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行业深度分析

码农曾经是多少人艳羡的工作，但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再加上三年疫情对很多行业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就连“含着金汤勺出生”的计算机专业学生都面临着空前的就业危机。

以下是网友“明月湖往事”的肺腑之言：

现在美国的计算机专业非常难找工作，硅谷的各大厂亚马逊直接延期了所有应届生的Offer。

Meta基本上没有Return，Google苹果这些也没有多少Return，唯一招人的就是TikTok。但是TiKToK现在也被美国制裁了。

现在CS的长远发展并不好说，因为gpt的发明，编程变得无比简单，以后码农可能就像以前的英语专业一样，人人都会编程，码农很有可能会失业。就好像新世纪初期你会英语可以做外贸就可以赚大钱，现在人人都会英语了读英语专业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码农同样的道理。

说实话计算机有点像15年的土木，中国之前城镇化土木建筑行业非常缺少人才，建筑都是清华分数最高的专业，但是现在呢？土木建筑基本上是劝退专业。现在人们在计算屏幕上使用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计算机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土木。

最关键的是，美国绿卡太难了。合理的计算2023年开始排期，十年拿卡是非常正常的。当然23fall的同学开始排期可能都要25、26年了，那时候十五年拿绿卡也不是不可能。更不要说F1Check、H1B抽签等一系列问题了。

所以应届生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有加拿大的学校录取果断去加拿大，加拿大基本上毕业一年内就可以差不多拿到永居。我之前有初中同学去加拿大读本科已经永居了（我才刚刚研究生毕业）。

如果有博士录取果断读博，读博出路还是多一点。在计算机没有越来越内卷的情况下读博是为数不多的选择。

如果只有美国CS的master offer，如果是家里有钱全当出来旅游那没话说。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指望着逆天改命，我觉得还是洗洗睡吧。

没有例子的支撑结论永远是空洞的，下面前2个人都是认识的同学后两个都是网上真实可查的例子（我觉得他们没有必要骗人）大家自己体会吧

同学A，高中就获得过NOIP的一等奖，大学本科在华五，计算机美国TOP10CS硕士，还有极其高额的奖学金。毕业找不到工作，无奈去了ICC（Indian Consulting Companies 印度码农中介）。现在在ICC泡了好几个月，可惜一个面试都没有。

同学B，985计算机专业毕业，年级前三，美国TOP20计算机硕士。2020fall毕业因为疫情GAP了一年在国内实习，实习了一年有大厂经历。在美国暑假Meta实习，结果最后找不到工作找到了推特的Offer，但是推特大裁员offer直接黄了，回国去了华为。

同学C，ICC（Indian Consulting Companies 印度码农中介）的例子本科是美本会计专业，研究生转码，毕业找不到工作无奈去了ICC，在ICC好几个月没有一个面试，转投会计的岗位一周就上岸。

同学D，这个是一亩三分地的例子。国内startupBAT，暑假meta实习都待过。算上实习有4年经验。投了几百份简历没有任何回复。之前主要做front end，但也偶尔写backend，可以算半个fullstack，目前是北美普通学校CS硕士在读，6月毕业。但是为了能拿到面试，用写着3月毕业的简历在投，每天至少投三四个小时。从去年实习结束到现在数不清总共多少个了大厂都是毫无反应的，中小厂收到过六七个hr call，但都没有后续。好不容易拿到两三个小厂面试，面到最后要么是告知没有head count，要么是内部有transfer不再招外面的了。

计算机应届生未来的出路在哪：

1.不要润美国，美国F1签证很容易被Check，Check以后四五年没法回国。H1B抽不到绿卡，排期10年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和大量的机会成本，结果还没有办法百分百润，润美国真的得不偿失。

2.选择计算机要及其慎重。计算机未来的前途并不明朗，尤其是本身专业不是计算机的人不要转码。如果本专业就业不好可以转专业，但是不要选择计算机，要不然你会死的很惨，竹篮打水一场空，职业发展搞的一塌糊涂。

一群人在这里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目前的事实已经很清晰了：

1.美国目前大环境极差，应届生毕业就失业。大厂冻结招聘，在中介公司泡大半年没有一个面试，简历投几百份没有面试。无论是有几年工作经验都是这样

2.计算机长远发展存疑，gpt横空出世颠覆性明显，而且计算机已经失去了新的热点（对比08年的智能手机的发明，15年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火热，20年zoom的居家办公）。我不敢说gpt一定会让码农失业但是gpt和前面几波浪潮不一样

3.美国绿卡10-15年排期已经是事实了，花了大价钱花了时间花了机会成本还没法润大家要想好！！！

有人在评论区给出他同学某大佬的例子我相信是真实的，就这个背景在北美求职已经是顶级了。要知道美国更看重实习（工作经验）而不是学位。有人PUA说下面的大佬不是计算机科班出身，所以找不到工作完全是外行的表现。就这样的大佬结果还是找不到工作，现在本科生扪心自问有几个人可以有人家的实习背景？我同学本科国内C9非码专业研究生申请到了我们学校，但是gap了一年leetcode1000+题周赛2200+分N段大厂实习国内外企+美国大厂去年夏天实习的时候没拿到return。然后海投A厂发了offer后又delay了，现在投了也有非常多了，但是面完后都没什么消息。

“为什么不回国？”人家女朋友和他一起来的一年的program商科专业，工作极其稳定，试问他咋回国？让女朋友把工作辞了？最后没办法只能尝试继续投不行就只能去中介了。

人工智能颠覆性的创造改变了很多产品的逻辑（例如chatbox团队一锅端），提高了程序员开发的效率，同时也减少了程序员的需求。而且降低了程序员的门槛，导致更多人来卷（以前很多人学不会就放弃了，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的辅助学得很快，以后甚至人工智能可以脱离人类编程了）

有些人还是很乐观的，呵呵你们要来给美国高校送钱人家乐的不行。如果你实在不信，就当我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吧！

By 明月湖往事

最近，温州一家机器人面馆试营业都没撑过去就打算关门了。

这家机器人餐饮店有噱头、有优惠、有宣传，一碗牛肉面最便宜时只要4.9元，甚至还配合网红放出了“免费吃面”的大招，但也无济于事。

“一台做面机器人采购价10万元，传菜机器人系统大约3万-4万元，再算上预铺轨道、维护成本，一家机器人餐厅在机器人上的前期投资就约20万元。”有专家指出，开业仅4个月倒闭相当于血本无归。

这已经不是第一家要“凉”的机器人餐厅。

2019年，碧桂园集团进军该行业，投资800亿元成立负责餐饮机器人的千玺机器人集团，短短几年，在机器人故障、出餐慢、菜品味道差等吐槽声中歇业退场。如今只剩下机器人谷店独挑大梁，大众点评显示，该门店评分为3.8分。

盒马与京东的机器人餐厅也走向了相似的命运：盒马2018年开出的首家Robot.HE机器人餐厅，在大众点评上只有3.9分；京东开在天津的首家机器人餐厅“京东X未来餐厅”在大众点评上已显示关闭。

反观国外，在食品和饮料的制作领域却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多家机器人餐饮企业快速崛起，今年就有26家企业获得融资，这种转变已经开始重塑食品和饮料行业结构。   

机器人餐饮的模式在中国真的走不通吗？或许并非如此。机器人餐饮成功与否，和围绕机器人产品打造商业模式有着极大关系。

▍失败的背后

即将倒闭的这家面馆名字叫做“吉莱未来面吧”，今年8月份开始试营业。号称温州首家机器人面馆，本想着用这个噱头吸引顾客，没想到算盘却打空了。

在全国，某品牌机器人煮面店开了163家门店，温州也曾有“蛋炒饭机器人”餐饮店十分火爆，2016年，温州中学引入“炒菜机器人”颇受欢迎。

然而在今年刚开业的这家店里，生意始终没有起色，即便是中午就餐高峰期，客人也寥寥无几，上座率最高不到三分之一。

在大众点评上，目前该店铺已是“停业”状态。

“8月份试营业，生意就不大好，店里的空位基本没坐满过，于是我们不断优化调整，各种优惠频出，就算赔本赚吆喝，生意还是不见起色，反而越来越差。”店长在采访中说道。有创意、有优惠、有宣传，本以为这样一家时尚新潮的“机器人面吧”，一开业就能生意火爆，没想到陷入了超长试营业。

问题到底是什么？口味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问题。从评价上看，真实消费者对该店口碑呈现明显“批评”。

“机器人煮得面硬了一点，火候掌握不好。吃过一次就不想再来”市民小李这样评价。

“面不筋道，毫无口感。”另外一条评价这样写道。

实际上，这家店在温州鹿城区府前街，与之竞争的是路边一溜的快餐店，虽然机器人面馆干净整洁明亮宽敞，但无疑市场的竞争压力巨大。

机器人餐饮最大的卖点就是无人化，干净卫生，店内是全透明厨房，前店后厨，两个机器人明档作业，它们由一台和面机器和一只机器手臂构成，煮面、送餐、做饮料都是机器人。   

输入指令后，和面机器10秒压制出面条，机械臂将面条送入汤篓煮熟，再放至既定轨道，送至出餐口，由工作人员配上浇头，整个过程只需3分钟。

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口味已经成为一个致命伤。

另外有顾客表示机器人做饭在很多城市比较普遍，只是一个噱头，这更是放大了在味道上的对比。

“其实机器人做饭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我们大学食堂就有，网上这种店也很多，见得多了就谈不上吸引力了，加之味道实在没什么亮点。”家住府前街附近的市民小王说道。“对比看来这与市场上见到的餐饮机器人并没有太多的差异。”

实际上，在某网络平台，简易的商用炒菜机器人售价已经杀到2千到8万不等，产品广告中还标注了“1台机器等于3位星厨”的字样，有店铺月售70余台，乃至于一些家庭也有了炒菜机器人。

机器人餐饮店靠着机器人这一噱头的商业模式注定难以长久。

不彻底的尴尬自动化或许也是该面馆失败的重要原因。95后张女士表示，自己就是被机器人做面的噱头吸引来的，到店后发现配餐还需服务员协助。

“我以为这家店跟日本那种无人餐厅一样全自动化，顾客只需要点餐就可以，没想到实际上这家店还有四五名服务员协助机器人工作。”她直言，这种靠新奇来吸引客户的餐饮店，来过一次就觉得没意思了。

“店员小姐姐都很热情，不过机器人送面到桌边，还要服务员端上来这个设定有点搞笑。”也有顾客在大众点评上这样评价。

卡在上桌后的最后一步，机器人实现全自动化依然成为产业模式打造的瓶颈，但是该问题目前很难说快速得到解决。

“换去一线城市，这种机器人餐饮店稳定而高频次的客流才能带来更多可能性，前提是采用自主取餐。”有专家提出了建议。   

▍国外的餐饮成功案例

反观国外，餐饮机器人的快速崛起，与标准化、定制化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机器人不仅用噱头解决了拉新的问题，还为餐饮带来了独特的价值点和卖点。

“斗山机器人引领的机器人炸鸡不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趋势，而是一种长期的风潮。在原先，机器人技术仅限应用于前端营销领域，但如今正在向后厨迈出巨大的一步，为人们带去了更加美好的餐饮体验。”一位品尝过机器人炸鸡和比萨的媒体人在文章中不吝溢美之词。

在国外，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厨师服务开始出现，例如Alpha Grill是一款自动化汉堡肉饼烹饪机器人，这是一家名为Aniai的机器人初创公司开发的革命性设备。

借助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有着远超于人的“手艺”。它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烹饪 8 个多汁的汉堡，或者每小时最多烹饪 200 个肉饼，该机器人刚刚荣获 2023 年厨房创新奖。利用人工智能和传感器，它可以根据肉的厚度和重量来调整烧烤的温度、时间和压力，做出来的快餐赢得了一致好评。

在颁奖词中是这样写道：“Alpha Grill 可能会改变汉堡行业的游戏规则，因为它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创造出美味且一致的汉堡。它可以根据人们的口味需求，检测肉饼何时烤好，并且由于它同时烹饪两面，因此无需像传统方式烤肉饼那样将其翻转。它每次都能完美地煎汉堡肉，所以不用担心烤过头或未烤熟。”

但在整个餐饮流程中，老外并不想一步实现餐饮的全自动化。肉饼煮熟后，依然会由工作人员拿起它们，然后添加他们选择的配料和面包，进行更深度的定制化制作。

“餐饮店的支撑最终还是客户的复购，食物核心竞争力是味道和性价比。”一位老餐饮人说道。“然而Alpha Grill与人配合，很好地做到了兼具。”

Alpha Grill 还具有自清洁功能，可以在每批汉堡后对烤架进行消毒。它还具有直观的触摸屏显示器，允许员工自定义烹饪条件并监控机器人的状态。据悉，这些丰富的功能使得Aniai 的烹饪机器人设计可用于各种环境，包括汉堡特许经营餐厅、快餐店和学校食堂，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商业认可。

酒吧也是国外机器人希望进入的一个场景。例如KIME 就是一个人形调酒亭，它证明了机器人技术在食品服务中的可能性：KIME 将效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KIME 不仅能够全天候提供各种饮料和小吃，被认为代表了自动化餐饮服务的新巅峰。KIME 也是效率的缩影，能够每六秒提供两杯啤酒，从而实现 24/7 不间断运营。每个售货亭能够提供多达 12 种不同的产品，展示了该机器人系统的多功能性和适应性。

增强的用户体验是 KIME目前正在优化的部分。目前最新版机器人已经能采用更逼真的表情和动作，为客户增添了个性化的感觉。这种细节不仅吸引了新客户，还增强了整体服务。

此外，KIME 能够通过应用程序或触摸屏接收多达 10 种语言的订单，打破了语言障碍，使其可供不同的客户使用，并提供更加定制化的餐饮服务。

除了这两家公司，True Bird 和 Bear Robotics 等公司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True Bird 通过其位于纽约市的自动售货亭重新定义了咖啡体验，而 Bear Robotics 的名为 Servi 的机器人正在改变餐厅的前台运营。

这些创新意味着餐饮界更广泛的趋势，即机器人技术已经成为烹饪和酒店服务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机器人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与日俱增。

▍机器人餐饮到底带来了什么？

对比而言，在国外，机器人的流行大多是因为减少了食品和饮料制备过程中不必要的人际接触，这使其脱颖而出。但在国内，对于预制食品或者是半成品菜却掀起了极大的抵触热潮，即便这类菜品早已经出现多年并且深入大多数人的饭碗。

在国内，这类机器人的食品加工模式，例如面馆中，大多是将事先保存在-18℃的汤面盒快速解冻，并由注水口戳开汤面盒顶部，将开水灌入。整个过程涉及现场餐饮的制作环节，需要食品和商品经营许可证明，还因为预制过程受到人们的抵制。   

“究竟是机器人做面还是预制面加热？”在吉莱未来面吧大众点评的评论中，有一条网友的评论很说明了这种对立。

但由于国外的餐饮机器人制定了较为严苛的标准，能够用于餐饮的机器人往往需要不仅采用抗菌材料制成，还需要确保不会污染环境，并从而优先考虑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这使得机器人做预制菜品反倒成为更安全和健康的标识。

因此作为其生产和二次加工的机器人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也能够直接获得经营许可。在卫生和安全至关重要的时代，坚持食品安全标准正在成为餐饮行业愈发重要的一部分。在这种基础上，国外对于餐饮机器人的重心，就不仅仅放在安全性和流程自动化，还重点提倡提供个性化服务。

例如KIME公司也开发出了完整的服务包，能帮助店铺凭借实时销售数据和监控、实现智能ERP 集成和集成支付系统等功能，同时为餐饮店提供了满足业务需求和客户满意度的全面定制化解决方案，这些功能正在向着人靠拢。   

可以预见，餐饮服务的未来倾向于机器人技术的更大集成，因此其重点必然是个性化和增强客户互动。

很容易预见到这样的场景：机器人不仅可以准备食物和饮料，还可以迎合个人口味和饮食偏好，提供真正的定制体验。

这不仅是一个变化，而且会是一个卓越烹饪和服务创新的新时代。

当我们见证机器人融入烹饪世界时，重点不应仅仅放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取代上，还应放在保存和发展人类技能以及保护就业机会上。

食品和饮料行业的这场机器人革命，不仅仅是要取代人类工人，而是以创新和可持续的方式丰富和增强服务体验，为人类带来更好的未来。

这种转变需要人类开始重新思考工作角色，并开发旨在管理和与这些先进系统协作的新技能。如何掌握好这种中间度，依然考验人们的智慧。

By 机器人大讲堂

OpenAI动乱终极原因，疑似被揭秘！外媒纽约客长文曝出动乱始末，起因疑似是Altman和女董事Helen Toner起了龃龉，Altman希望踢掉Helen，但不幸被Helen先发制人。

果然，时值ChatGPT一周年之际，OpenAI的大戏，还没完。前几天Greg、Altman、Mira放出了三人合影，却不见Ilya。许多人猜测，Ilya是不是要彻底离开OpenAI了？

就在刚刚，Greg火速po出了和Ilya的合影，po出一颗心，Ilya也转发了合影，同样以心回应。

与此同时，Altman也发文，为曾经被怀疑是OpenAI动乱「一号内鬼」的Adam D’Angelo做出澄清，表示他在竭尽全力地避免冲突。

我发现，有人对Adam在OpenAI董事会任职期间经营Quora和Poe的潜在利益冲突有疑问。我想声明，Adam一直非常清楚我和董事会的潜在冲突，并且在竭尽所能对之斡旋，避免冲突（在适当的时候回避，甚至在必要时请辞）。Quora是OpenAI的大客户，在董事会中拥有客户代表，对我们是有益的。OpenAI如果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成功，就会触及经济中的许多领域，和世界上许多实体建立复杂的关系，这都会导致各种潜在利益冲突。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完全披露，把决定权留给董事会。

同时，《经济学人》发表于11月的一篇文章也翻出，里面提到了这样的细节——曾经，OpenAI的投资者回报率以100倍为上限，但他们改变了规则，因此从2025年开始，上限大约每4年翻一番，也就是说，利润上限会呈指数级上升。

文章地址：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3/11/21/inside-openais-weird-governance-structure网友们纷纷流下羡慕的泪水，表示自己现在去投资还来得及吗？而马斯克则在留言区讽刺道：大家别忘了，OpenAI可是个非盈利机构。

《纽约客》长文爆料

同一时间，外媒纽约客发表了一篇长文，爆料此次OpenAI内乱的始末，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众。

董事会内乱，纳德拉被瞒

事情发生在感恩节前的周五上午11点半左右，纳德拉正在开会，忽然传来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在20分钟后，OpenAI董事会将宣布解雇Altman的消息。纳德拉此时不知道，Altman和OpenAI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僵了。某些董事会成员认为，Altman很擅长操控他人，这种特质在科技CEO中常见，但对于学术界或非营利组织背景的董事会成员来说，却很不受用。后来，这场为期五天的动乱，被部分微软员工称为「Turkey-Shoot Clusterfuck」（压倒性的大规模混乱）。

彼时，纳德拉已经和Altman密切合作了四年，对他越来越信任。大爆款ChatGPT塞进Office Copilots后，微软的核心生产力程序Word、Outlook、PPT都已改头换面。多年来，微软并非站在科技行业的最前沿，但它与OpenAI的联盟，让这家巨头一举超越谷歌和亚马逊等对手。Copilot的发布，是微软的高光时刻。ChatGPT的日活数有1400万，而Microsoft有十亿，前途一片大好。纳德拉刚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就给另一董事会成员Adam D’Angelo打电话询问情况。D’Angelo表示，Altman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并不是始终坦诚。他不愿透露更多，似乎董事会故意隐瞒纳德拉，不希望他知道Altman被辞的真正原因，因为不希望纳德拉提前警告Altman。

消息传开，整个科技行业震动

纳德拉很沮丧地挂了电话。微软拥有OpenAI营利性部门近一半的股份，董事会做这种决定前，理应征求他的意见。而且他知道，这次解雇会引发OpenAI的内乱，甚至引发整个科技行业的内战。纳德拉和微软CTO Kevin Scott以及其他微软高管视频通话，大家都在猜测，解雇理由或许是因为发布AI产品太过迅速引起的安全顾虑。Scott理解这种担忧，因此微软和OpenAI决定缓慢但持续地发布AI产品，同时招募大量未经训练的用户，观察他们如何与AI技术交互。在Scott看来，管理AI风险的最佳办法，就是对尽可能多的人透明，让AI技术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而文字处理AI，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于Altman的下台，微软的A计划是通过支持Murati来稳定局势，然后看看董事会是否会改变决定，或者解释自己鲁莽举动的原因。如果董事会拒绝，微软就会启动B计划——利用公司的巨大影响力（承诺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还未移交），帮Altman重登CEO之位，并且更换掉董事会成员。而C计划，就是聘请Altman和他最得力的同事们，在微软内部重建一个OpenAI。这就意味着，微软可以将任何新技术出售给用户，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视频通话中的高管们认为，这三个计划都很不错。这一战略背后的信念是，微软已经找到了负责任地开发AI的方法、保障措施和框架。无论Altman发生什么，微软「将AI带给大众」的蓝图都不会改变。

Helen Toner是内鬼，还是Altman遭反噬？

就在今年秋天，Sam Altman曾与CSET负责人Helen Toner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原因是Toner参与撰写了一篇批评OpenAI「煽风点火炒作人工智能」的论文。

虽然Toner为自己辩解过（后来她还向董事会道歉，因为没有预见到论文可能产生的影响），但Altman依然开始单独联系其他董事会成员，探讨替换她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当这些董事会成员交换彼此的谈话内容时发现，Altman竟然把有些人的想法「曲解」成支持撤换Toner。据知情人士透露：「Altman通过『谎言』让他们互相猜疑的做法，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不过，也有人表示：「Altman实际上并没有操纵董事会，但他也承认，自己在试图撤换一名董事会成员时，手段有些生硬。据《纽约客》爆料，Sam Altman在企业的内部斗争中非常老练。这在OpenAI早期的时候帮助巨大。例如，他在2018年时阻止了Elon Musk尝试接管组织的计划。

与此同时，Altman也很擅长控制信息和操纵观念，不论是公开还是秘密地进行。同样，这种能力也帮助他吸引到了相当丰厚的风险投资。然而，对此十分不满的董事会成员们认为，OpenAI的使命要求他们对AI的危险保持高度警觉，但在Altman的领导下，他们无法有效地执行这一使命：「我们的使命是多方面的，不仅要确保AI惠及全人类，还要有能力让CEO对此负责。」当然，Altman有着不同的看法。知情人士称，Altman和董事会之间进行的是「非常正常且积极的辩论」。但与此同时，Altman也认为一些董事会成员不懂商业规则，并且对自己的职责感到不安。面对Altman令人敬畏的战术技巧，四名董事会成员Helen Toner、D’Angelo、Ilya Sutskever和Tasha McCauley最后在研究如何撤换他时，不得不非常谨慎——必须确保能打Altman一个措手不及。「很明显，一旦Sam知道这一计划，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董事会的行动。」

我们并不清楚董事会成员们，究竟是更害怕具有自主意识的计算机，还是更担忧Altman可能的擅作主张。但不管怎样，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先发制人，并且天真地认为微软会支持他们的「政变」。两天后，Altman被解雇了。

微软：整件事都愚蠢得难以置信

纳德拉得知政变后，微软开始执行A计划。微软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微软仍将效力于Mira及其团队。与此同时，纳德拉与Murati保持联系，但没有得到太多情报。在解雇Altman的前一晚，董事会让Murati保持沉默。他们以为，她和OpenAI的员工们不会与董事会抗争。他们错了。

Murati和员工们强烈表达了不满，提出了尖锐的问题。随着Altman下台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董事会开始不知所措。而在微软内部看来，整件事情都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位高管吐槽说：「除非董事会的目标是摧毁整个公司，否则他们每次做决定时，似乎都会莫名其妙做出最糟糕的选择。」A计划失败后，微软转向了B计划。有了微软的声援，Murati和员工们开始敦促董事会成员辞职。

有些成员同意离开，甚至对Alman的回归持开放态度，只要他不做CEO，也没有董事会席位。到感恩节前的那个周日，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了。OpenAI的办公室和Altman的住所，在被大批记者监视着。董事会找到Murati，告诉她，他们正在秘密招聘一位新CEO，并且成功找到人选。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C计划启动：周日晚上，纳德拉邀请Altman和Brockman加入微软的新AI实验室，承诺尽可能多的资源。Murati和员工们向董事会发出公开信：「我们无法为缺乏能力和判断力、不关心员工使命的人工作，无法再合作。」几乎所有OpenAI员工签署了这封信，宣布加入微软子公司，除非现任董事会成员辞职，并恢复Almtan和Brockman的职位。

终于，在感恩节前两天，OpenAI宣布Altman重返CEO之位，除 D’Angelo之外的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将辞职。

OpenAI宫斗，微软成最大赢家

尽管C计划看起来很诱人，但微软高管综合评估后得出结论：目前的情况是最好的结果。将OpenAI员工转移到微软，可能会导致成本高昂、浪费时间的诉讼，还可能需要政府干预。在新框架下，微软获得了OpenAI的无投票权董事会席位，不引起监管审查的情况下，微软就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这部宫斗剧的结局，被视为微软的巨大胜利，也是对其开发AI方法的强烈认可。

一位微软高管表示，Sam和Greg真的很聪明，他们本来可以去任何地方，但他们选择了微软。所有OpenAI人都选择了微软，就像他们在四年前选择我们一样。这是对我们所建立系统的巨大承诺。他们都知道，微软是继续自己工作的最佳地点，最安全的地点。」

同时，被解雇的董事会成员也坚称自己的行为是明智的。「我们不会把Sam的一群亲信放进董事会，而是会任命能够对抗他的新人。」Helen Toner表示，「Sam非常强大，他很有说服力，善于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现在他注意到了，观众们正在观看。」而AI监管机构，对这一结果也并不满意。开源人工智能平台Hugging Face的首席道德科学家Margaret Mitchell表示，「董事会在解雇Sam时，是在履行自己职责。他的回归会产生寒蝉效应。公司内部发声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担心自己被解雇，高层人士也将更加不负责任。」Altman表示：「我们将进行独立审查，我对此感到兴奋。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继续快乐地前进。」

CTO：找到OpenAI，让微软重新伟大

Scott被任命为CTO时，被寄望带领微软超越谷歌。在过去的20年里，微软曾在内部的AI项目上花费数亿美元，但收效甚微。许多高管认为，像微软这样笨拙的大公司（拥有20万名员工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无法满足AI开发需要的灵活性。「很多时候，都是越小越好。」那时起，Scott开始关注各种初创公司，然后OpenAI脱颖而出。建立合作关系后，OpenAI可以使用微软的云计算平台Azure。2018年，Scott见到了OpenAI的数十名年轻员工，他们拒绝了大科技公司数百万美元的offer，来到OpenAI每天工作18小时，因为这里承诺创造「不会危害人类或过度集权」的AI。

首席科学家Ilya非常关心为AI的出现做好准备——它可能很有用，也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破坏。Altman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企业家，决心让AI变得有用，且有利可图。在Scott看来，这家初创公司的理念非常理想。「他们有一种真正的文化，一个关于未来的理论。」Ilya曾表示，AI会让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医疗保健等事情比今天好一亿倍 。这种自信让一些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但对Scott却异常有吸引力。当时，微软内部正弥漫着阴郁的氛围，许多员工都认为，AI是一场数据游戏，谷歌有更多的数据，而微软处于巨大的劣势。但Scott说服了绝望的微软高管：我们有另一种方式玩这个游戏。因为对算力的需求猛增，OpenAI需要拥有巨大财力的合作伙伴，因此，它推出了营利性部门，允许合作伙伴持有OpenAI的股权，并收回投资。然而营利部门由非营利组织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由教授、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和企业家组成。他们有权解雇CEO，如果认为OpenAI的发现会将人类社会置于风险之中，他们可以锁死这种技术，把钥匙扔掉。纳德拉、Scott和高管们愿意接受这些奇怪的规矩，因为相信OpenAI会让微软在AI领域拥有领先优势。随后，就是近100亿美元的投资。

那一天，GPT开始自动编码

2019年的某天，OpenAI 副总裁Dario Amodei有了一项震惊的发现——将软件程序的一部分输入GPT中，要求系统完成编码后，GPT照做了，而且使用了Amodei根本没有计划使用的技术。没人能确切说出，AI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LLM本质上是一个黑匣子。GPT的答案，基于数十亿个数学权重，后者会根据概率，来决定接下来输出什么。在OpenAI的某些员工看来，GPT的神秘编码能力令人恐惧——这也太像终结者了。好在，令人安慰的是，GPT也时常会出现编码失误。而Scott和Murati在了解到GPT的编程功能后，既焦虑又兴奋。他们一直在寻找人们愿意付费使用的AI应用。巧的是，五天后，微软收购了GitHub。被收购后，GitHub成为微软内部的独立部门，拥有自己的CEO和决策权。GitHub上的代码，有时会出错。所以Scott和Murati找到GitHub CEO Nat Friedman时，双方一拍即合。

Friedman是一名业余飞行员，他给产品取名为GitHub Copilot。21年，GitHub准备推出Copilot时，遭到微软一些高管抗议，因为这个工具偶尔会产生错误，因而会损害微软的声誉。但Friedman力排众议，不顾许多激烈的反对声，发布了产品。GitHub Copilot获得了巨大成功，微软开始对程序每月收取10美元的费用。一年后，它的年收入突破了一亿美元。同时，高管们注意到，使用这个工具越多，就会对它的功能和局限性理解得越细致。用Friedman的话说，「你的大脑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它」。

从那时起，Scott开始撰写一份题为《AI Copilot时代》的备忘录，他写道，微软已经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来向世界解释AI——副驾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时刻：所在的领域正在发生如此激烈的巨变，重新构想新的可能性，如此令人兴奋。」就如OpenAI联创Karpathy所说，最热门的新编程语言是英语。接下来，就是将GitHub Copilot应用到微软的软件中。

2023年，微软将GPT-4集成到了Bing搜索引擎中，Bing的下载量猛增了八倍。而微软的工程师们，记住了Clippy和Tay的失败教训——避免将AI拟人化。它们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犯错时会被认为是愚蠢的，人们并不会决定它们是不完美的工具。因此Office Copilot会提醒用户，自己是AI而不是人，没有呆滞的眼睛或者活泼的名字，图标也都是抽象形状。截止今年11月15日，已经有数万人在使用Coiplot。显然，OpenAI和微软，还将继续给世界带来巨变。

By 新智元

纽诺宣布倒闭时，我已经赔进去20年来的全部身家，身无分文，孑然一身。
我承认自己在创业风险和家庭安全上考虑不周，严重影响了我的丈夫和孩子，让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变得艰难。我不仅失去经营12年的事业，背负了几千万投资款的回购债务，我还被投资人执行了限高。不能乘坐高铁和飞机，银行卡、支付宝、甚至时微信零钱都被执行了，我连最基本的人生自由都失去，这就是创业失败的巨大代价！我无数次想重整旗鼓，重新爬起，像那些起死回生的企业家一样，再次翻身。但越折腾，陷入越深，最后只能无望的放弃。面对巨大的失败打击和精神压力，我陷入重度抑郁，接近半年的时间处于严重失能状态，甚至几次产生自杀念头。每当我濒临崩溃，都是我的丈夫，跌跌撞撞地把我从深渊中拽出来。我的丈夫在疫情期间就患上严重的银屑病，精神压力导致他免疫力低下，病情进一步加重。而他，因为舍不得每个月几千块的治疗费而放弃治疗，最终也无可避免的陷入抑郁。两个重度抑郁的中年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我们常常陷入绝望和沮丧当中。

幸运的是，我们身边还有一个4岁的小女儿，她每天都会抱抱我们，亲亲我们，要我们陪她玩，饿了喊我们给她做饭吃。孩子成为我们好好活下去的勇气。春节前我做了子宫手术，4岁的小女儿送我去医院，帮我拿行李，然后一个人去朋友家住了十几天，不哭不闹，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的孩子跟着我，承担了很多在她这个年龄原本不该承担的一切。5月，为了全家生计，我的丈夫大马，找到一份离家几百里的工作，住工厂宿舍，周末才能回来看看我们母女。周一早上4点就要起床赶绿皮火车，因为限高，他无法乘坐高铁。他完全是被我连累的。我在疫情期间申请银行贷款以维持公司现金流，大马充当了担保人，当我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他也一并被执行了限高。我每天都盼着自己能从抑郁症中走出来，重新振作起来，却祸不单行的患上面瘫。6月中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感觉自己半边脸失去知觉，眼睛一大一小，喝水也无法兜住杯口，半边脸发肿发胀，去医院确诊为面瘫。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至今没康复，嘴还是歪着的，说话口齿不清，右眼视觉模糊，时常看不清路。这里，也跟买我的课程的家长说声对不起，这几个月没能跟进大家的课后服务，没有及时回答提问，是因为我病了。6月至今，我每周都需要去医院治疗，吃药打针，每个月几千。最糟糕的是，我的医保卡一直无法使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支付现金，这让原本手头拮据的我雪上加霜。每次接待我给我治疗的医生，似乎看出了我有什么难言之隐，会给我开特别便宜的药，能给免的治疗费也都给我免掉。虽然她没说，但我感觉到她巨大的善意，让我既感动又委屈—— 一个曾经年流水过亿的女人，如今需要靠别人的善意来救济。

在次期间，我多次给社保局和医保局电话，均无法查明医保卡不能使用的原因，医保局建议我去开户银行查询。10月底，我去特意去广州银行查询医保情况，银行告诉我，我的医保卡被投资机构“文XXX”申请执行划扣和冻结，我交了十几年的医保攒下来的几万块救命钱也被一并执行。这几乎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在银行门口顾不上自己的形象，电话里破口大骂“文XXX”的丧心病狂，我甚至想过要冲到他们的办公大楼，死在这个投资机构的门口。后来，我被闺蜜追过来拦截，才避免了做傻事。闺蜜劝慰我，说，不管谁创业失败都会遭受到经济打击，让我想开点。闺蜜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我失去的只是金钱，那我也认了。问题是，我失去的还有人身自由，以及无数次被人翻出来嘲笑和谩骂的精神摧残。我只是创业失败了，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创业者，我一直努力工作，超级拼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不仅没有没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坑蒙拐骗，还为社会创造过700多个工作岗位，为国家缴纳了近千万税金！我带领的团队为社会照顾过近5万个宝宝，服务超过3万个家庭。无数个妈妈和宝宝在我这里被照顾，被温暖，被感动。我没有危害这个社会，更没有要伤害任何人！我只是创业失败了，我就那么该死吗？10月24日下午，我跟执行法官详细了解了“文XXX”的执行申请，表达了对医保卡冻结的复议需求。法官告诉我，“文XXX”不仅申请了冻结我的医保卡，还申请了拘留。是的，一个原本共进退的投资机构，要让一个创业的失败者蹲局子，丧失经济能力、自由能力的同时，还要丧失人权。好在法官有良知，没有同意执行。

我知道，谁的钱都不是打水漂得来的，投资机构也有压力，要对资金方交代。该追的追，该要的要。但我没有过任何逃避责任的想法和行为啊！在公司遭受疫情打击，面临资金风险时，我已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做了一切我可以做的努力，把全部身家都搭进去了，既没转移资产，也没私藏余粮，投资机构把所有的责任赖在我身上，搞得我身败名裂，走投无路，意义是什么？公报私仇吗？我知道，你们中的某高管跟我有私仇。文XXX机构的某高管刘女士，你是否还记得？疫情前，我们本来可拿到一大笔投资拯救公司，如果你不从中作梗，非要吃股权差价，影响了新一轮资本注入，或者纽诺今天还活着，不是吗？当时我愤怒的呵斥了你的无理取闹，现在，你来落井下石了对吗？还有，文XXX的x总，你是否记得？当公司遭受舆论压力的时候，你告诉我，让我准备15万，就能帮我删掉负面信息。我听到之后惊呆了！你们号称自己是专业人士，请问，你们不懂得投资有风险吗？世界上没有一本万利的好事！你们投资成为纽诺的股东，不知道身为股东的责任吗？和公司共进退，而不是在公司风雨飘摇的时候整死创业者！明明知道创业者已经搭上了全部身家，在想法设法开展新业务，尽量挽救公司，降低投资人的损失。你们背后插刀，穷凶极恶，这就是你们的专业能力吗？你们的行为真的是为资金方负责吗？花着资金方的钱聘请律师，坐在办公室和律师商量怎么整死我的时候很开心吗？看着我的惨状是不是更开心？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没有自由，只有命一条。尽管我时常替自己委屈，替我丈夫和孩子不值，但并不怕你们刁难。既然创业者如此该死，那我更要好好的活着，活给你们看。当然，也不是每个投资方都如此穷凶极恶。其他的投资机构，不仅做了自己该做的，维护了资金方的利益，还给了我中肯的建议。这里特别感谢让总，梁总，陈总、彭总，对于你们蒙受的经济损失，我深感歉意。我不会因为世间有恶意的存在，就失去对这个世界心怀美好。我会好好的活着，继续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创造力所能及的价值。

也感谢所有善良的，善意的，熟悉的，陌生的朋友。谢谢你们，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光明。（王荣辉）

故事背景：纽诺教育是曾经的托育领头羊

在“每日人物”的采访中，王荣辉自述是新疆人，2000年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创业前曾在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任人力资源总监。

“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广州房价非常低，我跟我先生两人的收入很高，我们一年半的工资就可以买套房。”王荣辉在接受采访时说，至创业前她已经买了4套房，只有1套房有贷款，剩下都是全款。

2009年，王荣辉决定创业，当时便卖了第一套房子，与人合伙引入了澳大利亚早教品牌亲亲袋鼠，在广州的市中心位置珠江新城开了一所加盟店。

资料显示，亲亲袋鼠早教始于1982年，分布在澳洲、亚洲和欧洲地区20多个国家，全球超300家中心，是一家有医学背景的、侧重神经生理学发展的澳洲品牌的早教中心。

“第一个早教中心，就是为了我的孩子开的，花了300万元就当是给我的孩子一个重新成长的机会，弥补做的不足的地方。”她曾谈起第一次创业时的想法。该中心不仅有早教、托育，还有家庭教育的咨询、诊断评估等服务。

2011年，王荣辉从职场离开全职创业。由于第一家门店运营状况良好，账上的钱能够再开一家新店，于是当年她开出了大概1500平方米左右的第二家分店。“本来钱是够的，但装修超预算了，所以我就卖掉了一套小公寓，卖了60多万。”

至此，王荣辉为创业卖掉了两套房。但在2013年，三个中心中的一个都被关掉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关闭是因为与特许经营商的纠纷，王荣辉也与最初的合伙人分手。目前，她曾经的合伙人仍在经营早教中心，但已更换了品牌名。

不过，王荣辉很快转型成了托育园。不同于早教业务大多在周末上课，工作日场地和师资会有闲置，托育班可以在任何时段为0-6岁的孩子提供托管服务，让其父母安心工作，因此一经推出大受欢迎。

2015年9月，王荣辉首次启用纽诺教育品牌。次年1月，其成立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卖掉第三套房子，用来拓展更多托育园。

这期间，纽诺不仅拓展了更多的托育园，还抓住自媒体崛起的机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做运营、在线讲课，培育母婴专家的个人IP，成为第一批吃到知识付费红利的人。

此外，纽诺教育还开拓了托育师培训、国际睡眠师培训等衍生业务。纽诺教育还研究过to B模式，即向大型企业提供集中式托育服务。但国内这类园区较少，且对区域资源要求较高，并未成为纽诺重点业务。

天眼查显示，2017年3月，纽诺教育获得文投创工场、毅聪资本的1000万Pre-A轮融资；2018年4月，获得了文投创工场、创玺企业管理、安赐资本6500万元的A轮融资；然后2019年4月获得广发证券、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数千万的B轮融资。

据王荣辉介绍，当时纽诺教育在珠三角扩展到近40家，估值达5个多亿，成了全国最大的托育直营连锁品牌。伴随而来的，还有王荣辉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耀，她也因此受邀到处演讲。

彼时“前来合作的风投非常多，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不过随着疫情到来，资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其中，疫情前谈的一笔投资，眼见疫情形势不明朗，就暂停了投资。疫情期间谈的一家机构，签了TS、做了几轮尽调，投资协议改了好几版，但最后资本还是没进来。

融资断档，加速了疫情爆发后纽诺教育的崩盘。

疫情之下接连溃败

疫情影响了纽诺教育的正常运营，旗下的几十家保育园关园停课6个月，机构里500多名老师以及3000多名孩子全部因此受到影响。

更要命的是，疫情停课还引来一波退费潮，“前后退费超过3000万，同时还有物业租金2000多万，老师工资社保2000多万。我不仅把全家的积蓄拿出来，还个人担保找银行贷款1000多万。”王荣辉说。

据报道，2019年，纽诺教育营收约1亿元，亏损约1000万元，账面上有3000万元现金流，还完成了和资方签订的业绩对赌。

有分析认为，空有规模而无利润，给了王荣辉某种错觉。因此在疫情之初，她还怀抱信心。在2020年3月做了一场线上直播，在直播间里她预测疫情结束之后，30%的托育企业将面临倒闭危机。

因此，为了能扛过去，王荣辉一边找融资，一边向亲戚、朋友借钱，从银行贷款，最后还把天河区自主的房子卖掉，集资了上千万现金来保障公司运转。

当时投资方曾提出，疫情期间可以把店关掉，把家长的钱都退了，保留口碑待疫情过后再开园，到时候还能继续融资，顶多稀释一些股份。

王荣辉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不想主动关掉园区。随后疫情出现反复，超出了她的预期。

“我自己过于乐观，我觉得疫情是会消耗掉一部分资金，但我们还是有能力在疫情结束、恢复营业的时候，快速地将现金回流回来，恢复正常。”她在采访中反省，自己对疫情过于乐观，对于疫情对资金的影响的判断不够。

此外，她还认为自己在退费决策上有“失误”。据悉，2020年，纽诺教育停课半年，从7月份开始出现大量退费，既有家长主动退费，又有孩子长大了离开要去上幼儿园。

采访中王荣辉表示，家长不论什么原因要求退费，他们都退。在不少机构分期半年退7成的情况下，纽诺在去年11月份以前都按83.8%来退，且在15天完成。退费过快的消耗掉了现金流，她称“今天的这种局面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据其助理透露，纽诺从2021年开始资金链出现问题，改为分期退。到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发不下去，退费也无法给出承诺。

在王荣辉声称的1亿元债务中，家长已经提出退费的大概有300多万，没有申请退费、还在托育的家长缴费大概是600多万。拖欠员工的工资不到200万，其个人无限连带担保的银行贷款1000多万。剩下大约7000多万是欠投资人的，已经有投资方提起诉讼。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资本，签了比较不利于自己的回购协议。”这让王荣辉认为，创业法律、财务方面的能力和创业能力一样重要。

对于未来的规划，采访中王荣辉表示，老板和老师之间，感觉自己更擅长做老师，“我卖我的课程，讲我的课。”

因此在发文的第二天，王荣辉就直播销售财商课。不过，此举却被批评借助“卖惨”收割流量。

创业故事的另一面

在王荣辉早期合伙人的口中，纽诺教育的创业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据其前创业合伙人李晓艳爆料，直至2016年为止王荣辉经营的保育园，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模式，没有系统的发展规划。

随后王荣辉找到了新疆老乡、大学师妹李晓艳，帮助其孵化项目，重新寻找商业定位，梳理产品体系和课程体系，帮她从BAT挖人搭建核心团队。

这时李晓艳的身份是联合创始人，并带领王荣辉一起见了朋友圈中信任她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但在拿到第一笔两家机构的天使投资资金后，“王荣辉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承诺给我的股份以及找我一起帮忙孵化项目和融资时谈的合作条件全部通通不予兑现，并且用了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卑劣手段让我从这个项目出去。”

李晓艳直指王荣辉并没有她自己说的那么努力、单纯，曾用各种手段排挤、踢走包括她在内的数个一同创业的合伙人。

天眼查信息显示，王荣辉确实与早期合伙人存在股权纠纷。其名下有10家公司，其中5家公司已经注销，而其担任法人的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有股权冻结、合同纠纷、经营异常等。

对于李晓艳的说法，王荣辉一口咬定对方只是财务中介（FA），因此按照行业惯例，支付了投资额5%的费用，而非20%股权。其他的几位合伙人，王荣辉认为他们只是员工。

但失去这些帮手，让王荣辉的创业事业有些“独木难支”。按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早教机构初期是合伙制，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当老板，其他是投资人（给钱，但不参与具体事务），这可能也是我抗不下去的原因。”

最后，她总结道，创业一定要找志同道合、每个人都独当一面人成为合伙人，而不应该一个人当老板。当遇到麻烦，只有自己一个人冲在前面，非常孤独。

近期，王荣辉的视频小店还上架了一款售价1999元的家庭终生会员产品。据悉，用户购买该产品后，可以享受到包括所有家庭教育父母课程终生免费、每年2场会员私密直播、终生会员微信群、五大测评在内的服务。而这款产品还打出了“王荣辉老师亲自群运营”以及“仅限500名”的卖点，不过该产品目前已售仅45件。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王荣辉曾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股东会已经决定走破产程序。“股东会对我之前的处理已经很不满了，我借了50万元去把员工所有的社保都补缴上了，其实我承担的已经远远超过我应该承担的，也超出我个人的能力了。至于员工的工资，可以走法律程序。”

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荣辉想要和罗永浩一样上演“真还传”的大结局并非易事。

By 王荣辉、36氪

想象一下，你在一条繁忙的城市街道上闲逛，顺手拍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并上传到搜索引擎，然后它几乎立即就可以帮助你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这不是一个假设。现在，一个名为 PimEyes 的公共网站实现了这种可能。它被认为是最强大的在线面部识别工具之一。

在 TikTok 上，PimEyes 已经成为互联网侦探识别陌生人的强大工具。例如，有一个播放数百万次的视频演示了如何将 PimEyes 和其他搜索工具结合使用找出 Taylor Swift 演唱会上任意一位摄影师的名字。TikTok 的社区指南明令禁止包含可能导致跟踪、身份盗窃和其他犯罪的个人信息。但本文撰写时这个视频还在。

这个网站最初是由来自波兰的两名计算机程序员于 2017 年创建的，是一种和反向图像搜索类似的人工智能工具——它扫描照片中的人脸，并在互联网的黑暗角落里爬来爬去，然后显示许多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其存在的照片，背景有餐馆，有音乐会。

当把一张人脸照片上传到 PimEyes 时，这个搜索引擎就会生成结果。有些结果，比如这组照片中的最后一张，是一个与搜索无关的人。（来自 pimeyes.com）

虽然该公司声称这项服务可以帮助人们监控自己在网络上的存在状态，但仍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因为跟踪者以它为监控工具收集了无数儿童的照片，还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死者的照片添加到其数据库中。

由于美国没有任何管理面部识别技术的联邦法律，所以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模仿 PimEyes 的服务将会大幅增加。考虑一下，每个人都在公共场所随时使用这项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

《纽约时报》记者 Kashmir Hill 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面部识别技术的书。她说道，“比如在火车上，你撞了别人，或者穿了一些令人尴尬的衣服，有人可能就会拍下你的照片，找出你是谁，然后发关于你的推文，或者叫出你的名字，或者在网上写一些关于你的坏话。”PimEyes CEO：这项服务有许多“合法用途”

PimEyes 的基础版对任何人都是免费的，但该公司也提供了一些高级功能，比如当网上出现新照片时，它会提醒用户那可能是他们感兴趣的图像，但这项功能需要按月支付订阅费。

TikTok 用户指出，人们可以选择不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 PimEyes 数据库中，但对该搜索工具的测试表明，这并不能保证自己的照片一定可以从该公司的海量照片库中删除。

Giorgi Gobronidze 是一名来自东欧格鲁吉亚的人工智能研究学者，他现在是 PimEyes 的首席执行官。根据他的透露，该公司有大约 12 名员工。

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采访时，Gobronidze 表示，该工具的滥用情况被夸大了。同时他还指出，该网站的检测工具只截获了数百起滥用该服务的案例，如跟踪或搜索儿童。

当人们用 PimEyes 搜索时，它并不会显示照片上的人的名字。尽管如此，把这些碎片信息拼接起来，确定某个人的身份，并不需要多少网络侦探工作。

Gobronidze 强调，从技术上讲，PimEyes 并不能单独生成某个人的身份信息。“我们不识别人的身份，我们只识别那些包含与搜索内容相似图片的网站。”PimEyes 明确要求，人们只能搜索自己或者是同意让其搜索的人。尽管如此，没有什么能阻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其他人进行搜索。不过，Gobronidze 也说道，“人们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想象得那么可怕。”

他还表示，“PimEyes 有许多合法的用途，比如保护自己免受诈骗。或者确定你或你的家人是否被身份窃贼盯上了。”但由于担心政府当局可能利用该服务针对抗议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目前，PimEyes 在部分国家屏蔽了该服务。为什么谷歌不敢发布这项技术

《纽约时报》记者 Hill 表示，Meta 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开发出了超强的面部搜索引擎。

然而，这一工具被武器化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高管，比如前谷歌首席执行官 Eric Schmidt，一直不愿将其推向世界。在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硅谷，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举动。

Hill 表示，“早在 2011 年，Eric Schmidt 就说过，这是谷歌已经开发完成但决定保留的一项技术，因为一旦它落入坏人手中，比如独裁者，就太危险了。”

这项技术有一些潜在的有益的用途。例如，当你忘了一个人的名字，它可以帮你快速识别，或者正如该公司所强调的那样，密切关注自己在网络上的照片。

但这项技术有可能损害公民的隐私。例如，政府和私营公司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在公共场合对人们进行侧写或监视，这一点已经引起了研究该工具的隐私专家的警惕。

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专攻面部识别技术的教授 Woodrow Hartzog 认为，“这些好处只会被政府和行业拿来当借口，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而不会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好处。所以，我根本不认为人类有了面部识别会比没有它时更好。”像 Apple Face ID 这样还可以，但不宜扩大

当然，已经有一些版本的面部识别工具问世了，比如用苹果的 Face ID 解锁 iPhone。在机场，运输安全管理局可以通过面部扫描来确认某人的身份。

但是，面部搜索引擎将这个想法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

在这方面，大型科技公司一直裹足不前，而推动这项技术的小型初创公司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比如 PimEyes 以及另一家名为 Clearview AI 的公司（为执法部门提供人工智能面部搜索引擎）。

Hartzog 说道，华盛顿需要在这些工具变得过于普及之前对其进行监管，甚至是彻底禁止。“这确实可以说明，面部识别有多大的放射性和腐蚀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科技公司一直拒绝涉足这一领域，即使那可以赚很多钱。”面部识别搜索引擎会像 AI 聊天机器人一样快速流行

根据硅谷大多数观察人士的预测，这只是时间问题。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多年来，硅谷的巨头们一直在实验室里开发强大的聊天机器人，只不过一直保密，直到一家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 OpenAI 将 ChatGPT 向公众开放。

科技分析师表示，为了保持竞争力，大型科技公司最终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公开先进的面部搜索引擎。

但 Hatzog 表示，他希望这样的未来永远不会到来。“如果面部识别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那么我们将无处可藏，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考虑过这一点。”“行走的条形码”

在欧盟，立法者正在讨论在公共场所禁用面部识别技术。

布鲁塞尔活动人士 Ella Jakubowska 希望监管机构能更进一步，彻底禁止这些工具。

Jakubowska 发起了一项名为“要回你的脸”的活动，旨在警告人们，当你去看医生、在大学校园里散步，甚至过马路时，你的脸都会被扫描。在有些地方，那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Jakubowska 说道，“我们在意大利看到了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他们称之为’智能‘监控系统，用来检测是否有人在闲逛或擅自进入。”

Jakubowska 表示，欧盟所谓的人工智能法案将提出有关如何监管人脸、指纹和声音等生物识别数据的规定。“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把人类当作行走的条形码，即使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政府也可以监视我们。”Jakubowska 说道。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一些地方，比如伊利诺斯州，对于私营公司如何扫描和使用人们的面部信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未经同意扫描居民面部的公司将受到经济处罚。

但在联邦法规出台之前，私营公司记录人脸的方式和地点几乎不受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权在开发这些工具的市值数十亿美元的科技公司手里。

By AI前线

“同一个投资机构有三四拨不同人找上门，都不知道该接待谁。”一家新能源赛道公司的工作人员吐槽称，公司成立不足一年，前来调研的VC、PE络绎不绝，“接待麻了”。

内卷调研的风，不止吹向一家公司。

社交平台流传着一张照片，江苏某硬科技项目的狭窄厂房通道里，黑压压挤满了投资人们，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硬科技的风口之下，VC、PE从北上广深的CBD不断飞向县城的工厂，一周出四五次差，安排见至少6家企业，下沉到一线开启“沉浸式投资”。然而被调研的项目却发出了不同声音。

“不以打钱为最终目的看项目都是耍流氓！”、“想尽调先打1000万”、“平庸的投资人都别来沾边”……一些创始人们以较为戏剧化的形式和言论，表达着不满。

细分领域的稀缺项目面对源源不断的投资人造访，分身乏术，以自己的方式反向筛选机构。而投资人对于长周期、高风险的硬科技项目，出手相对谨慎，只看不投。

本应是合作共赢的双方却公开互怼，到底是一时的实力错配还是长久的分歧显现？01 创始人和投资人互怼：你有钱吗？你技术成熟吗？

近日，一家新材料创始人在朋友圈发表言论称，“现在投资界流行从海外名校回来的。平庸的投资人，希望你不要轻易接触我，我保证怼死你。”

如此尖锐且简单粗暴的言论引发了不少投资人吐槽，纷纷表示“性格不好的创始人更要慎重”、“明明各有所需，戾气怎么都这么重”……

不少创始人们感慨不懂技术和业务的投资人屡见不鲜。“有时候已经在用大白话解释问题了，对方还是听不懂，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不止一家硬科技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们，有钱又合适的投资机构太少了。

“他们最关注技术成熟度，又想挖来知名专家，还要求你被所有人看见。如果我们能满足所有要求，早就上市了。”另一名创始人告诉我们，资本的惯性思维就是不给马儿吃草，还得让马儿快跑。

一名硬科技FA告诉我们，投资人看到一些项目的BP和官网信息，大概就知道适合不适合继续跟进，但出于了解行业竞品、打听上下企业的需求，仍旧会继续和创始人聊，甚至有项目方收到NDA、TS都没有什么用。经验是直到钱到账，融资才能停。

“全国一次性拿出一亿的机构，应该不超过100家。”某芯片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们，市场现状就是这样，但机构不会说他们没钱。

如何在成千上万个投资机构里去选择有钱且合适的？该创始人的方式是直接问，“钱到账了没有？到账了多少？”

“一些机构宣传跟政府成立了10个亿专项基金，但其实里面没钱。很多是有项目了，双方才会按比例出钱。”上述创始人称，空壳基金不在少数。

2023年上半年募资规模在50亿元及以上的大额基金共计16只，单只基金的平均募资规模下滑至2.23亿元。

清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无论是大额基金还是中小规模基金，普遍存在资金实缴不足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上半年的全部新募基金中约1/5的基金存在实缴比例低、存续规模低或是个别投资者实缴为0等情况，而募资规模在30亿元及以上的基金中，实缴到位不足的基金比例已达到60%以上。02 投资门槛能有多高：亮资、没BP以及反向尽调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BP、尽调要交保证金或者需要亮资，十有八九会被投资人直接判断为不靠谱。但有话语权且不走寻常路的人变多了。

“我们已经融了三轮，但公司现在没有BP。”领存技术创始人楚一兵告诉我们，他们采用思维导图形式和投资机构沟通，更有逻辑地讲述技术、业务、竞品和行业，同时避免了BP满天飞的情况。

此前领存因1000万尽调保证金“出圈”，楚一兵解释是因为刚做过A轮融资尽调，公司业务相关数据并未有太大变化，再度尽调耗费精力，同时有可能泄露商业机密。

“如果不让尽调的话，那么公司100%是有问题的。用之前的尽调报告上会，也需要投资方认可尽调内容。”我们采访的数位投资人均表示，融资不是小数目，绝大多数机构都有自己的投资流程及风控流程，要尊重各机构的内部机制。

一般而言，完整的创业项目尽职调查包括业务尽职调查CDD、财务尽职调查FDD、法律尽职调查LDD，整个过程往往会持续数月。不仅要采访行业专家、产业链客户，还需要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的配合，流程复杂且繁琐。

有早期科技项目投资人对我们吐槽，现在的第三方尽调报告很水，可信度要打上问号，从逻辑角度来看项目方提供的尽调报告可信度更低。哪怕报告可信，机构也不可能把报告抄一遍就上决策会，报告里必然有很多需要和项目方、尽调者的细节沟通，不是扔一份报告就万事大吉。

不过，领存一直有投资人在官网认证、交纳保证金的流程，这是公司对投资人进行“摸底”，也就是所谓的“反向尽调”。实际上，想掌握融资主导权的公司，不止领存一家。

“优质项目的话语权确实高一些，会要求亮资后再约谈尽调，这也是业内潜规则。”一位关注医药行业收并购的投资人告诉我们，亮资金额一般是总标的金额的10%—20%不等，具体数额及操作方式都可以聊。

一些热门项目的尽调会面向机构设定门槛，FDD和LDD不单独开放。即便如此，机构也是抢着签协议。一旦机构内部流程过长，也有可能错过了close的节点，甚至有项目直接拒绝给出份额。上述硬科技赛道FA称即便有人不尽调就投，也没人会公开承认，因为这是对基金方的不负责。

今年上半年，硅谷AI公司Rewind创始人直接把融资PPT通过Twitter用视频公开播放，让感兴趣的投资人填写表格并报价。该视频浏览次数超过170万，公司收到超过1000家VC的初步报价和170个TS，其中报价最高估值超10亿美元。

公司创始人在社交平台表示，他放弃了私下只与少数人交流融资的愚蠢传统，同时对投资人进行反向尽调。

Rewind 的融资方式，完全反转了 VC 和创业者的地位。创始人不再花费大把时间会见一个个VC、PE，而是所有 VC 前来竞价，创始人从中选择最适合的投资人，几乎掌控了融资过程的主导权。博弈的底气在于，该公司 ARR 营收数据几个月内呈直线式增长，达到了 70.7 万美元。03 强势还是弱势？套路之外，看的是实力

创投圈的人常常把投融资比喻成相亲、恋爱、结婚，这就需要圈子里的人互相介绍、频繁交流、线下面基、彼此试探。

习惯了卷的投资人，尽管不一定真投，也要不停去工厂实地看项目，提高对一线的认知，才能跑出来一手的信息和资源。他们必定不如硬科技的创始人懂业务和技术，然而说不定有其他产业资源或人脉，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到创业者。

“真正懂的人不会做投资，因为看到的全是风险。大多数项目尽调后和预期都不完全一致，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一位关注硬科技的FA对我们表示，机构决策者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放弃项目的例子也很多。

有民营航天项目的投资者所做的前期尽调非常简单，问一圈航天研究院的原同事，大概就能摸清项目的具体情况。

套路化的博弈常常上演。上述医药行业投资人称，当遇到强势的企业方，一般会抓住公司的经营负债、业务发展、法律纠纷等问题并放大，摆到台面上，先把对方的气场压下去。有时候双方都心知肚明，只是公事公办，为己方多争取一些权益。

当头部美元机构式微，中小机构愈加分散，项目方想要摸清对方的专业能力和实力比以往更难一些。

一位关注半导体行业的FA告诉我们，前几年，创业者需要融资可能拜访下头部和第二梯队的机构，聊一聊前20家就差不多了。如果这些机构都看不上，那也没必要再去找。

但如今的情况变成了，一个项目找了六七十家机构，其中80%的要不没听说过，要不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钱。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创始人遇到的是不专业但有钱，或者不专业还没钱的投资人。

虽然许多创始人对领存的筛选方式表示支持，却少有人效仿。在融资市场上，实力雄厚的一方还是相对强势，缺钱的始终弱势。赛道冷、质地一般的公司，几乎不用考虑提高什么门槛，能活下去、拿到钱就实属不易。

而硬科技越来越投早、投小，有产业基金投资方向我们表示，大多数人蜂拥而至的明星项目反而不太看了。“目前看的项目都是在研发中，产业化公司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在里面了。”

擦亮眼睛，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前进方向，对投资和创始人来说，或许都比朋友圈互怼来得更有意义。

By 王露

非洲成了年轻人就业的另一条出路？17万一年当厨师、20万年薪养鸭子、30万年薪修挖掘机。包吃包住还能见世面，一个月年假包来回机票，最重要的是高薪还不卷。在国内就业季的焦灼情绪里，“还好有非洲”成了当下被逼到墙角的毕业生们能看到的更广阔的出口，甚至有人把它描绘成“就业天堂”。果真如此吗？几位一毕业就驻非的女生跟“后浪研究所”分享了她们的工作经历。她们中有人误打误撞得到了这个机会；有人成绩优异，早早规划出海；还有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国内实在没发展被迫出走。在真实的非洲打工体验里，“高薪”只代表了相对收获或者是一种补偿，而“孤单”、“迷茫”、“进退两难”却是到了才有非漂共识。非洲是一个机会，也是另一种“无处可逃”。

谁说非洲是就业天堂

小黎在肯尼亚的一天被分为床上和床下，只要双脚落了地，她的工作就开始了。她在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非洲总部做市场工作。这是她在非洲的第2份工作，也是她驻非的第5年。一大早，她就要对接不同国家的代理商拓展业务，努力签单；然后逐一核对所负责项目的清关进度以及财务结算。有时候遇到店面帮扶，她还得扎住在店里，一对一指导代理商的地面运营。说是这家上司公司的“非洲中心”，可这里只有不到10名中国员工，负责的却是整个非洲大区20多个国家的业务，每个人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晚上6点是公司的下班时间，不是她们的。领导给小黎和同事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租了一套大公寓，客厅既是加班场地也是餐厅，所有人吃住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不分离。每天忙到晚上10点多，只有躺在床上了，才是真正属于她的时刻。可常常是还没有刷完朋友圈，她就困得睁不开眼。累，是她今年工作状态的直接描述。驻外这些年，27岁的小黎觉得非洲越来越卷了。“以前我们主要做拓展就可以，今年国内形势不好，我们leader直接对接大老板，现在人下命令了，要求今年必须出利润。”这就是她拿年薪三十万的代价，谈更多的代理商，筛选出能盈利的不断扶持。“国内尚有996，这里都是007，且无处可逃。”同样的感受也来自赞比亚的行政晓楠。晓楠31岁了，在一家私人企业做项目管理，2022年9月刚过去，做了一年不到。说来也属大物流行业，她们老板养了几十台重卡跑货柜运输、工程运输。晓楠的工作是负责车辆日常管理与行政，这工作和她当初应聘时人家说的“翻译”差之千里。她是学葡语的，此前在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待过几年，做采购和行政，生活也相对轻松安全。

晓楠的“非洲宝典”，第一次看到时觉得相见恨晚现在换了国家，还生活在偏远小城，想出去消费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晓楠的生活乏味得很。工作上，她们每个部门都是中国人做管理，下面招聘当地人做事。可以说，晓楠每天的任务就是与当地人打交道。当地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磨洋工，导致项目进度迟迟落后；而且他们做事喜先斩后奏，还爱隔三差五请假，晓楠往往成了顶锅那一个，所以晓楠一被问到工作，她气到直接说“擦屁股的”。这些也就算了，年轻人不远万里去非洲都是图钱。可老板今年开的年薪和她6年前刚来非洲相比，并没有高出多少。“毕业第一年我就挣20万，现在才25万，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据她观察，公司今年新来的大学生，基本上只能开到七八千每月，晓楠想不通都低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还要选择出国。她跳槽的意愿不断增长，打算过完今年说什么也得离开了。和前两位相比，31岁的欢欢的经历则波折得多。她的第一份工作就被骗了，2014年下半年她和同学从国内不远万里飞来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做工程翻译，说好的工资税前二十万一年，三个月一结。一直拖到她工作一年了工资还没有付清。最后老板跑路，她们项目上六七十号中国人又是找商会又是大使馆，还请求当地政府帮忙，维权好久无果。后来才知道老板在国内是个经济诈骗犯，早就上了老赖黑名单

欢欢的第一份工作，住在小排屋

“第一年就这么白干了”之后欢欢选公司都只看国企央企背景，也确实有了不错的去处。工资有了保障后烦恼也随之而来。非洲的中国人圈子酒桌文化盛行，她们做基建项目包揽工程更是上上下下免不了喝酒。一开始几年她还经常发朋友圈晒这边的日常和旅行，后来索性不发了。很大原因是喝酒让她胖了小三十斤，样貌自己都不忍直视。若是在国内，她们还有很多选择。来了非洲就业，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每当别人向小黎打听怎么高薪驻外、怎么逃离内卷时，小黎语重心长一个个劝退。“只要是在中国人的环境里，不可能存在什么就业天堂。

一毕业就去非洲

这个表述和小黎四年前的心境完全不同。2019年，小黎刚从广东某大学毕业，财会专业的她本计划去广州谋一份财务工作来对抗父母回老家的指令。她出身于某边疆省份的铁路世家，家里三代几十口人都围着铁路转了大半个世纪，她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于是坚决留在外面，要做经济独立的自我证明。说来也巧，大学时她参与实习的一家公司正和广东某国企有合作，那里有一个外派非洲的财务名额空缺，对英语的要求不高。前老板问她有没有兴趣，她得知一年能拿15万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那时她和她的同学们能寻到的工作基本没有上了6000的，还是在广州。高薪代表着能力，没出社会的小黎觉得出去会是当下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不顾父母的反对签了约。“对我父母来说，广州和非洲一样遥远。”当年10月，小黎顶着“财务负责人”的头衔兴奋上路了。父母尽管不舍也觉得能被外派是有出息的象征，而且公司承诺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想来日子也快。妈妈里里外外的给小黎安顿着，“连卫生巾都拿了一整年的量。”她周围的同学，没有人不羡慕她事业遇到了贵人，这才有出门赚大钱的机会。和小黎一样好运的还有晓楠。她2015年北方某省的外国语学院葡语系毕业，“能用得上这种小语种的要么是机构老师，要么是会议翻译。”但后者这种活儿很难找到她们这种二本生。“其实翻译的路很窄，读到研究生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北外、北语、对外经贸这些地方出来的学生。你要是铆着去联合国、外交部那根本不可能，都是留给大神中的大神的。”国内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渺茫，她面临着考研还是出国找工作的两难选择。晓楠不少同学一毕业就转行了，少数坚守本专业的基本都签了驻外的公司。晓楠说，葡语覆盖的地方无非是南美和非洲，巴西太远了很少有人去，去非洲待遇也不差，一年能有20万。事实上，只有条件艰苦的撒哈拉南部、以黑人为主的“黑非洲”才能拿到20万，若是北非的“阿拉伯非洲”应届生出来也就十几万的标准。晓楠从网上了解到，一家在莫桑比克做地产项目的建筑公司正在招人，采购、行政、财务，只要语言这个大硬件挺过了，其他不管有没有经验都可以进去再学。晓楠是去宁波面的试，人给报销来回机票，她最终顺利拿到offer。她很庆幸，自己兜兜转转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2022年，晓楠落地赞比亚首都机场，开启了她在非洲的第N份工作

也有人对未来规划十分清晰。作为学校优等生的欢欢，高考报志愿时就已经想好了要学小语种葡萄牙语。她就想将来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一辈子待在湖北老家。大学里她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着能拿奖学金的标准，想着将来最好去葡萄牙工作或者学习。2014年临近毕业，现实打败了她：葡萄牙是一个弹丸小国，经济在欧盟也一般，那边适合她的工作机会很少。即便是有，也是这不包那不揽。欢欢一算，刨除吃喝拉撒剩下的和国内也差不多。金钱主导了她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艰苦的非洲。联合国认定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的安哥拉，一个学了这门语言她才知道的地方。她了解到一家中资工程公司在那边有项目，包吃包住，工资三个月一开，欢欢问过前辈，非洲差不多都这样，她也就没往心里去，决心干上几年强制存下第一桶金。

欢欢公司承揽当地基建工程

一毕业就去非洲，三人的平均年龄是24岁。共同点是都是女孩子，想多挣点钱，且从那之后就在非洲扎了根。至于好不好，很难一句话表述清楚。“冰火两重天”是她们多年驻非经历中的复杂体验。

来非洲第一步是把工作理顺，这不算太难。小黎第一份工作所在地是肯尼亚的第三大城市基苏木，这里有一个广东国资委和当地政府合建的经济特区。规划中，该地将变成一个超大型的免税工业园，未来十年会陆续入驻各类中资企业。她的任务就是到时候与这些企业对接做财务管理类工作。前期由于没那么多人进来，她的时间很是清闲。用小黎的话说工作是“玩儿着玩儿着就弄完了。”

非洲日常，能吃上中式小餐也幸福，图源小黎的非洲日常

她同事们关系不错，大家每天上下班都在一起，打扑克追剧吃火锅，彼此之间社交边际很近。来了不到三个月，小黎把园区里二三十个中国人的背景全都摸清了。多是和她一样为了挣钱跑来的，也有几个是想出来开开眼界锻炼一下自己，没想到被发配至此——所有员工除了周末统一采购，剩下时间都不能离开园区。小黎算不错的，兼了市场工作后能经常有与领导出访的机会。小黎有幸窥见非洲的高层生活，她拜访过当地的酋长、副省长，有一年过年还上过CCTV4“一带一路”的特别节目。

小黎代表公司参加当地展会

“其实非洲的贫富差距分化很大，有钱的能有几千亩种植园，家里养野生动物，房子大的惊人，妻妾成群；没钱的在路边被苍蝇攻占，看不出人样。”小黎很庆幸与自己打交道的是前者，“上个月我还接待了陕西省某市市委书记带队的考察团，如果在国内，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欢欢也如她所愿实现了“见世面”的梦想，只要有节假日，她都尽可能往外跑。卢旺达的银背大猩猩、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动物迁徙、埃及金字塔尼罗河……只要是好玩儿的地方，她都愿意打卡。此外她还利用回家的假期顺道去了迪拜、以色列、约旦等国家追寻阿拉伯文化古迹。出国不到三年，她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也愈发找到了工作之外的兴趣——环球旅行。看她的朋友圈，大家都羡慕这份又能跑跳又能挣钱的工作。可硬币的另一面，她们不曾和人提起。晓楠第一份驻非工作所在的莫桑比克，是一个靠近南非的农业小国，它闻名于世界的原因是与马达加斯加岛隔海相望的莫桑比克海峡——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峡。晓楠没有好机会近水楼台去看仰慕已久的猴面包树，因为来了没多久她就发现活儿怎么越干越多，一个人兼职了好几份工作。“在非洲，根本没有纯粹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三个坑。”和当地人打交道也让她着实心累。“这里人实在太懒了，躺在芒果树下等果子掉下来就是一顿。”不同的价值观经常把她气得跳脚，她只信赖几个老员工。当她发现即便是老员工也背后搞一些监守自盗的小动作时，她所有的同情心都丧尽了。

晓楠去坦桑尼亚时在飞机场偶遇总统出行，当地盛况而对非漂们来说，更大的挑战不止于此。只要待的够久，就能不断刷新自己对于“无聊”的理解极限。时差6、7个小时，和家里人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很多话没法说。来到这边和国内的朋友圈子越来越不同，联系也慢慢减少。长久空寂是她们精神的真实写照，导致周围人每发生一点新鲜事，她们总要研究个不停。“有同事国内探亲回来了，我们围着他求他讲讲自家的情况。”有时候一个小事儿能连续讨论半个月。偶然的热闹也掩盖不了一些心酸的事实。这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基于工作产生的，包括找对象。欢欢曾经和同公司一个男孩子相处过一段时间，后来两人都换了工作，联系越来越少也就慢慢分开了。“说是喜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分手之后她决定以事业为重。小黎也在同个工业园找过对象，那男孩子甘肃人，离她老家还有一千公里，她在非洲却觉得无比亲切。两人相依为命才渡过了疫情不能回家的三年。这期间她爸爸做手术命悬一线，她接近崩溃，多亏了男朋友给的精神支撑。有了男朋友后，小黎也有了情感求索的对象，经常会因为吃不上一顿炒米粉使劲撒娇使劲哭来借机发泄在这边长久积攒的委屈。而所有人以为的“起码工资高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跳槽之后工资翻倍了，小黎却坦言她一分钱没攒下。理由是来到非洲已经够苦了，她只想补偿自己。每周日是她们个人时间，小黎就去中国街吃点美食，要价都是美金，算下来兰州拉面一碗70人民币，火锅人均300，稍微点点烧烤串就200多。加上换了新工作，对形象有要求，小黎买的衣服随便一件一两千，国内直邮。不合适还不好退换。回国一趟，给父母的礼物，带父母出门旅游，一下又干进去三四万。

赞比亚的物价也很高，1公斤荔枝325元（人民币）挣得多花得也多。报复性消费让她奋斗半天依旧两手空空，“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和大多数人一样，中国人在非洲挣的钱，全部又被在非洲的中国人挣走，“一分别想带回家。”

进退两难

不是没有尝试过离开。2018年，欢欢已经工作了三年多，她认识了不少辞职旅行的长途玩家，很羡慕人家能有长期自由的时间，自己一数银行卡余额，也够一场说走就走的任性旅游，便火速辞了职加入行列。欢欢玩儿了大半年，独自走完了中东、欧洲和非洲线，也体验过了很多从未经历过的人生。是时候思考自己的未来了，她纠结要不要回国。欢欢原生家庭不太好，家里纷争不断，这是她想远远离开的重要理由。回去的话她能想到的第一站就是上学时候的北京。2018年秋天，她费了一番工夫在首都找了份国企处理政府关系的工作，这才体会到他们常说的国内的“卷”的含义。“加班文化太严重了，在非洲今天干不完明天干，明天弄不完后天干，反正人一直被锁在这里。国内不一样，加班也得赶紧搞完，明天还有明天的活儿。”她早已习惯非洲的工作秩序，适应不了国内大家习以为常的氛围。此时恰逢她妈妈生病，她得寄钱回家，她又趴在岗位上多干了半年。工作中天然的压迫感，让她这一年里，没有社交没有旅游。等她反应过来找不到生活意义的时候，还是马不停蹄逃回了非洲，接受了一份新的驻非工作，尽管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止欢欢，进退两难是所有非漂都共同面对的困境。小黎也是提前知晓了国内的情况，宁愿苟着也不敢大动。工资是命门，四年前她出来时，同学们的工资就是五六千。现在她已经翻了倍，回头一看同学们还是五六千。她远超了同龄人，若回去，她对国内职场环境、商业环境一无所知，去哪个城市、做什么岗位、怎么发展、怎么买房落户，这些考虑都得重头来过，风险太大，留下或许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工作几年，很多人也意识到，非洲经历并不能让你以体面姿态实现阶层跃升。反而身份的难以自洽让不少人无所适从。“每天打交道的人都那么厉害，自己的头衔听起来也很牛。真的离开平台让你单干的时候，就看出来你有几斤几两。”小黎觉得自己像非洲版的王漫妮（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角色，典型的“精致穷”），以为三十岁快熬出头了，结果只是熬出口清汤。业务上她虽然认识了不少中国老板，但那也仅限于工作平台，想离开换个工作还不知该往那儿走。而对于从24岁就来非洲，现在已经36岁的非洲老炮大牛来说，在非洲沉没成本越高，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他2008年大学毕业被中交集团外派到北非利比亚做招投标工作。依托着大平台他积累了不少资源，后来单干开厂供应当地政府基建项目，一次内部局势动乱把他辛苦置办的厂房付之一炬。几年后他摸爬起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折戟。连续两次赔了底朝天，让他动摇过回国的念头。可自己半辈子的身家，全部的心血都砸在了这块土地上，离开非洲他还能去哪里呢？后来他又从其他东非找机会给港口做石子供应，才慢慢东山再起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图源大牛

2011年利比亚动乱撤侨时，他是最后一批乘船离开的中国人，他说实在舍不得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宁愿自己被绑了也不想工厂毁掉”。可在这里这么多年，除了能把钱带走，什么也带不走。这是一切的出发点，也是所有人奋斗的动力。

出路

你要问他们后悔吗？其实也不见得。说到底，晓楠也是感谢自己当年能出来的。如果没有非洲工作这几年，她也攒不下钱能买东北老家的小两房，这让她有了归宿感，再出去闯荡也不怕了。晓楠现在31岁，对未来的发展有了些许眉目。她最近正在学习雅思，准备申请加拿大的社区大学，想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发达国家，至于进去做什么她还不知道。“读出书来应该能比国内挣得多点”，多年的漂泊让她对故乡没有了眷恋，哪里收入高哪里就是她的家，大不了“最后的最后就是退回老家。”而小黎也计划辞职了，她坚定下一份工作要去外企或联合国，过上work life banlance的生活。理由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和国内也没什么不同，她特指加班这一点。此前她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了事业，即便是朋友圈里晒的各种高档野奢场所，也都是谈工作时去的，根本没有享受的心情。“实在不行就做一个非洲职场博主，分享这边打工人的日常”自媒体也是她考虑的方向。回顾几年职场生涯，她也说不上这个这决定是好是坏。小黎两年多没回家，错过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时间。疫情时候整个园区只剩几个人驻守阵地，她是其中之一。好不容易轮到她休假，临上飞机前又被检测出体内有新冠抗体，又扣了一年多等数值回归正常。那种孤独和绝望十分漫长，她好想见个活人，这才离了职跳进物流公司。有时候她又很庆幸，幸亏是来了这里。她爸重病去北京做手术那一年，她辛苦攒的钱加上预支的工资凑了十万块钱给家里转了过去。钱是底气，也是身为独生子女能给家里尽到的最大的孝意。越是家里人需要她的时候，她越意识到非洲不能离开。不过她也说了，如果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工作，最终会被反噬。再怎么换，还是得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否则在哪里都干不长。

By 后浪研究所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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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