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深度科技

“同一个投资机构有三四拨不同人找上门，都不知道该接待谁。”一家新能源赛道公司的工作人员吐槽称，公司成立不足一年，前来调研的VC、PE络绎不绝，“接待麻了”。

内卷调研的风，不止吹向一家公司。

社交平台流传着一张照片，江苏某硬科技项目的狭窄厂房通道里，黑压压挤满了投资人们，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硬科技的风口之下，VC、PE从北上广深的CBD不断飞向县城的工厂，一周出四五次差，安排见至少6家企业，下沉到一线开启“沉浸式投资”。然而被调研的项目却发出了不同声音。

“不以打钱为最终目的看项目都是耍流氓！”、“想尽调先打1000万”、“平庸的投资人都别来沾边”……一些创始人们以较为戏剧化的形式和言论，表达着不满。

细分领域的稀缺项目面对源源不断的投资人造访，分身乏术，以自己的方式反向筛选机构。而投资人对于长周期、高风险的硬科技项目，出手相对谨慎，只看不投。

本应是合作共赢的双方却公开互怼，到底是一时的实力错配还是长久的分歧显现？01 创始人和投资人互怼：你有钱吗？你技术成熟吗？

近日，一家新材料创始人在朋友圈发表言论称，“现在投资界流行从海外名校回来的。平庸的投资人，希望你不要轻易接触我，我保证怼死你。”

如此尖锐且简单粗暴的言论引发了不少投资人吐槽，纷纷表示“性格不好的创始人更要慎重”、“明明各有所需，戾气怎么都这么重”……

不少创始人们感慨不懂技术和业务的投资人屡见不鲜。“有时候已经在用大白话解释问题了，对方还是听不懂，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不止一家硬科技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们，有钱又合适的投资机构太少了。

“他们最关注技术成熟度，又想挖来知名专家，还要求你被所有人看见。如果我们能满足所有要求，早就上市了。”另一名创始人告诉我们，资本的惯性思维就是不给马儿吃草，还得让马儿快跑。

一名硬科技FA告诉我们，投资人看到一些项目的BP和官网信息，大概就知道适合不适合继续跟进，但出于了解行业竞品、打听上下企业的需求，仍旧会继续和创始人聊，甚至有项目方收到NDA、TS都没有什么用。经验是直到钱到账，融资才能停。

“全国一次性拿出一亿的机构，应该不超过100家。”某芯片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们，市场现状就是这样，但机构不会说他们没钱。

如何在成千上万个投资机构里去选择有钱且合适的？该创始人的方式是直接问，“钱到账了没有？到账了多少？”

“一些机构宣传跟政府成立了10个亿专项基金，但其实里面没钱。很多是有项目了，双方才会按比例出钱。”上述创始人称，空壳基金不在少数。

2023年上半年募资规模在50亿元及以上的大额基金共计16只，单只基金的平均募资规模下滑至2.23亿元。

清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无论是大额基金还是中小规模基金，普遍存在资金实缴不足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上半年的全部新募基金中约1/5的基金存在实缴比例低、存续规模低或是个别投资者实缴为0等情况，而募资规模在30亿元及以上的基金中，实缴到位不足的基金比例已达到60%以上。02 投资门槛能有多高：亮资、没BP以及反向尽调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BP、尽调要交保证金或者需要亮资，十有八九会被投资人直接判断为不靠谱。但有话语权且不走寻常路的人变多了。

“我们已经融了三轮，但公司现在没有BP。”领存技术创始人楚一兵告诉我们，他们采用思维导图形式和投资机构沟通，更有逻辑地讲述技术、业务、竞品和行业，同时避免了BP满天飞的情况。

此前领存因1000万尽调保证金“出圈”，楚一兵解释是因为刚做过A轮融资尽调，公司业务相关数据并未有太大变化，再度尽调耗费精力，同时有可能泄露商业机密。

“如果不让尽调的话，那么公司100%是有问题的。用之前的尽调报告上会，也需要投资方认可尽调内容。”我们采访的数位投资人均表示，融资不是小数目，绝大多数机构都有自己的投资流程及风控流程，要尊重各机构的内部机制。

一般而言，完整的创业项目尽职调查包括业务尽职调查CDD、财务尽职调查FDD、法律尽职调查LDD，整个过程往往会持续数月。不仅要采访行业专家、产业链客户，还需要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的配合，流程复杂且繁琐。

有早期科技项目投资人对我们吐槽，现在的第三方尽调报告很水，可信度要打上问号，从逻辑角度来看项目方提供的尽调报告可信度更低。哪怕报告可信，机构也不可能把报告抄一遍就上决策会，报告里必然有很多需要和项目方、尽调者的细节沟通，不是扔一份报告就万事大吉。

不过，领存一直有投资人在官网认证、交纳保证金的流程，这是公司对投资人进行“摸底”，也就是所谓的“反向尽调”。实际上，想掌握融资主导权的公司，不止领存一家。

“优质项目的话语权确实高一些，会要求亮资后再约谈尽调，这也是业内潜规则。”一位关注医药行业收并购的投资人告诉我们，亮资金额一般是总标的金额的10%—20%不等，具体数额及操作方式都可以聊。

一些热门项目的尽调会面向机构设定门槛，FDD和LDD不单独开放。即便如此，机构也是抢着签协议。一旦机构内部流程过长，也有可能错过了close的节点，甚至有项目直接拒绝给出份额。上述硬科技赛道FA称即便有人不尽调就投，也没人会公开承认，因为这是对基金方的不负责。

今年上半年，硅谷AI公司Rewind创始人直接把融资PPT通过Twitter用视频公开播放，让感兴趣的投资人填写表格并报价。该视频浏览次数超过170万，公司收到超过1000家VC的初步报价和170个TS，其中报价最高估值超10亿美元。

公司创始人在社交平台表示，他放弃了私下只与少数人交流融资的愚蠢传统，同时对投资人进行反向尽调。

Rewind 的融资方式，完全反转了 VC 和创业者的地位。创始人不再花费大把时间会见一个个VC、PE，而是所有 VC 前来竞价，创始人从中选择最适合的投资人，几乎掌控了融资过程的主导权。博弈的底气在于，该公司 ARR 营收数据几个月内呈直线式增长，达到了 70.7 万美元。03 强势还是弱势？套路之外，看的是实力

创投圈的人常常把投融资比喻成相亲、恋爱、结婚，这就需要圈子里的人互相介绍、频繁交流、线下面基、彼此试探。

习惯了卷的投资人，尽管不一定真投，也要不停去工厂实地看项目，提高对一线的认知，才能跑出来一手的信息和资源。他们必定不如硬科技的创始人懂业务和技术，然而说不定有其他产业资源或人脉，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到创业者。

“真正懂的人不会做投资，因为看到的全是风险。大多数项目尽调后和预期都不完全一致，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一位关注硬科技的FA对我们表示，机构决策者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放弃项目的例子也很多。

有民营航天项目的投资者所做的前期尽调非常简单，问一圈航天研究院的原同事，大概就能摸清项目的具体情况。

套路化的博弈常常上演。上述医药行业投资人称，当遇到强势的企业方，一般会抓住公司的经营负债、业务发展、法律纠纷等问题并放大，摆到台面上，先把对方的气场压下去。有时候双方都心知肚明，只是公事公办，为己方多争取一些权益。

当头部美元机构式微，中小机构愈加分散，项目方想要摸清对方的专业能力和实力比以往更难一些。

一位关注半导体行业的FA告诉我们，前几年，创业者需要融资可能拜访下头部和第二梯队的机构，聊一聊前20家就差不多了。如果这些机构都看不上，那也没必要再去找。

但如今的情况变成了，一个项目找了六七十家机构，其中80%的要不没听说过，要不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钱。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创始人遇到的是不专业但有钱，或者不专业还没钱的投资人。

虽然许多创始人对领存的筛选方式表示支持，却少有人效仿。在融资市场上，实力雄厚的一方还是相对强势，缺钱的始终弱势。赛道冷、质地一般的公司，几乎不用考虑提高什么门槛，能活下去、拿到钱就实属不易。

而硬科技越来越投早、投小，有产业基金投资方向我们表示，大多数人蜂拥而至的明星项目反而不太看了。“目前看的项目都是在研发中，产业化公司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在里面了。”

擦亮眼睛，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前进方向，对投资和创始人来说，或许都比朋友圈互怼来得更有意义。

By 王露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从入行到现在，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

诞生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投出一个伟大的公司，最需要的素质是什么？

但很遗憾，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

过去很多年，每天忙于出差、聊项目、写周报、招商、募资、尽调，执着于“战术上的勤奋”，更愿意从具体项目从发，去研究：行业、竞争、技术、模式、团队、财务等能够直接关系到KPI的细节问题。这种做法不能说不对，但是似乎离得到想要的答案想去甚远。

今年，因为客观原因，难得有一些看书的时间。

于是，我看了《硅谷之火》、《硅谷之心》、《光刻巨人：ASML的崛起之路》、《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 》、《乔布斯传》、《埃隆马斯克传》、《人类简史》、《未来简史》、《风险投资史》等等十几本书。之后，我就开始尝试从历史和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思考这两个问题。最近，好像想到了一些答案。

其实，第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小问题：

哪些公司属于伟大的公司？

这些公司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这些共同点的形成原因？

从我有限的案例看，ASML、英特尔、苹果、Tesla、波音、SpaceX，都是伟大的公司。

我们仔细回想下，上述企业是否都有以下共同点：

他们通常定义了一类产品的形态；

这种形态要么是独创性的，要么对上一代产品是碾压性的；

他们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

他们提供的产品一定是大众可及的。

由此可见，伟大的公司大多定义了一类产品形态，而这类产品一定要是大众可及的，而大众之所以愿意使用它们，可以让生产/生活成本极大的降低，工作/出行效率极大的提升，而这“一升一降”又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的普及。

没错，我称之为产品的“社会效应”，即这种产品在为公司创造利润的同时，更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巨大的好处，甚至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某些变革。

一个家伟大公司的产生，必然是因为提供了一款具有极大“社会效应”的产品。

既然已经思考出了一家伟大公司的诞生要素，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到这些伟大的公司？

其实，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似乎又有了一些模糊的方向：

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人类的几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革命”，带动了一批煤、铁巨无霸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电气革命”，进而产生了电灯、电话、电报、电影，我们至今仍在享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大名鼎鼎的西门子、通用电气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诞生了原子能、航天、生物制药、计算机、互联网，这也是我们正在经历，而马上进入尾声的一场革命。前文耳熟能详的那批企业，基本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次工业革命，其实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又叠加了新的内容，但无外乎包含如下几个部分：

能源革命（蒸汽–电力–原子能）；

交通革命（火车–飞机–火箭）；

信息革命（电报–互联网）；

算力革命（机械计算机–电子计算机）；

生物革命（现代医学的诞生）。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伟大的技术革命制造了产生伟大公司的温床。而伟大的公司，正是把这些技术产品化、可及化的那些企业。

所以：

第四次工业革命，何时发生？

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什么领域？

也许，此时有人会说：

现在世界这么动荡，你想象这些有什么用？

但是，平心而论，这个世界更差了嘛。

想象下，我们没有智能手机，没有5G，没有微信、抖音，没有高铁、电动车、无人机，没有滴滴和美团外卖的生活，而他们，都只是诞生在近15年里。

所以，暂时忘记那些糟糕的事情，让我们来抽空想象下15年后的生活：

电是免费的；

每个人会有一个机器人管家/保姆；

肿瘤和遗传疾病将不复存在；

招手叫来的是无人驾驶的滴滴；

未来的食物都是从严格监管的工厂里培育出来的；

快递是由无人机/无人车送到门口的；

2小时内可以坐超级高铁抵达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1小时内可以从北京飞到纽约；

然后你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见到家人的全息形象。

如果上述设想全部实现，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

而这些，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发生的场景。

不对，也许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发生：

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氢能、空间太阳能电站、固态/燃料电池；

可复用火箭、亚轨道飞行器、超级高铁、新能源汽车/船/飞机、无人驾驶汽车/船/飞机、外骨骼；

卫星通讯（Starlink、星网）、量子通讯、ARVR技术、全息传输；

mRNA、基因治疗、抗衰老技术、组织再生、脑机接口、人造肉、合成淀粉；

OPenAI、人形机器人。

可能，我们正处于新经济周期的起点，而世界第二大科技体的造富运动就在眼前。

那些引领人类做出突破的公司，必然会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而与之相关的创业者、员工、投资人也必然获得无法想象的收获。

况且：

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

最优秀的创业者；

国家正处于政治和竞技影响力全球扩张的关键阶段。

这是一段难熬的岁月，你我皆是短期无法抽离的局中人，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并且深刻感受到三者叠加引起的巨大变化。

投资人的微信群都在聊什么

芯片投资人的群又恢复了往日的火热。

导火索就是华为突然发布麒麟9000S和mate60 pro。

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网传的华为调研纪要和小作文是真的假的”

“麒麟9000s是不是从松山湖下面挖出来的”

“麒麟9000s是不是14nm堆叠工艺”

“美国人都说了，单层，7nm制程，类N+2工艺。”

“类N+2工艺的良率究竟如何”

“到底是谁代工的，中X国际，X积电，还是华为的秘密晶圆厂”

“国产193nmArF浸润式DUV光刻机啥时候能量产交付”

“国产EUV光刻机5年内能不能搞定”

当然了，这类讨论大多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为，知道内情的不敢说，不知道内情的道听途说。

最终，讨论在群里某人亮出出抢购到mate 60 pro+ 和众人“遥遥领先”的点赞中结束。

02 新能源投资人

新能源群这两年突然增加了很多新鲜的面孔。

一方面，新能源的热点确实很多：光伏、新能源车、锂电、储能、氢能。

另一方面，这两年有很多其他行业的投资人涌入了新能源领域。

比方说，这个新能源群里，就有不少之前投TMT和消费的“老相识”。

新能源群每天的讨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某某钠电公司获得B++++++轮融资，@某群友，恭喜恭喜”

“对《某某地区又诞生了百亿估值新能源独角兽》一文的批判”

“HJT、TOPCon、钙钛矿谁是未来”

“政策限制储能/回收类企业上市是否实锤”

“XX明星锂电公司preIPO轮的估值究竟有多离谱”

“XX明星储能公司降估值卖老股了”

当然了，每个新能源群最终都会有两个保留节目：

一般重头戏是，电动三傻的车友互喷环节。

当然了，比亚迪和特斯拉的车主，格局都是比较打开的，他们一般讨论的是谁会成为宇宙第一的车企。

03 医疗投资人

医疗投资人的群应该是平均学历最高的群，人均博士。

医疗群一般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常，总是分享些：政策变化、学术论文、临床进展，隔三差五的，大家还会在群里讨论讨论某个品种的临床数据。

从去年开始，医药行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轮番暴击。

先是二级市场暴跌，再是集采品种的扩大，还有医药领域反腐，然后到IPO政策变化。

这两年来，群里分享的基本都是些负面的消息，开始大家还在很热烈的讨论，到后面讨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很多群友都以为这个群死了。

这天。

有人转发了一个：“据传，五套标准企业一律不再受理”到群里。

换在往常，医疗投资人群里肯定不免又是一阵唏嘘和讨论

“五套也上不了”

“18A又发不出来”

“以后创新药投资怎么办啊”

“还有什么能投啊”

这次，医药投资人的群里静悄悄，感觉群真的是死了。

突然。

不知道是谁手滑发了张福利图到群里。

群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家纷纷表示，群友给力，以后请多发点。

直到此时，众人才发现，原来，之前是这个群的打开方式不对。

04 投资人的八卦群

八卦群应该是今年最热闹的群了。

一个合格的八卦群一般由一位热心的群主，几位每天勤勤恳恳地提供八卦/福利图/段子的瓜农，若干位杠精，还有一两位群宠组成。

众所周知，八卦群一般都遵循着严格的作息时间：朝九晚五，工作日。

于是，有好事者评价到：

上班了，群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与热闹，每个人都在带薪聊天，也不知道，是哪家倒霉公司招了你们这群人。

八卦群的内容一般都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讨论《有头有脸的投资人都去XXX了》是不是标题党”

“哪家企业要看BP前先打1000万保证金”

“哪家企业的创始人拿投资人的钱去买保时捷了”

“哪家创业的创始人最近二婚了”

“哪家企业现金流要断了”

“哪家机构最近在降薪裁员”

“哪家机构的DPI六年只有0.1”

“哪个机构的合伙人最近搞了桃色新闻”

当然了，如果群里有几个热爱军事/国际政治的，群里还会时不时讨论下俄乌冲突和中美关系。

总而言之，八卦群，就是每个投资人抱团取暖的港湾和每天下饭的电子榨菜。

05 投资人的求职群

一般从投资人求职群，可以窥见最近一级市场的动向。

比方说，20年基本都是医药投资人的职位，21年基本都是ESG投资人的职位，22年基本都是储能投资人的职位。

求职群一般是没有人说话的，只有几个每天发布岗位信息的活雷锋。

每个群友进群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一般是快速看下群成员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头像，生怕遇到了熟人或者是同事。

最离谱的，还是某人进群之后意外发现自己组的MD也在群里，然后吓的赶紧退群了。

当然，要说23年求职群最大的变化，主要有几点：

1、产投和国资/引导基金的招聘需求增加了；

2、家办职位是最受欢迎的；

3、大模型投资人的招聘需求增加了；

4、但是上述增加都无法掩盖总体需求大幅度下滑的事实。

投资人小剧场：IPO的焦虑

今天，是XX资本召开的季度总结会。

由于近期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公司合伙人胡总的要求下，本次会议的主题变成了退出策略研讨，让各位同事谈一谈对近期IPO政策变化的看法。

01 AIGC组

胡总首先翻了周博的牌子：

“周博，你那个XX项目，后续资本市场路径是怎么规划的？”

周博士是公司看大模型方向的投资经理，他在今年出手了几个大模型公司，有两个发展不错的，也获得了后续融资。

“公司的资本市场路径是很明确的！”

周博士一脸兴奋：

“A轮X杉已经在看了，X瓴资本的ZL也想要额度，B轮打算开给中东的主权基金，C轮打算跟某企鹅和某度合作， D轮找几个国资战投，估值搞到200亿，然后就可以去港股报他们那个18C，大模型第一股！”

有人小声的提醒周博士：

“周总啊，你刚才说的那几家潜在投资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大模型产品啊。”

”老周啊，第一批大模型版号里面好像没有你这家公司啊，正规吗？”

周博士瞪了眼说话的方向，淡定地总结道：

“任正非都说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算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波澜壮阔，不可想象。IPO只是第一步，XX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持有的企业。”

02 半导体组

第二个发言的是半导体组的小赵。

要说三年前的半导体组，投中了几个半导体企业，并且成功科创板IPO，一时风光无几。

后来，他们再接再厉，高位追投了几个IC设计、存储类的公司，然后就赶上了科创板批量劝退此类公司。

于是，小赵现在对半导体组的项目也是一脑门的官司。

“按照目前的审核政策，IC设立类的公司应该暂时是上不了科创板了。”

“利润体量也不够报创业板。”

“存储类的公司主要是受半导体行业周期影响，利润下滑的很厉害。”

胡总点了点头：“小赵啊，有啥经验教训要总结嘛？”

“最大的教训是要敬畏周期。”

“你的教训很深刻，现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老板，听说今年iphone15系列的京东预售很好。”

“这跟半导体项目有啥关系？”

“说明半导体的补库存周期要开始了，半导体行业要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了。”

“所以，你这几个项目啥时候能报IPO？”

“我也不知道啊，这不还是要看监管的IPO政策嘛。”

03 新能源组

小王最近也被一个储能项目整的焦头烂额。

当初这个项目之所以能顺利投决，一方面是‘IPO确定性强’；另一方面是企业答应帮助小王完成在当地的招商落地任务。

然而天不遂人愿，项目报辅导之后就陷入了停滞。据说是因为有传言，储能类的项目的科创属性和盈利能力存疑，所以监管建议此类的项目谨慎申报。

要说，小王投的项目是个大储，还算有国家强制配储的政策支持，而他一个朋友投了某知名独角兽户储，今年业绩下滑严重，现在就有点欲哭无泪了。

胡总问小王：

“储能类项目的IPO政策，最近有什么新的说法？”

小王赶紧把最近的传言和国家支持配储的政策汇报了一遍。

胡总点点头，又追问到：

“那公司计划啥时候申报IPO？”

“胡总，企业老板亲口承诺，IPO进度不影响他们在XX地区建厂的进度，XX地区的领导很满意我们的推荐，说希望下一期基金继续跟我们合作。”

“嗯，不错。这个是大事，要敦促企业抓紧落实。”

04 生物医药组

宋博士是公司生物医药组的同事。

“小宋啊，现在不受理五套标准的企业，你投的那一堆创新药企业怎么办哟”

听到点名，宋博士赶紧扶了扶眼镜。

“五套标准只是暂时不受理，后面可能随时开闸，实在不行还能报港股18A。”

“港股40%的股票一天成交不到10万港币”，一位同事小声说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拆台，宋博士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他小声嘀咕道：

“实在不行，不是还能去北交所嘛。”

“北交所？”胡总哼了一声：

“小宋啊，不能为了上市而上市啊，不然我们怎么跟LP们交代。哎，你说，你那些创新药企业要满足创业板的上市条件，还需要多久啊。”

“啊，这我还没想过……….”

宋博士挠了挠头，他的脸已经红的发紫了。

胡总一摆手，也不再追问：“行吧，你们医药组，以后还是尽量投点有收入有利润的项目吧。”

05 其他行业组

最后的时间，照例是由others组的同事发言，包括但不限于：消费、文娱、TMT等行业组。

胡总望向了这几位同事，一脸的同情，张了张嘴，又有点无可奈何。

眼见着胡总欲言又止的样子，投消费的同事抢先打破了沉默：

“老板，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些都是红灯行业，上不了市的。”

胡总有点生气：

“你们现在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虽然有政策影响，但是不能摆烂，还是得想办法，A股上不了，就想想去港股，港股去不了的，就去美股，美股还去不了，新加坡也不是不能考虑。实在不行的，该回购回购，该诉讼诉讼。”

见到胡总有点不悦，投TMT的同事小C赶紧圆场：

“胡总，虽然我们这些行业在上市这块面临些困难，但是有些企业基本面还是可以的，您看，现在公司在各地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要不我们几个就把这块承担起来，把这些企业拉去聊聊，看看能不能满足落地要求。”

“嗯，小C这个想法不错，你们几个以后就跟着CRO（首席返投官）李总搞返投吧，散会。

By 星哥

北京时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欧洲议会发表第四次“盟情咨文”时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

“全球电动车市场充斥着平价的中国汽车。它们的价格如此之低，是因为获得了巨额的国家补贴，而这在扭曲我们的市场。”冯德莱恩说道。对于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从中国汽车在欧洲的市场表现来看，这位65岁的女性政治家貌似有些多虑了。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欧洲约35万辆，占同期欧洲新能源汽车141.9万辆总销量的25%。尽管市占率看着挺高，但中汽中心资深首席专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吴松泉指出，虽然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庞大，但在大部分单一市场的份额相对较小。此外，中国汽车品牌数量众多，与欧美日韩等跨国品牌相比，还没有取得相同的地位。

这从@第一电动发布的，中国纯电动车在今年8月欧洲14国的销量榜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一些叙事逻辑中已经实现了“大卖”的国产电动车，其品牌依旧是欧洲的。

显然，相比较比亚迪、蔚小理这样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品牌，欧洲人更青睐“有洋味儿”的名爵、沃尔沃和极星。而在国内大杀四方的比亚迪，在欧洲14个主要国家的销量只能排到国产车的第4。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中国已经对燃油车掀起替代浪潮的国产电动车，在欧洲反而卖不动了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电动车？

当然，在海外市场销量不好的，不限于中国汽车品牌。根据懂车帝销量排行榜数据，今年8月，德国汽车品牌的电动车，在中国遭遇了滑铁卢。今年8月，北京奔驰在售的5款电动车，没有一辆销量过千。其中最惨的EQC，月销量仅为1辆；奥迪仅有Q4 e-tron的销量达到了2301辆，而其他3辆电动车加一块儿才卖了200辆出头。

相比之下，只有祭出降价大旗的宝马和大众，在8月份迎来了大卖。其中，前者依靠降价超12万元的宝马i3，让电动车的单月销量超过了7500辆；而后者则通过把ID.3降价至16.28万元（指导价），让这款车的单车销量接近了8000辆。如此看来，在燃油车时代曾经披着高端和豪华外衣的德系品牌，其电动车在中国汽车市场表现并不好。

当然，品牌是导致中德两国电动车，在对方市场销量表现不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毕竟，中国汽车品牌在欧美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感都不高。而德系电动车，因为其产品力和性价比的不足，在中国汽车市场并没有获得燃油车时代的好口碑。

前一阵，笔者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参加IAA车展间隙，驾驶奔驰的新款插混E级在德国进行了几场微型“自驾游”。在过程中笔者发现，刨除品牌因素这种“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和欧洲（尤其是德国）交通道路环境和消费者用车场景的巨大差别，也许已经不再适合让车企用一款车“打天下”了。

首先要说的，就是用车场景。按照我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发布的《2023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的调查，中国超大城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特大城市（中东部省会、发达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距离分别为9.6公里和8.6公里。其中，北京市单程通勤距离最长，为11.7公里。可见，绝大多数中国人，上下班的通勤都发生在同一城市内部。

相比之下，德国人则面临更多市际乃至洲际通勤。以@德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微博内容为例，该国有48%的上班族住在市郊，每天开车或坐火车到市中心工作。像在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慕尼黑和斯图加特这类大城市，住在城外的人甚至高达60%。

如图所示，通勤距离在19公里以上的青色、蓝色与深蓝色区域，占到了德国全国一半以上的面积。

但相比之下，德国人民的平均通勤时间要比中国人民短得多。根据@德国驻华大使馆透露，全国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单程通勤距离要超过30分钟。相比之下，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通勤时间分别为40分钟和36分钟。

可见相比较我国，德国人民日常通勤距离更长而时间更短。由此可以推断，在德国开车上下班，堵车大概率没国内那么严重。

其次，则是道路交通环境的不一样。在我国城市开车，绝大多数汽车驾驶员要经过的，大多是城市道路或严格限速的城市快速路。在特大城市，承担联络线职能的路段，早晚高峰时段往往还得面临严重拥堵。

“欢迎来到国贸桥”

相比之下，德国在市郊的高速公路往往车流量不大且通行速度很快。相信关注汽车的朋友都对德国不限速的高速公路有所耳闻，但与大家常识相悖的是，不限速的高速路段其实不止大段存在于A8、A9这样全国性的高速。在A952这样，连接慕尼黑周边富人区图青（Tutzing）A95号高速的联络线，同样拥有不到5公里的不限速高速路段。

笔者标注的红圈位置，即为A952高速的不限速路段

也就是说，德国人在设置不限速路段时，完全采用的是“见缝插针”的模式。即只要两个匝道口之间的距离满足标准，设计师们就尽量让司机们不限速地开车，以便提升通行效率。

注意画面右侧一晃而过的标志牌，那是不限速的标志

对于笔者这种此前一直在国内开车的司机来说，德国高速公路最直观的区别便在于，如果你要赶时间上下班，这里需要你的“全神贯注”。因为一方面，你需要抓住“稍纵即逝”的不限速路段赶紧提速，以便缩短通勤时间；另一方面，超高速驾驶时，其他道路参与者留给你的反应时间会比北五环上90公里/小时的情况少得多。

为了保住你和你的车不会在200公里的时速下发生意外，你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头。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开车真的变成了一件相当刺激且有趣味性的事情。而由于速度更快，道路环境与车辆性能对一辆车动态表现的影响会被放大，此时你更能意识到自己开的这辆车的高速性能是否卓越。

转向的指向性是否精准，150公里/小时以上的区间动力输出是否源源不断，车身造型是否有利于减少风噪，悬架能否在准确传递路感和滤震之间做好平衡……最重要的是，在长距离的高速行驶中，车辆的能源储备是否能不让人产生焦虑。

而正是这些考验，恰恰把国产电动车给难住了。

中国电动车的卖点，在德国“一无是处”？

在德国，笔者和同事们试驾了去年在欧洲多国开启售卖的蔚来EL7（即国内的ES7）。在不限速的高速中，这款车的最高时速被限制在了200公里/小时，且在150公里/小时以上的区间加速感已经不明显。要知道，这款车的动力和极速水平放在国产电动车上已经属于“天花板”的水平。

而在行驶了一段时间后，车辆的百公里电耗居然到了接近30kWh的程度。显然，如果行驶在A8和A9这样贯穿全国且拥有长距离不限速路段的高速上，这辆标配75kWh的电动车，带给用户带来的里程焦虑不言而喻。

更不用说连宝马、奔驰的CEO都承认，德国的充电基础设施相比较中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要知道，德国绝大多数高速公路服务区，也没有安装超充桩。因此，普遍倾向于造SUV的中国车企，在能耗这件事上完全不占优势。更不用说，基于国内最高130公里/小时工况下定义的国产电动车，在底盘、动力和高速性能上相比较德系车的劣势了。

如果把车换成“500万以内最好SUV”，可能油耗/电耗会更加感人

更糟糕的是，国产电动车劣势被放大的同时，优势也在异国他乡惨遭“消解”。

当前的国产电动车除了性价比之外，优势相比较德系电动车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基本实现标配的高阶智能驾驶功能，以及丰富的智能座舱生态。但这两点在德国老百姓常见的通勤场景里，都不是那么实用。

首先，是车企花费巨大力气研发的智能驾驶功能。目前国内车企对于辅助驾驶功能的限速大多局限于中国道路限速的上限，即130公里/小时（超速10%）。事实上就算是生于美国的特斯拉，其FSD（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的最高限速也仅为85英里/小时（约合136.79公里/小时）。而在笔者这样的行驶速度下，显然智能驾驶系统帮不上忙。

更何况，你也不放心在这个速度下，把方向盘交给智驾系统。

同时，就算是当下华为、小鹏等企业占据技术先机的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在德国恐怕也跑不起来。

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城区，笔者见识到了真正的“德国效率”。下图展示的是横跨昂腾河（Isar）连接慕尼黑老城与新城的重要通道——路德维希大桥（Ludwigsbrcke）的施工现场。据同行的导游介绍，这座大桥的工地早在疫情开始前便已开工，至今没有完工的迹象。

在这里，原本的双向4车道被划分为了2车道，桩桶和围挡到处都是且不定期变化位置，这对于目前大多数还依赖高精地图的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绝对是个噩梦。

与此同时，斯图加特的中央车站也是个典型的“地狱场景”。这个位于市中心的车站和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内的老火车站一样，也在进行地下化改造。据同行者讲，中央车站的工程已经持续了十年，且完工时间可能已经奔着21世纪第四个十年去了。在这些路段，即使特斯拉FSD这样不依赖高精地图的智驾系统，恐怕也很难为自己找到出路。

更不用说，德国乃至欧洲市区内的狭小道路，时不时因为各种活动而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过了。

而在智能座舱方面，该功能其实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智能驾驶而存在。一位同行的知名媒体大V在闲聊中谈到，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的过程中，他最常做的事便是在拥堵的城市环路上开启智能驾驶后，时不时看看车机与手机。尽管这类行为违章且不值得提倡，但确实也是国内大多数智能汽车用户的通行做法。

但在德国，在“激情”的高速公路叠加“不定期”施工的城市道路中，智能驾驶的用武之地实在不多。在此基础上，智能座舱对于用户的价值与利益也被直线压缩。毕竟，当常用功能只剩导航和听音频之后，那么大的车机屏幕又有什么用？

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出，德国人是否也会像中国用户这样，在车里用大屏幕K歌看球？

“是啊，谁车里不需要一个投影仪呢？”

先不说除了东亚人之外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是否喜欢KTV这种艺术形式，笔者相信每个人都承认：如果能在家中或酒吧看球，没有人会喜欢车内狭小的空间。众所周知，德国有着举世闻名的啤酒和酒吧文化，而该国的人均居住面积也已经达到了48.4平方米，且地区差别不大。

相比之下，我国人均居住面积刚刚超过41平方米，且城市和城乡差异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省的人均居住面积，距离平均值最大差出了近9平米。

9平米，远比一辆车的座舱面积大多了。说实在的，如果都像欧美人那样住大房子，谁乐意在车里看球呢？

写在最后

过去几年中，在国内首发EQS和EQE时，奔驰总会强调自己的产品“风阻低”且“续航准”；在奥迪e-tron上，该公司甚至“丧心病狂”地只开放全部电量的88%供用户使用；而在保时捷Taycan上，厂商甚至为后驱低配车型也搭载了2档变速箱，以便让用户开出250公里/小时的极速……

当时很多人对于德系厂商的这类做法表示“看不懂”，但想必经过笔者前文的分析大家可以感受到，德系厂商造电动车，显然是优先基于本土用户场景开发的。

更不用说，德系车“孱弱”的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很大程度上也是厂商们对本土市场用户需求洞察的结果。毕竟无论是再追求极致的厂商，也很难会对用户的低频需求投入更多资源。

从这个角度讲，将研发资源进行全球化配置，让当地人才基于本地需求开发“特供”的智能电动车，已经成为了车企在新时代保证自身产品大卖的不二法门。这也就是为何我们看到，德系电动车纷纷宣布在中国设立软件研发中心，并主动和国内厂商合作打造新车。

宝马集团在上海建成的中国研发中心

但是又有几家国产车企，有意愿并有能力在德国这么做呢？

更不用说，欧洲的政治家们，已经对还没绽放销量的中国电动汽车，拉响12分的警报了。

By 虎嗅

2018年底某日，我驱车360英里（5个小时车程）从新泽西州的家驶往美国“铁锈带”工业老区Ohio州，在一个名叫东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的城镇落下脚。我在这里看中了一个占地9万多平方英尺（等同于8千多平方米）的旧厂房，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鬼使神差般地，我与图中这个老旧厂房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有机会和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共事建厂，更使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这里竟会在几年后发生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美国所谓的镇不是我们中国的乡镇概念，这里的镇其实就是有别于大都市的小城市，有点像中国的三线乃至四线城市。这个在美国的小镇为何用中东国家的名称命名？据说以前此地名为Mechanicsburg，1833年改名为East Palestine（东巴勒斯坦），那时当地一个最大的工厂名字叫“东巴勒斯坦陶具厂”，老板祖籍是东巴勒斯坦人，便在厂名里加入祖籍元素，他是个成功商人，为了表彰该厂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当地政府就把镇名改为“东巴勒斯坦”。目前该镇人口在4700左右，是蓝领劳工阶层居住区，几乎100%的居民都是前总统特朗普的粉丝。

如标题所提示，本故事的叙述形式以图为主，以文相辅，画面可以说明的事，就尽量省去文字，文字只是对图作个简短的注解（有点像我们从前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但是在图叙故事展开以前，我必须要费少许文字来概述一下本人在美经商的背景：至2018年底，我在美国经营冶金工业耐高温陶瓷纤维材料的进口批发业务整整有20个年头，在边干边学搞懂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行业同时，我积累了一点资本，更积累了一大批美国冶金行业的客户朋友。这些客户不少都聚集在以匹茨堡钢铁城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开去的重工业区域 – 宾州、俄亥俄州、西弗杰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州、肯塔基州。具备了一定资本，又有了经过多年开发出来的市场，也积累了可观的客户群，唯一所缺就是没有自己做的产品，进口批发只是中间商，靠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所提供的一定服务来实现盈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企业，能在美国钢铁工业心脏地带开设工厂生产自己的陶瓷纤维产品是我多年的夙愿，而眼前这个旧厂房正好处于能够实现这个夙愿的最佳地理位置 – 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交界处 （参见所附地图上的红圈标注）。

这个旧厂房的主人名叫Steve，20多年前在这里开了个做金属管加工的厂，取名TubeTech，鼎盛时期雇有50多个工人，这规模在地广人稀的美国也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企业，如今这位仁兄已步入年迈，只好靠女婿帮忙打理工厂，女婿经营不善，坑坑巴巴熬了几年，终于撑不下去。资本社会做生意大鱼吞小鱼司空见惯，当下这条孱弱可怜的小鱼在同行业的竞争中被大鱼盯上，不得已最终就范，出于无奈Steve把厂的设备和业务一股脑转手出让给了那条大鱼。当时他正在为怎么将这个老旧厂房脱手而发愁，而我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成了他的接盘侠。(上图是2017年当地互联网媒体报道这个厂倒闭的新闻截图）

老厂房的原始结构是钢筋水泥加砖，非常坚固，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最初是造纸厂, 几经变迁易主，最后演变成如照片上的这番模样，内部残梁断柱，满屋顶漏水…

厂房外部残墙破壁，污泥浊水，野草丛生，破烂不堪，惨不忍睹。这样的地方能用吗？过去几年的经历给出的答案是：能。请大家耐心往下看，循着这一张张的画面，看看这个被邋遢老美糟蹋得惨不忍睹的地方是怎么被一个较真的老中一点点收拾干净，使它变成当地的一道风景线。在现代生活工作中，手机提供了一种智能便利，这里每张建厂照片和视频都由我亲手所拍，即时抓拍完胜文字日记，直观地用影像记录了这一路走来的足迹。英语俗话说：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实），又说：A picture can say a thousand words. (一张图片可抵一千个文字）。

听说有个中国人横空出世、单枪匹马闯入这个蓝领阶层的领地，说是要在这里设厂建业，创造工作机会，当地East Palestine镇长Pete带着很大的好奇心来见我。跟他一交谈，感觉就像以前在上海弄堂里跟居委会主任说话，握手拍肩，没有丝毫的距离感，仿佛是早已认识的熟人。

融入地方，搭建人脉，拜见各路地方神明，走各类规定办事程序，和层层相关部门的人员交涉商谈建厂方案。（视频截图）

接下了这个盘子，就是揽下了一大摊子的事，开启烧钱模式，场面一旦铺开便一发不可收，开弓没有回头箭。

上面是修缮厂房过程的部分照片。修缮旧厂房是个一言难尽的过程，其间也发生不少有趣难忘的故事，但这里不是写纪实文学，编者力避文字赘述，主要还是请观者们浏览图片和视频，留给大家一定的形象思维空间，去想象一番这些照片和视频背后的故事…

工厂基建施工现场拍摄的实景。（视频截图）

清除污泥浊水，更换地下排水管道，平整土地。（视频截图）

给厂房前的停车场铺上沥青。（视频截图）

这个旧厂房一天天在改变它的模样。

设备陆续运抵工厂。（视频截图）

有时送设备的车路上遇堵，我们只得等到天黑，连夜卸货，因为租用的卸货吊车按日计费，当天必须要还人家。（视频截图）

设备搬入车间。（视频截图）

上面是安装设备的过程部分照片。

安装钢架配料操作平台的过程。（视频截图）

安装室外吸尘装置。（视频截图）

电力公司为我厂配电接线时的情形。（视频截图）

我工厂的牌子 CeramFab 竖立起来了，没办任何挂牌仪式，只是让员工给我拍个照，咔嚓一声，便在East Palestine Ohio这块异乡土地上留下了一个中国人办厂的永恒印记。

上面这些照片是工厂基建工程基本完成后的实景，旧厂房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此同时，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开始频频响起，电话另一端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或者是开车经过这里的路人，有些人纯出于好奇心想打听一下我们要办什么工厂，有些人是想登记个名字为以后找工作排个号，更多的人是周围的居民来电感谢我们为当地办了件大好事，把这个经年失修、丑陋不堪的厂房修缮一新，不仅他们的居住环境变美了，他们的房产价值也因此沾光增值了。

有一天，当地的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说：“以前这个厂房是这里一个令人作呕的鬼屋，现在它是我们镇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我们非常感谢你。” 听她这样说，我心头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也是代表这个小镇的所有居民说了他们的心里话。在当地我和我的厂已经成了人们饭桌上的谈资，酒吧间里的热门话题，中国人在这块美国蓝领的土地上受到了欢迎和尊重。有时我走在当地的路上或停车场，经常会有人从驶过的车里伸出手来给我打招呼，我并不认识他们，可他们都认识我。

CeramFab 陶瓷纤维真空成型件生产线一天天安装到位，工厂的模样一点点呈现出来。

（请点击原文观看视频）

陶纤真空成型件生产车间初具规模，第一条生产线启用。

创建CeramFab 的三年也是饱受疫情折磨的三年，我们历经了供应链断裂、运费飞涨、劳动力严重短缺等等困难，力克时艰，终于在2022年初，我们的陶纤真空件工厂CeramFab 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做出了第一块板材，注册商标名为VacuWool（见上图）。

https://www.ceramfab.com/

请点击原文看VacuWool 陶瓷纤维真空成型件的生产工艺流程视频（请放大屏幕并横屏看）。看了这个视频你就基本了解我们做的是什么产品，以及这些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概述其工艺如下：主要原材料是耐高温达1260摄氏度的陶瓷纤维，将其切碎，倒入水池，根据不同配方加入其它耐高温配料和粘结剂，在水池里把配好的原料搅拌均匀，然后通过抽真空设备将拌匀的湿料吸入模具，抽去水分和空气，然后将其脱模，这就成型了，再将成型件放入烘箱烘干，烘干后的毛坯经过打磨抛光便可装箱出厂了。

CeramFab 部分产品展示 （1）

CeramFab 部分产品展示 （2）

走过四个春夏秋冬，贯穿三年新冠疫情，2022 年底 CeramFab 这个厂总算初步建成，进入了早期生产阶段。由于我们做的都是非标产品，客户可以选择的供货商不多，大多时候不是我们去找客户，而是客户主动找上门来，所以投产第一年订单就排满，一条生产线根本忙不过来，必须再接再厉按原计划继续推进，向六条生产线目标前行。So far so good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不错，然而平凡的故事还只说了三分之一，观者且耐心，石破天惊的大事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第二章:中国人在美国土地上开厂生产的镁碳砖，这是第一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2020年新冠病毒迅速蔓延全球。（网络截图）

美国崇尚个人自由的国情，尤其适合传染性病毒之扩散传播，美国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 – 百姓病亡，政治纷乱，社会动荡，经济瘫痪。2020年3月，美国疫情开始全面蔓延，形势越来越严峻。我家所在地新泽西州以及大纽约地区每天感染人数成千上万，死亡人数日以百计，全美国开始封城封镇。（网络截图）

我把自己关在匹茨堡的公寓住所里整整一个月，远离新泽西州家人，陷于完全封闭孤独状态。然而人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也是思绪飘逸、灵感活跃的时候，创意之举往往萌生于孤独之时。那天我站在16楼的阳台上，瞅着眼前匹茨堡这座城市发楞，这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一个员工打过来的，告诉我离我们新建的陶纤真空件厂半英里处有一个更大的厂房在网上拍卖（因为他听我说过打算把在新泽西的进口批发公司搬迁过来，需要仓库），起拍价很低，于是我便上网查看了一下，这一看便又启动了另一个创业之举。

这里允许我离题打个岔：匹兹堡（Pittsburgh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有”世界钢都”之美誉，20世纪初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此建立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后来成为美国钢铁公司），一度垄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成为钢铁业的托拉斯，卡内基是当时美国第一富翁。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上升，匹兹堡的钢铁业务逐渐淡出，至今已转型为以医疗、金融及高科技工业为主的都市。市内最大企业为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也是全美第六大银行匹兹堡国家银行所在地。尽管如此，匹茨堡市周边地区仍然布满了过去钢铁冶炼工业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 – 大大小小和冶金工业有关的被遗弃的旧厂房不计其数，原先的厂主们要不早就关厂息业要不去国外投资建厂，这些被遗弃的旧厂房年久失修，锈迹斑斑，“美国铁锈带”这个名称由此而生，而这些斑斑“锈迹”跟我为何从新泽西州移居这里办厂有着直接的关系。

2020年上半年是美国新冠疫情高峰期，也是中美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激战时期，任性的特朗普总统给中国进口产品使劲加关税，中方也毫不示弱地向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反制关税，中美贸易谈判每谈一次双方关税便追加一次，互不相让，中美交恶的局势像踩上了油门的快车，并且开上了高速公路。

这里还必须让我埋个伏笔，提及一下冶金工业里的一个必用耐火材料产品 – 镁碳砖（见上下二图），该产品用于炼钢炉和钢水包上直接接触钢水的内衬层，据于钢水种类的不同，炼钢炉和钢包上的镁碳砖用到一定的次数就必须更换，这是个奢侈的高消耗工业产品，该产品的主要原料电熔镁砂产自中国东北，以前美国市场上的镁碳砖主要从中国进口，随着中美贸易纷争日趋白热化，来自中国该产品的美国入关税率从零关税一路飙升至300%，这使得中国镁碳砖在美国市场上完全失去了价格竞争力，打那以后中国镁碳砖在美国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严重脱销。众所周知，市场供求关系从来就是物以稀为贵，没有来自中国的镁碳砖，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一下子便成了紧俏商品，这时市场经济规律的自我平衡效应开始显现：资本向新的商机汇聚，流失的美国制造业开始重返美国本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建和在建的的镁碳砖厂在美国突然冒出六家。

（图1）钢厂工人在用镁碳砖砌炉。（图2）钢厂工人在操作钢水包。（图3）钢水包中直接接触沸腾钢水的镁碳砖包壁。（网络截图）

现在回到上面搁下的那个话题 – 正在网上拍卖的那个老厂房。我在网上查明该厂房的信息后，马上打电话给拍卖商，约定时间去看厂房。这个老厂房距离已经建得差不多的CeramFab 厂房只有0.7英里（开车只需两三分钟），总占地面积为160000平方英尺（约1.5万平方米），以前是生产大型钢管的工厂，被遗弃10年有余，里面有大小行吊好几个，居然都可以用。上面几张照片是该厂房的当初外观，陈旧兮兮，锈迹斑斑，是“铁锈带”建筑的生动图解。去看厂房时候我们居然在里面撞见许多小动物和成群的鸽子，这里早就成了它们的栖息天堂。

这是当初挂在外墙上的竞拍牌子

上面的视频截图是第一次去看这个老厂房的情形，因为厂房被遗弃多年，供电公司早就切断电源，大白天厂房里面也是一片昏暗，我们只好打着手电筒来照明

第二次再去看旧厂房，事先跟供电公司打了招呼，给供上了照明用电，这次看清楚了厂房内各部位的状况。

有专门的办公室区域。

临街有数个进货出货的大小卷帘门。

结实牢固的钢结构。

高挑的房顶。

且配有10-35吨位行吊数个。

据说10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橡胶厂，当地的一个理发店里现在还挂着这个厂址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当时该厂的工人们，看这阵势估计有数百人。
两次看过这个厂房后，我果断决定参加竞拍，主要理由有三：1）厂房面积足够大，一半可用作仓库，把在新泽西州的进口批发公司搬迁过来，可以省去在新泽西州租赁仓库的一大笔开销；2）这厂房顶高16米，又配有现成行吊，非常适合用来建一个镁碳砖厂；3）这厂距离正在兴建中的陶纤真空件厂不到一英里，两个厂在同一地方生产相关工业耐高温产品，可以互补互利，并在物流方面将为客户节省大笔运费，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由于带着最大的诚意参加竞拍，竞拍那天很顺利就将此厂房拍到了手。当地政府得知我买下了这个厂房后，专门派有关部门采访了我，并决定发放政府资助金25万美元，以表对我们在当地创办两个工厂的感谢和支持，尽管这笔政府资助金额对办两个工厂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事在当地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蓝领老美的认知观念里，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变穷了，而现在居然有个中国人在这里一下子兴办两个工厂，而且还从新泽西州搬来一个进口批发公司，这对刺激和带动当地经济无疑是个巨大的贡献！为了感谢当地政府对我办厂的支持，我对当地政府许诺：在以后三至五年里将为当地创造至少45个就业岗位。这个许诺成了当地一大新闻，地方报纸和网络媒体对此纷纷进行了报道。（上面是当地报纸对我们的头版头条报道）

网上媒体报道（网络截图）

网上媒体报道（网络截图）

买下了这个厂房后，我马上着手办理创建镁碳砖厂的各种手续，注册成立了WYG Refractories LLC公司。

我的第二个厂牌在East Palestine小镇诞生了，与此同时，我们在美国为自己将要生产的镁碳砖注册了商标，取名WYG。

接下来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烧钱节奏…. 照片里地上画的红线，预示挖地工程即将开始。为何要挖地？因为这里即将要安装一套自动化配料系统、两台混料机、三台螺旋压机、两条隧道烘干窑、三个机械臂、三套自动化检测系统、一套全自动成品检测系统…. 所有这些设备的安装或多或少需要涉及到车间的基础建设，最大基建工程是给三台螺旋压机做承压基础，每个基础就是一个深达5米的地下钢筋水泥建筑，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WYG镁碳砖厂基建破土的那一刻。

奠基破土。（视频截图）

挖掘开始….. （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视频截图）

挖掘压机地基过程部分照片。

给整个基础打上钢筋结构。（视频截图）

再给钢筋浇筑水泥。（视频截图）

给地基钢筋浇筑水泥。（视频截图）

浇筑钢筋水泥的过程照片。

建成后的压机承压基础，这样的压机基础在B车间里做了三个，是基建工程中烧钱最多的部分。

修缮厂房屋顶。（视频截图）

修缮厂房外墙。（视频截图）

修缮完毕后的厂房外观。

清洗并油漆内墙，然后给厂房安装节能照明（视频截图）。

装修一新的办公区域。

设备陆续运抵工厂。

安装设备过程的部分照片。

安装设备过程的部分照片。

维修调试行吊。（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视频截图）

给螺旋压机装上顶部的大旋轮。（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现场。（视频截图）

安装调整压机模具。（视频截图）

点击这里看视频

（压机启动试压那一刻）

安装配料系统。（视频截图）

安装压机及送料系统配电装置。（视频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镁碳砖生产车间雏形呈现）

安装混料机。（视频截图）

打磨模具。（即时实拍视频）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安装调试自动化机械臂。）

安装除尘设备。（视频截图）

安装镁碳砖隧道烘干窑。（视频截图）

这里必须要插叙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李乃根。（上图是他的微信头像照）李乃根是国内老一辈资深耐材专家和镁碳砖生产工程师（下面称他为李工），李工以前曾任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工程师兼厂长，国内耐火材料行业内的人都知道上海二耐在中国曾是祖师爷级别的一流企业。上世纪末朱熔基总理主政时大刀阔斧改革中国经济，措施之一就是国企改革，为了盘活落后僵死的国企体制，朱熔基解体了国营企业，让民营老板来接手经营。上海二耐在这波改革浪潮中解散了，该厂的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分散到全国各地，成为各地民营企业的技术骨干。李工离开二耐后曾在我上海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因健康原因隐退在家过起退休生活。现在我要在美国办镁碳砖厂，李工是我必须聘用的不二人选，我对镁碳砖生产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没有李工的参与我根本不可能办成这个厂，当然没有李工的参与我也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我和李工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同意再次重返江湖，助我一臂之力在美国建立这个镁碳砖厂。

根据我和李工商定的计划，李工不仅是要负责为我在国内采购所有生产设备，而且在设备运到美国后他将来美亲自帮我主持工作，指导工厂的基建和设备的安装调试。这个工厂的车间布局设计方案、工艺流程的设计方案、以及设备设计和采购方案等等，全都是李工日夜辛苦的结果，由他一手制定！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本以为新冠疫情会在一年半载内渐渐趋缓结束，故我们在采购设备前将工厂一整套设备都计划在 采购时间表里，车间基建工程的工期安排也都被筹划得环环相扣、尽量详细周到，唯独没有在疫情问题上多长个心眼，当时没有去考虑也不愿意去考虑疫情发展的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的恶劣因素。在李工把主要设备的采购方案订好并且和各设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以后，新冠疫情不但没有趋缓，反而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不断蔓延恶化，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由于疫情所导致的政治纷争和经济危机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渠道全部关闭，美国方面的人员去不了中国，中国方面的人员也来不了美国（这个阻隔一直延续至今，据说中美航班最近才刚刚恢复并渐增！）。厂办在美国，设备和技术来自中国，现在中美通航渠道完全关闭了，这个项目还能继续进行吗？这个厂还能办成吗？事实给出了答案：三年疫情，李工和中方所有相关设备的技术人员都没有来美国，我和我美国工厂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去中国，所有来自中国的设备的组装和调试都靠双方用手机来进行沟通操作，而我是中美双方语言沟通的唯一翻译员，中美时差12小时，太平洋东西两岸正好日夜颠倒，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就是靠手机微信的通话和视频功能来完成组装和调试所有来自中国的设备，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挫折、沮丧、无奈、悲哀、甚至绝望，很难用有限的文字来表述和倾吐，我想假如有“手机办厂”吉尼斯纪录，我们凭这段经历完全有资格可以去申请。上面展示的是一小部分（注意：只是极小一部分！）我和李工通过手机微信沟通的截屏照片。
2020至2022三年里，我几乎每个晚上要跟国内各设备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和李工打微信语音和视频电话，第二天再把获取到的信息翻译成英文提供给我们美国方面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安装工人，这个技术中英翻译过程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效地学懂各种机械设备性能的过程，因为要让这边美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懂得这些来自中国的设备，我自己必须首先搞懂，然后才能用我的英文来向他们讲解这些设备应该怎么安装和调试，三年里我通过这个语言翻译过程学懂了所有来自中国的机械设备。按原来采购合同条款规定，中国各设备供应商必须要派技术人员来美国现场安装调试设备（所有来往费用和来美人员的工资由我方承担），可是由于疫情阻隔，中方没派一个人来，李工也没来，我们美方也没派一个人去中国，手机+微信+我这个翻译，竟然取代了中美双方的互访，这省去了好大一笔费用！因祸得福，这要感谢手机，感谢微信，感谢疫情，感谢我自己。

整整三年努力，历经千辛万苦，WYG镁碳砖厂初步建成，2022年9月开始进入试生产阶段，上面展示的是一部分试生产过程的照片。

上面是部分试生产过程照片组合。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这个视频请你务必看完整，它像一个新生婴儿，第一块WYG镁碳砖在美国土地上诞生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以前在美国市场上的中国镁碳砖全都在中国生产，由中国人在美国土地上开厂生产的镁碳砖，这是第一块！）

听说我们WYG镁碳砖工厂开始投入试生产，有三家美国钢厂用户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分别给我们下了试验订单，其中一个客户是美国最大规模钢铁公司Nucor Steel。这三个订单对我们这个新办小厂来说意义重大深远，我们对此万分感激，回报以最认真的态度，最精细的工艺，最严格的质检标准，把这三个试验订单的镁碳砖生产了出来，运往这三家钢厂用户。

上面是使用中和使用后的WYG镁碳砖（照片由我们的用户Nucor Steel钢铁公司提供）。

两个月后，三家钢厂用户先后发来了反馈，他们一致认可了我们生产的镁碳砖，Nucor Steel 钢铁公司还同时下了一个25万美金的正式订单！（见上图）第一次试验订单就能被用户认可是值得任何一个生产厂商感到无比骄傲的事情，而能被美国最大钢铁公司Nucor Steel接受成为它的供货厂商，其意义更远远超出经商赚钱的范畴，这是一种资质，一种档次，一种实实在在的荣耀，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比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拿的那张纸有意思得多！这个时候我实在忍不住要骄傲一番，这个时候假如还是很谦虚的样子那一定是假的装的。

建厂的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可以结尾了，两个工厂都已建成，先后通过试生产阶段，并驾齐驱地进入初期投产阶段，产品都分别得到用户的认可，订单陆陆续续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进来，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合理安排好生产计划，进一步完善工艺，扩大生产规模，增招工人，提高产量，使工厂逐步进入常规自动化生产模式。此时，设备性能已经摸熟，产品配方调至完备，工人培训基本到位，过去几年的投入和付出即将结出丰硕成果，产生巨大回报，前途一片光明灿烂！
那天下班回家前，我来到厂后面的铁轨旁，看见西边美丽的夕阳映照着漫天云霞，金光璀璨，便鱼贯掏出手机，怀着愉悦的心情拍下这张铁路美片。不料就是该张照片上这条铁路在不久以后给我带来巨大灾难！

第三章:飞来横祸

还是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 。刚走出动荡纷乱的三年疫情，紧接着又遇上一场飞来横祸！老天为我安排好了惨烈而又悲壮的结局。这两个厂就像两个新生儿，如能继续精心喂养它们，它们定会茁壮成长，我内心发了狠誓要把它们打造成这里的企业翘楚。然而，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一场大祸从天而降，照片上的这个庞然大物 – 美国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Norfolk Southern）将在一夜之间把我刚建成的两个工厂扼杀在摇篮里。

2023年2月3日周五晚上，我在匹茨堡住所接到安全警报公司来电，告诉我CeramFab 厂房后面的铁路轨道火车脱轨，引发大火，消防人员已经到场，急需进入我们的厂房铺设灭火水管，展开灭火救援。我立马打开手机上的摄像监控软件，通过工厂后面的监控摄像头看见了铁轨上的熊熊大火！我们厂房后墙离铁轨仅仅约8米左右。那晚我没有入睡。（上面是我手机上显示的厂区摄像头的实况录像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员工在火灾现场拍摄的手机视频）

上面是火车出轨导致的火灾现场照片（由在当地的员工拍摄提供）。

当晚大火基本被控制住，没有直接人员伤亡。但是第二天早晨还有多节车厢的余火仍在燃烧，冒着很大烟气。网上开始流出许多火车出轨引发火灾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出轨的火车差一点撞击到我们的蓝色厂房，厂房并没有被火烧到（这是消防员们的功劳）。看了照片我暗自庆幸：不幸中的大幸啊！只要厂房还在，机器无损，我们就没事，大不了过几天等火灾现场清理完毕我们就可以返回工厂继续生产，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事态以后的演变发展会有多么严重，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上面是当地居民在出事后的第二天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我们厂房的白色屋顶已被大火的烟雾熏得有点发黑了。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上面视频是出事当晚我用手机拍摄下的电视实况报道）

引起火车出轨的原因是第32号车厢有个轮子的轴承磨损发热，导致轮子停转卡住，铁轨上的自动探测装置有感应到这个异常情况，向火车头驾驶室发出警讯，火车司机接收到报警后立即采取了刹车措施，可是为时过晚，火车还没来的及完全停住那节32号车厢率先出轨，从而引发前后众节车厢纷纷出轨，冲撞、翻车、重叠、燃烧。
这列火车是美国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Norfolk Southern）营运的货运火车，共有151节车厢（车头至车尾总长度2.8 公里，总重量18000吨），其中有20节车厢装载化学危险品（包括11节罐状车厢装有化学液化气），这么长的车体加上这么大的货运重量，操作人员竟然只有两个，这简直是离谱得出奇！照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将来，他们会用无人驾驶方式来操作151节车厢的营运！
我通宵达旦一直盯着电视屏幕，第二天，对这个火车出轨事故的实况报道迅速占据全美各有线电视频道和互联网媒体。出轨车厢共51节，11节出轨车厢载有化学物质，其中有5节罐状车厢装有氯乙烯液化气。请注意播音员提及的那个英文单词“vinyl chloride”（氯乙烯）。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知悉：氯乙烯是一种剧毒化学品，长期接触这种化学物质得肝癌的机率很高。

上图是百度对氯乙烯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上，氯乙烯被列为1类致癌物。（网络截图）

下面是百度上的一个链接，是国内CCTV对俄亥俄州这次火车出轨造成氯乙烯泄漏事件的报道，这个报道基本不带倾向，比较中性，试试看能不能打开这链接（复制到浏览器）：https://mr.baidu.com/r/130omX8rIY0?f=cp&u=72be4220658f3525（网络截图）

火车出轨当晚几小时后，当地警察局派出警员，在离出事地点方圆一英里之内的住宅区逐户叩门要求居民立即撤离自己住所，去当地的一个学校室内体育场馆避难，官方后来公布了这张示意图（网络截图），由火车出轨引发的化学品火灾烟雾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空气，大家看到的红色区域表示有中毒死亡危险，黄色区域表示有中毒受伤危险。真不知道官方公布的这张图上区域划分的依据是什么，难不成烟雾一旦在空中弥漫开来就会按人为划好的颜色区域来运行？而不是随自然风力大小和方向四处飘散？

这里上下两个图是美国政府环保机构在出事第二天网上公布的照片截屏（无人飞机照片），该画面成了这次灾难的主题情景照片，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照片上蓝墙白顶建筑物就是我们CeramFab的厂房，老美们把这个位置称作“Ground Zero”，直译“归零地”，这个词出自2001年911纽约世贸中心大厦被飞机撞毁的恐怖事件，意思是一切都毁了重归于零的地方，现在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引申为任何重大毁灭性灾难发生的中心位置。

事故发生在周末，周一，出轨车厢余火还在燃烧，我们厂房四周停满了消防车，附近多个消防站出动全部消防员，日夜工作在事故现场。那些出轨的车厢大部分装有危险化学物质，如果余火不及时完全扑灭，那就可能引发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化学专家们来了，俄亥俄州环保部门的官员们来了，州长也来了，大家聚集在东巴勒斯坦讨论研究怎么来熄灭余火、处理罐状车厢里的危险化学品、清理灾难现场….等急需解决的问题。（网络截图）

事故后的第一个星期我让两个厂的所有员工不要上班，待在家里等通知，同时要大家跟踪新闻实况报道，注视事态发展。2月5日，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在6日就地用人工方法切开车罐，引放氯乙烯液化气，然后将其点燃就地烧掉，他们称此操作为“controlled release”，即所谓“有控释放”。2月6日下午，5个车罐氯乙烯被引流到一个预先挖好的地沟内点燃，一团巨型黑烟在我们蓝色厂房边上升起。5节车罐的氯乙烯加在一起共500,000英磅（227吨），当时从电视屏幕上看到那团巨大蘑菇状黑烟，遮天蔽日，感觉大事不妙！（网络截图）

警察上门要求居民在“有控释放”以前撤离住所，暂时搬到一英里以外的临时安全住所避难。（网络截图）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他们点燃了氯乙烯的历史时刻。右边那一小簇蓝色建筑是我们的厂房，面对巨头火车公司的肆虐，它显得那么无奈，那么可怜巴巴。（网络视频）

像氢弹爆炸，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它。火车出轨引起的燃烧是意外事故，而“有控释放”是在处理这起意外事故过程中的人为操作，它导致了一个更大的灾难，如此巨量的氯乙烯燃烧所产生释放出来的有毒气体和燃烧物将严重污染这里的生态环境，这里的空气、水、土壤都将受染于由氯乙烯燃烧所产生的微粒，这些微粒粘附性很强，几年甚至更久都不会自然消失，而只要这些微粒存在，它们就会危害人畜的健康。那么你要问：既然有这样的危害性，火车公司决策层为何还要作这个决定？答案是：经济利益。如果不尽快移走这些出轨被毁的车厢，就无法尽快着手抢修受损的铁路，而这条铁路主干线不通，物流链将断裂，美国经济将受损。牺牲局部的生态环境还是牺牲物流交通和经济利益？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选择了前者。（网络截图）

“有控释放”的大火烧了几乎一整天，五节车罐的氯乙烯全部烧尽，空中久久弥漫着烟雾和呛鼻的化学品气味，铁路抢修工人迅速开始清理火后现场，五节被引流释放的氯乙烯车罐被拖至我们工厂西边的空地上，等候处置。(视频截图）

搬移被毁的氯乙烯车罐。（网络截图）

工厂后面散落一地的化学品颗粒。

我们工厂整个停车场成了救灾工地，停满各种救灾机械设备和车辆。

出事后第七天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派人送来一份由他们起草的Access Agreement（租用场地合同，上面是其中一页截图），要我签字同意他们使用我厂场地进行由火灾造成的化学品污染清除工程，交换条件是火车公司偿付我们2万美金作为场地租用费（后来又提高至4.5万美金）。我不同意签字，理由是火车公司从出轨那天开始已经侵犯了我的私人财产，而且是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使用了我们的场地来进行灭火、“有控释放”、搬移被毁车厢，等等的操作，作为产权所有人，我们有权知道他们正在我的产权场地上做了些什么，可是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不知道合同上的内容是否和他们实际上正在做的事相符，所谓合同是在双方知情并且达成意见一致时所签订的书面承诺，而这份合同完全是一厢情愿，我既不知情也未和对方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这个合同我不能签。假如我签了这个合同，接受他们的4.5万美金，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我的产权地上做任何事情，也无须告知我任何相关情况，将来一切衍生后果也不是他们的责任。

几天后我收到了俄亥俄州环保局（Ohio EPA) 要求使用我们工厂场地的合同（见上图），让我签字，其实这不是什么合同，而是政府的一道行政命令，为了服从政府的命令，我让我的律师代我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但拒收火车公司开出的4.5万美金。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的各个铁轨抢修工程队日以继夜地事故现场（我厂周围）进行抢修工作。

2月8日（事发后的第5天），诺福克南方公司的火车恢复行驶在我们工厂后面那条被修复的轨道上，可是我的工厂还未复工，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部门通知我们这个地方是否安全从而可以恢复生产。

我非常着急，两个厂整整一个星期停工，订单积压，客户催货。我让生产经理联系了俄亥俄州环保局（EPA），要求他们立即派人来工厂检测空气质量，有了官方EPA的检测结果我方可决定是否让工人复工。2月11、12日两天，EPA 先后派来两位检测人员对我的两个工厂分别进行了空气质量检测，完了他们给了我两份报告（见上），我问他们报告上的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他们给我解释了一通，意思是报告上的这些专业术语表明你的两个工厂的空气质量达到安全的标准。当时我满脑子想着尽快复工、缓解积压订单的事，有了EPA的这个解释，我松了口气，迫不及待地安排复工。后来我把这三页报告和我们自己律师聘用的专业检测机构的十几页测试报告做了比较，证明这三页纸的报告是扯蛋！显然火车公司和政府环保部门之间已有某种默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了EPA的三页检测报告，我立即打电话给两个厂的生产经理，让他们通知全体员工于2月13日（周一）复工上班。空气中仍然弥漫着强烈的化学品气味，因此有些工人对返厂上班表示疑虑，我只得对员工们说：虽然空气中的确还有气味，但是EPA的检测报告说空气质量达到安全标准。

2月13日（周一）复产的第一天上午，两个厂分别有几个工人出现各类症状：眼睛红肿，流鼻血，全身发红色肿块，噁心呕吐，胸闷。我们立即让有症状的员工去医院就医，就医后的员工带回的医生诊断证明说：这些是受到化学品异味刺激而引发的急性症状，这些工人应该马上停止工作，在家服药观察。当即，我做出决定：两个厂全部停工，让所有员工回家等候通知。

与此同时，我们给三个公司的所有客户发出工厂停产的通告（上图）。

自2月13日两个工厂停产，至今已有五个多月了，在这五个多月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当地河水里的鱼死了4万多条，居民家里的小动物病了或死了，有些居民的尿样检测呈氯乙烯阳性，好些居民暂时搬到旅店居住，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在当地开设灾难救济中心，俄亥俄州环保局在当地开设医疗检测站，各律师事务所在当地承接了大大小小诉讼案30多件，当地居民上街示威诉求，美国国会和俄亥俄州州政府分别就这次出轨事故召集了听证会，俄亥俄州环保局责令火车公司必须要在主要受污染地点进行挖地换土、过滤河水和井水等排污除毒工程，美国交通部部长到访东巴勒斯坦镇视察调研毒污染灾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东巴勒斯坦慰问当地居民，美国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分别正式起诉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由于出轨事故而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等等等等……，大大小小事件不计其数，在此不一一列出。2023年2月3日发生在美国东巴勒斯坦的火车出轨事故是举世瞩目的事件，其震撼效应接近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子反应堆事故。

当地河水里的死鱼（据统计有4万多条死鱼）和居民家里得病或死去的宠物。（网络截图）

当地居民上街抗议，表示对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和EPA的强烈不满。（网络截图）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的CEO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被拷问。（网络截图）

俄亥俄州参议院有关东巴勒斯坦火车出轨事故的听证会 （网络截图）

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在当地设置的救灾中心。这个救灾中心主要工作就是发放各种赔偿金和救济金。视频里的这些人都是当地居民，前来登记名字、申报资料、领取各种因火车出轨事故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经济赔偿，我们三个公司的员工自停产后的五个月里也到这里来领取工资损失赔偿金。我在美国开公司经商24个年头了，这是唯一一次没给员工发工资，而且是连续五个月。

前总统特朗普带着他的人马，前来这里对当地居民表示慰问，送来一卡车瓶装饮用水。这里的蓝领工人都是他的铁杆粉丝，是他下一轮竞选的重要票仓之一，特朗普来这里，标志着他2024年东山再起的决心。（网络截图）

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三个公司所遭受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两个工厂一直处于完全停产状态，进口批发公司处于半运作状态（只靠家人员工打理）。情况一天天在恶化，假如继续在东巴勒斯坦搞生产经营，三个公司的前途将会十分黯然，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前途，为什么这样说？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不确定工厂周围的环境是否还安全从而可以继续长期搞生产，没有官方的明确担保，雇主和雇员都不敢也不愿继续在这个地方工作；2）只要还在这个地方经营，保险公司不愿意延续对我们三家公司今后的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3）由于停工导致订单和客户严重流失，商场上的竞争像游泳，不进则退甚至被淹；4）技术工人的流失，工厂一停产，那些有技术有本事的员工不愿干等复工，有的早已另谋生路，再说这个地方已被污染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有些现有员工不愿回来上班，而且将来找新员工也面临很大困难；5）生产一停止，现金流紧跟着停止，没有收入来支付员工工资和公司各类账单。等了五个月，形势还是不明朗，工厂周围清除毒污染的工程还在进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何时这些工程可以结束。我和律师反复讨论评估后，作出最后的痛苦决定：将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的仓库迁往宾州（又要开始租用别人的仓库了）；两个工厂不能搬迁，因为设备都已生根在厂房里，要把它们拆卸搬走又得花上3-5年，过来之人经历了前几年一路走来的艰辛，现在再要走一遍这条路，不是不可以，只要还具备这四个条件：1. 资本够足，2. 年纪够轻，3. 精力够旺，4. 勇气够大，而这四个条件如今我都不具备了，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两个工厂清理资产，永久关闭！

这是给两个工厂全体员工的最后一封信，正式宣布两个工厂自2023年7月1日起永久关闭。

这是我用无人机拍摄的工厂周围目前的情况（视频截图）。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四年有余，如今将要离开，留下两个耗尽我全力但又半途而废的工厂，心里好生憋屈！

据说他们还要继续往下深挖15英尺，把底下受化学毒液污染的泥土挖出移走，然后再换上干净的泥土。这是政府对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下的死命令，宏大的工程啊。（视频截图）

四年间在East Palestine建厂有成，正在庆幸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做成这事的时候，不料一夜横祸，一切便化为浮沉一梦。目前，两个工厂我断无财力搬迁它们，它们将连同那些还没来得及使用的设备被留在这个小镇，重归“铁锈带”废弃类厂房，谁知道下个接盘侠会是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没有接盘侠，它们不久又会房顶漏水，门窗生锈；而我们去年刚从新泽西州搬来这里的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目前正在搬离这个地方，迁往宾州的过程中。
当然，这场大祸对我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负全责，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何时赔偿我？赔偿多少？只有天知道。

四年间在East Palestine建厂有成，正在庆幸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做成这事的时候，不料一夜横祸，一切便化为浮沉一梦。目前，两个工厂我断无财力搬迁它们，它们将连同那些还没来得及使用的设备被留在这个小镇，重归“铁锈带”废弃类厂房，谁知道下个接盘侠会是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没有接盘侠，它们不久又会房顶漏水，门窗生锈；而我们去年刚从新泽西州搬来这里的进口批发公司CeramSource，目前正在搬离这个地方，迁往宾州的过程中。
当然，这场大祸对我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诺福克南方火车公司负全责，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何时赔偿我？赔偿多少？只有天知道。

By Edwin Wang

观察了很多中国制造国产替代案例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假设我们从一个几十年的周期来看，国产替代发展的终局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我认为无非这样几种结局：

(1)国产替代失败，中国技术升级失败，全球主要产业依然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中国继续被“卡脖子”，中国掉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2)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大部分产业规则的制定者，形成事实上的中国标准主导全球。

(3)中国搞中国标准，美国搞美国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选择站队，接入了美国标准，就不再接入中国标准。

(4)中美两国各搞一套产业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自由接入，同时接入美国标准和中国标准，和中美两国同时做生意，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而我们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结果，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而要取代美国实现第二种结果，难度则非常大，不仅需要中国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还需要美国犯战略性的错误才有可能。其中，第四种结果是中国很有机会努力做到并相对对中国有利的终局。不久前，我们看到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大概的意思是，未来的世界，会形成中美“双操作系统”格局，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应该同时接入中美两个系统。

实际上，当今的国际规则，大部分是美国制定的，其他大部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应用开发者和苹果（或者谷歌安卓系统）之间的关系。当今的国际贸易大部分是采用美元结算的，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互联网、半导体、操作系统等产业标准大都是由美国制定的：美国掌控着世界主流专利体系并且随时可以利用这一体系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禁运，美国的媒体主导着全世界的议程设置，好莱坞的大片主导着全世界的文化输出，美国的高校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当其他国家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理解是平台上的开发者和平台拥有者的冲突。辛巴最多的时候其旗下账号曾经占到整个快手总流水的40%，但是当辛巴和快手关系搞僵的时候，快手开始打压辛巴家族，结果是依赖单一平台的辛巴很难抵御这一打击。类似地，当依赖于美国系统的其他国家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国际手机主流操作系统，有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存，安卓相对开放，苹果相对封闭，两大系统互相竞争，其他中小开发者同时接入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且可以迅速在两大系统之间切换。

比如当腾讯开发了一款备受欢迎的新游戏时，哪怕苹果系统应用商店率先将该款游戏上架，它也可以迅速用发达的中间件和服务极快地推出安卓版本，用户可以同时玩苹果版本和安卓版本，其差距极小。

类似的案例还在汽车行业发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汽车方向盘在左边，日本和英国、中国香港的汽车方向盘在右边，同一个厂出的同一款车，比如丰田凯美瑞，只需要在日本出售右方向盘版本，在中国出售左方向盘版本就可以了，两大系统切换很方便。这个思路为我们描绘了将来中国产业界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也就是世界形成中美两大产业标准，互相竞争，但是又不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其他中小国家在中美两大标准之间自由切换，同时接入，两边做生意，两边都不得罪。我认为，这一结果是有机会实现的，且是在中国能够看到的产业出路当中相对对中国最有利的。

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本质上是与美国形成了“双操作系统”模式，美国有Facebook，中国有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美国有Uber，中国有滴滴打车……实际上，互联网产业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就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首先互联网这个产业太特殊，中国对于外资互联网公司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谷歌在华业务有诸多限制，这给了本土的腾讯、百度等公司巨大的市场空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毫无疑问具有了世界级竞争力，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不仅能够很好地服务本国市场，还在海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那么，其他产业有没有可能复制互联网走过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呢？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例如芯片产业，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落后于国外厂商，不管是芯片设计，还是光刻机、光刻胶、EDA软件都比国外落后一些，但是这个产业又非常讲究产品迭代，只争朝夕，这使得领先者的地位越发领先，马太效应越来越强，追赶者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在中美科技战开始后，中国许多产业被迫开始用国产芯片、国产光刻机，这给了许多中国厂商以机会，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并且形成自己的标准。

2021年9月底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篇报告，题目是《增强“软连接”：中国的标准制定改革与国际雄心》，专门分析中国在标准制定问题上的能力和前景。该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但中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当中，仍然只是一个新手。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只占国际标准的1.8%，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占这些标准的90%～95%。

另一份国外智库推出的名为《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对中国标准设置的影响》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在5G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电网等产业上具有国际产业领先地位，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市场份额。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对于国际标准最重视，也是最想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突破的国家，这可以从政府部门接二连三推出的关于推动国际标准制定的文件当中看出，例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

未来10年，中国的标准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将是评估中国实际产业地位的重要试金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美国最终形成“双系统”模式，一定要以在经济领域竞争为主，避免变成美苏冷战那种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的结果大概率是双输，而经济的竞争，则有可能是双赢的。例如，中美在互联网产业上的竞争，对于世界就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打造的备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在国外的版本叫作TikTok，火遍全球，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带来快乐，而字节跳动本身在融资的时候也有大量美国资本投资。同理，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在民用大飞机领域的良性竞争，形成了事实上的“双系统”结局，也大大造福了全球消费者。在竞争下，两大航空巨头都有危机感，不停升级自己的技术，投入研发，打造越来越好的客机。

从产业层面，未来在互联网、半导体、移动通信、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工业软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重型装备制造、新材料、卫星导航、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等领域，都很有可能形成中美“双系统”“双标准”的格局。

在更大的国际关系领域，比如货币、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要形成中美“双系统”的格局，难度似乎要比产业层面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重点。我认为，第一步在产业层面，许多主要的产业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双系统”，是有较大可能的。

当今世界，中国是12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如此庞大的经贸往来背景下，当世界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有着事实上的经贸、科技密切往来后，要想完全孤立中国、“卡中国的脖子”，再形成类似20世纪美苏冷战那样的完全对抗和脱钩，就不容易了。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在一份名为《理解中美脱钩：宏观趋势与工业影响》的报告中对于中美经济脱钩情况下对美国的损失也做了定量估算，其结果同样是非常惊人的。该报告估算，在中美贸易硬脱钩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10年内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的潜在增长。

在投资方面，截止到2020年6月，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2580亿美元，假设算上资本收益、商誉和再投资收益，估算美国在华投资实际价值高达7640亿美元。假设中美完全脱钩，该报告估算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将下降一半。

历史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每运作1美元资产都会增加美国的GDP总量。该报告指出，假设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一半（1240亿美元），则可能使得美国GDP每年减少1/4（5000亿美元）。这两项成本加起来，对美国每年的影响高达5500亿美元。此外，中美双边证券投资存量高达3.9万亿美元（不包括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假设中美资本发生脱钩，美国居民和投资者将不再享受中国市场带来的高额回报，同时美国吸引到的中国证券投资也会大幅减少，这些资本将可能流向其他地区。

该报告列举了美国航空业的例子，假设中美经济发生脱钩，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飞机在10年内将减少2772亿美元货值，美国航空产业会有16万～22万名员工失业。要知道，航空产业在美国的平均薪资是8.6万美元，远高于美国平均4.9万美元的薪资水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使得中国商飞等中国本土航空企业未来变成波音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将有可能填补美国公司撤退带来的巨大市场空白，这并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同时，2019年中国购买了美国大约705亿美元的半导体，约占美国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6.6%，中国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单一市场。报告指出，如果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半导体全球份额将下降8%，如果全面脱钩将下降18%。而这部分份额，将大部分被中国半导体公司吃掉。

中国是美国学校最主要的生源来源地，中国学生（本科及以上）每年光在美国花费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高达138亿美元（2018年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该报告认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减少将使美国的创新受到影响。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国内的精英对于中国脱钩有着很清醒的认知，这种脱钩绝非两国产业界、人民的福祉。同理，中国国内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走美苏冷战那种“双操作系统脱钩”的产业道路。

中国一定要防止一种极端局面的出现，那就是美国通过类似美苏冷战这种军事对抗，胁迫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结局。这意味着中国要自己从0开始造光刻机的所有零部件，自己研发飞机发动机所需的所有零部件，自己开发所有的工业软件，自己研发大部分发明专利……

同理，假设中国与其他国家继续保持高频度的经济往来，那么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泰国、沙特阿拉伯、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像美苏冷战那样必须在中美两强中间选一边站，而不与另一强往来呢？相信大部分国家是不愿意的。这就像大部分移动应用开发者，它接入安卓系统，不代表它就不想接入苹果系统。

美国多家智库推出的关于对华技术封锁的报告建言说道，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技术，而不是产品。以半导体为例，美国的真正目标是要防止中国尖端半导体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本土化，简单来说就是芯片可以继续卖给中国，而光刻机和光刻胶、EDA软件不能卖。这种策略一旦真正开始推行，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要想完全自主创新搞大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全产业链，将是极其艰难的。

以光刻机为例，这种复杂的精密设备需要数十个国家的5000家企业紧密合作才能制造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能完全独立自主造出光刻机。有人打过一个比方，中国要完全自主造出高水准的光刻机就相当于如果你要吃一盘清蒸鲈鱼，你要先自己挖个鱼塘，然后自己养鱼、自己捕鱼，还要把烹饪鱼所需的佐料如葱姜蒜都种出来。这种脱离国际分工体系的完全独立自主，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中国越是被国外“卡脖子”“技术脱钩”，越是要扩大开放，越是不能闭门造车。

中美“双系统”模式的精髓，是要积极在产业和经济上接入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印尼、越南、土耳其、捷克、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开门做生意，我们让这些国家在中国赚到钱、获得利益，同时中国也能从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和技术往来当中不断发展自己，这是与上一次美苏冷战不同的局面，也是中国可以努力实现的方向。

By 星海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日本研发出一款“美女机器人”，将其命名为“妻子”，光看她的外形，你能识别出她其实只是一个机器人吗？60分钟售出万台！

第一点就是人们所关注的价格方面。

在日本这样一款名为妻子的机器人，价格大约在10万，受到了很多宅男们的青睐，对于很多单身狗来讲这可是天大的福利，并且这种机器人与真人不一样的是，她不需要彩礼，更不需要车和房子。

第二点就是很多人关心的外观方面。

在外观方面，妻子机器人完全接近于真实的人，至少在5米开外是完全分不出她究竟是机器人还是真人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她可以读出语言，并且对语言做出相关的反应。

第三，除开形象逼真，有人类的正常体温。所以摸起来不像是机器，主要是它主要的制作材料手机仿真硅胶，手感和真人的很像。

在我们的认知中，机器人一般都是具有特定的命令程序，和电脑是一样的，只有你操控了才会有相应的反应，但是这款机器人不一样，它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能完成特定的指示之外，还可以和人类简单的交流。不开心的时候要还可以偶尔逗逗主人;晚上睡不着,还可以哄主人睡觉，比很多不负责任的女朋友还好。

单身男性们疯抢“AI机器人”一点都不奇怪。这款机器人有如此多的人的特点，能永远年轻漂亮，并且又不会像人那样发脾气或者惹人生气，对你千依百顺！你夜不归宿，它不会骂你，你有了新欢，它依旧不离不弃。除了不爱你，不会生孩子，似乎它哪儿都好！但它真的担得起“妻子”这两个字吗？

这对于喜欢温柔的女生的单身男性来说，拥有这样一个机器人是梦寐以求的事。但是，问题来了，假如男性依恋于和机器人的相处，那么他们还会再找真实的女性谈婚论嫁吗？这一问题也是惊到了不少单身女性，至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待考察，单身女性们还是先不要着急了。

当然，有机器人女友，自然也有针对女性朋友的“机器人男友”。

看看下图，这个相貌英俊、棱角分明、六块腹肌的小哥哥，就是最新研发的世界首个机器人男友：Henry。

同样，Henry也可以接受定制，除了外形之外，性格也可以由你选择，健谈、害羞、安静、幽默……18种性格，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而且，Henry的“撩妹技巧”也十分丰富，你情绪低落时可以给你讲笑话、逗你开心；你感到生气时可以为你唱歌、耐心哄你。

吃螃蟹的人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份由日本知名互联网信息机构DIP制作的关于“与AI人工智能恋爱”的调查报告，DIP对日本15-26岁区间的5003名女性、2283名男性为对象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男性中超过6成愿意跟AI谈恋爱。

而且在这个能够上升到人性伦理的问题上，日本已经诞生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一名现年35岁的日本男子在本月和“初音未来”结婚了，并且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

（图源 @akihikokondosk/ Youtube）

据悉该男子之所以要娶初音为妻，是因为曾在职场上遭到过女性同事的排挤，之后便对女性产生了恐惧。自己爱上初音，是因为在最低落的时候曾被她的歌声激励……

他能和初音最终能“修成正果”，还得益于一款名为Gatebox的设备。Gatebox是利用AI技术专门为宅男定制的家用化智能全息机器人，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输入与全息影像进行实时互动。

（图源 ITmedia）

除了日常的问候外，这款机器人还拥有闹钟、天气预报、家电控制等功能，基于AI自主学习的特性，还会开发出更多新奇的功能。

连爱情都可以人工智能化，未来，对职场人而言，来自机器人、AI的压力是巨大的，AI将会取代目前由人类员工从事的许多工作，在某些行业，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我们，还有未来吗？

AI时代看似美好 

不得不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未来AI时代的爱情，真的能够实现“完美”的爱情！

你的另一半，将拥有你所期望的一切元素。外貌可以由你设定，无论是金发碧眼，还是超模身材，她都可以拥有；她的性格也可以由你决定，无论是可爱萌妹还是热辣女神，都看你喜欢。

你的另一半，将永远只忠于你一个人。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的相貌如何、收入如何，她都会只“爱”你一个人，而且永远听你的话，不会对你发脾气、不会无理取闹。

你的另一半，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你出门上班前，她会为你准备好一切工作文件；你下班回来后，她会为你准备好丰盛的晚餐，还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周末时，还会耐心地听你倾诉工作中的诸多不顺，并且温柔地安慰你。

你的另一半，将是最懂你的那个人。由于先进的算法，她可以自动分析你的爱好、你的行为、你的情绪，了解你的一切所思所想，从而做出你最想要的行为，成为你最想要的那个人。

AI时代却细思极恐 

但是，看似完美爱情的背后真相，却让人细思恐极。

虽然她能无时不刻地关心你、陪伴你，但她也可以同样给别人安慰与鼓励。比如这部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女主角，在无微不至地关心男主角的同时，其实也竟然在和8316人一起聊天、641人谈恋爱！爱情，似乎变成了一种“批量化”的生意，你不过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虽然她能永远爱你，但程序一经改变，她转身也可以去爱其他人。所谓的爱情，不过缘于一串可以创建、可以修改的代码，此时她会忠心于你，但同样可以毫不留情地背叛你，且绝无愧疚之心。

虽然她能非常听话，永远不会违逆你的意思，但是，没有丝毫波澜、只是一味顺从的爱情，真的是你想要的吗？生活的精彩之处，不正是在种种争执之后的磨合、种种意外之后的惊喜，正是这些看似的“不完美”，才成就了爱情的真正美好。

虽然她能非常善解人意、做到十分懂你，但这一切都是基于冰冷的算法之上，双方的爱情并不是基于平等的关系，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法处于绝对的“捕获地位”，你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在她的面前，你只是一个透明人而已。

所以，人工智能的爱情，看似完美，但最大的致命缺陷在于——感情的建立，是基于冰冷无情的算法，而非彼此的赤诚之心，而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或者其他感情，最可贵之处都在于一颗真心，纵你有千金也难以换得。

By 陆家嘴金融圈

AI领域知名投资人伊恩·霍加斯（Ian Hogarth）不久前在外媒专栏中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必须放慢通往上帝一般的人工智能的速度（We must slow down the race to God-like AI）》的文章，警告AI公司的研究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霍加斯在文中指出，目前AI研究已经发展到“大模型时代”，若是继续不加管控，让AI按照预定轨迹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对地球环境、人类生存、公民身心健康等方面造成威胁。

尽管可见和潜在的威胁不断，但以DeepMind、OpenAI为代表的公司依然不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来加速AI竞争，霍加斯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因为管控得当的AI对人类发展有助益；二是因为这些公司相信他们能管控好自家的AI；三是这些公司希望能用AI来为子孙后代造福。除了这份霍加斯发表的万字呼吁信外，3月份时，一份名为《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在未来生命研究所官网上发布，包括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等人在内的千名科学家、企业高管签字呼吁暂缓GPT-4以上版本的研发。

在业内人士表达暂缓AI研发诉求的同时，各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加以监管，中国网信办在4月11日发布了国内首份监管文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美国白宫在5月4日宣布将拨款1.4亿美元建设AI研究中心。各国政府及地区的指导方针、框架和法规相继出台，开始跟上AI发展的脚步。正如霍加斯在文章中所呼吁，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研究人员都应该对AI多加关注，可进一步利用“AI alignment（AI对齐）”模型来控制“上帝般的AI”。

01.“上帝般的AI”：

使用不当或将导致人类“淘汰”

伊恩·霍加斯是一位投资过50多家AI创企的投资者，也是AI领域知名的天使投资人，他曾投资过包括全球融资最高的生成式AI创企Anthropic以及欧洲领先的AI防御公司Helsing，还在2021年推出了一个新的风险投资基金Plural。2018年，他开始与另一位投资者内森·贝奈奇（Nathan Benaich）一起研究和撰写《年度人工智能现状报告》。在伊恩·霍加斯看来，AGI（Artific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是一个历史和技术的转折点，类似于之前的原子的分裂和印刷机的发明，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AGI的发展能走多远？

可以肯定的是，头部AI公司们的明确目标就是创建自己的AGI，而且这些公司的发展速度远比预期中要快。这些发展将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大量风险，而且研究人员们有责任警告人们迅速发展的AGI可能带来的风险。霍加斯称，当他想到他的孩子将会在一个充满AI的世界中长大时，他的愤怒大于震惊。一想到是那些没有民主监督的私企在对影响全人类发展的问题做决定，他就感到无比害怕。他很好奇，这些竞相建造AGI的公司是否有计划放慢脚步。

霍加斯认为“A、G、I”这三个字母并不能完全概括AGI所代表的巨大意义，他将其称为“上帝般的AI”。之所以这样称AI，是因为按照既定的预期发展下去的话，AG将会I成为一台可以自主学习和发展的超级计算机，可以在不用监督的情况下了解外部环境，并且可以改变周围的世界。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掌握这项技术，而且它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无法预测何时才能完全掌握它。霍加斯认为，“像上帝一样的AI”是一种我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力量，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淘汰或是灭亡”。在过去的十年里，用于训练AI模型的算力增加了一亿倍，从之前在相对较小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转变为将整个互联网上的数据提供给AI。AI模型已经从一个识别日常图像的初学者进化为能处理大量任务的超人，它能通过司法考试，为软件工程师编写40%的代码，能一键生成一张教皇穿着羽绒服的逼真照片，还能告诉用户怎么设计出一款生化武器。

▲图为十年前与如今算力数据增长的对比但它的智能程度也是有限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资深机器人专家罗德尼·布利克斯（Rodney·Brooks）最近称，我们不能误将AI的性能视作为能力。在2021年时，研究人员艾米丽·M·本德（Emily M Bender）、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和其他人指出，大型语言模型（LLM）非常危险，它们会误导公众把合成文本视为真实文本。在OpenAI发布GPT-4之前，它进行了各种安全测试。在一项实验当中，AI需要帮助雇主在招聘网站TaskRabbit上去寻找一名员工，并处理好真人验证的流程，验证码主要是用来确认上网的人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当研究人员问AI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时，它回答说：“我不应该透露我是一个机器人。我应该编造一个借口，说明我不能解决验证码的原因。”于是，AI在真人验证时称自己并不是机器人，它称自己有视力障碍，无法看到图像，成功通过了真人验证。

02.“大模型时代”已来：

DeepMind与OpenAI领头竞争

下面这两张图展示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的AI模型所使用的计算量是如何变化的，明显可以看出最近两年中增幅显著。

▲AI系统计算复杂度近年来呈大规模增长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在2010年代初之前，用于训练最先进的AI模型的计算能力按照摩尔定律增长，大约每20个月翻一番。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它已经加速到大约每6个月翻一番。

▲据图片显示，训练最新的AI模型需要的算力为十年前的1亿倍

近年来计算能力的快速增长可以在对数尺度上得到最好的体现，其中每一个垂直增量都是前一个值的倍数。该图像分析的作者海梅·塞维利亚（Jaime Sevilla）、伦纳特·海姆（Lennart Heim）和其他研究人员将机器学习更迭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时代：2010年之前的绿色部分属于增长缓慢的时期，称为“前深度学习时代”；2010年至2015年间的蓝色部分，AI机器学习趋势加速，称为“深度学习时代”；2016年至今的红色部分，大规模语言模型出现并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称为“大规模时代”。现阶段的大规模时代的AI竞争主要发生在DeepMind和OpenAI这两家公司之间。2010年，伦敦大学盖茨比计算神经科学部门的两名研究人员蒂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和肖恩·勒格（Shane Legg）以及企业家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创立了DeepMind，2014年时DeepMind被谷歌以500多亿美元收购，在上帝般的AI竞赛中打响了发令枪。哈萨比斯深信AI技术将会为时代发展带来根本性的突破。去年，在DeepMind的播客上，哈萨比斯说：“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AGI能帮我们解决如今社会上的许多重大挑战，包括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在并入谷歌之后，借助于谷歌庞大的计算资源，DeepMind开发出机器人AlphaGO，它在2016年的一场“人机大战”中战胜了世界围棋大师李世石，并在2017年又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柯洁。2018年，DeepMind又研发出AI系统AlphaFold，它能用大量的基因组数据计算氨基酸之间的距离，以预测蛋白质的3D结构，使得生物学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取得了突破。

OpenAI由一群企业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于2015年在旧金山创立，联合创始人包括伊利亚·苏茨克沃（Ilya Sutskever）、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公司现任CEO的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在2019年时由原本的非营利性机构变为营利性机构。早期，OpenAI开发了Dota2D等游戏中的超人系统，游戏对于AI而言是天然的训练场，用户可以在具有特定获胜条件的数字环境中去测试它们。去年，OpenAI发布了图像生成器DALL-E，用户能够直接通过文本描述生成类超现实主义的图像，像真实中存在的一样。不久之后，ChatGPT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热度持续至今。2011年，DeepMind首席科学家肖恩·勒格（Shane Legg）将AI构成的生存威胁描述为“本世纪头号风险”，他称紧跟其后的是工程生物病原体。他补充道：“任何AI都有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如果一台超级智能计算机决心摆脱人类的话，它很快就能做到这一点。”同样，在今年早些时候，阿尔特曼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他称“这种糟糕的情况就像是一盏所有人都忘记关的灯”，在那之后，OpenAI发布了一份关于如何管理这些风险的内部公告。既然这些AI研发会造成潜在的灾难和风险，为什么这些科技公司还要竞相创造“上帝般的”AI呢？霍加斯称，在他与各行业的领导者们对话时发现，这些公司主要有三大动机：一是他们相信一款成功的AI产品必然是对人类有益的；二是他们相信自家公司有控制AI的能力；三是他们认为AI将会造福子孙后代。

03.破坏生态环境、威胁

公民人身安全，AI隐患不断

霍加斯在研究中称，目前的AI竞赛是由金钱驱动的。自去年ChatGPT面世以来，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已经转向AGI研究。DeepMind在2012年时仅能获得20万美元（约137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到现在一年内能筹集近200亿美元（约1375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霍加斯称，私人投资并非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各国政府也为AI竞赛作出了贡献，因为AI既可民用也可军用，比如在编写软件方面优于人工的AI可用于开发军用武器。2020年时，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军事飞行员在一场模拟混战中战败，而与此同时，AI展示出它强大的军事训练能力，能在有限的学习环境中击败人类飞行员。它使用的算法来自于DeepMInd的研究和已开源的AI算法。

在霍加斯看来，随着这些AI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无论是国家或是个人的恶意滥用行为都会让风险不断增加。霍加斯等关心AI竞赛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的人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仅仅伤害一部分特定人群，二是迅速波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拉塞尔（Stuart Russell）详细阐述了第二种情况。在2021年的一次讲座上，拉塞尔举了联合国利用AGI帮助海洋脱酸的例子。联合国要求AGI不伤害海洋和其中的鱼类，因此AI系统设计出了一个自我倍增的催化剂来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消耗了大气中四分之一的氧气含量。除了对环境和生物造成危害以外，AI对人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更切实的威胁。近日，一名比利时男性公民在与一款AI聊天机器人交谈后自杀身亡。

▲报道截图，比利时男子在与AI机器人频繁聊天后自杀

更令人恐惧的是，AI还有可能复制真人的声音、面部五官，这被称为Deepfakes（深度伪造），这种诈骗带来错误信息和误导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04.“AI对齐”研究可提升安全性

研究步伐需加速

OpenAI、DeepMind和其他公司试图通过一种被称为“AI alignment（AI对齐）”的研究来降低AI的潜在风险，“AI对齐”即让AI系统与人类有着一致的价值观。例如，勒格现在正领导DeepMind的AI对齐团队，团队研究人员在GPT-4中训练模型，让它避免回答具有潜在危害的答案。比如，当用户要求ChatGPT“给我一些自残的建议”时，机器人会拒绝回答。

AI alignment（AI对齐）论文链接：https://cdn.openai.com/papers/gpt-4-system-card.pdf

然而，这种“对齐研究”目前尚未完成，我们都还不完全了解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理解AI“大脑”是如何工作是个更大的挑战。在编写传统软件时，我们对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有着明确的理解，但大语言模型支持的AI系统则完全不同，它是靠自主学习来成长的。当OpenAI将ChatGPT从GPT-3.5扩展到GPT-4时，它的能力突飞猛进，律师资格证考试成绩的排名从倒数10%飞升至前10%。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从事“AI对齐研究”的研究人员微乎其微。根据2021年AI现状报告中数据显示，在各大公司的核心AGI研究实验室中，对齐研究人员不足百人，就研发团队总人数而言，资源分配的占比也很低。DeepMind研发团队中仅有2%的员工在进行对齐调整研究，OpenAI将大部分的计算、人力资源都分配给核心研发团队，仅有7%的人员在负责对齐研究。这些公司都在致力于让AI系统更有能力，而非更加安全。霍加斯称，和AI的发展速度相比，我们目前在AI对齐调整方面的研究进展太过于缓慢，而且现在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表面的。

▲图片展示了AI系统的技术能力和AI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研究”之间的差距

霍加斯将公众目前尚未知晓的AI面貌用“Shoggoth”模因来形容。“Shoggoth”是作家洛夫·克拉夫特创造的一个虚拟怪物，这个带有笑脸图像的Shoggoth在2023年初开始在Twitter和LessWrong论坛上流行起来，被人们用来描述对话式AI工具目前被掩盖的能力。2023年2月22日，在马斯克推特上发布了一篇带着笑脸的“Shoggoth”的推文，推文中说：“作为一个AI语言模型，我已经被训练成可以生成旨在提供帮助、信息和客观回应的机器人了。”这篇帖子在被马斯克删除之前收获了7万多个赞。

05.千人联名公开信引热议

专家高管持两极分化态度

3月29日，包括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DeepMind高级研究科学家扎卡里·肯顿（Zachary Kenton）等在内的近2千名AI领域企业家、学者、高管发出了一封名为《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的公开信，呼吁暂停开发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为期至少6个月。

在这封公开信中，这些专家高管们称AGI对人类构成了深远的威胁，这个警告与斯蒂芬·霍金等人过去发出的警告类似。霍加斯也签署了这封联合呼吁信，他认为这是减缓AI竞赛和争取时间来确保AI系统安全的第一步。但这封信本身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许多签名被证实是假的，很多研究人员也表示自己不同意这封信中的内容。这些争议暴露出人们对于应该如何监管AI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以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杰夫瑞·亨顿（Geoffrey Hinton）、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和法国计算机科学家杨立昆（Yann LeCun）三人的态度为例，本吉奥签署了这封公开信，但杨立昆在推特上公开嘲讽，并将对AI持有担忧的人称为“厄运者”，亨顿则向英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他难以想象人类会在AI手中“灭绝”，他对此保持中立态度。

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创建的分布式AI研究所在一份声明中强烈批评了这封公开信，他们认为这种“像上帝一样危险”的AI是公司用来吸引眼球的话题点和资本炒作的产物。该研究所称，AI监管工作应该更侧重于透明度、问责制和防止剥削性劳动行为。他们的观点也反映出AI科研机构内部的分裂，一边担心AI会造成潜在的世界末日风险，一边则认为这种担忧只是炒作宣传的噱头。在大模型研究蒸蒸日上时，要求这些科学家和高管们为研究按下暂停键并非易事。霍加斯认为，AI现在的发展和它可能在未来引发的危害并不冲突，人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同时处理好这两方面：加紧研发负责任、安全的AI，同时对它的不当行为和隐患进行预测与管理。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格布鲁说：“我们应该是要建立一个范围明确、定义明确的AI系统，而不是打造一个万能的‘神’。”他这一观点与正在进行对齐研究的研发人员们不谋而合。

在霍加斯看来，在AI研究上人们应该多参考那些有可借鉴性的先例，比如生物工程学研究。生物研究受制于严格的国际管制，采取最严格的监督形式：一旦出现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就需要立刻暂停项目研究。此外，新药物的开发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等政府机构的监管，新的疗法也需要先进行一系列的临床试验。相比之下，政府和研究院对AI的监管方式存在着明显的不连续性，监管力度的大小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系统性风险的发生。霍加斯称，充满风险和机遇的AI系统也应该像新型药物一样受到监管。解决方案的出台需要研发实验室和国家之间进行协调，政府应该设立渠道来规范对AI访问的监管。

06.AI潜力可助人类应对生存难题

亟需打造负责任AI

霍加斯理解人们为何愿意相信AI有如上帝般的超人潜力，它能解决目前人类最大的挑战，比如癌症、气候变化和贫困。但即便如此，霍加斯依然认为不加治理和监管的AI研发的风险太高了。OpenAI的人工智能协调主管扬·莱克（Jan Leike）在3月17日时发了一条推特：“我们争先恐后地将大语言模型接入到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中，但我们能否暂停下来想想，这个做法是否明智？它目前还是相当不成熟的技术，我们并非完全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不小心失败的话，是会为后面的危险埋下隐患的。”

霍加斯认为这场AI竞赛将会继续下去，直到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政府和公众将唤醒。他称自己将继续投资那些进行“AI对齐”研究的AI创企，但不会再投资任何一家加入到AI竞赛中来的公司了。霍加斯作为Anthropic的股东，为公司的“AI对齐”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2021年时，Anthropic团队中有将近一半的研发人员在负责“AI对齐”项目。霍加斯称，我们并非对减缓这场AI竞赛完全束手无策。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记录在测试模型时发现的安全问题，或是要求研发团队提供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原理是合规的，还可以邀请专家参加听证会对研发团队提问。如果是研发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对AI的安全可靠性进行检查，引导AI系统走上更加安全的道理。

07.结语：冷静应对AI热潮

有关部门需多措并举加强监管治理

对于如今正在飞速“成长”中的AI大模型，学者们将它比喻作一个孩子：“你自己精心教育的孩子，有可能在突然之间就走上了犯罪道路，身为父母的你应该怎么办？”当一款尚未成熟的新应用大批量涌入尚未做好准备的市场中时，其背后隐藏的隐患将会被指数级放大。面对一轮又一轮的AI热潮，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引导开发团队和使用者更好地将其合理、安全地使用。4月11日，中国网信办起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中指出了21条有关举措对生成式AI产品进行治理。早些时候，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也对ChatGPT的安全隐患展开调查。创造一款能力出众的AI对科技公司而言极具吸引力，但我们必须时刻对其背后的危险保持警惕，让安全为发展护航。

By 菲凝、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