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学术圈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许多留美学生都说现在是“人均学历哥大”的时代了。 哥大水的名声早已是“如雷贯耳”，申美国的同学都知道它是“Nominal Ivy”——常春藤保底校。

哥大是否水这个话题，我整理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推文中，你将看到：

• 哥大到底“水”在哪？
• 哥大为什么要开“水”项目？
• “常春藤保底校”，真的好申请吗？

01 

庞大的录取人数

由于大部分国人到哥大就读的都是硕士项目，所以大家说的哥大水，指的是它研究生院水， 也就是SPS（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在创立的初衷，SPS是面向在职人士进一步进修职业技能的学院，后来发现了中国留学生这块蓝海市场后，SPS便开始了它的“商业操作”——大规模招生且不提供任何奖学金。

所以和其他研究生比起来，SPS以近4000的招生规模一骑绝尘。

02 

低门槛 高录取

面对如此庞大的招生规模，那么在项目门槛上必须降低，否则就会重走UCL教育学老路——根本招不到人。

所以SPS一众专业录取门槛都不是特别高，以著名的“水”项目——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来说，20年前的要求是绩点3.0+，TOFEL100+，可以不提交GRE/GMAT成绩就可申请。

△20年前ERM项目申请要求

既然满足了门槛低，招生多这两点条件，那么录取率高自然水到渠成，纵观SPS近几年的平均录取数据，录取率高达67%，要知道同校商学院平均录取率只有5%-10%。

△MSM 20年录取数据，录取率只有7%（全球）

但仅从“招生多，门槛低，录取高”就给SPS贴上“水”的标签有失偏颇，这些只能算项目特色而已，事实上，真正让国内学生觉得水的原因是课程设置和就业情况。

从课程设置上来看，继续以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来举例，核心课程中大多都是介绍与基础类的课程，比如像Introduction to Finance这种课程，对比起专业化要求较高的specialized master项目来说，这就是大一时的入门级课程。

自然地，这样的课程设置相比起和求职直接相关的career center和CBS等项目相比，机遇和资源是弱一些，SPS的同学从写简历到找工作，基本只有靠自己的networking。

写到这里，那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了：哥大的“水”主要指它的硕士项目，而导致硕士项目“水”原因多半来自SPS学院（其实哥大的工程学院也诟病“水”，原因也和SPS如出一辙），项目的课程设置与就业情况是“水”的根本源头。

02

哥大为什么要开设“水”项目？

因为缺钱。

要说明白这事，得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1968年，哥大发生一场学生抗议运动（注：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运动，Columbia University protests of 1968是1968年全球各地的学生示威运动之一。是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发现该校与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DA）关系甚密，间接卷入越南战争，加之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计划在晨边公园新建一个专为黑人学生出入而设计一个便门的体育馆，学生对校方的种族主义政策强烈不满，越战与种族主义催生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68年4月23日，以1968年4月30日凌晨纽约市警察局暴力清场告终。），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哥大的财政情况一蹶不振，校长之后坦言：“Columbia was really, really hurt by what happened in that period of time.”

△抗议的学生群体

到80年代，哥大几乎没有了任何的校友捐款，这无疑更让学校雪上加霜，也让哥大一落千丈成为“Nominal Ivy”——常春藤保底校。

△哥大的校友捐赠情况，可见非常低

等到现任校长Bollinger上任后，他誓言要重铸哥大的荣光，重回常春藤的前茅。于是便开始在Manhattanvile大兴土木，力争发展。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本科第二、法学院、医学院第四、商学院第七，在各项以学术与科研能力为指标的排名上都名列前茅。

当然，要和“哈麻普斯耶”这一类学校竞争难度可想而知，Bollinger不仅扩建了校园的规模开设更多学院，在faculty diversity program投了8000万美元广纳天下贤士，然而背后，透支的都是哥大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资源。

眼看未来发展一片光明，但目前窘境却手足无措。首当其冲的便是文理学院，在本世纪初财政一度到了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怎么办？只有不断的开新项目，再扩招，再开新项目来实现财政的盈余。

于是SPS学院硕士项目就诞生了，要知道SPS只有50%的全日制硕士学位，而哥大50%的硕士学位都由SPS学院颁发，侧面也能反应出SPS招生规模庞大和财政的匮乏，由此也就回应了我们上文中说的现象：招生多、门槛低、录取高，哥大名校的后门越开越大。

那么，哥大不知道这些水项目对学校声誉的负面影响吗？当然知道。

在17年和19年，关于SPS对学校声誉影响，各个学院都展开了一番battle，但最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总结来说就是：

公关部：我们很担心SPS颁发那么多硕士学位影响我们的声誉……

SPS：那其他学院有我们那么能赚？

学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17年哥大关于SPS对学校声誉的讨论

△19年又讨论了一波

这样的“纠结”也在情理之中：一方面，SPS继续扩招将持续影响学校声誉，“水”的头衔必然和哥大牢牢捆绑；

而另一方面，目前SPS收入已经成为文理学院主要财政来源，充足的财政资源能投入到本科与PhD的项目建设中（比如SPS财政完全能满足PhD的奖学金发放，由此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放弃这部分财政无疑在自断发展……

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哥大目前情况，“抱起砖头，我无法拥抱你（对SPS研究生）；放下砖头，我没法养活你（对本科和博士生）”

03

“常春藤保底校”
真的好申请吗？

了解完哥大真正“水”的原因后，很容易给大家一种申请的错觉。

面对这招生多、门槛低、录取高的SPS学院，拿offer似乎就差递交个申请了。

想多了，再怎么着，这也是哥大。

还是以我们的老朋友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来举例，在一开始我们说了，在20年前，申请的要求是是绩点3.0+，TOFEL100+，可以不提交GRE/GMAT成绩就可申请。

然而昨天的ERM你爱理不理，今天的ERM你高攀不起，在回头看ERM的申请条件，你发现它偷偷的改了一些要求，比如GRE/GMAT。

以前：

“我们不要求GRE/GMAT成绩，当然如果你考了觉得成绩还不错，你可以提交。”

现在：

“虽然项目没要求提交，但GRE/GMAT是你学术能力的有效指标，强烈地建议你提交分数来支持与加强你的申请。”

就这两句话的措辞，你品，你细品。

在绩点上，3.0的要求现在早已不能“稳拿”SPS的offer了，随着哥大SPS越来越被国内大众熟知，SPS项目申请要求也水涨船高，以ERM去年录取情况来看，申请人绩点区间依然有3.0-3.3，但3.5绩点申请人为大多数。

也就不用说“卷翻天”的CBS了，2020 MSFE录取，递交606份材料，最终录取50人，录取率只有8%（全球）

△去年哥大MSFE录取情况

当然如果说CBS是哥大硕士天花板，SPS是低门槛，那我们就来看看也被诟病水的工学院，以热门CS举例，在一亩三分地去年统计中，278人递交申请，GPA中位值在3.83，GRE中位值327，TOEFL中位值104+。

△一亩三分地对去年CS申请的数据统计从这三个专业申请背景你大概也能体会到哥大申请的难度，就绩点要求可能就能送走一大群人，所以别被一些《双非逆袭哥大》《3.0也能进常春藤》等等案例所吸引，也别误以为“学历哥大的时代”代表哥大好申。

一名哥大学子的真实经历

首先哥大MSOR (Master of Science in Operations Research) 一直声誉不是特别出彩，多数评价是很水。

其实说项目水，并不是说他的录取bar很低(当然bar比不上fe，但是和其他学校很多master项目比bar并不低)，也不是课程难度低(很多之前没接触的东西，其实能学到的东西蛮多的，比如上过的ml, fe, simulation, RM等等)。

说它水，一是因为人多，每年会招200+的人，二是因为上限很高，下限也很低，再加上学校本身并不care学生以后发展方向，career service没有非常supportive，assigned faculty advisor基本没什么帮助，所以才说项目水。

首先，有很多msor的学生本身是申phd被拒调剂过来的(当然可以自己选master项目，但想读ieor phd的一般也都会选msor)，在加上金工什么项目调剂过来的，你会发现周围人里有特别厉害的overqualify，也有些就是过来混个文凭的underqualify，所以上限高下限低。

再说career service的问题，确实学校有career service，但对于200多个人的项目来说，这么小的团队，完全就是开个大大的玩笑。

改简历难约，interview mock难约，邮件发faculty advisor基本不会回，真的是太尴尬了。

再说说找工：首先，如果是想找金融工作的，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其实渐渐饱和了，每年需求的人并不是那么多，而且哥大OR在华尔街名声不具备和哥大mfe还有纽大可比性，不要说buy side，能找到sell side都是万幸了，再加上一些原来搞物理的phd进来导致行业越来越卷。感觉唯一现在还能支撑哥大金融课程的是两个大佬教授。

接下来再说tech岗，那就更尴尬了。data science, business analytics的排在OR前面，挑完了才轮到OR，然后要和自己department 200个人竞争。

讲道理，个人感觉对找工的童鞋开这个项目完全就是吃着几个大佬教授的名气，赚着常青藤名声的钱的项目，可谓极不友好。招进来的学生比较高的bar决定了毕业工作率还不错，但同样的生源放到哪里都会是这个数据。

个人建议，除非毕业直接回国可以直接用到常青藤的名气，否则留美不建议msor。

再说说环境

在哥大念书的两年里，非常直观的体验就是，这是一个利益至上，精英主义至上，毫无respect可言的地方。

不论是take home exam学生是如何sign了honor code，宣布自己不会collaborate with others，但只要take home，一定会有很多学生作弊，当初就有很多人问我期中/期末考试某题怎么做，虽然我都拒绝了但极为反感，因为对自己认认真真写考试的学生就是不公平。

至于in-class exam，甚至会有往年考试这门课的题库。这种现象在我本科以及现在读phd的地方是基本看不见的，我不知道其他学校，但我对哥大的评价就是功利两个字，为了省出时间去刷题，同时又要高gpa可以没有底线。

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纽约本就是功利的城市，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每年哥大master招太多人，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哥大水，就是因为高gpa不知道你是考的还是作弊的。

平心而论，虽然我很感激哥大非常多的supportive的教授，比如我们department donald goldfarb，yuri faenza等等，以及上限非常高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包括有非常多厉害的学生，包括我佩服的一些phd学长学姐，但同时也有非常低的下限也是让我非常不舒服的地方。

作弊是常态，功利是常态，不尊重他人的意见/评论也是常态，普通但自信也是常态。这也是当初为什么没再申哥大的phd，人文方面的考虑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本科和现在phd学校乌托邦，但我不认为这可以是一个学校不努力朝乌托邦发展的借口。

最后着重感激一下上面提到的两个教授donald goldfarb，yuri faenza。作为BFGS Algorithm的发明者，donald老爷爷在phd路上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支持。

怀疑过自己的时候，也是他让我坚定了信念。而作为我LOR的yuri faenza教授，基本和他上过课的一个学期每两周必去他的oh，就是聊天，和新algorithm的一些想法讨论可行性。也是他帮我找到了自己department的暑研。基本上和他相处过的学生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另外，注意避雷一个做supply chain的教授，完全把学生当工具用，用完就丢掉，不会真正去“带”一个学生成长。个人感觉过于功利了。

最后顺便提一句，我申博的时候没有申哥大的项目，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环境，peer pressure，life balance这些事情。不喜欢纽约(平心而论适合旅游，不适合久居)，也不想让自己一天到晚除了学习没有其他生活。

总结

许多留学生抱着读世界一流名校的期望，却读了一个以创收为主的“职业进修课程”，再加上哥大硕士在行业内的名声不佳，让原本一心想靠名校文凭获得工作签证从而留在美国的学子非常失望。毕竟谁也不想浪费青春与金钱获得一个“水校”文凭，落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最终目标只是为了回国求职，水硕常青藤文凭已经很难让人找到符合期望的工作了。

By 一亩三分地、符号留学

6月下旬，冯淼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想指导一些高考生报志愿。

至于原因，她说很简单：自己淋过雨，所以想帮别人撑把伞。

作为曾经的河北考生，她了解填报志愿时的那种迷茫与焦虑，所以想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帮助考生填补信息差，让他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参考。

在寻求帮助的人中，不少人向冯淼倾诉了自己的烦恼：河北可选择的好学校太少，如果想去外省上大学，分数要比当地考生高二三十分才能被录取。

这样的问题，不只在河北。

同为人口大省，山东、山西、河南与河北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及，如今，它们被叫做“山河四省”。

这是一个网友口中地缘相近、文脉相亲、盛产粮食也“盛产”人口、经济增速趋缓的省份组合。

在教育层面，它们更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高考人数众多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被网友建造出来：四个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总共筹集三十多亿的资金，就可以建立一所位于四省交界处的综合性大学，为“山河四省”的学生提供教育。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山河四省考生的支持，甚至学校官网、校徽、校训、校址、录取通知书、校园平面图都陆续被设计了出来。

这场网络狂欢背后是山河四省学子对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调侃，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次自我安慰和心灵释放，也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好大学的期待。

学习的分量

在小沈看来，高考之痛刻在每个山河四省学子的骨子里。

小沈高中是在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上的，作息安排与衡水系学校一致，课业负担和教育理念也基本相同。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休息，之间的十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吃饭、早读、上课或是睡觉，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好学校是目标，分数是衡量标准，唯一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学习。

回想高中时期的生活，小沈认为自己和同学就像火场中逃生的蚂蚁，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成为蚂蚁兵团内部的强者，才能拥有生路。

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贝尔纳·韦伯塑造的《蚂蚁帝国》，他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学校并非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你得去利用它，而不是去忍受它。

但对于山河四省的学生们来说，可以被利用的选择太少了，即便在山河四省中算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山东，也就只有3所211（其中2所为985）。

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塑造一副精神上的铠甲，用以抵御各种挫折。

冯淼的高中生活与小沈类似：负担重、考试多、压力大。

她记得刚入校时，还不习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有一次晚上因为脱衣服慢了，老师来查寝的时候没有躺在床上，结果就被记了“不睡觉”，第二天中午被通报批评。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叫做‘分分必争’，班级口号是‘根系清华，魂系北大’。在那时，高考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当时置身于这样环境的冯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类教育理念的严苛之处，因为在老师和家长的口中，他们需要为高考付出全部，需要无条件的努力，这样才能再多涨一分，多超过一些人，才有可能考到更好的学校。

“在上大学之前，我曾以为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都与河北学生类似，可后来才知道，由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配置不同，我的高中生活并不是常态。”小沈说。

在大学时期，小沈也曾和同班同学聊过高考成绩，当听到有同学的分数比自己低了近五十分时，她才意识到，原来河北考生需要比其他省份考生付出加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才能考上同等级的大学。

而且，小沈到外地上学后才知道，其他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省份的学生，对山河四省学生的处境了解非常少，甚至有的人不承认地域之间高考分数存在差距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山河大学极度渴望的这种网络情绪不是被放大的结果，而是大家共同的呼声。与其说这种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应当解决，倒不如说山河四省学子希望借由这次公共讨论，使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得到所有人的正视与关注。”

教育资源匹配需求应被看见

事实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地域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

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高考大省。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四省的高考报名人数分别为83万、131万、80万和33.7万人，合计327.7万人，约占全国考生人数的25%。

然而，与庞大的考生人数相比，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在四省范围内，211高校只有4所、985高校仅2所，而且这2所985院校都属于山东。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河南仅有一所211高校郑州大学。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河南仅占2所。

△ 郑州大学 图源：图虫创意

这与河南的邻省江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苏人口比河南少一千多万，但拥有2所985高校，11所211高校，16所“双一流”高校。

山河四省中，河北省的高校资源最为匮乏，全域内没有一所985、211高校，唯一隶属于河北省的211高校是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市。

而且，河北高校的省内录取分数线高于它们在外省的分数线，“我记得2020年河北工业大学文科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3分，但是在辽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1分，也就是河北的学校对于河北的学生都没有什么倾斜。”冯淼说。

因此，很多河北学生都会选择报考省外的院校。“对于河北的学生来说，北京和天津的学校是首选，其次是外省的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会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那就是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留在河北上大学。”冯淼说。

河南人许韵在读高中的时候，也曾下决心不留在河南。她并不是想逃离这片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而是她认为：河南高考实在是太难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通过整理2018年各省份录取数据后，以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来看，靠前的是：北京（0.603%）、天津（0.135%）、上海（0.098%），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里，河北（0.016%）、河南（0.014%）均榜上有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后省份的清北录取率与排名最前的北京相差至少37倍。

在许韵看来，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不得不离开。“我们就像圆周率3.14之后的那些数字，在小数点很后很后，所以就没什么人记得和在乎了”。

她希望这次关于山河大学的讨论能够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使山河四省学子的梦想成为现实。

幸运的是，在山河四省学子的呼声下，教育部关注到了“山河大学“的问题。

7月6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关情况。

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未来教育部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

重点高校的缺乏也导致了山河四省人才的外流。

由于山河四省学子在省内只有6所优质学校可选，更多的优秀考生则必然会选择高校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这些人才毕业后，也基本不会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工作，而是会考虑去一线城市，或者是大学所在的省份。

“像我们的同学，如果想要离家近一些就会选择到北京、天津工作，其余的人大部分会选择去南方工作，几乎很少人回家，除非是考上了公务员。”冯淼说。

这也是不少网友呼吁建造“山河大学”的原因。毕竟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就目前来看，山河四省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高素质人才缺乏的情况。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人口构成。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有3个。这个比例越少，说明儿童和老年人越多。而这3个低于60%的省份就包括河南和河北。

山东和山西的15-59岁人口比重超过60%，分别为60.32%和64.72%。这也说明，山河四省存在青壮年人口比例较低，老年人和儿童占比大的情况。

在高素质人才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的统计显示，在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表格中，河南、河北的比例远低于平均值。

“人才是第一资源”，如果山河四省的人才持续外流，会对当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结果，经济发展放缓又会进一步加速人才的外流，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情况，山河四省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急需解决。

“山河大学”在网络上引发的巨大反响，更多是学子对故乡逐渐没落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是期望家乡能够更好发展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希望能够快点提升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辜负四省学子的努力，也不辜负所有人对于这四省未来的期盼。”许韵说。

By 读城记

美女学霸读博7年未获博士学位，被导师PUA，魂断美国金门大桥。

她才32岁，有着“美女学霸”之称，正留学美国顶尖学府，为何要跳桥自杀呢？

1985年，唐晓琳出生于山东烟台一普通家庭，作为家中独女，她聪明伶俐，从小就被老师家长寄予厚望。

上小学时，唐晓琳经常听父母说“只要上了北大就会前途无量”。她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考上北大。

此后，课堂上，唐晓琳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回到家，她除了做作业，就是看书。她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聊得最多的也是学习。

因此，唐晓琳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一张张金黄的奖状，挤满了她家的墙壁。尤其是上高二的一次期末考试，她的总成绩全年级第一，物理成绩甩了同学们一条街。

唐晓琳之所以热爱物理，缘于她从小有个航天梦。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4年夏天，唐晓琳如愿收到了北大空间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后，父亲当即跑去买来鞭炮点燃，告诉左邻右舍这一天大的喜讯；母亲喜滋滋地做了一大桌好菜，以示庆贺，一家人边吃边聊，畅想未来。

要知道，上北大的几率可是1/2000，足见唐晓琳有多么优秀了。

不久后，父母大宴宾客，亲戚、邻居们对唐晓琳是啧啧称叹，个个想沾她的喜气，现场热闹非凡。

与此同时，唐晓琳所在的高中学校奖给她一笔钱，还在学校拉了横幅做广告，她成了学校的名人。

上北大后，唐晓琳光芒依旧。

空间物理专业是物理学科中最难的一个专业，对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要求极高。众所周知，学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学空间物理专业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

即便是在天才云集的空间物理专业，唐晓琳还是稳居学霸之位。

除了学习成绩好，她还身材高挑，长相靓丽，平日里爱穿裙子、爱涂指甲油，被称为“美女学霸”。

唐晓琳智貌双全，身后追她的男生自是排起了长队，情书像雪片般飞来。每每收到情书，她从不拆开来看，而是将情书稳妥安放。她的心里，只有学业。

一位老师曾对唐晓琳说“本科只是懂了一点航天学的皮毛”。所以，她决定出国深造，将来能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点贡献。

于是，唐晓琳在多番查找，深思熟虑之后，把目标锁定美国犹他大学。

犹他大学是世界顶尖的公立研究性大学，其空间物理专业排名世界前三，享有“殿堂”之称。值得一提的是，该专业每年面向全球仅招收20人，比考北大还要难。

为了备考，唐晓琳做了海量习题，查找了如山资料，废寝忘食……

终于，唐晓琳过五关斩六将，收到了犹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家人欣喜若狂，破天荒出去吃了顿大餐。

唐晓琳做梦也不会想到，犹他大学会是她人生的最后一站。

2008年秋，唐晓琳带着父母的殷殷嘱咐和热切期盼，满怀信心地飞赴美国犹他大学。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选择了4年直博。

两年后，唐晓琳获得硕士学位，劲头十足。

然而，读博时，唐晓琳为了挑战自己，改选了难度更高的生物物理专业，研究最难的病毒RNA方向。

这一改选，是她噩梦的开始。

唐晓琳的导师萨维兹·萨法里安是位研究病毒物理学的权威，笑面虎一个。他看不起中国人，态度十分傲慢。

一次，唐晓琳虚心向萨法里安请教问题，他不仅没有回答，反而骂她蠢得像猪。

唐晓琳难以置信地望着萨法里安，泪水汩汩而下，顿感自己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一次，两次、三次……

她苦不堪言，无奈地向朋友吐槽说：“我的导师是个挑三拣四的老大叔。”

这还不算，还有更难堪的事情在后头。

一天，唐晓琳匆匆走进实验室，迎头碰见萨法里安。

他一脸怒气，拿起唐晓琳的计划书，一边撕一边吼：“你迟到了！你笨得像头猪，根本不配做实验，你就应该退学！”说完，把撕碎的计划书全都扔到了她身上。

唐晓琳眼睁睁看着自己5天来辛辛苦苦的成果，变成一地碎纸，心里好似起了台风。她强忍泪水，紧咬双唇，徐徐弯腰去拾捡，如同拾捡她破碎的心灵。

当晚，唐晓琳在和朋友一起吃饭时，委屈地向朋友哭诉道：“我今天又被导师骂了。”紧接着，她把自己在实验室里的糟糕情形原原本本诉说了一遍，说完便嚎啕大哭起来。

吃完饭，已是晚上十点，唐晓琳抹干眼泪，拖着疲惫的身躯又走向了实验室。

一转眼，到了唐晓琳原定归国的日子，父母频频打来电话问询她何日回国。

可是，萨法里安迟迟不让唐晓琳做中期考核。做不了中期考核，就代表着升博无望。她焦灼万分，却又无计可施。

那段时间，她非常害怕接到父母的电话，即便是接了，也是三言两语搪塞过去。

唐晓琳的反常表现，父母不可能察觉不到，但他们理解为女儿压力过大，并未作多想。

一年过去了；

又一年过去了；

又又一年过去了……

萨法里安一拖再拖，先是把唐晓琳一颗热切的心撕得老长老长，继而扎得千疮百孔，最后碾得粉碎粉碎……她抑郁了。

2015年12月，唐晓琳的签证到期了，并且不能续签，这意味着她十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于是，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唐晓琳一边忙着办签证，一边忙着做实验，夜以继日，焦头烂额，抑郁症更严重了，她时常哭泣，屡次想到死，她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很笨，怀疑过去的风光都是假的，以至于在朋友面前崩溃大哭：“我很差劲，应该去死，我要去金门大桥自杀。”

唐晓琳果真如萨法里安说的那么蠢笨吗？

不！她在7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6篇高水准论文，还和萨法里安一起研究出了新的动物病毒成果，这一成果对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很显然，萨法里安就是故意不让唐晓琳毕业。

导师长期的羞辱和责骂，终日繁重的试验任务，抑郁症如影随形，她万念俱灰。

9月30日，唐晓琳赴旧金山参加一场学术研究会。会后已是中午12点，她在日落区买了一个太湖煎饼，径直走向金门大桥。

此时的金门大桥，是一天里最美的时光。

唐晓琳缓步走向桥中央，蓝天紧盯着她，阳光追逐着她，风儿撩动她乌黑的长发，拉拽她美丽的长裙，拍打她傲人的黄色脸颊，仿佛在着急地告诉她：姑娘，你不能做傻事！

遗憾的是，唐晓琳的心里早已积满了雪，凉透每一个毛孔……

国亲节凌晨，唐晓琳彻底失联，她的朋友立即发出寻人启事，并在盐城湖和旧金山两地报了警。

6天后，唐晓琳的遗体在金门大桥下被找到。

国内，父亲连续打了女儿几个电话没打通，正急得团团转。

这时，唐晓琳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她已跳桥自杀。

闻听噩耗，父母顿觉天旋地转，肝肠寸断，母亲更是因心脏病发被送往医院抢救。

消息传开后，唐晓琳的同学们无不惊呼：“太可惜了，她很聪明！”

几天后，父母急匆匆赶到美国，见到了日思夜盼的女儿，她静静躺着，身盖白布，再也不笑，也不叫爸爸妈妈，兀自沉睡。父亲捶胸顿足，母亲哭着在地上打滚，几度晕厥。

当白发苍苍的父母捧着女儿的骨灰回家时，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唏嘘不已。

唐晓琳离世后，萨法里安迅速在网上删除了有关她的一切信息，仿佛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这一举动，惹怒了中国留学生们，他们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彻查唐晓琳7年未毕业的原因。

校方迫于压力，专门聘请人进行调查，经过深入走访，得出长达6页的报告，最终承认，萨法里安将唐晓琳充当免费的劳动力，把她的博士资格考试延迟了四年，直到她离世，也还未给她明确安排论文计划。校方决定暂停萨法里安招生。

另据调查，萨法里安和他的老婆均在学校任教，两人是“夫妻档”，经常卡国外留学生，曾有留学生毕不了业，选择了退学。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犹他大学决定追授唐晓琳为博士。斯人已逝，当博士又有何意义？

其实，唐晓琳曾经换过一次导师，她完全有理由再换一次导师，但她没有。她忘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像极了钓到大鱼死也不肯松手的人，反倒被鱼带进水里淹死。父母含辛茹苦几十年，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谓凄惨之至。

纵观萨法里安的行为，就是“PUA”。PUA是指通过刻意扭曲事实，采用持续打压、否认、误导和欺骗等方式，使被操作者怀疑自己的价值，从而不得不对操作者百依百顺。他是害死唐晓琳的罪魁祸首，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恶魔导师”罪无可恕。

一个在美国读博的中国学子评论

听到唐晓琳的噩耗以后，我心情非常的沉重。和唐晓琳同学一样，我和周边的小伙伴也都是毕业后来美国直博，全奖，甚至研究领域也与她有几分相似。也正因为是这样，我完全能理解甚至体会到她的那种绝望，不堪重负，以及生无可恋，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

最近，我看到了不少相关的新闻报道，下面的网友留言，大多数都是类似于“怎么就想不开呢？我要是能上北大我做梦都能笑醒”，“太年轻了，没经历过风雨，把博士学位当作人生全部了”，“早干什么去了？第四年就应该换方向，这样现在也就毕业了”等等。还有很多分析文声称“北美留学生心理问题值得关注”，然后不痛不痒的分析一下生活压力大，语言存在障碍，适应能力差，种族歧视什么的。要我说，压力这个东西，各行各业，谁人不知，谁人没有？上面所说的各种看似客观的原因，根本没有切中要害。今天，我想从“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论证。

一、缘由
我发现，现在的很多分析文，都喜欢各打五十大板，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尤其喜欢从自身找原因，比如被抢了是因为“不该把戒指露在外面”，被强暴了是因为“谁让你穿的那么招摇”，学业压力大被逼得自尽是因为“自己承受能力太差”。对不起，我要向这些键盘侠狠狠的竖一个中指。考虑问题全面是好的，但是这种假惺惺的为显示自己看事情透彻而不分主次把所有原因全罗列甚至将主要缘由归咎于受害者的行为，我想有一句话能很好的形容：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批判唐晓琳同学的人，请你们先自己来美国读个生物物理的博士体验一把。

————缘由1————

具体说到这件事情，我个人的观点是，百分之七十的责任要归咎于唐晓琳的导师及其所在院系。没来美国读过phD的同学，可能对这边导师能变态到什么程度无法了解。我开了公众号的这段日子，已经更新了A、B、E、F四个导师的故事，同时大致介绍了一下美国的导师制度，还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美国的研究生体系赋予了导师太大的权力，基本上学生的命脉就掌握在导师手中。而同时，美国学术界缺乏国内几千年来发展的师承观念，反而以雇佣的体制来运行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导致很多导师明显以个人利益为重，缺乏甚至完全不考虑学生的前途。

我之前写过的故事里，A教授把学生往死里push，同时不给写推荐信，不让毕业，就连学生想要离开另谋出路都不允许；B教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不发文章，不让学生申请奖学金，不给出去开会，拖延毕业；E教授让别人的学生为自己干活，不同意的话就挂掉他们的考试；F教授组里都是9年才能毕业，甚至学位都不给，而有幸毕业了的很多学生还拿不到推荐信，只能留在F组里博后一辈子……

我说这些，就想证明一点，导师真的有可能变态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而且大部分情况下系里都没什么作为。回归到唐晓琳的事情上，她已经发表了六篇论文，又是在犹他大学，硬件条件上完全符合博士毕业的要求。然而七年（也可能是九年）了还不能毕业，几乎可以肯定是导师从中作祟，不愿意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劳动力。至于有些网友质疑的，为什么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不走？一方面，已经“投资”了这么多年进去，谁能轻易言走？大部分都会抱着一种心理，也许再奋斗一两年就毕业了呢。不到七年八年，谁会知道要九年才能毕业？

另一方面，你们要相信，极品导师们都不是吃素的，威逼利诱的手段多的是，胡萝卜和大棒都是成吨的买，空头支票更是成箱的开。所以，在学生好容易下点决心想要离开的时候，导师总有办法把他/她掰回来的——许诺点好文章，再承诺过一两年就给你毕业，绝大多数人都会就范——都已经四五年了，再过一两年学位就到手了，熬一熬不就好了？所以说，请不要事后诸葛亮，你永远都不知道当事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悲剧发生后，唐晓琳的网页在校园网中被匆匆删掉，不留一点痕迹。对于这样一个连学生殁去都没有一点哀悼而是迅速消抹痕迹的导师，我还能说什么呢？

————缘由2————

刚才说了，百分之七十是导师和院系的责任，那么剩下百分之三十呢？我认为很有可能其中的百分之二十都在她家人身上。我并不是在指责谁，我相信出了这样的事情她的家人朋友一定都悲痛欲绝，但是伤痛不代表就没有责任。我之所以想要分析这一点，也是希望能给大家敲个警钟，以后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时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悲剧的发生。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只是我个人的推断，未必符合真实情况。

而之所以用“推断”而不是“猜测”，是因为我观察到并接触过好些类似的例子。国内的博士生，尤其是好学校的博士，大部分都能够五年按时毕业，如果超过这个年限的话就需要延期，这被认为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而作为北大学子的家长，自己的孩子一路优秀上来，从未有过任何让自己“丢脸”的经历，现在已经读了四五年了，想要换专业？那怎么行！再坚持一把就是胜利，不然前面那么多年不就白费了？说不定再过一两年博士学位就拿到了呢！你说拿硕士毕业，之后找工作？那怎么行！之前你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出国，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人人都羡慕，结果最后拿个硕士，这……这怎么跟邻居同事交代啊！人家五年都能博士毕业，你为什么不行？娃啊，你看咱是北大出来的，比别人聪明多了，再努把力不就好了吗？什么？你说导师太变态？那是你没跟人家沟通好，再好好说说，导师也是人，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人家了？要找对症结，跟导师把关系一定要处好，一定要多加沟通，他肯定会理解的。你要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总有办法解决的。

我相信，唐同学很可能没有得到家人关于转系/转校/回国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受到了更大大的压力，导致她没有选择中途离开，而是一直坚持了下去——说白了就是在硬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人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经验和阅历来对事物进行判断，而忽略了相信当事人在既有聪明的头脑，又有当局者了解更多更深的情况下，实际上更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我们往往就是这样，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永远都不相信对方的判断。

————缘由3————

剩下的百分之十，我把它归于唐同学本人。在变态导师明里暗里的压迫下，家人表面安慰实则施压的情况下，以及周围人纷纷毕业/跳坑/询问的结果下，唐同学的承压能力到了极限。从她最后做出自尽这一选择来看，我相信她应该是重度抑郁了。

为什么会这样？正如之前网友所问的那样，再不济就是一个博士学位的问题，那么多本科毕业甚至高中毕业的人不也生活的好好的？至于想不开吗？这就是一个预期与现实冲突的问题了。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个预期，比如我们预期去菜市场就能买到当天准备做饭的菜品，比如我们预期三十岁之前要谈一场恋爱然后结婚，比如我们预期博士读五年后就该拿到学位。

每一个人，由于自身条件与经历的不同，预期就各不一样。比如卖菜大妈和一个正在读书的中学生预期不一样，在职场打拼的白领和自由撰稿人的预期不一样，一个读完技校去4s店打工的小伙子跟攻读博士学位的唐晓琳的预期也不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并加以计划实施的预期，我们有另一个词，叫目标。那些说出“没有博士学位难道就不能活了吗”的人，显然没有搞清楚症结所在，让唐同学倍感压力的并不是简单的没有拿到学位，而是她的目标始终无法实现。

换言之，对于一个汽车修理工来说，是不是博士并不重要，他的目标是修好每一辆车；而对于唐同学来说，修理汽车又变得无足轻重，她所需要的，是一个博士学位。当目标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人的心理就无法得到认同感，加之周围人对其的看法也是“你应该能拿到博士学位”，“你就是比其他人优秀”——我记得当年人们发现北大毕业的陆步轩在卖猪肉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说明人们对于好学校出来的人就是有一种“优秀人才”的预期——这种观念进一步加深了目标的架设，从而预期与现实渐行渐远，最终导致了目标无法实现的焦躁和抑郁。

那么，为什么唐同学的目标与现实会产生冲突？是因为她的目标制定的不合理吗？不，她的目标其实很合理。五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博士学位，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按道理讲，只要科研方向不那么奇葩，应该是可以实现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们不应该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唐同学的心理承受能力差，抗压水平不行。换任何一个人，长期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都可能会做出和唐同学一样的举动。

在我看来，唐同学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她没有意识到有些人是无法改变的，而有些事情不是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实现的。这一点有好有坏，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自信，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是没有认清现实。我认识很多Top2毕业的朋友，都有这种问题，因为从小到大拼的都是学习，学习这东西没有太多运气成分和他人成分在里面，基本只要自己资质够高又够努力就可以取得好成绩。因此，这些好学生们很容易得出一个有所偏差的结论，就是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然而科研并非如此。一个博士的顺利毕业，除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加刻苦努力之外，还有太多自己无法掌控的因素，比如课题方向，导师人品，等等。因此，当所有人都告诫你这个方向不好，或是这个导师人品有问题的时候，请不要以身犯险，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搞定。你要相信，能进入phD圈子的都是高精尖人才，你比他们不会有太多等级上的差距，很多事情不是单凭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我有一个师兄，也是本科毕业来美攻读博士，当时有人劝说他不要进某老师组，因为其组异常艰苦。师兄不信，进组了以后经历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压迫，最终重度抑郁，险些自杀，幸被友人拦住。之后换学校，换专业，终于过上了正常生活，然而偶尔还是会被抑郁症所折磨。这件事情我以后会写到我公众号的【极品导师】系列中，想看的朋友们请关注。我的公众号目前更新到F导师，之后还有各种更为bt无所不用其极的故事。

二、如何应对
分析完原因之后，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遇到和唐同学类似的状况，该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当你的导师是个bt，不给学位不给推荐信不放你走，还各种折磨你；而家人又不理解，只是让你坚持下去继续拿到学位；周围的小伙伴倒是很同情可是无能为力，每次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毕业”这种给人带来更大压力的问题；系里抱着和稀泥的态度只是好言安慰而不采取行动；而自己已经压力山大感觉随时要精神崩溃，既想走又想留，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只感到整个世界都黑暗了，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这时你该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坚决跳走。当然，这种情况是要一步一步来的。首先需要开解自己的情绪，相信跳坑并不可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选准时机和下家，坚决跳。导师在系内阻碍，那就换学校，或者换方向，不要太过于纠结多耽误了几年。及时止损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强。其次，要多跟小伙伴交流。哪怕只是抱怨，也是一种发泄方式。尤其看一看相似经历的朋友们，用其他人的事迹安慰和勉励自己——你不是唯一的。在我极品导师上一弹中，F组里的祥林姐之所以最后还能撑下来，就在于她跟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一直保持着交流，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这才迈过了最难的时候。（当然，如果祥林姐能在第四第五年的时候及时止损，结局会更好）再次，获取家人的谅解和支持。这一点确实有一定难度，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坚定自己的决心，先斩后奏吧！最后，多读书，多运动，这也是排解忧虑的好方法。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开始经常产生自杀的念头，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每天精神都萎靡不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话，那就是中度到重度抑郁症的表现，需要及时就医了。

三、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所有糟糕的事情，都是越早处理越好。如果一开始就能预防，或者掐死在萌芽状态，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那么如何预防呢？选好导师是关键。那么怎样判断一个组，一个导师的好坏呢？首先看这个组的研究方向。有些方向就是周期长，难出成果，文章数少，毕业时间长，比如唐同学的病毒RNA方向，真的非常非常难做。这种研究领域，除非是特别特别感兴趣，不然确实要考虑一下这种客观存在的问题，做好心理准备，有困难了及时应对。

其次是看这个组的文章数和学生的毕业情况。文章数要看平均每人每年发多少文章，主要是合作的还是独立的，是学生的还是博后的，是高年级的还是各年级都有的；学生毕业情况则要看大多数人需要几年毕业，毕业后都去了哪里，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

再次看一看导师的经历。他/她读了几年的phD，之后做了多久的博后，这期间是否发过文章，发过多少。我之前写过的B导师，phD期间没有发过文章，这可能导致他有一种博士期间不发文章也可以的思想；而E导师，则读了12年的博士，因此他觉得phD时间长，被折磨压榨都是正常的，学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

人在衡量他人时，总是喜欢用自己做参照，比如考60分的学生无法理解考95分学生对那5分的执念；性子急的人眼里所有人的动作都是慢的；每天喝两升水的人会觉得每天喝一升水的人喝少了，但喝三升水的人又喝多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用所有人的平均值去比较和衡量。这就是为什么选实验室时也要看导师的简历。你会发现，一路平顺的导师多半待人比较好，因为他/她就是这么过来的；而被折磨的体无完肤的导师多半也会把他/她所经历的施加于你，因为他/她认为读博就应该是这样的。因此，我这个公众号写极品导师的文章，也是希望大家入行需谨慎，选导师更是要慎重再慎重。希望大家从唐晓琳同学的事情中也能有所思考，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By HCNstory

我是国内中游985大学的天坑专业博士，具体方向是半导体器件和光伏（对的你没想错就是钙钛矿相关专业）这个方向这几年特别火爆所以发文章灌水还是比较容易的。我17年的时候通过CSC的方式来到美国西北大学交换两年，两年交换结束发表了两篇期刊，同时也拿到了毕业后回校做博后的机会，做了两年博后。2021年十月由于之前组里的小老板因为疫情回国了，所以就顶替了他的位置变成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同时能够指导学生并和大老板挂共同通讯。

由于在美国结婚而且生了两个娃，一个人养家在学术界的收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遂2022年十月份开始寻求业界的工作，并开始着手准备绿卡彻底留下来了。圣诞节前顺利拿到一个光伏面板公司在ohio的offer总包大概13W，但是当地房价很便宜，大概20-30W左右，个人觉得很满意就接受了，也能够算是半上岸(绿卡还没搞定)。我在这里就分享几点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建议，如果想润的话可以先考虑清楚以下几点：

1. 我个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没有出过国的朋友一定一定先在国内找到funding，然后带钱出国感受一段时间(半年以上)。

我们组里由于老板比较抠，所以疫情前组里有非常多的国内csc或者其他渠道过来的访学或者联培的学生老师，所以我认识的国人基本都是土博出生，然后自己带钱进组的。首先自己带钱申请国外的J1签证访学是非常简单的，就现在疫情这个行情基本上你想去哪个组都没问题(现在CSC好像不行了但是学校的funding还是很简单的)。

建议先出来感受半年的原因就是是这么多年来组里我大概接触过20-30个土博，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完全适应这边的生活和工作包括语言和文化方面。很多土博就是看重组里的科研平台，在这边刻苦工作然后回国评青千戴帽子（我认识的本校的大概有10+都顺利回国拿到帽子），通过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刻苦奋斗做实验写文章。这些同事甚至很多来美国2年连Chicago downtown都没去过，一个月4000刀的收入每个月还能存3000（500块钱客厅小床500块钱天天做饭带饭而且不敢吃肉）。也有部分同事也希望能够融入大环境留下来，但是语言基础太差，久而久之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所以我个人建议一定先过来感受一下，不要人云亦云国外好就想着润，生活好不好只有自己才知道！

2. 如果想留在这边的话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是要从事科研找教职还是去工业界。

当然出来感受半年应该能够给你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美国和国内科研环境的比较，我个人的感受是在美国教授仅仅就是给那些真正热爱科研的nerd提供的一个工作岗位而已，《生活大爆炸》其实拍的是非常贴切的。我接触过的大牛包括我自己的PI（三院院士）都是心无杂念为科研奉献一生的人，在美国当教授工资不高，也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诺奖老头也只是一个普通老头而已，生活也不会很光鲜，这点和国内区别非常大。

国内一个杰青长江基本上就能够呼风唤雨，手底下管着上百人的大组，有钱有势名利双收。如果你当初读博的初衷是为了改变阶级出人头地像国内的教授一样，那来了美国就需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疯狂做实验发文章灌水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卷想阶级跃迁想出人头地的话，卷几年回国戴帽子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这边教授不会催你不会pua你，但是如果你刻苦多产的话他们也会很喜欢。所以过来了只需要国内80%的刻苦就能变得非常的出色，但是时间长了也会让你认清自己最终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觉得科研只是无意义的灌水，并且你灌的很痛苦的话那我建议还是去工业界发展。美国这边工业界work life balance不错而且收入也相对教职更高，但是就算是去工业界也建议在博后或者访学期间一定要好好搞科研，我们天坑专业博士虽然找工作是食物链最底端，但是移民局还是认可我们的贡献的，多攒文章多攒引用和审稿对申请绿卡还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还是要尽量缩短这个时间。天坑专业在美国有很多所谓的千老，就是抱着自己可怜的自尊心在不停的纠结，觉得再熬两年就能找到教职，实际上可能自己根本就不合适，只是担心这么多年的沉没成本打水漂了，所以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我见过的国内的科研工作者90%都不适合搞科研，不要觉得自己搞了这么多年科研沉没沉本太高就不愿意放弃，结果只会越熬越老，越来越拉。在美国没人管你多大年龄，特别是天坑专业很多都是40-50岁才找到第一份业界工作的。我本人也有正刊大子刊，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浮云，如果你真的不想搞科研的话就越早进入业界就越好，科研只要能达到绿卡的门槛就行。

3.关于生活和家庭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是单身，近期没有结婚生小孩的打算，或者有打算但是苦苦找不到对象，建议还是留在国内。美国确实work life balance比较好大家不卷，但是人际交往特别单调，尤其是你英语不好性格不外向的前提下（PHD外向型性格真的很少），个人问题真的很难解决。当然如果你有家有口的话这边还是不错的，教育好不鸡娃，以后上大学还能赢在起跑线上，但是全家一起润一开始的几年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难熬的（如果你不是富二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个月1900刀补助，我家里每年基本都要贴补我5W美元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基本的住和吃不算省但是也不算好，一家四口一个月房租加伙食费基本就是3000刀，其他的开销都只能非常节省），随着工资现在涨到8W一年才能基本不要家里的资助。我个人认为做博后或者能拿到AP的话初期生活质量是不如国内的（现在一个AP一年也就8-9W），我老婆小孩疫情回国了半年，我每个月给他们转1W5人民币当生活费生活质量真的是非常好（我老家在昆明，一个月请一个阿姨才3000不到，我老婆不用做饭经常出去吃饭也不见得会捉襟见肘，我们在美国基本一个月出去吃一次，而且从来舍不得点外卖）。奉劝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移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前几年（3-5年）如果你的家人不能够给你足够的支持（经济上和精神上），那基本上不可能成功。

4. 最后再聊聊土博找工作的问题，我认识的很多土博都觉得你没有美国学位是没办法找到教职和业界的工作的，只能当千老，其实我个人认为都是有可能的，只是难度非常大（教职难度>工业界）。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难度会比男生低一些，其中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美国也讲出生讲名校啊，你中国这么多大学他们顶多认识top10，什么九八五那么长的名字他们根本不认识啊，也没办法通过学校判断你的实力。客观原因就是土博没有经过英语体系的考试和授课，特别是没有没有本土的的同学，语言确实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口语。你找教职找工作都需要presentation，都需要面试，尤其是天坑专业没有coding，能不能找到工作很大程度上看你的语言能力，唠嗑能力了。所以如果你想留下来的话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同时也需要评估自己的基础，如果真的是很内向或者语言非常差的话你就会非常困难。总的来说对于已经拿到国内学位的土博青椒，或者在读的博士生来说润出来的难度是远远大于留学生的。如果比较年轻28岁以下甚至30岁以下的话，重读PHD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如果已经有一些publication的情况下，读博期间出来访学，然后再quit国内博士重读的例子我也见过非常多。如果选择通过博后访学的路线润出来，那么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在这边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判断自己的情况，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希望能够给在国内被导师PUA，被同事疯狂内卷且整天疲于无意义的灌水的朋友们一些启发和帮助！

By chloe丁

为什么学医？
立志从医的孩子们，常常心里有大爱，有济世救人之心，或者一心想钻研医学研究。但是医学院及以后医生的培训和工作确实辛苦，很容易身心疲惫。有些医生一不小心在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里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就有可能变成被蒙上眼睛为生活拉磨的驴，失去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
医生的自杀率在各种职业中一直都是最高的。而且医生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自杀成功率也很高。医生忧郁自杀并不只是因为工作高强度；对自己的工作/财务前景忧虑，对工作/生活环境失望却又无法改变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做为一个有长期稳定高收入和高智商的人群，这样的原因是不应该的。但却比比皆是。
所以有孩子上医学院的父母，应该找时间坐下来跟孩子聊一聊，帮他们理清一下他们向往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问她/他，在未来人生中，她/他认为自己的幸福会是从哪里来的？百分之多少是“可以帮助他人”？百分之多少是“在自己专业中受人尊敬”？百分之多少是“不需要担心金钱”？百分之多少是“结婚生子建立家庭”？也许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没关系，就按她/他当下的想法先去做。人都是在不断改变的。然后你再帮他们估计一下他们需要花多少时间精力在每个方面去学习和成长。你多半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偏科”。但是不用着急，至少你让他们开始注意什么是对他们自己的幸福重要，而不是老师告诉他们什么重要，父母认为什么重要。尤其是医生，在整个求学过程中都会被洗脑要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愿望最重要，这对孩子未来的幸福至关重要。帮助他们设立一个计划，就是未来要怎样持续地学习和慢慢达到让他们幸福的每个方面。
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医科其实是一个极端偏科的行业。一个医生的成长和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如果不自己有意识地去调整，可以绝大多数的时间被治病救人和学习更新知识占去了。不要说平衡工作生活, 有时候甚至连基本生活的方面都无法顾及。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医生抑郁的原因。他们有时候会陷入这种漩涡，无法自拔，甚至也不自知，而且别人说也不听。但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不可能只是治病救人，只是工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什么对自己重要什么不重要, 不能自省，不会计划自己生活的医生，非常容易陷入这种漩涡。

2. 选择什么专科才好？
医学生经常凭着一腔热血冲进一个专科。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可能很骨感。一个医生的专科对他/她未来的生活几乎有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且专科对医生的个人身体/智力也会有客观的要求。比如，一个小个子的女生当骨科医生就是会更困难；一个经常失眠的人选妇产科以后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中；没有方向感的人最好不要做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如果你不是绝对碾压型的学霸，却非要去做神经外科，基本上就注定要有很多的失望和坎坷；如果你觉得金钱很重要，去做家庭医生或全科保健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 基本上是与自己的目标南辕北辙。一个人可以有逆流而上的勇气，但是有时候扬长避短并非没有勇气，而是一种智慧。人生毕竟很短，试错的时间和机会有限。这些方面，父母的智慧也许可以对孩子未来的方向有一定的帮助。

3. 医生的收入
医生从来不是最富有的一群人，但是如果计划的好，一定是“相当富裕”的一群。
最富有的医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是自己开公司的医生。那么还在行医的医生中，谁最富裕呢？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遍，调查统计做过无穷多次，而答案高度一致。各个专科的平均收入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同一专科之内，最富裕的是私人医所合伙人（ partner owners of single specialty/multi-specialty private practice group），其次是单人诊所owner（solo private practice），再其次是大私立医院雇佣的医生（employee at large group/private hospitals），收入最低的是搞纯学术的医学院教授（academics）。做学术研究和教书的医生可以向国家机构如NIH或制药公司申请研究经费或在私人诊所兼职，这样可以增加收入。
大多数人可以查到的是各专科的平均收入。Medscape 和 MGMA 每年都发布调查统计出来的各专科的平均收入和各种其他数据。但是绝大多数的医学生，甚至有些医生都不知道，行医的方式对医生收入造成的差别，和不同专科造成的差别同样巨大，有时甚至更大。而且有很多的医生，象我和我的同事，是不参加任何调查统计的。而不参加调查统计的医生一般都是收入相对较高的那一群。
在调查统计中看到的只是税表（W2）上申报的工资而已。对于在医院和医学院工作的医生（employee doctors），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了。也许再加一些退休金（401k 或者 pension）或其他福利。

4. 私人开业
而私人开业的医生（physician owners） 是一个不同的情形。私人开业又有自己一个人开诊所 （solo private practice），与其他医生合伙开医所，或者加入一个医所做合伙人（ partner owners of single specialty/multi-specialty private practice group）几种情况，统称 “physician owners”。那么私人开业有什么好处呢？我在这里不讲其他“开公司”，“不只拿工资” 有什么好处，只限于“医生私人开业”的这个范围内。
首先是设立税前退休金福利。如果设立的得当，一个象我这样年龄的医所合伙人，一年可以税前放入退休基金里的钱的上限是$290,000。而且这个上限随着年龄每年以万递增。我的不少私人开业的医生朋友每年都放满。所以你看一个平平常常不起眼的中年医生开着个小诊所，他们的退休金常是以数百万计算的。雇员医生（employee physicians）一年能存放的退休金最多是401K 的上限（$19,500-$26,000)。
其次是商务开销（business expense）的福利。对于一个高收入的人群来说，省税是个人理财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你想省税，就不能完全把钱当“钱”去想。有些福利你觉的没有太多钱，但是如果你享受到了，你要想想如果要自己出钱，又要出多少“税前”的工资呢？所以真的想要省税，就是要想在交税前怎么先把这个钱花了。我平时工作生活很忙。有些旅行我其实是去开会的时候顺便抽空在当地玩一下，车旅费和旅馆都是税前商务开销（pretax business expenses）。不要说这钱少，每年累加，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但是旅行放松是我自己享受到了。因为我是医所合伙人，医所还帮我租工作用车。所以我每二到三年就会开新车。碰到一个喜欢的，到期了我还可以把它买下来，交了税后自己家用。不喜欢的就换下一辆。
国家对小公司（small business）是有一定的扶持的。在特定的时候会比对个人的扶持力度大。比如这次疫情, 大多数人每人一个月拿 $600 的政府补助。工资高的还没有。我的私人开业的医生朋友们和我们医所都拿到了PPP（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这是几万，几十万级别的。当然我们不能拿这笔钱只给自己开工资。事实上小公司老板可以用这笔钱给自己开工资的部分极其有限。但是我可以用它在疫情期间来保住我们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帮我们付房租水电和其他费用。它帮我们做到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帮我们保住了医所，也就是去掉了我们的风险。我们知道开公司的好处是可能有高回报，但是你的付出是高风险。在正常状况下，为了在这样的疫情环境中保住我们的医所，我们必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被政府付掉了。就好比你买了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股票，有人帮你垫掉了风险。这个风险代价是多少呢？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而且也是税前，因为这钱并没有进我们的口袋，不算收入，所以也没有所得税。
那为什么国家非要付这笔风险费不可呢？因为 60% 的美国人都在小公司工作。而疫情对小公司的打击最大。如果小公司大批倒闭，美国会有大批人失业，国家也会乱。做为老板，平时我们会承担这些风险和责任；但是到了大危机的时候，国家也必须伸手救助。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有一定的能力来掌控自己的医所。很多小公司都倒闭了，也有不少医生诊所关门了破产了。这一年我也长了一生中最多的白头发。国家会出手帮助，但是不会为你的责任和风险统统买单。
私人开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行医买诊所，是要设有限公司（LLC）的。在符合国家要求的几项条件之后，就可以以10% 的首付买诊所房产。自己买自住房子也没有这么低的首付。我所在的医所已经买下了我们四间诊所中的两间，租给自己。你有见过比自己更用心维护房子的租客吗？而且每月必定按时交房租。就从这两间诊所的房产，我们医所合伙人每年资产都有相当的增长。而这是完全被动和最有保障的增长。
还有某些特别的投资只有开业医生才可以投。最常见的是手术中心，化验室，医院，癌症中心等。我认识一个专做手的手术的整形外科医生，他十几年前花了八万，投资了当地的一个手术中心，当时是最低投资。大概五年后起，每年这手术中心给他的分红至少八万一年，他基本上可以拿到老死还可以传给孩子。这种投资，一般来说风险很小。投几个，也就可以退休了。但是医生大多数不喜欢退休，当医生是会上瘾的。
自己做老板还可以聘请其他医生，护士，医师助理来帮助看病人，雇员工资和其他开销之外的收入就归医生老板了。还有的医生可以在诊所开副业。比如喜欢做研究的医生可以为药厂做试验点。这个你自己没有诊所是不能做的。你在医院里做，赚到钱也不是你的。在加州湾区有我们专科的一个大医所的资深合伙人就是在看病之外自己还有着这样一个研究中心。他请医师助理和护士帮他做研究。临床研究的丰厚收入比他看病人还多。他看病人的数据输入研究中心，而临床研究给他带来的声誉又为他吸引病人。他光靠这俩方面年收入就颇丰厚了。 
这些也只是我平常能看到的，还是在做临床医生范围内的。很多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还有技术发明，有自己的专利。更进一步，开公司。很多医疗设备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医生。

5. 在医院和医学院工作
现在美国大多数的医生都是雇员医生 employed physicians (包括 academic jobs)。
雇员医生最大的优点是风险比较低，大多数拿医院的一份工资，可以是固定工资加奖金，也可以是 incentive based (一般是 RVU based。RVU 是 Relative Value Unit 的缩写，是美国医学界衡量医生看病人的劳动付出和效率最常用的相对值单位。每年联邦老年医疗保健机构 Center for Medicare 会调整和规定每个医疗服务项目的 RVU 价值和付费标准)。比如我们的医院大多数的专科是 RVU based，每两，三年调整一次。固定工资，比如在医院上班的医生（Hospitalist）拿个28-30万美元，下班就没有事了，一周一般工作40个小时，可以工作4天每天10小时，或3天每天12小时，压力比较小。
我们神经外科专业辛苦一些，还要每 3-4 天值一次夜班。如果是医院雇佣的话，神外专业全国平均工资中位数大概是 70-80 万美元，加上每年大约10,000 RVUs。如果一个医生挣了12,000 RVU，就可以拿高出10,000 RVU的额外奖金。如果低于这个RVU，只能拿基本工资。
一般医院雇佣的医生的职业风险相对比较低，一年的假期，比如我们医院4周假期，3周开会，都有保证的时间。其实80后，90后（估计未来00后也是）都比较喜欢这样的位置，不太喜欢自己太幸苦，自己开业和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当然就是医院也有倒闭的可能性，特别是比较小的医院。所以在医院工作风险不是零。但是这个风险和个人开业比还是小得多。
比较吃力辛苦又工资一般的是做纯学术研究的医学院教授。一开始的几年需要看病人，做手术，也要做科研，发表文章，拿国家卫生局（NIH）的研究基金，起始工资一般也比在医院工作或是自己开诊所要低。但是如果你孩子喜欢教学，科研，行医，那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工作！而且一旦熬出头，拿到 NIH 的研究基金或是有其他的成就，就可以一步一步做到正教授甚至是系主任，在好一点的医学院甚至可以拿到 endowed professorship. 一般 endowed professorship fund 有2百或是3百万美元，每年的利息可以用来雇人，买东西，发工资，等等。拿到 NIH 或是其他科研经费，工资可以长；临床做得好，工资会更高。一般比较复杂的病人和疑难杂症也会到教学医院看病，所以临床会很容易变得很忙。
Academic position 也有 clinical track, education track，和 tenured track, 等等，具体情况和医学院，医院或是所在医疗系统有关系，要具体了解。具体收入也会由医院，科室来决定，也和地域有关。总之，要看孩子的兴趣，只要喜欢，就可以鼓励和支持 
另外，高端的医学院教授和医生额外收入包括和医药公司和器材公司的合作，临床试验，等等，就没有上限了。越是出名的医学院教授，找你的公司就越多。但是需要非常注意避免利益冲突。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以病人的利益为上。

6.过敏科的就业情况
医学生都是学霸。但是想要进神经外科，必须是在这群学霸中的长时间全方位碾压型的学霸。
过敏科的收入可以达到神外中位数一样的水平。不过一周只需要工作3.5天，不是5天。早九晚五，中间二小时午餐（不过经常用来开会和写病历），没有夜班。在医生中我们专科生活品质还是蛮好的。这只是收入，不算其他有关医疗方面的投资。做为合伙人, 也是一年四周假期, 几周在职进修（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ME)。但我是老板，只要我合伙人不抱怨，休多少假其实也没人管我。
另外自己开业上轨道之后也未必更辛苦。因为很多东西是请人做的。收账等也会请人来做。这些管理和财政方面的东西你需要懂，必要时才可以把关，而且医所未来的方向布局也可以筹划。最开始有些要学习的，然后就是常规了，年复一年都差不多。进入任何一个新的领域或公司都有一个学习曲线，医疗领域的常规是很成熟的。
当我从医学院出来后，才慢慢发现，医学院是个特别会给人洗脑的地方。他们教你的东西，除了行医之外，有很多是为了医学院自己服务，或者为“国家”服务的。我在医学院和住院医期间，整个国家都大力鼓吹基本保健是医疗的未来。将来全科保健医生（PCP）不仅是赚大钱的，而且是唯一有工作的；专科医生都要面临失业的危险。那时选做全科保健医生专业很时髦，而选专科医生好像很落伍很危险。那时候说自己想去做专科医生都不好意思，我最后是羞羞答答地决定去做过敏科的。我很高兴当初做了这个决定。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专科医生仍然供不应求，全科保健医生还是过的很辛苦。
我做专科训练（fellowship）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全国没人愿意去私人开业了；私人诊所是夕阳产业，是没落的，年轻人只有在医院里工作才可以生存；还有就是新医生都没有人愿意开诊所了，因为不想有风险。我专科训练结束后决定去加入私人医所的时候，我的那些老师们失望的脸色，让我难过了好几年。十六年过去了，我当时的老师们，除了退休的，不管在加洲湾区还是在中西部，现在每一个都在私人医所工作，因为在医学院做过敏科医生实在是太苦了。现在他们挣着以前五到十倍的钱，担着不到以前一半的责任, 开开心心地跟病人看病聊天，生儿育女，到处旅游。现在加入私人医所和自己开业的各专科年轻医生们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一批批地冒出来。我很高兴自己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有些高精尖的手术专科，比如神经外科，需要一个较大的病人群体才能让一位神外医生有足够的工作，同时对医院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要求比较高，所以自己开业不太合适，在大医院里才可以更好地展开自己的工作。但是基本保健和一些比较常见的专科，或者比较院外的专科，病人群体人很多，在大医院里很多时候反而是做分母的，不受重视。私人开业则自主性大，较少受气和掣肘，而且收入要高很多，还有私人开业的其他好处。甚至连心脏科这样高调的专科，私人开业的医生都比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人数要多，日子也更好过。
我在专科训练结束后才知道，过敏科医生中私人开业的有90%以上。被医院医学院雇佣的只有不到10%，与当时我们被告知的完全不同。皮肤科就更是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皮肤科医生在医学院教书, 我们会觉得他一定是真爱。因为在这个科私人开业和被雇佣的差距就更大了。
所以每个科也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是这个科的特别需求造成的。

7. 学会经管和理财
还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孩子们上医学院确实是好事。但是千万从开始上学就持续吹风要有点儿商业头脑。大到管理医院/医所/部门/科系；中到自己开诊所；小到最基本的作为高收入/（可能是）高净值人士（毕竟医生基本铁饭碗很多年，这里面复利的作用非常大），如何管理自己的个人资产，如何不被“理财人士”欺骗，都关系着孩子们下半生的幸福。甚至去学个商业管理硕士 MBA 都不为过。
如果不上个MBA, 各大专科的全国性学会的年会上都有针对本专科医生的商管课程。每年应该都有。有的年会上还会细分成 “开业指南”，“研究基金申请指南”，“保险收费 101”, “医院管理者的MBA”, 甚至“个人理财”。这些课程因为是为医生，甚至本专科医生量身定做的，比真的去学一个MBA 要有针对性的多。我们专科的学会每年就有一个专门 “行医经营管理” 的年会。。大家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养成习惯，每年的年会都要找一个财政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去听一下。有些课听一遍听不懂或者没感受，可以多听几遍。实践一段时间再去听，可以体会其中深意。
虽然赚钱不是医生学医从医的终极目标，但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财务状况会很大地增加一个医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可以让医生更加可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医疗知识能力，为病人服务，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医生。医生也会因此更自信，更开心。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女医生说几句
另外如果孩子是女医生的，一定要教会孩子一件事：远离渣男。
如果可以的话，替她们把关。不行的话，至少要尽量教会她们识别渣男的方法。
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千万不要有对做女医生的孩子有催婚的想法。因为女医生工作稳定，收入高，人又个性单纯，社会上有相当多专门针对和猎获女医生的渣男。作为加洲湾区女医生协会的联席会长，我见到的女医生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太多了。有些还是“连环受害者”。她们是你的家庭医生，小儿科医生，妇科医生，外科医生。在你们眼里她们又成功又自信，在人后，她们被殴打虐待, 被骗财骗色，我见到过一次又一次。这其中有些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有些还是正在进行时。
有女儿做医生的，一定请记住：你们的女儿，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人可以托付终身，不婚，是一个好的多的选择。医生本来就是一个有极强职业满足感的行业。一个女医生就算不结婚也可以过一个丰富的有意义的一生，远远强过被渣男破坏的一生。如果找不到正直善良做人有底线自己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的人携手一生，还不如不婚的好。

9. 结语
总之，学医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目的并不是为了赚大钱。大部分医生属于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而且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工作压力可能比一般人大一些，但职业的满足感更充足。极富的医生不多，很穷的医生也很少见，除非判断力很差或犯了很多错误。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学医只想赚大钱，那选择学医就是一个错误。
医生行医，是因为喜欢，因为想帮助他人，济世救人。万变都不能离其宗。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愿望，不能坚守这个初心，一个医生不管做什么都走不远。这是真心话。不过，也让你们孩子长个心眼。医生的路有很多条。他们的心愿也很重要。只要他们愿意学习，愿意在生活中不断成长，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他们其他的愿望，也都可以实现。

By 徐安琳 黄海涛

凌晨2点，26岁的叶小舟终于上传了今日份“学习打卡照”。图片里，是她3个小时的成果——做完的2014年英语真题，新背的200个单词，最新整理的数学错题和作文模板。
深夜，是她少数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叶小舟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做品牌运营，去年Q4一到，公司进入疯狂加班模式，每个人的指标都未完成，只能靠时间卷，每晚10点，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为了让老板看到，你已经很努力了”。叶小舟的部门还独自保留了大小周，周六照常加班，她只能在下班后的深夜学习，备考MBA。
每天，她打车回家、草草洗漱之后，都要再学上两三个小时，如果困了，她就靠咖啡提神，直到凌晨一两点。她考的是全日制MBA，没敢告诉任何同事，两封推荐信，找的是同学和以前在业内认识的前辈替代。
临考前，正赶上疫情防控放开，同事阳了不少，叶小舟自己也中招了，公司再次居家办公，但她有些庆幸，自己多了好几天的冲刺时间。考试当天，考场里空了三分之二的座位，咳嗽声跟纸笔之间的摩擦声一样频繁，叶小舟发着低烧，喉咙也疼得说不出话。
但她从没有过缺考的想法，因为她真的很急。去年，她已经经历了几次裁员，被砍掉的正是身边的同事，留下的工作也分到她身上，甚至是“完全不了解的内容”，指标也越来越重，每天最大的工作是写规划和复盘，“周复盘，月复盘、季度复盘，指标天天变，复盘天天做”。
她一边疲惫应付，一边担忧裁员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对她来说，MBA是一条重要的退路。
报考MBA的时候，叶小舟毕业刚满三年。2020年毕业的周方缘更急，她要等到2023年入学前，才刚满足毕业三年的条件，是实在地踩点进校。她迫切地需要通过MBA找到一条新的职业道路，为此，她等待了足足一年。

▲ 叶小舟每日拍照打卡，记录学习进度。图 / 受访者提供

周方缘学的是工商管理，高考分不够，为了读个211，只能选这个学校里“并不强势”的专业。毕业后，工商管理不好找工作，靠着大三时考的教师资格证，周方缘去了教培机构，做了一名语文老师。没想到，一年多不到，就赶上双减，周方缘被“优化”了，后来，公司也倒闭了。
开局不太顺利，前路也有些迷茫。对比起来，一起长大的发小，却步步走得很踏实，一毕业就进了银行，先做柜员，又调到后台升了职，如今还结婚生了孩子，可以说“两把抓，样样都不耽误”。
父母告诉周方缘，走了弯路没关系，还年轻，可以再读个书，学费不够他们可以资助。有了家庭托底，她才下定了决心。
在等待获得报名资格的一年里，周方缘从深圳回了老家，去了一家留学机构，做行政工作，每天需要排课、做表格、联系家长、维护社群，“又琐碎又占时间”。从去年7月开始，每晚七八点下班后，周方缘要再学习2个小时，她跟七八个考友，建了一个互助群，每天在群里发自己的学习进度。群主是做化工的，今年已经是二战，有了这个例子，周方缘不敢松懈，一直坚持打卡。
如今，考MBA已经不再是中年高管的专属，许多年轻人等在门槛外面，预备着时间一到，就冲进考场。
在秦皇岛工作的董晓萤，在她们银行，年轻人考MBA越来越成为常态，领导甚至鼓励她们去读。同部门的前辈，早两年读了MBA，去年她终于等到了3年的门槛，报考了燕山大学的非全日制项目。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报名的，同届的同学，还有不少其他部门的同事和几个柜员，都同时报考了MBA。
在MBA的金字塔中，北大光华算是站在塔尖的学校。从官方数据来看，学生的平均年龄是32岁。96年的林远，在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工作，主要负责出海业务，他成了自己那一届中最年轻的男生，至于女生，最小的是98年。

抓根救命稻草
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着急考MBA，遇到职业瓶颈是次要的，更大的可能，是遭遇了行业或者职业的动荡，不得不寻找一个避风港。
互联网裁员之风，吹到叶小舟身上，是去年的4月。那时候，上海刚刚经历过一段长时间的防控，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裁员成为首选。
第一波，也是最大的一波，裁掉了四分之一的员工。首先是边缘部门，比如中台、供应链，然后是试用期内的员工和刚刚入职的校招生。叶小舟所在的部门，算是核心业务，当时没有受到波及。
但自那之后，裁员从未停止过。每个月的复盘会，也是裁员定名单的时刻，选择效能垫底的部门，再筛选效能垫底的员工，一步步地筛选，就像是越换越细的筛子，直到没有“杂质”，筛得满意为止。
很多人挺不住了，纷纷找寻退路，有的同事回了老家考编，还有的选择跳槽。叶小舟的一位同事，决定去外企，他连续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每个至少三四轮。其中有一次，他已经挺到了最后一轮，却临时被HR告知，岗位没了。直到最后，才找到一家差不多的公司——薪资不变，直接转岗。
在他的身上，叶小舟仿佛看见了自己找工作的场景，她不想经历一遍，转而选择脱产读书。父母很支持她，他们告诉小舟，自己虽然不了解具体怎么回事，但只要是女儿想做的，他们都会同意。
互联网的降本增效，一直持续着，许多未曾裁员的公司，也面临着动荡。2018年毕业的宁乐，一直在做电商，她先是去了一名KOL的创业公司做助理，后来负责小程序，之后她跳槽到一家服装品牌，去了新零售部门。
这是个新开的部门，以前品牌一直走线下，一时间开了线上，路子不容易走。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公司为了稳定资金链，强制所有员工降薪30%，三四个月后，才慢慢恢复。
那几年，宁乐得到了重用，成为了部门经理，但压力也更加大了，“所有想法都是尝试，看看市场反应，再看要不要推行”。过去，在创业公司的经历，让宁乐有些阴影，每天忙得“昏天暗地”，实在是“熬不住”。
这一次，她想借着MBA的学历，再去大厂拼一拼，能多一段经历也好。她选择了距离自己本科学校很近的一家财经院校，“当时上学坐车天天经过，还去过校园里面，印象很好”，这像是一种过去的情怀，在她完成从二本到硕士的转变时重新苏醒了。
互联网，作为光鲜、高薪的行业，渐渐出现了裂隙，这些身处裂隙中的职场人，有些会把MBA当成一根“救命稻草”。MBA咨询行业里也流传着一个说法：从报考MBA的人群可以看出行业的兴衰，头几年是房地产，后来变成金融，这两年又变成了互联网大厂，哪个行业走下坡路，哪个行业报考的人就会多起来。
周方缘确实没什么其他选择。被裁后，她一开始没想读书，本打算继续求职，却接连碰壁。缓过了最严重的几个月，周方缘重新联系了前同事，去了她所在的新公司应聘，但没拿到offer。理由很简单，同事教的是数学，有学科背景，也有好绩效，之前的续课率是全公司第一。回看周方缘，她不是文学出身，本科也只是双非，可替代性太高。
她还想着能不能偷偷补课，去学生家里，或者做小班课，课时费少一些也没关系，她联系了之前的几位家长，也都被拒绝了，他们不在乎学费，更想要资历高的老师。
周方缘只能开始海投，二十几份简历里，有图书编辑、公众号运营、影视策划和数据录入员，无一例外地需要工作经验，拿着手机，看着一条条拒绝的回复，一时间，感觉自己回到了几年前考研失败的那一天，她也是一个人坐在床上，靠扔东西发泄。
这一次，她成熟了一些，没再扔手机，选择了抱枕，落在地上没有声音，就像她的心情，也变成了无声的，不好再随便倾诉。
最终，她入职的留学机构是本科老师介绍的，岗位没什么挑战性，用来过渡正好，“还能攒攒学费”。
考了两次MBA的廖志，更把这当作救命稻草。他2014年毕业，在一家985学校读土木工程，毕业后，先去了国企工作4年，又跳槽去了头部房地产公司，主要负责项目开发和跟进。
当时，跟了一年多的住宅项目出现了土地性质问题，一直进展不顺，出现过好几次停工，中间一度停滞，他跟着忙活，每天几十个电话接打，但收效依旧不好，业务难以推进。同时，工作了好几年的他，发现行业渐渐变天了，公司的好多个项目都在停止，甚至还有被拆掉的。
除此之外，学历也更重要了，没有个硕士，很难混下去。廖志发现，新来的校招生全是硕士，其中不乏清华、同济这样的建筑专业名校。他们一进来，就能跟厉害的师傅，被带着做受重视的项目，投入多、关注度高，晋升要容易很多。
他想要跳槽，准备再读个MBA当敲门砖，第一次考了上交和复旦，一个优秀、一个良好，但笔试没有通过。第二次是2021年，廖志拿到了复旦的优秀档，笔试比国家线高了二十多分，终于被录取。

▲ 廖志被MBA录取的通知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可量化的钱和数不清的时间
看清成绩页面上的分数时，叶小舟松了一口气，187分，比今年的国家线高了30分，她的提前面试等级也是优秀。这意味着，她距离被录取，只差了一份通知书。
周方缘也等到了自己的成绩——笔试第一名。她工作经验不足，材料并不亮眼，提前面试只排到中间位置，但她很擅长考试，完成了逆袭。这似乎是教培职场人的独特优势。
他们握住了救命稻草，得到了重新选择的机会，但同时，也要付出很多的金钱与精力。
首先要面临的是高昂的学费。截至2022年，全国共281所院校获批MBA办学资格，按照梯队，可分为不同等级，以北京为例，第一档有北大、清华和人大，第二档有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第三档是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
不同的学校，学费也不相同，林远就读的北大光华非全日制，两年将近40万元；叶小舟等人就读的一线城市财经类大学，20多万元；至于周方缘等人读的二线城市双一流大学，是10万元之内。
叶小舟跳过一次槽，现在年薪是40万元左右，她算了一笔账，这三年的存款，差不多可以负担两年的脱产生活费和少赚两年钱的机会成本，她还可以承受。
周方缘也打算自己解决，不要父母的钱，她之前一直保持着每个月存一半工资的习惯，两年多来，存了小20万元，足够她交学费，再满足日常生活开支。
这些钱，不是小数目，对于工作了几年的职场人来说，也是需要狠一下心的。至于凑不够钱的，有些学校，还会帮忙联系贷款。笔试后，宁乐被拉进了一个大群，群里有很多正在银行工作的学姐、学长，只要自己有贷款需求，就可以去一对一咨询、办理。
只不过，宁乐并没有贷款，她不懂理财，没买过任何理财产品，她坚信，“如果理财的收益率盖不过贷款的利率的话，就还是老老实实拿钱吧”。
她给自己算了一下，二十多万的学费，均摊到每节课上就是五百多元，相当于一对一的补课。之后每次上课，她都告诉自己，绝不能开小差，“一定要上够本”。
但宁乐有一些别的额外花销，比如付费培训。为了稳妥，她打算在材料准备和提前面试环节做做功课，她查询了机构，最高档的辅导机构要花费几万元，如果选择保过类型，价格更贵，她只能选择下一档，花了七八千元，请老师辅导。
她所报考的财经学校，材料要求很多，除了最基本的工作背景、项目经验之外，还有5道论述题，几乎每个都要写千字以上。那段时间，宁乐花了半个月打磨材料，每道题写完，再发给对接的老师修改，接着学习对方推荐的模板、文章和热点事件材料。
林远考的是最难的北大光华，为了拿下它，他也找了好几个考过MBA的学长学姐进行付费咨询，最多的一次也花了几千元。
这些钱，只是可量化的金钱成本，考上之后，还有无数不可量化的时间、精力，需要付出。
“被占用了三分之一的精力。”宁乐告诉朋友，这个对于读MBA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
下个月，宁乐周六日的课，将从早上9点，一直上到晚上8点半，唯一的空闲时间只有周日的上午，就连工作日也有1到3天有选修课。平常，宁乐一般上午八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学校离公司不远，打车只要十几分钟，早的话，她会去食堂吃个晚饭，来晚了，就去档口买个卷饼，一边走路，一边垫垫肚子。
像她这样的通勤，已经是MBA人中最方便的了，她有些同学，每天都要加班，晚上赶到时，课已经上完了一大半，遇到出差情况，更是只能旷课。

▲ 宁乐的课堂记录。图 / 受访者提供
现在，林远正在成都做项目，至少要待三四个月，他不能放弃这么久的课，只好每个周五坐飞机，从成都飞到深圳，周日再坐红眼航班返程。
除了课程，还有数不清的小组作业和PPT汇报，最多的一次，宁乐一周要做三四个作业，“今天是财务，明天是营销，后天是战略”，唯一的办法只有“熬过去”。
职场人并不像学生一样时间自由，加班是无法避免的事情。“遇到公司和学校最优先级的事情撞到了一起，也只能选公司。”林远说。这是MBA人的共识，无论如何，都要先保住眼前的饭碗。
还有些已经成家了的人，要顾及另一半和照顾孩子。宁乐他们的小组讨论，一般会放在晚上9点或10点，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再各自完成自己的部分，等到结束，已经是12点以后。
做软件产品经理的左卿卿，就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在读MBA人。读MBA的第一年，她跟做开发的男朋友结婚，读书的第三年，生了孩子。丈夫很支持她，也分担了不少家务，但她还是有很多困难的时刻。
她记忆最深的一次，是MBA即将毕业的时候，她刚休完产假，恢复工作不久，休息日也不能清闲，即将上线的新产品出了问题，电话里同事很着急，让她决定出解决方案，开会商讨。另一边，学校只提前一天打来电话，通知她，第二天准备好一系列材料，进行论文答辩。同时，孩子还需要不停地照顾和护理。
左卿卿被搞得头痛，忙了整整一天，才一一搞定。那是她整个过程中少有的濒临崩溃的时刻。

“总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总不会比现在更差了。”有人对叶小舟脱产读MBA提出质疑时，她回答了这一句话。
叶小舟预想过MBA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最好的结果是自己创业。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她凭空想象，相反，她很有经验。
从南京的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喜欢篮球、足球的叶小舟经人介绍，有了一个副业，负责某户外运动品牌的线上渠道产品销售，着手做的第一年，全平台销售额就达到一两千万。只是后来，由于疫情，销量不断下滑，先是仓库被封，无法生产和装货，后是收货地被封，物流停运，送不到消费者手中，连续大半年业务停摆，最多时连续3个月，她们没有一单生意。直到现在，销量也没有完全恢复，“还是处于略亏损的状态”。
叶小舟打算用全日制读MBA的时间，重新投入精力，把副业捡起来，先捋一捋过往积累的供应商、合作方等资源，争取让自己的收益覆盖读书的日常花销，再试着毕业后接着将生意做大。
但她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副业失败，只能重新找一份品牌运营的工作。她并不气馁，“有了更高的学历，最起码也可以找到跟现在同等薪资的工作”。
周方缘准备重新回到对口的金融行业。其实，父母家人一早就想让她去银行工作，稳定、不会失业，“最重要是不会去外面日晒风吹，适合女孩”。
现在，她预备之后拿着应届身份再去考银行岗位。发小告诉她，硕士身份在银行很吃香，“很多人一来就是管培生，不用做柜员，可以当业务经理”，对晋升也有帮助，“许多管理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研究生”。
发小宽慰她，之前并不算是走了弯路，没准一切都刚刚好。
“全日制想换行业，非全日制想要求资源。”周方缘认同这一句话，她认为，选择念非全日制的人，大多是对自己行业还比较满意，他们寄希望于利用MBA摆脱眼前的困境、实现晋升。
林远本科毕业于某985学校的商学院，头两份工作都在业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做数据分析师，高学历和两份较为光鲜的履历，将他推向了职场的新阶段——从“大头兵”变成了领导二十多个正式员工和外包的“小组长”。
他很庆幸自己的速度足够快，避免了像其他人一样，时时担忧被ChatGPT所替代。
但去年，他刚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挫败的项目，两个新来的校招生负责的工作完成度不好，他很着急，只能亲自上手，一人身兼多职，但效率并不高，最后的结果也令他失望。
上级看出了他的问题，建议他，不如去读个MBA，学学怎么管理和放手，而不是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干。他期待的是拥有让人满意的领导能力。
还没报考、还没毕业的人抱着美好的想法，更多已经毕业的人却发现，这一张证书，或许并不一定能让他们实现迅速的更迭与改变。
左卿卿已经从MBA毕业了，她没换工作，也没有职位晋升，对她来说，这个证书只是为未来寻求一个可能，“任何事情都有个备案”，也会以后能用得上。
在读书的几年里，她同步完成了几件人生大事，结婚证、生育证、房产证、毕业证，全都成功拿到手，这是她性格里的特点，“总是想很多线同时做，也都想做得好”。毕业后，她也没打算停下来，继续考了与自身技能相关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的证书，因为朋友告诉她，“这个对评职称有帮助”。
如今，手握入学资格的叶小舟，还在向领导同事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她打算一直上班，等到开学前的8月份才提出辞职。
毕竟，多干一个月，就能多攒一些学费。

网友热评

1.MBA认可度现在越来越低了，我所在的单位不招MBA。当然了，如果有钱有闲，刷个学历吧。但是想通过MBA实现大的跃迁，不太可能了，不能抱太高期望。

2.top10的MBA还可以当个普通硕士学历看，其他的嘛……不是等着学历升职称真就是纯纯的创造GDP

3.正在读非全MBA，有一点发言权。去年9月开学，因为疫情是线上上课，本学年恢复线下上课，上32学时的课变成早8晚9人，周末甚至比上班都累。班上有人在国外，还有人在外地，周末上课都是匆匆来匆匆走。若不是大势变化，谁都不愿意这么赶。非全MBA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坚定的走下去吧，希望备考MBA的，也能如愿上岸~

4.非全MBA研二在读，现在名校非全也会有学业压力。
论文也一样非常严格，老师也很认真。单纯想买学历还是考虑一下自身情况。
学习能力不提起来，不会管理好时间一样非常吃力。

5.没有市场和企业基础经历就不要花钱费时间去整MBA，一门心思想扩大朋友圈和商机的同学也不用花钱费时间去拿MBA文凭。

6.看机缘和阅历的，碰到疫情的两年MBA毕业，就业困难，造成读研+找工作的超长空窗期，差不多3年的脱产生活，找事情变的很难，现在依然无业，学历成为了我无法脱下的长衫

By 每日人物

什么是CPT? CPT 是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的简称，中文名称叫做课外实习训练，它是允许学生在校外合法打工的工作许可，且工作领域必须和学习领域相关，学生可以边工作边挣学分。

什么是RFE？从2013年开始美国移民局新增加了RFE，全称是Request for Evidence，也就是要求补充材料的要求。 这项政策针对申请工作签证，绿卡以及办理各种身份业务的申请者，目的是“给提交的证明材料不足或者不符合移民局规定的申请者提供二次机会以确保其申请身份的批准可能性”

什么是OPT？OPT 是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的简写，中文名叫做选择性实践训练。它是让外籍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校外实践的一种临时工作许可。

OPT分为课程结束前的 OPT 和毕业之后的 OPT 两种。一般来说上学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OPT工作，移民条例规定下列三种情况下学生可以用 OPT 实习：

一.放年假期间和学校没有开学的其他时间，但学生必须还在登记注册而且有条件并有意在下学期进行注册上课;

二.学校正在开学期间，学生可以有每周不超过 20 小时的打工时间;

三.完成课程之后的毕业实习。其实，OPT 也就是学生身份到工作身份的过渡阶段，OPT期间，学生仍可以保留 F1 学生签证身份，但必须在毕业之后的 60 天内(学生身份最后一堂课之后开始的 60 天内)申请到 OPT。如果这个期间学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的雇佣合同，学生 F1 身份就能转换为 H1B 身份。

每个层次的学位，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都有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和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统统叫作“实习“。二者的区别是，cpt是给美国留学生学习期间用的，准确来说是为了让美国留学生学习期间完成专业相关的实践。CPT是和课程挂钩的，也就是说审核是与专业学习正相关。

以下是许多留学生在CPT上遇到的大坑：

1.Day 1 CPT项目在读过程中，被学校告知项目取消了

2022年6月Saint Peter‘s University（圣彼得大学）一封email震惊整个MBA项目的国际学生——MBA（工商管理）项目被取消，所有学生被强行转入MSBA（商业分析）项目。因为不少学生是已拥有了MSBA学位，选择MBA作为CPT项目就是为了避免课程重复过度而”降低”挂靠嫌疑,所以学生们不得不紧急转往其他学校——莫名其妙的又增加了一段CPT学校就读经历——有可能会增加RFE（Request for Evidence）的可能。

2.无法进入到H1B高学历抽签池进行抽签

多位美西CPT名校Westcliff University(西崖大学)的学生临近毕业才知道无法进入到H1B高学历抽签池进行抽签。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master学位都能满足H1B advanced-degree Cap(master/doctor学历抽签池)抽签要求”这是一条绝大多数同学不了解的冷知识。

符合H1B Master Cap抽签要求，必须满足以下两点：

· 获得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所在的学校是被国家级教育认证机构认可的大学。

· 该大学是公立的或者是非营利的。

这个知识之所以“冷”是因为——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都是在前200名的院校就读，而全美前260名的大学都是具有认证的公立或非营利性质大学，那么在抽签环节都会自动进入到master cap中。

但对于计划到Day 1 CPT学校就读第一个美国研究生学历的学生来说，这个冷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本身H1B的抽签率就持续走低，但进入master/doctor学历抽签池，至少可以让中签的可能提高十几个百分点。所有不建议去Westcliff/Sofia/Monroe等院校去攻读你的第一个硕士项目，除非不在乎H1B中签概率。

3.某CPT大学不容易被RFE（Request for Evidence）

任何一所学校，不论排名高低，也不管是不是Day 1 CPT项目，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学生不被RFE，因为每一位H1B申请人的学习经历、实习/工作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移民局可能会针对任何一段经历要求申请提供更多证明材料。

对于资质正规的学校和项目，学生被RFE与学校没有直接关系，学校也无法通过改进学校自身的招生政策和学术规范，来降低学生被RFE的几率。

CISI询问了包括Trine Univerity, Sofia Univerity, CiAM等多所CPT学校，得到的回复一致为 “学校不统计RFE情况”，那么某某CPT大学不容易被RFE的依据又是什么呢？纯纯的臆想和忽悠。

4.谎称免除申请费和提供奖学金

很多机构都打出了“找我申请可以免除申请费获得专属奖学金”的标语。其实绝大多数CPT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入学，根本就不收取申请费的。 

而很多不诚信的中介却标榜成自己独有的“免除申请费”特权。更有甚者，以虚假的“专属奖学金”骗取学生信任，然后学生入学后才发现学校根本不提供奖学金，所谓的奖学金变成了按学期分期提供的小金额网购礼品卡。

5.隐瞒Cap-Gap规则

有些留学中介不清楚Cap-Gap规则，或者为了怂恿学生进入CPT学校上学，赚取佣金，而刻意隐瞒这一规则，导致学生白白浪费延续合法身份的机会，又损失数千美金学费。

举两个具体实例来解释什么是Cap-Gap规则！

(1)如果一个抽中了H1B的学生的OPT的结束日期恰好在中签结果通知日和H1B生效日(10月1日)之间，那么这位同学的OPT将会自动延期至9月30日。所以中签学生完全不需要通过进入CPT学校去弥补OPT到H1B之间的空白。

(2)如果一个正处于Grace Period期间的F1学生抽中了H1B签证，那么这个学生的合法身份也将可以延续到9月30日。所以也不需要进入到新的program中去维持学生身份。

6.小网红博主的“经验分享”

火爆的小红书平台已成为当下年轻人获取“知识”的重要平台。由于小红书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影响力，一些不良商家和个人可能会利用平台来进行虚假宣传和欺诈活动。

在小红书有很多看似是学姐学长经验贴，其实是留学中介操纵的小软文，利用虚假信息和学生焦虑情绪，以引导“客户”申请佣金更高的学校，甚至购买不必要的咨询服务。

7.宣传免费咨询，却被要求支付上千美元的加急等特殊服务费

很多留学中介狂撒广告宣称免费提供咨询服务，然而一但发现学生的情况紧急或者学生对于申请流程不了解，会以收取加急费或者额外辅助费对学生进行“敲诈”。本身学生来读CPT学校就是迫不得已，还被趁火打劫，真实祸不单行。

8.误入高风险Day 1 CPT学校

2022年8月美国教育部宣布不再承认ACICS(独立学院和学校认证委员会)的资质，随后美国移民局（USCIS）正式确认不再认可ACICS所认证院校——导致持有ACICS认证的北美大学(UoNA,University of North America)处于资质“裸奔”状态，大量学生选择立刻转学。

还有一所北加湾区颇有名气的CPT学校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在2021年因为被内部成员举报学术不端和违法移民法规而被迫向移民局缴纳百万美元“和解金”，随后在2022年中旬被西部学术认证机构WASC决定取消ITU的学术认证资质。2023年2月最新消息，WASC驳回了ITU要求恢复认证的申诉。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中介为了经济利益依旧在推荐这一类“高风险学校”，却把学生的权益置之不理。提醒同学们擦亮双眼，小心不正规的学校。

9.花8000美金购买Day 1 CPT的保录取服务

你没看错，真的有不少同学被坑八千美金购买CPT学校保录取服务。怎么实现的呢？一方面，高估学校对申请人的预期，另一方面，低估申请人能够展现的能力，反复PUA申请人，使之认为在不借助中介与学校的“特殊关系”就不可能被录取。

10.录取后，原本热情的“中介老师”变得冷漠

申请前的咨询交流还算得上积极和热情，但在使用了中介的referral拿到录取后，再想获得更多帮助突然变得很难，“中介老师”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甩锅或者干脆置之不理。

随着中美关系的日渐紧张，留学生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有些不良中介趁机收取高额费用，做出虚假承诺。请各位学生与家长擦亮眼睛，切勿被人利用焦虑恐慌心理上当受骗。

By CISI

父亲发高烧那天是2022年12月13日，晚上8点时，他的体温已经烧到39度，一个半小时后，又升到40.8度，已经接近超高热（41度）。这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高烧。

此前一周，老家全面放开新冠预防措施。放开后次日，村里做了最后一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有两人查出新冠阳性，其中之一是老年公寓一位80岁的老人，与我父亲同住在老年公寓三楼。

在给父亲量体温之前，我曾摸过他的额头，感觉并不烫，我误以为他是低烧。当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时，我很是吃了一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本人当时也烧到了39度。

我和父亲几乎同时中招。后来我陪他住院时查抗原，均显示新冠阳性。

与一般新冠中招者不同，父亲是一位82岁的癌症晚期病人。

身患癌症，又遭新冠

父亲查出癌症是在此次高烧的两个月前。我带他去一所南方的医院，原本打算做个胆结石手术（父亲3个月前在我们当地医院查出胆结石和胆囊炎），不料检查报告单提示，他还患有胆囊癌，而且很可能已经广泛转移，到了晚期。这意味着已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医生向我暗示，父亲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父亲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癌。医生跟我说，体内的胆结石以及因梗阻形成的高胆红素，也可以随时危及父亲的生命，为此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以排除隐患。但是医生同时也承认，对于82岁高龄且有各种基础疾病的父亲而言，手术存在一定风险。

经过权衡，我和弟弟决定放弃做这个微创手术——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能否将他安全地带回老家。医生体谅我们的难处，并担心父亲可能随时随地因感染而发热，为此特意开了退烧药，以免父亲因体温升高而上不了飞机——当时的疫情管控措施还很严。

没想到回家之后，父亲又遭遇了新冠。

事实上，在12月13日那次发烧之前，父亲已经半个多月不能正常进食，此外他还觉得肚子胀——后来在医院查出他体内有大量腹水，以及，他还出现了明显的黄疸。这些症状通常意味着癌正在迅速发展。

父亲那晚的高烧至少持续了8小时。即使服用了布洛芬，到了次日凌晨4点时，体温仍然达39度以上。

不过，第二天早晨时，父亲的体温降下来了，一下降到36度。然而好景不长，4天之后，他再度发高烧，这次烧到了40.4度。

12月20日，父亲在老家医院的消化科病房住院。住院次日查血时发现，父亲的总胆红素数据已经升高到四级，也就是最严重级。是3周前那次查血时（当时已经超出最高正常值）的近5倍。

我从一位北京知名肿瘤内科医生所写的科普文章中读到，胆红素是衡量肝功能的重要指标，当癌症病人胆红素升高、出现黄疸时，可能是肝功能开始衰竭的表现。而父亲的转氨酶数据也显示，他的肝功能已经极不正常。

我在南方那家医院陪父亲就医时，医生告诉我：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通过胆管输送至十二指肠，然而肿瘤的产生，导致胆道发生梗阻，胆汁受阻后，在压力之下逆流入血，导致血液内的胆红素数据升高。他打了一个比方：肿瘤如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制造了一起车祸，从而阻断了正常的交通。

严重的问题是，药物治疗对胆红素升高几乎无效，只能通过手术治疗。但以父亲的身体状况，恰恰又很难承受手术风险。

父亲查出癌症后，我曾联系北京那位肿瘤内科医生，并在他的建议下给父亲服用过一种化疗药，结果在发现胆红素升高后，不得不在他的建议下停药。

关于父亲的病，这位北京医生在2022年10月中旬就曾明确告诉我，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父亲会因肝脏衰竭出现黄疸，最终导致死亡。即使治疗，他的生命可能也只能延长几个月。

当时父亲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还好，我将信将疑。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北京医生的话就开始兑现。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父亲还由于新冠发起了高烧。事实上，住院当晚，我和父亲就目睹了同病房一位感染新冠的癌症病人在输液时去世，据参与抢救的医生判断是心源性猝死。

同样是在住院当晚，父亲再度发起了高烧，这次烧到39.4度。医院当时没有退烧药，只能通过物理方法（肛门栓）给父亲降温。2

新冠高烧，因祸得福？

住院几天后，医生找我谈话，鉴于父亲的情况，我们很快达成了“不做任何介入性手术、仅对症治疗”的共识。此后，父亲在医院进行了常规输液治疗，主要是用了抗菌素、保肝药、利尿药和护胃药。此外还用了白蛋白和氨基酸，进行营养支持。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住院一周后，父亲再次查血，发现胆红素指标降了很多，其中总胆红素由三百多降到两百多，直胆红素由两百多降到一百多。

这让上述肿瘤内科医生深感奇怪。“很少见。”他说，“什么都没有处理，就自行好转一些了？”

事实上，当看到父亲入院时的查血数据时，这位医生就认为难以好转了，按他的判断，如果不做介入手术，胆红素会继续升高，进而导致胆红素脑病，父亲会因此出现意识障碍，在昏迷中离开人世。

然而，更为神奇的是，继第二次查血仅仅4天后，父亲再度查血，这次的胆红素数据继续大幅下降，总胆红素指标已经由四级降至三级。

住院11天后，明显好转的父亲出院了。

对于父亲病情的好转，我的朋友陈医生并不感到意外，她认为是高烧起了作用——罕见的、持续的高烧杀死了父亲体内的癌细胞，导致肿瘤发生改变，胆管梗阻得以缓解，血液中的胆红素含量因此大大减少。

也就是说，新冠导致的高烧，恰恰让父亲因祸得福。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确实有“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报道，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多种癌症治疗方法——热疗。由于自己的母亲也曾患癌，陈医生曾深入了解过这一理论，并得知美国、日本均有通过人工方法升高体温治疗晚期癌症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她本人曾尝试过通过这一方法给母亲治疗，但是没有成功——在她母亲借助药物将体温升高至39度时，不知情的护士在家属不在场时打了一支退烧针，从而前功尽弃。

不过，“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理论在医疗界似乎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高温确实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人体通过发烧不可能达到足以杀死癌细胞的温度，因为若是那样，人体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

上述肿瘤内科医生告诉我，他见过非常多高热的患者，但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只有一例。不过，鉴于在父亲身上发生的事实，他认为不排除这一可能。

我联想起南方那家医院的医生给我打的比方，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父亲体内由肿瘤制造的那起车祸，导致交通严重阻塞。然而新冠带来的高烧，如同洪水一样袭来，在让父亲受苦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冲走了车祸造成的路障？

新冠“治愈”癌症并非个例

2021年《英国血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报道的一个案例，却让人感到神奇：一名罹患淋巴癌和肾脏病的61岁男子，此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短暂住院后回家休养。四个月后他回到医院复查，结果发现体内的新冠病毒消失了，癌症居然也痊愈了。

据报道，男子患有严重的肾衰竭，需要长期进行透析治疗。三年前，他有幸得到合适的肾源，得以接受肾移植手术。然而天不遂人愿，他的这次手术失败了。
此后，男子停止了一切免疫治疗，带着病痛生活。2020年年中，男子的身体突然之间暴瘦，并且全身淋巴结肿大，他赶紧到医院检查，结果确诊罹患经典型霍奇淋巴瘤，PET-CT扫描提示疾病分期为3期。霍奇淋巴瘤是一种恶性肿瘤。也就是说，男子此时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CT照片也显示，癌细胞扩散到了他身体的各个地方。

图中所示黑色部分为癌细胞，下同祸不单行，住院期间，他又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医院对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同样呈阳性反应。

到此，男子的身上出现了三种疾病：末期肾衰竭，晚期癌变的霍奇金淋巴瘤，以及新冠肺炎。这任何一种疾病放在一位61岁老人的身上都是十分凶险的，不难想象他那时所承受的煎熬和病痛。住院11天后，男子的症状有所缓解，决定回家休养。或许在他看来，放弃治疗未尝不可。事实也是如此，男子在回到家后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皮质类固醇和免疫化疗。四个月后，男子回医院复查。PET-CT扫描却提示，他体内的大部分肿瘤竟然神奇地都消失了。更为夸张的是，与肿瘤有关的生物指标直接下降了约9成。反复检查后，医生们最终确认，男子的癌症痊愈了。

而他的新冠检测也显示为阴性，男子体内的新冠病毒也消失了。

发生在男子身上的状况让研究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目前，研究人员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新冠病毒触发了人体抗肿瘤的免疫反应，作用机制包含病原体特异性T细胞和肿瘤抗原的交叉反应，且染疫所产生的细胞活化了杀手细胞。说得直接一点，新冠感染激活了抗肿瘤的免疫反应，在杀灭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癌细胞。

另一位患有艾滋病的40岁男性，在就诊前4周，右侧胸部出现了2cm的锁骨下肿块，后来被诊断为纤维结缔组织瘤。原本打算做手术切除的他，在手术前几天“不幸”感染了新冠，只好推迟手术，先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甲泼尼龙对症治疗。结果1个月后，医生触诊和CT检查发现，原有的肿块消失了。

话说回来，关于医学上“以毒攻毒”的发现早已有之。1910年，意大利的一名宫颈癌患者在感染狂犬病毒后，体内肿瘤缩小消退。从那时起，科学家们便意识到，病毒或许可以成为治疗和拯救患者的“帮手”。这些年很热门的溶瘤病毒，就是科学家们尝试着对一些对人体损害比较小的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使这些病毒能够特异性地攻击、破坏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能为人类通过开发免疫系统潜力治愈癌症，提供新思路吗？

转阴后癌症的反复发作

一位患有EBV阳性NK/T细胞淋巴瘤的20岁非洲男性，对K药、利妥昔单抗、L-天冬酰胺酶、SMILE方案等多种治疗方案耐药，十分难治。在感染新冠后，这位患者身上由淋巴瘤引发的症状也较为严重，但与此同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肿瘤却出现了明显的缓解。

遗憾的是，在核酸转阴后，他的淋巴瘤很快复发了，并再次出现了溶血性贫血、发热、脾肿大和NK细胞计数升高等症状。原本在感染新冠后快速下降的EBV-DNA拷贝数，也在新冠治好后又再次升高。

看了上面几个例子，不少癌症患者以为新冠病毒或许对肿瘤有一定效果，甚至有些人猜想，是不是可以去故意感染新冠病毒来治疗肿瘤。

但现实很残酷，这么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却并不能保证对抗肿瘤有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病毒并不能杀死癌细胞

杀死癌细胞的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由于感染了病毒一类的病原体可能激活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把肿瘤细胞跟病原体一起杀死了。

新冠导致的高烧杀死癌细胞不可取

专家提醒：想要利用高烧来杀死肿瘤的做法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癌细胞怕热不假，当达到一定温度范围，癌细胞的活性就会受到抑制并出现不可逆的热损伤。人体最高的耐受热约为 40.6～41.4 摄氏度。如果发烧达到 42 摄氏度，即便高烧持续时间很短，也极有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发生心肺功能衰竭，并有死亡风险。

新冠病毒对癌症患者生命威胁更大

并不是所有肿瘤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都像那几个病人会那么幸运。而且新冠病毒对肿瘤患者的威胁可能会更大。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新冠病毒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激活，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

在发生细胞因子风暴后，人体免疫系统全面激活，进而引发自杀式的行动，因此在消灭病原的过程中对自身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由此可见，新冠病毒给大部分的癌症患者带去的是厄运，而不是上述这两位患者的“好运”。

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

一般来说，建议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阳性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时间需根据新冠感染程度、抗肿瘤治疗迫切程度、抗肿瘤治疗方案强度、患者全身状态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点击了解→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发热需要去医院吗？）

一般来说，肿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是无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天，也就是在新冠确诊后10天左右重启抗肿瘤治疗；

如果是轻中度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14天，等到症状明显改善，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超过24小时没有出现发热症状，则可以考虑重启治疗；

如果是重症，还是要以新冠治疗为先，抗肿瘤治疗原则上推迟20天，20天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重启。

By 浙江省肿瘤医院、科普中国、会群

为什么生物技术行业尽管前景看好却未能达到预期？Gary Pisano 教授通过对该行业进行了尖锐的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揭示了生物技术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该行业运作方式的最详尽的分析。他还为寻求改善行业绩效的方法的公司、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处方。

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临床医生，正想转化一项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身在生物医药产业的从业者，无论是打工人还是老板，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专注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人，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医疗健康领域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者和法律从业者，可以读读此文；

在其30年的历史中，生物技术产业已经吸引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本。这种投资大部分是基于生物技术可以改变医疗保健的信念。最初的承诺是，这一新科学，结合深度参与推进基础科学的新型创业企业，将在药物治疗领域引发一场革命。不受传统技术和老牌制药巨头组织的束缚，这些灵活、专注、以科学为基础的企业将打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壁垒，生产出大量新药；这些药物会产生巨大的利润；当然，投资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承诺。

从金融角度来看，生物技术仍像是一个新兴行业。尽管像Amgen和Genentech这样的公司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整个行业的收入也有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没有盈利。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R&D项目比那些备受指责的制药行业巨头更有成效。这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获取利润和取悦股东的需要为动机的组织，能够成功地将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核心活动吗？

30年来，关于“商业入侵基础科学（长期以来是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研究机构的领域）是否限制了获得发现的机会，从而减缓了科学进步“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但是，科学能否成为一门有利润的生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如既往，制药业普遍认为，药物创新的革命将会成功，只是比预期的时间长一点。这可能是积极的想法。在过去的20年里，我对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战略、组织、绩效和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了解到生物技术领域的“解剖学”——大部分借鉴了在软件、计算机、半导体和类似行业中运行良好的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无法满足基础科学和商业的需求。除非解剖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否则生物技术将无法吸引实现其转变医疗保健潜力所需的投资和人才。

所谓“解剖”，我指的是：

（1）该领域的直接参与者(初创企业、老牌公司、非营利实验室、大学、投资者、客户)；

（2）连接这些参与者的制度安排(资本、知识产权和产品市场)；（3）管理和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如何运作的规则(法规、公司治理、知识产权)。要使生物技术取得完全成功，它的解剖结构必须帮助参与者在三个方面出类拔萃:

（1）管理风险和奖励冒险行为；（2）整合存在于一系列学科和职能中的技能和能力；（3）从组织和行业层面推进关键知识。行业的各个“解剖”部分应该相互支持以应对各种挑战。

而在生物技术领域，他们（各个“解剖”部分）的工作目标往往不一致。例如，该行业管理和奖励风险的方式——企业的融资方式——与创造新药所需的漫长的R&D时间表相冲突。又例如，该行业的分散性，有许多跨越不同领域的小型专业参与者（机构/企业），本是管理和奖励冒险的潜在有用模式，但它也创造了阻碍关键知识整合的经验孤岛。又例如，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市场允许个体公司锁定基础科学知识的权利，这也限制了其他能够通过试错学习来发展这些知识的科学家数量。尽管所有这些听起来相当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注定要失败。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能成为一门生意。但这确实意味着生物技术的结构需要改变——这项事业不仅会对药物R&D和医疗保健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大学和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从事基础科学的其他新兴产业以及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的目的是为上述提供一个框架理解并提供一些关于新的组织形式、机构安排和将需要的规则的想法。

Biotech 实验

以科学为基础的商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所说的“以科学为基础”是指它不仅试图利用现有的科学，还试图发展科学知识，并获取它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这类企业的经济价值很大一部分最终取决于其科学质量。在biotech 出现之前，科学和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的领域运作的。进行研究以扩展基础科学知识是大学、政府实验室和非营利机构的职责。将基础科学商业化——用它来开发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其价值——是盈利性公司的主要任务。历史上，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IBM、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母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少数公司做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它们是例外。总的来说，企业不从事基础科学，科学机构也不试图做生意。生物技术sector 融合了这两个领域，创造了一种纳米技术、先进材料和其他行业所采用的科学-商业模式。营利性企业现在经常自己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大学已经成为科学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他们的技术转让办公室积极寻找商业伙伴来授权专利；他们与风险投资家合伙创办公司，将来自学术实验室的科学商业化。在许多情况下，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大量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包括教授(其中许多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向初创企业传授从大学获得的技术，通常以股权作为回报。这些公司经常与大学保持联系，在研究项目上与教师和博士后密切合作，有时还利用大学实验室。在许多情况下，创始科学家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教职。

科学事业诞生于1976年，当时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开发了重组DNA技术，这是一种工程细胞生产人类蛋白质的技术。它是由年轻的风险投资家Robert Swanson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Herbert Boyer共同建立的。除了证明生物技术可以用来开发药物，基因泰克还创造了一个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模型，这一模型在塑造生物技术产业的面貌和表现方面被证明是非常强大的。该模型由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

（1）通过创建新公司而不是出售给现有公司，将技术从大学转移到私营机构；

（2）风险资本和公共股权市场，在关键阶段提供资金，并为创始人——投资者、科学家和大学——承担的风险提供回报；

（3）一个专门技术市场，年轻公司向成熟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以换取资金。

1978年，基因泰克与大型制药公司礼来公司达成协议。作为重组胰岛素生产和营销权的回报，礼来公司将资助该产品的开发，并向基因技术公司支付销售特许权使用费。该协议消除了新公司进入制药行业的主要障碍之一: 开发一种药物通常需要很长时间(10到12年)的巨额成本(按今天的美元计算为8亿到10亿美元)。这也是制药公司第一次将R&D项目外包给盈利性企业。从那以后，几乎每一家新的生物技术公司都与一家已建立的制药或化学公司建立了至少一种合同关系，大多数公司还建立了好几种合同关系。这个专门技术的市场鼓励风险资本家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它还通过为投资者提供利润和收入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帮助生物技术公司利用公开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基因泰克在1980年大获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表明，一个没有产品收入或收益的公司可以上市——这使得该行业对风险投资家更具吸引力。

前景

这种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体系的兴起，与对生物技术的厚望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该行业似乎为威胁老牌制药公司的R&D生产率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面对管线中潜在畅销药物的短缺，这些公司大幅增加了R&D的开支，但无济于事。由于新药无法弥补那些失去专利保护的主要（畅销）药物，金融分析师质疑该行业利润的可持续性。在科学界和投资银行界拥护生物技术的从业者相信，生物技术将创造出大量有利润的新药。他们认为，相对于官僚的、纵向一体化的制药巨头，小型的、专业化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应该专注于市场营销，将创新的R&D留给更接近科学的灵活的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决定逐步与生物技术公司结盟就是证明。因为第一波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包括安进、百健艾迪、塞特斯、凯龙星、基因泰克和健赞）都是在人体中发现的蛋白质，参与该领域的科学家、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认为它们的失败率将比传统的化学药物低得多。较低的技术风险意味着较低的商业风险。

一些基因工程替代激素(胰岛素、人类生长激素和凝血因子VIII)治疗血友病的初步成功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人类基因组测序和所谓的工业化R&D技术的发明进一步支持了生物技术将产生突破性疗法并极大提高R&D生产力的预测。理由是，产生的大量生物数据将极大地有助于确定疾病的确切原因，而且诸如组合化学(用于创造新化合物)、高通量筛选(用于测试化合物的药用潜力)和计算化学(用于“合理设计”具有特定效果的药物)将大大提高候选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低效的、反复试验的、基于工艺的、一次一个分子的药物发现方法的日子被认为屈指可数了。

迄今取得的进展

对这些新兴技术的兴奋，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爆炸式增长(30年来约4000家)，以及该行业不断飙升的年收入(现在约为400亿美元)只是增强了这种乐观情绪。但是，如果这个行业的成功是通过盈利能力和革新R&D以产生大量突破性药物的进展来衡量的，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就出现了。首先，只有极小一部分生物技术公司曾经盈利或产生正现金流，整个行业都在亏损。图中(见“图1 生物技术的无利润增长”)那些盈利的公司，只有少数精英老企业——包括安进、Biogen Idec、Genentech和Genzyme——产生了可观的利润，只有安进和基因泰克打入了老牌制药公司的联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因泰克在开创了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之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与安进、Genzyme和其他一些公司一起，通过在制造和营销方面的大量投资进行垂直整合，同时继续建立内部科学创新能力。此外，基因泰克还与拥有其56%股份的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图1: biotech 的无利润增长：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收入急剧增长，但它们的利润徘徊在接近于零。除了最大、最赚钱的公司安进，该行业一直很不佳 始终如一的赤字。如果将私营公司纳入数据池，其损失将会更大」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生物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R&D制药的生产率，尽管许多人声称这是事实。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R&D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没有显著差异。(见图2“生物技术没有在R&D生产率方面产生突破。”）工业化的R&D也没有显著增加大量的化合物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更不用说进入市场了(见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生物技术公司的非凡生产率是因为它们所承担的项目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图2: biotech在研发生产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没有显著差异。 」

「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biotech开发的至少已经发展到人类临床试验的化合物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也没有理由相信biotech 的生产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乐观主义者指出，生物技术公司在临床开发药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表明，我们应该期待未来会有大量的药物从生物技术管道中涌现出来。但是，尽管工业在R&D上的支出持续大幅增长，biotech 药物开发的损耗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此，在R&D投资的生物技术的每一美元产出是否会显著提高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生物技术行业似乎正在从其在R&D极端激进和高风险的独特位置上撤退。自2001年基因组学泡沫破裂以来，初创企业的战略和风险投资家的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家和投资者开始寻找风险更低、回报更快的模式，比如许可其他公司的现有项目和产品，然后对其进行后续开发，而不是组建所谓的“从分子到市场的公司”(其第一批产品收入可能要在十多年后才能实现)。诸如有价值的新配方的改进和新的给药技术等。它们可以导致显著的治疗改进和扩大的治疗选择。也就是说，战略的变化引发了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不追求突破性科学技术，谁会关注提供潜在医学突破的高风险长期项目？从事生物技术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行业最终会繁荣发展。有些人仍然认为这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其他人坚持认为技术将会拯救世界。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其他方面的进展将使在R&D过程的极早期阶段以高精度识别有前景的候选药物成为可能，这将使得研发失败率、周期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这种乐观假设在：该行业的基础结构是健康的，参与者的策略是合理的。我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目前的结构和策略无法解决该行业面临的基本业务和科学挑战。

有缺陷的解剖

就像生命体一样，工业不是“反设计的”，而是有设计的。在生命体中，这些设计被称为解剖学。解剖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物种的能力，以及为什么某些物种能在某些环境中茁壮成长，而在其他环境中却不能。解剖学解释了为什么猎豹能跑65英里每小时，而乌龟不能。解剖学与环境的契合在经济学中也很重要。生物技术行业的解剖结构看起来与软件和半导体等其他高科技行业非常相似。它涉及专注于R&D价值链特定部分的大学衍生的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公共股票市场的作用；和技术市场。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硅谷经济学，这些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对生物技术的剖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将与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当谈到R&D 时，生物技术 在三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1. 深刻和持久的不确定性，根源于人类对生物系统和过程的有限知识，使药物R&D 具有高风险。

2. 药物开发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分成几个部分，这意味着相关的学科必须以综合集成的方式工作。

3. 构成生物制药部门的不同学科中的许多知识都是直觉的或隐性的，这使得利用集体学习的任务变得特别艰巨。

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作斗争

在大多数行业中，技术的基本可行性对R&D来说不是问题，在这些行业中，努力和资源主要用于开发已知技术上可行的概念。汽车设计师可能会努力解决与汽车相关的各种零件的工程问题，并担心设计是否可以制造，客户是否会购买车辆。但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车辆将工作。即使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机和飞机等高科技行业，通常也很清楚哪些商业R&D项目在科学上可行，哪些不可行。药物研发则不是这样。候选药物是否安全有效只能通过漫长的反复试验过程来确定。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科学家们仍然发现预测一个特定的新分子将如何在人类身上起作用极其困难。即使在今天，他们也可以假设，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项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失败。从历史上看，大约6000种合成化合物中只有一种上市，只有10%到20%开始临床试验的药物最终被批准用于商业销售。基础科学的进步可能最终会提高这些几率。但是到目前为止(与预期相反)，生物技术实际上增加了药物研发的不确定性。尽管靶点(疾病的可能原因)、攻击它们的武器(疗法)以及识别新的潜在原因和治疗方法的新方法已经开发出来，但是对这些选项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迫使科学家进行更多的尝试和错误，而不是更少。因此，尽管生物技术的进步最终可能会降低R&D的技术风险，但迄今为止，它们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深刻、持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长期的高风险。

乍一看，生物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在管理这种风险方面似乎运行得相当好。新公司的迅速形成引发了过多的实验。股权所有权的诱惑鼓励科学企业家承担创办新公司固有的风险。风险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来管理早期风险，并通过建立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然而，一项更细致的调查显示，该体系中隐藏的缺陷阻碍了该行业的整体业务表现。风险投资家对某一特定投资的时间跨度大约为3年——远不及大多数公司获得一种药物上市所需的10年或12年。此外，由于它们需要分散风险，即使是最大的基金也无法承担向任何一家初创企业投入巨额资金。

根据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关于基金投资政策的数据，对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平均投资约为300万美元。平均最高金额为2000万美元——远远低于开发一种成功药物通常所需的8亿至10亿美元。生物技术公司依靠公共股权和战略联盟来缩小差距。然而，这些解决方案产生了其他问题。公共股票市场并不是为了应对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而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构成了大部分的生物技术sector。这些公司不能以盈利为基础进行估值，大部分都没有。他们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正在进行的R&D项目。但是，试图根据面临多年巨大的技术和商业不确定性的项目对它们进行估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对于一般的无形资产，尤其是R&D项目，没有明确的披露和估价标准。公认会计原则(GAAP)通常不要求公司披露其R&D项目，尽管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必须披露其开发管道的状态信息，但这些要求是模糊的。

例如，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提供给定产品的可能治疗用途、临床试验结果和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的详细程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估值技术，如实物期权和蒙特卡洛模拟，也是有限的。投资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解释公开宣布的临床试验结果。公司可以也确实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些结果。即使他们对它们的解释相似，他们也可能基于不同的风险偏好，对是否进入下一阶段做出不同的决定。公众投资者已经将目光投向市场，寻找填补这一信息缺口的诀窍。凭借他们多年的经验，和大批科学家、大型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交易的人肯定有评估项目的技术和商业前景的知识。因此，默克、诺华或礼来公司愿意投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应该表明它的前景是好的，对吗？不一定。制药公司经常在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结盟。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联盟上花费巨大，却收获甚微——或者已经放弃许可最终可能成为重磅药的早期药物。知识产权货币化制度存在缺陷的进一步证据是，总的来说，生物技术投资的长期回报与巨大的风险并不相称。虽然风险资本基金经历了一些辉煌的年份，个别生物技术股表现突出，但相对于风险而言，总体平均回报令人失望。

从1986年到2002年，风险资本基金产生了16.6%的平均年内部收益率。旧金山商业银行Burrill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从1979年到2000年购买所有340只生物技术IPO股票并持有这些股票直到2001年1月(或直到一家公司被收购)的投资者将实现15%的平均年回报率。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似乎在回避风险最高的项目。尽管很难得出结论，但有迹象表明投资者正变得越来越谨慎。

整合不同的学科

很大程度上由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出现,“药物R&D”的工具箱变得更大、更多样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被一门单一的学科所主导：药物化学。今天，它包括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蛋白质化学、组合化学、遗传工程、高通量筛选和许多其他学科。这些新工具带来了新的机会，但是每一种工具都只揭示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的一部分。有效地发现和开发药物需要所有的部分走到一起。因此，跨不同科学、技术和功能领域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生物技术的科学前景终将实现。整合的挑战不是药物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R&D都涉及解决多种类型的问题。不仅必须解决许多问题，而且这些解决方案最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包括高度复杂的系统，如电子设备、汽车、软件和飞机——一个大的R&D问题可以分解成一组相对独立的子问题，独立解决，然后组合在一起。模块化使专门研究系统不同部分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但它通常需要定义明确的接口和标准，这些接口和标准规定了系统的不同组件应该如何配合和一起工作。此外，模块化要求将知识产权编纂成文，并明确定义和保护知识产权。

药物开发缺乏这些要素

药物开发所涉及的众多功能和技术活动大多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确定药物发现的靶标。有待解决的大问题是这种疾病的潜在机制是什么，以及药物治疗可能在哪里进行干预。因为人类生物学非常复杂，目标识别也非常复杂。途径是什么？什么基因可能在起作用？他们是如何互动的？那些基因表达的蛋白质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它们的结构是什么？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成为“成药性”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学科的洞察力，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化学，还需要广泛的方法，包括计算方法、高通量实验和传统 “wet” biology。同样的整合也必然发生在开发的更下游，但仍然与其他学科，如毒理学，工艺开发，配方设计，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法规事务和营销等。通过孤立地单独解决问题来成功开发一种药物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因为每一个技术选择(你的靶标、你开发的分子、配方、临床试验的设计、目标患者群体的选择，以及制造工艺的选择)对其他人都有影响。找到解决方案需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反复交换大量信息。换句话说，它们必须以高度集成的方式一起工作。实现整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让单个公司拥有拼图的所有必要部分(垂直整合)。另一种是依赖市场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独立的专家通过联盟、许可协议和合作来整合他们的工作。传统制药行业采用前者，生物技术行业采用后者。

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让高度敬业的科学家组成的小团队专注于开发一项特定的发现或一所大学发起的工作。结果是成百上千的专业知识孤岛。生物技术部门（sector） 严重依赖市场来获取连接这些知识孤岛的技术。然而，有迹象表明，市场并不能促进开发新药所需的信息流动和集体解决问题。为了以高效的方式运行，任何财产的市场——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知识产权——都需要定义明确、受到良好保护的权利。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通常存在于软件和半导体中。例如，一段软件代码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实体，可以受到法律机制的保护，而且它的盗窃很容易被发现。在生物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复杂和模糊。人们通常不清楚什么可以申请专利，什么不可以。此外，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往往不是某个特定的分子，而是与该分子如何表现、能做什么、潜在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有关的数据、理解和见解。这种知识可能更难申请专利。

模糊的知识产权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它让其所有者对共有知识产权三思而后行；其次，它为围绕共享内容的合同纠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Biotech 遭受到了两者的损失。前合伙人和合作者之间的诉讼相当普遍。事实上，基因泰克公司和礼来公司的重组胰岛素交易在许多方面成为该行业的样板，最终卷入了一场关于基因技术使用权的法律纠纷—生产人类生长激素的工程技术。在共同开发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一种刺激人体产生红细胞的合成蛋白)后，安进和强生就营销权的划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几年后，他们又一次争论这种药物的新版本是一种全新的产品还是原始药物的改进形式。共享信息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是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的许多知识的隐性本质。这种知识无法以书面形式完全描述，因为技术或诀窍背后的因果原理尚未完全确定。这在新兴领域中很常见，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物技术中隐性知识的数量阻碍了该领域的学习速度。

促进累积学习

学习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笼罩着生物技术和药物R&D的深刻而持久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已知的东西与有待发现的东西相比相形见绌。新的假设和发现必须不断地被评估，并且必须决定哪些选择应该继续，哪些应该放弃。这些决定必须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的迷雾中做出。错误是常见的，不是因为人或公司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知识的边缘跳舞。当失败远比成功更常见时，就像药物开发一样，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对取得进步至关重要。在一个系统或一个行业中，学习可以发生在多个层面上。例如，一个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细胞生长因子的科学家将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工作的实验室将从他的研究以及实验室其他人的研究中学到许多新东西。这种学习不仅是个人知识的集合，也是社区共享的见解。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将在组织的程序和方法中正式化，但大部分可能是隐性的。

尽管科学进步了，但是药物发现仍然有一种依赖判断的艺术，本能和经验。例如，单个科学家对一种分子、一种攻击疾病的生物靶标或一种药物在体内的行为的了解不能被编纂或简化为精确的规则——如果X，那么Y。来自实验的数据得到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意见的影响。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同样一个构成了潜在功效的强烈信号，可能也会让另一个研究人员踌躇不前。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分享长期的经验非常重要，分享的广度也非常重要。为了科学的进步，每个拥有解决问题所需专业知识的学科都必须能够利用集体智慧。

不幸的是，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从长期的经验中学习。它的知识产权货币化体系再次成为是罪魁祸首。通过刺激初创企业的发展，这一体系帮助创造了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企业组成的行业。典型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年轻公司根本缺乏基因泰克进行了30年R&D 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新的企业也无法通过经验来学习。他们的金融资源有限，投资者不愿意给他们时间来完善他们的工艺。最后，专有技术市场阻碍了企业形成长期的学习关系。缺乏明确界定的知识产权是一个问题；联盟的短期合作是另一个问题。太多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交易，而不是建立长期的联合能力。因此，大多数联盟都保持距离，而且相当短暂。根据哈佛商学院的Josh Lerner和斯坦福商学院的Ulrike Malmendier的研究，一份典型的合同的期限不到四年——比开发一种药物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此外，这种关系通常以达到特定的短期里程碑为中心；如果缺少一个，联盟可能会终止。总而言之，行业内融合和学习的障碍是巨大的。鉴于这些障碍，生物技术遭遇生产率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更合适的解剖学

为了处理深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允许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和利用整个行业学科的集体经验，biotech 需要一个新的解剖——一个涉及各种商业模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解剖学。开发创新性更强的药物所需的方法与开发创新性较弱的药物所需的方法大不相同。一种尺寸不适合所有人。更合适的解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

更多的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远未消亡，它在制药业的未来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将是最有用的，在追求最科学的创新药物。垂直整合需要一定程度的规模，这意味着成熟的制药公司完全有能力成为整合者。但是这需要改变。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都在自己的公司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孤岛，这种存在严重问题的做法可能解释了它们在R&D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为了实现他们作为集成者的潜力，他们需要新的内部结构、系统和流程来连接技术和功能领域的专业知识。

更少、更紧密、更长期的合作。联盟将继续成为内部研发的重要补充。考虑到技术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没有外部机构——大学和较小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帮助，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无法探索R&D的方方面面。然而，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形式和数量上将与目前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合作关系大相径庭。对于科学或技术上新颖的项目，建立更少、更深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一家制药公司与其一年签40份协议，不如在任何一个时间，只参与五到六份持续五到十年、范围广泛的交易。例如，合作可以集中在特定的治疗领域或目标人群，而不是集中在特定的分子上。这种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专有信息共享、更多的共同学习和更大、更有成效的投资。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独立企业在专注于短期目标并强调大数法则而非承诺的业务发展框架内分享知识并进行真正的协作。

更少的独立生物技术公司。小型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将继续成为这一格局中的重要元素。但独立上市公司将会少得多。公众持股模式只对有收益的公司有效，允许投资者判断他们的前景；根据现有的信息披露惯例，纯粹的R&D企业不属于公共股本领域。

准公共（Quasi-public）公司。上市公司的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准上市公司。它的股票上市，但一家具有长期战略利益的大公司拥有多数股权。这种关系将为一家公司提供比普通上市公司更强有力的监管，以及一种更长期的监管模式前瞻性和有保证的资金——所有这些都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它还将允许该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并提供股票期权和其他激励措施 吸引和留住创业者。由罗氏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的基因泰克是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基因泰克的利润一直很高；它的R&D项目是业内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尽管有所增长，它仍然保持了企业家精神和基于科学的文化。

大学的新重点

大学的心态和政策需要转变。他们应该主要关注对科学界贡献的最大化，而不是许可收入和等价回报的最大化。许多关于大学在科学领域活动的争论都集中在专利的影响上，并且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大学应该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吗？核心问题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嵌入其专利的知识。他们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基础科学发现授予排他性许可，并支持新公司的创建。将科学交给更多的探索者可能会加快进步的步伐。“开放”许可使上游发现在合理的经济条件下广泛可用，当技术所讨论的是广泛适用的工具、技术或概念，它们有许多潜在的(但不确定的)开发途径。如果重组DNA、单克隆抗体和其他基本的基因工程技术被一家公司独占，那么生物技术的进步就会大大减慢。当所涉及的技术是特定的，并处于其发展的下游，其价值随着获得技术的机会的增加而下降，并且需要某些补充资产和能力来充分利用该技术时，向现有公司授予独家许可是必要的。例如，如果将一种新的癌症疗法授权给一个在开发癌症药物以及设计和管理临床试验方面都有经验的组织，这种疗法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开发。但是，如果这种疗法也被许可给竞争者，那家公司就不愿意投资开发了。只有当技术差异非常巨大，以至于现有公司缺乏开发技术的必要能力时，授予初创企业独家许可才有意义。例如，在一家能够从零开始建立基本能力的新公司内部孵化一项高度新颖的技术，如组织工程，可能是有意义的。

更多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在药物商业化开发中，知识库被分割成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是整合的主要障碍。比如说，在化学和基因组学方面有很深的知识，但是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知识却少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焦点问题、语言、智力目标、理论、公认的方法、出版物以及评估研究的标准。一些困难可能在于大学用来授予研究基金的同行评审过程。这一过程在确保决策基于科学价值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评审者倾向于授予他们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项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大学在过去的十年里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所，将来自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布罗德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合作机构，成员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专业人员和学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合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更多的转化研究

顾名思义，这种研究将基本的科学发现和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机会。它将早期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联系起来，包括诸如靶标识别和验证、体外和体内筛选等活动，并可能进行一些早期人类临床试验。努力理解干细胞如何分裂和特化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例子。开发关于使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假设和见解是转化研究的一个例子。从历史上看，转化研究的问题在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资助基础研究的政府机构将转化研究视为应用科学，而风险资本者则认为转化研究风险太大、时间太长。此外，进行转化研究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投资，例如新的动物模型，这可能很难商业化，甚至很难保护。转化研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资助。首先是将政府资助的范围延伸到下游。随着美国NIH医学研究路线图的推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该机构的主任发起了一项倡议，以确定和解决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主要机会和差距。

第二种是通过更多的私人资金。最大的制药公司可以增加对他们自己或与大学合作进行的转化研究的支持。例如，诺华公司一直在追求这两种策略。风险投资也有希望。这些组织往往是私人资助的非营利机构，专注于推进特定疾病的治疗。一些例子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和传染病研究)、迈克尔·J·福克斯帕金森研究基金会、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前列腺癌基金会。这些组织在融资和管理与传统的盈利性风险投资家非常相似，但有几个很大的不同: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的目标是在治疗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在三到五年内将利润返还给有限合伙人。

有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科学可以成为一门生意。认为生物技术的结构会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这现实吗？是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列举的许多元素已经存在，虽然它们仍是例外，它们的成功无疑会吸引追随者。另一个是，进化是商业的常态。重大技术创新的时代伴随着工业设计的转型创新。例如，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复杂性的运营管理，产生了现代公司，它将所有权(股东)和经营权(受薪专业人士)分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现代公司一直在不断发展。例如，20世纪下半叶，风险资本在美国的出现，帮助产生了在半导体、软件、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组织。我们可以希望，biotech 也能得到类似的发展，并像纳米技术等基于科学的新兴企业一样创造一个模式。经过30年的实验，很明显，biotech 并不仅仅只是另一个高科技产业。它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一种既能满足科学需求又能满足商业需求的解剖学。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实现彻底改革药物开发、征服最棘手的疾病并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的目标。

By 青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