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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难立”，是当下很多博士生面临的问题。来自学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使他们成为最焦虑的群体之一。

该不该给“穷”博士生们继续加薪，如何加薪？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又给这一群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能否与国际“接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博士生们和已经是“过来人”的专家。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每每被人提及这个关于薪资的“灵魂拷问”，北京某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田静（化名）都觉得张不开口——读博期间那点儿补贴与同龄上班族相比，少得有些可怜。

“博士期间一年花费在4万元左右，每月的补助只有学校发的1500元。”田静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底”，博士补贴“显然不够”开销，她就到一些机构做研究性项目的兼职，赚一点“外快”。

好消息是，最近她刚入职教育部某研究所，多年孜孜不倦的求学终于觅得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受学校、地域、专业等影响，我国在校博士生的补贴差异很大。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科学报采访时，博士们的回答都是“不够花”。

“不够花”的补贴

时晨（化名）是北京某国立科研机构的一名博士生，每月到手补贴“最终能拿到3500元左右”。“我个人平常不会靠家里支援，但周围的博士大多都是不够的，从恋爱到社交，博士花销还是很大的，很多博士属于‘月光族’。”他说。

“博士阶段赚得少，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其婚恋年龄。”上海某研究所博士生高峰（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一个月补贴大概在3000~5000元之间，在学校住宿、食堂、办公室等条件保障下，个人生活没有问题，但离开学校消费就不够了。身边谈恋爱的同学大都需要家里支援，更少有同学成家。

对于成家已经两年的博士生张历（化名）来说，用补贴满足生活基本不可能。作为某“双一流”高校电子工程领域的博士生，“月薪”8000元、每年补贴超过10万元的他可谓是博士生里的“富户”了，不过也饱受生活压力之苦。去年，他和妻子在两家父母的支持下买了房，他的“工资”远低于硕士毕业的妻子，每个月一万多元的房贷大部分也要倚仗妻子。

“当前博士待遇过低，国家或学校需要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每月5000元以上）才能满足生活需求和理想追求。”时晨说，科研本身较为枯燥，且读博年限长、压力大，同样会面临成年人需要面对的生活压力。待遇过低会在博士生和已工作的同龄人之间引起巨大的反差，加上严重的科研压力，很容易消磨掉大部分博士生的科研热情，导致其毕业后不会选择留在科研领域。

“如果划一个标准，博士生作为国家科研队伍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承担着大量的基础科研工作，收入水平不应当低于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国内某“双一流”高校理工类专业的博士生李宣（化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727元。李宣每月各类补贴加在一起约5500元，略高于这一标准。不过他表示，身边的博士生对补贴不满意的占多数，除了与同龄就业者相比收入差距较大之外，随着博士生扩招，他们对当前及今后职业发展的焦虑感也在逐渐提升。

“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是，现在博士延毕率越来越高，但延期的博士生收入会大幅减少。”他说，“比如，一些人被停发国家补助或导师补助，部分高校博士生还存在延期不提供住宿等情况，这给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带来更大的生活压力。”在他看来，至少应当综合考虑延期原因调整补贴。

田静也表示，自己身边也有一些科研“好苗子”，本科或硕士毕业后从事了金融、计算机行业的工作。“从个体角度看，这是‘月亮与六便士’的选择，没有对错，但还是有些可惜。”她感触道，国家应该给予更多支持，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科研。

该不该“加薪”？

“喊穷”的博士生们该不该加薪？一些专家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界定博士生的身份“属性”：是学生还是打工者？

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博士生的身份仍是学生，所以“补贴”不能完全与工资标准相比较。

“读博是一段学业，选择读博通常是为了更好的理想，或未来更好的生活。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应当是读好书、提升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刘利对《中国科学报》说，“俗话说‘舍得’，有得必有失，在达到未来更高目标的道路上，常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牺牲’。”

事实上，刘利在读博期间也体会过生活的不易。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国家、高校、导师应当努力解决博士生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果国家制定最低标准，相信导师们肯定会响应，但不应把读博士看成工作来对比‘工资’标准。”现在，他尽量给课题组博士生高一点的补贴。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看来，理想的读博状态应该近似于一种工作或“准工作”状态。这意味着要参照科研人员的待遇来执行，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应该完成特定的助研、助教工作以及基本科研任务。

刘永谋认为，对于今天的博士生，特别是诸如北京这样大城市的博士生来说，每月补贴1500~2000元无疑过低。据北京市2021年最新通知，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2320元。一些文科博士生的补贴仍低于该标准。

“这些钱刚刚够维持基本生存，现在的博士生一般在25-30岁之间，不可能光‘活着’就了事。”刘永谋说。

此次采访中的其他多位专家也认为，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加薪”是合理的。

“一些博士生期待的四五千元的薪资并不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硕士生毕业后能够得到的月薪是较高的，要想吸引优秀的博士生源，就要减少这些优秀生源就读博士的机会成本。”

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看来，如果博士生每个月的补贴提高到城镇居民最低工资水平，是“很正常的期望”。在欧洲，一旦成为博士生，就会被作为公共事业单位的正式职位来对待，学校和导师会给学生发放相当于一个全职研究者一半或是3/4的薪水，一般足以补偿住宿、生活等基本支出。在美国博士生还可以获得助研（RA）或是助教（TA）的津贴，同样足够生活所需。

“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博士生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博士生的生活补助金太低，导致博士生的求学压力、生活压力很大。”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所以有人‘戏称’，博士生是中国学生中最焦虑的群体。”

他举例说，压力之下，有的博士生期望早点儿毕业找工作，于是选择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课题做毕业论文；有的博士生则花大量时间去打工挣钱，但很难处理好学业和打工的关系，结果钱没赚到，学问也没做好；还有的博士生因为被导师吩咐做一些无关的课题，难以专心做自己的研究，精神上十分焦虑。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博士生基本上没有太大生活压力，能够耐心地做自己的学问，不赶毕业时间，六七年获得博士学位也很正常。”熊丙奇说。

“蛋糕”如何做大？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近40年来，我国博士生基本补贴不断增加。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相关文件，1985年，国内博士生每生每月补贴为76元（有工作经验加15元）；1991年提高到90元、100元、110元三档；1994年为190元、210、230元；1996年为240、260和280元。

2009年，在施一公、王小凡、饶毅等科学家的建议下，我国博士生补贴大幅跃升，统一提高到1000元。很多人称，它让博士生工资“从贫困走向了温饱”。

最近一次博士生“涨薪”是在2017年。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我国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不低于13000元，使得平均每人每月补贴再增长约250元。

当前，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对于博士生的补贴额度远远大于各校的补助水平。同时，国家奖学金额度也是博士生的重要“经济来源”，每生每年3万元。但其每年仅能覆盖1万名博士生，很难满足庞大的博士生招生规模的需求。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11.60万人，在学博士生46.65万人，毕业博士生6.62万人，博士培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补助？很多专家认为，做大博士生补助的“蛋糕”，不能仅靠国家财政兜底。

目前，我国博士生补助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国家基本补贴，学校、导师补贴，奖学金，以及SCI论文或项目补贴。近年来，许多高校为招揽一流博士生来校做科研，都纷纷“放大招”，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待遇。

例如，去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挂出从博士阶段开始每人每年保底收入10万元（助研费+助教费+奖学金）的招生公告；南开大学表示每年将在国家拨款的基础上，增投自筹经费1亿余元，在校顶尖博士生每年可累计获得各类奖助金超过10万元；清华大学也表示，要确保博士生每年最低资助标准不低于5.1万元。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都对博士生奖助学金进行了调整。

在给研究生补贴方面，刘利表示，国家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也做出了“松绑”，导师更有机会给予研究生更高的补助。

“比如，导师对于横向课题经费支配的自由权就很大，在发放工资时，他们可以尽可能多地考虑学生利益；即使是规定一定比例的纵向课题，有时候也可以提出劳务费不封顶的要求，用来发劳务。”彭湃也表示。

与此同时，彭湃表示，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有一定的雇主和雇员的性质在其中，存在一定的利益纠葛，在工科等应用型学科中尤其如此。因此，仍然需要通过制度规定增加导师的份额。

在他看来，针对一些应用性的学科，还可以尝试纯项目制的导师制模式。“比如有的导师开公司，或者能筹集到经费，就可以用项目里的钱招博士。”他说，“与欧美国家不同，当前我国的博士生招生是‘计划制’，导师的招生名额和方向等能够转换的空间不大，导师难有资助积极性。”

“就像一个企业生产产品一样，导师自己招生和培养的学生也会有一定的学术标准，并且有很多的质量管控手段，如论文抽检、论文外审等，约束力也会一样强。”他补充说。

除此之外，专家还建议从其他社会渠道筹集经费，从而做大这块“蛋糕”。

“尤其要提高行业、产业与企业对博士生教育的投入。“这样也能吸引优秀博士生毕业后去行业、产业与企业就业。”李锋亮说，“政府财政支持可以向基础学科、‘冷门绝学’以及去中西部就业的学生倾斜。”

彭湃也表示，重要的是让那些有意愿投入到博士生教育里的个人或企业参与进来。我国曾开展的委托培养制度（由委托单位资助学生）并没有过时。现在很多企业都有研发需求，可以给导师设立项目，从项目支付一部分补贴给博士生。

不只为“体面”生活

专家表示，解决博士生待遇的问题，扩大博士生补贴结构多元性，不只是为了让博士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学术资源配置体系。

刘永谋认为，博士生每月补贴“额度”不能简单地从“让他们吃饱吃好、安心读书”的角度考虑，而应该与他们所要承担的基本教学科研任务紧密相连。

对于这一点，当前仍存在诸多问题。刘永谋表示，首先，各高校对博士生应该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其次，很多博士生对自己任务的理解，就是发表拿到学位要求的规定数量核心期刊论文，并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别的事情，从理论上说都可以不管”。此外，导师带博士生基本没有额外的补助，对于自己要做什么、学生要做什么也是模模糊糊。“总之，三方都是糊里糊涂、差不多就行的状态，均靠在实践中把握。”他补充说。

反观国外，他表示，博士生招生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学校有多少钱、教授有多少项目，就招多少学生，每年学校和教授自主调整。我国博士生的工资改革同样要有通盘的考虑。

“近些年来，文科博士点扩招得厉害，很可能与扩招文科博士不需要建实验室、不需要其他硬件投入，一张床、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工’有关。”刘永谋说，博士生增加了，经费进口却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没有钱发给博士生。国家应该考虑社会需求，严格控制文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数量。

彭湃也表示，不同学科存在补贴差异很正常，应“具体学科具体对待”。如在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中，主要的工作是导师在做，博士生尚处于入门状态，补贴可以适当低一些。但对于工科等学科，博士生基本上是全职劳动，就应该高一些。

熊丙奇也表示，尽管当前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博士生规模，但不等于世界第一的质量。“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改善博士生求学期间的生活待遇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围绕‘加薪’探索博士生培养的新机制，建立更完善的学术管理机制。”他说。

日本博士的日子也不好过

日本人早就不愿意读博了，多花几年读博再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

正在京都大学读土木学博士的杨瑞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日本籍的同学了。

两年前，杨瑞所在实验室里唯一的日本人——博士助教去了其他大学当副教授，此后，杨瑞的博士生同学全是留学生，再也没有日本人：“日本人早就不愿意读博了，本科毕业直接去企业工作赚得最多。”他说。

杨瑞面临的博士学生“国际化”是日本大学当下的普遍情况。

根据文部科学省（MEXT）的《学校基本调查》，2020年日本本土博士升学率为9.4%，比40年前（1981年）的升学比下降了一半（18.7%）。作为诺贝尔得奖大国，极速下降的升学率直接影响到了学界研究能力。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在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中，日本是欧美之外获奖最多的国家，达28人，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获奖次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图片：CFP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的学术论文数量（304,782篇）位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7,048篇）。可到了2018年，学术论文数量前三名分别是中国（528,263篇）、美国（422,808篇）和印度（135,788篇），日本则下降到第五名（98,793篇）。

2006年，日本论文达到数量峰值11万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这些衰退，都和这20年来的“博士远离”（博士離れ）趋势密不可分。

对此，《东洋经济》曾指出，如果“博士远离”的情况持续下去，“日本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历史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国家将毫无未来可言。”

被社会“厌弃”的博士

“博士远离”的大趋势要追溯到博士生尚且“充足”的上世纪90年代。

那时，日本政府出于缩减预算和消除“博士过剩”的考虑，出台了1万名博士后民间支援计划，鼓励博士生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而非留在学术界。受政策影响，日本新入学博士生人数于2003年达到顶峰1.8万，随后持续下跌。不想进军企业却无法留在学术界的现状，削减了人们对读博的热情。

九州大学硕士毕业生山崎帆就从未考虑过读博。因为不愿让家里出钱，山崎在2016年本科毕业后没有直接读硕士，而是花了一年多打工以挣取硕士期间的学费（每年约55万日元）与生活费。硕士毕业后，27岁的她进入一家私企从事对外业务。

山崎告诉笔者，她对工作很满意，目前也没有其他打算：“我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和硕士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上已经够用了，大部分企业不需要博士，更不需要文科博士。作为女生，我这个年纪读博似乎也不合适。”

2021年日本就业季，学生们在求职 图片：CFP

山崎所说的博士就业限制问题，是日本的普遍现象。

MEXT在2017年进行的《学校基本调查》显示，日本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67.7%，远低于大学生就业率（本科、硕士）的76.1%。MEXT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的《关于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2017》则指出，每年只有约10%的企业会聘用博士。2018年《博士人才追踪调査》报告也显示，仅有26%的博士会到私企就职。

“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资历’排位，大家也很少换工作。多花几年读博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如果真的有博士需求，公司会资助员工们去读在职博士。”山崎说。

“为爱发电”做科研

在博士学历并不受欢迎的现状面前，日本人的读博动机少了几分赚钱的“杂念”，更多是对学术的热爱。

荻原诚是东京大学物理系一名博士二年级学生，在东京大学读完本科与硕士后，想继续做物理学研究的他选择了读博。平时，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博士期间每月十多万日元的奖学金，然而，荻原诚向笔者坦言，这些钱根本无法和他已经就业的同学的工资相提并论。

“去企业就职的东大（本硕）毕业生，一般工资都能拿到20万到100万（日元）一个月（约合人民币1.2万至6万元），我们虽然可以拿奖学金，但钱还是太少了，在东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OPEN WORK调查显示，2019年东京大学毕业生平均年收入为729万日元。其中，刚毕业的20~29岁年龄段平均年收入为507万。图片：DODA

荻原诚所说的博士奖学金大多来自MEXT下属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设立的特别研究员制度，旨在“为优秀的年轻研究者提供自由创新、自主选择研究课题、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机会”，每月为博士生提供约20万日元（约1.2万人民币）的研究奖励。

可这一奖项的录取人数和录取率都在逐年降低：2013年，录取人数为815人，占申请人数的25.8%；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变成了692人和20.7%。对此，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系教授仲野彻表示，这是由于国家在学术上的预算已经越来越少。

九州大学即将毕业的政治学博士山田翔太就没有荻原那么幸运了，在三年博士期间，他只拿到了每年50万日元（约3万人民币）的奖学金。“钱真的很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不过我也坚持过来了，因为我就想做学术研究，接下来我会去大学里做教职。”他说。

然而，山田的教职之路或许并不能让他摆脱“高学历贫困”的现状，迎接他的，是日本日益严重的“大学贫困”。

日本学生在参加高考 图片：CFP

“大学贫困”20年

2017年，东京大学物理工学专业的讲师渡边悠树一条有关“科研经费买不起圆珠笔”的推特引发了公众注意。

渡边悠树表示，自己正申请用科研费买一支笔，却被学校告知，他应该“避免用研究经费买笔和其他物品，因为即使是用于计算，这支笔是否真的用于研究值得怀疑。”

在随后的回应推特中，渡边再次抱怨了科研经费的紧张，还讽刺地表示“发推特用的是自己的手机和流量，不是学校发的电脑和wifi。”

2019年，日本包括“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即政府发放给大学的科研、运营补贴）在内的科学技术预算为4.2万亿日元，与2000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已被德国超越，远低于中美——和2000年相比，美国增加了1.3倍，中国则增加超过8倍。

2000年至2018年，各国科学技术预算数据 图片：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的研发支出排名里，日本以1712.94亿美元位列第三，与靠前的美国（5815.53亿美元）与中国（4651.62亿美元）差距不小，人均研发支出更是下降到全球16位。

拮据的科研经费背后，是日本自本世纪初兴起的“大学法人化”改革与削减公共开支政策。

2004年以前，日本国立、公立大学能定期从政府获得研发资金。2004年，政府对国立、公立大学的财政进行“大学法人化”调整，让大学独立于政府，赋予其更多自由研究的权力。

同年，政府开始了“学术资本主义”改革：削弱对大学管理层的补贴，“大学运营补贴（大学運営費交付金）”每年减少1%；同时引入“竞争性资金”，即各大学的各学科进行研究课题申报，MEXT会挑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以“科学研究基金”等项目的名义发放额外补贴。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国立、公立大学而言，大学运营补贴一直是维持运营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东洋经济》报道，运营补贴占综合性大学、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30%左右，占没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一半。而大多数大学都会把这笔钱分发给教员，作为教职人员的人工费以及内部科研费用。

从2004年到2016年，运营补贴从12415亿日元下降到10971亿日元，不少国立、公立大学也因此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大学没钱聘用年轻教师，从而难以维持学术竞争力，而这进一步加大了获得“竞争性资金”的难度。

图片：CFP

此外，私立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贴总额维持不变，但学校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导致每所大学的每年平均补贴从1980年的8亿日元下降到了2013年的5亿日元。为了提高竞争力吸引学生，许多私立大学要求教师提供更多的学生服务（如开展学术研讨会、课后助教答疑、求职咨询等），压缩科研时间。

下降的经费补贴影响着大学科研人员对科研的投入能力，根据MEXT的追踪调查，在“大学法人化”以后，大学科研人员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减少了25%，占比不足工作时间的35%。NISTEP2017年的调查也显示，有89%的一线科研教师表示“研究时间的减少导致他们有挫败感和紧张感。”

2016年10月31日，日本各地国立大学的34名理学院院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削减大学运营和教学人员的补贴。该声明强调，政府过多关注“有竞争性”的研究，一些易出成果、易被社会理解和实用的研究更容易获得资金，而那需要基础学科、长期研究的项目则陷入僵局。

在这一联合声明的新闻发布会上，东京大学理学系研究科长福田裕穂表示：“基础研究资金几乎为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削减预算。大学能提供给每位教员的研究经费只有50万日元，除去支付电费、复印费和其他费用，几乎就不剩什么了。”

东京大学 图片：CFP

然而，这番抗议并没有引起实质性的政策改变。从2017年起，MEXT将每年预算缩减的1%中的一般投入“机能强化经费”改革，用于研究设备的维护，但规定不能作为人事费支出，“大学贫困”依旧存在。

为了自救，不少大学不得不自发从外部进行“学术众筹”。就东大而言，政府的运营补贴已经从21世纪初的1000亿日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760亿日元，与之相对，东大通过私企、大学基金会、企学合作等方式获得了620亿外部资金，占总收入的30%。

在东京大学就读机械工学的博士徐川也向笔者证实，为了获得研究经费，教授主动去企业谈项目拉外部资金很常见。

“除了向JSPS申请课题获得经费，我的导师还会和外面的公司谈，承接公司的研发项目。例如，一家做自动驾驶的外包公司，需要将通过车身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收集到的数据给匹配起来，它就将数据匹配的工作交给了我们实验室，以便快速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一般来说，这种项目不太涉及学术领域的突破，比做科研、写论文简单。项目的细节部分会让学生做，导师基本就等个结果。被分配到任务的话，学生每个月能拿到10万块（约人民币6000元）补贴，算是实验室的重要资金来源了。”

2021年7月13日，日本东京，日本机器人企业ZMP在新产品发布会上展示了新设计的移动机器人。图片：CFP

在荻原诚看来，科研经费不断被缩减，是日本社会特别是政治家“蔑视科学的结果”：日本社会从来不给予高学历人才应有的高评价，企业不愿意录用，博士们只能留在学术圈。可即便如此，政府也不愿增加科研经费，年轻教职（讲师）往往收入低且是定期雇用制，职业生涯极不稳定。

衰落且动荡的学术界

荻原所说的不稳定是经费削减带来的另一个恶果：由于资金的连续性无法得到保证，不少大学缩减科研人员招聘，采用定期雇用（即非终身制合约）的情况越来越多。

2020年，MEXT《学校基本调查》中的“博士后就业途经调查”显示，有71.2%的博士后在第二年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只有13%成为了大学教职（讲师）和研究所研究员。此外，大学的非终身教职岗位正在不断增加。

根据内阁府数据显示，国立大学里39岁以下的终身教职岗比例，从2007年的23.4％下降到2016年度的15.1%。34岁以下年轻教员比例更是从从8.5%变成了4.5%。另一方面，非终身教职人数增加了25%，达到64%。

对此，仲野彻教授曾在大阪大学医学系发起过“常任轨制度试行”，即先聘用年轻研究员为固定任期的教职，若干年后由同行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判，若通过则授予其终身教职。这一制度已在欧美广泛采用，MEXT也曾提议，但目前日本很少有大学采用：因为下跌的运营经费，绝大多数国立大学没有能力在不削减其他终身教职的情况下，增加新岗位。

图片：CFP

任期成为了阻碍学术发展的另一动因。一方面，作为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研究员因难以获得稳定工作而缺乏科研动力；而另一方面，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也开始丧失学术竞争动力。

“当他们评上副教授或者教授，基本就是学术界天花板了。终身教职的待遇也好，地位也高，或许真是没有什么奋斗的必要了，对研究也不那么上心，反而更喜欢去和企业谈谈项目。”徐川说，这是大学里的普遍现象，这些教授的工作“特别像HR”：“（他们）只管招人（进实验室），而你只要活着就行，他每隔几个月会来问一下研究进展。”

对于教授们的“怠工”，京都大学的杨瑞也有同样看法，这和京都大学“自由的学风”很是吻合：“教授们没有绩效考核，没有产出要求，系里论资排辈也没有竞争压力。几乎每个老师手下都有四个硕士两个本科生，就算没有博士，能干活的人也很多。前前后后加起来三年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绰绰有余。”

学术界的停滞不前，直接影响了日本大学的世界排名，2016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东京大学排在第31位，京都大学第88，后者2017年甚至跌到了第91。2021年，东京大学位列第36名，京都大学则上升至54名。

各国博士毕业人数对比 图片：日经中文网

“超级全球大学”成泡影？

大学声誉的下跌引起了政府的警惕。

201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在2023年前10所日本大学排入世界前100名的目标。为此，有13所大学被指定为 “超级全球大学”，每所大学每年的预算拨款最高可达5亿日元。然而，这一数目仍然达不到基础科研要求，以东京大学为例，其年度预算就超过了2000亿日元。可直到今年，除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日本没有其他大学入选THE前200名。

持续的危机感让政府将视线转向了大学基金。在美国，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大学都拥有价值数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科研经费、改善研究人员的待遇。2018年，哈佛大学的大学基金投资收益达到2000亿日元，占该校总收入的35%。

今年1月，日本政府启动了10亿日元大学基金，从今年10月起进行基金投资，该基金将从4.5万亿日元（政府投资与财政拨款）开始逐步将扩大到10万亿日元，其利息将用于支援大学科研。该基金负责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喜田昌和理事告诉NHK，政府在7月下旬已经将收益率定为4.38%，以保证每年可向大学拨款3000亿日元。

早稻田大学在研究机器人 图片：CFP

比起见效缓慢的国家政策，一些大学早已展开自救。为了加强研究开发能力，东京大学从2016年开始了任期改革，向每人提供2年300万日元的补贴，并立下了在2021年之前将300名规定任期教职人员转化为终身制教职的目标。由于运营补贴紧张，这些补贴都来自东大的外部资金：即企学合作资金、东京大学基金投资的收入。

然而，在仲野彻教授看来，竞争力下降并非增加资金就能迅速弥补的：“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年的资金匮乏已经让不少国立大学处于破产边缘，它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在荻原诚看来，“博士远离”的社会趋势非常不好，一个蔑视科学的社会，会让“日本的科技、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他告诉笔者，离毕业还有一年，他已经决定去应征企业的科研岗了：“我不想留在学术界，这里待遇不好，研究总是过劳，还有各种职场骚扰，得抑郁症的人不在少数。我想去企业继续物理学的研究。”

By 液态青年、冯丽妃

网传海外硕士“含水量”排名出炉，美国“常春藤联盟”中有5大顶级名校（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赫然上榜，让人细思极恐。

总的说来，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鄙视链还挺多的。

比如“学历鄙视链”，高中留学比本科留学强，本科留学比硕士留学好。又比如“地区鄙视链”，大部分都认为美国留学生最牛，其次是英国留学生、加拿大留学生、欧洲留学生和澳大利亚留学生。

至于院校和专业，“普华永道”的HR曾经说过：“除了审计，精算，Tax，PhD等组外，其他部门都不再招聘留学生！”可见，并不是高中留学或者美国留学就很厉害、了不起，同学们出国留学的年龄和国家，并不能作为进入职场的“敲门砖”，只有选择了更加专业、热门和过硬的院校专业，才能在求职就业的时候，更加顺风顺水。

但是，这份“海外院校‘含水量’榜单”，并不能说明上榜的院校和专业的毕业生，就找不到工作，甚至没法生活，只能说明这些专业更加偏向于理论实际，或许在市场经济的范畴下，不太热门和受追捧，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和科研，还是有着显而易见、无可比拟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咱们中国留学生来说，许多中产家庭甚至是普通家庭的父母，动辄每年花费几十万留学费用来供孩子出国留学，肯定是想让孩子在硕士或博士毕业后，能够早日回国就业，创造财富来回馈家庭和社会，而不是让你去学个冷门专业，在国内外都不好找工作，整天待在家里怨天尤人和闲庭信步地搞理论研究的。

那么，想得到高薪待遇的留学生，在选择攻读院校和专业时，就不要总是抱着“名校情结”，而是应尽量避开这份榜单中“含水量”丰富的海外硕士专业，睁大你的火眼金睛，避开海外院校，哪怕是世界名校为了赚钱而开设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各种“Applied专业”；别去那些从来不公布GMAT/GRE录取成绩和往期校友工作数据的专业；仔细研究和参考每年公布的QS大学排名。

以防上当受骗，花费了百万财富，最后却落得个“一地鸡毛”、难以就业的窘境。

实际上，这些所谓“含水量”丰富的海外名校和专业的弊病，主要是中国人多、学制短，可想而知，咱们在海外留学的几十万留学生，肯定是跟着市场经济的思路和模式，扎堆在名牌大学的金融、经济和商科专业。那么，海外名校为了赚钱，必然会缩短学制，动辄推出“一年制硕士”学制，也就在情理和常理之中。

一个美国硕士的心声：

公共管理、计算机、法学等项目我都不了解，但商科和数学类的专业我是比较了解的，当年申请时我是自己diy申请的，所以收集了不少美国相关项目的信息。

先提一下美国就业吧。中国学生，商科类专业，在美国找工作，自己海投简历的成功率并不高，主要是依靠三个路子，学校的career service、校友的介绍、熟人的推荐。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是先通过这三个路子在研究生就读期间找到一份实习，然后在毕业后转正的方法保证了毕业后三个月内找到工作的。

先说说约翰霍普金斯吧，JHU，美国的顶尖大学之一。当年我申请时是考虑过他的金融数学硕士的，但是最后没有申请，最终宁愿给福特汉姆留一封推荐信也没有给他留。因为金融类的学科真的太看地域了。如果你想要回国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一个完美的大学，名校，综排高，校友网强大。JHU的地理位置太不适合学金融了，本来纯金融这个专业在美国就不是很好就业（普林和mit除外，这两个学校数学强到飞起，金融直接变金数），在距离大城市如此遥远的情况下，金融专业真的很大程度职能回国就业。

JHU的金融数学项目，这两年还不错，毕竟JHU是名校，强大的校友网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你找到一份工作。但还是那个问题，地理位置。美国的金融业更为集中在东海岸，除此之外有期货交易中心芝加哥，银行中心夏洛特。

很尴尬的是，JHU距离纽约、芝加哥和夏洛特都不是很近，这就导致很致命的问题——商科的学生就读期间很难找到实习。

不少学校的商科和金工金数都是采取晚上上课的模式，为的就是方便学生白天实习。CMU这等金工强校为了方便学生实习，最后一学期也得去纽约商科。2020的quantnet上数据很清晰，JHU金数的学生，毕业前找到工作的占比18%，相比之下，不是名校的罗格斯大学都能保证48%，因为罗格斯大学距离曼哈顿就40分钟车程，就读期间实习并不是太麻烦。

令人惊讶的是，JHU金数的去年的就业率却能在毕业后三个月内达到100%。我没找到其就业报告，我就大胆猜测一下吧，两种可能，一个是JHU的career service知道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必须得下功夫了，尽最大的努力为所有学生毕业后介绍工作，保证了每一个学生的就业；二是，我看了JHU的学生的名字，几乎全是中国学生，而国内招人更多的看学校的名气和综排，JHU面前还真没多少能打的，大多学生都回国就业了。我更倾向于JHU金数的学生大多回国就业了。如果有错，希望JHU金数毕业的学生打我脸时轻点……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读的金融数学，所以对JHU的课程设置没感觉有太大问题（JHU金数的课表真的难找），其水分我觉得更多是集中在其地理位置上。强如UCB的金工，毕业后照样得去纽约找工作。金融金工金数还是得看地理位置。但如果毕业后立刻回国找工作的话，这个项目真的很不错。

然后我们再谈一下芝加哥大学的金融数学项目。这个项目我当年是申请了的，虽然没去，但对这个项目我评价是很高的。芝大是有名的数学强校，金融数学的教学质量是绝对有保证的，地理位置优越，就在芝加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期权交易中心市内，可见也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就提一下另一个学校吧，波士顿大学的金融数学。波士顿大学的金融数学教学质量无可挑剔，波士顿虽然规模不比纽约，也是美国排的上号的金融城市之一，但是其美国就业并没有很理想，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我留学时两个朋友说的。波士顿的career service和哥大金数一样，都是很让人为难的存在。哥大金数还好，毕竟在纽约，哥大又是比较强的学校，校友网极强，就业不是很难。波士顿大学的金数，坏就坏在他在波士顿，他对面有两个大哥，一个叫哈佛一个叫麻省理工。而波士顿这个城市的金融体量又不是那么大，满足两个大哥后留给波士顿大学的位置就不多了。如果要去波士顿金数，还想在美国就业的话，你的交际技能一定要点满，校友网是你很大的依靠。

回到芝大金数，芝大金数不仅地理位置好，还是个地霸，按理说这是个相当完美的项目，为何有人觉得这个项目水？而且其毕业后三个月内就业占比93%，美国就业率高达7成，就业也不是问题。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课程安排！芝大金数的课程，在前几年，必修课过多！

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缺点，如果你选择芝大金数为的是毕业后找一份quant的工作，那就没问题。如果你想回国工作，那也没问题，国内只认牌子，你学过什么课不重要。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干quant，比如我，我是在高中定下了自己的就业方向，金融领域的风险管理，所以本科和硕士期间选课也是选的和risk management相关的课程。再有就是想读博的同学，相比金融市场应用型的课程，他们肯定更偏向于数学理论的课程，但是课程设置却导致没有太多选择，这对申请博士是致命的。

所以，芝大金数的水更集中在其课程灵活性上。但今年已经改革了，这个项目已经几乎完美了。

最后在说说哥大统计，我当年也拿到这个offer了，被其高昂的学费逼退。这个项目我保证在课程是是不水的，我对比了芝大的统计和帝国理工的统计，课程上没太大差别。哥大再水也得保证自己名校的脸面啊，教学质量绝对是过的去的。

我从所有吐槽哥大统计水的言论中，总结了三个方面。一、中国人过多。这个纯粹无理取闹，哥大金工，世界顶尖项目，中国人占80%，水吗？肯定不水。二、招的人多。从gre上看，315～335的都有。招的人多不等于水，但招的人多肯定会导致专业的career service狼多肉少，也就是更多的要靠自己的交际去联系校友或者回国就业，也就是学校本身不能给你太多帮助。gre这个无所谓了，理论上讲统计这个专业只要能保证quant169或170就可以了，verbal150以上没很大差别，145也不是不能接受。三、就业。是就业，不是实习。统计这个专业在美国需求最大的其实是互联网科技类公司和生物医药类的公司，这也是为何会在统计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个生物统计的专业。而其他公司，特别是金融，对单纯的统计类人才需求又没那么大，招一个统计博士外加十几个统计硕士，就够了，往往都是好两三年才招聘一两个人。只有那种特别大的公司才会年年招聘，但一般也是优先博士和顶尖的统计专业的学生。说白了，看似就业面广，实则竞争压力很大。

而且美国就业不会特别难，统计是美国被华人占据的一个领域，都知道统计类招华人比较靠谱。哥大统计回国也是能混的开的，不至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是如果想进金融企业，要么特别优秀，要么点满你的交际技能。

结尾，水的项目各有各的缺点，但我估计大多还是集中在就业和美国就业这两个方面。留学前一定要订好自己的目标，比如你想学金工想在美国就业，拿到了福特汉姆和南加大的金工，那就不要去南加大了，西海岸是商业分析、ds和cs的天下，UCLA金工的就业都不是太华丽，别说南加大了，该去纽约就去纽约。但如果回国就业，福特汉姆那可怜的综排只会让你失业，该去综排高的南加大就去南加大。

By 教育思享

美国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附近，来自中国四川的留学生郑少雄遭持枪歹徒枪击身亡，年仅24岁。

　　11月11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表示深感震惊和痛惜，并强烈谴责滥杀无辜的凶残犯罪行为。10日晚，在芝加哥一所大学任教的徐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南区，周围都是贫民窟，这里黑帮聚集，平均每天枪击案多达10起，他开车走高速经过那边，都不敢下去加油。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愤慨和同情。郑少雄的生前好友、本科和硕士校友也撰文缅怀他。

　　“我们的同学、挚友、导师，就这样变成了报道里那个‘24岁男子’，他原本光明的未来就变成了一行记录在册的悲剧。我们分享每一个港大人的共同记忆，可他的简历就这样硬生生地停留在了2019-2021，芝加哥大学，Master of Statistics，不会再有下一页了。我们永永远远地失去了他。”一位校友在微博上悼念郑先生。

　　还有芝加哥大学在校生表示，事发后系里要给他们心理辅导，但她根本不敢去学校。

　　11月11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发布《对领区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的提示》，称美国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芝加哥大学附近街区发生一起恶性持枪抢劫案，一名不久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对该中国同学不幸遇害深感震惊和痛惜，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总领馆强烈谴责滥杀无辜的凶残犯罪行为，要求美有关方面尽快查清和公布案件情况，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中国公民的安全。总领馆在此谨提醒领区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居住地治安状况，注意及时了解当地发布的安全预警信息，避免前往不安全地方，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

　　当地平均每天10起枪击案

　　芝加哥位于美国密歇根湖的南部，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也是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位于该市的芝加哥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在芝加哥一所高校任教的徐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南部，被贫民窟包围，学校周边盘踞着多个臭名昭著的黑帮，经常有黑帮火并。

　　美国住房环境评估网站Areavibes.com对2021年芝加哥市77个社区的犯罪数据进行了分析，根据谋杀、强暴、抢劫、骚扰等暴力犯罪的多少进行比较，出台“芝加哥最危险社区”排行榜。其中毗邻芝加哥大学的华盛顿公园社区排名第二。

　　据芝加哥当地警方数据，今年前八个月，该市共发生524起凶杀案和2344起枪击案。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大约发生10起枪击案。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芝加哥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9人死亡39人受伤。

　　徐先生说，芝加哥南区是非常危险的区域，他每次开车走高速经过那边，甚至都不敢下高速加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留学生选择芝加哥大学，一个是因为学校确实很不错；二是入学前对附近治安环境预计不足。

　　目前，芝加哥大学还发布消息，呼吁知情人士上报与郑先生遇害案有关线索，以协助警方抓捕嫌犯。另据央视报道，芝加哥9日当天发生多起枪击事件，总共造成包括郑先生在内的3人死亡，5人受伤。当天晚上，还有一名69岁男子在中国城遭到暴力袭击，两名施暴者从背后袭击受害人致其摔倒，拿走他的钱包和钥匙后驱车逃离。据悉，目前此案也在调查当中，尚未有任何嫌疑人被捕。

　　郑少雄的朋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这位四川“学霸”的成长经历。据介绍，平日里十分节俭的郑少雄本月初才从芝加哥给母亲寄回来一瓶香水作为生日礼物，这瓶通过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的香水，特意算好了时间，在母亲57岁生日这一天由快递员送到了母亲的手上。在噩耗传来后，郑少雄的母亲得到了来自各方的慰问和帮助。14日，郑少雄的母亲已飞往上海进行面签，然后经底特律，到芝加哥，去接回儿子。

安全形势到底有多恶化？记者目睹当地治安APP几分钟警报一次

　　15日，芝加哥大学留学生石浩彤表示，在郑少雄同学出事之后，当地留学生群体充斥着非常复杂的情绪，“震惊、伤心、愤怒，也有人感到后怕，因为在郑同学出事之前，一些朋友就有过被持枪抢劫的经历。”

　　这种恐惧感，在一些留学生的心中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石浩彤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大概从去年九月份美国疫情全面失控之后，他就陡然感觉到周围的治安形势急剧恶化。在治安环境本就不太好的芝加哥地区，自己以前是晚上不敢出门，但在目睹、听闻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后，现在连白天也减少了出门的次数，“尽量不外出吃饭，因为真的太不安全了。”

　　“我是2019年9月份来到了芝加哥，来之前只是听说芝加哥的治安比较乱，而且越往南治安越乱。芝加哥大学大致位于58街到60街之间，大部分留学生居住的区域位于50街到60街之间，很多人都告诉我60街以外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了，61街或62街就比较乱了。”石浩彤说。

　　全面崩塌的治安形势也体现在一款名叫“citizen”的安全类APP上，这款安全应用程序可以随时提醒用户周边的犯罪事件或安全事故，用户也可上传周遭危险情况的情报，警察在调查处理后会证实或解除警报。据石浩彤介绍，现如今，“citizen”上的提醒越来越多，且级别也越来越高，各种暴力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许多以前不以为然的人现在都开始紧张起来，“这一切都是从疫情之后开始的。”

　　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小柚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也亮出了自己的一张手机截图，截图中“citizen”的警示提醒每隔几分钟就弹出一条，小柚称自己天天收到这种提醒都已经“看麻了”，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校方只会将此前安保提示再“打包”发布 当地留学生要求学校升级安保

　　学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今年暑假时，就有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大学附近遭遇持枪抢劫，幸运的是那一次没有人受到伤害。

　　今年1月份，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曾到剑桥大学深造的芝加哥大学经济金融博士四年级学生范一然在公寓停车场的车内遭一名黑人男子枪击头部身亡。当时，这起枪击事件就已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生群体内引起了强烈震动。据芝加哥大学学联工作人员介绍，当时学联就已开了线上法律咨询会、心理咨询会，以及线上追悼会。在此次得知郑少雄同学遇害之后，学联又紧急给当地留学生们发布了一份安全须知。

　　而芝加哥大学也在当地时间11月14日晚上17点给中国留学生发了一封安全邮件，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留学生介绍，邮件采用中英文双语写作，对中国留学生学生们说了一些“暖心的话”。此外，邮件中还提到校方已采取的一些安全提示措施，比如校方推荐使用一款名为“safety”的移动安全程序。但一些留学生表示，校方目前所发布的安全须知中，只是将此前已经公布的安保措施再“打包”发布一次，唯一针对此次枪击事件所做的安防升级工作，就是将一班之前只在周四、周五和周六晚上提供的免费便车，升级成一周7天都提供。然而几乎所有的学生和学生家长都认为校方这些细微的改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但无论是校方提供的安全信息，还是升级的班车新路线，作用都很有限，因为芝加哥大学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大学校园和周边的居民区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分界线，所以回家的路充满危险，如果学校方面没有办法解决社区、校园安全问题的话，其他做的再多都是无用功。

　　为了引起芝加哥大学对于中国留学生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11月13号，芝加哥大学学生联合会已起草了一个与安全相关的提案，目前正在征集中国留学生的签名。希望能以这种方式驱使学校在安全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善。

　　在这份提案里面，学联方面提出，已着手组织中国留学生、家长、校友甚至侨领侨胞一同组成安全委员会，让大家对学校的安保工作进行监督，并保持沟通，协力去改善芝加哥大学周边社区的安全状况。学校方面不能只是寄希望于短期改善，我们更盼望的是长期的改变。

疫情使得暴力不减反增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以及非裔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的发生，枪支暴力事件席卷全美各地。然而到了2021年，枪支暴力事件的增长势头也并未放缓，芝加哥的暴力事件发生率急剧上升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据外媒报道，截至11月12日，芝加哥2021年暴力致死案件已达到698起，已经超过了2020年同期的680起，以及2019年同期的442起。这一数据正在逼近该市25年来的最高纪录——1996年发生的796起凶杀案件。↑芝加哥警察提醒近期持枪抢劫案件频发。

　　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芝加哥有超过3万人中枪，其中六分之一的中枪者死亡。其中，2016年是芝加哥自千禧年以来凶杀案最严重的一年，共发生了762起谋杀案、3550起枪击事件，平均每天有12人遭枪杀。

　　自2001年以来，芝加哥的凶杀案数量（7916）在2016年底也超过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死亡人数（6888）↑近年芝加哥的枪击案数量。

　　美国“最暴力城市之一”的背后：社会问题丛生

　　据报道，自2000年以来，芝加哥大约有5万人遭枪击后得以幸存，然而其遭受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可能会持续一生。其中，超过一半的幸存者几乎刚刚成年。

　　有专家称，在“美国最暴力城市之一”的称号背后，造成芝加哥枪击案激增开始或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除了最常提到的新冠疫情引起的精神焦虑和经济崩溃之外，以下三个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①芝加哥警察人手减少，社区信任度降低

　　报道称，芝加哥警察退休的“雪崩”引发了创纪录的警察空缺。截至7月31日，640名芝加哥警察已经提交了他们今年的退休文件。预算主任帕克曾表示，她预计到年底这一减员率将上升到725人。该部门已经在努力填补1066个空缺——其中877个是宣誓就职的警官，剩下的189个是文职职位。

　　“从2020年开始，我们可能减少了1600名警察。”曾长期担任议会警察委员会主席的芝加哥市议员比尔对此表示，“考虑到芝加哥的犯罪问题，减少近1600名警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另一方面，伊利诺伊州的犯罪受害者赔偿计划尽管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在处理索赔的事情上也可能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资料图。图为2018年11月19日，一名芝加哥警察在送别枪击案中殉职的同事后流泪。图据视觉中国

　　据非营利性媒体The Trace统计，在芝加哥警察局，由于“证据不足”，大约四分之一的非致命枪击事件仅在30天后就被宣布停止调查。这种情况在新冠疫情期间更突出，超过三分之一的类似案件在一个月内结案。大多数枪击案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很难伸张正义，社区对警察的不信任在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愈加强烈。

　　②贫困集中程度较高，社区之间的“安全性差距”日益扩大

　　自2020年起，在远离芝加哥市中心的社区中，犯罪率激增的浪潮最为严重，这些社区长期以来发生暴力事件的频率高得惊人。在主要由白人构成的富裕社区与由贫困的黑人和拉丁裔构成的社区之间，种族隔离逐渐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安全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说这像是两个城市：芝加哥市中心就像曼哈顿，而南区和西区的凶杀率与暴力的南美国家不相上下，”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的项目主任史密斯说。↑芝加哥枪击案分布警区，颜色越深，案件越多。

　　数据显示，西加菲尔德公园是芝加哥最危险的社区，其人均枪击案发生率比市中心高近20倍，与构成北区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六个警区相比，差距甚至更大。

　　根据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的分析，截至10月底，该市七个最危险的警区的谋杀率上升至三年来的最高点，每10万居民中有近100起凶杀案——是最安全的七个警区的30倍，后者的谋杀率下降到每10万居民中不到4起。

　　报道称，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犯罪率时期，芝加哥七个最安全警区的谋杀率差距也小得多——大约比七个最不安全的警区低七倍。

　　③帮派暴力历史久远，“报复性攻击”频发

　　芝加哥的帮派暴力历史始于19世纪末移民人口之间的族群分裂。持续的暴力导致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大的帮派城市之一。在20世纪中期，由于毒品的使用、帮派的增加和手枪的容易获得，芝加哥的凶杀案发生率开始攀升，尤其是年轻人。此外，失业率的增加也迫使许多芝加哥居民走向犯罪。

　　在90年代中期至后期，凶杀案发生率开始下降，一直持续到2004年，当时芝加哥的凶杀案在40年来首次减少到500起以下。然而在2010年以来，枪支暴力再次飙升。报道称，这种激增很可能是由于获得枪支的机会增加、帮派分裂以及极端贫困。

　　据报道，芝加哥的罪犯数量相对其人口来说较少，其中大约有不到1万名暴徒和毒贩是大部分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芝加哥警察局警司约翰逊曾称：“不断犯下这些罪行的其实是同一群人。”

　　芝加哥还不是“最危险”，2020年“榜首”是孟菲斯

　　尽管芝加哥每年发生的暴力事件数据惊人，但它还算不上美国“最暴力”的城市。在枪支暴力事件同样激增的纽约，前州长科莫就曾于7月将枪支暴力问题描述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并表示“近期死于枪支暴力和犯罪的人数比死于新冠的人还要多”。

　　↑2020年，美国“最危险的城市”排名。

　　根据The Trace于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10年至2015年间，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凶杀率榜单中，芝加哥远不及榜首。数据显示，芝加哥每10万居民中有16.4起谋杀案，而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平均凶杀率则比这高得多。

　　根据statista的统计结果，在2020年这个被《时代》杂志称为美国有记录以来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年份之一，芝加哥也没有“挤进”全美前十个最危险的城市榜单。2020年，田纳西州最大的城市孟菲斯每10万居民中就有2351起凶杀案，号称美国“最危险”的城市。底特律和圣路易斯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

大学与黑帮离得太近

短短一年时间，已经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被枪杀了，他们都在芝加哥大学求学。

而这所世界顶尖的大学，芝加哥学派的诞生地，也被称为“最拼命”的大学，因为它三面都被黑帮环绕。

这张图片来自芝加哥警署关于帮派统计的数据，红色方框是芝加哥大学的东西两个校区，除了东部，北西南三面都被黑帮包围，而郑同学被袭击的地方正好在大学西面，西南两面都是黑人帮派的地盘。

下面就要说说，芝加哥这座美国四大城市之一的大城市，为何会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帮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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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剧的都知道哥谭市，哥谭市最早是指纽约，然后底特律崛起之后，成为新的哥谭市，这几年，人们说起哥谭市，想到的就是芝加哥。

岔开一句，从纽约到底特律再到芝加哥，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国黑帮的变迁史。

其中的一条线是这样：

一战前后黑帮主要是纽约的黑手党，现在基本都成功洗白了，参考《教父》三部曲，二战后五大湖工业区城市崛起，南部的拉美裔和黑人进来了，底特律被霍霍了之后，黑帮又聚集到了芝加哥。

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同，美国黑帮都聚集在经济中心地区，除了五大湖，还有南部的迈阿密，西部的洛杉矶-西雅图地区。

其实美国社会是社区制的，在经济中心地区，有高档社区，也有贫民窟，一条街之隔就是天堂和地狱，一边是富人一边是黑帮，这和我们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芝加哥有多乱呢？

看个数据：

2016年，每十万人里有23.8人被谋杀，远远超过同年的纽约和洛杉矶；92%的罪犯为非裔或者拉美裔；83%的谋杀案与枪械有关；60%以上的枪械犯罪与帮派活动有关。

连川普都说：比起芝加哥，阿富汗都算是安全的地方。

为何芝加哥犯罪率这么高，看芝加哥的人口构成就明白了，32.9% 非裔， 31.7% 非西班牙语系白人， 13.3% 西班牙语系白人， 28.9% 拉美裔，5.5% 亚裔。

美国黑帮主要是由意裔黑手党、拉美裔和非裔为主，在芝加哥，非裔和拉美裔占比超过六成，这些人是怎么聚集到芝加哥，并发展成黑帮的呢？

简单来说一下芝加哥的黑帮往事。

一战之后，欧洲开打，美国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欧洲穷国意大利，特别是南部的贫苦农民开始大量移民美国，还有全世界到处迁徙的爱尔兰人，他们到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纽约。

意大利的移民多起来之后，黑手党也一起来了，这个桥段并不新鲜，华人移民潮中，福建帮也出现了，小时候看得王姬演的《危险旅程》，很不解为何中国人要害中国人。

这段时期是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芝加哥南北对峙的时期，具体情况大体可以参考《教父》第一部。

二战之后，犹太人加入进来，芝加哥的帮派活动也到达顶峰，除了传统的地下行业，也开始触及到好莱坞、工会甚至是政治活动。

据说，肯尼迪被刺案就和芝加哥的帮派势力有关。

此后，白人黑帮逐渐洗白上岸，做起了正当生意，颇有些old moeny的意思，新的黑帮势力随着毒品泛滥崛起了，他们主要是拉美裔和非裔，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

美国的毒品泛滥可以追溯到越战引发的社会割裂，美国垮掉一代开始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质疑和反叛，拉美成了最大的D品供应中心，大量的拉美裔偷渡进入美国，最早聚集在边境城市迈阿密，这方面的美剧太多了，比如《毒枭》。

而美国本地，产业空心化，工业衰落，以及种族因素导致的生育和教育问题，导致了一大批失业的黑人群体和黑人社区，他们没有出路，就业机会很少，于是也卷进来这条产业链之中，其中以工业区城市最多。

所以，你看犯罪并不是单纯的种族问题，深层次还是经济问题。

在这条产业链上，基本上形成了拉美裔负责供货，非裔控制分销，各个帮派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的事情屡见不鲜。

久而久之，毒品和帮派泛滥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也开始突出，散发的枪击案频频发生，并不是帮派火拼，没钱嗑药了，或者刚磕完药，都会引发枪击事件。

这里你就会问了，警察呢？

上面说过了，美国是社区制的，和我们网格化的管理完全不同，公共服务完全仰赖于自身税收，好的社区警力充足，差的社区可能只有州警和县警带着巡逻一下，就是美剧中常见的Sheriff，而不是Police，县警巡查的区域太大，很多时候也不愿“多管闲事”。

所以比如芝加哥，南部的非裔聚集区，警察也管不过来，看过香港电影应该知道“九龙城寨”吧，警察在那里是弱势群体。

芝加哥南部街头

目前，芝加哥越来越多的白人出走，留下的人们也在抗议犯罪丛生，但是五大湖的传统工业区也在衰落成为铁锈区，财政不足，警力也跟着减少，而失去就业的人们也只要加入黑帮，这成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

写完芝加哥犯罪治理难题，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的广东飞车党。

他们主要是潮汕地区的年轻人，和福建帮一样的狠角色。

当年广东搞改革开放，全国各地来经商的人很多，飞车党猖獗一时，路上直接抢包，轻则当街拖行，如果不松手的话，就用锤子砸头，更严重的直接砍手，甚至闹出人命，没有夸张，都是真事儿，当年的新闻很多。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百日禁摩，路上不允许出现摩托车，然后截停飞车党，不许跑，冲撞的话可以直接枪毙。

这样的霹雳手段，才彻底根除了飞车党，当然严厉打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加入WTO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年轻人都有了出路，自然也不会想要去犯罪。

放在芝加哥，这些都做不到，无论是执法上，还是经济上，这几年“黑命贵”问题也让警察执法受到严格制约，根本无解。

所以留学生只能尽可能自保，治安差的地方少去，出门起码带几十美元现金，遇到打劫的直接给钱。遇到暴力事件自保最重要，不要逞强。

以下知名美国大学治安出名的差：

南加州大学：被一众帮派的势力范围包围，南边的英格尔伍德更是出了名的帮派火拼地，时常发生枪击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地流浪汉比较多，南边就是加州治安最差的城市——奥克兰，当地帮派不时到伯克利转圈。

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之一，该大学已经聘请了超过200位保安在学校周边执勤。

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治安也不好，要做好时刻被打劫的准备。

留学生在申请学校时一定要注意学校周围的治安环境，不幸的是很多美国名校都在闹市区，警察并不严格执法，治安无法保证。跟中国不同，美国的闹市区治安是最差的，没有火锅奶茶只有吸毒枪击。帮派火拼时有发生，吸毒成瘾的流浪汉经常伤人，这些顽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选择安全的学校和城市应当成为留学生的首要考虑因素，因为你学得再好也挡不住一颗子弹。

By 刘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