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人生感悟

你知道活鱼运输会加麻药吗？

活鱼不贵，安全贵
想要全产业链可控的安全，成本很高
就说一个环节：运输

知道运输多少潜规则吗？
就说一项：麻药或者安眠药

有些鱼品种，是必须要麻醉的，你说麻醉安全吗？反正我不愿意吃，你认为安全也没问题，这就是灰色地带，只要一严格管控，这个产业就完蛋，因为不加麻药无法运输，你能技术解决，你就是牛逼的人。

解决不了，这个产业又不能死，老百又想吃活鱼，那就让它成为灰色地带，反正老百姓也看不到。

如果你看到鱼贩子往池子里倒大量的麻醉剂，你会吃吗？你会给你孩子吃吗？

这个是批发市场运到厦门八市的鲈鱼（请点击链接看视频），桶里加了麻醉剂，活蹦乱跳的鱼放进去就麻醉了，运输就没有应激反应了，就不会死。到了地方放清水里，一会就活了。
这都是产业里人才想出来的办法，很好用，但这就是健康为代价的。

这两年我亏了2000万

别说小白了，这两年我亏了多少钱？2000万。

做餐饮的人最希望大环境好，大环境好，别人吃肉，我们跟着也能喝点汤。

我有个几个矛盾：
1、鱼要养两年左右才能出池，鱼是提前规划养的，开店也是按计划开的，店不开鱼养了没销路，店开少了成本很高，店开多了风险高。

2、鱼的运费太高
因为是活鱼，要水车活运，我一次运500斤，和一次运5000斤，成本差别很大很大

3、鱼的暂养成本太高
因为是活鱼，我需要有个仓库暂养鱼，仓库的房租都不低，比如杭州的仓库，一年费用将近10万，我一个仓库给一家店供货，和给10家店供货，费用一样的。我现在每个城市都有仓库，是一项很大的开支。

其实这两年一直很矛盾，做活鱼，要全程闭环才能保证安全，做的太累。很多人都说：老板，你这个壁垒高，别人很难模仿，可是这个壁垒对别人是壁垒，对我也是啊，我做起来也累啊，不但需要大投入，还需要坚持。

要不断的解决各种活鱼链条里的问题：
1、养殖，因为我的鱼比市场的鱼大一倍，养殖周期就很长，里面的风险就高，养殖密度一直很低，喂的饲料都是很好的

2、运输，活鱼运输太多太多问题了，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花了很多代价。比如很多潜规则：加淡水增重，海鲜运输几乎99.99999%加淡水，这样重量会增加，原海水运输就会减称，一加一减，可能差几百斤，单价这么高，就差几千上万元，这都是鱼贩子的纯利润啊。

3、暂养，我每个城市都有仓库，成本高是一方面，死亡损耗是大头，因为有的员工不规范操作，一不小心就死几千上万元的鱼。

4、不可控因素太多，冷冻品要比活鱼简单多了，活鱼整个流通产业链，不加任何药物的话，稍微哪个环节、参数没控制好，就损失惨重。比如：去年因为疫情管控，水车不让下高速，我因为这个损失超过50万。因为疫情突然封控，我仓库的鱼损失最少超过30万。
如果是冷冻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做连锁的餐饮，没一个老板敢碰活鱼，我碰了，也解决了很多问题，一直不断的升级。今年对我打击最大的事件就是：日本排污，本来生意就是微利阶段，经历了去年的疫情，亏损窟窿很大，一直在调整，虽然没有大利润，但整体上还不亏，还不断的补去年的窟窿。

日本排污之后，我的营业额下降了一半，因为我以前一直主打安全的海鱼，我的理念就是：让中国的孩子多吃优质、安全、营养、没刺的海鱼。最早的口号也是：给孩子吃的鱼。以前周末基本上都是带孩子来的家庭，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多么痛的领悟：食品安全居然是伪需求

我为啥非要卖活鱼？
1、源于2016年北京活鱼停售事件，当时北京市场下架活鱼，老百姓买不到活鱼了

2、监督局的说法是：改为销售更符合超市消费者购买习惯的冰鲜鱼类。

3、中国老百姓爱吃活鱼，你推广冰鲜鱼，消费者不答应，矛盾来了。

4、为啥要推广冰鲜鱼？和预制菜一样，冰鲜冰冻鱼好控制，好追溯，好管理。作为监管部门，肯定喜欢预制菜、喜欢冰鲜冰冻鱼。

5、活鱼链条长，养殖、运输、暂养、批发、零售环节都可能加药，检测出了问题很难追溯，你不知道哪个环节加的。

6、当时我在做食品安全的工作，水产协会的相关领导找我，问我有没有解决方案？我研究了之后说：有（冲动了）

7、我确实刚开始把活鱼想简单了，我投资不少钱搞了一个方案：检测➕追溯。
a、我开发了活鱼追溯系统，
b、研发了活鱼快检车，先进，车还是奔驰
c、设计研发了多宝鱼检测追溯码
d、一鱼一码，扫码每条鱼的检测信息都看的到

8、最早的时候，在盒马、永辉超市，卖的鱼都有我的二维码，消费者也放心。

我信心满满，投资虽然很大，但我以为我解决了问题，找对了方向，内心还有点激动，紧接着问题来了：

1、安全的鱼养殖成本高，高的成本谁愿意出？
2、我检测追溯打码也有成本，这个成本谁出？
3、我不是做公益，我也要养团队，也要利润才能持续。
4、养殖户养安全的鱼，如果不能卖个好价格，他何必呢？为啥配合我呢？
5、无法闭环，我只能保证我检测过的鱼没问题，但是活鱼在暂养中心，在超市属于混养，一个循环水养很多种鱼，其他鱼有问题，也可能污染我的鱼。所以我店里只卖一条鱼，出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好追溯区分。

传统渠道不愿意出这个成本，传统渠道最在意的还是价格，价格低是王道，价格低你就有竞争力。

我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水产协会和烹饪协会，我希望直接把餐饮和养殖无缝对接，找了不少连锁餐饮老板考察养殖，大家都说好，但最后没一个老板敢碰活鱼。

于是我忽悠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1、你开活鱼专卖店，我给你供鱼，保证鱼安全

2、他也怕，非要拉着我入股，我不投钱他不敢

3、我投了钱，第一个试验店在温州乐清开的，一开就火爆了，生意很好，很多人要加盟，我们乐开了花。

4、但紧接着问题来了，我的专业是检测，养鱼我不懂，鱼到店里死亡率很高，生意好却不挣钱，有时候来了1000斤鱼，能死800，有一条死鱼你没及时发现就完蛋，整缸水质都变坏

5、鱼品质不稳定，安全不代表好吃，有的批次有腥味，有的没有，我们又是做清淡的，菜品不稳定

6、餐饮的模式设计没问题、安全我能保障，但我忽略了活鱼其他问题，我掉坑里了。

7、我的合伙人陆续都退出了，亏损我来承担，因为这是我忽悠大家开店的，我不断的开店，不断的升级，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我解决，我信心满满。

8、2019年底，我几乎解决了养殖、死鱼、腥、安全、运输、暂养的所有问题，我准备大干一场，刚投资了两个新店，疫情来了。

9、2020年中，我投资了杭州大厦，火了，也挣了不少钱，模式越来越成熟，我乐观的计划将来：养更多的鱼，开更多的店。

10、2021年，生意更好，我一口气新签了9家店铺。我在想：疫苗都出来了，2021年肯定比2020年好，2022年肯定比2021年好

11、于是来到了2022年……

12、最后来到了2023年……

我一直在反思，我太犟了
当时遇见困难就应该像我朋友那样，及时止损，我以为我解决了问题，就能成功，其实不是的。

我有个执念：老百姓喜欢吃活鱼，怎么活鱼就不可控？我想控，我不甘心，我在坑里越陷越深。

这么多年最大的感触：食品安全是伪需求，老百姓要的就是便宜又好吃，只要这两条满足了，食品安全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我的方向是对的，但我带不动了。

By 渔老板钓鱼

新闻联播持续说了10来分钟教育话题，国家已经明确了进一步教育改革的方向，至少未来五年，教育的顶层设计已经出来的，给大家提下要点：

1 高中会越来越两极分化，会把一些最好的学生放在一起，相互比拼，高中不是义务阶段，有的地方已经搞二四高中体制了，初中用两年时间学完三年内容，剩下四年学完高中三年的内容，还有的学校，一进高中，全体都要去学科技特长。

2 培养头部好学生，从0到1研究的能力要加大培养，要加大理工农业类专业紧缺人才的培养，以及小学六年基础知识的扎实和逻辑能力的培养。

3 短期内不会解决教育内卷问题，甚至会越来越卷，而且卷的有目标。核心就是教育强国，简单来说就是顶尖人才，人才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而且在未来的招生指标上，向理科倾斜。

4 未来大学和高中之间的关系会非常紧密。小初高知识一体化会衔接得越来越紧密。更需要家长建立一套适合自己孩子的课外辅助学习体系，这是现在的教育特点，向下衔接，向上贯通。

5 从推荐生不用中考来看，历史证实不用考了，那些理科好的学生，将会有一条绿色通道，不仅可以躲过中考，还有可能躲过一半的高考，去定向培养了，以后高中会有各种特色搞出来，这种特色班就是为好学生准备的，所以强烈建议把数学一定抓好，数学是一把尖刀。

高中分流的他们去哪了

新学期来临，有些学生兴高采烈地迎接升学，也有些人则要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中专的大门。

这些年，无论是北京海淀妈妈，还是普通小镇家长，都会因为普通高中与职业院校“五五分流”的消息焦虑得头秃。每次过年回家，许多年轻人还能听到七大姑八大姨抱怨自家小孩要上不了高中了。

而另一边，那些没考上高中的孩子在公共视野中成了“看不见的 40%”。上个微博，会感觉这世界仿佛人均本科，根本不存在职校生。

那么，上高中真的有在变难吗？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最后都去哪里了？

四成孩子，注定上不了高中

其实人们常说上高中，指的只是上普通高中。

在教育部的定义里，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都属于高中教育阶段。但前者才是长辈眼里正儿八经的高中。后者，就是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学生成天厌学、打架、混日子的职高、中专和技校。

现在许多家长比起担心高考，更担心孩子的中考了，还有些家长都恨不得给孩子报十个培训班。

那到底有多少人上不了高中呢？

2022 年，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国初中毕业生大约有 1624 万，而普通高中招生数只有 948 万，占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不到 60%，也就是说大约四成孩子注定上不了高中 [1]。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普高升学率都在 50% 到 60% 之间。分地区来看，几个直辖市和东三省的升学率比较高。例如黑龙江，普高升学率达到 69.4%，相当于 100 个初中毕业生中，有将近 70 个能上普高。

排行垫底的是四川、贵州、江西等省份，只在 50% 左右徘徊 [2]。

这些升学率的数字乍一听很残酷，但和以前相比，现在学生上高中其实变容易了。

2000 年时，中国普通高中升学率才不到 30% [2]。在很多农村，你能上个高中就算是同龄人里的学霸了。2010 年以来，中国人的普高升学率还上升了十个百分点 [1][2]。

过去，读中专堪比读985

既然上高中的比例实际上在提高，那家长和学生们为什么反而比过去还焦虑呢？

答案是人们对读中职的恐惧也提高了。

其实在以前，中国人很少有考不上高中的焦虑。中职这么不受待见，还是这二十多年来的事。

时间倒转至改革开放之初。1979 年时，中国的普职比高达 24:1 [3]。也就是说，初中后升学的学生中，超过 90% 都上了普高。

但这不意味着当时的人就更愿意上普高。

那时候，中专、技校生凭借着政策优惠，上学既能转户口，又拿人民助学金，毕业后还包分配工作，到国企里当干部 [4]。许多成绩优异的初中生都抢着考中职，考上了不但不焦虑，还跟现在上 985 一样开心。

转变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专和技校逐步走向了全面收费，学生毕业了也不再包分配，直接使得这些学校对初中生失去了吸引力 [5]。

1997 年后，中职占高中阶段招生的比例下滑 [4]。到 90 年代末，许多国企在岗的熟练工人都可能要下岗，一个中专刚毕业的新手工人不仅就业困难，工人这个身份带来的荣誉感也大不如前了。

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猛增。与此同时，中国高校开始扩招，上大学不再像以前那么难，毕业了还能做社会眼里更体面的工作，人们就更愿意把孩子送去普高。

现在读职校，有出路吗

就这样，中职逐渐从尖子生的选择变成人们口中的“差生收容所”。

家里的长辈一听有哪个孩子读中专，就觉得他一定是班上的那种“坏学生”，去中专了也只是再混三年，还不如早点去打工挣钱。

可实际上，中职学生哪怕想沉下心来学门技术，学校也没能提供这样的环境。

同样都是高中阶段，读中职的体验比普高可差太多了。

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在高中阶段的教育中，中职经费总投入占了三分之一左右，而普高则超过六成 [6]。

一些经费短缺、管理机制又落后的中职学校里，不仅没有专业的技术老师，也没有供学生练习技术的教学设施。

曾经一位从职校辞职的老师匿名发帖，吐槽实验室的设备要么是坏的、要么就不存在。甚至这几年新闻里经常能看到中职给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就是暑假组团到电子厂里当廉价的劳动力 [7]。

教学环境落后，使得许多学生花了三年也没学到一技之长。

一项样本量约十万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家长和企业人员都认为，中职教育的最大难题是人才培养质量堪忧，无法满足企业的招聘需求 [8]。

该调查还发现，在有些中职学校，学生就业率还不到 10% [8]。一些学生哪怕找到工作了，做的还是培训一天就能上岗，几乎没有技术门槛的活，每月只能领到微薄的薪水。

一项关于中职毕业生的分析报告显示，2019 年，接近 70% 的中职生月薪不到 3000 元 [9]。

而据麦可思的报告，2019 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 5440 元，高职毕业生也有 4295 元 [10][11]。

直接毕业工资低，不少中职生就只好继续学，在拥挤的“独木桥”上，竞争一个升高职、升本科的机会。报告显示，接近一半的中职毕业生都选择继续升学 [9]。

这样一来，现在的中职生就面临着双重的困境。去就业，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不够用；去升学，不仅很难和遍地的大学生竞争，还和职业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中职学生，大多数都来自农村

面对着这样的未来，中职学生难免会无奈又彷徨，那些来自农村、家境贫寒的孩子体会得还要更深。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对于 90 后而言，虽然农村学生上高中的比例比起以前有提升，但还是只有 38%，比城市学生的升学率低得多 [12]。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东、四川、贵州三省 30 所中等职业学校的跟踪研究也发现，这些学校 70% 的生源都来自于农村 [13]。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没有更好的家庭资源、教育环境，更容易在中考这场“战役”中被淘汰出局。

也有一些农村孩子虽然跟随父母进了城，但也因为户籍等原因没法就读本地高中。教育部数据显示，2014 年以来，全国的本地初中毕业生超过六成能上普高，而随迁子女的这个比例不超过 40% [2]。

曾经有记者问一位上海中等职业学校的老师，班上学生的家长是做什么工作的，得到的回答是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都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后，因为找不到好工作，只能继续从事父辈的职业，延续他们的命运。

所以，可以说上高中其实没有变难，但随着中职的光环褪去，随着人们把高中当成人生唯一出路，水涨船高的教育投入就让这场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而最后“落败”的往往是在网络上最没有声量的人。

还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学历虽然重要，但还不能给人全盘限定未来的轨迹。中职不会给人生宣判死刑，就像大学学位证也没法许诺你一个美好前程一样。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最难接受的人不是学生，而是望子成龙的家长。

By 十八子金名、36氪

看到一个访谈，采访前小红书演算师，不禁感叹，小红书成功的关键，就是把所有人都驯化成绩效社会的奴隶。

1，演算工程师，直男，光头，他设计的模型可以决定什么人、什么内容能红。有天他坐在上海市中心的健身房里，发现对面是一家整容医院，而且是主打削骨那种，出来的顾客一个个都包着头。他进去闲逛，发现医院里所有人都在刷小红书。

他突然意识到，是他筛选出来的内容塑造了这些人的审美，这些人又按照他所灌输的东西，开始改造自己的脸。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上帝。

2，他说小红书的流量是可以人工控制的。平台需要人气的时候，他们就推一些有争议、引战、容易吵架——所谓“高讨论”的内容。你的情绪就是他们想吸的血。

3，那小红书是如何让全民陷入中毒的呢。他说平台有一个全自动模型。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发帖很快就能得到互动回馈。这会让你获得一些满足感和希望，哇，这么容易就有人回应我，说不定我认真做也可以当网红。

这一方面是平台会给新人流量，另一方面你怎么知道那些回复和点赞背后是真人呢，工程师说着露出了暧昧的微笑。

在你刚刚有所幻想的时候，平台会立刻甩你一耳光，开始压流量，让你产生焦虑和急迫感。咦，怎么没人点赞了，怎么没人看了。

人在这种时刻会产生自恋的受损，进而自我攻击，觉得心虚和恐惧，我是不是很平凡，是不是没有人在意我？

但你已经品尝过被注视的滋味，你自然会更努力去揣摩别人想看什么，努力去创作更有流量的内容。

所以咱们总能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骇人听闻、诱导性的题目，连狗路过都想戳进去看一眼到底是怎么回事。

4，那位前工程师说，他们还会和创作者开会，目的不是帮助对方，而是想了解软肋，想知道怎么让对方更焦虑。因为焦虑就是最好的生产利器。

他们希望用户每个小时都处于创作的焦虑中，这样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数据和内容进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经常写小红书的人，总是24小时虎视眈眈寻找着素材，无论吃饭旅行，心里永远都在构思，待会儿要怎么假装云淡风轻地来一篇，也永远活在渴望被关注、表演，以及竞争之中，把生命的所有时刻都商品化了。

5，平台还会特意打压创作者，如果哪位博主流量特别好，那就给她压下去，不能一直涨，免得对方太嚣张。

6，创作者焦虑，用户也别闲着，都一起来焦虑。那位工程师说，平台会刻意让大家看到一堆有钱的网红，名车，别墅，豪华的生活，让你产生羡慕和幻想，如果我也是网红，那我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一旦有过这种思绪，你就永远是创作者后备役。

看完访谈，我还是多少有些被震撼。在这个时代，大平台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利用心理障碍和自恋情结，把所有人都变成被驯化的病人，而小红书只是里面的最强者。

大家上班拿钱，每天抱怨不断，但一打开小红书，立刻心甘情愿开始自我剥削，疯狂帮小红书免费创造内容。

自我剥削永远比他人剥削来得更有效率，我们时刻处心积虑，过度生产，精神超负荷活跃，追求遥远的奖赏。

信息流占据着一切，被人关注，赢得他人的视线，成为所有人的副业。

这也影射着这个时代的焦虑，你永远活在全世界无声的指令中：你必须获得成功，你有义务过得更好。这牢牢的精神枷锁既来自“自我实现”的信条，也要自对成功的无上崇拜。

小红书就像一个绩效制公司，你不断为它优化自己，更高效地工作，更夸张地表演。它也像是一个劳动营，你的主页就是你的营地，人人都是它的奴隶。

用户们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我们彼此竞争，也共同营造虚假美好的景象。

哪怕你不打算创作，仅仅只是浏览小红书，永无休止的信息量，回音壁式的牢笼，其实已经是一种精神暴力，会让你疲惫，烦躁，产生窒息感。

在他人完美富有的生活面前，真实的自我就像是一个失败者，你会一边忍不住跳起来看看美好人生，又一边增强自我鄙视。网络让我们更加相信别人的人生，内心发动对自己的战争。

小红书对人的驯化，是外的，也是对内的。那位演算法工程师说，他辞职到现在两年，至今也会不断产生幻听，听见公司里广播的声音。

他对大家的建议是，不要试图成为网红，那只会害了你。

也许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珍惜的，是一种隔绝网络的本能，只有强大的灵魂才能拥有宁静。关上小红书，纵身大世界。

By 陈生大王

在去美国读研究生院之前，我想大部分国人和我一样认为，美国的教育都是人性化的教育，教育方式和观念都以人为本什么的。感觉美国的教育都是让学生一边玩，一边学，一点也不痛苦，学生有很多课外业余爱好。总之一句话，他们是素质教育，我们是应试教育。

而在好多人眼中，美国人都不怎么爱学习，学习很次，中国是个人去了就可以称王等等。到这里学了以后，发现以前感觉的完全是扯淡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比中国还应试，美国的学生平均学习刻苦程度是中国学生不能比的。

1.先谈谈做作业这件事

在我的观念里，到大学，作业是可做可不做的，严格说是不会的可以不做的，老师不收，大家在家只要努力做了，做不出来没关系，第二天老师会在课上讲。所以作业都是良心活，好学生都自觉完成了，实在不会的就放着。

我开始还是拿这个观念去对待美国老师的作业。当时看完书已经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要上这门课，我本来认为估计老师上课对对答案，有问题问问就可以， 估计没做完也没事。不过我还是凭着国内学习养成的老师给的良心活必做的习惯，坚持把题做完了。当时写到了半夜2点半多，其中好几次想放弃睡觉算了，不过最后还是写完了。

我当时还说第一周就写到半夜两点半，当时觉得以后不会这样，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罢了。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上课，老师就真都把作业收了，亏了我把卷子都写完了，否则就傻眼了。当时老师说收的时候，我心想还真收啊？后来逐渐才明白原来美国作业是计成绩的，每次作业都会给你按照对错打分，记出成绩， 最后和所有平时考试期末考试一起算最后的总成绩。

而且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题你要是不会做，你不写，或者写错了，你就不得分，最后就会影响你的总成绩。在中国是，平时允许你犯错，允许你不会，你不会可以空着，听老师讲，最后考试时会做就可以。因为从高中以后学得就比较难了，作业有不会做的很正常，老师是允许的。

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老师每周都会给你留一大堆作业，你在下周上课前要交上来，如果有不会的，你要在交作业前去自己去问老师，老师不会在课上给你讲的。如果到交作业时还没有问老师，因为不会不做或者做错了，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老师不会因为你实在不会就手下留情的，你的作业就会被扣分。每次作业老师都会记录的，最后会一起给你算总成绩的。
这样每周的作业都相当于一次考试，因为得的分数直接影响你最后的总成绩。

我这学期学选了3门课，分别是经济数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最痛苦的是第一次计量经济学作业。计量经济学是我们这里面最难的课，基本就是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且这门课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国内教得很浅，以至于我一值认为统计学是门比较好学的课程。
但是在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在论坛经常听他们说外国的经济学要求数学非常高，其中最难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还有统计学。数学和统计学最好申请，因为太难，外国人没人去学。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统计学这么难学，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老师用了一堂多课就把前4章讲完了，前四章就涵盖了我本科学的最难的一元线性回归和假设检验的所有内容。然后就留作业了。
到快交作业的前几天，我才拿到课本，于是赶紧做。因为这一部分本科没有学扎实，为了做作业，用了几天把本科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又看了一遍，感觉还是没怎么看懂，然后就做作业，一点一点抠到凌晨5点多，实在做不下去了，然后就交了。
后来发了作业，20分满分得了16分。来说说美国研究生科目的成绩是怎样算出来的？

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第一次期中考试占20%，第二次期中考试占20%，期末考试占20%，平时作业占40%。
最后总成绩按照ABCD给你评分，90-100评A，80-90评B，70-80评C，70以下D或者不及格。 而且硕士研究生毕业有一项成绩要求就是每学期平均分不能低于B，否则下学期你就留校察看，如果再不行就被开除了。也就是硕士研究生的及格分数是平均80以上。

如果是十分简单的学科考80分以上不算很难，关键是现在学得都是非常难的，作业和考试很难。所以如果保证所有科平均80以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估计了一下，难课程如果都保持80分左右就不错了，所以最后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大部分都是B，然后如果都是B的话，只要有一科是C，那么平均就是 B以下，那么就可以走人了。

而如果得C的这一科是因为平时考试和作业都是刚好80分或平均刚好80分，恰好有一次作业得79分，那么这一门课可能就因为这一次作业的80以下，造成最后这门课B以下（或者说C），如果恰好其他课又都是B，那你很有可能平时表现都不错就因为这一次作业的一分而被开除走人。
当然你要说哪里有这么恰好的事情，我说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情况了，很有可能你的考试和作业会很多次上不了80分。

我这次作业就是在悬崖边上：16 分，20分满分，看似不错，实际上16除以20等于0.8，也就是80分，已经是最低可以接受的分了。所以我以后作业必须要拿尽可能多的80分以上才能避免因为有80分以下而最后失足的情况。所以这次只是刚刚及格。

2.再说说美国的考试。
我在国内时看学校主页上的这学期学习安排，说是10月7日左右期中考试。期中考试对我来说已经8年没有遇到了，因为上了大学以 后，好像就没有期中考试，也许工科的同学有，不过我们经济这种文科的学科就没有了。

期中成绩老师大多是以出勤率来计算，而且占30%，期末考试才是大头 70%，最多就是中期可能会有一篇论文当作成绩参考。
所以我来之前一直有我们专业不会有期中考试的侥幸心理。结果上了第一周课我就傻了，所有3科都有期中考试，而且期中考试都不只一次，有的课是2次，有 的课是3次，加上期末考试，基本上每个月每门课都会有一次考试，这个我们在应试教育的中学感受过，不过那个叫做月考，或者小测，不计入最后成绩，而且那个 最后成绩对你也没有用，因为最后要看你的高考和中考成绩。

而美国这个考试基本上是所有考试各占20%，作业占20%，没有轻重。或者都是25%等，或者老师对这个评分比例进行微调，反正权重基本都是一样的，而且所有的这些平时成绩最后折算成的总成绩会跟你一辈子，找工作时，用人单位会让你出示所有高等教育的平时成绩，因此你那次都不能马虎，包括作业。
在没有考试的第一个月，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难了。来之前我认为我只选了3门课，以国内的经验来说应该是很轻松，而且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没课，每周可以休息3天，生活应该很惬意。
可是知道了我上面所说的美国大学的教学制度后，你就发现你每周都要写作业，而且要写好。而老师上课基本上对你写作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课堂时间有限，老师就讲他喜欢讲的部分，然而你就要把所有书都看了，然后再把所有题都做了。

基本上老师每次课都讲一章。一章的内容大概30-40页书，这30-40 页的书是大书就是比国内16开纸大一点的那种书，而且是英文的小子，密密麻麻，比中文的30-40页的内容应该多，而且最关键是书中每一句话都有复杂的数学和逻辑关系，你要看透，都需要你想很长时间，或者自己在草稿纸上推导和画图帮助理解，这样有的时候十几页的书都要看5，6个小时。你每周要读3本这样的书（100多页）然后做3门作业。

每次作业都很费时间，数学作业最简单，不过你要用计算机写，用word打十分复杂的数学符号，矩阵，希腊字母等，很费劲。但是用4个小时应该可以写完 （国内写作业我记得好像能写2个小时的算是比较多的了）微观和计量经济学的作业一般都是十几个小时。

因为作业就相当于考试，但是这个比考试要求的时间松， 而且属于开卷，所以老师留的题都很难。最可恨的是计量经济学的老师，讲课非常快，我拿到课本时，他已经结束前7章了，我们每周休息的三天，我都在赶他的进度，讲了一个月到期中考试了他已经讲了12章了，一本近1000页的书，他讲了快一半了，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好在这个课本讲的十分详细，因为我看我本科 的书看了好几天，就是不明白怎么回事，看了这本书前4章以后就彻底明白了，讲得太细了，太系统了。

粗略的算了一下，每周每门课上课看书时间要30个小时，写作业的时间要10小时，那么三门课一周学习就要用120小时。而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一共就168小时。你就会发现你完全没有休息时间。和我们一起上课的一个台湾同学发现我们选了3门课很惊讶，说他学2门都快受不了了，我们居然选3门。开始我们还不理解，现在明白了，下学期一定学2门。

就这样我们在紧张学习了一个月以后，开始了长达近2个月的考试之旅。我们这学期，数学有3次期中考试，1次期末考试，一共4次考试，其他两门2次其中 考试，一次期末考试，分别共3次。也就是从9月30日开始到感恩节放假前一天，我们几乎每周都有考试。
我们国家考试数学、物理这种计算为主的考试过去都是以大题的形势出现，这种大型综合计算题最能体现数学能力，过去一般都是考3-4道数学或物理大题， 每道25-30分。但是因为数学物理这种学科确实太难了，所以用这种考试会使很多人不及格的，少做一道就几十分没了，少做两道就不及格了，过于太残酷了。

学数学和物理的很多都是要么满分，要么不及格。虽然很残酷，但是可以体现能力，老师喜欢这种考试，就像语文老师说得，其实语文什么都不用考，什么花样都不 用出，就考一篇作文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照顾大多数考生的面子问题，这种考试好像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被取消了，因为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观念，第一是注重学生自尊心培养，总是考不及格会 有阴影的。第二是引入西方的标准化考试，也就是什么选择填空题，因为美国托福，GRE还有美国文职公务员考试都是选择填空题。

这样我从小经历的考试没有纯大题的形式。我经历的有的比较牛的数学和物理老师说都考纯大题才好呢，考什么小碎题。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引进了西方的观念发现在西方行不通，这里考试完全和我们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考试一样，数学、微观经济学都是4-5道大题，每道20-25分。没有一道选择或填空。

国内学经济学，就背背概念。这里经济学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文科中的物理学。老师上课就是在黑板上用数学推导公式和证明定理，最多在最后根据公式说一下经济意义。

就这样我们在已经被国内淘汰了的过于残酷的纯大题考试中要都保持80分以上，难度有多大了吧？还好，我的高等数学学得还不错，计算基本功还行。所有数学考试全部95分上下。一次，微观经济学考试是拿回家考试，开始我们认为比较轻松，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出的题太难了，我做了3天。有一道证明题我把自己锁到厕所里想了6个钟头，最后用欧拉定理硬证出来了。

对于计量经济学，实在是没有办法，太难了。我几乎在开学初的90%时间都用在计量上，在第一次考试前总算大体明白了这门课是怎么回事了，赶上了前12章的进度。

本来开学初我们还信誓旦旦的要拿全A，结果这门第一次考试就考了54分，而全班平均70。第二次拿回家考试，我还说这个还好可以拿回家做，结果我和那个中国同学费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建立模型，前面1个礼拜试验了近百种可能性的模型，结果就是相关系数不到20%，根本不能用。后来折腾了很久，花了两天时间完善模型和写报告，最后写到凌晨5点。

以为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结果得了66分，说是有一个环节论证方法出了问题。我的心都凉了。因为这门课90分以上才是A，80-90是B，80以下是C，所有学科平均不能低于B，我这科很可能就C了。最后我把总复习的时间全放在这科上面了。最后才有所收获，得了85。
说到美国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程度，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我们的认识误区。在来美国之前我一直被美国的青春喜剧给误导，电影上演得都是他们怎么怎么不学习，怎 么怎么调皮捣蛋，以至于我们国家的学生也开始学习和模仿，估计是最先传到港台，然后港台的电影开始影响大陆的。导致大陆的学生也开始变的很痞子。

我不知道美国导演是不是故意的，虽然我问了美国人，他们说他们拍那样的电影只是表达了学生想拥有那样的生活，而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但是我还是要对美国导演提出抗议，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完善，学习还要靠自觉的情况下，你们这是毁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苗子啊。

3.美国的大学校园生活其实是这样的

每个校园里走的学生都背个书包匆匆去上课，没有一个在嬉皮打闹的，即便是等公共汽车或者做公共汽车上，也在看书。在咖啡店里或者休息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美国学生要么在看书写作业，要么用电脑写作业。非常安静，没有人大声喧 哗。

我本来还带着掌上游戏机，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拿出来玩，有外放声音，突然发现大家都在看书学习，我很不好意思的又放回去了。突然觉得我在国内本来是很 自觉学习的好学生，在这里怎么感觉自己跟痞子小混混一样，成了不良少年。

有一次晚上去系里打印讲义，走在在夜色下的校园里，突然想到了我们国内平时大学校园里晚上是什么样子，再对比一下这里，我发现校园里路上没有人，有的 人也都是背着书包匆匆的行走去赶时间学习。

而我印象中至少是我们省的高校校园，夜幕下都是一对对的情侣在共享好时光。有一次去这个城市的主街看看，看看那些吧里的人都在干什么，突然发现人们都在那里拿着电脑学习。当时想了想国内酒吧里无数失足男女青年在里面群魔乱舞，不禁感慨万千。

美国真实校园生活就是整个一个中国理想中的好学生的聚集地，美国学生学习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中国的电影里才能看见，而我国的真实学生却在积极模仿美国电影里的东西。图书馆里学生们都在很安静的上自习，图书馆的机房，学生们都在用来写作业，没有一个干闲事的。我还真的注意观察过。

我在国内上大一的时候觉得学校图书馆和计算机中心的机子比家里的好，而且便宜，就去带着游戏到那里去打游戏。第一学期期末还和全宿舍的人去图书馆包夜通宵打游戏，我们那还要钱，这里用的计算机都不要钱，但是全都是用来学习。

我想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管理不严。我想如果你在美国的学校机子上打游戏，基本就可以准备回家走人了。第二，即便是让你打游戏，就按照我上面说的作业和考试的压力，你有时间打游戏吗？
接着说美国学生的学习，他们在卖星巴克的地方看书写作业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个写作业是真写，不是装的。他们学习刻苦还体现在两次计量闭卷考试前，老师都发了去年考试的卷子，因为这不是作业，所以我和那个中国学生都没写。

这很不符合我们的风格，因为在国内好学生都是老师越不要求做的，都越做。结果来了美国以后，由于老师逼的太紧，有极度的逆反心理和厌学情绪。结果只要不计分的坚决不写，也不看。

但是我发现这两次每次美国学生都把所有题目都做在纸上了。我又一次体会到了他们才是好学生，我们都是混混。还有就是他们学习都很积极，我们上的研究生课程，只有3-4个是研究生，剩下的十几个都是本科生，他们为了将来更好的学习，在本科阶段就自己主动选研究生的课程，而且有的是我们选的魔鬼3门，他们也都选，他们还有自己的本科课程，我们光这三门就快受不了了，他们要学至少4-5门课。总之美国学生各个很刻苦，永远看不见他们玩。

4.再说说我们学的东西的难度

这些数学还是不是最难的，主要是经济数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用。我相信国内研究生数学应该也学这些，不过可能不会理解这么深，因为没有人逼你去疯狂做题和不断考试。

每一章节我们都有综合题去当作业去写（交作业包括：数据文件，gauss或SAS的程序文件，和说明报告）。

说到Gauss编程，这个语言是一个专门运算矩阵的专用语言，所以被统计和计量所广泛应用。编程对于大部分中国学生还是比较难，因为国内计算机教育还是相对比较落后。最开始整理数据都是用excel人工整理，后来有一次和一个美国学生探讨问题，发现他gauss用的极好，都是用gauss的程序直接控制和整理数据，于是我也下载了一本gauss的书，一边看书一 边就把gauss掌握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美国的大学教授的能力。我们这个计量经济学的老师光计量经济学的课本就有20多种，各种统计软件SAS，Gauss，SPSS等等都很 精通，教材也很多。计算机编程也很牛，我还从他那里学了不少技巧。而且他用计算机上多媒体课都是自己接线路（美国老师都是自己接），国内的老师好像都要有 个专门搞计算机的人给他接好，才会用。

美国的老师电脑用的比我这个对电脑很痴迷的人都好，虽然他们都不是学计算机的。要知道这些教授们都50多岁了，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国内和我父亲差不多的人，很少有人愿意用电脑的。上课有时候还问问我们微观经济学学得怎么样，然后他会瞬间说出我们学的部分的各种函数的性质和定理。

人们都说他要求学生严，但是他说他遇到的老师才严，他上大学时，他老师考他是任何拼写和标点错误这种和学科不相关的错误都会扣分的，他说他不会那么要求我们的，所以他说他对我们要求很松。
美国的教授一般都是像他这样很厉害。有一次上完微观经济学，后面上自然资源课的教授进来看见一黑板数学公式和推导，立即说出是这是Shepherd’s Lama（谢波德拉马定理），后来有说了很多，好像很有感情似的。我想一个教自然资源的居然还对数学定理这么了如指掌。

美国教授都是博士，博士这个词在国内反正对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国内，只要考上了，就都能毕业，所以看这个人厉害不厉害主要看他考这个学历时的考试水平。

我国高考参加的人最多，所以竞争最激烈，所以最能体现人的水平，所以名牌大学的全日制本科对我很有威慑力。但是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人就少 了，所以名牌大学的硕士在我眼里也就一般。而博士，参加的人就更少了，博士一般混5-6年就毕业了，没有听说过在国内上博士有人学得要死要活还不能毕业的。所以博士对国内的一般人来说感觉不是那么有影响力。

而在美国，博士这个词是很有影响力的，教授都是博士，在学校人们一般不会称呼他为某某教授，或者某某官衔，这些教授或者当官的有博士学位的更喜欢人们叫他们某某博士，因为这个代表了荣誉。
比如我们微观经济学的助教就是个上博士的，结果他上学期考试有C，被劝退了， 现在正在我们城里的一个商场卖东西。

我不禁很感慨，一个上博士的中途被开除，然后就只能去商场卖东西去了。也许我光经历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而没有经历国内研究生教育，就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横加指责过于武断了。我相信我前面说的学的内容国内这个专业的研究生肯定也学，但是我敢肯定没有几个能像美国学校出来学这么扎实的。

我同系的那个中国同学，他说他的在国内上研究生的同学整天闲着没事干，咱们却在这里整天一夜一夜不睡觉。而且据说有一个他的同学学计量，先学了一学期 gauss编程课，我们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上来就很难，然后还要自己看书学gauss编程，每次交计量的作业都比一次考试耗费精力。

有一次，我和那个同学写完作业已经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他的QQ上的也在美国留学的同学都在QQ上，都还没睡觉呢。交流一下，全部都很痛苦。

一个在纽约学金融同学说：“也不知是老师有问题，还是我自己太笨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那个题按照老师的意思要用excel算一千遍”。当时我很感慨，美国的高等教育实在是太强了，对人要求太高了， 我来之前还在算我们学校和北京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当时觉得比北京大学高，但是自己说的时候也很没有底气，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有一种不管排名谁高，有本事就出来一起比一比的气势。确实在这种残酷的教育下我们学得非常扎实。

记得有一个老师从美国硕士毕业回来，闲着无聊就去考研报名，去考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这个基本是我们经济管理领域的最高学府，多少人挤破脑袋去考它，竞争十分激烈，这个老师最后就背了背政治，别的什么也不复习然后就考上了。

我以前在人大经济论坛问过问题，被他们骂做不懂经济的人。现在我再去那里，有一个人不会做，我瞬间把全部数学推导给写了出来，后来没人敢说什么。而我问的问题，几个月都没有人回答。
我的中学教育很好，以至于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我仍然对高中的所有知识点记忆犹新，拿起数理化的题就会做。但是大学学的东西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记了几个名词，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大学毕业时，我还抱怨大学没学什么东西，我父亲还安慰我，大学学的是一种思想和方法，有了这种思想和方法就可以了。但是企业不是靠耍心眼，小聪明就可以成功的，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我们大学的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有几个能拿出真本领的？

5.再说说美国这种教育下的成果

如果说美国这种残酷的高等教育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那大可不必去学习。我们学经济学，学得都是方程组组成的模型，然后用模型计算出结论。计量经济学靠统计量来估计模型的系数。这个如果在中国多数企业中你要用这个，估计会被人嘲笑，骂成书呆子。

我当时就想看看美国的真实生活中用不用这个这么理论化的东西。
我们对此问题专门问过美国学生。他们的回答令我们很吃惊。美国人几乎干什么都会用数学计算，比如你要开个超市或者快餐店，老板会找人去建立模型， 然后按照模型去经营，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是最科学的，最优化的。

我问道如果要是不用模型呢，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呢？美国学生说那基本上肯定是会破产的，因为感觉的东西靠不住，永远也不如数学计算的精确。而且他还说经营一个企业不用模型会破产，用错了模型，也会破产的。

我问他父亲的卖树苗企业用用吗？他说当然用。我问他用不用模型处理日常生活，他说他用，比如买汽车，他要根据当时的利率，油价，汽车的价钱和时间建立一套模型，算出当利率和油价多少时，他能接受的价格范围以达到最优选择（他还不是学经济学的，是学森林学和地理学的）。

当时我们听了都目瞪口呆，感觉美国人太强了。原来我们都以为美国人个个都是数学白痴，只有中国人数学最强，看来我们中国是只会计算不会运用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那个台湾同学说他去年的微观经济学老师太强了，他去年上他的课，由于太难跟不上，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得了十几分后就放弃 了，所以今年重新学这门。

他说去年那个老师今年退休了，去年第一次期中考试，全班最高30多分。上课老师基本不怎么讲，留作业都是他外面接的公司的工程，我心想理工科的可以接工程，我们学得这个经济学也有公司信吗？
他说当然有啊。华盛顿州的渔民为了经营的更好，都是请他去做咨询。所以他留的作业是最难的，和实际结合最紧密的。

我们国家人们往往说的和实际结合的意思是，不要去用课本学的东西，因为那个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在社会上学本领吧，其实我觉得不是课本的东西解决不了问题，是因为你学的不精不会解决问题。

而美国人相信理论一定会指导实践的，他们如果发现理论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一定是理论不够完整和完善，所以他们会用更复杂的数学去完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美国的东西感觉那么难，因为他们要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而被迫把理论改造的很复杂，实践证明这样复杂的理论确实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这学期学的计量后感觉自己就可以做点东西的。

学生们都不会做他的作业，但是不做又没有平时成绩，所以都被迫大家一起课下约个时间，找个空教室一起研究题。
研究题的方法是大家坐一起，谁会哪道题，谁就去黑板上写出来，给大家讲，最后把题都做完。那个台湾同学继续说我们没有赶上那个老师很遗憾。我们想我们一个计量经济学就够受的了，如果再加上那个老师，非吐血不行。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计算机和电子科技产品。来美国之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聪明，所有的电子产品的核心的控制芯片，内存芯片都是美国公司或者日本韩国公司造的，中国自己为什么造不了？

虽然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懂行的人都知道，里面的芯片几乎全是国外的，中国所做的只是把芯片，内存买来，焊到电路板上，然后组装上外壳就可以了，干的完全是最低端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因此企业赚的钱都是很少的部分，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有一半多要被外国的芯片厂赚取。

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子产品不能和国内的农产品，普通小商品一样有适合中国人的价格，而电子产品一般都是和美元国际价格接轨的。因为成本降不下来，产品的主体成本，是外国厂商定的，我们要降价只能降自己不到20%的利润，所以降价空间很小，一旦外国厂商也把同类产品降价，那么我们的国产厂就没有取胜机会了。

现在液晶电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造成这个情况的根本原因上是没有核心技术。为什么没有核心技术？以前总是认为为什么美国那么走运，老天怎么那么照顾他？我来到美国以后，感受了一下美国的高等教育，又回顾了一下自己的高等教育感觉非常正常，太正常不过了。

6.多数在美学习学生都面临很多压力

我在学习的中期，上留学论坛看了看大家在美国的反应，结果这些国内十分优秀的人，在美国也都开始发起牢骚，我可以列举如下：
考，考，考，考死算了。

每两个星期就考一次试，考完试还有一大堆homework，全都算进期末成绩里的。前次考完疯赶作业，拉下两天的课没复习，还没缓过劲来，又要考了。

第一学期上课听不太懂，我觉得我下课要花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看书，第二个星期才发现听懂了一些。上的课还是我没学过的，别人听课算复习而已，对我来说全是新的内容。

师兄师姐安慰我说过一个学期就好了，可是大部分的考试都在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只有一两个考试了，适应又怎么样呢？大局都定了。
郁闷，继续看书去了。

大家累么？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感觉这样，上课累死，考试累死，实验累死，写文章累死，专业还不好找工作，于是修外专业的课，作业能写傻，出来找工作吧，认识的人好多因为交流工作不顺 被fire掉，每天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觉得晚上醒来的时候还兴奋的不行，活的那叫一个提心吊胆。

等等，以上是我在这学期中期的时候看见的帖子，当时大家都在喊累。
到了期末我又上了上论坛，看见有一个博士得了C，教授建议他退学，他想重新申请。
PhD第一年成绩不好，紧急求助－PhD第一年成绩有了一门C，教授建议我Quit，但是还是希望能在美国继续待下去，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转学要如何转？对于去年申请过的学校，还需不需要另寄材料？我可不可以把已经读完的两门B的课程的学分转过去？
还有一个一科平均78.5结果B以下，也在人心惶惶：

紧急求教各位如果GPA低于3.0，还能继续做TA吗？我这学期有一门课的总成绩是78.5分，也就是C，这样使得整个的GPA<3.0，这样导致了一个scholastic probation，本来下学期已经定好了要去biology做TA的，biology deparment已经给我发了appointment，这样的话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去做了。
还有一个硕士2年没有读
我的master要延期毕业了…
当时拿的奖学金只给两年，今年8月份以后我就要自费了，sigh~
我一年前还雄心壮志要读phd，现在连个master都读不明白，sigh~
每次见到朋友和亲戚，别人都问我为什么要延期，我就说课很多，没修完。

实际上，别人都修完了，只有我没修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太挫了，只是我没有说出来……
所以我说的这种压力和教育模式在美国都是一样的，并不是我们学校特殊。而且我们学校只是美国排名一百多名的学校，据我们系的那个中国同学说，在美国常青藤名校学习的人基本每天只睡2个小时。
在美国的学习使我感到，我们的高等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要知道我是在全美排名100多名的学校，并不能算美国的非常好的学校，但是学到的东西确实是实打实的

而我在国内本科的学校在全国的排名也至少在前100，至少是个以省名命名的大学，但是从中出来确实是什么也没有学到，你让我们讲讲什么经济规律，或者让我们的工科同学讲讲芯片怎么回事，基本都讲不出来。

总之，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上的问题我不想多说，多少经济学家都有很好的建议。我觉得我们最能控制的，也是在整个人类改造自然和世界过程中最有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本身。

我们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缺少了监督鞭策和激励机制，而且对于学习的东西也并没有从难从严要求学生，导致反而没有中学阶段学生们学的好。如果说我们的中学教育是在整个中国教育中最有效率的（但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对于应付选拔性考试，老师只重视学习好的学生，而学习不好的学生好多都破罐子破摔了），但是这个教育只是基本功训练，距离可以用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还差很远。

所以基础教育再好，高等教育出现问题，我们的科技也上不去，科技上不去，经济也只能做一些最低层次的。每年诺贝尔奖评选结束之后，我看网上有很多中国网友，都在愤愤不平，说就是因为美国的军事政治强大，所以评选委员会迫于压力会给他们评上很多。

而我们国家人很聪明，却总是离诺贝尔奖很远，太不公平了。还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了，却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这几年发展这么快，却得不了经济学奖，太不公平了。

他们不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以外，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智慧勤劳勇敢。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林则徐呼吁中国要睁眼看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国 人仍需要透过迷雾看世界，不要被外国的种种假象所迷惑，不要再像生活在井底的青蛙一样低估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

By 大西洋船员

纽诺宣布倒闭时，我已经赔进去20年来的全部身家，身无分文，孑然一身。
我承认自己在创业风险和家庭安全上考虑不周，严重影响了我的丈夫和孩子，让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变得艰难。我不仅失去经营12年的事业，背负了几千万投资款的回购债务，我还被投资人执行了限高。不能乘坐高铁和飞机，银行卡、支付宝、甚至时微信零钱都被执行了，我连最基本的人生自由都失去，这就是创业失败的巨大代价！我无数次想重整旗鼓，重新爬起，像那些起死回生的企业家一样，再次翻身。但越折腾，陷入越深，最后只能无望的放弃。面对巨大的失败打击和精神压力，我陷入重度抑郁，接近半年的时间处于严重失能状态，甚至几次产生自杀念头。每当我濒临崩溃，都是我的丈夫，跌跌撞撞地把我从深渊中拽出来。我的丈夫在疫情期间就患上严重的银屑病，精神压力导致他免疫力低下，病情进一步加重。而他，因为舍不得每个月几千块的治疗费而放弃治疗，最终也无可避免的陷入抑郁。两个重度抑郁的中年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我们常常陷入绝望和沮丧当中。

幸运的是，我们身边还有一个4岁的小女儿，她每天都会抱抱我们，亲亲我们，要我们陪她玩，饿了喊我们给她做饭吃。孩子成为我们好好活下去的勇气。春节前我做了子宫手术，4岁的小女儿送我去医院，帮我拿行李，然后一个人去朋友家住了十几天，不哭不闹，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的孩子跟着我，承担了很多在她这个年龄原本不该承担的一切。5月，为了全家生计，我的丈夫大马，找到一份离家几百里的工作，住工厂宿舍，周末才能回来看看我们母女。周一早上4点就要起床赶绿皮火车，因为限高，他无法乘坐高铁。他完全是被我连累的。我在疫情期间申请银行贷款以维持公司现金流，大马充当了担保人，当我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他也一并被执行了限高。我每天都盼着自己能从抑郁症中走出来，重新振作起来，却祸不单行的患上面瘫。6月中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感觉自己半边脸失去知觉，眼睛一大一小，喝水也无法兜住杯口，半边脸发肿发胀，去医院确诊为面瘫。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至今没康复，嘴还是歪着的，说话口齿不清，右眼视觉模糊，时常看不清路。这里，也跟买我的课程的家长说声对不起，这几个月没能跟进大家的课后服务，没有及时回答提问，是因为我病了。6月至今，我每周都需要去医院治疗，吃药打针，每个月几千。最糟糕的是，我的医保卡一直无法使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支付现金，这让原本手头拮据的我雪上加霜。每次接待我给我治疗的医生，似乎看出了我有什么难言之隐，会给我开特别便宜的药，能给免的治疗费也都给我免掉。虽然她没说，但我感觉到她巨大的善意，让我既感动又委屈—— 一个曾经年流水过亿的女人，如今需要靠别人的善意来救济。

在次期间，我多次给社保局和医保局电话，均无法查明医保卡不能使用的原因，医保局建议我去开户银行查询。10月底，我去特意去广州银行查询医保情况，银行告诉我，我的医保卡被投资机构“文XXX”申请执行划扣和冻结，我交了十几年的医保攒下来的几万块救命钱也被一并执行。这几乎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在银行门口顾不上自己的形象，电话里破口大骂“文XXX”的丧心病狂，我甚至想过要冲到他们的办公大楼，死在这个投资机构的门口。后来，我被闺蜜追过来拦截，才避免了做傻事。闺蜜劝慰我，说，不管谁创业失败都会遭受到经济打击，让我想开点。闺蜜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我失去的只是金钱，那我也认了。问题是，我失去的还有人身自由，以及无数次被人翻出来嘲笑和谩骂的精神摧残。我只是创业失败了，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创业者，我一直努力工作，超级拼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不仅没有没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坑蒙拐骗，还为社会创造过700多个工作岗位，为国家缴纳了近千万税金！我带领的团队为社会照顾过近5万个宝宝，服务超过3万个家庭。无数个妈妈和宝宝在我这里被照顾，被温暖，被感动。我没有危害这个社会，更没有要伤害任何人！我只是创业失败了，我就那么该死吗？10月24日下午，我跟执行法官详细了解了“文XXX”的执行申请，表达了对医保卡冻结的复议需求。法官告诉我，“文XXX”不仅申请了冻结我的医保卡，还申请了拘留。是的，一个原本共进退的投资机构，要让一个创业的失败者蹲局子，丧失经济能力、自由能力的同时，还要丧失人权。好在法官有良知，没有同意执行。

我知道，谁的钱都不是打水漂得来的，投资机构也有压力，要对资金方交代。该追的追，该要的要。但我没有过任何逃避责任的想法和行为啊！在公司遭受疫情打击，面临资金风险时，我已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做了一切我可以做的努力，把全部身家都搭进去了，既没转移资产，也没私藏余粮，投资机构把所有的责任赖在我身上，搞得我身败名裂，走投无路，意义是什么？公报私仇吗？我知道，你们中的某高管跟我有私仇。文XXX机构的某高管刘女士，你是否还记得？疫情前，我们本来可拿到一大笔投资拯救公司，如果你不从中作梗，非要吃股权差价，影响了新一轮资本注入，或者纽诺今天还活着，不是吗？当时我愤怒的呵斥了你的无理取闹，现在，你来落井下石了对吗？还有，文XXX的x总，你是否记得？当公司遭受舆论压力的时候，你告诉我，让我准备15万，就能帮我删掉负面信息。我听到之后惊呆了！你们号称自己是专业人士，请问，你们不懂得投资有风险吗？世界上没有一本万利的好事！你们投资成为纽诺的股东，不知道身为股东的责任吗？和公司共进退，而不是在公司风雨飘摇的时候整死创业者！明明知道创业者已经搭上了全部身家，在想法设法开展新业务，尽量挽救公司，降低投资人的损失。你们背后插刀，穷凶极恶，这就是你们的专业能力吗？你们的行为真的是为资金方负责吗？花着资金方的钱聘请律师，坐在办公室和律师商量怎么整死我的时候很开心吗？看着我的惨状是不是更开心？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没有自由，只有命一条。尽管我时常替自己委屈，替我丈夫和孩子不值，但并不怕你们刁难。既然创业者如此该死，那我更要好好的活着，活给你们看。当然，也不是每个投资方都如此穷凶极恶。其他的投资机构，不仅做了自己该做的，维护了资金方的利益，还给了我中肯的建议。这里特别感谢让总，梁总，陈总、彭总，对于你们蒙受的经济损失，我深感歉意。我不会因为世间有恶意的存在，就失去对这个世界心怀美好。我会好好的活着，继续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创造力所能及的价值。

也感谢所有善良的，善意的，熟悉的，陌生的朋友。谢谢你们，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光明。（王荣辉）

故事背景：纽诺教育是曾经的托育领头羊

在“每日人物”的采访中，王荣辉自述是新疆人，2000年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创业前曾在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任人力资源总监。

“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广州房价非常低，我跟我先生两人的收入很高，我们一年半的工资就可以买套房。”王荣辉在接受采访时说，至创业前她已经买了4套房，只有1套房有贷款，剩下都是全款。

2009年，王荣辉决定创业，当时便卖了第一套房子，与人合伙引入了澳大利亚早教品牌亲亲袋鼠，在广州的市中心位置珠江新城开了一所加盟店。

资料显示，亲亲袋鼠早教始于1982年，分布在澳洲、亚洲和欧洲地区20多个国家，全球超300家中心，是一家有医学背景的、侧重神经生理学发展的澳洲品牌的早教中心。

“第一个早教中心，就是为了我的孩子开的，花了300万元就当是给我的孩子一个重新成长的机会，弥补做的不足的地方。”她曾谈起第一次创业时的想法。该中心不仅有早教、托育，还有家庭教育的咨询、诊断评估等服务。

2011年，王荣辉从职场离开全职创业。由于第一家门店运营状况良好，账上的钱能够再开一家新店，于是当年她开出了大概1500平方米左右的第二家分店。“本来钱是够的，但装修超预算了，所以我就卖掉了一套小公寓，卖了60多万。”

至此，王荣辉为创业卖掉了两套房。但在2013年，三个中心中的一个都被关掉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关闭是因为与特许经营商的纠纷，王荣辉也与最初的合伙人分手。目前，她曾经的合伙人仍在经营早教中心，但已更换了品牌名。

不过，王荣辉很快转型成了托育园。不同于早教业务大多在周末上课，工作日场地和师资会有闲置，托育班可以在任何时段为0-6岁的孩子提供托管服务，让其父母安心工作，因此一经推出大受欢迎。

2015年9月，王荣辉首次启用纽诺教育品牌。次年1月，其成立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卖掉第三套房子，用来拓展更多托育园。

这期间，纽诺不仅拓展了更多的托育园，还抓住自媒体崛起的机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做运营、在线讲课，培育母婴专家的个人IP，成为第一批吃到知识付费红利的人。

此外，纽诺教育还开拓了托育师培训、国际睡眠师培训等衍生业务。纽诺教育还研究过to B模式，即向大型企业提供集中式托育服务。但国内这类园区较少，且对区域资源要求较高，并未成为纽诺重点业务。

天眼查显示，2017年3月，纽诺教育获得文投创工场、毅聪资本的1000万Pre-A轮融资；2018年4月，获得了文投创工场、创玺企业管理、安赐资本6500万元的A轮融资；然后2019年4月获得广发证券、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数千万的B轮融资。

据王荣辉介绍，当时纽诺教育在珠三角扩展到近40家，估值达5个多亿，成了全国最大的托育直营连锁品牌。伴随而来的，还有王荣辉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耀，她也因此受邀到处演讲。

彼时“前来合作的风投非常多，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不过随着疫情到来，资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其中，疫情前谈的一笔投资，眼见疫情形势不明朗，就暂停了投资。疫情期间谈的一家机构，签了TS、做了几轮尽调，投资协议改了好几版，但最后资本还是没进来。

融资断档，加速了疫情爆发后纽诺教育的崩盘。

疫情之下接连溃败

疫情影响了纽诺教育的正常运营，旗下的几十家保育园关园停课6个月，机构里500多名老师以及3000多名孩子全部因此受到影响。

更要命的是，疫情停课还引来一波退费潮，“前后退费超过3000万，同时还有物业租金2000多万，老师工资社保2000多万。我不仅把全家的积蓄拿出来，还个人担保找银行贷款1000多万。”王荣辉说。

据报道，2019年，纽诺教育营收约1亿元，亏损约1000万元，账面上有3000万元现金流，还完成了和资方签订的业绩对赌。

有分析认为，空有规模而无利润，给了王荣辉某种错觉。因此在疫情之初，她还怀抱信心。在2020年3月做了一场线上直播，在直播间里她预测疫情结束之后，30%的托育企业将面临倒闭危机。

因此，为了能扛过去，王荣辉一边找融资，一边向亲戚、朋友借钱，从银行贷款，最后还把天河区自主的房子卖掉，集资了上千万现金来保障公司运转。

当时投资方曾提出，疫情期间可以把店关掉，把家长的钱都退了，保留口碑待疫情过后再开园，到时候还能继续融资，顶多稀释一些股份。

王荣辉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不想主动关掉园区。随后疫情出现反复，超出了她的预期。

“我自己过于乐观，我觉得疫情是会消耗掉一部分资金，但我们还是有能力在疫情结束、恢复营业的时候，快速地将现金回流回来，恢复正常。”她在采访中反省，自己对疫情过于乐观，对于疫情对资金的影响的判断不够。

此外，她还认为自己在退费决策上有“失误”。据悉，2020年，纽诺教育停课半年，从7月份开始出现大量退费，既有家长主动退费，又有孩子长大了离开要去上幼儿园。

采访中王荣辉表示，家长不论什么原因要求退费，他们都退。在不少机构分期半年退7成的情况下，纽诺在去年11月份以前都按83.8%来退，且在15天完成。退费过快的消耗掉了现金流，她称“今天的这种局面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据其助理透露，纽诺从2021年开始资金链出现问题，改为分期退。到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发不下去，退费也无法给出承诺。

在王荣辉声称的1亿元债务中，家长已经提出退费的大概有300多万，没有申请退费、还在托育的家长缴费大概是600多万。拖欠员工的工资不到200万，其个人无限连带担保的银行贷款1000多万。剩下大约7000多万是欠投资人的，已经有投资方提起诉讼。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资本，签了比较不利于自己的回购协议。”这让王荣辉认为，创业法律、财务方面的能力和创业能力一样重要。

对于未来的规划，采访中王荣辉表示，老板和老师之间，感觉自己更擅长做老师，“我卖我的课程，讲我的课。”

因此在发文的第二天，王荣辉就直播销售财商课。不过，此举却被批评借助“卖惨”收割流量。

创业故事的另一面

在王荣辉早期合伙人的口中，纽诺教育的创业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据其前创业合伙人李晓艳爆料，直至2016年为止王荣辉经营的保育园，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模式，没有系统的发展规划。

随后王荣辉找到了新疆老乡、大学师妹李晓艳，帮助其孵化项目，重新寻找商业定位，梳理产品体系和课程体系，帮她从BAT挖人搭建核心团队。

这时李晓艳的身份是联合创始人，并带领王荣辉一起见了朋友圈中信任她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但在拿到第一笔两家机构的天使投资资金后，“王荣辉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承诺给我的股份以及找我一起帮忙孵化项目和融资时谈的合作条件全部通通不予兑现，并且用了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卑劣手段让我从这个项目出去。”

李晓艳直指王荣辉并没有她自己说的那么努力、单纯，曾用各种手段排挤、踢走包括她在内的数个一同创业的合伙人。

天眼查信息显示，王荣辉确实与早期合伙人存在股权纠纷。其名下有10家公司，其中5家公司已经注销，而其担任法人的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有股权冻结、合同纠纷、经营异常等。

对于李晓艳的说法，王荣辉一口咬定对方只是财务中介（FA），因此按照行业惯例，支付了投资额5%的费用，而非20%股权。其他的几位合伙人，王荣辉认为他们只是员工。

但失去这些帮手，让王荣辉的创业事业有些“独木难支”。按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早教机构初期是合伙制，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当老板，其他是投资人（给钱，但不参与具体事务），这可能也是我抗不下去的原因。”

最后，她总结道，创业一定要找志同道合、每个人都独当一面人成为合伙人，而不应该一个人当老板。当遇到麻烦，只有自己一个人冲在前面，非常孤独。

近期，王荣辉的视频小店还上架了一款售价1999元的家庭终生会员产品。据悉，用户购买该产品后，可以享受到包括所有家庭教育父母课程终生免费、每年2场会员私密直播、终生会员微信群、五大测评在内的服务。而这款产品还打出了“王荣辉老师亲自群运营”以及“仅限500名”的卖点，不过该产品目前已售仅45件。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王荣辉曾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股东会已经决定走破产程序。“股东会对我之前的处理已经很不满了，我借了50万元去把员工所有的社保都补缴上了，其实我承担的已经远远超过我应该承担的，也超出我个人的能力了。至于员工的工资，可以走法律程序。”

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荣辉想要和罗永浩一样上演“真还传”的大结局并非易事。

By 王荣辉、36氪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从入行到现在，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

诞生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投出一个伟大的公司，最需要的素质是什么？

但很遗憾，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

过去很多年，每天忙于出差、聊项目、写周报、招商、募资、尽调，执着于“战术上的勤奋”，更愿意从具体项目从发，去研究：行业、竞争、技术、模式、团队、财务等能够直接关系到KPI的细节问题。这种做法不能说不对，但是似乎离得到想要的答案想去甚远。

今年，因为客观原因，难得有一些看书的时间。

于是，我看了《硅谷之火》、《硅谷之心》、《光刻巨人：ASML的崛起之路》、《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 》、《乔布斯传》、《埃隆马斯克传》、《人类简史》、《未来简史》、《风险投资史》等等十几本书。之后，我就开始尝试从历史和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思考这两个问题。最近，好像想到了一些答案。

其实，第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小问题：

哪些公司属于伟大的公司？

这些公司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这些共同点的形成原因？

从我有限的案例看，ASML、英特尔、苹果、Tesla、波音、SpaceX，都是伟大的公司。

我们仔细回想下，上述企业是否都有以下共同点：

他们通常定义了一类产品的形态；

这种形态要么是独创性的，要么对上一代产品是碾压性的；

他们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

他们提供的产品一定是大众可及的。

由此可见，伟大的公司大多定义了一类产品形态，而这类产品一定要是大众可及的，而大众之所以愿意使用它们，可以让生产/生活成本极大的降低，工作/出行效率极大的提升，而这“一升一降”又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的普及。

没错，我称之为产品的“社会效应”，即这种产品在为公司创造利润的同时，更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巨大的好处，甚至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某些变革。

一个家伟大公司的产生，必然是因为提供了一款具有极大“社会效应”的产品。

既然已经思考出了一家伟大公司的诞生要素，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到这些伟大的公司？

其实，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似乎又有了一些模糊的方向：

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人类的几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革命”，带动了一批煤、铁巨无霸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电气革命”，进而产生了电灯、电话、电报、电影，我们至今仍在享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大名鼎鼎的西门子、通用电气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诞生了原子能、航天、生物制药、计算机、互联网，这也是我们正在经历，而马上进入尾声的一场革命。前文耳熟能详的那批企业，基本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次工业革命，其实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又叠加了新的内容，但无外乎包含如下几个部分：

能源革命（蒸汽–电力–原子能）；

交通革命（火车–飞机–火箭）；

信息革命（电报–互联网）；

算力革命（机械计算机–电子计算机）；

生物革命（现代医学的诞生）。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伟大的技术革命制造了产生伟大公司的温床。而伟大的公司，正是把这些技术产品化、可及化的那些企业。

所以：

第四次工业革命，何时发生？

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什么领域？

也许，此时有人会说：

现在世界这么动荡，你想象这些有什么用？

但是，平心而论，这个世界更差了嘛。

想象下，我们没有智能手机，没有5G，没有微信、抖音，没有高铁、电动车、无人机，没有滴滴和美团外卖的生活，而他们，都只是诞生在近15年里。

所以，暂时忘记那些糟糕的事情，让我们来抽空想象下15年后的生活：

电是免费的；

每个人会有一个机器人管家/保姆；

肿瘤和遗传疾病将不复存在；

招手叫来的是无人驾驶的滴滴；

未来的食物都是从严格监管的工厂里培育出来的；

快递是由无人机/无人车送到门口的；

2小时内可以坐超级高铁抵达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1小时内可以从北京飞到纽约；

然后你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见到家人的全息形象。

如果上述设想全部实现，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

而这些，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发生的场景。

不对，也许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发生：

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氢能、空间太阳能电站、固态/燃料电池；

可复用火箭、亚轨道飞行器、超级高铁、新能源汽车/船/飞机、无人驾驶汽车/船/飞机、外骨骼；

卫星通讯（Starlink、星网）、量子通讯、ARVR技术、全息传输；

mRNA、基因治疗、抗衰老技术、组织再生、脑机接口、人造肉、合成淀粉；

OPenAI、人形机器人。

可能，我们正处于新经济周期的起点，而世界第二大科技体的造富运动就在眼前。

那些引领人类做出突破的公司，必然会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而与之相关的创业者、员工、投资人也必然获得无法想象的收获。

况且：

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

最优秀的创业者；

国家正处于政治和竞技影响力全球扩张的关键阶段。

这是一段难熬的岁月，你我皆是短期无法抽离的局中人，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并且深刻感受到三者叠加引起的巨大变化。

投资人的微信群都在聊什么

芯片投资人的群又恢复了往日的火热。

导火索就是华为突然发布麒麟9000S和mate60 pro。

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网传的华为调研纪要和小作文是真的假的”

“麒麟9000s是不是从松山湖下面挖出来的”

“麒麟9000s是不是14nm堆叠工艺”

“美国人都说了，单层，7nm制程，类N+2工艺。”

“类N+2工艺的良率究竟如何”

“到底是谁代工的，中X国际，X积电，还是华为的秘密晶圆厂”

“国产193nmArF浸润式DUV光刻机啥时候能量产交付”

“国产EUV光刻机5年内能不能搞定”

当然了，这类讨论大多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为，知道内情的不敢说，不知道内情的道听途说。

最终，讨论在群里某人亮出出抢购到mate 60 pro+ 和众人“遥遥领先”的点赞中结束。

02 新能源投资人

新能源群这两年突然增加了很多新鲜的面孔。

一方面，新能源的热点确实很多：光伏、新能源车、锂电、储能、氢能。

另一方面，这两年有很多其他行业的投资人涌入了新能源领域。

比方说，这个新能源群里，就有不少之前投TMT和消费的“老相识”。

新能源群每天的讨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某某钠电公司获得B++++++轮融资，@某群友，恭喜恭喜”

“对《某某地区又诞生了百亿估值新能源独角兽》一文的批判”

“HJT、TOPCon、钙钛矿谁是未来”

“政策限制储能/回收类企业上市是否实锤”

“XX明星锂电公司preIPO轮的估值究竟有多离谱”

“XX明星储能公司降估值卖老股了”

当然了，每个新能源群最终都会有两个保留节目：

一般重头戏是，电动三傻的车友互喷环节。

当然了，比亚迪和特斯拉的车主，格局都是比较打开的，他们一般讨论的是谁会成为宇宙第一的车企。

03 医疗投资人

医疗投资人的群应该是平均学历最高的群，人均博士。

医疗群一般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常，总是分享些：政策变化、学术论文、临床进展，隔三差五的，大家还会在群里讨论讨论某个品种的临床数据。

从去年开始，医药行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轮番暴击。

先是二级市场暴跌，再是集采品种的扩大，还有医药领域反腐，然后到IPO政策变化。

这两年来，群里分享的基本都是些负面的消息，开始大家还在很热烈的讨论，到后面讨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很多群友都以为这个群死了。

这天。

有人转发了一个：“据传，五套标准企业一律不再受理”到群里。

换在往常，医疗投资人群里肯定不免又是一阵唏嘘和讨论

“五套也上不了”

“18A又发不出来”

“以后创新药投资怎么办啊”

“还有什么能投啊”

这次，医药投资人的群里静悄悄，感觉群真的是死了。

突然。

不知道是谁手滑发了张福利图到群里。

群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家纷纷表示，群友给力，以后请多发点。

直到此时，众人才发现，原来，之前是这个群的打开方式不对。

04 投资人的八卦群

八卦群应该是今年最热闹的群了。

一个合格的八卦群一般由一位热心的群主，几位每天勤勤恳恳地提供八卦/福利图/段子的瓜农，若干位杠精，还有一两位群宠组成。

众所周知，八卦群一般都遵循着严格的作息时间：朝九晚五，工作日。

于是，有好事者评价到：

上班了，群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与热闹，每个人都在带薪聊天，也不知道，是哪家倒霉公司招了你们这群人。

八卦群的内容一般都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讨论《有头有脸的投资人都去XXX了》是不是标题党”

“哪家企业要看BP前先打1000万保证金”

“哪家企业的创始人拿投资人的钱去买保时捷了”

“哪家创业的创始人最近二婚了”

“哪家企业现金流要断了”

“哪家机构最近在降薪裁员”

“哪家机构的DPI六年只有0.1”

“哪个机构的合伙人最近搞了桃色新闻”

当然了，如果群里有几个热爱军事/国际政治的，群里还会时不时讨论下俄乌冲突和中美关系。

总而言之，八卦群，就是每个投资人抱团取暖的港湾和每天下饭的电子榨菜。

05 投资人的求职群

一般从投资人求职群，可以窥见最近一级市场的动向。

比方说，20年基本都是医药投资人的职位，21年基本都是ESG投资人的职位，22年基本都是储能投资人的职位。

求职群一般是没有人说话的，只有几个每天发布岗位信息的活雷锋。

每个群友进群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一般是快速看下群成员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头像，生怕遇到了熟人或者是同事。

最离谱的，还是某人进群之后意外发现自己组的MD也在群里，然后吓的赶紧退群了。

当然，要说23年求职群最大的变化，主要有几点：

1、产投和国资/引导基金的招聘需求增加了；

2、家办职位是最受欢迎的；

3、大模型投资人的招聘需求增加了；

4、但是上述增加都无法掩盖总体需求大幅度下滑的事实。

投资人小剧场：IPO的焦虑

今天，是XX资本召开的季度总结会。

由于近期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公司合伙人胡总的要求下，本次会议的主题变成了退出策略研讨，让各位同事谈一谈对近期IPO政策变化的看法。

01 AIGC组

胡总首先翻了周博的牌子：

“周博，你那个XX项目，后续资本市场路径是怎么规划的？”

周博士是公司看大模型方向的投资经理，他在今年出手了几个大模型公司，有两个发展不错的，也获得了后续融资。

“公司的资本市场路径是很明确的！”

周博士一脸兴奋：

“A轮X杉已经在看了，X瓴资本的ZL也想要额度，B轮打算开给中东的主权基金，C轮打算跟某企鹅和某度合作， D轮找几个国资战投，估值搞到200亿，然后就可以去港股报他们那个18C，大模型第一股！”

有人小声的提醒周博士：

“周总啊，你刚才说的那几家潜在投资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大模型产品啊。”

”老周啊，第一批大模型版号里面好像没有你这家公司啊，正规吗？”

周博士瞪了眼说话的方向，淡定地总结道：

“任正非都说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算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波澜壮阔，不可想象。IPO只是第一步，XX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持有的企业。”

02 半导体组

第二个发言的是半导体组的小赵。

要说三年前的半导体组，投中了几个半导体企业，并且成功科创板IPO，一时风光无几。

后来，他们再接再厉，高位追投了几个IC设计、存储类的公司，然后就赶上了科创板批量劝退此类公司。

于是，小赵现在对半导体组的项目也是一脑门的官司。

“按照目前的审核政策，IC设立类的公司应该暂时是上不了科创板了。”

“利润体量也不够报创业板。”

“存储类的公司主要是受半导体行业周期影响，利润下滑的很厉害。”

胡总点了点头：“小赵啊，有啥经验教训要总结嘛？”

“最大的教训是要敬畏周期。”

“你的教训很深刻，现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老板，听说今年iphone15系列的京东预售很好。”

“这跟半导体项目有啥关系？”

“说明半导体的补库存周期要开始了，半导体行业要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了。”

“所以，你这几个项目啥时候能报IPO？”

“我也不知道啊，这不还是要看监管的IPO政策嘛。”

03 新能源组

小王最近也被一个储能项目整的焦头烂额。

当初这个项目之所以能顺利投决，一方面是‘IPO确定性强’；另一方面是企业答应帮助小王完成在当地的招商落地任务。

然而天不遂人愿，项目报辅导之后就陷入了停滞。据说是因为有传言，储能类的项目的科创属性和盈利能力存疑，所以监管建议此类的项目谨慎申报。

要说，小王投的项目是个大储，还算有国家强制配储的政策支持，而他一个朋友投了某知名独角兽户储，今年业绩下滑严重，现在就有点欲哭无泪了。

胡总问小王：

“储能类项目的IPO政策，最近有什么新的说法？”

小王赶紧把最近的传言和国家支持配储的政策汇报了一遍。

胡总点点头，又追问到：

“那公司计划啥时候申报IPO？”

“胡总，企业老板亲口承诺，IPO进度不影响他们在XX地区建厂的进度，XX地区的领导很满意我们的推荐，说希望下一期基金继续跟我们合作。”

“嗯，不错。这个是大事，要敦促企业抓紧落实。”

04 生物医药组

宋博士是公司生物医药组的同事。

“小宋啊，现在不受理五套标准的企业，你投的那一堆创新药企业怎么办哟”

听到点名，宋博士赶紧扶了扶眼镜。

“五套标准只是暂时不受理，后面可能随时开闸，实在不行还能报港股18A。”

“港股40%的股票一天成交不到10万港币”，一位同事小声说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拆台，宋博士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他小声嘀咕道：

“实在不行，不是还能去北交所嘛。”

“北交所？”胡总哼了一声：

“小宋啊，不能为了上市而上市啊，不然我们怎么跟LP们交代。哎，你说，你那些创新药企业要满足创业板的上市条件，还需要多久啊。”

“啊，这我还没想过……….”

宋博士挠了挠头，他的脸已经红的发紫了。

胡总一摆手，也不再追问：“行吧，你们医药组，以后还是尽量投点有收入有利润的项目吧。”

05 其他行业组

最后的时间，照例是由others组的同事发言，包括但不限于：消费、文娱、TMT等行业组。

胡总望向了这几位同事，一脸的同情，张了张嘴，又有点无可奈何。

眼见着胡总欲言又止的样子，投消费的同事抢先打破了沉默：

“老板，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些都是红灯行业，上不了市的。”

胡总有点生气：

“你们现在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虽然有政策影响，但是不能摆烂，还是得想办法，A股上不了，就想想去港股，港股去不了的，就去美股，美股还去不了，新加坡也不是不能考虑。实在不行的，该回购回购，该诉讼诉讼。”

见到胡总有点不悦，投TMT的同事小C赶紧圆场：

“胡总，虽然我们这些行业在上市这块面临些困难，但是有些企业基本面还是可以的，您看，现在公司在各地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要不我们几个就把这块承担起来，把这些企业拉去聊聊，看看能不能满足落地要求。”

“嗯，小C这个想法不错，你们几个以后就跟着CRO（首席返投官）李总搞返投吧，散会。

By 星哥

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从送外卖的基本情况、个人体验与观察、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讲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全文如下：

说干就干。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希望的问题：能否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再像霍布斯所说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帕切科《约拿报告》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比如说：案例一。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帕切科《牢笼》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为什么呢? 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By 邢斌

在新加坡工作十六七年了，老婆孩子、房、车都有。家人参与过两次大选，孩子读了多年公校，可能我能总结的相对全面一些。

如果和中国大陆比的话：

好的地方：

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大量的国际人才为本地公司带来很多不同思想、文化、教育之间的碰撞。拿我工作的本地某银行来说，除了本地员工（本地华人、本地印度人等），更有大量的外来人员在这里服务。包括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大陆、香港、台湾、韩国），印度，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各个欧美国家等。就像美国对全球人才的收割，新加坡对亚洲人才也有一定程度的收割。

这几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中美脱钩、新冠疫情、高通胀等，期间新加坡政府总体表现还是很好的。这个政府很务实（完全不讲虚的）、很开放（新观念都能跟得上，比如近期积极响应web3.0和加密科技），很勤奋（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新冠时满世界搜罗生活物资），有头脑（知道新加坡的优势劣势，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也明白自己要为谁负责（新加坡大选还是有力的）。

在新加坡比较少PUA。工作中，公司高层和顶头上司都是就事论事，而不是讲鞠躬尽瘁这套（最近来坡的某些中资科技公司可能不同，哈哈）；回家打开电视报纸，李显龙等政府高层讲话做事也都接地气，英文所谓make sense。想、说、做三者能一致还是不容易的。

新加坡一般不站队，和几乎所有国家都关系不错。最近我的一些美国同学担忧中美对抗的风险，在琢磨着搬来新加坡。

国际形势影响下，这几年新加坡多了不少高薪岗位，特别在科技领域。原因有几个：1，中美脱钩+香港折腾后，国际资本更需要新加坡这个桥梁来辐射亚太；2，中国的科技公司往往把新加坡当作出海的第一个桥头堡（国内红海了，同时新加坡文化接近、没有时差、飞机四五个小时、营商环境不错）；3，本地的科技公司有些也慢慢做大了；4，随着国内的一些变化，中国的富豪也喜欢肉身来新加坡。

新加坡的购买力平价GDP（十万美元上下）是世界前几位，欧美日澳新等都在身后，这部分体现了整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竞争力。当然，新加坡的高GDP很大程度来自于高就业率（女性就业率很高、老人退休晚）和长劳动时间（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40小时了，远超老欧洲）。

非常安全，世界前列

政府廉洁、高效、政府雇员服务态度较好。

还算干净、整洁。新加坡的干净有一部分是靠清洁工人打扫出来的。

社会比较和谐（种族、阶层），除了和外来移民的一些矛盾。

绝大部分时候空气质量很好。（这五六年几乎不见烧芭带来的雾霾。猜测或者是印尼前年一次烧太多，现在没什么林可烧了；或者是这几年印尼政府加大了管理的力度）

人的素质还不错（但低素质的也有一些），身边很多人都有丢失钱包手机被送回的经历，包括我自己和我老婆。某次我和老婆去巴刹吃饭，因为不饿两人只点了一份饭，邻桌本地人还想把自己的饭送给我

这几年多了很多上档次的中餐馆，中餐选择越来越丰富了。吃饭的选择还行。不如中国，但肯定比欧美好。基本上食品安全还算放心。新加坡大力推广“食阁”，也就是集中的大排档，涵盖各种口味。这种卫生有基本保证，价格也很亲民，四五新币就能吃一餐。同时这几年也多了不少中国超市，想买各种中国零食、调味料都很容易。

新加坡海运立国，加上距离中国不远，从中国购物然后海运来新加坡很容易。一般每立方米五百人民币左右，加上清关大概半个月时间能拿到手。现在坡县很多中国人自发组织的海运团，大家淘宝京东后，再一起凑几立方海运来坡。

各种公共服务还不错，也算基本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比如图书馆，的确很好

公园算比较多，也都免费。周末可溜娃的地方不少，但别期待什么壮丽风景

公路交通基本上不拥堵，代价就是私家车非常昂贵

买车虽然贵，但公开透明的出钱就行，不用排队摇号这些。

双语教育也算优势吧，但免不了新加坡腔。英文、中文都是小学的四大主课之一（排课时间排序是英文>数学~=中文>科学），只是和中国的地位反转。新加坡是只有中文课是中文（科学、数学、历史等等都是英文），而中国则是翻过来。本地教育之后，孩子的英文将会很好（听说读写），中文会比较差，但可以应付日常生活。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新加坡教简体中文和汉语拼音，学校教材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我看我儿子的小学教材，有不少让我感到亲切的中国文化内容，比如孙悟空、曹冲称象、花木兰、长城长江，以及“二月春风似剪刀”

主体民族是华人，比较容易融入。同文同种还是有作用的。虽然大家成长环境不同，但毕竟母语都是中文，毕竟都过春节、清明。出门吃饭买菜，很多时候就自然的用中文了。

读书的话，去欧美名校相对容易。本地高中生每年都能去几十个牛津剑桥，而录取最难的是美国那些top（哈佛、MIT每年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但二档藤校就比较多了）

住房问题解决的较好，一手组屋的价格很亲民。这几年国内几轮暴涨之后，新加坡好地段的公寓已经比北京上海便宜了。比如较好地段的次新房，建筑面积130平（套内110平）的三卧室泳池公寓大概1000万人民币左右，还自带停车位。

这几年经济又算比较繁荣，各行各业都请不到人。经济算是比较蓬勃（对比欧美），就业机会很多。

本地的低收入群体需要直面外来移民的竞争，压力还是有的。本地的建筑工人、家佣都是外国人，而很多服务业雇员也是外国人，比如餐饮零售。对比过来的话，香港台湾的建筑工人就给本地人提供很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当然，这个国策收割了周边国家的低端人口，部分的提高了新加坡的生产力。

企业年假较多，一般二十天到三十天不等。

个人所得税很低（但有消费税），且有一些扣税额度。大部分工薪阶层，目测有效税率不到5%。

每个人的养老金账户（CPF）是完全独立的，完全不存在统筹。我相信看这篇文章的基本都是高收入打工人，那这个政策对你是有利的，这说明你的钱不会被拿去补贴穷人。

政府预算谨慎，一般都有结余。同时本地的主权基金生财有道，比如淡马锡在全球的各种投资，其收益还可以反哺预算（2022年国库收入中有210亿新元来自主权投资的收益）。意味着找个人收税的压力会少些吧。

新元币值稳定，这几十年一直坚挺乃至升值。同事们纷纷调侃现在该去日本欧洲玩，能省不少了。

购物还不错。名牌的话，比香港贵、比大陆便宜。

社会贫富差距还可以，可能比大陆、香港好些。

工作上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大家一般都就事论事。

回国方便，现在能直飞国内不少城市了，包括一些二三线城市。

去周边海岛度假，或者坐个游轮之类，很容易。

如果拿新加坡护照的话，基本上常去的国家都可以免签，甚至包括中国。（发达国家里能免签中国的只有日本和新加坡）

上网没有限制，不用翻墙。

请女佣方便，省心，便宜。我家菲佣月薪七百新币，吃饭不上桌，工作时间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八九点，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清洁和孩子接送。未经允许不可因为私事外出（当然她白天大把时间休息放空）。每周休假一天，每两年回菲律宾休假一次。最近我们经常让她跟着油管的小高姐频道自学中餐。

医疗体制算有效率。中国的不合理（以药养医），美国的太贵。

气候在我看来还不错。虽然四季夏天，但最高气温不过三十一二度，加上本地下雨多，也一直多云，并不会感到特别闷热（我本人在家从不需要空调）。常年裤衩，随时游泳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当然，本地无处不在的空调也有帮助。再就是，新加坡其实并不潮湿，因为下雨一般只是阵雨，出太阳时候多，一般也通风良好。即使在室内阴处，一般一天也能把衣服晾干，能晾在太阳下估计几个小时就够了。

不好的：

对个人来说，职业发展（薪水的增长幅度）和财富增值（房价上涨幅度）方面，现在的确比不过国内的一线城市。我在新加坡的圈子里，大家对国内和硅谷的大offer都有些羡慕，更不用说翻番的房价了。

这几年坡县大力投入公共交通。旧有地铁线这几年很少出事，新修的几条地铁下面几年也会陆续投入使用。之后公共交通应该能解决的很好。坡县的基础设施水平近年有所下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铁。这几年地铁时不时停运，政府似乎也尽全力修补，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这算是十年二十年前投入不足的后果吧，要改善可能还得再过几年。国内大城市往往一下开工五条地铁或者更多，这里能开工两条就很不容易了。

现在公司招人，明面上必须新加坡公民优先。对于入门岗位来说，必须本地人找不到了（公民和永久居民），才可以请外国人（工作签证）。另外外来人口想就业，工作签证也越来越难搞定，薪水门槛水涨船高。最近甚至一些本地学位的中国学生都拿不到工作签了。（但本地鼓励新兴科技，不少中国科技公司可以从中国大量搬人过来，有特殊政策）

本地人对噪音的容忍度非常高，想找到安静的房子很难。（很难避开车流声，特别是摩托车；以及震耳欲聋到晚上十点半的歌台）

这几年越来越拥挤，600万人挤在一个海淀区这么大的地方。（但可能比北京上海还是好些）

不比中美，这里想自驾俩三个小时去野外比较难。（只有旁边马来西亚，虽然马来的确很不错）

私家车很贵。新加坡的车价构成非常复杂，几乎可以单开一个主题了。政府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抬高车价来控制交通拥堵。车价组成大体有：车到岸进口价+关税（20%到岸价）+额外注册费（100%以上的到岸价）+环境税（看车是否省油）+拥车证（拍卖，目前大概在六七万新币）+消费税（7%）+车商成本和利润等。一辆卡罗拉到岸价约一万六，最终售价约12万新币（五十多万人民币）。

私人公寓，尤其是好地段的，价格昂贵。较好地段差不多一两千万人民币一套三居室。租房也涨了很多，一个偏远的三卧室组屋可能也得一万五人民币一个月。

国家经济体量很小，对外部经济依赖较大。每次中美生病，新加坡这边也免不了吃药。

政府这几年受民粹影响，长远决策越来越难

民意现在有点排外

现在自己拿永久居民，或者父母拿长期居留签，都比以前难很多了

烟酒很贵（税太高），没有口香糖

福利不多（对比欧美），当然这是低税的必然后果。

这两年新加坡网购进步不小，阿里巴巴和亚马逊都有发力。当然还是不如国内方便。网上购物不太发达，经常让人羡慕国内的淘宝和美国的亚马逊。不过这几年大有改善了。

没什么文化积累，不如香港。没什么好的博物馆、历史文物等，文艺演出还可以

学生从小学开始，压力就非常大了。父母都很“怕输”，而孩子免不了刷题。身在人口稠密、资源紧张的亚洲，新加坡的孩子的成长道路也不得不“卷”，这点和港澳台、日韩是一模一样的。

平均工作时间和韩国并列发达经济体里的全球第一吧，但感觉工作压力应该比香港小。

男性公民和二代永久居民需要强制服21个月兵役，之后每年还需要入伍几个星期直到四十岁。我家两个男娃，早已做好思想建设。

旁边的两个邻居都不咋地。人种、宗教、文化、发展程度都大不相同，也都算不上友好。所以虽然新加坡本身有点像个小瑞士，但周边就没法比了。当然，这也让新加坡更得以享受周边的人口红利，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新加坡对高净值人群的移民也非常严格

2023年6月23日，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先生宣布了改进单一家族办公室（SFO）的税收激励计划。而最新的13O/13U标准、阶梯式开支要求和资本部署要求（CDR）已于7月5日生效。

本文将归纳之前宣布的三大激励措施以及最新的家族办公室要求。

一、三大激励措施

新加坡当局鼓励家族办公室（“家办”）在以下三大领域做出贡献并推出了相应的激励计划：

1.   在慈善活动方面，为慈善捐款提供税收优惠、奖励或赠款，旨在通过慈善税收优惠促进本地慈善事业的发展，并提升其作为慈善中心的地位。在新加坡设有家办的慈善捐赠者，可以通过符合资格的本地中介机构进行捐赠，以此获得100%的海外捐赠税收减免。

（1）捐赠者必须持有符合13O/13U规定的基金并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例如必须有20万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要求。

（2）此外，税务扣除的上限为捐赠者法定收入的40%。

2.   在混合融资方面，鼓励家办参与混合融资架构。如果家办能提供投资此类架构，家办每花费一新元会被认定为提供了价值两新元的资助。被认定的资助可以算作金管局要求的本地开销。

3.   在气候变化投资方面，当局希望通过扩大气候相关的投资认证范围，缓解气候危机。新加坡当局将承认全球范围内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而不仅限于新加坡境内。

二、家族办公室13O & 13U最新要求

MAS也根据新的激励政策，更新了家办的条件和要求。

要求	《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O条	《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U条
资产规模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指定投资须达到至少2,000万新元。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指定投资须达到至少5,000万新元。
	“指定投资”指证券、基金、股票等，不包括保险、新加坡本地房产及加密货币的投资。
专业投资人士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雇用至少2名专业投资人员，且其中1名为非家庭成员。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雇用至少3名专业投资人员，且其中1名为非家庭成员。
	专业投资人员要求：有相关的正式工作经验（从事投资管理或并购）或学历（例如金融相关学位，CFA、CMFAS证书等）；符合资格的投资专业人员必须被雇用为投资组合经理、研究分析师或交易员，其月薪不低于3,500新元，并且每月有超过50%的时间参与符合资格的活动；在激励期间，合格的专业投资人士必须是新加坡税务居民；以上投资专业人士都必须在正式申请前受雇；投资专业人士的变动需要向MAS报告和更新；非家庭成员的专业投资人员必须全职在家族办公室工作，并且在家族办公室之外的公司中只能担任非执行职位。如果此专业投资人员在多个免税的家族办公室中担任职位，则不能被视为第二个家族办公室的专业投资人员。如果创富人作为传业投资人士，虽然没有相关学术背景或相关的正式工作经验，也可以申请成为专业投资人士，但需要详细阐述管理个人财富的足够经验。
本地运营开支	阶梯式开支要求，其中本地商业花销需要至少为20万新元。	阶梯式开支要求，其中本地商业花销需要至少为20万新元。
	如果家办的资产超过5,000万新元,对当地慈善机构的捐款和对混合融资结构的赠款（实质参与新加坡金融的机构），可以纳入阶梯式开支的计算中，并且在计算税收优惠时以投资额的双倍计算。例如，将30万新元捐给亚洲气候解决助学金，则在统计时按照60万新元统计。
资本部署要求	本地投资的最低限额为资产规模的10%或1,000万新元，以最低者为准。本地投资包括：在MAS批准的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信托或交易所交易基金；符合资格的债务证券；新加坡授权金融机构分销的非上市基金；新加坡本地经营的非上市企业；气候相关投资（新增）；混合融资架构（新增）。本地投资金额的计算可以基于产品类型进行倍数计算（1.5倍或2倍）。例如，在新加坡交易所股票的投资金额可以计算为实际金额的两倍。如果购买了价值100万新元的新加坡交易所股票，则可以将其视为本地投资的200万新元。
私人银行账户	基金必须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内，在MAS许可的金融机构拥有私人银行账户。

新加坡是一个能让人时时感受到“监管”的社会，它适合按部就班，非常喜欢守规则，上进心适中的人，但并不适合“艺高人胆大”，喜欢刺激，随性生活的人。无论你是中产还是拥有几个小目标的高净值人士，都要谨慎考虑你适不适合新加坡。

By NM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963—1975年生人是共和国最幸运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最早的红利——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下海、全球化、互联网……个人实现了阶层跃迁，像潘石屹、马云、刘强东等人更是实现了身份三级跳，从农家子弟或小城青年跃升为超级富豪、国际名流。

相比之下，当前的80后、90后就成了所谓“软阶层”：没有了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不说，还要与“996”抗争，同时还得保住饭碗，稍有不慎职场晋级就遭遇卡壳，HR还不时拿35岁这道坎说事。

“软阶层”的另一种光鲜的称谓是“新中产”：他们表面风光、左右腾挪，同时也是消费升级、审美升级、职场文化升级的主力军。

相对于上一代“老中产”，新中产要同时为位子（职场）、脑子（认知升级）、房子（房价）、老子（父母养老）和孩子（教育）而奋斗，我称之为“新五子登科”。

拼多多上位，

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电商的最新格局是，拼多多直追阿里营收达到其七成，今年“6·18”又是拼多多唱主角，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连马云最近都宣布阿里要回归淘宝低价模式。

就业市场上，骑手招满、滴滴司机招满，许多行业从“有序竞争”陷入“无效内卷”……都说年轻人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请先给他们一个吃苦的机会。

年轻人入职数年，结果却发现收入还不如父母的退休金。

在过去，逼着父母掏空钱包凑首付的行为，多少还有点啃老的羞耻感；到今天，盘算着父母的养老金过日子，好像已经毫无心理压力。

形势比人强，年轻人要在大城市安家，靠自己越来越不现实了，“全职儿女”啃父母、盘算老辈养老金，似乎理所当然。

但这一情况，不独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先行一步。

在日本，中年宅男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的现象越来越多。

今年，日本59岁啃老宅男因看动画被打断怒杀双亲。

之前也有父亲看家中宅男没出息怒将其杀死的新闻。

如今，日本人最大的孝竟然是不啃老。

美国的80后中，社会学家发现只有50%的人找到的工作好于父母的工作，对比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这一比例是2/3。

从收入而言，经济学家发现，在这批80后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而在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这个比例为90%。

房价高企下，不少北美90后也纷纷搬回父母家同住。

一度，有车有房、养两三个小孩或猫狗是中产标志，也是美国梦的标配，可经济不景气下，中产梦也纷纷软下去。

看来，全球新中产都需要心理调适。

要警惕未富先老的“软阶层”社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

但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两极社会，即大前研一所谓“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升职加薪，那是上一代人。

大前研一说：“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当日本进入到大量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

一个有警示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也会成为“M型社会”吗？

按照大前研一归结“M型社会”的四个特点——少子老龄化、高储蓄率、通货膨胀、阶层板结，我们似乎看到些许影子。

中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吗？当我们面对少子老龄化、就业困境等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中产”这个筐里，

装的可能都是“迷魂药”

当然也有一派乐观者，比如某些专家。

近日，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表示：据测算，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月入3000元就能算中产？

这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要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当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可在北上广深，这个收入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很难。

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一句话点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不等于中产。

所谓中产阶层，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说的是有房有车、有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有百万元以上存款，能实现“新五子登科”，缺一不可！

而且“中产”是个家庭概念，以每个家庭三四口人计算，北大理财师香帅的团队测算出不同城市的最低中产门槛：一线（北上广深）中产，50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5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新一线，200万—25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3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普通二线，150万—200万元总资产，其中包括3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三线及以下，75万—150万元总资产，包括2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但仅仅是收入或资产还不能刻画中产画像，还有就是：他们年龄为25—45岁，其中又以25—35岁、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前卫的群体最为新锐。

传媒界把25—35岁看作“梦幻受众”，这个年龄引领风尚、热衷消费，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

今日小白，明日中产。作为新中产前身的小白，是在网上嚷嚷得最热闹的一群人，他们有传播力、能吐槽，谁抓住他们谁就能搅动网上风暴眼。

请看，传媒和商家推崇的新中产是这样的：“他”是积极进取的职场奋斗者、充满创意的生活体验者和热情消费的物质拥戴者；

“他”正处于职业生涯最活跃的上升期，能力不断获得肯定，即将晋升重要岗位；

“他”相信努力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处于迈向人生成熟阶段的转折期；

“他”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一套市区的舒适住房、一部性价比与外观同样出众的代步工具、一款象征品位的限量版名表、一部最新型智能手机——这些即使所费不菲，也值得付出；

“他”是有独立判断标准的个性消费者，对品牌的内涵、设计和美感，自有要求，决不随波逐流；随着年龄渐长，“他”已从特立独行的青年，成长为有家庭、有产业的社会中坚。

一句话，新中产代表了上升社会的上升阶层、消费时代的主导力量，结果可以想见。

什么才是中产争议背后的真命题？

现实地看，新中产其实是处在社会夹心层不断流动的一群“液态中产”。

职场竞争激烈，父母健康、个人情感以及子女教育上面临的巨大投入与压力，以及对自身理财能力的不满都成为了他们焦虑的症结所在。

从“忽然中产”到“伪中产”，再到“液态中产”，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警醒。

传媒的聚光灯下，人们只看到“口红一哥”李佳琦、田园博主李子柒的成功，羡慕人家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身家。

引导人们只关注金字塔尖1%的人的成功故事，这是巨大的失焦，因为这让大家忽视了99%的普罗大众的苦苦打拼。

回到有关中产的真命题，大家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作为个人，你不一定要去做网红，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人脉网络；你不一定要和土豪做朋友，但是你身边的圈子，应该更多样，需要更多“贵人”帮你渡过难关。

其次，经营自己的能力。把人做好、把事做对，就成功了一半，这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则。第三，在看不清方向时，不创业、不跳槽、不投资。不作不会死。

最后，作为整个社会，应该创造条件，为中产家庭减轻税负、为孩子增设教育基金、为内卷式教育减负，但最主要的还是拓展创业和就业空间，而这，需要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新中产是社会中极具创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他们左右腾挪，理应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要让他们成为“液态中产”。“新锐创领主流”，新中产是“潮流引领者”。无论在创新领域、科技行业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新中产都是引领者和践行人。

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创新创富的刀锋。

By 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