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历史与政治

如果川普的选民都是华人，那他可能早就稳赢了。

四年前美国大选前夕，国内某网站曾发起一项数万人参与的投票，结果是川普的支持率以3:1大胜拜登。当时英国市调公司YouGov也做了一项意向调查，发现亚太区8个国家/地区（香港、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中，只有台湾对川普的支持率高过拜登（42%比30%），台湾自此被称为“亚洲川粉”基地。

一个曾发动对华贸易战、反移民、对华人等少数族裔不友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会赢得这么多华人支持者？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川普在某些方面恰好契合他们的价值观，拨动了那根“心弦”，人们得以在他身上投射各式各样的想象和理想，使得他们不去在意他那些攻击性的冒犯行为。支持态度，其实往往是一种自我性格和价值观的无意识表露。

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这是中国人熟悉的配方。与其说这像早先的“美国梦”，倒不如说更像“中国梦”：承诺复兴国家，回到一个“我们”骄傲、掌控主导权的时代，激发起爱国情绪。

作为一个群体，华人总体上的价值观其实偏保守，对国家、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态度本来就更接近西方政治光谱中的右翼，偏好秩序而厌恶“混乱”，所以“白左”才成了一个负面意涵的污名。简言之，川普以本国优先、反移民、民粹化、反建制派、阴谋论、直率，都很合中国社会的口味。

在自由派眼里，川普是一个撒谎成性、毫不掩饰歧视少数群体的烂人，但在川粉眼里，他却是秩序和道德的捍卫者，选民主党才会导致混乱。曾有一位就跟我力辩：

川普白人至上这个帽子是谁扣的？我只看到他推崇宪法精神，遵从传统价值观，这些东西白人保持得好点，基督徒坚持得多点，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他白人至上。

拜登、克林顿、希拉里这些民主党人为什么负面事件缠身，性丑闻、吸毒之类不一而足？因为民主党打着平等自由幌子包庇纵容犯罪非法勾当，一直秉承这种理念，当然他们自己也会比较放纵。人类还是要约束自己有道德追求的。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川普也“负面事件缠身”，但顺着这个逻辑，在他看来，既然要守卫秩序和道德边界，那么反移民、反扶持举措（那只会“养懒汉”）也就是“阻止堕落”的必要一步：

最近看辩论，我越来越觉得共和党是授人以渔，而民主党是授人以鱼，他们这样只能把美国福利搞垮。2010年的时候我就听华人告诉我说美国好傻，都被非法移民各色人等吃穷了，确实福利已经大不如前。

欧洲各国接收难民初衷也很令人感动，可是后面负面效应那么多，还是要想好怎么一步步来。最近美国签证有新政，HIB据说是薪资排列优先级，不再是随便抽签，这样就是保证优秀的人优先得到机会，其实和大学凭成绩录取差不多，勤勉奋斗、反感不劳而获的华人就是和这些理念吻合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华人川粉不反感川普的反移民理念，因为他们觉得那只是“反对非法移民”，而自己作为勤勤恳恳的“模范少数民族”不是排挤的对象。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反对接收难民、非洲等地移民的情绪十分浓烈。

虽然华人在美国社会是少数族裔，但很多人抱有一种等级制的错觉：虽然“白人优于华人”，但“华人优于黑人”，他们自己是靠着个人努力走到这一步的（所谓“奋斗逼”），因而还抱有一种特殊的公平感，尤为看不惯给黑人等弱势群体的扶持政策，这样一来，他们身为劳动者，却反对给劳动者福利。这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强调小政府、个人奋斗的理念一拍即合。

当面临一些复杂难解的问题时，中国人的心态似乎也寄望于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站出来“力挽狂澜”，重建秩序，而在这一点上，川普至少看上去“敢想敢干”，比无论是拜登还是哈里斯都更具备男子气概乃至人格魅力。

在一次讨论中，我一位颇有见识的大学师兄感慨：“美国这个国家的改变还是需要一个强硬的人。中国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我个人非常不愿意接受威权，但中国的现实，非得有个威权的力量，不管这力量是来自哪里的，才可能改变中国。中国人的人性决定了这点。”

另一位已移民美国多年的师姐也力挺川普：“必须是川总这样的才能打破敌人那强大的堡垒，你看媒体、学校、华尔街、硅谷、好莱坞……君子的声音早被淹没了，也拉不下脸揭露他们，与他们为敌啊。”

在她看来，美国政府已经被资本暗中操控，多元文化只是带来了混乱和道德堕落，而秉持传统美德的“好人”则忍气吞声，此时就只有像川普这样的人才能倾听到“人民”的声音，打倒建制派，进行有力的反击。

在此隐约可见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冲动，表露出身为普通人对正式体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强烈不适，而把“回归秩序”看作是当下困境的出路。

这种民粹主义的思路当然并不鲜见。且不说中国了，雷蒙·阿隆在1964年就曾指出，戴高乐痴迷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反复鼓动“真正”的法国团结在他身后，而只有由政客们主宰的那个“表面上”的法国才会反对他。可以说，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结合了人民主权、克里斯玛型领袖和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一种代表“人民”反对精英的意识形态。

到了这一步，人们就会进一步为这位领袖赋予光环。有人和我说，他支持川普，“就冲他马不停蹄一天几个州（原话如此）集会的敬业精神，体现出他对选民的高度尊重和对总统这个职位的敬畏”——他可没把这理解为是对权位的迷恋。

有的人几乎把他看作是一位具有儒家美德的政治家，爱国、清廉、坚守：“川普为了国家竭尽全力，鞠躬尽瘁，当总统期间每年只领1美元的工资，不但要面对反对者的掣肘，还要跟fake news作斗争。在我看来，川普就是一个会重塑美国价值观的伟人。”——说这话的，可也是一位高学历的名牌大学毕业生。

另一派为数甚少的人，之所以支持川普，是因为相信唯有他能以不按常理出牌的强硬手段迫使中国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国内已经没有力量能推动这样的改革，唯有依靠外力。但是，且不说这样的“倒逼改革”即便有，恐怕也未必是按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改变，而且这背后也隐含着同样的期待，即川普是一个令这边有所畏惧的强有力政治人物。

和他的对手相比，川普的另一优势是他强大的煽动力，能够激发起支持者的强烈情绪。尽管这常常导致一种“榴莲效应”（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则很厌恶），但不可否认，不少人之所以力挺他，恰是因为喜欢他的做派。

这一点在我周围的人身上也体现得很明显，某种程度上当然也是因为中国人毕竟并非他的选民，无须理性思考其政策对自己的直接影响，仅凭观感，直觉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也就行了。

一位大学生说，她非常喜欢川普，因为他的演讲特别铿锵有力，很有“正能量”，一听他讲话就很受鼓舞，说不出的开心，还能顺便学英语。

我不时听有人说，“真是喜欢川普这老头，真性情，没一点遮遮掩掩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此，人们在意的不是他言论的对错，而是“率真”，考虑到中国人对“政治正确”的普遍反感，他的做法反而会为他加分。

当他那些争议言论受到反击时，有时又反倒激起一些国人惯常对“遭受冤屈”者的同情。我一位朋友说：“我妈很同情川普，觉得他被抹黑、被丑化成无知的小丑一样，太过分了，他肯定不是这样的。”

凡此等等，都不难看出一些国人在做出选择时更多依靠的是直觉和情感，而非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认识。直白地说，就是看一个人是否“顺眼”，但没有细想他到底是不是有损自己的利益。

某种程度上，美国政治的玩法也一样，林肯早就说过：“公众的情绪就是一切。有了它，什么都不会失败；反对它，什么都不会成功。任何左右公众情绪的人，都比制定法令者或宣布司法判决者的影响更为深远。”只不过，中国公众的情绪，似乎尤为强烈。

当然，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美国政治始终只是“隔岸观火”，川普也就是一个方便投射自己情感、信念的对象，那与其说是真实的川普，倒不如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人对理想政治人物的偏好，以及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土壤：如果中国出现川普式的人物，那将会怎样？

更多的华川粉在中国

昨天那篇《为何那么多华人支持川普》发出来后，引发了很多争议——当然，有争议也不意外，但后来看评论区才意识到，不少读者的争议点，是以为我所说的“华人”指“美国华人”。

并不是。如果仔细读了文章，就会发现，我看似是在分析美国政治，其实是在借“华人川粉”这个现象，来分析中国人的心态。

我文中所举的例子，绝大部分都出自我身周围的中国人，不是在美国的华人，所以我才会提到“中国人毕竟并非他的选民，无须理性思考其政策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美国政治始终只是‘隔岸观火’”。

实际上，这篇原本我标题用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支持川普》，那样或许就少一点误解，但因为修改了三次都发不出来，我最后绞尽脑汁之下，就更换了一个标题：

不过讽刺的是，昨天死活发不出来，今天在小号以《为何那么多中国人支持川普》为题，居然倒是发出来了。

“美国华人”和“国内的中国人”确实是有区别的，不止是国籍，政治态度也不一致。

580万美籍华人长久以来并不怎么关心政治，被看作是一些“沉默的选民”，“亚裔”因而有时被视为“哑裔”，但以往华人选民还是更支持民主党。在2020年的大选中，67%的美国华人投票给了拜登，支持川普的仅有28%。这一次情况也差不多，据AAPI Data今年的一项调查，美国华人对蓝红两大阵营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是65%比24%。

有这么一种说法：“第一代华人移民支持共和党，第二代就支持民主党。”今年的民调数字证实了这一点：18-29岁的年轻华裔选民92%支持民主党，只有7%打算投给川普。

不过，从总体上看，华人差不多是亚裔群体里对民主党好感度最弱的。2016年川普第一次参加美国大选，就曾因一些种族主义和反移民言论激起亚裔反感，结果是亚裔各群体都加速倒向民主党，然而，华人是其中唯一对民主党支持率反而下滑的（从56%到51%）。

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项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中，华裔是唯一一个大多数人不看好其祖籍国的群体，也就是说，川普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他们并不介意，甚至反而会有好感。

孙婉宁今年10月21日在一篇报道《纽约唐人街中有三分之二支持川普》中采访了一位纽约华人，他说自己投票支持川普的原因是认为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偏保守的共和党价值观更亲近：

我们中国人不想依赖福利。我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来创造自己的财富。我们有像川普这样的传统家庭价值观。我们喜欢川普在法律和秩序方面的立场，以及他对犯罪采取强硬态度和支持警察的意愿。我们也同意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例如性别转换和同性恋。我认为这些做法应该在个人层面上被容忍，而不是像左派在我们学校所做的那样被推广。

这些传统价值观，毫无疑问，在国内有着更为深厚的土壤。如果说美国华人对哈里斯和川普的支持率是65%比24%，那么在我们这边，大概率是倒过来——四年前晋江文学城曾发起数十万人参与的网上投票，结果是川普对拜登取得69%比21%的压倒性胜利。

在欧洲也有一项民调，询问各国人如果参与美国大选，会想投给谁，结果非常鲜明：北欧各国压倒性地支持哈里斯，西欧随后，而川普支持率超过50%的无一例外都在东欧：斯洛文尼亚（51%）、斯洛伐克（52%）、摩尔多瓦（56%）、保加利亚（58%）、匈牙利（62%）、格鲁吉亚（66%）、塞尔维亚（67%），最高的是俄罗斯（78%）。全部属于原苏联阵营。

从地图上看，这呈现出很明显的梯度：越是现代价值理念深入人心的地方，越不倾向于川普，反之则更容易支持他。在西欧，川普支持率最高的是在英国（32%），这虽然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却也正是最珍视传统、保守党长期执政的地方，这并非偶然。

虽然中国没有类似的民调数字，但参照此前的非正式网上调查，如果说70%的中国人支持川普，和俄罗斯接近，这也说得通——毕竟中俄两边的社会确实在诸多价值理念上有着相似的底色，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俄粉？

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此前也有一项调查，中国社会支持/反对俄罗斯的比例刚好是3:1，和支持/反对川普的比例大致接近，这又难道只是巧合吗？

说到底，我所关心和在意的，与其说是那些发生在遥远大洋彼岸的事件，不如说是中国本身：不但是这些事件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和冲击，也从中国社会的反应中了解我们这个群体的心态和政治倾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川普是一张试纸，测出中国人对政治人物的种种态度。正由于美国大选是一个难以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人们才可以安全无虞地把自己的政治理解投射在他身上，这就愈发折射出其本人的真实价值基底。我知道有的人把我昨天那篇分析看作是一种知识精英的傲慢，但相信我，我无意如此，那是陈述，不是批评——我只是想更好地认清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当下我们所目睹的，是美国正处于一场身份政治的文化内战之中，但回头望望这边呢？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By 维舟

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出现一个新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又被称为“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或“抵制文化”，是指个人或企业因所谓“不当”言论和行为而遭到社会群体和媒体的抵制，从而“被取消”（Cancelled），也就是俗称的“社会性死亡”。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遍布全美，“取消文化”在欧美国家愈演愈烈，公众人物或知名公司“被取消”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美国，“取消文化”具有深层的政治和历史文化意涵。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在此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消除了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并催生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以及黑人“种族意识”的觉醒。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改变美国教育中对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曲解，对传统的以“瓦斯普”（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中心的美国历史内容进行改革，强调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注重对少数族裔的研究，希望修正传统的欧洲中心历史观。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传统史学无视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苦难和贡献，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取消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保守势力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治正确”的做法是反历史的。一些极端右翼者声称，多元文化主义者重建美国历史的努力是在“取消（美国）文化”。

    “取消文化”的含义演变成如今的个人或企业因所谓“不当”言论和行为而遭到社会群体和媒体的抵制，源于2018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每个人都被取消了：只需要一件事，有时什么都不需要，粉丝就能打倒一位名人》一文。文中提到，“取消文化”是“一种文化抵制”，“人们在谈论注意力经济——当你剥夺对某人的注意时，你就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取消文化”几乎无所不在。2019年，《澳大利亚麦格理词典》(Australia Macquaire Dictionary)将“取消文化”选为“年度热词”，因为无论好坏，“它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美国自由派或保守派是否喜欢这个词，“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今日美国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政治正确”“觉醒文化”与重塑美国历史

    什么样的言论和行为属“不当”而应被“取消”？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在“取消文化”的支持者看来，任何违背美国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歧视、侮辱性言论和行为都应被“取消”。

    “政治正确”一词最早由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卡琳·迪克劳在1975年提出。她认为，虽然宪法赋予了女性平等的地位，但在语言上女性受到的歧视和侵犯非常普遍，应该清除那些歧视性语言。卡琳的主张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响应，20世纪60年代，民权观念深入人心，美国社会在反省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从语言上消除歧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发展至今包含以下主要内涵：不得冒犯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不得冒犯不同宗教信仰或不同政见持有者；不得冒犯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政治正确”导致人们必须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避免使用任何冒犯性的言辞，这已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取消文化”还与近年来美国社会中出现的“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及“指控文化”密切相关。“觉醒”（Woke）一词源自美国黑人文化，是20世纪50、60年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俚语，泛指对系统性种族歧视保持清醒和警惕，因此又译为“警醒”。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掀起了新一轮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美国对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反思达到高潮。如今，“觉醒”一词涵盖的政治和社会意涵逐渐扩大，从种族不平等延伸到性别、跨性别者、环保主义者、堕胎、性骚扰等社会议题。与“取消文化”一样，“觉醒文化”在美国演变成一场文化战争。自由派认为，对不平等及其他形式的不正义保持警醒，敢于发声，积极地抵制各种偏见、假新闻和不平等，或者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参与者那样，用手机拍下非法的杀戮、袭击和逮捕并予以曝光，是正义、进步的行为。而保守派则将“觉醒文化”视为“取消文化”的孪生兄弟，是走过头的“政治正确”。他们把“觉醒文化”倡议者斥为“觉醒暴徒”。

    “取消文化”倡导者的另一个重要诉求，就是重塑美国历史，使那些“被取消”的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重回美国历史教科书。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自由派知识精英致力于对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中心的美国历史内容和教学进行改革，强调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注重对黑人、妇女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研究。1994年10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美历史教学中心公布《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这一文件在强调美国社会中族裔、群体、性别和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同时，又强调共同的特征把所有美国人凝聚在一起。该《标准》公布后引发美国社会的激烈讨论。反对者认为，《标准》大谈历史黑暗面，无视美国历史的优秀传统。2019年8月，《纽约时报》的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发起了“1619项目”。“1619项目”重新定义了美国历史的开端，挑战了以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为起点的传统史学观。琼斯认为，1619年第一艘运奴船载着20多位黑奴抵达北美，奴隶制由此开启，这是美国历史的开端，自那以来的400年间，美国黑人一直在为实现美国的建国理想而奋斗。琼斯认为，奴隶制是引起独立战争的根本原因；种族歧视来自这个国家自身的血液，是一种无法自我改正的基因缺陷；奴隶制是美国一切罪恶的根源，黑人的努力创造了美国的文明。“1619项目”在美国得到了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支持，2020年琼斯因此荣获年度普利策奖。

    “取消文化”的是与非

    “取消文化”的支持者利用舆论的力量对不当言行进行纠正和抵制，捍卫女性、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追求多元、平等和正义。他们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是“取消文化”积极的一面。

    “取消文化”是一种民众的自发的行为。在网络时代，随着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影响大大加强。“取消文化”不仅关注当下，而且溯及过往，这使得美国公众人物、公司等不得不谨言慎行，检点自己的行为，以免因“政治不正确”而被“取消”。“取消文化”所营造的舆论氛围及其威慑力构筑了一个基于网络、社交媒体的纠错机制，提升了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话语权。

    “取消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重新审视美国历史，这有利于缓和种族矛盾。拜登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得到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和肯定。2021年4月20日，拜登为弗洛伊德事件发表讲话，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我们国家灵魂上的污点”。5月31日，拜登发表公告，纪念一百年前在美中西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发生的白人暴徒杀害黑人的种族屠杀事件，呼吁美国民众“反思我们国家种族恐怖的深刻根源”。5月20日，拜登签署《新冠仇恨犯罪法案》，以遏制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出现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暴力激增的情况。6月17日，拜登设立“六月节国家独立日”（又译为“解放日”），以纪念1865年6月19日，南方邦联投降两个月后，北方联邦士兵将自由的消息带给了德克萨斯州被奴役的黑人。10月8日，拜登政府同时发布《庆祝2021年哥伦布日宣言》和《庆祝2021年原住民日宣言》。宣言表示，“我们承认许多欧洲探险家对原住民部落的错误暴行，我们不想隐藏这段可耻的历史”。

    另一方面，“取消文化”的弊端和破坏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其支持者的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做法，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极化，使美国社会深陷“文化战争”。

    首先是拆雕像和更名运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全美爆发了新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接着出现了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拆除或移除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有统计显示，2020年5月到2021年1月期间，全美至少有160座邦联历史人物雕像被拆除或移除，其中包括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和美洲大陆发现者哥伦布的雕像。疫情期间，加州旧金山学区委员会对该市44所学校改名的决定，在全美引发关注。其中包括以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政治人物命名的学校，还有以美国国歌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桂冠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命名的学校，这些人因为曾经拥有黑奴或写过关于黑人的负面文字，由美国历史上的“伟人”变成了“罪人”。

    近年来，“取消文化”还影响了教育界。大学教授们如履薄冰，说错一个词就可能被投诉。在教育界最常见的新闻，就是某某讲师或教授因为上课选用的材料、和学生交流时的用词“不当”而被学生投诉，有不少教授被要求停课，甚至被解职，职业生涯被“取消”。据统计，自2014年至2022年2月10日，共有209位教师“因言获罪”，被停课或解聘。2021年秋季，密歇根大学音乐系教授盛宗亮在作曲课上播放了1965年由劳伦斯·奥利维尔主演的莎士比亚剧《奥赛罗》。这一行为遭到了学生投诉，他们“对这个录像以及教授不解释选择播放它的理由感到极为不舒服”。盛宗亮发了一封简短的道歉电子邮件，后来他再次表示道歉。随后的几周里，在多次撰写了电子邮件和公开信，以及几节课被取消后，校方宣布，盛宗亮将自愿停授这门课，以便让学生有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

    在美国，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因被控带有种族偏见而下架。2020年6月，美国流媒体平台HBO Max下架了《飘》，这部电影已在美国上映近80年，曾荣获8项奥斯卡大奖。HBO Max发言人表示，《飘》是“时代的产物，描绘了一些种族歧视，很不幸，这在美国社会很常见”，“这些种族描述在当时是错误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在配有两部谴责奴隶制和对历史背景进行讨论的短片后，《飘》重新上架。2021年3月，美国著名作家和漫画家苏斯博士的六本儿童读本因其对种族主义和刻板印象的描绘而被下架。随后，芝加哥图书馆表示将暂停借阅苏斯博士的漫画书，而纽约公共图书馆则表示将继续借阅苏斯博士有争议的漫画书。有人认为，苏斯博士的漫画“以有害和错误的方式描绘了人们”，应当下架。反对者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夸大其词，苏斯博士笔下每个人看起来都可笑，无关种族。英国作家 J.K.罗琳也陷入了“取消文化”风波。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上映20周年特别节目中，众多电影主创重聚一堂，但独缺原作者J.K.罗琳。起因是2020年罗琳曾在推文中对“跨性别者”提出质疑。其后，罗琳受到多方谴责。《纽约时报》在美国地铁站展示的新广告上指控罗琳反对跨性别的言论，让读者去想象一个没有作者的经典系列小说。

    矫枉过正的“取消文化”正在撕裂美国社会

    “取消文化”支持者的极端行为对美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破坏和扭曲，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广泛担忧。有学者认为，它使文化艺术和知识界进入“寒冬”。在涉及种族、性别、跨性别、堕胎等敏感社会议题上，人们三缄其口，而那些被“取消”的人和书籍，犹如霍桑小说《红字》中的女主人公海丝特，象征耻辱的“红A”永远戴在胸口。

    在美国，对“取消文化”的不同理解具有强烈的党派斗争色彩。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大约3/4的民主党人表示“取消文化”更有可能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过半共和党人表示这更有可能惩罚那些不应受惩罚的人。

    “取消文化”受到共和党保守派的激烈抨击。在202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等共和党人对“取消文化”发起猛烈攻击，至少11名发言者（占登台讲话人数约1/3）表示“取消文化”令人担忧。该大会的一份文件将“取消文化”描述为“抹去历史，鼓励无法无天的行为，有悖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交流”。

    2020年7月3日美国“独立日”前夕，特朗普特意来到拉什莫尔山并发表演讲，那里刻有华盛顿、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林肯四个巨大的石雕像。他谴责试图推倒南方联盟领导人和其他历史人物雕像的“愤怒的暴民”。他指责一些左派政治人士是在“诋毁我们的英雄，抹去我们的价值观”。在被推特永久关闭账号后，特朗普创建了“特朗普媒体技术集团”（TMTG），“取消‘取消文化’”是其宗旨之一。

    美国知识界对“取消文化”所表现出的反智主义及其对美国社会文化所造成的破坏感到担忧，其中不乏理性的批判声音。2021年6月，奥巴马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专访时对极左的“取消文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民众在遭遇不公时依然应该挺身控诉，但“取消文化”超越常理、片面、危险。《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艾伦·德首维茨（Alan Dershowitz）的《取消文化：对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的最新攻击》一书，详细阐述了“取消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对美国文化所造成的破坏。他认为，“取消文化”是麦卡锡主义再现，它的迫害方式不是来自官方，而是社交媒体和舆论。2020年7月7日，153位知名记者、作家和教授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题为《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信》的公开信，呼吁公民的自由权利（Civility）。这封信肯定了目前人们“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也支持“对警方进行早就该有的改革”，但随即指出，这种必要的诉求也使得一种“不宽容的气氛”正在社会蔓延，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正日益受到限制。这不仅有损自由社会的命脉，也会削弱每个公民民主参与的能力。然而，公开信发表后立即招致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公开信的签署者多数是富有的白人，他们拥有大量的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害怕自己的意见被压制，害怕所谓的“取消文化”失去控制，但他们没有提到，几代人以来，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是如何压制边缘化群体的声音的。

    “合众为一”是美国社会的信条，也是建国200多年来美国人追求的梦想。《一个美国农夫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写道：“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总有一天，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现实是，两百多年过去了，经历了进步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的美国，如今却深陷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之中。

    “取消文化”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是身份政治和政治极化的产物。近年来，美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政治转化为身份政治，“身份”逐渐取代经济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左翼民主党更多关注少数族裔、移民、妇女、跨性别者、同性恋者的权利；右翼共和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维护以“瓦斯普”（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抵制移民和难民。难以治愈的种族痼疾、非法移民问题，以及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以及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极化。矫枉过正的“取消文化”背离了“合众为一”的理念，正在撕裂美国社会。

By 人民网

“我失去了儿子。”7月22日，美国科技大佬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被骗同意儿子泽维尔接受性别确认护理程序后，后者就被“觉醒思想病毒杀死了”。泽维尔生于2004年，在16岁时开始接受变性治疗。儿子的变化让马斯克对“觉醒文化”深恶痛绝，他发誓要摧毁这种“病毒”。和马斯克持类似立场的还有大部分美国右翼人士和共和党人，但对于很多左翼人士以及民主党人来说，“觉醒文化”却是一种进步思想。“觉醒文化”在美国已经演变成一场围绕身份政治的文化冲突，这种思潮还被“出口”至欧洲，搅动着欧洲的政治社会生态。

“可以是一种侮辱，也可以是一种骄傲”

“泽维尔‘已死’。”7月22日，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此前被骗签署文件，允许儿子泽维尔服用青春期阻断剂，并因此让儿子变成了女儿薇薇安。

近年来，马斯克对“觉醒文化”大加挞伐，将其描述为对“现代文明”的威胁，并称他此前收购推特就是为了对抗“觉醒文化”。然而当被问到什么是“觉醒文化”时，这位科技大佬的描述并不精准。

同样觉得“觉醒文化”概念难以定义的还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他2023年6月1日在艾奥瓦州举行的一个保守派早餐会上表示，一半的人无法定义这个词。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对此评论称，特朗普的话无意中凸显了现在美国政治的混乱和矛盾的本质，“觉醒”一词可以是一种侮辱，也可以是一种骄傲，其具体含义会根据上下文而变化。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多年来，“觉醒”一词被用来形容那些考虑少数群体权利并参与反对社会不公正斗争的人。“觉醒”是追求社会和气候正义活动人士自豪地佩戴的标签，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到应对全球变暖，“觉醒文化”在倡导一个平等和正义的新时期。美国《大西洋月刊》称，许多媒体和政界人士声称，“觉醒文化”仅是关于正义和体面的问题：愿意承认美国过去的残酷，承认其过去仍然在塑造这个国家。

不过，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觉醒”被一些共和党人用作贬义词，用来指代一些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推动的基于身份的社会正义问题。《今日美国报》援引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一位发言人的话称，“觉醒”是“进步激进主义”的同义词，是对美国存在系统性不公正的认可。曼哈顿研究所学者戈德堡认为，“觉醒”意味着“左翼激进主义”，其本质是相信群体之间的结果差异——无论是种族、性别还是性等，很大程度上是压迫性社会力量和结构的产物。

其实，“觉醒”一词最初是由美国进步派黑人创造的，并被用于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种族正义运动。美国《韦氏词典》称，在黑人群体中，政治上“觉醒”意味着某人对社会不公和种族不平等有所了解、受过教育，能意识到相关问题。美国史密森尼大众唱片公司，收录了上世纪30年代里德·贝利演唱的抗议歌曲《斯科茨伯勒男孩》，里面出现的“觉醒”一词经常被认为是该词汇最早的出处。“斯科茨伯勒男孩”是指9名黑人青少年，他们被诬告于1931年在亚拉巴马州强奸了两名白人妇女，后来8人被草率地判处死刑。该案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权案件之一。根据《韦氏词典》，“觉醒”一词在2014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蔓延时，更加流行起来。

“这个词已经变得极具分裂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介绍说，“觉醒”一词已经被美国左派和右派大量使用，把这个曾经受欢迎的信条变成了一个“有毒和分裂的”词。《大西洋月刊》称，对“觉醒文化”的态度将民众分为了两大阵营：一些人将美国的所有弊病归咎于相关理念，而另一些人则基本上不加批判地为它们辩护。接受《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采访的纽约大学生凯南称，现在的“觉醒文化”有些过头，“觉醒”人士总是倾向于把不同意他们看法的人都说成“保守派”或“特朗普支持者”，而且有时候去年还可以说的话，今年就突然变得“有冒犯性”了。住在新泽西州的工程师杰森则表示，所谓“觉醒文化”是美国利益集团创造出的伪概念，目的是煽动民众对立，以保证自己能继续控制美国社会。

对于美国两党来说，“觉醒”一词的含义更是大相径庭。据《今日美国报》报道，民主党人似乎把这个词视为一种荣誉勋章，而共和党人则把它当作必须禁止的东西。美国关于“觉醒文化”的斗争已蔓延至各领域。

“美国右翼与‘觉醒资本主义’开战”

因为保守派人士对“觉醒文化”的抵制，美国出现了 “反觉醒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就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据ABC报道，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通过了《父母教育法》和《停止觉醒法》，在学校实施限制在课堂上出现种族、压迫、性别和性取向话题的政策。佛州政府还禁止在公立大学校园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项目（DEI）上投入资金，拒绝在州立高中开设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大学预修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领域有关“觉醒文化”的斗争并不局限于佛罗里达州。2023年，美国20多个州考虑或批准了针对DEI项目的新法律。

“美国右翼与‘觉醒资本主义’开战”，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称，德桑蒂斯在对“觉醒资本主义”的战争中开辟了新战线。所谓“觉醒资本主义”是美国保守派专栏作者杜特2015年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创造的词汇，他将其定义为企业为了维持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对进步事业表示支持的方式。有人将电影中聘请黑人演员演绎白人角色的做法，也称为“觉醒资本主义”。“对话”新闻网称，德桑蒂斯提出法案，规定佛罗里达州公共机构将不再能与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持续性标准对债券进行估值的评级机构合作。ESG得分较低的公共机构和公司的借贷成本会上升。贝莱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是ESG运动的关键参与者。德桑蒂斯曾宣布从贝莱德撤出20亿美元的投资。

同样的，针对“觉醒资本主义”的行动并不仅限于佛罗里达州。过去几年，美国共有18个州提出或通过了立法，限制州企业与使用ESG标准限制向化石燃料行业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

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也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另一“阵地”。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今年3月报道，自从开始竞选以来，特朗普就把目标对准了性少数群体。他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签署行政命令，削减任何向美国青少年宣传批判性种族理论、跨性别精神错乱以及其他“不恰当的种族、性或政治内容”学校的联邦资金支持。与特朗普相对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民主党人。法新社称，拜登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为保障性少数群体的权利提供联邦政府支持。2022年6月15日，他还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等民主党政要在白宫会见性少数群体代表，并对他们表示声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王玙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的“觉醒文化”以及身份政治的流行与其经济发展不平等等因素有关。她解释说，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财富向少数的富人阶层集中。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经济压力增大，更倾向于支持强调公平公正的“觉醒文化”，身份政治也成为他们表达和争取经济平等的重要手段。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经历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高科技集中于大城市，吸引大量高学历、高技能年轻人，他们更倾向于支持“觉醒”议题。传统制造业岗位减少，蓝领工人就业状况恶化，感到被边缘化。这些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群体在对“觉醒文化”的认同上出现分歧。

“美国的身份政治是如何从包容走向分裂的”，英国《卫报》称，在美国，白人和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男人和女人，各个不同群体都感到自己受到攻击、欺凌、迫害和歧视。再加上创纪录的不平等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政治光谱的两边都看到了身份政治。

王玙璠认为，一方面，“觉醒文化”和身份政治提升了美国公众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议题的意识，促进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对推动社会平等、增强社会包容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觉醒文化”变成一种政治正确，被简单地标签化和符号化，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此外，左翼的“觉醒文化”遭到右翼保守派势力反扑，导致了更严重的社会分裂。两党关于“觉醒”和“反觉醒”的“文化战争”加剧政治极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漂洋过海到欧洲引发分裂

“觉醒文化”这个在美国诞生的概念和行动，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后，也在欧洲引发了“反觉醒文化”运动。据BBC2021年12月报道，半年前如果有法国人被问及对“觉醒”这个英文词的理解时，大多数法国人可能会误把这个词当作烹饪时常用的炒锅（wok），但2021年年末，“觉醒”的概念已风靡法国。法国《西部报》称，这个源自美国黑人权利运动的词汇，前些年还没有进入法国公众视野，直到2021年才在政客辩论中多次出现，例如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此前曾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基于‘觉醒文化’来竞选”。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波兰等国此前曾抱怨欧盟将其“觉醒”议程强加于人。CNN2022年发文称，在英国，“觉醒”被用来描述任何以前可以被描述为“政治正确”的东西，包括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跨性别者权利和对大英帝国历史的批判。据路透社2024年5月1日报道，意大利一名将军出版了一本贬损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的书，引发众怒。他说，“觉醒文化”和“取消文化”让欧洲人对自己的根感到羞耻，而他希望意大利和欧洲维护自己的身份。一些西方保守派人士认为，“取消文化”是“觉醒文化”的“孪生兄弟”，是指撤回对某人的支持，这可能会导致你失去工作，甚至更糟。

很多西方媒体和政治人士对于“觉醒文化”非常警惕。例如欧洲新闻网2021年曾发表文章，认为“觉醒文化”和“取消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将欧洲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半岛电视台也提醒说，“觉醒文化”有时也会扼杀一些有意义的事业。2019年，加拿大最古老的女性家庭暴力庇护所被剥夺了地方政府资金支持，因为该庇护所拒绝接受变性女性（生理上是男性的变性女性）。平权运动组织“石墙”的创始人范肖被他所创立的机构“清理门户”，而这只是因为他强调了普通女性对变性人的担忧。此外，很多人仅因为表达了与“觉醒文化”立场不同的观点，就会遭遇被“取消”。

王玙璠表示，和美国一样，“觉醒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一方面，它推动了欧洲国家对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重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社会分裂。“觉醒文化”推动欧洲社会清算殖民历史、对身份认同的过度强调，还导致群体对立和社会隔阂加剧，造成极右翼势力反弹，进而推动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By 环球网

前言

2024年11月17日（星期日）北京时间上午9-10：30，我和一位博士学友(以下简称“学友”)通过微信电话讨论了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及后果。本次美国大选期间，由于川普（学友用语，我跟进）再次竞选，我们一直保持沟通，通过微信和微信电话交流大选的进展和可能的结果。这位学友常常给我推送一些分析文章，我也因此读了不少主流媒体的政治文章。

10月21日我离开北京到外地出差，跟他约好在美国大选结束后讨论一次。期间由于我感冒咳嗽，一直拖到11月17日才有机会完成这一约定。好在这期间我们双方因此又看了不少文章，有了一些选举后美国两党的新动作，可谈的东西更多了，也不算是坏事。

我们都认为，川普上台执政后，会有好多东西可以观察和讨论，这也算是件趣事。我们就观察吧，也会很有意思的。

对话双方简介：

学友：先后在美国两所大学获得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和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现从事关于发展领域的政策初衷、实施以及结果的学术研究。现居美国。

陈智勇（以下简称“我”）：北京大学法学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专业硕士研究生肄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现为自由职业者，居北京。

说明：

以下内容由我整理，有删节。学友对自己部分进行了审阅和确认。本次对话将分三部分发出。本文为第一部分。

以下为我和学友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第一部分：民主党不输“经济”，输“身份”

学友：后来我还夸《经济学人》，说它真正听了罗素的话，看问题千万不要因为你认为自己相信的东西会对社会有好处，就相信它，不要这样，一定凡事以事实为依据来做出判断，所以我觉得《经济学人》和《纽约时报》还是很好。前天《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发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高级中国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写的。他此前曾在美国政府担任国家安全职务10余年，主要负责东亚事务。他的一个结论就是川普能帮美国战胜中国，他说选川普是选对了。第二篇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写的。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0年以来他一直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已经做了24年了，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我以前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分享过他的好几篇文章。他的题目是这样的，“川普将如何输掉与中国的贸易战”。这两篇文章的意见刚好是相反的，在同一张报纸上发出两个完全不一样观点的文章，我觉得媒体就应该这样，是吧？我比较欣慰，这一点很好，大家有个可以辩论的空间。所以现在我看《纽约时报》、《经济学家》，还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文章。我的一个老师提醒过我，他说福山的意识形态有点过于重了，确实我以前没觉得。

我：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中国的专家叫赵什么（注：赵晓，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曾任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世界银行研究员、地产商。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的一篇文章，“福山为什么总是错？”，对你转给我的福山的文章“川普的所作所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What Trump Unleashed Means for America）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福山老是错，一开始就错了。以前你转给我的福山那本书《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福山说一开始他对互联网对民主的促进作用非常乐观，后来他承认自己错了，因为互联网和自媒体并没有带来这种所谓的民主意识，反而带来的是双方观点的极端化，分裂了社会，对吧？在这次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虽然他一直在提醒人们选择川普就是选择专制，选择跟民主相反的价值，他也不看好川普，但结果是他又错了。赵晓文章分析福山为什么老错，该文我没有认真看，因为很长。

我想跟你讨论的是那篇影响特别大的文章，“愚蠢，其实是经济问题”（It’s the Economy, Stupid）。我的观点很不一样。我一直认为从疫情开始到拜登执政开始，到现在，美国的经济非常强劲。为什么强劲？

它的股市不断创新高，道琼斯已经到了43000多点了。以前川普第一任期执政的时候，每次股市创新高，川普都会在他的白宫自媒体上说，我创造了美国最好的财富，你看股市又创了新高，而且以前分析，凡是股市不断创新高的时候，连选连任总统的机会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创新低，只有百分之3点几。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说穿了就是个通胀，对吧？推高了生活成本，但是这和它在疫情之间大量发救济是有关系的，钱多了必须消化。当时你没工作，大家关起来，总得发钱，发钱的同时又没有生产，当然整个钱多了，东西少了，通胀就起来了，但是美联储正在控制，而且已经开始在降息的路上，通胀很难控，等于一个东西上来以后就很难下去。但无论如何说，只要有就业，不管它涨多少，你还是有基本生活的保障。所以我反过来很怀疑经济不是民主党失利的主因。

学友：是这样的，真正的原因不是经济，福山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实际上我的意思是：川普成功的地方就是福山说的，以前他天真地认为互联网开放以后对民主有利，现在恰恰相反，互联网开放以后，英文有两个词你肯定清楚，一个是misinformation, 一个是disinformation。misinformation就是说虽然是不正确的信息，但不是故意放出来的，但是现在问题是disinformation，就是故意放出的虚假信息。川普就靠这个。

我批评福山的一句话，我跟你说一下，他说“Americans were voting with full knowledge of who Trump was and what he represented, right？”（美国人完全知道川普是什么货色，他代表什么，但还是投了川普）。他这样说的，是吧？哪有什么“完全知道（full knowledge）”？比如说我们说川普是一个骗子，人家不相信，只觉得他不是圣人，所以哪有什么“完全知道”，没有“完全知道”。我们觉得川普不靠谱，比如说我们觉得川普，包括我现在还相信他对民主造成破坏，是吧？但人家根本不这样认识，所以他最大的成功地方就是disinformation，包括经济方面。我也同意你说的，经济本来没有那么差，真的是没有那么差，是吧？只有通胀。前几天我给你发了牛奶价格上涨的图，是吧？人家觉得通胀就是全部，就使劲说拜登和哈里斯期间经济不行，他就使劲这样说，然后人们又不是专家，说一遍，说两遍，说三遍，这个就成了事实了。

我：我觉得不是宣传的问题，川普可以随便说的，民主党这边，它也没有受到影响，你还是执政党，也没有受到限制，说你想说的话，我觉得宣传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包括川普说Springfield那边的移民吃猫吃狗，这些非常明显的disinformation,甚至连川普的支持者都不信，但是他们不会认为这有多重要，在他们眼里这个不重要。

川普有这些问题，他们也承认。川普有很大的问题，随便张口就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你要说它是个主要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川普可以随便说，他都可以赢得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主要问题，我觉得另外一点，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像在加州，你的孩子可以不通过家长任意选择自己的性别。比如说你看特斯拉的马斯克，他的大儿子就变性了。这是马斯克心头最大的恨，所以他跟他的大儿子断绝了关系，甚至为此把他的公司从加州搬到德州。我觉得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包括你看川普都说我承认生物人的性别是男和女，而民主党一直在支持这种变性。

学友：这点是我同意的。

我：我想对很多普通家庭或成人来说，非常不能接受民主党的这个做法，我们大学群里有在加州的同学，他们都很反感这样一个做法。

学友：是的，民主党在这方面走得太超前了，基本上大家还没有跟上的时候，它自己走得超前了，人们没跟上来，的确是这样的。

我：而且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甚至对我的孩子的教育、性别、学什么教什么没有控制权。比如在学校里边，他是男的，但是他在学校里面声明他变成了女的，学校就给他一个女性性别，连家长都不用通知，而且不用知道。

学友：就是一个身份政治。福山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他批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两个地方是对的。第一他批评新自由主义不如古典自由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上太开放。第二个他用的这个词，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太照顾身份群体的感受了，比如说少数族裔，包括女性、LGBT，这也是一个身份，是吧？太注重了以后，然后大众没有跟上来。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哪怕从历史眼光看，我们100年以后看的话，实际上可能民主党现在做的是一个进步的，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人们没有跟上来，没跟你，你自己往前走了，是吧？人们没有跟上来，你肯定要失败。

我：我不研究身份政治，但是我知道这个状况。变性家长的权利或学校教育的权利，这中间的一种平衡必须要有的，我相信100年以后都不会走到民主党现在在加州这样做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孩子变性不需要家长同意，不需要家长知道，我觉得永远做不到。要在一个大多数认同的层面上，我觉得是实现不了的，这是我的推断。就是说现在技术已经进步到了男的变成女的，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对吧？这个我觉得没问题。第二个就是生物上我是个男的，但意识上我认为我是女的，然而我的生物特征我不要改变，我进女厕所，最后我作为一个生物男、社会性别女存在，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从身份来说也是矛盾的，就是说你的物质存在和你的意识状况已经发生了分离。

如果有人研究为什么民主党走到了这么远的一个地步，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不会理解，反而在加州已经成为了现实，我觉得这个很少有人去研究，所以说我觉得美国人会觉得，我的家庭，我的孩子的性别，我的孩子的教育都脱离了我的控制，完全被交给了州，交给了联邦，这是我不能容忍的，而川普恰好说我要回归教育到家庭，决定权归家庭，性别只有男女，我觉得这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我觉得不是经济问题造成民主党的失败，反而觉得这个身份政治有非常大的原因，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反思。你看，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说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所以被工人阶级惩罚，然后佩罗西说，不是，我们没有，我们给工人阶级很多帮助，我们对工人阶级是很好的。佩洛西都不承认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反过来，我觉得在纽约，在加州这些民主党深蓝的这些州，现在都开始变成浅蓝。我觉得民主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你也知道，黑人的很多东西是不能碰的，特别是在高校这个政治正确的地方。

学友：这也是一个身份。

我：对，也是个身份政治，从民权运动开始来的，包括一些语言都变了。大家，特别是白人，都担心去碰到这个问题。这个在政治上，比如说你看这一次川普所提名的内阁人员，清一色的白人，根本上说明美国的对立还是非常大的。而民主党突出黑人，突出多元性。

学友：这次选举，姐妹情谊（sisterhood）没有体现出来。我看了一个哥大教授写了一个专栏，其中有一句话是“the majority of white women voted for trump”(多数白人女性投给川普)。

绝大多数白人妇女还是投给川普了，所以白人主义还是根深蒂固。《经济学人》后来也发了一个文章，说川普民调还是低估了，其中一个原因跟以前还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说好多白人，包括大学教授，平时说话为了政治正确，他就不说我支持川普，但是背地里可能还是投了他，毕竟是个白人的身份，对不对？这很明显的，所以美国社会思想进步还没有咱们想的那么进步，它还是非常重视它这个种族，所以白人群里面就连女性都没投哈里斯，或者投的很少，这是一个事实了，

我：我们实际上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政治所要求的正确是很多人不得不表面上承认，但是实际上他并不认可，或者说他认为做得太过火了，对吧？你看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取消了平权运动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要求以后大学录取不能够照顾这种少数裔，实际上之前美国的这种政治风向已经逐步在转了，首先是从高等法院，然后到国会。民主党控制的行政当局现在他们还拿不下，民主党认为自己是很高尚的，我的价值观非常高尚，跟你们这种比较低级的或者说落后的相比就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价值观。其实人们觉得这种所谓的价值观比较虚无，说像我们说的不接地气，然后我不信，你高举那种价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谋利，而不是为我们谋利。你越喊得凶，我越不敢相信你，我没有说你错，但是我不敢相信你真的会这样做，因为我理解不了你，而川普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他要乱搞女人，我很相信他，因为我也想，对吧？

你看拜登实际上是一个骚扰女性的人，或者说他在对女性方面实际上跟川普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拜登看到美女他也会去骚扰的。那么你说川普的封口费官司，做这些事儿，老百姓就想，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也想，对吧？但是拜登就打扮成了一个好像是我很神圣，我有高等价值，然后我不敢相信你。所以我不觉得民主党输了是经济的问题。

学友：是这样的，为什么disinformation那个词用得非常好，我非常同意，川普是一个煽动者，那个词的意思就是指他这样的，本来经济有一个问题，但通过川普的嘴巴，它就放大成了10倍了，然后人家同意他的言论。当然，极端的言论肯定是不相信，比如说吃猫吃狗，连极端支持川普的都不信，但是稍微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像经济这种本来有些问题，然后川普说成10，人们可能很大程度上都要相信。

我：我觉得这也只是一部分人相信，影响不了最后的结果，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影响的人数不会多。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决定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还是身份政治。

学友：决定性影响的话，很难说是单个的因素了，是各种各样叠加。最终是50.5%投了川普，超一半投了他，各种各样的经济、移民，加上身份政治认同、白人，综合因素加起来。

福山说是川普的问题，但实际上川普再怎么不靠谱或者再不怎么样，如果后面没人支持，他成不了气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那么多人认同他，就比较麻烦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像福山这些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现在反思怎么失败了，而且他们有地方发声，他们愿意发声。包括你看的这些主流媒体，都会有很多声音在分析为什么失败，也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投川普的人很多教育程度比较低，他们只是用选票来表达，表达完了以后，他们只看结果，他们不会完了以后去分析为什么川普胜了，他们没有渠道也没有能力，他们只是把票投了。另一部分是那些在大学里边受过教育的，最后投了川普的人，他们不会公开承认他们是支持川普的。因为大学氛围和高等教育整个氛围，你投川普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你如果公开支持川普，然后写这样那样的文章，那么整个群体，不管是学术还是大学的其他方面，你都是极少数派，所以福山等分析结果会有很大的偏见。

我认为，包括《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上的失败者来分析失败，他们能看到一些问题，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到了最后都说川普和哈里斯的民调都很接近，最后都还这样说，不愿意放弃，最终其实还有一个对选举日的那种期待。如果他们是支持川普的，那么他们肯定早就发布了很大差距的这种民调，反过来，因为他们是支持哈里斯的，对哈里斯不太有利的东西他们就不太会发布。

学友：我没觉得，你看《经济学人》就发布了哈里斯的低民调。

我：我认为民调很复杂的，不是说我授权像美国人口普查局、美联储，这些绝对的中立机构来做，有一个完全客观的工具做民调。因为党派背后有它的资助资金，它有很多民调出来，而且从2016年开始，民调基本上很难准了，不光是因为川普，我觉得它很大的问题在于，因为民调本身会影响选举结果，比如说当我民调很高的时候，反而要引起警惕，怕有人说民调既然这么高，我不用去投票了，对吧？民调高的一方反而害怕，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民调层出不穷，各种人都可以发，各个媒体新闻机构都可以发，你说我到底听谁的，看谁的，对吧？而且民调没有一个客观的工具来做，而且也不可能有。

这种选举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怎么调，不管你怎么做，最后我们都要看投出来的票，就像川普他也不敢在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前，就说我没问题，对吧？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民主选举的魅力，不管你怎么调和说，最后都得看投票的结果。

第二部分：美国也面临和平移交政权

学友：这次你看到没有？做得好的这一点就是民主党，拜登和整个民主党没有说像川普当年那样反过来指责对方作弊，没有。这次拜登在白宫与川普会面，还有哈里斯发表那个败选讲话站得非常高，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是吧？

我：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因为民主党还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

学友：我就做对比。如果是川普，第一时间肯定要跳出来说民主党作弊。

我：我觉得川普真正是共和党的一个异类，是共和党在衰落之时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实际上川普并不代表真正的共和党，你看小布什也没有出来支持他，对吧？实际上共和党主流派对川普是冷眼旁观的，就是说他是披上了共和党的外衣，但是共和党内部并不认同他，又没有办法，他能够代表共和党去对阵民民主党，没有其他的共和党人能够去对阵。

学友：对。

我：这是共和党无奈的选择，所以说共和党也就容忍了他不按规矩办事。你看到没有，川普这次当选后表现得中规中矩，没有很极端地指责民主党，他没有趾高气扬。

学友：我的意思是我们，包括福山，到现在为止，都说川普破坏民主，这个一点都没冤枉他。当年他是怎么做的，第一时间就说作弊，然后发生1月6号攻击国会山事件。你还记得不，有篇《经济学人》的文章，说这个大选结果出来以后，若川普没当选，确实会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不至于搞成内战。

这一次川普赢了，民主党没有说是作弊，反衬川普当年做的，我们可以证明他就是一个破坏民主的人。哈里斯在她的讲话中说，民主跟专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承认结果，然后和平交接。但是川普当年是没做到的，当然这次赢了不能说他怎么有气度。他自己赢了，并且赢的悬殊这么大，包括选民投票都赢了，当然他不需要说作弊那些的，但这不等于川普变了，你可以想象如果他没赢的话。

我：你这样说的话，实际还在说川普是专制的，破坏民主的，但是因为他赢了，民主党这一方也要把政权转给他，和平地转给他。那还是隐含说，你把政权转到了一个破坏民主、专制的人手里。

学友：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民主党守住了民主的底线，最大的底线，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愿赌服输。

我：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有那么多美国人，其实并不在乎你的民主价值，搞一个民主的程序，这个民主程序没有被破坏就行了。但是，就算我认为川普不是一个合乎民主规则的人，我还是把政权交给他了。

学友：理解错了，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次民主党做得非常好，哪怕我知道你是一个破坏民主的人，但是你现在到这个位置，你是符合程序正义的。程序正确以后，哪怕我知道你是坏人，我还是要把权力交给你，这就是民主。

我：我反倒不认同你这个观点，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他是通过民主程序上来的，而且是毫无争议地上来的，民主党没有任何余地或者任何可能来反对他正常的当选和行使权力。不仅是民主党，美国的最高法院、国会、美国人民也不会允许你民主党不这样做，为什么民主党要反过来做呢？

川普2016年他还是在找底线，实际上最后他还是没有突破那个底线。

学友：那个不一样，那个是两个性质，他没法突破，他不是不想这一点，不是。

我：你不能给他的思想去定罪。反过来说，既然川普2021年都没有成功，那么今年川普这么大的胜选优势，而且是确确定定地当选，民主党不可能，也不想，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这并不证明民主党就很高尚，如果说川普有这么大的优势，那民主党还去挑战，那就真的比川普死得更惨。

学友：对，所以我就说了这一点。

我：我理解为民主党是没有办法，就是想也没有办法去做，因为你不可能判断它想不想。不是它做得好，其实它已经审时度势了，它没办法去做，所以它不如表现一个高姿态，

学友：所以它就很明智，非常明智。

我：是高姿态。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虽然说共和党还拿到了参议院和众议院，我觉得川普的第二任期，我还是有那种想法，第一就是美国的经济还要出问题，就是说必须有后果。为什么有后果？因为疫情以后你发钱，发完钱以后整到这么高的通胀率，最终的后果肯定要出来。因为其他国家，包括我们都经历了疫情后很艰难的时刻，而美国总体来说上还没有经历那么艰难的时刻。川普现在面对的挑战非常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川普这4年肯定很难过，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不是研究经济的，但是我有点推断。

学友：克鲁格曼也说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川普说跟中国打贸易战，通过关税来实现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说这太天真了，他说贸易战最终买单的是美国人，就像我们这种生活在美国的人来买单。因为关税提高以后，美国的进出口商会把关税的部分加到物价上，然后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买东西肯定贵了，所以他说川普连这样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都不懂，但川普背后的人肯定懂，但是他还是这样来宣传，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的。

我：我看他怎么实施，因为这个东西的变数很大，高关税对美国会有很坏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大家都会受损的情况下，那么我先把底牌亮得很高，最后我们来谈。川普经常说他是一个谈判高手，他是一个商业奇才，但是我觉得美国经济肯定会在他的领导下会出现后果。出现以后，他如果再用 disinformation，那么下面的人会怎么看？会不会起到作用？

学友：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看《纽约时报》，现在他任人唯忠了，现在提名的官员都是老友和对他忠诚的人，这一点非常可怕，就说没人敢反对他。前两天我听了一个中文的媒体，我觉得分析有道理，至少我是认同了。他说以前要对付美国，只把拜登说服了，不行，因为把拜登说服了，拜登底下的人不服，但是以后只要把川普说服了，底下没人敢反对他，所以说只对付一个人，就成了。

我：我觉得这也要看，因为川普和他的这帮人都非常恨deep government，就是深层政府。也不是说你能够把川普和他的阁员说通了，就可以执行了，还有一个巨大的惯性和美国的各种框框条条，我觉得上述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也不太容易实现，我觉得还可以观察，因为你可以观察美国政府怎样运作，第一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凭着他的选举优势，要执行他的政策，教育部他要解散，联邦雇员他要解雇多少，这些人人人自危，但是官僚机构它有一个自保机制和一个框架，比如说它还有最高法院和国会对它的一种保护，不是说总统就可以任意妄为，官僚机构是很难打破的，特别是美国冷战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后，就把世界都纳入它的治理之下，美国的官僚机构发展其实是非常快的，或者说影响很大的，我倒不觉得只说服了川普就可以做任何事。

学友：我是同意的，因为凡事不是绝对的，我的意思说它是一个相对概念，相比于拜登。

我：我看过一个报道说，说美国的总统刚刚上来的时候，比如说跟某国领导谈了，说我们可以这样那样，完了以后，过了一会儿，就来了美国的代表说，刚才总统说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法规，那样的条款，这就是说你跟总统谈得再好，最后深层政府来了以后，说我们的国会有这样的框框，我们法院有那样的判例，然后我们的权限只有这么大。这些国家就说我们现在才知道，并不是跟总统谈得特别好就行了，结果美国政府那边说做不到，有这个问题。

学友：比起上一届，这一届川普权力是大了，因为他有众议院、参议院，两院都是共和党控制。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说的是同一个，我不是说没有阻碍，但是阻碍比上一次小了。

我：这个肯定是事实，但是我觉得也有点问题，共和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都会想到川普只能再干4年了，所以说大家都还得留一个后路，不可能像第一届那样支持他。美国政府很有意思，比如说2025年川普一上台，有一年的相对平静期，2026年众议员和三分之一参议员又得换届，进入一个选举年。2026年选完了以后，2027年稍微冷静一下，2028年又开始下一届总统选举了，所以说都要考虑选举周期，而且川普到了2028年的时候，他不可能再为自己竞选了，他第二届任期完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不可能再选了，而且还82岁了，所以说他的内阁或者他的国会议员，这些人都会想自己的后路。

所以，川普拿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跟他第一届相比，他的运作空间不一定更大，它的黄金期最多就是头两年或一年，而且我觉得非常大的问题是，你现在造成了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well-educated）和教育水平不高的（less-educated) 两个阵营的对立，而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就是不服。

学友：确实。我都算是非常理性的。你看我的老师那句话完全明显的情绪。她说就是专制，你看在情绪上对她打击太大了。

我：我觉得有两点，美国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事件，这是第一；第二，这次川普当选。实际上我觉得你说得很对的，当美国在欧洲，在亚洲，说我们的民主怎么样的时候，就不比以前那么理直气壮了。

学友：对的。

我：我觉得川普说的话，非常容易让人听懂他要做什么，然后你可以衡量它的结果，不像民主党说的话，老百姓听到后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川普说所有毕业生都发绿卡，我要解散教育部，中国的商品关税60%。

学友：以前小孩出生在美国就成了公民，这个也要取消。川普很主观，但比较真实。我上次给你发一个白人男子接受访谈。记者问他为什么投川普，他就说川普看起来是一个man，像男人。就拿川普封口费来说，他认为川普是个正常的人，言下之意川普是个男人，会出现男女关系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的人他才支持。以前希拉里大家都觉得太虚伪了，完全机器人一样说话，包括举止。

第三部分：竞选英语和马斯克参政

我：为什么我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它的英文我听起来很舒服，第一很有逻辑，第二很有说服力，对吧？第三，符合我们对一个有序管理或者说一个民主制度下的期待。你看川普讲话，我听起来就不很容易，为什么？他的英语逻辑性不强，反过来覆过去。川普不是用受过教育的那种方式，而是用一种老百姓聊天的那种方式，对吧？

学友：说的对，刚才你的分析非常好。

我：我不是很喜欢听川普的二三十分钟长的演讲，要么是骂人，要么是煽动现场情绪，然后整个逻辑我觉得前后不很连贯，但是听民主党的就比较觉得有理智，有理性，比如说克林顿、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的演讲，听起来舒服，对吧？假如说我们要选英语学习材料，肯定会选他们的，不会去选川普的。

学友：对。川普说话像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说的话，他们就觉得是一伙的，是吧？就那种比较粗俗的。

我：我们受教育多的往往看《纽约时报》、《经济学人》那些文章。比如说哈里斯跟川普辩论，说到移民问题，川普什么都不说，就说移民吃猫吃狗，然后怎么样，他的这种话跟在小树林里边聊天的说的就非常接近。但是你要学英语，找英语视频材料，很少有人拿川普的。希拉里的演讲我们经常看得到，川普女儿的演讲或者说接受访谈，我们会看，会当英语学习资料来用。

然后你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川普还没有回忆录，他在台上或者下台后，好像还没有一所大学请他去做过毕业演讲，我没有听到或看到过。但是你看奥巴马、克林顿、希拉里都有演讲。我记得奥巴马在哥大演讲过，希拉里演讲就更多了。

学友：对，我都没想到，川普好像从来没有。

我：我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到过。首先可能邀请他就会发生大游行，第二可能也考虑到他的演讲价值,去煽动仇恨。

学友：一个可能就是看不起他，怕请了川普觉得在知识分子界自己掉链子了，你怎么看上一个低端的人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好多白人为了政治正确，哪怕背地里投川普，但是表面上他不会表现出喜欢川普的样子。

我：对。另外一个就是川普下台以后也没有像克林顿、奥巴马在国际上演讲，去做咨询，赚很多的钱，国际上也很少请他，比如说什么安全会议，都没有看到他。

学友：没有，就是这样。

我：这就看得出来他很孤独，

学友：但是没想到这么一个人又逆袭了，震惊全世界。

我：看看他第二任表现如何，82岁下台以后，能够得到什么大学或者其他方面认可。川普第一任以后好像没有回忆录，他没有写，可能他也不想写。

学友：可能他没有文笔。

我：他干了两届以后再看。欣赏川普的也很多，比如阿根廷总统米莱，他还是经济学家。我要问问你，你对马斯克怎么看？

学友：福山前几天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马斯克，因为马斯克要搞一个政府效率部。我没认真看这封信，因为我对马斯克不是太感兴趣。我看福山信的总体意思是：首先祝贺你，然后你帮助川普赢了，对此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你不能把一个国家政府机构当成你的公司来管理，公司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应该可以的，管理一个国家与管理公司根本不是一回事。我承认不是太了解马斯克，我觉得马斯克就是一种资本主义负面方面的体现，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到时候我把这封信给你发过去，你有兴趣看一下。我跟你说，我给我老师发了MIT的教授一个推特，是关于一些人支持川普的，我的老师说这位教授是对的，她说她没看到，然后我说你怎么没看，她说她根本没有推特账户，因为她非常恨那个马斯克。

资本主义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经济效率比较高，讲究自由民主。坏的一面是金钱至上，只要我有钱就能让鬼推磨，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我觉得就出现了。我还跟你说一个事情，我发过给你美利坚大学的一位老师的预测 (https://www.american.edu/cas/news/harris-trump-lichtman.cfm)，他预测哈里斯赢。我专门看了他上星期跟他的儿子在YouTube上做的一个节目。他儿子问他爸爸有什么感受，为什么错了？因为从83年开始，他的预测只错了一次，就是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那次错了，那次用了36天才决定下来谁当总统。他说了一个多小时，我听下来就两点，第一个就是他说的disinformation。他没想到川普那么多的disinformation，对于川普支持者来说，哪怕我们觉得非常违反常识的言论，但是人家就是不相信你教授，就相信川普。第二个他说这一次马斯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用的是一个历史规律。

但是这次历史规律没有起到作用的原因就是出现这两个额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第一次出现disinformation,，这个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以前我想造谣惑众，我都没有渠道。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没有渠道，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只有纸质媒体，而纸质媒体都是比较严肃的媒体，像《纽约时报》这些都是纸质的媒体，但是这次第一次社交媒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就是马斯克突然跳出来，特别是后来美国法院说他奖励人们出来投票没违法。他说这两个因素成就了川普，是他这次预测失败的原因。后来我发现这位历史学家也是非常自由派的，他和他儿子都担心美国后面会怎么走，说未来4年是比较难过的。

我：我是这样想的，因为马斯克打破了美国超级富豪的一个惯例，一般他们都是在两党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会在两边都捐款，虽然他们也有倾向性，比如说像盖茨，他们给民主党捐款都是比较低调的，就说我给你钱，但是我不会跳到前台，而马斯克既给钱又跳到前台，这是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不同，他助选川普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助选，比如说霉霉支持哈里斯，只是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告诉她的歌迷，说我支持哈里斯，但是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是这样表了个态，都没有说去天天站台，天天进入像川普的海湖庄园。马斯克是全情投入，我在想你的企业不用管理了吗？相当于一个全职政治家了。我对他有深深怀疑的，我对他的企业和发展不看好的。

学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这4年他们会不会反目成仇。

我：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反目成仇，因为两个都很强势，都很自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定会反目成仇。川普的那些幕僚其实已经开始反感马斯克了，我看到的是他们觉得马斯克干预太多，甚至川普跟其他国家领导通话，马斯克都去参与，他们很反感，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反目成仇，而且我觉得马斯克很危险的是，因为美国毕竟是两党轮替，谁也不能一直干下去。里根那一届，他干8年，老布什干4年，共和党干了一共12年，算很长的了。到克林顿民主党又干8年，所以说如果你完全跳到川普的战车上，以后政党轮替的时候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川普不干以后，共和党内也会对你有很大的分歧，所以我很怀疑他，再加上他的Space X是需要国家大量的承包或者说大量资金参与的，所以说他会为这次这么全力支持川普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学友：包括我看到一些报道，说民间有没有可能想暗杀他？民间有可能，有些人非常不喜欢他这种人。

我：对。说到这个暗杀，我觉得美国回到了一个政治暗杀周期。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然后到里根1981年被暗杀。里根被暗杀我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当时正好我在读大学。后来就没有暗杀的行为了，直到今年川普两次被暗杀，这说明美国政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马斯克是不太明智的，因为你支持的川普也就4年。

学友：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我：当然我相信还有他的价值观所使然。

学友：前几天听了一个节目，说川普对中国更强硬，把被中国制裁的卢比奥提名为国务卿，就是一个明证。节目分析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川普对中国强硬不是目标，它是手段，他作为商人，跟中国谈判的目标是达成交易，只要中国给他足够的利益的话，他会放弃所有的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

我：我觉得这个要看，以前尼克松很反华，后来他当了政治家以后就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做事了。像卢比奥，他上台以后他的职责跟他以前当一个国会议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说，不负责任，对吧？现在你有国家的责任，该变都得变，中国也会认同你的，不会把你以前说的当那么回事儿。

学友：他在不能进入中国名单里面，看怎么办？

我：我觉得比较简单，我估计第一点就是说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见面，这个不存在任何问题；第二点比如说中国跟国务卿布林肯关系很糟糕，就直接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打交道，因为美国外交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是国务卿，就冷落国务卿这边，然后跟沙利文国家安全顾问那边建立联系。第三个办法就是双方各让一步，就是说你要给中国面子，中国也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觉得是非常技术性的，不是一个大问题。

学友：确实，很有意思，你的文章说只要川普上台新闻是少不了的。关于马斯克，刚才我们两个判断都一致，我们看他们的内讧，就是马斯克和川普肯定要内讧，咱们看热闹。

我：真的，我个人觉得马斯克不明智，

学友：确实他年龄也小，好像跟我差不多。

我：你要做一个企业，应该长远来考虑，在政治方面还是应该明智的。要参与，但是不能够黏住，直接完全偏向一方。

学友：包括他肢体动作，你看到没有？手舞足蹈。

我：而且他积极参与政治，跟土耳其、意大利，跟各个国家的元首他都随便见，不完全是为了他的商业利益。

学友：有点越权的感觉。我们拭目以待

结语

无论民主党怎么总结自己的失败，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还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讨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民主党早在川普第一次上任的2016年就已经丧失民心了，但他们丝毫没有进行反思，直接导致了8年后输得一败涂地。

By 陈北哥大

在美国移民问题领域，所谓庇护，是指为有被拘捕、递解风险的移民群体提供生存条件和抵抗策略。尽管美国宪法明确将移民治理权划归联邦，将执行权委托给联邦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并允许总统通过颁布行政令等方式干预移民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效果，但一方面庇护并非法律行为，只是一种政治选择或立场表达；另一方面，是否庇护非法移民受不同州或城市文化传统、社会治安、经济利益、政治角力、国际影响等因素影响，因此美国的非法移民地方治理模式高度异质。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口迁移进程加速，试图进入或已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上涨。与2021财年相比，2023财年美国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事件数量增加了40%以上，与2019财年相比增幅更是超过100%。迫于移民执法力量薄弱、人员配置有限、拘留场所不足，联邦政府急需州和地方提供必要协助，后者对移民问题的干预空间随之扩容。于是，国家—次国家层面有关非法移民治理的差异化理念定位及政策选择，使得“庇护之争”跃升为美国多重治理矛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传统研究视角着重自上而下，认为在次国家层面只可讨论“移民融入政策”（policie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全无“移民政策”可言。据此，一些庇护管辖区自行提出的庇护非法移民条款，不过是主流移民政策的“杂音”，无需过多关注。移民政策研究的“地方转向”肇始于21世纪，部分学者将考察维度全面下沉，采取地方主义视角（localist mode），强调不同城市问题、政治生态和产业基础对当地移民政策取向的精准塑造；另一部分学者则立足关系视角（relational mode），认为考察地方移民政策首先应遵循地方特异性，更重要的是发觉其与移民治理“大局”的关联，如国家、次国家政策之间的“动态反馈循环”（dynamic feedback loop），以及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对全球移民及非法移民浪潮的牵引力等。本文因循后者思路，将“庇护之争”置于不同层级行为体就移民控制权展开的分化、集中、博弈、平衡等互动之下，旨在剖析多重治理模式如何制造乃至延续非法移民问题僵局，并由此为研究美国其他重大社会议题提供思路。

一、美国非法移民庇护政策的源起和现状

美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庇护运动，庇护管辖区的确立不仅与其非法移民治理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更受制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天然特性——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分散以及利益群体的多元”。从现实层面看，庇护非法移民与其说是一种地方政策导向，不如说是一场颇具象征意义、深刻而反复的社会运动，或是人道精神、宗教情怀、民粹意识在移民议题中的复杂投射。

（一）庇护政策的内涵与法理支撑

前司法部长杰夫·赛申斯称：“违反《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拒绝同联邦官员分享移民身份信息之地即为庇护管辖区”。但在现实中，庇护概念远非如此绝对，且尚无明确法律溯源或学界共识。其内涵可粗略概括为“三不”政策：不执行，禁止州或地方警察协助联邦移民当局；不问询，禁止州或地方官员询问个人移民身份；不告知，限制州或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移民当局共享非公民信息。

庇护政策在不同州和地方的实施强度有别。不同州和地方对联邦移民执法呈现出选择性配合、保持中立和严正拒绝三种态度。其实施动机亦颇为多样，除公开亮明庇护立场的管辖区外，一些地方为避免误导，仅提供事实庇护，却不愿使用相应名号。因为若被贴上庇护标签，可能会被国土安全部列入特别名单或被误解为是移民执法的“法外之地”，反倒不利于落实庇护政策。另一些地方虽行庇护之实，但实际意在权衡利弊，如出于州或地方政客的选票及名誉需要、介意协助联邦移民执法的高昂成本、避免承担依据联邦拘捕令拘捕移民的潜在民事责任、不愿因移民身份问题破坏社区内警民和谐关系等。由此可见，州或地方不仅能在一定限度内“定制”本地的庇护策略，更可依据联邦政策、移民承载力、舆情风向、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变化随时调整身份。例如2017年特朗普打压庇护管辖区，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宾西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堪萨斯州的芬利县、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戴德县及俄亥俄州的戴顿市旋即改弦更张，放弃原本保护非法移民的明文规定。

庇护政策虽非法律概念，但其中暗含的结构性分权之意却能在美国宪法中找到充分支撑。宪法第十条修正案称：“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自行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这里言及“反征用原则”（anti-commandeering doctrine），即各州和地方享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国会不可对其直接发号施令，或强迫其“参与联邦监管计划的执行或管理”。与上述原则形成制衡和对冲的是彰显联邦法律至上的“优先原则”（preemption doctrine）。鉴于移民事务理论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畴，所以相对于州和地方，联邦移民法享有领域优先（field preemption）。同时，当州和地方政策立场与联邦抵牾时，通常联邦法律的有效性不容挑战，此即冲突优先（conflict preemption）权。即便对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保留给州和地方的权力，该原则依然有效。唯一的例外是，州和地方为维护公共福祉而享有的“警察权力”（police power）不受此类约束，于是这也成为庇护管辖区为非法移民提供住宿、就业、生活之便，且不与联邦当局分享信息的主要依据。

据此可知，庇护政策始终不是一个表述严格、方式确凿、范畴固定的概念。对其进行的法理解读烙印了联邦与州二元抗辩的色彩，也夹杂了州与地方之间可不因循“非征用原则”的关键细节，同时宪法将部分权力保留给人民的表述激发了公民社会的参与热情。这些均为非法移民治理过程中出现多重治理与“庇护之争”相互交织的局面，且难以通过行政协调或司法诉讼简单解决做了铺垫。

（二）庇护政策的历史沿革及特点

庇护这种“通过避难而免于惩罚或法律制裁”的惯习彰显了宽恕、友爱、齐心协力等高尚情感，因此被古罗马贵族视做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要义。作为美国文化“母版”的英国，其庇护传统曾在12—16世纪盛极一时，帮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推迟了迫在眉睫的裁决，给人们协商替代方案、平反冤屈、止息怒火预留了窗口期，更可贵的是传递出“人很脆弱，施以保护系神圣职责”的象征意义，正因如此，庇护的不可侵犯性被同时载入教会法及普通法。尽管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23年宣布庇护重罪犯违法，但社会各界在法律的模糊地带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的做法仍延续至今。

有赖于上述价值观和法律基础，美国盛行于地方的庇护政策不追求法外留情，而是选择站在立法、司法、执法不公的对立面。早在废奴运动中，著名的“地下铁路”便为黑奴提供了逃跑路线和庇护场所。20世纪60年代，教堂又充当了那些受到追杀、迫害的民权运动领袖们的避难地。可见庇护在成为非法移民治理的独特做法前，已串联起美国历史上的多个重大时刻。

美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庇护运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政府资助中美洲国家的军政府镇压当地反对派，杀害了超过7.5万名萨尔瓦多人和20万名危地马拉人，大量人口沦为战争难民。即便如此，美国拒绝承认他们的难民身份，并将北上逃亡的无证移民强行驱逐回国。这激起负责难民疏散和救助的社会组织领导者、反对美帝国主义行径者以及抨击残酷移民政策者的激烈反抗。当时全美有2万—3万教友和超过100座教堂参与到声援难民运动中。里根政府将之定性为“现代地下铁路”并严厉打击。受此倒逼，参与庇护运动的会众数量翻了一番。1990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一项法案支持收容中美洲难民，授予暂需庇护者“临时保护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第二次庇护运动以克林顿政府签署《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案》及“9·11”事件为节点，彼时反移民意识大肆蔓延，反恐跃升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心，边境管控和非法移民驱逐力度空前加强。新庇护运动再次趁势而起，以保护各类移民免受不公待遇。活动人士采取了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丰富、灵活的庇护方式，如建立社区快速反应网络，以应对联邦执法人员的证件搜查；又如举办“权利普及工作坊”，向广大非法移民宣传其在美理应得到尊重的基本权利。他们还在政府层面开展游说，说服当地官员减少或拒绝参与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呼吁本地采取移民友好型政策，甚至直接推动庇护政策载入地方性法规。

第三次庇护运动发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他对庇护管辖区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如颁布第13768号行政令暂停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等。上述压力一则使庇护管辖区数量从2010年的几十个增加到2017年的600多个，范围也向学校、公共交通系统、餐馆乃至家庭拓展。二则加速了庇护浪潮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正义运动的紧密联合，旨在重申对非公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立场，揭露种族定性、警察暴力、非法监禁、不当监控等国家与资本主义相互背书下的现代暴力行为，抵制国家日益增长的威权冲动。

对比可知，第一次庇护运动中宗教力量带头反对联邦政府将移民政策打造为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势力对多元文化主义猛烈批判的背景下，把宗教传统与草根社会运动有机结合，发展为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渠道。第二次庇护运动突出了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的联结，活动主体在地方政府、民权领袖、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集团、教育工作者以及社区公民，并针对联邦政府的非法移民“赋魅”之举孵化出了新的团结、组织及抵抗技巧。第三次庇护运动以美国政治极化水平、各权力分支拮抗水平、身份政治的撕裂水平全面走高为背景，庇护非法移民的象征意义尤为突出。地方权力对联邦决策的反抗旨在论证这样一组假设：民主社会能否有效确保公民就身边话题正当发声；联邦主义能否突破理想化假设，在实然层面对冲突管理发挥强大的制度功能；在族群民族主义的大肆裹挟之下，多元文化主义能否局部复归。三次运动既从一个侧面刻画了美国政府将非法移民与社会资源、国家安全、身份认同逐步挂钩的全过程，也折射出宗教层面的庇护伦理与世俗层面的人权伦理将非法移民地方治理作为“共有宿主”的完整图景。更重要的是在庇护运动的兴衰反复中，次国家及公民社会行为体介入移民管理的角色感、能动性、自主性日益增强，创造出一种基于政治谈判、利益分配而非司法权威的动态化交互体验。

（三）多重治理作用下的庇护管辖区现状

美国现有的庇护网络依然以宗教场所和市镇等传统型庇护所为主要据点。特朗普呼吁严惩庇护后，全美承诺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宗教场所从2014年的13座增至2017年的800多座。随着边境偷渡惨案骤增和联邦政府移民政策收紧，宗教场所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及1993年《宗教自由恢复法》，一方面逐步将帮扶目标从为非法移民个人提供栖身之所转变为支持其家庭团聚，帮助非法移民规避其与在美子女骨肉分离之忧；另一方面为增强其合法性而声明自身公开的庇护行为与《国籍法》第274条所禁止的“隐藏非法移民，帮其躲避侦查”无关，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以下简称“ICE”）只需提供必要证件、文件和手续即可完成相关执法。联邦政府对宗教场所相对宽容，奥巴马将教堂、学校、医院等划定为移民执法人员不可轻易介入的“敏感地点”，特朗普萧规曹随，提供庇护的教堂亦未面临法律挑战。

城市是非法移民庇护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载体。国土安全部等多个机构曾尝试建立全美庇护城市名册，但因调查标准不一，城市提供庇护的方式和意愿亦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名单难言全面、准确。移民研究中心提供的2023年名单中，共有11个州含庇护城市，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位列前三；县市级庇护城市179座，城市规模不一而足，主要集中于东西海岸及部分中西部农业州。依据庇护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可将它们划分四类（见表1）。

州是联邦政府和城市之间的对话者，且宪法中的“反征用原则”无法覆盖州—地方关系，故其站位事关庇护之争的激化或缓和。2017年以来，至少3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讨论了有关设立庇护管辖区或是否执行联邦移民拘留令等事宜，法案数量多达120个，其中33个州的提案反对庇护，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提案表示支持。目前，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11个州完成政策落地，艾奥瓦州、田纳西州等9个州则立法要求地方严格执行联邦移民法。州一级庇护政策各行其道，导致多重治理模式下的庇护之争更趋白热化。

另外，如今的庇护管辖区已经超越传统形式，增加了学校、跨国公司、街道和社区等新地点。以学校为例，全美超过200所高校声明愿意提供庇护或出台相应条例，目前75所学校已有效落实，它们通过提供食宿、教育资源，拒绝与联邦执法当局共享非法移民学生信息等方式，保护校园中的弱势群体平等地享有人身安全和受教育权利。除场所多元化外，各地还推出了以快速反应网络为代表，融合基层政府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草根团体之力的新途径。例如，圣地亚哥快速反应网络由圣地亚哥市和因皮里尔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圣地亚哥组织计划（San Diego Organizing Project）、员工权利中心（Employee Rights Center）等合作建立，向受到执法突袭的无证移民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法律援助和身心健康支援，监督和记录联邦移民执法过程，为非法移民提供更多有益信息。

二、多重主体作用下的反庇护浪潮

联邦政府曾多次尝试通过反庇护措施质疑州和地方参与移民政策制定的权限，并出台法律法规加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非法移民治理的协同性。近年来，随着政治极化加剧，庇护管辖区的存续进一步充当了党派与党内分歧的斗争筹码，导致庇护之争持续发酵。即便拜登政府宣称与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划清界限，恢复了庇护城市的经费发放，并承诺减少地方政府在联邦移民执法中的被迫参与，但依据政治新闻网站Capital & Main对政府文件和发言稿的话语分析，拜登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不但延续了特朗普的做法，甚至还试图说服那些拒绝与ICE合作的地方政府“倒戈”。正因如此，反庇护之声从美国社会反移民情绪的大肆膨胀中汲取养分，并在多重治理模式的碰撞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捭阖空间。

（一）联邦移民法规中的地方协同执法

为了厘清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加强非法移民领域的合作力度，削弱地方庇护派的声势，联邦政府建立起了一套管理体系。先是在1996年出台了《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给原《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增加了第287（g）条款，要求州、县、市政府与联邦政府移民执法部门签署“协定备忘录”（memorandums of agreement），协商确定对地方移民执法人员的培训要求、监督要求、授权和协议期限等合作细节，从而动员地方官员参与到审查在押犯人移民身份,调查移民案件并开展逮捕、监禁，以及处理相关刑事案件等行动之中。特朗普执政期间，287（g）计划有所扩大。从2017年1月到2020年9月，承诺合作的地方执法机构数量从35个增至150个，涨幅超过300%。2023年1月的数据显示，76个地方执法机构采取了“授权服务官员”合作模式，另外63个地方执法机构选择了“监狱执法模式”。

2007年ICE又推出了“加强社区安全与保卫合作协定”（ICE Agreements of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 to Enhance Safety and Security），该项目通过ICE运营的数据库——美国访客和移民身份显示技术(US-VISIT)的生物特征自动识别系统(IDENT)，对地方监狱在押者的指纹进行比对。当指纹与符合遣返条件的非法移民（多为重罪犯）相匹配时，ICE会发出递解令，要求地方先行拘押直到ICE派执法人员将其转移，最终遣返。这种有助于联邦移民执法当局获得地方在押人员身份信息的操作本质上将执法力量从边境向内推进，益处是有效吸引、借助地方执法部门合作，防患移民的负面社会影响于未然；弊端则是移民被监控概率大大增加，不利于移民社群与地方警力之间维系信任关系。

事实上，涌动于国会中的反庇护声浪比上述协同执法倡议走得更远，多项禁止庇护政策的提案纷纷出台。如《庇护城市执法法案》(HR 3009)于2015年7月23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其中心思想是停止向那些限制与ICE就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进行沟通的州或地方提供联邦资金。2017年7月29日，众议院再次通过了《罪犯无庇护法案》(HR 3003)，禁止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阻碍或限制针对罪犯的移民身份审查、不可入境或驱逐出境等执法活动。尽管两项法案在参议院均闯关失败，但已然传达出部分国会议员对庇护政策的强烈不满，第117—118届国会产生的相关法案还有《动员反对庇护城市法案》《庇护城市不减税法案》《不资助庇护校园法案》《停止危险庇护城市法案》等，这些法案旨在从拨款、福利、机会、税收等各个角度限制庇护城市。

（二）州层面的反庇护倾向

学界对次国家范畴的庇护现象研究大多聚焦地方，对居于联邦和地方之间的州政策讨论有限。但论及反庇护立场，后者地位非常独特，不仅直接反映了相应主体的移民政策制定动态，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所属关系看，地方为州的延伸，地方有无自治权完全取决于州权力的下放或收回，因此各州拥有规定地方执法政策的宪法权力，如果愿意，甚至可以全州完全禁止庇护城市，且不像联邦政府的干预行为那样受到宪法第十修正案的限制。与此同时，州的反庇护态度也与联邦政府形成联动，向地方精准施压，毕竟地方拒绝同州合作的性质与其拒绝接受联邦政府合作提议的性质完全不同，州立法机关可依法采取惩罚措施，如削减经费拨款、负责官员免职、涉事个人罚款或遭起诉等。例如得克萨斯州2017年5月出台的SB4法案，要求全州上下务必与ICE合作，分享非公民信息，并协助将非公民拘留或移交联邦监管。新罕布什尔州参议院第563号法案与之相似，明言任何州政府实体、地方政府实体或执法机构都不得故意制定、发布、采纳、颁布、执行、许可、认可、维持或实施任何庇护政策，且当地各级执法机构应尽最大努力支持联邦移民法的执行。

鉴于州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活动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有别，就移民社区成员事务而言，州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态度与地方同僚差异明显。调查显示，仅有31%的州警署长官认同“获得非法移民的信任是本部门首要任务”，而城市警察局对此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的警长比例高达52%。相应地，仅有20%的州警署长官认为“移民受害是本部门失职”，在地方该比例则为30%。由此可知，州一级的反庇护立场堪称法律支撑和现实考量的结合体，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地方治理乱象加剧社会撕裂的今天，联邦政府的反庇护行动迟迟未见进展，无证移民比例较高的边境大州却转而充当了打击庇护城市的急先锋。据统计，过去四年间，至少七个州通过了反庇护法，类似法律已在17个州引入讨论，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加紧联合，并借州政府之力打击地方对联邦移民政策的碎片化抵制，遏制庇护理念在次国家层面蔓延奠定了基础。

（三）反庇护领域的地方治理及公民参与

美国社会移民容纳量下降的不争事实导致“边境管控的非地方化以及国家权力再边境化”的主张趁势崛起，并催生了排他性地方移民政策，部分小城镇政府和公民组织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最激进的挑战。它们加入了反庇护阵营，或签署了287（g）或以其他形式利用本地资源帮助ICE识别和转移非公民，但不同县市这么做的原因不同。比如身处非法移民/难民漩涡中心的美墨边境小镇，以保护当地居民权利为由坚决抵制非法移民，不仅在起草与移民有关的市政条例时非常严苛，地方官员还试图通过劝阻、恐吓、执法和登记等让部分非法移民望而却步，迁往他地。该政策倾向吸引了更多的反移民群众和保守派媒体，反向强化了该地将非法移民等同于安全威胁的假设。一些地方非法移民事务复杂，故而与联邦官员频繁往来，久而久之受其立场同化。而另一些地方本地监狱容纳力过剩，收容联邦移民在押人员既能弥补监狱亏空，也可为地方提供免费劳动力并获得联邦拨款或补助，这意味着打击非法移民可以维系庞大的利益链条。典型例证即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以SB54庇护法案为代表的系列庇护立法，宣布加强对无重罪非法移民的保护之后，州内一些市政当局和治安部门公开反对，南加州奥兰治县和北加州康特拉科斯塔县的治安部门重新修改其庇护条例，尽可能突破州法限制；洛斯阿拉密托斯市、圣塔克拉里塔市和亨廷顿海滩市的做法更为直接，它们认定州推出的庇护政策非法，提起诉讼，称其侵犯了地方自主权。

部分非政府主体也参与了反庇护行动。如2015—2017年，美国知名汽车旅馆连锁店Motel 6在华盛顿的七家分店便曾与联邦移民官员分享过多达八万份旅客个人信息，造成至少20名非法移民被逮捕。再如美国跨城市长途商营巴士公司“灰狗巴士”曾拒绝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关于“不让联邦移民官员随机登上巴士搜查非法移民的做法”的倡议。但此类做法不仅使公司面临严重的公关危机及司法诉讼，后续可能还要承担相应赔款并承诺其服务过程中不再允许移民官员对非法移民展开无目标的“撒网式”搜查。然而，与美国的庇护浪潮参与主体不断向非政府领域拓展不同，反庇护运动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反响相对较弱。

一般来说，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在联邦执法及支持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之间寻求平衡，后者强调构建因地制宜、和谐共生、彼此信赖、守望相助的警察—居民关系，这些因素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基于地方自治精神与乡镇自由传统，地方政府把拒绝联邦移民执法部门插手辖区内非法移民事务，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作为保持公民社会独立性的主要途径之一，故而地方和公民社会都是庇护主义的前哨阵地。但近年来反移民宣传及暴力行为大肆泛滥，在保守小镇文化与捍卫“美国精神”的垂死挣扎中，一些小市镇当局相继发出控制移民的号召，不仅一反常态充当了反庇护的先锋旗手，而且扩大了迪迪埃·比戈所谓的“不安的治理”（governmentality of unease），由此，非法移民庇护在地方和公民社会层面越来越被合理化为一个安全问题。

三、美国非法移民庇护之争的理念根基

多重治理模式使得美国各级移民执法陷入立场矛盾、行动冲突等困境之中，这些困境暗含三重难题。第一，移民问题本就是美国竞争性联邦制的争议热点，由此派生的非法移民庇护并非简单的仁慈之举，而是多方行动者之间更为复杂的政治协商过程。第二，美国盛行地方主义，加之近年来以全球化与地方化高度融合为表现的“全球地方化”蓬勃兴起，助力了次国家的主动作为，出于民主复兴、聚集政府与社会资源等考虑，美国的次国家管理者及地方民主实体在非法移民庇护问题上拥有了对联邦政府权威更强的挑战力。第三，从“非法”角度看，庇护非法移民违背了生命政治中的国家理性；从“移民”角度看，它又与身份政治暗含的公民与移民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因此美国各级管理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身份与生命相互矛盾的难题。而该难题之所以长期悬而未决，是因为它能够从美国移民问题赖以存在的三重理念争议中不断汲取营养。

（一）移民联邦主义之辩

移民联邦主义既是美国庇护管辖区存续的理念基石，近年来也因边境危机频发备受争议。虽然联邦层面已然形成了一套通行的移民身份甄别、接纳、安置和融入模式，但受到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权力下放进程的持续影响，次国家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关切及利益驱动愈发凸显，以“州和地方在非法移民和移民执法方面享有决策空间”为定义的移民联邦主义引发了激烈讨论。一些人认为，移民联邦主义集如下优势于一身：一是政治动员和企业家深度参与；二是降低联邦在地方移民执法过程中给当地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成本消耗；三是因地、因时、因势地回应民众对本地特定族群人口激增的个性化感知和对移民—犯罪关联程度的想象。最关键的是能将移民治理内嵌于合作联邦制的大系统内，通过允许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缓解联邦政府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时可能面临的众口难调的困境，值得在诸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推广。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移民权力下放及移民草根行动主义等做法可能导致竞争和平等原则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另外，势必造成司法重叠（multilayered jurisdiction patchwork）或政策缺口，从而对内给试图在本地执法与社区警务承诺之间求得平衡的地方政府造成极大困扰，并为腐败滋生、政商勾结、偷渡越境、毒品贩卖等违法犯罪行为创造了便利。对外则大大增加了恐怖分子伺机在美施暴的风险，且提高了非法移民受地方歧视政策任意摆布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两派各自为政，尚无共识，故而当前庇护与反庇护政策在州和城市两级均呈激增之势。美国的非法移民治理随之从原来的“联邦政府垄断模式”持续向“国家—次国家合作模式”过渡，根据不同事务特点，灵活确定主导权由联邦还是州或地方掌握。针对庇护政策中的非法移民利益保障问题，次国家既是非法移民乱象的主要承压方，也是移民红利的主要受惠对象，加上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有效地赋权各州和地方政府在明确本地外来者身份与社会福利之间关系方面享有一定主导权，因此地方在有关非法移民的医疗、减贫、公共卫生权益保障方面的决策分权现象尤为突出。另外，针对非法移民的门槛设置问题，一些移民友好州或地方，或者临时劳动力短缺的农业州或地方试图根据本地情况放松甚至局部取消对移民的相关限制。如果联邦全面放权，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非法移民携带的人口红利可能会促使一些自由派主导州或潜在获益州加大庇护力度，使另一些承受巨大非法移民压力的边境州彻底倒向反移民阵营，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这不仅会殃及其他次国家单元，还有可能威胁整个国家的稳定、统一和本土安全，因此合作型联邦主义在这个领域更为适用。

综上所述，国家与次国家单元关于庇护管辖区的拮抗长期存在。随着部分州立法出现反庇护转向，次国家单元非法移民治理模式的不确定性、权力争夺特质显著增加。恰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言：“短期内，两党达成共识的移民改革方案基本陷入僵局，美国现代移民政策的创新驱动力恰在州和地方。”

（二）新地方主义的挑战

与体现国家—次国家制衡分权的联邦主义不同，“庇护之争”在次国家单元内部亦趋白热化。州与地方的传统关系遵循“狄龙准则”（Dillon’s Rule），即地方政府是州政府的衍生物，应服从州的主权意志，只能在州法允许范围内行事。然而近年来，“地方自治州”（home-rule state）大量涌现，它们通过出台地方自治立法自行决定政府结构、职能与权责、政策偏好和治理模式。这种诉求与全球地方化的大趋势形成共振，导致各级政府、企业、公民组织等就是否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给出了动态的、多样化的答案。诸如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对庇护政策立场极为鲜明的州，其内部均有部分政党归属、政治立场或历史传统与州不同的市县、企业或草根团体，后者站在该州相关立法的对立面。究其本源，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及其同联邦主义的新型互动关系为地方庇护政策自下而上发起挑战提供了理念支撑。

新地方主义倡导政治权力的逐级下放，主张摆脱集中控制，在国家划定的政策底线与社会共识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将决策权和关键资源向地方一线管理者、民主实体、消费者和公民个体传导。该理念充分意识到诸如非法移民治理等现代社会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技术性，非法移民能否进入美国并获得庇护看似只关涉法律门槛和执法强度，实际上却与地方财政周转，社区、学校、医院、福利机构的专业水准与协同合作，相邻地区之间的管辖划分、利益分享与压力传导等硬性条件息息相关；还受到移民记忆及族群认同，社区归属感和容纳力等软性条件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庇护管辖区类型的拓展进一步模糊了非法移民治理主体的公私界限，故而有关地方庇护政策有助于修正民主的传统观念，突破对政府系统和技术官僚的单纯依赖，最终构建一个政府扮演务实引领者、公民力量或地方社区充当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和具体决策者的“联合民主”治理模式等见解可谓题中应有之义。正因新地方主义蕴含的“央地折中、参与式治理、为公民精神复兴培育社会资本”等理念与庇护管辖区寻求自行决定非法移民去留和处境的现实非常契合，还能从地方力量弱化对联邦政府的“服从和依附”角度提供新的政社互动思路，因此成为庇护管辖区寻求道义合法性，动员社会力量，甚至挑战联邦权威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三）城市身份政治与国家生命政治的交锋

非法移民多重治理困局与当前美国左右思潮大肆交锋、中间温和派式微同时存在。庇护管辖区在极端自由主义视域下得到了全面生发，后者相信“城市可以是新的政治体制建立和涌现的熔炉”，因为在城市深度参与原本被国家垄断的多个全球治理领域时，已然形成了所谓的集体身份，且相应演化出新的规范和实践。这意味着就非法移民庇护争议，一些城市正由“世界政治演化的空间容器”向主观能动性更强的独立实体迈进。它们能有效标记自我，逐步摆脱国家赋权和集中控制，在人权、法律、伦理道义、地方风俗和社群关系层面重新锚定自己对非法移民的立场、责任和行为轨迹。

这些城市还能选择性设置“他者”，特别是当前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缺乏连续性且广遭诟病时，它们将联邦政府视为“他者”，进而用本土化色彩突出的“城市集体身份”完成对其批判、司法诉讼甚至暴力攻击。2017年，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便联手反抗了特朗普强压庇护城市与联邦合作之举，但这种局限于移民问题领域的坚决反抗并不等同于谋求独立，堪称次联邦单元有选择地将联邦政府“他者化”的典型案例之一。

从原有体制内脱嵌之余，为彰显城市集体身份和政治动能，一些庇护城市一方面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与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机制和规范接轨，另一方面主动设置庇护管辖区之间的合作议题和网络。据统计，全美共100多个城市加入“好客城市倡议”（Welcoming Cities Initiative），近200多个市县加入亲移民的“行动城市联盟”（Cities for Action Coalition）。鉴于地方政府如今在许多政策问题上面临着州级监管，此举最初目标是为了分享与庇护相关的理念和诉讼策略，但现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它们共同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辩论的工具或渠道。与此同时，反庇护声浪因极右翼保守派崛起亦得到了充分滋养。讲求在国家治理层面让全体人变得更加安全、健康的生命政治的理念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生命政治强调通过“使人死”（letting die）消除乃至毁灭那些对国民的外在威胁，从而达成 “让全体人口生”的根本目标。随着保守主义力量不断构建移民负面叙事，如指责他们偷走了工作机会、提高了犯罪率、冲淡了原有的价值观、破坏了主流文化纯正性等，外来者尤其是缺乏合法入境程序保障的非法移民，顺理成章地被描绘为病态的、不正常的或对国民整体有风险的，国家步入紧缩期时，移民的威胁更甚。于是，国家理所应当采取严格的边境政策和残酷的执法手段，取缔州和地方自发而生的庇护行为，无视偷渡客因冒险入境陷入的人道主义危机。换言之，不保护此类人权才是保护大多数国民生命的根本途径。由此，促生的、保护安全的生命权力最终演化为死亡权力，生命政治导向了死亡逻辑。加之对人口结构和数量变化的监控和干预向来是西方生命政治研究的经典议题，把移民视为“过剩人口”的反移民立场也从这个角度被理解为国家理性和国家实施监管权力（regulatory power）的重要表现之一。

四、从非法移民“庇护之争”看美国多重治理迷思

正如庇护发展史以及导致“庇护之争”的理念冲突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建国至今，其内部一直存在联邦政府无法充分行使民族国家主权的灰色空间，后者演化为形态各异的多重治理矛盾。从早期基于宗教—世俗分野的庇护分歧，到冷战时期政府—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政治道德之辩，再到当前国家和地方围绕非法移民治理模式产生的复杂冲突，尽管主要矛盾双方一再更迭，但背后经久长存的多重治理迷思却值得通过传统和未来两个维度深入剖析。

（一）非法移民多重治理传统：多元社会的必然结果

由非法移民治理模式差异引发的“庇护之争”只是美国多重治理迷思的冰山一角，论及其传统滥觞，多元社会难以脱责。多元主义思想诞生于古希腊，彼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提出了“世界的多元性”概念。在美国联邦主义与国家主义对立统一的独特政治氛围和移民国家的悠久传统荡涤之下，多元不仅作为一种缔造理念与民主、宗教、种族和民族以及同化等问题长期相互交织，更演化为渗透于美国社会的最大共识，即通过保护人们的多元忠诚，如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和承诺、道德准则、原则和目标，独特的地区诉求和意识形态观点，各执一词的种族和宗教主张等，使合众国尽可能容纳众多群体及利益，最终把彰显差异、鼓励多样性力量的蓬勃生长塑造成美国繁荣的不竭动力。

多元主义理念与非法移民多重治理的联结点有两个：一是国家管理权去中心化。尽管州和地方的庇护主张有时会同联邦激烈冲突，但权力下放的直接结果是联邦与不同次国家单元之间形成合作、互补、替代、敌对四种互动模式，从而导致国家实体边境在法律意义上处于从“内隐模糊”到“再边境化”的游离拉锯状态，某种程度上在全国范围内维系了联邦权力与州权力的脆弱平衡。二是国家—资本—社会力量的有机统合。非法移民多重治理之所以不断引爆争议且并未消亡是因为它是自由民主及司法制度公平等隐性信念的产物，它巧妙囊括了民主力量、自治传统、资本逐利倾向等要素，使得国家难以仅为获得非法移民全部控制权而背弃上述“国本”。与此同时，多元主义的本质即用“普遍的社会合意”这种美好幻象掩盖发达国家“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本相互垄断”的残酷现实。换言之，为确保总体统治稳定，非法移民多重治理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冲突恰到好处地充当了鼓励多层次民意输出的“排气阀”、草根运动施展拳脚的能量场和多族裔社会身份认同矛盾的宣泄口，最终实现了国家力量、资本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内在平衡。

（二）非法移民多重治理趋势：地方全球化与全球地方化

事实上，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由来已久。尽管近年来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全球化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式微之兆，但鉴于美国短期内仍将继续充当全球资本的在地重组和集散地，可以推断出未来地方全球化将成为美国次国家单元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的主要面向。

在全球化趋势的裹挟下，地方性机构为利用资本推动本地社会发展，通过劳动力知识的生产、制度的建立与相对宽松的庇护政策实践，吸引并筛选不同层级的劳动力，助力本地成为迎合资本偏好的区域空间，该过程将处于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国家层面逐步架空，实践中势必会不断触碰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底线，使非法移民治理持续充当激化社会分歧、两党角力、央地矛盾的焦点。

另外，考虑到当前美国国家认同偏弱、社会共识走低的现实，原本价值稳固的美利坚信条、持续赋能的新教伦理和优势突出的中产生活模式难以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向塑造中为后者提供道路自信和信念支撑，导致全球地方化进程有所失衡，向着地方化的生活和文化叙事被全球化的资本叙事逐步吞没的方向行进，该趋势引发的地方恐慌、联邦政府公信力下降、非政府力量反抗等，或将把美国非法移民多重治理问题带入一个全新阶段。

By 法史漫谈

现年84岁南希·佩洛西是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是该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性众议长。在美国政坛，众议长是三号人物，仅次于总统，以及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

1987年，佩洛西在加利福尼亚州当选国会众议员，连选连任至今，已经有35年的时间。2007年~2011年、2019年至今，她被选为众议长，已有7年的时间。

作为美国政坛的常青树，佩洛西在民主党内部，以及国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佩洛西是典型的自由派，反对伊拉克战争、社保私有化。尽管是天主教徒，但她支持同性婚姻、LGBT，主张种族平等、加强枪支管控、宽松的移民政策。

政治世家

佩洛西的父亲小托马斯·达历山德罗是意大利裔，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母亲则是移民，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小镇福尔内利。父母一共生育了7个子女，佩洛西是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女儿。

早年，达历山德罗当过保险经纪人，还卖过房子，是非常出色的销售。1926年，年仅23岁的他步入政界，成为马里兰州的众议员。1935年，他被选为巴尔的摩市的市议员。

1939年，达历山德罗被选为美国国会的众议员。1947年，他当选为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并在这个职位上坐了12年。

期间，达历山德罗试图竞选马里兰州的州长，但在选举过程中涉嫌不正当的资金交易，被迫退出选举。1958年，他试图竞选国会参议员，失败；1959年，试图连任市长，亦遭到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21年揭露了当年的一些调查，显示达历山德罗与当地的犯罪分子有密切的联系，但没有遭到查处。

话说回来，虽然达历山德罗失去了市长的宝座，但很快，他的大儿子托马斯·达历山德罗三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衣钵。1963年，刚刚从军队退伍的他，成为巴尔的摩市议会的主席。

1967年，达历山德罗三世夺回了父亲失去的市长宝座，成为巴尔的摩市的新市长。他任命了很多非洲裔的市政官员，这在当时的美国政坛是十分少见的事情。但在他的任内，巴尔的摩市爆发了黑人骚乱，导致6人死亡、700多人受伤，5800多人被捕。

有人认为，达历山德罗三世只当了一任市长，就选择退出政坛，应该与这次骚乱有关系。

小女儿的崛起

作为达历山德罗的小女儿，佩洛西很早就参与政治，在各种竞选活动中帮助父亲、兄长。大学毕业后，她在马里兰州国会参议员丹尼尔·布鲁斯特的身边实习，获得了进一步的政治历练。

1963年，佩洛西嫁给了商人保罗·佩洛西，随后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丈夫的巨额财富，始终是佩洛西政治生涯的重要助力。反过来，佩洛西在政坛的地位，也帮助丈夫获得了很多内幕消息，让他在股票市场更加“游刃有余”。

话说回来，佩洛西搬到加州后，很快就与当地的民主党人打成一片。1976年，她被选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77年，她被选为民主党的北加州党主席，4年后成为加州的党主席。

佩洛西与纽森家族的关系

佩洛西的丈夫是一名纨绔子弟，名叫保罗·佩洛西。这个保罗·佩洛西并非佩洛西家族的独子，他还有个哥哥叫罗纳德·佩洛西。罗纳德的妻子，恰好来自加州的纽森家族，名曰芭芭拉·纽森。

而罗纳德的妻子，就是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的姑姑。

佩老太（南希）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巴尔的摩市的地方豪族——达利桑德罗家族（亦被译作达历山德罗家族），嫁入富裕的佩洛西家族，而佩洛西家族又与加州门阀纽森家族有联姻关系，如此一来，三个家族彼此之间就成了亲戚。

　　接下来，我们来逐一简单介绍一下这三大家族。

　　一、达利桑德罗家族

　　该家族是马里兰州的地方豪强，在巴尔的摩市长期经营，拥有不俗的影响力。

　　佩洛西的父亲名叫托马斯·达利桑德罗二世，不仅担任巴尔的摩市市长长达十二年之久，还曾五次出任国会议员。佩老太的哥哥子承父业，也长期担任巴尔的摩市长。

　　巴尔的摩市有一个小意大利，是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社区。

　　从1820年开始，陆陆续续有大约550万意大利人怀揣“自由女神之梦”，移民到了美国，其中就包括达利桑德罗家族。

　　1926年，23岁的达利桑德罗二世在意大利移民的支持下，开始担任地方政府公职，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一路从州代表、市议员，升至国会议员。与此同时，阿尔伯马尔街245号的达利桑德罗家族也渐渐成为整个意大利社区、乃至巴尔的摩市的权力中枢。

　　达利桑德罗二世从1947年开始担任巴尔的摩市市长，在位时间长达十二年。在整个意大利社区，人人敬而远之，尊称其为“老汤米”。

　　达利桑德罗二世一共育有六个子女，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后来成为佩老太的小南希。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年仅十二岁时的南希小姐就开始帮助父兄进行竞选，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20岁那年，还出席了约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

　　那么，达利桑德罗家族是如何起家的呢？

　　答案很简单：人家是黑手党家族。

　　1961年，肯尼迪看中了达利桑德罗，打算任命其为负责审查国防合同的政府监督委员会成员。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胡佛遂根据白宫指示对其展开背景调查。

　　不料，这项秘密调查意外掀开了达利桑德罗家族的遮羞布，展示了过去将近百年来一个臭名昭著的意大利黑手党势力如何一步步洗白自己，跻身政坛的过往。

　　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记载：

　　“老汤米的三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达利桑德罗，曾涉嫌强奸两名分别为13岁和11岁的年轻女孩，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档案第19页，胡佛亲自写道：

　　“调查发现了大量骇人听闻的信息……我们应立刻报告此事，并停止进一步调查，因为证实任何指控都将彻底埋葬达利桑德罗先生。”

　　而后，上述调查档案被秘密封存60年，外界无从得知，直到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爆发骚乱，这些资料才被捅了出来。

　　注意，达利桑德罗家族信奉的是天主教，对，黑手党也信奉天主教。

　　也正因为如此，小南希从小上的都是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她后来在华盛顿特区的罗马天主教女子大学——三一大学进修。

　　保罗·佩洛西在飙车导致车祸害死了自己的哥哥大卫·约翰·佩洛西后不久，被家中安排就读于乔治城大学。在这里，纨绔子弟保罗·佩洛西邂逅了他的另一半小南希。

　　

　　两人于1963年结婚，婚后短短六年，先后生育了五个子女。嫁入佩洛西家族后，南希·达利桑德罗也更名为南希·佩洛西。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南希渴望像父亲一样踏入政坛。

　　恰好佩洛西家族的两个儿子都不受选民欢迎，南希又有这个想法，于是佩洛西家族便悉心栽培，倾尽全力支持她竞选。

　　2007年1月，南希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第110届国会众议院议长，——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议长。

　　二、佩洛西家族

　　保罗·佩洛西的父亲名叫约翰·佩洛西。

　　约翰·佩洛西早年其实并不富裕。但是，他运气不错，结识了加州门阀世家、在当地政商两界都拥有深厚根基的纽森家族。

　　正好，纽森家族有些事情不方便出面，也需要一个手套。于是，在纽森家族的扶持下，约翰·佩洛西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

　　所以，就其本质而言，佩洛西家族只是纽森家族的一个附属家族，虽然在纽森家族的安排下在商界（尤其是房地产界）赚了不少钱，但在政界并无根基。

　　佩洛西家族为了获得政界的支持，便对两个儿子的婚事作出谋划，一个儿子与达利桑德罗家族联姻，一个儿子与纽森家族联姻。

　　于是乎，便有了保罗·佩洛西娶了南希·达利桑德罗，罗纳德·佩洛西娶了芭芭拉·纽森。

　　佩洛西家族由此步入政界，到佩老太当上众议院议长时，达到政治生涯的一个顶峰。

　　早年，被誉为房地产大亨的加州两大家族纽森家族和佩洛西家族曾共同扶持布朗家父子二人连任加州州长长达24年。

　　三、纽森家族

　　纽森家族作为加州的门阀世家大族，其背后的支持者又是谁呢？

　　早年的纽森在政界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之所以能一步步高升，坐上旧金山市市长宝座，再登上美国第一大州加州州长之位，长期以来背后都有一家电力公司的支持。

　　这家电力公司名叫“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PG & E ），纽森最大的政治献金来源就是这家电力能源公司。

　　没有这家公司的鼎立相助，就没有纽森家族的今天。

　　那么，这家“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又有什么来头呢？

　　咳咳，前段时间加州频频发生山火的新闻报道看到过吧？

　　其实，这些山火中有好几次就是“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输电线路陈旧、脱落掉线而引起的。

　　这家公司一面给管理层不断涨薪、狂发各类奖金，同时向股东输送大量利润，一面向当地政府哭穷，频频要求电费涨价，——呃，不涨价的话，可能要破产。所以，政府欣然应允涨价请求。

　　

　　在这家“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的股东名单中，笔者又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可萨犹大财阀的两大马甲领航先锋集团（Vanguard）和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还有一个FMR公司又是何方神圣呢？

　　这是一家注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公司，可惜股东名单没有列出来，只能看到一个经理的名字，暂时无法得知其更多的信息。网友何先生：FMR是富达投资实体。是马甲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知道了佩洛西家族、达利桑德罗家族与纽森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纽森家族幕后的最大金主。

　　实际上，两对佩洛西夫妇，与纽森州长的老爹威廉·纽森三世、美国石油大亨盖蒂家族的现任家主——戈登·盖蒂（Gordon Getty）年轻时就是一个圈子的小玩伴。

　　戈登·盖蒂曾被安排在纽森家寄养，其儿子也以威廉为名，与纽森州长还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两个后辈也因此成为商业合伙人。

　　戈登·盖蒂的儿子与纽森州长合伙成立了加州最大酒水的公司，聘请的首席执行官则是纽森州长的妹妹——希拉里·纽森。

　　瞧见了没？这就是富豪阶层的圈子。

　　戈登·盖蒂

　　门阀世家互相联姻，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中华民族为此斗争了上千年。

　　美帝学习了中国的政体，也不免走入了人类的这个发展阶段。

　　知道为什么美国好莱坞影星阿诺舒华吃雪茄，哦不，是施瓦辛格先生，为什么能在2003年时从130多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顺利当上加州第38任州长吗？

　　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名叫玛丽亚·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亲侄女，所以施瓦辛格是肯尼迪家族的女婿。

　　美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但在阶层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却难以逾越的鸿沟。

　　美国的大势力，除了掌控美联储和华尔街的可萨犹大财阀外，还有盎撒新教徒的“胡蜂集团”（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他们处于金字塔的高层，是最早移民到美国东部十三州之新英格兰地区的那批人，后来成为共和党的重要支持者。

　　美国建国以来，胡蜂集团中诞生了大量根深蒂固的门阀世家，例如：

　　1）亚当斯家族，出过两位总统和一位副总统；

　　2）罗斯福家族，出过两位总统；

　　3）肯尼迪家族，出过一任总统，在美国政坛呼风唤雨六七十年；

　　4）布什家族，出过两任总统和若干议员。

　　……

　　其他的家族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门阀世家对自己有一个称号，名曰“波士顿婆罗门”。众所周知，婆罗门是南亚某大国的最高种姓，这些家族却自称婆罗门，是不是带有“种姓制度”的意味呢？

　　在胡蜂集团之下，是一些来自西欧、北欧的新移民，例如，来自德国、瑞典、荷兰等地的移民和贵格会教徒。他们与胡蜂新教徒有着相近的文化和信仰。

　　至于来自南欧的移民，其社会地位又在西欧、北欧移民之下，这其中就包括了意大利。佩老太的娘家达利桑德罗家族就来自意大利，所以其地位在等级森严的美国上层社会其实并不算高。

　　南欧的移民往往被称作“白人中的那个”，这个叫法显然有些不礼貌，甚至还带有些许贬义。实际上，自称婆罗门的胡蜂集团新教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承认他们与自己一样，是白人。

　　南欧移民之下，则是摩门教徒。摩门教徒往往被称作“野蛮的怪物”。

　　什么？您想问黑人？

　　不好意思，他们正好处于摩门教徒之下。

　　黑人并非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因为在其之下，还有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俗称“红脖子”，又或被人骂作“白色垃圾”。

　　这些人居住在美国最穷的几个州，条件相对而言比较艰苦，胡蜂集团的新教徒们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甚至对其采取过人工限孕、强制堕胎的手段，以削减他们的数量。

　　好吧，看到这里，我知道您想问亚裔，不知您觉得亚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应该算哪个层级？

　　能高得过黑人吗？

　　长期以来，美国的权柄一直掌控在各大门阀世家的手中，而幕后控制者，则是可萨犹大财阀。

　　台前的，都是他们选出来的代理人而已。

　　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在美国46任总统中，其中有24位是亲戚。这就是各大门阀世家相互联姻的结果。

　　例如，卡特是尼克松的表弟，尼克松是塔夫托的侄孙，塔夫托是亚当斯的亲戚（未出五服）；

　　卡特、杜鲁门、约翰逊三人都有一个亲戚，名叫奥巴马；

　　福特则是罗斯福的亲戚，林肯也是老布什的亲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而且，若是掰扯起来，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能与英国王室扯上点“血统关系”，比如，克林顿有英王亨利三世的血统，布什有英王查理二世的血统，奥巴马有两个英王的血统，就连特朗普都能与英王爱德华三世扯上关系，希拉里也可以。

　　只要是能站在一起的，甭管关系远近，其实都能攀扯上亲戚关系。

佩洛西家族的在华投资

投资基金是佩洛西家族在华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投资多与Matthews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nagement（后文简称“Matthews”）这一咨询公司和佩洛西的密友威廉-汉布雷希特密切相关。

综合佩洛西的传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以及近十几年来的媒体报道，汉布雷希特与佩洛西在上世纪70年代相识，此后两个家庭过往甚密，其子小保罗·佩洛西则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在由汉布雷希特控制的WR Hambrecht + Co就职。

汉布雷希特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事对华投资业务，是佩洛西和民主党的“金主”之一，也是佩洛西丈夫保罗·佩洛西的投资伙伴。过去十几年来，佩洛西多次邀请汉布雷希特参与美国国会的经济会议和论坛活动，称其为国会两党的重要“智囊”。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以及美国金融科技公司Wallmine披露的信息，2007年起，保罗·佩洛西成为Matthews的董事。汉布雷希特则早在1998年就通过其家族信托Hambrecht 1980 Revocable Trust持有该公司10%到25%之间的股份，汉布雷希特与City National Corporation、保罗·马修斯、马克·沃尔德·海德利一起，成为Matthews的四大实际控制人。

此后的十几年来，保罗·佩洛西与Matthews一直有利益关系。根据最近的佩洛西财务公开报告，保罗·佩洛西2021年依然收着来自Matthews的分红。

根据公开信息分析，Matthews通过其附属公司和子公司投资以及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华投资了上百亿美元。据铭基亚洲的官网信息，该公司是Matthews的附属公司，其投资行为受Matthews全权指导。该公司运营着包括中国红利基金、中国小企业基金、亚洲股息基金、太平洋老虎基金等十余支基金，我国国内的科技、能源、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的龙头企业是这些基金的重点投资对象。

截至2022年7月31日，铭基亚洲管理着172亿美元的资产。而Matthews的全资控股子公司，铭基环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则负责这些基金的“顾问和机构联络”。

The China Fund是在我国境内运营的一家外资投资公司，根据其官网信息，Matthews对其进行全权投资指导。截至2022年7月21日，该公司运营着近1.6亿美元的资产，主要投资我国的通信、医疗、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

此外，根据企查查的数据，Matthews还在国内直接投资了我国交通基建、医疗器械、生物制药等行业的多家上市企业。

有意思的是，2022年8月5日外交部宣布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之后，8月7日，铭基亚洲发布了一篇声明，表示近期媒体对该公司进行了“不实报道”。该声明回避了多年以来的保罗·佩洛西和威廉·汉布雷希特与Matthews及其旗下投资的关系，着重强调了佩洛西夫妇与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例如铭基环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不是由佩洛西夫妇“设立”、两人也不是铭基亚洲的“股东”，铭基亚洲和铭基环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的运营管理另有其人等。 

与佩洛西家族在华业务相关的企业还有环球礼宾大使公司，该公司由佩洛西另一位朋友文森特·沃尔芬顿设立，该公司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富人来中国旅行提供豪华轿车服务，自2008年起就在中国运营了。根据最近的财务公开信息，截至2021年，佩洛西家族仍持有该公司的资产。

大保罗：内幕交易成就“国会山股神”

根据美国众议院网站披露的佩洛西财产信息，其丈夫保罗经常抢在重要政策、订单等消息发布之前，购买或卖出股票等证券并获取收益，其在金融市场交易表现过分亮眼。

这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这也是美国众议院网站披露佩洛西财产信息的最早年份。2008年3月，在国会通过影响信用卡相关立法之前，保罗购买了Visa公司的IPO股票。仅此事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国会修订了《股票法》以禁止国会议员投资IPO，称为“佩洛西规定”。

近期较为出名的交易有：2020年2月，保罗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向亚马逊和Facebook投资了552万美元；2021年1月，保罗在拜登发布将所有联邦车辆改换为电动汽车行政命令的前1个月购买了特斯拉股票；2021年3月，微软公布了与美国陆军提供装备的总价近220亿美元的订单。而在这一信息公布的12天前，保罗购买了195万美元的微软看涨期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据股票分析公司FinePrint的数据，过去三年里，保罗的投资组合收益均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据统计，2021年，佩洛西的上涨股票和期权平均回报率为56.15%。从2007年至2021年，保罗仅在Facebook、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微软这五家大型企业通过市场操作获得的收益就可能超出3000万美元。

面对舆论对于保罗涉嫌内部交易的质疑，佩洛西一律以“不知情”回应。今年7月佩洛西办公室表示，“议长本人不拥有任何股票。这些交易在披露中被标记为‘配偶’交易。议长没有事先知情或随后参与任何交易”。

小保罗：家族海外资产“经理人”

据新京智库整理，小保罗·佩洛西目前至少在六家企业任高级职位。其中的三家是稀有金属行业的企业，该产业与新能源、芯片等产业密切相关，小保罗自2021年1月起在锂矿开采企业St-Georges Eco-Mining Corp。中担任董事，并担任其子公司EVSX Corp。的总裁，EVSX Corp。是锂电池电池制造企业。

此外，小保罗还担任锂矿开发企业Altair International Corp。的董事，根据其官网发布的通告，小保罗将致力于“与锂矿开采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企业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就是拓展公司的上下游企业库。

在佩洛西2022年8月初的亚洲之行中，不少媒体发现，小保罗的身影也出现在公布的照片里，然而佩洛西的官方访问团名单里并没有小保罗的名字。面对媒体的疑问，8月10日，佩洛西承认了小保罗参与了其亚洲行日程，但是并未解释小保罗没有出现在公布名单中的原因，也否认小保罗这趟行程与商业往来有关。

佩洛西出访的亚洲地区，普遍是新能源产业和芯片产业的重镇：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全球锂电池制造产业具有领先地位，而马来西亚则有较丰富的锂矿资源，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也是半导体的产地。很难相信，佩洛西对小保罗行程的隐瞒与小保罗可能利用此次机会为自己、为家族“谈生意”毫无关系。

小保罗代表的佩洛西家族投资还涉及传媒、通讯、元宇宙等行业。根据其官网信息，小保罗担任特殊目的收购公司International Media Acquisition Corp。的董事。根据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材料，该企业在2021年8月首次公开募股，致力于收购媒体和娱乐公司，其目标市场是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在材料中，该公司预测“中国的娱乐和媒体市场将在2020年至2024年间以5.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是“绝佳的市场”，因此要格外重视。

小保罗还担任技术交易公司Global Tech Industries Group， Inc。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今年1月，该公司与香港的大唐西市丝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计划在今年共同开发虚拟博物馆、数字艺术画廊、元宇宙唐人街艺术区等项目。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小保罗还担任科技企业Borqs Technologies， Inc。 的股东，该企业也在中国经营通讯技术服务业务。

佩洛西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其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当上了巴尔的摩市市长，其家族的财力和地位在门阀林立的美国政坛并不高。根据OpenSecrets等财富评级机构的测算，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如今佩洛西家族净资产高达1.2亿美元，在众议院议员财富排名第六位。

综合上文所述，佩洛西的“财富密码”有三个：一是深耕亚太市场，尤其注重中国市场，把握未来财富增长极；二是发挥“传统艺能”，涉嫌从事金融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活动，稳住家族财富“基本盘”；其三是将政治资源传递给下一代，培养家族财富的“经理人”。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佩洛西、佩洛西的直系亲属，以及这些人担任高管、实际控制或者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将面临以下制裁：（一）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二）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也就是说，如今佩洛西家族面临着所有与其打交道且存在在华业务的企业与之切割的前景，想要再玩转她的“财富密码”，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By 新浪、昆羽继圣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倘若从现象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故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呢？经济学的解释是：一定局限条件下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讲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
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我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

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有一次我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管餐厅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却不知发票为何物，待他们找来老板，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饭，要开发票回国内报销，餐厅老板听了大惑不解。他问：你们不是为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
显然外国人是不懂中国国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才为自己吃饭，一旦当上官，就变成国家干部，吃饭就是为国家吃了，所以得由国家买单。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
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所以贫困地区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大凡做官，都会有权，但所处位置不同，权又有虚实之分。有的位高权虚，有的位低权实。比如，同是机关的处长，有人管钱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传下达，分发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门，处长实权抵不过科长，更是司空见惯。当然，这里讲的实权，是特指财权、物权、人事权。

经济学研究定律，必须从普遍事实中加以提炼。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话说，叫做供不应求。
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岗位来，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
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
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害，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
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
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检委，纪检部门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过受贿没有，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
读者如若不信，可以看看你所了解的官员，那些仕途通达的，是不是不少都是共青团出身，或是那些年轻时实权不大的人。为何共青团出身的干部进步快，因为共青团不管钱管物，要想办成一件事，得左右协调、上下周旋，所以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实权，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大家都说他“好”的人。
有句俗语形容这种人，叫“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人，不乏存在。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

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好人坏人都要烧香，为什么？因为人们想升官发财，希望菩萨保佑；而菩萨呢，则是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要是菩萨真能提拔某人当官，或帮某人发财，那些没有升官发财的人，没准也会写菩萨的告状信。所以菩萨能得万人景仰，众生朝拜，玄妙在于他从不办具体的事。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做事，保不准就会得罪什么人。
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坏人，但利益所系，必是如此。俗话说，众口难调，五个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同一件事情，由于人们利益不同，有人说好，就有人说坏。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
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

其实，人非神仙，怎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不然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
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人”当官。

By 商闻

前几日，我们报道的一篇关于纽约华人物理博士流浪美国街头16载的新闻，牵动着无数同胞们的心。

现在已经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现在将最新情况整理通报给关心他的所有网友们。

01

天才少年高考状元

纽约流浪了16年的博士真实身份已确认：

1、1987年江苏江阴市高考状元

2、复旦少年班录取，复旦87级校友

3、李政道弟子

4、美国物理学硕士博士

5、华尔街软件工程师工作

6、2007年开始流浪纽约街头

图片截取自@王探长在纽约视频，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生于1969年，现年54岁，高中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他曾经是江阴市的高考状元，15岁就进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

据《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方面已确认该人的确是复旦校友。

图中为学生时期的孙卫东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复旦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当时19岁的孙卫东非常被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看好，于是拿到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计划”(CUSPEA)名额，决定留美继续深造。

在美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的孙卫东获得了物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留校了两年，成为一名研究员。

谷歌学术平台显示，孙某1997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论文导师为Carl M.shakin，其在1992年到1999年之间发表30余篇全英论文。多篇论文发表在核物理SCI期刊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该杂志由美国物理学会（APS）创办，被认为是世界上刊载获得诺奖的物理学论文最多的系列期刊。

有熟知的网友表示：他曾是当年“复旦仰望的天才”！👇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加之纯做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后又改读了计算机专业，随后在华尔街做过两年程序员，当时年薪月13万左右，属于高薪人员。

 

图中为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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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东后来遇到了一位从中国东北来纽约还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但没想到对方在拿到绿卡后就离开了。

孙卫东与前妻结婚8年后离婚了，离婚后不久，他有了回国的打算，带着3万美金回到国内，结果很快3万美金就被偷走了。原本想要衣锦还乡，结果最后却沦落至此。

知情网友提供的孙博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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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生活上的重大打击，让他患上了幻听、幻想症，无法继续工作，最终在2007年在纽约当起了流浪汉。

这一流浪，就是16年…….

夏天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但纽约冬天的气温实在太寒冷，所以经常会在纽约地铁上或是地铁站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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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复旦校友们已经联系上家人

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已确认孙卫东为复旦校友，并且正积极想办法为他提供帮助，自发组织成立了“孙同学帮助群”，现有两百余人，内含多名认识他的老同学等。

根据群内部消息，复旦校友计划本周五，今天下午带上衣物去找孙同学，且已与孙同学家人取得了联系。

孙先生的弟弟回应称，自己通过媒体才知道哥哥的遭遇，母亲已经年近80岁且身体不太好，因此家人不敢让老人家知道此事。

纽约当地时间1月5日凌晨2时，有媒体通过视频拍摄者朱先生与孙博士取得联系。

孙博士称，他之前曾靠教堂资助生活，曾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着落得了忧郁症。他近期萌生了想求助同学的想法。

“以前还能坚持过去，现在冬天非常艰苦。”他说。

近日九派新闻采访孙博士，拍下的近照。

图片来源于九派新闻，版权属于原作者。

他告诉媒体，他想回国，但之前没和家人提过回国的事。如果回国，需要和家人取得联系，或许会去他们住所住一段时间。

当被问到能否接受现在的生活时，孙博士说，万事开头难，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可以回到过去的状况。他也想找机会去华尔街工作，“几万美金也可以”。

03

原籍家乡表态：无法介入

孙卫东原籍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江阴市长泾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到孙先生的情况，一名代表称：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我们没法考证。他就算是20世纪80年代去的美国，已经离开了本地几十年，我们也没法知道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即便孙某的家人在长泾镇当地生活，但此事是其家事，他们也未向镇里提出要求。如果该男子系美国国籍，当地也无法介入。”

图中为现在的孙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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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眼中已经不再有光，因被现实所“打败”流浪在美国街头，真是令无数人对此唏嘘不已。

以下是一位在美国多年的网友对于天才少年的分析

早慧少年为何命运多舛

大家可以将这两张照片对照起来看，特别是注意各人的眼神，那是代表智慧的东西。

左侧照片是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每个学生都十分紧张，应该都发过誓要为国争光，中间那位可能发誓最大，因为眼睛鼓鼓的。我经常留意那个年代的家庭照片，包括与父母的合影，都是这种赴汤蹈火般的表情，完全没有外面世界的欢笑。我们谈论的主人公在前排左一，这位名为孙卫东的美国博士，现在流落纽约街头。他与自媒体的那次访谈是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人很实在，有问必答，那是他脑子清醒的时候。他年轻时的聪明相还在，据说他年轻时语速很快。这是我识别聪明学生的标准之一，他们因为思维比语言更快，所以他们往往说话结巴。只是孙博士可惜了，生病不是他的错，需要大家的帮助。普林斯顿帮助了John Nash（约翰·纳什）几十年，我们欣慰复旦的校友们正在设法帮助他。

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肯定不止一位像这位来自复旦的美国博士流落街头。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位，有的永远消失在人群中，有些则是进出美国的监狱。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是有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从中国顶尖名牌大学出来的人才。我抵美国后不久曾经打电话去帮助朋友，他当时在美国的属于科学中心的城市C，电话那端的他告诉我：“我现在是克隆专家，在C城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基因克隆高手”。我本来想帮助他在华大找工作，因为他当时已经失业。结果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因为他的幻想和爱面子拒绝了我的帮助，从此混入到美国非法人群中。

孙卫东从复旦通过CUSPEA读了SUNY布鲁克林分校的物理博士，做纯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他便改行去了华尔街，最后因为压力诱发精神疾病流落纽约街头。孙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自己承认存在幻听，如果他也存在妄想，那是妥妥的精神分裂症，他最需要的是找精神病医生治疗。在美国这种充满竞争和隐私的社会里，特别容易诱发外国人得精神疾病。尤其如果沒有稳定的家庭，痛苦几乎无人述说，这就是美国残酷的地方。所以我对一般的国人，开始都是说“劝你不要来美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我的同济同班同学和国内心理咨询界的大佬曾奇峰，心理同行专家这样评价他：“曾老师最大的贡献是把深奥晦涩的精神分析普及大众化了”。

曾奇峰以前在同济就是一个腼腆而清秀的小伙子，湖北乡里人。现在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变成了一个咨询情感以及青少年与父母亲子关系的高手。他将“You raise me up”翻译成“你太抬举我了”，这家伙是留德的，佛罗伊德的译法。他长期不信我说的精神病拥有生物学基础，他比毕业于北大的哥哥厉害，我总觉得曾奇峰每次都是在讲哲学。美国以圣路易斯华大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精神病的生物学本质，精神病的生物学流派因为华大而闻名。国内环境将精神疾病妖魔化，耶鲁毕业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告诉我，他从来不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指导治疗，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所发现的药物原理。如果大家注意跟随马斯克的访谈，他自己就亲自承认过患有bipolar personal disorder。这些好莱坞名人、富豪、作家和政治家都有Bipolar: Mel Gibson，海明威，Ted Turner，Catherine Zeta-Jones，Frank Sinatra和丘吉尔。马斯克曾经说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躁症与抑郁，这似乎是创造性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往往是歧视精神问题，没有想到世界的很多美好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领域就有这么一位天才，他发现了补体的旁路激活途经，他无法面对同行对他的调侃与质疑，在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自己实验室喝化学试剂自杀了，可以看我的旧文。同济美国教授：“移民人群中的精神健康问题非常严重，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许多人用药加上辅助治疗是完全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状况的，真的令人心痛。关键是联糸社区组织，及时帮助处于急性期及高危期的病人度过难关”。

精神病和天才有时仅一纸之隔 
雅美之途
(2018-06-06 15:15:06)

Louis Pillemer。照片来自Journal of Immunology。最近的一个合作研究非常有趣，涉及领域里的经典故事，曾经在学界广泛流传，精彩程度几乎可以拍成好莱坞的电影。1980年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Irwin Lepow在他的任职演讲中说出过那段往事，他是当事人的学生。我还记得William Ratnoff就此写过科学史的论文，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关于生物医学与社会的论集中发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创造性的科学天才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我朋友更是对我说，大量著名作家也患有bipolar（躁狂与忧郁合并症)。

在我们不知道体内存在淋巴细胞的时代，科学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研究血清的两种免疫成份：抗体和补体，补体以辅助抗体杀伤病原微生物而得名。人类开始知道抗体能够通过与抗原结合成的免疫复合物活化补体，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补体活化的经典途经，通过补体的C1，C2和C4。这个概念被出生在南非的美国科学家Louis Pillemer（匹勒默）颠覆或修改，但是这个过程历时近20年，有人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匹勒默和同事观察到，如果将血清与能够活化补体的真菌膜成份Zymosan混合，在低温（摄氏17度）孵育后离心，那些存留在血清中的C3则不能在摄氏37度的条件下活化。

匹勒默推测有种因子被Zymosan移走了，而把该因子从Zymozan洗脱下来后再加回去则能恢复C3在37度下的活化。匹勒默把这个因子命名为Properdin, 源于古拉丁语Perdere, 为催毁的意思。这样他们发现了一种叫Properdin的蛋白能够在沒有抗体的情况下活化补体，并且是奇迹般和自发性地活化。这种内在的机制可以不断地输送裂解的免疫分子去监视随时入侵的病原菌。匹勒默将此机制称为Properdin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补体活化的旁路途经。

旁路只是相对于经典途经而言，实质上旁路要重要得多。现在认识的旁路途经更加古老，因为经典途经需要抗体所以是进化得较为高级的产物。因为旁路途经可以扩展其他两个补体的通路，有人甚至认为80%左右的补体活化与它相关，我们可以此欣赏匹勒默的贡献有多么大。

匹勒默将他们的发现于1954年发表在《Science》上，那是我们的免疫学知识十分缺乏的时代，根本没有所谓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这一说法，人类也只知道用酒精去分层蛋白质。

他们的论文造成轰动，《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大幅报道，外行的报道把该实验结果描写成人类找到了抵抗病菌的神奇武器。《纽约时报》甚至为此罕先地发表社论，匹勒默顿时成为科学明星，风光无限，踌躇满志。他的学生后来辩称，匹勒默本人没有提供材料为媒体的热度加油，这个辩词很难让我接受。中国向来有捧杀之说，这对于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其实是灾难，尤其当他脆弱的神经根本无法面对科学界惯有的残酷质疑的时候。

匹勒默的经历相当传奇，他虽然出生于南非，但是为美国中西部人，一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长在肯塔基。从现存的照片似乎看不出来，但是他小时候肥胖和天生的结巴，这两项使他备受歧视。他求学的路也十分不顺，从这些他不断入学、退学或被要求离开的学校名单就可以看出：俄亥俄州立大学、西弗吉尼亚的Marshall学院以及宾州的Franklin and Marshall学院。他没有在这上面的任何大学或学院里毕业，他纯粹就是一个屡学屡败的人。

他靠打橄榄球读OSU，第一学期就失败；后去西弗吉尼亚读半途书。又去杜克打球，他在杜克读完了本科，然后入读杜克医学院。他在杜克医学院顺利时，第二年参加医生执照考试的成绩为全美国的第二高分，他无疑拥有聪明基因。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情绪开始严重不稳，加上酗酒，在杜克医学院的第三年遭遇开除。他为了谋生去参加医学考试，这样允许他在肯德基的乡下在没有MD的情况下也能行医，条件是必须是20英里开外没有正规的医生，价格为50美分看诊一次病人。这期间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并不享受那样的生活。

他的姑姑认识Western Reserve大学病理研究所的头，经家人的牵线使他重回学术界，这个后门几乎救了一位科学天才，证明当时美国科学界是相当灵活机动的。匹勒默明摆着拥有精神方面的毛病，精绪不稳定，曾经被杜克医学院除名，百年老校Western Reserve仍然接纳他读博士，并且留下来很快成为生化的正教授，他还在哈佛学到当时先进的蛋白质分离技术。现在的Case Western University是在1967年由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合并而成，为理工加人文的综合性大学, Western Reserve（1826年）的创办更是早到当时必须称俄亥俄为西部的时候。当时Western Reserve和纽约哥大曾经是美国实验生物学的重要中心，匹勒默的成功更是增加了那里的热度，访问者不断。

据说匹勒默的好多实验是在脑袋里先完成的，然后在试管中进行，结果好时他欣喜，结果坏时他抑郁，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几天。我翻阅史料时，很吃惊地发现他这样的人还结婚和拥有做技术员的太太。

正当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风光时，耶鲁的Robert Nelson向他发动攻击，Robert以前在DC周围的军队医学研究所，后来去了迈阿密大学。Nelson的实验发现：匹勒默半纯化Properdin的过程会活化经典途经的早期补体蛋白, 更要命的是Properdin提取物中还含有抗Zymosan的抗体。

身为休斯研究员的Nelson也不是省油的灯，先在学术会议上, 后在J Exp Med（JEM, 1958年）正式成文称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可能是错误的，为污染了的抗体造成的假像，因为应用匹勒默粗提Properdin的方法发现提取物中含有抗体，并且血清与Zymosan混合后还能消耗C1, C2和C4等经典途经必须的补体成份。也就是说科学证据说明，匹勒默因为技术不过关把看到的经典途径当成了新的发现，这里还存在Nelson在公开场合对匹勒默的攻击，有些甚至是人身的攻击：你那水准居然炮制了新发现，这类言语应该可以想象。

当时科学界迅速有人跟进研究，数个研究组连续发表至少六篇文章支持Nelson的观点，包括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时为全球最著名的补体学家Manfred Mayer从起始就协助Nelson建立方法，然后参与强烈质疑匹勒默的Properdin学说，美国学界从开始接纳Nelson的观点到完全否认匹勒默学说的时间很短，似潮来潮往，几年后Properdin系统被嘲讽为“来自Western Reserve的假象（artifact）”。当时基本上没有欧洲人发言的机会，因为他们在战后重建中，他们的学者都往美国跑，但是欧洲人在观看美国人内斗后倾向于同情匹勒默。

科学家里面争强好胜者不少，匹勒默本身就有精神病，经受不起同行的这般质疑，陷入深度抑郁。他在Western Reserve自己的实验室里，喝了大量barbiturate，于1957年8月31日自杀身亡，而barbiturate为当时常用于补体实验的试剂。这匹勒默也太脆弱了，他居然死在Nelson的正式论文发表之前，虽然他的自杀事件确实发生在从1957年补体领域的会议回来后不久。他去世时年仅49岁，还有四个年幼的儿子。当然我们应该说匹勒默为因抑郁症而自杀，多少来自疾病本身，多少来自科学竞争对手，则很难判断清楚。

匹勒默死后，他的学生Lepow被研究所所长留下继续整理和核实了匹勒默的研究课题，在随后的四年中发表了九篇论文，其中七篇署上已经去世的匹勒默的名字。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实验结果参与争辩，直到1968年正式纯化出十分复杂的分子量为220,000的蛋白质Properdin。

他们发现以前污染的抗体被移除后，并不能改变Properdin系统的活性。他们真是幸运，他们看到的假象和自己认为的结果并存，而后者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因为多方面的，其实后来发现在某种条件下，抗体也能活化补体的旁路途经，只是Nelson发动攻击时不知道这个事实罢了。

匹勒默丝毫不让步，学生Irwin Lepow曾经劝他放弃学说未果；匹勒默本身是个被Western Reserve豁免不用给学生上课的结巴，聪明的结巴会怎么用词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糟糕的交流者。我们不知道匹勒默的反击方式，但是Mayer后来回忆匹勒默的行为让学术界更加怀疑他。

直到时间推移到了七十年代，随着蛋白纯化技术的不断进展，新的补体蛋白陆续被鉴定出来。在美国Scripps的德国人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Frank Austen (包括Fearon)的研究组找到独立于抗体的蛋白FB，原来这FB就是以前被认为污染了的C1和C2，而与Properdin一样对hydrazine敏感的C4实际上是C3，也是当时匹勒默假说中预测的Factor A。后来发现蛋白酶FD能切割FB, 这样C3和FB形成的转换酶参与活化补体，而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能够使酶解过程更有效，因为Properdin的功能是使旁路转换酶（C3bBb）的半衰期成倍地延长。

从生化角度，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Austen几乎证明匹勒默的所有结论是正确的，匹勒默只在一个细节上存在误差。加上Michael Frank的组发现补体仍在C4缺陷的豚鼠中活化，以及CVF绕过经典途经活化补体。

在Mayer的支持下，有研究组显示内毒素（LPS） 可以在完全没改变早期补体成份C1,C2和C4的情况下活化补体。所以这些研究组从不同角度重新发现和确立了补体的旁路途经，但是那时匹勒默己经死了十几年了。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还不是旁路途经中最关键的成份，有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建立的Properdin系统本质上就是说的旁路途经的事。

Müller-Eberhard也是只要科学不要家的典范，酒徒死于酗酒，他为自视相当高的人物，为美国科学院在院士没有注水膨胀前的院士。他的文章惯用“绝对需要”，我们近期文章应该是修正了他的一个经典科学结论。  这场科学决斗以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死亡而成为传奇故事，也记录了Robert Nelson的勇敢挑战，据说他后来也住进过精神病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功劳也给予那些基于实验证据的反对派，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至于他们的私生活，开放的美国科学家著文时都说不易谈及，属于相当浪荡的那种，与Virginia Woolf等上世纪初的英伦自由派作家们可以媲美。

这是作为免疫学家的Robert Nelson。西部牛仔般的英俊，他的八卦故事多并不奇怪。他不去好莱坞演电影而在免疫学领域攻击人，有点可惜。Nelson到最后仍然小看匹勒默和他的同事们，在1978年写给史学家的信中他还在指责匹勒默阵营故意（deliberate） 展现实验结果以使自己显得那么优异。Nelson贡献广泛，包括参与发现其他补体成份，以及涉及巨噬细胞的功能研究，他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匹勒默的无休止攻击是这位天才早逝的重要原因。

这世界总是上演天才英年早逝，庸才名利双收的悲剧。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天生比普通人敏感，这种敏感让他们能够懂得普通人无法理解的高深学问，更会让他们受到比普通人厉害百倍的攻击与伤害。愿世人能真正地善待天才，真正地理解他们作为“超级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不要再出现天才流落街头的悲剧。

By Taola、雅美之途-陌上美国

OpenAI动乱终极原因，疑似被揭秘！外媒纽约客长文曝出动乱始末，起因疑似是Altman和女董事Helen Toner起了龃龉，Altman希望踢掉Helen，但不幸被Helen先发制人。

果然，时值ChatGPT一周年之际，OpenAI的大戏，还没完。前几天Greg、Altman、Mira放出了三人合影，却不见Ilya。许多人猜测，Ilya是不是要彻底离开OpenAI了？

就在刚刚，Greg火速po出了和Ilya的合影，po出一颗心，Ilya也转发了合影，同样以心回应。

与此同时，Altman也发文，为曾经被怀疑是OpenAI动乱「一号内鬼」的Adam D’Angelo做出澄清，表示他在竭尽全力地避免冲突。

我发现，有人对Adam在OpenAI董事会任职期间经营Quora和Poe的潜在利益冲突有疑问。我想声明，Adam一直非常清楚我和董事会的潜在冲突，并且在竭尽所能对之斡旋，避免冲突（在适当的时候回避，甚至在必要时请辞）。Quora是OpenAI的大客户，在董事会中拥有客户代表，对我们是有益的。OpenAI如果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成功，就会触及经济中的许多领域，和世界上许多实体建立复杂的关系，这都会导致各种潜在利益冲突。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完全披露，把决定权留给董事会。

同时，《经济学人》发表于11月的一篇文章也翻出，里面提到了这样的细节——曾经，OpenAI的投资者回报率以100倍为上限，但他们改变了规则，因此从2025年开始，上限大约每4年翻一番，也就是说，利润上限会呈指数级上升。

文章地址：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3/11/21/inside-openais-weird-governance-structure网友们纷纷流下羡慕的泪水，表示自己现在去投资还来得及吗？而马斯克则在留言区讽刺道：大家别忘了，OpenAI可是个非盈利机构。

《纽约客》长文爆料

同一时间，外媒纽约客发表了一篇长文，爆料此次OpenAI内乱的始末，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众。

董事会内乱，纳德拉被瞒

事情发生在感恩节前的周五上午11点半左右，纳德拉正在开会，忽然传来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在20分钟后，OpenAI董事会将宣布解雇Altman的消息。纳德拉此时不知道，Altman和OpenAI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僵了。某些董事会成员认为，Altman很擅长操控他人，这种特质在科技CEO中常见，但对于学术界或非营利组织背景的董事会成员来说，却很不受用。后来，这场为期五天的动乱，被部分微软员工称为「Turkey-Shoot Clusterfuck」（压倒性的大规模混乱）。

彼时，纳德拉已经和Altman密切合作了四年，对他越来越信任。大爆款ChatGPT塞进Office Copilots后，微软的核心生产力程序Word、Outlook、PPT都已改头换面。多年来，微软并非站在科技行业的最前沿，但它与OpenAI的联盟，让这家巨头一举超越谷歌和亚马逊等对手。Copilot的发布，是微软的高光时刻。ChatGPT的日活数有1400万，而Microsoft有十亿，前途一片大好。纳德拉刚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就给另一董事会成员Adam D’Angelo打电话询问情况。D’Angelo表示，Altman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并不是始终坦诚。他不愿透露更多，似乎董事会故意隐瞒纳德拉，不希望他知道Altman被辞的真正原因，因为不希望纳德拉提前警告Altman。

消息传开，整个科技行业震动

纳德拉很沮丧地挂了电话。微软拥有OpenAI营利性部门近一半的股份，董事会做这种决定前，理应征求他的意见。而且他知道，这次解雇会引发OpenAI的内乱，甚至引发整个科技行业的内战。纳德拉和微软CTO Kevin Scott以及其他微软高管视频通话，大家都在猜测，解雇理由或许是因为发布AI产品太过迅速引起的安全顾虑。Scott理解这种担忧，因此微软和OpenAI决定缓慢但持续地发布AI产品，同时招募大量未经训练的用户，观察他们如何与AI技术交互。在Scott看来，管理AI风险的最佳办法，就是对尽可能多的人透明，让AI技术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而文字处理AI，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于Altman的下台，微软的A计划是通过支持Murati来稳定局势，然后看看董事会是否会改变决定，或者解释自己鲁莽举动的原因。如果董事会拒绝，微软就会启动B计划——利用公司的巨大影响力（承诺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还未移交），帮Altman重登CEO之位，并且更换掉董事会成员。而C计划，就是聘请Altman和他最得力的同事们，在微软内部重建一个OpenAI。这就意味着，微软可以将任何新技术出售给用户，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视频通话中的高管们认为，这三个计划都很不错。这一战略背后的信念是，微软已经找到了负责任地开发AI的方法、保障措施和框架。无论Altman发生什么，微软「将AI带给大众」的蓝图都不会改变。

Helen Toner是内鬼，还是Altman遭反噬？

就在今年秋天，Sam Altman曾与CSET负责人Helen Toner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原因是Toner参与撰写了一篇批评OpenAI「煽风点火炒作人工智能」的论文。

虽然Toner为自己辩解过（后来她还向董事会道歉，因为没有预见到论文可能产生的影响），但Altman依然开始单独联系其他董事会成员，探讨替换她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当这些董事会成员交换彼此的谈话内容时发现，Altman竟然把有些人的想法「曲解」成支持撤换Toner。据知情人士透露：「Altman通过『谎言』让他们互相猜疑的做法，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不过，也有人表示：「Altman实际上并没有操纵董事会，但他也承认，自己在试图撤换一名董事会成员时，手段有些生硬。据《纽约客》爆料，Sam Altman在企业的内部斗争中非常老练。这在OpenAI早期的时候帮助巨大。例如，他在2018年时阻止了Elon Musk尝试接管组织的计划。

与此同时，Altman也很擅长控制信息和操纵观念，不论是公开还是秘密地进行。同样，这种能力也帮助他吸引到了相当丰厚的风险投资。然而，对此十分不满的董事会成员们认为，OpenAI的使命要求他们对AI的危险保持高度警觉，但在Altman的领导下，他们无法有效地执行这一使命：「我们的使命是多方面的，不仅要确保AI惠及全人类，还要有能力让CEO对此负责。」当然，Altman有着不同的看法。知情人士称，Altman和董事会之间进行的是「非常正常且积极的辩论」。但与此同时，Altman也认为一些董事会成员不懂商业规则，并且对自己的职责感到不安。面对Altman令人敬畏的战术技巧，四名董事会成员Helen Toner、D’Angelo、Ilya Sutskever和Tasha McCauley最后在研究如何撤换他时，不得不非常谨慎——必须确保能打Altman一个措手不及。「很明显，一旦Sam知道这一计划，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董事会的行动。」

我们并不清楚董事会成员们，究竟是更害怕具有自主意识的计算机，还是更担忧Altman可能的擅作主张。但不管怎样，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先发制人，并且天真地认为微软会支持他们的「政变」。两天后，Altman被解雇了。

微软：整件事都愚蠢得难以置信

纳德拉得知政变后，微软开始执行A计划。微软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微软仍将效力于Mira及其团队。与此同时，纳德拉与Murati保持联系，但没有得到太多情报。在解雇Altman的前一晚，董事会让Murati保持沉默。他们以为，她和OpenAI的员工们不会与董事会抗争。他们错了。

Murati和员工们强烈表达了不满，提出了尖锐的问题。随着Altman下台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董事会开始不知所措。而在微软内部看来，整件事情都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位高管吐槽说：「除非董事会的目标是摧毁整个公司，否则他们每次做决定时，似乎都会莫名其妙做出最糟糕的选择。」A计划失败后，微软转向了B计划。有了微软的声援，Murati和员工们开始敦促董事会成员辞职。

有些成员同意离开，甚至对Alman的回归持开放态度，只要他不做CEO，也没有董事会席位。到感恩节前的那个周日，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了。OpenAI的办公室和Altman的住所，在被大批记者监视着。董事会找到Murati，告诉她，他们正在秘密招聘一位新CEO，并且成功找到人选。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C计划启动：周日晚上，纳德拉邀请Altman和Brockman加入微软的新AI实验室，承诺尽可能多的资源。Murati和员工们向董事会发出公开信：「我们无法为缺乏能力和判断力、不关心员工使命的人工作，无法再合作。」几乎所有OpenAI员工签署了这封信，宣布加入微软子公司，除非现任董事会成员辞职，并恢复Almtan和Brockman的职位。

终于，在感恩节前两天，OpenAI宣布Altman重返CEO之位，除 D’Angelo之外的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将辞职。

OpenAI宫斗，微软成最大赢家

尽管C计划看起来很诱人，但微软高管综合评估后得出结论：目前的情况是最好的结果。将OpenAI员工转移到微软，可能会导致成本高昂、浪费时间的诉讼，还可能需要政府干预。在新框架下，微软获得了OpenAI的无投票权董事会席位，不引起监管审查的情况下，微软就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这部宫斗剧的结局，被视为微软的巨大胜利，也是对其开发AI方法的强烈认可。

一位微软高管表示，Sam和Greg真的很聪明，他们本来可以去任何地方，但他们选择了微软。所有OpenAI人都选择了微软，就像他们在四年前选择我们一样。这是对我们所建立系统的巨大承诺。他们都知道，微软是继续自己工作的最佳地点，最安全的地点。」

同时，被解雇的董事会成员也坚称自己的行为是明智的。「我们不会把Sam的一群亲信放进董事会，而是会任命能够对抗他的新人。」Helen Toner表示，「Sam非常强大，他很有说服力，善于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现在他注意到了，观众们正在观看。」而AI监管机构，对这一结果也并不满意。开源人工智能平台Hugging Face的首席道德科学家Margaret Mitchell表示，「董事会在解雇Sam时，是在履行自己职责。他的回归会产生寒蝉效应。公司内部发声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担心自己被解雇，高层人士也将更加不负责任。」Altman表示：「我们将进行独立审查，我对此感到兴奋。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继续快乐地前进。」

CTO：找到OpenAI，让微软重新伟大

Scott被任命为CTO时，被寄望带领微软超越谷歌。在过去的20年里，微软曾在内部的AI项目上花费数亿美元，但收效甚微。许多高管认为，像微软这样笨拙的大公司（拥有20万名员工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无法满足AI开发需要的灵活性。「很多时候，都是越小越好。」那时起，Scott开始关注各种初创公司，然后OpenAI脱颖而出。建立合作关系后，OpenAI可以使用微软的云计算平台Azure。2018年，Scott见到了OpenAI的数十名年轻员工，他们拒绝了大科技公司数百万美元的offer，来到OpenAI每天工作18小时，因为这里承诺创造「不会危害人类或过度集权」的AI。

首席科学家Ilya非常关心为AI的出现做好准备——它可能很有用，也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破坏。Altman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企业家，决心让AI变得有用，且有利可图。在Scott看来，这家初创公司的理念非常理想。「他们有一种真正的文化，一个关于未来的理论。」Ilya曾表示，AI会让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医疗保健等事情比今天好一亿倍 。这种自信让一些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但对Scott却异常有吸引力。当时，微软内部正弥漫着阴郁的氛围，许多员工都认为，AI是一场数据游戏，谷歌有更多的数据，而微软处于巨大的劣势。但Scott说服了绝望的微软高管：我们有另一种方式玩这个游戏。因为对算力的需求猛增，OpenAI需要拥有巨大财力的合作伙伴，因此，它推出了营利性部门，允许合作伙伴持有OpenAI的股权，并收回投资。然而营利部门由非营利组织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由教授、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和企业家组成。他们有权解雇CEO，如果认为OpenAI的发现会将人类社会置于风险之中，他们可以锁死这种技术，把钥匙扔掉。纳德拉、Scott和高管们愿意接受这些奇怪的规矩，因为相信OpenAI会让微软在AI领域拥有领先优势。随后，就是近100亿美元的投资。

那一天，GPT开始自动编码

2019年的某天，OpenAI 副总裁Dario Amodei有了一项震惊的发现——将软件程序的一部分输入GPT中，要求系统完成编码后，GPT照做了，而且使用了Amodei根本没有计划使用的技术。没人能确切说出，AI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LLM本质上是一个黑匣子。GPT的答案，基于数十亿个数学权重，后者会根据概率，来决定接下来输出什么。在OpenAI的某些员工看来，GPT的神秘编码能力令人恐惧——这也太像终结者了。好在，令人安慰的是，GPT也时常会出现编码失误。而Scott和Murati在了解到GPT的编程功能后，既焦虑又兴奋。他们一直在寻找人们愿意付费使用的AI应用。巧的是，五天后，微软收购了GitHub。被收购后，GitHub成为微软内部的独立部门，拥有自己的CEO和决策权。GitHub上的代码，有时会出错。所以Scott和Murati找到GitHub CEO Nat Friedman时，双方一拍即合。

Friedman是一名业余飞行员，他给产品取名为GitHub Copilot。21年，GitHub准备推出Copilot时，遭到微软一些高管抗议，因为这个工具偶尔会产生错误，因而会损害微软的声誉。但Friedman力排众议，不顾许多激烈的反对声，发布了产品。GitHub Copilot获得了巨大成功，微软开始对程序每月收取10美元的费用。一年后，它的年收入突破了一亿美元。同时，高管们注意到，使用这个工具越多，就会对它的功能和局限性理解得越细致。用Friedman的话说，「你的大脑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它」。

从那时起，Scott开始撰写一份题为《AI Copilot时代》的备忘录，他写道，微软已经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来向世界解释AI——副驾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时刻：所在的领域正在发生如此激烈的巨变，重新构想新的可能性，如此令人兴奋。」就如OpenAI联创Karpathy所说，最热门的新编程语言是英语。接下来，就是将GitHub Copilot应用到微软的软件中。

2023年，微软将GPT-4集成到了Bing搜索引擎中，Bing的下载量猛增了八倍。而微软的工程师们，记住了Clippy和Tay的失败教训——避免将AI拟人化。它们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犯错时会被认为是愚蠢的，人们并不会决定它们是不完美的工具。因此Office Copilot会提醒用户，自己是AI而不是人，没有呆滞的眼睛或者活泼的名字，图标也都是抽象形状。截止今年11月15日，已经有数万人在使用Coiplot。显然，OpenAI和微软，还将继续给世界带来巨变。

By 新智元

前几天和同事聊起中国目前的外交现状时，他居然说：“中国现在就没几个好朋友了，也就巴铁、以色列了。”

闻听此言，我倍感震惊，说中以目前没有爆发直接矛盾是没错，可将其等同于“巴铁”则言过其实，要想找一点中以没那么友好的证据太多了。

比如，在2020年8月的时候，以色列主流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先是发表社论：表态要加入美国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承诺未来5G等通讯领域排斥中国设备和技术。

此外，他们还不忘对中国狠泼脏水:在以中企窃取以色列国民的隐私，封禁华为有利于以色列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

这还没完，在2020年8月19日，该媒体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已经被证明是反派，我们啥也不欠他们》的反华社论。

其之，以色列最近对华不断透露出浓浓的恶意，这让部分中国网民陷入到不解：“以色列人不是感恩中国救助过犹太人，全民对华友好吗？

有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陷入“自我反思”中，认为这一定是中国的错，伤害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感情，顺带不忘又吹一波“犹太人的伟大、以色列帮助中国”。

而有的网友则会“义愤填膺”，认为以色列人忘恩负义，令人寒心。

那么问题来了，真实的中以关系，或者说是犹太人和中国的关系到底在咋样呢？

Chapter 1

如今，中文网络充斥着海量的“以色列心怀感恩，无私帮助中国”“犹太人和中国的友情”等神话传说，可以编一部小说了。

我们就随便盘点其中最知名的几条谣言吧。

其一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色列向我国捐款1亿美元”。

这真的是特别拙劣的谎言，不仅张口就来，而且是拿着20多万死难同胞来编造谎言，先不说当年我国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接受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一分钱援助，就是1976年的1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1976年，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51.8亿美元，真正能用的财政收入不到20亿，加上美援也不过50亿，其中大半要用于军费，加上当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以色列经济陷入困境，财政预算年年赤字，完全要靠美国援助续命。

这种情况下，用屁股想都该明白，以色列有能力捐得出一亿美元？

其二就是广大群众熟知的“中国二战帮助数万犹太人”、“以色列举国感恩中国，对待中国人友好到发指的地步，经常请陌生的中国游客吃饭”、“以色列有感谢中国人的纪念碑”。

我在十几年前看到这段文字描述时，也曾在刹那间被小小的“感动”了一下：

“日寇巴结希特勒，也曾策划灭绝在沪犹太人。有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鬼子前后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全款靠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路见不平，接二连三地采用“空投”、就是将面饼等食物掷过房顶去的原始方法帮了他们一把。”

问题是，这2000人一年时间内起码要吃掉几百吨食物，当时全上海的人得有多少人一天到晚专门去扔烧饼油条？

当年的上海市民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中，日军宣称给上海配给3年的食物不够1年食用，真要这么扔大饼，上海市民估计得饿死无数人，再无私也不带这样玩的，这完全违背基本常识和人性。

但上海市民为犹太难民提供食物的事情倒也并非虚构，许多在上海呆过的犹太老人回忆过：犹太人用随身的物品找上海市民交换食物，挺过了艰难时期。

何况，以日本鬼子那种残忍性格，真打算灭绝的话，估计早就直接屠杀了，何必费这么半天功夫。

事实上，纳粹德国的确曾在1942年6月派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赴沪和日寇占领军交涉，要其协助纳粹“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

出人意料的是，鬼子虚于委蛇，消极对抗德国，只在虹口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无国籍的犹太难民约1.4万人迁入其中。

这可不是鬼子“良心发现”，而是为了获得更多利益的权宜之举。

日本人之所以对犹太人如此“亲善”是要追溯到日俄战争时期，一位名叫雅可布·希夫的美国犹太富商积极为日本筹措资金，主动向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这笔钱对于当时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日本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战后，雅可布·希夫一下成了日本的英雄，被日本媒体连篇累牍地颂扬，甚至连明治天皇也在皇宫举行宴会款待，并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天皇授勋的外国人。

此后，日本人顿时感觉犹太资本“真香”，所以日本内部出现了一些“亲犹派”，他们试图利用世界范围的内的犹太财团帮助，以助力日本的侵略扩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甚至实行了一个名为“河豚计划”的恶毒计划：即吸引大量犹太移民来东北，这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犹太资本，并让犹太移民在东北安家落户，形成独立的社团，甚至在东北划一片土地重建2000年前的“犹太国”。

为了加强犹太人好感，日本的“亲犹派”甚至编造出“日本人是犹太失散的第10个部落”这种荒谬言论，无耻程度堪比现在一些韩国人。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因为犹太复古主义和美国犹太领袖的反对而破产，可还是令人细思极恐。

总之，犹太人在日军的统治下过得可比当地的中国人要稍微好一点。

至于说中国人去以色列受到普遍善待，甚至动不动有人请客吃饭，这就更是无稽之谈。

毕竟现在旅游的人这么多，以色列也不算是冷门旅游点，但凡去过的朋友都反映当地的普通以色列民众都对“中国二战救助犹太人”这件事一脸懵逼，只有少数曾在上海或者中国东北的犹太老人或者后裔知晓此事。

中国在以色列有许多务工人员，经常受到以色列军警欺辱，有个中国记者为了维护中国劳工的权益办了一份中文刊物，最后被以色列当局驱逐，此事2003年各大网站都有报道。

而且，因为在以中国务工人员有一些是偷渡打工，因此以色列警察对于不是游客打扮的中国人很警惕，如果你一身便装说你是中国人，很有可能马上会有警察来检查你，要是你掏不出证件，可能真的会立刻“请”你吃饭——“牢饭”。

另外，之前有不少地摊网文都爱这么介绍以色列：犹太人复国成功后，专门立下纪念碑，以纪念中国人二战救助犹太人的义举。

这个碑是存在的，但是，对这段历史稍微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在以色列，类似的大大小小的纪念标志有成百上千，有以色列官方的，也有民间自己建的小碑牌。

地摊网文却故意用春秋笔法将其描述成“只为中国立碑”，令许多不明真相的吃瓜读者感动的一塌糊涂，而当你仔细探究其真相时，会倍感沮丧，

以色列有个“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专门对二战期间所有冒险救助过犹太人的外国人，颁发“国际义人”奖，并专门为其立碑几年。

截止到2000年，以色列共向世界各国10000多人颁授“义人”奖，其中只有一名中国人——即是当年旅居乌克兰救助犹太儿童的潘均顺。

直到2001年，中国学者发现的当时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事迹：他给数千犹太难民发放签证，使其逃离纳粹占领区。

中国方面马上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举荐，但基金会认为何凤山是外交官有豁免权，不是“冒险”救人

但吊诡的是，同样具备外交官身份的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却早早的被选为“国际义人”（签发签证的方式帮助1100多犹太人逃到上海，被犹太人誉为“日本辛德勒”）。

直到中方人员又搜集了更多证明何凤山是冒了风险的资料，交到基金会，基金会核查都是事实后，才被授予“国际义人”。

根据这些核实过的资料，有犹太学者认为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奇怪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被何凤山救过的犹太人主动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反映他救人的事迹，所有资料都是中方学者搜集整理的。以色列人这样是报恩？还是忘恩？

上面说的那个感谢中国人的碑，很可能就是指潘均顺或者何凤山的纪念碑。全世界有上万人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被树碑纪念。中国只占万分之二而已。

最后一点要说的就是吐槽“以色列帮助中国军工发展”这篇硬吹神话。

地摊网文说，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搞了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许多技术是限制向中国出口的，而以色列却违反西方规定，偷偷出口脂肪肝技术，我国的歼十战机、防弹衣、空警2000预警机等都离不开以色列慷慨相助。

这种谣言技术含量不是很高，首先，以色列压根就不是“巴统”成员，而且“巴统”早在1994年就解散了。

另外，以色列本身的防弹衣水平并不高，在2002年的时候就有报道称：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埃利则对驻守加沙的以军的防弹衣轻易被M16射穿表示震怒，此事震惊以军上下，许多以军士兵对这种劣势国产货深感失望。

结果，以色列在当年就找中国订购了2万件防弹衣和1万顶头盔，而且，以色列还是中国制造防弹衣的大客户，说以色列帮助中国防弹衣发展简直是个大笑话。

至于歼十战机是源于以色列的“狮”式战机，始终无任何确凿的官方证据，只有各自网文在那瞎说。

地摊网文说歼十和“狮”式都是鸭式布局，这种布局为以色列首创，所以歼十肯定是有以色列技术在其中。

问题是，这种鸭式布局不是以色列首创，而是始自瑞典的Saab AJ-37“雷”攻击机。这款战机为1952年开始论证，61年立项研制，71年正式服役。

以色列的“狮”式是1979年才由美国提供主要技术和部分资金，两国合作开始研制的，可因为以色列军方不断提高对飞机的要求，自身的技术和资金却跟不上，加上和美国的分歧不断加大，到1987年已经砸进去了20亿美元，却毫无结果。

同时，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不想往这个无底洞砸钱，也不想搞出一个和自己的f16争夺军机外销市场的对手，于是美国施加压力，逼得以色列内阁在1987年8月30日宣布该计划终止。

不过，这件事对于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毕竟花了这么多银子却半途而废，以犹太人人精明，会白白浪费钱吗？

也是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媒体就开始猜测，认为以色列很可能把“狮”式的有关资料，出售给中国挽回自己的损失，而歼十就是以色列人和中国人的合作结果。

由此看来，所谓的以色列帮中国研制歼十的事情完全就是西方媒体妄加揣测，没有一点实际佐证。

可早年的地摊文学和网络公知文却把这个恶意猜测当做实锤证据，并大肆吹嘘，这不仅是无脑跪舔，还是在试图贬低我国军工，真的的非蠢既坏。

但以上那些谣言比起“以色列帮助中国预警机”来说，都是轻的。

中国曾在1998年和以色列达成合同：斥6亿美元向以色列购买四套“费尔康”预警系统，以安装在伊尔-76运输机上，以改装为预警机。

可这件事不出意外的遭到了阻挠，在2000年7月12日，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戴维营出席以、巴、美三方首脑会谈的第2天，以色列公开宣布，“搁置”向中国出售预警机计划，到同年12月18日，以色列正式宣布中止和中国签订的预警机合同。

先不说以色列打乱了中国的预警机发展计划，耽误了我们多少时间（美国人曾得意地说，至少是三年）。单说赔偿金额问题。按照合同，以色列应该赔偿10亿美元（台湾媒体的报导是应该赔偿20亿）。

更令人无语的是，以色列居然跑去找美国，要求帮忙“报销”这笔赔偿金，美国当然是拒绝了这个要求。

然后，以色列居然开始耍无赖，先回复中国说：以色列是小国，无力支付如此高额的赔偿金。之后，我国严正和其交涉，才让以色列不情不愿的同意赔偿中国3.5亿美金。

先是单方面毁约，然后又不按合同支付赔偿，就这种老赖行径，许多公知文章居然给洗成了“以色列慷慨大方，赔偿中国3.5亿美金”，完全是颠倒黑白不说，还有公知曾写文如此描述：“等着看吧！三年之内，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预警机必将飞上祖国蓝天！”，暗示以色列给中国提供了预警机技术。”

先不说中国自主研发的“空警2000”和以色列的费尔康完全不同，连国内外的很多分析文章都认为，中国的预警机采用的是一种自行开发的技术。

咱们就从起码的逻辑推理也不可能：以色列本来就指着部分比较先进的军工技术来赚钱，预警机他没赚着中国的钱，他还会把技术送给中国?

要知道，犹太人可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精明、最吝啬，重利轻义的生意民族，这可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悠久传统。

Chapter 2

犹太人历史很悠久，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他们最早是定居在两河流域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乌尔城（今伊拉克纳西里耶），语言为闪语系的塞姆语，和阿拉伯人都属于闪米特人，可谓同根同源。

后来到公元前1950年，乌尔城受到外人的侵入，这个部族在时任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历经艰难长途跋涉，逃到了位于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丘陵地带，该地被称为迦南地，当地土著名为迦南人。

当地迦南人对这群和自己体貌特征、生活习惯有较大差异外来人很反感，蔑称其为希伯来人，意为“大河那边来的人”。

于是，希伯来就成了这支由亚伯拉罕带领的闪米特人的正式族名，希伯来人和迦南人爆发了长期冲突。

就这么过了350多年，迦南发生了饥荒，许多希伯来人又迁移到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并被埃及法老统治与奴役。

之后又过了数百年，希伯来人在首领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并又回到了迦南地，

此后该地就被犹太教称为“应许之地”。

在逃离埃及期间，摩西声称，上帝借由他之手向众人颁布了十条规定，即“摩西十诫”，希伯来部众将其视为生活准则与律法，该“十诫”也成为日犹太教的信守的律例。

之后，这支希伯来人回到了迦南，并继续和当地土著发生冲突，但这过程中，两方部落也逐渐开始混合杂居。

又过了些年头，一支来自地中海的部族腓力斯丁也攻占了迦南地的部分领土，并在此定居，古代希腊人称腓力斯丁人的居住地为“巴勒斯坦”，意即“腓力斯丁人的国家”，从此，巴勒斯坦称呼取代了迦南。

此后，希伯来人和腓力斯丁人爆发争斗，到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各部族终于完全统一，并在首领大卫王的带领下赶走了腓力斯丁人，并夺取了迦南人的耶路撒冷城，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

之所以要叫“以色列”是因为在希伯来人传说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曾和天使比赛摔跤，所以改名“以色列”，意为“和天使摔跤”。

同时，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子孙们又成立了犹大支派，而大卫王就来自这个支派，至此，“犹太”这个称呼也成为了希伯来人的族名，并逐渐取代了后者，至此，犹太人终于正式形成了。

不过，犹太人在古代的辉煌也就此达到，这个联合王国很快分裂为南北，北部名“以色列王国”，南部则称“犹太王国”，并分别延续几百年后被亚述和新巴比伦灭亡。

北部的以色列王国这一派系逐渐被亚述人融合同化，可南部的犹太王国先是被新巴比伦奴役，后来波斯帝国灭亡新巴比伦后才得以返回耶路撒冷，可犹太人再也没有重现大卫王时期的辉煌，也未能独立建国，先后被波斯和古希腊人统治，享有高度自治权。

这种状况到罗马帝国时期戛然而止，公元66年，罗马人大肆屠杀和排挤犹太人，引发了犹太人起义，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占摧毁，犹太人被赶出了故乡，至此流落世界各地。

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都遭遇歧视和排挤，不仅是因为他们固守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产生严重冲突，因为犹太教不承认《圣经》中的《新约》篇章，只认《旧约》，加上耶稣（本身是犹太人）传说是被犹太人犹大出卖的，因此基督徒们对犹太人极为不爽。

欧洲封建主们先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同时，当地手工行业协会也抵制犹太人进入。摆在犹太人面前基本只有一条路可走——经商。

每日与金钱打交道，借债、还债、放贷是最基本的事务，可放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都是不被允许的，怎么办呢？

犹太人仔细研究《旧约》后，发现了一个BUG：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犹太人于是做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只有犹太人是天选民族，其他的人统统是外人，也就是说，只有犹太人才有资格信上帝。

至此，犹太人靠着放贷和经商不断获利，同时犹太人为了传承信仰，还特别注重读写教育，有钱有文化，文盲封建领主很喜欢让犹太人充当基层行政官吏。

中世纪犹太金融家

但至此，恶性循环形成：犹太人越维护文化传统，越是容易得到领主赏识，同时也越来越难以融入社会，犹太教也越来越排外，先是不再对外传教，然后过分强调血统纯正，要求必须是母亲是犹太人才可以，到了最后，甚至宁可近亲结婚也不和外人通婚。

这就让犹太人人文化保持得很完整，即便他们说的日常语言希伯来语逐渐被当地语言代替，但宗教仪式上一定会吟唱希伯来语，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2000年无法被同化，仅有中国河南开封的一支例外（但近些年受以色列方面宣传鼓吹，许多人开始重新认同）。

久而久之，犹太人形象越来越差，要么就是帮领主们干黑活儿的官吏，要么就是放贷的黑心商人。

这之中莎士比亚名著中描写的《威尼斯商人》里的反派——犹太商人夏洛克就是古代和近现代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普遍观感。

可以说，欧洲排犹运动从罗马帝国开始之后2000年从未停止，不论是罗马人，还是英国、沙俄、波兰、法国等等都有相当程度的反犹暴动和驱赶犹太人的国家行为，纳粹大屠杀只是这其中最为凶残的一幕。

各国的排斥还有纳粹大屠杀让犹太人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达到新的高峰，犹太人只相信自己人，任何外族在他们看到都不能交心成为真朋友。

所以，犹太人的民族性决定了他们最重利，同时也学不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这在以色列复国后的种种表现可见一斑。

3

犹太人因为不断被屠杀、驱赶，于是在近19世纪末开始形成了“锡安主义”思想，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旨在将全世界流散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回到“应许之地”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并在1948年在美、苏等大国的支持下，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

但这在当地阿拉伯人看来，这种复国毫无道理，毕竟他们离开了2000年，当地的阿拉伯人也已经定居了上千年，突然从各地涌入的犹太人要裂土建国，岂能容忍？

于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多次中东战争，可以为各怀鬼胎，内部不团结，加上作战水准太差，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而以色列则有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财阀支持，结果越打越大，愈来愈强，不仅将48年联合国划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土地绝大部分吞并。

甚至一度侵领了包括埃及西奈半岛、黎巴嫩南部、叙利亚戈兰高地等领土（侵占至今），并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肆意侵犯阿拉伯国家领土主权，并在各地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妄图永占其地。

以色列还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不顾世界各国的谴责发动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的侵略战争。

但就这么咄咄逼人的以色列，却还在全世界各国面前哭诉自己“遭受袭击，被迫自卫反击战”，同样，因为犹太资本控制了许多媒体，因此，以色列的霸道之举总有一堆人为之辩白。

以色列在建交的国家都有文化交流中心，或者犹太人文化中心，以色列政府和民间人士对于国家形象和犹太人文化宣传一直都很积极。

在中国，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形象一直很好，像《塔木德智慧全书》、《犹太人的羊皮圈》、《犹太人的智慧》等鸡汤书籍在中国至今销量不错，人气旺盛。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论坛和视频网站上，以色列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有大量正面宣传，可这之前都夹杂一些私货。

比如某人气以色列籍UP主在说到以色列人，一直都在潜移默化的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领土首都，这明显和我国外交政策相悖。

另外，就连四处搞暗杀的摩萨德也在中国网络圈被长期吹捧，以色列情报机构创立的实战格斗技能马伽术也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培训中心。

在这种文化输出下，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形象在中国被过度神化，因此出现那些所谓的“中以友谊”的地摊网文有那么多人信也丝毫不为过了。

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巴勒斯坦人的抗争在民间舆论场几乎被妖魔化成暴恐活动。

现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除了美国支持，基本上是全世界的抵制反对，这种时候有些极端被洗脑的“以粉”鼓吹支持以军，那就是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民为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巴以问题上，美以显然是失道的一方，大家觉得中国应该站在哪一边？

在中美博弈越发激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越是把道义的旗帜扔到地上踩几脚，我们中国人就越要把它捡起来高高举起，捍卫国际道义。

综上所述，在国际关系莫名其妙的自我感动其实十分有害，你哭半天别人可能都不知死了谁，真是尴尬。

以色列人说不欠我们的，那我们更不欠以色列人什么，过度美化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行为可以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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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虞卫东：《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解析》

洪韬：《当代以色列政教关系研究——在神权国家与世俗国家之间》

郭白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的人文交流

佘纲正：《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从怀疑到正视：本-古里安的中国观变迁与冷战时期的中以关系》

By 狼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