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做人做事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从送外卖的基本情况、个人体验与观察、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讲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全文如下：

说干就干。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希望的问题：能否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再像霍布斯所说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帕切科《约拿报告》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比如说：案例一。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帕切科《牢笼》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为什么呢? 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By 邢斌

在新加坡工作十六七年了，老婆孩子、房、车都有。家人参与过两次大选，孩子读了多年公校，可能我能总结的相对全面一些。

如果和中国大陆比的话：

好的地方：

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大量的国际人才为本地公司带来很多不同思想、文化、教育之间的碰撞。拿我工作的本地某银行来说，除了本地员工（本地华人、本地印度人等），更有大量的外来人员在这里服务。包括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大陆、香港、台湾、韩国），印度，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各个欧美国家等。就像美国对全球人才的收割，新加坡对亚洲人才也有一定程度的收割。

这几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中美脱钩、新冠疫情、高通胀等，期间新加坡政府总体表现还是很好的。这个政府很务实（完全不讲虚的）、很开放（新观念都能跟得上，比如近期积极响应web3.0和加密科技），很勤奋（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新冠时满世界搜罗生活物资），有头脑（知道新加坡的优势劣势，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也明白自己要为谁负责（新加坡大选还是有力的）。

在新加坡比较少PUA。工作中，公司高层和顶头上司都是就事论事，而不是讲鞠躬尽瘁这套（最近来坡的某些中资科技公司可能不同，哈哈）；回家打开电视报纸，李显龙等政府高层讲话做事也都接地气，英文所谓make sense。想、说、做三者能一致还是不容易的。

新加坡一般不站队，和几乎所有国家都关系不错。最近我的一些美国同学担忧中美对抗的风险，在琢磨着搬来新加坡。

国际形势影响下，这几年新加坡多了不少高薪岗位，特别在科技领域。原因有几个：1，中美脱钩+香港折腾后，国际资本更需要新加坡这个桥梁来辐射亚太；2，中国的科技公司往往把新加坡当作出海的第一个桥头堡（国内红海了，同时新加坡文化接近、没有时差、飞机四五个小时、营商环境不错）；3，本地的科技公司有些也慢慢做大了；4，随着国内的一些变化，中国的富豪也喜欢肉身来新加坡。

新加坡的购买力平价GDP（十万美元上下）是世界前几位，欧美日澳新等都在身后，这部分体现了整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竞争力。当然，新加坡的高GDP很大程度来自于高就业率（女性就业率很高、老人退休晚）和长劳动时间（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40小时了，远超老欧洲）。

非常安全，世界前列

政府廉洁、高效、政府雇员服务态度较好。

还算干净、整洁。新加坡的干净有一部分是靠清洁工人打扫出来的。

社会比较和谐（种族、阶层），除了和外来移民的一些矛盾。

绝大部分时候空气质量很好。（这五六年几乎不见烧芭带来的雾霾。猜测或者是印尼前年一次烧太多，现在没什么林可烧了；或者是这几年印尼政府加大了管理的力度）

人的素质还不错（但低素质的也有一些），身边很多人都有丢失钱包手机被送回的经历，包括我自己和我老婆。某次我和老婆去巴刹吃饭，因为不饿两人只点了一份饭，邻桌本地人还想把自己的饭送给我

这几年多了很多上档次的中餐馆，中餐选择越来越丰富了。吃饭的选择还行。不如中国，但肯定比欧美好。基本上食品安全还算放心。新加坡大力推广“食阁”，也就是集中的大排档，涵盖各种口味。这种卫生有基本保证，价格也很亲民，四五新币就能吃一餐。同时这几年也多了不少中国超市，想买各种中国零食、调味料都很容易。

新加坡海运立国，加上距离中国不远，从中国购物然后海运来新加坡很容易。一般每立方米五百人民币左右，加上清关大概半个月时间能拿到手。现在坡县很多中国人自发组织的海运团，大家淘宝京东后，再一起凑几立方海运来坡。

各种公共服务还不错，也算基本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比如图书馆，的确很好

公园算比较多，也都免费。周末可溜娃的地方不少，但别期待什么壮丽风景

公路交通基本上不拥堵，代价就是私家车非常昂贵

买车虽然贵，但公开透明的出钱就行，不用排队摇号这些。

双语教育也算优势吧，但免不了新加坡腔。英文、中文都是小学的四大主课之一（排课时间排序是英文>数学~=中文>科学），只是和中国的地位反转。新加坡是只有中文课是中文（科学、数学、历史等等都是英文），而中国则是翻过来。本地教育之后，孩子的英文将会很好（听说读写），中文会比较差，但可以应付日常生活。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新加坡教简体中文和汉语拼音，学校教材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我看我儿子的小学教材，有不少让我感到亲切的中国文化内容，比如孙悟空、曹冲称象、花木兰、长城长江，以及“二月春风似剪刀”

主体民族是华人，比较容易融入。同文同种还是有作用的。虽然大家成长环境不同，但毕竟母语都是中文，毕竟都过春节、清明。出门吃饭买菜，很多时候就自然的用中文了。

读书的话，去欧美名校相对容易。本地高中生每年都能去几十个牛津剑桥，而录取最难的是美国那些top（哈佛、MIT每年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但二档藤校就比较多了）

住房问题解决的较好，一手组屋的价格很亲民。这几年国内几轮暴涨之后，新加坡好地段的公寓已经比北京上海便宜了。比如较好地段的次新房，建筑面积130平（套内110平）的三卧室泳池公寓大概1000万人民币左右，还自带停车位。

这几年经济又算比较繁荣，各行各业都请不到人。经济算是比较蓬勃（对比欧美），就业机会很多。

本地的低收入群体需要直面外来移民的竞争，压力还是有的。本地的建筑工人、家佣都是外国人，而很多服务业雇员也是外国人，比如餐饮零售。对比过来的话，香港台湾的建筑工人就给本地人提供很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当然，这个国策收割了周边国家的低端人口，部分的提高了新加坡的生产力。

企业年假较多，一般二十天到三十天不等。

个人所得税很低（但有消费税），且有一些扣税额度。大部分工薪阶层，目测有效税率不到5%。

每个人的养老金账户（CPF）是完全独立的，完全不存在统筹。我相信看这篇文章的基本都是高收入打工人，那这个政策对你是有利的，这说明你的钱不会被拿去补贴穷人。

政府预算谨慎，一般都有结余。同时本地的主权基金生财有道，比如淡马锡在全球的各种投资，其收益还可以反哺预算（2022年国库收入中有210亿新元来自主权投资的收益）。意味着找个人收税的压力会少些吧。

新元币值稳定，这几十年一直坚挺乃至升值。同事们纷纷调侃现在该去日本欧洲玩，能省不少了。

购物还不错。名牌的话，比香港贵、比大陆便宜。

社会贫富差距还可以，可能比大陆、香港好些。

工作上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大家一般都就事论事。

回国方便，现在能直飞国内不少城市了，包括一些二三线城市。

去周边海岛度假，或者坐个游轮之类，很容易。

如果拿新加坡护照的话，基本上常去的国家都可以免签，甚至包括中国。（发达国家里能免签中国的只有日本和新加坡）

上网没有限制，不用翻墙。

请女佣方便，省心，便宜。我家菲佣月薪七百新币，吃饭不上桌，工作时间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八九点，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清洁和孩子接送。未经允许不可因为私事外出（当然她白天大把时间休息放空）。每周休假一天，每两年回菲律宾休假一次。最近我们经常让她跟着油管的小高姐频道自学中餐。

医疗体制算有效率。中国的不合理（以药养医），美国的太贵。

气候在我看来还不错。虽然四季夏天，但最高气温不过三十一二度，加上本地下雨多，也一直多云，并不会感到特别闷热（我本人在家从不需要空调）。常年裤衩，随时游泳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当然，本地无处不在的空调也有帮助。再就是，新加坡其实并不潮湿，因为下雨一般只是阵雨，出太阳时候多，一般也通风良好。即使在室内阴处，一般一天也能把衣服晾干，能晾在太阳下估计几个小时就够了。

不好的：

对个人来说，职业发展（薪水的增长幅度）和财富增值（房价上涨幅度）方面，现在的确比不过国内的一线城市。我在新加坡的圈子里，大家对国内和硅谷的大offer都有些羡慕，更不用说翻番的房价了。

这几年坡县大力投入公共交通。旧有地铁线这几年很少出事，新修的几条地铁下面几年也会陆续投入使用。之后公共交通应该能解决的很好。坡县的基础设施水平近年有所下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铁。这几年地铁时不时停运，政府似乎也尽全力修补，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这算是十年二十年前投入不足的后果吧，要改善可能还得再过几年。国内大城市往往一下开工五条地铁或者更多，这里能开工两条就很不容易了。

现在公司招人，明面上必须新加坡公民优先。对于入门岗位来说，必须本地人找不到了（公民和永久居民），才可以请外国人（工作签证）。另外外来人口想就业，工作签证也越来越难搞定，薪水门槛水涨船高。最近甚至一些本地学位的中国学生都拿不到工作签了。（但本地鼓励新兴科技，不少中国科技公司可以从中国大量搬人过来，有特殊政策）

本地人对噪音的容忍度非常高，想找到安静的房子很难。（很难避开车流声，特别是摩托车；以及震耳欲聋到晚上十点半的歌台）

这几年越来越拥挤，600万人挤在一个海淀区这么大的地方。（但可能比北京上海还是好些）

不比中美，这里想自驾俩三个小时去野外比较难。（只有旁边马来西亚，虽然马来的确很不错）

私家车很贵。新加坡的车价构成非常复杂，几乎可以单开一个主题了。政府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抬高车价来控制交通拥堵。车价组成大体有：车到岸进口价+关税（20%到岸价）+额外注册费（100%以上的到岸价）+环境税（看车是否省油）+拥车证（拍卖，目前大概在六七万新币）+消费税（7%）+车商成本和利润等。一辆卡罗拉到岸价约一万六，最终售价约12万新币（五十多万人民币）。

私人公寓，尤其是好地段的，价格昂贵。较好地段差不多一两千万人民币一套三居室。租房也涨了很多，一个偏远的三卧室组屋可能也得一万五人民币一个月。

国家经济体量很小，对外部经济依赖较大。每次中美生病，新加坡这边也免不了吃药。

政府这几年受民粹影响，长远决策越来越难

民意现在有点排外

现在自己拿永久居民，或者父母拿长期居留签，都比以前难很多了

烟酒很贵（税太高），没有口香糖

福利不多（对比欧美），当然这是低税的必然后果。

这两年新加坡网购进步不小，阿里巴巴和亚马逊都有发力。当然还是不如国内方便。网上购物不太发达，经常让人羡慕国内的淘宝和美国的亚马逊。不过这几年大有改善了。

没什么文化积累，不如香港。没什么好的博物馆、历史文物等，文艺演出还可以

学生从小学开始，压力就非常大了。父母都很“怕输”，而孩子免不了刷题。身在人口稠密、资源紧张的亚洲，新加坡的孩子的成长道路也不得不“卷”，这点和港澳台、日韩是一模一样的。

平均工作时间和韩国并列发达经济体里的全球第一吧，但感觉工作压力应该比香港小。

男性公民和二代永久居民需要强制服21个月兵役，之后每年还需要入伍几个星期直到四十岁。我家两个男娃，早已做好思想建设。

旁边的两个邻居都不咋地。人种、宗教、文化、发展程度都大不相同，也都算不上友好。所以虽然新加坡本身有点像个小瑞士，但周边就没法比了。当然，这也让新加坡更得以享受周边的人口红利，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新加坡对高净值人群的移民也非常严格

2023年6月23日，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先生宣布了改进单一家族办公室（SFO）的税收激励计划。而最新的13O/13U标准、阶梯式开支要求和资本部署要求（CDR）已于7月5日生效。

本文将归纳之前宣布的三大激励措施以及最新的家族办公室要求。

一、三大激励措施

新加坡当局鼓励家族办公室（“家办”）在以下三大领域做出贡献并推出了相应的激励计划：

1.   在慈善活动方面，为慈善捐款提供税收优惠、奖励或赠款，旨在通过慈善税收优惠促进本地慈善事业的发展，并提升其作为慈善中心的地位。在新加坡设有家办的慈善捐赠者，可以通过符合资格的本地中介机构进行捐赠，以此获得100%的海外捐赠税收减免。

（1）捐赠者必须持有符合13O/13U规定的基金并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例如必须有20万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要求。

（2）此外，税务扣除的上限为捐赠者法定收入的40%。

2.   在混合融资方面，鼓励家办参与混合融资架构。如果家办能提供投资此类架构，家办每花费一新元会被认定为提供了价值两新元的资助。被认定的资助可以算作金管局要求的本地开销。

3.   在气候变化投资方面，当局希望通过扩大气候相关的投资认证范围，缓解气候危机。新加坡当局将承认全球范围内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而不仅限于新加坡境内。

二、家族办公室13O & 13U最新要求

MAS也根据新的激励政策，更新了家办的条件和要求。

要求	《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O条	《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U条
资产规模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指定投资须达到至少2,000万新元。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指定投资须达到至少5,000万新元。
	“指定投资”指证券、基金、股票等，不包括保险、新加坡本地房产及加密货币的投资。
专业投资人士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雇用至少2名专业投资人员，且其中1名为非家庭成员。	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间，雇用至少3名专业投资人员，且其中1名为非家庭成员。
	专业投资人员要求：有相关的正式工作经验（从事投资管理或并购）或学历（例如金融相关学位，CFA、CMFAS证书等）；符合资格的投资专业人员必须被雇用为投资组合经理、研究分析师或交易员，其月薪不低于3,500新元，并且每月有超过50%的时间参与符合资格的活动；在激励期间，合格的专业投资人士必须是新加坡税务居民；以上投资专业人士都必须在正式申请前受雇；投资专业人士的变动需要向MAS报告和更新；非家庭成员的专业投资人员必须全职在家族办公室工作，并且在家族办公室之外的公司中只能担任非执行职位。如果此专业投资人员在多个免税的家族办公室中担任职位，则不能被视为第二个家族办公室的专业投资人员。如果创富人作为传业投资人士，虽然没有相关学术背景或相关的正式工作经验，也可以申请成为专业投资人士，但需要详细阐述管理个人财富的足够经验。
本地运营开支	阶梯式开支要求，其中本地商业花销需要至少为20万新元。	阶梯式开支要求，其中本地商业花销需要至少为20万新元。
	如果家办的资产超过5,000万新元,对当地慈善机构的捐款和对混合融资结构的赠款（实质参与新加坡金融的机构），可以纳入阶梯式开支的计算中，并且在计算税收优惠时以投资额的双倍计算。例如，将30万新元捐给亚洲气候解决助学金，则在统计时按照60万新元统计。
资本部署要求	本地投资的最低限额为资产规模的10%或1,000万新元，以最低者为准。本地投资包括：在MAS批准的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信托或交易所交易基金；符合资格的债务证券；新加坡授权金融机构分销的非上市基金；新加坡本地经营的非上市企业；气候相关投资（新增）；混合融资架构（新增）。本地投资金额的计算可以基于产品类型进行倍数计算（1.5倍或2倍）。例如，在新加坡交易所股票的投资金额可以计算为实际金额的两倍。如果购买了价值100万新元的新加坡交易所股票，则可以将其视为本地投资的200万新元。
私人银行账户	基金必须在申请时和整个激励期内，在MAS许可的金融机构拥有私人银行账户。

新加坡是一个能让人时时感受到“监管”的社会，它适合按部就班，非常喜欢守规则，上进心适中的人，但并不适合“艺高人胆大”，喜欢刺激，随性生活的人。无论你是中产还是拥有几个小目标的高净值人士，都要谨慎考虑你适不适合新加坡。

By NM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963—1975年生人是共和国最幸运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最早的红利——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下海、全球化、互联网……个人实现了阶层跃迁，像潘石屹、马云、刘强东等人更是实现了身份三级跳，从农家子弟或小城青年跃升为超级富豪、国际名流。

相比之下，当前的80后、90后就成了所谓“软阶层”：没有了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不说，还要与“996”抗争，同时还得保住饭碗，稍有不慎职场晋级就遭遇卡壳，HR还不时拿35岁这道坎说事。

“软阶层”的另一种光鲜的称谓是“新中产”：他们表面风光、左右腾挪，同时也是消费升级、审美升级、职场文化升级的主力军。

相对于上一代“老中产”，新中产要同时为位子（职场）、脑子（认知升级）、房子（房价）、老子（父母养老）和孩子（教育）而奋斗，我称之为“新五子登科”。

拼多多上位，

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电商的最新格局是，拼多多直追阿里营收达到其七成，今年“6·18”又是拼多多唱主角，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连马云最近都宣布阿里要回归淘宝低价模式。

就业市场上，骑手招满、滴滴司机招满，许多行业从“有序竞争”陷入“无效内卷”……都说年轻人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请先给他们一个吃苦的机会。

年轻人入职数年，结果却发现收入还不如父母的退休金。

在过去，逼着父母掏空钱包凑首付的行为，多少还有点啃老的羞耻感；到今天，盘算着父母的养老金过日子，好像已经毫无心理压力。

形势比人强，年轻人要在大城市安家，靠自己越来越不现实了，“全职儿女”啃父母、盘算老辈养老金，似乎理所当然。

但这一情况，不独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先行一步。

在日本，中年宅男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的现象越来越多。

今年，日本59岁啃老宅男因看动画被打断怒杀双亲。

之前也有父亲看家中宅男没出息怒将其杀死的新闻。

如今，日本人最大的孝竟然是不啃老。

美国的80后中，社会学家发现只有50%的人找到的工作好于父母的工作，对比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这一比例是2/3。

从收入而言，经济学家发现，在这批80后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而在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这个比例为90%。

房价高企下，不少北美90后也纷纷搬回父母家同住。

一度，有车有房、养两三个小孩或猫狗是中产标志，也是美国梦的标配，可经济不景气下，中产梦也纷纷软下去。

看来，全球新中产都需要心理调适。

要警惕未富先老的“软阶层”社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

但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两极社会，即大前研一所谓“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升职加薪，那是上一代人。

大前研一说：“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当日本进入到大量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

一个有警示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也会成为“M型社会”吗？

按照大前研一归结“M型社会”的四个特点——少子老龄化、高储蓄率、通货膨胀、阶层板结，我们似乎看到些许影子。

中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吗？当我们面对少子老龄化、就业困境等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中产”这个筐里，

装的可能都是“迷魂药”

当然也有一派乐观者，比如某些专家。

近日，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表示：据测算，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月入3000元就能算中产？

这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要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当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可在北上广深，这个收入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很难。

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一句话点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不等于中产。

所谓中产阶层，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说的是有房有车、有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有百万元以上存款，能实现“新五子登科”，缺一不可！

而且“中产”是个家庭概念，以每个家庭三四口人计算，北大理财师香帅的团队测算出不同城市的最低中产门槛：一线（北上广深）中产，50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5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新一线，200万—25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3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普通二线，150万—200万元总资产，其中包括3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三线及以下，75万—150万元总资产，包括2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但仅仅是收入或资产还不能刻画中产画像，还有就是：他们年龄为25—45岁，其中又以25—35岁、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前卫的群体最为新锐。

传媒界把25—35岁看作“梦幻受众”，这个年龄引领风尚、热衷消费，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

今日小白，明日中产。作为新中产前身的小白，是在网上嚷嚷得最热闹的一群人，他们有传播力、能吐槽，谁抓住他们谁就能搅动网上风暴眼。

请看，传媒和商家推崇的新中产是这样的：“他”是积极进取的职场奋斗者、充满创意的生活体验者和热情消费的物质拥戴者；

“他”正处于职业生涯最活跃的上升期，能力不断获得肯定，即将晋升重要岗位；

“他”相信努力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处于迈向人生成熟阶段的转折期；

“他”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一套市区的舒适住房、一部性价比与外观同样出众的代步工具、一款象征品位的限量版名表、一部最新型智能手机——这些即使所费不菲，也值得付出；

“他”是有独立判断标准的个性消费者，对品牌的内涵、设计和美感，自有要求，决不随波逐流；随着年龄渐长，“他”已从特立独行的青年，成长为有家庭、有产业的社会中坚。

一句话，新中产代表了上升社会的上升阶层、消费时代的主导力量，结果可以想见。

什么才是中产争议背后的真命题？

现实地看，新中产其实是处在社会夹心层不断流动的一群“液态中产”。

职场竞争激烈，父母健康、个人情感以及子女教育上面临的巨大投入与压力，以及对自身理财能力的不满都成为了他们焦虑的症结所在。

从“忽然中产”到“伪中产”，再到“液态中产”，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警醒。

传媒的聚光灯下，人们只看到“口红一哥”李佳琦、田园博主李子柒的成功，羡慕人家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身家。

引导人们只关注金字塔尖1%的人的成功故事，这是巨大的失焦，因为这让大家忽视了99%的普罗大众的苦苦打拼。

回到有关中产的真命题，大家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作为个人，你不一定要去做网红，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人脉网络；你不一定要和土豪做朋友，但是你身边的圈子，应该更多样，需要更多“贵人”帮你渡过难关。

其次，经营自己的能力。把人做好、把事做对，就成功了一半，这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则。第三，在看不清方向时，不创业、不跳槽、不投资。不作不会死。

最后，作为整个社会，应该创造条件，为中产家庭减轻税负、为孩子增设教育基金、为内卷式教育减负，但最主要的还是拓展创业和就业空间，而这，需要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新中产是社会中极具创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他们左右腾挪，理应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要让他们成为“液态中产”。“新锐创领主流”，新中产是“潮流引领者”。无论在创新领域、科技行业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新中产都是引领者和践行人。

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创新创富的刀锋。

By 肖锋

陈慧娣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笑容可掬，烫过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俏皮的帽子——这张照片是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到了她在江边的监控录像。那身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打了车，到了江边拼命地跑，头也不回。”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他快八十岁了，近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复最多的是：“想不通。”

与丈夫相伴到老，身边有女儿、女婿和外孙，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却频繁地说“很难受，不想活”。齐志明说，妻子十年前便确诊抑郁症，近几年，在他的注视之下，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在更换抗抑郁药品的档口上，陈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领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动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经历，他们是沉默的。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对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公布了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较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50-64岁，患病比例为4.1%，第二高的是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为3.8%。

还有更多中国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人们窥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齐志明想，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这样老人会很受罪。

齐志明将信将疑。有的事，他没有机会再问妻子了，现在也无法对女儿开口，显得他要责怪女儿；可是，如果不说，又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齐志明的印象里，从年轻时候开始，陈慧娣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妇，属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较紧的人；后来，女儿生了孩子，两人一起接送外孙，那个孩子在身边蹦蹦跳跳，稍微一闪，几秒钟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颜色。这画面在齐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忆，五十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固执的“疑病症”。

陈慧娣觉得自己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她还说自己疼，浑身疼。后来齐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医院，一次在门诊的时候，有病友推荐他们去试一试精神科。她的病随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一剂药，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间，陈慧娣还不时地去检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肿瘤，反而“没什么”，动切除手术的前后，一点也没有闹。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这个精神类药物让自己“心乱”。

她对丈夫说过几次，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还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时候想死，我陪你去。我们年轻时就约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杀，这很不好啊。我们还有孩子、孙辈。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又对她说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拜托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齐志明完全服了软，倾诉了对她的感情。他记得，她也是有回应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监控视频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决绝的样子。

郑华也经历过四处寻找家人的苦难。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寻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监控。傍晚，小区里与母亲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他感到，有一个猜测在心里逐渐着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抑郁症常常被认为私人的、丢人的，并且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不仅患者很少得到家人的理解，还有可能被扣上故意做作、无理取闹的帽子，也很少接受妥善的专业治疗，尤其是中老年人本就缺乏关怀，长期拖着不治疗就会给身体和精神健康埋下巨大隐患。在中国，给抑郁症“去罪化”急需提上日程。

By 明宁

每年夏天，当裙摆在街头摇曳，这往往意味着，女生和流氓间的恶战又开始了。

黄女士在上海虹桥站候车室排队检票时，突然感到身后有男子不断用身体贴近，察觉异常的黄女士当即报警。

经民警讯问，作案男子范某提前将偷拍设备绑在运动鞋上，屡次择机对准黄女士的裙底，民警随后在范某身上查获偷拍录像设备4套，内存卡3张，内容不堪入目。

东莞寮步镇公安分局便衣民警在蹲点过程中，注意到一名中年男子（赖某）形迹可疑，密切观察后，民警将正在实施偷拍行为的赖某当场抓获，深入调查后发现，赖某前后共作案10次，已偷拍视频近20个。

类似的新闻并非个例。通过搜索，就会发现近两个月出现的偷拍事件，不仅层出不穷，还屡禁不止。

无孔不入的摄像头，让数以万计的女性在未知状态下，不仅沦为别人偷窥和意淫的对象，还成为行走的利益。

细思极恐的是，“偷拍”早已经形成一条暗自流通的全产业链，不法分子靠着售卖隐私，轻易就能年入百万。

现实不是“楚门的世界”，但我们却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楚门”。

偷拍视奸突破下限，手段之恶防不胜防

地铁、商场、酒店、公寓、洗手间……每个极为普通的场所，每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都可能隐藏着谍战片中才能看到的迷你摄像头，暗自窥视着芸芸众生。

这些微型、针孔摄像头外观多变，可以伪装在矿泉水瓶、插座、烟灰缸等日常用品里，或者是钞票上，让人根本防不胜防。

就在今年3月，一则“夫妻住民宿遭偷拍8小时”的新闻上了热搜，被远程控制的视频里，不仅实拍了室内全部动态，还能推拉摇移局部放大，连两人间的悄悄话也被听的一清二楚，本应受到保护的个人隐私，却成了电脑和手机上的“玩物”。

无独有偶，6月初，来厦门旅游的花女士入住当地某快捷酒店，刚准备休息，花女士突然发现房间吊顶处的灯筒四周疑似有二次粉刷的痕迹。

经仔细检查，花女士发现灯筒上有个微小的孔洞，内藏微型摄像头，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后发现，该微型摄像头所连接的供电并非独立供电，而是连接了酒店吊顶电源线路，且存在时间久远，这个摄像头到底拍下了多少画面，当中又涉及多少人，简直不敢想象。

事实上，早在2014年12月，公安部等部门就下发规定文件《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奈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虽然大型电商平台早已下架“针孔摄像头”等商品，但通过搜索“家用监控”、“商用”等关键词，依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购买到偷拍设备。

迭代到现在，偷拍设备也在“与时俱进”。如果说先前的摄像头还可以用红外线反射进行探测，但现在已陆续诞生了大量“防红外反射”的品类，最小的摄像头仅有5毫米，内里的光学镜片只有三根头发丝那么细，清晰度却能达到4K——几乎相当于影院效果。

也有人想到“更好”的办法，比如入住酒店时把取电卡拿出来，断掉房间电源，摄像头没电，就不能工作了。但对不起，无论断网还是断电，针孔摄像头至少都能再续航24小时。

不满足于视频内容，这帮人甚至还紧跟潮流玩起了“实时直播”。被新闻曝光的北京一网约车司机，每天晚上11点左右，守在首都机场，专接空姐订单，在空姐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启偷拍直播，直播间里的观众，最高达到过18万人次。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连“家”这个最安全的庇护所，同样危机重重。去年，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家用摄像头案件，32人贩卖某公司品牌APP破解工具，对他人的家用摄像头进行扫描，控制了数十万只家用摄像头，只要打开相应APP，就能“视奸”别人的日常起居。

更可怕的是，竟然还有APP公然为“偷拍”提供保护。最近走红的一款名叫“安全相机”的APP（目前已下架），在介绍中自称是“手机版的针孔相机”，可以伪装、瞄准、无声拍照，还能阅后即焚，不留证据，以科技之名为偷拍大开“方便之门”，恶寒至极。

如今，从制造出售器材到偷拍，再到售卖传播不雅视频，偷拍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中更庞大。

明码标价分类售卖，非法牟利年入百万

当职业偷拍者顺利得手后，就进入了丧心病狂的售卖环节。

这种人又被叫做“种爷”，手中往往拥有海量视频资源，他们先将不同的受害者，根据穿着、体态、身份等特征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再别有用心地掐头去尾、重新组合，编造“小电影”剧情。

紧接着，“种爷”们会通过所有可利用的平台进行分发，包括但不限于微博、陌陌、探探、贴吧等，以QQ、微信群为据点，进行私下交易。

前段时间，有都市报道的记者潜入了一个900多名成员的偷拍群里，短短20天时间，就有8000多条视频被传入，涉及范围包括美容院、试衣间甚至浴室、厕所等地，大量私密画面被公然叫卖。

群主洋洋得意地表示：“这种原生态视频是最抢手的，好多人就喜欢看这个，我这个视频卖好几百回了，挣得不少。”不仅毫无愧疚罪恶感，内部还衍生出“收徒代拍制”。

只要愿意出钱，偷拍团队还能提供“私人订制”，不管买家想看哪个省份或者地区，都可以派人前去安装摄像头。

这伙人还有一个“绝活”，专门破解家用摄像头的ID、用户名和密码。在记者的要求下，对方当场做了演示，不到半小时，仅吉林省就有3000多个家庭摄像头遭到了破解。

▲图/都市报道

作为女性防不胜防

近日，一条关于“地铁痴汉”的纪录片引起了热议。记者在一个偷拍网站的团伙中卧底一年，写出了一篇名为《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的报道。

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偷拍者故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拍摄视频，并上传至非法网站上供用户下载。

纪录片《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截图。

在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针对偷拍行为的法律条款。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花上一顿饭的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观看他人最私密的照片和视频。

在人性之恶没有被控制和兜底的地方，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从中嗅到了恶臭的商机。

“给你网址，永久使用，免费更新，高清无码。”新周刊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售卖色情网站和资源的QQ群，群主如此介绍自己的“产品”。而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偷拍类视频的时候，对方很快表示也有“相应的网盘群”，每天更新，“群里可以互换（资源）”，“那种收费高点，50元”。

和中介对话截图。

偷拍，俨然成了生意，女性的隐私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每日更新，意味着每天都有人被窥探。新周刊记者观察到，从群里的“资源”上标注的地点来看，偷拍多发生在厕所、酒店、旅馆，甚至是私人住宅的内部。大部分被偷拍者于自己被偷拍的事实毫不知情，但他们的隐私已然被窥视、被贩卖。

在新周刊记者所接触到的社群和网站视频中，被偷拍的对象中，单独出现的女性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严格来说，图片和视频都不是实体商品，这些中介售卖的是观看这些内容的资格。在成本固定的基础上，他们仅仅需要线上分发和传播，向想要观看的用户收取会员费用，就足以创造较大的利润。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根据“湃客·有数”报道《酒店偷拍产业链里，你的隐私还不及一顿饭钱｜有数》统计的数据，有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会被用于传播与售卖，偷拍视频的流向也会更加广泛：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平台直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说到，在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上，上游只要拍摄了就不愁卖，下游对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又刺激了偷拍偷窥的发展。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在裁决文书网上搜索“酒店”“摄像头”“传播淫秽”等字眼，可以交叉检索到许多具体案例。以贩卖和传播、偷拍、偷录视频为牟利手段的犯罪中，被告人多在QQ群、网盘群等社群，通过发送教程、链接、加群内好友等方式，出售偷拍的淫秽视频。

从法律上来讲，在特定情况或后续延伸行为中，偷拍行为可能涉嫌侮辱罪、诽谤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刑事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偷拍行为可能在公民的隐私权上存在民事侵权风险，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存在行政违法风险。

韩剧《灵魂维修工》中，出现了由N号房事件改编的剧情。

偷拍，到底是不是犯罪？

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黎明对新周刊记者表示，在判定偷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主要会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拍摄内容方面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第二，拍摄工具方面是否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第三，偷拍行为后果方面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

而在偷拍图片、偷录视频的数量及违法金额方面本身，暂无明确法律规定其构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标准，若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其他罪名，则按相关司法解释追诉。

偷拍产业链，比你想象中更长

从出售黄色视频社群和网站的资格再往上追溯，偷拍工具的售卖也是偷拍产业链上的一环。

偷拍于酒店、卫生间、试衣间等私人空间的视频，往往要借助隐蔽的偷拍工具。从现有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偷拍所使用的摄像头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被发现。

和以往相比，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已经强化了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工具售卖的管理。如果在淘宝直接搜索“针孔摄像头”，页面会跳转到“绿网计划”的弹窗，提醒用户：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但是“绿网计划”并没有覆盖到所有需要过滤的地方。即便“针孔摄像头”“偷拍摄像头”等字眼被屏蔽了，搜索擦边的“网络摄像头”“微型摄像头”等字眼，还是会出现相应的商品推荐。

电商平台页面截图。

为了躲避平台的监管和规制，一些商家不会在商品页直接发布真正售卖的商品，而是在客服和用户的对话页面留下联系方式，引导消费者转移到另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

“欢迎您光临本店，你想要的特殊产品请联系客服+V：×××××。”循着店铺客服留下的联系方式，新周刊记者发现，这些非法商家一般是通过朋友圈发布产品的详情。一些商家会专门卖针孔摄像头，另外一些则还会同时售卖用以迷奸的“听话水”“催情水”等药物。

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介绍。

“偷拍神器，高清4K夜视摄像头，永不断电”“插座，高清录像，手机连接远程实时观看”“私人定制风扇，1080P，隐蔽性好，不会被发现”……这些由针孔摄像头改装而来的各类物品，价格由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在不法商家的眼里，床头的手机充电器、电视柜上的排插和天花板的吊扇，都是藏匿针孔摄像头的绝佳位置，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所有设备。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针孔摄像头用于正当用途并不违法，例如记者暗访调查、公安取证环节等。但是针孔摄像头属于国家管制物品，未经过允许私自贩卖相关产品，有可能触犯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类物品在互联网灰色地带游窜，让不法分子有了犯罪的工具，而法律上的空白，则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打击偷拍产业链，究竟难在哪里

如今，偷拍行为依旧猖獗。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2”专项行动中，针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偷拍他人隐私并网上传播售卖等违法犯罪，累计侦办案件340余起，打掉非法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90余个，缴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14.1万件。

有关部门持续不断地打击偷拍行为，意图清除偷拍产业链，却始终没能达到根治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横亘在惩治偷拍产业链道路上的，是法律法规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取证难、受害者维权难这三大问题。

例如，虽然偷拍案件可能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两条罪名定罪的案例仍在少数。对于这种现象，林黎明律师分析表示，这两项罪名的定罪标准，与大众的想象和认知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法律出版社的《刑法释义》，上述犯罪定罪标准要求之一是需使用专用器材，例如微型照相机。”而一般的手机属于非专用器材，在偷拍案件定罪时便存在认定争议。

“其次，只有偷拍行为造成了如非法内容广泛传播、引发受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才有可能以上述罪名定罪。另外，如果偷拍行为同时构成其他重罪，将可能从一重罪处罚，以量刑较重的罪名定罪。”林黎明律师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在地铁上发现了有人使用手机进行偷拍，很难给予其较为严厉的惩罚。

许多偷拍个案难以判定或尚未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更多的处罚落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层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距离今天，上一次修订已经过了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看来，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偷拍会变得如此便利、偷拍规模会变得如此之大。这说明在规制偷拍行为方面，这条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和过去相比，现在偷拍的形式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是在街上用手机偷拍女性的全身照，现在变成了用针孔摄像头藏在卧室、厕所等地拍摄私密照片。

而关于偷拍行为的取证难和受害者维权难问题，林黎明律师认为，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一，专用器材较为隐蔽，难以发现。第二，专用器材中的内容未能及时固定，偷拍行为发生时没有相应监控或其他证据记录，导致刑事立案证据不足。第三，部分偷拍行为因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果，达到行政违法程度，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故只能通过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方式处罚。第四，偷拍者使用普通手机等非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

而区别于只有两端的供需关系，偷拍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有着售卖器材、执行偷拍、平台、服务器等多个层级分工协作的产业闭环，每一个层级都对这个产业有牟利的需求。因此，仅仅是打击其中一环，也很快会“春风吹又生”。

“法律都有这么多条文等着他们了，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因为它已经变成产业链了，打掉这一环，别的环节仍然存在。”陈碧教授说道。

“偷拍入罪”，是否真的可行？

随着偷拍产业链被披露得越多，人们对于“偷拍入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陈碧教授看来，目前我国法律里对于隐私权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强”，没有针对侵犯个人隐私的偷拍设立单独的罪名。但同时，对于“偷拍本身是否要入罪”这一问题，陈碧教授也表示并不建议轻易去增加一个罪名。

“首先要考虑，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规制偷拍行为。其实围绕着偷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有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相关罪名了。”陈碧教授介绍，目前我国针对偷拍行为主要通过前置行为或者后置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前置行为指的是使用的手段，是否使用了非法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后置行为则指的是后续衍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如敲诈勒索、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所以，其实我国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把对偷拍行为的惩罚给‘吸收’进去了。”

韩影《女警》剧照。

陈碧教授认为，“大部分人的本能的条件反射会觉得，这是坏的、这是不对的，就应该设立法律来制裁它。但是在设计法律时，需要考虑到它造成的社会后果。可能原本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却引入了最严厉的刑罚”。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对偷拍行为都通过和设立了相应的法案和法律规定。

2019年2月，英国通过了“窥淫癖法”（Voyeurism Act），将偷拍裙底定为性犯罪。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人衣着拍照，将可能被登记为性侵犯者，最高面临两年监禁。

2023年5月，日本立法委员最近提交了反对“偷窥拍摄”的法案，将未经同意拍摄他人隐私照片、视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如果该法案6月正式通过，违反者将最高面临3年的监禁，或折合人民币15万元的高额罚款。

陈碧教授认为，国外偷拍立法有他们独特的法律背景。“中国的入罪和其他国家的入罪其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外这些罪名很多都属于轻罪，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刑罚消灭制度。而在我们国家，一旦入罪，就会对行为人的犯罪标签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评价。”

因此，对于“偷拍入罪”这一问题，仍需慎之又慎。

面对偷拍产业链，你我并非无能为力

单独设立反偷拍法需要谨慎考虑，但是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仍具有可行性。

陈碧教授表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距今已有一定年限，是否能够围绕目前情节比较恶劣的偷拍行为，对法律进行评估，重新调整处罚的上限，这个问题是法律界可以思考的。

而对于“春风吹又生”的偷拍产业链，陈碧教授的观点是，这类偷拍产业链对警方的执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求他们对这个链条中的每一环都进行整改。

这类整改，包括对于消费端和需求端的打击。“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围观风险，例如监控他们的IP地址。这也是对需求方的一种打击。”陈碧教授说道。

而对于个人面对偷拍行为，她也建议人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以免错过最佳报警时机。

“如果你当时不报警，事后可能会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另外，事后再报警，可能还会面临证据难以锁定的问题。”在采访中，陈碧教授多次重申，“第一时间报警”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偷拍黑产居然还有鄙视链

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黑产行业里，居然还存在所谓的鄙视链。金字塔上层的种爷会将手中一个月的视频打包卖给二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加价后卖给下级代理；最底端的散户则将视频下载放入网盘中，再以相对更低廉的价格将网盘账号售卖出去。

偷拍的暴利空间到底有多惊人。山东济宁公安曾抓到一群犯罪分子，查获微型摄像头300多个，偷拍视频达10万部。

以单个摄像头每月获利300元计算，300余个摄像头能为偷拍者带来10万余元月收入。这还只是第一层代理，经过层层代理后，即便按照一部5元的价格，全部单次售卖就可获利50多万元，还不包括二次售卖，职业偷拍年入百万者并不稀奇。

此外，偷拍团队还会将视频卖给境内外的色情网站，网站每收购一套图片或一部片子，偷拍者就会有几百到几万元的报酬。

那些想看偷拍视频和图片的人，通常需要在网站缴纳费用开通会员后才能获得观看权限，如果想看到更多的内容，则要花费更多钱购买高等级的VIP。

至于网站的吸金能力，那就更可观了。要知道，根据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网站浏览量，能把阿里巴巴、亚马逊这样的网站甩出十条街。

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偷拍者疯狂偷拍，然后把资源卖给色情网站，网站再卖给用户的一条完美产业链闭环。

与偷拍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违法成本之低。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偷拍并不涉嫌刑事犯罪，仅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一般情况下，只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而情节较重的，也只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这点小惩戒，在所擢取的利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不断转动的利益链条里，偷窥者满足了自己的窥探欲，偷拍者赚得盆满钵满，当受害者发现时，她们早已成为了变态手中的泄欲工具，动作电影里的女主角，被全球几十亿人围观。

比起暗中偷拍，竟然还有人试图堂而皇之地美化“偷拍”。

今年6月17日，OCTA上海馆展出了一副名为《校花》的作品，作者宋拓偷拍了近5000名女大学生的照片，还按照个人审美从美到丑排列，以艺术品公开展览。

面对质疑，宋拓大言不惭地表示：“我掏心掏肺地物化你，这也是一种尊重。”（得多无耻才说得出这番话）

在某社交平台上，偷拍甚至还被包装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博主会详细分享及讲解自己偷拍的技巧，下面的评论则是一水的“膜拜大神”。

病态的狂热背后，根本无人在意被偷拍者会受到的伤害。一旦偷拍照片和视频外泄，个人信息曝光，对其工作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2018年2月，张佩和男友入住北京朝阳区的某家酒店，谁想三天后，朋友就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的女生，赫然就是自己。

这段视频是如何流出去的已不言而喻，上百万的浏览量下，充斥着各种评头论足的污言秽语，由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原本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张佩，最终与男友分手。

在此后的10个月里，张佩先后自杀了三次，虽然被抢救了过来，但这场偷拍事件就像如影随形的噩梦，时时刻刻的折磨着张佩的身心，让她变得敏感不安，一点小事就如临大敌。

去年8月，杭州女子小吴卷入一场谣言漩涡，一段她被偷拍的视频在网上大肆流传。为了增加刺激性，偷拍者为她捏造了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人设，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不明就里的小吴被网友人肉，辱骂，公司劝退，患上抑郁症，生活和尊严被践踏得七零八落。

即便是真相大白的现在，余震远没有结束。小吴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为了躲避骚扰，她几乎不再出门，删除大部分通讯录，把自己全副武装地封闭起来。

这还仅是站出来的，更多的被偷拍者，既不敢报警担心事情传开，又不敢和家人朋友倾诉，只得陷入自我绝望。

有一段话说的好：“如果自认是恶，行动起来就需要经过灵魂的拷问与挣扎，太过消耗个人体能。没有意识的障碍和阻碍，恶，才能所向披靡。”

没有市场，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每一次的购买与传播，都是助纣为虐。如果偷拍产业继续疯狂，那么无所遁形的世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By 梅珍里、朱末

美女学霸读博7年未获博士学位，被导师PUA，魂断美国金门大桥。

她才32岁，有着“美女学霸”之称，正留学美国顶尖学府，为何要跳桥自杀呢？

1985年，唐晓琳出生于山东烟台一普通家庭，作为家中独女，她聪明伶俐，从小就被老师家长寄予厚望。

上小学时，唐晓琳经常听父母说“只要上了北大就会前途无量”。她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考上北大。

此后，课堂上，唐晓琳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回到家，她除了做作业，就是看书。她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聊得最多的也是学习。

因此，唐晓琳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一张张金黄的奖状，挤满了她家的墙壁。尤其是上高二的一次期末考试，她的总成绩全年级第一，物理成绩甩了同学们一条街。

唐晓琳之所以热爱物理，缘于她从小有个航天梦。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4年夏天，唐晓琳如愿收到了北大空间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后，父亲当即跑去买来鞭炮点燃，告诉左邻右舍这一天大的喜讯；母亲喜滋滋地做了一大桌好菜，以示庆贺，一家人边吃边聊，畅想未来。

要知道，上北大的几率可是1/2000，足见唐晓琳有多么优秀了。

不久后，父母大宴宾客，亲戚、邻居们对唐晓琳是啧啧称叹，个个想沾她的喜气，现场热闹非凡。

与此同时，唐晓琳所在的高中学校奖给她一笔钱，还在学校拉了横幅做广告，她成了学校的名人。

上北大后，唐晓琳光芒依旧。

空间物理专业是物理学科中最难的一个专业，对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要求极高。众所周知，学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学空间物理专业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

即便是在天才云集的空间物理专业，唐晓琳还是稳居学霸之位。

除了学习成绩好，她还身材高挑，长相靓丽，平日里爱穿裙子、爱涂指甲油，被称为“美女学霸”。

唐晓琳智貌双全，身后追她的男生自是排起了长队，情书像雪片般飞来。每每收到情书，她从不拆开来看，而是将情书稳妥安放。她的心里，只有学业。

一位老师曾对唐晓琳说“本科只是懂了一点航天学的皮毛”。所以，她决定出国深造，将来能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点贡献。

于是，唐晓琳在多番查找，深思熟虑之后，把目标锁定美国犹他大学。

犹他大学是世界顶尖的公立研究性大学，其空间物理专业排名世界前三，享有“殿堂”之称。值得一提的是，该专业每年面向全球仅招收20人，比考北大还要难。

为了备考，唐晓琳做了海量习题，查找了如山资料，废寝忘食……

终于，唐晓琳过五关斩六将，收到了犹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家人欣喜若狂，破天荒出去吃了顿大餐。

唐晓琳做梦也不会想到，犹他大学会是她人生的最后一站。

2008年秋，唐晓琳带着父母的殷殷嘱咐和热切期盼，满怀信心地飞赴美国犹他大学。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选择了4年直博。

两年后，唐晓琳获得硕士学位，劲头十足。

然而，读博时，唐晓琳为了挑战自己，改选了难度更高的生物物理专业，研究最难的病毒RNA方向。

这一改选，是她噩梦的开始。

唐晓琳的导师萨维兹·萨法里安是位研究病毒物理学的权威，笑面虎一个。他看不起中国人，态度十分傲慢。

一次，唐晓琳虚心向萨法里安请教问题，他不仅没有回答，反而骂她蠢得像猪。

唐晓琳难以置信地望着萨法里安，泪水汩汩而下，顿感自己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一次，两次、三次……

她苦不堪言，无奈地向朋友吐槽说：“我的导师是个挑三拣四的老大叔。”

这还不算，还有更难堪的事情在后头。

一天，唐晓琳匆匆走进实验室，迎头碰见萨法里安。

他一脸怒气，拿起唐晓琳的计划书，一边撕一边吼：“你迟到了！你笨得像头猪，根本不配做实验，你就应该退学！”说完，把撕碎的计划书全都扔到了她身上。

唐晓琳眼睁睁看着自己5天来辛辛苦苦的成果，变成一地碎纸，心里好似起了台风。她强忍泪水，紧咬双唇，徐徐弯腰去拾捡，如同拾捡她破碎的心灵。

当晚，唐晓琳在和朋友一起吃饭时，委屈地向朋友哭诉道：“我今天又被导师骂了。”紧接着，她把自己在实验室里的糟糕情形原原本本诉说了一遍，说完便嚎啕大哭起来。

吃完饭，已是晚上十点，唐晓琳抹干眼泪，拖着疲惫的身躯又走向了实验室。

一转眼，到了唐晓琳原定归国的日子，父母频频打来电话问询她何日回国。

可是，萨法里安迟迟不让唐晓琳做中期考核。做不了中期考核，就代表着升博无望。她焦灼万分，却又无计可施。

那段时间，她非常害怕接到父母的电话，即便是接了，也是三言两语搪塞过去。

唐晓琳的反常表现，父母不可能察觉不到，但他们理解为女儿压力过大，并未作多想。

一年过去了；

又一年过去了；

又又一年过去了……

萨法里安一拖再拖，先是把唐晓琳一颗热切的心撕得老长老长，继而扎得千疮百孔，最后碾得粉碎粉碎……她抑郁了。

2015年12月，唐晓琳的签证到期了，并且不能续签，这意味着她十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于是，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唐晓琳一边忙着办签证，一边忙着做实验，夜以继日，焦头烂额，抑郁症更严重了，她时常哭泣，屡次想到死，她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很笨，怀疑过去的风光都是假的，以至于在朋友面前崩溃大哭：“我很差劲，应该去死，我要去金门大桥自杀。”

唐晓琳果真如萨法里安说的那么蠢笨吗？

不！她在7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6篇高水准论文，还和萨法里安一起研究出了新的动物病毒成果，这一成果对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很显然，萨法里安就是故意不让唐晓琳毕业。

导师长期的羞辱和责骂，终日繁重的试验任务，抑郁症如影随形，她万念俱灰。

9月30日，唐晓琳赴旧金山参加一场学术研究会。会后已是中午12点，她在日落区买了一个太湖煎饼，径直走向金门大桥。

此时的金门大桥，是一天里最美的时光。

唐晓琳缓步走向桥中央，蓝天紧盯着她，阳光追逐着她，风儿撩动她乌黑的长发，拉拽她美丽的长裙，拍打她傲人的黄色脸颊，仿佛在着急地告诉她：姑娘，你不能做傻事！

遗憾的是，唐晓琳的心里早已积满了雪，凉透每一个毛孔……

国亲节凌晨，唐晓琳彻底失联，她的朋友立即发出寻人启事，并在盐城湖和旧金山两地报了警。

6天后，唐晓琳的遗体在金门大桥下被找到。

国内，父亲连续打了女儿几个电话没打通，正急得团团转。

这时，唐晓琳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她已跳桥自杀。

闻听噩耗，父母顿觉天旋地转，肝肠寸断，母亲更是因心脏病发被送往医院抢救。

消息传开后，唐晓琳的同学们无不惊呼：“太可惜了，她很聪明！”

几天后，父母急匆匆赶到美国，见到了日思夜盼的女儿，她静静躺着，身盖白布，再也不笑，也不叫爸爸妈妈，兀自沉睡。父亲捶胸顿足，母亲哭着在地上打滚，几度晕厥。

当白发苍苍的父母捧着女儿的骨灰回家时，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唏嘘不已。

唐晓琳离世后，萨法里安迅速在网上删除了有关她的一切信息，仿佛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这一举动，惹怒了中国留学生们，他们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彻查唐晓琳7年未毕业的原因。

校方迫于压力，专门聘请人进行调查，经过深入走访，得出长达6页的报告，最终承认，萨法里安将唐晓琳充当免费的劳动力，把她的博士资格考试延迟了四年，直到她离世，也还未给她明确安排论文计划。校方决定暂停萨法里安招生。

另据调查，萨法里安和他的老婆均在学校任教，两人是“夫妻档”，经常卡国外留学生，曾有留学生毕不了业，选择了退学。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犹他大学决定追授唐晓琳为博士。斯人已逝，当博士又有何意义？

其实，唐晓琳曾经换过一次导师，她完全有理由再换一次导师，但她没有。她忘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像极了钓到大鱼死也不肯松手的人，反倒被鱼带进水里淹死。父母含辛茹苦几十年，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谓凄惨之至。

纵观萨法里安的行为，就是“PUA”。PUA是指通过刻意扭曲事实，采用持续打压、否认、误导和欺骗等方式，使被操作者怀疑自己的价值，从而不得不对操作者百依百顺。他是害死唐晓琳的罪魁祸首，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恶魔导师”罪无可恕。

一个在美国读博的中国学子评论

听到唐晓琳的噩耗以后，我心情非常的沉重。和唐晓琳同学一样，我和周边的小伙伴也都是毕业后来美国直博，全奖，甚至研究领域也与她有几分相似。也正因为是这样，我完全能理解甚至体会到她的那种绝望，不堪重负，以及生无可恋，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

最近，我看到了不少相关的新闻报道，下面的网友留言，大多数都是类似于“怎么就想不开呢？我要是能上北大我做梦都能笑醒”，“太年轻了，没经历过风雨，把博士学位当作人生全部了”，“早干什么去了？第四年就应该换方向，这样现在也就毕业了”等等。还有很多分析文声称“北美留学生心理问题值得关注”，然后不痛不痒的分析一下生活压力大，语言存在障碍，适应能力差，种族歧视什么的。要我说，压力这个东西，各行各业，谁人不知，谁人没有？上面所说的各种看似客观的原因，根本没有切中要害。今天，我想从“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论证。

一、缘由
我发现，现在的很多分析文，都喜欢各打五十大板，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尤其喜欢从自身找原因，比如被抢了是因为“不该把戒指露在外面”，被强暴了是因为“谁让你穿的那么招摇”，学业压力大被逼得自尽是因为“自己承受能力太差”。对不起，我要向这些键盘侠狠狠的竖一个中指。考虑问题全面是好的，但是这种假惺惺的为显示自己看事情透彻而不分主次把所有原因全罗列甚至将主要缘由归咎于受害者的行为，我想有一句话能很好的形容：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批判唐晓琳同学的人，请你们先自己来美国读个生物物理的博士体验一把。

————缘由1————

具体说到这件事情，我个人的观点是，百分之七十的责任要归咎于唐晓琳的导师及其所在院系。没来美国读过phD的同学，可能对这边导师能变态到什么程度无法了解。我开了公众号的这段日子，已经更新了A、B、E、F四个导师的故事，同时大致介绍了一下美国的导师制度，还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美国的研究生体系赋予了导师太大的权力，基本上学生的命脉就掌握在导师手中。而同时，美国学术界缺乏国内几千年来发展的师承观念，反而以雇佣的体制来运行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导致很多导师明显以个人利益为重，缺乏甚至完全不考虑学生的前途。

我之前写过的故事里，A教授把学生往死里push，同时不给写推荐信，不让毕业，就连学生想要离开另谋出路都不允许；B教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不发文章，不让学生申请奖学金，不给出去开会，拖延毕业；E教授让别人的学生为自己干活，不同意的话就挂掉他们的考试；F教授组里都是9年才能毕业，甚至学位都不给，而有幸毕业了的很多学生还拿不到推荐信，只能留在F组里博后一辈子……

我说这些，就想证明一点，导师真的有可能变态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而且大部分情况下系里都没什么作为。回归到唐晓琳的事情上，她已经发表了六篇论文，又是在犹他大学，硬件条件上完全符合博士毕业的要求。然而七年（也可能是九年）了还不能毕业，几乎可以肯定是导师从中作祟，不愿意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劳动力。至于有些网友质疑的，为什么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不走？一方面，已经“投资”了这么多年进去，谁能轻易言走？大部分都会抱着一种心理，也许再奋斗一两年就毕业了呢。不到七年八年，谁会知道要九年才能毕业？

另一方面，你们要相信，极品导师们都不是吃素的，威逼利诱的手段多的是，胡萝卜和大棒都是成吨的买，空头支票更是成箱的开。所以，在学生好容易下点决心想要离开的时候，导师总有办法把他/她掰回来的——许诺点好文章，再承诺过一两年就给你毕业，绝大多数人都会就范——都已经四五年了，再过一两年学位就到手了，熬一熬不就好了？所以说，请不要事后诸葛亮，你永远都不知道当事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悲剧发生后，唐晓琳的网页在校园网中被匆匆删掉，不留一点痕迹。对于这样一个连学生殁去都没有一点哀悼而是迅速消抹痕迹的导师，我还能说什么呢？

————缘由2————

刚才说了，百分之七十是导师和院系的责任，那么剩下百分之三十呢？我认为很有可能其中的百分之二十都在她家人身上。我并不是在指责谁，我相信出了这样的事情她的家人朋友一定都悲痛欲绝，但是伤痛不代表就没有责任。我之所以想要分析这一点，也是希望能给大家敲个警钟，以后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时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悲剧的发生。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只是我个人的推断，未必符合真实情况。

而之所以用“推断”而不是“猜测”，是因为我观察到并接触过好些类似的例子。国内的博士生，尤其是好学校的博士，大部分都能够五年按时毕业，如果超过这个年限的话就需要延期，这被认为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而作为北大学子的家长，自己的孩子一路优秀上来，从未有过任何让自己“丢脸”的经历，现在已经读了四五年了，想要换专业？那怎么行！再坚持一把就是胜利，不然前面那么多年不就白费了？说不定再过一两年博士学位就拿到了呢！你说拿硕士毕业，之后找工作？那怎么行！之前你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出国，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人人都羡慕，结果最后拿个硕士，这……这怎么跟邻居同事交代啊！人家五年都能博士毕业，你为什么不行？娃啊，你看咱是北大出来的，比别人聪明多了，再努把力不就好了吗？什么？你说导师太变态？那是你没跟人家沟通好，再好好说说，导师也是人，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人家了？要找对症结，跟导师把关系一定要处好，一定要多加沟通，他肯定会理解的。你要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总有办法解决的。

我相信，唐同学很可能没有得到家人关于转系/转校/回国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受到了更大大的压力，导致她没有选择中途离开，而是一直坚持了下去——说白了就是在硬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人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经验和阅历来对事物进行判断，而忽略了相信当事人在既有聪明的头脑，又有当局者了解更多更深的情况下，实际上更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我们往往就是这样，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永远都不相信对方的判断。

————缘由3————

剩下的百分之十，我把它归于唐同学本人。在变态导师明里暗里的压迫下，家人表面安慰实则施压的情况下，以及周围人纷纷毕业/跳坑/询问的结果下，唐同学的承压能力到了极限。从她最后做出自尽这一选择来看，我相信她应该是重度抑郁了。

为什么会这样？正如之前网友所问的那样，再不济就是一个博士学位的问题，那么多本科毕业甚至高中毕业的人不也生活的好好的？至于想不开吗？这就是一个预期与现实冲突的问题了。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个预期，比如我们预期去菜市场就能买到当天准备做饭的菜品，比如我们预期三十岁之前要谈一场恋爱然后结婚，比如我们预期博士读五年后就该拿到学位。

每一个人，由于自身条件与经历的不同，预期就各不一样。比如卖菜大妈和一个正在读书的中学生预期不一样，在职场打拼的白领和自由撰稿人的预期不一样，一个读完技校去4s店打工的小伙子跟攻读博士学位的唐晓琳的预期也不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并加以计划实施的预期，我们有另一个词，叫目标。那些说出“没有博士学位难道就不能活了吗”的人，显然没有搞清楚症结所在，让唐同学倍感压力的并不是简单的没有拿到学位，而是她的目标始终无法实现。

换言之，对于一个汽车修理工来说，是不是博士并不重要，他的目标是修好每一辆车；而对于唐同学来说，修理汽车又变得无足轻重，她所需要的，是一个博士学位。当目标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人的心理就无法得到认同感，加之周围人对其的看法也是“你应该能拿到博士学位”，“你就是比其他人优秀”——我记得当年人们发现北大毕业的陆步轩在卖猪肉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说明人们对于好学校出来的人就是有一种“优秀人才”的预期——这种观念进一步加深了目标的架设，从而预期与现实渐行渐远，最终导致了目标无法实现的焦躁和抑郁。

那么，为什么唐同学的目标与现实会产生冲突？是因为她的目标制定的不合理吗？不，她的目标其实很合理。五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博士学位，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按道理讲，只要科研方向不那么奇葩，应该是可以实现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们不应该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唐同学的心理承受能力差，抗压水平不行。换任何一个人，长期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都可能会做出和唐同学一样的举动。

在我看来，唐同学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她没有意识到有些人是无法改变的，而有些事情不是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实现的。这一点有好有坏，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自信，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是没有认清现实。我认识很多Top2毕业的朋友，都有这种问题，因为从小到大拼的都是学习，学习这东西没有太多运气成分和他人成分在里面，基本只要自己资质够高又够努力就可以取得好成绩。因此，这些好学生们很容易得出一个有所偏差的结论，就是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然而科研并非如此。一个博士的顺利毕业，除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加刻苦努力之外，还有太多自己无法掌控的因素，比如课题方向，导师人品，等等。因此，当所有人都告诫你这个方向不好，或是这个导师人品有问题的时候，请不要以身犯险，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搞定。你要相信，能进入phD圈子的都是高精尖人才，你比他们不会有太多等级上的差距，很多事情不是单凭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我有一个师兄，也是本科毕业来美攻读博士，当时有人劝说他不要进某老师组，因为其组异常艰苦。师兄不信，进组了以后经历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压迫，最终重度抑郁，险些自杀，幸被友人拦住。之后换学校，换专业，终于过上了正常生活，然而偶尔还是会被抑郁症所折磨。这件事情我以后会写到我公众号的【极品导师】系列中，想看的朋友们请关注。我的公众号目前更新到F导师，之后还有各种更为bt无所不用其极的故事。

二、如何应对
分析完原因之后，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遇到和唐同学类似的状况，该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当你的导师是个bt，不给学位不给推荐信不放你走，还各种折磨你；而家人又不理解，只是让你坚持下去继续拿到学位；周围的小伙伴倒是很同情可是无能为力，每次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毕业”这种给人带来更大压力的问题；系里抱着和稀泥的态度只是好言安慰而不采取行动；而自己已经压力山大感觉随时要精神崩溃，既想走又想留，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只感到整个世界都黑暗了，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这时你该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坚决跳走。当然，这种情况是要一步一步来的。首先需要开解自己的情绪，相信跳坑并不可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选准时机和下家，坚决跳。导师在系内阻碍，那就换学校，或者换方向，不要太过于纠结多耽误了几年。及时止损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强。其次，要多跟小伙伴交流。哪怕只是抱怨，也是一种发泄方式。尤其看一看相似经历的朋友们，用其他人的事迹安慰和勉励自己——你不是唯一的。在我极品导师上一弹中，F组里的祥林姐之所以最后还能撑下来，就在于她跟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一直保持着交流，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这才迈过了最难的时候。（当然，如果祥林姐能在第四第五年的时候及时止损，结局会更好）再次，获取家人的谅解和支持。这一点确实有一定难度，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坚定自己的决心，先斩后奏吧！最后，多读书，多运动，这也是排解忧虑的好方法。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开始经常产生自杀的念头，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每天精神都萎靡不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话，那就是中度到重度抑郁症的表现，需要及时就医了。

三、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所有糟糕的事情，都是越早处理越好。如果一开始就能预防，或者掐死在萌芽状态，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那么如何预防呢？选好导师是关键。那么怎样判断一个组，一个导师的好坏呢？首先看这个组的研究方向。有些方向就是周期长，难出成果，文章数少，毕业时间长，比如唐同学的病毒RNA方向，真的非常非常难做。这种研究领域，除非是特别特别感兴趣，不然确实要考虑一下这种客观存在的问题，做好心理准备，有困难了及时应对。

其次是看这个组的文章数和学生的毕业情况。文章数要看平均每人每年发多少文章，主要是合作的还是独立的，是学生的还是博后的，是高年级的还是各年级都有的；学生毕业情况则要看大多数人需要几年毕业，毕业后都去了哪里，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

再次看一看导师的经历。他/她读了几年的phD，之后做了多久的博后，这期间是否发过文章，发过多少。我之前写过的B导师，phD期间没有发过文章，这可能导致他有一种博士期间不发文章也可以的思想；而E导师，则读了12年的博士，因此他觉得phD时间长，被折磨压榨都是正常的，学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

人在衡量他人时，总是喜欢用自己做参照，比如考60分的学生无法理解考95分学生对那5分的执念；性子急的人眼里所有人的动作都是慢的；每天喝两升水的人会觉得每天喝一升水的人喝少了，但喝三升水的人又喝多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用所有人的平均值去比较和衡量。这就是为什么选实验室时也要看导师的简历。你会发现，一路平顺的导师多半待人比较好，因为他/她就是这么过来的；而被折磨的体无完肤的导师多半也会把他/她所经历的施加于你，因为他/她认为读博就应该是这样的。因此，我这个公众号写极品导师的文章，也是希望大家入行需谨慎，选导师更是要慎重再慎重。希望大家从唐晓琳同学的事情中也能有所思考，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By HCNstory

日本研发出一款“美女机器人”，将其命名为“妻子”，光看她的外形，你能识别出她其实只是一个机器人吗？60分钟售出万台！

第一点就是人们所关注的价格方面。

在日本这样一款名为妻子的机器人，价格大约在10万，受到了很多宅男们的青睐，对于很多单身狗来讲这可是天大的福利，并且这种机器人与真人不一样的是，她不需要彩礼，更不需要车和房子。

第二点就是很多人关心的外观方面。

在外观方面，妻子机器人完全接近于真实的人，至少在5米开外是完全分不出她究竟是机器人还是真人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她可以读出语言，并且对语言做出相关的反应。

第三，除开形象逼真，有人类的正常体温。所以摸起来不像是机器，主要是它主要的制作材料手机仿真硅胶，手感和真人的很像。

在我们的认知中，机器人一般都是具有特定的命令程序，和电脑是一样的，只有你操控了才会有相应的反应，但是这款机器人不一样，它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能完成特定的指示之外，还可以和人类简单的交流。不开心的时候要还可以偶尔逗逗主人;晚上睡不着,还可以哄主人睡觉，比很多不负责任的女朋友还好。

单身男性们疯抢“AI机器人”一点都不奇怪。这款机器人有如此多的人的特点，能永远年轻漂亮，并且又不会像人那样发脾气或者惹人生气，对你千依百顺！你夜不归宿，它不会骂你，你有了新欢，它依旧不离不弃。除了不爱你，不会生孩子，似乎它哪儿都好！但它真的担得起“妻子”这两个字吗？

这对于喜欢温柔的女生的单身男性来说，拥有这样一个机器人是梦寐以求的事。但是，问题来了，假如男性依恋于和机器人的相处，那么他们还会再找真实的女性谈婚论嫁吗？这一问题也是惊到了不少单身女性，至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待考察，单身女性们还是先不要着急了。

当然，有机器人女友，自然也有针对女性朋友的“机器人男友”。

看看下图，这个相貌英俊、棱角分明、六块腹肌的小哥哥，就是最新研发的世界首个机器人男友：Henry。

同样，Henry也可以接受定制，除了外形之外，性格也可以由你选择，健谈、害羞、安静、幽默……18种性格，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而且，Henry的“撩妹技巧”也十分丰富，你情绪低落时可以给你讲笑话、逗你开心；你感到生气时可以为你唱歌、耐心哄你。

吃螃蟹的人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份由日本知名互联网信息机构DIP制作的关于“与AI人工智能恋爱”的调查报告，DIP对日本15-26岁区间的5003名女性、2283名男性为对象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男性中超过6成愿意跟AI谈恋爱。

而且在这个能够上升到人性伦理的问题上，日本已经诞生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一名现年35岁的日本男子在本月和“初音未来”结婚了，并且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

（图源 @akihikokondosk/ Youtube）

据悉该男子之所以要娶初音为妻，是因为曾在职场上遭到过女性同事的排挤，之后便对女性产生了恐惧。自己爱上初音，是因为在最低落的时候曾被她的歌声激励……

他能和初音最终能“修成正果”，还得益于一款名为Gatebox的设备。Gatebox是利用AI技术专门为宅男定制的家用化智能全息机器人，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输入与全息影像进行实时互动。

（图源 ITmedia）

除了日常的问候外，这款机器人还拥有闹钟、天气预报、家电控制等功能，基于AI自主学习的特性，还会开发出更多新奇的功能。

连爱情都可以人工智能化，未来，对职场人而言，来自机器人、AI的压力是巨大的，AI将会取代目前由人类员工从事的许多工作，在某些行业，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我们，还有未来吗？

AI时代看似美好 

不得不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未来AI时代的爱情，真的能够实现“完美”的爱情！

你的另一半，将拥有你所期望的一切元素。外貌可以由你设定，无论是金发碧眼，还是超模身材，她都可以拥有；她的性格也可以由你决定，无论是可爱萌妹还是热辣女神，都看你喜欢。

你的另一半，将永远只忠于你一个人。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的相貌如何、收入如何，她都会只“爱”你一个人，而且永远听你的话，不会对你发脾气、不会无理取闹。

你的另一半，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你出门上班前，她会为你准备好一切工作文件；你下班回来后，她会为你准备好丰盛的晚餐，还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周末时，还会耐心地听你倾诉工作中的诸多不顺，并且温柔地安慰你。

你的另一半，将是最懂你的那个人。由于先进的算法，她可以自动分析你的爱好、你的行为、你的情绪，了解你的一切所思所想，从而做出你最想要的行为，成为你最想要的那个人。

AI时代却细思极恐 

但是，看似完美爱情的背后真相，却让人细思恐极。

虽然她能无时不刻地关心你、陪伴你，但她也可以同样给别人安慰与鼓励。比如这部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女主角，在无微不至地关心男主角的同时，其实也竟然在和8316人一起聊天、641人谈恋爱！爱情，似乎变成了一种“批量化”的生意，你不过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虽然她能永远爱你，但程序一经改变，她转身也可以去爱其他人。所谓的爱情，不过缘于一串可以创建、可以修改的代码，此时她会忠心于你，但同样可以毫不留情地背叛你，且绝无愧疚之心。

虽然她能非常听话，永远不会违逆你的意思，但是，没有丝毫波澜、只是一味顺从的爱情，真的是你想要的吗？生活的精彩之处，不正是在种种争执之后的磨合、种种意外之后的惊喜，正是这些看似的“不完美”，才成就了爱情的真正美好。

虽然她能非常善解人意、做到十分懂你，但这一切都是基于冰冷的算法之上，双方的爱情并不是基于平等的关系，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法处于绝对的“捕获地位”，你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在她的面前，你只是一个透明人而已。

所以，人工智能的爱情，看似完美，但最大的致命缺陷在于——感情的建立，是基于冰冷无情的算法，而非彼此的赤诚之心，而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或者其他感情，最可贵之处都在于一颗真心，纵你有千金也难以换得。

By 陆家嘴金融圈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房东”在中国是处在一个强势、主动的地位，几乎没听说过在中国，哪个房东是夹着尾巴做人的。

但在美国，你要是想当房东，简直就是走上了一条当“孙子”的不归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要从“专业租客（租霸）”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说起。

在美国，就有这么一群人，非常熟悉房屋出租的法律，专门钻法律的空子，成了“职业蹭房人”，能做到不交房租住大半年，坑苦了房东！

所谓“专业租客”(Professional renter)，也叫“职业白住租客”、“无赖租户”、“恶房客”、“神仙房客”、“霸王租客”、“专业租霸”、“蹭房族”、“骗租团伙”、“无赖租客”等，专指那些欠了房东的租金还不肯搬走的人，而房东及债主碍于法律条文对其无可奈何。

“职业租客”主观上有故意拒付房租的恶意，是导致房屋租赁纠纷冲突的主要肇因，还容易引发其它的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

尽管美国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使赖债和有犯罪前科的人难以遁形，但由于华人在出租房屋时，很少对租客进行信用背景调查，有的甚至没有签订比较规范的合约，因而经常沦为“职业租客”的受害者。

相对租客而言，房东大多拥有物产，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租客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为维护社会安定，避免穷人流离失所，美国法律偏向于保护租客权益，这使得一些“职业租客”觉得有机可趁。客观上也加大了屋主赶走“职业租客”的难度。

“租霸”的雷语：

— “我在美国呆了那么多年，租房没花过自己一分钱。”

— “在国外，我没什么亲人，不搬走是舍不得离开你。”

— “其实我是有钱人，我在国内的房子比你这屋值钱。”

— “赶我走？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美国法律吧。”

— “打官司你至少亏两万，给我五千我立马滚。”

— “我白住你房子能咋啦？你根本不配做房东！”-

— “改天找两人来整死你，你看警察到底会抓谁。”

— “你缠着要我还钱，我就告你诽谤罪、骚扰罪。”

— “住你这儿费了我不少力，不给四五千能走吗？”

纽约租霸气势汹汹

纽约近日发生了多起华人房东反被租霸房客”轰赶“的新闻。

在网络上有几段视频，引起了不少房东的共鸣。

一位华人房东带着全家人站在租客门外抗议，要求他们搬家。

可是住在这里的租客显然也是老油条，根本不在乎房东喊什么。最后看见房东连年幼的孩子都带来了，更是威胁房东，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面对租霸华人房东往往苦不堪言。

住在布碌崙8大道的华人陈先生更是表示，自己都愿意给租客出1800美元去外面租房了，但是对方就是不走。

还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条件…

陈先生的四层房产位于布碌崙8大道交53街。据陈先生介绍，他的其中一名租户在2021年10月，以二房东的身份将其中一间单房租给了一名带着两个两、三岁大的女儿的华人女子。

双方同意每月月租为650元，但并未签订租约。

陈先生说，这名租客在入住几个月后，于2022年2月称自己失业，无法再支付房租。

在听取了他人的建议后，她成功申请了政府紧急租房补贴来付房租。陈先生也为她提供了申请的相关帮助。

陈先生表示，随着政府紧急租房补贴于2022年9月到期，这名租客在交了一个月房租后，再度停交房租。

据相关规定，陈先生因此前接受了政府紧急租房补贴，所以只能在今年10月、也就是接受补贴的12个月后才能依法驱逐租客。

没想到，这位女租客就因此白住在房子里不走了。

据陈先生介绍，他随后开始与这位欠租的租客协商搬走的条件。

在双方多次协商后，租客最终开出了同意搬走的条件：房东须支付租客逾两万元的费用。

租客最终希望陈先生为她支付每月1,800元房租的一房一厅一年，并支付由此产生的电费、煤气费、以及网费一年，她才同意搬走。

陈先生说，这样的要求超过了他的底线。他无法同意。

因为催租，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甚至也有过头的时候。最后，女房客将陈先生告到了纽约市楼宇局，说陈先生在没有申请开工纸的情况下，违规装修。陈先生一气之下，以没有好好看管儿童为名，将这名女租客告到了儿童局。

陈先生有一次以煤气漏气需要检修为由，切断了女租客几个小时的煤气，女租客为此报了警，让警方介入处理此事。大概两周以前，陈先生在抖音上公布了两人言语衝突的录像，这让女租客大为光火，双方的冲突更趋激烈。

陈先生说，他这个房子买了9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欠租的租客。而他准备今年10月将这位租客告上法庭，届时让法院对她下达驱逐令。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纽约，政府是非常保护房客的。

这也让很多租霸在纽约诞生。

像陈先生这种赶不走的是一种，还有一种天天在家给你毁房子的。

网上已经有很多房东吐槽了，人是终于赶走了，但是房子也没法住了。

租霸横行已成加州特色

北加州华人房东George Wu遭遇租霸，对方不仅拖欠12万元房租，还仗着暂停驱逐令赖着不走。George Wu控告租客的案件，也因该法推迟18次。

处于破产边缘的George Wu，无奈选择在县政府门口绝食抗议，希望终止暂停驱逐房客的法令，并唤起社会大众对加州房东权益的关注。

房东每周工作七天还房贷，租霸“永不搬走”

近期被房客逼得走投无路的，绝不止George Wu一人。2月27日的加州公寓协会记者会上，华人Judie Zhu也讲述遭遇租霸的经历。

她表示，三处房产的租客，全部拒付租金，累计金额10万8000元。没有租金收入，却要交产业税，还房贷等。

为了养家煳口，她与丈夫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开10到15小时车送外卖。与George Wu类似，Judie Zhu通过法律程序驱赶房客，同样不顺利，租霸甚至表示永远不会离开，也不会付租金。

华裔退休地产经纪 3年被房客欠16万房租

60多岁的华裔袁女士从事地产经纪行业多年。她表示，虽然已经达退休年纪，但因其租客疫情三年期间拖欠她16万2千元租金，在此期间房客还购买奔驰汽车，在感到心寒的同时，她不得不继续工作，赚取生活费。

袁女士参加了11日下午房东要求取消屋仑市暂停驱逐令的集会。袁女士自己亲手制作了示威牌子，上面写着租客拖欠她16万2000元租金，还写着「市议员励琪(Bas)、卡布(Kalb)、法芙（Fife）和卡普兰（Kaplan)，你们的暂停驱逐令从我的退休储蓄中拿走了16万2000元。你们计划何时还给我，请你们回应！

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她了解，其租客在疫情期间有一份科技行业的全职工作年收入在12万左右。但在政府暂停驱逐令后，租客开始拒绝支付房租，成为名副其实的租霸。在拒绝交租期间，这名租客还购买一辆新的奔驰汽车。

袁女士出租的物业位于在70 Ave，为屋仑市的第六区。她希望市议会作出行动，立即取消暂停驱逐令，她也不接受所谓的缓冲期，认为竟然早晚要取消，为何不就在现在。

同时，她要求市议会不要对取消暂停驱逐令作出任何附加条件，并希望政府筹备资金，由政府出钱将租客所欠的房租归还给房东。

她也表示，已经放弃租客会偿还房租或是继续交租，也认为让租客偿还其16万2000元为不现实，所以必须依靠政府作出行动。

袁女士指出，自己也曾是租客，有租房20年的经历。她明白租客不易，但拖欠房租并不是解决方法，而租客面临的根源问题为住房资源的缺乏。

她希望能和租客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是一味的躲避房租，同时她也鼓励更多的房东走出来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财产。

律师都斗不过租霸

不仅普通房东受租霸所扰，连专业的律师，也会遭遇欠租麻烦。律师郝琦，刚刚花费半年时间，将欠租者赶走。她表示，加州驱逐房客，少则半年，多则一、两年；只损失半年租金就能请走房客，已算幸运。

就连精通民事诉讼的律师，都坦言能在半年内赶走欠租房客，已算理想情况。加州法律对租客之偏袒，可见一斑。

考虑到加州房价普遍较贵，能全款买房者毕竟少数，而高房价又与高产业税画等号，加州房东所面临的经营风险，着实不低。

因为一旦租客停缴租金，房东面临的不仅是房租上的损失，还有高额房贷、产业税及保险等开销，而且这些经济上的损失动辄半年以上，倘若没有一定的储蓄，房东可能很难度过难关。

华人租霸建立”坑房东“群

几天前，刚刚报道了华人圈最近有个怪现象，有人专门建群教人如何在北美免费租房，还能获得赔偿。

进了群仔细看内容才发现，这完全是坑人更是犯法的行为。

群主是一位叫“面朝大海”的华人女性。

在群里，她不断鼓动网友，甚至叫嚣要让所有留学生都一起。更表示，留学生更会玩！

当群里有人在质疑这是否是一个教人犯罪和学坏的群组时，还被组织者要求可以退出。

随着爆料内容越来越多，更多群内聊天记录公开了，有些真的不堪入目！

不论是毁房子的，还是租客利用法律偏袒赖着不走的，都让人很头疼。正如今天郁闷的陈先生，他表示纽约的法律对小房东太不公平，让他这样的小房东很不容易，他呼吁房东未来在接受相关补贴时，一定要了解相关规则。

遇到租霸怎么办

下面以西雅图当地法律为例，来看看如何使用“强制迁出令”。

1 强制迁出令发生的条件

在法制国家，咱们首先要在法律步骤上先声夺人，在发起“强制迁出令”前，无论如何，还请您先依葫芦画瓢地完成以下步骤：

房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事由下发起强制迁出令(详情见后文18大事由)

房东必须出示“终止通知”（termination notice）

房东必须要在下个租约开始前至少20天出示“终止通知”；

房屋必须在西雅图市政府（City of Seattle）登记。

2 案件实例

房东姓名：Nick Baldo

房源区域：纽约州

房租价格：$1450／月

具体时间线：

2月01日：租金到期

2月15日：通知租客强制迁出令的意图

2月16日：租客通过网银支付租金

2月23日：租金由于资金不足，未收到

2月24日：租客再次通过网银支付资金

3月01日：租金再次由于资金不足，未收到

3月04日：律师发出强制迁出令

3月29日：迁出令听证会，租客出现，并且说服法官给她10天的延期付租时间

4月09日：租金仍然未支付，律师正式向法院递交强制迁出令

4月25日：强制迁出令签署

5月06日：租客接到即将实施强制迁出令的通知

5月12日：强制迁出令执行

具体支出总结：

律师费(固定收费)：$500

请愿书费(Serving of petition)：$165

立案费(Court filing fee)：$20

强制迁出令费：$350

搬家费：～$2000

储存费：$112

总费用：$3,147

沉没成本（4个月租金）：$1450*4月＝$5800

总成本：$9000

$9000！而Nick房屋的租金只有$1450啊！一来一去，半年的房租打水漂了。

有没有一种杀敌三千，自损八千的感觉？

哦，对了，为了满足之前提到的18大事由，这取证工作大概比得上半个特工了。

3 实操经验

Cash for Keys 用钱赎钥匙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关键还是要看钱花在哪里，花在何时？

在美国还有个专有名词“Cash for Keys”，就是形容房东为了钥匙，不惜花钱“赎回”。在美国，一般以$300为基准，当然这基于房屋本身的大小、品质、位置，可上可下。通常$300足以促成一个人搬走了，特别是当一个人落魄到即将面临强制迁出令的时候。

Cash for Keys 7大准则：

⊙ 跟租客解释透彻，他需要做的事情

告诉他们，在他们拿钱走人的时候，房屋必须是可以立即出租的状态，所以他们需要把房屋打扫干净，并且修复损坏。这样，就可以节约房东清洁费，并且以防租客在搬离的时候破坏房屋。

⊙ 给租客确定的搬离时间

通常，一旦谈妥，必须让租客在4天时间内搬离。Cash for Keys的重点就是让租客快速搬离。

⊙ 不管怎样，写个支付明细或搬离告示给租客

我们也要做好租客最后并没有搬离的最坏打算，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浪费。在强制迁出令的第一步就是给租客发布告示，即使想用钱解决，也不可省略这一步。

⊙ 和租客会面

跟租客约在房子见面，确保房屋的完整和整洁。当然，安全起见，需要有人陪同。

⊙ 勘查房屋

提防租客讨价还价，房屋必须是清理整洁，并且完好无损的。如果没有，告诉租客该如何去做，并且让他们再次清理干净。永远不要给租客钱，直到他们百分百完成你所要求的，并且真的归还了钥匙。

⊙ 签署书面协议

签一个简单的协议，说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房屋租赁，这样是以防事后，租客告你更换钥匙，或者他们并没有搬离。确定他们签署了姓名和时间。

⊙ 给钱

如果租客已经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了，现场给钱，并且感谢他们的积极配合，希望他们一切顺利，随即进入房间，马上更换钥匙。

$300(cash for key) vs $9000(eviction)，令狐冲与东方不败之间就差了一个WeHome

附录

强制迁出令发生的18大事由

⊙事由1:房客在收到付租或清空通知的3天内没有及时付租；

⊙ 事由2:房东在12个月的时间里，至少4次书面通知房客延迟付租；

⊙ 事由3:房客在收到房东通知的10天内，未按照租赁合同处理违规行为；

⊙ 事由4:房客在收到房东通知的10天内，未按照《华盛顿住宅类房东－房客法令》处理违规行为；

⊙ 事由5:房东在12个月的时间里，至少3次书面通知房客，让其在10天内整改，以便遵守租赁合同中的实质性条款；

⊙ 事由6:房客严重损害了租赁单元（造成损耗），造成麻烦（包括毒品相关行为），或者从事违法商业行为，并在书面告知后的3天内未将房屋空出来。

⊙ 事由7:房客在大楼或房屋里面，在大楼或房屋附近从事不法行为。“不法行为”被定义为实质上

对其他租客或房东的健康或安全造成影响；违法的毒品相关行为是相关犯罪条例之一。如果房东想要利用这条法规驱逐房客，那么房东必须澄清事实，并且把终止租约通知的备份寄到西雅图DCI不动产主租客协助会（the Seattle DCI Property Owner Tenant Assistance (POTA) Unit）

⊙ 事由8:房东想要自行占有此房屋，或者房东的直系亲属想要占有，并且同一房屋单元没有其余的空房，房东必须至少提前90天通知房客。直系亲属包括房东配偶，父母，祖父母，孩子，兄弟和姐妹，或者是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孩子，兄弟和姐妹。如果房客质疑房东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一个意图证明书，来证明直系亲属的搬入。如果指定亲属未能在房客离开后90天的时间内居住超过60天，算作违反条约。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9:房东想要停止租约，如果房客跟房东或房东的经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或者房东不再愿意分享在自己房子里的附属住所单位（ADU）。

⊙ 事由10:房客的租房是基于雇佣关系，而这样的雇佣关系终结了。

⊙ 事由11:房东计划做重大的房屋改造，并且获取了相关许可和房客重置许可证。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12:房东想要把整幢房屋改造成分户出售的公寓大楼（condominium）或是合作社

⊙ 事由13:房东决定拆房屋或者把它改造成非住宅用途，并且获得必要的许可和房客重置许可证。

⊙ 事由14:房东决定出售别墅（不包含分户出售的公寓大楼），并且给予房客提前至少90天的通知。在房客搬走的30天内，房东需要以合理的价格在报纸或者中介处出售此房屋。如果房客质疑房东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一个意图证明书，来证明房屋的出售。如果指定亲属未能在房客离开后90天的时间内居住超过60天，算作违反条约。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15:在收到违反《房屋使用规章》的通知后，房东停止使用未经许可的土地使用。此时，房东必须支付房客重置费，对于低收入房客来说，重置费为$2000，其他的租客重置费为2个月租金。

⊙ 事由16:为了符合《房屋使用规章》，房东试图缩减租客人数（比如：每单元住房内不运营居住8个无关的房客）。

⊙ 事由17:在收到《房屋使用规章》通知后，房东不得不整改附属住所单位（ADU），为了符合新的ADU规定。（如果违规的行为是：房东已经搬出了房屋，并且把2个单元都出租了，另外一个单元必须重新被房东租住或者搬离。）房东必须支付房客重置费，对于低收入房客来说，重置费为$2000，其他的租客重置费为2个月租金。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他/她停止使用附属住所单位（ADU）的证明。

⊙ 事由18:西雅图DCI已经紧急下令清除或者关闭房屋，并且租客未能在规定日期内搬离

话说回来，无论怎么跟租霸斗智斗勇，小房东能够做的始终非常有限。只要美国政府还是逃避责任，纵容租霸一而再再而三地侵害房东利益，彻底破坏公平交易的原则，“人人互害”的社会将会把美国彻底撕裂。

By 亚特兰大生活网、Redian、WeHome

在财富自由之前，你有买菜自由吗？

人人都想实现财务自由，那到底什么是财务自由？近年来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财务自由这个问题，但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标准不一样，你能得到几个自由呢？

1. 菜场自由

在菜场愿意买哪种菜就买哪种菜，对食材的选择是走向品质生活的第一步。

2. 饭店自由

在饭店吃饭，只要自己愿意去哪个饭店就去哪个饭店，首先考虑的是饭店的菜品、装修、服务，而不是价格。

3. 旅游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新马泰，港澳台，美日欧，每年都会去一个新的目的地。

4. 汽车自由

市面上主要的汽车品牌和型号都在财力范围之内，汽车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而是自己生活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5. 学校自由

能为下一代提供优质的公立、私立学校教育，无论是买学区房还是交高额学费，保证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是每个父母的心愿。

6. 工作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这个工作或者那个工作，选择工作或者不工作，不计较这个工作是否能赚钱，而更在意工作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7. 医疗自由

能够抵御重大疾病，尤其是需要进行大手术，或者长期使用进口药物的疾病。

8. 房子自由

在房价依旧居高不下的今天，能够自由选择安居之地的人，妥妥的人生赢家了。

9. 国籍自由

可以通过投资移民等多种渠道，自由选择国籍和生活方式，不再受国境线的束缚。

你获得了哪些自由呢？

自由太远，消费降级很近

21点30分，挂掉爸妈电话，21岁在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木木，不顾二手床垫上的酱汁污垢，重重地躺了下去。

脑海里又浮现起之前爸爸看《北京女子图鉴》时，对着自己的感慨：“我看了这个电视剧，剧里的女孩过得特别惨。”

“都是电视剧里演的。”

但爸爸还是回：“我一想到你以后就是这样，我就特别难受。”

2020年毕业选择留在北京，木木面试了五六家都难以称心，辛苦无处诉说，她意识到：进入社会后的生活，终究还是和学生时代不一样了。

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较之2019年增加了近40万。与此同时，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0年除房地产外，其余行业应届生岗位需求大幅降低，新增岗位同比降幅49%，100人以下小微企业更达到了60%以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不易，生活水准降低成为必然。

在北京望京一间不到15平米的合租房内，木木望着天花板上的白色水泥，算起了自己这个月的收支。

到手工资7k，房租2k7，按照大学期间的消费水准和周边的物价水平，中餐晚餐各30、早餐20，一个月2k4，还有水电费200，话费50，通勤费100，健身房会费300，不算上生活用品和化妆品就近6k开销，还答应好的要给家里人准备礼物……

不能让爸妈再担心自己的生活，更不能从爸妈那里要生活费了，还得攒钱为以后考虑——在很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看来，社会对自己的“毒打”，是从消费降级开始的。

一、“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木木出生于南方一座四线城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也在政府部门，但没有编制。

从小到大，木木在外吃饭、穿衣、学校交各种费用，爸妈从来是二话不说，直接掏钱。每年过年前，妈妈都会带木木去挑一套比家中其他亲戚孩子都漂亮的新衣服。

木木一直认为，自己家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直到今年因为疫情在家小半年，木木才发现——

由于家里新添一个1岁半的弟弟，自己不在家的日子，父母买一斤猪肉都会嫌贵，能在单位食堂吃，就不回家做饭；出门能走路就尽量走路…全家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1W左右。

今年毕业前，木木在南方已经找好了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只是不愿放弃在北京读书的男朋友，她留在了北京，开启消费降级体验。

吃上的降级最直接。以前在学校，点一次外卖动辄30+；工作后，木木尽量将一餐的开销控制在25元以内，超过30元的外卖一律不点。

为省钱，木木还特意开通了省钱类软件。为了积攒吃货豆，兑换抵扣红包，木木每天按时按点地点外卖，完成任务。晚上20点后的“夜宵任务”有300个豆，她每天下班回家，等到8点后再吃晚饭。

衣服和日用品也必须精打细算。

读书时代，有时一个月能买5、6件衣服；工作以来的这两个月，她没有买一件新衣服。

周末与室友去逛宜家采购生活用品，买了一叠碗、筷子、抹布、毛巾、水杯、衣架……在购物小票上，除了一把49.9元的菜刀，其他没有一件超过10元。

对木木来说，大学时期的一些“面子”也不再重要。

大学期间向来鄙视“薅羊毛”、“折扣券”优惠，工作后竟然微信加了一个“天天撸免单群”，QQ也加了一个“专挖折扣种草群”。每次网购前，她肯定先到群里的客服那里搜一搜有没有优惠券——

木木心头冒出一句话，因为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二、“都多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找父母要钱”

如果说，木木是消费降级，那从洛杉矶硕士毕业回国的陆明，简直是“消费蹦极”。

陆明父母和老家都在浙江，父母忙于生意，无暇顾及他的生活起居。自初中起，陆明就一个人在北京住校。

后来，陆明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父母给的一个月生活费高达7、8万。那时同学聚餐，陆明总会买了所有人的单。在外留学期间，一学期的所有开支加起来有小60万人民币。

但去年8月回国，受疫情影响，今年5月份才在北京找到工作的陆明到手工资只有7千。

经济影响下，陆明自觉过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国工作节奏更快，陆明没有自己做饭，本科期间一餐60+的外卖不再点，工作后的陆明只点30元的外卖。和以前的朋友聚餐时，陆明也开始AA支付。

对陆明来说，留学期间开销最大的地方莫过于游戏和服装，现在直接断崖下跌。

曾经每年都会买一些Burberry的衬衫，Gucci鞋，回国之后通通换成了ZARA和耐克。

原先打dota2充值至2000级，现在只充到1200级就不冲了。少充的这800级相当于节省了三四千块。

“今年28岁了，都这么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了”，他如是说。

有意思的是，陆明还是找家里要了钱，7000元的住房资金。

因为留学期间，不喜欢和别人合租共用一个厨房，工作后，习惯了一个人的陆明也还是受不了和别人合租。

我问他：“为什么房租还要父母付？”

陆明回：“因为房租真的付不起啊，没办法。”

——“居住上我是不会让步的。”

三、“工资还没以前的奖学金多”

同陆明一样，回国工作即消费降级的还有花生。

去年，他留学回国，凭借硕士学历应聘了天津一所大学的教师工作，有编制。花生大学期间在港澳留学，每月都能拿到7000全额奖学金，但刚刚参加工作，花生月薪甚至低于自己的奖学金数目。

谈及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花生说：

“我觉得当大学老师还不错，有假期去旅行，一直接触年轻人。而且这类事业单位工作，如果没有编制可能受欺负，我家境不错，所以有编制薪资低一些也没关系。”

尽管条件不错，但由于必须承担自我开销，花生依然拮据。

比如，专门在网上以7~8折购买面包店的储值卡。到夜里，再去面包店用淘到的储值卡，买第二天的早餐。因为晚上很多面包店会打折，避免过夜。

工作前，花生还喜欢一口气买很多水果，最后发现，有一半的水果最终都吃不完烂掉，钱也白白浪费。现在，他会一两天买一次水果，每次只买一点点。

喜欢喝牛奶的他也只选择大包装，算下来比小包装更加便宜，放冰柜里也能喝上好几天。

工作后，花生还开始网上淘二手货。

在二手APP上搜索“离开北京”、“北漂”之类，能看到很多急售低价的东西，一般品相都很好。

他曾经用600多块淘到了原价999元没有拆封的kindle，还7折买到了全新吉他和若干学习资料、优惠券。

“最值的是那种订了酒店自助餐门票但是没法退款，只能低价转让的。”花生说，但这些他没买，因为用不上。

省钱路数需要线上线下双联动。花生也养成了收藏连锁餐饮品牌优惠券的习惯，“KFC兑换码有时很超值，山姆店可以购买次卡，也很划算。”

我问花生，明明他的工资足够应付生活，无需这么抠，为什么还是给自己断崖式降级？

他的答案是，攒钱旅游。读书时代，花生每年会有2~3次的国际旅行；但是工作后，工资不够支付旅游的开支，花生开始节流，并总结出了许多省钱大法——

今年，花生计划去西班牙、格鲁吉亚看看。

四、“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

有意思的是，有人的消费降级是主动，而非受现实影响。去年毕业，留在洛杉矶工作的柚子就是其中之一。

柚子父母从事技术工作，收入有一定保障，家乡也是座小城。刚来到美国时，身边朋友都在彩妆和护肤品上蹭蹭升级，周遭氛围“引诱”着年轻的女大学生投入消费怀抱。

价格是主要驱动，国内六七百的彩妆护肤品在美国只需要三四百，且美国营销热度不比中国小，“北美省钱快报”三天两头打折。柚子觉得实在太划算了，一次又一次剁手，最高记录是在黑五期间买了四千多美元的美妆和护肤品。

不仅彩妆护肤品，由于当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众多低价的大牌包和鞋履，为了Logo，柚子每个牌子的经典款恨不得都有一个。

“还好那时候自己还有药可救，舍不得花爸妈的辛苦钱，头两年不算书包只买了两个包”，柚子说。

大三时，柚子发现，护肤品消费上，折腾半天，皮肤也没啥变化。买的包用得到时少之又少。一个原本心动的款式，用了三次便不再喜欢，几乎全新，就转手卖给同学了，原价二百多美元，八十就卖掉了。真的心痛地难以自持。

消费过度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由于经常搬宿舍，囤积太多的瓶瓶罐罐都要折腾好久，筋疲力尽，自己忍不住暗暗发誓以后不要再买这么多东西了。

正当愈发怀疑消费是否合理的一天，柚子读到关于“资本主义的陷阱和我是一颗韭菜”探讨，想起自己皮肤敏感不爱化妆，却买了大量化妆品，用过两三次后就等着沾灰，而箱包也并未真正给予她期待的满足感，到最后，很多东西不是卖了，就是扔了——

“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柚子说。

醍醐灌顶般，柚子下定决心要逃离消费主义的洗脑， 能代替的就不购买，能借用的也不买。

她不仅缩减了自己的服装和彩妆、护肤品开支（上图为柚子目前所有的彩妆、护肤品），原先专门切芒果、去樱桃核的器具都被替换。亲戚闲置的豆浆机，柚子也拿来使用。

原先在厨房，会使用厨房纸，现在也换成抹布。厨房纸的使用速度也减少到了半个月一卷。

各类用品更新迭代也降低。两年前买的iPhone 7还打算继续用三年；四年前买的MacPro电脑，也打算继续用下去直到它不能开机；五年半前买的Beats耳机也用到了现在；除了男友送的TomFord墨镜，再也没有买过其他新款。

柚子还将个人消费“极简”化的经历感受发到某平台上，收获1000赞，其中，她引用了一段自己深以为然的话：

所以等下次你冲动消费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这是不是他们的陷阱？我是不是韭菜？思考完这两个问题再决定要不要掏腰包。反正对我还是蛮管用的，每次我都会思考这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来自知乎用户Vickyy） 

平心而论，无论花生还是陆明实在不算落魄，甚至是木木也仍然有给父母买礼物、去健身房的生活调料可选。

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确实从学生过渡到工作中，感受到消费落差。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应届生岗位的平均招聘每月薪资为5838元，这一数字放在北京、上海，甚至二线城市也无法提供房租开外的所谓“精致生活”。

这些刚步入职场的应届人里，有人大学时每天都要来一杯“星爸爸”，毕业后，只能选择咖啡粉配法压壶；有人曾买sk2都不眨眼，现在买ipsa还要选最便宜的组合；有人一张学生证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玩，毕业后却养成了只加购物车，等淘宝大促、节日时一起买的习惯，有时甚至还要拿出小本本，算哪一种组合满减更优惠。

毕竟，在生存面前，任何自由都是奢望。“财富自由”终究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罢了。

By 搜狐、绍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