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揭示了人性最恶的一面

人性问题,在这个看似高度理性化却又时常怪诞且不确定的时代,再次凸显出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刘慈欣的《三体》虽是一部恢弘壮阔的科幻小说,其中却讨论了人性善恶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面对普遍的人性之恶的问题。他分析了小说中的人们在黑暗森林状态中,如何根据自身对生存的理解来思考生死善恶问题,指出三体危机的实质在于,在黑暗森林中无处不在的死神面前,思考生命的意义。作者提出,“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就是生命的深度展开。只有尊重生命本身,珍视日常生活”,才是生命的尊严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三体》第一部,贯穿小说的明线,是主流人类社会侦破地球三体组织背叛地球之罪,逐渐使三体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三体危机的直接起因,是叶文洁借助太阳向太空发射信息,亲身经历的丑恶使她对人类文明彻底绝望,这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因此,三体危机就是人类因为“文革”受到的惩罚。那时候,包括叶文洁在内的人类还远远没有认识到黑暗森林状态,都是根据自己对生存的理解,来思考生死善恶。这一部的实质问题是,如何来面对普遍的人性之恶。

叶文洁的理论及内在矛盾

叶文洁和她的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还不仅体现在这个黑暗森林的死局上。她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死局。以革命的名义背叛亲人,使她最初感受到人类之恶,但她在投入新的理想之后,却也无情地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她对杨卫宁的无情,与绍琳对叶哲泰的无情,何其相似!唯一的区别是,绍琳为的是个人的利益,叶文洁为的是一个新的理想。她为新的理想投入的激情,乃至对它天真的幻想,与她的妹妹叶文雪也如出一辙。更不用说她所带来的这场运动,又激发出多少人类之恶!

这场运动带来的最大牺牲,大概要算叶文洁的女儿杨冬之死了。叶文洁应该没有主动告诉杨冬她的发现,更没有吸收她进入地球三体组织,但她对世界的认识,对人性的观察,却很难不让杨冬知道,所以说:“我对冬冬的教育有些不知深浅,让她太早接触了那些太抽象、太终极的东西。”(Ⅰ.52)但她仍然非常注意把女儿往回拉,警告她不要轻易进入那个世界。但杨冬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各种空灵的理论,“那些东西一崩溃,就没有什么能支撑她活下去了(Ⅰ.53)。

叶文洁也许始终不知道杨冬偷看了她的资料,但她应该清楚,杨冬之死与自己有莫大的干系。除了自己的教育对杨冬性格的影响之外,地球三体组织“扰乱研究者的思想”(Ⅰ.206)的计划,是包括杨冬在内的许多科学家自杀的直接原因——无论杨冬是被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伤害的,这个事实都太恐怖了。无论如何,杨冬都是继杨卫宁之后,叶文洁理想主义的又一个牺牲品。如果说,杨卫宁之死还有些偶然,对于杨冬之死,叶文洁难辞其咎。

当叶文洁知道自己的理想主义已经彻底破灭,她也应该立刻想到了杨卫宁和杨冬的死,这不再是为了伟大事业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而是为一个荒谬的理想付出的巨大代价,使叶文洁与她所憎恨的那些恶人没什么两样。

当她用尽最后的生命爬上红岸时,叶文洁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现在,红岸基地遗址已经不再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而是她为之奋斗了多半生的荒谬理想的开端。这里,还有杨卫宁和雷志成的墓地,记录着她自己的罪。

爬上红岸这个行为,或许就是人类难得能有的“道德自觉”和“忏悔”,叶文洁经过这么多年,才比她所鄙视的那些人,多走出了这一步。但对于她对人类犯下的巨大罪行,叶文洁是无力忏悔的,因为,她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后的落日。

直到小说的第二部,我们才知道,叶文洁的忏悔还不止这些。在“走向她那最后的聚会”(Ⅱ.6)之前,叶文洁在杨冬墓前将黑暗森林理论最关键的部分告诉了罗辑,从而为人类最终战胜三体入侵,奠定了非常宝贵的理论基石。这个重要的细节提示我们,叶文洁虽然到最后才向自己承认其理想的内在问题,但就像许多口头上拒绝认错的人一样,她的内心早已涌动着深深的不安。

但就像三体人一样,叶文洁应该知道,掌握了黑暗森林的基本原理,人类就可以抓住三体人的命门,因而,本来以消灭人类暴政为目标的叶文洁,在这一刻,面对死去的女儿,不仅对那场聚会的结局没有把握,对地球三体运动的使命也已经产生了怀疑,尽管可能只是无意识的。

拯救之路的无望

在叶文洁遥望人类的落日的时候,她也把目光投向了齐家屯,那个曾经让她获得家的感觉的东北小村庄。她没能在三体文明找到战胜人性之恶的道德,唯一能暂时化解人性之恶的,是这个小村庄,但她在报复全人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村庄里的所有人也一并报复了。

叶文洁超越黑暗森林的努力无可避免地失败了,她将三体危机带到了地球上,也将地球带进了更加无边的黑暗森林。但也是叶文洁留下了克服这场危机的线索。她倔强地相信,能有什么东西克服人性之恶,黑暗森林应该有个边界,尽管她不知道这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和伊文斯的方案是截然不同的。伊文斯对世界的审判是彻底的,他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对待人性之恶,三体文明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三体世界究竟与人类有什么不同,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只想毁灭人类,美好的天堂仅仅存在于他的心里,或者说,仅仅存在于对人类世界的毁灭行为中——人类之恶,其实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哪个人、哪种行为的恶,他并不想拯救哪种具体的生命,只想毁灭充满了恶的生命。这种态度看似极端,却是一种更简单、也更容易理解的解决方案。在无处可逃的黑暗森林中,除了对它的彻底否定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像叶文洁那样,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条拯救的道路,不仅是最终不可能的,甚至会使自己难免沾染上这充塞天地的罪恶。

暗森林中的生命是深不见底的,如果说有更多的维度,似乎也只是有更复杂的罪恶,有更多种罪恶的可能性。叶文洁小心翼翼地潜入到人性深处,虽然触手可及无处不恶,但黑暗森林中也曾闪过微茫的光芒,那就是齐家屯的点点灯火。既然有那样的村庄,既然有那样的温暖,又怎么能说黑暗森林中都是暗无天日的呢?这应当就是叶文洁不肯赞同伊文斯的根本理由。

尽管齐家屯这弱小的光芒不足以战胜四周无处不在的黑暗,这却决定了叶文洁不会采取彻底毁灭的态度来对待人类文明。生活中又何尝没有更多的光芒?杨卫宁的爱、与杨冬的相濡以沫、学生们的感恩、孩子们的天真,这是黑暗森林中不时闪出的一些亮光,叶文洁随时都可以感受到。但这些亮光,就像潜藏在黑炭下的火星,虽然几乎无处不在,但很难形成燎原之势。叶文洁刚刚捕捉到一点点火星,瞬间就又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了,这使她非常无助。就在这时候,她得到了三体人的回复,于是幻想着三体人能够帮她带来熊熊大火,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但没想到的是,三体人却是带着更加无边的黑暗而来的。

生活的尝试,生命的尊严

在三体危机带来的恐慌中,只有一个人真正表现出了生命的尊严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那就是史强。在小说第一、第二部中都有重要表现的史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形象。他在小说开头的形象是:“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穿着脏兮兮的皮夹克,浑身烟味,说话粗声大嗓。”(Ⅰ.1)

但这个一开始让汪淼非常厌恶的警察,很快就显示出其过人之处:“这个外表粗俗的家伙,眼睛跟刀子一样。”(Ⅰ.6)史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与地球三体组织的斗争中,他却是个决定性的人物:是他在地球三体组织的聚会时成功地将对方一网打尽,也是他想出了有效策略,杀死伊文斯,而又能截获“审判者”号上的三体信息。

这两次行动使地球三体组织遭到重创。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被突如其来的危机吓傻了的时候,只有史强还保持着生活的常识。他根本不去仰望星空,根本不考虑那些所谓终极的哲学问题,他关心的是买房子、孩子上学,以及一个又一个案子,他真正的看家本领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事串联起来,串对了,真相就出来了。”(Ⅰ.97)

能把这些表面上无关的事串在一起,除了天才的想象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常识感,即常伟思看重的“经验”。正是靠了这种常识感,史强对事情的判断不仅远远超过汪淼、丁仪这些专家学者,更成为叶文洁和伊文斯的真正克星。

这也正是叶文洁和伊文斯最缺的东西。他们关心的是抽象的生命、形而上的善恶、作为集合名词的人类,却几乎没有真正的日常生活,甚至以刻意远离日常生活为荣。无论红岸基地、“审判者”号,还是充满终极问题的哲学著作,都距离生活极其遥远。本来有着日常生活的汪淼,在倒计时面前也完全乱了方寸。

而叶文洁虽然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也并不甘于沉溺在日常生活中,她对杨冬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教给她日常生活。她之所以觉得在齐家屯的那几天最温暖,是因为她暂时被拉回了日常生活。多年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伊文斯,与日常生活近在咫尺,却根本无兴趣进入。要不然,为什么大兴安岭的小村庄充满了温暖,黄土高原上的村民就都成了魔鬼呢?日常生活,便是那黑炭下的火星,其实无处不在,完全可以燎原,但是,火星必然会烧出黑炭来,没有独立存在的火星。在叶文洁和伊文斯那抽象的概念中,善恶永远对立,他们试图从人类的生活中消灭恶,保留善,就如同消灭身体保留灵魂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个古老的命题本就充满了争议。人们诉诸的理由往往是,多少人在作恶,多少人在行善,这样争论下去,这个问题永无答案。然而,在更深的世界文明传统中,叶文洁的这种人性论是非常靠不住的。

伊文斯之所以认为人性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多少动物被杀害,多少物种在灭绝,而是因为一个更深刻的理由:人类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不可能接受物种共产主义,一句话,人没有上帝那么好,所以就是恶的,这就像黑暗森林一样,无可反驳。所以,人类应该遭到灭种的惩罚。但史强诉诸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国智慧:生之谓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就是生命的深度展开。只有尊重生命本身,珍视日常生活,才谈得上善恶问题。谁也无法否认浩劫中的作恶,谁也无法认可物种灭绝的正当,但因为这些恶行就去随意杀人,甚至灭绝人类,本身就是最大的恶。而人性的力量,也正在生命本身。

当汪淼和丁仪陷入极度绝望中的时候,史强带着他们到华北平原去看铺天盖地的蝗虫,告诉他们:“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Ⅰ.296)虫子不可能被真正战胜,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技术,而就在于生命本身的力量。于是,“三个人沐浴在生命的暴雨之中,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Ⅰ.297)。史强不懂科学,也不懂哲学,但他懂得生活,这就是他的一切力量之所在。

史强不会去问那些有关善恶的哲学问题,因为在生活本身面前,善、恶都只是概念。二百多年之后,罗辑对史强讲清楚了善恶的问题:“下面要定义两个概念:文明间的善意和恶意。善和恶这类字眼放到科学中是不严谨的,所以需要对它们的定义加以限制:善意就是指不主动攻击和消灭其他文明,恶意则相反。”(Ⅱ.443)

最早发现黑暗森林理论的叶文洁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她天真地认为三体文明一定更善良,因为经历过太多恶的她,也把善抽象化了,伊文斯更是如此。但罗辑明白,生命才是第一级的概念,善、恶并不是。生命为了保存自己而攻击其他生命,虽然是恶的,却也是生命的必然要求;生命不需要攻击其他生命也可以活下去,从而不发动攻击,那就是善的。但若生命在面临威胁时仍然不攻击,甚至邀请其他生命来攻击自己,那就是愚蠢了,因为如果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就根本谈不上真善美。

而地球三体组织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因而对于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是邪恶的背叛,比叶文洁和伊文斯所经历过的所有恶都更罪恶。黑暗森林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的需要会使生命必然攻击其他生命。但地球上的人类通过社会和政治制度,使人们之间不必相互攻击也能生存下去,并且认为不相互攻击是理所当然的,这才是黑暗森林中最大的奇迹。叶文洁和伊文斯都是出于这种理所当然,而无法容忍人类当中一些没有按照这种生活方式做的人,并对他们充满了愤慨。

然有这么多地球人“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种”(Ⅰ.239),这一点本身就是文明过于发达的一个结果,因为文明的自我修正能力,是在道德观念相当牢固的文明中才能产生的。正如但丁在地狱中的各种罪人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闪光之处,地球三体运动这样大规模的背叛运动,恰恰证明了地球文明的尊严。

当然,这种尊严会阻碍人类去认识黑暗森林,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黑暗森林,就是由生命最低的维度构成的社会。人类沉在深度文明中过久,以致不能看到生命那最简单的现实。最早接触外星人的叶文洁花了大半辈子才认识到,要找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的罗辑,来传承她的宇宙社会学,但史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层次。

从深度文明中浮到表面上,获得生命的常识感,会使人类有更明晰的理性和力量,但只有深入文明当中,才能有更丰富的生活。这两个方面,都是文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黑暗森林法则的现实意义

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使作品中的人类与敌对的三体人建立起了一种“黑暗森林威慑”,即通过威胁公布其星球坐标的方式,使三体人忌惮被更高级文明发现并毁灭的后果,因而停止入侵地球。透过文本,结合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不难发现“黑暗森林法则”与“核威慑理论”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具有同样的现实主义范式,相似的基本假设,以及类似的演绎推理。本文将通过对比二者的近似范式(“宇宙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和共同机制(威慑理论),分析“核威慑”理论在该作品中的应用,并具体分析威慑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要素、探析“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的差异之处。

【关键词】核威慑,威慑理论,现实主义,“黑暗森林法则”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刘慈欣 《三体II黑暗森林》

“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一切,也会在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与创造能力来保障生活的时期中产生。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利维坦》

“黑暗森林法则”是我国优秀科幻系列小说《三体》中的一个重要设定,其主要内容为:宇宙中所有文明的首要目标都是生存,而宇宙中资源总量有限,且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另一个未知文明的善意或恶意。因此,当一个文明的所在位置暴露时,便必然会招致其他更高级文明的打击而被毁灭。基于这一法则,在系列第二部中,男主人公罗辑向正在入侵地球的外星高级文明——三体人发出警告,以向全宇宙公布三体人母星的具体坐标为威胁,迫使三体舰队转向,进而建立起了地球人与三体人之间的“黑暗森林威慑”,成功维持了两文明间62年的和平(这一时期被称为“威慑纪元”)。

可以看出,罗辑为阻止三体人入侵所采取的战略,本质在于“威慑”(Deterrence):以实力让对手感到害怕,令对手惮于两败俱伤甚至是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因而不敢轻易发起攻击。这一战略与始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理论范式、机制设计到应用效果都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小说中的“黑暗森林威慑”在罗辑的后继者无法承担威慑任务后失效,使人类和三体星球都遭受灭顶之灾;而“核威慑”不仅保障了冷战时期人类文明没有毁于美苏两国的核战争,且至今仍为维护世界的相对和平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将从“黑暗森林法则”与核威慑理论所从属的理论框架——“宇宙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比较,理清两者相似的理论范式,进而再通过核威慑理论的理论内容与实践应用,解读“黑暗森林法则”的本质,分析其生效与失效的根本原理。

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宇宙社会学”与现实主义理论

《三体》中的“黑暗森林”这一法则是从罗辑建立的“宇宙社会学”中推演而来的。这一学说认为,有两条基本公理:1.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又引出了 “猜疑链”(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另一个文明是否具有恶意,也无法获知对方对自己是否具有恶意的判断,由此产生循环往复的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文明的进步速度并不匀速,弱小文明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超过更强大的文明)的概念,由此推论出了“黑暗森林法则”:对高级的宇宙文明来说,当发现一个未知文明时,由于“猜疑链”的存在,探测成本高于打击成本;而在对方出现“技术爆炸”前,最佳的选择就是毁灭对方——这种残酷的黑暗状态,就是宇宙的常态。

类似于小说中的“黑暗森林”状态,其实早在约四百年前就被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概念系统阐释过了。霍布斯认为,在国家诞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之中,但由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于恐惧和欲求,加上彼此间的猜疑,总是会选择互相攻伐,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这种充满战争的自然状态被霍布斯称为“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尽管在社会契约基础上成立的国家使得人们走出战争状态,免于被剥夺生命的恐惧,但在国际社会中,并没有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来结束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各个主权国家仍然要通过自助(self-help)的方式来保障自我的安全——因此,霍布斯的学说也就成为了现代国关理论中,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anarchy)这一基本假设的重要理论来源。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这门“宇宙社会学”几乎就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宇宙版”——两者对各自学说的理论范式界定,对国际(星际)体系的基本假设,再到对体系内行为体的认识,都如出一辙(即便前者研究的对象是更广阔的宇宙尺度上的“文明间关系”)。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Kenneth Waltz, 1979);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人性本恶”是分析的出发点,政治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Hans Morgenthau, 1948);国家需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权力或安全(古典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有分歧:前者认为权力即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后者认为权力是保障安全的手段);而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者更是认为,无政府状态导致国际安全的稀缺,国家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John J.Mearsheimer, 2001)。

同样,“黑暗森林”状态也就是宇宙尺度上的“无政府状态”;宇宙中一个个孤立的文明便构成了这一体系中的基本行为体;行为体中的个人也必须对他人保持恐惧与警惕——如同《三体Ⅲ·死神永生》中的人物维德所说:“失去人性,失去许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文明的第一目标是生存,为此必须不断扩张……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与现实主义理论从范式到基本假设,有如下相似之处(如表1所示):

“宇宙社会学”现实主义
国际(星际)体系基本状态“黑暗森林”无政府
主要行为体宇宙文明主权国家
首要目标生存安全/权力
人性观点无从判断(“猜疑链”)人性本恶
行为体间关系观点敌对、猜疑竞争、非合作

(表1 《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比较)

由于“祖师爷”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已提供了经典的阐述,因此一个了解现实主义理论的人,在读到“黑暗森林法则”时,应该是不会为这一残酷法则的“黑暗”程度感到惊讶的。由于两种理论的相似假设与推论,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想:如果不是因为得到了叶文洁(最早发现并联络三体文明的关键人物)的点拨,那么在“三体危机”中,最早发现“黑暗森林法则”的,极有可能是一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而不是罗辑这位社会学家。

2“恐怖平衡”:威慑为什么带来和平?

既然“宇宙社会学”与现实主义理论有如此相近的理论范式,那么自然也会派生出相似的安全战略——在小说中是罗辑与三体人建立的“黑暗森林”威慑,在现实中则是大国间的核威慑。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核武库中均拥有足以毁灭世界文明数十次的核武器。然而,尽管局部战争和核危机不断,美苏两国却并没有真正使用核武器攻击对方本土,也没有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种铁幕之下的相对和平,恰恰建立在双方都拥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核力量的基础之上,因而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

在《三体》世界中,人类与三体人间的互相威慑,也体现了类似的逻辑:威慑(Deterrence)。

1. 《三体》中的“黑暗森林威慑”

在《三体》中,面对科技远远领先于人类的侵略者——三体人,地球人无法从正面抗争,因此利用三体人思维透明、不懂得欺骗的弱点,启动了“面壁计划”,让“面壁者”通过隐蔽的思维找到破解之法以阻止三体人的进攻。在其他三位“面壁者”的计划都宣告失败后,罗辑终于以“黑暗森林法则”这一规律武器与三体人谈判,建立起“黑暗森林威慑”,并以一己之力维持了两文明间长达62年的和平期。

“黑暗森林威慑”的建立,基于“黑暗森林法则”的推论:宇宙中的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其他文明都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文明都将会被很快消灭。因此,罗辑向三体人发出威胁:如果三体人继续入侵地球,他将利用太阳核弹链,向全宇宙广播三体世界与周围三十颗恒星的相对位置(同时也会暴露地球的位置)。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么按照“黑暗森林法则”,地球和三体星球的存在都将被其他高级文明知晓,从而招致灭顶之灾。忌惮于这种“同归于尽”的可怕后果,三体人不得不答应了罗辑的要求,命令其舰队转向,并在罗辑担负威慑任务的62年里始终维持着与地球的和平状态。在这62年里,罗辑先是掌控太阳核弹链的起爆开关,后来又掌握引力波发射器的发射开关(两者的功能都是向宇宙广播星球的位置),成为了悬在两个文明命运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执剑人”。

遗憾的是,承平日久的生活让地球人对罗辑所担任的“执剑人”角色产生了恐惧,担心把两个文明的命运交给一个独裁者主宰的后果。因此,人类通过选举产生了第二任“执剑人”——即广受读者诟病的“圣母”程心。由于三体人判断程心没有按下发射按钮的勇气,因此在 “执剑人”交接15分钟后,便对地球发起了进攻,彻底摧毁了地球上的引力波发射装置,导致维持了62年的“威慑纪元”自此终结。幸而,在太阳系之外的人类利用“万有引力”号飞船(具备发射引力波广播功能)向全宇宙进行了引力波广播,公布了三体星球的位置,令三体世界在更高级的文明打击下毁灭,不得不停止入侵地球的计划。而太阳系也遭到了高级文明用“二向箔”进行的降维打击,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最终毁灭,仅有少数个体幸存。

2. MAD: “相互保证毁灭”原则

核威慑战略得以建立,关键在于“相互保证毁灭”(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能力。

“相互保证毁灭”原则派生于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 1963)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保证破坏”原则,即美国在遭到苏联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后,其残存核力量仍然能够毁灭苏联“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工农产业”的报复破坏能力。根据评估,在1967年左右,苏联也具备了对美国同等的报复能力。

核武器这种战略武器一旦发射,就会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是双向的:核战争的攻击方可以给对手造成毁灭性伤害,也会招致对手同样的毁灭性反击。因此,核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正是由于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一方即便没有很大的核能力,另一方也不敢冒着毁灭性风险发动战争,这被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1990)称为“水晶球效应”(Crystal Ball Effect)。同时,约瑟夫·奈(2009)指出,核武器让核威慑(通过恐吓使对方不做某事)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战略,核武器也因此成为了一种“不可被使用”的战略武器。在核威慑下的博弈中,双方的较量也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物理上的。在“疯狂的”(MAD)“相互保证毁灭”原则之下,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成了“假如你攻击我,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你的进攻,但是我手中的报复手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不敢首先对我发动攻击”,由此便形成了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

核武器的“相互保证毁灭”原则不仅可以保证美苏两个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不轻易发动战争,也成为了小国保障自我安全、制衡大国威胁的工具。例如,在2018年以前,朝鲜宣称自己的“拥核”目的是为了确立核威慑和针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并在2016~2017年内积极开展核试验、频繁试射弹道导弹以展示其核力量。虽然朝鲜与美国国力相差甚远,根本不可能通过常规军事手段防御美韩联军的进攻或阻止美军的核打击,但由于其核武器的存在,美韩也不敢冒着遭受朝鲜核武器报复性攻击的巨大风险,对Kim Jong-un政权采取军事行动,而只能使用经济制裁、美韩军演等有限遏、威慑制手段。正如一个政治笑话所讲:

问: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

美国:我们怀疑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问:为什么不攻打俄罗斯、朝鲜?

美国:他们真的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同样,在《三体》中,虽然地球人与三体人的科技、军事实力相比,悬殊程度远大于朝鲜和美国的实力对比(三体人的一枚“水滴”探测器就摧毁了人类舰队的几乎所有飞船),但是,由于罗辑手中有足以使两个世界同归于尽的太阳核弹链/引力波按钮,地球人也就掌握了对三体人的“相互保证毁灭”能力,威慑(Deterrence)因此得以成立。

3. 二次打击能力

要想使得核威慑得以维持,不仅需要大量的进攻型核武器,还需要保证己方核武器在遭受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后,仍具有反击报复能力,即“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apability)。

由于在第一轮核打击中,打击的首要目标一定是目标国家的核设施,因此,要取得核威慑能力,就必须保证自己的核武器在承受第一轮打击后,仍然能有残存力量对对方的大城市、工业中心等高价值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具备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成为了一个有核国家拥有成熟核威慑能力的标志。

提高二次打击能力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己方核武器在第一轮核打击下的生存率。这不仅要求拥核国家应具备一定的核弹头数量,也要有多元、高效的核武器投射工具,因此也加剧了有核国家间的核军备竞赛——不仅是核弹头数量的竞赛,更是核武器“存活率”的竞赛。在冷战对抗期间,美国空军曾部署装载有核弹的B-52战略轰炸机24小时在空中巡航,以保证接到核攻击指令时能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是为了确保美国拥有一次打击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苏联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也保证了美军具有了在美国本土遭遇攻击后展开报复性的“二次打击”的能力。同时,美苏双方都设法提高了自己的二次打击能力。

例如,构筑能够抗攻击核打击的地下洲际导弹发射井、部署在大洋深处待命的核潜艇、装配可移动的核导弹列车、建造迷惑对手的假核设施等。

具备了一定的二次打击能力,即具备了初步的核威慑能力。美国之所以不敢对朝鲜的核设施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的核武器极有可能分散隐藏在山洞之中,很难被一次性全部摧毁。而根据专家分析,朝鲜于2017年试射的“火星-14”号洲际导弹射程可达6000公里,已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假设朝鲜已经有了数枚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即使数量不足美国的百分之一,在美国对朝鲜发动核打击后,如果朝鲜藏在各处的隐蔽核武器对美国展开二次打击,即使不能危及美国本土,驻韩美军、驻日美军以及美国夏威夷群岛也极有可能成为朝鲜的报复攻击目标,出于投鼠忌器的心理,美国也不能完全通过武力逼迫朝鲜“弃核”。

《三体》中,在太阳系外的“万有引力号”飞船,也就成为了人类最后的“二次打击”手段。在地球表面的引力波发射装置被三体人完全摧毁后,远在地球之外、载有引力波发射装置的“万有引力号”就如同在第一轮核打击中幸存的一艘核潜艇、一架战略轰炸机、或是一枚装载着核弹头的轨道卫星武器,向全宇宙发射了三体星球的坐标,从而完成了对敌人(三体人)的“二次打击”保证了与对手“相互摧毁”。而人类过分重视一次打击能力,忽视二次打击能力,没有建造更多“万有引力号”那样的可移动引力波发射装置,也成为了“黑暗森林威慑”中的一项重大战略失误(事后人类也做出反思:问题不在于引力波发射台的数量,而在于部署的位置——如果已经建造的23座发射台不是在地面而是在太空的话,三体人很难通过一次攻击就全部消灭它们——但遗憾的是,“万有引力号”只有一艘)。

值得一提的是,《三体》中负责发动二次打击的“执剑人”角色,在历史上也有迹可循。在冷战时期,随着强硬的里根总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计划),苏联方面担心既有的核平衡被打破,因此开发出了一套“边缘系统”(Perimeter),西方称之为“死亡之手系统”(Dead Hand)。这套系统的目的在于保证苏联能够对美国的核打击予以还击——即使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的所有高官在美国的核打击中丧生,这套系统也能自动识别危机状况,向全苏联境内的洲际导弹发出广播,这些洲际导弹在收到这个广播后将会自动发射。而为了避免计算机的误判,这套系统配备了三名不需要很高军衔的苏军军官控制系统开关。而这三名控制室里的值班人员,就扮演了类似于罗辑的“执剑人”角色——他们手上的开关,掌握着两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死。

4. “囚徒困境”与威慑原理

“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背后的逻辑,即“互相保证毁灭”原则与威慑的稳定效应,都可以用博弈论中的经典非零和博弈模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来解释。

囚徒困境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境: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Merrill Flood & Melvin Dresher, 1950)。

囚徒困境解释了为什么在合作可以使双方取得“双赢”结果时,合作依然难以达成,也解释了为什么“威慑”成为了有核国家的最佳选择。

在美苏冷战与“三体危机”中,博弈双方都面临着与囚徒困境中的“囚徒”相似的选择:核武器与“黑暗森林法则”的毁灭性威力意味着,任何一方发起攻击,最终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如果美国对苏联首先发起核打击,或人类首先公布三体星球的坐标,那么苏联与三体人也必将发起同样的还击,因而造成两败俱伤的“双输”局面。由于安全和生存是双方共同的首要目标,因此,博弈双方均保持各自的武器瞄准对方,却不轻易发动进攻(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双方均“招供”选择),就成了这一困境的最优解。如表2所示,左边数字代表三体人(苏联)的收益,右边数字代地球人(美国)的收益,博弈将呈现如下四种结果。而由于对方报复手段(二次打击能力)的存在,单方面的进攻行为并不能保证“损人利己”的最高收益,因此双方均会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打破平衡。

地球人(美国)
三体人(苏联)是否发动核打击/暴露对方坐标?
1, 1-3, 2
2, -3-2, -2

(表2 “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的博弈论模型)

由此可以看出,“囚徒困境”的存在让彼此拥有“保证毁灭能力”与“二次打击能力”的双方趋于选择“威慑”战略,即通过迅速和压倒一切的报复能力威胁对手,防止其进行某种行动。这是冷战之下“核阴云”密布,却并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是拥有压倒性优势的三体人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罗辑面前放弃进攻,选择和平的原因。

3威慑成功的要素:威慑=实力×决心×对手相信

然而,“黑暗森林威慑”持续62年后、在人类实力远比62年前更强的时候,对三体文明的威慑却宣告失败。这说明,拥有威慑能力并不是保证威慑成功的全部条件。接下来本文将探讨,成功的威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

1. 威慑的公式

美国著名战略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威慑战略”的权威提倡者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提出,战略威慑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和被对手充分估计到”。同时,三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乘,因此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为零,则威慑效果将变也为零(Kissinger, 1961)。将这一结论公式化,则为:

威慑(Deterrence)=实力(Capability)×决心(Resolve)×对手相信(Belief)

威慑的有效性要保证“在物质与心理之间,有形与无形之间,虚拟与真实之间”做出必要的调节。核威慑并不是唯一的威慑形式,其他可供灵活选择的策略还有:举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发动和进行军备竞赛、实行平时和战时封锁、加强在某些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改进武器系统、以阅兵式展示军事实力等(《战略与管理》,1996)。

在核威慑中,实力外的另外两个要素比其他常规武器威慑更为重要。因为正如约瑟夫·奈所说,核武器的强大破坏力让传统战争中的动员和战争准备失效——因为核战争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爆发(Nye, 2009)。一触即发且后果不堪设想的核战争,要求核按钮的掌控者(在现实中是各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三体》中则是“执剑人”)必须具有果断的品质和坚定的决心,且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手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与决心——在遭到核攻击时,可以在短短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内按下核按钮,实施核反击。

《三体》中“黑暗森林威慑”的失效,除了不重视“二次打击能力”的战略失误,人类犯下的最致命错误就是选错了“执剑人”,导致威慑的两个关键要素“决心”与“对手相信”几乎完全丧失,因而招致灭顶之灾。

托马斯·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 2008)曾指出,对成功的威慑来说,最难的部分在于向对方表明自己的意图,也就是三要素中的“对手相信”。在《三体》世界的设定中,由于三体人可以通过二维展开改造后的智能微观粒子“智子”侦查、通讯,所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三体人面前暴露无遗,三体人可以随时监控并核实人类一切行动的可信度。因此,对人类来说,只要拥有“决心”,是很容易向三体人展示并使之“相信”自己的决心的,也即,除“能力”外的两个要素,在对三体人的威慑的特殊条件下,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要素。

2. “黑暗森林威慑”失败的原因:“决心”与“对手相信”的缺失

无疑,罗辑是一位优秀的“执剑人”,他在最绝望之时以自己的生命相要挟——如果自己的生命停止,对三体人的“黑暗森林威慑”将自动启动——从而使得三体人充分理解了他的威慑决心,愿意与他谈判并议和。在他担任“执剑人”的57年生涯里,三体人根据他们建立的人格模型分析出,罗辑的威慑度“如同一条凶狠的毒蛇”,在90%~94.6%之间浮动。因此,只要罗辑还执掌着悬在两个文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力波发射开关),在有充分的威慑能力的前提下(完备的引力波发射台),三体人可以感知并相信罗辑的坚定决心,明白如果自己发动进攻,罗辑有至少90%的可能性会按下开关,就如同遭到核打击的领导人按下核按钮一样,选择与之同归与尽。因此,在62年的“威慑纪元”中,三体人始终不敢轻举妄。

而相反,人类由于在和平与民主的环境下发展了62年,对外部的威胁产生了懈怠,也对等同于独裁者的罗辑产生了不信任感,因此推选决心了更具有爱心与亲和力的程心做下一任执剑人。然而,根据智子后来的透露,程心的威慑度只有“可怜的10%”,且十分稳定。这也就意味着,在“能力”这一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当罗辑将引力波开关交给程心的一瞬间,“决心”与“对手相信”这两个要素便陡然下降了至少80%,让原有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对三体人来说,这也意味着进攻的风险也大大降低——程心只有10%的可能性会选择按下开关,于是便在“执剑人”交接仅仅15分钟后便发动了进攻,彻底摧毁了地球上的引力波发射台,令“能力”这一要素也不复存在,让“黑暗森林威慑”彻底失效。而程心在面临打击时选择扔掉开关的表现,也验证了三体人的推断。如果不是三体人错误地认为“万有引力号”已被摧毁,可以想象,故事中的地球将很快被三体人所奴役。

虽然书中没有详细描述三体人对地球“执剑人”威慑度的计算方法,但不难推断,“威慑度”并不等于“危险度”——高威慑度的“执剑人”并不是疯子或战争狂人,而必须是果断且冷静的理性分析者,能够判断危险到来的时机,并能在最短时间内采取反制措施,即使以整个文明陪葬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罗辑与另一人物维德(威慑度保持在100%)具备这样的胆识与气魄,因此对三体人来说,这样的“执剑人”就使得人类对三体的“黑暗森林威慑”完全具备了“能力”“决心”与“对手相信”这三个条件,因此改变现状的进攻或挑衅行为都是极度危险的。反之,低威慑度的程心让后两个要素几乎荡然无存,人类对三体人的威慑能力也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3. 虚张声势策略:“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的差异

《三体》毕竟是一部科幻小说,书中一些三体人与地球人的差异也导致了个别条件的不同。

如前所述,由于三体人无处不在的监控,人类的“能力”“决心”以及与之相随的“对手相信”这三要素实际上对三体人是完全透明的。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虚张声势”策略(Bluff)对三体人是几乎无效的。小说中除罗辑外的三个“面壁者”之一雷迪亚兹也试图采取类似于“同归于尽”的方法建立对三体人的威慑——通过引爆巨量氢弹产生连锁反应毁灭太阳系的做法,逼三体人就范。然而,他的计划被三体人识破,并被告知“主不在乎”,因此这一威慑计划也变成了被拆穿的“虚张声势”,宣告失败。

与此相对,三体人由于思想的透明性,也不善于运用欺骗的方法,所以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威胁或承诺都是可信的——这对人类来说又是一个优势。

但在现实中,各主权国家的军备建设与决策过程更像是“黑箱操作”,对外几乎是不可见的。这就导致,在现实中,国家间可以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来进行“虚实结合”的策略,以替代完全可靠的威慑战略。基辛格(1962)曾这样表述虚张声势策略的效果:“一个虚张声势却被认真对待的举动,比一个明明是威慑却被理解成虚张声势的举动更有用”。

有核国家,特别是刚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可以通过“夸大自我实力和意图、释放虚假信号和推行不透明政策,以及不经意间越过政策红线的边缘政策”,迫使对手误以为自己具有充分的威慑能力,因而放弃进攻(左希迎, 2017)。例如,朝鲜在2016~2017年进行了3次核试验与二十余次导弹试射,其做法不仅可以向敌对国家展示自己的能力、决心,令对方更加重视朝鲜的“核威慑力”,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隐藏自己的弱点。同时,朝鲜也可以利用其国内政治信息的不透明,将“拥核”与“弃核”当作一张政治牌打出,以便在与韩国和美国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并扩大潜在的利益。

然而,这种妥协与斡旋,在《三体》的世界中是难以想象的——人类信息的完全透明和三体人思想的透明,再加上“黑暗森林法则”恐怖后果的透明(类似于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让人类与三体人别无选择,除了双方针锋相对、神经时刻紧绷的绝对威慑,不存在任何欺骗与挑衅的可能。如果一方稍有妥协,威慑便宣告失败。

结 语

“黑暗森林”只是一个小说设定,而不是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一法则存在着诸多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漏洞。在作品第三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作者刘慈欣借书中人物关一帆之口说出:“黑暗森林状态对于我们是生存的全部,对于宇宙却只是一件小事。如果宇宙是一个大战场——事实上它就是——在阵地间,狙击手们射杀对方不慎暴露的人。比如通信兵,或伙头军什么的,这就是黑暗森林状态;对于战争来说它是一件小事,而真正的星际战争,你们还没见过”——这就好比在不同的范式下,原有的理论也不再有效一样,在更高维度的宇宙中,“黑暗森林”不再是文明间的基本状态‘;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中,现实主义者们笃信的“无政府”状态也不再是国际社会的“自然状态”,而是国家在互动时共有的观念造成的(Alexander E. Wendt, 1992)。

刘慈欣本人也承认,他本人并不相信黑暗森林体系是真的,”只是出于小说的创作需要才这样写的”。

然而,对照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黑暗森林法则”并非完全是空中楼阁。在人类与三体人的相互威慑中,我们不难看到冷战下核阴云密布的“恐怖平衡”。书中的诸多要素也都可以找到其现实中的翻版,例如“黑暗森林法则=核威慑”,“黑暗森林状态=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太阳核弹链/引力波发射开关=核按钮”,“万有引力号=二次打击手段”,“宇宙社会学=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等一一对应的同等概念。

“黑暗森林”也许并不是宇宙的全部,就如同“无政府”也未必是国际关系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样。《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可以视为一则虚构的“核威慑理论”案例,也生动地展示了威慑失败的原因与后果。在感慨“黑暗”之余,我们既要记住曾经的和平从何而来,防止在过长的和平中诞生“程心”式的“执剑人”;也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探寻更多的可能性,为和平、合作、和谐的国际(星际)关系提供新的范式。

By 邵景楷吴飞

小人物在乱世如何苟活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新结识的德国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今天读这本书的的中译本,不能不令人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作者:  [美] 米尔顿·迈耶 译者: 王岽兴 / 张蓉 出版: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时事,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01
“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 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曾经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图源:Bundesarchiv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 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 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例如,在中国就有将这种领袖尊奉为“新国父”的)。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有机会形成的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们)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对这一点,迈耶的那位德国学者朋友是有自知之明的。

02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

但是,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是如此,“文革”中大多数人对非我族类的“阶级敌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一定会发挥主导作用。就像一个农民不会在他的田地里看着庄稼成长一样,人们也不会一天天看着独裁统治发展。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无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经历开端。一个人必须要清晰而确切地预见到结局,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了的一种选择性关注。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一不小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何种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处于被围攻的‘皮奥里亚’之中。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他们必然会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03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

“皮奥里亚” (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 “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近年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设想,常识会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总的智力水平。梁文道在文集《常识》的序里说,以“常识”为题,既是“归宗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因为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意蕴”。常识是对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虚的一帖清醒剂,常识破除假象,犹如天真的孩子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提倡常识,是因为“如今国人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还偏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解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 质’,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理解的偶像和幻觉,这些皆偏离了常识的轨道”。还有的则认为可以用常识“坚守真实,只认死理和真相”,或是将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可以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另一类需要专业知识背景(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显然,人们对常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和政治作用已经开始有所积极思考。


作者: 梁文道 出版: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1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在阶级斗争知识极为普及的“文革”期间,常识让普通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黑七类”和“颠覆破坏”。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 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 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人的常识与60年或70年以前中国人的常识比较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的常识里有了许多前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与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但更多的也许是前人会认为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一路走下来的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随波逐流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只能说在特殊时期不是最坏的选择。

By 徐贲

苏联为什么输掉了芯片之战

“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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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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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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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Image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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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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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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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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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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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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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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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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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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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半导体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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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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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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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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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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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

By 山巅上的加图

俄罗斯与蒙古的爱恨情仇

俄罗斯曾经有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因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钦察汗国

  先看看这段历史。

  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俄罗斯人的蒙古血统

北欧与北亚,自古就是一个整体。自公元前3世纪匈奴时代起,蒙古人的祖先匈奴人便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以及满洲等地 区,蒙古的游牧民族不断与中亚、西亚、欧洲民族通婚融合。13世纪到至16世纪的蒙古金帐汗国控制着俄罗斯,以及后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西 伯利亚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等等这些蒙古汗国在现在的俄罗斯境内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而之后沙俄扩张至西伯利亚,当时的蒙 古就在沙俄的势力范围,一直到苏联解体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蒙古一直都是俄罗斯势力的一部分。

[图]曆史上匈奴人的活动范围

[图]13世纪蒙古帝国版图

[图]19世纪沙皇俄国版图与势力范围

13 世纪前,日耳曼人的种族侵略波及欧洲各地,男性日耳曼人到处奸淫妇女,使得现代欧洲大陆上法、西、葡、意、巴尔干半岛以及英国的80%以上人的父系是日耳 曼人,莫斯科也没有幸免。考古基因研究发现,11世纪的莫斯科居民与8世纪的莫斯科居民,母系基因完全联系,就是东斯拉夫人,而父系基因有近半数改变。到 了13世纪,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迎来了更强大的生殖侵略者,那就是蒙古人,蒙古人与日耳曼人、高加索人种之内的溷血,是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真正意义上的溷 血,强盛的蒙古可汗甚至娶了拜占庭的公主。更致命的是,蒙古人还要当地妇女生下带有他们血统的孩子。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在攻占某一地区后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屠城,但凡身高超过轮轴的男性都会被无情宰杀,对女性则是成批成批地掠夺。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避免腹背受敌;二来是进行生物殖民,蒙古人当时人口非常稀少,而那些被掠夺的女性所生育的后代,将来会成爲自己的一部分。

当蒙古人攻占基辅罗斯,基辅大公逃到波兰,当地男性几乎被屠尽。欧洲人不待见俄罗斯人的主要原因,恰恰与俄罗斯人的血统有关。西欧各国几乎都是日耳曼人的后裔,至少父系都是日耳曼人。而俄罗斯人的父系几乎完全是蒙古人。由于当地蒙古人掠夺的欧洲女性多,后代呈现的白种特征也较爲明显。而后世俄罗斯人扩张好战的性格也恰恰来源于他们体内的游牧基因。

120 年后,一个庞大的、父系是蒙古人,母系是欧洲各族人的新民族完全成熟,这就是有着部分高加索人外貌的鞑靼人。鞑靼人遍布东欧、南欧、中欧、西亚、中亚和北 亚,人数甚至超过了自认爲是“纯种蒙古”的卫拉特人。13世纪后的俄罗斯族曆史,实际就是一部分鞑靼族与另一部分鞑靼族溷战的曆史。

[图]蒙古人的入侵直接导致新民族鞑靼人的诞生,鞑靼族已成爲今日俄罗斯联邦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蒙古控制了俄罗斯两个半世纪,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俄罗斯宫廷的王侯们渴望通过成爲成吉思汗家族的一员来得到政治上的提拔。莫斯科也在蒙古人的控制下崛起并扩 张。俄罗斯着名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圣亚曆山大·涅夫斯基被蒙古拔都汗当作亲生儿子一般对待,因此涅夫斯基的孙子,也就是莫斯科大公尤里·达尼洛维奇被许配给 了蒙古乌兹别克汗的妹妹。

费德尔·罗斯提斯拉维奇(斯摩棱斯克与雅罗斯拉夫尔的统治者)与蒙哥帖木儿汗的女儿联姻。费德尔与蒙古大汗的 关系是极其融洽的,他在蒙古汗国所花的时间甚至超过在他自己的领地。费德尔·罗斯提斯拉维奇的后裔们也世代与蒙古联姻,包括后来雅罗斯拉夫尔的曆代统治者 们,如沙科夫斯科椰、利沃夫、普所洛夫斯基等等。他们将蒙古人的基因世代流传在俄国贵族中。

莫斯科大公空斯坦丁的孙子格雷布王子与蒙古萨尔塔汗的独生女的婚姻,他们生育了别洛焦尔斯克家族。而最有问题的婚姻莫过于格底米纳斯次子纳里曼塔斯与蒙古脱脱汗的女儿。

蒙古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的蒙古贵族们后来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爲很多大公、王公贵族的姓氏起源。俄罗斯曾有蒙古血缘的大公92个,50个王,13个公侯、300多个贵族姓氏。

[图]世代与蒙古通婚的斯摩棱斯克与雅罗斯拉夫尔大公 – 费德尔·罗斯提斯拉维奇

[图]伊凡雷帝,其母亲是俄罗斯着名女政治家耶琳娜·格林斯卡娅,耶琳娜是蒙古拔都汗的后裔,成吉思汗直系

[图]赛-布拉特 (俄语名:谢苗·别克布拉托维奇)。俄国沙皇,成吉思汗直系后裔

[图]蒙古鞑靼贵族出身的俄国沙皇鲍里思

[图]一直到彼得大帝脸上都有明显的蒙古特征

[图]当年的俄军总司令,击败拿破仑的蒙古佬库图佐夫

[图]瓦里汗诺夫,俄罗斯帝国军队的军官,成吉思汗术赤系的直系后裔,爲沙俄扩张立下汗马功劳。

[图]苏维埃太祖,1/4卡尔梅克蒙古血统的列宁

[图]战神布琼尼

[图]铁木辛哥元帅

[图]二战一路打到德国首都的格罗德维科夫将军

[图]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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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就说:“俄罗斯族人与西方不相干,与斯拉夫(Slavdom)也无关。”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着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法制度也是从蒙古学的。

蒙古血统对俄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俄罗斯人是西方的东方人,是东方的西方人。着名的尤里·梅谢尔斯基汗将军、安德烈·谢尔基佐 夫、叶尔莫洛夫、多赫图洛夫、马秋什金、莫尔德维诺夫、叶潘钦、比里列夫、日林斯基、谢尔巴切夫等将军们;以及科学 巨匠们如门捷列夫、梅奇尼科夫、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曆史学家坎捷米尔;卡拉姆津以及极地学家切柳斯金、奇里科夫等人都有蒙古血统。

此外蒙古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俄罗斯文学方面三位最伟大的小说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就有蒙古血统,也只有蒙古血统的屠格涅夫才能写下《白淨草原》这 样举世无双的对草原的深刻理解和体验的小说。舞蹈家有乌兰诺娃;安娜·巴浦洛娃都拥有蒙古血统。

俄罗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是传承自蒙古的道统。

[图]近现代一些拥有蒙古血统的俄罗斯名人,其中包括文学巨匠屠格涅夫、科学巨匠巴甫洛夫、巨人拳王瓦鲁耶夫、踢拳王卡斯克夫、Mega Battle Tournament 王者沃克汗、歌坛巨星阿布拉莫娃等

到 了苏联时期,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女子爲妻的大有人在,其中着名的有蒙古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 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 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而蒙古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数不胜数。

[图]近现代最着名的俄蒙联姻,莫过于蒙古最高主席团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与莫斯科卫戍司令里奥尼德·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的蒙古第一夫人安娜斯塔西娅·费拉托娃

[图]现任蒙古公民意志党领袖、蒙古前外交部长S.奥云。父亲蒙古人,母亲俄罗斯人

[图]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父亲是俄罗斯图瓦蒙古人,母亲为俄罗斯人。

[图]末代沙皇时期的着名阴谋家巴德马耶夫与夫人瓦西尔椰夫娜

[图]民间的俄蒙通婚更是多如繁星

北亚游牧民族自古就是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的溷合体,匈奴帝国如此,蒙古帝国如此、俄罗斯也是如此。游牧帝国的特点:国土大、人口少、军力强、中央集权、扩张好战、欧亚人种溷合。

曆史上,瑞典、法国、德国,这些虎狼之师最终无不败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俄罗斯的强大,在于其自身的游牧民族基因—胜则毁灭一切,败则–飘然而去,游牧民族不需要携带所有给养,抢掠是其主要供养方式,当他们失败时,因爲游牧民族不存在”固定资産”,所以也没有必须要坚守的地盘,游牧民族可以凭借其广袤的-草-原和沙漠拖死对手。

19世纪法军远征与20世纪二战德军东侵,与俄罗斯人令人恐怖的一路狂奔,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即使这场战斗,也是蒙古佬库图佐夫公爵实行的。当那些鞑靼人(欧洲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烧毁自己的家园与首都时,法国人反倒成爲不远万里的消防队。从莫斯科到达波兰,一路上全是被冻死饿死的法军尸体。

二战德苏战争,出现与法俄战争类似情况。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死亡达150万,大部分是被活活冻死与饿死的。四年时间里,数十次巨大的会战,与法军同样强大的德军被吞噬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

俄罗斯国土的大纵深让敌人犹如掉进泥沼,补给和兵力永远不足,俄罗斯人在面临最终失败时便实行焦土政策,这些正是游牧民族的抗敌方式,俄罗斯的广袤国土犹如游牧民族的大草–原和沙漠,对手陷进去之后根本处在处处占领处处兵力不足处处四面楚歌的窘境,俄罗斯无边的国土和焦土政策让对手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而焦土政策正是游牧民族战略大迁徙的-行-爲。任何一个农业民族,或者后来的工业化国家都不能真正实行”焦土抗战”,只有俄罗斯能够做到这一点,俄罗斯的游牧基因让其始终处于不败境地,这一点其他任何帝国都做不到-。

[图]拿破仑兵败俄罗斯

而农耕民族天生的劣势就是其”固定资産”,农业民族必须保住其家园才能生存,往往是”全线防守,全线崩溃”,即使农业民族进攻游牧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无边的草–原和沙漠,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去和游牧民族周旋到底。因此西汉倾全国力量仍无法击败匈奴,匈奴在此后仍然长期威胁着中国。明初朱元璋朱棣征伐北元看似威风凛凛,实则-图-个面子风光,根本就不能击败对手,反而大明朝皇帝朱祁镇在不久之后被蒙古人捉走了。

俄罗斯的征服史中完全继承了游牧民族彪悍的基因,凡是和俄罗斯交界的国家和民族无不受到严厉惩罚。欧洲殖民主义者是用野蛮的方式征服世界 的,但是没有一个最–终与俄罗斯人相似,因爲欧洲殖民者尤其是英国人的行爲属于资本主义商业诱惑的贪婪,其行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道德和价值观的 影响和鞭策。而俄罗斯根本不受任何约束-,-对俄罗斯来说,征服和掠夺才是普世价值,而这正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理念。俄罗斯在扩张过程中也遭受过挫折甚至暂时的失败,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摧毁俄罗斯,俄罗斯人-正是-因爲其游牧民族的基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俄罗斯能够侵略邻国,而别国侵略俄国注定自取灭亡。

装备现代科技的游牧民族继承者几乎横行天下,各大帝国绞尽脑汁试图制服俄罗斯这个游牧民族遗传下来的妖孽,拿破仑战败了,希特勒灭亡了,日本人失败了,英国的战略围堵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施,将俄国围困在波罗的海、黑海、波斯湾、阿富汗、远东这一条防卫圈之内,美国也老老实实地实行英国的围堵政策,在经曆了无数的挫折后总算没让俄罗斯冲出包围圈,这也是全-人类-的幸事。但是,这些成功是建立在防守的前提下,假如英国人或美国人实行进攻政策的话,他们即使再强大也注定要失败,因爲被火器武装的游牧民族是真正的不败”金刚”,你根本无法打败它。

[图]截自日本NHK曆史纪录片《大蒙古·文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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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一些俄罗斯人,在年轻的时候,和欧洲白人几乎毫无差异,到了晚年,长相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最典型的就是勃列日涅夫,叶利钦,朱可夫,铁木辛哥这些人,面部特征和蒙古人非常接近,和欧洲白人差距很大。俄罗斯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蒙古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更导致了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际关系方面敌对大于友好的关系。

By Ψmglwsg卡夫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