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为何会染上毒瘾

根据2012年5月美国医学协会(JAMA)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全美2009年出生的每万名婴儿中就有约34名婴儿对处方止痛药或其他阿片类药物上瘾,此症被称做新生儿戒断综合症(Neonatal Abstinence Syndrome,NAS)。依这个比例,美国每年约有一万名以上婴儿患有这个症状,数量在10年中增加近2倍。

专家表示,这些新生儿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暴露在滥用药物及成瘾的环境中,是社会上最脆弱与无辜的受害者,政府有责任协助他们。研究人员说,2009年治疗这些婴儿的医疗补助成本达7.2亿美元。

该研究的主持人斯蒂芬•帕特里克(Stephen Patrick)表示,在1980及1990年代造成新生儿出现毒瘾症状的原因多数与古柯碱有关,但现在则是与止痛药的滥用有关,如维可汀(Vicodin)及奥施康定(Oxycontin)。研究团队发现,2000年到2009年间滥用麻醉剂的孕妇人数增加5倍,这些孕妇每年在医院生产的婴儿数,每千名中有5.6名。

自2000年代迄今,美国孕妇滥用药物的情况均未见改善,大约有4.5%的孕妇使用非法药物,且药物类型多变。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指出,处方止痛药的滥用已构成主要的健康威胁,而且因此造成的用药过量死亡件数,更甚于海洛因及古柯碱二者相加的件数。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CDC去年11月的报告显示,2007年每10万人中有12人因用药过量死亡,较1991年高出约3倍,很大比例来自处方药。

专家说,许多母亲不明白合法的处方止痛药何以会伤害婴儿,也有些母亲在怀孕时已有药瘾,没办法戒掉。患有新生儿撤药综合症的婴儿往往体型较小,而且有较高的死亡率。医生多半使用治疗海洛因成瘾者的美沙酮(methadone)治疗幸存的婴儿,而且要逐周减少剂量,以避免操之过急造成的戒毒症状。

这些婴儿有时在子宫内暴露在多种药物的环境中,包括烟草、酒精、抗抑郁药及其他精神科药物,因此研究人员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治疗有药瘾的母亲,并且尽早找到治疗成瘾婴儿的方法。

处方药滥用、特别是止痛药滥用成瘾已经是美国的头号毒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医疗机构发现越来越多的新生婴儿止痛药也上瘾,出现了和大人一样的毒品戒断综合症,这是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的嗜好而无辜受害。
  

过去只有极少数的婴儿患有戒断综合症,现在纽约和全国各地的上瘾的婴儿数量已经像火箭般的垂直上升,大约每隔一小时就有一名这样的婴儿出生。史坦顿岛大学医院出生的婴儿中,患有戒断综合症的新生儿数目自2010年以来已翻了五倍。其他地区也在过去的十年中翻了将近三倍。
  
舒默表示,50年前的毒品问题主要是海洛因,后来转成可卡因,现在则出现了大量的处方药,包括止痛片、镇静剂、抗忧郁剂和兴奋剂等的滥用问题。许多人以为处方药物是安全的,因为这些药是医生开的,或者药店里有售,但是把这些药拿来做医疗以外的用途,或者家里的青少年从父母的药柜里找到随便吃,就会像吸毒一样产生倚赖性。有很多成人为了获得大量的止痛药而不惜走上暴力犯罪的路。
  
史坦顿岛大学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学博士罗斯(Philip Roth)说,该医院每年大约有3,000名婴儿出生,而每1,000名新生儿中,患有戒断综合症的婴儿数量从2010年的1.3例飙升到现在的8例,主要是美沙酮(Methadone)维持治疗的母亲所生的婴儿,超过50%的情况为母亲使用类鸦片的止痛药处方。
  
患有戒断综合症的婴儿出生后,会像大人戒毒一样的痛苦表现,烦躁、抽搐、呕吐,呼吸和吃东西都有困难。罗斯说,为了减轻他们的疼痛,让婴儿能吃东西和睡觉,医生开始不得不给婴儿打麻醉剂和镇静剂,过一段时间再逐步撤药。
  
布碌崙路德医学中心的妇产科主任、医学博士霍斯金斯(Iffath Abbasi Hoskins)说,看到这些婴儿被毒品折磨的痛苦,真的很可怕,所有的人都感到心碎。从前是因为孕妇吸毒,现在是因为孕妇对药物上瘾,而大约一半的女性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计划的情况下怀孕的,因此她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吃的所有东西都会对婴儿产生影响,其实在药瓶上注明、警示是非常有必要的。
  
处方药滥用成瘾已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无论是城市郊区、穷人富人都有,现在还发展到无辜的新生婴儿,令人悲哀。2000年,全美公立医院用于新生儿戒断综合症相关的费用达1.9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这笔费用已上升到7.2亿美元,约3/4的费用是通过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支出的。
  
为了遏制这一严重增长的危机,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应在相关药物的标签上清楚标注、警告孕妇止痛药的危险﹔敦促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教育医生如何确定成瘾症状、更好的治疗,也呼吁更多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此症展开研究,以帮助未来的妈妈们免于处方药成瘾的危害。

中国的止痛药用药现状:

和美国滥用的现状不同,中国对于止痛药无论是医生还是大部分患者用药都比较保守:小痛靠忍,忍不了从非甾体类这类产生依赖性可能很小的药物开始;常见的偏头痛、痛经、痛风等,身边以忍为主不肯用镇痛药的大有人在;在欧美国家比例高达 80% 以上的无痛分娩在中国据估计只有不到 10%。当然,这里面有医院技术开展的原因,也反映了人们对止痛药有一些误解:如有人会认为它对智力有害或者认为止痛药都有依赖性,有人认为它只是麻痹神经治标不治本所以没必要用。除上述客观原因外,当面对用药和继续忍痛的选择的时候,即便在知道遵医嘱按病情合理使用止痛药对健康的威胁不大的情况下,很多人依然在“身体感官舒适度”和“可能存在副作用中”选择牺牲舒适度而避免副作用。尤其是身怀六甲的孕妇,情愿自己痛苦也不愿胎儿受到副作用危害。这是个人选择,并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它体现了人们将感官体验摆放的位置高低,美国人群中注重“感官舒适度”的比例较中国高,他们希望能获得更舒适的治疗体验,出于这样的需求,对镇痛的治疗的需要就比较多,进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对镇痛药的应用也更为普遍和到位,甚至存在滥用的现象,这和他们日常生活中将生活舒适度放在重要位置的文化习惯有很大关系。

同样,我们注重“避免任何副作用”的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文化也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副作用”谈之色变,另一方面,从关羽刮骨疗伤到刘伯承不打麻药进行眼部腐肉割除,这些忍耐疼痛的行为被称为具有超强的意志力,而能忍痛也仿佛成为了优秀品质之一,可现在医疗水平和当年麻沸散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忍痛既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这样过度偏重避免副作用不惜牺牲生活品质的选择有缺陷。

美国人对舒适度的追求一方面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给生活品质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提高,比如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将人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人对止痛的需要也促进了疗效更好、副作用、成瘾性更低的药物的研发和应用,但另一方面,正如在学习方法没有得到最优改进的时候一味追求减负势必会影响学习成绩一样,在更好的满足人需要的药物出现之前,过度的对治疗过程舒适的要求势必会带来更容易滥用的结果。

疾病和治疗,本来也是一个较痛苦的过程,有方式能缓解痛苦是好事,但过度的避免痛苦也会给治疗带来麻烦,不过疼痛本来也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在镇痛效力的选择上,既不能把全部选择权放在没有痛感的医生身上,也不能把全部选择权交给没有处方权不懂相关医疗知识的患者,所以这样滥用的局面一旦产生,估计很难短时间管控好吧,毕竟,对于不得志的、从社会生活中很难得到愉悦的人来说,上瘾药物带来的生理的欣快是很难凭意志戒除的,尤其对于处于孕期身体不适的孕妇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By 吴英、蔡溶

止痛片上瘾成为无情杀手

美国民众滥用药物由来已久,而近年来更为严重,止痛药滥用成瘾已迅速成为美国最严重的毒瘾之一。2011年长岛药房屠杀案,一名处方药物滥用上瘾者David Laffer走进纽约长岛一家药店,开枪打死了4人后,偷了大量的止痛药逃离。

除了抢劫,不少患者常用“逛医师”(Doctor shopping)的方式,不断找医师以重复取得药物;也有非法销售处方药的团伙,找一群隐形的偷运毒品者(drug runner)假装找医师看诊,再以医师开具的处方药物换钱的情况。2014年底,涉嫌滥开处方药致病患死亡的华裔医生李旭辉,被曼哈顿法官重判10至20年有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李旭辉曾为长岛药房屠杀案的行凶者David Laffer“看过病”。

近日,印地安那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Fort Wayne)的心理学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先后在新闻网站“对话”(TheConversation.com )上发表文章表明,在近五十年来,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和医疗政策有关。以下是迪金文泰的文章编译:

早年我作为心理学家,在治疗海洛因上瘾者的临床实践中,经常看到青少年使用海洛因作为药物。通常他们是一些十几岁的男孩,或离家出走或住在寄养家庭,或一直在少管所进进出出,或辍学,然后他们被法院下令接受治疗。很少看到年龄更大的上瘾者。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海洛因“毒潮”已经蔓延到新的区域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因止痛药滥用成瘾入院治疗的年龄组最大是50-59岁,一项不算最新的数据还显示,因用药过量致命的白人的比例增加更快。

海洛因“毒潮”已经蔓延到新的区域。据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导,如今的海洛因瘾君子大多是居住在郊区和农村地区的白人,平均年龄从原来的16岁上发展到现在的23岁,人种比例也从原来的白人/非白人比例持平,到接近90%的上瘾者是白人。

为什么使用海洛因的人口结构突然发生变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处方阿片类止痛药,如奥施康定(OxyContin)和麻醉药维柯丁(Vicodin)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些药物可以治疗急性和慢性疼痛,但很容易上瘾。这些人都是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才开始接触海洛因的。
  

用药过量致命案上升

近几年来,因药物滥用致死人数在快速上升,死亡人数是35年前的5倍之多。2009年,处方止痛药使用过量造成的死亡率首次超过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从1999年到2010年,阿片类镇痛药的销售量增加了4倍,而用药过量致死人数也从约30%提高到60%以上。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象和医生如何处理疼痛的做法有关。60年代以前,大家没有把疼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所工作的一个大中城市的医院系统,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都提倡积极治疗疼痛,为免除疼痛,使用镇痛药就成了人们的首选,限制相应减少,医生被鼓励“更充分地免除病人的痛苦”。

阿片类镇痛药的销售量自然水涨船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报告说,2012年美国一年的处方止痛药销售超过2.5亿美元,比13年前增加了300%。

不幸的是,处方阿片药使用量增加,随即出现了过量服用的问题。

为什么慢性疼痛患者最容易上瘾?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报告说,慢性疼痛的患者往往是老年人,他们疼痛的持续时间较长,常有多种疾病并存,较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更易诱发疼痛。在患者剧烈疼痛时,阿片类药物往往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阿片类药物主要有三种作用:镇痛(止痛),镇静和快感。患者的感受不同,取决于他们用药的原由。有些人可能会变得药物依赖,有的会上瘾——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药物依赖被定义为:当停止使用药物后,会产生戒断症状。而上瘾则以每天必须强迫性服用毒品为特征,服用后会兴奋,而不是止痛。成瘾者很难放弃使用药物,往往在戒断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使用。毒品药物成瘾者会失去处理他们日常生活的能力,对药物的强烈渴求会导致其四处寻找。

虽然阿片类药物有上瘾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上瘾。例如,患者在接受治疗手术后,服用阿片药物是不太可能会上瘾的,不管剂量如何。这是因为对术后患者,服药的镇静和止痛效果超过了欣快的感觉。

另一方面,患者如果侧重于兴奋的状态,追求服药后的兴奋感,则容易上瘾。

印地安那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先后在新闻网站“对话”(TheConversation.com )上发表文章表明,在近五十年来,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和医疗政策有关。以下是迪金文泰的文章编译:

药物滥用从何时开始?

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与疼痛患者接触多年,我能够观察到止痛药的不同的使用模式。有些人恢复后,比较容易停用止痛药,有些人则会开始找借口服用阿片类药物。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病患做了背部手术后,医生给他开了一些麻醉药维可汀(Vicodin),以应不时之需。等背部康复,病人回家的时候,还有一些维可汀药物剩余。一天下班后,患者因工作太繁忙紧张,感到头疼。就从药柜里拿出剩下的维可汀,服用后,感到一天的不适全都烟消云散。下一次头痛时,他又想起维可汀了,就这样慢慢上瘾。这名患者,像许多人一样,一开始并没打算滥用药物。

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患者要么不断找医师以重复取得药物,要么就到街头,非法购买海洛因毒品。

海洛因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处方止痛药如80毫克的奥施康定,从街头购买,要价60~100美元,而瘾君子们只需要45~60美元就能得到多剂量的海洛因,而且海洛因的效果也更强,这取决于摄入的纯度和方法,还没有处方药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又称高限效应。

根据滥用药物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的数据,近80%的海洛因使用者,都是处方止痛药上瘾后才开始接触海洛因的,只有3.6%的人是一开始就使用海洛因。海洛因正迅速取代维可丁,羟考酮和其它处方阿片类止痛药,成为瘾君子们的首选。有报导称,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阿片类药物上瘾,很多人可能会转向海洛因。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进行了一项海洛因使用者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典型的海洛因使用者很多是中年白人,男女比例持平。而且很多海洛因上瘾者是从处方止痛药上瘾转变而来的。

止痛药新秀芬太尼与“毒王”卡芬太尼

仅 2016 年一年,美国就有 6.4 万人因药物/毒品过量死亡, 而这6.4万人里,有2万人是因为滥用卡芬太尼致死的, 超越了致死1.5万人的海洛因或其他处方鸦片类药物, 让卡芬太尼成为美国致死率第一的毒品, 让特朗普因此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芬太尼是什么?传统毒品是以鸦片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家族。 新型毒品是主要是以冰毒为代表的苯胺类药物家族。 一开始,人们从罂粟里制取出鸦片作为最初的毒品。 后来,又从鸦片中提取了鸦片碱以及一系列衍生物。 先是吗啡、海洛因、可待因、氧可酮等半合成衍生物, 后是左吗南、丙氧吩、美沙酮、哌替啶、芬太尼、卡芬太尼等合成衍生物。


卡芬太尼外观与食盐相似,是阿片类药物家族里最强大的一种, 也就是新闻报道里所说的“类鸦片止痛药”的代表。 芬太尼是常用的止痛药,比如芬太尼透皮贴剂, 而作为毒品的卡芬太尼,药效比芬太尼强100倍。 芬太尼本身比海洛因药效强50倍, 而卡芬太尼的药效比海洛因强5000倍! 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毒品。

美国老百姓消费能力强大,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市场。 以前可卡因是美国市场上的主流毒品。因为可卡因需要从古柯叶中提取, 古柯这种植物主要在中美洲种植,毒贩可以通过美墨边界把可卡因送进美国。 但是才几年时间,卡芬太尼就迅速超过了可卡因。 卡芬太尼药效极其强大,最开始时不是给人用的, 而是是给动物园里的大型动物,比如大象做麻醉剂的。 如果给人用的话,20毫克就足以致命, 1公斤的剂量,就可以杀死一个国家的人口。

卡芬太尼药效极其强大,直接使用很可能致死, 因此毒品贩子会把卡芬太尼稀释后重新包装再出售。 比如著名的“中国白(Chinese White)”配方, 是把100毫克卡芬太尼和100克切削剂混合得成的。 虽然同样重量的卡芬太尼比海洛因贵了十倍, 但如果按照“中国白”的配方, 1克卡芬太尼等效于1000克海洛因, 因此卡芬太尼的实际价格只有海洛因的百分之一。

很多贫困的吸毒者,买不起昂贵的海洛因, 但买得起卡芬太尼,卡芬太尼的客户群体越来越大, 很多毒品贩子因此改卖卡芬太尼。 于是,卡芬太尼作为穷人的毒品,在美国迅速流行起来。 像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占有率提高,需要供需两方面都跟得上。 卡芬太尼不仅在需求端火爆,还在供给端有了创新。 警方打击毒品交易,可以从很多方面下手。 比如毒品的运输和贩毒的资金。 相对于可卡因和海洛因,卡芬太尼的重量和体积小了很多很多, 可以混在很多货物里,甚至直接走快递运输, 还能使用极小的包装,让“骡子”用身体藏毒。 传统毒品交易,需要大量美元现金,之后毒贩还得绞尽脑汁去洗钱。 而卡芬太尼赶上了网络时代,根本用不着现金, 很多交易环节都是在网络上、甚至是暗网上完成的, 很多时候也不需要银行账户,而是使用虚拟货币, 警方很难发现,毒贩在暗网上使用虚拟货币,做毒品交易。

如果毒品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那很容易被发现。 美国市场上的卡芬太尼,基本上都来源于国外。有的是直接从国外运来甚至寄来, 有的是从墨西哥和美国边界走私来。 美国人认为卡芬太尼的主要源头在中国。卡芬太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 中国化工行业不算强,但足够大, 有无数工厂和作坊可以生产卡芬太尼。 美国人认为卡芬太尼之前没有在中国本土流行起来, 所以以前中国政府没有把卡芬太尼作为毒品来管制, 那时候在中国生产卡芬太尼不算严重违法犯罪。 以至于很多毒贩利用中美之间的监管时间差来赚钱。 美国毒贩在网络上下订单,中国的工厂接单生产, 然后用中美之间极其发达的物流体系, 甚至用邮政包裹,把卡芬太尼运输到美国。 或者是中国方面的工厂,不直接生产卡芬太尼成品, 而是生产卡芬太尼的前体,运到墨西哥后再做深加工, 然后运往美国,这种做法更为隐蔽,难以发现。

2016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帕特·图米致函美国国务院, 敦促国务卿克里,就芬太尼类药物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 2016年6月24日,美国之音电台网站,刊登了题为 《致命芬太尼困扰美国缉毒局 中国是主要源头》的报道称, 帕特·图米说:“这些药物是非常致命的,我们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压力,中国要有所作为。”

2017年2月16日,中国公安部发布公告,将23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严管对象,超过了联合国公约所列管的15种,也超过了美国所列管的20种芬太尼。美国禁毒署表示,中国这一轮严管的“芬太尼”类物质,将很可能给美国国内的毒品打击行动带来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积极影响。

2017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国家禁毒办召开中美缉毒执法合作案件新闻发布会,媒体是这样报道的:魏晓军表示“中方不排斥也不否认,美国国内的出现滥用的部分新活性精神 物质(主要是芬太尼)有来自中国的事实“

尽管芬太尼类毒品在中国还没有流行起来,但也开始快速增长。2016年我国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仍以卡西酮类和合成大麻类物质为主, 二者分别达890份和503份,占全部样品比例为58.2%和32.9%。 其余样品中,芬太尼类物质有66份。 而2012至2015年间总计仅发现芬太尼类物质6份, 说明芬太尼类物质的生产和走私呈上升趋势。 最后再重申一下,芬太尼类毒品极其危险, 检疫人员需要穿戴防化服后才能处理这些烈性药物。 就连毒贩都一直在警告吸毒者们: “我们再一次强调只有曾经使用过芬太尼的用户才适合购买卡芬太尼。这东西不 是开玩笑的!” 你需要戴上面具和手套来操作这些药物。不小心直接接触到药物可能会导致摄入过量。”

最可怕的问题是,卡芬太尼到达瘾君子手里之前, 经过了很多环节,可能被稀释过很多次, 吸毒者无法知道自己手中的卡芬太尼纯度如何。 卡芬太尼的药效极其强大,20毫克就能致死, 因此只要纯度稍微高一点,就能马上致死。不同毒贩,甚至同一毒贩不同批次的卡芬太尼纯度都不一样,极易过量使用, 因此,卡芬太尼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毒品。

By 蔡溶,万金

名校生都在吃的”聪明药“究竟是什么?

“你有dealer(供货商)么?”

“你是说卖车的,还是卖药的?”

“当然是后者!”

每年期末季来临,以上的对话会频频出现在美国高校中。

进入12月,各高校陆续迎来期末季,你能闻到空气里充斥着咖啡的味道;你能看到图书馆、教室等地但凡有桌子和椅子的地方全部人满为患;当然,最明显的还是布满在每个学生脸上的“放飞自我”——描眉、剃须再也顾不上了,满脸写着的只有熬夜后的“疲惫”二字。

与国内高校期末季不同的是,我们通宵开夜车备考复习,靠的是大量的咖啡和红牛;而美国学生还靠嗑药。

曾经以为嗑药这件事只会发生在小混混、玩咖这类人身上,迷幻剂、摇头丸,还有party上的大麻和笑气,这些东西是与学霸无缘的。但为了考试成绩,好学生也会嗑药。从申请大学的SAT考试、到常春藤学霸们为了维持GPA4.0的期末考,一种被称为study drugs/smart drugs(聪明药)的药物在学生中广为使用。

“聪明药”真的有那么神?

Yaming高中就来到美国读书,一直读到硕士毕业。他说,当年自己半路来到美国,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课业成绩因为语言受了不少影响。备战SAT时,压力太大一度得了失语症。

有一次,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完成小组项目,作为期末考试的一部分内容。大家忙了一整天,沟通、争吵、妥协,每个人都精疲力尽。突然,有位美国同学大吼一声“受不了了!”然后拿出一粒药吞了下去。

Yaming说,那时他才知道原来班上“本土”的学霸们服用这种“聪明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聪明药”其实不是某一种药,而是有Adderall(安非他明)、Ritalin(利他明)这类神经兴奋剂。这类药物主要是用来治疗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处方药,也就是说必须有医嘱才能获得。

“聪明药”在学生们中成为抢手货,主要是因为它能在短期内让人提高注意力、头脑飞快运转,并且不觉得疲惫。对大考当前的学生和为GPA拼命的学霸们来说,吃了它简直是有如神助!

而且,虽然是处方药,想弄到手也并非难事。他们要么从朋友那里获得药物,要么从学生药贩子(drug dealer)那里花钱购买(一片6-10美金),再不然就在家长和医生面前伪装症状(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等症状),骗取处方。

Yaming说,自从知道了“聪明药”的存在,从SAT备考到大学、研究生每次期末季,它早成了自己不可或缺的物品。

其实,无论在是高中还是大学、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聪明药”早已成为一部分欧美学生的“考试神器”。

在一些高校,甚至三分之一的学生曾使用过、15%的学生有成瘾现象,

在美国的常春藤高校里,聪明药的使用更是高达20%。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到里提到,剑桥大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曾经使用过利他林这类药品;

巴黎、伦敦……精英学校、好学生们为了成绩、升学“心甘情愿”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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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高校中药物泛滥的情况,甚至有牛津大学的教授提议,像运动员做尿检一样,应该在考前对学生也进行药物抽检。

《纽约时报》曾花了很大篇幅去报道到学生中使用聪明药的现象,他们采访了16岁到26岁的40多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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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访谈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1、当学生在备考需要“开夜车”用功,或是考试时为了提高注意力,大家会定期用药。而且越是学霸、越是富人区名校的学生为了扛得过压力、配得上名气,越会依赖这类药物。

2、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药的副作用,但为了成绩大家都觉得值得一试。

Adderall、Ritalin这类药物的确对提高注意力方面的确有所帮助。据服用者说,吃了药以后不饿不困,考试熬夜复习就只眯了两个小时还是特别精神;而且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运转飞速,学习效率猛增。

可吃药的副作用学生们当真承受得起么?

从戒毒到猝死,“聪明药”的副作用你真的承受不起

“聪明药”也被学生们戏称为“大脑伟哥”,看上去所向披靡,救万千学子于考场苦海中,可药效之后呢?

荣誉学院的那位学霸告诉我,服药后他的确会出现口舌干燥、手指颤抖、抖腿等现象,有时还会头晕;而且大脑高强度集中后,一旦药效过去,带来的是成倍的疲倦与虚脱。

最严重的一次,他曾在48小时内只睡了4小时,凭着药物撑过考试,本想大睡补觉,可挺了一天药效过后还是无法入眠,就是那种“身体很疲倦、大脑跑火车”的感觉。最后只能去校医院让医生开安眠药。

“聪明药”的副作用远非学霸口中说的那么轻松!

美国禁毒署将Adderall、Ritalin这类处方兴奋剂列为二类受管制物质,它们均属于成瘾性最强的药用物质,在依赖性和生理伤害方面都要高于摇头丸,级别接近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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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脑扫描图中可以看出,红色部分是服用安他非明后大脑的活跃区域,几乎是“全面红”。

这相当于一根弦儿蹦紧到极致,其实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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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恐怖的是,如果长期服用这类药品,不仅会成瘾。这是真正的毒瘾,无药可医,只能强制戒毒才能康复。

听朋友讲过她越南室友的故事,曾经也是学霸一枚,考到更好的研究生院学霸遍布,心力不济开始服药。某次服用后室友心脏开始疯狂跳动,眼前出现幻觉,身体也跟着抽搐,后来被送往急诊室抢救,最终在戒毒康复中心住了半年。

虽然目前医学界对安他非明这类成瘾药品的副作用还在研究当中,但有一些共识已经达成。

滥用安他非明这类药物,轻则呕吐、眩晕,长期服用会造成成瘾、情绪波动、抑郁,甚至让大脑认知和记忆受阻、引发心脏骤停。

简单概括就是,这种“聪明药”服用不当是会出人命的。ADHD患者服用这类药品都是在医生监督下使用,从周期到剂量都是严格控制的。而为了拿它搏成绩的学生们显然不会如此谨慎。

那些嗑药的孩子都说“我们别无选择”

据统计,在美国使用“聪明药”的群体中,将近70%的人有高中学历,男性使用者略高于女性,在18-2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使用最多,学生是“聪明药”的第一大客户群。

为什么是他们?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大部分学生是出于对考试、作业的需要,也有部分学生出于好奇、“有趣”而尝试。

Kris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前不久刚以全额奖学金成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项目提前录取。“聪明药”是他的老朋友了。Kris有一个和他年龄相差一岁的妹妹,从谁吃最后一块蛋糕到入学考试,俩小从小至今的竞争就未停止过。

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私立中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一年后妹妹也考入他那所学校,但只拿了半奖。这成为妹妹的“耻辱”。Kris就是从那时开始定期服用“聪明药”的,被同学追在身后也就算了,就连亲生妹妹也对他“紧咬不放”。而Kris的父母,一个是广告公司的副总,一个是医生,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对孩子之间的竞争他们视为“良性”、“有益”。

初中加高中几年他们兄妹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妹妹作为学校优秀毕业生代表致辞(Kris没有)才算“雪耻”,俩人的关系渐渐缓和。可即便关系修复了,也无法让兄妹俩停止考试前必服“聪明药”的习惯了。

美国中产家长鼓励竞争(有时甚至是超出孩子承受范围内的竞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无论是同学之间还是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促使美国学生服药的原因。

除此之外,美国的学霸真的很有野心,他们想赢,而且对赢的定义是“全面开花”。

我认识的另一位加拿大学霸Beth,和她相识两年多,几乎没见过她吃午饭。当我们一伙儿中国人正儿八经坐下来吃午饭时,她一手拿着土司、一手在纸上演算题目。

大学三年她同时修了3个学位、春假会去乌干达做志愿者、每周有4小时跟着博导泡在实验室;同时Beth还是一个乐队的爵士鼓手,顶着一头绿色的半寸吐着深红色的唇膏定期演出。

她3个学位的成绩都是全A,本校的博导想在她毕业后直接招她进组做博士。她说,对不起,我的dream school是耶鲁的MD(Medical Doctor)+PhD(Doctor of Philosophy)双博(八年完成两个博士学位)。

Beth完全不介意别人知道她定期服用“聪明药”,对周围那群有头脑的小伙伴来说这属于“常规操作”。Beth说,想要取得我现在的成绩,即使这三年每天我只睡5个小时,也完全不够。说我不用药别人也不会相信。

对于Kris和Beth这样的学生来说,为了保持成绩、升入名校,服药别无选择。

校园药物泛滥,家长可以做什么?

滥用药物是美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一大难题,每年政府、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都会投入很大精力对家长、孩子进行成瘾教育。

药物滥用在我们国家青少年中不是普遍现象,所以家长向来缺乏这方面的重视和知识。但把孩子送出国门的家长(包括陪读家长),面对嗑药“成风”、“毒品”泛滥这样的大环境可以做些什么?

美国专攻青少年成瘾课题的专家Drs. Ron and Cherie Santasiero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首先,身为家长自己要警醒,药物成瘾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成瘾不“歧视”,它跨越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等,即便你的孩子在私立学校、很好的公立学校也可能发生滥用药物情况,所以要对环境保持警惕。

其次,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

除了“紧抓”课业成绩外,孩子结交的朋友、参加的俱乐部、体育队队友……你都应该心中有数。滥用药物往往从熟人开始,第一根烟、喝的“咳嗽糖浆”、那些同龄人口中的Brain food离你的孩子尽在咫尺。

第三,抽出更多精力去关注孩子的精神健康。

对孩子的精神变化更敏感一些,比如,当他突然很沮丧、或者对一直热爱的事情突然没了兴趣时,我们要耐心了解情况、鼓励孩子向自己倾诉各方面的压力。

当寻求的帮助需要专业人士时,我们要鼓励孩子主动就医,不要让他们把看心理医生不当一回事而误入歧途。

第四,身为家长自己要了解成瘾的迹象。

如果你辨别成瘾时会出现的状况,也就能更好识别孩子是否有药物上瘾的可能。

最后,当你怀疑时,请坚持给孩子进行药检。

在美国的CVS或沃尔玛药店都能买到药检用品(Drug test kits),如果你已经有所怀疑,可以对孩子“采取行动了”。

此举肯定会遭到孩子的反对和抗议,让他们对你产生负面情绪,但如果孩子真的非常异常,为了他们一生的幸福,这种负面情绪家长应该承担。

希望你和孩子都能安全、顺利地度过每一个期末季!

By 金婉霞,唐闻佳

环境工程为什么是天坑专业

环境专业,包含环境工程、给水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专业,几乎每个高等院校都开设。课程主要包括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化学 (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微生物、毒理学)、力学 (流体力学、工程力学、结构力学)、电学(泵与风机、电工学原理、仪表自动控制)、软件(C#/C++、AutoCAD、revit)、水(水污染控制、给水处理、水文学、 建筑给排水)、大气污染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噪声污染控制,配套的实验课以及毕业设计。 数理化生,无所不包。

对大多数本科生来说,大多数课根本就不可能学明白。而环境专业的工作岗位,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并不高,往往其他专业的人培训两个月就能成为一名称职的环境行业员工。数理化生,学了一堆,都没学精, 入职全扔,这就是环境专业的现状。

环境行业之所以薪资低,根本的原因是,环境从业者不是生产资料,至少不是主要生产资料。环境行业真正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各种能解决问题的设备、工艺、耗材。人是为它们服务的,人并不那么值钱。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计算机、金融、互联网行业如此高薪,那是他们一根根头发丝、一个个脑细胞换来的。虽然环境人也加班,但那是在做体力活。 所以环境行业真正高大上的方向是科研,是研发出能切实解决环境问题的设备、工艺、材料。但是,能从事该方向的人少之又少,多数的教授、研究员研究的东西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研究不出来。倒是发起文章来一套接一套——思路不清晰,掺杂石墨烯;投稿不顺畅,涂点钙钛矿。

可能有人会说,国家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保事业终于迎来真正的春天。确实,不可否认,我们国家的环境确实发生很大改善。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调整,基础设施大规模推进的同时强调绿水青山。说白了,环境行业一直在吃政策的福利。环境保护是必须的,但无论怎么鼓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不要忘了环境保护不是国民经济的中心。况且,拿自己短短的几年青春,赌时代趋势,值得么?

以下是一位环保专业人士的心声:

作为在环保行业工作的人,我对设计院和设备商的命运还算略知一二,其他的不敢妄言。就设计院来说,最坑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论资排辈的体系,职称要看年限,资格要看年限,工资、年假都是跟年限挂钩的东西(国企)。在这个地方,你再牛也牛不过老家伙们,就算人家没你强、做的没你多、每天混吃等死,可就是比你拿得多

再说注册这东西,也是需要年限的。本科毕业本专业工作5年,相关专业6年,也就是说不是你有兴趣有能力就能考的。而且这考试也略奇葩,同样是注册公用设备工程(给排水),我们部门做工程的人考出来的很少,哪怕那些大家公认设计很牛的人,但是做课题的人就轻轻松松。人家是考试型选手,而且空闲时间比你多

而我们设计呢作为画图狗、文本狗和出差狗,常年累得要死要活,钱还没别人拿得多,你说坑吗?坑,为什么?性价比太低。

那不坑的呢?也有,如果你有实力创业,如果你的导师业界地位显赫,你又是他/她的爱徒,如果你有给力的关系,那这条路对你来说就很平坦,钱自己会朝你聚集过来。但这些其实主要关乎你的情商和人际资源,而并不太关乎环境专业。

1.与政府的环保局关系或者说是个人关系在行内关系广非常重要,这种关系比专业知识还有用!个人建议家里或者自己有关系就去政府所属的环保局下属监测站!检测站!检测站!重要事情说三遍
2.个人交际能力强,能观察细微东西的个人建议去面试环保工程公司,你的职责就是销售,业绩压倒一切
3.相关环境检测的公司,待遇工资一般,上升速度比较慢,本人就在这种公司工作,简单来说钱少活多,只凭着个人能力才接触到答案上所说,一般情况从实习到领队这个位置,通常也要个3~5年工作经验,做到领队收入才能提高
4.不建议不支持去大型或私人企业下做相关环保工作,这是一个不赚钱只花钱的职位,不仅没前途还招老板恨


上两张工作照


高空作业


环保这行致富的人当然有,但熬了几年熬不下去的人更大有人在,整个项目下来,首先看关系,多少市环保局局长主任股长跳到私人环保公司的,为什么?自己脑补。

保护环境的环保设备质量?我就呵呵了,任你效果多好对环境多好,有毛线用,一个月烧你几万几十万的电费维护费谁给?叫公司老板给?

如果你是个妹子就别选环境工程专业了,公司宁可要男学渣不要女学霸,工作环境恶劣实在没几个女生受得了。

我刚工作进了一家小私企,主要接工业废水。公司规模小,整个技术部一共八个人,没有对岗位职责明确规定。所以往往一个工厂水样寄来检测数据实验小试出方案都一人全包,处理工艺等你摸个几套你就知道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技术部实则毫无技术可言。你以为环保这个行业真的是造福于社会造福与人类的伟大行业吗?别想了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扯到市政方面的废水,就说工业私企废水吧,做的都是拿钱走人。取水样加点自来水稀释检测为求暂时达标,投标项目猫腻层出不穷,很多条款明明确确就是为某家公司量声定做的,废标也不怕,花钱让几家进来走个过场呗。

环保行业由于跟国家和当地政策直接挂勾,普通人能做的改变和力量实在甚微,政府还要考虑城市产值生计就业率税收等,抓太严自己不好过,放松了不好对社会交代,永远是个难题。所以环境永远是个“嘴上说想要,钱不愿意掏”的行业。

By 李四

程序员为什么难过35岁这道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35 岁变成了一个很“残酷”的年龄。35 岁的中浪,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前浪和后浪拍打在沙滩上,连浪花都不剩。

中年危机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但对程序员这个群体来说,35 岁的危机感似乎格外重一些。

“因为程序员的工资普遍高于其他行业,一旦这个行业不要你了,(薪资)可能会面临断崖式下跌,所以才会有危机”,资深程序员赵可(化名)说。

35 岁是一道界限分明的职场分水岭,最尴尬莫过于“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到了 35、40 岁还没晋升上管理层去,就会面临失业、被社会淘汰的风险。一位 35+程序员在求职网站自述,他在今年年初被裁后的 2 个月里,疯狂海投简历、面试,只拿到了 6 个非大厂 offer,最终他决定平薪入职其中一家。

打击面并不仅限于职场。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程序员愤愤表示,新认识的交友对象对“程序员到了 35 岁就退休”的定律感到介意,以致于感情快告吹了。

越临近 35 岁,焦虑感越发强烈起来。打开不少社交平台的相关话题页,你很容易被各种忧心忡忡的情绪所感染,35+程序员懊恼失业,就连 20+的年轻人也开始担忧未来会失业…

我产生过年龄上的焦虑,首先觉得自己没有财务自由,也不是老板,随时会面临各种选择,跟年轻时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

当到 35 岁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和更年轻的同学间有些不同。身体的能力没有以前充沛了,感觉没以前那么能熬夜了,学习新事物的速度也慢了一些,可能需要更规律的管理时间以保持充沛精力投入工作。

尤其当我成立了家庭,有了孩子后,需要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更多了,一开始觉得有转变的时候,内心其实还是有点慌的。

就像懂得所有道理却还是过不好生活。中年焦虑“魔幻”之处在于当你置身其中时,你明知道它是正常现象,却很难逃离负面情绪的“手掌心”。

35 岁不转管理“混吃等死”?

“我没焦虑过,因为我在 35 岁之前就转型管理了”,70 后技术人陈岳(化名)自 2006 年开始转做架构师,兼做技术研究。在陈岳看来,较早转型让他“跳”过了 35 岁这道槛。

35 岁以上的程序员都去哪了? 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很多人会选择在 35 岁的当口转型以渡过中年危机。

一般来说,35+程序员的职业路径主要有三个大方向:技术专家、技术管理、跨行业就业(非技术向)。

转做技术管理,大多数程序员都会走上这条路。

在国内科技公司,大龄程序员想要一直做研发需要运气和实力。公司得提供这样的岗位,还要有足够的开放度允许他们长期写代码。而 35+程序员也要证明自己写的代码对公司有利,年轻人还替代不了。

另一方面,技术做久了,升到管理层,也是正常的职场晋升流程。

柳疏桐(化名)从 2016 年开始逐渐转向管理,到 18 年年底才完全从一线工作中解放出来。“那个时候我是技术骨干,同时还要周旋在各项管理会议里,大家很多事都需要等我做完才能往下推进,渐渐地我就成了团队的‘瓶颈’,这促使我下定决心把一线研发工作下放到团队中去”。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程序员都适合做管理。

二者在思维和工作性质上有很大不同,程序员主要与机器打交道,通过程序驱动机器运作、服务,做管理多和人打交道,得擅长对技术方向做把握、协调、判断、决策。

从技术到技术管理,要跨过的“坎”不少。

刚转到管理时,柳疏桐有挺多地方不适应。“主要还是改不了程序员那套习惯,很多事愿意亲力亲为,参与细节,对别人不放心,我自己做最放心。一开始感觉在向务虚的方向走,感觉写的代码少了就和技术脱钩了,时常感到焦虑”。

经过 2 年多磨合,柳疏桐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技术 Leader 了。与工程师对自己负责,对程序负责不同,他意识到,舍得权力下放,推动整个技术体系前进,带动团队成功是从技术开发者进阶到技术领导者必须要面对的事。

38 岁的赵可刚刚渡过“管理小白”的阶段。加入一家创业公司 3 年后,今年年初,他被提拔到前端组负责人,手底下管着十几个人。

开始管人后,要给团队制定 kpi 和 deadline,以前习惯了和同事平级交流,赵可对“下命令”这事感到很别扭。日常工作也变得手忙脚乱,“天天觉得特别忙,在做这件事,马上就有人来找我,还没处理完呢,另一个人又来找我”;“以前核心代码都是我写的,我来处理可能只需要 1 天就解决了,交给别人可能需要 1 个礼拜”…..

花了一年多时间,通过看管理书,听管理课程,赵可才慢慢培养起了管理思维。

另一个程序员经常纠结的问题是,去大厂做管理还是去小厂做管理?

一般大厂不太可能空降“管理者”,它更看重对团队、业务的熟悉度及对公司的忠诚度,因此多倾向于内部孵化技术管理者。如果一个从大厂出来的程序员在小厂呆了几年后再想回去做管理就很难了。因此有不少从大厂出来的程序员选择去中小创业公司做技术 Leader,有些人不止自己去还带着自己原来的团队一起加入。

“35 岁不转管理就‘混吃等死’”,很多程序员觉得到了 35 岁、40 岁,再不转管理就来不及了。

对此,苏锐认为这一说法不成立。“多大年纪都可以转管理,转管理岗是一个挺大的角色转换,工作的重点会从自己产出变成支持团队去产出,需要对团队的成员、团队与团队之间提供支持,做桥梁。能否胜任这些工作与年龄无关,而与你是否愿意去做,是否擅长去做有关。”

现实情况下,技术管理岗位相比普通程序员岗位要少得多,所有人都去做高管显然不切实际,市场空间小且需要在技术和管理能力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在这种背景下,程序员到了 35+还在一线写代码的人一定大有人在。实际上,如果热爱技术工作,就算到了 35 岁不转管理,坚守在一线岗位也未必就发展不好。

到底要不要转型,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先思考下这两个问题,一是想转到什么岗位及评估自己是否具备该岗位所需的技能;第二,是否热爱这个行业,并愿意始终在这个行业学习。

“最愁 35+技术 Leader 不写代码”

转向技术管理后,一个最直接的变化是,代码量越来越少了。

InfoQ 接触到的几位技术管理者都表示,做了管理后,多数时间花在管理上,写代码的频次和数量与以前相比大大减少。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代码。他们仍然关注新的技术趋势,当有新技术(产品)出来时也会抽空直接上手“跑一跑”。

作业帮 NLP 技术负责人蒋宏飞喜欢在周末或者晚上有空档时就一些新出的算法模型开源代码进行分析并跑跑尝试一下。“这个过程有点像小孩拆玩具再组装起来的感觉,你在研究一个东西,完全沉浸在里面了。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紧迫的东西,那一刻我感到特别放松”。

对很多技术管理者来说,偶尔研究下新出的技术,既能让自己保持技术敏锐度,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作技术判断和决策。

近期,一则阿里巴巴 CEO 张勇对 35 岁程序员的看法流传网络。张勇表示,不会对程序员限制年龄,对 35+还在写代码的程序员表示鼓励。但他同时表示,“现在我最不发愁的事情不是 35 岁以上的员工写代码,而是 35 岁的员工不写代码”。

张勇的表态引起热议。那么,35 岁+的程序员到底要不要写代码?各个层级的技术管理者是否必须要保持一定的代码量?

蒋宏飞觉得,技术管理者不能失去技术敏感度,否则管理可能会“变形”。新技术点、新模型,新框架能否在业务场景中形成新应用或改造升级旧应用,能否结合业务场景改造现有技术并推动业务升级,这些都考验着技术管理者的判断能力。固步自封和盲目跟风都不可取,不能产生业务价值,团队成长也会成问题。

陈岳强调了对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当生产运作遭遇突发风险时,亟需快速定位症结所在。如果技术 Leader 不写代码,对内部结构、上下游关系了解不够细致,一旦出了问题,可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解决。

“如果一个技术 Leader 完全不写代码,并不一定会对他开展管理工作有影响”,在创业之初,苏锐还会贡献一些代码,随着技术团队扩大,他现在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产品、市场上。但他仍然会从工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也为他开展市场工作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代码留给技术人的是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道’,真正优秀的技术人会将这种‘道’吸收进而内化成为自己的一项能力。而代码水平是‘术’。即便管理工作多用“道”,也许术的部分有些生疏,但本质上计算机的逻辑没有变,并不妨碍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苏锐说。

35 岁+管理者代码量的问题或许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或者标准,因为公司类别、规模、岗位等的不同,对管理者的要求也必然不尽一致。

从公司规模的角度看,大公司的技术 Leader 不写代码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平时可能很少见哪个大公司的 CTO 还在写代码。对他们来说,设计和把控技术方案更重要。

而对于中小公司,尤其是初创团队而言,不太可能单纯只招一个只负责管理而不能从事技术工作的人。自 2017 年创业以来,刘洪清目前仍是公司核心产品 JuiceFS 存储系统的主要代码贡献者。他的技术团队目前不到 10 人,除每天早上花一个小时左右开会外,剩下的时间,刘洪清几乎全都扑在产品研发上。

在以业务为导向的应用型公司,企业运营、战略管理可能比写代码更为重要。而若是纯技术型公司,技术 Leader 最好需要保持一定的代码量。

涛思数据创始人陶建辉今年 52 岁了,仍在一线写代码,据他介绍,他现在平均每天花 12 个小时写代码,最高 14 个小时。陶建辉是公司核心产品物联网大数据平台 TDengine 的主要代码贡献者,已为其写了 5 万多行代码。

他认为,代码是底层技术公司最重要的工作和价值所在,如果 CEO 不亲自写代码会失去对产品的把握,“如果 CEO 不写代码或者不懂代码,那我觉得这个公司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公司”。

互联网不需要中年人

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为什么 35 岁成了程序员的职场终点?

表面上看,这是个人的职场发展遇到了困境。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当前激烈的就业环境不无关联,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倒逼”的结果。

华为劝退 35 岁员工,强制退休补偿 45 岁员工;腾讯裁撤 10%高管,劝退 35+员工…如今的快速迭代的互联网和职场环境,都在向中年人传递出一个信号 —“你老了”。正如马化腾所说,或许你什么错都没有,就错在太老了。

“不要 35 岁以上的中年人,再便宜也不要”。虽没有明文,但 35 岁定律已是国内科技互联网公司招聘标准里的“潜规则”。

图源网络

年轻人能修 996 福报,对薪资要求不高,中年人精力和体力双下滑,家庭负担拖累成长空间,对薪资要求还高。于是“橄榄枝”更多伸向了年轻人。

一个员工,若活到 35 岁还没有猝死,那他就是公司的负资产了。在 996 相关话题的讨论区,有网友代入「老板思维」后如是说。

残酷吗?挺残酷。有些三天两头将企业社会责任挂口头的 CEO、CHO,嘴上也会说「残酷」,可一看公司财务报表,会「身体很诚实」地在辞退信上大笔一勾。

前两天,某科技公司老板说「80 后的人真的该退出 IT 行业了」,引发挺多人关注。

据曝出的截图显示,这位老板在微信群内发飙,说自己「见不得下了班要给老婆孩子做饭的男人」。

接着,他对这类顾家男喊话:「请离开,你已经不适合在一个创业团队呆着」,「我给你时间,找个新工作,请你滚!」

大概是霸总体质太上头,他还直接要求员工们中秋节回去多想想,「节后,开始清理所有跟公司达不成‘共识’的人!」

可能是那堆感叹号不足以泄恨,他又顺手挑了个「典型」,直接将人给开了。

疑似被开员工则曝光了此事,说「半夜娃尿床突然发现被优化了」,称自己去年 10 月入职销售,在各种困难下,拿下了公司第二的业绩,合同业绩 150 万-200 万,回款 100 万。

他还透露,公司实行大小周,底薪 4500 元。

你 25 岁时天天 996 无所谓,但你不可能永远 25 岁,你会有家庭和孩子。

可永远有人 25 岁。这事让我想起了这句话。很多人到中年的员工,看到的可能是上面那句。

许多老板,看到的或许是下面那句。他们还会将它提炼为一句:职场没那么多人情。

但没人情跟没人性,是两码事。我反对将此类事件带入「资本家嗜血论」的阶级斗争模型里去置评。

可有些老板非要将「压榨」两个字往自己脑门上拍。

连员工「下了班要给老婆孩子做饭」都见不得,还直接用上「滚」和一堆脏口,确定不是找骂?

你要员工把公司当家,可你有把员工当家属吗?在互联网大厂,让员工 996、大小周好歹是用高薪酬做「对价补偿」的。

塔勒布说的「现代化大公司创造出的新奴隶制形式」,早就落地开花。可这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涉事公司,给足了员工被虐的价码吗?

挡住大龄员工求职的主要就是在招聘过程

一位运维工程师在脉脉上讲述他电话面试阿里的经历,“刚开始聊的挺好的,当听到我的年龄是 35 的时候,感觉面试官比我还紧张了”。最终,不出意料,他收到了拒绝邮件。

InfoQ 查询 Boss 直聘发现,有些公司在招聘 JD 上直接写明了年龄范围 。某软件公司招高级程序员的任职要求之一是“3 年以上经验,40 岁以下”。某教育公司的招聘 JD 上要求道“ 18 年毕业的-35 岁以内都有的聊”,HR 备注卡年龄的原因是因为“年龄大职级可能 hold 不住” 。

截图来自 Boss 直聘

到了 35+的年龄再去找工作,市场的期待值也会变高。

有程序员表示,猎头找他的理由很直接“你的年龄也不太年轻了,想邀请你过来,希望你带一个团队”,聊的话题也基本围绕过往的管理经历。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程序员们担忧过了 35 岁再不转管理就来不及了。这就好比很多人 30 多岁了被催婚,传统的观念总认为,到了某个年龄,就意味着必须要到达一个阶段。

“我之前去面试国内某大厂,一面时被提问的所有问题我都答上来了,最终面试的人明显比我要年轻很多,面完之后,他说让我等一等他就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那年,我三十四,面试官看起来也就二十七八岁。我当时猜测他可能‘嫌’我岁数大,觉得 30+的人水平应该更高”,胡伟(化名)向 InfoQ 讲述自己上一份面试经历。

现在做了技术 Leader 的胡伟似乎也成了当年那个“拒绝”他的面试官。

“现在招聘看简历,如果是 32 或 33 岁以上的,我就不会再看了。因为他们要求的工资待遇比较高,我们创业公司可能承受不了。另一个是好不好管的问题,像这个年纪,一般已做过一些管理岗位,价值观已基本定型了”。

“但每当我直接 pass 这些 30+候选人的简历时,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个坎儿的。反射到我自己的经历,也会同样感到不舒服。但这确实是正常现象”。

胡伟的矛盾,反映出了市场的选择。这可能不能简单称之为“偏见”或“歧视”。

不同企业对不同技术岗位有着差异化的需求和成本上的考量。如果一个技术岗对技能的要求并不高,考虑到性价比,企业更愿意少花钱招一个合适的人。如果 30+的工程师还在做基础工作,那与年轻人相比显然不具备竞争力。而那些技能要求高、犯错成本高的岗位,企业会更倾向于花更多的钱找一个有经验的人。

蒋宏飞在招人时发现,其实市场上很缺人,但又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并不矛盾。“很多程序员的简历上写着做过很多项目,但真聊起来发现他做的并不深入。行业真正需要的是经验丰富、能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才”。

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并非全都是坏事。它能鞭策程序员不断提高自己,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国外程序员从不谈中年危机,35 岁退休是中国特色?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似乎更崇尚年轻文化。

从平均年龄上看,国内的互联网员工要比国外更年轻。

今年 3 月脉脉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统计,19 家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 29.6 岁,其中滴滴算是“最老”的,员工平均年龄为 33 岁,最年轻的是字节跳动和拼多多,人才平均年龄仅为 27 岁。

另据美国调查机构 PayScale 数据,截止 2018 年年底,苹果员工平均年龄 31 岁,谷歌员工平均员工 30 岁,Facebook 和 LinkedIn 员工平均年龄为 29 岁。

值得一提的是,Facebook 是一家极其奉行年轻文化的企业,这家公司简直就是年轻人的天下,年轻就是王道”是 Facebook 的用人准则。

而在脉脉研究院所统计的 19 家公司中,有 9 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低于或者与 Facebook 持平。其中不乏网易这种 20 多岁的“中年”公司。

图片源自脉脉数据研究院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国内的公司里,似乎很少见到中年的程序员,但国外就能见到很多中年程序员。

有数据为证。

2019 年搜狐科技《中国互联网简史》报告显示,国内近一半的程序员年龄在 25-29 岁之间,其次为 30-34%,占比 24.6%,35 岁-39 岁的程序员占比 6.1%,而 40+的仅占 1.2%。

2019 年,Stack Overflow 对全球(中国参与者较少)近 9 万名开发者的调研报告显示,国外 20-34 岁程序员人数占比最高,35 岁以上的程序员占总数的 25.7% 。

上周,已经退休的 64 岁 Python 之父 Guido van Rossum 因为觉得退休生活太无聊了,而重返职场成了微软“打工人”。前段时间美国一位数据科学家 Gene D’Angelo 在社区表示他已经 74 岁了,从事编程 57 年,至今仍没有退休的打算。

国外 IT 行业对于大龄程序员也有着较高的包容度。此前,同样 60 多岁的 Java 之父 James Gosling 曾自述在求职时感受到的善意“我们虽然不愿意招你这个年龄的程序员,但可以对你特殊考虑”。

而且在海外程序员眼里,中年危机压根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陶建辉此前在美国留学,后又先后在美国 Motorola、3Com 等公司从事技术工作。他介绍,在美国、欧洲的科技公司,无论规模大小,40-50 岁的程序员工作状态非常好,在他们的观念里,程序员并不一定非得带团队,做管理晋升到 CTO、CEO 级别才能证明人生是正常,圆满的。“在美国,从来不讨论 35 岁程序员的问题,美国程序员没有年龄危机,大家只是把它当做一份正常的工作”。

35 岁中年危机,难道是中国特色?

刘洪清向 InfoQ 表示,这种差异与两个国家的 IT 行业的发展历史有关。美国的 IT 行业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展,而中国差不多晚了 20 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内年长的程序员的数量肯定要少很多,中国四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程序员,相当于美国六十岁以上的那一代。

自 1994 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始,从 PC 到移动互联网,中国出现了三次大的互联网浪潮,带动国内 IT 行业在最近 10 年-20 年间获得了井喷式增长,程序员数量也迎来爆发。这促使整个从业者群体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再加上管理层的“空白”,公司需要有经验的程序员去做管理。

图为华为 1996 年招聘启事,要求所有岗位应聘者年龄在 35 岁以下。图片来源:微博 @程序员的那些事

到这里你可能就明白为什么中年危机会聚焦在 35 岁了。在中国,时代的红利已经让最早的一批程序员(70 后)实现了财富自由,他们用不着焦虑。而随着产业壮大,时代红利渐消怠,80 后成了第一批遇到这个问题的群体。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而更有年龄优势的 90 后,00 后正在快速成长,80 后程序员的焦虑感可能更重。

陶建辉认为,“35 岁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中国的 IT 水平还相对落后,国内在操作系统、中间件、内核软件、数据库等底层技术上与国外差距大,做移动应用的公司较多,软件开发门槛低,甚至有些程序员从培训班出来就能写,对高级人才需求不足。

“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软件公司开发的软件,真正走向全球。如果国内做基础开发的公司越来越多,那可能不会再有 35 岁程序员的问题”。

结语:如何打破 35 岁定律

35 岁定律就像一把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不落的状态最“折磨”人。但时间永在流逝,没有人能避免 35 岁的来临。

如果一个程序员随着年龄的成长,每天还只是在重复做着基础工作,那么当 35 岁来临时,危机大概率也会找上门。

如果真的热爱技术,希望在技术领域长期发展下去,就要持续学习,以让自己在技术上有积累,有系统化的理解和认知。如果有志向转型管理,那也要做相应的准备,注意培养自己的管理思维。而对于那些觉得干这行不是特别突出,竞争力相对较弱的普通程序员来说,提早准备 Plan B ,探索第二职业,谋求合适的时机转型 ,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据了解,在美国、欧洲等国家,为减少经验干扰和就业歧视,求职简历上不允许写年龄,也避讳问年龄,涉及年龄是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求职者全靠作品说话。

对 35 岁以上员工“一刀切”可能会令企业与那些真正富有经验累积的优秀人才失之交臂。我们呼吁,国内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招聘技术人员时不要太限制年龄,例如在招聘 JD 里不写年龄规定,面试环节尽量不问年龄。就像招聘时不问肤色、种族一样,年龄也应该逐渐避免成为干扰因素。

克服 35 岁现象,除了个人努力突破职业瓶颈外,还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不要“妖魔化”35 岁。

By 刘燕

你被贩卖焦虑击中了吗

我们经常被商家利用的焦虑有哪些?或者说,你常常因为什么而感到很焦虑?

其实总结一下,最常见的两个焦虑大类,我觉得本质上就是2个:

  • 一个是金钱焦虑
  • 一个是身份焦虑

在这两大类型的焦虑之下,又衍生出更多样式的焦虑。

  • 金钱焦虑。不是有句话毒鸡汤说嘛,你所有的焦虑还不都是因为穷。成年人的世界里,判断成败的标准有很多,但最基本的门槛依然是,有钱!有没有一夜暴富的捷径啊??学啥可以年入百万啊?有什么办法能遏止财富缩水啊?可以说,没钱是最大的焦虑了。
  • 身份焦虑。这个时代,除了最顶层和最底层的人之外,每个人都在焦躁,而焦躁和核心,不仅仅是人们担心的金钱问题,更是背后的身份危机。

“你必须飞速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简直就像一把刀扎进了中产阶级的心。事实上,如何留在原地,真的是当下中产阶级最大的身份焦虑。飞速奔跑,却寸步难行,名义上中产,实际上感觉和屌丝一样紧巴巴,随时可能滑落底层。

不中产,就屌丝。这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地带。当“中产”二字的标准越来越高,你只有垫着脚,只有向前跑,才能停留在这个尚算体面的阶层。

所以,大多数人的焦虑都脱不开金钱焦虑和身份焦虑这两点。而金钱焦虑和身份焦虑带来的,是各种衍生的焦虑:

1. 竞争焦虑

你们觉得年薪七位数的职业经理人焦虑吗?你们觉得年薪30万的小leader焦虑吗?是的,他们都同样很焦虑,焦虑自己随时被替代,担心自己随时跌回年薪10万的行列。即使他们终日穿着名牌服装却战战兢兢,踏着3000元的鞋却如履薄冰。

我有个同事,有天晚上和我聊,说:安顿啊,我每天一觉醒来就在想阿何会不会哪天把我炒了。我说:嗯嗯,我也这种感觉。

所以,别以为自己在职场上多混了几年就高枕无忧了,你的身后永远都是更年轻、更能干、更便宜、还不油腻的小年轻们在等着干掉你……

2. 年龄的焦虑

女生对年龄的焦虑很好理解,哪个女人不想永远保持年轻貌美、保持少女感呢?与衰老缠斗,可谓是我们女人终其一生的战斗,加油啊各位美少女战士。

男生的年龄焦虑也很好理解,这一天天的,年纪越来越大,会不会一事无成啊?啥时候才能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世界很快就是年轻人的,他们希望自己离开世界中心舞台的时间,尽量延迟一点。

3. 知识的焦虑

我们都经历过十年寒窗苦读,那时候坐在飘着秋叶的窗口,埋头看书一看就是一天,觉得内心丰富极了。可是现在的知识获取,以小时计啊。一本原本应该看10天的书,现在APP上的精华版,5分钟就能看完。

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一个月读了100本书,依然觉得知识不够用。我们必须还要买各种课程,订阅各种专栏,手机里必须下载至少3个知识类APP,成为付费会员,才能换得一点心理安慰。

类似这样的焦虑还有很多,比如:

  • 颜值焦虑——这是个以貌取人的世界,我这么丑,连对象都没有,只能孤独终老了
  • 人际焦虑——这社会好复杂啊,人心难测,我该咋办呢?
  • 教育焦虑——养个娃多难啊,我的娃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吧?
  • 安全焦虑——天天熬夜加班,会不会哪天我他妈就猝死了啊……

这就是当下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焦虑,讲的我自己都觉得心累。这些焦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剂剂毒药,让我们很难受,但对商人、营销人却是机会。制造“焦虑”就是他们核心的销售技巧。包括我们做知识付费的,焦虑点就是我们要挖掘的用户痛点和产品卖点。

所以营销人员在策划的时候,首先要去分析产品,其次去分析目标人群,看看目标群体此处正处于哪种焦虑中,把这种焦虑拧出来,去刺激他,打痛他,然后在卖给她一个看上去能解决焦虑的方案。

所谓的制造焦虑,核心是制造“欠缺感”,兜售需求。方法可能有很多,最常用,最管用的招数有以下三个:

1.对比

所以我们第一个制造焦虑的办法就是对比法。没有对比,就没有焦虑。这种方法非常常见,因为它特别好使。

对比法所营造的欠缺感,就是一种“别人有而自己没有”,或者“别人比我的更好”,或者“别人都在做,而你却不在做”的感觉。

我胖,我不焦虑,因为身边的人跟我一样胖。我丑,我不焦虑,因为朋友们颜值在同一条线上。这时候,你说服他们去减肥美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如果你的闺蜜突然去了趟韩国,换了张脸变成了那个经常吃饭的漂亮姐姐,被小鲜肉撩,你是不是瞬间感觉你们的友谊开始有塑料味了?

因为你开始认为你们不再是同一个群体了,那个比你还丑的妹子,现在有帅哥天天送鲜花,你连招呼都收不到,这才是你要开始变美的核动力。所以一个女孩子决心要变美绝对不是为了鸡汤文里面说的,转角遇到更好的自己,其实就是为了转角遇到更好的帅哥。

你们承认不?

同样的,如果你昨天的同事甚至是你的下属,忽然成为了你的上司,或者变为明天的老板,这恐怕是你最不能容忍的事,估计比炒鱿鱼还残忍。你和同事本来是同一个群体,现在他有了更高级的身份,这个身份,足够让你焦虑好几天。

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饼有多大,而是同等人群中有人吃得比我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焦虑感,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面子。

好的,前面我们说过,用对比这一招制造焦虑非常好使,很多商家经常用

用的时候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用来对比的人物、故事或者案例,一定要让用户觉得,正是我所经历过的,和我所处的普通阶层是非常贴近的,甚至还不如我。

千万别动不动就举马云怎样怎样,范冰冰怎样怎样,雷军怎样怎样。你如果说,现实生活中一个大学生是怎样赚到比你工资还多的钱的?一个刚工作两年的同事是怎么做到总监级别的?身边的朋友是怎么在短时间内瘦了50斤的?甚至讲的是你自己一个中专生一开始摆地摊卖手机贴膜,后来通过运营公众号成为了月入10万+,比大学生还牛逼的暴发户的故事,马上就有感觉了对吧?

这就是关于对比这个制造焦虑的方法。下面,我们来说说另一个制造焦虑的方法——

2.恐惧

“恐惧营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快速点燃用户焦虑情绪的营销策略。你要科学的去吓唬你的读者。

也就是说:通过制造压力,唤起他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告诉并让用户感觉到,如果不用我的产品,现在或者不久你极有可能你会面临种种威胁、风险,从而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行为。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话:“不减肥,你就变成人人都嫌弃的胖子”、“不读书,你就是个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不学习,那么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会和你打”、“弹钢琴的孩子数学更好”……

这是因为当人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恐惧时候,都会激活大脑中的“杏仁核体”,让人分泌更多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回让人在短期内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让人从“放松”的状态脱离出来,更加留意周围的信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弹钢琴陶冶情操”的时候,母亲们不会留意文案信息,而一旦说“弹钢琴的孩子数学更好”,就一下子激发了注意力。

3.损失

它其实对应的是心理学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损失厌恶。

什么是损失厌恶呢?就是同样一个东西,你得到它时产生的喜悦,跟失去它时产生的痛苦相比,痛苦的感受会比喜悦更加强烈。

举个例子: 你今早出门的时候,捡到了一张100块的毛爷爷,估计今天你整天心情都会很好。但是晚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又把这100块弄丢了,这时候你的心情就有点上坟的感觉了。

但事实上,你今天并没有损失一分钱,你丢的钱是你早上捡到的本来就不属于你的钱。但你还是心情跟下雨了似得,甚至开始埋怨自己这么不小心……这两种情况对比,丢失100块带给你痛苦,会比你捡到100块给你带来的快乐,要强烈的多。

这就是损失厌恶。由于这种损失厌恶效应,人们往往不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包括觉得自己应该拥有的东西。很多商家就看透了这个心理机制,利用这个弱点搞营销。

商家做的就是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要让用户感知到,如果不用我的产品,你所拥有的某样东西就会消失。你现在无所作为的状态,就是在失去!

我们再来想象下这个场景:你在公司茶水间正在跟一个同事扯淡呢,忽然她说:我上周买了一只股票,结果大涨,3天就赚你两个月的工资。

而事实上,你同事的薪水还不如你。这时候你就没法淡定了,你会自动把同事口中的炒股高收益率,当成“你本来应该得到”的状态,认为你没去炒股是一种损失,所以真正激励去入坑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失去心理”。

再比如,不参加减肥训练营,你就失去了一个变美的机会。护肤品最常用的:“留住20岁的自己。”比如某针对非本科学历工作者的职业培训:“不要失去,第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一门教你学习英语课程:“不要放弃一个用英语赚钱的机会”。

是不是越看越焦虑?焦虑就对了,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以下是一位职场人处理焦虑的心得体会:

我历数工作十几年的经历,无论媒体工作还是创业,相对都是焦虑的高发领域。但 是相比之下,我是人群里生活比较忙乱、但比较不容易焦虑的人。

我想说一下克服焦虑的经验,那就是:舍弃、看透、冷漠、躲藏。

第一个词是舍弃。

舍弃并不完全等同于流行的“断舍离”,但它们部分重合。我理解的舍弃,是善于挑选一段时间、一个场景内的主要目标,然后把跟目标无关的因素忘记。时间和场景变换,主要目标会变换,这时候就要看情况是否调整主要目标。 最典型的场景是工作和娱乐的变换。在工作状态下忘记娱乐,在娱乐状态下忘记工作,这就是舍弃。

如果事情非常多,场景变换非常快,那么这种舍弃的节奏也随之 加快,但不管是多么微小的间隙,都要舍弃次要目标,寻找主要目标。否则,两个 不同标准会重叠,你会不知道按照哪个标准选择,有个精确的说法叫作“心挂两肠”,焦虑随之而来。 要做到快速取舍,需要慢慢培养一些明确标准,而防止标准的重叠:什么事重要, 什么事不重要;什么事对,什么事错。就像给自己画一条明确的线,线之上的,不纠 结,去做;线之下的,不纠结,不做。当然,这条线并不容画,需要价值观、判断力足够成熟,需要长期的总结和训练。

第二个词是看透。

它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说,面对一个麻烦,尤其是急切的时候,绝不为其中无法改变的部分费神,只关注其中可以解决的部分。 已经发生或必将发生的事实不可改变,为它付出任何精力都是损耗。

最典型的例子是“迟到”这个场景,我见到太多人,在约会、会议、赶飞机即将迟到的时候张皇失措,不断抱怨司机开错车道,选错路,或者绝望地思考着后果。但这一切都丝毫不 会改变迟到的事实和它的后果。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弥补和防备可能的后果,哪怕系好鞋带以便下车后跑得快一些,都更有用。如果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不如安心 看本书,或者处理一些与此无关的工作。记住,不为无法改变的事情伤神,别人可 能会因为你这种时候的状态感到奇怪,但这是这个情景下最正确的状态。

大的一层则是,从总体上认清麻烦不断是自己人生的常态,并且为此做好一切心理 准备。不要为“麻烦出现”这件事耗费心神,不要懊悔,不要叹息不幸——除非这种懊悔和叹息是策略性的,能带来帮助。这样,你可以冷静对待任何麻烦,并且用最快的时间决断最好的应对方式。

第三个词是冷漠。

这一点包含在上一点里,但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冷漠主要是对自己而言。很多焦虑的来源,是“太爱惜自己”。而化解这个焦虑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简单地问一句”有什么大不了的“。从战术上把一切自己无法改 变、必须承受的后果看成“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我看来是问题发生后唯一正确的心 态,它有些自欺欺人,因为很多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比如破产,甚至死亡。但假如 你曾经试过多问几次自己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世界变得不那么可怕了。人可以承受绝大多数坏事,并且能够度过绝大多数危机,失恋、失去工作、失去财产都是并不 致命的麻烦,更不用说你面对的大多数麻烦根本到不了这个层级:诸如一件工作没 有做好、丢了一个钱包这种小事,不是无法弥补的过错。大多数情况下,都还来得及。

还要记住一点:有些痛苦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是冷漠的价值:不要呵护自己脆弱的幻想,要让自己承认这个事实。接受它然后想想怎么办,反正你早晚要接受。

第四个词是躲藏。

要给自己准备一个随时可以躲进去忘记一切的庇护场。 简单来说,就是给自己寻找一些可以快速进入又快速出来的状态,这些东西可以是 一本小说、一个歌手、一些游戏画面,或者一个你非常喜欢的 人,一段你难忘的回忆,它们的特点是,你可以在耐心就要失控的混乱时刻,花二 十分钟甚至十分钟躲进去,让自己彻底放空,享受片刻沉浸,用最短时间给自己吸 取最大的耐心和宁静感,然后出来继续面对一切。 很多时候,抽一根烟或者涂一次口红就是充当着这种效果。有些经常焦虑的人喜欢 抽烟,有些女孩每天需要到卫生间补几次口红,这些小举动其实就是躲藏,三五分 钟时间,可以积攒很多能量。 一定要有短暂放空的办法,大多数事情不会被10分钟耽搁,而这10分钟却可以给你 带来处理大多数事情需要的力气和耐心。

判断利弊和得失,判断后果,专注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对问题产生情绪。 理性的养成不能一蹴而就,但如果不断提醒自己,你会发现一切都在慢慢变好。生 活会仍然一团乱麻,但你面对乱麻会更加镇定。

By 七月

年轻人的抑郁不是矫情

学校里的内卷让孩子喘不过气

监控看得到孩子的脸,却读不懂孩子的心。

成都49中高二的小林,最终还是被认定自杀坠亡。或许校方此时能稍稍松了一口气。过去的24小时,成都49中因为消失的2小时视频,引发的全网排山倒海式的质疑和责问,

然而,当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小林自杀前的行动路线时,我们是不是更应当感到恐惧,因为这已经偏离了探寻本质和真相的路径。毕竟,360度无死角的视频监控,只能证明孩子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而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自杀的悲剧。

我们必须承认,青少年自杀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中国,15-30岁之间的青年死亡的第一原因不是疑难杂症,而是自杀;在美国,自杀是青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来自北大的一份自杀报告显示,中学生中有过自杀念头的人数占总样本数的20.4%,进行过自杀尝试的占6.5%。

青少年的自杀问题,已成为无法承受的社会之重。

自杀就像一个暗黑世界的幽灵一样,占据了众多孩子的稚嫩心灵,并残忍戕害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这难道仅仅能归咎于孩子的个体心理差异?原因恐怕没这么简单,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些问题。

1、教育没有带来成长和快乐的人生意义,反倒成为重压和受挫的消极来源。

小林成绩优异,但性格内向,自杀前有自残的表现。心理学研究表明,年轻人的自杀并非不假思索、一时冲动的行为。通常情况是行为人经历心理混乱和外部压力之后的最后结果。而自杀前,行为人都会通过一定方式表现出自杀的意图。

校方虽然无法阻止孩子自杀,但校方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也当然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和帮助。不能认为学校没有存在对自杀孩子的霸凌行为,并且有过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设置了心理健康诊室、配备了两个心理健康医生,孩子的心理健康就能得到保障。小林的事件恰恰说明,校方的做法仍然流于形式,根本无法防止悲剧的发生。

但这并不是说学校不关心学生,而是无法按照教育的本质去关心学生。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仅存在成都49中的个别现象。在唯分数论和升学论的氛围之下,学校也是身不由己,社会、家长、上级的眼光和舆论,紧紧裹挟着校长和老师,悬在他们头顶的KPI之剑,由不得他们做出偏离考试和题海的选择。在这场教育的混沌中,校方沦为题目的供给工具,孩子沦为失去味觉的鸭子。没人想得起来教育的初心不但是“教书”,也是“育人”。

2、公众的心情同痛失爱子的家长一样,有种无法抚平的疼痛感,而这种痛感也反映出每个家长在孩子面前的无能为力。

孩子只是家长的复制品,而非创作品。

而眼下的真实情况是,有多少焦虑的家长还在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旗号,加入买学区房的大军?家长们是不是对追求一部豪车的兴趣远胜过一本经典著作?如果自己不能言传身教,又为何在自己看手机的时候训斥打游戏的孩子?如果家长不能反思和根除自己的自私、狭隘、偏执,如何苛求孩子成长为高尚、积极、乐观的理想人?

但这并不是说家长们不懂得付出,而是无法以爱之真义去影响、塑造孩子的人格。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某位家长的独特个性。在消费主义盛行和物欲横流的时代,家长也是身不由己,社会、他人的眼光和舆论,让家长只能在创造个人GDP的道路上永不停歇,孩子、老子、房子、车子,哪个能让负重的成年人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人生?在这场内卷的凌乱中,家长自己本身就是物质世界的工具,而孩子则沦为内卷化的牺牲品。

是时候做点什么来拯救孩子们了!

1、减负也要增效。

教育部近日又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意图从减少作业负担开始,为孩子的人格成长腾出时间。

但是此举如果不加必要的辅助措施,加强体育、美育和人格的培养,恐怕到可能成为校外培训机构嘴里的肥肉,苦的不但是孩子,更是家长的钱包。教育部门是否应当对校外机构的培训内容不加以监控管理?

我们是不是该将作业时间用在一些正经的用途上,比如为中国足球篮球培养选拔出几个人才,或者至少让孩子对此感兴趣,不陌生?对书法绘画和音乐,多少有点审美的艺术细胞,不至于高分低能,一问三不知?

2、破除985和211的执念,在于教育机制从“严进宽出”到“宽进严出”。

中国家长对于985和211的执念,无非始于头部高校的就业前景,象征着毕业深造和更可靠稳定的职业“钱”景,有谁真正关心孩子们能获得多少真知和做事的方法以及对抗逆境的解决方案?

高等教育既然能够越来越普及,就应当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发挥自己的优势,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即使一个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实际工作也会手足无措,原因是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严重脱节。

踏上工作岗位却进入了“福报之门”

拼多多员工谭某林从家中27楼坠落,死时穿着睡衣睡裤,一双毛拖鞋,父母当时正在家为他烧午饭。他毕业于2020年,刚在拼多多转正。

我们无法判断小谭究竟为何突然离岗回家,选择自杀,也未能完整还原他的生活全貌,但作为经层层筛选,最终入职互联网大厂的应届毕业生之一,小谭曾与入职该公司的其他年轻人一起,深嵌电商巨头拼多多之中。

当创新、自由、尊重逐步剥离,员工们陷于打卡、绩效、和监视之中,除了一笔高薪,我们该怎样定义这样的工作?

「 “谭某林” 」

中午12点半,邻居听到一声巨响,一个瘦小的男孩掉落在院子里。他从27楼坠下,穿着居家的睡衣睡裤,脚上还有一双毛拖鞋。

这是2021年的1月9日,人们很快听说,男孩姓谭,是头一天突然从上海回的长沙老家,只待了一晚上,当天下午本来要坐飞机回上海。他自杀时,父母就在厨房里烧午饭。

消息是傍晚时传开的,“拼多多又一员工身亡”,这是互联网巨头拼多多一周内的第二起年轻员工死亡事件。2020年12月29日,22岁的女员工张某霏在凌晨1点下班的路上猝死,“拼多多压榨员工”的讨论还没有结束,1月9日,虽然原因不明,这个男孩的突然离世引发了新震动,他同样是新员工,同样年轻,去世时只有23岁。

李丁是当天晚饭时刷到新闻的。“长沙”、“2020年7月8日入职”、“技术开发工程师”,餐桌上同事读起男生的信息,李丁渐渐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谭某林”——名字一念出来,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微信、QQ、电话,李丁立刻用所有途径联系室友小谭,都没有回应。

也许还没下班,李丁安慰自己,大学毕业这半年,小谭回消息越来越慢了,有时隔了大半天才回复说自己太忙了。他知道小谭每天11点下班,“之后下班再给他打吧。”

9点、10点……看到新闻的大学室友们都冒了出来,大家都守着电话等待小谭深夜下班。

夜里11点,小谭的电话还没来。有人刷到新闻评论,发现死者是“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

男生们的侥幸粉碎了:“是真的。”

他们知道的同学小谭,2019年的暑假在拼多多实习,2020年夏天大学毕业顺利入职,他在拼多多的上海长宁区总部的时间,前后将近一年。

小谭一向很有规划,他的实习、求职都会提前半年做准备,入职拼多多时,他把未来都想好了:两三年后,找个清闲一点的工作,往老家长沙或者其他二线城市跳槽,“其实没有打算干很久的。”

但在公司通告中的小谭,看起来如此手忙脚乱:小谭在元旦前刚刚转正。1月8日,他早上8点多向主管请假,这不是休息日,他没讲什么原因,直接坐飞机回了长沙老家。父亲去机场接了他,当晚他就订了第二天返沪的机票。同学们看不懂他这个忙乱的行程,也不能理解,他规划清晰的人生,为什么提前终止在了23岁。

「 冲向大厂 」

拼多多这份工作,也是很多同龄年轻人的目标规划。这款APP在2015年上线,2018年在美国上市,近两年已经一扫此前“土”、“下沉”、“初创公司”的印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互联网巨头,年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逼近淘宝。

一位小谭的校友告诉我们,毕业时,大家的求职方向主要是快消、房地产、互联网,而互联网被认为最能带给人成长。早前,2016年时,像四川大学这样的985学校毕业生进入腾讯、阿里都非常容易,但此后形势大变,等这位校友2017年毕业时,已经很难拿到BAT的offer,“这些企业的校招生都来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素质非常非常高”。

“大厂”是一个新的锦标竞赛,优等生们在中考、高考、考研之后,又找到了一个冲刺新目标。

《时尚先生》联系到的数位拼多多年轻员工,求职原因都是类似的:感觉互联网平等、氛围好,知识型学术型人才占比高,光环很明显。从面试开始,就觉得遇到的都是同类人。就像要竞争一所好学校的录取一样,“突然有一家公司能打破阿里的垄断,而且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就想去。”“当时拼多多用户增长非常快,我想看看这是为什么。”

小谭在其中,大概不算最耀眼的。大学同学评价他是“字面意义上的普通学生”——交材料时不会很积极,也不会拖到最后。不算学霸,但成绩也还可以。

这个男孩很瘦,身高1米72,体重还不到50公斤。读书时他喜欢宅在宿舍里,几次拒绝后,同学也就默契地不再拽他参加集体活动。他爱安静,常吃外卖,刚上学那会儿,还喜欢自己打很长时间的星际争霸。

他也是另一层面的好学生。他从高中起就关注计算机和编程,“计算机网络”这样的专业课上他明显更积极,大一做实训课时,同学发现他“做得可high了”,一个人就能做很多东西,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早就确定,小谭是能干这行的人。

就业压力是从大三开始的,小谭迅速切换了学习状态。他停掉了游戏,换了一台新电脑。第一个计划是考研,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想再读书了。第二个计划是找工作,时间变得更紧张,他直接去找到辅导员,要求进入java协会去做项目。

“他突然转的java语言,不太会,很拼命,一两个月干了很多活儿。”李丁回忆,小谭不喜欢参加任何学校组织,进协会这一步完全是为找实习做准备。只要确定了目标,小谭肯定问题不大,不管在协会,还是后面去拼多多实习,小谭总是“特别能扛”。

大三暑假,2019年7月,小谭拿到了拼多多上海总部的实习offer,这相当于拿到半张提前上岸的船票。这几年大厂的招聘门槛越来越高,工程师们所在的技术岗位,对算法、项目经历、具体学历都有高要求。而像产品、运营这种综合性岗位,名校生们相互厮杀,原本“本科985、海外硕士”这种配置总能轻松入选,在2020年,很多人在简历关就被刷掉了。

小谭被分到拼多多的钱包组,做后端研发。李丁的理解是,在支付部门里写绑卡功能的代码。他记得小谭讲过,刚去时没有活儿干,天天翻公司的知识库学习,“网站后台可能有监控,会限制某个员工翻知识库的数量,他翻多了,就被监控发现了,后来就分到活儿干了。”

每天午休时,小谭都会跑到楼下找一个位置,翻看各种专业博客学习。他很喜欢这份实习工作,比较辛苦,但还能承受,拼多多的研发岗转正概率大,他不需要再焦虑求职了。

这是个令人心动的岗位,一位2021年即将入职的大学生张粒粒告诉《时尚先生》,她认为拼多多有很高的价值,“第一次打开了下沉市场,让农村用户有了消费习惯,帮助了被忽视的群体。”疑似小谭本人的知乎账号,也在2019年5月给一条支持拼多多的回答点了赞,这位叫“猜猜我是谁”的用户2019年也是拼多多的实习生,他很坚定地为公司反黑:“我觉得一个人去一家公司,一定是认同这个公司。至少不作恶,不然为了钱而工作,人生没有意义。”

张粒粒觉得选择是自由的,网上说的300~380小时的工作强度是很大,但哪个大厂的工作不累呢?自己年轻,可能承担这样的工作强度,如果身体实在扛不住,“那就走呗,也不一定非得死磕。”

另一种心动是收入。大四时,小谭收到了拼多多的offer,税前月薪28000元,李丁去了江苏省的一家银行,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3。来自大厂的offer让人完全无法拒绝,“拼多多给的实在太多了。”

「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

我们没能复原小谭入职后的生活,他跟同学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公司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运转迅速、紧张、且保密,年轻人的生活彻底被吸入进去。

时间是最先消失的。

2018年入职的周乾,24岁,跟小谭是同一个技术研发职位,也经历了同一个顶头上司。他介绍,多多钱包组这位主管花名叫“克拉”,首创了技术部门的“两班倒”轮班制度:值早班,早7点—晚11点工作;值晚班,晚7点—次日早7点,次日下午3点必须打卡上班。

这种大值班每半个月轮到一次,即便是年轻的应届生,周乾也觉得自己熬不住。晚上值班时,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周乾会在疲劳中不觉入睡,但此时,一种用来监控平台问题的软件系统还在精密地运转。每当监测到问题,系统会自动预警,这种预警每隔半小时、一小时,就会来一次。

预警分三级,第一级,先打电话给值班员工,三次响铃后,若员工未接,系统自动升级;

第二级,致电主管,若仍无响应,系统再次升级。

第三级,电话会直接打到老板黄峥那里。

运气最好的那次,周乾在值班的晚上连着睡了三小时。值班的巨大精神压力挥之不去,周乾开始习惯性失眠,他总怕晚上被电话叫醒,“不值班的时候也这样,已经控制不住了”,有时家附近的一声野猫叫也会让他深夜惊醒。

多多钱包组是“月双休”,也就是一个月休息两天,工作13天才休息1天。在双十、双十一、双十二几个电商节,基本上三个月都不会有休息时间。周乾体会过连续上十几天班,最后两天坐在电脑前,脑子已经完全转不动了,只能呆滞地做一些机械的事情。

自主性是第二个消失的。

2019年入职的小郭,原本拿的是管培生offer,她一入职被分配去了客服组。三个月轮岗结束时,公司突然告诉她,此前的部门offer临时作废,必须重新面试各部门领导。

管培生们一个一个去面试,部门领导如果提前收满了,后面的人就只能去面其他部门,哪怕这完全不是他们最早应聘拼多多的目标。一些人最终被留在了客服部,一些人直接因此离职。整个过程里管培生没有任何选择权,只有被通知权。

2020年入职的小N,25岁,此前也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相比于前几家的自由、开放,拼多多给她一种“信息隔离”的印象。入职三周后,小N才拿到公司内部的数据权限,而此前她一直在做实习生便可操作的简单事务。

同时,小N发现自己无法接触“整块事情”,分到她手里的是很多小流程中最中间的部分,这种碎片、重复的工作内容在加速人的可替代性,“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主管的工具人”。

接着,亲密感也消失了。

“防员工如防贼”,周乾能体会到公司风格明显变了。2018年他入职时,拼多多的技术文档全部对内公开,员工A可以在文档中看到员工B解决的技术难题。但2019年年会之后,各部门间开始信息隔绝,员工只有查看自己本部门文档的权限。为方便沟通,员工间有时会通过截图共享信息,但若被发现,则需要领受来自领导的“教育”,渐渐地,截图也被禁止了。

在公司层面,员工的亲密往来也是被禁止的,新建的微信群会被拆散,员工之间只能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Konck”上沟通,所有人都是花名,合作再久可能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互联网公司普遍禁止员工间谈论绩效,而在拼多多,就像中学考试发榜一样,每月的绩效考核都会公开发在员工的邮箱里。

基层员工的绩效全由二级主管说了算。小N意识到,这种做法直接激发了员工想“赢”的心态,越心智不成熟的人,越容易被卷进去。

周乾也曾被这个分数洗脑:领导一边否认他的工作能力,一边告诉他还有努力的机会,有段时间周乾努力工作,绩效分立刻提了上去。可时间长了,他渐渐对这种打分生疑:有的人犯一点小错就会导致绩效分变得很低,有的人好像怎么犯错都无所谓。分高分低完全不透明,全看主管一个人的喜好。

应届生经常是组里背锅的人,周乾说,公司虽然不会让应届生单独负责项目,但不少小组会让应届生背最低绩效。他认识的一位应届生曾连续背了三个月最低绩效,即便如此,主管还在旁边不停“鞭策”:你的产出不如别人。“但其他员工都是工作三年以上的,怎么对比呢?”周乾说。而在拼多多,只要出现两个月绩效垫底,就意味着半年内再无涨薪的可能。

至于假期的消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入职第一年,几位年轻人都没有年假。被辞退的拼多多员工“王太虚”介绍,拼多多还曾强制克扣节假日,假期超过三天便会被要求提前返工。

周乾发现,周末加班的薪水并没有加倍,完全跟工作日相同。从每周单休,变成了每月双休,有同事一个月请了两次假,被领导告知“你的工作时间不满足要求”;而另一位最累的同事,每天都从上午十一点工作至凌晨两点。

“就是把你整个人都消磨掉了,你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朋友,连父母都没有了”,周乾说。加班到最后,一些女同事的月经也没有了。

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上海市规定2月10日复工,拼多多年轻员工小刘所在的小组,领导挨个打电话通知大家1月31日大年初七返岗。小刘本来坚决抵制返岗,但是群里很多同事响应得很积极。“最后我勉强拖了几天,还是回来了。没办法,大家都做出的表态让我没办法拒绝。”

当认清这个环境时,应届生会发现自己正处在两难境地。按周乾的说法,在互联网行业,一个默认的规则是刚毕业的人若想跳槽,最好把第一份工作干满两年,这是雇佣方出于员工“踏实”的考虑。否则,除非能力异禀、学校特优,不然连面试机会都争取不到。在一种“没地方可去”的状态中,应届生只能待下去。

去年8月,小谭在跟李丁聊天:“我们pdd这边有个夏日祭,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小姐姐。”此时他入职刚1个月,李丁感觉他心情不错。

去年10月,李丁问:“你那边是不是要连上13天?顶不顶得住?”小谭回复:“这样需求还做不完,不说了,需求ddl要到了还有好多没做。”

去年11月24日,早上10点半,李丁问:“pdd变成227了?只在公司吃晚饭”他听到传言,拼多多加班时间改成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

下午2点,小谭才回复:“227是什么鬼”

对话没头没脑地结束了,之后李丁没再主动联系过小谭,“觉得他在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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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离开拼多多 」

每当要跟同事私聊时,30岁的李常都做一个眼神,示意二人走到楼下抽烟区说话。

2019年上市后,所有人都感受到拼多多的管理越收越紧,李常发现,以往“叽叽喳喳”热闹的氛围逐步消失,她渐渐学会不在工位上和同事多交谈。尽管已经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公司控制员工的程度依然让她感到惊讶。

2019年年会上,COO阿布花了20分钟讲述“打卡的重要性”,称有高管迟到,耍小手段逃避打卡,这属于欺瞒公司。李常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把这种小事能上升到这种危害公司的程度?

11点前、20点后是拼多多打卡时间,开机记录、浏览器记录、聊天记录等也能作为上班证据。有员工发帖记录:“据传有员工替旁边员工开机的行为,高层大怒,决定以后补卡都需要HR查监控来执行,不再认可一切证明。”而当摄像头和打卡器都坏掉时,更荒诞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分部员工在脉脉上吐槽,公司此时反过来要求员工提供上班证明,他靠手机刷地铁进出站的时间来证明了清白,但一位开车的同事,因为有天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缴费记录,竟被公司记成了旷工。

“公司是非常不信任员工的,一切都会朝着坏的方向去思考。”员工抱怨。

人并非机器,很多员工在高压中开始消极抵抗。

公司反对员工社交,不停解散同事之间的微信群,甚至有行政会冒充应届生加群,再自爆身份威胁群主解散。办公室大群、单身交友群、球类运动群被逐一解散,群主被威胁次数太多,也不敢再建了。员工们私下交流时,要么走出工位,要么不用公司WiFi交流,不在微信上留下任何记录。大家回到了打电话的前互联网沟通方式,甚至用手机流量+钉钉的配置聊天。

偷懒摸鱼也是种抵抗。小刘一开始在拼多多最忙的部门,每周六天,都在夜里十一二点下班。慢慢地,她就学会了“磨蹭的各种本事”。每天下楼去买咖啡是她最放松的时间,咖啡店有APP,原本可以提前点好,到现场直接提走,但小刘每次都到了现场再下单,选口味、付款,磨蹭掉几分钟,“每天等咖啡的时间就是我最放松愉快的时间”。

周乾是跑到了商场上厕所,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如果不偷懒,他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他去星巴克买咖啡偷懒,迎面撞见过几次领导“克拉”,晚上十点半去健身房,结果又撞上了“克拉”——领导也在偷懒,但周乾没有给上级扣绩效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偷懒的地方越选越偏。

小刘的抵抗,延展到每天不做无意义的加班,每天9、10点钟就回家,代价是绩效持续被打到最低分。但抵抗不能让她躲过被摊派的买菜业务。同一时间,领导要求,她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时长也列成KPI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工作成果要靠时长体现,这让她彻底不能接受,决定离职。

李常也决定不待了,2019年的一天,她上午递交了辞职申请,下午HR就高效地来给她办离职手续,坐在她对面,盯着她把微信通讯录里的同事全部删掉。李常从下午三点一直删到了五点,同时偷偷在另一个群里直播删除过程,群中一位朋友把这个荒诞的故事发了条朋友圈。但作为一个“合格的拼多多员工”,她的第一反应,还是让朋友迅速删了那条吐槽。

两年后回头看,李常觉得这些事很荒谬:外人看脉脉上的拼多多员工吐槽,太匪夷所思了。他查你手机,就让他查吗?“但在拼多多就是这样。”

她曾经在另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几年。领导想给一位同事调岗,同事不愿意,领导就请他吃饭、喝酒,和他解释调岗的缘由。李常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可在拼多多,大家都是被强制调岗位,甚至要求你第二天就去另一个城市。租的房子怎么办?没人关心。

她反思自己也许在拼多多时也被异化了一些,“在这个公司没有一个人去质疑、反驳,你就被同化了,人真的就是被同化了。”李常说起了《1984》,“高度集权制,拒绝信息透露,在这种地方人是很压抑的,就像那本小说。”

但李常很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中年人,这些事对她不会有摧毁性的影响。可如果是一名大学生,刚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进入这样的工作氛围,“他会非常难”。

「 23岁的告别 」

2020年12月10日,拼多多上线了“多多钱包”功能,这是APP自己的支付服务。新闻介绍,这个业务将为一个突破口,帮助这家互联网巨头布局“流量+金融”模式业务。

这是小谭从实习期就参与的业务,作为拼多多官方推荐的支付工具,人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春晚中看到以冠名方出现的“多多钱包”的身影。

在新产品测试、上线的过程中,小谭具体做了什么,他有什么变化,如今无从得知。一个月后的2021年1月9日,小谭跳楼当天傍晚,拼多多官方在那份公开通告中,以分数的形式,提到了小谭的工作:

“公司系统显示,谭某林绩效平均分80分左右(100分制)。”

小谭的新闻被报道后,关于拼多多的批评持续发酵,他曾在知乎上点赞过的前实习生“猜猜我是谁”,也有了让人意外的转变。在“网传拼多多员工因在网上发布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被管理层逼迫主动辞职、赶出公司?事件真实性如何?”的帖子里,“猜猜我是谁”不再帮公司反黑,他愤怒地回答:

“真实无误,我就是当事人朋友。”

“拼多多公关十分无耻,收买了脉脉和b站,知乎可能是最后一方净土了。”

“本来也是拼多多前员工,离职时见证了公司丑恶的嘴脸。”

但这些喧闹都已经和小谭无关了。朋友李丁仍然难以接受小谭突然的离去。在学校,小谭平时夜里11点就熄灯躺下,早上很早就醒来。他身体单薄,养成了规律作息,吃水果、注重养生的习惯。拿到offer后,小谭加大了锻炼身体的强度,他开始夜跑,买了单杠,还买了俯卧撑的器械,吃蛋白粉,想练肌肉。

拿到offer后,两人聊过买房子的事情,小谭“觉得上海很难买房,羡慕爸爸在长沙很容易就买”。李丁不知道毕业后的好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男孩不是一个善于向外界吐露烦恼的人。他的微信没有朋友圈,QQ空间也只有高中的时候,最新一条已经是2016年了。

小谭喜欢日本漫画,学了一学期日文,李丁有一段时间看到小谭在电脑上读日文小说。而小谭的微信名、在拼多多的花名,都是“东云”。

在古日语中,“东云”指的是:从黑暗向光明过渡的黎明前,被染成茜草色的天空。

毕业时,他们都理所应当地会认为,未来正在自己眼前展开。2020年6月,大学生活的最后时光,小谭这个“老油条”连毕业照都逃了过去,李丁帮他打包了很多快递,目的地是上海。离开的那天,李丁送他出宿舍大院,在场的还有另一位室友。李丁抱了小谭一下,仍然感到他很瘦。

他们和23岁的小谭永远告别了。

就算生在美国的亚裔孩子,照样逃不了内卷命运

Katherine Tong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听一位父亲为他自杀的儿子念悼词。她当时想:“感谢上帝,我们一家人还好”。万万没想到的是,六个月之后,她的继子Evan在自己的房间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只有17岁。她知道儿子很抑郁,但很快就打消了对他可能自杀的疑虑。当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的时候,她心里告诉自己:“不,他永远不会那样做。”对于Tong家来说,就像亚裔社区的许多人一样,自杀和精神疾病仿佛离自己很远。实际上,他们从不谈论。但是,讳言沉默却让年轻人赔上了生命。根据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NCDCP)的死亡率数据,虽然亚裔年轻人的自杀率没有高于全国总体水平,但这一数字却从2011年到2015年逐渐上升。

同时,在2015年,20至24岁亚裔美国人死亡事件当中,自杀是主要原因,占该年龄组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在所有种族中最高。社会科学专家和教育家把这个惊人数字归咎于文化污名和社会压力,始于家庭,分布于整个社会。

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的年轻人一直被标签为美国教育程度最高、成就最高的群体之一。除了渴望获得学术和专业成就外,他们还对自己的身份、歧视以及传统的东西方视角之间的矛盾感到缺乏安全。

同时,由于文化污名化以及亚洲家庭和社区对心理健康的了解不足,年轻人无法寻求帮助。亚裔美国人的专家和心理健康倡导者正在尝试对亚裔社区进行自杀预防教育,并克服了不愿寻求帮助的情况。但心理治疗师会告诉你:“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区别。”

被撕裂的心


在2014年陷入严重忧郁并有自杀倾向之前,Eric Lu是亚裔父母心目中的典型“金童”。他考上了哈佛大学、进了医学院,并准备开始有前途的职业医生。Eric出生于台湾,三岁时与父母一起移居德州。像许多其他二代亚裔一样,他从家人那里学到了传统的亚洲价值观,这与他从学校和同龄人那里获得的美国观念相矛盾。“直到长大后,我才醒觉从来没有真正尝试发展自我”,他说。他试图学习灵活适应,并且“学会了顺应大流的心态”。通常这样还都过得去,无论是与家人在一起还是在学校里跟他主要是白人的同学们相处。

但他和他的父母都没有想到,这种“双重身份”有一天会让他陷入严重的抑郁,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


在哈佛医学院的第一年,他首先开始发展自己的“自我”:他发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电影制作,并决定离开医学院去追求成为电影制作人的目标。他的父母大加阻拦。他们无法接受儿子放弃他已经取得的光荣成绩、并押赌注在一个不稳定的事业上。在Eric两年的休学当中,一家人每天都要为他的择业吵上两三个小时的架。

父母威胁要把他赶出家门、并停止经济支援。他说,“我感到非常撕裂……非常悲伤,非常生气,非常矛盾,非常压抑。”这位藤校毕业生说:“这是我唯一一次不从甚至反对他们。我一直很听话:我拉小提琴,在SAT上考高分,然后去了哈佛。我每走一步,都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清单上的一项。”

他终于屈服于父母,并于2014年回到波士顿,继续在医学院读书。此后不久,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成绩也开始不及格,情况变得更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老是在考虑从他17层公寓的阳台上跳下去。尽管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Eric的经历代表了亚裔学生在专业方面的普遍焦虑。美国“虎妈”Amy Chua所著的《虎妈战歌》一书,因其亚洲式的强迫性教育方式而受到了广泛关注,这种养育方式使她的孩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今,在虎妈走红大约七年后,年轻的亚裔仍然因为必须表现出而感到精神压力。印第安纳大学最近的一项心理学研究比较了亚裔和白人自杀前的情况,发现25岁以下亚太裔年轻人受到学校因素影响的数字是白人的两倍。领导这项研究的Y. Joel Wong教授说这与「家庭完美主义」有关,即父母和孩子对学业成功寄予厚望。

但在很多时候,压力不仅来自亚裔社区,还来自外部世界。“模范少数民族”神话是亚裔尤其是二代年轻人所面对的最普遍的刻板印象之一:即亚裔被认为在其他族裔同龄人中勤奋,受过良好教育且收入丰厚的成就者,另一方面这个标签也意味着他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总是沉默、服从和软弱。

哈佛大学倡导华裔心理健康的George Qiao说,“这意味着永远不许失,而即使成功也被看作应该的,没人认为你值得庆祝。”他认为,模范少数民族的角色偏见会加剧紧张关系和自我怀疑,对此他深有体会。他是洛杉矶公立高中的全A学生,在那里,他的非凡成因为他的种族打了折扣:“上高中时,我从来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人们会说,哦,你又考全A?那是因为你是亚裔天生的嘛,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大四学生Katherine Xie深有共鸣,她在高中时也曾经历过抑郁和自杀尝试。谢说,从她的非亚裔同龄人的观点和媒体的普遍刻画来看,她承受了很多来自外部的精神负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像机器人一样」——非常聪明、非常努力,但是不懂分享甚至拥有自己的情感。

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塑造的「身份」可能是脆弱和破坏性的。一旦一个人没有在学习考试方面取得成功、或仅凭学习成绩无法在社会中创造价值,那么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瓦解。Wong说:“这对亚裔学生的破坏力超过一般的同龄美国人。”在身份迷失和刻板印象中,许多年轻的亚裔感到强烈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与社会隔离。Qiao说:“亚裔缺乏安全感是很普遍的……有一堵墙将我与白人隔开。与此同时,我又抛弃了我本应拥有的许多遗产。”

华裔美国人歌手Larissa Lam是UTalk励志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该节目鼓励美国年轻人讨论生活问题。她说,她看到许多亚裔青少年因孤独而遭受情感困扰。“感到双重的压力,一面是不够美国,一面又是不够亚裔”,她说,“这种孤独、不适应或缺乏归属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深深的沉默

高中毕业前四天,Xie超剂量服药并因此被送到了医院。她已经忍受了四年的抑郁症了。她当时不知道可能的后果,“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她说,“当时我没有任何健康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极端的情绪。”


她记得自己14岁时第一次告诉父母自己的内在压力。她希望他们允许她接受药物治疗,但是这个想法激怒了她的父母。“那是不真实的,克服它。” 这对中国移民告诉孩子。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孩子无法独自应对挑战和辛苦。

一家人再也没有谈到过她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反,Xie如父母建议的那样,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在人前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她在学校的GPA是4.0,获得了全国奖项,并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但是抑郁症依然存在。她用割伤自己把情绪上的痛苦转变为身体上的痛苦,并转而依赖于几乎夺走了她生命的药片。


2016年,Xie把自己的故事发表在网络杂志《Mighty》上,文章获得了两千多个赞,亚裔年轻人纷纷踊跃留言,倾吐自己与家人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斗争。一则评论非常具有的代表性:多少次当我提出需要帮助、并且有挣扎的迹象,他们却只跟我说“你没事”。

Luke Tang心理治疗师Sandra Yi-Lopez说:“如果从文化上讲精神疾病是不可接受的,那就非常危险。” 她说,年轻人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时,通常依靠毒品和酒精来解决精神问题,“特别是在一种视饮酒为常态的文化当中,比如韩国文化”。拒绝倾听并理解孩子的精神挣扎,并不是简单意味着亲子关系疏远。相反,这是一种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共同价值观里的根深蒂固的禁忌。沉默是亚裔移民的一种应对机制,他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来到美国,克服了困境,人生经验强化了他们对于隐忍的价值认可。“寻求心理健康治疗,被认为是一种性格缺陷”,Xie说。

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面子”文化,在亚裔社区事关社会尊重。“不要把脏衣服公开乱丢”是许多亚裔孩子听过的家训,就是面子的一种。分享负面情绪和精神困扰,以及询问一位亚裔的心理健康,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会让某人没面子。

更具有破坏性的是亚洲文化里对自杀的强烈耻感和污名。Katherine Tong说,自从儿子Evan自杀以来,有些人不再跟她家来往了,“他们只是不想跟我们联系,因为怕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结果,许多家庭和个人都隐藏了真实的感情,他们不去咨询或接受专业治疗。对于遭受精神困扰的年轻人来说,这是致命的。


这促使Eric Lu导演了一部有关亚裔美国人家庭自杀的纪录片;他已在2015年成为电影制作人。他听到了哈佛大二学生Luke Tang的故事。Luke在2015年9月自杀身亡,令他的家人和朋友完全没有想到。Eric说,他与Luke有很多共鸣。他说:“每一部分,真的每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像Luke或我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还难以挣脱痛苦。”


在片长26分钟的纪录片《寻找卢克(Finding Luke)》中,Luke的父母努力想搞懂,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他们心爱的儿子身上。通过与Luke的挚友交谈、并阅读他的日记,父母逐渐意识到了在儿子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抑郁的信号,这些信号本可以早点得到识别和治疗。

缓慢的进展


Eric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他可以与他人(尤其是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对话,创造机会让人们启齿,谈论更深层的、精神的困扰。自2017年4月起,该纪录片已在全国14个城市放映过至少19场。每次放映之后,都会为社区提供现场讨论和专业咨询服务。正如Eric如所预料的那样,这部电影帮助许多亚裔年轻人及其家庭迈出了第一步,以应对心理健康和自杀问题。“很多人问我:什么是抑郁症?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孩子缓解抑郁症?”他计划将电影带到更多的地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在那里人们仍然讳谈自杀问题。

Tong家和Toh家正在与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和当地的自杀预防组织合作,他们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亚裔家庭与子女一起应对心理健康。他们说:“父母表达爱心非常重要。父母应该告诉孩子:我希望你努力奋斗并尽力而为,但是无论你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依然爱你。

说是这么说,可又有多少家长能做到呢?

By 武奋丰、李颖迪、刘敏UCA

全职炒币的心路历程

在资产焦虑的大背景下,财务自由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渴望。相比股市的入市即亏钱,币圈似乎更容易触及这代表终极梦幻的词语。

比特币自2009年诞生以来经历过6次大涨,从最初0.0025美元到现在5、6万美元,缔造了无数币圈传奇。

  他们中有人踏准了时代的脚步,身段轻盈,被回报了上亿财富;有人躬身入局,执迷不悟,被亏得倾家荡产;还有人走下神坛、有人跑路……

  比特币制造了多少关于财富的神话,就制造了多少同等的灾难。

  今天要说的,正是那些经历过大涨大跌年轻人的故事。

刚过27岁,威廉已过上半退休的生活。


2019年底,威廉从深圳回到厦门,住在一套普通但能看到海的公寓中。出门是公园,每天散散步,上OKEx看行情、进行交易,发微博或写公号,认真地做着FIRE青年。


所谓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Retiring Early),意思是财务独立、提前退休


FIRE青年也称火青年,因为选择的方式不同,所以细分为肥火、穷火、咖啡师火、海岸火等。肥火生活俭朴,通过投资、理财,退休后储蓄仍在增加;贫火则只能过极简生活;咖啡师火只做兼职;海岸火则是赚够了钱,偶以兼职为乐。


威廉是名副其实的“肥火”。现在,他最大的烦恼不是买房、不是996、也不是讨厌的领导,只剩下“被父母催婚”


每天都有粉丝在微博下面留言问他,今天父母催婚了吗?如果答是,立刻便有几十个赞。2020年,陈威廉的微博共被浏览2.3亿次。


点燃这把火的是数字货币交易平台OKEx。


4年前,威廉刚毕业就入了币圈,结果就在那一年遇到了比特币牛市,直接让他的资产翻了三四十倍。


中间他也经历过低谷、有过巨额亏损,但依然撑了下来。2019年初,比特币交易回暖,陈威廉突然发现,自己已成了虚拟货币投资的头部意见领袖。


在币圈,威廉是出了名的“死拿”,只储蓄、不投资,可搬砖、不当老板。太多人在问:“啥技术含量都没有,陈威廉凭什么赚到一个亿?”


“保持信心,保持冷静,按现在的行情,每年资产翻10倍,还是挺容易的。”陈威廉如是说。


以下是关于这位FIRE青年的真实故事:

父母贷款20万给我投资,半年我就亏了10万

我用来投资的第一桶金是父母背着我从银行贷款来的,一共20万元。

他们觉得,最多一年,我就会被社会好好教育一番,把钱赔光,然后乖乖回去上班。但没想到,我恰恰就是靠这一笔钱,最终成为了日赚10万元并提前退休的FIRE青年。

2016年,我从厦门集美大学的应用物理学专业毕业。

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热爱物理,纯粹是因为高考成绩一般而被调剂过来的。但这门专业特别强调数学,现在想来,这或许给我日后的投资打好了一些基础。

读书那几年,我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崇尚“打工无用论”,成天和同学们念叨给人打工没意思、没前途,还不如自己干点什么。

但我自己也拿不准,到底自己能做点什么。像所有对梦想有着憧憬、一腔热血无处挥洒的年轻人一样,我什么都敢于尝试一番。

我创过业,和另一个同学一起说服了个泉州老板投资我们做外卖水果APP。不过这个产品很快就因为用户量太小、送货范围只限于学校、以及我们意志不坚定,没坚持过一年就倒闭了。

我还去深圳华强北倒卖过数码产品和美妆,从博主手里进货、再自己找渠道卖出去赚差价。但也因为不会经营、看不准市场,最后买来的货都砸在手里。

一来二去,毕业不到半年时间,爸妈给的20万元已经被我赔了一半。

也许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没太受打击,依然拿着剩下的10万元找机会,什么流行、就往那里钻。

恰好在那时,比特币开始火了,深圳这儿也开始流行矿机。

挖矿是获取比特币的方式之一,但用普通电脑挖矿,10年也未必能挖到一个,矿机则虚拟多台电脑同时挖,效率高多了,可耗电量惊人,有的矿机一个季度就要烧掉1千多度电。

我不懂比特币,更不懂矿机的原理是什么。只不过是看别人玩,我也跟着玩。当时我心想,不管怎样,只要挖到比特币的价值高于电费,就有得赚。

就这样,我算是第一步入了币圈。

2016年,矿机还比较便宜,才3千多元一台,很快就炒到3万元一台,即使如此,我挖矿1个月~2个月也能回本。比特币的总量是固定的,传说只有2100万,到后来,矿越来越难挖,2018年后,矿机的收益就很低了。

现在回想起来,赚钱真的需要天时,踩对了时间点,你的财富是能够跟着运势一起上升的。如果我晚两年毕业,或者晚两年才遇到比特币,或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光景。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先寻觅合适的合约交易平台,按合约交易量、交易深度、合约技术几个层面来评估,然后把挖到的比特币都放在上面交易。

没想到,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真能变成真金白银。看到钱账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刺激到我,一下就点燃了我继续投资的斗志了。

就这样,我把爸妈贷款来的剩下10万元,全部换成了比特币。

一入币圈我就赚疯了

入币圈后才发现,这个世界里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有很多从2013年就入圈的大神,还有不少人动不动就曝出自己上亿的身家。这对一个刚毕业、没参加过正式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仿佛你跟着他们一起聊天,都能闻到钱的味道。

但外界对比特币的舆论一直报以怀疑的态度。主流投资圈一直认为比特币是泡沫,觉得它早晚会破裂。

然而,2017年5月12日,全球近100个国家使用微软系统的电脑同时遭到WannaCry(意为想哭吗)或WannaDecryptor(意为想解锁吗)的电脑病毒袭击,至少4.5万台电脑中招。当时黑客承诺,可以帮受害者付费解锁,但只收比特币。

我心想,“如果是泡沫的话,黑客为什么会要呢?”这更坚定了我对比特币的信心。

当时到处躲在聊创业风口,我觉得,比特币就是我的风口。

为了搞明白比特币投资,我开始恶补所有和区块链相关的知识,加了不计其数的虚拟货币投资群,看着那些“老师”“大牛”买买买。

2017年是虚拟货币的大牛市,买什么虚拟货币都赚钱,随便选一个,哪怕是空气币、山寨币,投几万,一觉醒来,发现它已涨了十倍。

那时真是疯了,一年之间,以太坊的价格翻了两三百倍。因为风投找不到方向,很多热钱转到虚拟货币来,一些著名的风投人也跟进了。

我生活很俭朴,平时不怎么花钱,一赚钱,就立刻再投进去。为了记录自己的投资和收益,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公号,当时反响也不错,没几篇文章粉丝量就攀升到10万。

入币圈不到一年,2017年底我的资产总值已达三四百万元。年底,我提现了50万,还了欠父母的钱,还给爸爸买了一辆奥迪A4。

那年回厦门过春节,老朋友、老同学听说我混得不错,都来问:该怎么玩虚拟币啊?

我也跟着飘了,感觉自己无所不能似的。很快,现实就让我栽了一个大跟头。

年轻人手里的钱来得太快,早晚会出大事

赚到三百万后,我开始琢磨,怎么更快、效率更高地赚更多的钱,也把目光投向除了比特币以外的其他虚拟货币。

年轻人手里的钱来得太快,早晚会出大事。

我的第一个跟头,来自于随意听信别人,最后成了“韭菜”。当时Algo市场很火,就是首次发行虚拟货币时,发币商会在市场中融资,小散户可以找人代投。

我听别人介绍,跟风投了几个项目,结果马上就成了“被收割的韭菜”——代投人却跑路了,我损失了20个以太坊,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相当于20万人民币 。

遇到这种事,报警也没用,因为没凭证,很难立案。虽然我也跟着进入一些维权群,可代投人早已销声匿迹,大家除了声讨一下、解解气,都找不到真正的惩罚手段。

当时我安慰自己:我是靠信任才在币圈里赚到钱,即便被骗了也算是成本之一。

反正币圈骗人的事层出不穷,但骗人者基本赚够就跑了,所以未来决定不轻信别人投这些“空气币”,但对比特币依然抱有信心。

没想到,第二个跟头很快也来了,这次不是我轻信了别人,而是整个虚拟货币的“熊市”来了。

2017年做虚拟货币的人越来越多,市场中出现了各种“空气币”,我隐约觉得市场有点不对劲,但还是被钱冲昏了头,没想过收手。

2018年虚拟币几乎毫无征兆地忽然集体下跌,最惨时许多虚拟币直接归零,连比特币都从两万美元一枚跌到了三千元美元——85%的市值都消失了,当年虚拟货币的K线图,全程向下,几乎没有任何反弹。

图 | 2018-2020年比特币行情走势

2018年春节回家,面对老同学的询问,我都只能强颜欢笑,说自己亏得不多,但实际上,我手里的资产只剩下不到一百万了。

过完年,我把剩下的虚拟货币全部换成了比特币。我心想,比特币每隔4年会有一次减半,新增比特币少了,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则比特币的单价必然会抬升。

我想,大不了熬两年,熬到2020年减半后再说。我退出了所有比特币投资群、也不怎么更新我的公号了,与此同时,我开始疯狂投简历,打算在“熊市”期间好好找一份工作干着。

没想到2019年3月比特币忽然又开始拉盘了,全线持续上涨。

我这正找着工作,忽然看到有戏,也停止了投简历,再度关注比特币投资群。

可没想到,那些资产过亿、动辄几百万收益的大神们全都不见了,连我在微博上、公号上99.9%的老粉丝也都不在了,再发信息,都是一批新粉丝在回应。

币圈就是这么残酷,新陈代谢特别快。随着市场回暖,突然发现,我居然成了虚拟货币投资的头部意见领袖。

2019年,我的微博又增了10万粉。

有人身价过亿,也有人黯然离场

为什么这些大拿不见了?大多因为他们在熊市时玩期货、加杠杆。

这些大拿之前最看不起我这种“死拿”——抓住比特币、不做交易不投机,在他们看来,我没有把利益最大化的能力。

其实我也尝试过一次期货。2018年,我看市场实在不好,又急于收回一点成本,就开始做别的虚拟币。

其中一个币,我看它价格一直在跌,没想太多就买它继续下跌,做了杠杆。没想的几分钟后,它的价格突然涨了上去,等我退出来,它又跌回去了。

回头再看K线表,就在那一瞬间出了根针,似乎是特意要爆我似的。

这笔操作我亏了三四万元,虽然不多,却及时提醒我,要克制自己的赌性。

我这个人原本赌性就不强,此外没有做交易需要的那种嗅觉:一是波动发生前,能提前有预感,二是波动发生时,能迅速做出正确反应。

在我看来,这些大拿们推崇的投资策略,算不上能力,无非就是赌博的一种。

我不投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生运气差,不论抽大奖、抽小奖,从来没中过,甚至连刮刮乐都没刮到过奖。

10个做交易的,9个最终都会“死”。

赌能让你在牛市都能输到没底裤。去年比特币牛市,大连一位网友却因为玩期货赔了2000万。

后来媒体曝光出来,他因为负债无法偿还而选择一家三口集体自杀。男方先杀了才3岁的女儿,与妻子留下遗书,然后投海,妻子淹死了,他却获救了。

在币圈,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为什么这么有戏剧性?因为虚拟货币的杠杆高,比如比特币最多可加100倍。好多新手买0.5个比特币,加20倍杠杆入场操作,价格稍有波动,他就赔干净“爆仓”了,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再加上一些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一旦出现暴涨、暴跌的行情,很容易宕机,导致你错过最佳的交易时间,严重的话甚至出现穿仓的情况。更有甚者,打着交易所旗号,实际为性质恶劣的“杀猪盘”,存在恶意拔网线、吃客损盘、盈利不能提币等等问题。

虽然我也曾踏空过一个增值百倍的虚拟币,但我不后悔,因为我“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人赚的每分钱,都是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所亏的每分钱,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缺陷。

当财富大于认知时,社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直到你的认知与你的财富匹配为止。换言之,即使我抓住了那个增值百倍的虚拟币,赚到了钱,将来也会亏出去。

在币圈这些年,我见过许多大神靠投机赚过大钱,当时五体投地,可他们现在去哪儿了?

回头来看,没有一个做交易的比“死拿”的混得好。

在币圈,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管你怎么努力,很难跑过比特币。意思是,比特币上涨的受益,总是大于投资的收益。

2021年,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已达4万美元,相当于一辆特斯拉,11年涨了4500万倍。这个回报还不够吗?虚拟货币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里做金融投机,听着我就觉得有点违和。

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了,完全是赌博。我的操作原则很简单:进赌场可以,但只在赌场卖水,绝不下场赌博。

现在牛市来了,币圈花样很多,比如今年的Defi(质押借贷)、公链、挖矿等等。但我不打算花太多精力挨个去投资或者搬砖了,一是门槛太高、过于占据时间成本,二是目前市面上大多项目都是概念,可能一个看不准,投资收益率直接为负,到头来白忙一场。

所以我充其量在交易平台了解一下,中心化交易所的好处就是,会把市场上零零散散的项目先筛一遍再上线,等于变相帮我提高了效率。

手握1亿元,一点都不着急结婚

从长远看,比特币大概率是会继续上涨的。

全球疫情爆发后,各国央行都在注水。钱多了,自然会往虚拟货币市场里挤。

美元加入虚拟货币市场是件大事——过去10年美股市场就是虚拟货币的未来走向,稳得住得话,一年10倍回报还是有保障的。

所以看大行情,不要被短时间的波动迷惑,多做低成本、低收益的事。比如行情出现剧烈波动时,不同平台的价格不同步,可以赚个平台差价,此外坐等行情上涨。

币圈突然成功的年轻人非常多,越年轻,就越容易成功。

年轻人更能接受虚拟货币。年轻人从小到大的主要消费都是虚拟的,比如在网上充值、交纳会员费等。好多00后的人只会扫码付账,连钞票都没用过,不知道手握百元大钞的感受。

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串数字而已,和比特币没什么区别。

但年轻也最容易成为他们暴亏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没拿过大钱,无法冷静对待突然起来的涨跌,容易让赌性冲昏头脑,酿成大错。

对于新进圈的币友,我的建议就是趸货、趸货、再趸货,千万别赌,逢赌必输。人都会瞬间上头,但市场总在犒赏冷静者,也总在惩罚冲动者。

就算是现在想要入局比特币,也需要合理评估适合的交易平台,尤其是风控方面的能力。

这些年,我用过的交易所不下10个,总结下来相对负责的交易所的标准就是:技术过硬、交易深度好、风控体系完善、平台负责任。

我也经常会给交易所的人给一些用户的修改意见。比如说,某交易平台最近在内测一个叫统一账户的新功能,用户无需资金划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号称至少领先行业一年。

对方给我开了模拟账号提前体验,让我帮忙找找bug。因为“吐槽”多了,交易平台直接给了我一个“产品体验官”的title。

对于这种能够得到正向反馈的交流,我是比较高兴的。从这些沟通当中,你就能辨别一个交易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究竟是想割韭菜还是真的做事情。

2019年底,我手上的资产已经接近1亿元,进入了FIRE青年的行列。当时我做了个决定——离开深圳,搬回厦门住。反正我不用上班,住哪儿不重要,回厦门生活反而更舒适。

整个2020年,我的资产又增加了10倍。

至于催婚梗,我今年27岁了,对未来也没什么计划。父母总在催婚,我大概会按他们的意愿走完这必经的一步吧。

我年龄也不算大,30岁结婚不算晚吧。

跟暂时被幸运女神频频眷顾的威廉相比,李朋曾经的财富自由就像一场梦。

  听说我对他“暴富之路”感兴趣,李朋约我在诺金酒店附近的酒吧见面。

  他点了一杯麦卡伦威士忌,问我还要点什么。我说我不太懂酒,他就给我来了杯一样的。点完以后,李朋告诉我,懂酒的人都把麦卡伦叫做“纯麦威士忌中的劳斯莱斯”。

  著名评酒人 Michael Jackson 在《Malt Whisky Companion》一书中,也将麦卡伦评价为最高等级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我一无所知的样子切中了他的表达欲。还没来得及打探他的故事,他就先给我科普了十几分钟的威士忌常识。

  “但我更喜欢日本威士忌,它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在李朋介绍下,我知道了威士忌受气候、橡木和酵母的影响,风、空气也让口感发生微妙的变化。

  他滔滔不绝的样子,让我想起来GQ条漫里新晋中产的讽刺总结:

  痴迷于一切对于细节的追求。

  对服装面料、酒和牛排的产地、烟草雪茄的种植地甚至打火机点燃那一刹那发出的声音,都能成为他们执着的嗨点。

  他们对精致把控的颗粒度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被无限细化。

  任何有可能影响他们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的污点都被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就算选择一款羊绒衫,他们也一定要搞清楚羊绒含量、羊绒产地和生产工艺。

  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穿着99%含绒量的羊绒衫,唯恐剩下的1%羊毛会损伤到他们每天都做过精油护理的肌肤。

  “不过看你第一次喝,就先从麦卡伦开始吧,等你喜欢上威士忌的话随时来我酒店喝,我私藏了很多日本威士忌,最近这玩意儿价格被炒的老高呢”他的炫富技巧已臻化境。

  “你还有一家酒店?”当我和朋友圈打听周围的暴富年轻人时,有人给我推荐了李朋,但我其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89年生,在最近一两年内赚了很多钱,多到我难以想象。

  “不,我只是长期住酒店的总统套而已”。

  李朋谈女朋友之后需要稳定的住所,于是大手一挥长租了诺金酒店顶层888平米的总统套房。

  他不想买房,怕锁住现金流影响投资,也不想租房,还麻烦人上门保洁;更没有做好和女朋友结婚过日子的打算。

  诺金总统套房门市价5900元一晚,开窗就是长安街繁华的无敌夜景,李朋和女朋友已经住了2年,花进去五六十万。

  “但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匹配得上这个价格,而我省出的时间可以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这些年李朋的观念早已转变,认同极了富人们所言的“有钱就要用来买时间”。

  但其实,他在赚钱这件事情上,似乎并没有花太多时间。

  16年以前,他还是混迹北京的泯然众人中一员:刚毕业,只身从老家厦门来到大城市打工,住在天通苑不到3000的群租房里,在互联网公司做着一份普通工作

  再继续追问之前的生活,他面露尴尬,压了口酒匆忙带了过去。

  聊到创业的故事他又恢复了神采奕奕,大谈15年之后和朋友辞职做电动车充电桩的项目。

  找融资时,受到国内新能源汽车在短期内很难大面积普及的影响和资本风口的转移,他没干一年,就因为资金困难而退出项目。胜在年轻,他似乎怎么折腾都有用不完的精力。

  2016年比特币开始流行,李朋经朋友介绍正式进入币圈。

  他每天研究理论看相关操作,除了吃饭睡觉全部精力都用来学习知识。

  赶上行情低谷,很多人预测未来会大涨,于是李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直接压上了老家拆迁所赔的全部身家。

  一年后,比特币迎来诞生以来第一个大牛市。行情暴涨,他资产瞬间翻了十倍。

  守财

  穷人乍富的过程用来形容李朋多有贬义,事实上他也确实很努力。

  全职炒币需要付出的精力不亚于二次高考。每天对新技术、新战略,他花了以往任何过程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似乎早为承接这一份财富做足了准备。

  但我好奇的是,

  白手起家的年轻人抓住了时代的红利,他们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变化?

  李朋给自己设了一条止盈线。“有涨的一天,就有跌回去的一天,如果你贪图更多,就有可能全盘皆输”,在翻了十倍以后,他清空了仓位,拿着这笔钱创办了区块链基金。

  “要把这笔钱留下来,而且要让更稳定的事业保证它越滚越大”。

  这样的远见突破了他原生阶层的桎梏,李朋有超出年龄的成熟。

  用他的话说,2017年的行情轮动,让他实实在在在见识了太多惨痛经历,他不得不如履薄冰在币圈谨慎前行:“钱来得快,没得也快,都是因为贪心。每一个贪心的例子都会告诫你,不要陷入赌徒心态”。

  在他的朋友里,有人一暴涨就开心地去提了一辆自己中意的“比卡丘黄”劳斯莱斯,结果一周后就失联了,据说债主到现在还在找他。

  还有一个朋友,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吴老师”。

  吴老师有自己的币圈交流圈,偶尔会发一些他根据二级市场技术分析判断出来的大盘趋势,据说准确率挺高的,有些群友就买了吴老师的“私人服务”,每个月缴纳近1000元人民币,加入他的付费群。

  数字货币交易和传统的股票等二级市场交易有所不同,其背后并无公司资产、收入和增长性等价值支撑,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投机买卖。

  但与传统二级市场类似的是,二级市场的“技术分析”方法,如K线形态、价格和动量指标(如MACD、RSI、KDJ)等对数字货币交易也适用。于是投资者们认为,现有二级市场的方法一样可以对数字货币的价格作出“预测”。

  吴老师自以为掌握了二级市场的方法论,但他最终还是没办法拯救贪心的自己。

  币圈比股市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存在一种“加杠杆的合约交易”,这是一种将收益与亏损放大几十倍到上百倍的交易方式

  在传统股票市场,想要进行类似的交易需要20万以上的资产证明。但在币圈,杠杆合约零门槛。

  有人套现信用卡,有人了身边亲朋好友的钱、有人借了小额贷款,都是为了能够拿到更高的杠杆,来换取更大的收益。

  当然,一点的风险都会成百倍的放大,让人瞬间“爆仓”。

  吴老师也不例外,为了能够尽快补上他之前炒币欠下的债务,他还在收费群里向几个网友额外借了一部分钱,承诺用1.5倍利润奉还。挺过一轮,到了19年1月,吴老师又爆仓了。

  据币coin数据显示,2020年1月7日数据波动,半小时全网总计爆仓4,617.98万美元,爆仓人数1233人,人均爆仓近4万美元,“吴老师”赫然在列。

  他从神坛上指点江山的大V,顷刻之间沦为人人喊打的骗子,半小时之内,他本金、银行贷款还有那些从付费群用户手里腾挪出来的钱,全部清零。

  “飘了又跌了,人就失联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梭哈

  有人说,如果你想毁掉一个年轻人,莫过于让他试试看一夜暴富。

  这件事情上,章军主动过找到我,说也想和我聊聊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就是李朋嘴里说的那一类,典型的“飘了的年轻人”。

  他把我约在三里屯一家咖啡馆。

  见面的时候一点看不出他“飘”的痕迹:穿着灰色的优衣库休闲帽衫、略显陈旧的黑色双肩包以及crocs洞洞鞋。他不知道我已经到了,还低头看着电脑,锁着眉头,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标准程序员的样子。

  留言里,他介绍自己曾一个多月赚了2000万多,又在两三个月内迅速赔光。对于亏损他轻松的口气,让我以为千万财富对他来说不过是寻常的数字。但其实他来自四线城市的农村,父母也不过是普通的火车站司机和超市售货员。

  对于他怎么经历暴富又跌入谷底的故事,还要从18年说起。

  那时年近而立、完全不懂投资的章军见周围人都说美股行情不错,也生怕落下自己似的,赶紧也跟开了账户。

  拿着上百倍的杠杆,大家都在疯狂博弈。章军不以为然,但直到他亲眼看着相熟的发小一夜之间赚了50万之后再也坐不住了。

  巨大的利益面前更能见人性的撕扯。

  “哪怕你一次不为所动,两次蠢蠢欲动,到了第三次就很难抵抗诱惑了”。

  章军就这样坐在了赌桌的一方。

  一开始,他看了一些美股的基本盘和各季度财报,并且提前一周把自己的投资方案都做好。“钱来的太容易了”,小试牛刀下,期权的高杠杆能力让他

  “几乎每天都在赚钱,而且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200万刀”

  这些钱或许是大部分人好几年都赚不出来的,章军回忆,“如果能够保持这个状态,估计很快就财富自由了”。

  他喜欢球鞋,为了庆祝自己即将迎来的财富自由。章军火速在家里内嵌了展示鞋柜,摆满了AJ、NIKE和adidas各种配色的球鞋。

  “但其实我也没想过财富自由意味着什么,可能就是生活不用发愁了,想买点啥买点啥,然后全世界旅游走走吧?”

  直到有一天在美股群里和朋友交流,对方给了一句“忠告”:“那些财富自由的人往往都是抓住了时机”,这句话成为了持续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的梦魇。

  隔天晚上,章军在开盘后满脑子想的都是“抓住时机”这句话,一股热血上头,他把之前所有的投资收益都all-in在做空亚马逊

  “我的直觉是那天晚上它会大跌”。

  尽管章军在几天前看完财报时,还强烈看好亚马逊

  听完朋友那句“抓住时机”,加上那段时间正逢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亚马逊不可能不受影响”,章军决定放手一搏。结果一开盘,亚马逊就爆拉,直到收线时,亚马逊涨了近4个点。

  在期权的加持下,章军的亏损被放大了十倍,损失了40%的收益,近800万元人民币。

  重头再来

  和所有赌徒心态作祟的人一样,一开始他们其实只想补上漏洞。

  刚开始,章军反复跟自己说,这都是账面上的数字,调整好战术,以后还会赢回来的。但18年整体波动很大,能“赢回来”的概率越来越小了。

  那段时间,女友就发现章军状态不对,眼神经常涣散,有时在床上24小时都不说一句话,只刷手机。

  实际上,那时候的他一直神经紧绷得看盘。A股和美股两边看,几乎日夜不停地在炒短线,想把亏的1000万给补回来。

  他去翻看了越来越多的投资策略,每天研究宏观经济,想抓住下一个填补漏洞的时机。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小时,然后定闹钟起来看盘,手机也被他摸的发烫,耗电量最多的不是微信,是炒股软件。

  但心态似乎再也找不回来了。

  为了凑足“子弹”,尽快补上漏洞,章军甚至卖了自己工作几年才买下的一套房。那些提前一周凭理智做好的投资方案,临到交易的前一秒,就被奇怪的情绪打翻了,感性冲动下赌博成分变得越来越高,

  “原来想的是,能赚就好,但一旦出现亏损,满脑子都是想补上那个漏洞”。

  “就像是你玩线上德州和线下德州是完全两种感觉,在线上的时候你不需要看对方的表情,只要跟着感觉走就好了,但线下的实战有太多会影响你决策的心理因素,发牌时说的话,推筹码的动作,看牌时的表情,都会影响你的打法。”

  后来的那段时间,也不是总在亏损,章军的心情变得起伏不定。偶尔能赚回一两百万,但大部分时候市场瞬息万变,刚看到涨势准备提出来还没来得及动手,又立马阴下去。

  他也不想再尝试其他的赚钱手段,因为在股市上,

  “钱来得太容易了,哪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来钱快?”

  来钱快的后果就是不断的沉溺其间。章军的亏损越陷越深,他越想翻盘就越急,越急就越亏,直到2018年底,所有本金和利息加起来一共近2000万,全部吐回去了。

  桌上的咖啡已经喝完,但章军没有再续,只是要了一杯清水。

  “亏完2000万我才开始冷静下来”。

  钱来的太容易,让他觉得赚钱一点也不辛苦,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笔钱也根本不是他能力所及。

  2019年,章军退出了那个曾经让他血脉膨胀的股票市场。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出门。

  逼仄的空间更让他有安全感,有时候会看书、健身平静自己,但也有时候也会幻想曾经那么触手可及的人生。他的内心不断撕扯,和欲望反复斗争。

  终于在30岁生日的那一天原谅了自己,他说他失去了财富,但也得到了能够让自己真正三十而立的其他东西。

  之后,他重新开始寻找自己的定位,和朋友创业做了美股分析的论坛,想把自己的经验用更有价值的方式传递出去。

  我问他,那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飘”,章军说。

By 界面

时代的一座山,巫宁坤的一滴泪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该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兰·托马斯(翻译 巫宁坤)

1. 他因为流下“一滴泪”无家可归

  2019年8月10日,中国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教授,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99岁。

  1993年,他因为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惹怒了单位的一些领导,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发,住房收回,“学院领导下令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他再一次无家可归。

  无奈之下,他只好留在了子女美国的家中,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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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究竟讲了什么?会引来这样的遭遇和后果?

  这“一滴泪”,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扭曲、残酷的人和事,是一些人至今不愿意承认,害怕面对的并不久远的历史,是他的“一滴泪”,也是整个民族的一场哭泣。

  没有人能够否认,巫宁坤是一个爱国的人。

  1943年10月,巫宁坤自告奋勇,为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担任翻译,他乘坐着一艘没有武器,没有军舰护航的运兵船,冒着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危险,在海上航行了四十二天之后来到美国。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了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1年,当新中国的橄榄枝递给他的时候,他本可以像他的室友李政道一样,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却因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选择了回到中国。

  李政道帮他收拾完行李,还送他上路,临行前,他还问李政道:“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回去?”

  多年之后,当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回到中国,巫宁坤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室友,他发现,对方已经成长为顶级国际学者,两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回忆往事,巫宁坤流下了“一滴泪”,这滴泪,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2.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1951年年初,人在美国深造的巫宁坤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来的聘书,聘请他前去担任英语教授。

  他翻来覆去想了几天,找各路朋友商量意见,最终决定接受这份聘书,回中国任教。

  当时他想:“放弃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听到这个消息,身在上海的妹妹非常开心,哥哥终于要回来团聚了,而台湾那边的哥哥、姐姐却表示了担心,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没有阻止巫宁坤为国效力的一腔热情。

四三年赴美留学。国共内战的硝烟,只是他在美国报纸上读到的、语焉不详的新闻。不过,出于纯朴的爱国之心,他总是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自己与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

接到电报之后,没有经历太多思虑,巫宁坤便决定放弃完成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为“新中国”效力。在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比巫宁坤小六岁的李政道,是与之过从甚密的“小弟弟”。李政道赶到三藩市港口即将启程的远洋轮船上为之送行。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回答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一九五七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劳改营服苦役。同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名满天下。


“一九八四”提前降临中国

归国之初,住房尚未分配,巫宁坤暂住好友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的家中。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赵萝蕤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英美文学专家和翻译家,第一位翻译艾略特长诗《荒原》的中国学者。陈赵夫妇与大诗人艾略特有过一次传奇的会面:一九四六年夏天,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邀请两人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艾略特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一九零九至一九三五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两本书上签名,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然而,“新中国”并不适宜这类优雅聪慧、学贯中西的人物居住。当灭顶之灾悄然降临时,诗歌根本不能充当救命的稻草。巫宁坤记载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有一天,从学校的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集体操”是极权主义的重要象征,从纳粹德国到文革时期的中国,再到今天的北韩,都拼命推广这种似乎很单纯的体育活动,其实它目的是泯灭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将个体融入集体之中,以方便独裁者统治和驾驭。陈梦家对“集体操”的敏锐认识,来自刚刚在英国出版三年的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可见当时仍有少数知识份子与西方文学和思想潮流同步。遗憾的是,《一九八四》在中国发生广泛的影响力,则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了“六四”屠杀的人们与这本老书迎面相遇。试想,如果《一九八四》取代《毛泽东选集》,三十年前在中国人手一册,专制暴政还会肆虐如此之久吗?

俄国思想家别尓嘉耶夫说过:“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仅仅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这样的政权之下,先知的下场可想而知。一九五七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两篇文章,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并被打为“右派”。赵萝蕤因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间,陈梦家被强迫长跪在院子裡,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说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九月三日,自缢身亡。也有人怀疑他是被打死后伪装成自杀的。与此同时,被放逐到安徽合肥的巫宁坤,再度被抄家、批斗、游街,在“牛棚”中挣扎求生。

《一滴泪》不仅是一部个人史,更是政治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人,香港人、台湾和海外华人都需要认真阅读这本书。香港评论家陶杰强调说,香港今天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港人尤其是知识界不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香港的学者,有许多读「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社工。「社会科学」在西方,属于左倾理想主义份子的大本营,这个类别,在香港,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的基础训练,尤其是:1. 由1921年开始的中共史;2. 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3. 自1789年以来的世界史。”对此,陶杰感叹说:“绝对没有「民主回归」这回事,只要读过一九五○年之后的现代中国史,包括「公私合营」、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然后藉一本《红楼梦》,政治批判俞平伯,直到1957年的「反右」为止,就会一清二楚。但是到今日,以上的几件事,香港人又有几个听说过,几个明白,又有几个看得透?”

从1951年回到中国,到1991年离开中国,巫宁坤在共产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

青年时代的巫宁坤,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同路人”。早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就深受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也是左翼学生文艺社团“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阅读过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国共产党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回国时,他的行李大半是装满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然而,回国后迎接巫宁坤的,是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是“思想改造运动”,翦伯赞居高临下地命令他“补充交代本人的历史轮廓”,巫宁坤从未受过如此侮辱,顶撞说:“我回国不是来搞坦白交代的。翦教授,失陪了。”巫宁坤由此埋下了成为“老运动员”的祸根。而自以为对共产党忠心不贰、整人毫不手软的翦伯赞,大概不会想到,在更加严酷的“文革”中,自己会成为被整肃的对象,并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接着,燕京大学与所有的教会学校一起被取缔,巫宁坤随即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刚刚热情澎湃地投入教学工作,让他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外语系突然召开“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的会议。若干平常与之无话不谈的同事,将他私下里的言论一条条地揭发出来,然后落井下石、上纲上线。会后,他的好友、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提醒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不自由的社会,不能容纳热爱自由的知识份子。“反右运动”罗网高张,巫宁坤这样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洗礼的知识份子必然落入网中。这一次,他被划为全系唯一一名“极右分子”,被送到北京半步桥劳教所关押。那一刻,他终于认识到:“跨过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识份子,甚至不是一个人。我现在只是一个入了另册的‘分子’,一个贱民,一点也不比睡在我左右两边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们还坏,因为思想罪被认为比各种小罪更危险。”

数月之后,巫宁坤被送往北大荒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他不是被法庭正式判定的罪犯,却被剥夺了基本自由与人权。1960年,他与一群难友一起被转移到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清河农场。在那里,大饥荒蔓延开来,巫宁坤靠着亲人从黑市买来捎带给他的食品幸存下来,许多难友被活活饿死——有一次,巫宁坤被派去挖坑埋尸体,由于身体羸弱,只挖了一个坑,遭到队长的严厉斥责。

作为“小知识份子”的毛泽东,对曾经蔑视过他的“大知识份子”充满刻骨仇恨。知识份子成了“臭老九”和“牛鬼蛇神”,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海归”更是“渣滓中的渣滓”。那是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毛泽东及中共政权将知识份子看作潜在的颠覆者和必须加以改造的对象。殊不知,改造他人的思想,是所有思想中最邪恶的思想。

在兽性氾滥的国度,“义人”不会被“勐人”摧毁

苏俄历史学家沃尓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史达林的政治肖像》一书中写道:“斯大林在不断满足但又无法彻底满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时,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对自由的罪行:他不让人们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

鲁迅笔下有杀人如麻、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勐人”。“勐人”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以残暴为美德,以欺骗为技能。巫宁坤在《一滴泪》中,描写了种种如虎豹、豺狼和毒蛇般的“勐人”:有把整人当作进身之阶的学术官僚,有劳改营中军人出身的暴虐的管教人员,有被施加催眠术而变得嗜血的红卫兵学生……纳粹在德国已成为历史,“文革”在中国却并未遁入历史隧道。可悲的是我们的世界,仍然被大大小小的“勐人”所统治。

英国思想家伯林对人类的本性有悲观的评估:“同种动物之间一般不会互相残杀,只有人类才互相残杀,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杀人,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残酷的一种动物。”没有宗教信仰的伯林,经历了苏俄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史达林的暴政和漫长的冷战,对人性只剩下淡淡的绝望。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勐人”横行,却也有如萤火虫般闪闪发光的“义人”,无论黑暗何其大,亦不能消灭他们的光芒。

《一滴泪》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位作者,就是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书中有五个章节是根据李怡楷的口述整理出来的,这部分内容让读者认识到,受难者家人承受的苦难,丝毫不比受难者本人小。李怡楷十五岁上中学时,就皈依天主教,一九四九年之后,大学生上教堂受到当局的白眼,但她仍然不声不响地上教堂。当她与巫宁坤结婚之后,厄运接踵而至,正是来自信仰的勇气与爱,让她对丈夫不弃不离,对政治迫害不屈不挠,坚定地拒绝了当局让他与丈夫划清界限并离婚的诱骗。

书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当巫宁坤即将被送去劳动教养之际,李怡楷炒了两盘丈夫爱吃的菜为丈夫送行。此时,她腹中怀着即将出世的孩子,丈夫将去服一个没有刑期的、不知何时是归期的刑,她将在家独自奉养老人、抚养孩子,她却深明大义地对丈夫说:“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正如余英时教授在为《一滴泪》写的序言中所说:“巫先生之所以终能‘幸存’下来,如果没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给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冻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监’,送食品之外更为他的病情而向原单位要求早日释放,他也可能饿死在清河农场。”这位柔弱而坚韧的女性,乃是全书中的“第一英雄”。

美国作家何伟从巫宁坤那里听到陈梦家、赵萝蕤的故事,由此对中国的古文字产生兴趣,撰写了“中国三部曲”之一的《甲骨文》。在书中,他描述了巫宁坤、陈梦家、赵萝蕤那一代人的故事:“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倖存了下来。”幸存者不仅为自己作传,更是为不能开口的死难者作传。在与巫宁坤有过一番长谈之后,何伟写道:“我特别敬重巫宁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煳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是的,再凶暴的兽性也不能压倒人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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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良心”却在美国走完了余生

  在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的堕落。

  有位曾经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因为表现好从下放的地方调了回来,结果他一回来就成为揭发别人最积极的那位。

  曾经说话斯文有“长者风范”的前辈,一夜之间变了嘴脸,站出来揭发别人时一开口就大喊大叫,犹如泼妇骂街。

  曾经对知识充满崇拜的学生,一言不合就逼着老师下跪,把无知当成理想。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被别人故意曲解他的一句话,就被整得死去活来。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段短暂的“大鸣大放期间,巫宁坤曾经“天真”地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知识分子之口甚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当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该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是继续做封建王朝卑躬屈膝的士大夫,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中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说完这番话之后,巫宁坤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反而成为他被批斗,被抓进监狱的罪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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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不后悔说了这样的话,1993年,他将《一滴泪》出版,记录了想要铭记的历史,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这样,他被停发退休金,收回了房子。

  当时他和妻子正在美国子女的家中居住,学校领导因为这本回忆录“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竟然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他的房门砸烂,将里面的财物全部扫地出门,宛如当年的“抄家”。

  巫宁坤年复一年的申诉,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收到了巫宁坤的申诉信,才得以恢复。

  巫宁坤知道,这种小小的困难,和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九七八年,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去北京饭店拜访到中国讲学的李政道。久别重逢的那一幕,让他感慨万千:分别二十七年后,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李政道留在美国,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巫宁坤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活到“改正”的今天。李政道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巫宁坤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捧黄土。当时,巫宁坤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自己送李政道回国,结果会是怎样?


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就不会有巫宁坤的这本血泪斑斑的回忆录《一滴泪》了。

巫宁坤曾用一句话概括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佔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盪气迴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昇华。”在巫宁坤的三个一字千金的动词之后,我要补充一个动词:“我离开。”一九九一年,又经历了一九八九年的巫宁坤,决绝地离开中国,到青年时代曾求学八年的美国安度晚年,并于一九九六年加入美国籍。

  正如《古拉格群岛》的序言说得那样:“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索尔仁尼琴记录了苏联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了“俄罗斯的良心”。而我们,有“一滴泪”,尽管这滴泪水是那样的稀少,弱小,但它总有一天,能够感动中国,汇成大海,警醒着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

  愿天堂里的巫宁坤,获得永远的自由。

By 万维

这些创业者为什么严重抑郁

你想创业吗?如果没有无比强大的内心,没有异于常人的钢铁身体,没有学习进化能力,而只是空有一腔理想和热血的话,建议三思而拒绝。

阿宝就曾经以为,创业是为了实现梦想,但现在看来,梦想遥不可及。

阿宝关掉了他仅仅成立一年的电影公司后,来到朝阳区育慧南路的鲁迅文学院学习。阿宝的宿舍是614,一间北向的屋子,窗外阳光灿烂,一群灰色的鸽子在钢筋水泥丛林里自由的翱翔。

与当下海阔天空相比,半年前的阿宝非常焦虑。

他的电影公司成立一年多了,开发了十多个项目,培育了九个IP,拍摄了一部院线文艺片电影……但IP难以轻易卖出去,谈好的项目签好了的合同说没就没,总是最后关头对方一个电话就告知不投了。

阿宝发现影视圈的生态与之前的创业环境完全不同。拍摄的文艺电影拿到了龙标(放映许可证)却上不了院线,止步于惊人的发行费,而发行代理公司又不看好文艺片市场。烧钱,很煎熬。有一天,阿宝忽然想通了。

失败是悬在创业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关于创业的残酷性,经纬中国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如此说,“创业3年的公司,93%会死掉,活下来的只有7%,但是所有的创业者,在上路的那一天都没想过失败的后果。”

创业是个九死一生的事情。活下来的这7%的创业者,他们有异于常人的心志,好的身体,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有些时势造英雄的运气。

对那些成功的创业者来说,“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就不玩这个了。”那么玩什么?成为一名极客,产品经理,投资人……又或者是作家?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他们会拒绝创业。

“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错误就是创建阿里巴巴,因为工作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如果有来生,我不想谈论商业,不想工作。”马云在阿里巴巴18岁的成人礼上对着台下4万多的听众如此说。

遗憾的是,很多人只是把这理解成马云的“傲娇”。

《创业维艰》的作者本.霍洛维茨,如此总结他的创业时光:“在担任CEO的8年多时间里,只有3天是顺境,剩下的8年几乎全是举步维艰。

窘迫、艰难,承受巨大的压力……即是如此,为什么要创业?如张颖所说,“抽不醒的他们,才是勇者”。

不服输的代价

“不同社会阶级间,像是一个平行宇宙,我们期待看到更多通过自己努力,能够愿意跳出来打破这种僵局的人。不管创业这件事是暂时失败,还是获得阶段性成功……但这事只要我还没放弃,就还不算完。”

创业电影《燃点》播出后,“席读”的CEO安传东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罗永浩在《燃点》中如此说:“泥腿子改变命运的冲动,远远强过富五代守住家业的动力。”安传东亦是如此。

《南方人物周刊》杂志曾梳理,改革开放这些年,打破阶层固化的九大通道:高考、倒爷、打工潮、裁军、炒股、下海、留学、新经济和海选。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呈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每隔若干年就有一个改变。

安传东想通过新经济这个通道来改变命运。近年来,随着“网络股”的飙升,一些人把以信息、网络业为代表的 “高科技产业”称为“新经济”。在中国,新经济企业的成长依靠风险投资的“输血”,盈利模式则建立在庞大的用户群上。

2019年1月22日上午,“席读”的CEO安传东来到望京叶青大厦,一位教育赛道的创业者看了电影《燃点》,觉得她的公司在渠道上可以和“席读”合作,这样就可以帮到安传东。

1992年出生的创业者安传东,圆脸,中等身高,其人质朴率真。《燃点》上映后,安传东在片中的屡败屡战的经历戳中了很多创业者的泪点。

他的不自信,固执,不服输的勇气,像极了当时初出茅庐创业的他们。

安传东从河南安阳的小镇考到人民大学哲学系,擅长考试的他有了第一个目标拿奖学金,但后来奖学金还是属于来别人。安传东发现人和人的不同,在于天赋,基因和资源。

尽管很受挫,但安传东没有放弃,他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证明自己。大二的时候他把专业从哲学系转到了商学院,开始在校外做兼职,他在苏宁做推销员,三天三夜,他挣了360元。

安传东自述,大学通过买卖二手物品,他有了第一桶金50万,他买了一辆车。后来他去搜狐网做实习生,期间,他采访过雷军、董明珠、宗庆后……他知道了微软的盖茨、苹果的乔布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在他们身上,贴满了创新、努力、不墨守常规的标签、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了无数热血澎湃的青年,安传东也是其中的一位。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恩师张五常,他们一起卖橘子,卖过鲜花,在生活中感受经济学原理。

安传东搜狐实习结束后,本可以留下来工作,但他还是放弃了。安传东的那些商业院的同学,有的去了银行,有的成了公务员,安传东想创业。2014年3月26日。 安传东第一次踏上创业历程。

那一年,O2O创业潮如火如荼、创业如火如荼。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一个有名的段子是,一个保安说自己要做外卖,在一个月内拿到了几万块钱投资,几个月后,钱用光了,换一个方向再来拿钱。

安传东做的是一个O2O项目“最后驿千米”,校园里经常会产生大量物流订单,但快递一般只能把产品放到校园的某一个地方。安传东要填平这最后一公里的“蓝海”,学生可以以手机接单的方式,帮快递人员把物品送到最终的地点。

把安传东的这个创业项目置于全民创业潮的大背景中,安传东天使轮和preA轮总共融了1250万。据IT桔子的统计,2014年拿到天使轮投资的公司达到812家,拿到A轮的达到846家,拿到B轮的也有225家。

安传东的项目整体进展也很顺利,因为太顺整个人就飘起来了。安传东自述,项目的现金流很好,一度,他的账上趴着两千多万的现金。一度,安传东成为团中央力推的青年创业榜样。这是安传东创业的高光时刻。

后来,他也跟着疯狂补贴,项目失败了。2016年年底的时候,安传东变得一无所有,还欠了几百万外债。

安传东说他内心里有着深深的恐惧,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会想,这些钱他怎么才能还上,白天上班,晚上捡破烂吗?

非常窘迫的时候,安传东回到老家河南安阳市滑县四间房,他的父亲是个木匠,他拿走了父亲一年的收入14.8万,给员工们发放了最后一次工资。幸运的是:投资人收购了他的公司,他才无债一身轻的告别了他的第一次创业。

安传东这几年的创业生涯中有的只是窘迫,为了200元的电费他会埋怨女朋友,有时候公交卡里只剩下了四毛钱……

心理大考验

如若说,失败是悬在创业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压力则是创业过程中的常态。一度,创业者的抑郁在甚至成为了一个话题,被《经济学家》以漫画的形式登上了杂志。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阿宝,湖北人,北漂,也曾供职商务部,后考上京城一所著名的“985”高校全日制研究生,文科生背景的跑去读金融。但阿宝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是就是创业。他说:“商场就是生死场。”还说,“现实永远比小说更精彩更残酷。”

阿宝赶上了纸媒的黄金十年,而后阿宝加入了一家户外传媒公司,实现了媒体人到职场人的华丽转身。阿宝转型顺风顺水,写文章他一把好手,做销售亦然。

好景不长,这家户外传媒公司高层内斗,创始人和投资人也因对赌协议而直接爆发冲突,最激烈时投资人冻结了公司账户,赶走了总经理,随即总经理动用社会暴力力量又赶走了投资人任命的职业经理人。

阿宝毅然选择离开,他想跟着一个创业公司一起成长,但显然不是这样的创业公司。

半年后,阿宝选择了一家成长型的连锁公司加盟,他的职位是副总裁,负责品牌和融资。在巨额亏损境况下,他成功两轮融资,让公司在生死边缘数次化险为夷。

直到有一天,半夜早醒,然后持续半年,每晚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

失眠时内心焦躁不安,渴望倾诉,这种心境阿宝不可能和公司员工分担,也不可能告诉商业合作伙伴。阿宝需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他开始写商战小说。那些日常发生在身边的商业故事,像水一样从他的笔端流出。

他亲历的高层内斗和融资的经历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阿宝写的很快,几乎三个月时间,他差不多就完成四十万字的小说。

这个过程中,阿宝辞职了,他觉得他不能拿着自己的命耗了,长期失眠,他的脸上已经长出了一些老年斑,发际线也在后移。

这次离职后,阿宝自己创业了,他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公司的地址在北京东四环的竞园,曾经的两个下属跟着他来到了这个新公司,他签约了一个导演。阿宝曾经熟悉的那些投资人他们只投资互联网,他们不懂电影产业也不投电影产业。

阿宝这次创业,持续了一年,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定好的电影项目被延迟,总体上有点萧条。

再次告别创业后的阿宝加入了中国作协,而后他获得了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莫言、余华、王安忆、张抗抗、刘震云、迟子建等作家都在这所“文坛的黄埔军校”学习过。整整一学期,阿宝从未缺过一堂课。

现在阿宝不再创业了,他成为天使投资人,他只投自己熟悉赛道的创业者,投了工业机器人、养老、医疗器械、游戏、生鲜电商等项目,这些被投资的创业者,都是被阿宝认可的朋友。

失眠是抑郁症的前哨,阿宝的失眠症还是未好,但他没有抑郁,因为他热爱写作。

“我曾经得了很严重的郁抑症,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到夜里眼睛盯得跟灯泡似的……看待事情非常非常悲观”,万科前高管毛大庆回忆起自己的抑郁的状态。

毛大庆曾尝试过看心理医生,但收效甚微。期间他去美国跟王石吃了一顿四个小时的午餐,“就像祥林嫂一样在那一直说一直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负面呢?”后来跑步治愈了他的抑郁。

法制周报曾提到一份公开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自己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走向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如何九死一生?

剔除创业者成功时的风光无限后,剩下便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所说,便意味着他的一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伴而行,再也不得轻松。

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工作狂,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没有节假日、上下班的概念。即使有病也一再拖。

网上曾流传过王健林的一天作息表,他早上4点起床,健身45分钟,工作量约是16小时;马云一年飞行了800多个小时,平均每天2小时在飞机上度过,走访了33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腾讯员工而言,凌晨三四点收到马化腾的回复邮件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曾回忆自己刚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常半夜2点钟醒来,起床回Email。回复完继续睡觉,再醒来也才5点钟,再起床回Email……长时间在高压工作,造成我抵抗力减弱,这可能也是后来生病的原因。”

“钢铁侠”马斯克。在最困难的时间,特斯拉面临资金短缺、员工离职、美国次贷危机……马斯克一度精神崩溃。多年以后,马斯克把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形容为“一边嚼着玻璃,一边凝视死亡的深渊”。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创业30年来,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年中200多天都奔波在市场一线。工作几乎是宗庆后的全部,他上班不是朝九晚五,而是朝七晚十一,几十年如一日。

《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艾萨克森说“乔布斯在死前一天还是在工作”。 青岛啤酒的彭作义突发心肌梗塞意外去世、大中电器的胡凯、爱立信的杨迈都死于心脏病、春雨医生的张锐……更多是积劳成疾,过劳猝死。

创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承担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

失败则是创业的一种常态。

“跨界美食家”是安传东的第二个创业项目,定位于短视频MCN机构。这个项目在2017年的经纬创答会上被张颖否定了。安传东又失败了。

周亚辉,昆仑万维董事长。第一次创业的周亚辉是做多媒体光盘,他在清华科技园租了一个办公室,账面只剩10万块钱时,办公室就被退掉了。后来,周亚辉就在五道口附近租了两个2000块钱的两居。刚刚工作的第一个暑假,他几乎天天中午都吃蛋炒饭,3块钱。

周亚辉的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并不偶然。失败是创业路上的一种常态。周亚辉多年后坦陈,“我觉得大学生创业,其实就是拿着一把木头枪上战场,觉得自己很英雄,实际上是个木头枪,一枪就被人打死了,自己还打不死别人。”

周亚辉第一次创业失败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创业。他在寻找新的机会,他去了陈一舟的千橡互动做总监,他觉得千橡互动里有很多技术高手,他想了解技术,他觉得自己不懂技术。千橡互动的创始人陈一舟给了周亚辉很多启发。

陈一舟说,“互联网上第二拨创业者肯定比第一拨更难成功,上一拨创业时,哪里都是空地,占一片就可以。现在,已经有几个大城市了,只能做游击队,一边找几片相对肥沃的草地,逐渐变成小村庄,再变成城市;一边寻找其他草地。”

周亚辉也找到了他的空地——海外网页游戏。

翻翻中国互联网不长不短的历史,几乎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都找到了市场的空白点。找到市场的空白点,这显然只是创业成功标准动作的第一要义,

第二要义,要对这个事业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美国硅谷,大部分公司创立的时候,都以伟大为目标。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答案是:只有“这个产品不得不做”的冲动,才是真正的创业理由。

卡耐基曾请教古里奇公司的董事长古里奇,成功的第一要义是什么?古里奇回答:“喜欢你的工作”。他说,“如果你喜欢你从事的工作,你工作的时间也许很长,但丝毫不觉得在工作,反倒像是在游戏”。

宿华,快手CEO,除了编程,没有什么爱好。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他坦陈他的偶像是两位谷歌程序员:Jeff Dean和Sanjay Ghemawat。他读过很多他们的代码,“就跟你读了一个人写的小说是一样的,你会很喜欢这个人。”

快手初创期,每个创始人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写代码。到了2015年,主管前端开发的程一笑就不写了。由于后端压力大,CEO宿华一直写到了2016年年初。熬夜作战是经常的事,至于是否存在连续几天不洗澡,他说,“乔布斯也不爱洗澡。”

看王小川的故事也是如此,如果不热爱搜索,没有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执念,就没有后来的搜狗。

所有光鲜的成功背后必然有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如软银亚洲总裁阎炎所说:“我们太多的人去讲微软盖茨的成功、乔布斯的成功。但他们是经过多少年的奋斗才获得的?”

即便如此,能登山塔顶的只是少数人。

关于创业,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曾说过,“说实话我觉得创业真不是人干的事,都是阿猫阿狗干的,一个正常人绝对不会选择创业。因为一旦选择创业,就选择了一个无比痛苦的人生,压力、困惑、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看不起,真正能走向成功的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创业者都成了铺路石。”

创业的过程中,安传东也已经修正了他的梦想,以前他的梦想是去纳斯达克敲钟,现在,他想的是做成一家公司卖给BAT。

对创业者来说,与投资人的关系破裂是导致“至暗时刻”的最大元凶。

2016年,空空狐创始人余丹发文自述在重病期间被踢出董事会,公司股份由90%降到10%,90%股权持有者变更为昆仑万维创始人&董事长周亚辉;17年5月4日,她再度发文,称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周亚辉欲关闭空空狐,并表示希望用剩余的10%股份来交换之后的运营权;5月6日,周亚辉发布长文反驳称余丹“断章取义,拼凑故事”,给他本人带来了名誉伤害,已向其发送律师函,长文中还指责其乱花投资款;5月7日,余丹在其公众号上就周亚辉指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并表示自己没有乱花投资款;今日凌晨,周亚辉授权的律师事务所向猎云网爆料余丹部分置装报销单据,似乎在用票据回应余丹的解释。

  短短几天,空空狐事件不断反转发酵,他们在做哪些业务,一票群众不明所以,但余小丹与周亚辉这两个名字以及期间摩擦却迅速在创投圈口耳相传。这种创始人与投资人对撕的事件虽然看点十足,但也并非个案。

  易到周航称大股东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回应称其诽谤

  2017年4月17日晚,易到创始人兼CEO周航发声,称大股东乐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挪用了易到13亿资金;几小时后,易到和乐视控股共同发文指责周航恶意诽谤,称乐视已为易到投入40亿,“挪用13亿”是乐视汽车生态拿走了以乐视大厦为抵押、易到为主体的贷款资金;第二天凌晨,周航通过朋友圈表示,这是在向自己泼脏水;4月18日早上,乐视方面对记者表示:“针对我们的声明,周航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反驳,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易到”是中国第一个由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软件平台和乘客四方协议的约租车服务模式。自2010年起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这个领域几乎无人进入。世事变幻,滴滴后发制人,先后合并了快的、Uber中国,成为行业绝对的大佬。而先行一步的易到用车,却因为一连串的决策失误,走向了失败的泥潭。这并不是易到的第一次危机。自2010年成立以来,政策危机、资本大战、管理层易主,已经让易到几经生死。

  大娘水饺吴国强呛声资方管理,磨合3年终分手

  2016年初,大娘水饺创始人吴国强写的一封《致全体大娘人的公开信》在网上传播,品牌创始团队与资方管理团队之间的矛盾暴露于众,信中吴国强表示,自从CVC接手大娘水饺以来,公司业绩逐年下滑,自己去参加公司年会时还遭到了现场保安的阻拦。

  1996年4月,吴国强将常州一家小餐馆改名为大娘水饺,在吴国强的带领下,大娘水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为中式快餐行业的领军企业;2013年,吴国强已经年满60,他开始考虑把企业交给专业的团队;2013年12月16日,大娘水饺与CVC在香港进行了交割,双方经营理念完全不同,股权交割后,为了确保大娘水饺的管理平稳过渡,吴国强受资方聘请,担任董事长和企业顾问,很快,资方聘请的管理团队与创始团队间有了包括会议方式、管理方式、产品线、成本控制、用工和薪资结构在内的矛盾。

  自2014年3月,大娘水饺正式被CVC收购以来,大娘水饺似乎就再也没有平静过。2017年春节前夕,大娘水饺被格林豪泰酒店(中国)有限公司收购的股权案公告被发布在商务部反垄断局网站上,这一跨界收购意味着大娘水饺与CVC近三年的磨合宣告终结。回顾这三年间所经历的数次CEO更迭以及2016年初的创始人被禁入年会会场争端,每一件事都让这家创立20余年的餐企“气喘吁吁”。在如今竞争激烈的水饺品类市场中,大娘水饺似乎还没来得及仔细应对对手的挤压,就被企业内部的风云变幻打入被动局面。尽管如此,仍有业内人士认为,离开了CVC的大娘水饺,或许仍有扭转现状的机会。

  俏江南VS  CVC:法庭相见分外眼红

  2000年4月,张兰将创业近10年攒下的6000万元投资进军中高端餐饮业,在北京国贸的高档写字楼里,第一家以川剧变脸脸谱为Logo的“俏江南”餐厅应运而生;2007年,俏江南销售额已高达10亿元左右;2008年,张兰引入鼎晖投资。鼎晖以2亿的价格换取俏江南10.526%股权,两人最初相谈甚欢,最后关系却被闹僵;2014年,CVC以3亿美元收购俏江南82.7%股权,鼎晖抽身退出。之后俏江南的业绩一路下滑,双方矛盾不断,CVC试图撤销交易,张兰资产被冻结,双方还为此打起了一场贸易仲裁案的官司;2015年年中,债权银团指派的保华公司接手俏江南,并最终交由新投资人。

  对于资本的引入,张兰直言“太后悔了”,资本方则称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双方没有赢的一方,俏江南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俏江南,像张兰儿子、大S老公说的那样:在与境外资本的博弈中,创始股东离场,而最后受伤害的是一个创立了16年的本土品牌。

  雷士照明吴长江:二斗资方,曲终人散被判14年刑期

  1998年,吴长江与其他二人沟通创办雷士照明,2005年,由于经营上的分歧,吴长江被迫让出全部股份,携8000万元出走雷士照明,随后,全体经销商力挺吴长江,他顺利回归,其合伙人携款出局。

  为了在半年内付清1.6亿元股权转让款,吴长江四处借钱,甚至借高利贷,并引入财务投资人软银赛富和高盛、施耐德电气等,股权不断被稀释,沦为第二大股东,2010年5月,雷士照明在香港上市。到11年,吴长江只剩下15.33%雷士股权,而阎焱掌管的赛富则持有18.48%。

  12年5月25日,雷士照明公告,称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的董事长及相关一切职务,而当时的雷士第一大股东、投资方赛富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将出任董事长;7月12日,吴长江微博自称“被逼辞职”,要求回归雷士。随后围绕吴长江回归问题,7月12日雷士经销商上演逼宫大戏力挺吴长江,7月13日雷士照明员工全国停工抗议,7月27日雷士运营商召开动员会欲另起炉灶等诸多事件接连发生。

  而彼时处在风波中心的吴长江和阎焱也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9月4日,雷士照明公告,称董事会决定设立一个临时运营委员会,董事会任命吴长江为公司临时运营委员会负责人,该运营委员会管理公司日常运营。雷士照明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2012年9月,吴长江重返雷士管理层后找到德豪润达董事长王冬雷并签署一份“秘密协议”,很快,王冬雷入股雷士,并协助吴长江重返董事会,担任CEO,此时阎焱成为了出局者。

  王冬雷成为雷士第一大股东后开始主导雷士与德豪之间的业务整合,包括将雷士核心业务T8支架转移进入德豪润达(该业务每年贡献了公司20%的收入),吴长江有所不满。和上一次资方与创始人一样,为了公司经营权,双方又开始“切磋较量”。

  14年10月28日,警方介入雷士照明内斗,吴长江涉嫌挪用资金被立案侦查;15年1月12日,吴长江被惠州市公安局正式逮捕;16年12月22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吴长江以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判处两项罪名,被判处14年刑期。

  “情侣”常常被拿来形容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关系,创企希望通过资本来快速抢占市场,而资本也希望从创企身上获得未来收益,二者情投意合,但在短暂的蜜月期,创企与资本各有诉求之后,同床异梦的二者则有可能迅速成为敌人,反目成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尽人散是不可避免的悲剧。

创新工场CEO、原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罹患淋巴癌。在经历了17个月的痛苦治疗后,李开复写下《向死而生》一书,他在书中这样说道:

  “如果不是癌症,我可能会循着过去的惯性继续走下去,也许我可以获取更优渥的名利地位、创造更多成功的故事,如今,癌症把我硬生生推倒,这场生死大病开启了我的智慧,我依旧会尽力投身工作,让世界更好;但我也更真切地知道,生命该怎么过才是最圆满的。”

  对于无法保证睡眠、长期缺觉的创业者,李开复再三提醒——健康比创业重要!

By 薛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