她们愿意去做护工之类的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她们需要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端的白领式的工作。

那我再请你想一下,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前些年可能集体出现女孩子毕业无法签约的情况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是高端就业的蛋糕变小了,注定有很多人吃不饱。而你要是有细化数据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发现问题其实是在扩招上。分专业去看,女孩子扎堆的专业就业就是特别差。

简单说这些名校毕业的女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她们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整体出现了萎缩。那么我问你,对抗性别歧视能够让岗位重新诞生,让她们能够就业吗?

不能够。

那么为什么还要天天去引导她们对抗性别歧视呢?

因为担心她们接受不了真实的社会。如果她们真的去查科学的研究,遇到经济萎缩期的高学历者,哪怕是遇到经济恢复,在收入上也很难赶上同类人。简单点讲就是她们作为高学历有专业能力的人,毕业后没有机会实践。哪怕行业恢复了,企业也更愿意去招聘刚毕业的新人。行业恢复有个周期,往往不可能直接出现爆发式的招聘,所以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就是没什么机会了。

现实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回事。都考进985的人,静下心来哪个会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问题其实是她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说服自己。从小到大的教育观念就是考进好学校就有好的工作,将来会有好的生活。现在好工作没有了,这个期望要落空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人还有无限的能量要释放。所以媒体上就给她们立下一个“性别歧视”的沙袋,让她们去殴打这个沙袋释放心中的愤懑。

释放完了,你还是要走到接受现实这个过程里的。高学历女性将会越来越难“逆袭”,尤其是家庭贫困没有助力的女孩,随着高薪工作岗位的进一步减少,“打破玻璃天花板”已经是一种奢望,能够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就已经非常不易。放开单身生育对她们来说很有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她们将会更难成为有钱人的妻子,而只能成为有钱人的子宫。

By Sven云南网

养不起的二胎

对“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来说,由于同时承担育儿和高房贷的压力,为了继续原有的生活,维持住“中产”,反而成了一种负担。我们与一些“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聊了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有教师、设计师、IT行业人士、金融行业人士等等,并且大都面临着高房价、教育竞争、职场等带来的挤压。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年过三十,年收入普遍在30万以上,有的甚至超过百万,并且,均养育了两个以上的孩子。然而,他们过的却是一种“穷中产”的生活。收入的波动,对未来的不确定,贷款和育儿的负担,使得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脆弱的境地。有人为自己之前的冲动消费后悔;有人选择了薅羊毛,学习省钱攻略;还有人开始记账,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所说:“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时间和精力赤字


自从辞职成为全职妈妈,中产妈妈孙默就发现,生活变了。在上海郊区,33岁的她陷入了抑郁。凌晨2点,小宝的腿噔噔两下,吵醒了刚刚入睡的她,这位每晚带着3岁龙凤胎宝宝入睡的母亲,黑眼圈已经在她脸上挂了好几年。以前她留着海清那样的短发,经常去发廊做个定型,显得飒爽干练,但现在已经一年多没做过美发了。她总结,30%的时间给了孩子,30%给了先生,30%给了父母,只有最后的一点点才能留给自己。恍惚中,她轻拍小宝的背,确认一切正常后又闭上了眼。刚睡了两三个小时,小宝又开始翻来覆去。她在困倦中起身,单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熟练地在一排温度计里摸到一把耳温枪,开始给小宝测温——37.3℃。孩子发烧了。这会儿还不到6点。孙默迅速穿好衣服,挨个叫醒一家人。经历了年初的“全城静默”,孙默对孩子们发烧格外担心。由于有三个娃,一个娃生病,就容易传染给剩下的两个,所以天还没亮,她就带着孩子去医院。生病的小宝蔫蔫地坐在妈妈怀里,微微皱着眉头。等到了发热门诊,小宝的体温已经升到了38℃以上。

孙默和老公不是上海本地人,一家五口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说是别墅,实际上总价在500万左右,每次上班往返要花3个半小时——她也只买得起远郊。这几年,外公身体抱恙,她的父母也没办法帮她带孩子。到了这个地步,孙默仍不打算请一个保姆——准确来说,是请不起。“如果是一个月四千块的保姆,那我觉得还能请。”她说。但现在,请个保姆一般每个月要六千块钱。两千块对她们家来说,很重要。“这两年,我们对以后的收入预期不太乐观。”她老公开着一个健身工作室,本来年收60万以上,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亏损了20来万。邻居也好不到哪儿去。前两天,新邻居来敲孙默的门,她才知道原来之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搬走了。“一般来说,搬走之前都会打一声招呼的,比如是去陪孩子读书之类的。这样悄悄搬走,我们猜肯定是资金链断裂了,才不好意思说。不过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们呢?”

像她这样的中产家庭,正在变得脆弱。直到现在,她每个月还要接受父母一万块钱的“救济”。支援了她这笔钱后,父母自己也所剩无几。对于“两娃高贷”家庭来说,诸多的付出中,两个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是绝对的大头。“感觉手里的钱就没超过十万。”

郑州的中产妈妈林小多,自从在郑州首付了一套约一百平的三室一厅后,总感觉很拮据。买房也是为了小孩上学,每个月要还一万二房贷。最难的是2021年,家里有一笔30万的投资款打了水漂,老公也失业了4个月。那4个月,透支掉了大部分的存款。新房装修的时候,她虽然喜欢真皮沙发,但是不敢想,最后只能买了个千元的普通沙发。由于有了两个孩子,公公婆婆也住过来帮忙,所以,现在她们一家六口人住在这里。过去,她经常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但自从有了娃,家里就有些坐不开了。空间还是小问题,吃穿也容易解决,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的兴趣班。首先,时间安排就成了大问题,她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比如,周五是上舞蹈班的时候,她正好限号,下午5点一下班,她就骑着小电动带大女儿去上舞蹈班,等到了舞蹈学校,已经是6点,只能随便吃两口面包,再换上舞蹈衣服,6点半正式上课。伴随着时间支出的,还有金钱。前阵子,她刚陪大女儿参加完舞蹈考级,那天在比赛场馆,十几个孩子呼呼啦啦进去,六七个人一组,表演个半分钟就出来了,“最后每个人都有奖杯拿”。这样一个在她看起来像“骗钱”一样的考级,还要再收她一千多元,让她感到肉疼。“但学都学了,还是让她考完10级吧。”最坑的是美术班,在当地商场,趁着活动促销,她给女儿一口气充了一万五的美术班学费,报了4年。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美术班的老师说付不起房租,开始和家长们借钱。到了今年,美术班彻底关了,老师也跑路了。这是林小多最后悔的事。现在,小儿子才两岁,等长大了兴趣班肯定又是一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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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多的孩子上美术班时候画的画。图 / 受访者供图

在南京做IT的两娃妈妈文思莉,是所有聊过的“两娃高贷”家庭里,家庭收入最高的一个。她和老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经营一家小公司,但养两个娃,她说自己也常感觉到压力。也是因为,两个娃身上的支出太高了——去年,孩子生病感冒就花了小一万,妹妹一年的尿不湿花六千元元,奶粉一万,早教两万,衣服、玩具、绘本加起来一万;姐姐一年私立幼儿园花一万五,英语、游泳、画画、思维各类培训班四万,衣服、桌游、书本一万;两个姐妹每周带出去吃饭,一次三百到五百,一年花两万。最后加上伙食费,一年高达21万。

还款日 


买别墅这件事,孙默感到很后悔。上海市区的别墅肯定买不起,只能买到很远的郊外。她曾不止一次向同事哭诉,当初买房确实没有考虑这么多,现在才知道,这么长的通勤时间有多难。住别墅远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即便是买在远郊,房贷的压力也够她受的。每个月,她要还房贷近两万,她又全职在家,能剩下的钱寥寥无几。由于面积大,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装修太费钱。比如别墅的草坪,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维护。但与此同时,小区里,草坪可是各家的“门面”。直到搬来的新邻居看不过去,说可以顺手帮她打理时,她才有了一个看得过去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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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默家后院的草坪,很久没有打理。这一排用来区分和邻居家的冬青,是最近邻居帮忙整理的。图 / 受访者供图

选择住在偏远郊区别墅的人,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人是像郑州妈妈林小多这样,攒钱付首付,一家人住在市区的商品房里。林小多和丈夫2013年结婚,一年后生了孩子。当时林小多刚入职国企不久,还是初级科员,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她丈夫也刚从国企跳到一个民营设计院,当时薪水也只有两三千。那一年,两个人一个月拿五六千的工资,三分之一的工资拿出来还房贷。那已经是十年前了。接下来,房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刚需,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加上丈夫跳槽到了一家月薪约两万的公司,他们开始考虑学区房的事。2020年,林小多把几年来家里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又首付了一套学区房。这也成为压力骤增的开始,房贷一下子猛增到12000元。她现在的工资涨到了6000块钱,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部还给银行,还要再从老公的工资卡里再拿6000块补贴出去。剩下的部分,还要再扣除两个孩子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压力很大,感觉每个月都在给银行打工。”这样的压力难以缓解。为了保住现有收入,丈夫过上了比996还要忙的生活,在公司里搭了一个行军床,经常是直接睡在公司。一家人也开始连一块回趟老家的时间都消失了。林小多还是经常心怀感恩,她觉得自己现在无非经济压力大了点儿,但也不至于处在一个完全不可控的境地。“和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人比,我们肯定还是幸运太多了。”林小多反思自己,刚结婚时,只是想住进一个三居,等愿望满足了,后来又想买学区房,“人的欲望就是一步一步变多的,想要的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林小多也无奈,郑州的高考压力这么大,如果不买学区房,她又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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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多家的阳台,她觉得采光不是很好。图 / 受访者供图


与生活对抗 


为了能在中产身份和中产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中产们开始想办法开源节流。孙默热爱健身。她在健身爱好上进行的“开源节流”,是她与生活对抗的缩影。她一直缺一件运动背心。最近,和老公逛街时,逛到lululemon。老公示意说进去逛逛,孙默连连摇头婉拒。一件背心四五百,她觉得没必要。回家后,她让同小区一起遛弯的妈妈把自己拉到了一个领优惠券的群,群里有高达6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那天,孙默花8块钱买到了一件运动背心。“你敢想象吗?敢相信吗?一件背心8块钱哎。”孙默说,语气里包含着欣喜。从那之后,她就像掀开了“省钱魔盒”的盖子。她把衣服看作是节流的关键突破口。以前两三百的T恤,现在只买七八十的。以前和朋友逛商场,看到朋友进店试衣后,拍个照片再网购同款,那会儿她还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现在,她也开始偷偷这么干了。

但节流也有失败的时候。比如,小孩的衣服确实不太好省。大女儿有件粉色的衣服只穿了3次,套在小女儿身上也不合身,孙默舍不得扔,最后只能拿给儿子穿。在陪儿子去上音乐早教课的时候,另一位家长看见这身粉色小衣服,忍不住开玩笑说:“哎呀,这是弟弟穿了姐姐的衣服吧,妈妈好节省呀!”虽然知道这是说笑,孙默心里还是难受了一阵,五味杂陈。“中产就是这样,它像一个架子,把你架在这儿了。”孙默说。尤其是上海封控的那段时间,在小区业主群,有时候团购的商品太贵了,她舍不得买。私下里,她加了居委会的微信,表示希望能够团购一些更实惠的菜品和食物。孙默说,她终于开始了一场和“中产身份”的博弈。她已经变得很坦然,开始薅起羊毛。比如,她加入了不同的群,下载了各种各样的App,清楚地知道哪一个App的青菜比较便宜,哪一个小程序的蛋糕比较便宜。人均上千的米其林餐厅不去了,完全断了这个念头,“开始老老实实在家做饭”。看到超市里一条好几块的抹布,她转头就走,“拼多多上买一条,不到1块”。

在生活面前,她宁愿不当什么所谓的“中产”。家里唯一还保留着的、曾经精致生活的痕迹,可能就是那台用了好几年的咖啡机了。杂志上那些红酒评析,对她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要一个人感觉到生活的拮据,就算一个从来不记账的人,现在也会变得开始精打细算。有的中产家庭选择努力节衣缩食,攒钱留给下一代。比如上海开了设计师工作室的徐娜,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老公是校友,现在有三个孩子。最近,她专门研究了一下上海的升学率,焦虑感一下子就上去了,因为学习不好的孩子们,在中学阶段就有可能被分流出去。“孩子们至少要上个大学,不然我们有点难以接受。”徐娜想。她准备给孩子预留一笔出国留学的费用,所以用来自己身上的钱格外的省。比如,她不敢换手机,一部iPhone用了好几年,前阵子屏碎了,也舍不得去官方店修,特地找了一个街边小店修。上次一家人去游乐园玩,一天一百的停车费,“太贵了”,她心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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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娜的两个儿子在阳光下踢球,她刚怀上三胎。图 / 受访者供图

而郑州的二胎妈妈林小多,靠变卖家里二手物品,回收了一点钱。比如,最近,她就卖掉了上大学时候买的戴尔电脑和iPhone手机,一共217元。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所有护肤品,必须用成空瓶之后再买新的,是彻底的空瓶,盖子打开,要把里面抠得一点不剩。现在,去超市买东西,也要专门把发票存下来,回来看看到底花了多少。就连在充话费这种小事上,她也能找到羊毛了,专门用了云闪付,可以省下一块钱,这一块钱的“胜利”成了她那一天要专门记录下的事情。而那一天,她也失去了300块钱。原因是孩子咳嗽,她又犯了鼻炎,一天花了300块钱治病。像很多人一样,她发出了一个脆弱的感叹:“不生病就是财富。”

用力奔跑 


中产们究竟在忧虑着什么?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下跌的恐惧》一书中给出答案:中产阶级的一大主要焦虑,在于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阶层。孙默对此感触很深,她和先生都来自中产家庭,“我们的父母比我们过得有钱有闲”。她的妈妈从年轻时就爱好文艺,直到现在,跟老姐妹们出去,还是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又买衣服又买包,一花就是几千块。相比之下,有一次,她向妈妈炫耀自己买到的8块钱运动衣,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样?”孙默害怕这样的下跌也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个孩子出生一次,就是下跌一次,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她说。她所在的社区,很多人是随随便便就有三四套房,她们家是费力贷款下才买下一套——而这已是她毕生的资产。手里的资产不多,平均到三个孩子身上更少。对于“中产梦破灭”的未来,她忧心忡忡。“中产这个概念,就是永远比上不足。”孙默总结说。

除了孩子,另一个关于“跌落”的担忧,来自于工作。2021年下半年,郑州的林小多,她的丈夫和朋友想一起做一笔生意,投出去了30万。结果后来要不回钱,为这个事两人吵了不少次架。林小多跑去专门咨询公司的法务,想请律师打官司,但一听律师费要十个点,也就是要3万块钱,她又打起了退堂鼓,怕就算胜诉了也执行不了,那打水漂的钱就又多了3万。家庭现在已经没有额外的积蓄了。她最担心的是丈夫失业,关键丈夫身处的还是房地产行业。有一天,丈夫从集团开完会回来,已经是晚上11点,一脸疲惫。集团又给他们区域下达了任务指标,他觉得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完不成就可能让他走人。林小多感觉,丈夫一天的工作量,比自己一个星期的工作量都多,薪水又并不比前两年高多少,甚至还不如前两年。而现在,房地产公司招聘的岗位少,家里的经济来源开始被动地进入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天晚上,夫妻俩靠在床头,他们已经很久没时间长谈了。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焦虑,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身处同温层之中的主观判断?孙默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后退的阶段。她说,仅仅是维持“中产”,就耗光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在曾经的期望里,一个大房子,三个孩子,一条狗,悠闲的午后,约着朋友看展、喝下午茶,这是孙默最理想的中产生活,但没想到,眼下的生活依然是这么手忙脚乱,甚至“拮据”。这种挣扎,就像幼儿园开学的那天,她6:30就起床给龙凤胎搭配衣服,一定要得让别人看出来是双胞胎,但还不能穿得一模一样,要注意色系搭配。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搭配好了。而在短暂的光鲜之后,她依然要回到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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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胎每次出门前,孙默都要给他们精心穿搭。图 / 受访者供图

小宝发烧这一天,孙默从医院回来后,又忙了起来,开始为大女儿填写明年进入私立小学的报名表,学费一年15万。如果大女儿读了私立,那两个小的怎么办?是也要继续读私立?这意味着未来光三个孩子的学费就要每年花掉45万。“想都不敢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唯一让她松口气的是,医生说,这次小宝只是普通的感冒。

By 薛永玮

赘婿真的能逆袭吗

12月7日,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2021年12月6日收到沈东军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沈东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裁职务。沈东军先生辞去总裁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于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莱绅通灵自成立之初就一直由沈东军全权打理,此次沈东军退出总裁职务(相当于CEO),只保留董事长和相关委员会职务,是否意味着其让出了莱绅通灵的最高管理权?莱绅通灵实际控制权或将重回马氏家族手中。

近日,沈东军和其妻子马峭的离婚案得到了终审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离婚诉讼案件做出二审判决,沈东军持有的公司31.16%的股份将分割给马峭一半,占公司总股本的15.58%。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早在2019年11月20日,沈东军的妻子马峭就已起诉离婚并要求进行财产分割。 根据今年1月6日莱绅通灵发布的公告,沈东军作为被告,于2019年12月16日收到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 彼时的公告还显示,沈东军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公司1.06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16%;沈东军的大舅子人马峻(马峭的兄长)、蔄毅泽(马峻的配偶)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557.50万股和1890万股,分别占总股本的25.13%和5.55%。 另外,沈东军、马峻控制的南京传世美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上类似于莱绅通灵的高层员工持股平台,传世美璟持有莱绅通灵2.18%的股份。沈东军和马峻分别持有传世美璟37.3%的股份,其余剩余股份由莱绅通灵珠宝四位管理人员持有。 离婚之后,沈东军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降低到15.58%,马峻兄妹、马峻的妻子蔄毅泽三人以及传世美璟(马峭同样分得了原沈东军持有的传世美璟的一半股份)为一致行动人,在莱绅通灵合计持股比例升至48.45%。 此举意味着,马家兄妹夺回了对上市公司(莱绅通灵)的控制权。 莱绅通灵被称为沪市珠宝IPO第一股,于2016年11月23日上市,当时的发行价为14.25元,截止到12月6日,莱绅通灵的股价已经掉到了7.13元,总市值24.28亿。 去年,莱绅通灵实现营业收入12.27亿元,同比下降6.9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4亿元,同比下降31.56%。今年上半年,其实现营业收入7.90亿元,同比增长46.4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增长53.03%。 

很多人不知道,沈东军作为马氏家族“赘婿”的逆袭故事。

注定的结局 

沈东军是一个能人,思维活跃,极具商业天赋,而且条理性强,在他的治理下莱绅通灵具有超强的执行力,各项制度面面俱到而且严丝合缝,加之沈东军的超强营销能力,整个公司稳步发展,几乎具有无限的可想象空间。 但悲剧的原因几乎一开始就已注定,这是一个家族企业,而沈东军作为上门女婿,似乎自始至终都有作为马家打工仔的意味。虽然马家兄妹几乎不涉足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但知情人都知道,马家才是莱绅通灵真正的主人。 1969年,沈东军出生于苏北。虽然他现在名头既是南京大学博士,又是香港科技大学EMBA,可实际他并没读过大学,中学毕业后步入社会打工,后来到南京航空公司旗下一家旅行社负责票务工作。 沈东军人很聪明,而且仪表堂堂,带着黑框眼镜,笑起来露出整齐的牙齿,就凭这,捕获了富家小姐马峭的芳心。
ImageLeysen莱绅通灵珠宝创始人沈东军
马峭生于珠宝世家,父亲马崇仁是业内著名的珠宝玉石专家,早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地质系,曾经担任中国宝玉石协会玉石分会副会长。 彼时的马家凭借着老马早年积累下的家业过着富裕的日子,并没有从事珠宝生意。穷女婿沈东军开了一间冲印店,但是小打小闹赚钱太慢太辛苦。沈东军关了冲印店,回家做“全职丈夫”。  心思活络,人穷志大的沈东军显然不甘心于这样的生活。他知道,岳父是一座金矿。沈东军鼓动了大舅子马峻,一起合伙做珠宝生意,马崇仁担任他们的首席珠宝顾问。 1997年,沈东军与马峻在南京湖南路255号天安大厦7楼的一个珠宝专柜租借了两截柜台,专卖翡翠玉石。 沈东军大力推广马崇仁这个翡翠专家,并且开展自己的营销天赋,打出假一罚十,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营销招术。
Image 有深谙翡翠行业的岳父坐镇,沈东军敢于在市场上有底气以超低价卖翡翠玉石,而马崇仁的名气又为店铺做了质量保证。开业不久,不仅有闻讯而来的江苏、上海消费者,连行内人都忍不住来柜台“抄底”,生意火爆异常。 有一天,沈东军和马峻来柜台上班,却发现柜台上被人贴上“滚出珠宝一条街”的标语。马峻提出报警,可沈东军却脑子一转,不仅阻止报警,还打电话找来熟悉的媒体朋友报道此事。事情公开后,沈东军的店铺名气大涨,靠着危机公关居然吸引了一波流量。 1999年,沈东军和马峻以分别持股50%的形式成立了江苏通灵珠宝有限公司。从当时的股权分配就可以看出,马家虽说还是支持沈东军创业,真正目的还是为了帮衬大儿子马峻。 

营销高手 

成立公司之后,沈东军很快将经营品类从翡翠拓展到钻石。所以,一开始的莱绅通灵叫“通灵翠钻”(翡翠+钻石)。2000年左右的时候,通灵翠钻在南京市场大名鼎鼎。 2001年,沈东军打出“通灵珠宝——比利时优质切工钻石”。众所周知,一颗钻石的优劣,有4C,也就是:重量(克拉CARAT)、色泽(COLOR)、净度(CLARITY)、切工(CUT)。前三项取决于天然原石的品质,人为无法改变,而将一颗原石切割为熠熠生辉的真正钻石,比利时的工艺最好。 所以,沈东军精明地抓住了这一点,猛打“源自比利时的优质切工”这一品牌核心诉求。 随着猛烈的广告,通灵翠钻的品牌价值点深入人心,生意迅速做大,成为当时江苏市场的第一珠宝品牌。 沈东军没有就此止步,他知道“优质切工”依然只是一个“功能性诉求”,没有体现珠宝品牌的情感价值和象征性意义。沈东军开始对通灵翠钻的品牌内涵进行升级。 2007年,沈东军将通灵翠钻更名为“TESIRO通灵”,以此看上去更时尚化,具有国际范。 2009年,TESIRO通灵砸下重金成为柏林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并以旗下钻石“蓝色火焰”系列为明星们打造了高端珠宝STARLET(红毯)系列,使得乌玛·瑟曼、安迪·麦克道尔、章子怡等国际大牌影星都成为自己的忠实客户,当年的销售额也增长了30%。 那段时间,TESIRO通灵在整个江苏市场投入重磅广告,尤其是江苏的头号纸媒《扬子晚报》,TESIRO通灵将“明星+影视”的内容进行包装,在扬子晚报的影视娱乐版面长期投放半版广告,一时间品牌形象被无限拔高,知名度几乎家喻户晓。 沈东军又将TESIRO通灵的品牌诉求改为“为下一代珍藏”,以体现其珠宝的保值增值功能。之后,再次改为“王室钟爱,为下一代珍藏”,将通灵珠宝与“王室”联系起来。

而这个王室,自然就是欧洲小国比利时的王室。沈东军多次跑到比利时,跟当地的珠宝市场建立关系。 2015年,沈东军被比利时王室授勋。比利时王室为感谢他对比利时钻石业的积极推广,授予他“利奥波德军官级国王勋章”,他也成为获得该勋章的首位中国商人。 

“王室”珠宝 

沈东军觉得,当时的TESIRO通灵跟周大福、潮宏基以及众多的珠宝品牌竞争,陷于一片红海之中,自身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脱离红海的搏杀,就要向“奢侈品珠宝品牌”的阵营靠拢。如何将曾经的通灵翠钻,如今的TESIRO通灵变成一家具有高贵血统的“奢侈品珠宝”品牌?
Image 沈东军还是瞄准了比利时。 当时比利时一个叫Leysen的珠宝品牌进入了他的视线。Leysen创立于十九世纪的比利时布鲁塞尔,曾经是欧洲王室的宠儿。曾参与定制比利时国宝“九省王冠”,意大利王室“尤兰达公主王冠”等高级珠宝项目。上世纪六十年代,Leysen被比利时王室正式授予“王室珠宝供应商”资质。 但是,当时的Leysen已经没落而且知名度并不高,在国内更是无人知晓。沈东军想用Leysen的这个新瓶装通灵的旧酒。 2017年4月,莱绅通灵以3000万元收购了Leysen 81%的股权。沈东军计划将TESIRO通灵再次更名叫“Leysen莱绅通灵”。但改名计划遭到了马家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一致反对。 他们觉得沈东军在瞎胡闹,原先的通灵珠宝品牌已有知名度,新的故事说说就可以了,根本没必要大张旗鼓贸然改名。 但作为公司的主理人,沈东军还是固执地实现了他的计划。 2018年1月,莱绅通灵股价达到了32.6元,市值超过111亿元。但新品牌莱绅通灵毕竟知名度极低,而且几乎所有消费者对曾经的“通灵翠钻”知根知底,其本身就是南京土生土长的品牌,硬生生被冠以“欧洲王室血统”,很难以取信大众。 莱绅通灵股价大幅度跳水,公司管理层纷纷离职。 2018年1月7日公告,公司董秘王芳因换届辞职;2018年7月28日公告:公司监事王小文辞职;2018年8月4日公告:公司监事会主席庄瓯辞职;2018年9月4日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蒋悦辞职;2019年1月3日公告:公司财务负责人周传波辞职;2019年2月1日公告: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赵坚辞职;2019年2月21日公告:公司副总裁职务王庆成辞职。 同一年,马峻和妻子蔄毅泽也宣布离开莱绅通灵,不再过问公司业务。 马峭称,“他的待人处事那些方式,我很不能接受。我们公司有很多元老,帮着我们一起开创公司打天下,自从公司上了市以后,他就开始清除这些人了。他是一个复仇性特别重的人,只要离开公司的人,他就把人家全部清除掉,为人处事很难看。” 

绯闻不断 

2015年,一部由唐嫣主演的电视剧《克拉恋人》上映,这是通灵珠宝公司为背景的甜宠剧。沈东军在客串了 “孙总”一角,以帅气多金的暖男大叔形象亮相。 《克拉恋人》上映后,莱绅通灵正式宣布邀请唐嫣为品牌代言人。
ImageLeysen莱绅通灵品牌代言人唐嫣 
沈东军在这部剧后成立了钻石影业,不仅投资了《翡翠恋人》《八月未央》《归还世界给你》等多部影视剧,还参演了其中不少角色。 或许演戏还不过瘾,他还在《非你莫属》《老板变形计》等多个综艺节目亮相。节目中,他不仅以天价高薪招聘新人为自己赢得“土豪老板”的称呼,更化身创业导师给了许多选手中肯的建议,圈了一波粉。  霸道总裁,富豪,职业导师,帅男,沈东军身上处处闪耀着成功男士的光芒。而其左右,更是美女无数。 据知情人透露,2009年的时候,沈东军以开展柏林电影节合作为由,跟女秘书双双畅游欧洲,引得整个公司内部议论纷纷。 沈东军与马峭的离婚,主要原因可能也是沈东军极其混乱的私生活。 “生了小孩以后我全心照顾小孩了,他也要求我在家里面做全职太太一样照顾小孩。”马峭称,“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家因为脱离公司也比较长时间,他就在外面乱七八糟的搞这些作风问题了。” 据马峭透露,“在公司那个时候(沈东军)就很多情人,他的很多助理都是他的情人,特别多,公司现在我都数不过来。其中他还有一个私生子的,私生子小孩已经18岁了,在我儿子2岁的时候,他私生子就比我儿子小两岁,我儿子现在20岁,那个人也是我们公司的,我后来发现了这些事情。” 马峭坦言,“我曾经也想过不离婚的,但是自从公司上了市以后,他搞影视公司以后,他这些所作所为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了。” “他2009年还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承诺断绝与其他女子的男女关系。”马峭称,从2019年11月份以来,双方围绕股份等财产的分割僵持不下,“我要跟他分财产的话,他在公司的股份势必受损,可能就控制不了公司了。” 据马峻透露,沈东军本来是要给马峭一笔钱,以换取他们放弃对公司股权的要求。但是遭到后者的拒绝。 不过对于马峻兄妹的这些言辞,沈东军表示不便回应,但强调所谓保证书“没有这回事”。 

撕扯下的公司命运 

沈东军跟马峻夫妇的撕扯,已经到了无底线的地步。 2020年8月,在沈东军主持的董事会议上,提名自己助理刘昆担任董秘,身为董事的马峻夫妇与沈意见相左,资历尚浅的刘昆不足以担任。在沈东军一再坚持下,刘昆最后还是走马上任,可短短五个月就选择了辞职,显然也搞不定其中复杂的家族关系。 2020年12月29日,莱绅通灵发布公告称,公司在11月20日通过自查,发现马峻等人涉嫌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挪用资金等犯罪事实并已向南京警方报案。 此后,沈东军连发十余条微博,实名举报马峻夫妇通过虚开巨额增值税发票侵占公司大量资产。1月21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给莱绅通灵公司下达《不予立案通知书》,其中写道:我局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 在2021年1月8日的董事会会议上,董事马峻、蔄毅泽质疑沈东军履职不力,对其再次担任总裁投下反对票,马氏家族对沈的不满再度升级。 此次沈东军跟马峭的离婚诉讼案法院终审宣判之后,马峻及其一致行动人(马峭和蔄毅泽)承诺30日内将其或其控制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到30%或者30%以下,不进行要约收购。(要约收购是指为了防止内幕交易,出售股权的股东需要将信息发布给所有股东,所有股东具有平等的收购权利。) 也就是说,马峻方面为了避免要约收购,需要减持上市公司18.45%的股份,而沈东军目前持有15.58%的股份,假如有“大款”进场包揽马峻方面减持的股份,那么沈东军的地位将进一步滑落。 12月4日下午,沈东军发表长文,称自己对法院平分股权的离婚判决深表不服。甚至还不忘嘲讽了一把南京法院。 沈东军称:“2006年,彭宇案件让南京法院名声大噪,今天南京法院对我这个案件的判决,也将开启对如此判决上市公司控制人股权是否恰当的讨论。即便遭遇如此不公平的对待,自己将继续为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继续努力奋斗。” 沈东军确实是经营高手,其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马家兄妹能否有能力驾驭莱绅通灵公司并且带领其走出困境? 豪门内斗,撕扯下的莱绅通灵,可谓前途一片黯然。

By 老刀

参考资料:
1、国际金融报,《董事长“天价”离婚案落幕:沈东军败诉,莱绅通灵控制权变更》,2021年12月6日

2、浑水研究院市值研究中心,何离,《莱绅通灵家族内斗第二季:沈东军妻子、大舅子联合反击,公开真相》,2021年1月5日

3、风声岛,《举报与乱斗:珠宝豪门的家族恩怨》,2021年11月17日

女强人的婚姻为何不幸福

单向街书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向街书店(ID:onewaystreet2013),作者:仓运海,题图来自:《白色月光》剧照

刚开播两天的都市情感悬疑剧《白色月光》讲了一个发生在家庭之内的疑案:完美婚姻中出现了一条来源不明的暧昧短信,女主角张一借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痛苦与怒火中一个又一个寻找线索,侦破关于这场婚姻的残酷真相。

已经播出的前四集里,我们看到了张一的坚韧、愤怒、委屈、挣扎和痛苦。但在“古典出轨剧”中手撕渣男、报复小三等行动却并没有密集出现,可见创作者的野心在爽剧之上。丈夫出轨导致婚姻破裂是这部剧水面上的叙事线,水面之下,由女导演刘紫微领头组建的一个全女性创作班底在剧中自始至终以女性的视角重新看待婚姻与自我、自我与选择的关系,出轨的丈夫由此成为了一重背景,男性角色的存在在此只是女性认知自我的一个观照。

女主角张一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个在国产影视剧里很少见的主动做出行动、实时整理现状做出当下最优选择的女强人。借由剧集构建职业女性形象,与女强男弱、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形式的运转过程,我们想来探讨在各个关键节点上女性面临的选择有哪些,进行选择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信任是一种“选择”

《白色月光》中宋佳饰演女主角张一,登场时集合了所有“乘风破浪”的女性想象。人到中年,又美又强,自己是业务能力过硬的建筑设计师与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丈夫张鑫原本在事业上与妻子齐头并进,有了孩子后却主动选择退出职场,回家承担育儿责任。

这种组合形式似乎展现了一种更当代的家庭图景:妻子可以变成张总,而丈夫抹掉自己的名字甘心成为“笑笑爸”。

人物设定给予了观众一种观看期待:女主外男主内,当传统婚姻中的责任分工完全调换,是否能让女性拥有更多选择?开局亮相,中年夫妻相爱相敬,中产生活体面从容,张一一家仿佛贴在婚纱店外的全家福样本,是全面地赢。

然而,一道道裂缝逐个出现。

叙事紧跟着张一的心理动线展开。起初是多余的一瞥,瞄到对方手机屏幕上一个不常见的昵称。紧接着平静的日常之下暗流涌动,酒店短信、消费小票、暧昧的眼神、含糊的话语、微妙的谎言、甚至他人行为的映射……暗示无处不在。而将张一网住的不是丈夫出轨的具体行为——截至第四集末尾,她仍未真正目睹奸情现场,而是在无数旁证细细密密的构建之下对丈夫不忠的怀疑。到底有没有第三者?谁是第三者?他跟第三者发生了什么?张一在自己的怀疑之中越陷越深,确定的答案似乎永远藏在下一秒。

这个世界上当然没有完美的婚姻,也不存在一桩“完美”的出轨。

现实里有位私家侦探戴朋俊,从业 17 年来接过无数婚姻调查的案子。他曾给自己的客户群体画过像:30~40 岁,所有的女性委托人都离不开一个“强”字。这种“强”不一定代表财力,也未必代表“强势”,而是指在婚姻中有掌控整个局面的欲望。他接手的婚姻调查,但凡妻子开始怀疑,下定决心找他去查,一查一个准,极少冤案。

人们普遍将这种准确解释为女性的第六感。第六感从何而来?剧里展现的所有被看作是出轨证据的生活细节并非婚姻里罕见之事。一声“鑫哥”可能有无数种解释,剧里也很快反转原来张鑫有所隐瞒的不是出轨,是背着妻子做起了微商。但为什么怀疑深种后无论如何就是不能被眼前的答案止住?

信任从来都是一种“选择”。从张一看到短信后没有立刻当面明问丈夫开始,她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选择怀疑,那只能怀疑到底,一条“不见棺材不落泪”之路。

剧里每次张一发现新的证据都对应一场内心的拉扯,其中一场内心戏是公司团建中常见的背摔游戏。一个人站在高台上,背向后,直直地往后倒。你对身后一无所知,只能相信落地之前会有伙伴们的手接住你。没错,婚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背摔。幸运的人闭上眼四面八方随便倒,都能被伴侣稳稳地承托住。而你一旦开始犹豫身后有没有那双手,就再也没有了往后倒的勇气。

而选择信任之后的事要“简单”的多,不听不看不问不想,生活仍能在光滑的水面滑行。亲密关系之中,有人受不了的是谎言和隐瞒。如张一,她一再的逼问丈夫,如果你爱上了别人,一定要告诉我。有人无法忍受的却是坦诚:如果你出轨了,瞒好了,咽下去,别让我知道。日子还能往下过。

不知道的出轨存不存在?不想知道的出轨存不存在?张一是个理想主义者,她选择了怀疑,选择了走向踏入人心暗处最难的那条路。

婚姻是一种不断进行的选择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逐渐认知到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结婚,婚姻不是人作为个体的宿命。这种认知之下,催婚逼婚的理由开始多样化:从在外打拼太累要找个人照顾你、人到中年太孤单要找个人陪伴你,到一个人只有成了家结了婚才能学会真正承担责任,再到现今十分流行的婚姻经济论——结婚就是合伙开公司,共同抵御风险,产生更多价值。总之,婚姻的神性与人性都在降低,建立婚姻关系的实用价值被提到显著的位置。

以上种种都意味着,婚姻成为了一种选择。选择进入婚姻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婚姻状态是否优于一个人生活的状态。那么,维系婚姻的纽带也不再是爱情,选择是一种理性行为,依据由爱情变为复合性的利益计算。

在这种经济判断下,女性需要为自己的付出(情感上的、经济上的)索取抵押物,比如房本上的名字。这将一桩桩远看是感情问题的婚姻关系,拉近一算都算成了钱的问题,谁掌控经济主权谁就有话语权。

选择之所以成为选择,重要的是还有别的选项存在。张一的“强”,让她有退出当前选择的余地,她第一时间想的是如何进行情感与经济的切割,如何保护孩子。主角没有全然自困在对失去婚姻、失去爱情的恐惧里,对往后的剧情除了继续猜测谁是小三之外,更多期待的是看到张一作为一位你所能想象到的最理想化的独立女性,不会任由自己坠落为和小三互撕头发扇耳光的泼妇,她要如何维持最大的理性具体处理当前的婚姻困局?

没有完美的婚姻,也没有一桩完美的出轨。但有可能存在体面的离婚吗?拭目以待。

李银河说,很想结婚的话不一定非要等到爱情不可,跟一个肉体相合的朋友或是精神相契的朋友结婚也无不可;要是一定要等待爱情,那你内心要足够强大,要做好终身独身的准备,攒些钱保障自己的生活,因为爱情发生的几率并不太高。

要在人海中遇见唯一的那个人需要的是运气。爱情的发生并不是选择,爱情是遇见,是悲痛的沦陷,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齐泽克)。“我们想要一件东西而避免它的坏处和代价,我们要糖不要卡路里,所以有了代糖。我们要啤酒不要酒精……对爱是一样的。我们想要安全轻松的性爱、避免坠入其中、不想有致命的依恋。

因此,成为一种选择的婚姻关系,或任何一段长期稳定排他的亲密关系成了合伙人制,核心是权力的置换,关系中的双方各让渡出一部分关于自我的权力以达成平衡。剧中的女主外男主内看似达成了经济账面下的平衡,但隐形的权力平衡被无视了。

无论张鑫有没有出轨,他瞒着妻子做微商,和好友一起创业开公司,表示他并不能仅在家庭主夫的角色里认可自己在婚姻中的价值,只有证明自己能在不靠老婆的情况下为家庭带来收入才能给他在家庭中面对张一的底气。

如果婚姻可以不以爱情为开始,那也可以不以出轨为结束。这段婚姻表面问题是出轨,内里问题是平衡失稳。女主外男主内,结构中的双方只要有一方将自己的选择看作是为对方的付出与牺牲,而没有真正享受其中。那维持权力的平衡就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夜里开山路。

出轨很容易,离婚也相对容易,但维系婚姻不容易。婚姻不是一场只定输赢的博弈,很多人维系着一段千疮百孔的婚姻只不过是想要用尽全力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

话说回来,不是人人都要开这家公司。

 “是我的问题吗?”事业还是家庭,这是个不成立的选择

剧中的张一始终还是体面的。宋佳给了张一一张能在不同的美之间任意切换的脸,坚忍的、愤恨的、不甘的、甜蜜的、闪着复仇之光的。张一有财力,有才华,有美貌,她的事业完全独立于丈夫,她有核心后援团:律师提供离婚咨询、下属提供事业依靠、闺蜜提供情感支撑。

剧里自始至终只有女性的视角。前四集里,我们看到了张一与自己的拉扯,她不敢爆发、没时间痛苦、没资格崩溃。在遭遇背叛后,张一能体面地发泄怒气,将愤怒化成墙上的恶之花,化成与客户谈判的内驱力。她也不得不如此,除了是个被丈夫欺骗的妻子外,她还是个五岁女孩的妈妈,是公司的顶梁柱。

张一本是个进退自如的人,但她身上还是要背负一付十字架:他出轨了,是不是我的错?是我没做好?我不是个好妈妈好妻子?

职场女性是原罪吗?女强人与幸福婚姻之间无解吗?

女性主义话题在公共环境中的广泛流行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这波潮流刚起头时,我帮几本女性刊物集中采访了许多职业女性选题,她们都有一些共同性: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经济独立,又美又强——各个都是张一。但对读者来说,仅描述她们的事业是如何走向成功似乎不够。编辑总要求一定问她们的私人状况:结婚了吗?有孩子吗?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

就我采访的女强人中,各式各样都有。女摩托车手独身到四十岁,伙同一帮酷女孩每天疯玩;女创业者长期与丈夫异国分居、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身边,日常是边喂奶边开会;女律师因工作压力太大险些流产后硬躺了大半年保胎,孩子出生后自己却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女歌手与丈夫事业相互绑定,两人约定好出了家门是合伙人,进了家门是夫妻……她们所做的选择与她们的个性、经历、行业与当时当下的价值观都有关联。

即便如此,人们总想给女强人画一个面孔统一的既定肖像,并将她们的“强”与她们所处的婚姻状态之间做个联结:中年单身是你太强了;无偶式养娃是你太强了;丈夫出轨?是你太强了。这种论调的危险之处是,好像一切都关于你的选择,而且选项只有 A 或 B,事业与家庭。当前的人生不如你所愿,那做出与现在不一样的另一个选择就好了。

事业与家庭选择哪一个?表面看是选择,实则是个陷阱。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指出,妻职、母职与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向来是齐头压在女性身上,根本没有让女性进行选择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只作为妈妈或作为员工在社会中存在。自认为做出了选择的人立刻会被以另一套价值标准判断:“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

女强人、完美妈妈、人生赢家、事业爱情双丰收……所有关于身份与状态的定义只是个体的一个侧面,人生时间线上的一个瞬间。将其作为个人的最终目标,是诱惑也是牢笼。它塑造了一个“一招下错满盘皆输”的人生假象,这种假象下,女性会时时因为一个单一事件:公司倒闭、丈夫变心、孩子叛逆,全面否认自己,否认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所有人生。

残酷的现实是,成功的男人很容易找到为他牺牲的女人,但成功的女人却很难找到为她牺牲的男人,而且如果女性作为“供养者”,需要付出的价码更高。除了提供独立婚房给男人与孩子居住以外,还要拿出至少50%以上的收入给男人自由支配,才能达到“女财男貌”的基础线。以一线城市的消费标准,那就是女方的年收入要达到百万以上,且娘家给予物质与人力的双重支持,这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警惕“赢”这个字,也警惕要你“赢”的那些人。事业会崩塌、婚姻会终结,自己还在。无论主外主内,要主自己,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女性只有具体肯定了自我作为主体的地位,才能成为积极描绘自己命运航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