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食品是不是智商税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要求不断提高,绿色、有机、原生态、无污染成为很多家庭新的消费需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将关注点放在有机食品上。

在各大超市,有各种带有机字样的产品,比如有机蔬菜、有机牛奶、有机大米等,即使价格高出普通食品数倍甚至十倍以上,仍有市民选择购买有机产品。他们认为,只要有机就是健康,只要有机就营养。

什么是有机?贵阳市场上的有机食品销售情况怎么样?市民究竟如何看待有机呢?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超市。

“有机蔬菜”价格高出5至8倍

云岩区未来方舟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蔬果销售区,文阿姨拿着贴上“有机”标签的西芹和黄瓜看了又看。仔细对比后,她转向蔬菜惠民区,挑选新鲜的散装黄瓜和蔬菜,排队称重购买。

“那些摆在架子上的蔬菜,就是多了一个包装,价格却高很多。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文阿姨告诉记者,包装上没有详细标明有机蔬菜和非有机蔬菜的区别,对有机不了解的她,果断选择了普通的散装蔬菜。

市民选购有机蔬菜。

记者注意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有机蔬菜被整齐罗列在货架上,它们与普通蔬菜散装堆放不同,大多以小包装为主,像吮指胡萝卜、土豆、洋葱类蔬菜还连盒一起包装。

包装上都贴有“中国有机产品”标签,打着“食有机滋味”字样,附带着“水源区域”“农场直供”“有机种植”“冷链保鲜”图标,价格更是高出普通蔬菜数倍甚至十倍以上。

售价显示,散装黄瓜一斤只要2.68元,而包装好的盒装有机黄瓜两根就要10.9元;散装洋葱一斤只要1.98元,而盒装的有机洋葱两个就要8.9元;散装菠菜3.68元500克,包装好的有机菠菜标注250克要9.9元……

散装黄瓜一斤仅2.68元。

货架上的有机蔬菜均以“份”为计价单位。记者从几种蔬菜、土豆、玉米等价格进行了对比,将它们换算成统一的重量,有机蔬菜比普通蔬菜价格要高出5至8倍多。

2个有机土豆8.9元。

“有机就是无公害嘛,肯定要好吃一点。”当记者问超市一销售员有机蔬菜与其他蔬菜的区别时,该销售员表示“肯定不一样”。

至于哪里不一样? 这些有机蔬菜产自哪儿? 无公害就等于有机吗? 面对这些问题,该销售员未能解释。

究竟什么是“有机食品”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有机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1939年,英国农业学者诺斯伯纳勋爵(Lord Northbourne)第一次提出“有机农业”(Organic farming)的概念,这里所谓的“有机”,指的是“像有机生物体一样进行活动”的农业。其实是希望农场可以不用依赖外部肥料的输入,而是“像有机生命体一样”实现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自给自足。

生物课本上经常提到的桑基鱼塘,用桑叶养蚕,用蚕沙、蚕蛹作鱼饲料,再用充满鱼粪的塘泥种桑树,其实就非常符合“有机农业”最初的概念。

实际上,在今天的认证标准中,有机农业与常规农业最本质的区别是,有机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或基本禁止使用转基因技术及人工合成的农药、化肥、抗生素等。农民卖的有虫眼的自种菜可能确实没喷农药,但并不一定遵循了所有要求。

随着时间的发展,有机概念又有了新的扩展。有机的概念扩大到了“环境友好、无公害”的层次,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

在有机农业开始蓬勃发展的上世纪80年代,进入到分子层面的生物技术,人们已经认同并且接受“有机=天然”。

因此,有机食品中的“有机”不同于化学中的“有机”,它突出的是环保、循环、生态和谐的特性,除了来自于生态良好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有机食品的生产和加工,不使用化学农药、化肥、激素、化学防腐剂等合成物质,也不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而普通食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没有这些要求,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有机食品营养成分无明显优势

据了解,有机食品其包装上都有一个有机认证标志、一个有机码。这是认证机构赋予有机产品的唯一身份代码,可供消费者追溯查询产品的具体生产信息。

记者通过扫描一袋有机娃娃菜包装上的二维码进行查询,弹出的“食品安全追溯查询平台”显示:这袋娃娃菜的获证生产企业为云南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认证机构为南京一家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扫描娃娃菜包装二维码,可查询有机认证信息。

但具体的种植基地、种植方式、口感差异等,有机蔬菜的包装上都没有显示。

“大概知道有机就是不使用农药吧,我们也买来吃过,但感觉口味没什么区别,所以看到这边的普通蔬菜更新鲜,还是习惯在这边买。”正在选购小白菜的代先生认为,有机蔬菜更贵,不代表更有营养,所以他和家人不会太执着于“有机食品”。

从瓶身上看,有机酱油瓶身上印有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机码及查询网址。记者用手机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弹出显示“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

记者点击系统中“有机码”查询按钮,输入酱油瓶上的有机码后,同样可看到该产品的认证证书编号、认证类型、认证机构名称等信息。

在配料表上显示,有机酱油使用的配料是有机黄豆、有机小麦;而同品牌的零添加酱油使用的配料为非转基因黄豆、小麦。

营养成分表上,有机酱油的蛋白质含量1.1克、碳水化合物0.7克、钠含量679毫克。零添加酱油的蛋白质含量则为1.0克、碳水化合物1.3克、钠含量612毫克。

“看过很多宣传,都说有机食品营养更高、更健康,那进入娃娃嘴里的肯定要最安全的。”作为一名新手妈妈,曦曦(化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的饮食上。为了让孩子减少农药残留的侵害、吃得更有营养,她一直坚持给孩子选择有机食品。

普通绿豆,一斤4.98元。

选不选择“有机”看个人需求

“说实话,看这些成分表差别并不大。你说零点几克的物质,我们从入口或者身体上能感觉出来吗? 我还是习惯买熟悉的品牌、熟悉的口味。”刚选走两袋酱油的付先生说,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一样吃得放心。

记者在超市内对比了有机牛奶、有机奶粉、有机酱油、有机米等部分有机产品与相对应的非有机产品的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信息,从整体数据看,这些有机食品与普通食品在营养成分上没有显著的差别。

同品牌同规格牛奶,有机牛奶要比纯牛奶售价高出不少。

虽然有研究发现,对于有机动物产品,肉类和牛奶中含有较高含量的n-3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和更高的%u3B1-亚麻酸、共轭亚油酸、EPA 和DHA。然而,这些差异不足以对人类健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既然有机食品的营养价值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为什么有市民仍愿意选择它呢?

采访中,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市民的看法,总结来看,他们大概从三个方面给出自己的选择理由。“营养价值派”:想从有机食品中获取更有差距的营养价值,那么和普通食品来比相差无几,有机食品并没有那么牛;“安全性派”:对于孩子来说,有机食品的安全性肯定要比常规种植的农产品大,虽然在成年人身上所体现的价值甚微,但是对于未发育完善的孩子来说,多一份安全保障自然是好的;“食物口感派”:常吃有机食品不仅可以保障饮食安全、减少农残摄入,还可以充分享受到食物的原汁原味。

“我们超市售卖的有机产品系列其实占比不到全产品的十分之一,买的市民也不多。”该超市的一名金姓经理告诉记者,“买不买有机食品,主要还是看市民自己的需求,因为有机产品的价格确实贵一些。如果家庭条件允许,自然可以选择,如果觉得有压力,也完全不必选有机产品。”

有机蔬果贵在哪里?全天然蔬果算有机吗?听听有关专家解疑释惑

有机,一个集绿色、品质、健康、中产于一身的词,听上去就很高级。

在越来越多人崇尚精致健康的生活中,人们普遍喜欢天然性,尤其是天然食品。大多数人都愿意为标有“全天然”和“有机”标签的食品支付更多的费用。带有这类标签的食品不仅受到人们的青睐,而且越来越盛行。

自有机食品被人熟知以来,关于它的争议也一直不断。有人认为吃有机食品更健康、更营养;反之,有的人觉得“有机食品跟普通食品没什么两样”“有机食品就是浪费钱,交智商税”……

那么,超市里包装精美的有机蔬果到底贵在哪里?它们真的更健康更营养吗?全天然蔬果算有机吗?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两位专家。

全天然≠有机

随着化学农业的发展,有机食品已经凤毛麟角,并晋升为食品中的“贵族产品”。有市民认为,“有机”就是纯手工传统耕种方式,这种说法靠谱吗?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产品加工研究室主任林茂介绍,所谓有机,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有机食品是根据有机农业原则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方式及标准生产、加工出来的,得到国家认证机构认定和监督的农产品。

“有机种植的基本要求包括种子必须使用非基因工程产物,种植基地必须无重金属和农残等有害物质污染,种植过程中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包括竹子、木材、棉麻等非食用农产品,蔬菜、水果等可食用农产品。”林茂博士强调。

“一些市民喜欢购买农民挑到路边售卖的全天然蔬菜,他们认为,‘只用农家肥而非农药化肥种植出来的蔬菜,才是真正的有机’,‘乡下种的,有虫眼的蔬菜才是没农药的有机蔬菜’,这算有机吗?”记者问道。

“全天然指的是依靠大自然的气候环境生产的方式,有虫眼的果蔬并不能代表它就是有机,要是它被种植在一个有镉、铅等重金属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土壤环境中,它就不符合有机农产品要求。”林茂告诉记者,有虫眼只能代表它没有施用农药或是施用农药量小,没有起到防虫效果。“除非农民自种的地块符合国家有机种植要求,种植过程中仅用了有机肥,没有施用化学肥料、农药、激素等管理生产,能够通过有机检测的农产品也可以说是有机产品。”

有机食品位于食品安全的“金字塔”顶端

记者在超市看到,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售价高出5至8倍,甚至更多。

有机产品为什么这么贵? 林茂介绍,这跟有机种植方式密切相关。首先,有机地块的检测、监测成本高;其次,种植过程中只能施用生产成产较高的有机肥、矿物元素,生产过程中也需要精心呵护,才能让农产品长得好、品质好,整个过程繁琐程度,决定了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

采访中,有市民表示:“市面上的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傻傻分不清楚。”

有机食品与近年同样热门的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何区别?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贵州博益健康营养管理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王伟说:“在中国食品安全体系中,无公害食品是食品安全的底线标准。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而绿色食品是从普通食品向有机食品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产品,介于无公害食品与有机食品之间。”

王伟介绍,绿色食品分AA级和A级两个技术等级,AA级优于A级。AA级绿色食品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不允许使用农药、化肥等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A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环境方面的要求,没有有机食品严格。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则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农药、化肥等化学合成物质。

有机食品要求种植的土地有两到三年的转换期,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人工合成物质,不允许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无公害、绿色、有机,三类产品的区别,主要就是化学物质使用情况的不同。这三类都有高于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从生产、认证的难易程度衡量,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有机食品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标识。

有机食品营养更高吗

有市民提出疑问,有机食品是否比传统食品更营养? 是否真的健康又好吃呢? 我们有必要购买吗?

“有机食品生产有着严格的体系与标准,并不能说购买它就是交了智商税。”王伟从口味、健康、营养等角度做了分析,“有机食品生产成本会很高,价格高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消费者购买到假的、非正规的有机产品,那肯定就是商家的渠道出了问题。”

另外,有机食品强调的是安全优势,口味则是相对主观的评判,影响食物口味的因素,与品种、产地、生长环境、生产周期、喂养饲料,甚至日照温差、成熟度都有关,并不能确定和有机种植有关。

“就好像土鸡蛋和洋鸡蛋的区别,越贵的不一定就好。其实土壤营养成分足,生产出来的食品营养价值就不一定有很大差别。”王伟说。

英国食品标准局(FSA)曾发表研究报告表示,有机生产的水果、蔬菜、肉类、鸡蛋和奶制品等与非有机生产的同类食品,营养水平差异不明显。

“家长们购买有机食品的初心无非是觉得有机食品更健康。与关心蔬菜如何生产相比,多吃蔬菜对身体健康更重要。”王伟分析道,选择对的,而不是选择贵的。“你应该买什么食物,取决于你对它的期望。如果你想吃得健康,那应该多买各式各样的蔬果,有机不是必须。”

如何辨别“有机食品”

那么如何选购有机产品? 林茂提醒:“有机食品种类繁多,并且存在专业认证模糊、认证环节随意性大、监管困难,有机食品市场混乱。”

选择有机食品,要记住两点。到有机食品店或者正规超市购买,选购正规品牌。如果对有机蔬菜了解不多,建议去有信誉的有机食品店购买。另外,大型超市也是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大型超市的信誉比较有保障,采购流程会更严格,并且有时超市会因为大宗采购,价格比有机食品专卖店便宜。选择有实力的正规品牌也是确保食品品质的有效途径;要注意包装上的有机认证标志和溯源码。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有机食品的包装上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标识,一是有机食品标识,另一个则是有机认证机构标识。正规的有机蔬菜生产厂家会在每一份蔬菜上粘贴产品追溯码及产品相关信息(生产者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等,可以依据这些资料到相关网站或者相关部门查询。

有机农业的秘密

只要是有一定规模的农场,农药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害虫早就把农作物吃光了。更有意思的是,有机农场不但用农药,而且用量往往比非有机的还要多,原因就在于有机种植所使用的“天然”农药的药效,往往比人工合成的农药低,必须加大剂量才管用。

文中还提到美国农业部的有机认证机构从来不敢统计有机行业农药的使用量,就是怕有机爱好者们接受不了真相。

也有一部分有机人士承认自己用农药,但坚称天然农药比人工合成的农药更安全,可惜这个说法同样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很多自然界现成的杀虫剂毒性很强,比如提取自某些亚热带植物根部的鱼藤酮(Rotenone)就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它能抑制线粒体的呼吸链,不但有很强的生理毒性,还能诱发帕金森氏症。

再比如,有机行业经常夸自己的产品比非有机的更健康,可惜事实并不支持这个说法。

英国科学家曾经系统地研究了半个世纪以来,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162篇论文,涵盖了3558项相关研究,发现有机食品在15种重要营养物质的含量和质量方面,与非有机食品没有区别,用有机方式喂养的家禽家畜也和非有机喂养的没有差别。

文中还提到口感方面,有机与非有机差别不大。曾经有两位美国科学家分别做过双盲对照实验,在不告诉烹饪者和受试者所用食材来源的情况下,让他们试做试吃,结果受试者根本分不出他吃的东西到底是有机的还是非有机的。

纵观全文,作者对有机行业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以下5点:

1.有机农药也可能会有毒。

2.近5成有机测试样品含有违禁农药残留。

3.有机产品的价格是基于“信仰”而非科学。

4.有机农业误导和敲诈了消费者。

5.有机产业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

02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下面,我们以问答的方式一一解答。

有机农药 ≠ 有机农业的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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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印象中,有机农业指农民在耕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农药来控制虫害和杂草。

农药有“有机农药”和“化学农药”之分吗?“有机农药”的运用广泛吗?它对人体的危害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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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有机农业骗局》混淆了一些概念,夸大了目前有机农业面临的问题。

其中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将有机农业的综合防治措施和“有机农药”的概念混为一谈。

有机农业是一套依靠“生态系统”的农业管理方法,它强调的是利用自然规律增加作物的生产力和抗病能力,而不是利用化学合成物。

作物轮作、套种等各种农业、物理、生物和生态措施,才是有机农业控制病虫草害的主要手段。有机农业的种植者只在必要时,而非第一时间就采用有机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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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中说,“有机农药也可能会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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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自然存在的部分植物的分泌物有杀虫作用,大多属于植物的次生代谢物,例如烟碱、苦参碱等。这类成分后来被制成了有机农药。

例如常用的Bt,就是天然的微生物杀虫剂。除非误食,否则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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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机农药本身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并没有滥用,为什么美国农业部的检测结果让人那么不安,“近5成有机测试样品含有违禁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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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译文引述的报告只是针对美国的有机产业,其结果存在局限性,更大的问题是,它缺乏常规农业的农残抽检率和检出率作为参照。

我这里也有一份研究报告,年份更新、也更全面:英国的New Castle大学在2014年针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进行研究。

研究综述了343份有机种植农产品和常规种植农产品的营养成分和有害成分对比。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营养学期刊》上。

该项研究的其中一个结论是:普通农产品含有农药残留的概率是有机农产品的4倍。

同一个地球,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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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引用的报告让我又喜又忧。喜的是,从英国的这份研究报告来看,坚持购买有机农产品是对的,忧的则是,为什么部分有机农产品依然会有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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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来工业化农业大肆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肆无忌惮地往环境中喷洒化学农药,生态系统的失衡导致病虫害变本加厉,农人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化学肥料和农药来维持农业生产。

有机农业生产即便在耕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物质,但会因为已经被污染的土壤、水、空气,以及周围化学污染物的漂移而无法做到100%零农残。

人类对自然所做的一切,影响的不只是眼下自己的生活质量,还会遗留在环境中,最终危害的是自己和后代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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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你的说法,大环境对食品安全造成的压力短期内也很难改变,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才能吃上一口安全的食物?

文中所说美国“逾6成有机认证机构失职”,中国的情况会有乐观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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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想说“信任危机”。那么我们来讲一讲有机农业是怎么运作的。

有机认证行业通过完整的对生产过程的记录、认证、核查,让食物生产的各个环节得以明明白白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

另外一种参与式认证体系(PGS)以及社区支持农业体系(CSA),将消费者的参与、生产过程的透明和风险共担等放在首位。

现在在各大城市周边郊区兴起,城市消费者在周末或假期到农田,参与农耕,分享收获。这些农场也成为很多家长对小朋友进行食物和农业教育的基地。

社区支持农业和参与式认证体系都在“信任重建”方面展现出了特有的价值,让很多城市消费者理解到了农民种植的辛苦,农民的生计有了保障,城乡之间不再被生硬地割裂。

有机农业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消弥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是为了修补常规化学农业所带来的“信任危机”。

有机产品何以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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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承认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更高。《骗局一文更是用了“敲诈”这个词。为什么有机产品这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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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机产品价格的质疑一直存在。我们来算一笔账,以大白菜为例,隆冬时市场价大概一块多一斤,但种植它们的河北菜农每斤只能获得5分钱。

有统计表明,农民实际赚取的,往往不到商品最后价格的6%。在大白菜这个极端案例中,菜农赚得的更仅有2%左右。

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让更多农民选择了从短期来看更方便、更高产的化学耕种方式。然而这样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农民自己并不会吃,消费者购买时也疑云重重。

相对而言,生态有机种植者通过投入更多的物资、人力来替代化学品的使用,例如人工除草、用驱虫灯、粘虫板等。

值得一提的是,常规化学农业的低价格,是政府通过财政资金的补贴才得以实现的。

以化肥为例,中国对化肥行业的生产用电、用气、铁路运输均进行补贴,近期为了减少化肥的使用,才刚刚取消增值税上的优惠政策。

生态有机的种植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养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需要消费者支付相应的价钱。

但随着生态有机农业技术和运营的成熟,消费市场的扩大,再加上如果有政府政策、资金的投入,价格也会相应降低。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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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政府拨款,我必须引用《骗局文章中的观点,有机农业是“严重依赖补贴的营销把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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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美国有机农业收到的“巨额补贴“满腔愤怒,中国的有机生态农业又获得了多少补贴呢?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对生态有机农业的研发投入还不到转基因研发经费的4%(转基因研发投入200亿元,生态农业研发投入7亿元),比起巨额的总体农业投入而言,更可谓是凤毛麟角。

中国的有机农场要想获取这部分有限的经费,需要先达到规定的规模。也就是说,从事有机农业的小规模农场,多数得不到公共资金的支持。

我们见过富得流油的大型食品企业获得补贴,同时压低生产成本,却从未见过生态有机生产者成为富豪。

03

借着这篇文章,源味君还想解答一些关于有机农业的疑惑。

平日里和朋友聊起有机农业,他们往往会问我这些问题:大棚种植的是有机蔬菜吗?有机标签可靠吗?有机肥健康吗?有机菜为何这么昂贵?化学农业会回归至有机农业吗?

我想在这里做一些粗浅的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用大棚种植的算有机菜吗?

在源味君采访过的农场里,大棚里生长的有机菜不占少数。露天还是大棚种植并不能成为判断是否有机农场的标准。

与露天菜相比,大棚菜不会受雨水与日照的影响,口感更嫩,菜也漂亮点。而露天种植的蔬菜生长速度慢,受环境因素影响大,更容易变老,同时叶绿素更聚集,更有生命力。

大棚菜可能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反季节,这会导致激素与农药的大量使用。

此外,最生态的方法,是同一块地换着面孔种不同的菜,而且要套种、间种。因为土壤也会沾染“病毒”,好比南瓜会得一种白粉病,这种真菌疾病会通过土壤传播,但对其他作物可能就不起作用。

有机标签可信吗?

对寻求产业化的有机农产品供货商而言,有机认证是避不开的门槛。

这一行业曾经乱象丛生,买标签、假有机等问题层出不穷。有机蔬菜的认证费用高昂,动辄上万;认证过程漫长,两三个月是常有的事。

即使通过有机认证,认证机构还需对认证公司的产品进行长期追踪和复查。

市场上真正的有机食品就两种,一种是真正坚持有机理念的农场,纯粹靠农户的良心和消费者自己鉴别;而另一种是有机食品店里规范的有机蔬菜,贴有机认证标签,并标示了认证单位、有机证书编码的。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仅为一年,每过一年要重新认证,但市场上出售的有机产品却很少标注认证时间和有效期限。

此外,只有初级农产品诸如大米、茶叶、杂粮、水果,才有可能是有机的,加工过的产品声称是有机需要存疑。

不认证的有机菜靠谱吗?

每个月,梦田生态农庄张律都会至少进一次城,参加一个名为“农好农夫市集”的活动。包括张律在内的十余家中小规模的农户,会带着自己的新鲜蔬菜到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的小广场上摆摊。

这个活动的加入者必须承诺不在生产中使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化学添加剂和转基因种子。为取得消费者信任,他们常常撕下一片菜叶子就直接扔嘴里。

参加市集的农户多是像张律这样的都市农夫,没有所谓的有机认证。他们普遍主张自然农耕,相对抵触大棚,常采取的销售模式叫CSA(社区支持农业)。

对参与的农夫,农夫市集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会亲自至产地拜访,直接了解产地环境与耕种方法,有的再加上验证单位的无农药残留抽验证明。

这些都市农夫也鼓励消费者直接去产地考察。“小农庄没钱认证,有些也不屑于认证。消费者也不相信标签,他们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

不过,也有庄主认为,小农场联盟的效果并不理想,这基于经营者之间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注定其规模无法扩大,也难以解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任缺失的问题。

有机农业能大面积推广吗?

有机农业面临的最大瓶颈是高昂的成本和稀有的产量。

业界普遍认为有机农业的产量不如化学农业。尤其是在土地由化学农业向有机农业转化的前几年,产量明显降低。但近来有研究表明,在过渡期之后,有机农业的产量能和普通化学农业的产量保持相当。

美国威斯康星州整合作物系统试验表明当转换期结束,在好年景时有机玉米和大豆的产量可达普通种植产量的90%~98%。

不过,即便能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有机农业还必须面对目前农业链条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包括化肥生产商、经销商、农药研发机构以及生产和销售商,还有转基因技术的鼓吹者。

有机农业究竟意义何在?

有机在国内更多被当作“商标”使用,以便提高标价。国内仅仅从健康角度考虑发展有机农业,而国际上已经认识到,若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将流失的碳返还给土地。

大蔬无界总经理宋渊博认为,有机农业是在拯救土地,“东北黑土地原本二三十厘米的有机质,现在许多地方成了‘破皮黄’,黑下面就看到黄。大多土地黑土层不到10cm,有些只有5cm,是否能长期供应下去?”

化学农业是“掠夺式经营”,只索取不反哺,像抽水机一样把营养都抽出来,营养靠化肥,弄得土地越来越板结。

为寻找安全的食材,大蔬无界走遍八方,最终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新庄村找到一群用心耕作的农民,并以此为基地筹备了“安心米”项目。

当年化肥运到新庄村时,村民们都不敢使,把化肥全埋在了树根下。半个月左右,树叶全落光,树死了。身为队长的方永江往树下一站,对村民说:“我多有远见。这么大的树都死了,使庄稼上,庄稼不全得死掉吗?”尽管后来新庄村也开始使用化肥,但因为量少,所以土地净化也快。

但在污染更严重的地区,土壤的肥力恢复起来就不乐观了。因为图省事、想不花钱,许多地方的土壤修复只是“挖土机一挖,找个地填埋”了事而已。

中国有机产业发展20年余年来,可谓路途曲折。能始终坚持有机之道的生产者并不多,个中艰辛也很难向外人道出。当然,我们也欢迎《有机农业骗局》这类质疑,因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不可否认的是,有机农业最大的好处是环保,或许,正如业内人士所言:“我们做有机农业,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一口饭吃,留一点好的资源。

By 贵州日报农场主

创新教育有没有未来

当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教育“卷”得不可开交时,许多人向往着山野田园的生活,风光与气候俱佳的大理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剧更为这股热潮添了一把火。

而大理也是一个孕育创新教育的地方,大理的创新教育是否可以“入手”,孩子可以一直在大理读书吗?打算从一线城市逃向诗意远方,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和民宿主理人Seven聊了聊。

准备花几个月出去旅游一圈时,Seven没有预料到这个决定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2016年,因为工作上的变动,Seven出门旅游,先后去了西藏和云南。在香格里拉的民宿做义工时,机缘巧合之下,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又一起从香格里拉去了大理。

夏季的大理风光极为美丽,绿油油的稻田、遍布的果树和鲜花,很丰饶、很有生机,Seven被深深地吸引了,她想留下来。

年末,两人去海边的才村承包了一个客栈,运营了4个月,就遇上洱海旅游业整顿,海边上千家客栈、餐饮店停业,Seven承包的店也不例外,停业后承包合同自动终止。

“不亏不赚,我们就学了个经验,同时也发现自己可以做这一行,很喜欢这种生活状态。”

2017年12月,两人的女儿出生了,因为早产,女儿在保温箱住了70多天,身体很不好,每次出门都会感冒,在家休养了快一年。

Seven老公之前在北京的国企工作,后来回到了老家河北保定,从事酒店相关工作,但感受过自由、自雇的生活状态,他不喜欢工作中总受束缚,还想回到大理继续开民宿。

Seven也有这个想法。于是让老公先行去找到房子,随后她和孩子、孩子奶奶一起开车去了大理。

民宿改造花了半年时间,请了施工队,设计、执行时的尺寸和效果把控,都是他们自己亲力亲为,还要开荒打扫、种花搞绿化,有时会忙到凌晨三四点。

用心的准备得到了正向回馈,民宿开业后非常受欢迎,又正好赶上暑假旺季,来了很多订单,评价也基本是满分,“感觉到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就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价值。”

但好景不长,开业才半年就遇上了疫情爆发,春节时订单刷刷地退,Seven说当时自己“坐在屋里都要哭了,一下子所有现金流都没了。”

但幸好父母也来了云南,一家人在一起,那段时间才没那么难熬。3月份大理解封后,客流慢慢恢复,民宿的运营也进入平稳期。

定居大理至今快5年了,这里的生活基本满足了热爱田园风光的Seven的期待,但最重要的是,她有超级多的时间可以陪女儿。

2,养育的同时,也在治愈自己

Seven的女儿田宝是早产儿,小时候体弱多病,缺乏安全感,是个高敏感、高需求宝宝。“她对我的需求超级多,任何时候都要找妈妈,我的精神就很紧绷,很容易崩溃,一点点小事都可能让我哭一场。”

在家庭分工中,老公负责民宿装修和看店,Seven带女儿的时间比较多。大理的天气很好,户外场所也多,Seven只要一有空就带着女儿出去玩,爬苍山、看洱海,或者在田野的农场玩耍。

有一次两人上山采茶,当时女儿还不太会走路,Seven全程抱上山去,下山时女儿累得睡着了,又全程抱下来。“真的很辛苦,但在辛苦的同时,我感觉在一次次和大自然的相处中,自己也被治愈了。”

平时去看海爬山

还有一点也让Seven颇觉欣慰,来到大理后,体弱的女儿没有生过大病,最多每年会感冒两三次,“可能和大理的环境有关,这边的空气很好。”

考虑到孩子比较敏感,在开放的民宿里每天接触不同的陌生人,或许对她不太好,Seven还曾在大理买过一个小两室一厅,“她可能需要一个小环境,更有安全感”。

但后来这个设想还是泡汤了,每天来回往返于店里和小家,孩子和大人都很累,时间被分割成碎片,做事效率也很低,最后一家人还是住回了店里,好在随着女儿年龄增大,对满是陌生人的环境接受度也高了不少。

田宝三岁多时,Seven和老公开始给她选幼儿园。

Seven喜欢自然教育,她在农村长大,从小就在田野间嬉戏,“我没有被父母鸡过,童年过得很幸福,这给我的人生性格定下了基调,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在自然环境中成长。”

大理有很多创新教育的学校,注重人与自然的交互,注重户外活动,有的场地就设在农场或森林,很多旅居大理数字游民的孩子就在这些学校就读,一二线城市生活的父母也会在暑假带孩子来游学。


Seven带女儿户外活动

Seven最开始选择的是一家自然教育幼儿园,但因为它在孩子的保育上不够重视,对孩子们主要是“放养”,半个学期后Seven就给女儿换了一家户外和保育都能兼顾、综合性较强的幼儿园,在那里上了三个学期。

女儿满五岁后,Seven觉得“可以让她去更野一点的地方,身体更强壮一些”,再次换到了有一片巨大农场、养着山羊小猪、田里种着菜苗的云朵幼儿园。

园长在北京的国际学校做过十几年,也做过传媒,2015年前来到大理创办了这所幼儿园。园里的老师会根据孩子的性格底色,因人而异地去教育,尊重孩子的喜好,适当引导,Seven很认可他们的教育理念。


幼儿园亲子活动

10来个同龄孩子组成一个班级,有1个外教主班老师和2个配班老师。外教在加拿大的国际学校工作过,被田野、自然的创新教育吸引来到大理,在孩子们吃早餐时,会用英语和他们聊天。

“英语教育穿插在孩子们的生活里,不只是课堂上,我觉得这一点很好。”Seven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会在她成长的每个阶段找更适合她的方式。

女儿一路的成长变化,也对她的用心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田宝在农场观察动物

两岁多时,田宝会“攻击”逗她的陌生人或找她玩的朋友,会抓他们一下,“不是暴力倾向,而是一种自我防御”;再大一点,不抓人了,但是会躲在Seven身后,不跟别人玩,也不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我当时真的很担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妈妈,会把自己的一些期待放到她身上,觉得不表达友善、不爱分享是不对的。但在她成长时,我也在不断学习,现在我会尊重她自己的性格,她不想和别的孩子玩,我就说不去没事,跟妈妈玩。她非常慢热,有自己的主意,我就不要逼她接受我的想法。”

Seven担心女儿交不到朋友,但幼儿园老师和她说,田宝在学校很受性格相似的其他几个孩子喜欢,在感兴趣的领域也会主动去问、去参与,让她不用太焦虑,顺其自然就好。


田宝和朋友一起骑车

女儿出生后,Seven曾经去早教中心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想更了解孩子的心理。

在女儿出生到3岁前,Seven确实也把自己学到的理念用在了女儿身上,引导她长大。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形成了自己的性格,与父母的期待多少会有些冲突。

田宝有段时间对画画感兴趣,Seven就给她报了班,但去过几次后田宝就很抗拒,不愿意再去了,Seven受到“没有学不好的孩子,只有不能坚持的家长”教育理念的影响,又坚持送了一段时间,后来感觉女儿实在不喜欢去画画课,每次都要说服她去,自己也很累,最后还是放弃了,即使课程才用了一半左右。

“我们私下聊过很多次孩子的问题,也调整过很多次心态,一步步改变,慢慢说服自己去接受、尊重孩子本身的性格。我们是和孩子同步成长的,现在才能达到一个不错的平衡状态,我们家长不情绪内耗,带出来的孩子才更有安全感。”

3,大理并非所有人的“桃花源”

大理长居5年、见证了许多人来来去去的Seven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里。

“大理的圈子很多,只要你是一个爱社交的人,在大理就会有很多朋友,但我们俩都不是很爱社交的人。”Seven在大理的社交圈主要是两个:民宿和遛娃。

同个幼儿园的孩子父母会约着一起玩,他们有的从事股票投资等可以异地办公的职业,有的是爸爸在外地挣钱,妈妈带着孩子在大理上学——前两年疫情经常封控时,冲着自然教育来到大理的特别多。

Seven和朋友一起带孩子出去玩

Seven有个住小区、玩得很好的朋友,也是从北京举家来了大理,还在大理买了房,但尚未交房,还是租房住。

朋友的工作比较自由,但她老公在大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家庭开销又很大,两个孩子上学,加房贷、房租和一家人的生活支出,只靠夫妻一方的收入就很吃力。一年之后,他们决定搬走了。

除了经济原因,有的人性格也不适合慢节奏的生活,Seven有个相识很久的闺蜜,在大理住了一年多,但总是很着急想要做点什么,觉得每天慢悠悠地生活,不干什么事,是在荒废时间,失去了人生的价值感,于是就回重庆了。

“有的人需要从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就适应不了睡到自然醒、爬爬山、看看海的慢生活。来大理定居的前提必须是,你有享受生活的心境,每天与大自然相处着就会感到开心。”

Seven和女儿在屋顶看晚霞

对向往大理的教育或风光、又不确定能否适应的家长,Seven的建议是,先带孩子来玩一个月,学校也有游学项目,充分体验过后再做决定。

参考别人的经验价值不大,但头脑冲动也容易后悔,“自己去试、去做了,才知道行不行,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再去一一解决。”

女儿田宝即将要上小学,Seven前两年的计划是带女儿回去家人定居的成都读书,自己也找份工作,但考虑到这样的话,夫妻俩陪孩子的时间都会减少,质量也会低很多,她决定还是让女儿留在大理上公立小学。

“我认为小学教育各地的差距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比起学校课程,父母的高质量陪伴也许会更重要一些。”

至于以后中高考的升学问题,Seven说她“还没有想那么远”,但至少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快乐地学,不过分透支她的学习能力,以致后劲不足,到了中学,如果成绩好当然万事大吉,如果不好,再想想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今年大半年时间都在准备第三家民宿,Seven几乎没怎么陪过女儿,11月民宿正式运营,她便带着女儿去清迈游学,体验下不同的生活。

“我给她取名叫田,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田野,我也希望她能拥有感知自然变化的能力,保持好奇心,简单而快乐地生活,这就是我对她的全部期待了。”

另一种声音:田园牧歌就是一场梦

去到大理的时候,家长们还年轻,口袋充实,心态轻松,对未来没有恐惧,度过了七八年很好的时光。但最后不得不妥协,接受反复受锤的人生。当年自愿脱落的螺丝钉,必须重回轨道。这些年就像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悠长假期。假期是一场美梦,但只要是假期,就会有结束的时候。

三年级课堂里的民主

对猫猫果儿小学的采访,是从一次民主投票开始的。

3月28日上午十点,猫猫果儿小学三年级,即将开始一堂语文课。《人物》的摄影师站在教室后面,想拍一张照片,但被语文老师打断了:「对不起,拍照需要同学们同意,您得到他们的同意了吗?」

教室里二十几位小朋友齐刷刷转过头,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老师说:「好,那我们现在来举手表决。」绝大多数同学都举手表示同意,超过半数,摄影师可以拍了。课堂继续。

到了下课时间,还有一点内容没讲完,老师同大家协商,同不同意延时5分钟,15个人举手表示同意,决策通过。

协商和投票,就发生在一分钟里,但足以让闯入的采访者感到震动——孩子们面对投票,非常自然——这样的协商每天都在发生,也正因为此,他们的态度更包容。

就在同一天,隔壁的四年级,上了一节综合课,老师讲的是一起中国籍学生在美国的霸凌案,他们暴力折磨一位女同学长达五小时,主事者被判重刑。

课程从「什么是校园霸凌」开始,讲到「什么是法律」、中美法律的差异。与其说是课堂,倒不如说是讨论,不要求课堂绝对安静,任何同学有疑惑,都可以发言。他们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反抗回去,怎么算呢?我们可以以暴制暴吗?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校园霸凌?讨论是开放的,不需得出什么结论,课程最后老师播放了一段视频,是罗翔老师在谈《正义是什么》。

教这堂课的老师Amy,也是四年级的班主任,她说,这学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四年级这个班达成班级自治,这节课的内容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帮助大家了解,何为自由,何为规则,何为法律。

在几公里外,猫猫果儿还有一所幼儿园。幼儿园在苍山脚下,院子里有巨大的无花果树和榕树,杜鹃花正在开,枇杷刚结出青色的果子,多肉和蕨类植物随处可见。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也自己决定许多事情。比如幼儿园有个沙坑,玩沙的规则,是小朋友自己制定的,画了画贴在旁边,予以明确。我们去的那天,老师正在给一小块地浇水,他说,有一天,小朋友说,这块地空着有点可惜,是不是可以种点东西?他们决定种水果萝卜,现在已经发了芽,小朋友们决定,等萝卜长大了,就拿到菜市场去卖钱,再用钱来买玩具。总之,小朋友有最高决策权。

我们造访的猫猫果儿学校,位于云南大理。过去十多年,伴随着中产阶级的迁徙浪潮,大理成为一个创新教育的基地,这里有源自古今中西、各个流派的教育探索,比如拍纪录片出身的陈钢创办的猫猫果儿,曾是新华社记者的陈阵创办的苍山学堂,推崇灵性教育的萧望野创办的那美学校,还有数量庞大的在家上学群体……这种教育实践构成了一种童话般的叙事,但很少有人追问,那之后呢,发生了什么?

在大理的所有教育探索中,猫猫果儿学校,无疑是时间最长、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存在。这所学校在2012年创办,已经存在了11年,当时的第一批孩子,已经长到了十五六岁,正度过他们的青春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大理、回到城市,有的在体制内学校读中学,有的在国际学校,有的读了职业学校,有的辍学,还有的正申请国外留学……呈现出多元的面向。

我们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观察他们的成长,想知道这样的创新教育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在经历了「金色的童年」之后,他们也度过了漫长的接轨期,被拒绝过,碰过壁,与主流道路艰难磨合。成长是一条漫长的甬道,而很多人至今置身迷雾之中。

观察孩子如何长大,其实也是观察家庭。说到底,父母们才是决策者,他们想要不同的生活,决定迁徙到大理,最后又决定离开。但教育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它关系到金钱、人的决心和人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在一个容错率很低的社会里,做出自由的选择,有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代价。

猫猫果儿小学一个班级的自治班规 林松果 摄

一群嬉皮建立的学校

在今天的大理,如果想复刻在大城市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今年三月,我在大理做采访,住在大理大学对面的小区。这里有一片中产阶级社区,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小区取名「山水间」、「小院子」,附近发展出一整套支持中产生活的系统,比如咖啡馆、西餐厅、美味的可颂店,每天上午,大家带着小狗,聚在店里聊天。一位猫猫果儿的家长,约我在大理古城的一家有机餐厅见面,那天在餐厅里,就坐着好几位他的熟人。

如今这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社区的感觉,是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猫猫果儿,正是与中产在大理的聚集同步产生的。

2012年3月,苍山脚下,一所小小的幼儿园开业了。

猫猫果儿的创始人陈钢,杭州人,曾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云南迪庆州的乡村办过十年的支教学校。后来,他和妻子三三搬到大理,生下了儿子,开了一间客栈。过了两年,孩子到了要上学的年龄,那时大理有很多教育流派,但他听来听去,觉得都不落地,最后决定自己办幼儿园,就在自家的客栈旁边,最初只有四个孩子。幼儿园取名「猫猫果儿」,是杭州话里「躲猫猫」的意思。

也正是在那时,2012年前后,是北方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刻,全国的中产们,因为环境污染、寻求更好的教育等等原因,有了一阵移居大理的浪潮。

拿第一批猫猫果儿的孩子举例。来自北京的蔷薇一家,儿子刚满三岁,因为污染严重,孩子从过敏转为哮喘,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医院。而蔷薇自己,当时在一家知名的商学院工作,忙得马不停蹄,商学院周末活动尤其多,她几乎没有休息。

当时一个大项目结束,蔷薇放了年假,一家人跑到云南,从大理、丽江到香格里拉、腾冲,玩了一大圈,觉得还是大理最好,最生活化。她花四万块租下一个院子,本来是想偶尔去住一住,但不知不觉越住越久,后来干脆大人辞了职、小孩退了学,一家人搬到大理。

来自广西南宁的悦程一家,本来在做二手房生意,收入可观。儿子波比当时五岁,在南宁的公立幼儿园上学,那段时间,悦程发现波比在学校处境不佳——吃饭时洒了汤,会被老师关小黑屋,还被警告不能告诉家长;别的孩子过生日,家长会送蛋糕到幼儿园,和大家一起庆祝,但轮到波比过生日,老师说不可以。

悦程后来才明白,之所以受到刁难,是因为没给老师送礼,而绝大多数家庭都会送礼。她希望学校和老师,是有爱的,真正爱孩子的,但这个诉求似乎无法被满足。她感到失望,就想往体制外走一走,到大理考察新教育,呆了十天,她丈夫觉得,大理实在太舒服了,决定结束自己的生意,全家搬到大理,在这里开起了一个租车行,后来又开了客栈。

还有的家庭,本来是在西藏开酒吧,生了孩子之后搬到丽江,又因为丽江的火爆,退到大理;还有人是网店老板、媒体人、公益组织成员……

现在回头来看,这群人有一些共同点——从事相对自由的行业,心态开放,又有了孩子,到了人生新阶段,决定从过去的轨道脱落。到了大理,怀着「摆摊儿也能活」的心态,大家开起了酒吧、民宿、租车行;商学院的前员工做起了亲子游学营;海归的外企员工,在烈日下拉沙子、搬水泥,给民宿刷防晒涂料。

那是一种如今听起来已非常遥远的、古典主义的生活方式。用陈钢的话说,如今大理的家长,很多本质是中产,外表也是中产。而当年这群人,「本质是中产,外表是嬉皮」。

搬到大理,他们自然需要给孩子找一个学校。当时大理有各种教育流派,比如蒙台梭利、华德福、国学甚至是私塾,但在一众学校里,猫猫果儿幼儿园,跟这群家长的观念最契合。

蔷薇记得,她也去过大理其他的学校,有的做灵性教育,「感觉飘在天上,要培养孩子的灵性,感知天地」。还有的学校,理念固然很好,但重要的是实践它的人,悦程印象里,她会对他们的老师不放心,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正关心孩子。

猫猫果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教育理论,陈钢只订立了三个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对方,不破坏物品。在这个框架下,完全尊重孩子,他们不上课,不吃饭,躺在地上打滚,都可以。

一位来自北京的家长印象很深,猫猫果儿幼儿园最初的老师们,来自陈钢曾经创办的支教小学,对孩子接纳度高,没情绪,她会非常放心。再加上幼儿园的环境也好,是洱海边一片漂亮的大营地。很快,猫猫果儿幼儿园就聚集了一批人。

十年过去了,悦程仍然记得当时的日子。他们在人民路上开了一家客栈,幼儿园的很多家庭也都住在这条街。每天放了学,孩子沿着人民路,走一走就到了同学家。这些家庭之间三观趋同,建造起了一个氛围很好的社区,时至今日,猫猫果儿仍自称社区。

也是那一年,来自成都的聂飞和李朵,带着他们的儿子当当移居大理。最早,他们把当当送到了大理本地的一所公立幼儿园,当当不爱吃葱,但幼儿园做的米线里都有葱,老师要求他必须吃;他不喜欢睡午觉,学校也要求所有人都要睡。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布置课后作业,当当写不好,晚上会气得哭。

第二个学期,他们不得不把孩子转到猫猫果儿。离开时,李朵去那所幼儿园收拾东西,发现当当的小被子里,棉絮已经被掏空——他太无聊了,睡不着,又没办法干别的事情,只能掏棉絮玩儿。

到了猫猫果儿,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每天,当当在草地上奔跑,「就跟羊一样」,回家脏兮兮的,浑身都是沙子,裤子上是破洞,但这让妈妈觉得安慰,好像这样才对。

有一天,爸爸问当当,现在幼儿园和原来的幼儿园相比,感觉怎么样?小小年纪的当当,给出了一个让爸妈意外的答案:「这个地方让我感到自由。」

猫猫果儿幼儿园的小朋友决定在这块空地种上水果萝卜 林松果 摄

从建立一所自己的学校,到「拼刺刀」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关于大理教育的叙事里充满了美好与童趣——这里的自然太好了,山水云雾、洱海苍山,甚至不需要教育者再多做些什么,孩子生活在其中,就会得到滋养。另一个原因是,幼儿园阶段,是一个非标准化的教育场景,家长也会更宽容,在这个阶段,更容易看见完整的孩子。

很快,一年多以后,幼儿园的孩子长到了六七岁,开始面临一个新问题:去哪里读小学?

在幼儿园的感受太好了,家长们因此呼吁,希望大家众筹,把猫猫果儿的小学部也建起来,「孩子自己的教育,我们自己办」。陈钢原来就做过支教小学,他也很被这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打动,「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间是非常罕见的」,「那老子也加入,算我一份」。

有点像个草台班子,小学就这么开始了,陈钢成了校长。在猫猫果儿小学的低年级,游戏式的教学风格依然在延续。没有教材,没有试卷,也没有作业(极少的作业,也是在iPad上完成),每周还会有一整天的外出课,他们去爬苍山,或者骑车环洱海。

孩子们不按照学科来上课,而是项目制的教学,根据同学们的讨论,发现了什么话题,就用它生成课题来学习。一年级,他们学拆车,老师带着他们拆掉了一辆夏利。二年级是建大棚、种植、学堆肥。接下来又开始学怎么治理水污染。学知识,也不是传统的学法。比如汉字,不是从拼音、偏旁教起,最初讲的可能是象形文字,让孩子自己创造汉字。

每学期期末没有考试,唯一的考核是让孩子们去古城里完成任务,沿途会有人提供任务卡。来自重庆的飞雪,两个孩子都是在猫猫果儿上的学。她记得,女儿读一年级时,不喜欢这种考试形式,觉得太麻烦,直接跟班主任说不考了,学校完全接受,「猫果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这样一所众筹的学校,确实也提供了有限条件下最好的资源——一万五一学期的学费,请的是专业的外教(后来工作签证日趋严格,外教因此离开),学生们玩的是几千块一盒的乐高。飞雪说,他的儿子英语至今很好,这跟当年的外教分不开。

在陈钢的教育理论中,孩子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任务,这叫「适时生长」。在幼儿园阶段,这个任务是「真」,让孩子认识世界,「我很好,我和别人不一样」;到了小学,这个任务是「善」,要教会孩子在面对痛苦、纠结和矛盾的时候,如何去悦纳自己、他人和世界;到了中学阶段,任务才是「美」,孩子们开始追求知识的力量和美,去进行创造。

所以在小学阶段,学校会建议孩子们充分地发展社交,下了课互相拜访,甚至在彼此家里过夜。老师们也不评判学生,不以成绩论好坏,师生间是朋友的关系。悦程的形容是,他们对每个学生都是尊重、公平、有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可能厌学」。

最初两三年,家长们是很不焦虑的,「都是没心没肺地玩儿」,一起打麻将、聚会、八卦,不太考虑遥远的未来。当时的生活轻松愉快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佐证是——很多家庭都是到了大理之后,决定生下第二个孩子,有的家庭甚至生了三胎。

唯一有些意识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父亲,儿子一年级时,他开始给孩子做体制内的试卷。当时,他遭到了大家的耻笑。

但很快,焦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李朵印象里,家长们的集体焦虑是从三四年级开始的。当时,孩子们依然连最基础的乘法都没有掌握,认字也不多,因为长时间用iPad做作业,书写是个大问题,无论是笔顺还是写字速度,都与同龄人差距很大。蔷薇也记得,当时家长们带着孩子回城市,一见朋友们的孩子就会受到刺激,「跟朋友们的孩子比起来,就像一个文盲,字也不会写,什么都不懂。」这一切,都让一部分家长们觉得,原来那种游戏式的教学,不能再持续了。

更让他们有危机感的是,到了四年级,有的家庭会带着孩子去外面的学校考试,但无论去什么学校,考什么卷子,孩子的成绩都不好。有时候100分满分,他们只能考20分。

飞雪带着女儿考过昆明的一所体制内小学,她只做完了选择题,其他的都不会做——这其实是很自然的结果,小学几年,他们既没有接受系统的学科知识培训,也没有接受过应试训练。消息一个个传回来,大家慢慢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很不容易。

站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回忆第一届孩子的经历,家长和校长,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

在李朵看来,他们作为第一批家长,是一批小白鼠,而且猫猫果儿没有初中,他们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孩子怎么跟社会衔接,「那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因此走着走着,就有人动摇了,三四年级选择离开猫猫果儿的家庭是很多的。

另一位来自广州的家长,在文章中写过,猫猫果儿采用的项目制学习,对老师设置和推进课程的能力要求相当高,而由于学校缺乏专业人才,这种课程要么无法推进,要么很浅,孩子在学习中难以提升。他也曾听猫猫果儿的两位老师聊天,一人说起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另一个人笑:「可是他们(体制内教育)不会用啊!」他觉得这话里,也有某种固步自封。

而陈钢的感受是,办这所学校,在幼儿园阶段是很快乐的,「爹妈才做了几年爹妈,扑通生下一个小宠物来,那种好奇、好学的劲儿还在」。但小学已经进入残酷的教育战场,是「拼刺刀」。社会给家庭制造的所有焦虑,在小学阶段,他都遇到了——家长不再是一个学习者,而是一群需要承诺的人,他们希望孩子的未来有某种确定性。

最初决定办小学,他说过,「自己只对未来的人负责,绝不对未来的教育衔接负责」。那时大家有强烈的共识,希望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学校,这所学校里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把人当人看」,真正尊重孩子。但面对残酷的生活,这一点是不够的,家长们还想获得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在流水一样的家庭生活中,焦虑一直在滋长,并且无法抵抗。

因此出现的一个结果是,猫果前两届有一个班级,上到四年级,家长集体恐慌,几乎是提前解散,「还没到毕业就集体把学校给甩了」,大部分家庭都把昆明作为了落脚的第一站,让孩子进入昆明的国际学校。

猫猫果儿小学的第一届学生当当,向我们盘点过,从幼儿园到小学,班上「新生如流水」,离开的人也如流水。他毕业时,班上只剩下八个孩子。

猫猫果儿小学的孩子在校园里玩耍

出大理记

当孩子们走出门去,进入社会,这样一个创新教育实验,开始真正接受检验。

离开大理后,他们都遭遇了一个为时不短的适应期。他们的现状如何,跟家庭的选择、经济情况、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和学校,都有关系。

第一个关键选择就是,回体制内,还是留在体制外。我们遇见的大多数家长,都倾向让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但关键问题,就是钱。

在大理定居之后,很多家庭都斩断了与原来城市的联系,靠旅游业谋生。我们在大理见面时,蔷薇拿自家的情况举例,他们到了大理,最初是做亲子夏令营,承接大城市的家庭,给他们安排一个几天几夜的行程,靠这个收入,她就能在大理活下来,但也赚不了太多钱。后来疫情来了,无论是开客栈、酒吧还是做夏令营,都只能停摆。她就开始做微商,卖云南的山货,现在她成立了个人的摄影工作室,这些能养活自己,但如果支持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要另说。

另一位猫猫果儿的家长给我算了一笔账,他的女儿现在在猫猫果小学读四年级,学费加上穿衣吃饭和兴趣课,如果要活得比较舒服,一个月要一万块。如果读了国际学校,学费升级,更是一笔昂贵的开支。

也有的家庭,会坦诚地告诉我,在疫情中,他们「破产了」,无力支持孩子去国际学校;还有的多孩家庭,勉强能支持一个孩子去读,但又必须考虑公平。最极端的一个家庭,孩子本来在昆明的国际学校读书,但因为疫情,家庭收入锐减,只能转学到了昆明的一所职业学校,孩子实在不喜欢,退了学,现在就在家里自学。

如果回到体制内,孩子们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他们的路径有相似之处——都是一次次考公立学校,或许会因为成绩太差被拒绝,最后勉强进入一所学校,经历漫长的适应期。

来自广西的波比,是遇到波折最多的孩子之一。他是猫猫果儿的第一届学生,到大理后,父母觉得生活轻松幸福,又生了两个女儿。波比五年级时,家里三个孩子都在体制外学校读书,学费已经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全家决定离开大理、回到广西。

他妈妈悦程,带着他先去了广西柳州的一所创新教育学校,但他不喜欢。后来辗转到昆明,但这个时间点很尴尬,很少有学校会收六年级的插班生(如果考得不好,会影响升学率)。最后很无奈,他们花钱进了昆明的一所普通初中,没有读六年级,直接读了初一。还算幸运的是,在这里,波比遇到了一位还不错的老师。他展现出了努力,悦程又和老师有过深层的沟通,老师对他有耐心,愿意鼓励他,不会以成绩好坏来区别对待学生。进校时,波比是全班倒数十名左右,到了初一结束,他是全年级第六名。

但转变就发生在之后——波比是广西户口,要在广西参加高考,他们决定回到户籍地。他家所在的学区有一所很不错的初中,但进入这所初中,悦程认为是「噩梦的开始」。这所学校的老师倾向培优、掐尖,课程是拉着往前跑的,而班上的同学都是从小补课补到大的,已经习惯这种节奏。刚入学时,波比很吃力,也很努力,晚上会做作业做到凌晨一点,也开始上补习班。持续了一段时间,成绩依然没有太多起色,他灰了心,「他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但还是这样子,老师还是不待见他」。

悦程感受到了儿子的某种变化——他已经到了十四五岁,和原来不一样了,妈妈的肯定和鼓励,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他想要更多来自外界的肯定。一直求而不得,他就想放弃了,失去了学习动力,在混沌中度过了初中。中考考得一般,现在,他在南宁的一所普通高中读高一。

孩子长大得太快,一旦做出选择,就没有修改的余地。悦程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怅然,作为母亲,她觉得遗憾,也觉得愧疚和心疼,「为什么做父母没有培训班?」在波比升学的过程里,他们有太多纠结,「你会发现一路走来,自己这里没做好,那里也没做好(比如,她觉得在波比补课的时候,自己给他的支持太少,在波比焦虑的时候,她也叠加了焦虑),但是,哇,孩子都长大了,都回不去了。」

当当是波比同一届的好朋友,现在在广东惠州一家国际学校读初中。离开猫猫果儿之后,他在昆明的一所小学短暂读了一年,也经历了学生们典型的困境——适应两种教育模式背后不同的价值观。他妈妈李朵给我举过一个例子:同样是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在猫猫果,老师会希望大家给出开放式的回答、展开充分的讨论,而在公立学校,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当当当向妈妈提出这种困惑时,妈妈会告诉他:在体制内,就得按照人家的要求走,但那个开放式的答案,「要在心里有所保留,不能失去」。

还有一个男生,到了天津读公立小学。最开始,他依然延续在猫猫果儿的上课状态,听课凭兴趣,预习、复习根本不做,整个人非常「天真」。老师让做题,题目说的是:「请你想一想,空白和阴影面积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孩子会在答题页写:「大概是1:1吧!」把他妈妈气得够呛:「人家是让你计算,不是让你猜。」这和他接受应试的训练不够,有直接关系。

悦程的大女儿,也会被人际关系所困扰。她的2岁到5岁,都是在猫猫果儿度过的,小学回到南宁,她老觉得,城里的朋友不如大理的好,在大理,孩子有足够的空间玩耍,释放自己,同时也建立了规则和秩序感,尊重他人。但在南宁的小学,同学们互相追打,好像是压抑的精力无处释放,她无法融入,直到今天还是会说,交不到特别知心的朋友。

当然,也有一部分家庭,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过渡。

这里面有幸运的成分在——他们有的在体制内学校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比如飞雪的小女儿,回到重庆读小学,要求看《开学第一课》钟南山的发言写作文,女儿直接写,「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老师也会包容;再比如当当在昆明公立小学读六年级时,遇到了非常负责任的语文老师,花一年时间,帮他补上了几乎是小学六年的语文知识。

当然也有某些共性。陈钢观察了这么多家庭,他会觉得,家庭的认知,家长的背景,很多时候决定了孩子的成长轨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飞雪一家。飞雪是非常爽快的重庆女性,我们聊天时,她会笑得很大声,谈到两个娃都是表扬,怎么看怎么好,陈钢形容她,是类似「我怎么会生出这么好的娃来?」脸上那种骄傲是挂不住的。也因为家庭给的支持,她的孩子也有相似的性格,会更有韧性和底气——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她的儿子通过了保送录取考试,被保送至重庆本地一所重点高中。在采访时,她一直在强调,儿子可是从全班倒数,一路追赶到了今天。

再比如第一届学生里,有个孩子叫王一,父母都是北京的建筑设计师,王一从小跟着爸妈开会、做设计、测绘,小学就学会了CAD等专业设计软件,从猫猫果儿小学毕业,他留在大理读初中,考入云南建设学校,这是一所大专。但在爸妈规划的道路里,他会继续往上读书,师承父母的前辈,也会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还有很多相似的故事。第一届学生里还有个女孩叫娃娃,小学毕业后去了昆明的国际学校,她妈妈是一位国内知名医生、博导,在她的计划里,娃娃也会出国学医;还有一位男生,父亲是画家,他就正在家里备考,打算考美术学院。

王一的父亲,为他写过一篇成长记录,在那篇文章底下,有一条读者评论,很好地总结这些家庭的特质,也可以说是特权,「孩子进可在高质量私校健康成长,退可在北京公立小学享受政策。我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与保护,但更看到了父母画一条起跑线的能力,和容错的底气。」

教育的接续,最后指向的是更现实的阶层问题。

云朵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玩耍

年轻一代的选择

当然,我们以上的所有谈论,都是当年的猫猫果儿。在今天,情况已经不太一样。

三月底,我在猫猫果儿幼儿园做了一天的观察员,在那里我看到的家长都很年轻,妈妈们面容精致,穿着Lululemon,坐在一起聊八卦的样子,和北京顺义的国际学校没什么不同。

蔷薇的儿子和女儿,分别经历了第一届和现在的猫猫果儿小学。她会明显感觉,现在家长的心态比他们当年紧张,孩子们放了学,有的爸妈还会在家教学,给孩子上网课,或者给他们做试卷,虽然学校不要求,但他们会觉得,「孩子多学一点不亏」。

猫猫果儿小学的课程,也必须顺应家长的呼唤,做出调整。我们在猫猫果儿小学旁听时看到,现在他们会发放纸质的作业,学生每天放学后,大概需要花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完成。有的课会有课本,学校也会要求背诵和默写,也会给他们拿来体制内的卷子,让他们做做看,有人考20分,有人考70分,不过大家不太把这个分数当回事。

随着时间推移,办学的空间也在逐步缩窄。从前猫猫果小学的教学楼,因为建在农业用地上,已经作为违规建筑被拆掉,孩子们不得不迁入大理一所民办小学,由此来获得合法性。去年冬天仓促建起来的临时板房,就是猫猫果儿现在一到四年级的教室。

在这个小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景——三个学校、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同时存在,体制内的民办小学是「英才一班」,占据教学楼的一边;华德福学校是「英才二班」,占据教学楼另一边,二者以楼梯间为界;而猫猫果儿学校是「英才三班」,刚建好的板房,偏居校园最深处。体制内小学的孩子穿校服,另外两个学校则不,猫猫果儿的孩子会很好奇,会凑过去看。

这三所学校,共用一个食堂,但雇佣不同的厨师,中午错开时间开餐。在吃饭时,猫猫果儿的美术老师薇薇和我谈到这件事,她笑了一下,「在大理,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不同的体系并存,但同样受到约束,这是大理教育的典型图景。

但在现在的大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很多家庭不再像原来那样举家搬迁,不计后果,自由烂漫。在剧烈变动的、不那么有安全感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父母,他们更理性,会让孩子在大理读幼儿园,半年或者一年,为他们「储存一点幸福」,读完依然会让孩子回到城市上学校,参与「卷的战争」。

大理的云朵幼儿园,以自然教育闻名,有一片巨大的农场,这所幼儿园的孩子,几乎都来自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有的妈妈是微软的员工,有的妈妈是纪录片导演,还有的妈妈是画家,在2022年秋天疫情严重时,作家郝景芳带着她的孩子来此避世。

云朵的园长叫燕子,今年五十多岁,做过媒体,也在北京的国际学校做过十几年教育,2015年前来到大理,创办了这所幼儿园。

今年三月,燕子带着我们在幼儿园的农场里散步,从一个小门走进去,我们先是看到了小猪在拱泥巴,又看到了在吃草的山羊和绵羊、鸡,闻到了动物粪便的味道,接着看到了樱花和梨花,看到田地里标着班级的名字,在采访录音里,还会听到三月大理巨大的风声——幼儿园的教室,就在它们中间。

大理的雨季即将到来,下午下了一场雨,一个班的孩子搬出画板,画雨后的天空和农田,老师在给刚发芽的萝卜苗浇水。两位来自英国的外教,拿着单词卡给孩子们上课,他们教的大部分单词,都是农场里有的动物,比如猪、蚂蚁和蜜蜂,从身边看得见的东西学起,这是课程设计的一部分。

幼儿园也是一个观察窗口,燕子会看到这一代家长的集体面貌。她说,能把孩子送到云朵来的,是那种「又鸡又不鸡」的家长。说他们「鸡娃」,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好的背景、学历和工作,孩子最后也都会进入大城市很好的公立学校或国际学校,说他们「不鸡」,是他们会把孩子送到大理来,让他们尽量享受一个在自然里长大的童年。

燕子一直记得一位来自北京的妈妈跟她说的话。当时,那个孩子当时已经被人大附小录取,小学前的最后一学期,她把孩子送到了大理。当时她和燕子说,她觉得自己在给孩子存「幸福银行」——「他们没办法,后面必须卷」,但在卷之前,她希望孩子的童年,能有这样一段时光,等他以后回望的时候,可以吸取到很多的幸福,「给他的幸福银行,存一点幸福」。

能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在大理生活一学期,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更多的家庭,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来这里,报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的夏令营。

外教带着孩子们学习动物单词卡

假期结束以后,人生怎么过

在人们离开大理四五年之后,我们开始探寻这群孩子的下落,拨通电话,和他们聊起过去与现在。这个过程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大理度过的那些年,很像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悠长假期。假期是一场美梦,但只要是假期,就会有结束的时候。

去到大理的时候,家长们还年轻,口袋充实,心态轻松,对未来没有恐惧,度过了七八年很好的时光。但最后不得不妥协,接受反复受锤的人生。当年自愿脱落的螺丝钉,必须重回轨道。

现在生活在广东的聂飞,会讲起他在这些年里的一些选择。聂出国留过学,毕业后在外企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他受到触动,希望能做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大幅降薪进入了公益组织,后来又和家人到了大理开民宿。几年后回到广东继续工作,为了能有机会在孩子成年前仍有陪伴,让妻儿也回到广东,在惠州读一个「没那么贵」的国际学校。

现在生活在重庆的飞雪,在我们聊天的前半段一直很平静,直到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回到重庆习惯吗?那边传来了一声很深的叹息,她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在重庆三年,没交到一个新朋友。在大理,大家爱憎分明,喜欢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八卦。但在重庆,她遇到的妈妈,「不是搞孩子,就是搞自己,而且只搞自己的外表和孩子的学习」。

有妈妈会建议她,脖子上长了纹,要不要去打一针?电话里她的嗓门又大又明亮,她说,长期在高原生活,人是会对阳光上瘾的,「被太阳晒得满脸是斑,在大理,你会在乎?我放声大笑会引起皱纹,你会这么想吗,没有一个在大理的人会这么想吧?」

就算是回到了城市,一些家长也会希望为孩子撑开稍微多一些的空间。比如聂飞一家在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之间,徘徊良久,选择了更能让孩子喘息的国际学校,多出来的学费,意味着父母要更辛苦工作。

一位现在生活在天津的妈妈说,他们从大理到了天津之后,本来有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可以选,但这所学校管理更死板,会表扬周末也穿校服的孩子,老师会在操场上拿着扩音器大骂在学校篮球上写下自己名字的孩子,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学校,所以给孩子选了一个离家稍远、排名稍低但管理更宽松的学校,每天花更多时间接送,她也愿意。

或许更应该听听的,是孩子们的声音。在五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和正在读九年级(初三)的当当聊了一次天。

我问他,他觉得猫猫果儿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他现在还记得,读三年级那年,他们有一次在户外上课,大家讨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当时老师举例说,如果我们面前有一个苹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是在一个原始部落,他们没见过苹果,可能会把它当成有特殊意义的圣果,这就是一种观点。

这个讨论影响他至今。现在他无论是学习、生活、上网还是看新闻,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先想一想,这是一个观点,还是所谓的事实?这种迟疑,让他有思辨能力,不轻信,不片面。

他的妈妈李朵也会讲到,儿子的底色是亮的。有一天丈夫问她,「青春期到底是几岁,怎么没觉得当当有多逆反?」他是温和的、理性的,在学校里他学习,但不会用尽全力,也听摇滚乐,看非虚构,梦想成为一位足球运动员。李朵觉得,这是因为他拥有一个松弛的童年,心理被关照过,汲取过足够的养分。

当当在猫猫果儿,也收获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他和第一届猫猫果的同学,七个人,在小学四年级时建了一个微信群,现在大家不在一个城市,不常见面,但依然会经常聊天。这个微信群的名字,是一个破涕而笑的emoji表情,当时随便取的。当当说,不必用任何名词束缚他们之间的感情,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总结,他觉得是「知己」。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共享一套精神底色,「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分开很久,聊的话题可能都不一样,但我们都知道彼此是怎么样的人。现在的朋友知道我表面的样子,但只有他们,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

蔷薇的儿子也是这个群里的一员,在今年,他结束了在昆明国际学校的初中生活,正准备申请德国的高中。他喜欢玩游戏,有时候会玩到凌晨两三点,这让蔷薇有些焦虑。前段时间,他们谈了一次话。

儿子站在家里的白板旁边,一边写一边向妈妈解释:自己有两个需求,一个是生理需求,要吃饭,所以要有挣钱的能力;另一个是精神需求,希望和人有连接,还想获得外界的肯定。拿奖学金是获得肯定的一种方式,而玩游戏是另一种。他希望妈妈理解他的这种需求。母子俩一起讨论,什么是他真正想过的人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想过的,就是「平静而不平淡的人生」。

这群孩子现在十五六岁,而成长有太多变动,我们很难把未来说得太清晰。不知道他们的性格会怎样变化,未来会考到什么样的大学(当然可能也有人不会继续读书),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但站在十五岁的视角来看,他们有各自的困境,也有各自的成就和骄傲,心里有很珍贵的某种东西。

听到儿子这段话的时候,蔷薇会觉得,自己有些放心了。他在没有太大压力的环境下长大,是非常平和的,有一些追求,但也不是为了战胜谁,这已经很好,「这就是他15岁的人生哲学,平静不平淡,那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云朵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田野里画画

(应采访对象要求,聂飞、李朵、当当、悦程为化名)

By Eileen博雅天下

为什么润了北欧的我选择回国

北欧,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

八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她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

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她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

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讨厌的。经历过这一遭,她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

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

去北欧重启人生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

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8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

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

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gap。可gap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

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地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8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offer,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2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

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学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

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服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得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文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跤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

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内心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普世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

长冬、孤独和歧视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

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

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

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

早上八九点出门,天依然是黑的

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地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

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

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

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较为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

美术馆里,摆满了婴儿车

这可能和北欧的气候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在提倡“work life balance”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

每次回国,我都要从国内人肉背回许多调料

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虚伪”。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加剧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

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别国的心理医生,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

黑面包涂猪肝酱或鱼酱,就是一餐

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ATM机取钱,第一个ATM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ATM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

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躺平的代价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

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她告诉我她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

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

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

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

假期里,我总要去阳光充足的南欧疗伤

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三十五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四年、最晚八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

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

冬天,下午四五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小区里静得可怕

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地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

向往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地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

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在北欧,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离开北欧,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

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地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

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

在北欧生活了五年后,我告别了这间小房间

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

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一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

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

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

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

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

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

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

作者:看客Insight

真实的中亚是什么样

我决定坐火车去往南方的奇姆肯特,在那里等我的乌兹别克斯坦签证,以防在阿拉木图夜夜笙歌。传说阿拉木图是苹果的发源地,站台上排满了卖苹果的小摊,堆成一个个金字塔状的苹果,大致分两种——一种个头偏大、红得发紫,也许是引进品种,另一种形状小巧、粉绿相衬,看上去比较涩,但入口绵软,带着山里的味道,和我小时候在哈萨克村庄里吃到的几乎一样。又是熟悉的夜车,带着熏肉肠、苹果和馕,踏上一趟崭新的“高铁”,开往正式的中亚。火车一直贴着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线缓慢地爬行,速度时而八九十,时而二三十,但不超过一百。车厢晃动得像哈萨克的摇篮一样,十分助眠,梦里仿佛回到了李白阔别已久的故乡。

这辆由哈萨克斯坦国铁全新进口的豪华列车,分硬席、普通卧铺、豪华卧铺三等席位,普通卧铺相当于中国的一等动卧,为四人包厢的上下铺,比硬席贵了一倍多,豪华卧铺相当于高级动卧,为两人包厢的上下铺,靠墙放着一张梳妆台。当晚的乘客不是很多,车厢很空旷,我独自占有了整个包厢。餐车上只卖一种牌子的啤酒,它大概垄断了从南到北所有的火车线路。到了奇姆肯特,才像是来到真正的中亚,人们的肤色、性格、语言已带有明显的突厥特征,这里的宗教气氛比阿拉木图要浓,到处都能见到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服饰,物价也比阿拉木图低一半。本想去瞄一眼讹答剌——帖木儿病死之地,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车去那,或许只有中国游客才会去;西方旅行者则热衷于前苏联,去印证他们所读过或铭记的事实,我们似乎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起历史,我对现状更感兴趣,因为世界瞬息万变,不久后,这里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我到了当地的汽车站,从这里去图尔克斯坦的小巴倒是很多,拼完一车人就走。司机请我喝了奶茶,我被迫夹在两个体形肥硕的人中间,伴着中东风格的音乐,一摇一晃地上路了。路边的风景已变作中亚的黄色,不时有单峰驼横过,耀眼的光线射进来,许多灰尘悬浮在半空中,仿佛又回到了中东。如果阿拉木图的路感已经让你肾上腺素飙升,那么到了南哈萨克,会发现这里的人把车开出了赛马的体验,两车道的路面,随时可能有三辆车在同时超车,他们在马背上争相叼羊的传统,如今也被延续到了公路上——尽可能的超速,利用挤、逼、插、挡等各种手段来战胜对手——驰骋在金色的丘陵上,扬起一团团尾尘。南哈萨克的正午奇热无比,这里的服饰风格像南疆,光线也像,也许是因为没走出多远。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什么民族,有哪些喜乐哀怨,倒是他们反问我是不是哈萨克族。知道图尔克斯坦的游客并不多,这里主要是穆斯林朝圣的地方——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哈萨克斯坦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陵墓建造于帖木儿时期,它是“建筑规划师”帖木儿的处女作,但项目尚未完工,帖木儿就去世了(1405年),沦落为一项“烂尾工程”,脚手架被刻意地保留了下来,这是最吸引我的部分,因为它与众不同。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开创了帖木儿式建筑风格,影响了撒马尔罕以及印度的泰姬陵。

夜晚的撒马尔罕比比·哈内姆清真寺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朝这座圣墓行跪拜礼,他们以此来和这位苏菲派的圣者和诗人获得某种连接。大厅用六角砖铺就——这种地砖在喀什古城也有,透过祷告室的窗户可以瞻仰亚萨维的墓室,石棺表面被绿色釉面的瓷砖覆盖着,其他的小房间也陈列着千百年来不同圣者的石墓碑,每一块的墓碑、墙砖都被来来往往的朝圣者摸得锃亮,乌黑如墨,碑上的纹饰会让我想到汉墓,苏菲派的墓冢崇拜也确实受到过某种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

图尔克斯坦的年轻人像这里的天气一样热情,他们好似那种参加做好事活动的小学生,非得要做点什么才行。我被当作一个毫无生存能力的外国人,需要时刻的保护和照顾,他们渴望我的号令,观察和揣测我的举动,甚至连上厕所时都有人守着,直到我又坐上奇姆肯特的小巴。傍晚回到奇姆肯特,等到太阳落山,签证还是没有下来,跟我差不多时间申请的人早都到乌兹别克斯坦了。第二天中午,我才忍不住拨通了使馆热线,问为何比正常情况迟了两天,对方先是表示“会向办公室反映”,我又催促了几句,对方直接说“今天你肯定会到乌兹别克斯坦”。结果不到半小时,我就收到了邮件。奇姆肯特的市中心也比阿拉木图要狂野得多,街上外挂着音箱、来回跑来跑去的汽车和摩托车更多了,到了夜晚,年轻人没地方可去,全都围聚在阿尔巴特步行街上,不是在溜冰场一圈圈地模拟花样滑冰,就是在游乐场里玩拳击机,每个人似乎都憋着一股劲。奇姆肯特曾是南哈萨克斯坦州的州府,2018年升级为第三直辖市后,州府迁至图尔克斯坦。当地人以哈萨克族为主,也有少数的乌兹别克族与俄罗斯族,还能看到一些常住的印度人。无论是餐厅还是酒店,服务人员的态度都出奇的差,不仅缺乏耐心,有时还会故意找一堆硬币给你,对本国人和外国人都一视同仁。

奇姆肯特以皮尔森啤酒出名,但并非所有商店都售酒,我在旅馆附近兜了一圈,才找到一家专业的啤酒屋,卖散装的皮尔森,一公升只需十块钱(已换算为等值的人民币)。女招待穿得很火辣,人也比较热情,但酒远不如期望的那么好喝。世界上许多好酒的诞生都与宗教有关,我以为奇姆肯特也不例外,看来这并非绝对。但我终于开始有旅行的幻觉了,否则,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变得越来越平静。走得越远,世界就会坍缩得越小,小得和牧羊人的帐篷一样。祛魅时代之后,会不会是一个返魅时代的来临?

开往真实的中亚

奇姆肯特汽车站的出站口正对着中央清真寺——外形被有意设计成了哈萨克毡房,每辆客车出站时,前排的人都要对之祷告一番,以求旅途平安。我和他们一同举起了双手,然后迅速地系紧安全带,车往塔什干的方向出发了。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

越往塔什干走,天气越炎热,人也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哈乌两国的芝贝克·霍利口岸是我见过最草率的陆路口岸之一,围绕着哈萨克斯坦漫长的边境线,有将近百座的水陆口岸,大部分是近三十年才设立的,为了区隔过去的各加盟共和国。芝贝克·霍利更像是一个小型的货物巴扎,一条狭窄的人行通道两侧是电话卡、玩具、零食和换汇的摊铺,人们簇拥着,在一团混乱与吵嚷中完成了通关,没有人会真的排队,一有机会就得见缝插针,后面的人不断地拉着货物往前推搡,两伙人因为插队问题差点动起手来,但又立刻偃旗息鼓了。出关后,我轻松地摆脱了上前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但这也许是第一个错误的开始。我换了一些零钱,跳上169路公交,开始听到一些熟悉的词汇——我在大学时曾学过一阵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和它非常相近。随后,我一个人背着包在偌大的塔什干晃荡,这几个小时我完全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想法子尽快赶到撒马尔罕。塔什干的交通系统杂乱无序,连当地人也对之手足无措,路人倒是很热心,但这种热心有时却是一种麻烦,所有人都在给我指路,但没有一个指的方向是对的。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当我准备换乘第三趟公交的时候,一个初中生把我叫下了车,结果竟是让我去找他在医院工作的姐姐帮忙,因为她会讲简单的英文,我放弃了对公共交通的执念,直接让他帮我叫了一辆黑出租。车开得飞快,路上有几次紧急刹车,我整个人从座位上飞了起来,然后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路逐渐偏僻,车转入一段高速,我脑中浮现了若干段差点被洗劫的骇人回忆,正当我神经绷紧的时候,塔什干客运中心到了。才到塔什干不到半日,我就开始想念阿拉木图了,至少那里是一个“正常化”的城市,对旅行者来说也意味着些许无聊。这里的一切都与阿拉木图相似,却又充斥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让我重新回到颠沛流离的旅行状态。

塔什干客运中心是2019年才重新运营的,新进的豪华大巴都产自中国宇通,而没有采用乌德合资的曼恩客车,这让本地市民有些费解。售票窗口的女士递给我一张涂改过的车票,她将上面的时间“16:00”用圆珠笔划掉,改成了“18:00”,这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上车后,我的座位号和另一位乘客重了,他向检票员投诉,然后向我转述道——“你的车已经开走了。”经历了一天的折磨,我已然精疲力竭,检票员一面示意我下车,一面用对讲机在跟站务员咆哮。车上其余乘客也在不停地挪位,这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很快每个人都被看似合理地分配到了座位,我回到了最初的位置,刚才投诉的男人坐回我旁边,他看上去有些恼怒:“别理他,他们就是想捉弄我们。”车终于出发了,这是一趟开往布哈拉的过路车,只有我在撒马尔罕下。车开出一个小时后,司机突然不停地按喇叭,随着猛踩刹车,全车人又是虚惊一场。司机干脆彻底熄火,在黑暗中和前车对吵,乘客们却表现得异常镇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不出三分钟,就能重新上路。在这个国度里,每个人都想吵架,我也想跟每个人吵架,我怀疑是因为天气的缘故。邻座是个家在布哈拉的货车司机,叫做贾姆希德,四十出头,长得有些“印度”。布哈拉与土库曼斯坦毗邻,离伊朗的马什哈德仅有五百多公里,公元10世纪,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人游牧至中亚的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形成了古塔吉克人。

“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人们说的是一种塔吉克波斯语。”贾姆希德英语说得不错,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都是中亚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与古代波斯、印度、中国的商旅往来频繁,当地人都是语言学家。我们试着用英语、突厥语和波斯语来做简单的对话,偶尔我还得转过头去用韩语回应一对骨瘦如柴的母女——她们看上去过于贫苦,有种因营养不良而瘆人的样貌,女孩的年纪很轻,但牙已经十分稀松了,无法分辨是什么民族,像我在东欧遇到过的一些吉卜赛人。女孩正在学习韩语,能说非常基础的日常对话,说得很小心,咬字也不清楚,她应该很少碰到其他的东亚人,所以认为我理所当然地会讲韩语,不愿放弃这个交流的机会,她的母亲则会用韩语从一数到十。我不知道她俩和中亚高丽人有无关联,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生活着不少中亚高丽人,几乎每个小卖部都卖辣白菜,乌兹别克斯坦也是韩国重要的劳动力输入国,街上有很多的韩料店、语学堂,甚至有跆拳道培训班。

贾姆希德说他也喜欢旅行,他打开他的Instagram,上面有许多中东国家的旅游照,其中还有在英国看的英超联赛。汽车是贾姆希德的第二大爱好,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的汽车工业龙头,所以人人都会跟我聊车。贾姆希德知道中国的比亚迪、长安和吉利汽车,由于比亚迪在当地卖得很贵,所以他买了乌美合资的雪佛兰轿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民汽车,也出口其他的独联体国家。“你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我的车坏了。”贾姆希德说的是他的货车,四个月前,他贷款买了一辆乌德合资的曼恩卡车,他信赖德国制造的品质,但没想到刚买不久就坏了。“车的保修呢?”“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存在你说的‘保修’。”贾姆希德说曼恩的维修零件全是进口,所以他得回老家筹钱。“你可以考虑买中国的货车,在塔什干我看到过不少。”“对啊,早知道我就买中国车了,修起来便宜太多。”贾姆希德说道,然后说他下一辆车想买韩国的起亚。贾姆希德好奇我一年会旅行多久,我说我只能算出休息的时间,他沉默了一阵,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明白,就像我也不能一直开车,否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几个小时后,我被扔在了撒马尔罕郊外的休憩站,这里连一个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也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游客。

我用Yandex Go打车到了一个位置稍偏的旅舍,环境感觉不太好,门头租给了一家图文广告店,一个正在切割铝合金管的小伙帮我开了门,示意我去隔壁找房东。“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房东用谷歌翻译说道,他体态肥硕,肚子又肥又大,五六十岁的样子,动作已有些迟缓,人也颇顽固。我期盼到撒马尔罕后立刻喝一杯,以缓解一天的疲累,主要是我不想待在房间里,这里布置得像一间民俗陈列室,令人无比压抑。“你现在打算出去做什么?已经十一点了,外面的商店全关了。”他像个慈父般摇了摇头,打算劝阻我,但我也是个固执的少年,我更需要自由。“你要出去多长时间?”“一小时就回来。”“我会在这里等你。”谷歌翻译的AI女声冷冰冰地说道,仿佛来自一部反乌托邦电影。撒马尔罕是个开放的旅游城市,旅舍竟然会有宵禁,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街上依旧灯火通明,快餐店、超市、网吧、PS游戏厅显然都还开着,我对找到酒吧重燃起希望。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是一个穆斯林占九成的国家,但其宪法第61条规定,宗教组织与协会应与国家相分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世俗国家。我没走多远,就在一家酒店门口看到“巴扎休闲酒吧”的招牌,入口是一个地下通道,我回忆起《酒鬼与圣徒》的作者在巴基斯坦找酒的经验,不少酒吧都开在类似的地下场所,仿佛喝酒是一项秘密行动。巴扎休闲酒吧的大厅坐着清一色的男性,全都是大胡子,一面墙上挂着西海岸嘻哈歌手的照片,另一面挂的是玛丽莲梦露的肖像,里面还有一个包厢和一间台球室,没有任何人喝酒,全都在喝果汁、抽水烟。我小心翼翼地问吧台的小伙子有没有啤酒,他神秘兮兮地从冰柜里掏出一瓶听装的“波罗的海7号”,说这是好东西,感觉像是在进行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我坐在烟雾氤氲的年轻人中间,把这一罐“波罗的海”嘬完,想象着眼前即便黯淡的金碧辉煌,也比外面那些色彩斑驳的残垣断壁,更能代表过去撒马尔罕的模样。

撒马尔罕的怀旧之旅

法国考古学家葛乐耐(Frantz Grenet)在《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里写道:“撒马尔罕城始建于公元前650年左右,土著居民为粟特人,讲东伊朗语,早就在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土地上生息。此后的两千年里,粟特人便成为丝路上聪明的商旅——是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是织工巧匠、马夫狮奴,或者解九番语的外交家。”相信也有不少酒鬼。我在撒马尔罕的市郊住了一个晚上——这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没有所谓的古迹和民俗,只有平凡无奇的生活。我甚至没找到令网红博主赞叹不已的美食,街上是千篇一律的快餐店,与只在周末夜晚酒绿灯红的高档餐厅,让我怀疑是不是他们对某种理想的恪守,耽误了对美食的探求。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我依然在大街上兜圈子,发觉当地人乐于助人的品性并不全是因为热情,他们可能只是不太擅长拒绝,即使自己办不到,也会随便带你去一个什么地方,或者宁愿指向一个错误的地址。有次我向一对坐在路边的情侣问路,女孩正要站起来试图帮忙,男孩却突然制止了她,并面露不悦。我开始认真地思考撒马尔罕所营造的,莫不是又一个旅行假象,从马拉喀什到伊斯法罕,提供着旅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患难与共的体验,却掩盖不了此处韶光已逝的事实。直到我走进一家不起眼的餐厅,品尝到一盘抓饭,饭有些夹生,配菜也十分糟糕,但羊肉足够鲜美,已然让我原谅了它的不真实。半夜气温骤降,旅舍的被子很薄,我被冻了一夜,有些着凉了。这里像是一间寄宿舍,大门终日紧锁,我唯一的室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虔诚穆斯林,他有一个硕大的拉杆箱,仿佛有整个房间那么大,另一个房间住着一群早出晚归的学生。纵然我能容忍十一点的宵禁,以及老板捉摸不透的个性,却无法接受旅舍远离一切景区,唯有此刻,我非常想念跟游客待在一起。我终于提出了退房,老板看上去不太乐意,开始跟我谈起条件来——“如果你留下,我给你两天的住宿登记条,如果你现在要走,我将不能为你做登记。”按照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规定,外国游客在该国逗留的每晚均需获得入住登记条,在2018年之前,如果被发现缺少登记单,轻则罚钱,重则可能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老板借端我到达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他来不及去办公室开住宿条,如果我只住一晚,他认为没必要帮我登记,我完全可以跟海关解释昨晚我没有住店。听他说完后,我一刻也不想再跟他周旋了。“如果你不给我登记,我在海关会有大麻烦。”我没想吓唬他,这完全可能是事实,他才很不情愿地跑了趟办公室,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张白纸条回来。后来我听另一个中国小伙抱怨起相似的经历,临退房的时候,客房经理说他没有归还房卡,要扣他5美元,他为了这平白无故的5美元恼羞成怒,扬言要告到警察局,对方才终于罢休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我打车到雷吉斯坦广场对面的一间旅舍,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不会说波斯语的伊朗裔,路过古尔·埃米尔陵——帖木儿陵墓的时候,他自豪地说他就叫帖木儿。旅舍自称是一座花园民宿,但其实只是一间老房子的地下室,里面暗无天日,像阿富汗人的洞穴屋。这是一段旅游业的洪荒时期,一些当地人可能尚未理解民宿的概念,就先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迫不及待地想要搭上这一趟列车。我继续朝另一家旅舍走,经过一所白房子,门口站着几个中国背包客,一个当地男人跟我打了招呼——“你要去哪?”“我在找新地旅舍。”“你要找的旅舍就在巷子里。”“你这里也是旅舍吗?”“是的,你可以进来看看,不住无妨,你可以再去新地旅舍。”白房子的客厅连着院子,院子不大,但花卉满堂,围绕着院子有三间客房,一间主房。旅舍里里外外全是中国人,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地从别的旅舍搬了过来。男主人深谙营销,旅舍刚开张不久,他便要求与每一位新住客合影,随后放在预订平台上,以示温馨。等到若干年后,如果这间旅舍侥幸地存活了下来,当人们来到撒马尔罕,只要打开缤客网,就能看到你的照片,你被永远地封存进一座城市的记忆中。

一整天都在下雨,撒马尔罕突然变得很冷,冷得旅馆里都没人出门了,像马上就要围着火炉取暖的感觉。我在傍晚前出门,走到雷吉斯坦广场边喝了一杯咖啡,还是觉得很冷,又去旁边的画展开幕式逛了逛,参观了当地的艺术作品,才让我稍微能够平静了下来。广场四周的花圃上都是一种会跳来跳去的鸟,跟着它们就能走到比比·哈内姆清真寺,这座庞然大物的赫然出现让我惊叹不已,我从未见过如此宏伟的拱门式建筑。日落时分,天空突然放晴,将我旅途的所有愤愤全治愈了——人们都跑出来了,巴扎上的瓜果摊、馕摊、烤包子摊、榨石榴汁摊、玉米摊又活了过来,凝滞成一幅流动的生活长卷:干果市场上的杏干交易员专注在他们的活计;尚未成年的小巴售票员扒在车门上,欢迎拎满大包小包归家的乘客;停车场戴着黑色朵帕帽的收费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辆企图逃离的车辆……我无比怀念若干年前的库车,虽然它更像是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地方,若干记忆方盒的重叠构出旅途中的下一站,以及关于此时彼刻的在场证明。撒马尔罕的气候干旱,但由于受到泽拉夫尚河谷的滋养,雨水尚可,古城内的每条小巷都设计有排水渠——位于道路正中央,连接一处干枯的蓄水池;巷道两侧是铁皮、木架、红砖、灰墙组成的民居,家家都有大榆树和葡萄藤,枝叶疏朗;过街楼、俄式屋顶、波斯庭院、雕刻精美的廊柱、发黑的木栏栅、抱着孩子躲入某一扇门中的妇女,让我想到喀什的某个角落;一根根苏联铁轨的废件插入水泥地面,像是一座座帝国的墓碑。孔雀蓝的撒马尔罕是一座满是坟墓的城市,沙赫静达陵墓群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这里原是穆罕默德堂弟库萨姆之墓,后来帖木儿大帝的妻子和侄女也葬于此,形成十三座陵墓和一座清真寺的圣地。数百年后,陵墓四周的荒坡上又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墓园,位置甚至更佳,而且也设计了排水渠。贴满青色瓷片的陵墓内部空空荡荡,适合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不想打开相机,甚至不想跟任何人交流,巨大的孤独感袭来。入夜时分,雷吉斯坦广场的灯光秀像一场大型电音现场,待它落下帷幕之后,我独自走到广场对面的商店,买了一瓶1.5公升的Pulsar啤酒,产自撒马尔罕,将它偷偷地塞进布包里,不敢明目张胆地露在外面。回到旅舍,男主人竟然坐在客厅享用伏特加,他招呼我过去坐下,称自己嗜酒如命,因为酒驾被吊销过四次驾照。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这里人人饮酒。”男主人夸张地说,试图消除我的顾虑。他叫阿齐兹汗,今年三十九岁,自称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古莱氏族后裔,与穆罕默德一脉相承,拥有高贵的皇室血统。古莱氏族是领袖与商人的后代,阿齐兹汗的家族来到撒马尔罕已经三百年了——“苏联夺走了我们大部分的土地……”附近的一大片地原本也属于他们,但现在只剩下这座两百多平方的家宅了——“价值三百多万(已换算为人民币)。”阿齐兹汗趁着酒兴,称个人的家族置业广布全球,主要的亲戚几乎都生活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地区,姐姐原来是俄罗斯的富商,卖掉企业后移民到了加拿大,两个兄弟一个在巴塞罗那,一个在俄罗斯。阿齐兹汗在俄罗斯待过二十年,曾拥有一家经营不错的建筑公司。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到撒马尔罕,他一开始称是因为父亲住在这里,撒马尔罕人必须落叶归根,他非常爱他的父亲,所以搬了回来。后来他才坦白地说他破产了,年初因为逃税被捕,律师假释一个月后,也就是今年的四月,他秘密地经哈萨克斯坦,逃回了乌兹别克斯坦。“律师说我现在没问题了,随时能够回去,可我现在不想回了……我有二十九个国家的签证,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国,我可能会去加拿大,因为姐姐在那里……但我得照顾我们的父亲,让他有尊严地死去,这是我们的传统。”阿齐兹汗的父亲就躺在侧屋,从早到晚地收看电视新闻,不时发出几声闷咳。“我的亲戚都很有钱,只有我最没钱。”阿齐兹汗似乎在为自己的选择提供另一种解释。阿齐兹汗喝完一整瓶伏特加,又倒了一杯我的Pulsar啤酒,换了一个话题。“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客人,中国女孩很漂亮。”他故意瞟了一眼老婆说道,他的老婆是伊朗裔,长得很标致,英文也比阿齐兹汗好,两人在一起合力经营着这家新的旅舍。

撒马尔罕老城街景

“撒马尔罕周围的高层建筑都是中国建的,今年我们又向中国购买了电动公交车,包括你看到的这个‘artel’冰箱,也是中乌合作,其实就是中国产品的贴牌……”“我们想靠多生孩子来成为未来的超级大国。”阿齐兹汗半开玩笑地说道,这种玩笑遍及整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乃中亚第一人口大国,而且过去五年的出生率还在急剧上升,这可能归因于跟阿齐兹汗同样的家族观念,同时也造成了中亚最多的贫困人口——约500万人,在这里连儿童也要工作。我在首尔语学院时也有过几位乌兹别克斯坦同学,他们全都是过来打工的,一位同学晚间在邮局里通宵做搬运,此项工作被韩国人称为“3D”——脏、累、险,白日上课几乎都趴在桌上睡觉,他甚至忙得没时间去拿登陆证,就提前成了非法劳工;另一个同学在乌兹别克斯坦是个英语教师,因为工资太低,于是辞掉工作来首尔做苦力。这个国度也到处都是“美国绿卡办公室”,里面装修得比他们的银行还要光鲜亮丽,满墙挂着过去的顾客获得的美国绿卡展示——跟无数张奖状一样。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像乌兹别克斯坦,将移民视作国家经济腾飞的一项发展战略,否则移民中介不会成为这里最朝气蓬勃的行业。或许正如我们来到斯地的缘由,它也只是个中亚中转站。

结尾

早上醒来,隐约感觉自己复阳了。浑浑噩噩地出门买药,碰到个主动帮我翻译的女顾客,她一大早就醉得不成样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样子看上去不年轻了,嘴里镶着几颗金牙。我以为她也是游客,因为她的长相不像本地人,但穿着和举止又似长期在此生活。“我是俄罗斯人,出生在撒马尔罕。”她说道。苏联解体后,这里有一半俄罗斯人迁往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俄语几乎从撒马尔罕消失了,她是留下来的那批人,虽然这里是她的家乡,但很难长待下去,因为她既不会说乌兹别克语,也不会说塔吉克语,她搬去塔什干住了几年,那里说俄语的人稍多一些。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要是回塔什干就好了。”她在附近的夜店工作,这几天属于她的休假,但依旧喝得烂醉如常,已经无法回去上班了——“我跟经理请了假,我的同伴还在躺着,我稍微清醒一点,出来给她买些纯净水。”为了避免麻烦,我选择了最稳妥的跨国列车,返回哈萨克斯坦。火车从塔什干北站始发,从撒马尔罕到塔什干的火车票很难抢,我只能转乘一趟凌晨四点的过路车。之前听说乌铁的硬座很糟,还特地订了空调一等座,进去才发现这是个硬卧车厢,里面的人睡得正酣,铺连着铺,鼾声四起,空气令人窒息。我穿过一张张自己搭设的布帘子,像穿过贫民窟挂满被单的窄巷,却发现自己的铺上摊着一个熟睡的小伙。也许这才是旅游业背后的真相,这个国家要比我想象的贫穷,更令我惊讶的是,从撒马尔罕到塔什干一路,几乎都是成片的绿洲,有数不清的灌溉水渠和蓄水池,玉米地连绵不绝,当地出产的玉米又糯又甜,口感极好。这块土地并不贫瘠。

撒马尔罕西约布巴扎(Siyob Bazaar)内外当年,苏联近四分之三的棉花产自乌兹别克,苏联人利用运河,将咸海的水引入乌兹别克的棉花田,“白金”破坏了乌兹别克的农业平衡,以至于需要依靠补贴来满足国内的粮食供给,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部分粮食依然要从俄罗斯与乌克兰进口。况且,这里的腐败相当严重,连游客也常被讹上一笔。火车入境哈萨克斯坦的过程异常的漫长,军人们上了一拨又一拨,他们看所有人都像是假想犯一样,签证检查官拿着我的护照研究了很久,他叫来了痕迹专家和警犬,先是试图从各种角度、光线状态比对我的五官,且暗中觉察我的微表情,又对我的签名进行严肃的笔迹鉴定,还让警犬往我身上反复扑了好几次。最后,对铺一位年长的乌兹别克农民被直接带走了,说他涉嫌非法越境——“五年禁止入境。”在列车上继续昏睡,到阿拉木图又睡了一天,在塞兰车站买完回程的车票,又到对面的哈萨克快餐店吃了一碗汤面片,想起奶奶生前时常做这种面片给我吃,望着铺雪的天山,不禁一阵鼻酸。从长安开始,至此陆路走了丝绸之路的一大半,天山的尽头却还是天山。

By 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