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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北美健身界很多人透过限定进食时间的“间歇性断食”来保持健身效果。有科学网站发表论文称间接性断食有可能减少坏胆固醇，改善胰岛素抵抗，甚至促进干细胞启动。但是间歇性断食真的适合所有人吗？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所谓间歇性断食（intermittent fasting，以下简称IF），指的是限定进食时间，例如过了傍晚6时不吃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10时后才进食，16小时断食，早上10时至傍晚6时这八个小时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东西。

不少人透过这样限定进食时间成功瘦下来，也有健身族用这种方法保持健美身材。美国媒体认为，是名人效应带动了这股饮食潮流。据报道，美国歌坛天后Beyonce（碧昂丝）、澳大利亚巨星Hugh Jackman（休杰克曼）、男星Ben Affleck（班艾佛列克）、澳洲影后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都采用这个饮食方式保持健美。

和其他瘦身饮食法相比，IF不讲究吃什么，只限定进食时间，因此执行起来看似比较容易。每天健身和跑步的玛丽（化名）试了一个星期，发觉要持之以恒需要意志力，并且要调整应酬聚餐时间，不是人人都可以配合。40岁的她激励自己：“很多寺院的修行者都做到过午不食，我16小时不吃东西可以的。”

玛丽自以为每天运动量大，热量消耗大，因此在饮食方面相当放任自己，有晚上吃零食的习惯。她开始每天断食16小时后发现，因为晚上不吃东西，睡眠质量改善了不少，思考和反应更加灵敏。

西方营养专家指出，IF隐藏健康陷阱。有些人会在可进食时段暴饮暴食，想减肥，结果热量摄取更多，营养不良，得不偿失。玛丽注意到营养摄取要均衡，吃足够的蛋白质、高纤维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不过，试了两周后，碍于交际应酬时间难配合，她恢复正常用餐时间。

美国科学家针对断食对健康的影响做了初步研究，发现IF具备改善健康，延年益寿的潜能。在断食期间，人体许多细胞会死亡，启动干细胞，新细胞再生。也有研究发现断食可以减少坏胆固醇，减少炎症，改善胰岛素抵抗，稳定血糖水平。

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很多只在白老鼠实验阶段，用人实验的数据还很少，许多营养专家并不鼓励人们尝试，特别患有糖尿病、新陈代谢失常或饮食冲动的患者。

任何饮食改变都应渐变

百汇东岸医院营养治疗师叶维铭告诉联合早报，IF有好几种，包括16/8，即8小时吃东西，16小时断食；5-2饮食，即一周的5天正常饮食，连续2天摄取非常少的卡路里，一天摄取500至600卡路里。还有一个方式是“吃-停-吃”，一周当中有一天或两天24小时不进食。

他说：“IF是一种饮食方法，但欠缺科学证明它的效用和可持续性。这样的饮食法多用作减轻体重，但改变的不只是饮食时间，也改变生活方式。”

叶维铭说，IF能在短时间内减轻体重，效果显著。但是这种饮食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减轻体重固然能预防慢性疾病，但是如果缺乏自律，瘦下来后很容易打回原形，体重甚至比之前有增无减。

想控制体重还是应该请教专家建议。叶维铭说，体重突然下降情绪会变得不稳定，甚至影响注意力，肌肉变得软弱无力。

他说：“最近有关IF报道称可改善糖尿病症状，但相关的研究是针对实验老鼠，而不是人类展开的。也有研究称针对100人做了实验。但也有研究指出，断食只对少数同时有肥胖问题的糖尿病患者有效。糖尿病患者有些可能有心脏疾病或肾病，因此IF对他们无益。”

叶维铭强调，任何的饮食改变都应该逐步调整，可长期维持为宜，不赞成突然做大改变。

可能加剧营养不良

现代人轻率地断食还隐藏营养不良加剧的健康陷阱。共和理工学院应用科学学院讲师王强顺博士说：“现代人饮食的问题是吃得多但又吃不够——所摄取的总热量过高，但所摄取的营养量却不足。我们应该吃得适量，营养又充足。”

王强顺认为，断食法与吃得适量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方式不同；断食法可在短期内采用，但长期保健还是有赖正常健康饮食。

他指出，尽管一些人体研究确是显示间歇性断食与拟断食对减轻体重与改善慢性疾病的助益，但这些饮食方式的长期影响与安全性则有待证实。“对于特定状况，比如肥胖，短期内采用间歇性断食或拟断食来达到燃烧脂肪，减低体重的目标是可接受的，而一旦达标，则应该恢复正常的健康饮食方式作为长期保健。”

IF发挥作用在于透过限时控制进食量，减少摄取卡路里。现代社会物质发达，人们追求健康饮食，讲究吃什么，却忽略了吃多少。

王强顺说：“所摄取食物的种类与摄取的分量一样重要，必须同时关注。物极必反的道理同样可用在饮食上。举个例子，水果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也是抗氧化剂的重要来源，但若每天单单大量地吃水果餐，经久必见反效果。”

不是人人都适合断食

每次谈到健康饮食，许多本地营养专家都会举出保健促进局推出的“我的餐盘”作为参考准则。根据不同食物种类分类，“我的餐盘”将进食分量分为四份，蔬菜水果应占一半，四分之一是全谷物，如糙米饭、全麦面包，四分之一属肉类及其他食物。按照这个标准，很多现代人饮食营养都不达标。在营养摄取不均衡的情况下，长时间断食，未必能实现理想健康目标。

王强顺说，断食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生物化学与生理变化，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断食。他说：“因每个人体质与健康状况不尽相同，若未经咨询而贸贸然自行断食，恐怕将得不偿失。举个例子，若各类矿物质与电解质摄取不足，断食减轻体重的同时，会导致肌肉无力或痉挛、低血压等问题。”

既然一般人都不适宜贸贸然地尝试新饮食法，那么营养不良的人、体重过低者、孕妇、哺乳母亲、心脏衰弱人士、免疫力低落或重病患者等特定人群更不宜断食。

如果非试不可，营养专家建议断食前应咨询医生或营养师，让专家评估结果，再量身定制断食计划。

中医调节饮食理论

亚洲人对断食并不陌生。古时候的僧侣奉行过午不食的修炼。时至今日，许多佛教徒也在修行期间过午不食。一些指导人们静坐禅修的课程也让学员在静修期间一天只吃早餐和午餐，过午不食。因为是避静修炼，很多学员发现活动量少，饮食量减少并不会影响思考和反应，应付简单活动量不成问题。

受访的中医师则指出，看待过午不食养生的课题要结合古代人的生活环境，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只吃早午餐未必发挥健康效益。

余仁生中医健康管理诊所@多美歌、勿洛、后港中医师李金顺告诉联合早报记者，古人勤于遵守天地的规律，阴阳消长的法则。也就是说白天为阳，夜里为阴。人体阳气，也就是生命活动的能源在凌晨5点始生，旺于中午，是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段。在这个时间段进餐，有助于良好的消化及吸收。中午过后，阳渐转阴，人体代谢率放缓，消化机能没有中午时旺盛，所以不建议进食。

中医认为，如果食物未能完整地消化，则会导致食积、痰湿、血瘀因而影响气血正常生成及运行。换句话说，消费能力放缓时，过度进食，营养摄取不全，消化不良，无益健康。

然而，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随着日升日落作息，用餐补充能量的规律未必能完全效仿古人。但古人奉行的饮食健康原则仍具参考价值，而现代营养观念其实和旧时原则异曲同工。

五味五色养五脏

受访中医师指出，西方健美族提倡间歇性断食，中医也有调节饮食的理论，并且饮食要求各个方面如食物选择、用餐分量、食物温度、定时定量等更加周详。

李金顺说，有关中医调节饮食的理论，在中医现存最早的著作《黄帝内经》就有论述。书中提到“阴平阳秘”“谨和五味”“饮食有节”及“寒热适中”的饮食原则。

他指出，所谓“阴平阳秘”“谨和五味”说的是不宜挑食，平衡饮食，食物中的五味包括酸、苦、甘、辛、咸及五色青、红、黄、白、黑，而五味五色相对应的脏器为肝、心、脾、肺、肾，均衡摄取五色五味便能达到充养五脏之意。至于“饮食有节”就是定时定量，不宜过饥或过饱。

“寒热适中”则是要注意食物的温度，过热可导致火热内生，灼伤食道，太凉则损伤脾胃，导致痰湿（代谢废物如高血糖、高血脂等）内生。

李金顺说，《黄帝内经》也提到违反以上原则的危害，如“高梁之变，足生大丁”。“高粱指肥甘厚味之品，如高糖、高盐、高脂肪类食物，大丁则泛指溃疡性及疮疡类疾病（如糖尿病足）。总而言之，该书提倡均衡饮食，不偏嗜食物的味道及温度以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

从吃什么到吃多少，到几时吃，人们讲究饮食健康越来越精细。中医在饮食方面强调的是“度”，更胜于推荐哪些补品或超级食物。

李金顺说：“ 中医认为食物不分好坏，各有所用，重点在于“度”。例如大家听到胆固醇都闻风丧胆，避而远之，殊不知胆固醇在身体也有它重要的作用，如生成荷尔蒙、维他命D，形成细胞膜，加速神经细胞的传递等。所以均衡的饮食中必须包括胆固醇。若因为某些食物被挂上‘健康食品’或‘较健康’标签而大量摄取，只会物极必反。”

虽说食物不分好坏，但加工食品绝对多吃无益，少吃为妙。李金顺指出，中医体系是在数千年前就形成的，当时的食物不像现在多属加工产品。防腐剂、色素添加品必定对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摄入的食物越原始越完整越好。

李金顺说：“中医讲求的是个总原则，进食的多少则因人、因年龄、因生理需求而定。”

论及断食禁忌，他认为发育生长迅速的幼青年，怀孕或哺乳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如糖尿病的特定人群都不宜尝试。一般人想尝试可先和医学专家讨论比较明智。

用间歇性断食减肥成功的网友现身说法

1、设立一个目标，如几个月准备减多少体重。

2、减肥是痛苦的，主要前3-7天，等过了其实还好。

3、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挑合适自己的来。

4、减肥不可能一蹴而就，多点耐心。

5、买个智能体重秤，建议每天早上拉完屎，裸称。

6、有个好心态，减掉一小点体重都值得炫耀，增加请努力。

7、吃自己喜欢的健康食物，以降低难度。

8、饮料和酒一定要戒！多喝水、苏打水、茶、美式咖啡。

9、把主食/垃圾食品当作奖励，一周可以放肆一次。

10、运动帮助塑形，喝水加速内循环，睡觉促进代谢。

如果以上你觉得很难，那要不晚上只吃个苹果，要不就别减了！

以下是我个人使用间歇性节食减肥的个人分享。

间歇性断食这种减肥方式，对于大体重的朋友相对合适，但从B站的一些Vlog分享和一些文章评论，也有标准体重减重成功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有所不同；当然暂时也没有立足的科学依据来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或者后，会对人体会产生哪些影响。

从我个人这五个月的反应来看，比较容易胃胀，和衍生出来体重在快速下降后，没有运动加持，人整体偏虚。所以在间歇性断食过程中，如出现不适请立即停止，而合理的饮食加上适当的运动，减肥效果更佳。

哪些人不合适间歇性断食？

未成年、孕妇、体重过轻、糖尿病和长期服用药物（特别是胰岛素）

间歇性断食让我瘦了多少？

个人计算：

时间：10月1日-1月30日

体重：212斤-166斤

小米体脂秤计算：

时间：10月15日-1月30日

体重：206.9斤-165.9斤

间歇性断食过程中，我是怎么吃的？

间歇性断食主流分为三种

16/8：16个小时保持断食状态，8个小时保持进食状态，考虑到食物2个小时左右的消化时间，所以正常进食时间只有6个小时。

5/2：5天正常饮食，2天断食，断食两天可以吃你平时1/4食物量。

1/1：一天正常饮食，1天断食，不断食期间饮食没有限制。

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也在使用第一种方式进行执行，因为工作关系，我把我的第一餐饭在中午12点，第二餐放到下午3点，第三餐饭在下午6点。（以上时间可以自行调整，比如11点第一餐，最后一餐5点）

当然这过程中会衍生出，不吃早饭会影响身体，导致胃病等等。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请立即停止，或者去查查权威的科学报道。至于后两种我没有尝试，如果你觉得比较合适你，建议可以尝试。但需注意，虽然没有限制，但我还是建议你去吃一些健康食物。

间歇性断食过程中，我吃什么？

工作日：

第一餐：1盒牛奶，3-5勺水果燕麦，1袋每日坚果，2个鸡蛋（不吃蛋黄），2个711菜团。

第二餐：3个鸡蛋（不吃蛋黄），1个玉米/红薯（有时候和菜团对换）。

第三餐：起先吃2个橙子，后换成吃1个苹果。

如果二三餐之间比较饿，会吃点水果燕麦；如果当天晚上会去健身房，第三餐会加2-3片全麦吐司。

非工作日

第一餐：一般沙县的商务套餐加一份蒸饺。

第二餐：起先吃2个橙子，后换成吃1个苹果。

除了以上饮食计划，没有零食，没有饮料，没有酒精。就这样持续了4个月，中间会有一些无法避免的聚会，但吃的过程中，我会尽量避免大油大肉和主食，多吃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和蔬菜。当然有时候你实在觉得嘴无味，建议你点个麻辣烫（清汤不喝汤，多蔬菜菌类，少量豆制品，最好不要肉丸鱼豆腐等）。

另外我有尝试连续一个月新鲜柠檬泡水，但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柠檬水给予我的减肥有多大帮助，但起码过去的这个冬天，我脸皮相较于前几年好了不少。

那怎么吃才算是合理呢？

先说一个相对粗暴的计算方式，个人消耗量比摄入量多，瘦了，反之胖了。所以前期最好对自己的消耗量（基础代谢加上运动消耗）有个认知，那这样摄入多少你心里也有逼数了。

另一个是我之前健身教练的建议：你的目标体重（公斤）×30 = 一天摄入卡路里。摄入量变少，基础消耗不变，那就是瘦了。

但这块我没有去执行，因为很麻烦，好点的外卖还会和你说多少卡路里，其他就得自己称自己算。更多情况下我还是执行自己的饮食计划，一方面这些是我喜欢吃的，另一方面当时我的体重也一直在下降。如果你要学习我，那希望你能控制好自己的量，并时刻去关注是否对自己有效，反之就麻烦点。

间歇性断食会反弹吗？

首先就要看你怎么去对待反弹这个概念。今年过年回家我的体重是165.9斤，过年回来后，体重一直保持在170斤上下。当然过年期间，免不了零食和米饭（我真的很喜欢，一天两餐，每餐两小碗）。所以可以说轻微反弹。但要反弹到原来体重，那估计要花点心思。

有什么运动可以推荐吗？

一般情况下，我会使用跑步机走路（3的坡度，6-6.5之前的速度），走1个小时，或者是一盘蛋炒饭（412卡）的量。不是很累会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累直接就做完拉伸回家。当然你做不到或者是附近没有健身房，那1天1万步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运动前喝个美式咖啡，能帮助卡路里燃烧，但要是晚上运动，建议免了，因为并不是每个人晚上喝咖啡都能睡着。

除了间歇性断食，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减肥方法吗？

之前我的健身教练有分享“碳循环”的方式，据说健身教练都在用，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天，两个玉米，两个红薯，蛋白质吃两份鸡胸，不超过10个鸡蛋，一些水果。

第二天，蛋白质同上一天，碳水，一个玉米，一个红薯。

第三天，蛋白质同上，碳水，什么都没有。

具体我没有尝试过，如果你觉得合适，可以去多查些资料再实行。

另外还有你需要注意的！

1、如果你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间隙性断食，建议不要长时间断更。因为一旦身体适应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你又要经历最难熬的3-7天，而这几天又是最容易放弃的几天。比如现在的我，从过年回来，中午这段变成了米饭和一些肉食，晚上则总是忍不住吃个包子或者几片吐司。

2、另外坚持了很久，发现体重依旧没有什么变化，那就在原计划基础上做一些改变，把米饭变成糙米，把糖分较高的水果换成“负卡路里”水果：苹果，把沙拉酱，千岛酱什么换成油醋等。

3、代餐粉这件事我已经帮您尝试过了，30块钱一瓶，对我来说根本无用。至于减肥药减肥茶，不要命的话也不建议尝试。

最后只想说瘦下来的感觉真好，最起码今年我终于没听到我妈的唠叨，让我控制体重，甚至叫我保持在170就可以了；其次瘦下来心情也能变好，腰酸背痛也有所缓解；最后就是你又有了放肆的资本，和几个可能让你一生受益的习惯。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好多裤子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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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3月1日起，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间歇性断食，当前体重和近期饮食单

希望这个减肥方法可以帮到你，也预祝减肥顺利。

By 联合早报、大怪兽俞超杰

预计到2030年，全球尿毒症患者人数将增长到544万人，其中亚洲增长速度最快，尤其是中国的尿毒症人数将快速增长。

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某某“突患”尿毒症需要筹款帮忙。其实尿毒症很少突然发病，相当一部分尿毒症患者在肾病可以控制时没有及时诊治。

一方面是重大疾病带来巨大的社会和家庭负担，而另一方面是我们公众却对肾病了解甚少，中国90%的肾友并不知晓自己肾不好⊃2;。今天，跟随肾上线来了解，导致尿毒症人数快速增长的原因以及防治。

导致尿毒症快速增长的原因

不是肾炎，而是…….

在传统的观念中，我们认为，尿毒症的罪魁祸首是肾小球肾炎，通常简称为“慢性肾炎”，以往透析登记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肾炎导致的尿毒症比例最多。1999年，全国登记的2万多例尿毒症，有49%的人由各种肾炎恶化而来。

但是，如今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改变。下图截取自2016年中国的肾病流行病学研究。从统计报告来看，未来，糖尿病，将带来尿毒症的增长高峰！

在2010年之前，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发病率还都低于肾炎，但在此之后，肾小球肾炎保持持平，但是糖尿病相关肾病却一路“高歌猛进”，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糖尿病为什么会导致肾不好？

30年前，得糖尿病的人还很少，由糖尿病引发肾病的人也很少。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饮食不节制、以车代步、锻炼时间少、工作繁忙、压力大、环境等多因素叠加，导致糖尿病这类代谢性疾病迅速发展为十分常见的慢性病。身体长期处在高糖环境下，会导致肾脏滤过负担增加、发生系膜扩张等一系列的病生理损伤。

刚开始糖尿病肾病患者可能只表现为极少量的尿蛋白增加，但如果没有合理治疗，病情进一步发展，出现大量蛋白尿、血肌酐明显升高，将不可逆转的逐渐恶化为尿毒症，需要透析或肾移植。

像之前媒体广泛报道的香港富豪刘銮雄，就是因为多年糖尿病控制不佳最终引发尿毒症，在几年前进行了肾移植。

图片来源网络

糖尿病怎么查？

糖尿病在中医里叫“消渴病”，患者有多饮、多尿、多食、乏力消瘦这样的表现。

但其实，只有少部分糖尿病患者表现为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

如果靠患者自己发现“咦，我怎么老是口干，要喝这么多水，是不是得了糖尿病？”这样的症状来猜测糖尿病，会有很多糖尿病病人漏诊，因为还有很多人完全没有症状，必须靠查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或者是OGTT试验。

除了测血糖，建议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每年定期在肾内科检查尿检和血检，这样才能及早发现肾病，患者的疾病结局会好很多。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一点！早期糖尿病患者不能像其他肾友一样单纯查尿常规、24小时尿蛋白定量来监测肾病，而需要查尿白蛋白肌酐比。因为糖尿病肾病早期，一部分患者尿常规中的尿蛋白和24小时尿蛋白可能均为正常，但尿白蛋白排泄轻度增加，做尿白蛋白肌酐比的检查能更早的发现糖尿病肾病的苗头。

糖尿病肾病怎么防？

正所谓“上医治未病”，在糖尿病还没有形成严重并发症时就要加以预防。以下这些建议，临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饮食健康、适当运动

2）戒烟：吸烟会导致尿蛋白排泄增加、尿毒症风险增加，需要戒烟

3）肥胖者要减肥

4）控制血糖和血压

糖尿病患者一般要求是，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餐后血糖10mmol/l以下，空腹控制在7mmol/l以下，血压小于130/80mmHg⊃3;，但治疗目标需要个体化。

中国有8000多万的肾病患者，肾病离我们每个家庭都不是那么遥远。

中药里的马兜铃酸

2003年，新华社记者朱玉的一篇报道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她撰写的《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一文，在两三天内被500多家报刊采用，向全社会披露了龙胆泻肝丸导致肾功能衰竭的问题，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龙胆泻肝丸事件。所谓中药无毒副作用或毒副作用小的社会迷信，受到巨大冲击。根据媒体报道，因龙胆泻肝丸致病者约10万例，罪魁祸首就是中药关木通中含有的马兜铃酸，而关木通，是龙胆泻肝丸的配方药物之一。作为一个医生，每次我翻看关于马兜铃酸的资料时，都会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既恐惧它可怕的毒力，又不得不欣赏它的完美——是的，我只能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马兜铃酸，它简直就是撒旦创造出来的完美毒药，它阴险、狡诈、善于隐蔽而且破坏力巨大。

马兜铃酸隐藏在多种中草药内，几千年来，它被蒙昧当作良药来膜拜，夺去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直到被现代医学揭露出它的真面目，我们才知道它有多么可怕。马兜铃酸，赫赫有名的肾脏杀手，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名词“中草药肾病”。它引起的肾脏损伤无法恢复，敏感患者极小剂量就可导致肾功能衰竭；大剂量马兜铃酸直接引起急性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导致导致肾衰竭；低剂量摄入也可能引起肾脏不可逆损伤。马兜铃酸的损伤，深达DNA级别。它会在肾内形成马兜铃内酰胺-DNA加合物，这种加合物物质性质稳定、难以降解，会在肾内长期存在，持续损害病人肾小管导致肾功能损伤并诱发癌变。马兜铃酸，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马兜铃酸不管摄入多少，都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损伤，并有极长的潜伏期，使得病人患肾病和上尿路上皮癌的概率大大增高。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魔鬼造物，文明世界的反应毫不意外，自1991年发现马兜铃酸中草药引起肾衰竭，比利时、英、法、日、美……陆续禁止含马兜铃酸中草药。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甚至专门发出了马兜铃酸草药致肾病警告。至2004年，全世界除中国大陆外，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均已经全面禁用含马兜铃酸中药材。

除中国大陆外，世界各国全面禁用马兜铃酸中药材

然而，在中国大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件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1998年起，中国陆续出现大量马兜铃酸肾病患者，俗称“龙胆泻肝丸”事件。国内医学界多次向卫生部门反映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问题，并不断呼吁健全中药的检验手段。2001年，中国药监局多次讨论马兜铃酸问题，内部通报，未向公众通报。2003年2月，新华社朱玉发表尿毒症病人调查通讯，龙胆泻肝丸事件大白于天下，举国瞩目，舆论哗然。2003年2月，迫于舆论压力，中国药监局将龙胆泻肝丸转处方药，称“要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对待药品不良反应”。2003年4月，中国药监局终于发出通告禁用关木通，由木通（木通科川木通或白木通）替换关木通；原流通含关木通的龙胆泻肝丸不召回，按处方药管理，建议患者定期复查肾功能。2004年8月5日，中国药监局取消广防己、青木香药用标准；另有四种含马兜铃酸的药物马兜铃、寻骨风、天仙藤和朱砂莲的中药加强管理，含四种药物的中药制剂按处方药管理，36种含马兜铃酸的中成药方标注“含马兜铃酸，可引起肾脏损害”后放行。

从头至尾，作为药品生产企业的同仁堂，没有主动向消费者发出过任何的警告更没有采取过任何的召回措施。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句同仁堂的古训，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已经荒唐无耻到极点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将超出你的想象力。禁用关木通等含马兜铃酸中药的努力，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中国的中医界，以令人发指的坚韧和顽强，为保护马兜铃酸继续毒害中国人民肾脏的权利，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能和他们所媲美的，大概只有东京大审判的日方辩护律师团。

2003年4月，关木通被禁用前夜，由中国中药协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医药战略地位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对2月份媒体爆炒的龙胆泻肝丸事件进行回应。研讨会上，中医专家们慷慨陈述中药的光荣历史与文化传承，并指出：中西药分属两类不同体系，不能用西医标准要求中医。到会专家一致认为：无论是关木通还是含马兜铃酸的其它中药，如果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就是良药，不按中医药理论使用，就很可能成为毒药。而身为中医领军人物的陆广莘院士，更是宣布：马兜铃酸不等于关木通，关木通也不等于龙胆泻肝丸。龙胆泻肝丸是按照中医药学复方的“君臣佐使”理论配伍药味，龙胆泻肝丸中的其它药味，会降低方中具体单味药的毒害作用。陆院士公然断言：马兜铃酸作为宣判龙胆泻肝丸有毒依据，“片面，缺乏科学依据”，“十分牵强”。即使现在已经是十年以后，当我再读到这些无耻的语言，我依然难以遏制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悲伤。

我们已经说过，马兜铃酸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即使极小量的摄入，也会在肾内形成无法排出长期存在的DNA加合物，对肾脏造成持续的且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没有现代医学的介入，包括陆院士在内的中医们，根本不知道马兜铃酸为何物，根本不知道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他们连龙胆泻肝丸已经造成了无数的肾衰竭都不知道，甚至现代医学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不肯相信。

马兜铃酸分子式

中医根本不知马兜铃酸分子式为何物，谈何消除其毒性？就这样的一群人，竟然厚颜无耻的宣称：他们有办法通过中医的方式把魔鬼变成天使，他们有办法通过药物配伍来消除马兜铃酸的毒性！我相信，中医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真的无所畏惧，他们不畏惧万千冤魂，不畏惧千夫所指，不畏惧九天雷霆，不畏惧十八层地狱！在他们眼中，患者的健康与生死，远比不上中药行业的兴旺繁荣。在关木通被禁用后，中医又华丽丽的转身，由拼命的为关木通辩护，转为竭力撇清自己和关木通的关系。他们声称：古方里面用的是木通，中医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我们擅改了中医的古方。实际上，中医古籍中根本没有现代植物分类方法，关木通、川木通、白木通各种称谓乱作一团。所谓的考据，更像是一种敷衍塞责的闹剧。中医辩称，龙胆泻肝丸悲剧的原因是1983年用关木通替换古方中的木通。那么，为什么这样的调整能通过呢？因为中医根本不知道，关木通有毒而且认为关木通药效和木通相近！请问那些曾经相信两者功效相似的中医们：如果没有现代医学发现肾衰竭和龙胆泻肝丸有关，你们会发现这是错误吗？没有现代医学证实关木通毒性，中医会发现这是错误吗？没有现代医学的干预，博大精深了五千年的中医注定继续错下去，无怨无悔。所谓中医五千年经验科学，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十年过去了，曾经毒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关木通早已经被彻底禁用。而龙胆泻肝丸事件，也被很多人淡忘。但我们真的不应该忘记。根据媒体说法，因为龙胆泻肝丸致病的患者，约有十万，鉴于该病的诊断困难和漫长的潜伏期，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很多很多。十万，是一个什么概念？汶川地震，死亡九万人，举国震惊，亿万同悲，国家降半旗，民众同举哀。而龙胆泻肝丸的受害者，是十万，这是一场何等规模的灾难！欧洲的反应停事件，受害者数量不足龙胆泻肝丸事件十分之一，至今依然是药品监管的经典案例被反复的提起和研究。中国的十万例龙胆泻肝丸马兜铃酸肾病，就这样悄无声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目前中国药监局只取消了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三种马兜铃属草药的用药标准，但实际上还有马兜铃、细辛、天仙藤、寻骨风、汉中防己、淮通、朱砂莲、三筒管等十几种常用中药药材已知含有马兜铃酸，涉及几百种中药处方（中成药），例如国家批准的中药处方中含细辛的就有一百多种。

含马兜铃酸的植物

2013年，龙胆泻肝丸事件十年后，阿宝无意间发出的一个关于马兜铃酸危害的微博再次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面对媒体的询问，中医专家们再次搬出了当年他们前辈为关木通辩护的毫无依据的陈词滥调：“炮制过程可以使其毒性减弱或者消失”，“有其它成分制约它的毒性，使用这种药物是安全的”。天日昭昭，欺人乎？欺天乎？如果说，这些含马兜铃酸的中药，用于治疗癌症、艾滋病、或者其它的疑难病症，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对其毒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容忍。问题是，目前含马兜铃酸的中成药，所治疗的疾病都无非是“上火”、咳嗽、胃疼之类的无关痛痒的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从科学的角度，从人民安全的角度，应该如何抉择，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对马兜铃酸实行全面禁用和零容忍，是全世界通用的选择，何以单单中国大陆就能例外？仅仅因为那句扯淡的“不能用西医标准要求中医”，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孩子和亲人继续承受这个魔鬼的毒害？

By 澎湃、烧伤超人阿宝

滚鸡蛋，科学还是不科学？

社会上流传着不少“滚鸡蛋”的方法，有些人推崇备至，但也有质疑、批驳“不科学”的人，这里不去争论究竟“科不科学”，因为科学并非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验证真理的方法之一。

滚蛋疗法不仅简便有效，无毒副作用，而且廉价，它的疗效从古至今都被很多人亲自证实有效，有时甚至堪称是“神奇”的效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专题介绍。

滚蛋法正名为“履蛋收阴术”，名字有点奇怪，是少数民族一种疗法，很多朋友小时候都受过奶奶们这种爱的待遇，用鸡蛋滚一滚，病就好了。

说这么多，能调哪些问题呢？
1、新生儿黄疸

2、感冒发烧、咽喉痛、鼻炎；

3、湿疹、荨麻疹、皮炎，各种小疙瘩小疹子；

4、腹痛、腹泻；

5、宫寒、妇科炎症；

6、扭伤等外伤肿痛瘀血；

7、祛体内湿气。

概括来说凡是风寒、风湿、湿热、寒湿等引起的各种病症，从感冒、湿疹、拉肚子，到关节炎、妇科炎症，甚至血液病、肿瘤等疾患都可以调治！

滚蛋疗法真这么厉害？什么原因呢？

“滚鸡蛋”履蛋收阴术疗法治病原理有多种解释，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上，我作为一个西医出身的医生，不管从热交换，离子交换或者营养学的角度怎么都说不清，那既然古人是运用中医的智慧方法发现创制的疗法，还是从中医自身的角度来理解更靠谱。

古人认为鸡蛋一颗鸡蛋就是一个“小天地”，蛋黄如同大地属阴，蛋清如同天空属阳，小小的鸡蛋具足天地之气，可以演化出一个完整的生命。同气相求，以热鸡蛋和有寒、有湿、有淤血的皮肤充分接触，可以把人体的“病气”置换到鸡蛋中，从而在鸡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是蛋黄上出现各种小豆豆，有的是蛋黄颜色发黑，有的是蛋清中出现条索或者斑块。

《本草纲目》还有详细解释：

“卵白(蛋清)象天，其气清，其性微寒,秉天之清气，有金象焉，善消肿痛而利咽喉，清肺金而发声音。其诸主治，涂鼻疮，治发黄，敷肿痛，洗烧灼；卵黄（蛋黄）象地，其气浑，其性温,鸡子黄，温润淳浓，体备土德，滋脾胃之精液，泽中脘之枯槁，降浊阴而止呕吐，升清阳而断泄利，补中之良药也；鸡卵则兼黄白而用之，其性平。天地之卵通理气血，故治上列诸疾也。”

滚鸡蛋怎么做呢？先说说最简单版本：

准备N个鸡蛋（土鸡蛋最好，2个或多个轮流使用），然后按照正常煮鸡蛋的方式把鸡蛋煮熟，注意不要煮爆裂。

做滚鸡蛋的步骤：

将一把艾叶水放进水里煮开，放2-3个鸡蛋进艾叶水，不要用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蛋，因为容易煮爆。（熟蛋一次性使用，滚到没有什么温度就不要了）。

蛋煮熟煮透后（一般15分钟），一个个取出来剥壳，剥壳后的鸡蛋用纱布包起来，用手拿着纱布的边缘，在相应的部位来回滚动到蛋不烫了为止。蛋的温度要根据年龄来，老人和小孩温度要低点。皮肤任何部位都可以滚蛋。滚到局部皮肤发红，有点微微发红(红晕的感觉)出汗就可以了。滚熟蛋切记力气不用太大。

滚蛋热滚法－–药蛋：

风寒：可加生姜、艾叶、紫苏、葱白、防风。

风热：可加薄荷、连翘、菊花、金银花、绿茶；以上的药可以单独用，也可2-3种配合使用；

风湿：可加羌活、独活、杜仲、路路通、红花等活血通经类药物。

湿疹：可加苍术、菖蒲、艾叶、防风等药物以祛湿，而茯苓、扁豆则可以补脾(因为补脾药也可祛湿)。

跌打损伤有淤血的：可加红花、桃仁这类活血化瘀的。

小儿积食，积食引起的发热：可加山楂、鸡内金、神曲类消食的。

黑眼圈：可加红花、艾叶类……

小儿受惊吓：可以把煮好的蛋和饮食包在一起滚，因为银有“安五脏、定心神、除邪气”作用，所以受惊时候要用到银。银饰针对体内有风、毒、湿邪等问题，银饰只需要和鸡蛋包在一起即可。

小伙伴们如果无法准确判断疾病是风寒还是风热，是内伤积食还是其他问题时，就不要滚药蛋，煮白水蛋滚也很好啦。

具体的使用场景和操作方法：

1、孩子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微微咳嗽
滚蛋方式：A、用鸡蛋在大椎穴位区域滚动； B、用鸡蛋在印堂穴区域滚动；C、如果孩子有说头痛难受，可以在后脑勺下面的“风池”和“风府”两个穴位滚动。每个穴位一般3~5分。

如果孩子不配合，那就用鸡蛋滚背后的督脉和膀胱经，当做玩游戏一样滚一滚，发点汗就好了。

2、孩子肚子痛：比如孩子吃了西瓜、冰淇淋、吹空调后，说肚子痛难受。
滚蛋方法：用鸡蛋肚脐周围的腹部滚动，大致10~15分钟，2个鸡蛋轮流换，鸡蛋凉了重新加温。

3、孩子拉肚子：大便稀、有气泡、水样、不臭的受寒腹泻。
滚蛋方法：用鸡蛋肚脐周围的腹部滚动，大致10~15分钟。

4、眼睛疲劳：孩子学习用眼过度
滚蛋方法：用鸡蛋在印堂穴和眼眶做为滚动，也是预防近视好方法，眼珠子部分记得不要滚到。

5、黄疸护理：注意温度，小宝宝皮肤娇嫩
滚蛋方法：用整个鸡蛋在孩子从头到脚滚一遍，上午滚一遍，下午滚一遍。

6、鼻炎：鼻塞难受、一直打喷嚏
滚蛋方法：前额、印堂、鼻子两侧、项（后脖子）、背部膀胱经。

7、湿疹：宝宝反复长湿疹
滚蛋方法：在宝宝长湿疹的区域，轻轻滚蛋，注意温度是宝宝能接受范围。

8、受惊：宝宝晚上一直哭闹（非积食哭闹）
滚蛋法：滚蛋时先从头面部开始，接着是正面沿着皮肤从上身滚至下身，然后是背部身体从上身滚至下身，最后从脚心收出去。（注意温度，鸡蛋凉了要换一个。）

注意事项
1、滚过的鸡蛋不能吃哦！
2、古人有要求把滚过的鸡蛋要埋入土中，不要随便丢弃，这样对接受治疗的人康复更有好处。
3、做完后，一定不要外出到吹风、最好也不要洗澡，在家静养一天。
4、气虚或血虚的人做完后可能脸色会更难看或身体发虚，可煎煮山药红枣稀粥喝。
5、滚蛋方法不适用破溃流脓容易感染的情况，没破皮已经收口的可以用。

上图均为收集了“病气”的鸡蛋，是不是很神奇？

一、普通热滚法：

1）如果蛋黄上凸起水滴状小点点，像冠状病毒一样，说明体内有风，蛋黄表面凸起的小水滴越多、越不均匀，病情越为严重；

2）如果蛋黄变黑：说明有湿，湿大小依蛋黄颜色深浅不同而不同，可以根据肉眼判断；

3）蛋黄又黑又有颗粒，说明风和湿并存。

4）按正常轻重进行滚蛋时，蛋黄爆破了说明体内有痰湿；

5）蛋白或蛋黄分层：身体受风邪侵蚀，蛋黄分层更为严重，在感冒或过敏的情况比较多见；

6）蛋黄隆起一条条：条型毒素，体内痰湿很重，出现肠道问题的机率较大；

7）蛋黄发青：并且滚蛋时热烫不明显说明体内有寒；

8）蛋黄或蛋白里面有红色颗粒，鲜红说明有火，暗红者有淤血。

二、根据银器的颜色判断 ： 滚蛋后银器的颜色变化来判断病情，
1、颜色发乌暗，黑红或绿色表明体内有风寒、风湿；

2、红黄是风热。

滚蛋为泻法，在白天早晨阳气最盛的时候使用。最急，最好不要连续滚蛋超过3天。

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为什么滚鸡蛋这个民间偏方真的有效，让中医更加发扬光大。

By 杏林寻道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从波士顿美术馆旁的美国东北大学出发，一路向北，从“哈佛桥”跨过横穿整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便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东侧，是波士顿“剑桥区”的核心地带——肯德尔广场。

在东北大学读博的社会学者游姝楠，经常到这里散步。她能认出广场周边每一栋建筑：这栋是辉瑞的办公室、那栋里都是莫德纳的员工……老钟塔旁边亮得晃眼的12层玻璃房子，是著名Biotech孵化公司Lab Central的新基地。

《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这座名校云集的“智慧之城”也聚集了阿斯利康、赛诺菲、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如果说波士顿是世界生物制药的环靶，肯德尔广场就是靶心。这里有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游姝楠在这里见过太多顶尖的生物医药人才，其中不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

其中一位告诉她，从2008年至今，约有一半在美留学生活工作过的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中国发展。

“回国的职业选择更多样化，可以继续在药厂工作，也可以创业、做咨询猎头、甚至成为投资人，而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方向更单一，大部分都聚集在药企做研发。”她说。

对高技术移民感兴趣的游姝楠，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美国一向是世界生物制药强国，而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才逐步发展起来，在“海归”人才、政策扶持、资本加注的环境里迅速崛起。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当前中美的竞争关系，会给两国间的人才流动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游姝楠想知道，从这些生物医药人才出国留学、在美工作，再回国发展成为“海归”，甚至有些人选择再度出国，这样来来回回的流动轨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何从大国博弈、全球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以及个人选择等角度去理解生物医药人才在中美之间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

在访谈了近50位留美和“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后，游姝楠渐渐勾勒出一幅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草图。

作为社会学者，她目睹了经历跨国教育的科学家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沉浮，感受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对创新土壤的追求，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生物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产业、人才之间的碰撞。

太平洋两岸的人才循环与对望

游姝楠的观察对象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国内接受大学理工科教育后，去往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大多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学子甚至可以本科毕业后跳过硕士，直接在美国读博。

不同于公众对留学生大都家境优渥的想象，许多访谈者来自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小康家庭，凭着会读书的本事，依靠全额奖学金铺路，获得在美国深造的机会。

他们大多曾学习生物统计、生物化学、药学等专业。读博甚至博后期间，省吃俭用，艰辛而执着地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科研。毕业后，少部分人会留在学术界，还有一些进入医药行业，并直接进入辉瑞、阿斯利康等大厂的研发部门，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以提供项目外包服务为主的CRO公司，甚至以CRO为跳板，试图曲线进入跨国大药企。

留在美国进入跨国药企（MNC）做研发的中国人，大部分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能进入管理层的却不多。

随着近年来在美华人努力发声，华人在药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用访谈者的话说，天花板提高了很多，现在的天花板基本是VP（Vice President）这个层次。

但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路径依然缺乏更多想象空间。

一位受访者自嘲自己是“科研民工”，他说，“我们是在用高技术仪器做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对‘科研民工’的理解是：不做决策、没有话语权、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

他们也很难不受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让不少华裔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而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不信任，无法进入公司高层核心项目，抑或是在出入境时被海关反复“检查”。

与留美从业者清一色的药企研发岗位不同的是，回国的“海归”们有着更“五光十色”的生活，和更广阔的职业选择——

有些人利用漂亮的留学背景和博士头衔，转行做市场、咨询、产品经理、猎头甚至风投，且都很快成为行业里的“大佬”；有些人继续做研发，一跃进入大型跨国药企，职级也更上一层楼；还有的人乘着创新药市场爆发和政策支持的东风，直接选择创业。

谈及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不少访谈者用了跨国比较排除法。“很多人选择回国做咨询和投资，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很难从事类似的职业。”游姝楠说，“这需要语言能力特别好，或者社交能力和资源特别强。”

在排除法下，一些访谈者告诉游姝楠，都回国了，就一定要做留在美国的同行“做不了”的职业，如果想在药企做研发和在学界做学术，从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考虑，那应该留在美国，所以回国的职业选择就自然地排除了以上选项，而选择在美国更难入门的投资、咨询、创业。

还有一位访谈者，两种选择都尝试过之后，又返回了美国。

不过他回国的时间更早，是在2007年。从今天来看，那段时间可谓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爆发的奇点。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科学家浩浩荡荡地回国。

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令他失望。由于师从名家，又有名校博士后的背景，公司为他配了实验室和团队。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坐着飞机去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感受着身边人崇拜的目光，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后来，由于家庭和孩子教育的原因，他又返回美国，重新做回了“药厂打工人”。

经历了在国内做“海归”的风光，在美国天天“搬砖”，一度让他的落差感很大大，花了许多时间做心理建设。

后来他找到了平衡——国内教育太“卷”，小孩受不了；妻子不想回国，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相比外在的风光，还是安稳的小家最实在，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回国后混得风生水起的同行。

游姝楠用“内心的全球化”来解释这种跨国的比较。无论留美还是回国，曾经的旅美经历让这两拨人都永远处在彼此凝望比较的关系中。即使身处大洋两岸，他们互相比较的，也并非所在地的其他族裔，而是有共同根源的彼此。随着“别人家的孩子”走出国门，攀比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路径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循环，这缘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通性。

在游姝楠的研究中，不乏回国创业失败或是转行失败的人才，抑或是在MNC撤走中国研发部门时被裁员的研发人员。在这些人的故事里，他们通过猎头或者移民网络，又重返美国从事研发工作，过上了原先的“美式中产生活”：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很多闲暇时光，还有风险回报都更可控的清晰未来。

回来的人多了，“海归”含金量也低了

在游姝楠眼里，这种生物医药人才环流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就像是一股季风，源于海洋与大陆间的温差，大范围、以年为周期地在这颗星球上流动、变化、转换风向，推搡着不同土地孕育的科学家们飘散到世界各地。

一个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国的原因有许多。

大的时代背景毋庸赘言：国内巨大的生物医药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政策。从“十一五”以来，每个五年计划中，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创新都被放在显要位置。对人才的激励几乎不计成本。

对身处美国的生物医药人才而言，除了大洋西岸国内医药热土的吸引，美国职场的天花板，也对他们产生了向外的推力。

游姝楠发现，除了技术的原因，“中国人在美国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在社会学上更反映了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劳工结构单一、族裔分化明显的特点。

“这种劳工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它让中国科学家大量地集中在研发和实验阶段。”与之相似的，是印度裔扎堆于工程、计算机编码相关工作，墨西哥裔扎堆于重体力劳动等。

有访谈者告诉游姝楠，“我们生物统计组里全是中国人。”

族裔劳动最显著的后果，便是“竹子天花板”，或称“玻璃天花板”，以形容在美国，亚裔即便有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却仍然难以晋升至管理层和领导层。

2000年，《科学》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亚裔工作者展开统计，发现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亚裔占10%，而在管理层（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亚裔只占4%。美国“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WLP）调查的亚裔人群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种族歧视让他们在职场上止步不前。

生物学泰斗吴瑞、生物学家饶毅、病毒学家蒋观德等留美科学家都为这样的情况发过声。

游姝楠的访谈者们，也明显触碰到了这看不见的顶端。“我觉得如果也要做到C-level（即管理层），在国内是很容易的，但在美国，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一位访谈者说，“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级别越高，感受越强烈。”

在“竹子天花板”的阻力之下，很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印裔学者玛丽∙保罗（Anju Mary Paul）研究发现，截止2010年代中期，她统计的119名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中，有52位回国，34位回到亚洲其它国家。

相比留美的科学家，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们，撑起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半边天。

微芯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贝达、加科思、君实生物……这些业内耳熟能详的创新药企的创始人，不仅自己是“海归”，也为大量“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创造出许多优质岗位。

但在近几年，这样的风景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过去十年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像‘海归’身份就没有那么金贵了。”游姝楠说。

教育部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指出：1978～2019年，我国已有490.4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而其中86.28%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统计显示，2016～2019年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人员的8成，同时也不乏许多“移二代”的回流。

与此同时，“海归”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83.1%的“海归”表示求职压力增大。

社会学者眼中的“竹子天花板”

尽管存在天花板，由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先优势，那里的科研环境对各国生物医药人才仍然具有吸引力。

回国后继续做科研的“海归”，进入MNC的本土研发部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MNC研发部门相继撤出。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在中国的临床研究业务，成立新公司“迪哲”，原先在中国创新中心（ICC）的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同年，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2018年9月，诺和诺德丹麦和中国研发中心共裁员400人。2019年底，辉瑞也停止了亚洲发现实验室（Asia Discovery Labs, ADL）的启动计划。

游姝楠的几位访谈者，由于就职的MNC撤走在华研发部门而被裁员，又转身去了美国。

作为社会学者，游姝楠感兴趣的除了这种候鸟式的人才迁徙，还有他们看上去很窘迫的个人处境。

她身边有很多读生物专业的好朋友，她的伊朗籍前男友Alireza也曾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做博后。和中国一样，伊朗同样是科研劳动力的输出国。

在游姝楠看来,Alireza在做博后期间的科研工作需要极高体力和智力：设计实验，预定所有实验器材,日复一日地喂小白鼠，让小白鼠得病，再给小白鼠注射药物，观察治疗效果……

实验周期通常都要几个月，这个过程需要全身心的专注，喂养小白鼠稍有差池，比如多加了几滴液体，就可能让整个实验毁于一旦，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移民学生和博后的合法身份，都依托在实验室工作之上，这种法律身份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性，使Alireza不得不遵守老板苛刻的要求，经常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

完成三年博后，Alireza转到制药行业，在38岁的年纪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游姝楠认为，这份工作的薪水与资历极不相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是个热爱电影艺术的人，长年累月的科学训练扼杀了他的活力。干这一行，身体和精神都很辛苦，生化环材被誉为四大天坑专业是有道理的。”

作为外来族裔，忍受歧视在美国职场打拼，是另一种艰辛。

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游姝楠经常参加一些波士顿生物医药界华裔举办的沙龙。这些参与者并不多的闭门活动，是在美华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安全屋”。在“安全屋”里，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谈工作、谈机会，相互认识，抱团取暖。

在一场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沙龙活动上，大家聊到了生物医药界“竹子天花板”等话题。游姝楠发现，这些技术人才对职场中的隐性种族歧视看法“非常朴素”：“他们就觉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可以了。”

当时，一位科学家站出来现身说法，“你要相信大家都是人，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老板和我都有婆媳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和他聊婆媳问题、家长里短，感觉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一步了。”

“我有些同事也许会在心里歧视我，”另一位说道，“但人家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就行了，不用想东想西。”

“我们组里都是中国人，”又有人接过话头，“所以组里应该不存在‘竹子天花板’。”

游姝楠听不下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于是，她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把来自一个国家的员工放在同一个组里，本身就建立在以族裔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上。”

从个体层面，游姝楠觉得他们的思考没有问题，毕竟每个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她希望通过交流，让大家从一个更系统性的角度去反思。比如“族裔劳动”“基于种族的劳工结构”等等。

这场沙龙让游姝楠更加坚定，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困难背后是有社会因素的，也能为他们和同行的遭遇发声。”

一句话总结，如果想要平静生活选美国，如果想要社会地位回中国。

By 思齐俱乐部

为什么学医？
立志从医的孩子们，常常心里有大爱，有济世救人之心，或者一心想钻研医学研究。但是医学院及以后医生的培训和工作确实辛苦，很容易身心疲惫。有些医生一不小心在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里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就有可能变成被蒙上眼睛为生活拉磨的驴，失去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
医生的自杀率在各种职业中一直都是最高的。而且医生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自杀成功率也很高。医生忧郁自杀并不只是因为工作高强度；对自己的工作/财务前景忧虑，对工作/生活环境失望却又无法改变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做为一个有长期稳定高收入和高智商的人群，这样的原因是不应该的。但却比比皆是。
所以有孩子上医学院的父母，应该找时间坐下来跟孩子聊一聊，帮他们理清一下他们向往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问她/他，在未来人生中，她/他认为自己的幸福会是从哪里来的？百分之多少是“可以帮助他人”？百分之多少是“在自己专业中受人尊敬”？百分之多少是“不需要担心金钱”？百分之多少是“结婚生子建立家庭”？也许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没关系，就按她/他当下的想法先去做。人都是在不断改变的。然后你再帮他们估计一下他们需要花多少时间精力在每个方面去学习和成长。你多半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偏科”。但是不用着急，至少你让他们开始注意什么是对他们自己的幸福重要，而不是老师告诉他们什么重要，父母认为什么重要。尤其是医生，在整个求学过程中都会被洗脑要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愿望最重要，这对孩子未来的幸福至关重要。帮助他们设立一个计划，就是未来要怎样持续地学习和慢慢达到让他们幸福的每个方面。
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医科其实是一个极端偏科的行业。一个医生的成长和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如果不自己有意识地去调整，可以绝大多数的时间被治病救人和学习更新知识占去了。不要说平衡工作生活, 有时候甚至连基本生活的方面都无法顾及。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医生抑郁的原因。他们有时候会陷入这种漩涡，无法自拔，甚至也不自知，而且别人说也不听。但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不可能只是治病救人，只是工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什么对自己重要什么不重要, 不能自省，不会计划自己生活的医生，非常容易陷入这种漩涡。

2. 选择什么专科才好？
医学生经常凭着一腔热血冲进一个专科。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可能很骨感。一个医生的专科对他/她未来的生活几乎有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且专科对医生的个人身体/智力也会有客观的要求。比如，一个小个子的女生当骨科医生就是会更困难；一个经常失眠的人选妇产科以后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中；没有方向感的人最好不要做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如果你不是绝对碾压型的学霸，却非要去做神经外科，基本上就注定要有很多的失望和坎坷；如果你觉得金钱很重要，去做家庭医生或全科保健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 基本上是与自己的目标南辕北辙。一个人可以有逆流而上的勇气，但是有时候扬长避短并非没有勇气，而是一种智慧。人生毕竟很短，试错的时间和机会有限。这些方面，父母的智慧也许可以对孩子未来的方向有一定的帮助。

3. 医生的收入
医生从来不是最富有的一群人，但是如果计划的好，一定是“相当富裕”的一群。
最富有的医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是自己开公司的医生。那么还在行医的医生中，谁最富裕呢？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遍，调查统计做过无穷多次，而答案高度一致。各个专科的平均收入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同一专科之内，最富裕的是私人医所合伙人（ partner owners of single specialty/multi-specialty private practice group），其次是单人诊所owner（solo private practice），再其次是大私立医院雇佣的医生（employee at large group/private hospitals），收入最低的是搞纯学术的医学院教授（academics）。做学术研究和教书的医生可以向国家机构如NIH或制药公司申请研究经费或在私人诊所兼职，这样可以增加收入。
大多数人可以查到的是各专科的平均收入。Medscape 和 MGMA 每年都发布调查统计出来的各专科的平均收入和各种其他数据。但是绝大多数的医学生，甚至有些医生都不知道，行医的方式对医生收入造成的差别，和不同专科造成的差别同样巨大，有时甚至更大。而且有很多的医生，象我和我的同事，是不参加任何调查统计的。而不参加调查统计的医生一般都是收入相对较高的那一群。
在调查统计中看到的只是税表（W2）上申报的工资而已。对于在医院和医学院工作的医生（employee doctors），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了。也许再加一些退休金（401k 或者 pension）或其他福利。

4. 私人开业
而私人开业的医生（physician owners） 是一个不同的情形。私人开业又有自己一个人开诊所 （solo private practice），与其他医生合伙开医所，或者加入一个医所做合伙人（ partner owners of single specialty/multi-specialty private practice group）几种情况，统称 “physician owners”。那么私人开业有什么好处呢？我在这里不讲其他“开公司”，“不只拿工资” 有什么好处，只限于“医生私人开业”的这个范围内。
首先是设立税前退休金福利。如果设立的得当，一个象我这样年龄的医所合伙人，一年可以税前放入退休基金里的钱的上限是$290,000。而且这个上限随着年龄每年以万递增。我的不少私人开业的医生朋友每年都放满。所以你看一个平平常常不起眼的中年医生开着个小诊所，他们的退休金常是以数百万计算的。雇员医生（employee physicians）一年能存放的退休金最多是401K 的上限（$19,500-$26,000)。
其次是商务开销（business expense）的福利。对于一个高收入的人群来说，省税是个人理财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你想省税，就不能完全把钱当“钱”去想。有些福利你觉的没有太多钱，但是如果你享受到了，你要想想如果要自己出钱，又要出多少“税前”的工资呢？所以真的想要省税，就是要想在交税前怎么先把这个钱花了。我平时工作生活很忙。有些旅行我其实是去开会的时候顺便抽空在当地玩一下，车旅费和旅馆都是税前商务开销（pretax business expenses）。不要说这钱少，每年累加，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但是旅行放松是我自己享受到了。因为我是医所合伙人，医所还帮我租工作用车。所以我每二到三年就会开新车。碰到一个喜欢的，到期了我还可以把它买下来，交了税后自己家用。不喜欢的就换下一辆。
国家对小公司（small business）是有一定的扶持的。在特定的时候会比对个人的扶持力度大。比如这次疫情, 大多数人每人一个月拿 $600 的政府补助。工资高的还没有。我的私人开业的医生朋友们和我们医所都拿到了PPP（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这是几万，几十万级别的。当然我们不能拿这笔钱只给自己开工资。事实上小公司老板可以用这笔钱给自己开工资的部分极其有限。但是我可以用它在疫情期间来保住我们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帮我们付房租水电和其他费用。它帮我们做到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帮我们保住了医所，也就是去掉了我们的风险。我们知道开公司的好处是可能有高回报，但是你的付出是高风险。在正常状况下，为了在这样的疫情环境中保住我们的医所，我们必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被政府付掉了。就好比你买了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股票，有人帮你垫掉了风险。这个风险代价是多少呢？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而且也是税前，因为这钱并没有进我们的口袋，不算收入，所以也没有所得税。
那为什么国家非要付这笔风险费不可呢？因为 60% 的美国人都在小公司工作。而疫情对小公司的打击最大。如果小公司大批倒闭，美国会有大批人失业，国家也会乱。做为老板，平时我们会承担这些风险和责任；但是到了大危机的时候，国家也必须伸手救助。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有一定的能力来掌控自己的医所。很多小公司都倒闭了，也有不少医生诊所关门了破产了。这一年我也长了一生中最多的白头发。国家会出手帮助，但是不会为你的责任和风险统统买单。
私人开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行医买诊所，是要设有限公司（LLC）的。在符合国家要求的几项条件之后，就可以以10% 的首付买诊所房产。自己买自住房子也没有这么低的首付。我所在的医所已经买下了我们四间诊所中的两间，租给自己。你有见过比自己更用心维护房子的租客吗？而且每月必定按时交房租。就从这两间诊所的房产，我们医所合伙人每年资产都有相当的增长。而这是完全被动和最有保障的增长。
还有某些特别的投资只有开业医生才可以投。最常见的是手术中心，化验室，医院，癌症中心等。我认识一个专做手的手术的整形外科医生，他十几年前花了八万，投资了当地的一个手术中心，当时是最低投资。大概五年后起，每年这手术中心给他的分红至少八万一年，他基本上可以拿到老死还可以传给孩子。这种投资，一般来说风险很小。投几个，也就可以退休了。但是医生大多数不喜欢退休，当医生是会上瘾的。
自己做老板还可以聘请其他医生，护士，医师助理来帮助看病人，雇员工资和其他开销之外的收入就归医生老板了。还有的医生可以在诊所开副业。比如喜欢做研究的医生可以为药厂做试验点。这个你自己没有诊所是不能做的。你在医院里做，赚到钱也不是你的。在加州湾区有我们专科的一个大医所的资深合伙人就是在看病之外自己还有着这样一个研究中心。他请医师助理和护士帮他做研究。临床研究的丰厚收入比他看病人还多。他看病人的数据输入研究中心，而临床研究给他带来的声誉又为他吸引病人。他光靠这俩方面年收入就颇丰厚了。 
这些也只是我平常能看到的，还是在做临床医生范围内的。很多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还有技术发明，有自己的专利。更进一步，开公司。很多医疗设备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医生。

5. 在医院和医学院工作
现在美国大多数的医生都是雇员医生 employed physicians (包括 academic jobs)。
雇员医生最大的优点是风险比较低，大多数拿医院的一份工资，可以是固定工资加奖金，也可以是 incentive based (一般是 RVU based。RVU 是 Relative Value Unit 的缩写，是美国医学界衡量医生看病人的劳动付出和效率最常用的相对值单位。每年联邦老年医疗保健机构 Center for Medicare 会调整和规定每个医疗服务项目的 RVU 价值和付费标准)。比如我们的医院大多数的专科是 RVU based，每两，三年调整一次。固定工资，比如在医院上班的医生（Hospitalist）拿个28-30万美元，下班就没有事了，一周一般工作40个小时，可以工作4天每天10小时，或3天每天12小时，压力比较小。
我们神经外科专业辛苦一些，还要每 3-4 天值一次夜班。如果是医院雇佣的话，神外专业全国平均工资中位数大概是 70-80 万美元，加上每年大约10,000 RVUs。如果一个医生挣了12,000 RVU，就可以拿高出10,000 RVU的额外奖金。如果低于这个RVU，只能拿基本工资。
一般医院雇佣的医生的职业风险相对比较低，一年的假期，比如我们医院4周假期，3周开会，都有保证的时间。其实80后，90后（估计未来00后也是）都比较喜欢这样的位置，不太喜欢自己太幸苦，自己开业和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当然就是医院也有倒闭的可能性，特别是比较小的医院。所以在医院工作风险不是零。但是这个风险和个人开业比还是小得多。
比较吃力辛苦又工资一般的是做纯学术研究的医学院教授。一开始的几年需要看病人，做手术，也要做科研，发表文章，拿国家卫生局（NIH）的研究基金，起始工资一般也比在医院工作或是自己开诊所要低。但是如果你孩子喜欢教学，科研，行医，那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工作！而且一旦熬出头，拿到 NIH 的研究基金或是有其他的成就，就可以一步一步做到正教授甚至是系主任，在好一点的医学院甚至可以拿到 endowed professorship. 一般 endowed professorship fund 有2百或是3百万美元，每年的利息可以用来雇人，买东西，发工资，等等。拿到 NIH 或是其他科研经费，工资可以长；临床做得好，工资会更高。一般比较复杂的病人和疑难杂症也会到教学医院看病，所以临床会很容易变得很忙。
Academic position 也有 clinical track, education track，和 tenured track, 等等，具体情况和医学院，医院或是所在医疗系统有关系，要具体了解。具体收入也会由医院，科室来决定，也和地域有关。总之，要看孩子的兴趣，只要喜欢，就可以鼓励和支持 
另外，高端的医学院教授和医生额外收入包括和医药公司和器材公司的合作，临床试验，等等，就没有上限了。越是出名的医学院教授，找你的公司就越多。但是需要非常注意避免利益冲突。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以病人的利益为上。

6.过敏科的就业情况
医学生都是学霸。但是想要进神经外科，必须是在这群学霸中的长时间全方位碾压型的学霸。
过敏科的收入可以达到神外中位数一样的水平。不过一周只需要工作3.5天，不是5天。早九晚五，中间二小时午餐（不过经常用来开会和写病历），没有夜班。在医生中我们专科生活品质还是蛮好的。这只是收入，不算其他有关医疗方面的投资。做为合伙人, 也是一年四周假期, 几周在职进修（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ME)。但我是老板，只要我合伙人不抱怨，休多少假其实也没人管我。
另外自己开业上轨道之后也未必更辛苦。因为很多东西是请人做的。收账等也会请人来做。这些管理和财政方面的东西你需要懂，必要时才可以把关，而且医所未来的方向布局也可以筹划。最开始有些要学习的，然后就是常规了，年复一年都差不多。进入任何一个新的领域或公司都有一个学习曲线，医疗领域的常规是很成熟的。
当我从医学院出来后，才慢慢发现，医学院是个特别会给人洗脑的地方。他们教你的东西，除了行医之外，有很多是为了医学院自己服务，或者为“国家”服务的。我在医学院和住院医期间，整个国家都大力鼓吹基本保健是医疗的未来。将来全科保健医生（PCP）不仅是赚大钱的，而且是唯一有工作的；专科医生都要面临失业的危险。那时选做全科保健医生专业很时髦，而选专科医生好像很落伍很危险。那时候说自己想去做专科医生都不好意思，我最后是羞羞答答地决定去做过敏科的。我很高兴当初做了这个决定。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专科医生仍然供不应求，全科保健医生还是过的很辛苦。
我做专科训练（fellowship）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全国没人愿意去私人开业了；私人诊所是夕阳产业，是没落的，年轻人只有在医院里工作才可以生存；还有就是新医生都没有人愿意开诊所了，因为不想有风险。我专科训练结束后决定去加入私人医所的时候，我的那些老师们失望的脸色，让我难过了好几年。十六年过去了，我当时的老师们，除了退休的，不管在加洲湾区还是在中西部，现在每一个都在私人医所工作，因为在医学院做过敏科医生实在是太苦了。现在他们挣着以前五到十倍的钱，担着不到以前一半的责任, 开开心心地跟病人看病聊天，生儿育女，到处旅游。现在加入私人医所和自己开业的各专科年轻医生们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一批批地冒出来。我很高兴自己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有些高精尖的手术专科，比如神经外科，需要一个较大的病人群体才能让一位神外医生有足够的工作，同时对医院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要求比较高，所以自己开业不太合适，在大医院里才可以更好地展开自己的工作。但是基本保健和一些比较常见的专科，或者比较院外的专科，病人群体人很多，在大医院里很多时候反而是做分母的，不受重视。私人开业则自主性大，较少受气和掣肘，而且收入要高很多，还有私人开业的其他好处。甚至连心脏科这样高调的专科，私人开业的医生都比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人数要多，日子也更好过。
我在专科训练结束后才知道，过敏科医生中私人开业的有90%以上。被医院医学院雇佣的只有不到10%，与当时我们被告知的完全不同。皮肤科就更是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皮肤科医生在医学院教书, 我们会觉得他一定是真爱。因为在这个科私人开业和被雇佣的差距就更大了。
所以每个科也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是这个科的特别需求造成的。

7. 学会经管和理财
还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孩子们上医学院确实是好事。但是千万从开始上学就持续吹风要有点儿商业头脑。大到管理医院/医所/部门/科系；中到自己开诊所；小到最基本的作为高收入/（可能是）高净值人士（毕竟医生基本铁饭碗很多年，这里面复利的作用非常大），如何管理自己的个人资产，如何不被“理财人士”欺骗，都关系着孩子们下半生的幸福。甚至去学个商业管理硕士 MBA 都不为过。
如果不上个MBA, 各大专科的全国性学会的年会上都有针对本专科医生的商管课程。每年应该都有。有的年会上还会细分成 “开业指南”，“研究基金申请指南”，“保险收费 101”, “医院管理者的MBA”, 甚至“个人理财”。这些课程因为是为医生，甚至本专科医生量身定做的，比真的去学一个MBA 要有针对性的多。我们专科的学会每年就有一个专门 “行医经营管理” 的年会。。大家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养成习惯，每年的年会都要找一个财政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去听一下。有些课听一遍听不懂或者没感受，可以多听几遍。实践一段时间再去听，可以体会其中深意。
虽然赚钱不是医生学医从医的终极目标，但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财务状况会很大地增加一个医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可以让医生更加可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医疗知识能力，为病人服务，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医生。医生也会因此更自信，更开心。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女医生说几句
另外如果孩子是女医生的，一定要教会孩子一件事：远离渣男。
如果可以的话，替她们把关。不行的话，至少要尽量教会她们识别渣男的方法。
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千万不要有对做女医生的孩子有催婚的想法。因为女医生工作稳定，收入高，人又个性单纯，社会上有相当多专门针对和猎获女医生的渣男。作为加洲湾区女医生协会的联席会长，我见到的女医生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太多了。有些还是“连环受害者”。她们是你的家庭医生，小儿科医生，妇科医生，外科医生。在你们眼里她们又成功又自信，在人后，她们被殴打虐待, 被骗财骗色，我见到过一次又一次。这其中有些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有些还是正在进行时。
有女儿做医生的，一定请记住：你们的女儿，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人可以托付终身，不婚，是一个好的多的选择。医生本来就是一个有极强职业满足感的行业。一个女医生就算不结婚也可以过一个丰富的有意义的一生，远远强过被渣男破坏的一生。如果找不到正直善良做人有底线自己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的人携手一生，还不如不婚的好。

9. 结语
总之，学医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目的并不是为了赚大钱。大部分医生属于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而且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工作压力可能比一般人大一些，但职业的满足感更充足。极富的医生不多，很穷的医生也很少见，除非判断力很差或犯了很多错误。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学医只想赚大钱，那选择学医就是一个错误。
医生行医，是因为喜欢，因为想帮助他人，济世救人。万变都不能离其宗。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愿望，不能坚守这个初心，一个医生不管做什么都走不远。这是真心话。不过，也让你们孩子长个心眼。医生的路有很多条。他们的心愿也很重要。只要他们愿意学习，愿意在生活中不断成长，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他们其他的愿望，也都可以实现。

By 徐安琳 黄海涛

“每棵树拥有10的14次方个神经突缘，而潘多拉星球上拥有10的21次方棵树木。这意味着什么？这棵星球所有植物形成的信息网络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人类的大脑！”——《阿凡达》中格蕾丝博士的台词。

在影片中，人类最基本和最愚蠢的错误，就是认为潘多拉的主人是那帮蓝猴子——网友 解放兔

从影片中，我们稍有思考，就会发现，潘多拉星球并不是一般的星球。这个星球是活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台超大号的生物电脑！下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这个理论的基础和现实社会人类对此问题的研究。

整个潘多拉星球表面的植物是一个类似人类大脑的存在，大多数植物相当于我们的脑白质，用来传递信号，被人类毁坏一些问题也不大。而其中那些长着粉红色垂下须子的植物应该相当于地球上生物的神经元，是基本的信息处理单元。而那个粉红色、位于哈利路亚圣山群下方的神树应该是相当于脑中的胼骶体之类的存在，有着类似沟通大脑特定单元之类的特别用途。而被蓝猴子们称为爱娃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脑的意识。

《阿凡达》电影为潘多拉星球做的隐性设定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1995年前后最为兴盛“行星生物假说”——即星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典型案例就是电影《变形金刚》。在变形金刚的设定中，变形者的家园赛博坦行星就是一个只能生命体。这个星球可以在苏醒之后变身为“元始天尊”，和同样身为行星生命体的“宇宙大帝”战斗不止。）在15年前，也颇有一些人在说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大生物，人类如果破坏地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它的反击。所以在《阿凡达》剧本原型设定中，主角杰克·萨利这样说：“地球上已经没有绿色，人类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们还要再杀死潘多拉！”（中文版翻译为：“人类毁掉了地球，现在还要毁掉潘多拉！”真是烂到家的翻译。）

星球本身即为生命体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将星球形容为一台硅基生命体的超级计算机。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常用的电脑芯片是由硅以纳米技术切割而成并最终制造出CPU的。在元素周期表中，硅和碳是最典型的非金属非气体物质。由于地球上依靠碳基结构发展出了DNA和蛋白质，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硅基生命体也就拥有了存在的可能。而一旦硅基生命体存在，地质层中普遍存在的二氧化硅（比如玻璃的成分）就可以构成一台超级生物电脑——其复杂程度和天然优势远胜于人脑。（看看我们现在用的CPU大都是硅基的，你就能理解硅切割在芯片制造中的优势了。

那么生物电脑又是什么呢？由于地球上目前没有发现硅基生命体的依据，所以我们以DNA制造的碳基生物计算机为例子做个简单的解释：

199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雷纳德·阿德勒曼（L.Adleman）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组合问题的生物电脑解决方案》的论文，首次提出分子计算机，即用DNA分子构建电脑的设想。作为一位理论数学家，阿德勒曼教授的研究课题十分广泛，他曾与别人合作发明了用于通信的RSA加密码，RSA中的“A”就是他姓名的首字母；此外，他的研究触角也涉及到了爱滋病和生物学领域。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基因的物质实体，携带着生命信息的密码。过去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以DNA分子而非电荷形式来处理数据，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理论化概念，在几十年之内将不会得到实际的验证。然而，阿德勒曼偏偏做成了这种不可能的“芯片”。以目前的情况，叫它“芯片”或许有点牵强，因为它不再是固体，而是由装满有机液体的微型试管组成，承担计算任务的DNA分子就溶在液体之中。

更令电脑界惊讶的是，阿德勒曼竟然利用他发明的DNA生物电脑，解决了一个实际的数学难题。这个题目是这样的：“由14条单行道连接着7座城市，请找出走过上述全部城市的最近路途，而且不能走回头路。”学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典的数学问题，又叫“推销员问题”（它的正式的名称叫“汉密尔顿路径问题”），该问题的叙述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推销员要在许多个城市推销，每个城市必须而且只能经过一次，如何找到最短的路程？”经典数学中并没有公式可以回答，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到所有可能的路程加以比较，选出最短的一种。然而，即使仅有四个城市，推销员也已面临着12种选择，当然比较所有的路线仍有可能，但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路径将呈现指数增长，穷尽所有的路径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阿德勒曼教授设法驱使试管中的DNA分子来完成计算，他用DNA单链代表每座城市及城市之间的道路，并顺序编码。这样一来，每条道路“粘性的两端”就会根据DNA组合的化学规则，与两座正确的城市相连。然后，他在试管中把这些DNA链的几十亿个副本混合起来，让它们以无数种可能的组合连接在一起。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单条DNA以预定的方式和与之对应的DNA相配接。通过7天时间的系列生化反应，DNA电脑自动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即只经过每座城市一次且顺序最短的DNA分子链。这就是说，用生物学方法模拟的逻辑运算，用一个星期时间完成了电脑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表明了用DNA技术处理高难度数学问题的巨大潜力。

阿德勒曼的成功实验表明，DNA生物电脑已经不是什么科学幻想，它不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概念，而且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本质。阿德勒曼发表的那篇报告，不仅使他成为“生物电脑之父”，而且促使了世界各地至少12个实验室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在，许多科学家都把DNA计算技术看作是可以用来替代传统电子技术的主要候选者。

DNA生物电脑的最大优点，还在于它惊人的存贮容量和运算速度。纳米技术家认为，DNA具有在极小空间里存储海量信息的自然特性，遗传密码符号的间距仅有0.34纳米，1立方米的DNA溶液可存储1万亿亿比特数据；1立方厘米DNA溶液将超过1万亿片CD光盘的存储容量。具有生命特征的这种电脑，运算次数甚至可以达到每秒10的20次方或更高，消耗的能量却微不足道，只有普通电脑的十亿分之一。据说，十几个小时的DNA计算，就相当于人类社会所有电脑问世以来的运算总量。我国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主持研制“曙光”超级电脑的李国杰院士提出，生物计算机要成为一种通用计算机，必须先建立与图林机类似的计算模型。现在DNA电脑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检测计算结果，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DNA生物电脑（芯片）将很快进入实用阶段。

据报道，2001年11月，以色列科学家已经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DNA电脑，这种电脑即使有一万亿“台”，其体积也不超过一滴水的大小。然而，如何真正替代硅芯片成为普遍使用的DNA微处理器，科学界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DNA链的并行处理能力非常适合解决类似“推销员问题”，但随着问题复杂程度的增加，DNA数量也将呈几何级数上升。如果推销员要走遍200个城市，生物电脑所需要DNA分子的总量甚至会超过地球的重量。因而，有些专家更倾向于一种“杂交”电脑，让硅芯片和DNA芯片共同承担计算任务。

阿德勒曼教授曾经说道：“我并不期待构建一台像PC机那样的DNA电脑，但是，生物电脑可以做用其他技术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他预言说，到2002年DNA电脑就可以解决有20个变量的数学问题。DNA电脑将采用其本身的“语言”，以四进制系统来编码，与“人工生命”的研究范畴将融合在一起。对此，阿德勒曼认为，今后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接受更加广泛的科学教育，使自己成为“通才”，全面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知识，才能做出更多的发明和创新。或许，这正是他本人的切身体会。

生物计算机一旦研制成功，可能会在计算机领域内引起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作为以生物界处理问题的方式为模型的计算机，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

1. 生物分子或超分子芯片：立足于传统计算机模式，从寻找高效、体微的电子信息载体及信息传递体入手，目前已对生物体内的小分子、大分子、超分子生物芯片的结构与功能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开发。“生物化学电路” 即属于此。

2. 自动机模型：以自动理论为基础，致力与寻找新的计算机模式，特别是特殊用途的非数值计算机模式。目前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基本生物现象的类比，如神经网络、免疫网络、细胞自动机等。不同自动机的区别主要是网络内部连接的差异，其基本特征是集体计算，又称集体主义，在非数值计算、模拟、识别方面有极大的潜力。

3. 仿生算法：以生物智能为基础，用仿生的观念致力于寻找新的算法模式，虽然类似于自动机思想，但立足点在算法上，不追求硬件上的变化。

4. 生物化学反应算法：立足于可控的生物化学反应或反应系统，利用小容积内同类分子高拷贝数的优势，追求运算的高度并行化，从而提供运算的效率。DNA计算机属于此类。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最新研制的新型生物计算机可让科学家对分子进行“编程”，并由活细胞执行“命令”。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克里斯蒂娜·斯默尔克是该研究的合著作者之一，他指出，像这样的生物计算机有朝一日可使人类直接控制生物学计算系统。该研究将发表在2008年10月17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生物计算机最终将具有智能，从细胞中生成生物燃料，比如：可以实现在某种特殊状况下有效控制“智能药物”。斯默尔克说，“如果探测到某种疾病，一种智能药物能够从一个细胞环境中采样，并形成自防御序列结构。”

这种新型生物计算机包括着装配在酵母细胞中的工程RNA片断，RNA是类似于DNA的一种生物分子，它可以编码遗传基因信息，比如：如何制造多样化的蛋白质。从计算工程角度来讲，生物计算机的“输入”是分子漂浮在细胞内；“输出”是蛋白质产物的变化。举个例子，RNA计算机很可能捆绑着两种不同的分子，如果两种不同分子附着在一起，将导致出现生物计算机的外形变化。改变形状后的生物计算机对DNA进行捆绑时，将直接影响基因表达，并减缓蛋白质制造。

斯默尔克说，“依据我们不同的组合方式，将实现不同的效应。”自然界倾向于形成复杂的分子结构，而这些复杂的分子却能够实现非凡的独立性功能。建立一些可互换性组件执行多样化计算功能存在着困难，但是这种生物计算机却具有较高的效率，在日后的研究中将逐渐成熟。

从整个潘多拉生物圈内动物的统一数据接口这一事实来看，人类的生物科技水平超过“艾娃”的可能性不大，创造一整个生物圈并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生物的DNA。相比之下，人类还需要使用复杂和笨重的一整套设备，“艾娃”用生物自组织的方式就解决了……

不过正是因为如此，“艾娃”看来并没有开发机械的能力，除非它强大到能长出核反应堆来，那就真的成了宇宙中最强大的生命体。不过那可就真的达到了经典游戏战锤40K虫子的水平了。别说是2154年的人类了，40000年的人类都没招了。

生物计算机最新成果

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科学前沿》杂志上发表了“类器官智能”详细路线图。

这个生物计算机的硬件是由上千万个脑细胞三维培养物组成的“类脑细胞阵列”，这些类脑细胞与传感器和输出设备相连接，并通过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进行训练。

该项目的终极目的是开发出超越硅基计算机的系统，同时促进神经科学和其他医学领域的研究。

研究团队的领导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Thomas Hartung教授对媒体表示：

“我希望能做出一个基于合成生物学的智能动态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不必像人脑一样受到生理限制。”

类器官智能也面临着巨大的科学挑战，Hartung认为将类器官智能商业化落地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类脑细胞研究员Madeline Lancaster并未参与这个项目，她对这个项目的雄心表示怀疑：

“这真的很像科幻小说，虽然很有趣，但其中科学的部分目前还不存在，要实现作者提出的目标，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

要实现类器官智能的愿景，必须培育大约1000万个类脑细胞，但目前，由于营养液无法充分渗入类脑细胞，科学家只能培育出大约5万个类脑细胞。

该团队也在开发技术，让类脑细胞之间相互链接，并向它们发送信息，解码它们的“思想”。

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从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干细胞中制造类脑细胞，与健康个体进行比较，并评估他们对药物的反应。类器官智能将推动对大脑疾病引起的认知障碍及其预防的研究。

虽然要想真看到类脑细胞驱动的生物计算机可能还需要几十年，但类器官智能的潜能巨大。这是因为大脑处理和存储信息的效率远超硅基计算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位于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Frontier，能实现每秒一百万万亿次运算——相当于一个人脑，但消耗的能量比人脑多一百万倍。

不过，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背后，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组成生物计算机的“缸中之脑”可以学习、记忆并与环境互动，甚至可以发展出初级形式的意识。

By 金亮

四川卫健委发布通知，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将于2023年2月15日起实施。《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在舆论场上引发热议，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鼓励出轨、鼓励私生子。

生育登记不再以“结婚与否”作为前提条件，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明确非婚子女不受限制和歧视。其实，早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而《办法》的实施，正是这一原则的落实，也是为了让非婚子女顺顺利利登记，更是法律精神的体现。

诚然，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可能不符合部分人关于传统家庭组成模式的认知，在道德接受方面存在一定阻碍，比如“出轨”和“私生子”问题。但是，非婚生育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不应该以一概全。有的可能是因为女方怀孕后，男友意外去世，女方希望留下这个孩子；有的可能是女方在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而自己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没有再生育的机会，从而选择留下这个孩子。更残酷的现实是，如果女方选择大月份流产，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对非婚生育一词，不能将其污名化。

随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2022年我国人口呈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改变过往严苛的生育审查政策、提振生育意愿、增加生育人口成为社会的共识。不仅仅是四川省，安徽、广东等地在生育登记办法中，都取消了将结婚作为限制性条件，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个人生育权利的保障，也有利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但事实真的会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吗？放开非婚生育究竟是更加激发了普通人的生育意愿，还是会导致富人三妻四妾，穷人更难娶妻生子呢？会有更多女孩“宁当英雄妾，不与穷人妻”吗？

网友辣评

开放非婚生育之后的讨论就是给我们之前的舆论设定还债。因为我们之前的舆论环境把中国的有钱男性形容的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男人不一样，就是喜欢和女性要保持长期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会出现富裕男性拥有多个“妾”的情况。现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

最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看王思聪。他是公开声明不结婚，并且每次换女朋友都能上热搜。这里面有很多女孩子都希望和他保持长期的关系，一旦被媒体曝光，也有人公开发表比如：“那我贪心一点，可以一直是我吗？”的言论。

现实呢？

一般这些女孩子刚发完这类消息就被换掉了。再问一个问题：他的这些女友里面有几个为他生下哪怕是一个孩子吗？是这些女孩子不愿意给王思聪生个孩子继承万达还是说因为上海不给有过非婚生育经历的外地女孩子获得上海户口，所以这些女孩子就不愿意不结婚给王思聪生孩子呢？

从来不是非婚生育那几千块钱的罚款在限制女孩子给有钱人生孩子。我国从1950年开始就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了。她们中任何一个给王思聪生下孩子都要王思聪长期给钱的。

到底谁不愿意？

当然是有钱的男性比如王思聪不愿意啊。

这就是我们长期舆论中刻意给大家灌输的错觉。在中国的舆论场里面中国男性是一种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男性都不一样的物种，他们和女方交往，就是“应该”和女方发展长期关系，要结婚，要生孩子。可是现实他们和其他国家的男人差不多，尤其是有钱人，思路都基本类似。

这种误解本来是我们营造出来希望去改变男性行为的，但是现实反过来坑的都是女孩子。让她们产生了一种有钱男性愿意长期选择自己的错觉。

一个相对没有限制的婚姻市场，时常是高收入高资产或者说高吸引力的男性不断的选择和替换女友。他们主动的选择同时也被动的被女性竞争，所以一旦丧失了婚姻关系的束缚，在他们身边能和他们维持长期关系的女性就很少，毕竟他们精力也有限。

我们社会中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般女孩子认为理想的结婚对象，也就是我们舆论中经常说的“老实人”或者说所谓的“经济适用男”在迅速的减少。

就是这类男性在我们舆论中是被女性挑选的。他们遇到女性之后有很强的结婚意愿，愿意结婚领证并且绝对尊重女性对于生育孩子的需求。在家庭中承担主要的开支，并且体贴和关注女性的需求。然后舆论上也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因为男多女少，我们也需要把男性往这个方向培养他们才会受到女性的青睐。

那么现实是什么呢？

是很多男人只是装成这样去获得女性的青睐发展短期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也是短期关系对他最有利。

他只是相对有钱人穷，但是男性的本质需求是不变的。

接着大家就能知道我们写婚姻家庭类的文章的难点了。我们需要让大多数的男性继续维持他们要甘愿为家庭付出才能获得女性青睐的舆论趋势，但是现实中他们很多都变了。这里面最麻烦的数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未婚女性中有婚前性行为的20%以上意外怀孕，其中91%去堕胎。

中国新一代男性变得太快了。女友怀孕很多都不肯结婚领证。你周围看见的奉子成婚的案例，其实只是意外怀孕中不到9%的案例。

真正的91%你没看见。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只能去提醒下女孩子，中国男人早变了。自己保护好自己，要减少意外怀孕。

这里面其实我手里还有很多案例，涉及到女孩子给有钱人生下孩子后拿不到抚养费的。比如最经典的就是这些有钱富二代在女友生下孩子后跑出去读书了。作为学生他自己没收入，同时他爹妈的钱用没办法被法院判决用来支付抚养费。结果就是女孩子依法拿不到抚养费，手里没钱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富二代的家庭。

不写不是不愿意去提示，是怕那些有钱的富二代模仿。因为案例里面的很多东西详细讲就变操作教程了。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女孩子自己多保重，社会早就变了，中国新时代的男性和你在媒体上看到的绝对不一样。尤其是有钱的男性，实在是太自由了。王思聪你再讨厌，他整体上行为都讲个你情我愿，也可以说没欺骗过女性。其他那些富二代很多吃相是真的很难看。

而且依法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非婚生育不能让女孩“麻雀变凤凰”

我们在舆论上制造了一个所有男性都是婚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假象，给很多女孩子造成了一个误解。我们并没有关心过底层男性，在现行的制度下，只要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底层男性就没人要。因为嫁给他们没好处，女孩子不傻。而上层的男性又因为过的太好，只要不肯领结婚证我们就拿他没办法。尤其是生孩子抚养费问题，上层男性在目前是占据绝对主动的。

我们看个公开的案例。一个上海有四套房并且之前年薪50万的男人，和妻子离婚，孩子抚养费就是一审一个月600块，二审觉得太少给了2000块一个月。为什么？

因为抚养费的算法是针对大多数普通人的。中国大多数普通人就是一套房，主要资产就是房子。所以没办法用资产比例去算孩子的抚养费。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比如在上海月薪1万，房子价值500万，在鹤岗月薪3000，房子价值5万。你用房子比例去算抚养费，就会导致离婚强制卖房给孩子付钱。就像上面两个男的，你说让他们各自拿出资产的20%去养孩子，前者就是要拿100万，后者就是1万。前者只能被迫卖房变成社会问题。

所以算法主要是根据工资收入来的。一般是工资的20%-30%。然后根据各地的生活标准进行调整。而我们真实的生活标准中养孩子其实特别便宜，你只需要保障他的基础生活需求就可以。上海就是一个月600块，因为读书什么都是公费的。课外班也不要报。

二审是法官自由裁量，所以才给了2000块一个月。男方原先有年薪50万的工作，现在不肯上班了，失业了，收入变零了，就是给那么点抚养费就足够了，哪怕他家里在上海有四套房。

那么这套算法为什么对富二代特别的有利？

因为富二代不靠工资生活。财产都在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他日常用信用卡子卡消费。真碰到非婚生育经济条件差的女方生下孩子，他们基础操作就是去读书，把身份变成学生。

随便找个学校报名，说和父母借了钱读书想给孩子再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法官能怎么办？

判不到抚养费，经济弱势的女方手里就拿不到钱。她就需要考虑孩子未来怎么样更好。在大城市经常就是女方连户籍或者稳定住所都没有，孩子读书都成问题。这个时候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律师的帮助下给拿不到抚养费的女方“伸出援手”，表示说愿意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孩子让他们来养，给女方一笔钱。再告诉女方孩子如果不让他们养，他们作为爷爷奶奶立下遗嘱将来可能跳过富二代直接把钱给富二代另外的，由他们抚养的长大和他们有感情的孩子。

你告诉我，女方一般会怎么选？

这种东西早就流程化了。舆论中你看不到，一方面是担心很多案例细细解读会变成教程，另外一方面也是新闻读者回馈多的很多是女性，她们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真正能去保护这些女性的在我看来是政府的帮助。但是我们目前财政上确实没什么钱。所以一直都是把目标投在婚姻共同财产制度上的。意思就是女孩子比如结婚就能拿到法律赋予的一张叫彩礼的空白支票，彩礼拿到手，就是女方的财产了，只有特殊情况下需要退还；嫁妆还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有就是比如房产加名，各类案例我都贴过，男方婚前哪怕是全款的房产婚后加名后哪怕男方无任何过错，法官也会酌情把房子判决给女方。

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钱不从社会中来，就要从配偶那边来。问题从来都是有钱的一方不愿意领取结婚证。

高学历女生的困境

新冠疫情以来，社会内卷更加严重，社会整体没有多少新增的高端就业岗位，不是你不孕不育就能产生新岗位的。问题不在生育，是在“没岗位”，所以我们目前这批高学历的女孩子注定是时代的悲剧。

二三本文科类就业难前些年大家就知道。可是985就业难你能想象吗？今年就是这个情况。媒体上给大家的是男女数据。比如媒体上就请就业的专家来告诉大家，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女孩子毕业了签约率也只有男孩子的一半，连校招签约都没机会。

然后这些专家就会引导这些女孩子，告诉她们作为顶尖名校的高学历者，她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性别歧视。都是男人坏企业蠢，所以没发现她们的价值。全社会携手对抗性别歧视，她们就有工作了。

你信吗？

很多人是真信，而且她们就是把目标放在生育上，觉得只要解决了生育的问题，企业就会愿意去招聘这些女性员工。企业收缩的招聘，对抗完性别歧视就会重新放开。

我请你仔细想件事，这些高学历的女孩子是找不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她们愿意去做护工之类的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她们需要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端的白领式的工作。

那我再请你想一下，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前些年可能集体出现女孩子毕业无法签约的情况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是高端就业的蛋糕变小了，注定有很多人吃不饱。而你要是有细化数据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发现问题其实是在扩招上。分专业去看，女孩子扎堆的专业就业就是特别差。

简单说这些名校毕业的女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她们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整体出现了萎缩。那么我问你，对抗性别歧视能够让岗位重新诞生，让她们能够就业吗？

不能够。

那么为什么还要天天去引导她们对抗性别歧视呢？

因为担心她们接受不了真实的社会。如果她们真的去查科学的研究，遇到经济萎缩期的高学历者，哪怕是遇到经济恢复，在收入上也很难赶上同类人。简单点讲就是她们作为高学历有专业能力的人，毕业后没有机会实践。哪怕行业恢复了，企业也更愿意去招聘刚毕业的新人。行业恢复有个周期，往往不可能直接出现爆发式的招聘，所以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就是没什么机会了。

现实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回事。都考进985的人，静下心来哪个会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问题其实是她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说服自己。从小到大的教育观念就是考进好学校就有好的工作，将来会有好的生活。现在好工作没有了，这个期望要落空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人还有无限的能量要释放。所以媒体上就给她们立下一个“性别歧视”的沙袋，让她们去殴打这个沙袋释放心中的愤懑。

释放完了，你还是要走到接受现实这个过程里的。高学历女性将会越来越难“逆袭”，尤其是家庭贫困没有助力的女孩，随着高薪工作岗位的进一步减少，“打破玻璃天花板”已经是一种奢望，能够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就已经非常不易。放开单身生育对她们来说很有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她们将会更难成为有钱人的妻子，而只能成为有钱人的子宫。

By Sven、云南网

父亲发高烧那天是2022年12月13日，晚上8点时，他的体温已经烧到39度，一个半小时后，又升到40.8度，已经接近超高热（41度）。这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高烧。

此前一周，老家全面放开新冠预防措施。放开后次日，村里做了最后一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有两人查出新冠阳性，其中之一是老年公寓一位80岁的老人，与我父亲同住在老年公寓三楼。

在给父亲量体温之前，我曾摸过他的额头，感觉并不烫，我误以为他是低烧。当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时，我很是吃了一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本人当时也烧到了39度。

我和父亲几乎同时中招。后来我陪他住院时查抗原，均显示新冠阳性。

与一般新冠中招者不同，父亲是一位82岁的癌症晚期病人。

身患癌症，又遭新冠

父亲查出癌症是在此次高烧的两个月前。我带他去一所南方的医院，原本打算做个胆结石手术（父亲3个月前在我们当地医院查出胆结石和胆囊炎），不料检查报告单提示，他还患有胆囊癌，而且很可能已经广泛转移，到了晚期。这意味着已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医生向我暗示，父亲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父亲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癌。医生跟我说，体内的胆结石以及因梗阻形成的高胆红素，也可以随时危及父亲的生命，为此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以排除隐患。但是医生同时也承认，对于82岁高龄且有各种基础疾病的父亲而言，手术存在一定风险。

经过权衡，我和弟弟决定放弃做这个微创手术——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能否将他安全地带回老家。医生体谅我们的难处，并担心父亲可能随时随地因感染而发热，为此特意开了退烧药，以免父亲因体温升高而上不了飞机——当时的疫情管控措施还很严。

没想到回家之后，父亲又遭遇了新冠。

事实上，在12月13日那次发烧之前，父亲已经半个多月不能正常进食，此外他还觉得肚子胀——后来在医院查出他体内有大量腹水，以及，他还出现了明显的黄疸。这些症状通常意味着癌正在迅速发展。

父亲那晚的高烧至少持续了8小时。即使服用了布洛芬，到了次日凌晨4点时，体温仍然达39度以上。

不过，第二天早晨时，父亲的体温降下来了，一下降到36度。然而好景不长，4天之后，他再度发高烧，这次烧到了40.4度。

12月20日，父亲在老家医院的消化科病房住院。住院次日查血时发现，父亲的总胆红素数据已经升高到四级，也就是最严重级。是3周前那次查血时（当时已经超出最高正常值）的近5倍。

我从一位北京知名肿瘤内科医生所写的科普文章中读到，胆红素是衡量肝功能的重要指标，当癌症病人胆红素升高、出现黄疸时，可能是肝功能开始衰竭的表现。而父亲的转氨酶数据也显示，他的肝功能已经极不正常。

我在南方那家医院陪父亲就医时，医生告诉我：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通过胆管输送至十二指肠，然而肿瘤的产生，导致胆道发生梗阻，胆汁受阻后，在压力之下逆流入血，导致血液内的胆红素数据升高。他打了一个比方：肿瘤如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制造了一起车祸，从而阻断了正常的交通。

严重的问题是，药物治疗对胆红素升高几乎无效，只能通过手术治疗。但以父亲的身体状况，恰恰又很难承受手术风险。

父亲查出癌症后，我曾联系北京那位肿瘤内科医生，并在他的建议下给父亲服用过一种化疗药，结果在发现胆红素升高后，不得不在他的建议下停药。

关于父亲的病，这位北京医生在2022年10月中旬就曾明确告诉我，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父亲会因肝脏衰竭出现黄疸，最终导致死亡。即使治疗，他的生命可能也只能延长几个月。

当时父亲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还好，我将信将疑。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北京医生的话就开始兑现。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父亲还由于新冠发起了高烧。事实上，住院当晚，我和父亲就目睹了同病房一位感染新冠的癌症病人在输液时去世，据参与抢救的医生判断是心源性猝死。

同样是在住院当晚，父亲再度发起了高烧，这次烧到39.4度。医院当时没有退烧药，只能通过物理方法（肛门栓）给父亲降温。2

新冠高烧，因祸得福？

住院几天后，医生找我谈话，鉴于父亲的情况，我们很快达成了“不做任何介入性手术、仅对症治疗”的共识。此后，父亲在医院进行了常规输液治疗，主要是用了抗菌素、保肝药、利尿药和护胃药。此外还用了白蛋白和氨基酸，进行营养支持。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住院一周后，父亲再次查血，发现胆红素指标降了很多，其中总胆红素由三百多降到两百多，直胆红素由两百多降到一百多。

这让上述肿瘤内科医生深感奇怪。“很少见。”他说，“什么都没有处理，就自行好转一些了？”

事实上，当看到父亲入院时的查血数据时，这位医生就认为难以好转了，按他的判断，如果不做介入手术，胆红素会继续升高，进而导致胆红素脑病，父亲会因此出现意识障碍，在昏迷中离开人世。

然而，更为神奇的是，继第二次查血仅仅4天后，父亲再度查血，这次的胆红素数据继续大幅下降，总胆红素指标已经由四级降至三级。

住院11天后，明显好转的父亲出院了。

对于父亲病情的好转，我的朋友陈医生并不感到意外，她认为是高烧起了作用——罕见的、持续的高烧杀死了父亲体内的癌细胞，导致肿瘤发生改变，胆管梗阻得以缓解，血液中的胆红素含量因此大大减少。

也就是说，新冠导致的高烧，恰恰让父亲因祸得福。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确实有“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报道，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多种癌症治疗方法——热疗。由于自己的母亲也曾患癌，陈医生曾深入了解过这一理论，并得知美国、日本均有通过人工方法升高体温治疗晚期癌症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她本人曾尝试过通过这一方法给母亲治疗，但是没有成功——在她母亲借助药物将体温升高至39度时，不知情的护士在家属不在场时打了一支退烧针，从而前功尽弃。

不过，“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理论在医疗界似乎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高温确实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人体通过发烧不可能达到足以杀死癌细胞的温度，因为若是那样，人体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

上述肿瘤内科医生告诉我，他见过非常多高热的患者，但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只有一例。不过，鉴于在父亲身上发生的事实，他认为不排除这一可能。

我联想起南方那家医院的医生给我打的比方，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父亲体内由肿瘤制造的那起车祸，导致交通严重阻塞。然而新冠带来的高烧，如同洪水一样袭来，在让父亲受苦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冲走了车祸造成的路障？

新冠“治愈”癌症并非个例

2021年《英国血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报道的一个案例，却让人感到神奇：一名罹患淋巴癌和肾脏病的61岁男子，此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短暂住院后回家休养。四个月后他回到医院复查，结果发现体内的新冠病毒消失了，癌症居然也痊愈了。

据报道，男子患有严重的肾衰竭，需要长期进行透析治疗。三年前，他有幸得到合适的肾源，得以接受肾移植手术。然而天不遂人愿，他的这次手术失败了。
此后，男子停止了一切免疫治疗，带着病痛生活。2020年年中，男子的身体突然之间暴瘦，并且全身淋巴结肿大，他赶紧到医院检查，结果确诊罹患经典型霍奇淋巴瘤，PET-CT扫描提示疾病分期为3期。霍奇淋巴瘤是一种恶性肿瘤。也就是说，男子此时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CT照片也显示，癌细胞扩散到了他身体的各个地方。

图中所示黑色部分为癌细胞，下同祸不单行，住院期间，他又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医院对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同样呈阳性反应。

到此，男子的身上出现了三种疾病：末期肾衰竭，晚期癌变的霍奇金淋巴瘤，以及新冠肺炎。这任何一种疾病放在一位61岁老人的身上都是十分凶险的，不难想象他那时所承受的煎熬和病痛。住院11天后，男子的症状有所缓解，决定回家休养。或许在他看来，放弃治疗未尝不可。事实也是如此，男子在回到家后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皮质类固醇和免疫化疗。四个月后，男子回医院复查。PET-CT扫描却提示，他体内的大部分肿瘤竟然神奇地都消失了。更为夸张的是，与肿瘤有关的生物指标直接下降了约9成。反复检查后，医生们最终确认，男子的癌症痊愈了。

而他的新冠检测也显示为阴性，男子体内的新冠病毒也消失了。

发生在男子身上的状况让研究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目前，研究人员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新冠病毒触发了人体抗肿瘤的免疫反应，作用机制包含病原体特异性T细胞和肿瘤抗原的交叉反应，且染疫所产生的细胞活化了杀手细胞。说得直接一点，新冠感染激活了抗肿瘤的免疫反应，在杀灭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癌细胞。

另一位患有艾滋病的40岁男性，在就诊前4周，右侧胸部出现了2cm的锁骨下肿块，后来被诊断为纤维结缔组织瘤。原本打算做手术切除的他，在手术前几天“不幸”感染了新冠，只好推迟手术，先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甲泼尼龙对症治疗。结果1个月后，医生触诊和CT检查发现，原有的肿块消失了。

话说回来，关于医学上“以毒攻毒”的发现早已有之。1910年，意大利的一名宫颈癌患者在感染狂犬病毒后，体内肿瘤缩小消退。从那时起，科学家们便意识到，病毒或许可以成为治疗和拯救患者的“帮手”。这些年很热门的溶瘤病毒，就是科学家们尝试着对一些对人体损害比较小的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使这些病毒能够特异性地攻击、破坏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能为人类通过开发免疫系统潜力治愈癌症，提供新思路吗？

转阴后癌症的反复发作

一位患有EBV阳性NK/T细胞淋巴瘤的20岁非洲男性，对K药、利妥昔单抗、L-天冬酰胺酶、SMILE方案等多种治疗方案耐药，十分难治。在感染新冠后，这位患者身上由淋巴瘤引发的症状也较为严重，但与此同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肿瘤却出现了明显的缓解。

遗憾的是，在核酸转阴后，他的淋巴瘤很快复发了，并再次出现了溶血性贫血、发热、脾肿大和NK细胞计数升高等症状。原本在感染新冠后快速下降的EBV-DNA拷贝数，也在新冠治好后又再次升高。

看了上面几个例子，不少癌症患者以为新冠病毒或许对肿瘤有一定效果，甚至有些人猜想，是不是可以去故意感染新冠病毒来治疗肿瘤。

但现实很残酷，这么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却并不能保证对抗肿瘤有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病毒并不能杀死癌细胞

杀死癌细胞的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由于感染了病毒一类的病原体可能激活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把肿瘤细胞跟病原体一起杀死了。

新冠导致的高烧杀死癌细胞不可取

专家提醒：想要利用高烧来杀死肿瘤的做法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癌细胞怕热不假，当达到一定温度范围，癌细胞的活性就会受到抑制并出现不可逆的热损伤。人体最高的耐受热约为 40.6～41.4 摄氏度。如果发烧达到 42 摄氏度，即便高烧持续时间很短，也极有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发生心肺功能衰竭，并有死亡风险。

新冠病毒对癌症患者生命威胁更大

并不是所有肿瘤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都像那几个病人会那么幸运。而且新冠病毒对肿瘤患者的威胁可能会更大。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新冠病毒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激活，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

在发生细胞因子风暴后，人体免疫系统全面激活，进而引发自杀式的行动，因此在消灭病原的过程中对自身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由此可见，新冠病毒给大部分的癌症患者带去的是厄运，而不是上述这两位患者的“好运”。

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

一般来说，建议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阳性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时间需根据新冠感染程度、抗肿瘤治疗迫切程度、抗肿瘤治疗方案强度、患者全身状态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点击了解→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发热需要去医院吗？）

一般来说，肿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是无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天，也就是在新冠确诊后10天左右重启抗肿瘤治疗；

如果是轻中度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14天，等到症状明显改善，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超过24小时没有出现发热症状，则可以考虑重启治疗；

如果是重症，还是要以新冠治疗为先，抗肿瘤治疗原则上推迟20天，20天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重启。

By 浙江省肿瘤医院、科普中国、会群

为什么生物技术行业尽管前景看好却未能达到预期？Gary Pisano 教授通过对该行业进行了尖锐的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揭示了生物技术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该行业运作方式的最详尽的分析。他还为寻求改善行业绩效的方法的公司、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处方。

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临床医生，正想转化一项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身在生物医药产业的从业者，无论是打工人还是老板，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专注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人，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医疗健康领域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者和法律从业者，可以读读此文；

在其30年的历史中，生物技术产业已经吸引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本。这种投资大部分是基于生物技术可以改变医疗保健的信念。最初的承诺是，这一新科学，结合深度参与推进基础科学的新型创业企业，将在药物治疗领域引发一场革命。不受传统技术和老牌制药巨头组织的束缚，这些灵活、专注、以科学为基础的企业将打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壁垒，生产出大量新药；这些药物会产生巨大的利润；当然，投资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承诺。

从金融角度来看，生物技术仍像是一个新兴行业。尽管像Amgen和Genentech这样的公司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整个行业的收入也有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没有盈利。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R&D项目比那些备受指责的制药行业巨头更有成效。这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获取利润和取悦股东的需要为动机的组织，能够成功地将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核心活动吗？

30年来，关于“商业入侵基础科学（长期以来是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研究机构的领域）是否限制了获得发现的机会，从而减缓了科学进步“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但是，科学能否成为一门有利润的生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如既往，制药业普遍认为，药物创新的革命将会成功，只是比预期的时间长一点。这可能是积极的想法。在过去的20年里，我对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战略、组织、绩效和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了解到生物技术领域的“解剖学”——大部分借鉴了在软件、计算机、半导体和类似行业中运行良好的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无法满足基础科学和商业的需求。除非解剖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否则生物技术将无法吸引实现其转变医疗保健潜力所需的投资和人才。

所谓“解剖”，我指的是：

（1）该领域的直接参与者(初创企业、老牌公司、非营利实验室、大学、投资者、客户)；

（2）连接这些参与者的制度安排(资本、知识产权和产品市场)；（3）管理和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如何运作的规则(法规、公司治理、知识产权)。要使生物技术取得完全成功，它的解剖结构必须帮助参与者在三个方面出类拔萃:

（1）管理风险和奖励冒险行为；（2）整合存在于一系列学科和职能中的技能和能力；（3）从组织和行业层面推进关键知识。行业的各个“解剖”部分应该相互支持以应对各种挑战。

而在生物技术领域，他们（各个“解剖”部分）的工作目标往往不一致。例如，该行业管理和奖励风险的方式——企业的融资方式——与创造新药所需的漫长的R&D时间表相冲突。又例如，该行业的分散性，有许多跨越不同领域的小型专业参与者（机构/企业），本是管理和奖励冒险的潜在有用模式，但它也创造了阻碍关键知识整合的经验孤岛。又例如，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市场允许个体公司锁定基础科学知识的权利，这也限制了其他能够通过试错学习来发展这些知识的科学家数量。尽管所有这些听起来相当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注定要失败。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能成为一门生意。但这确实意味着生物技术的结构需要改变——这项事业不仅会对药物R&D和医疗保健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大学和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从事基础科学的其他新兴产业以及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的目的是为上述提供一个框架理解并提供一些关于新的组织形式、机构安排和将需要的规则的想法。

Biotech 实验

以科学为基础的商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所说的“以科学为基础”是指它不仅试图利用现有的科学，还试图发展科学知识，并获取它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这类企业的经济价值很大一部分最终取决于其科学质量。在biotech 出现之前，科学和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的领域运作的。进行研究以扩展基础科学知识是大学、政府实验室和非营利机构的职责。将基础科学商业化——用它来开发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其价值——是盈利性公司的主要任务。历史上，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IBM、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母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少数公司做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它们是例外。总的来说，企业不从事基础科学，科学机构也不试图做生意。生物技术sector 融合了这两个领域，创造了一种纳米技术、先进材料和其他行业所采用的科学-商业模式。营利性企业现在经常自己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大学已经成为科学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他们的技术转让办公室积极寻找商业伙伴来授权专利；他们与风险投资家合伙创办公司，将来自学术实验室的科学商业化。在许多情况下，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大量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包括教授(其中许多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向初创企业传授从大学获得的技术，通常以股权作为回报。这些公司经常与大学保持联系，在研究项目上与教师和博士后密切合作，有时还利用大学实验室。在许多情况下，创始科学家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教职。

科学事业诞生于1976年，当时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开发了重组DNA技术，这是一种工程细胞生产人类蛋白质的技术。它是由年轻的风险投资家Robert Swanson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Herbert Boyer共同建立的。除了证明生物技术可以用来开发药物，基因泰克还创造了一个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模型，这一模型在塑造生物技术产业的面貌和表现方面被证明是非常强大的。该模型由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

（1）通过创建新公司而不是出售给现有公司，将技术从大学转移到私营机构；

（2）风险资本和公共股权市场，在关键阶段提供资金，并为创始人——投资者、科学家和大学——承担的风险提供回报；

（3）一个专门技术市场，年轻公司向成熟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以换取资金。

1978年，基因泰克与大型制药公司礼来公司达成协议。作为重组胰岛素生产和营销权的回报，礼来公司将资助该产品的开发，并向基因技术公司支付销售特许权使用费。该协议消除了新公司进入制药行业的主要障碍之一: 开发一种药物通常需要很长时间(10到12年)的巨额成本(按今天的美元计算为8亿到10亿美元)。这也是制药公司第一次将R&D项目外包给盈利性企业。从那以后，几乎每一家新的生物技术公司都与一家已建立的制药或化学公司建立了至少一种合同关系，大多数公司还建立了好几种合同关系。这个专门技术的市场鼓励风险资本家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它还通过为投资者提供利润和收入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帮助生物技术公司利用公开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基因泰克在1980年大获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表明，一个没有产品收入或收益的公司可以上市——这使得该行业对风险投资家更具吸引力。

前景

这种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体系的兴起，与对生物技术的厚望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该行业似乎为威胁老牌制药公司的R&D生产率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面对管线中潜在畅销药物的短缺，这些公司大幅增加了R&D的开支，但无济于事。由于新药无法弥补那些失去专利保护的主要（畅销）药物，金融分析师质疑该行业利润的可持续性。在科学界和投资银行界拥护生物技术的从业者相信，生物技术将创造出大量有利润的新药。他们认为，相对于官僚的、纵向一体化的制药巨头，小型的、专业化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应该专注于市场营销，将创新的R&D留给更接近科学的灵活的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决定逐步与生物技术公司结盟就是证明。因为第一波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包括安进、百健艾迪、塞特斯、凯龙星、基因泰克和健赞）都是在人体中发现的蛋白质，参与该领域的科学家、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认为它们的失败率将比传统的化学药物低得多。较低的技术风险意味着较低的商业风险。

一些基因工程替代激素(胰岛素、人类生长激素和凝血因子VIII)治疗血友病的初步成功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人类基因组测序和所谓的工业化R&D技术的发明进一步支持了生物技术将产生突破性疗法并极大提高R&D生产力的预测。理由是，产生的大量生物数据将极大地有助于确定疾病的确切原因，而且诸如组合化学(用于创造新化合物)、高通量筛选(用于测试化合物的药用潜力)和计算化学(用于“合理设计”具有特定效果的药物)将大大提高候选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低效的、反复试验的、基于工艺的、一次一个分子的药物发现方法的日子被认为屈指可数了。

迄今取得的进展

对这些新兴技术的兴奋，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爆炸式增长(30年来约4000家)，以及该行业不断飙升的年收入(现在约为400亿美元)只是增强了这种乐观情绪。但是，如果这个行业的成功是通过盈利能力和革新R&D以产生大量突破性药物的进展来衡量的，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就出现了。首先，只有极小一部分生物技术公司曾经盈利或产生正现金流，整个行业都在亏损。图中(见“图1 生物技术的无利润增长”)那些盈利的公司，只有少数精英老企业——包括安进、Biogen Idec、Genentech和Genzyme——产生了可观的利润，只有安进和基因泰克打入了老牌制药公司的联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因泰克在开创了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之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与安进、Genzyme和其他一些公司一起，通过在制造和营销方面的大量投资进行垂直整合，同时继续建立内部科学创新能力。此外，基因泰克还与拥有其56%股份的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图1: biotech 的无利润增长：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收入急剧增长，但它们的利润徘徊在接近于零。除了最大、最赚钱的公司安进，该行业一直很不佳 始终如一的赤字。如果将私营公司纳入数据池，其损失将会更大」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生物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R&D制药的生产率，尽管许多人声称这是事实。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R&D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没有显著差异。(见图2“生物技术没有在R&D生产率方面产生突破。”）工业化的R&D也没有显著增加大量的化合物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更不用说进入市场了(见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生物技术公司的非凡生产率是因为它们所承担的项目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图2: biotech在研发生产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没有显著差异。 」

「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biotech开发的至少已经发展到人类临床试验的化合物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也没有理由相信biotech 的生产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乐观主义者指出，生物技术公司在临床开发药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表明，我们应该期待未来会有大量的药物从生物技术管道中涌现出来。但是，尽管工业在R&D上的支出持续大幅增长，biotech 药物开发的损耗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此，在R&D投资的生物技术的每一美元产出是否会显著提高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生物技术行业似乎正在从其在R&D极端激进和高风险的独特位置上撤退。自2001年基因组学泡沫破裂以来，初创企业的战略和风险投资家的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家和投资者开始寻找风险更低、回报更快的模式，比如许可其他公司的现有项目和产品，然后对其进行后续开发，而不是组建所谓的“从分子到市场的公司”(其第一批产品收入可能要在十多年后才能实现)。诸如有价值的新配方的改进和新的给药技术等。它们可以导致显著的治疗改进和扩大的治疗选择。也就是说，战略的变化引发了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不追求突破性科学技术，谁会关注提供潜在医学突破的高风险长期项目？从事生物技术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行业最终会繁荣发展。有些人仍然认为这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其他人坚持认为技术将会拯救世界。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其他方面的进展将使在R&D过程的极早期阶段以高精度识别有前景的候选药物成为可能，这将使得研发失败率、周期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这种乐观假设在：该行业的基础结构是健康的，参与者的策略是合理的。我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目前的结构和策略无法解决该行业面临的基本业务和科学挑战。

有缺陷的解剖

就像生命体一样，工业不是“反设计的”，而是有设计的。在生命体中，这些设计被称为解剖学。解剖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物种的能力，以及为什么某些物种能在某些环境中茁壮成长，而在其他环境中却不能。解剖学解释了为什么猎豹能跑65英里每小时，而乌龟不能。解剖学与环境的契合在经济学中也很重要。生物技术行业的解剖结构看起来与软件和半导体等其他高科技行业非常相似。它涉及专注于R&D价值链特定部分的大学衍生的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公共股票市场的作用；和技术市场。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硅谷经济学，这些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对生物技术的剖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将与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当谈到R&D 时，生物技术 在三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1. 深刻和持久的不确定性，根源于人类对生物系统和过程的有限知识，使药物R&D 具有高风险。

2. 药物开发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分成几个部分，这意味着相关的学科必须以综合集成的方式工作。

3. 构成生物制药部门的不同学科中的许多知识都是直觉的或隐性的，这使得利用集体学习的任务变得特别艰巨。

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作斗争

在大多数行业中，技术的基本可行性对R&D来说不是问题，在这些行业中，努力和资源主要用于开发已知技术上可行的概念。汽车设计师可能会努力解决与汽车相关的各种零件的工程问题，并担心设计是否可以制造，客户是否会购买车辆。但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车辆将工作。即使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机和飞机等高科技行业，通常也很清楚哪些商业R&D项目在科学上可行，哪些不可行。药物研发则不是这样。候选药物是否安全有效只能通过漫长的反复试验过程来确定。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科学家们仍然发现预测一个特定的新分子将如何在人类身上起作用极其困难。即使在今天，他们也可以假设，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项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失败。从历史上看，大约6000种合成化合物中只有一种上市，只有10%到20%开始临床试验的药物最终被批准用于商业销售。基础科学的进步可能最终会提高这些几率。但是到目前为止(与预期相反)，生物技术实际上增加了药物研发的不确定性。尽管靶点(疾病的可能原因)、攻击它们的武器(疗法)以及识别新的潜在原因和治疗方法的新方法已经开发出来，但是对这些选项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迫使科学家进行更多的尝试和错误，而不是更少。因此，尽管生物技术的进步最终可能会降低R&D的技术风险，但迄今为止，它们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深刻、持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长期的高风险。

乍一看，生物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在管理这种风险方面似乎运行得相当好。新公司的迅速形成引发了过多的实验。股权所有权的诱惑鼓励科学企业家承担创办新公司固有的风险。风险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来管理早期风险，并通过建立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然而，一项更细致的调查显示，该体系中隐藏的缺陷阻碍了该行业的整体业务表现。风险投资家对某一特定投资的时间跨度大约为3年——远不及大多数公司获得一种药物上市所需的10年或12年。此外，由于它们需要分散风险，即使是最大的基金也无法承担向任何一家初创企业投入巨额资金。

根据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关于基金投资政策的数据，对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平均投资约为300万美元。平均最高金额为2000万美元——远远低于开发一种成功药物通常所需的8亿至10亿美元。生物技术公司依靠公共股权和战略联盟来缩小差距。然而，这些解决方案产生了其他问题。公共股票市场并不是为了应对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而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构成了大部分的生物技术sector。这些公司不能以盈利为基础进行估值，大部分都没有。他们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正在进行的R&D项目。但是，试图根据面临多年巨大的技术和商业不确定性的项目对它们进行估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对于一般的无形资产，尤其是R&D项目，没有明确的披露和估价标准。公认会计原则(GAAP)通常不要求公司披露其R&D项目，尽管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必须披露其开发管道的状态信息，但这些要求是模糊的。

例如，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提供给定产品的可能治疗用途、临床试验结果和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的详细程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估值技术，如实物期权和蒙特卡洛模拟，也是有限的。投资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解释公开宣布的临床试验结果。公司可以也确实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些结果。即使他们对它们的解释相似，他们也可能基于不同的风险偏好，对是否进入下一阶段做出不同的决定。公众投资者已经将目光投向市场，寻找填补这一信息缺口的诀窍。凭借他们多年的经验，和大批科学家、大型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交易的人肯定有评估项目的技术和商业前景的知识。因此，默克、诺华或礼来公司愿意投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应该表明它的前景是好的，对吗？不一定。制药公司经常在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结盟。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联盟上花费巨大，却收获甚微——或者已经放弃许可最终可能成为重磅药的早期药物。知识产权货币化制度存在缺陷的进一步证据是，总的来说，生物技术投资的长期回报与巨大的风险并不相称。虽然风险资本基金经历了一些辉煌的年份，个别生物技术股表现突出，但相对于风险而言，总体平均回报令人失望。

从1986年到2002年，风险资本基金产生了16.6%的平均年内部收益率。旧金山商业银行Burrill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从1979年到2000年购买所有340只生物技术IPO股票并持有这些股票直到2001年1月(或直到一家公司被收购)的投资者将实现15%的平均年回报率。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似乎在回避风险最高的项目。尽管很难得出结论，但有迹象表明投资者正变得越来越谨慎。

整合不同的学科

很大程度上由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出现,“药物R&D”的工具箱变得更大、更多样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被一门单一的学科所主导：药物化学。今天，它包括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蛋白质化学、组合化学、遗传工程、高通量筛选和许多其他学科。这些新工具带来了新的机会，但是每一种工具都只揭示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的一部分。有效地发现和开发药物需要所有的部分走到一起。因此，跨不同科学、技术和功能领域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生物技术的科学前景终将实现。整合的挑战不是药物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R&D都涉及解决多种类型的问题。不仅必须解决许多问题，而且这些解决方案最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包括高度复杂的系统，如电子设备、汽车、软件和飞机——一个大的R&D问题可以分解成一组相对独立的子问题，独立解决，然后组合在一起。模块化使专门研究系统不同部分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但它通常需要定义明确的接口和标准，这些接口和标准规定了系统的不同组件应该如何配合和一起工作。此外，模块化要求将知识产权编纂成文，并明确定义和保护知识产权。

药物开发缺乏这些要素

药物开发所涉及的众多功能和技术活动大多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确定药物发现的靶标。有待解决的大问题是这种疾病的潜在机制是什么，以及药物治疗可能在哪里进行干预。因为人类生物学非常复杂，目标识别也非常复杂。途径是什么？什么基因可能在起作用？他们是如何互动的？那些基因表达的蛋白质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它们的结构是什么？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成为“成药性”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学科的洞察力，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化学，还需要广泛的方法，包括计算方法、高通量实验和传统 “wet” biology。同样的整合也必然发生在开发的更下游，但仍然与其他学科，如毒理学，工艺开发，配方设计，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法规事务和营销等。通过孤立地单独解决问题来成功开发一种药物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因为每一个技术选择(你的靶标、你开发的分子、配方、临床试验的设计、目标患者群体的选择，以及制造工艺的选择)对其他人都有影响。找到解决方案需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反复交换大量信息。换句话说，它们必须以高度集成的方式一起工作。实现整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让单个公司拥有拼图的所有必要部分(垂直整合)。另一种是依赖市场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独立的专家通过联盟、许可协议和合作来整合他们的工作。传统制药行业采用前者，生物技术行业采用后者。

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让高度敬业的科学家组成的小团队专注于开发一项特定的发现或一所大学发起的工作。结果是成百上千的专业知识孤岛。生物技术部门（sector） 严重依赖市场来获取连接这些知识孤岛的技术。然而，有迹象表明，市场并不能促进开发新药所需的信息流动和集体解决问题。为了以高效的方式运行，任何财产的市场——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知识产权——都需要定义明确、受到良好保护的权利。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通常存在于软件和半导体中。例如，一段软件代码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实体，可以受到法律机制的保护，而且它的盗窃很容易被发现。在生物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复杂和模糊。人们通常不清楚什么可以申请专利，什么不可以。此外，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往往不是某个特定的分子，而是与该分子如何表现、能做什么、潜在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有关的数据、理解和见解。这种知识可能更难申请专利。

模糊的知识产权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它让其所有者对共有知识产权三思而后行；其次，它为围绕共享内容的合同纠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Biotech 遭受到了两者的损失。前合伙人和合作者之间的诉讼相当普遍。事实上，基因泰克公司和礼来公司的重组胰岛素交易在许多方面成为该行业的样板，最终卷入了一场关于基因技术使用权的法律纠纷—生产人类生长激素的工程技术。在共同开发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一种刺激人体产生红细胞的合成蛋白)后，安进和强生就营销权的划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几年后，他们又一次争论这种药物的新版本是一种全新的产品还是原始药物的改进形式。共享信息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是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的许多知识的隐性本质。这种知识无法以书面形式完全描述，因为技术或诀窍背后的因果原理尚未完全确定。这在新兴领域中很常见，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物技术中隐性知识的数量阻碍了该领域的学习速度。

促进累积学习

学习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笼罩着生物技术和药物R&D的深刻而持久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已知的东西与有待发现的东西相比相形见绌。新的假设和发现必须不断地被评估，并且必须决定哪些选择应该继续，哪些应该放弃。这些决定必须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的迷雾中做出。错误是常见的，不是因为人或公司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知识的边缘跳舞。当失败远比成功更常见时，就像药物开发一样，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对取得进步至关重要。在一个系统或一个行业中，学习可以发生在多个层面上。例如，一个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细胞生长因子的科学家将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工作的实验室将从他的研究以及实验室其他人的研究中学到许多新东西。这种学习不仅是个人知识的集合，也是社区共享的见解。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将在组织的程序和方法中正式化，但大部分可能是隐性的。

尽管科学进步了，但是药物发现仍然有一种依赖判断的艺术，本能和经验。例如，单个科学家对一种分子、一种攻击疾病的生物靶标或一种药物在体内的行为的了解不能被编纂或简化为精确的规则——如果X，那么Y。来自实验的数据得到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意见的影响。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同样一个构成了潜在功效的强烈信号，可能也会让另一个研究人员踌躇不前。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分享长期的经验非常重要，分享的广度也非常重要。为了科学的进步，每个拥有解决问题所需专业知识的学科都必须能够利用集体智慧。

不幸的是，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从长期的经验中学习。它的知识产权货币化体系再次成为是罪魁祸首。通过刺激初创企业的发展，这一体系帮助创造了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企业组成的行业。典型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年轻公司根本缺乏基因泰克进行了30年R&D 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新的企业也无法通过经验来学习。他们的金融资源有限，投资者不愿意给他们时间来完善他们的工艺。最后，专有技术市场阻碍了企业形成长期的学习关系。缺乏明确界定的知识产权是一个问题；联盟的短期合作是另一个问题。太多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交易，而不是建立长期的联合能力。因此，大多数联盟都保持距离，而且相当短暂。根据哈佛商学院的Josh Lerner和斯坦福商学院的Ulrike Malmendier的研究，一份典型的合同的期限不到四年——比开发一种药物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此外，这种关系通常以达到特定的短期里程碑为中心；如果缺少一个，联盟可能会终止。总而言之，行业内融合和学习的障碍是巨大的。鉴于这些障碍，生物技术遭遇生产率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更合适的解剖学

为了处理深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允许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和利用整个行业学科的集体经验，biotech 需要一个新的解剖——一个涉及各种商业模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解剖学。开发创新性更强的药物所需的方法与开发创新性较弱的药物所需的方法大不相同。一种尺寸不适合所有人。更合适的解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

更多的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远未消亡，它在制药业的未来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将是最有用的，在追求最科学的创新药物。垂直整合需要一定程度的规模，这意味着成熟的制药公司完全有能力成为整合者。但是这需要改变。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都在自己的公司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孤岛，这种存在严重问题的做法可能解释了它们在R&D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为了实现他们作为集成者的潜力，他们需要新的内部结构、系统和流程来连接技术和功能领域的专业知识。

更少、更紧密、更长期的合作。联盟将继续成为内部研发的重要补充。考虑到技术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没有外部机构——大学和较小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帮助，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无法探索R&D的方方面面。然而，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形式和数量上将与目前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合作关系大相径庭。对于科学或技术上新颖的项目，建立更少、更深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一家制药公司与其一年签40份协议，不如在任何一个时间，只参与五到六份持续五到十年、范围广泛的交易。例如，合作可以集中在特定的治疗领域或目标人群，而不是集中在特定的分子上。这种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专有信息共享、更多的共同学习和更大、更有成效的投资。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独立企业在专注于短期目标并强调大数法则而非承诺的业务发展框架内分享知识并进行真正的协作。

更少的独立生物技术公司。小型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将继续成为这一格局中的重要元素。但独立上市公司将会少得多。公众持股模式只对有收益的公司有效，允许投资者判断他们的前景；根据现有的信息披露惯例，纯粹的R&D企业不属于公共股本领域。

准公共（Quasi-public）公司。上市公司的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准上市公司。它的股票上市，但一家具有长期战略利益的大公司拥有多数股权。这种关系将为一家公司提供比普通上市公司更强有力的监管，以及一种更长期的监管模式前瞻性和有保证的资金——所有这些都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它还将允许该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并提供股票期权和其他激励措施 吸引和留住创业者。由罗氏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的基因泰克是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基因泰克的利润一直很高；它的R&D项目是业内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尽管有所增长，它仍然保持了企业家精神和基于科学的文化。

大学的新重点

大学的心态和政策需要转变。他们应该主要关注对科学界贡献的最大化，而不是许可收入和等价回报的最大化。许多关于大学在科学领域活动的争论都集中在专利的影响上，并且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大学应该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吗？核心问题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嵌入其专利的知识。他们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基础科学发现授予排他性许可，并支持新公司的创建。将科学交给更多的探索者可能会加快进步的步伐。“开放”许可使上游发现在合理的经济条件下广泛可用，当技术所讨论的是广泛适用的工具、技术或概念，它们有许多潜在的(但不确定的)开发途径。如果重组DNA、单克隆抗体和其他基本的基因工程技术被一家公司独占，那么生物技术的进步就会大大减慢。当所涉及的技术是特定的，并处于其发展的下游，其价值随着获得技术的机会的增加而下降，并且需要某些补充资产和能力来充分利用该技术时，向现有公司授予独家许可是必要的。例如，如果将一种新的癌症疗法授权给一个在开发癌症药物以及设计和管理临床试验方面都有经验的组织，这种疗法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开发。但是，如果这种疗法也被许可给竞争者，那家公司就不愿意投资开发了。只有当技术差异非常巨大，以至于现有公司缺乏开发技术的必要能力时，授予初创企业独家许可才有意义。例如，在一家能够从零开始建立基本能力的新公司内部孵化一项高度新颖的技术，如组织工程，可能是有意义的。

更多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在药物商业化开发中，知识库被分割成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是整合的主要障碍。比如说，在化学和基因组学方面有很深的知识，但是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知识却少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焦点问题、语言、智力目标、理论、公认的方法、出版物以及评估研究的标准。一些困难可能在于大学用来授予研究基金的同行评审过程。这一过程在确保决策基于科学价值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评审者倾向于授予他们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项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大学在过去的十年里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所，将来自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布罗德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合作机构，成员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专业人员和学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合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更多的转化研究

顾名思义，这种研究将基本的科学发现和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机会。它将早期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联系起来，包括诸如靶标识别和验证、体外和体内筛选等活动，并可能进行一些早期人类临床试验。努力理解干细胞如何分裂和特化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例子。开发关于使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假设和见解是转化研究的一个例子。从历史上看，转化研究的问题在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资助基础研究的政府机构将转化研究视为应用科学，而风险资本者则认为转化研究风险太大、时间太长。此外，进行转化研究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投资，例如新的动物模型，这可能很难商业化，甚至很难保护。转化研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资助。首先是将政府资助的范围延伸到下游。随着美国NIH医学研究路线图的推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该机构的主任发起了一项倡议，以确定和解决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主要机会和差距。

第二种是通过更多的私人资金。最大的制药公司可以增加对他们自己或与大学合作进行的转化研究的支持。例如，诺华公司一直在追求这两种策略。风险投资也有希望。这些组织往往是私人资助的非营利机构，专注于推进特定疾病的治疗。一些例子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和传染病研究)、迈克尔·J·福克斯帕金森研究基金会、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前列腺癌基金会。这些组织在融资和管理与传统的盈利性风险投资家非常相似，但有几个很大的不同: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的目标是在治疗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在三到五年内将利润返还给有限合伙人。

有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科学可以成为一门生意。认为生物技术的结构会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这现实吗？是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列举的许多元素已经存在，虽然它们仍是例外，它们的成功无疑会吸引追随者。另一个是，进化是商业的常态。重大技术创新的时代伴随着工业设计的转型创新。例如，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复杂性的运营管理，产生了现代公司，它将所有权(股东)和经营权(受薪专业人士)分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现代公司一直在不断发展。例如，20世纪下半叶，风险资本在美国的出现，帮助产生了在半导体、软件、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组织。我们可以希望，biotech 也能得到类似的发展，并像纳米技术等基于科学的新兴企业一样创造一个模式。经过30年的实验，很明显，biotech 并不仅仅只是另一个高科技产业。它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一种既能满足科学需求又能满足商业需求的解剖学。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实现彻底改革药物开发、征服最棘手的疾病并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的目标。

By 青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