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要变性,你会怎么办

亿万富翁马斯克的18岁儿子泽维尔要变性,还要和他老爹脱离父子关系,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

泽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Xavier Alexander Musk)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儿子之一,今年4月刚满18岁。几乎是刚过18岁生日,她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使用她母亲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的婚前姓,把名字更改为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贾斯汀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嫁给马斯克前的全名是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Jennifer Justine Wilson)。

薇薇安向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这份申请书,要求法院正式承认她的性别为女性,并在新的出生证明上正式更改她的名字。法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就此举行听证会。

薇薇安申请改名

薇薇安申请改名

她在解释更名原因时放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除了性别认同外,她改名是为了与马斯克断绝“父女”关系。“我不再和我的生父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她表示。

儿童变性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转换性别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儿,也极少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跨性别者,但是在美国,变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轻率。

很多极端变性分子还走进校园为学生洗脑,让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对变性表现得尤为狂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年6月份,是美国LGBT群体的“骄傲月”。

在这一个月里,LGBT群体会在全国各地展开大型的游行活动,来庆祝和支持同性恋,但今年却显得尤为不同。

前不久,有美媒爆料称:最近,变性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是的,曾经接受变性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们拼尽全力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17岁的克洛伊·科尔(Chloe Cole)就是其中之一。

11岁那年,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的科尔爱上了网上冲浪,并加入了一个社区。

社区里充斥着宣扬LGBT和一些激进主义的内容,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尔的认知:

“因为我的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够漂亮,不适合当女孩,所以我还是当男孩比较好。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想要变得漂亮,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一点。”

12岁时,科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并开始不断服用激素类药品,强制抑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男性,15岁的科尔来到医院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仅过去一年时间,科尔就后悔了。

如今,在面对采访时,科尔难过地说道:“我被体制辜负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

和科尔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23岁的海伦娜·克施纳(Helena Kerschner)。

成功女变男的她,同样深陷于无尽的自责与懊恼中。

事情发生在她14岁那年,因为和朋友闹翻,她遭到了排挤和孤立。渐渐地,克施纳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安慰,并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欢迎她的社区。

社区里除了大肆夸赞跨性别者外,还对顺性别者(跨性别的反义词)、异性恋、白人女孩有很多负面看法。克施纳认为,这里所有的言论都在针对她,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别焦虑。

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只要转变性别就能让自己快乐。

实际上,在克施纳接受完变性手术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欧美国家,像科尔、克施纳这样经历性别焦虑、匆忙转变性别的青少年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自2017年以来,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的美国青少年(13-24岁)数量,翻了一番;2009—2019年期间,在接受变性治疗的英国青少年中,生物学女性增加了4400%,生物学男性增加了1000%……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处不在的跨性别极端分子。

他们打着“遵循性别平等”的口号,模糊性别的概念,大张旗鼓地鼓动未成年人重新选择性别。还有更张狂者,竟公然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进行“洗脑教育”,操控他们的思想。

今年年初,一名12岁的美国女孩离奇自杀身亡事件,轰动了全美。

在外人看来,女孩的生活并未出现什么异常,热情开朗的她为什么会突然自寻短见呢?

她的父母在探究真相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原来,女孩生前曾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疑问,为此,她咨询了学校顾问蒂尼·华盛顿,一个自称很理解LGBT群体的人。

在得知女孩的疑惑后,蒂尼不仅没有给出女孩任何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告知其父母,就让她以男性的身份在学校里生活,鼓励她上男卫生间,要求同学们用男名称呼他。

此后,女孩承受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承受着他们语言和行动上的霸凌,直到女孩去世,校方还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支持LGBT群体、崇尚性别平权,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性别。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举动却将女孩推向了万丈深渊。

2019年12月,美国加州一名母亲将两名老师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这两名老师在学校内创办了UBU俱乐部(You Be You,即“做你自己”),将她11岁的女儿成功洗脑成双性恋,并认定自己是男生。

美国作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一些跨性别团体如何操纵儿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名老师。

她们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六年级的学生中物色人选,等他们升到中学就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极端歹念,昭然若揭。

在美国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还有两名老师公然鼓动班上的女生去做变性手术,当家长愤怒指责,要求学校将这两名老师开除时,却遭到了拒绝。

校方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跨性别者应该受到我们的保护,这是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不应该被破坏。

正是在这种毁三观的理念下,一些LGBT群体发起了“进校园”的极端活动。

他们向孩子们宣扬:

“每个人的性别不能由生理学特征决定,应该尊崇自己的内心。”“大胆怀疑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自己是男是女,或者是无性!”“美国小学生应该拥有变性的权利”……

这些极端分子的此类运动,甚至还得了不少美国官员的认可。

比如,美国能源部核废料处置部副部长山姆·布林顿(Sam Brinton),就是一位异装癖爱好者,曾多次公开支持LGBT群体进校园的洗脑活动。

还有美国海军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一名狂热的跨性别支持者。

在他们的带领下,这股“变性从娃娃抓起”的浪潮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愈演愈烈。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转变回原来性别的人数也在疯长。

变性固然容易,但那些已经失去器官和长时间服用药物催生出很多后遗症的人,却需要用一生去为曾经的冲动买单。

克施纳称,长期服用睾酮导致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曾两次自残到住院;

科尔也因为长期服用睾酮,长出了浓重的毛发,还有胸口上的疤,也让她无法直视。

国际组织出具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

约20%的跨性别者会做变性手术,而且手术后,变性者在10年至15年之间,自杀率是同类同龄人的20倍。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无法再重来。

尊重每个人的性别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能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性别意识时,就诱导甚至强迫其做出选择。这不是尊重,而是荼毒。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鼓动“娃娃变性”的风潮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唯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By 最华人

医药行业人才回国是明智的选择吗

从波士顿美术馆旁的美国东北大学出发,一路向北,从“哈佛桥”跨过横穿整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便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东侧,是波士顿“剑桥区”的核心地带——肯德尔广场。

在东北大学读博的社会学者游姝楠,经常到这里散步。她能认出广场周边每一栋建筑:这栋是辉瑞的办公室、那栋里都是莫德纳的员工……老钟塔旁边亮得晃眼的12层玻璃房子,是著名Biotech孵化公司Lab Central的新基地。

《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这座名校云集的“智慧之城”也聚集了阿斯利康、赛诺菲、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如果说波士顿是世界生物制药的环靶,肯德尔广场就是靶心。这里有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游姝楠在这里见过太多顶尖的生物医药人才,其中不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

其中一位告诉她,从2008年至今,约有一半在美留学生活工作过的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中国发展。

“回国的职业选择更多样化,可以继续在药厂工作,也可以创业、做咨询猎头、甚至成为投资人,而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方向更单一,大部分都聚集在药企做研发。”她说。

对高技术移民感兴趣的游姝楠,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美国一向是世界生物制药强国,而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才逐步发展起来,在“海归”人才、政策扶持、资本加注的环境里迅速崛起。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当前中美的竞争关系,会给两国间的人才流动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游姝楠想知道,从这些生物医药人才出国留学、在美工作,再回国发展成为“海归”,甚至有些人选择再度出国,这样来来回回的流动轨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何从大国博弈、全球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以及个人选择等角度去理解生物医药人才在中美之间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

在访谈了近50位留美和“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后,游姝楠渐渐勾勒出一幅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草图。

作为社会学者,她目睹了经历跨国教育的科学家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沉浮,感受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对创新土壤的追求,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生物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产业、人才之间的碰撞。

太平洋两岸的人才循环与对望

游姝楠的观察对象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国内接受大学理工科教育后,去往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大多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学子甚至可以本科毕业后跳过硕士,直接在美国读博。

不同于公众对留学生大都家境优渥的想象,许多访谈者来自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小康家庭,凭着会读书的本事,依靠全额奖学金铺路,获得在美国深造的机会。

他们大多曾学习生物统计、生物化学、药学等专业。读博甚至博后期间,省吃俭用,艰辛而执着地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科研。毕业后,少部分人会留在学术界,还有一些进入医药行业,并直接进入辉瑞、阿斯利康等大厂的研发部门,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以提供项目外包服务为主的CRO公司,甚至以CRO为跳板,试图曲线进入跨国大药企。

留在美国进入跨国药企(MNC)做研发的中国人,大部分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能进入管理层的却不多。

随着近年来在美华人努力发声,华人在药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用访谈者的话说,天花板提高了很多,现在的天花板基本是VP(Vice President)这个层次。

但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路径依然缺乏更多想象空间。

一位受访者自嘲自己是“科研民工”,他说,“我们是在用高技术仪器做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对‘科研民工’的理解是:不做决策、没有话语权、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

他们也很难不受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让不少华裔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而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不信任,无法进入公司高层核心项目,抑或是在出入境时被海关反复“检查”。

与留美从业者清一色的药企研发岗位不同的是,回国的“海归”们有着更“五光十色”的生活,和更广阔的职业选择——

有些人利用漂亮的留学背景和博士头衔,转行做市场、咨询、产品经理、猎头甚至风投,且都很快成为行业里的“大佬”;有些人继续做研发,一跃进入大型跨国药企,职级也更上一层楼;还有的人乘着创新药市场爆发和政策支持的东风,直接选择创业。

谈及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不少访谈者用了跨国比较排除法。“很多人选择回国做咨询和投资,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很难从事类似的职业。”游姝楠说,“这需要语言能力特别好,或者社交能力和资源特别强。”

在排除法下,一些访谈者告诉游姝楠,都回国了,就一定要做留在美国的同行“做不了”的职业,如果想在药企做研发和在学界做学术,从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考虑,那应该留在美国,所以回国的职业选择就自然地排除了以上选项,而选择在美国更难入门的投资、咨询、创业。

还有一位访谈者,两种选择都尝试过之后,又返回了美国。

不过他回国的时间更早,是在2007年。从今天来看,那段时间可谓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爆发的奇点。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科学家浩浩荡荡地回国。

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令他失望。由于师从名家,又有名校博士后的背景,公司为他配了实验室和团队。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坐着飞机去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感受着身边人崇拜的目光,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后来,由于家庭和孩子教育的原因,他又返回美国,重新做回了“药厂打工人”。

经历了在国内做“海归”的风光,在美国天天“搬砖”,一度让他的落差感很大大,花了许多时间做心理建设。

后来他找到了平衡——国内教育太“卷”,小孩受不了;妻子不想回国,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相比外在的风光,还是安稳的小家最实在,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回国后混得风生水起的同行。

游姝楠用“内心的全球化”来解释这种跨国的比较。无论留美还是回国,曾经的旅美经历让这两拨人都永远处在彼此凝望比较的关系中。即使身处大洋两岸,他们互相比较的,也并非所在地的其他族裔,而是有共同根源的彼此。随着“别人家的孩子”走出国门,攀比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路径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循环,这缘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通性。

在游姝楠的研究中,不乏回国创业失败或是转行失败的人才,抑或是在MNC撤走中国研发部门时被裁员的研发人员。在这些人的故事里,他们通过猎头或者移民网络,又重返美国从事研发工作,过上了原先的“美式中产生活”: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很多闲暇时光,还有风险回报都更可控的清晰未来。

回来的人多了,“海归”含金量也低了

在游姝楠眼里,这种生物医药人才环流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就像是一股季风,源于海洋与大陆间的温差,大范围、以年为周期地在这颗星球上流动、变化、转换风向,推搡着不同土地孕育的科学家们飘散到世界各地。

一个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国的原因有许多。

大的时代背景毋庸赘言:国内巨大的生物医药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政策。从“十一五”以来,每个五年计划中,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创新都被放在显要位置。对人才的激励几乎不计成本。

对身处美国的生物医药人才而言,除了大洋西岸国内医药热土的吸引,美国职场的天花板,也对他们产生了向外的推力。

游姝楠发现,除了技术的原因,“中国人在美国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在社会学上更反映了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劳工结构单一、族裔分化明显的特点。

“这种劳工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它让中国科学家大量地集中在研发和实验阶段。”与之相似的,是印度裔扎堆于工程、计算机编码相关工作,墨西哥裔扎堆于重体力劳动等。

有访谈者告诉游姝楠,“我们生物统计组里全是中国人。”

族裔劳动最显著的后果,便是“竹子天花板”,或称“玻璃天花板”,以形容在美国,亚裔即便有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却仍然难以晋升至管理层和领导层。

2000年,《科学》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亚裔工作者展开统计,发现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亚裔占10%,而在管理层(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亚裔只占4%。美国“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WLP)调查的亚裔人群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种族歧视让他们在职场上止步不前。

生物学泰斗吴瑞、生物学家饶毅、病毒学家蒋观德等留美科学家都为这样的情况发过声。

游姝楠的访谈者们,也明显触碰到了这看不见的顶端。“我觉得如果也要做到C-level(即管理层),在国内是很容易的,但在美国,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一位访谈者说,“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级别越高,感受越强烈。”

在“竹子天花板”的阻力之下,很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印裔学者玛丽∙保罗(Anju Mary Paul)研究发现,截止2010年代中期,她统计的119名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中,有52位回国,34位回到亚洲其它国家。

相比留美的科学家,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们,撑起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半边天。

微芯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贝达、加科思、君实生物……这些业内耳熟能详的创新药企的创始人,不仅自己是“海归”,也为大量“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创造出许多优质岗位。

但在近几年,这样的风景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过去十年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像‘海归’身份就没有那么金贵了。”游姝楠说。

教育部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指出:1978~2019年,我国已有490.4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而其中86.28%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统计显示,2016~2019年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人员的8成,同时也不乏许多“移二代”的回流。

与此同时,“海归”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83.1%的“海归”表示求职压力增大。

社会学者眼中的“竹子天花板”

尽管存在天花板,由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先优势,那里的科研环境对各国生物医药人才仍然具有吸引力。

回国后继续做科研的“海归”,进入MNC的本土研发部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MNC研发部门相继撤出。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在中国的临床研究业务,成立新公司“迪哲”,原先在中国创新中心(ICC)的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同年,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2018年9月,诺和诺德丹麦和中国研发中心共裁员400人。2019年底,辉瑞也停止了亚洲发现实验室(Asia Discovery Labs, ADL)的启动计划。

游姝楠的几位访谈者,由于就职的MNC撤走在华研发部门而被裁员,又转身去了美国。

作为社会学者,游姝楠感兴趣的除了这种候鸟式的人才迁徙,还有他们看上去很窘迫的个人处境。

她身边有很多读生物专业的好朋友,她的伊朗籍前男友Alireza也曾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做博后。和中国一样,伊朗同样是科研劳动力的输出国。

在游姝楠看来,Alireza在做博后期间的科研工作需要极高体力和智力:设计实验,预定所有实验器材,日复一日地喂小白鼠,让小白鼠得病,再给小白鼠注射药物,观察治疗效果……

实验周期通常都要几个月,这个过程需要全身心的专注,喂养小白鼠稍有差池,比如多加了几滴液体,就可能让整个实验毁于一旦,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移民学生和博后的合法身份,都依托在实验室工作之上,这种法律身份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性,使Alireza不得不遵守老板苛刻的要求,经常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

完成三年博后,Alireza转到制药行业,在38岁的年纪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游姝楠认为,这份工作的薪水与资历极不相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是个热爱电影艺术的人,长年累月的科学训练扼杀了他的活力。干这一行,身体和精神都很辛苦,生化环材被誉为四大天坑专业是有道理的。”

作为外来族裔,忍受歧视在美国职场打拼,是另一种艰辛。

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游姝楠经常参加一些波士顿生物医药界华裔举办的沙龙。这些参与者并不多的闭门活动,是在美华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安全屋”。在“安全屋”里,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谈工作、谈机会,相互认识,抱团取暖。

在一场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沙龙活动上,大家聊到了生物医药界“竹子天花板”等话题。游姝楠发现,这些技术人才对职场中的隐性种族歧视看法“非常朴素”:“他们就觉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可以了。”

当时,一位科学家站出来现身说法,“你要相信大家都是人,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老板和我都有婆媳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和他聊婆媳问题、家长里短,感觉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一步了。”

“我有些同事也许会在心里歧视我,”另一位说道,“但人家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就行了,不用想东想西。”

“我们组里都是中国人,”又有人接过话头,“所以组里应该不存在‘竹子天花板’。”

游姝楠听不下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于是,她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把来自一个国家的员工放在同一个组里,本身就建立在以族裔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上。”

从个体层面,游姝楠觉得他们的思考没有问题,毕竟每个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她希望通过交流,让大家从一个更系统性的角度去反思。比如“族裔劳动”“基于种族的劳工结构”等等。

这场沙龙让游姝楠更加坚定,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困难背后是有社会因素的,也能为他们和同行的遭遇发声。”

一句话总结,如果想要平静生活选美国,如果想要社会地位回中国。

By 思齐俱乐部

“九大自由”里你实现了哪个

在财富自由之前,你有买菜自由吗?

人人都想实现财务自由,那到底什么是财务自由?近年来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财务自由这个问题,但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标准不一样,你能得到几个自由呢?

1. 菜场自由

在菜场愿意买哪种菜就买哪种菜,对食材的选择是走向品质生活的第一步。

2. 饭店自由

在饭店吃饭,只要自己愿意去哪个饭店就去哪个饭店,首先考虑的是饭店的菜品、装修、服务,而不是价格。

3. 旅游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新马泰,港澳台,美日欧,每年都会去一个新的目的地。

4. 汽车自由

市面上主要的汽车品牌和型号都在财力范围之内,汽车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而是自己生活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5. 学校自由

能为下一代提供优质的公立、私立学校教育,无论是买学区房还是交高额学费,保证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是每个父母的心愿。

6. 工作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这个工作或者那个工作,选择工作或者不工作,不计较这个工作是否能赚钱,而更在意工作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7. 医疗自由

能够抵御重大疾病,尤其是需要进行大手术,或者长期使用进口药物的疾病。

8. 房子自由

在房价依旧居高不下的今天,能够自由选择安居之地的人,妥妥的人生赢家了。

9. 国籍自由

可以通过投资移民等多种渠道,自由选择国籍和生活方式,不再受国境线的束缚。

你获得了哪些自由呢?

自由太远,消费降级很近

21点30分,挂掉爸妈电话,21岁在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木木,不顾二手床垫上的酱汁污垢,重重地躺了下去。

脑海里又浮现起之前爸爸看《北京女子图鉴》时,对着自己的感慨:“我看了这个电视剧,剧里的女孩过得特别惨。”

“都是电视剧里演的。”

但爸爸还是回:“我一想到你以后就是这样,我就特别难受。”

2020年毕业选择留在北京,木木面试了五六家都难以称心,辛苦无处诉说,她意识到:进入社会后的生活,终究还是和学生时代不一样了。

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较之2019年增加了近40万。与此同时,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0年除房地产外,其余行业应届生岗位需求大幅降低,新增岗位同比降幅49%,100人以下小微企业更达到了60%以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不易,生活水准降低成为必然。

在北京望京一间不到15平米的合租房内,木木望着天花板上的白色水泥,算起了自己这个月的收支。

到手工资7k,房租2k7,按照大学期间的消费水准和周边的物价水平,中餐晚餐各30、早餐20,一个月2k4,还有水电费200,话费50,通勤费100,健身房会费300,不算上生活用品和化妆品就近6k开销,还答应好的要给家里人准备礼物……

不能让爸妈再担心自己的生活,更不能从爸妈那里要生活费了,还得攒钱为以后考虑——在很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看来,社会对自己的“毒打”,是从消费降级开始的。

一、“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木木出生于南方一座四线城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也在政府部门,但没有编制。

从小到大,木木在外吃饭、穿衣、学校交各种费用,爸妈从来是二话不说,直接掏钱。每年过年前,妈妈都会带木木去挑一套比家中其他亲戚孩子都漂亮的新衣服。

木木一直认为,自己家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直到今年因为疫情在家小半年,木木才发现——

由于家里新添一个1岁半的弟弟,自己不在家的日子,父母买一斤猪肉都会嫌贵,能在单位食堂吃,就不回家做饭;出门能走路就尽量走路…全家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1W左右。

今年毕业前,木木在南方已经找好了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只是不愿放弃在北京读书的男朋友,她留在了北京,开启消费降级体验。

吃上的降级最直接。以前在学校,点一次外卖动辄30+;工作后,木木尽量将一餐的开销控制在25元以内,超过30元的外卖一律不点。

为省钱,木木还特意开通了省钱类软件。为了积攒吃货豆,兑换抵扣红包,木木每天按时按点地点外卖,完成任务。晚上20点后的“夜宵任务”有300个豆,她每天下班回家,等到8点后再吃晚饭。

衣服和日用品也必须精打细算。

读书时代,有时一个月能买5、6件衣服;工作以来的这两个月,她没有买一件新衣服。

周末与室友去逛宜家采购生活用品,买了一叠碗、筷子、抹布、毛巾、水杯、衣架……在购物小票上,除了一把49.9元的菜刀,其他没有一件超过10元。

对木木来说,大学时期的一些“面子”也不再重要。

大学期间向来鄙视“薅羊毛”、“折扣券”优惠,工作后竟然微信加了一个“天天撸免单群”,QQ也加了一个“专挖折扣种草群”。每次网购前,她肯定先到群里的客服那里搜一搜有没有优惠券——

木木心头冒出一句话,因为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二、“都多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找父母要钱”

如果说,木木是消费降级,那从洛杉矶硕士毕业回国的陆明,简直是“消费蹦极”。

陆明父母和老家都在浙江,父母忙于生意,无暇顾及他的生活起居。自初中起,陆明就一个人在北京住校。

后来,陆明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父母给的一个月生活费高达7、8万。那时同学聚餐,陆明总会买了所有人的单。在外留学期间,一学期的所有开支加起来有小60万人民币。

但去年8月回国,受疫情影响,今年5月份才在北京找到工作的陆明到手工资只有7千。

经济影响下,陆明自觉过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国工作节奏更快,陆明没有自己做饭,本科期间一餐60+的外卖不再点,工作后的陆明只点30元的外卖。和以前的朋友聚餐时,陆明也开始AA支付。

对陆明来说,留学期间开销最大的地方莫过于游戏和服装,现在直接断崖下跌。

曾经每年都会买一些Burberry的衬衫,Gucci鞋,回国之后通通换成了ZARA和耐克。

原先打dota2充值至2000级,现在只充到1200级就不冲了。少充的这800级相当于节省了三四千块。

“今年28岁了,都这么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了”,他如是说。

有意思的是,陆明还是找家里要了钱,7000元的住房资金。

因为留学期间,不喜欢和别人合租共用一个厨房,工作后,习惯了一个人的陆明也还是受不了和别人合租。

我问他:“为什么房租还要父母付?”

陆明回:“因为房租真的付不起啊,没办法。”

——“居住上我是不会让步的。”

三、“工资还没以前的奖学金多”

同陆明一样,回国工作即消费降级的还有花生。

去年,他留学回国,凭借硕士学历应聘了天津一所大学的教师工作,有编制。花生大学期间在港澳留学,每月都能拿到7000全额奖学金,但刚刚参加工作,花生月薪甚至低于自己的奖学金数目。

谈及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花生说:

“我觉得当大学老师还不错,有假期去旅行,一直接触年轻人。而且这类事业单位工作,如果没有编制可能受欺负,我家境不错,所以有编制薪资低一些也没关系。”

尽管条件不错,但由于必须承担自我开销,花生依然拮据。

比如,专门在网上以7~8折购买面包店的储值卡。到夜里,再去面包店用淘到的储值卡,买第二天的早餐。因为晚上很多面包店会打折,避免过夜。

工作前,花生还喜欢一口气买很多水果,最后发现,有一半的水果最终都吃不完烂掉,钱也白白浪费。现在,他会一两天买一次水果,每次只买一点点。

喜欢喝牛奶的他也只选择大包装,算下来比小包装更加便宜,放冰柜里也能喝上好几天。

工作后,花生还开始网上淘二手货。

在二手APP上搜索“离开北京”、“北漂”之类,能看到很多急售低价的东西,一般品相都很好。

他曾经用600多块淘到了原价999元没有拆封的kindle,还7折买到了全新吉他和若干学习资料、优惠券。

“最值的是那种订了酒店自助餐门票但是没法退款,只能低价转让的。”花生说,但这些他没买,因为用不上。

省钱路数需要线上线下双联动。花生也养成了收藏连锁餐饮品牌优惠券的习惯,“KFC兑换码有时很超值,山姆店可以购买次卡,也很划算。”

我问花生,明明他的工资足够应付生活,无需这么抠,为什么还是给自己断崖式降级?

他的答案是,攒钱旅游。读书时代,花生每年会有2~3次的国际旅行;但是工作后,工资不够支付旅游的开支,花生开始节流,并总结出了许多省钱大法——

今年,花生计划去西班牙、格鲁吉亚看看。

四、“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

有意思的是,有人的消费降级是主动,而非受现实影响。去年毕业,留在洛杉矶工作的柚子就是其中之一。

柚子父母从事技术工作,收入有一定保障,家乡也是座小城。刚来到美国时,身边朋友都在彩妆和护肤品上蹭蹭升级,周遭氛围“引诱”着年轻的女大学生投入消费怀抱。

价格是主要驱动,国内六七百的彩妆护肤品在美国只需要三四百,且美国营销热度不比中国小,“北美省钱快报”三天两头打折。柚子觉得实在太划算了,一次又一次剁手,最高记录是在黑五期间买了四千多美元的美妆和护肤品。

不仅彩妆护肤品,由于当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众多低价的大牌包和鞋履,为了Logo,柚子每个牌子的经典款恨不得都有一个。

“还好那时候自己还有药可救,舍不得花爸妈的辛苦钱,头两年不算书包只买了两个包”,柚子说。

大三时,柚子发现,护肤品消费上,折腾半天,皮肤也没啥变化。买的包用得到时少之又少。一个原本心动的款式,用了三次便不再喜欢,几乎全新,就转手卖给同学了,原价二百多美元,八十就卖掉了。真的心痛地难以自持。

消费过度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由于经常搬宿舍,囤积太多的瓶瓶罐罐都要折腾好久,筋疲力尽,自己忍不住暗暗发誓以后不要再买这么多东西了。

正当愈发怀疑消费是否合理的一天,柚子读到关于“资本主义的陷阱和我是一颗韭菜”探讨,想起自己皮肤敏感不爱化妆,却买了大量化妆品,用过两三次后就等着沾灰,而箱包也并未真正给予她期待的满足感,到最后,很多东西不是卖了,就是扔了——

“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柚子说。

醍醐灌顶般,柚子下定决心要逃离消费主义的洗脑, 能代替的就不购买,能借用的也不买。

她不仅缩减了自己的服装和彩妆、护肤品开支(上图为柚子目前所有的彩妆、护肤品),原先专门切芒果、去樱桃核的器具都被替换。亲戚闲置的豆浆机,柚子也拿来使用。

原先在厨房,会使用厨房纸,现在也换成抹布。厨房纸的使用速度也减少到了半个月一卷。

各类用品更新迭代也降低。两年前买的iPhone 7还打算继续用三年;四年前买的MacPro电脑,也打算继续用下去直到它不能开机;五年半前买的Beats耳机也用到了现在;除了男友送的TomFord墨镜,再也没有买过其他新款。

柚子还将个人消费“极简”化的经历感受发到某平台上,收获1000赞,其中,她引用了一段自己深以为然的话:

所以等下次你冲动消费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这是不是他们的陷阱?我是不是韭菜?思考完这两个问题再决定要不要掏腰包。反正对我还是蛮管用的,每次我都会思考这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来自知乎用户Vickyy) 

平心而论,无论花生还是陆明实在不算落魄,甚至是木木也仍然有给父母买礼物、去健身房的生活调料可选。

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确实从学生过渡到工作中,感受到消费落差。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应届生岗位的平均招聘每月薪资为5838元,这一数字放在北京、上海,甚至二线城市也无法提供房租开外的所谓“精致生活”。

这些刚步入职场的应届人里,有人大学时每天都要来一杯“星爸爸”,毕业后,只能选择咖啡粉配法压壶;有人曾买sk2都不眨眼,现在买ipsa还要选最便宜的组合;有人一张学生证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玩,毕业后却养成了只加购物车,等淘宝大促、节日时一起买的习惯,有时甚至还要拿出小本本,算哪一种组合满减更优惠。

毕竟,在生存面前,任何自由都是奢望。“财富自由”终究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罢了。

By 搜狐绍斐

东南亚“爱情屠宰场”揭秘

如果说,你是一名大龄单身青年,现在突然有个“灵魂伴侣”降临到你身边,他的一切都符合你的“幻想”;为了两个人的未来,他打算利用公司的系统“漏洞”带你发大财,你会不会心动?

小心了,不仅赚钱是假的,这份爱也是假的。这其实是令无数受害者“伤心伤财”的“杀猪盘”。“杀猪盘”是业界的一种俗称,实际上它是指一种打着交友名义,通过培养感情获取信任,再诱惑受害者至博彩网站投资,从而实施敛财的新型情感投资类诈骗。此类骗局最早兴起在2017年,以男性同志和单身大龄女青年等感情寂寞的人士为主要目标,而操盘者的大本营大多设在东南亚,尤其是在菲律宾、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允许线上赌博的国家。

这场多人恋爱诈骗,让受害者轻则十万八万,积蓄全无;重则倾家荡产,名誉扫地。受骗人数急剧上升,因此抑郁活不下去的年轻生命时有发生。

先看一下骗子截图(此软件为Soul):

(只要对方说看走势,副业,买彩,做投资,数字游戏,请注意你应该有了赚钱的机会。这钱你是不想赚也得赚,只要你有缺口,不管你的缺口是情感还是利益甚至是自卑愧疚。总有缺口让骗子利用你。

第二张图片的介绍就有意思多了,知道soul上同行骗子多,就换了方式,把自己撇的多干净。而且28岁就已经两房两车,事业有成,还在soul上找对象简直是宝藏男孩了,我大天朝的年轻人啥时候这么容易成功了?骗子如果看到,答应我下次改成48岁好么?)

相信看到这里,很多关注此事的人就会想到“东南亚杀猪盘”。其实我一点也不愿意用“杀猪盘”来称呼此骗局,恶意太大了,但是也只有统一称呼才能找到组织。下图就是骗局解密图,没被骗过的估计也不太想懂。毕竟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肯定不会被网络诈骗。不过劝你还是了解一下。

其实跳出来看是很简单,这种交友诈骗如下:

骗局将“爱情”和“博彩”结合起来,采用了:情感操控+欲望操控。“活该网恋”的丢人尴尬和“涉嫌赌博”的违法恐慌,让当事人不愿意告诉别人,更不敢报警。

其实你赌博了么?并没有。整个盘就是针对你设计的,让你赢你就输不了,让你输你就逃不掉,而且没有对方混淆赌博概念,诱导带投,你可能连麻将都不爱打。唯一可能参与过的线上赌博估计也就是欢乐斗地主了。这真是要不起啊。

这种交友诈骗如下:(当然骗术也在更新,诈骗犯对人物的心理操控也在升级。这里只说对女性的交友诈骗,以及诱导的理由和借口。)

第一步:去各个社交网站找“客户对象”,然后就跟正常谈恋爱一样,当然要比普通恋爱更细心,更能理解你,更能恰到好处的夸奖你,毕竟他们是一个团队在研究你啊。同时有意无意让你知道对方很优秀,并且很喜欢你,还会给自己加点小故事。以求让你释放孤单,放下心防,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需要被保护的人,形成被爱被理解被关心的心理依赖。(谁不想被爱被理解呢?谁不想被懂的人看破逞强呢?)

第二步:确定信任,引导你跟对方确定恋爱关系,不断引导你想象你们在一起后的情景,包括以后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顺便看看东京和巴黎。会唱情歌说情话逗你开心哄你睡觉等等。甚至规划好了哪里定居,生娃养家。就等他过一个月忙完来找你。当然期间最重要的就是诱导你关注他的赚钱“副业”,投资线上数字游戏。

第三步:诱导你跟他一起玩副业,各种对你的爱要变成实际性的带你赚钱。打感情牌,例如爱他就陪他一起玩,只想跟爱的人分享;例如说不想看到你那么辛苦,想让你赚钱轻松一点。例如一起玩线上游戏这样就有共同爱好,以后见面话题更多。你都爱上他们团伙苦心经营的人设“他”了,不玩真说不过去了。如果你真的不想玩,对方会用情感勒索,质问你的灵魂:是不是不相信他?是不是感觉他逼着你赚钱?你能过意的去么?你竟然不相信“那么为你着想,那么关心你的人”,你不会自责自己防备心太重了么?

倍投稳赚理论

第四步:让你赢,不断诱导你加大投资。人都是趋利的,谁赚钱了不开心,你当然会更相信他。为了让你更相信他,打消你的顾虑,骗子还会解密为什么稳赚不赔。例如发现系统漏洞,例如还会讲给你为什么这样倍投,例如会告诉你专业的公式。骗子简直对你所有的担忧和怀疑掌握的恰到好处。具体还会激发你的赚钱欲望。例如有没有要想买的包,化妆品,车,房等等;例如要孝敬父母应该给父母更好的生活;例如回忆一下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事情是因为没钱而放弃的;例如几月几日他来找你前,带你挣够多少钱,跟他差距没那么大之类。总会激发出你的心理弱点。让你觉得自己很穷,而且还有连赚钱都不敢赚的穷人思维。你对不起这个美丽的世界,对不起爱你的人,对不起自己的梦想。毫无疑问你的确手里是有个小十来万。甚至还能问亲朋好友借点,效仿骗子总跟洗脑的资金整合。得,投个一二十万,反正凑钱也不是很难。被宰难免,因为你不知道是骗局。

凯利公式都搬出来了

第五步:带输你。一般骗子会分析你的经济状况,前边跟你推心置腹,已经收集了你的工资水平,家庭状况,信誉状况,以及你的反应。选择接着给你谈恋爱或者直接消失。这都看对方团伙对你的判断。具体情况是自己输得比你多十倍,自己也很自责很对不起你,让你没立场指责他,相信只是偶尔出错,对方更可怜。对方接下来目的是为了榨干你的信用,能贷的款都贷一下,能借的钱都借一下,然后去捞你的损失。当然你这样做了,输得更多,还背上了被追债的风险。了解到群里有人一个月要还七八万,都快赶上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了。刺不刺激?

有些人说什么也不会去碰网贷。骗子见无利可图,便不再搭理你。去服务他下一个对象去了。各种账号不回手机不接。让你经历地狱般的抽离。突然钱和爱都没有了,你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骗子会先发制人哭诉自己输的更惨。

其实骗局流程不重要了,很多人都是愿意相信自己在恋爱,才会被骗。

这种感情诈骗的高明之处在于,意识到受骗后由于觉得丢人尴尬并不愿意告诉其他人。更甚者,根本不愿意相信这是骗局,对方给她带来的感情好像真的无法让人相信这是骗局。利用感情,多恶心。

经历过的人,和未经历过的人看到这些骗局,可能都会觉得傻逼才会被骗。正在经历中的人则根本跳不出来,因为他们是当局者。所以请大家对受害者的恶意少一点,没人愿意当受害者。

这场诈骗中金额已经过亿,人均都是二三十万,残害着刚刚有点小积蓄的空城里的青年男女。受害者大部分现状,总是一个人躲在深夜里哭泣,抑郁,轻生,活不下去,情绪已经带给他们不可逆的身体伤害。随着人数的激增,这样的骗局开始向病毒一样侵蚀着即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90后中孤独的灵魂。

说一下写此篇文章的目的:

1.阻止恶继续蔓延

1.让更多无辜的人知道这个骗局,当你偶尔感到孤单缺爱,偶尔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留个心眼,别碰上类似的情感操控的骗局。你一旦内心有了缺口,就难以逃脱这场骗局,最终钱情两失,被骗子在内心注射了恶毒发酵液。

2.让更多吃瓜群众看到受害者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别在旁边说风凉话,增加受害者的情绪负担,不知不觉做了伤害别人的恶。如果有朋友求救,希望能耐心倾听,不要嘲笑冷语,你的理解可能能救他们。事情都发生了,指责奚落并没有意义,他们自己已经很自责了,难道不知道自己当时傻么?

3.让更多受害者看到后知道这是骗局,别逃避,勇敢去选择报警;别沉默,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别害怕,及时寻求帮助。也不要因为独立惯了就硬抗。

4.让更多难友放下受害者的标签,原谅自己,这不是你的错,别折磨自己,也别对世态炎凉产生恶意,努力走出来,相信这个世界还是善念主导的。摆脱一朝被骗,三观尽毁,从此看谁都是骗子的心理状态。你很好,你值得拥有幸福。如果实在不能释怀,看一下最后的受害情绪重建。

为什么会被骗

问题一、你要不是看上人家有车有房事业有成,长相身材这些,也不至于被骗,你会相信对方是你自己爱慕虚荣,被骗活该。

对方的确挺帅,人设打造很完美。

难道她们不知道“霸道总裁爱上我”这样的玛丽苏剧情是不现实的么?难道她们心理没有疑问又帅又好同时物质条件还不错的人凭什么会爱上自己么?难道能拿出几十万去输的姑娘,自身实力是差到不应该看上更好的人?

第一:骗子的账号是一套的,他的所有社交号娱乐号竟然在认识你之前就开始经营人设了。你搜图搜不到对方信息。还是不相信对方,要看对方其他号,对方还真有跟微信一样的抖音等账号,而且上面发的内容和告诉你的工作信息以及生活视频完全吻合,反口就情感勒索说你不信任他,借机跟你吵架然后你慌了,对方大方原谅你。

善良的你怎么会知道骗子为了骗你竟然这么努力,所有账号都做人设了,你除了觉得自己太多疑外,根本不会往坏的方向去想对方了。你甚至开始怕伤害到他。毕竟还有第二。

第二:完美人设中会有不完美,让你相信对方并不是高不可攀,例如会有家里是农村的,吃了很多苦才有的今天的成绩。例如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辍学女友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离开这种。让你觉得他真的挺可怜缺爱也需要你。你完全可以被他喜欢,他也完全喜欢你。

彻底打消你怀疑他怀疑自己的理智想法,进入这场虚拟恋爱的迷局。等待温水煮青蛙式的宰割。

即使你还是不相信,但也会想试试看,毕竟对方一月后就说要来看你了。说见过面后,你就会完全相信他了。你不会动心试一下网恋?大不了见面后不合适就算了,谁知道骗子已经进化到半个月就完成了宰割?

问题二、都这么大人了,还会被骗。被骗几十万,还是人傻钱多。

大多数被情感诈骗的女生是没有恋爱经验的,生活里绝对是个能手,但她们在情感里的确是个小白,愿意付出,也愿意相信,就是不知道现实里如何主动,如何和男孩子相处。就算有恋爱经验的人,陷入爱情智商也得突降吧,何况小白?谁能时刻提防着被感情欺骗?谁知道还有这么恶心的骗局?光是欺骗感情,就够她们自我毁灭了。何况还有金钱带来的现实压力。

这个世界缺爱缺理解,所以给了骗子团伙有机可乘。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再大的人也会被骗,只要你有弱点,只要你还与人接触,只要你放松喘了口气。

这个年龄的女生,又独立又能干,有点小积蓄也很正常,他们的孤单和年龄还有小积蓄正是骗子好入手的对象啊。要不然骗子8:00吃完饭研究什么呢?一场针对适婚独立女性的骗局研究,骗子投入了大量科研时间。

彩票也是概率问题,当然也属于赌博,但是福利彩票是合法的,上去让你回忆买彩票经历,就已经把博彩和福彩混淆概念,让你认为就是彩票,就是靠运气的中奖。

第一,受害者就是因为不赌博,才更不会知道这种彩票形式属于线上赌博。没人告诉过他们,他们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诈骗,终其一生能参与的“线上赌博”可能就是欢乐斗地主了。骗子们说这是线上开奖,跟彩票概念混淆在一起,彩票是赌博,毕竟都是概率,谁还没听过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骗子这个xx28数字游戏结果跟3D彩票一模一样啊!恰巧有过一两次买双色球的经验,彩票属于违法么?

第二、每个盘都是可操控的,让你赢你就赢,让你输你就输。这是一群人设置了虚拟盘陪你玩呢,有客服送你彩金,有客服给你充值账号,有“对象”带你投资,多人恋爱服务中的必要付出环节。让你开心相信让你欲哭无泪。

如果是赌徒可能知道各种赌局的方式,可能受骗几率更小。为什么那么多乖孩子突然沉迷赌博?还不是因为对赌博无知。

老铁们,想知道什么是线上赌博么,准备几十万,东南亚的那群同胞会让你永远记住。

【受害者情绪重建,如何走出负面情绪:】

第一,放空自己,当自己是一个无行事能力者。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周期:2-5天,时间不宜过久。

这几天可以允许自己不工作,不去做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人,允许自己搞砸一些事情。不去批评指责自己。哪怕暴饮暴食,哪怕昼夜颠倒。颓一下,别逼自己。比如强迫自己不要哭,强迫自己睡觉,强迫自己走出来,强迫自己乐观。这些都不要。你就要放空自己,不用大脑思考,随便跟着身体流浪放逐自己。

哭泣就哭个够,睡不着就劳动擦地洗衣服做一些体力活等。

第二,在日期最后一天,开始恢复理智。拿出一张白纸开始理智分析问题。如何自救。分析受骗的原因,制定相应计划,例如找人倾诉,例如运动健身,例如认真吃饭,例如如何赚钱等等方面。然后重生。

接受被骗的事实,也接受追回的希望渺茫。重新开导自己去爱上这个世界。

虽然很困难,但是时间能淡化一切。

题外话:之前有个人受骗后,女友也离开了他的小伙子找我咨询,我回的一些话,也许这些回复对经历杀猪盘的人有用:

虽然没有碰到可以治愈爱的爱,但也不能轻易被恶侵蚀。我们终究不愿变成恶龙。因为我们是美好本身。加油!

从第一句搭讪聊天,到最后钱被层层转账流往境外,诈骗分子是怎么得手的?

随手点击的中奖信息又怎么套取了个人信息?杀猪盘、套路贷、刷单购物、微信中奖等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本质是什么?背后又有哪些秘密?

第一章:一旦搭话,诈骗分子就有了可乘之机

网恋求助、刷单兼职、资金冻结、高额返利……无论哪款诈骗手法都会有人受骗,这并不是骗子手法高明,而是在骗子利用境外服务器广泛撒网,群发各类消息,弹出各种网站的背后,总有一些心怀好奇或有潜在欲望的人想点进网站了解。一旦在网络上结识了“意中人”,犯罪分子就会利用人们对感情或者金钱的渴望心理伺机下手,在建立信任和感情后,骗取受害人钱财。

第二章:角色多样,量身定做诈骗剧本

每个诈骗剧本,陷进去的人都会发现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当你渴望无微不至的关怀时,他们就是中年多金的“暖心大叔”;当你向往旷世之恋的爱情,他们就是青春靓丽的“小萝莉”;其实,他们只是一群躲在房间内,拿着诈骗剧本的“话务员”,在幕后老板的指挥下,他们按照剧本一一出演。

第三章:虚构的身份,为什么深信不疑?

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人们弃用的电话卡,制定虚拟身份实施诈骗。

在撒网寻找猎物的过程中,骗子会使用不同的身份信息注册不同的虚拟身份,在行骗成功后,原来的虚拟身份就不再使用。追查过去,虚拟身份的注册信息可能是正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也可能是在校读书的学生,而真正的行骗者早已遁入网络大海中。

第四章:虚拟身份也分三六九等

不同的诈骗剧本需要不同的虚拟身份,而每个虚拟身份背后的网络生活痕迹,更加使被骗者对对方身份深信不疑。

使用多年的QQ、微信等虚拟账号,丰富多彩的朋友圈、说说、日志等内容,再加上骗子的精心包装,对方可能就变成了受骗者喜欢的男朋友、女朋友、成功人士、人生导师。……其实真相却是,除了受骗者,里面全是骗子成员。

第五章:电话卡怎么到了骗子手中?

电信网络诈骗需要用到大量的虚拟身份,也就需要用到大量的电话卡。购买电话卡,然后注册虚拟身份,这是常人想到最简单直接的办法,然而这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庞大的“业务量”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一条拿手机卡,盗取虚拟账号,制作盗号软件,提供群发信息设备的黑灰产业链条就这样相互连接起来了。

不法分子为了获得电话卡想出了各种办法,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还成为了“帮凶”,这其中便有诸如开卡送油、开卡送洗衣粉等方式。只需带上身份证,顺便再随手拍一张本人照片,便将各种小礼物送到手上。而此时,自己的身份信息已被别人掌握,自己的无心之举已经成了犯罪分子的“帮手”。

第六章:电信网络诈骗的真相是什么?

骗子之所以成功,关键一点就是其出演的身份,核心之一就是电话卡。通过电话卡可以注册出不同的虚拟身份;通过“回收卡”可以找回原有的虚拟身份,包装出骗子需要的优质虚拟身份;通过电话卡可以群发消息、广发链接、组团忽悠、建群坑人……电信网络诈骗的另一核心就是银行卡,这里不作详解。

人生已经足够艰难,可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独自承受。这时候有一个人向你伸出了温暖的双手,你小心翼翼的把手交给他,看着他把你拉上了高空,再眼睁睁看着他突然放手。

只剩你一个人在无尽的坠落、坠落……那种绝望,根本无法对外人诉说。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更多的人远离骗局,一生平安。

By 小菲灰产圈

我们是不是算法的奴隶

奴隶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资源的奴隶

封建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土地的奴隶

资本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资本的奴隶

信息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信息的奴隶

用算法来裁员,残酷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算法招聘不稀奇,现在利用AI算法来自动化处理海量简历筛选,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操作。但算法裁员,对于许多人来说就闻所未闻了。最近,一家海外公司Xsolla通过算法判断出150人是“没有生产力的员工”,然后一口气裁掉了他们。

引起争议的不是裁员本身,而是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标准:Xsolla首席执行官阿列克桑德·阿加皮托夫接受俄罗斯出版物《Meduza》的一次采访中提出,员工的“数字足迹”不符合公司标准。

远程工作时代,加上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处于困境的企业不得不裁员自救,原本无可厚非。但利用AI算法来履行裁员职责,就有待商榷了,因为这牵涉到一系列问题,比如:

靠数字足迹判断员工合格是否合理?算法开除的决定是否符合劳动保护条例?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打工人必须按照AI的喜好来行动,从而成为算法的奴隶?

算法裁员,究竟释放出了哪些“恶之花”?

边界之问

通过算法来开除员工,听起来着实有些匪夷所思,直到Xsolla创始人阿加皮托夫撰写的内部邮件被公开,人们才知道算法的判断标准是:数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

信中提到,Xsolla的大数据团队分析了员工在Jira、Confluence, Gmail、聊天、文档、仪表板等应用中的活动,然后将那些行为路径不总出现在工作场景中的员工标记为“没有生产力的员工”。

在技术社会中,想要追踪一个人的网络活动是很容易的。此前,许多企业会通过社交媒体筛选潜在的员工,员工也会经营自己的“赛博形象”以传递好的形象,大家似乎都为企业考察员工的数字足迹投出了一张“赞成票”。

但当事情发生在裁员这一动作下,或许才会发现,数字足迹在职场的应用,正释放出了三个危险信号:

1. 模糊生活与工作的隐私边界。涉及150人规模的员工不知道自己正在被AI跟踪,并且网络活动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引入考核标准,还是很让人恐惧的;

2. 算法“黑箱性”缺乏说服力。通过数字足迹的可以分析判断出该人的性格特征,这在招聘时可作为加分项,但裁员需要明确的“不胜任工作”的认定标准,算法“黑箱性”让裁员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难以服众,容易引发心理失衡的报复事件;

3. 缺乏对“幸存者”指导意义。一次成功的裁员,不仅仅在于将部分员工开除,还要让“幸存者”做好对新任务的准备、了解持续发展的规范,但通过分析数字足迹作出的裁员决定,却无法清晰地体现出被裁和网络活动的因果关系。

一个人可能因为总在工作时间登录社交媒体,被认为效率过低,但这一结果对于需要与用户频繁交流的创意型岗位就没什么价值,也让“幸存者”处于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状态。

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推行永久制的远程办公,与此同时,如何评估员工的工作状态和生产力也成为难题。这个案例也驱使我们思考,个人该向企业让渡多少数字足迹访问权限,将成为未来劳动市场和法律法规的重要议题。

标准之谜

那么,通过数字足迹来衡量员工的敬业度和生产力,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们知道,数字足迹只能跟踪到软件交互的时间和频率,对于流程化程度高的工作有直接的参考意义,但对于创造性工作就有点无能为力了。

一来,科技企业是典型的知识经济,涉及到大量的创意创新,这是十分个性化的过程。比如乔布斯喜欢打坐冥想,然后做出决策;有媒体报道过,当团队遭遇瓶颈时,张小龙就带着大家一起听摇滚乐;德国作家席勒缺乏灵感的时候,则喜欢吸几口烂苹里的味道……如果让AI来判断,这些都算“不务正业”。

二来,现有算法很难评估OKR与数字足迹之间的因果关系。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葛洛夫发明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已经成为谷歌、Facebook、Linked in、BAT等科技企业广泛使用的工作模式,即先明确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过程中员工可以自主探索,只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预定目标即可。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地激活员工的积极性,并且鼓励他们打破常规。这时候,用网络冲浪的蛛丝马迹来衡量员工的表现,是一种既过时又极其无效的标准。

标准的不合理性,也会直接影响裁员程度的正当性。我们知道,为了避免任意裁员,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对裁员的程序公平有着严格限制,依靠AI算法裁员很难避免暗箱操作和违规裁员,正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风险也不会草率上马相关算法。

人性之思

算法裁员,也证实了一个令诸多学者都担忧已久的问题:AI应该增强人性,而不是减少或取代它,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数字时代,许多劳动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失去了对工作、生活和自我的控制,比如与系统争分夺秒的外卖派送员、被算法支配的网约车司机、沉浸在算法推送中不可自拔的短视频爱好者……本该具备人文关怀的裁员,也开始因算法加入而变得冰冷。

此次Xsolla创始人信中表现出的态度和语气令许多网友感到不满,他给被解雇的员工贴上“没有参与工作和无益”的标签,称“我真的相信Xsolla不适合你”。还分享了一份“被开除者名单”,直言不担心离职员工,也不担心这些措施是否会打击公司前进的士气。

根据算法直接把人裁掉, Xsolla作出如此草率的决定,说明企业本身存在更大的问题。但用技术语言与员工沟通的做法,在科技公司却并不罕见。

2018年就曾发生过某技术总监因不满辞退,怒删9TB关键数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25万;2020年63岁的亚马逊司机因算法评分较低而解雇。试图让算法“背锅”,拒绝以人为本的沟通,等待的不是被裁者的“反杀”,就是大众的群嘲了。

在裁员这一环节中,算法能提供的仅仅只是一个参考标准,更多工作则需要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裁员沟通,就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有研究显示,在裁员期间受到管理者积极人际待遇的员工,会较少表现出消极反应,对组织未来目标的认可也会增加。

高质量的对话,可以有效地避免员工的不公平感,从而把裁员的负面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裁员活动中最不可控也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展现企业文化和管理者个人素养的标尺。

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蠢钝的物质力量。

AI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经营的各个关键领域当中,但在直接与人有关的领域,仓促部署AI都是不合适的。刚刚浮现出的算法裁员问题,应该被快速提上技术伦理甚至法律规范的议程。

被算法压榨的人不得不参与内卷

最近,有一个有外卖商家的收入截图火了,一份米线卖价19元,商家拿到手的实际收入只有9元。

那么商家不参加活动行不行?不行!因为店铺排名就会更靠后,以后连生意都没了。

更让该商家郁闷的是,同样一个25元的订单,在各大平台的提点都差不多,有的是21%,有的是25%,有的更高,到底依据是什么呢?他打电话问平台,得到的解释是:系统是按照算法执行的。

算法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规则?除了平台之外,没人能搞清楚。这就是平台的算法规则,在古代有”大斗进小斗出”的明剥削,现在就是暗剥削。

有人肯定会说:那别人的生意怎么做下去的?

来看看下面这个场景吧:

这么一个阴暗狭窄又杂乱无章的小巷子,叫“幽灵厨房”。这种餐厅没有招牌,没有门店,没有餐桌,只在各大平台上接外卖的订单,它们广泛的分布在城中村里。

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2点,订单像潮水一般涌来,老板(兼厨师)以最快的速度出餐,然后打包(往往是老婆负责)发给外卖员,外卖员再马不停蹄的把午饭送进各个写字楼。

这种”幽灵厨房“之所以能够生存,秘诀在于它们省下了房租和员工开支,可以承受平台确定的价格,不停的以更低价参加平台活动,就会获得平台给的推荐和流量。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后来又产生了一种店铺,其运营成本比这个更低。原来这种新型餐厅直接用几块钱的料理包,看到这个让人醍醐灌顶:我们平时在平台上点的黑椒牛柳/宫保鸡丁/鱼香茄子/糖醋里脊等等,根本不是厨房做出来的,只不过是料理包一拆,再加上米饭,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定律:“劣币驱逐良币”。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没错,电商和外卖平台的兴起,会让生活变得更方便。但是当线上流量都被平台把持之后,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来了。互联网的崛起使比价变得更容易,当市场出现一款流行新品的时候,第二天在网上就出现同款产品,价格远远低于实体店铺零售价。也就是说无论你生产的是什么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出现。

先有淘宝,后有拼多多。于是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产品出现,低到无底线,市场就形成了“低价是王道”的逻辑。低价者胜出,意味着企业不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研发、设计、品牌打造,这就会影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消费者占便宜是天然的心理,这是人的本性,但是商家不能利用人的劣根性去谋利。

从短期来看,消费者捡了价格上的便宜。但是长期看,商家为了利益必然要无止尽的压缩成本,然后被逼采用劣质原材料,于是最终吃到“恶果”的还是广大消费者。算法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叫“大数据杀熟”:你越有消费能力,购买同样的东西,你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

同样的逻辑:

你越有资金打广告,那么购买同样的广告位,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

你越有精力加班,那么给你同样的工资,你就要比别人干更多的活儿。

你外卖送得越快,那么配送同样距离的订单,系统给你的时间就越短。

我们最终将陷入了算法制造的“囚徒困境”:它可以一只手紧抓996,另一只手摇喊大健康;它让我们现在不停的“用命换钱”,以后又让我们不停的“拿钱买命”。

人类将会失去意义,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数据包”

立陶宛学者卡尔波卡斯犀利地分析道:完整而独特的个人被分解、降格为数据的生产者、数据分析的作用对象,或更直白地说,一个数据包。

“一位友好的同事成为了一位服务提供者,一位长期诚信的客户成为了一位拥有高信用分数者,一位善良的护士成为了一位护理提供者,一位学者成为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学人,一位运动爱好者成为了一位拥有动态绩效曲线者。”进而,我们要么在算法对代码架构的直接控制下,只能做出架构所允许的行为,要么在算法对行为的微妙助推下,做出自认为自主、实则受控制的“最佳”选择,仿佛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容易操纵。

甚至,算法的编写者也受制于技术过程的反馈,并非独立自主、从零开始地设计算法,而是根据算法运行的输出结果而不断调整完善。与此同时,线上与线下的治理逻辑趋于统一,万事万物都将成为算法的数据分析的对象,不再存在互联网、物联网以外的治理领域。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主体地位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人类不能再宣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反而沦为算法的仆从、技术的奴隶,人类与技术的平衡向技术方向高度倾斜。

但同时算法必然带有人类的价值观。在定义上,人工智能即是由人设定与制造的智能:简单的算法代码是个决策树,由人类为特定问题的全部细枝末节设定解决路径;复杂的机器学习也仍然需要人类提供数据,并为数据与结果之间的关联赋予意义。更何况,算法作为平台治理的工具,根本上反映了平台的利益与需求,故而有大数据杀熟与灵活用工剥削,甚至将算法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看待的争论背后,也是平台希望免除自身责任的动力在暗中驱使。

所以,算法本身深深地嵌入了这个社会:“算法被设想为类似莫比乌斯环,既没有纯粹的内在,也没有纯粹的外在”,“算法变得具有交互性,与其运行的更广泛的环境建立一种双向关系:从世界中学习,接着通过分类、排序和筛选反馈给世界,然后再从受其先前输出影响的世界中学习,继而进一步反馈”。人工智能并未统治世界,它仍然属于世界的一部分。

人类与技术、环境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与统治关系,不是要么西风压倒东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人类主体地位的消退并非向技术投降,并非复刻人类中心主义而成为技术中心主义,而是真正开启了设想一种更为平等、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正如人类将自然商品化并将其仅仅视为一种资源而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优化一样,通过机器和代码对人类所进行的类似处理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人类控制、奴役人工智能固然不对,人工智能转而控制、奴役人类也并非真正的善,冤冤相报无穷尽也。甚至人类与人工智能彼此孤立、独善其身,也无法实现各自的终极进化与完善。人类与人工智能需要建立一种友爱的伙伴关系,携手进化;同样地,人类与技术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才能使这个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止于至善。

由此观之,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是误入歧途的。算法与人工智能并未强大到可以取得与人类平起平坐的主体地位,现实的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稍作解释或调整即足以应对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创作等提出的所谓新问题,只要穿透技术的迷雾,直指其实际的影响即可。毕竟,“无论数字(无身体或无实体)行动者是基于与自然人或法人的相同或相似基础而被赋予人格,还是被认定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存在,或是被认定为从简单权利和义务(例如保险)发展到更复杂安排(例如产权)的实体,抑或是被认为根本没有明显的人格,它们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具而言之,首先可从算法的输出结果入手,要求公平公正,避免偏见与歧视,不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算法歧视类型,进行分级分类治理。其次可从算法的输入数据入手,一方面要求数据控制者完善其自我治理机制,强化对用户的数据保护,另一方面赋予数据主体以免受算法自动化决策约束权等个人信息权利,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算法权利,增强个人对自身数据的支配与管理。最后辅以适当程度的算法透明,采取分场景、有层次的算法解释权,以及制度化的算法影响评估、算法备案等可行的算法透明措施。但是主张算法所享权利,乃至算法主体地位,则大可不必,这亦非法律的制定、执行与适用者所擅长。

如果已经到了不得不革命性立法的地步,人类的单边立法或许也不一定能够取得人工智能的同意,二者需要斗争或协商才能确定共同的未来何去何从。因此,这样一种技术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其实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回魂:依旧从人类出发,思考如何将人格赐予机器或防止人格被机器破坏,过分抬高、夸大技术的作用与地位,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样的后人类思潮之下,主客体等级关系的幽魂不散,支配-依附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只是颠倒了过来罢了。持此论调者无法设想人与技术皆从中心地位退出,卸下彼此不必要的特权,彼此更为平等、合作地相处,致力于共同的解放事业,正如动画中所想象的乌托邦一样。

后人类之上的超人类

然而,平等的后人类主义在揭示了宝贵的洞见同时,也遮蔽了更深刻的反思空间:算法/人工智能与人类/人类智能的关系真的是平等的吗?换个问法:被算法消解主体性的人类,与对算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类,是同一拨人吗?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算法计算、管理、控制的人,与设计、拥有、控制算法的人,是同一拨人吗?如果不是,二者真的是平等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算法治理的服务对象是平台经济及其背后的网络资本,它们决定了算法治理的目标、形式与结果,通过算法治理的技术赋权,以大多数人的后人类主义、去主体性状态为代价,成就了自身的超人类主义、超主体性状态。

即使算法治理在总体上提升了社会福利,并因此惠及被治理的普罗大众,这一后果也是次要的,平台盈利与资本增值作为算法治理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这不仅体现在分配环节,平台资本攫取了新增社会总福利中的大部分,更体现在当平台利益与用户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算法总是维护平台利益,例如在共享经济中对灵活用工者的劳动剥削。

更何况复杂的技术也有利于超人类实现隐身,将他们与后人类的社会矛盾转移、消解为后人类对技术的无知、无力与无可奈何。于是后人类只能责怪自己素质太低、不够努力、跟不上时代,或先进技术太神秘、太狡猾、太不近人情,超人类借此坐收渔利,闷声发大财。超人类甚至可以用信息茧房、数字鸿沟打造新的美丽新世界,让后人类沉迷于滑动手指即可获得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廉价快乐,从而沉沦为自动打工的生产者与不停剁手的消费者,丧失集体行动乃至独立思考能力,最终以一种类似奴隶支持雅典民主和哲学的方式,支持超人类“参与幸福、共同体事务、超越性追求和其他崇高活动”。

所以,人工智能非但没有通过普遍地赋予或剥夺权利而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反而以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各种方式进一步扩大了数字鸿沟,强化并掩饰了现有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体系,使少部分人能够以更为隐蔽也更有效率的方式对大多数人进行盘剥与控制。换句话说,被消解或被更大程度上消解主体性的是大多数人,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算法的是少部分人,因而在人类与技术相对平等表象之下,是人与人之间深刻不变的不平等本质。

因此,我们对机器人统治人类的担忧或许不无道理,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触摸到了算法时代不平等的大致轮廓。只是我们未必看透机器人背后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资本与少数人,后者才是更加值得害怕的对象。他们通过算法黑箱、技术中立、人工智能主体责任等法律修辞推卸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迷惑大多数后人类去控诉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左右,但事实上与之同为工具与奴仆的新兴科技。质言之,算法时代的后人类主义性质只是表象,算法赋权的超人类主义现实才是残酷的真相。大多数后人类成了滋养算法的单向度的数据材料,从而让算法服务于更丰富、更高级、更符合人之为人本质的少部分超人类的生活品质的达成。

By 遥堃脑极体

日本与美国的消费者有什么不同

2023新年伊始,有不少日本卖家在多年的稳扎稳打之后考虑进入美国市场拓展业务;也有不少美国卖家在收获了汇率红利之后考虑进入到日本市场。在很多方面,这两个市场的差异化是非常大,这也是卖家在考虑进入到新市场初期最希望了解的信息。虽然差异化巨大,但是其中最根本的是了解消费者的购物行为。今天的文章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和美国的消费者行为究竟有什么不同吧。

在进入消费者行为之前,让我首先了解一下日本和美国市场的相对竞争环境:

美国亚马逊占所有电子商务销售额约 38% 的市场份额。相对日本市场,美国市场更加稳定和成熟,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覆盖了巨大的需求范围,无论是专业还是小众商品都拥有其它市场无法相比的用户群体。但是美国市场竞争激烈,平台上经营的卖家数量庞大,而且非常“卷”。因此,为了有效竞争,卖家经常使用激进的定价策略,例如提供折扣、优惠券或免费送货,以吸引买家和销量。然而,激励竞争的缺点就是它可能会导致卖家的利润率变薄。

日本市场竞争相对较低,与美国相比卖家较少。这可以使卖家更容易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尽管在重视声誉和信任的市场中建立品牌仍然具有挑战性。日本消费者往往对品牌更忠诚,而且往往愿意为优质产品支付高价,尤其是那些在日本制造的产品。因此,能够在质量和可靠性方面树立品牌声誉的卖家往往能够在日本市场取得成功,即使价格更高。虽然在日本亚马逊上销售可以为卖家带来许多好处,但市场规模相对美国小了很多,而且亚马逊在日本电商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左右。同时,语言和文化障碍以及复杂的法律和税务要求对卖家来说是不大不小的障碍。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日本和美国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分析:

沟通风格

在日本文化中,礼貌和形式是非常受重视的,这可以反映在他们的沟通方式上。日本消费者可能会使用更多的间接语言来表达自己,而不太可能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或偏好。相反,他们可能会使用更迂回的方式和更含糊的语言进行交流,暗示他们的需求或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例如,

日本消费者可能不会说“我不喜欢这个产品”,而是说“这个产品可能不是我的偏好”。

日本消费者可能不会直接要求退款,而是会说“我想知道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消费者不会说“这个产品太贵了”,而是会说“恐怕这有点超出我的价格范围”。

此外,日本消费者经常使用敬语,以表示对与他们交谈的人的尊重。比如:

当称呼他们不熟悉的人时,日本消费者可能会在他们的名字后面使用尊称“san”,例如“Smith-san”而不只是“Smith”。

在给客户服务代表写电子邮件或信息时,日本消费者可能会在他们所称呼的人的姓名前使用敬语短语“o-”,例如“o-Suzuki-san”以表示尊重。

如果日本消费者表示感谢或道歉,他们可能会使用敬语来表示额外的尊重。例如,他们可能会用“arigatou gozaimasu”而不是“arigatou”来表示“谢谢”,或者用“sumimasen deshita”而不是“sumimasen”来表示“对不起”。

相比之下,美国文化重视沟通的直接和清晰,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偏好。美国消费者在交流中也可能使用更随意的语言,即使是与他们不熟悉的人交流,也可能更可能使用非正式的问候语,如“嘿!” 或“怎么了?” 而不是更正式的问候,如“早上好”或“您好,您好吗?”

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方式差异可以帮助亚马逊卖家做出更好的商品页面安排和营销方式,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例如,日本卖家可能希望在产品描述中使用更正式和礼貌的语言,并在营销声明中更加微妙。他们可能还想考虑在产品名称或描述中使用敬语,以表示对潜在客户的尊重。日本消费者通常重视传统和审美,因此产品listing应突出这些方面以吸引他们。

另一方面,美国卖家可能希望在产品描述中使用更直接和自信的语言,并专注于产品的主要功能和优势。他们可能还想考虑使用要点来突出关键卖点使listing易于浏览。美国消费者往往看重方便和快捷,因此产品listing应突出这些方面以吸引他们。

通过根据目标受众的沟通方式定制产品listing,亚马逊卖家可以创建更具吸引力和更有效的商品页面,更有可能提高转化率。

购物习惯

在日本,购物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交活动,许多消费者喜欢逛实体店并与销售人员互动。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倾向于优先考虑便利性,并可能选择在线购物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日本消费者通常会提前计划他们的购物行程,全年有几个主要的送礼场合可以带动购物行为,包括元旦假期、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和年终送礼季。鉴于许多日本消费者都认真制定计划购物并且比较严格执行,零售商经常提供季节性促销和销售以配合这样的行为。此外,季节变化和文化节日也可能影响日本的购物习惯。

相比之下,虽然在美国也有某些节假日和事件推动购物行为,例如圣诞节和黑色星期五,但美国消费者倾向于全年购物,并且严重受到促销和打折的驱动。便利和速度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也是重要因素,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在线购物和当日送达选项。

在决策速度上,日本消费者往往更有耐心,可能愿意花更多时间寻找合适的产品或折扣。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注重效率和速度,可能更容易做出快速的购买决定。

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

日本消费者在购买前往往会进行广泛的研究,他们往往更看重产品质量而不是价格。他们也更有可能在购买前使用社交媒体和博客来研究产品和阅读评论。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倾向于优先考虑便利、价值和快速交付。他们更有可能做出冲动购买,并且通常优先考虑免费送货和轻松退货。

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在日本,集体决策很普遍,消费者可能会在购买前征求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意见。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倾向于更独立地做出购买决定,并且可能依赖在线评论,而不是咨询他人。

因此,为了迎合日本的集体决策文化,卖家在营销工作中针对群体而不是个人可能更加有效。这可以通过强调社会效益或其他人的认可来实现,例如通过强调特定产品在家庭或关系密切的特定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或通过展示客户评论和评级来实现。此外,在目标群体中使用有影响力的人或意见领袖来推广产品也可以帮助建立对品牌或产品的信任和信心。

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个人决策更为普遍,因此通过吸引个人偏好和需求来进行营销可能会更有效。例如,强调产品在便利性、个性化或个性表达方面的优势。利用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例如基于以前的购买历史或浏览行为的定向广告或电子邮件活动也可能是有效的。

品牌的重要性

在日本,品牌忠诚度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品牌忠诚度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日本消费者通常对知名品牌有强烈的偏好,包括品牌声誉、质量和可信度。并且消费者也很愿意了解品牌的历史,并且愿意为品牌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文化对社会和谐的重视,因为拥有一个可靠且受人尊敬的品牌可以向其他人表明消费者是负责任和值得信赖的。

不过,日本这种强烈的品牌意识可能使新品牌难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因此,对于瞄准日本消费者的卖家而言,建立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至关重要。这可以通过战略营销努力来实现,例如专注于优质产品、强调品牌声誉和可信度,以及利用品牌大使或有影响力的人来推广品牌。此外,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和售后支持有助于在日本消费者中建立信任和忠诚度。

相比之下,虽然品牌忠诚度在美国仍然很重要,但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尝试新品牌和新产品。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价格、便利性和功能等因素,而不是品牌声誉。此外,如果美国消费者发现更优惠的价格或者他们的需求或偏好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更有可能更换品牌。

就亚马逊上投放广告而言,多种广告类型对日本和美国都有效。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由于日本的品牌忠诚度较高,使用品牌推广广告来建立品牌知名度可能更有效,更加助于将品牌打造成日本消费者信赖和尊重的选择。 相比之下,在消费者可能更愿意尝试新品牌的美国,使用商品推广广告来突出商品的具体功能和优势永远是不错的选择。

送礼

送礼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四季都有很多以交换礼物为标志的场合。一些示例包括元旦、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和圣诞节。在日本,送礼通常是表达感激、表示尊重或加强关系的一种方式。

日本消费者倾向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选择合适的礼物,并且通常非常重视礼物的呈现方式。礼物通常包裹在华丽的包装中,赠送礼物的行为伴随着仪式化的鞠躬和表达感激之情。

相比之下,送礼在美国并不常见,通常仅限于特定的节日或活动,例如生日、圣诞节、婚礼和迎婴派对。美国消费者可能仍然重视礼物的质量,但可能不会那么重视礼物的呈现或送礼本身。

从营销的角度来看,了解送礼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性对于希望在日本开展业务的卖家来说非常重要。例如,制作特定的礼品套装或包装来迎合这个市场,或者使用特定的包装和展示技巧来吸引日本消费者的情感。在美国,卖家可能希望重点宣传他们的产品作为特定场合的理想礼物,并希望强调在线购物的便利性以及简单的礼品包装和运输选项,免费送货或轻松退货等功能,这对于加快消费者的礼品购买决策过程非常重要。

支付偏好

对于在日本经营的卖家,重要的是要准备好现金和银行转账,因为这些是日本最常用的付款方式。日本消费者也更可能使用移动支付,例如 Suica 和 PayPay,因此卖家也可以接受这些支付方式。

在日本,银行转账是消费者常用的支付方式。但是,当卖家通过银行转账收到付款时,他们需要等待付款结清才能完成订单。此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具体取决于银行和付款处理时间。因此,卖家在履行订单时可能需要考虑到这种延迟,并确保他们手头有足够的库存来满足订单,否则很容易收到差评和投诉。因此,日本卖家需要与客户就预计交货日期进行明确沟通,同时考虑到付款清算所需的时间。

在美国,信用卡付款是最流行的付款方式,因此设置卖家接受信用卡付款非常重要。此外,提供替代支付方式,如 PayPal 或 Apple Pay 越来越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留评差异

日本消费者和美国消费者在提供产品评论的方式存在一些差异,也非常值得卖家的注意,这些差异包括:

评论习惯:与美国消费者相比,日本消费者倾向于留下更详细和冗长的产品评论。 而且日本消费者评论的产品(包括日常用品)范围更广。在日本,消费者通常会提供详细的描述性反馈,通常包括他们对产品体验的具体示例。日本消费者也倾向于高度重视客户服务,即使遇到产品问题,只要卖家响应迅速并帮助解决问题,他们也可能会留下正面评价。

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提供简短、中肯的反馈,并且可能更关注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而不是整体体验。此外,美国消费者在遇到产品问题时更有可能留下负面评论,并可能期望卖家提供更高水平的响应和客户服务。

评论时间:在日本,消费者往往会等待更长时间才能留下评论,通常是在使用该产品一段时间之后。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在收到产品后可能会更快地留下评论。

语言和语气:日本消费者留下的评论在语气上往往更正式和礼貌。出于文化的原因,即便他们遇到了质量问题,往往在评论上面相比美国消费者还是很客气的。但是,日本消费者在打分上却非常苛刻。这给很多中国卖家造成了反直觉的效果:为啥这个日本消费者留言不是很糟糕,但是打分如此之低呢?

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提供简短、中肯的反馈,并且可能更关注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而不是整体体验。 此外,美国消费者在遇到产品问题时更有可能留下负面评论,并可能期望卖家提供更高水平的响应和客户服务。

产品期望:与美国消费者相比,日本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的期望可能更高。这意味着来自日本消费者的负面评论可能更为挑剔,对产品的声誉影响更大。即便他们的留言很客气,但是评分却很低。

虽然美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也有期望,但他们可能对小问题更宽容,如果整体体验令人满意,他们也更有可能留下正面评价。但是,如果他们有特别负面的体验,他们也可能会留下可能影响产品声誉的批评性评论。总体而言,日本和美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都有期望,但具体期望和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

评论者人口统计:在每个市场中留下评论的消费者类型可能存在人口统计差异。在日本,年长的消费者更有可能留下评论。这是因为日本文化非常重视对权威和经验的尊重,这可以延伸到消费者对待评论的方式。年长的消费者被认为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他们更有可能被视为可靠的评论者,并且他们的意见会受到其他购物者的尊重。此外,年长的消费者可能更有可能花时间撰写详细而周到的评论,因为他们可能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将其视为分享经验和帮助他人的一种方式。

在美国,年轻的消费者往往更积极地发表评论,尤其是在亚马逊这样的数字平台上。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年轻消费者更依赖科技和在线交流,但也可能与年轻消费者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和在线推荐的影响有关。此外,年轻的消费者可能更有可能与他人分享他们的体验,并将留下评论视为表达自己意见和影响市场的一种方式。

广告建议

根据以上的消费者行为分析,以下是我们给做亚马逊广告的亚马逊日本卖家和美国卖家一些建议:

对于亚马逊日本卖家:

考虑使用适合移动设备的广告和促销活动,因为日本消费者倾向于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在线购物和移动支付。

制作广告时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消费者行为,例如送礼场合的重要性以及对优质产品和品牌的偏好。

考虑使用本地化语言和信息来吸引日本消费者并提高广告效果。

对于美国卖家:

考虑使用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和大胆的信息来吸引美国消费者的注意力,他们会接触大量广告并且注意力持续时间可能较短。

关注产品的优势以及它们如何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因为美国消费者在购物时倾向于优先考虑速度和便利性。

考虑使用数据驱动的定位和优化来最大化广告的影响并确保它到达正确的受众。

总的来说,对于两个市场的亚马逊卖家来说,了解最新的广告趋势和策略,并持续监控和优化他们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重要的。

亚马逊为卖家提供多种广告选项,包括商品推广 (SP)、品牌推广 (SB)、展示型推广 (SD) 和品牌视频推广 (SBV)。在广告类型方面,日本和美国卖家都可以使用这些选项,但具体策略和策略可能会因市场和消费者行为而异。

对于商品推广 (SP),建议日本和美国卖家都使用它作为向搜索相关商品的消费者推广特定商品的一种方式。在日本,它可能在购物高峰期或与特定假期或活动相关的产品特别有效。在美国,它可以全年有效,特别是对于搜索量大或竞争激烈的产品。

品牌推广 (SB) 允许卖家推广他们的品牌和多种产品,在日本和美国市场上都有效。在日本,它可能对日本消费者知名和信任的品牌特别有效,因为他们往往对品牌更忠诚。在美国,它可以有效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考虑度。

展示型推广 (SD) 允许卖家将他们的广告定位到特定的受众,例如以前查看过他们的产品的人或具有相似兴趣或购买行为的人。在日本,SD 可能特别有效地吸引为特定场合或活动购物的消费者,以及再营销活动。在美国,它可以有效地推动目标受众的考虑和购买行为。

赞助品牌视频 (SBV)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选项,允许卖家创建短视频来展示他们的品牌和产品。在日本和美国市场,SBV 可以有效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考虑度,尤其是在年轻或更注重视觉的消费者中。

总体而言,具体的广告策略和策略可能会因产品、目标受众和特定市场而异,但混合使用这些广告类型对于亚马逊上的日本和美国卖家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

By 跨境电商

日本的今天是不是我们的明天

你是不是“穷忙族”的一员?

    “穷忙族”的英文是“working poor”。目前,日本已经有将近400万的家庭处于这种状态。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国,穷忙族人数超过100万。“穷忙族”已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

    国内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也令人触目惊心——75%的人自认为是“穷忙族”。这个比例显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中国人口众多,也就意味着“穷忙”族人数的庞大。

2009年左右,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就已经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是如今996工作制的前身。

    多种原因导致“穷忙”

    “穷忙族”是随着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产生的,其产生的原因很多。不过,除了因薪水少而穷忙的人,那些为了填补空虚生活而大肆花费,为了花费而重返空虚的“穷忙”人群,也被认为是“穷忙”族。

    也就是说,“穷忙族”不一定就是指失业者或者低收入在职者,也可能是身兼数职的高薪白领,有很多全职的高薪受雇者也可能沦为工作穷人。这些人或者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为了追慕虚荣、满足消费的欲望,而牺牲了自我提升的投资甚至身体健康。

    “穷忙族”产生的原因在于,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不少企业因为效益差,减少用人成本,一人当两人用,行销兼事务性的工作使“穷忙族”的忙碌无法转化为财富,繁杂的工作也没法满足个人成就感,结果越穷越忙,脑力退化速度越来越快,个人价值难以提升。

    “穷忙族”与富者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有多余时间吸收新知,懂得多元渠道投资、累积财富,闲暇时还能考证照,念MBA,加强专业能力,升迁更迅速;而前者还停留在劳动时代,忙于处理事务性工作,对公司产值贡献度不大,薪资水准无法和付出的劳力成比率,他们为了养家活口,甚至要兼好几份工作,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到最后变成恶性循环。

日本穷忙族的真实生活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因为公司裁员而失业。虽然平常做着三份临时工作,但是一年的收入只有260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只有13万元左右。根据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妥妥的低收入群体。

而在11年前,男人还有工作的时候,他的年收入为817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40万元。

如今,眼看自己年龄逐渐增大,而收入却在逐年下降,男人非常担心这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的发展。孩子眼看就要上大学了,他还没有攒够学费。

在他看来,不管多苦多累,孩子的学业不能受到丝毫影响。

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虽然收入有限,但好歹还有一个完整且幸福的家庭。而另一个年轻的34岁男子,他平时连家都没有。由于没有固定工作,他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日常主要靠着打零工为生。每到夜里,年轻人就露宿街头,几个被丢弃的废旧纸盒子,就是他的床铺被褥。

在年轻人的内心,他也非常渴望摆脱这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但是他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痴心妄想。

他们都是都市中的穷忙族,二十多岁的年纪,凭借身强力壮的优势,还能找到一些像样的工作。一旦超过三十岁,年龄的增长和工作难找之间就成了正相关。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再失去了来自家庭的接济,那么他的命运只能是露宿街头。

在东京的池袋,聚集了大量无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他们每天会通过一些中介公司,来获取一些在建筑工地上临时工作的机会。这些工作不是以日计薪,而且不固定。通常在一家公司里,前来求职的年轻人,最多能达到三千人。他们工作一天的报酬,大约在8200日元左右。

这其中,不乏高校毕业生。一旦连这样的临时工作都找不到,他们的吃饭和住宿都将成为严峻的问题。好在日本有很多义工和慈善团体,会持续免费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免费餐食。没有活儿的时候,他们也只能这样蹭吃蹭喝。

34岁的小山良人,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露宿街头的人,他经常到一家慈善团体里免费获取食物。小山良人是宫城县石卷市人。高中毕业后,正赶上日本经济危机,他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份稳定的工作。几年下来,小山良人在食品公司、保安公司以及机械公司,干的都是临时工的活儿。

他到过宫城县、爱知县、山形县、群马县的七个工厂工作。虽然稳定的工作难找,但每次赚来的钱,他也都存到了银行。后来由于工作难找,他只能不停地吃“老本”。几个月下来,小山良人此前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又被统统花光了。

为了找工作,小山良人随身携带着简历。在他的记录中,自己从事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二十种。面对镜头,小山良人绝望地说,即使再怎么努力,也过不了稳定的生活。

就在媒体采访小山良人的时候,他连去面试新工作的路费都没有。

所以,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的期待,也不敢有任何期待。

迄今为止,小山良人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保安公司当保安,工作时长为两年多。在媒体的帮助下,小山也来到了专门为年轻人介绍工作的中介公司。登记信息时,工作人员询问他现在的住址。小山良人只能一脸无奈地表示,自己现在无家可归。工作人员询问他的特长,他说自己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是保安。虽然接下来有保安的工作招聘,但是对方却不提供住宿。没办法,工作人员又为他介绍了大楼外墙的清洁工作。在登记信息的时候,他只能填写上最后在群马县工作时的住址。

虽然信息成功登记了,但接下来还要面试。面试当天,小山良人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公司附近。

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他刻意刮了胡子,借着公共水龙头,又洗了一把脸。接下来的面试,前后持续了一个小时。让小山感到高兴的是,他面试成功了。公司正式通知他,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他对新的工作有了各种憧憬,希望自己不会怕高,能够尽快学会并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可就在当天下午,事情却出现了变故。小山良人给公司打电话,再次确认入职的相关手续。不料,公司却要求他对填写的住址,作出详细说明。因为公司发现,他填写的住址在外地,根本不是他现在东京的住址。

就这样,原本已经谈好的事情又吹了。小山良人对未来的憧憬,仅仅持续了半天。此时的小山,已经身无分文。

当天晚上,他找了一大堆废旧纸板。一处公交站台,成了他晚上的住处。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再次赶去了职业介绍所。

此刻,他已经不在乎新工作是否提供住宿了。一番查找后,工作人员告诉他,能够接受像他这样没有固定住处的面试者,只有建筑行业。其中,在埼玉和神奈川,有两家建筑公司正在招人。不过,想要入职,还得通过正式的面试才行。由于没有路费,小山良人只能放弃。

两个月后,当摄制组再次找到小山良人,他终于找到了工作。他在一处地下车库里做洗车工。每天,他和工友要清洗二十多台车,工作12个小时。每小时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在54元左右。由于工资不高,此时的小山良人,依旧还没钱租房住。对于未来,他没有憧憬。好在每天有份工作,至少不会被饿死。

在日本,类似小山良人的情况在逐年增加。经济低迷导致雇佣关系转变。日本是一个讲究终身雇佣的社会。即一份工作只要没有重大变故,可以做一辈子。可正因为经济的低迷,使得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作在持续增加。

据日本媒体的统计,这样的劳动群体,已经增加到了1600万人。

三分之一的成年劳动者,都不是公司里的正式职工。在日本,穷忙族除了聚集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日本内陆地区的农村,因为经济萎靡甚至崩溃,也出现了大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穷忙族。大量的村庄荒废,很多农民希望到大城市找找机会。

另外还有大量的农民,则为收入降低而犯愁。在秋田的大仙市,当地农民和一些商户有两百多人集合起来,希望通过拒交税金而渡过难关。其中一个商铺主铃木和很多人来到当地的税务所,拒绝缴纳当年的税金。由于当天拒绝缴纳的人太多,当地税务所不得不临时设立特别的窗口,来专门处理此事。

铃木是开服装店的,因为当地经济的萧条,他的店里每天几乎没有客人。即便偶尔有一两位,也仅仅是来改制和缝补衣服的。而在1986年,他店铺的生意异常火爆。每年光是定制的西服,都超过了一百多套。

铃木服装店前后生意的对比,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正是日本整体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正值高光时刻。而从九十年代开始,情况则一泻千里,过去的荣光也再难呈现。

如今为了省钱,年老的铃木,每天只能尽量缩减自己的吃饭开销。一顿饭只花一百多日元,有时候傍晚那顿饭还不吃。

同样是住在这条街上的藤谷,则是一个农民。日常除了种植水稻,还全年无休地制作酱菜。制作酱菜的原料,都是自家地里种植的蔬菜。由于人口流失再加上竞争激烈,酱菜一年的收入,还不到4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不足20万元。而且,这还是未扣除各种成本的毛利润。

纪录片播出期间,正值稻米价格狂跌。藤谷一年种植水稻,不但没有任何收益,也赔光了老本。他和铃木一样,后来也参与到了拒交税金的活动中。在一些更为偏僻的山村,农民的生活更加难熬。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背井离乡。其中有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村落,到后来有三十五户都搬走了。

这里的佐藤一家,则是坚持留下来的一户人家。佐藤日常靠种植草莓为生。虽然草莓每年的产量都不低,可由于收购价的下跌,佐藤种植的越多,收入反倒越下降。肥料、农药等农用品的上涨,以及各个种植户之间的竞争,都加剧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佐藤一家四世同堂,全家一共十二口人,是个绝对的大家庭。五十多岁的佐藤,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工作也不稳定。靠着他种植草莓,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是他这一年种草莓的亏损,高达30万日元左右。所以和铃木和藤谷一样,佐藤对当年的税金,也选择了拒绝缴纳。

为了补贴家用,长子在农闲时节,选择进城从事建筑工作。佐藤的二儿子,愿意和父亲一起,在家种植草莓。不过在父亲看来,儿子选择从事农业生产,未来或许是没出路的。

无论是流落东京街头年轻的小山良人,还是已经逐渐变老的铃木和藤谷,虽然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年龄也有着差距,可面对生活,他们得到的结果却是惊人的一致。

NHK当年的这部纪录片,最早拍摄于2006年左右。彼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化的全过程,整个社会的经济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阴霾。此后,纪录片关于穷忙族个体的关注和跟拍,持续了一段时间。老年人穷忙,没有养老保障,也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年轻群体的穷忙,辛苦一年没有存款。不要说去旅游,甚至有很多人,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

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很多国家在最初总是愿意将这批人生活的艰难,归咎到个体身上。而随着日本大规模地出现穷忙一族,全社会聚焦的目光,也从原先的个体,转向了整体。因为人们逐渐发现,变身穷忙,不是因为你没理想,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每个穷忙族的背后,似乎都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强迫性的把你推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深渊。而个体面对这种情况,毫无还手之力。穷忙族的本质,是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体现。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低收入群体的增多、财富过度向少数富人群体集中,一方面使得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失去了对社会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另一方面,因为低收入群体导致的国家税收减少,让这一情况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日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们的明天呢?还是连日本都不如?结论也许令人不寒而栗。

By 一条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