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国际政治

在美国移民问题领域，所谓庇护，是指为有被拘捕、递解风险的移民群体提供生存条件和抵抗策略。尽管美国宪法明确将移民治理权划归联邦，将执行权委托给联邦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并允许总统通过颁布行政令等方式干预移民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效果，但一方面庇护并非法律行为，只是一种政治选择或立场表达；另一方面，是否庇护非法移民受不同州或城市文化传统、社会治安、经济利益、政治角力、国际影响等因素影响，因此美国的非法移民地方治理模式高度异质。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口迁移进程加速，试图进入或已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上涨。与2021财年相比，2023财年美国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事件数量增加了40%以上，与2019财年相比增幅更是超过100%。迫于移民执法力量薄弱、人员配置有限、拘留场所不足，联邦政府急需州和地方提供必要协助，后者对移民问题的干预空间随之扩容。于是，国家—次国家层面有关非法移民治理的差异化理念定位及政策选择，使得“庇护之争”跃升为美国多重治理矛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传统研究视角着重自上而下，认为在次国家层面只可讨论“移民融入政策”（policie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全无“移民政策”可言。据此，一些庇护管辖区自行提出的庇护非法移民条款，不过是主流移民政策的“杂音”，无需过多关注。移民政策研究的“地方转向”肇始于21世纪，部分学者将考察维度全面下沉，采取地方主义视角（localist mode），强调不同城市问题、政治生态和产业基础对当地移民政策取向的精准塑造；另一部分学者则立足关系视角（relational mode），认为考察地方移民政策首先应遵循地方特异性，更重要的是发觉其与移民治理“大局”的关联，如国家、次国家政策之间的“动态反馈循环”（dynamic feedback loop），以及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对全球移民及非法移民浪潮的牵引力等。本文因循后者思路，将“庇护之争”置于不同层级行为体就移民控制权展开的分化、集中、博弈、平衡等互动之下，旨在剖析多重治理模式如何制造乃至延续非法移民问题僵局，并由此为研究美国其他重大社会议题提供思路。

一、美国非法移民庇护政策的源起和现状

美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庇护运动，庇护管辖区的确立不仅与其非法移民治理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更受制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天然特性——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分散以及利益群体的多元”。从现实层面看，庇护非法移民与其说是一种地方政策导向，不如说是一场颇具象征意义、深刻而反复的社会运动，或是人道精神、宗教情怀、民粹意识在移民议题中的复杂投射。

（一）庇护政策的内涵与法理支撑

前司法部长杰夫·赛申斯称：“违反《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拒绝同联邦官员分享移民身份信息之地即为庇护管辖区”。但在现实中，庇护概念远非如此绝对，且尚无明确法律溯源或学界共识。其内涵可粗略概括为“三不”政策：不执行，禁止州或地方警察协助联邦移民当局；不问询，禁止州或地方官员询问个人移民身份；不告知，限制州或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移民当局共享非公民信息。

庇护政策在不同州和地方的实施强度有别。不同州和地方对联邦移民执法呈现出选择性配合、保持中立和严正拒绝三种态度。其实施动机亦颇为多样，除公开亮明庇护立场的管辖区外，一些地方为避免误导，仅提供事实庇护，却不愿使用相应名号。因为若被贴上庇护标签，可能会被国土安全部列入特别名单或被误解为是移民执法的“法外之地”，反倒不利于落实庇护政策。另一些地方虽行庇护之实，但实际意在权衡利弊，如出于州或地方政客的选票及名誉需要、介意协助联邦移民执法的高昂成本、避免承担依据联邦拘捕令拘捕移民的潜在民事责任、不愿因移民身份问题破坏社区内警民和谐关系等。由此可见，州或地方不仅能在一定限度内“定制”本地的庇护策略，更可依据联邦政策、移民承载力、舆情风向、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变化随时调整身份。例如2017年特朗普打压庇护管辖区，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宾西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堪萨斯州的芬利县、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戴德县及俄亥俄州的戴顿市旋即改弦更张，放弃原本保护非法移民的明文规定。

庇护政策虽非法律概念，但其中暗含的结构性分权之意却能在美国宪法中找到充分支撑。宪法第十条修正案称：“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自行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这里言及“反征用原则”（anti-commandeering doctrine），即各州和地方享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国会不可对其直接发号施令，或强迫其“参与联邦监管计划的执行或管理”。与上述原则形成制衡和对冲的是彰显联邦法律至上的“优先原则”（preemption doctrine）。鉴于移民事务理论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畴，所以相对于州和地方，联邦移民法享有领域优先（field preemption）。同时，当州和地方政策立场与联邦抵牾时，通常联邦法律的有效性不容挑战，此即冲突优先（conflict preemption）权。即便对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保留给州和地方的权力，该原则依然有效。唯一的例外是，州和地方为维护公共福祉而享有的“警察权力”（police power）不受此类约束，于是这也成为庇护管辖区为非法移民提供住宿、就业、生活之便，且不与联邦当局分享信息的主要依据。

据此可知，庇护政策始终不是一个表述严格、方式确凿、范畴固定的概念。对其进行的法理解读烙印了联邦与州二元抗辩的色彩，也夹杂了州与地方之间可不因循“非征用原则”的关键细节，同时宪法将部分权力保留给人民的表述激发了公民社会的参与热情。这些均为非法移民治理过程中出现多重治理与“庇护之争”相互交织的局面，且难以通过行政协调或司法诉讼简单解决做了铺垫。

（二）庇护政策的历史沿革及特点

庇护这种“通过避难而免于惩罚或法律制裁”的惯习彰显了宽恕、友爱、齐心协力等高尚情感，因此被古罗马贵族视做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要义。作为美国文化“母版”的英国，其庇护传统曾在12—16世纪盛极一时，帮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推迟了迫在眉睫的裁决，给人们协商替代方案、平反冤屈、止息怒火预留了窗口期，更可贵的是传递出“人很脆弱，施以保护系神圣职责”的象征意义，正因如此，庇护的不可侵犯性被同时载入教会法及普通法。尽管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23年宣布庇护重罪犯违法，但社会各界在法律的模糊地带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的做法仍延续至今。

有赖于上述价值观和法律基础，美国盛行于地方的庇护政策不追求法外留情，而是选择站在立法、司法、执法不公的对立面。早在废奴运动中，著名的“地下铁路”便为黑奴提供了逃跑路线和庇护场所。20世纪60年代，教堂又充当了那些受到追杀、迫害的民权运动领袖们的避难地。可见庇护在成为非法移民治理的独特做法前，已串联起美国历史上的多个重大时刻。

美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庇护运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政府资助中美洲国家的军政府镇压当地反对派，杀害了超过7.5万名萨尔瓦多人和20万名危地马拉人，大量人口沦为战争难民。即便如此，美国拒绝承认他们的难民身份，并将北上逃亡的无证移民强行驱逐回国。这激起负责难民疏散和救助的社会组织领导者、反对美帝国主义行径者以及抨击残酷移民政策者的激烈反抗。当时全美有2万—3万教友和超过100座教堂参与到声援难民运动中。里根政府将之定性为“现代地下铁路”并严厉打击。受此倒逼，参与庇护运动的会众数量翻了一番。1990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一项法案支持收容中美洲难民，授予暂需庇护者“临时保护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第二次庇护运动以克林顿政府签署《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案》及“9·11”事件为节点，彼时反移民意识大肆蔓延，反恐跃升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心，边境管控和非法移民驱逐力度空前加强。新庇护运动再次趁势而起，以保护各类移民免受不公待遇。活动人士采取了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丰富、灵活的庇护方式，如建立社区快速反应网络，以应对联邦执法人员的证件搜查；又如举办“权利普及工作坊”，向广大非法移民宣传其在美理应得到尊重的基本权利。他们还在政府层面开展游说，说服当地官员减少或拒绝参与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呼吁本地采取移民友好型政策，甚至直接推动庇护政策载入地方性法规。

第三次庇护运动发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他对庇护管辖区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如颁布第13768号行政令暂停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等。上述压力一则使庇护管辖区数量从2010年的几十个增加到2017年的600多个，范围也向学校、公共交通系统、餐馆乃至家庭拓展。二则加速了庇护浪潮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正义运动的紧密联合，旨在重申对非公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立场，揭露种族定性、警察暴力、非法监禁、不当监控等国家与资本主义相互背书下的现代暴力行为，抵制国家日益增长的威权冲动。

对比可知，第一次庇护运动中宗教力量带头反对联邦政府将移民政策打造为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势力对多元文化主义猛烈批判的背景下，把宗教传统与草根社会运动有机结合，发展为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渠道。第二次庇护运动突出了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的联结，活动主体在地方政府、民权领袖、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集团、教育工作者以及社区公民，并针对联邦政府的非法移民“赋魅”之举孵化出了新的团结、组织及抵抗技巧。第三次庇护运动以美国政治极化水平、各权力分支拮抗水平、身份政治的撕裂水平全面走高为背景，庇护非法移民的象征意义尤为突出。地方权力对联邦决策的反抗旨在论证这样一组假设：民主社会能否有效确保公民就身边话题正当发声；联邦主义能否突破理想化假设，在实然层面对冲突管理发挥强大的制度功能；在族群民族主义的大肆裹挟之下，多元文化主义能否局部复归。三次运动既从一个侧面刻画了美国政府将非法移民与社会资源、国家安全、身份认同逐步挂钩的全过程，也折射出宗教层面的庇护伦理与世俗层面的人权伦理将非法移民地方治理作为“共有宿主”的完整图景。更重要的是在庇护运动的兴衰反复中，次国家及公民社会行为体介入移民管理的角色感、能动性、自主性日益增强，创造出一种基于政治谈判、利益分配而非司法权威的动态化交互体验。

（三）多重治理作用下的庇护管辖区现状

美国现有的庇护网络依然以宗教场所和市镇等传统型庇护所为主要据点。特朗普呼吁严惩庇护后，全美承诺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宗教场所从2014年的13座增至2017年的800多座。随着边境偷渡惨案骤增和联邦政府移民政策收紧，宗教场所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及1993年《宗教自由恢复法》，一方面逐步将帮扶目标从为非法移民个人提供栖身之所转变为支持其家庭团聚，帮助非法移民规避其与在美子女骨肉分离之忧；另一方面为增强其合法性而声明自身公开的庇护行为与《国籍法》第274条所禁止的“隐藏非法移民，帮其躲避侦查”无关，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以下简称“ICE”）只需提供必要证件、文件和手续即可完成相关执法。联邦政府对宗教场所相对宽容，奥巴马将教堂、学校、医院等划定为移民执法人员不可轻易介入的“敏感地点”，特朗普萧规曹随，提供庇护的教堂亦未面临法律挑战。

城市是非法移民庇护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载体。国土安全部等多个机构曾尝试建立全美庇护城市名册，但因调查标准不一，城市提供庇护的方式和意愿亦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名单难言全面、准确。移民研究中心提供的2023年名单中，共有11个州含庇护城市，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位列前三；县市级庇护城市179座，城市规模不一而足，主要集中于东西海岸及部分中西部农业州。依据庇护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可将它们划分四类（见表1）。

州是联邦政府和城市之间的对话者，且宪法中的“反征用原则”无法覆盖州—地方关系，故其站位事关庇护之争的激化或缓和。2017年以来，至少3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讨论了有关设立庇护管辖区或是否执行联邦移民拘留令等事宜，法案数量多达120个，其中33个州的提案反对庇护，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提案表示支持。目前，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11个州完成政策落地，艾奥瓦州、田纳西州等9个州则立法要求地方严格执行联邦移民法。州一级庇护政策各行其道，导致多重治理模式下的庇护之争更趋白热化。

另外，如今的庇护管辖区已经超越传统形式，增加了学校、跨国公司、街道和社区等新地点。以学校为例，全美超过200所高校声明愿意提供庇护或出台相应条例，目前75所学校已有效落实，它们通过提供食宿、教育资源，拒绝与联邦执法当局共享非法移民学生信息等方式，保护校园中的弱势群体平等地享有人身安全和受教育权利。除场所多元化外，各地还推出了以快速反应网络为代表，融合基层政府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草根团体之力的新途径。例如，圣地亚哥快速反应网络由圣地亚哥市和因皮里尔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圣地亚哥组织计划（San Diego Organizing Project）、员工权利中心（Employee Rights Center）等合作建立，向受到执法突袭的无证移民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法律援助和身心健康支援，监督和记录联邦移民执法过程，为非法移民提供更多有益信息。

二、多重主体作用下的反庇护浪潮

联邦政府曾多次尝试通过反庇护措施质疑州和地方参与移民政策制定的权限，并出台法律法规加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非法移民治理的协同性。近年来，随着政治极化加剧，庇护管辖区的存续进一步充当了党派与党内分歧的斗争筹码，导致庇护之争持续发酵。即便拜登政府宣称与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划清界限，恢复了庇护城市的经费发放，并承诺减少地方政府在联邦移民执法中的被迫参与，但依据政治新闻网站Capital & Main对政府文件和发言稿的话语分析，拜登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不但延续了特朗普的做法，甚至还试图说服那些拒绝与ICE合作的地方政府“倒戈”。正因如此，反庇护之声从美国社会反移民情绪的大肆膨胀中汲取养分，并在多重治理模式的碰撞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捭阖空间。

（一）联邦移民法规中的地方协同执法

为了厘清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加强非法移民领域的合作力度，削弱地方庇护派的声势，联邦政府建立起了一套管理体系。先是在1996年出台了《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给原《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增加了第287（g）条款，要求州、县、市政府与联邦政府移民执法部门签署“协定备忘录”（memorandums of agreement），协商确定对地方移民执法人员的培训要求、监督要求、授权和协议期限等合作细节，从而动员地方官员参与到审查在押犯人移民身份,调查移民案件并开展逮捕、监禁，以及处理相关刑事案件等行动之中。特朗普执政期间，287（g）计划有所扩大。从2017年1月到2020年9月，承诺合作的地方执法机构数量从35个增至150个，涨幅超过300%。2023年1月的数据显示，76个地方执法机构采取了“授权服务官员”合作模式，另外63个地方执法机构选择了“监狱执法模式”。

2007年ICE又推出了“加强社区安全与保卫合作协定”（ICE Agreements of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 to Enhance Safety and Security），该项目通过ICE运营的数据库——美国访客和移民身份显示技术(US-VISIT)的生物特征自动识别系统(IDENT)，对地方监狱在押者的指纹进行比对。当指纹与符合遣返条件的非法移民（多为重罪犯）相匹配时，ICE会发出递解令，要求地方先行拘押直到ICE派执法人员将其转移，最终遣返。这种有助于联邦移民执法当局获得地方在押人员身份信息的操作本质上将执法力量从边境向内推进，益处是有效吸引、借助地方执法部门合作，防患移民的负面社会影响于未然；弊端则是移民被监控概率大大增加，不利于移民社群与地方警力之间维系信任关系。

事实上，涌动于国会中的反庇护声浪比上述协同执法倡议走得更远，多项禁止庇护政策的提案纷纷出台。如《庇护城市执法法案》(HR 3009)于2015年7月23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其中心思想是停止向那些限制与ICE就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进行沟通的州或地方提供联邦资金。2017年7月29日，众议院再次通过了《罪犯无庇护法案》(HR 3003)，禁止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阻碍或限制针对罪犯的移民身份审查、不可入境或驱逐出境等执法活动。尽管两项法案在参议院均闯关失败，但已然传达出部分国会议员对庇护政策的强烈不满，第117—118届国会产生的相关法案还有《动员反对庇护城市法案》《庇护城市不减税法案》《不资助庇护校园法案》《停止危险庇护城市法案》等，这些法案旨在从拨款、福利、机会、税收等各个角度限制庇护城市。

（二）州层面的反庇护倾向

学界对次国家范畴的庇护现象研究大多聚焦地方，对居于联邦和地方之间的州政策讨论有限。但论及反庇护立场，后者地位非常独特，不仅直接反映了相应主体的移民政策制定动态，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所属关系看，地方为州的延伸，地方有无自治权完全取决于州权力的下放或收回，因此各州拥有规定地方执法政策的宪法权力，如果愿意，甚至可以全州完全禁止庇护城市，且不像联邦政府的干预行为那样受到宪法第十修正案的限制。与此同时，州的反庇护态度也与联邦政府形成联动，向地方精准施压，毕竟地方拒绝同州合作的性质与其拒绝接受联邦政府合作提议的性质完全不同，州立法机关可依法采取惩罚措施，如削减经费拨款、负责官员免职、涉事个人罚款或遭起诉等。例如得克萨斯州2017年5月出台的SB4法案，要求全州上下务必与ICE合作，分享非公民信息，并协助将非公民拘留或移交联邦监管。新罕布什尔州参议院第563号法案与之相似，明言任何州政府实体、地方政府实体或执法机构都不得故意制定、发布、采纳、颁布、执行、许可、认可、维持或实施任何庇护政策，且当地各级执法机构应尽最大努力支持联邦移民法的执行。

鉴于州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活动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有别，就移民社区成员事务而言，州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态度与地方同僚差异明显。调查显示，仅有31%的州警署长官认同“获得非法移民的信任是本部门首要任务”，而城市警察局对此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的警长比例高达52%。相应地，仅有20%的州警署长官认为“移民受害是本部门失职”，在地方该比例则为30%。由此可知，州一级的反庇护立场堪称法律支撑和现实考量的结合体，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地方治理乱象加剧社会撕裂的今天，联邦政府的反庇护行动迟迟未见进展，无证移民比例较高的边境大州却转而充当了打击庇护城市的急先锋。据统计，过去四年间，至少七个州通过了反庇护法，类似法律已在17个州引入讨论，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加紧联合，并借州政府之力打击地方对联邦移民政策的碎片化抵制，遏制庇护理念在次国家层面蔓延奠定了基础。

（三）反庇护领域的地方治理及公民参与

美国社会移民容纳量下降的不争事实导致“边境管控的非地方化以及国家权力再边境化”的主张趁势崛起，并催生了排他性地方移民政策，部分小城镇政府和公民组织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最激进的挑战。它们加入了反庇护阵营，或签署了287（g）或以其他形式利用本地资源帮助ICE识别和转移非公民，但不同县市这么做的原因不同。比如身处非法移民/难民漩涡中心的美墨边境小镇，以保护当地居民权利为由坚决抵制非法移民，不仅在起草与移民有关的市政条例时非常严苛，地方官员还试图通过劝阻、恐吓、执法和登记等让部分非法移民望而却步，迁往他地。该政策倾向吸引了更多的反移民群众和保守派媒体，反向强化了该地将非法移民等同于安全威胁的假设。一些地方非法移民事务复杂，故而与联邦官员频繁往来，久而久之受其立场同化。而另一些地方本地监狱容纳力过剩，收容联邦移民在押人员既能弥补监狱亏空，也可为地方提供免费劳动力并获得联邦拨款或补助，这意味着打击非法移民可以维系庞大的利益链条。典型例证即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以SB54庇护法案为代表的系列庇护立法，宣布加强对无重罪非法移民的保护之后，州内一些市政当局和治安部门公开反对，南加州奥兰治县和北加州康特拉科斯塔县的治安部门重新修改其庇护条例，尽可能突破州法限制；洛斯阿拉密托斯市、圣塔克拉里塔市和亨廷顿海滩市的做法更为直接，它们认定州推出的庇护政策非法，提起诉讼，称其侵犯了地方自主权。

部分非政府主体也参与了反庇护行动。如2015—2017年，美国知名汽车旅馆连锁店Motel 6在华盛顿的七家分店便曾与联邦移民官员分享过多达八万份旅客个人信息，造成至少20名非法移民被逮捕。再如美国跨城市长途商营巴士公司“灰狗巴士”曾拒绝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关于“不让联邦移民官员随机登上巴士搜查非法移民的做法”的倡议。但此类做法不仅使公司面临严重的公关危机及司法诉讼，后续可能还要承担相应赔款并承诺其服务过程中不再允许移民官员对非法移民展开无目标的“撒网式”搜查。然而，与美国的庇护浪潮参与主体不断向非政府领域拓展不同，反庇护运动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反响相对较弱。

一般来说，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在联邦执法及支持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之间寻求平衡，后者强调构建因地制宜、和谐共生、彼此信赖、守望相助的警察—居民关系，这些因素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基于地方自治精神与乡镇自由传统，地方政府把拒绝联邦移民执法部门插手辖区内非法移民事务，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作为保持公民社会独立性的主要途径之一，故而地方和公民社会都是庇护主义的前哨阵地。但近年来反移民宣传及暴力行为大肆泛滥，在保守小镇文化与捍卫“美国精神”的垂死挣扎中，一些小市镇当局相继发出控制移民的号召，不仅一反常态充当了反庇护的先锋旗手，而且扩大了迪迪埃·比戈所谓的“不安的治理”（governmentality of unease），由此，非法移民庇护在地方和公民社会层面越来越被合理化为一个安全问题。

三、美国非法移民庇护之争的理念根基

多重治理模式使得美国各级移民执法陷入立场矛盾、行动冲突等困境之中，这些困境暗含三重难题。第一，移民问题本就是美国竞争性联邦制的争议热点，由此派生的非法移民庇护并非简单的仁慈之举，而是多方行动者之间更为复杂的政治协商过程。第二，美国盛行地方主义，加之近年来以全球化与地方化高度融合为表现的“全球地方化”蓬勃兴起，助力了次国家的主动作为，出于民主复兴、聚集政府与社会资源等考虑，美国的次国家管理者及地方民主实体在非法移民庇护问题上拥有了对联邦政府权威更强的挑战力。第三，从“非法”角度看，庇护非法移民违背了生命政治中的国家理性；从“移民”角度看，它又与身份政治暗含的公民与移民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因此美国各级管理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身份与生命相互矛盾的难题。而该难题之所以长期悬而未决，是因为它能够从美国移民问题赖以存在的三重理念争议中不断汲取营养。

（一）移民联邦主义之辩

移民联邦主义既是美国庇护管辖区存续的理念基石，近年来也因边境危机频发备受争议。虽然联邦层面已然形成了一套通行的移民身份甄别、接纳、安置和融入模式，但受到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权力下放进程的持续影响，次国家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关切及利益驱动愈发凸显，以“州和地方在非法移民和移民执法方面享有决策空间”为定义的移民联邦主义引发了激烈讨论。一些人认为，移民联邦主义集如下优势于一身：一是政治动员和企业家深度参与；二是降低联邦在地方移民执法过程中给当地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成本消耗；三是因地、因时、因势地回应民众对本地特定族群人口激增的个性化感知和对移民—犯罪关联程度的想象。最关键的是能将移民治理内嵌于合作联邦制的大系统内，通过允许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缓解联邦政府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时可能面临的众口难调的困境，值得在诸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推广。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移民权力下放及移民草根行动主义等做法可能导致竞争和平等原则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另外，势必造成司法重叠（multilayered jurisdiction patchwork）或政策缺口，从而对内给试图在本地执法与社区警务承诺之间求得平衡的地方政府造成极大困扰，并为腐败滋生、政商勾结、偷渡越境、毒品贩卖等违法犯罪行为创造了便利。对外则大大增加了恐怖分子伺机在美施暴的风险，且提高了非法移民受地方歧视政策任意摆布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两派各自为政，尚无共识，故而当前庇护与反庇护政策在州和城市两级均呈激增之势。美国的非法移民治理随之从原来的“联邦政府垄断模式”持续向“国家—次国家合作模式”过渡，根据不同事务特点，灵活确定主导权由联邦还是州或地方掌握。针对庇护政策中的非法移民利益保障问题，次国家既是非法移民乱象的主要承压方，也是移民红利的主要受惠对象，加上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有效地赋权各州和地方政府在明确本地外来者身份与社会福利之间关系方面享有一定主导权，因此地方在有关非法移民的医疗、减贫、公共卫生权益保障方面的决策分权现象尤为突出。另外，针对非法移民的门槛设置问题，一些移民友好州或地方，或者临时劳动力短缺的农业州或地方试图根据本地情况放松甚至局部取消对移民的相关限制。如果联邦全面放权，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非法移民携带的人口红利可能会促使一些自由派主导州或潜在获益州加大庇护力度，使另一些承受巨大非法移民压力的边境州彻底倒向反移民阵营，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这不仅会殃及其他次国家单元，还有可能威胁整个国家的稳定、统一和本土安全，因此合作型联邦主义在这个领域更为适用。

综上所述，国家与次国家单元关于庇护管辖区的拮抗长期存在。随着部分州立法出现反庇护转向，次国家单元非法移民治理模式的不确定性、权力争夺特质显著增加。恰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言：“短期内，两党达成共识的移民改革方案基本陷入僵局，美国现代移民政策的创新驱动力恰在州和地方。”

（二）新地方主义的挑战

与体现国家—次国家制衡分权的联邦主义不同，“庇护之争”在次国家单元内部亦趋白热化。州与地方的传统关系遵循“狄龙准则”（Dillon’s Rule），即地方政府是州政府的衍生物，应服从州的主权意志，只能在州法允许范围内行事。然而近年来，“地方自治州”（home-rule state）大量涌现，它们通过出台地方自治立法自行决定政府结构、职能与权责、政策偏好和治理模式。这种诉求与全球地方化的大趋势形成共振，导致各级政府、企业、公民组织等就是否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给出了动态的、多样化的答案。诸如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对庇护政策立场极为鲜明的州，其内部均有部分政党归属、政治立场或历史传统与州不同的市县、企业或草根团体，后者站在该州相关立法的对立面。究其本源，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及其同联邦主义的新型互动关系为地方庇护政策自下而上发起挑战提供了理念支撑。

新地方主义倡导政治权力的逐级下放，主张摆脱集中控制，在国家划定的政策底线与社会共识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将决策权和关键资源向地方一线管理者、民主实体、消费者和公民个体传导。该理念充分意识到诸如非法移民治理等现代社会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技术性，非法移民能否进入美国并获得庇护看似只关涉法律门槛和执法强度，实际上却与地方财政周转，社区、学校、医院、福利机构的专业水准与协同合作，相邻地区之间的管辖划分、利益分享与压力传导等硬性条件息息相关；还受到移民记忆及族群认同，社区归属感和容纳力等软性条件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庇护管辖区类型的拓展进一步模糊了非法移民治理主体的公私界限，故而有关地方庇护政策有助于修正民主的传统观念，突破对政府系统和技术官僚的单纯依赖，最终构建一个政府扮演务实引领者、公民力量或地方社区充当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和具体决策者的“联合民主”治理模式等见解可谓题中应有之义。正因新地方主义蕴含的“央地折中、参与式治理、为公民精神复兴培育社会资本”等理念与庇护管辖区寻求自行决定非法移民去留和处境的现实非常契合，还能从地方力量弱化对联邦政府的“服从和依附”角度提供新的政社互动思路，因此成为庇护管辖区寻求道义合法性，动员社会力量，甚至挑战联邦权威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三）城市身份政治与国家生命政治的交锋

非法移民多重治理困局与当前美国左右思潮大肆交锋、中间温和派式微同时存在。庇护管辖区在极端自由主义视域下得到了全面生发，后者相信“城市可以是新的政治体制建立和涌现的熔炉”，因为在城市深度参与原本被国家垄断的多个全球治理领域时，已然形成了所谓的集体身份，且相应演化出新的规范和实践。这意味着就非法移民庇护争议，一些城市正由“世界政治演化的空间容器”向主观能动性更强的独立实体迈进。它们能有效标记自我，逐步摆脱国家赋权和集中控制，在人权、法律、伦理道义、地方风俗和社群关系层面重新锚定自己对非法移民的立场、责任和行为轨迹。

这些城市还能选择性设置“他者”，特别是当前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缺乏连续性且广遭诟病时，它们将联邦政府视为“他者”，进而用本土化色彩突出的“城市集体身份”完成对其批判、司法诉讼甚至暴力攻击。2017年，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便联手反抗了特朗普强压庇护城市与联邦合作之举，但这种局限于移民问题领域的坚决反抗并不等同于谋求独立，堪称次联邦单元有选择地将联邦政府“他者化”的典型案例之一。

从原有体制内脱嵌之余，为彰显城市集体身份和政治动能，一些庇护城市一方面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与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机制和规范接轨，另一方面主动设置庇护管辖区之间的合作议题和网络。据统计，全美共100多个城市加入“好客城市倡议”（Welcoming Cities Initiative），近200多个市县加入亲移民的“行动城市联盟”（Cities for Action Coalition）。鉴于地方政府如今在许多政策问题上面临着州级监管，此举最初目标是为了分享与庇护相关的理念和诉讼策略，但现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它们共同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辩论的工具或渠道。与此同时，反庇护声浪因极右翼保守派崛起亦得到了充分滋养。讲求在国家治理层面让全体人变得更加安全、健康的生命政治的理念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生命政治强调通过“使人死”（letting die）消除乃至毁灭那些对国民的外在威胁，从而达成 “让全体人口生”的根本目标。随着保守主义力量不断构建移民负面叙事，如指责他们偷走了工作机会、提高了犯罪率、冲淡了原有的价值观、破坏了主流文化纯正性等，外来者尤其是缺乏合法入境程序保障的非法移民，顺理成章地被描绘为病态的、不正常的或对国民整体有风险的，国家步入紧缩期时，移民的威胁更甚。于是，国家理所应当采取严格的边境政策和残酷的执法手段，取缔州和地方自发而生的庇护行为，无视偷渡客因冒险入境陷入的人道主义危机。换言之，不保护此类人权才是保护大多数国民生命的根本途径。由此，促生的、保护安全的生命权力最终演化为死亡权力，生命政治导向了死亡逻辑。加之对人口结构和数量变化的监控和干预向来是西方生命政治研究的经典议题，把移民视为“过剩人口”的反移民立场也从这个角度被理解为国家理性和国家实施监管权力（regulatory power）的重要表现之一。

四、从非法移民“庇护之争”看美国多重治理迷思

正如庇护发展史以及导致“庇护之争”的理念冲突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建国至今，其内部一直存在联邦政府无法充分行使民族国家主权的灰色空间，后者演化为形态各异的多重治理矛盾。从早期基于宗教—世俗分野的庇护分歧，到冷战时期政府—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政治道德之辩，再到当前国家和地方围绕非法移民治理模式产生的复杂冲突，尽管主要矛盾双方一再更迭，但背后经久长存的多重治理迷思却值得通过传统和未来两个维度深入剖析。

（一）非法移民多重治理传统：多元社会的必然结果

由非法移民治理模式差异引发的“庇护之争”只是美国多重治理迷思的冰山一角，论及其传统滥觞，多元社会难以脱责。多元主义思想诞生于古希腊，彼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提出了“世界的多元性”概念。在美国联邦主义与国家主义对立统一的独特政治氛围和移民国家的悠久传统荡涤之下，多元不仅作为一种缔造理念与民主、宗教、种族和民族以及同化等问题长期相互交织，更演化为渗透于美国社会的最大共识，即通过保护人们的多元忠诚，如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和承诺、道德准则、原则和目标，独特的地区诉求和意识形态观点，各执一词的种族和宗教主张等，使合众国尽可能容纳众多群体及利益，最终把彰显差异、鼓励多样性力量的蓬勃生长塑造成美国繁荣的不竭动力。

多元主义理念与非法移民多重治理的联结点有两个：一是国家管理权去中心化。尽管州和地方的庇护主张有时会同联邦激烈冲突，但权力下放的直接结果是联邦与不同次国家单元之间形成合作、互补、替代、敌对四种互动模式，从而导致国家实体边境在法律意义上处于从“内隐模糊”到“再边境化”的游离拉锯状态，某种程度上在全国范围内维系了联邦权力与州权力的脆弱平衡。二是国家—资本—社会力量的有机统合。非法移民多重治理之所以不断引爆争议且并未消亡是因为它是自由民主及司法制度公平等隐性信念的产物，它巧妙囊括了民主力量、自治传统、资本逐利倾向等要素，使得国家难以仅为获得非法移民全部控制权而背弃上述“国本”。与此同时，多元主义的本质即用“普遍的社会合意”这种美好幻象掩盖发达国家“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本相互垄断”的残酷现实。换言之，为确保总体统治稳定，非法移民多重治理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冲突恰到好处地充当了鼓励多层次民意输出的“排气阀”、草根运动施展拳脚的能量场和多族裔社会身份认同矛盾的宣泄口，最终实现了国家力量、资本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内在平衡。

（二）非法移民多重治理趋势：地方全球化与全球地方化

事实上，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由来已久。尽管近年来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全球化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式微之兆，但鉴于美国短期内仍将继续充当全球资本的在地重组和集散地，可以推断出未来地方全球化将成为美国次国家单元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的主要面向。

在全球化趋势的裹挟下，地方性机构为利用资本推动本地社会发展，通过劳动力知识的生产、制度的建立与相对宽松的庇护政策实践，吸引并筛选不同层级的劳动力，助力本地成为迎合资本偏好的区域空间，该过程将处于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国家层面逐步架空，实践中势必会不断触碰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底线，使非法移民治理持续充当激化社会分歧、两党角力、央地矛盾的焦点。

另外，考虑到当前美国国家认同偏弱、社会共识走低的现实，原本价值稳固的美利坚信条、持续赋能的新教伦理和优势突出的中产生活模式难以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向塑造中为后者提供道路自信和信念支撑，导致全球地方化进程有所失衡，向着地方化的生活和文化叙事被全球化的资本叙事逐步吞没的方向行进，该趋势引发的地方恐慌、联邦政府公信力下降、非政府力量反抗等，或将把美国非法移民多重治理问题带入一个全新阶段。

By 法史漫谈

现年84岁南希·佩洛西是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是该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性众议长。在美国政坛，众议长是三号人物，仅次于总统，以及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

1987年，佩洛西在加利福尼亚州当选国会众议员，连选连任至今，已经有35年的时间。2007年~2011年、2019年至今，她被选为众议长，已有7年的时间。

作为美国政坛的常青树，佩洛西在民主党内部，以及国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佩洛西是典型的自由派，反对伊拉克战争、社保私有化。尽管是天主教徒，但她支持同性婚姻、LGBT，主张种族平等、加强枪支管控、宽松的移民政策。

政治世家

佩洛西的父亲小托马斯·达历山德罗是意大利裔，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母亲则是移民，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小镇福尔内利。父母一共生育了7个子女，佩洛西是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女儿。

早年，达历山德罗当过保险经纪人，还卖过房子，是非常出色的销售。1926年，年仅23岁的他步入政界，成为马里兰州的众议员。1935年，他被选为巴尔的摩市的市议员。

1939年，达历山德罗被选为美国国会的众议员。1947年，他当选为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并在这个职位上坐了12年。

期间，达历山德罗试图竞选马里兰州的州长，但在选举过程中涉嫌不正当的资金交易，被迫退出选举。1958年，他试图竞选国会参议员，失败；1959年，试图连任市长，亦遭到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21年揭露了当年的一些调查，显示达历山德罗与当地的犯罪分子有密切的联系，但没有遭到查处。

话说回来，虽然达历山德罗失去了市长的宝座，但很快，他的大儿子托马斯·达历山德罗三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衣钵。1963年，刚刚从军队退伍的他，成为巴尔的摩市议会的主席。

1967年，达历山德罗三世夺回了父亲失去的市长宝座，成为巴尔的摩市的新市长。他任命了很多非洲裔的市政官员，这在当时的美国政坛是十分少见的事情。但在他的任内，巴尔的摩市爆发了黑人骚乱，导致6人死亡、700多人受伤，5800多人被捕。

有人认为，达历山德罗三世只当了一任市长，就选择退出政坛，应该与这次骚乱有关系。

小女儿的崛起

作为达历山德罗的小女儿，佩洛西很早就参与政治，在各种竞选活动中帮助父亲、兄长。大学毕业后，她在马里兰州国会参议员丹尼尔·布鲁斯特的身边实习，获得了进一步的政治历练。

1963年，佩洛西嫁给了商人保罗·佩洛西，随后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丈夫的巨额财富，始终是佩洛西政治生涯的重要助力。反过来，佩洛西在政坛的地位，也帮助丈夫获得了很多内幕消息，让他在股票市场更加“游刃有余”。

话说回来，佩洛西搬到加州后，很快就与当地的民主党人打成一片。1976年，她被选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77年，她被选为民主党的北加州党主席，4年后成为加州的党主席。

佩洛西与纽森家族的关系

佩洛西的丈夫是一名纨绔子弟，名叫保罗·佩洛西。这个保罗·佩洛西并非佩洛西家族的独子，他还有个哥哥叫罗纳德·佩洛西。罗纳德的妻子，恰好来自加州的纽森家族，名曰芭芭拉·纽森。

而罗纳德的妻子，就是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的姑姑。

佩老太（南希）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巴尔的摩市的地方豪族——达利桑德罗家族（亦被译作达历山德罗家族），嫁入富裕的佩洛西家族，而佩洛西家族又与加州门阀纽森家族有联姻关系，如此一来，三个家族彼此之间就成了亲戚。

　　接下来，我们来逐一简单介绍一下这三大家族。

　　一、达利桑德罗家族

　　该家族是马里兰州的地方豪强，在巴尔的摩市长期经营，拥有不俗的影响力。

　　佩洛西的父亲名叫托马斯·达利桑德罗二世，不仅担任巴尔的摩市市长长达十二年之久，还曾五次出任国会议员。佩老太的哥哥子承父业，也长期担任巴尔的摩市长。

　　巴尔的摩市有一个小意大利，是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社区。

　　从1820年开始，陆陆续续有大约550万意大利人怀揣“自由女神之梦”，移民到了美国，其中就包括达利桑德罗家族。

　　1926年，23岁的达利桑德罗二世在意大利移民的支持下，开始担任地方政府公职，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一路从州代表、市议员，升至国会议员。与此同时，阿尔伯马尔街245号的达利桑德罗家族也渐渐成为整个意大利社区、乃至巴尔的摩市的权力中枢。

　　达利桑德罗二世从1947年开始担任巴尔的摩市市长，在位时间长达十二年。在整个意大利社区，人人敬而远之，尊称其为“老汤米”。

　　达利桑德罗二世一共育有六个子女，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后来成为佩老太的小南希。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年仅十二岁时的南希小姐就开始帮助父兄进行竞选，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20岁那年，还出席了约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

　　那么，达利桑德罗家族是如何起家的呢？

　　答案很简单：人家是黑手党家族。

　　1961年，肯尼迪看中了达利桑德罗，打算任命其为负责审查国防合同的政府监督委员会成员。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胡佛遂根据白宫指示对其展开背景调查。

　　不料，这项秘密调查意外掀开了达利桑德罗家族的遮羞布，展示了过去将近百年来一个臭名昭著的意大利黑手党势力如何一步步洗白自己，跻身政坛的过往。

　　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记载：

　　“老汤米的三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达利桑德罗，曾涉嫌强奸两名分别为13岁和11岁的年轻女孩，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档案第19页，胡佛亲自写道：

　　“调查发现了大量骇人听闻的信息……我们应立刻报告此事，并停止进一步调查，因为证实任何指控都将彻底埋葬达利桑德罗先生。”

　　而后，上述调查档案被秘密封存60年，外界无从得知，直到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爆发骚乱，这些资料才被捅了出来。

　　注意，达利桑德罗家族信奉的是天主教，对，黑手党也信奉天主教。

　　也正因为如此，小南希从小上的都是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她后来在华盛顿特区的罗马天主教女子大学——三一大学进修。

　　保罗·佩洛西在飙车导致车祸害死了自己的哥哥大卫·约翰·佩洛西后不久，被家中安排就读于乔治城大学。在这里，纨绔子弟保罗·佩洛西邂逅了他的另一半小南希。

　　

　　两人于1963年结婚，婚后短短六年，先后生育了五个子女。嫁入佩洛西家族后，南希·达利桑德罗也更名为南希·佩洛西。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南希渴望像父亲一样踏入政坛。

　　恰好佩洛西家族的两个儿子都不受选民欢迎，南希又有这个想法，于是佩洛西家族便悉心栽培，倾尽全力支持她竞选。

　　2007年1月，南希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第110届国会众议院议长，——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议长。

　　二、佩洛西家族

　　保罗·佩洛西的父亲名叫约翰·佩洛西。

　　约翰·佩洛西早年其实并不富裕。但是，他运气不错，结识了加州门阀世家、在当地政商两界都拥有深厚根基的纽森家族。

　　正好，纽森家族有些事情不方便出面，也需要一个手套。于是，在纽森家族的扶持下，约翰·佩洛西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

　　所以，就其本质而言，佩洛西家族只是纽森家族的一个附属家族，虽然在纽森家族的安排下在商界（尤其是房地产界）赚了不少钱，但在政界并无根基。

　　佩洛西家族为了获得政界的支持，便对两个儿子的婚事作出谋划，一个儿子与达利桑德罗家族联姻，一个儿子与纽森家族联姻。

　　于是乎，便有了保罗·佩洛西娶了南希·达利桑德罗，罗纳德·佩洛西娶了芭芭拉·纽森。

　　佩洛西家族由此步入政界，到佩老太当上众议院议长时，达到政治生涯的一个顶峰。

　　早年，被誉为房地产大亨的加州两大家族纽森家族和佩洛西家族曾共同扶持布朗家父子二人连任加州州长长达24年。

　　三、纽森家族

　　纽森家族作为加州的门阀世家大族，其背后的支持者又是谁呢？

　　早年的纽森在政界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之所以能一步步高升，坐上旧金山市市长宝座，再登上美国第一大州加州州长之位，长期以来背后都有一家电力公司的支持。

　　这家电力公司名叫“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PG & E ），纽森最大的政治献金来源就是这家电力能源公司。

　　没有这家公司的鼎立相助，就没有纽森家族的今天。

　　那么，这家“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又有什么来头呢？

　　咳咳，前段时间加州频频发生山火的新闻报道看到过吧？

　　其实，这些山火中有好几次就是“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输电线路陈旧、脱落掉线而引起的。

　　这家公司一面给管理层不断涨薪、狂发各类奖金，同时向股东输送大量利润，一面向当地政府哭穷，频频要求电费涨价，——呃，不涨价的话，可能要破产。所以，政府欣然应允涨价请求。

　　

　　在这家“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的股东名单中，笔者又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可萨犹大财阀的两大马甲领航先锋集团（Vanguard）和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还有一个FMR公司又是何方神圣呢？

　　这是一家注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公司，可惜股东名单没有列出来，只能看到一个经理的名字，暂时无法得知其更多的信息。网友何先生：FMR是富达投资实体。是马甲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知道了佩洛西家族、达利桑德罗家族与纽森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纽森家族幕后的最大金主。

　　实际上，两对佩洛西夫妇，与纽森州长的老爹威廉·纽森三世、美国石油大亨盖蒂家族的现任家主——戈登·盖蒂（Gordon Getty）年轻时就是一个圈子的小玩伴。

　　戈登·盖蒂曾被安排在纽森家寄养，其儿子也以威廉为名，与纽森州长还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两个后辈也因此成为商业合伙人。

　　戈登·盖蒂的儿子与纽森州长合伙成立了加州最大酒水的公司，聘请的首席执行官则是纽森州长的妹妹——希拉里·纽森。

　　瞧见了没？这就是富豪阶层的圈子。

　　戈登·盖蒂

　　门阀世家互相联姻，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中华民族为此斗争了上千年。

　　美帝学习了中国的政体，也不免走入了人类的这个发展阶段。

　　知道为什么美国好莱坞影星阿诺舒华吃雪茄，哦不，是施瓦辛格先生，为什么能在2003年时从130多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顺利当上加州第38任州长吗？

　　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名叫玛丽亚·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亲侄女，所以施瓦辛格是肯尼迪家族的女婿。

　　美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但在阶层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却难以逾越的鸿沟。

　　美国的大势力，除了掌控美联储和华尔街的可萨犹大财阀外，还有盎撒新教徒的“胡蜂集团”（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他们处于金字塔的高层，是最早移民到美国东部十三州之新英格兰地区的那批人，后来成为共和党的重要支持者。

　　美国建国以来，胡蜂集团中诞生了大量根深蒂固的门阀世家，例如：

　　1）亚当斯家族，出过两位总统和一位副总统；

　　2）罗斯福家族，出过两位总统；

　　3）肯尼迪家族，出过一任总统，在美国政坛呼风唤雨六七十年；

　　4）布什家族，出过两任总统和若干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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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家族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门阀世家对自己有一个称号，名曰“波士顿婆罗门”。众所周知，婆罗门是南亚某大国的最高种姓，这些家族却自称婆罗门，是不是带有“种姓制度”的意味呢？

　　在胡蜂集团之下，是一些来自西欧、北欧的新移民，例如，来自德国、瑞典、荷兰等地的移民和贵格会教徒。他们与胡蜂新教徒有着相近的文化和信仰。

　　至于来自南欧的移民，其社会地位又在西欧、北欧移民之下，这其中就包括了意大利。佩老太的娘家达利桑德罗家族就来自意大利，所以其地位在等级森严的美国上层社会其实并不算高。

　　南欧的移民往往被称作“白人中的那个”，这个叫法显然有些不礼貌，甚至还带有些许贬义。实际上，自称婆罗门的胡蜂集团新教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承认他们与自己一样，是白人。

　　南欧移民之下，则是摩门教徒。摩门教徒往往被称作“野蛮的怪物”。

　　什么？您想问黑人？

　　不好意思，他们正好处于摩门教徒之下。

　　黑人并非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因为在其之下，还有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俗称“红脖子”，又或被人骂作“白色垃圾”。

　　这些人居住在美国最穷的几个州，条件相对而言比较艰苦，胡蜂集团的新教徒们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甚至对其采取过人工限孕、强制堕胎的手段，以削减他们的数量。

　　好吧，看到这里，我知道您想问亚裔，不知您觉得亚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应该算哪个层级？

　　能高得过黑人吗？

　　长期以来，美国的权柄一直掌控在各大门阀世家的手中，而幕后控制者，则是可萨犹大财阀。

　　台前的，都是他们选出来的代理人而已。

　　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在美国46任总统中，其中有24位是亲戚。这就是各大门阀世家相互联姻的结果。

　　例如，卡特是尼克松的表弟，尼克松是塔夫托的侄孙，塔夫托是亚当斯的亲戚（未出五服）；

　　卡特、杜鲁门、约翰逊三人都有一个亲戚，名叫奥巴马；

　　福特则是罗斯福的亲戚，林肯也是老布什的亲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而且，若是掰扯起来，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能与英国王室扯上点“血统关系”，比如，克林顿有英王亨利三世的血统，布什有英王查理二世的血统，奥巴马有两个英王的血统，就连特朗普都能与英王爱德华三世扯上关系，希拉里也可以。

　　只要是能站在一起的，甭管关系远近，其实都能攀扯上亲戚关系。

佩洛西家族的在华投资

投资基金是佩洛西家族在华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投资多与Matthews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nagement（后文简称“Matthews”）这一咨询公司和佩洛西的密友威廉-汉布雷希特密切相关。

综合佩洛西的传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以及近十几年来的媒体报道，汉布雷希特与佩洛西在上世纪70年代相识，此后两个家庭过往甚密，其子小保罗·佩洛西则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在由汉布雷希特控制的WR Hambrecht + Co就职。

汉布雷希特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事对华投资业务，是佩洛西和民主党的“金主”之一，也是佩洛西丈夫保罗·佩洛西的投资伙伴。过去十几年来，佩洛西多次邀请汉布雷希特参与美国国会的经济会议和论坛活动，称其为国会两党的重要“智囊”。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以及美国金融科技公司Wallmine披露的信息，2007年起，保罗·佩洛西成为Matthews的董事。汉布雷希特则早在1998年就通过其家族信托Hambrecht 1980 Revocable Trust持有该公司10%到25%之间的股份，汉布雷希特与City National Corporation、保罗·马修斯、马克·沃尔德·海德利一起，成为Matthews的四大实际控制人。

此后的十几年来，保罗·佩洛西与Matthews一直有利益关系。根据最近的佩洛西财务公开报告，保罗·佩洛西2021年依然收着来自Matthews的分红。

根据公开信息分析，Matthews通过其附属公司和子公司投资以及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华投资了上百亿美元。据铭基亚洲的官网信息，该公司是Matthews的附属公司，其投资行为受Matthews全权指导。该公司运营着包括中国红利基金、中国小企业基金、亚洲股息基金、太平洋老虎基金等十余支基金，我国国内的科技、能源、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的龙头企业是这些基金的重点投资对象。

截至2022年7月31日，铭基亚洲管理着172亿美元的资产。而Matthews的全资控股子公司，铭基环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则负责这些基金的“顾问和机构联络”。

The China Fund是在我国境内运营的一家外资投资公司，根据其官网信息，Matthews对其进行全权投资指导。截至2022年7月21日，该公司运营着近1.6亿美元的资产，主要投资我国的通信、医疗、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

此外，根据企查查的数据，Matthews还在国内直接投资了我国交通基建、医疗器械、生物制药等行业的多家上市企业。

有意思的是，2022年8月5日外交部宣布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之后，8月7日，铭基亚洲发布了一篇声明，表示近期媒体对该公司进行了“不实报道”。该声明回避了多年以来的保罗·佩洛西和威廉·汉布雷希特与Matthews及其旗下投资的关系，着重强调了佩洛西夫妇与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例如铭基环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不是由佩洛西夫妇“设立”、两人也不是铭基亚洲的“股东”，铭基亚洲和铭基环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的运营管理另有其人等。 

与佩洛西家族在华业务相关的企业还有环球礼宾大使公司，该公司由佩洛西另一位朋友文森特·沃尔芬顿设立，该公司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富人来中国旅行提供豪华轿车服务，自2008年起就在中国运营了。根据最近的财务公开信息，截至2021年，佩洛西家族仍持有该公司的资产。

大保罗：内幕交易成就“国会山股神”

根据美国众议院网站披露的佩洛西财产信息，其丈夫保罗经常抢在重要政策、订单等消息发布之前，购买或卖出股票等证券并获取收益，其在金融市场交易表现过分亮眼。

这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这也是美国众议院网站披露佩洛西财产信息的最早年份。2008年3月，在国会通过影响信用卡相关立法之前，保罗购买了Visa公司的IPO股票。仅此事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国会修订了《股票法》以禁止国会议员投资IPO，称为“佩洛西规定”。

近期较为出名的交易有：2020年2月，保罗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向亚马逊和Facebook投资了552万美元；2021年1月，保罗在拜登发布将所有联邦车辆改换为电动汽车行政命令的前1个月购买了特斯拉股票；2021年3月，微软公布了与美国陆军提供装备的总价近220亿美元的订单。而在这一信息公布的12天前，保罗购买了195万美元的微软看涨期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据股票分析公司FinePrint的数据，过去三年里，保罗的投资组合收益均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据统计，2021年，佩洛西的上涨股票和期权平均回报率为56.15%。从2007年至2021年，保罗仅在Facebook、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微软这五家大型企业通过市场操作获得的收益就可能超出3000万美元。

面对舆论对于保罗涉嫌内部交易的质疑，佩洛西一律以“不知情”回应。今年7月佩洛西办公室表示，“议长本人不拥有任何股票。这些交易在披露中被标记为‘配偶’交易。议长没有事先知情或随后参与任何交易”。

小保罗：家族海外资产“经理人”

据新京智库整理，小保罗·佩洛西目前至少在六家企业任高级职位。其中的三家是稀有金属行业的企业，该产业与新能源、芯片等产业密切相关，小保罗自2021年1月起在锂矿开采企业St-Georges Eco-Mining Corp。中担任董事，并担任其子公司EVSX Corp。的总裁，EVSX Corp。是锂电池电池制造企业。

此外，小保罗还担任锂矿开发企业Altair International Corp。的董事，根据其官网发布的通告，小保罗将致力于“与锂矿开采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企业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就是拓展公司的上下游企业库。

在佩洛西2022年8月初的亚洲之行中，不少媒体发现，小保罗的身影也出现在公布的照片里，然而佩洛西的官方访问团名单里并没有小保罗的名字。面对媒体的疑问，8月10日，佩洛西承认了小保罗参与了其亚洲行日程，但是并未解释小保罗没有出现在公布名单中的原因，也否认小保罗这趟行程与商业往来有关。

佩洛西出访的亚洲地区，普遍是新能源产业和芯片产业的重镇：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全球锂电池制造产业具有领先地位，而马来西亚则有较丰富的锂矿资源，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也是半导体的产地。很难相信，佩洛西对小保罗行程的隐瞒与小保罗可能利用此次机会为自己、为家族“谈生意”毫无关系。

小保罗代表的佩洛西家族投资还涉及传媒、通讯、元宇宙等行业。根据其官网信息，小保罗担任特殊目的收购公司International Media Acquisition Corp。的董事。根据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材料，该企业在2021年8月首次公开募股，致力于收购媒体和娱乐公司，其目标市场是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在材料中，该公司预测“中国的娱乐和媒体市场将在2020年至2024年间以5.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是“绝佳的市场”，因此要格外重视。

小保罗还担任技术交易公司Global Tech Industries Group， Inc。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今年1月，该公司与香港的大唐西市丝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计划在今年共同开发虚拟博物馆、数字艺术画廊、元宇宙唐人街艺术区等项目。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小保罗还担任科技企业Borqs Technologies， Inc。 的股东，该企业也在中国经营通讯技术服务业务。

佩洛西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其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当上了巴尔的摩市市长，其家族的财力和地位在门阀林立的美国政坛并不高。根据OpenSecrets等财富评级机构的测算，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如今佩洛西家族净资产高达1.2亿美元，在众议院议员财富排名第六位。

综合上文所述，佩洛西的“财富密码”有三个：一是深耕亚太市场，尤其注重中国市场，把握未来财富增长极；二是发挥“传统艺能”，涉嫌从事金融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活动，稳住家族财富“基本盘”；其三是将政治资源传递给下一代，培养家族财富的“经理人”。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佩洛西、佩洛西的直系亲属，以及这些人担任高管、实际控制或者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将面临以下制裁：（一）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二）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也就是说，如今佩洛西家族面临着所有与其打交道且存在在华业务的企业与之切割的前景，想要再玩转她的“财富密码”，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By 新浪、昆羽继圣

前几日，我们报道的一篇关于纽约华人物理博士流浪美国街头16载的新闻，牵动着无数同胞们的心。

现在已经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现在将最新情况整理通报给关心他的所有网友们。

01

天才少年高考状元

纽约流浪了16年的博士真实身份已确认：

1、1987年江苏江阴市高考状元

2、复旦少年班录取，复旦87级校友

3、李政道弟子

4、美国物理学硕士博士

5、华尔街软件工程师工作

6、2007年开始流浪纽约街头

图片截取自@王探长在纽约视频，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生于1969年，现年54岁，高中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他曾经是江阴市的高考状元，15岁就进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

据《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方面已确认该人的确是复旦校友。

图中为学生时期的孙卫东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复旦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当时19岁的孙卫东非常被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看好，于是拿到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计划”(CUSPEA)名额，决定留美继续深造。

在美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的孙卫东获得了物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留校了两年，成为一名研究员。

谷歌学术平台显示，孙某1997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论文导师为Carl M.shakin，其在1992年到1999年之间发表30余篇全英论文。多篇论文发表在核物理SCI期刊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该杂志由美国物理学会（APS）创办，被认为是世界上刊载获得诺奖的物理学论文最多的系列期刊。

有熟知的网友表示：他曾是当年“复旦仰望的天才”！👇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加之纯做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后又改读了计算机专业，随后在华尔街做过两年程序员，当时年薪月13万左右，属于高薪人员。

 

图中为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孙卫东后来遇到了一位从中国东北来纽约还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但没想到对方在拿到绿卡后就离开了。

孙卫东与前妻结婚8年后离婚了，离婚后不久，他有了回国的打算，带着3万美金回到国内，结果很快3万美金就被偷走了。原本想要衣锦还乡，结果最后却沦落至此。

知情网友提供的孙博士信息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可能是生活上的重大打击，让他患上了幻听、幻想症，无法继续工作，最终在2007年在纽约当起了流浪汉。

这一流浪，就是16年…….

夏天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但纽约冬天的气温实在太寒冷，所以经常会在纽约地铁上或是地铁站过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02

复旦校友们已经联系上家人

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已确认孙卫东为复旦校友，并且正积极想办法为他提供帮助，自发组织成立了“孙同学帮助群”，现有两百余人，内含多名认识他的老同学等。

根据群内部消息，复旦校友计划本周五，今天下午带上衣物去找孙同学，且已与孙同学家人取得了联系。

孙先生的弟弟回应称，自己通过媒体才知道哥哥的遭遇，母亲已经年近80岁且身体不太好，因此家人不敢让老人家知道此事。

纽约当地时间1月5日凌晨2时，有媒体通过视频拍摄者朱先生与孙博士取得联系。

孙博士称，他之前曾靠教堂资助生活，曾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着落得了忧郁症。他近期萌生了想求助同学的想法。

“以前还能坚持过去，现在冬天非常艰苦。”他说。

近日九派新闻采访孙博士，拍下的近照。

图片来源于九派新闻，版权属于原作者。

他告诉媒体，他想回国，但之前没和家人提过回国的事。如果回国，需要和家人取得联系，或许会去他们住所住一段时间。

当被问到能否接受现在的生活时，孙博士说，万事开头难，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可以回到过去的状况。他也想找机会去华尔街工作，“几万美金也可以”。

03

原籍家乡表态：无法介入

孙卫东原籍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江阴市长泾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到孙先生的情况，一名代表称：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我们没法考证。他就算是20世纪80年代去的美国，已经离开了本地几十年，我们也没法知道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即便孙某的家人在长泾镇当地生活，但此事是其家事，他们也未向镇里提出要求。如果该男子系美国国籍，当地也无法介入。”

图中为现在的孙卫东。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眼中已经不再有光，因被现实所“打败”流浪在美国街头，真是令无数人对此唏嘘不已。

以下是一位在美国多年的网友对于天才少年的分析

早慧少年为何命运多舛

大家可以将这两张照片对照起来看，特别是注意各人的眼神，那是代表智慧的东西。

左侧照片是复旦学子们赴美前，谢希德校长接见他们时的留影。每个学生都十分紧张，应该都发过誓要为国争光，中间那位可能发誓最大，因为眼睛鼓鼓的。我经常留意那个年代的家庭照片，包括与父母的合影，都是这种赴汤蹈火般的表情，完全没有外面世界的欢笑。我们谈论的主人公在前排左一，这位名为孙卫东的美国博士，现在流落纽约街头。他与自媒体的那次访谈是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人很实在，有问必答，那是他脑子清醒的时候。他年轻时的聪明相还在，据说他年轻时语速很快。这是我识别聪明学生的标准之一，他们因为思维比语言更快，所以他们往往说话结巴。只是孙博士可惜了，生病不是他的错，需要大家的帮助。普林斯顿帮助了John Nash（约翰·纳什）几十年，我们欣慰复旦的校友们正在设法帮助他。

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肯定不止一位像这位来自复旦的美国博士流落街头。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位，有的永远消失在人群中，有些则是进出美国的监狱。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是有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从中国顶尖名牌大学出来的人才。我抵美国后不久曾经打电话去帮助朋友，他当时在美国的属于科学中心的城市C，电话那端的他告诉我：“我现在是克隆专家，在C城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基因克隆高手”。我本来想帮助他在华大找工作，因为他当时已经失业。结果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因为他的幻想和爱面子拒绝了我的帮助，从此混入到美国非法人群中。

孙卫东从复旦通过CUSPEA读了SUNY布鲁克林分校的物理博士，做纯物理专业很难成就人生，他便改行去了华尔街，最后因为压力诱发精神疾病流落纽约街头。孙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自己承认存在幻听，如果他也存在妄想，那是妥妥的精神分裂症，他最需要的是找精神病医生治疗。在美国这种充满竞争和隐私的社会里，特别容易诱发外国人得精神疾病。尤其如果沒有稳定的家庭，痛苦几乎无人述说，这就是美国残酷的地方。所以我对一般的国人，开始都是说“劝你不要来美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我的同济同班同学和国内心理咨询界的大佬曾奇峰，心理同行专家这样评价他：“曾老师最大的贡献是把深奥晦涩的精神分析普及大众化了”。

曾奇峰以前在同济就是一个腼腆而清秀的小伙子，湖北乡里人。现在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变成了一个咨询情感以及青少年与父母亲子关系的高手。他将“You raise me up”翻译成“你太抬举我了”，这家伙是留德的，佛罗伊德的译法。他长期不信我说的精神病拥有生物学基础，他比毕业于北大的哥哥厉害，我总觉得曾奇峰每次都是在讲哲学。美国以圣路易斯华大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精神病的生物学本质，精神病的生物学流派因为华大而闻名。国内环境将精神疾病妖魔化，耶鲁毕业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告诉我，他从来不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指导治疗，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所发现的药物原理。如果大家注意跟随马斯克的访谈，他自己就亲自承认过患有bipolar personal disorder。这些好莱坞名人、富豪、作家和政治家都有Bipolar: Mel Gibson，海明威，Ted Turner，Catherine Zeta-Jones，Frank Sinatra和丘吉尔。马斯克曾经说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躁症与抑郁，这似乎是创造性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往往是歧视精神问题，没有想到世界的很多美好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领域就有这么一位天才，他发现了补体的旁路激活途经，他无法面对同行对他的调侃与质疑，在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自己实验室喝化学试剂自杀了，可以看我的旧文。同济美国教授：“移民人群中的精神健康问题非常严重，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许多人用药加上辅助治疗是完全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状况的，真的令人心痛。关键是联糸社区组织，及时帮助处于急性期及高危期的病人度过难关”。

精神病和天才有时仅一纸之隔 
雅美之途
(2018-06-06 15:15:06)

Louis Pillemer。照片来自Journal of Immunology。最近的一个合作研究非常有趣，涉及领域里的经典故事，曾经在学界广泛流传，精彩程度几乎可以拍成好莱坞的电影。1980年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Irwin Lepow在他的任职演讲中说出过那段往事，他是当事人的学生。我还记得William Ratnoff就此写过科学史的论文，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关于生物医学与社会的论集中发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创造性的科学天才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我朋友更是对我说，大量著名作家也患有bipolar（躁狂与忧郁合并症)。

在我们不知道体内存在淋巴细胞的时代，科学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研究血清的两种免疫成份：抗体和补体，补体以辅助抗体杀伤病原微生物而得名。人类开始知道抗体能够通过与抗原结合成的免疫复合物活化补体，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补体活化的经典途经，通过补体的C1，C2和C4。这个概念被出生在南非的美国科学家Louis Pillemer（匹勒默）颠覆或修改，但是这个过程历时近20年，有人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匹勒默和同事观察到，如果将血清与能够活化补体的真菌膜成份Zymosan混合，在低温（摄氏17度）孵育后离心，那些存留在血清中的C3则不能在摄氏37度的条件下活化。

匹勒默推测有种因子被Zymosan移走了，而把该因子从Zymozan洗脱下来后再加回去则能恢复C3在37度下的活化。匹勒默把这个因子命名为Properdin, 源于古拉丁语Perdere, 为催毁的意思。这样他们发现了一种叫Properdin的蛋白能够在沒有抗体的情况下活化补体，并且是奇迹般和自发性地活化。这种内在的机制可以不断地输送裂解的免疫分子去监视随时入侵的病原菌。匹勒默将此机制称为Properdin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补体活化的旁路途经。

旁路只是相对于经典途经而言，实质上旁路要重要得多。现在认识的旁路途经更加古老，因为经典途经需要抗体所以是进化得较为高级的产物。因为旁路途经可以扩展其他两个补体的通路，有人甚至认为80%左右的补体活化与它相关，我们可以此欣赏匹勒默的贡献有多么大。

匹勒默将他们的发现于1954年发表在《Science》上，那是我们的免疫学知识十分缺乏的时代，根本没有所谓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这一说法，人类也只知道用酒精去分层蛋白质。

他们的论文造成轰动，《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大幅报道，外行的报道把该实验结果描写成人类找到了抵抗病菌的神奇武器。《纽约时报》甚至为此罕先地发表社论，匹勒默顿时成为科学明星，风光无限，踌躇满志。他的学生后来辩称，匹勒默本人没有提供材料为媒体的热度加油，这个辩词很难让我接受。中国向来有捧杀之说，这对于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其实是灾难，尤其当他脆弱的神经根本无法面对科学界惯有的残酷质疑的时候。

匹勒默的经历相当传奇，他虽然出生于南非，但是为美国中西部人，一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长在肯塔基。从现存的照片似乎看不出来，但是他小时候肥胖和天生的结巴，这两项使他备受歧视。他求学的路也十分不顺，从这些他不断入学、退学或被要求离开的学校名单就可以看出：俄亥俄州立大学、西弗吉尼亚的Marshall学院以及宾州的Franklin and Marshall学院。他没有在这上面的任何大学或学院里毕业，他纯粹就是一个屡学屡败的人。

他靠打橄榄球读OSU，第一学期就失败；后去西弗吉尼亚读半途书。又去杜克打球，他在杜克读完了本科，然后入读杜克医学院。他在杜克医学院顺利时，第二年参加医生执照考试的成绩为全美国的第二高分，他无疑拥有聪明基因。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情绪开始严重不稳，加上酗酒，在杜克医学院的第三年遭遇开除。他为了谋生去参加医学考试，这样允许他在肯德基的乡下在没有MD的情况下也能行医，条件是必须是20英里开外没有正规的医生，价格为50美分看诊一次病人。这期间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并不享受那样的生活。

他的姑姑认识Western Reserve大学病理研究所的头，经家人的牵线使他重回学术界，这个后门几乎救了一位科学天才，证明当时美国科学界是相当灵活机动的。匹勒默明摆着拥有精神方面的毛病，精绪不稳定，曾经被杜克医学院除名，百年老校Western Reserve仍然接纳他读博士，并且留下来很快成为生化的正教授，他还在哈佛学到当时先进的蛋白质分离技术。现在的Case Western University是在1967年由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合并而成，为理工加人文的综合性大学, Western Reserve（1826年）的创办更是早到当时必须称俄亥俄为西部的时候。当时Western Reserve和纽约哥大曾经是美国实验生物学的重要中心，匹勒默的成功更是增加了那里的热度，访问者不断。

据说匹勒默的好多实验是在脑袋里先完成的，然后在试管中进行，结果好时他欣喜，结果坏时他抑郁，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几天。我翻阅史料时，很吃惊地发现他这样的人还结婚和拥有做技术员的太太。

正当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风光时，耶鲁的Robert Nelson向他发动攻击，Robert以前在DC周围的军队医学研究所，后来去了迈阿密大学。Nelson的实验发现：匹勒默半纯化Properdin的过程会活化经典途经的早期补体蛋白, 更要命的是Properdin提取物中还含有抗Zymosan的抗体。

身为休斯研究员的Nelson也不是省油的灯，先在学术会议上, 后在J Exp Med（JEM, 1958年）正式成文称匹勒默的Properdin系统可能是错误的，为污染了的抗体造成的假像，因为应用匹勒默粗提Properdin的方法发现提取物中含有抗体，并且血清与Zymosan混合后还能消耗C1, C2和C4等经典途经必须的补体成份。也就是说科学证据说明，匹勒默因为技术不过关把看到的经典途径当成了新的发现，这里还存在Nelson在公开场合对匹勒默的攻击，有些甚至是人身的攻击：你那水准居然炮制了新发现，这类言语应该可以想象。

当时科学界迅速有人跟进研究，数个研究组连续发表至少六篇文章支持Nelson的观点，包括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时为全球最著名的补体学家Manfred Mayer从起始就协助Nelson建立方法，然后参与强烈质疑匹勒默的Properdin学说，美国学界从开始接纳Nelson的观点到完全否认匹勒默学说的时间很短，似潮来潮往，几年后Properdin系统被嘲讽为“来自Western Reserve的假象（artifact）”。当时基本上没有欧洲人发言的机会，因为他们在战后重建中，他们的学者都往美国跑，但是欧洲人在观看美国人内斗后倾向于同情匹勒默。

科学家里面争强好胜者不少，匹勒默本身就有精神病，经受不起同行的这般质疑，陷入深度抑郁。他在Western Reserve自己的实验室里，喝了大量barbiturate，于1957年8月31日自杀身亡，而barbiturate为当时常用于补体实验的试剂。这匹勒默也太脆弱了，他居然死在Nelson的正式论文发表之前，虽然他的自杀事件确实发生在从1957年补体领域的会议回来后不久。他去世时年仅49岁，还有四个年幼的儿子。当然我们应该说匹勒默为因抑郁症而自杀，多少来自疾病本身，多少来自科学竞争对手，则很难判断清楚。

匹勒默死后，他的学生Lepow被研究所所长留下继续整理和核实了匹勒默的研究课题，在随后的四年中发表了九篇论文，其中七篇署上已经去世的匹勒默的名字。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实验结果参与争辩，直到1968年正式纯化出十分复杂的分子量为220,000的蛋白质Properdin。

他们发现以前污染的抗体被移除后，并不能改变Properdin系统的活性。他们真是幸运，他们看到的假象和自己认为的结果并存，而后者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因为多方面的，其实后来发现在某种条件下，抗体也能活化补体的旁路途经，只是Nelson发动攻击时不知道这个事实罢了。

匹勒默丝毫不让步，学生Irwin Lepow曾经劝他放弃学说未果；匹勒默本身是个被Western Reserve豁免不用给学生上课的结巴，聪明的结巴会怎么用词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糟糕的交流者。我们不知道匹勒默的反击方式，但是Mayer后来回忆匹勒默的行为让学术界更加怀疑他。

直到时间推移到了七十年代，随着蛋白纯化技术的不断进展，新的补体蛋白陆续被鉴定出来。在美国Scripps的德国人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Frank Austen (包括Fearon)的研究组找到独立于抗体的蛋白FB，原来这FB就是以前被认为污染了的C1和C2，而与Properdin一样对hydrazine敏感的C4实际上是C3，也是当时匹勒默假说中预测的Factor A。后来发现蛋白酶FD能切割FB, 这样C3和FB形成的转换酶参与活化补体，而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能够使酶解过程更有效，因为Properdin的功能是使旁路转换酶（C3bBb）的半衰期成倍地延长。

从生化角度，Müller-Eberhard和哈佛的Austen几乎证明匹勒默的所有结论是正确的，匹勒默只在一个细节上存在误差。加上Michael Frank的组发现补体仍在C4缺陷的豚鼠中活化，以及CVF绕过经典途经活化补体。

在Mayer的支持下，有研究组显示内毒素（LPS） 可以在完全没改变早期补体成份C1,C2和C4的情况下活化补体。所以这些研究组从不同角度重新发现和确立了补体的旁路途经，但是那时匹勒默己经死了十几年了。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匹勒默发现的Properdin还不是旁路途经中最关键的成份，有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建立的Properdin系统本质上就是说的旁路途经的事。

Müller-Eberhard也是只要科学不要家的典范，酒徒死于酗酒，他为自视相当高的人物，为美国科学院在院士没有注水膨胀前的院士。他的文章惯用“绝对需要”，我们近期文章应该是修正了他的一个经典科学结论。  这场科学决斗以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死亡而成为传奇故事，也记录了Robert Nelson的勇敢挑战，据说他后来也住进过精神病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功劳也给予那些基于实验证据的反对派，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至于他们的私生活，开放的美国科学家著文时都说不易谈及，属于相当浪荡的那种，与Virginia Woolf等上世纪初的英伦自由派作家们可以媲美。

这是作为免疫学家的Robert Nelson。西部牛仔般的英俊，他的八卦故事多并不奇怪。他不去好莱坞演电影而在免疫学领域攻击人，有点可惜。Nelson到最后仍然小看匹勒默和他的同事们，在1978年写给史学家的信中他还在指责匹勒默阵营故意（deliberate） 展现实验结果以使自己显得那么优异。Nelson贡献广泛，包括参与发现其他补体成份，以及涉及巨噬细胞的功能研究，他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匹勒默的无休止攻击是这位天才早逝的重要原因。

这世界总是上演天才英年早逝，庸才名利双收的悲剧。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天生比普通人敏感，这种敏感让他们能够懂得普通人无法理解的高深学问，更会让他们受到比普通人厉害百倍的攻击与伤害。愿世人能真正地善待天才，真正地理解他们作为“超级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不要再出现天才流落街头的悲剧。

By Taola、雅美之途-陌上美国

前几天和同事聊起中国目前的外交现状时，他居然说：“中国现在就没几个好朋友了，也就巴铁、以色列了。”

闻听此言，我倍感震惊，说中以目前没有爆发直接矛盾是没错，可将其等同于“巴铁”则言过其实，要想找一点中以没那么友好的证据太多了。

比如，在2020年8月的时候，以色列主流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先是发表社论：表态要加入美国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承诺未来5G等通讯领域排斥中国设备和技术。

此外，他们还不忘对中国狠泼脏水:在以中企窃取以色列国民的隐私，封禁华为有利于以色列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

这还没完，在2020年8月19日，该媒体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已经被证明是反派，我们啥也不欠他们》的反华社论。

其之，以色列最近对华不断透露出浓浓的恶意，这让部分中国网民陷入到不解：“以色列人不是感恩中国救助过犹太人，全民对华友好吗？

有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陷入“自我反思”中，认为这一定是中国的错，伤害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感情，顺带不忘又吹一波“犹太人的伟大、以色列帮助中国”。

而有的网友则会“义愤填膺”，认为以色列人忘恩负义，令人寒心。

那么问题来了，真实的中以关系，或者说是犹太人和中国的关系到底在咋样呢？

Chapter 1

如今，中文网络充斥着海量的“以色列心怀感恩，无私帮助中国”“犹太人和中国的友情”等神话传说，可以编一部小说了。

我们就随便盘点其中最知名的几条谣言吧。

其一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色列向我国捐款1亿美元”。

这真的是特别拙劣的谎言，不仅张口就来，而且是拿着20多万死难同胞来编造谎言，先不说当年我国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接受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一分钱援助，就是1976年的1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1976年，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51.8亿美元，真正能用的财政收入不到20亿，加上美援也不过50亿，其中大半要用于军费，加上当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以色列经济陷入困境，财政预算年年赤字，完全要靠美国援助续命。

这种情况下，用屁股想都该明白，以色列有能力捐得出一亿美元？

其二就是广大群众熟知的“中国二战帮助数万犹太人”、“以色列举国感恩中国，对待中国人友好到发指的地步，经常请陌生的中国游客吃饭”、“以色列有感谢中国人的纪念碑”。

我在十几年前看到这段文字描述时，也曾在刹那间被小小的“感动”了一下：

“日寇巴结希特勒，也曾策划灭绝在沪犹太人。有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鬼子前后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全款靠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路见不平，接二连三地采用“空投”、就是将面饼等食物掷过房顶去的原始方法帮了他们一把。”

问题是，这2000人一年时间内起码要吃掉几百吨食物，当时全上海的人得有多少人一天到晚专门去扔烧饼油条？

当年的上海市民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中，日军宣称给上海配给3年的食物不够1年食用，真要这么扔大饼，上海市民估计得饿死无数人，再无私也不带这样玩的，这完全违背基本常识和人性。

但上海市民为犹太难民提供食物的事情倒也并非虚构，许多在上海呆过的犹太老人回忆过：犹太人用随身的物品找上海市民交换食物，挺过了艰难时期。

何况，以日本鬼子那种残忍性格，真打算灭绝的话，估计早就直接屠杀了，何必费这么半天功夫。

事实上，纳粹德国的确曾在1942年6月派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赴沪和日寇占领军交涉，要其协助纳粹“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

出人意料的是，鬼子虚于委蛇，消极对抗德国，只在虹口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无国籍的犹太难民约1.4万人迁入其中。

这可不是鬼子“良心发现”，而是为了获得更多利益的权宜之举。

日本人之所以对犹太人如此“亲善”是要追溯到日俄战争时期，一位名叫雅可布·希夫的美国犹太富商积极为日本筹措资金，主动向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这笔钱对于当时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日本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战后，雅可布·希夫一下成了日本的英雄，被日本媒体连篇累牍地颂扬，甚至连明治天皇也在皇宫举行宴会款待，并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天皇授勋的外国人。

此后，日本人顿时感觉犹太资本“真香”，所以日本内部出现了一些“亲犹派”，他们试图利用世界范围的内的犹太财团帮助，以助力日本的侵略扩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甚至实行了一个名为“河豚计划”的恶毒计划：即吸引大量犹太移民来东北，这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犹太资本，并让犹太移民在东北安家落户，形成独立的社团，甚至在东北划一片土地重建2000年前的“犹太国”。

为了加强犹太人好感，日本的“亲犹派”甚至编造出“日本人是犹太失散的第10个部落”这种荒谬言论，无耻程度堪比现在一些韩国人。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因为犹太复古主义和美国犹太领袖的反对而破产，可还是令人细思极恐。

总之，犹太人在日军的统治下过得可比当地的中国人要稍微好一点。

至于说中国人去以色列受到普遍善待，甚至动不动有人请客吃饭，这就更是无稽之谈。

毕竟现在旅游的人这么多，以色列也不算是冷门旅游点，但凡去过的朋友都反映当地的普通以色列民众都对“中国二战救助犹太人”这件事一脸懵逼，只有少数曾在上海或者中国东北的犹太老人或者后裔知晓此事。

中国在以色列有许多务工人员，经常受到以色列军警欺辱，有个中国记者为了维护中国劳工的权益办了一份中文刊物，最后被以色列当局驱逐，此事2003年各大网站都有报道。

而且，因为在以中国务工人员有一些是偷渡打工，因此以色列警察对于不是游客打扮的中国人很警惕，如果你一身便装说你是中国人，很有可能马上会有警察来检查你，要是你掏不出证件，可能真的会立刻“请”你吃饭——“牢饭”。

另外，之前有不少地摊网文都爱这么介绍以色列：犹太人复国成功后，专门立下纪念碑，以纪念中国人二战救助犹太人的义举。

这个碑是存在的，但是，对这段历史稍微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在以色列，类似的大大小小的纪念标志有成百上千，有以色列官方的，也有民间自己建的小碑牌。

地摊网文却故意用春秋笔法将其描述成“只为中国立碑”，令许多不明真相的吃瓜读者感动的一塌糊涂，而当你仔细探究其真相时，会倍感沮丧，

以色列有个“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专门对二战期间所有冒险救助过犹太人的外国人，颁发“国际义人”奖，并专门为其立碑几年。

截止到2000年，以色列共向世界各国10000多人颁授“义人”奖，其中只有一名中国人——即是当年旅居乌克兰救助犹太儿童的潘均顺。

直到2001年，中国学者发现的当时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事迹：他给数千犹太难民发放签证，使其逃离纳粹占领区。

中国方面马上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举荐，但基金会认为何凤山是外交官有豁免权，不是“冒险”救人

但吊诡的是，同样具备外交官身份的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却早早的被选为“国际义人”（签发签证的方式帮助1100多犹太人逃到上海，被犹太人誉为“日本辛德勒”）。

直到中方人员又搜集了更多证明何凤山是冒了风险的资料，交到基金会，基金会核查都是事实后，才被授予“国际义人”。

根据这些核实过的资料，有犹太学者认为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奇怪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被何凤山救过的犹太人主动向“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反映他救人的事迹，所有资料都是中方学者搜集整理的。以色列人这样是报恩？还是忘恩？

上面说的那个感谢中国人的碑，很可能就是指潘均顺或者何凤山的纪念碑。全世界有上万人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被树碑纪念。中国只占万分之二而已。

最后一点要说的就是吐槽“以色列帮助中国军工发展”这篇硬吹神话。

地摊网文说，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搞了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许多技术是限制向中国出口的，而以色列却违反西方规定，偷偷出口脂肪肝技术，我国的歼十战机、防弹衣、空警2000预警机等都离不开以色列慷慨相助。

这种谣言技术含量不是很高，首先，以色列压根就不是“巴统”成员，而且“巴统”早在1994年就解散了。

另外，以色列本身的防弹衣水平并不高，在2002年的时候就有报道称：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埃利则对驻守加沙的以军的防弹衣轻易被M16射穿表示震怒，此事震惊以军上下，许多以军士兵对这种劣势国产货深感失望。

结果，以色列在当年就找中国订购了2万件防弹衣和1万顶头盔，而且，以色列还是中国制造防弹衣的大客户，说以色列帮助中国防弹衣发展简直是个大笑话。

至于歼十战机是源于以色列的“狮”式战机，始终无任何确凿的官方证据，只有各自网文在那瞎说。

地摊网文说歼十和“狮”式都是鸭式布局，这种布局为以色列首创，所以歼十肯定是有以色列技术在其中。

问题是，这种鸭式布局不是以色列首创，而是始自瑞典的Saab AJ-37“雷”攻击机。这款战机为1952年开始论证，61年立项研制，71年正式服役。

以色列的“狮”式是1979年才由美国提供主要技术和部分资金，两国合作开始研制的，可因为以色列军方不断提高对飞机的要求，自身的技术和资金却跟不上，加上和美国的分歧不断加大，到1987年已经砸进去了20亿美元，却毫无结果。

同时，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不想往这个无底洞砸钱，也不想搞出一个和自己的f16争夺军机外销市场的对手，于是美国施加压力，逼得以色列内阁在1987年8月30日宣布该计划终止。

不过，这件事对于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毕竟花了这么多银子却半途而废，以犹太人人精明，会白白浪费钱吗？

也是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媒体就开始猜测，认为以色列很可能把“狮”式的有关资料，出售给中国挽回自己的损失，而歼十就是以色列人和中国人的合作结果。

由此看来，所谓的以色列帮中国研制歼十的事情完全就是西方媒体妄加揣测，没有一点实际佐证。

可早年的地摊文学和网络公知文却把这个恶意猜测当做实锤证据，并大肆吹嘘，这不仅是无脑跪舔，还是在试图贬低我国军工，真的的非蠢既坏。

但以上那些谣言比起“以色列帮助中国预警机”来说，都是轻的。

中国曾在1998年和以色列达成合同：斥6亿美元向以色列购买四套“费尔康”预警系统，以安装在伊尔-76运输机上，以改装为预警机。

可这件事不出意外的遭到了阻挠，在2000年7月12日，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戴维营出席以、巴、美三方首脑会谈的第2天，以色列公开宣布，“搁置”向中国出售预警机计划，到同年12月18日，以色列正式宣布中止和中国签订的预警机合同。

先不说以色列打乱了中国的预警机发展计划，耽误了我们多少时间（美国人曾得意地说，至少是三年）。单说赔偿金额问题。按照合同，以色列应该赔偿10亿美元（台湾媒体的报导是应该赔偿20亿）。

更令人无语的是，以色列居然跑去找美国，要求帮忙“报销”这笔赔偿金，美国当然是拒绝了这个要求。

然后，以色列居然开始耍无赖，先回复中国说：以色列是小国，无力支付如此高额的赔偿金。之后，我国严正和其交涉，才让以色列不情不愿的同意赔偿中国3.5亿美金。

先是单方面毁约，然后又不按合同支付赔偿，就这种老赖行径，许多公知文章居然给洗成了“以色列慷慨大方，赔偿中国3.5亿美金”，完全是颠倒黑白不说，还有公知曾写文如此描述：“等着看吧！三年之内，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预警机必将飞上祖国蓝天！”，暗示以色列给中国提供了预警机技术。”

先不说中国自主研发的“空警2000”和以色列的费尔康完全不同，连国内外的很多分析文章都认为，中国的预警机采用的是一种自行开发的技术。

咱们就从起码的逻辑推理也不可能：以色列本来就指着部分比较先进的军工技术来赚钱，预警机他没赚着中国的钱，他还会把技术送给中国?

要知道，犹太人可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精明、最吝啬，重利轻义的生意民族，这可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悠久传统。

Chapter 2

犹太人历史很悠久，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他们最早是定居在两河流域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乌尔城（今伊拉克纳西里耶），语言为闪语系的塞姆语，和阿拉伯人都属于闪米特人，可谓同根同源。

后来到公元前1950年，乌尔城受到外人的侵入，这个部族在时任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历经艰难长途跋涉，逃到了位于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丘陵地带，该地被称为迦南地，当地土著名为迦南人。

当地迦南人对这群和自己体貌特征、生活习惯有较大差异外来人很反感，蔑称其为希伯来人，意为“大河那边来的人”。

于是，希伯来就成了这支由亚伯拉罕带领的闪米特人的正式族名，希伯来人和迦南人爆发了长期冲突。

就这么过了350多年，迦南发生了饥荒，许多希伯来人又迁移到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并被埃及法老统治与奴役。

之后又过了数百年，希伯来人在首领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并又回到了迦南地，

此后该地就被犹太教称为“应许之地”。

在逃离埃及期间，摩西声称，上帝借由他之手向众人颁布了十条规定，即“摩西十诫”，希伯来部众将其视为生活准则与律法，该“十诫”也成为日犹太教的信守的律例。

之后，这支希伯来人回到了迦南，并继续和当地土著发生冲突，但这过程中，两方部落也逐渐开始混合杂居。

又过了些年头，一支来自地中海的部族腓力斯丁也攻占了迦南地的部分领土，并在此定居，古代希腊人称腓力斯丁人的居住地为“巴勒斯坦”，意即“腓力斯丁人的国家”，从此，巴勒斯坦称呼取代了迦南。

此后，希伯来人和腓力斯丁人爆发争斗，到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各部族终于完全统一，并在首领大卫王的带领下赶走了腓力斯丁人，并夺取了迦南人的耶路撒冷城，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

之所以要叫“以色列”是因为在希伯来人传说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曾和天使比赛摔跤，所以改名“以色列”，意为“和天使摔跤”。

同时，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子孙们又成立了犹大支派，而大卫王就来自这个支派，至此，“犹太”这个称呼也成为了希伯来人的族名，并逐渐取代了后者，至此，犹太人终于正式形成了。

不过，犹太人在古代的辉煌也就此达到，这个联合王国很快分裂为南北，北部名“以色列王国”，南部则称“犹太王国”，并分别延续几百年后被亚述和新巴比伦灭亡。

北部的以色列王国这一派系逐渐被亚述人融合同化，可南部的犹太王国先是被新巴比伦奴役，后来波斯帝国灭亡新巴比伦后才得以返回耶路撒冷，可犹太人再也没有重现大卫王时期的辉煌，也未能独立建国，先后被波斯和古希腊人统治，享有高度自治权。

这种状况到罗马帝国时期戛然而止，公元66年，罗马人大肆屠杀和排挤犹太人，引发了犹太人起义，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占摧毁，犹太人被赶出了故乡，至此流落世界各地。

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都遭遇歧视和排挤，不仅是因为他们固守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产生严重冲突，因为犹太教不承认《圣经》中的《新约》篇章，只认《旧约》，加上耶稣（本身是犹太人）传说是被犹太人犹大出卖的，因此基督徒们对犹太人极为不爽。

欧洲封建主们先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同时，当地手工行业协会也抵制犹太人进入。摆在犹太人面前基本只有一条路可走——经商。

每日与金钱打交道，借债、还债、放贷是最基本的事务，可放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都是不被允许的，怎么办呢？

犹太人仔细研究《旧约》后，发现了一个BUG：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犹太人于是做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只有犹太人是天选民族，其他的人统统是外人，也就是说，只有犹太人才有资格信上帝。

至此，犹太人靠着放贷和经商不断获利，同时犹太人为了传承信仰，还特别注重读写教育，有钱有文化，文盲封建领主很喜欢让犹太人充当基层行政官吏。

中世纪犹太金融家

但至此，恶性循环形成：犹太人越维护文化传统，越是容易得到领主赏识，同时也越来越难以融入社会，犹太教也越来越排外，先是不再对外传教，然后过分强调血统纯正，要求必须是母亲是犹太人才可以，到了最后，甚至宁可近亲结婚也不和外人通婚。

这就让犹太人人文化保持得很完整，即便他们说的日常语言希伯来语逐渐被当地语言代替，但宗教仪式上一定会吟唱希伯来语，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2000年无法被同化，仅有中国河南开封的一支例外（但近些年受以色列方面宣传鼓吹，许多人开始重新认同）。

久而久之，犹太人形象越来越差，要么就是帮领主们干黑活儿的官吏，要么就是放贷的黑心商人。

这之中莎士比亚名著中描写的《威尼斯商人》里的反派——犹太商人夏洛克就是古代和近现代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普遍观感。

可以说，欧洲排犹运动从罗马帝国开始之后2000年从未停止，不论是罗马人，还是英国、沙俄、波兰、法国等等都有相当程度的反犹暴动和驱赶犹太人的国家行为，纳粹大屠杀只是这其中最为凶残的一幕。

各国的排斥还有纳粹大屠杀让犹太人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达到新的高峰，犹太人只相信自己人，任何外族在他们看到都不能交心成为真朋友。

所以，犹太人的民族性决定了他们最重利，同时也学不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这在以色列复国后的种种表现可见一斑。

3

犹太人因为不断被屠杀、驱赶，于是在近19世纪末开始形成了“锡安主义”思想，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旨在将全世界流散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回到“应许之地”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并在1948年在美、苏等大国的支持下，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

但这在当地阿拉伯人看来，这种复国毫无道理，毕竟他们离开了2000年，当地的阿拉伯人也已经定居了上千年，突然从各地涌入的犹太人要裂土建国，岂能容忍？

于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多次中东战争，可以为各怀鬼胎，内部不团结，加上作战水准太差，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而以色列则有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财阀支持，结果越打越大，愈来愈强，不仅将48年联合国划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土地绝大部分吞并。

甚至一度侵领了包括埃及西奈半岛、黎巴嫩南部、叙利亚戈兰高地等领土（侵占至今），并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肆意侵犯阿拉伯国家领土主权，并在各地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妄图永占其地。

以色列还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不顾世界各国的谴责发动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的侵略战争。

但就这么咄咄逼人的以色列，却还在全世界各国面前哭诉自己“遭受袭击，被迫自卫反击战”，同样，因为犹太资本控制了许多媒体，因此，以色列的霸道之举总有一堆人为之辩白。

以色列在建交的国家都有文化交流中心，或者犹太人文化中心，以色列政府和民间人士对于国家形象和犹太人文化宣传一直都很积极。

在中国，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形象一直很好，像《塔木德智慧全书》、《犹太人的羊皮圈》、《犹太人的智慧》等鸡汤书籍在中国至今销量不错，人气旺盛。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论坛和视频网站上，以色列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有大量正面宣传，可这之前都夹杂一些私货。

比如某人气以色列籍UP主在说到以色列人，一直都在潜移默化的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领土首都，这明显和我国外交政策相悖。

另外，就连四处搞暗杀的摩萨德也在中国网络圈被长期吹捧，以色列情报机构创立的实战格斗技能马伽术也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培训中心。

在这种文化输出下，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形象在中国被过度神化，因此出现那些所谓的“中以友谊”的地摊网文有那么多人信也丝毫不为过了。

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巴勒斯坦人的抗争在民间舆论场几乎被妖魔化成暴恐活动。

现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除了美国支持，基本上是全世界的抵制反对，这种时候有些极端被洗脑的“以粉”鼓吹支持以军，那就是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民为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巴以问题上，美以显然是失道的一方，大家觉得中国应该站在哪一边？

在中美博弈越发激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越是把道义的旗帜扔到地上踩几脚，我们中国人就越要把它捡起来高高举起，捍卫国际道义。

综上所述，在国际关系莫名其妙的自我感动其实十分有害，你哭半天别人可能都不知死了谁，真是尴尬。

以色列人说不欠我们的，那我们更不欠以色列人什么，过度美化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行为可以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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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虞卫东：《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解析》

洪韬：《当代以色列政教关系研究——在神权国家与世俗国家之间》

郭白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的人文交流

佘纲正：《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从怀疑到正视：本-古里安的中国观变迁与冷战时期的中以关系》

By 狼天行

观察了很多中国制造国产替代案例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假设我们从一个几十年的周期来看，国产替代发展的终局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我认为无非这样几种结局：

(1)国产替代失败，中国技术升级失败，全球主要产业依然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中国继续被“卡脖子”，中国掉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2)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大部分产业规则的制定者，形成事实上的中国标准主导全球。

(3)中国搞中国标准，美国搞美国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选择站队，接入了美国标准，就不再接入中国标准。

(4)中美两国各搞一套产业标准，其他小国家在中美两个体系中自由接入，同时接入美国标准和中国标准，和中美两国同时做生意，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而我们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结果，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而要取代美国实现第二种结果，难度则非常大，不仅需要中国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还需要美国犯战略性的错误才有可能。其中，第四种结果是中国很有机会努力做到并相对对中国有利的终局。不久前，我们看到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大概的意思是，未来的世界，会形成中美“双操作系统”格局，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应该同时接入中美两个系统。

实际上，当今的国际规则，大部分是美国制定的，其他大部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应用开发者和苹果（或者谷歌安卓系统）之间的关系。当今的国际贸易大部分是采用美元结算的，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互联网、半导体、操作系统等产业标准大都是由美国制定的：美国掌控着世界主流专利体系并且随时可以利用这一体系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禁运，美国的媒体主导着全世界的议程设置，好莱坞的大片主导着全世界的文化输出，美国的高校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当其他国家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理解是平台上的开发者和平台拥有者的冲突。辛巴最多的时候其旗下账号曾经占到整个快手总流水的40%，但是当辛巴和快手关系搞僵的时候，快手开始打压辛巴家族，结果是依赖单一平台的辛巴很难抵御这一打击。类似地，当依赖于美国系统的其他国家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国际手机主流操作系统，有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存，安卓相对开放，苹果相对封闭，两大系统互相竞争，其他中小开发者同时接入安卓和苹果两大系统，并且可以迅速在两大系统之间切换。

比如当腾讯开发了一款备受欢迎的新游戏时，哪怕苹果系统应用商店率先将该款游戏上架，它也可以迅速用发达的中间件和服务极快地推出安卓版本，用户可以同时玩苹果版本和安卓版本，其差距极小。

类似的案例还在汽车行业发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汽车方向盘在左边，日本和英国、中国香港的汽车方向盘在右边，同一个厂出的同一款车，比如丰田凯美瑞，只需要在日本出售右方向盘版本，在中国出售左方向盘版本就可以了，两大系统切换很方便。这个思路为我们描绘了将来中国产业界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也就是世界形成中美两大产业标准，互相竞争，但是又不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其他中小国家在中美两大标准之间自由切换，同时接入，两边做生意，两边都不得罪。我认为，这一结果是有机会实现的，且是在中国能够看到的产业出路当中相对对中国最有利的。

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本质上是与美国形成了“双操作系统”模式，美国有Facebook，中国有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美国有Uber，中国有滴滴打车……实际上，互联网产业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就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首先互联网这个产业太特殊，中国对于外资互联网公司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谷歌在华业务有诸多限制，这给了本土的腾讯、百度等公司巨大的市场空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毫无疑问具有了世界级竞争力，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不仅能够很好地服务本国市场，还在海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那么，其他产业有没有可能复制互联网走过的“中美双操作系统”模式呢？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例如芯片产业，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落后于国外厂商，不管是芯片设计，还是光刻机、光刻胶、EDA软件都比国外落后一些，但是这个产业又非常讲究产品迭代，只争朝夕，这使得领先者的地位越发领先，马太效应越来越强，追赶者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在中美科技战开始后，中国许多产业被迫开始用国产芯片、国产光刻机，这给了许多中国厂商以机会，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并且形成自己的标准。

2021年9月底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篇报告，题目是《增强“软连接”：中国的标准制定改革与国际雄心》，专门分析中国在标准制定问题上的能力和前景。该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但中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当中，仍然只是一个新手。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只占国际标准的1.8%，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占这些标准的90%～95%。

另一份国外智库推出的名为《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对中国标准设置的影响》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在5G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电网等产业上具有国际产业领先地位，但是很多时候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市场份额。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对于国际标准最重视，也是最想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突破的国家，这可以从政府部门接二连三推出的关于推动国际标准制定的文件当中看出，例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

未来10年，中国的标准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将是评估中国实际产业地位的重要试金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美国最终形成“双系统”模式，一定要以在经济领域竞争为主，避免变成美苏冷战那种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的结果大概率是双输，而经济的竞争，则有可能是双赢的。例如，中美在互联网产业上的竞争，对于世界就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打造的备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在国外的版本叫作TikTok，火遍全球，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带来快乐，而字节跳动本身在融资的时候也有大量美国资本投资。同理，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在民用大飞机领域的良性竞争，形成了事实上的“双系统”结局，也大大造福了全球消费者。在竞争下，两大航空巨头都有危机感，不停升级自己的技术，投入研发，打造越来越好的客机。

从产业层面，未来在互联网、半导体、移动通信、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工业软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重型装备制造、新材料、卫星导航、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等领域，都很有可能形成中美“双系统”“双标准”的格局。

在更大的国际关系领域，比如货币、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要形成中美“双系统”的格局，难度似乎要比产业层面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重点。我认为，第一步在产业层面，许多主要的产业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双系统”，是有较大可能的。

当今世界，中国是12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如此庞大的经贸往来背景下，当世界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有着事实上的经贸、科技密切往来后，要想完全孤立中国、“卡中国的脖子”，再形成类似20世纪美苏冷战那样的完全对抗和脱钩，就不容易了。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在一份名为《理解中美脱钩：宏观趋势与工业影响》的报告中对于中美经济脱钩情况下对美国的损失也做了定量估算，其结果同样是非常惊人的。该报告估算，在中美贸易硬脱钩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10年内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的潜在增长。

在投资方面，截止到2020年6月，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2580亿美元，假设算上资本收益、商誉和再投资收益，估算美国在华投资实际价值高达7640亿美元。假设中美完全脱钩，该报告估算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将下降一半。

历史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每运作1美元资产都会增加美国的GDP总量。该报告指出，假设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一半（1240亿美元），则可能使得美国GDP每年减少1/4（5000亿美元）。这两项成本加起来，对美国每年的影响高达5500亿美元。此外，中美双边证券投资存量高达3.9万亿美元（不包括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假设中美资本发生脱钩，美国居民和投资者将不再享受中国市场带来的高额回报，同时美国吸引到的中国证券投资也会大幅减少，这些资本将可能流向其他地区。

该报告列举了美国航空业的例子，假设中美经济发生脱钩，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飞机在10年内将减少2772亿美元货值，美国航空产业会有16万～22万名员工失业。要知道，航空产业在美国的平均薪资是8.6万美元，远高于美国平均4.9万美元的薪资水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使得中国商飞等中国本土航空企业未来变成波音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将有可能填补美国公司撤退带来的巨大市场空白，这并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同时，2019年中国购买了美国大约705亿美元的半导体，约占美国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6.6%，中国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单一市场。报告指出，如果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半导体全球份额将下降8%，如果全面脱钩将下降18%。而这部分份额，将大部分被中国半导体公司吃掉。

中国是美国学校最主要的生源来源地，中国学生（本科及以上）每年光在美国花费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高达138亿美元（2018年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该报告认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减少将使美国的创新受到影响。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国内的精英对于中国脱钩有着很清醒的认知，这种脱钩绝非两国产业界、人民的福祉。同理，中国国内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走美苏冷战那种“双操作系统脱钩”的产业道路。

中国一定要防止一种极端局面的出现，那就是美国通过类似美苏冷战这种军事对抗，胁迫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结局。这意味着中国要自己从0开始造光刻机的所有零部件，自己研发飞机发动机所需的所有零部件，自己开发所有的工业软件，自己研发大部分发明专利……

同理，假设中国与其他国家继续保持高频度的经济往来，那么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泰国、沙特阿拉伯、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像美苏冷战那样必须在中美两强中间选一边站，而不与另一强往来呢？相信大部分国家是不愿意的。这就像大部分移动应用开发者，它接入安卓系统，不代表它就不想接入苹果系统。

美国多家智库推出的关于对华技术封锁的报告建言说道，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技术，而不是产品。以半导体为例，美国的真正目标是要防止中国尖端半导体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本土化，简单来说就是芯片可以继续卖给中国，而光刻机和光刻胶、EDA软件不能卖。这种策略一旦真正开始推行，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要想完全自主创新搞大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全产业链，将是极其艰难的。

以光刻机为例，这种复杂的精密设备需要数十个国家的5000家企业紧密合作才能制造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能完全独立自主造出光刻机。有人打过一个比方，中国要完全自主造出高水准的光刻机就相当于如果你要吃一盘清蒸鲈鱼，你要先自己挖个鱼塘，然后自己养鱼、自己捕鱼，还要把烹饪鱼所需的佐料如葱姜蒜都种出来。这种脱离国际分工体系的完全独立自主，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中国越是被国外“卡脖子”“技术脱钩”，越是要扩大开放，越是不能闭门造车。

中美“双系统”模式的精髓，是要积极在产业和经济上接入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印尼、越南、土耳其、捷克、波兰、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开门做生意，我们让这些国家在中国赚到钱、获得利益，同时中国也能从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和技术往来当中不断发展自己，这是与上一次美苏冷战不同的局面，也是中国可以努力实现的方向。

By 星海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27日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美国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政府也应该起到引领经济的作用。以下为其演讲的中文翻译：​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让国家安全顾问来讨论经济问题。

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耶伦(Yellen)部长上周就在这条街上就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我想进一步谈谈我们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因为它关系到拜登总统的核心承诺——实际上，关系到他对我们的日常指导——更深入地整合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它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它维持了激动人心的技术革命。它帮助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达到了新的繁荣水平。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基础出现了裂缝。全球经济的变化使许多美国工人和他们的社区落在了后面。

金融危机动摇了中产阶级。一场大流行暴露了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不断变化的气候威胁着生命和生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过度依赖的风险。

因此，这一时刻要求我们达成新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国内以及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推行一项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要投资于我们自身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来源，促进多元化和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为从劳工和环境到可信赖的技术和良好治理等各方面设定高标准，并部署资本以提供气候和健康等公共产品。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新华盛顿共识”是某种程度上孤立美国，或者美国和西方排斥其他国家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

这一战略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持久的全球经济秩序，造福于我们自己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列出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我将从定义我们所看到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开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旧的假设。然后，我将一步一步地介绍我们的方法是如何适应这些挑战的。

当拜登总统两年多前就职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面临着四个根本性的挑战。

首先，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

对公共投资的憧憬在战后的岁月里——实际上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为美国的项目注入了活力，但现在这种憧憬已经消退。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思想。

所有这些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市场总是能有效地配置资本。

现在，没有人，当然我也不例外会低估市场的力量。但在过度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整个战略商品的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商品的产业和就业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这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因此，各种各样的改革结合在一起，给金融等经济部门带来了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却萎缩了。我们的工业能力（这对任何国家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流行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普遍假设的局限性。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适应一个以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为特征的新环境，这种竞争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

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国际经济政策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经济一体化将使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全球秩序将更加和平与合作——将各国纳入基于规则的秩序将激励它们遵守规则。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到拜登总统上任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构成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继续大规模补贴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我们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

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其军事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其民主邻国。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变得更负责任或更合作。

忽视几十年自由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依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从欧洲能源的不确定性到医疗设备、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些依赖关系可以被用来作为经济或地缘政治杠杆。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和公正高效的能源转型的迫切需要。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尽管奥巴马-拜登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远远没有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没有一条通往稳定和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供应充足的明确途径。

太多人认为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实现气候目标之间做出选择。

拜登总统的看法完全不同。正如他经常说的，当他听到“气候”时，他想到的是“工作”。他认为，建设21世纪的清洁能源经济是21世纪最重要的增长机遇之一，但要抓住这个机遇，美国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投资战略，以推动创新，降低成本，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最后，我们面临着不平等的挑战及其对民主的损害。

在这里，普遍的假设是，贸易推动的增长将是包容性增长——贸易的收益最终将在各国内部广泛分享。但事实是，这些成果并没有惠及很多劳动人民。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地位，而富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好。美国制造业社区被掏空，尖端产业转移到大都市地区。

现在，经济不平等的驱动因素——你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比我更清楚——是复杂的，其中包括像数字革命这样的结构性挑战。但在这些驱动因素中，关键是几十年来的涓滴经济政策，比如递减减税、大幅削减公共投资、不受限制的企业集中，以及破坏最初建立美国中产阶级的劳工运动的积极措施。

奥巴马政府采取不同方式的努力——包括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投资基础设施、扩大社会保障网络和保护工人组织权利的政策——都受到了共和党的反对。

坦率地说，我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也未能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后果。

例如，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影响巨大且持久——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测，也没有在它发生时得到充分的解决。

总的来说，这些力量已经磨损了任何强大而有弹性的民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

现在，这四个挑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比我们更严重。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他知道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是恢复一种支持建设的经济心态。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在国内以及与国外合作伙伴一起建设能力、建设韧性、建设包容性。生产和创新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比如强大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大规模的清洁能源。抵御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以及确保强大、充满活力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包容性，以及为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第一步是在国内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一个现代的美国工业战略。

我的朋友兼前同事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对这种新的工业战略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我向你们推荐他的评论，因为他的评论比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能发表的任何评论都要好。总之:

现代美国工业战略确定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特定部门，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部门具有战略意义，而私营企业本身无法做好准备，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创造力，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它帮助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扩大规模和竞争。

这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不是取代私人投资。这是关于在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资。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力都有赖于此。

让我以这个结束。

肯尼迪总统喜欢说“水涨船高”。多年来，涓滴经济学的提倡者将这句话用于自己的用途。

但是肯尼迪总统并没有说对富人有利的事情对工人阶级也有利。他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看看他接下来说的话:“如果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静止不动，那么迟早潮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淹没。”

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真的。这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是真的。在经济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共同崛起或衰落。

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我们的民主，也有利于加强我们的经济。

当我们在国内外推行这一战略时，将会有合理的辩论。这需要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秩序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个也不会。

但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能使所有美国人民、社区和行业都得到提升，我们也能使我们在全球各地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得到提升。

这是拜登政府必须也将为之奋斗的愿景。

这是我们在经济、国家安全和民主的交叉点上做出政策决定时的指导思想。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作为一个政府，而且要与美国的每一个方面合作，并得到世界各地政府内外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

演讲解读

1929年，美国金融业崩溃，直接引发了被后人称之为大萧条的严重经济危机，这一危机直接波及了全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导致了纳粹法西斯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自己却避开了这一劫。

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推行了“罗斯福新政”，把整个美国从经济危机里救了出来。

罗斯福新政从本质上说就是否定自由市场经济，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从而引导市场经济返回政府希望的运行轨道上，其理论基础为凯恩斯主义。

这一学说和当时流行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思想水火不容，被斥之为异端邪说，所以欧洲国家没有这么干，大家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最后的结果是整个欧洲因深陷经济危机不可自拔而毁于战火，美国靠着罗斯福新政挣脱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航母和驻军遍布大半个地球，并持有超过2万吨黄金储备，占当时全人类黄金总储量的75%以上。

罗斯福新政为美国打下了帝国根基，让数代美国人吃到了红利。

1961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然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越战中打空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国债突破天际。

1973年，确定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撕毁承诺，拒绝再按照约定用黄金来兑付美元。

1975年，美国再也无法承受越战的费用，被迫下令美军撤离越南。

但美国被打空的财富并不能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凭空回来，国债透支后整个美国开始陷入了严重通货膨胀，整整十年滞涨让美国民众苦不堪言。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让美国最终奇迹般的摆脱了滞涨，后人将里根的政策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否决凯恩斯主义，认定美国陷入滞涨是因为政府管的太多太宽了，市场失灵是政府乱管导致的，所以应该为资本解绑，依靠资本骨子里的贪婪来激活美国经济。

因此里根解除了限制资本的一系列政策，甚至和全球谈判解除了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的限制，拉开了人类全球化贸易的帷幕。

这一行为导致美国的制造业疯狂流出到东亚人力洼地，同时导致美国金融业高度繁荣，但整个美国总账算下来，靠全球化能赚很多很多钱。至于低端制造业离开美国，有点隐患，但问题不大，和总收益比起来不值一提。整个美国因此活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摆脱了滞涨，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里根因此被美国人评为二战后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里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也被奉为真理。1989年，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可自拔，向美国求救，美国和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会议，研究如何帮助拉美国家。

在会议室，美国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关税，开放外资，减少国企，放松商业管制，保护知识产权等10条政策措施。美国专家说，我们美国就是靠这个摆脱滞涨，实现经济腾飞奇迹的，所以你们想让我们救那也得先搞这个，送钱不如送政策，要是你们政策不行，自己起不来，那我们送钱也是白送。全球专家研究后无人能指出半点不对，大家只能点头称是，因为美国确实靠这个成功了。这10条政策措施，被后人统称为华盛顿共识。而由华盛顿共识引申出来的休克疗法，甚至被苏联等国家奉为圭臬，直接一口吞了下去，废除政府全部干预，把国企全部变卖，开放全部市场等，信任到把自己搞残了也不怪美国的理论，只怪自己没操作好。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重塑了自家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说到如今30年的全球经济秩序都由华盛顿共识奠定。

但地球上有个异数，叫中国，学华盛顿共识只学了一半，然后就不学了。是解除政府干预了，但只解除了一半。是卖国企了，但只卖了一半。是开放市场了，但只开放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中国油盐不进，就是不按华盛顿共识来。对中国这个异数美国很生气，认为你这样属于干涉市场，是不自由的保守主义，害人害己，不仅会拖慢你自己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我们的市场定价，所以多年来都宣称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中国说我们就是市场经济，我们政府的干预是适当的和有必要的，属于恰当监管，并没有影响市场经济主体的自由定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本身就有巨大问题，不适合我们中国，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最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美国不屑一顾，我的华盛顿共识有巨大问题？我看是你的脑子有巨大问题吧，敢质疑我们的经济体制？也不看看我们国家多有钱。

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美国2个航母战斗群被中国海军强行逼退。多年的小跟班不听话了，敢对大哥龇牙了。这不得教训教训？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特朗普直接一把压了全部筹码，玩极限施压。要么听话，要么崩溃，我让你看看华盛顿共识制度下经济强国的力量。战争一打就是5年，美国越打越弱，中国越打越强，美国过往繁荣经济下掩盖的种种隐患在这种高强度经济对抗下开始逐渐暴露。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好像，我们的华盛顿共识确实问题很大啊。

沙利文，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部主任，华盛顿的大笔杆子，大半政令都出自此人之手，堪称拜登政府的文胆，最近发表重磅谈话，公开质疑华盛顿共识，试图推翻美国现行经济体制，全盘抄袭模仿中国政策。然后白宫把沙利文的讲话总结成报告，直接挂在了白宫官网上，说明拜登政府也是支持这一讲话的。在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时，沙利文上来就否决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直接动摇了美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他说：

所有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

这话很清晰了，沙利文认为美国政府撒手不管经济，认为市场一定能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这一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竞争对手的政府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那我们也要出手管理和引导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并非一定会导致坏的结果。然后沙利文把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的原因归结于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上：

现在，没有人–当然不是我–低估市场的力量。但是，在过度简化的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供应链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的假设，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

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只要GDP增长了那就是好事，至于是哪些经济部门导致的增长这个并不重要，尽快搞钱才是王道，工业基础流出美国这本就是全球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前几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和地产高度繁荣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还有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到处收购但就是不搞实业，因为来钱慢。如今美国的国策专家沙利文直接否定了这一切，说这是完全错误的，GDP和GDP不一样，不能只看GDP增长数据而不管其类型。美国如今的GDP大头是由金融产业、娱乐产业、律师诉讼产业贡献的，这些在进行国家对抗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制造业才是国家的根基。在中国这是个常识，老百姓都知道，但到了美国却是由“觉醒者”沙利文公开说出来，好多美国人才恍然大悟，但还是有大量的人反对。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在经济领域挑战美国，并在技术领域屡屡突破时，沙利文说：

到拜登总统就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带来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还削弱了我们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 

简单说，沙利文把中国经济领域弯道超车的原因总结为中国政府对关键产业的大规模补贴。其实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这确实就是美国在光伏和电动汽车领域输给中国的原因。钢铁和高铁被中国通过产业补贴政策反超了美国还能接受，但光伏和电动汽车被中国反超了，美国是真的接受不了。无论光伏还是电动汽车，先行者都是美国，但如今的统治者是中国，光伏领域美国已彻底出局，电动汽车领域全球只剩一家特斯拉，其他全是中国公司。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2010年左右开始的十年大规模补贴，直接导致中国对这两个产业的投资额远远超过美国。都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灵敏且迅速的，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迟钝且缓慢的，但在产业政策这一块失灵了。2010年代无数人质疑光伏就是骗钱的，质疑电动汽车就是骗钱的。

别说2010年代，就是到2018年大部分人都在说光伏和电动汽车是骗人的，直到2019年市场才最终认可这两个产业的黄金价值。市场经济整整落后了9年，足足9年时间里市场对光伏和电动汽车产业都是将信将疑的，只有少数人愿意投资，就连美国的特斯拉在这9年里都屡屡遭到做空势力攻击，多次濒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而中国集中了产业专家和经济专家，把国家精英的智慧集合起来联合研判产业走向，确定这个产业可行，是朝阳产业后，就集中国家力量大举投资，然后绝不动摇。相当于市场经济中一个超级大的主力资金看好这个产业，疯狂砸投资，硬生生的制造出了产业繁荣。其实这也算市场经济，就是投资的这个市场主体，体型有点大，大到离谱。

这种国家投资引导产业，然后由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决胜出优胜者的做法，结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是独属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十年之后的效果也出来了，等全球资本认可光伏和电动汽车，决定把资源开始大量倾斜进这个行业时，中国早就利用产业政策补贴完成了弯道超车，欧美资本再也没有追回的机会。而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在所有的新兴产业中，目前欧美还保有优势的行业全是那种已经积累百年技术的行业，只要是新兴的，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一上，国内企业的发育速度就会远远快于欧美企业，然后硬生生的弯道超车。现在美国的沙利文回过味来了，强烈要求美国跟着学，也搞产业补贴政策，直接利用政府资金干预市场，引导市场主体发展。

事实上沙利文这几年给拜登政府制定的政策就已经是在这么搞了，比如从2023年1月1日开始，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也将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了，这一政策明显就是在抄袭中国2010年出台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可惜，美国落后了足足13年。产业补贴政策这个事情明显违反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明显违反华盛顿共识，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世界接受度太低。所以沙利文一方面炮轰华盛顿共识，想方设法拆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用各种缓和的词汇给产业政策涂脂抹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现代美国的工业战略确定了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具有战略意义，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

它在这些领域部署了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释放了私人市场、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它有助于美国企业做美国企业最擅长的事情–创新、规模和竞争。

这是关于私人投资的拥挤，而不是取代它。它是关于对我们国家福祉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挑选赢家和输家。

在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事实上，即使“产业政策”这个词已经过时，它仍然以某种形式静静地为美国工作–从DARPA和互联网到NASA和商业卫星。

现在，回顾过去几年的历程，这一战略的初步成果是显著的。 

说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沙利文坚定的认为私营工业自身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来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美国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必须要集中国家的力量在创新领域进行大规模产业投资。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崩塌了，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英国《金融时报》发的文章标题直接写为：《新华盛顿共识：昨天的美国正统经济观念成为今天的异端邪说》。傻眼的公知已经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经济领域，自己靠鼓吹“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华盛顿共识的一切来吃饭，从各种角度论证只要你这么做就能富国强民。结果如今祖师爷直接改口说这些全是错的，要跟着中国一起玩大政府小市场，说动用政府力量大力干预和引导市场才是王道，才能“确保我们的国家雄心”。沙利文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亲华派？错，沙利文是个铁杆反华派，还不是一般的反华，是整个美国高层政客中最铁杆的反华份子，曾被美媒认为反华鹰派核心之一。就算在这次要求美国复制中国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沙利文也依然坚持中国威胁论的老腔调。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中国挑战时，沙利文说中国的存在威胁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原话是：

所谓的“中国冲击”对我们国内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的预期，也没有在它展开时得到充分的解决。总之，这些力量磨损了任何强大和有弹性的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讲话结束后，主持人问沙利文：“所以美国是下定决心要阻止中国在先进技术上与美国竞争吗？”沙利文回答说：

“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等，这些政府并没有要一刀切。但是，在最先进的半导体、存储芯片技术上，美国不会允许将某些类别的技术出售给中国，因为美国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美国要保持对每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强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不会感到任何歉意。” 

简单的说，沙利文推翻华盛顿共识，要求美国尽快研究中国、复制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超越中国的发展速度，重新压制中国。

这种连抄袭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念念不忘打压中国的铁杆反华份子，能如此推崇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说一个人黑到深处自然粉。现代高科技行业有个巨大的特性，就是前期投入巨大，然后赢家通吃，在没有成为行业领导者之前企业连活下去都困难。但这些高科技行业的利润都十分巨大，只有这些行业才能让一个国家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所有执行华盛顿共识，所有信奉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停留在低端加工业。因为高科技行业具备赢家通吃的特性，后发者永远追不上来。除非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投入，硬生生的帮企业渡过严重亏损的前期，你差不多可以把这看做是一个十万亿资金体量的风投基金看好某个行业，然后疯狂砸钱帮助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等这个行业发展到头部后再断掉补贴，然后收税回本。

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这有多恐怖，根本不是普通市场经济可以想象的发展速度。沙利文想让美国学这套，但有这么好学么？我国的策略都是阳谋，明牌，你可以随便看随便学，文件都可以白送，你改个名字照抄我们都不在意。但是你美国想这么玩，那就首先要进行理论大辩论，到底应该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到底谁才是主导经济的核心，权力边界该怎么确定？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某个行业的某些企业，凭什么不补贴我们行业？里面是否存在贿赂和利益输送？你们这么挥霍纳税让人的钱理由是什么？有没有经过民主投票？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给选民发福利？为什么不减税？为什么不增加医疗补贴？随便几个反对党振臂一呼，这些问题就能让执政党满头冒烟。

再一个就是政策持续性。补贴一个行业不可能一两年就出成果，中国的光伏行业和电动车行业补贴了足足十年才见到曙光，才终于摆脱了骗钱行业的骂名。放在美国，只要中间换个总统，还会坚持前任的产业补贴政策么？花那么多钱，担那么大风险，成功了功劳都是前任总统的，失败了所有责任都自己背。凭什么？我又不傻，干嘛要做这种蠢事，我不如把这钱拿去补贴一个新产业了，至少风险和收益都是我自己的。

举个例子，电动车补贴政策是拜登制定的，如果下任总统是特朗普上台，那特朗普还会老老实实继续执行这个政策给拜登送政绩么？肯定不可能的，特朗普找个理由就会停掉拜登的政策。所以耗资巨大的产业补贴政策即便在美国执行，也一定会被下一任总统叫停或大幅缩减规模，只要下任总统是理智的就一定会这么做。但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没有连续性，而在国家竞争中一步慢步步慢，如果你的产业补贴政策被中断或减缓，那其实等于前面的钱都白砸了，高科技产业赢家通吃这个规则可不会跟你讲什么情面。美国奉行自由市场决定一切，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私人主体具有连续性，而政府没有，所以产业投资只能私人企业来做。

如果美国想改变这一切，就几乎要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制度，其影响和代价不亚于当年苏联废弃公有制，直接用休克疗法改为私有制一样。没那么好改的，很多东西不是想学就学，学不了，硬学代价过大，美国付不起。所以我们把这一套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少一个字都没法学。我们能把这套制度运转的如此流畅，那是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精英根据中国实际国情量身定制的。其他国家想照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和中国的国情一模一样，硬抄那是死路一条。可以参考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因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沙利文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甚至认为中国是民主的威胁，只单纯推崇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求美国照抄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觉得抄了这个就能重新压制中国。这和当年清政府只推崇欧美的军舰和武器，其他政治经济制度一概蔑视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不就是第二个学形不学神的洋务运动嘛，玩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影响清政府被继续暴打。美国想否定华盛顿共识，想通过抄中国作业来压制中国。这个其实我们不介意的，就怕美国抄作业都弄不好，新冠的时候又不是没见识过美国的抄作业能力。

By 远方青木、青春豫鹏

佛罗里达参议院264号法案，4月11日以38比0在参议院通过表决。264号法案法案的Section 7规定，2023年7月1日之后，任何中国公民（美国公民或绿卡除外）不得购买和过户接受任何佛州房地产。

4月12日已送交众议院等待继续表决。若表决通过，法案将于2023年7月1日生效。

264号法案法案的Section 7规定，2023年7月1日之后，任何中国公民（美国公民或绿卡除外）不得购买和过户接受任何佛州房地产。

通过赠与、债务转让法院判决等获得的属于例外，但是需要在两年内出售和转让。

法案还规定，7/1/2023年以前已经在佛州拥有房地产的中国人，1/1/2024年需要向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报备。逾期不报备每天罚款$1000。

甚至！佛州卖房给非绿卡中国人要入刑坐牢：

买家需要签署声明表明自己不是中国人。过户公司明知买家是中国人仍然帮助买家过户的，负民事和刑事责任。

7/1/2023年以后中国人非法购买佛州房地产的，房产充公州政府后强制变卖。7/1/2023年以后卖房子给非绿卡中国公民的卖家，属于first degree misdemeanor，最高坐牢一年!

禁止的项目有：

Section 1. 287.138 Contracting with entit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of concern prohibited.— 

Section 2. 288.007 Economic incentives to foreign countries of concern prohibited.— 

Section 5. 692.202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land by foreign principals prohibited.— 

Section 6. 692.203 Purchase of real property arou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by foreign principals prohibited.— 

Section 7. 692.204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of real property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hibited.—

这其中，跟一般平民可能有关的是section 5，6，7

Section 5: 禁止 foreign principal 买农田 Section 6: 禁止 foreign principal 在军事设施，关键建筑物附近买real property（包括地，房屋等等都禁止）

foreign principal，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你不是zf官员，那么对于一般人，是指“Any person who is domicil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is not a citizen or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 7：禁止PRC买任何real property，但是提到了“Any person who is domicil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is not a citizen or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关键的关键，就是这句话，“Any person who is domicil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is not a citizen or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绿卡和公民显然不受影响。最tricky，也是最关键的是domiciled in PRC还是US。Chatgpt给出的解释是，it depends，就是你如果没有绿卡，你需要证明：

1.The length and purpose of your stay in the US.2.The nature of your ties to China, such as family, property, or financial connections.3.The nature of your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work, social connections, or property ownership.4.Your intention to return to China or make the United States your permanent home.

也就是说，B1/2和F1显然是被限制的。H-1B，需要证明你在美国待的时间够久，工作状态，财产，以及intention。intention的例子，比如你已经在绿卡排期了，那就算是有intention长居美国。

最后结论: B1/B2，F1，L1，J1，O1会受限制，H-1B如果能证明自己长期定居美国，且有I-140 approval，应该不受限制。

佛州法案第一版3/2和第二版3/15，绿卡华人也不能买，只有美籍华人豁免。第三版3/23和第四版4/11里绿卡华人也被豁免。

全美11个州跟进“排华法案”

4月初，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以31:5的投票结果，通过“限制外国公民购置地产”的法案后，该法案在众议院也快速获得通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和党参议员Tom Cotton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立法，打击中国人购买美国土地，并呼吁全面禁止与中国有关联的人购买美国土地上的任何房地产。

该法案名为“the Not One More Inch or Acre ”，不仅针对与中国有关联的个人和企业，而且针对“任何”中国公民。

具体而言，该法案将禁止中国公民、公司和其他实体，或代表他们的任何外国人士或实体，购买位于美国的任何公共或私人房地产。

而且，参议员Tom Cotton还明确提出，目前被中国人拥有的任何美国土地（也包括含有土地的房产）都应该被出售。

不过，该禁令不适用于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庇护的中国公民。被合法接纳为该国永久居留权的美国公民和移民也不受禁令约束。

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年5月6日美国总统签署的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马格努森法案》废止。

直到2009年6月23日，加州众议院才通过决议为当年对华人的歧视法律道歉。

直到20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为当年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道歉，但无任何赔偿！

1800年代的排华法案就是从禁止中国人买房开始的。

目前，美国已经有11个州的议会通过或者正在审议禁止中国人购买土地的法案。

在事件的开始，本来大家认为是个别州的特例，然而现在事件却升级到联邦层级。

这样明显排华提案，无论是法案本身还是Tom Cotton本人竟然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

有网友表示，Tom Cotton 此举赢得了他的票，并且还认为这应该被立法为国家法律。

更有人高声叫好。

看来Tom Cotton此举对提升他个人的政治生涯确实有效果，确实有部分人买他的账。

“禁止中国人买房事件“还在持续发酵，“排华法案”在全美的扩张值得所有华人警惕。

网友热评：

1. 也许你觉得自己拿了绿卡或入了籍就不受影响了，但有些东西是你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的，比如你asian的身份…今天可以通过法律禁止中国人买房，说不定那天就会延伸到华裔甚至亚裔…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族群的不公平！

2. 今天的这个法案就是明天的集中营，之前日本裔美国公民就是很好的例子

3.本质上是一个歧视法案，很不幸，很多华人对其他华人被歧视并没有直接的认知：这是一个族群歧视，幸灾乐祸居多。认知包括1. 只影响别人，关我屁事；2. 你们这群有钱人也有这天。族群被歧视不在这群人的认知里。

4.每次看到这种法案，想到华人忙着买房赚钱，参政的不积极，华人孩子都是精英医生，律师，科学家，就是没人从政，这时候奶酪被人动了，希望以后孩子要去读政治，家长不拦着了

5.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说什么话的政客都有。作为华人群体，我们最理性的对策之一是learn to play the game, 有策略性地联合一切有利的助力，最大化自身群体的利益。其他的在美各利益群体也都是一样的玩法。而不是幻想有人能全权代理自己的利益。这都在美国了，还盼望明君圣贤从天而降呢？

By 一亩三分地、Warald

大多数国人都知道肯尼迪总统，但对于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非常陌生。到2018年4月为止，我也是。

然而，他担任总统的1963-1969年，不仅仅是越战全面扩大的时期，也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建设最有成效的时期。从平权到消灭贫困，到发展公立教育，到环境保护，到开拓航天事业……无数的未来事业奠基于这段时期。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林登·约翰逊，跟这一切难道没有关系？

这些问题过去从未深想过，这次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校园闲逛，无意中撞见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时，它们一起涌了上来。

远望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朝那座高大的白色建筑走去。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敬意，离开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

1963年11月22日

图书馆共有六个常设展览，其中一个专门讲述1963年11月22日。

那一天中午12:30，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两个小时后，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任第36届美国总统。图书馆展出了他就任前后的重要文件和物品，其中包括杰奎琳在事发后写给约翰逊的信，以及她与约翰逊在12月3日的一通电话录音。只要将那个老式的黑色电话听筒贴在耳边，便会听见他们当时的对话。

杰奎琳·肯尼迪的声音像小女孩一样纤细、柔和，而以强悍乃至粗鲁著称的德州牛仔约翰逊，则格外温和、礼貌。杰奎琳感谢约翰逊总统对她的体贴和支持——约翰逊在这几天内亲笔写给她的信，比她收到过的肯尼迪的信还要多。约翰逊则竭力安慰她，一再表示自己和人民是多么爱戴杰奎琳。

由于约翰逊是在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突发悲剧中就任总统的，人们称他“悲剧总统”，认为他注定只能存在于肯尼迪的光影之下，我也以为他仅仅是凭藉肯尼迪的巨大声望和遇刺后的悲情支持而延续前任的政策，以为他仅仅是肯尼迪政治遗产的一个法定继承者。

看了展览，我完全摒弃了原先的认识。

首先，在成为肯尼迪的副手之前，约翰逊在政坛早已成绩斐然。他以熟练、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而著名，他的说服能力强大到能使顽固的政治对手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正因如此，他28岁就当选国会众议员，并连选连任，44岁时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正是看中他的这种能力，肯尼迪挑选了他作为自己的副总统。“有他加入我们的阵营，我们不可能输”，肯尼迪对亲信说。

更重要的是，约翰逊就任总统后，为美国社会留下了无论今日还是后世，都应该用约翰逊这个主语来大书特书的伟大政治遗产。

那就是：“伟大社会”的政治理念，公民权利的实现，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投入，以及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环境保护、产品安全、文化事业、航天事业、信息自由等各方面的政府投入和管理，其中许多工作是开创性的。

为此，图书馆的六个常设展览中，有三个聚焦于约翰逊总统的政治成就：政治遗产、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

总统图书馆一楼大厅的“自由的遗产：LBJ和你”展

“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约翰逊生在奥斯汀附近的斯通沃尔，家境贫困。从师范学院毕业后，他在德州一个小城担任了一年的教师，学生大多来自拉美移民家庭。学生们的贫困，遭受的歧视和不公，都令他震撼。

正是这些经验，使他将超越种族肤色的平等和平权作为参政的目的，奉为至死不渝的政治理念。

事实上，虽然肯尼迪也有同样的理想，但约翰逊作为南方出身的民主党人，对于黑人所遭受的苦难有更深切的感受和同情。但是，美国的政制规定副总统是总统的“备胎”，并无实权。于是，当肯尼迪的遇刺让他成为总统后，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他坦承：“即使是在最美妙的梦中，我也从没幻想过我能有机会帮助那些学生们的子女，以及全国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但今天机会真的来了——不瞒你说，我打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林登·约翰逊就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总统任期。

一走进 “政治遗产展”，就会看到一段解说词：“如果你看过公共广播频道，接受过大学助学金，欣赏过高速公路旁的野花，加入过医疗保险，或者参观过国家公园——那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林登·约翰逊所通过的立法直接惠及了你今天的生活。约翰逊对于‘伟大社会’的构想所涉及的话题是如此深广，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从投票权利、公民权利到强制使用汽车安全带，林登·约翰逊使得今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然而，看完整个展览我才知道，这份清单还可以长长地列下去，长到令人惊叹，令人感动：汽车排放，交通安全，高速公路安全，信息自由，枪支管控，野生生物保护，儿童安全，空气污染控制，反年龄歧视，提高社会安全保障，外太空开发，产品安全，住房公平，司法公正，学生贷款，残疾儿童支持，职业教育，艺术事业拨款……

“公民权利展”展现了约翰逊政治生涯最伟大的贡献：公民权利法案的通过。

肯尼迪总统曾在1963年6月向国会提出过公民权利立法，但遭国会抵制而未能通过。约翰逊总统接棒后，以他强大的斡旋力和说服力，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三个真正体现美国建国理念和宪法精神的伟大法案：1964民权法案；1965投票权利法案；1968民权法案。

从此之后，从投票权到日常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联邦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到各种公私领域，对于黑人和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措施统统成为非法而被取缔。

约翰逊在白宫接见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商讨推动民权立法策略

如果说，《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伟大理想只是“看起来很美”，权利法案、第十四、十五修正案等宪法条款所规定的公平保护原则“没有牙齿”，那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约翰逊总统的奋力推动下通过的这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法案，终于使每一个个体的公民权利落到实处，不管你是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也不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还是穆斯林，无神论者，更不管你是来自欧洲，南美，还是亚洲，非洲……

可以说，没有约翰逊总统在半个世纪前的奋斗和立法，就不会有半个世纪后的奥巴马总统。

最令我感慨的还有约翰逊总统对教育的重视。他提出人应该享有“第五种自由”，也就是在罗斯福总统的四种自由之外，还有“免于无知的自由”。教师出身的约翰逊，深切理解教育对于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获得独立和尊严的作用。为此，他推动通过了两个里程碑性质的教育法案：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和高等教育法案，以及针对学前教育的提前教育计划，帮助新移民子弟的双语教育法案等，涵括了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法案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职责：一，由政府为公立中小学提供资金支持，提供课本和教具，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科研经费等多种支持；二，由政府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低息学生贷款等，支持学生完成学业。

三楼的“伟大社会成就展”

这两项法案是后来历届政府相关教育法案的基石。小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奥巴马的“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都是由约翰逊总统奠基的这两个法案的延续。受惠于这两个法案、因教育而改变命运的美国人，何止千千万万？今日美国100%的中等教育普及率，高达80%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领先全球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毫无疑问与约翰逊的贡献直接相关。

在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之后，个人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议题。每个人都能得到完全发展、完整享受五种自由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系列教育法案，与民权法案一起，构成约翰逊“伟大社会”的基石。总统深刻了解这一点，他在1962年4月11日签署“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时说，“作为美国总统，我深切地相信，我所已经签署以及将要签署的任何法案，都不及这一个对于美国的未来意义深远。”

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建设效果如何？展览用具体的数据给出了答案：

1960-1970，接受过四年制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数：上升39%；

1963-1969，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所占人口比例：由20%减少到12%；

1964-1970，胜选成为政府官员的非裔美国人：由300增加到1470；

被保护的土地：新增36个国家公园，新增受保护土地1000万英亩。

这是其他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曾取得过的成就。自此以后，美国贫困人口一直在12%左右徘徊。2016年，这个数据是12.7%。

“约翰逊待遇”(Johnson Treatment)

约翰逊在1963年11月22日接任总统，到年底的不到40天的时间内，便通过了五个议案。紧接着，他在1964年推动通过了16个议案，并在1965年底的大选中以61.1%的超高支持率获得连任。从1963年底到1969年初的五年总统任期内，约翰逊政府共通过了135个法案、条例、决议，平均每个月通过两项。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令人难以置信。他是怎么做到的？

所有和约翰逊总统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记得他惊人的充沛精力，和不容一秒钟耽搁的雷厉风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就做。不是下周，不是明天，也不是今天晚些时候，是现在！”他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曾在凌晨五点接到过总统打来的电话。他要求，每个国会议员打来的电话当天就要给予回复，每个送到国会的议案第二天就要举行听证会。哪怕工作人员正在卧室、卫生间他也会追逼过去。

但这只能保证办事的速度。效果如何保证？这就要动用约翰逊总统的独门绝技了，也就是名闻遐迩（或者臭名昭著）的“约翰逊待遇”。照总统图书馆的官方解说，林登·约翰逊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一对一的说服能力，用一种混合着愉快，恐吓，逻辑，善意，甜言蜜语，和精明的讨价还价的技巧来达到目的。他经常靠近对方，将自己的脸几乎压到对方脸上，身体向较矮小的对方倾逼过去（作者注：约翰逊身高1.94米），同时手指在对方身体上指指戳戳。”几乎没有人能受得了这种“待遇”，大多数人最终会或心悦诚服或无可奈何地接受他的意见。

参议员西奥多·格林受到的“约翰逊待遇”，似乎不那么令人愉快（图片来自网络）

这张约翰逊给与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福塔斯特别“待遇”的照片，恐怕是整个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一张：在休息区，这张照片被放大到真人大小，福塔斯的形象被挖空了，任何人都可以站到他的位置上，去享受一番自己的“约翰逊待遇”。

当然，约翰逊总统的强大说服能力还在于，他能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指出事情的利弊，将敌人变为盟友。为此他需要先把自己装扮成对方的自己人。为了说服南方的种族主义议员们支持民权法案，他与他们打交道时，跟他们一样满口“黑鬼”，并替对方分析：如果不给黑人公平的权利，此起彼伏的抗议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最终将伤害白人及工商业的利益。而面对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领袖们时，他的语言充满尊重。展览中有总统与马丁·路德·金的电话录音，我不免又拿起了听筒——约翰逊总统有给自己的电话录音的习惯，因此，我们在各展区都有机会听到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对话。

尽管如此，约翰逊还是得罪了许多南方议员和民众。美国南部各州原本是民主党的坚定票仓，也是他的大本营，但从此以后倒向共和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

顶层的白宫生活展。约翰逊总统夫人Lady Bird热爱大自然，她对于推动环境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约翰逊对于这样的结果早有预料。但他选择继续前行。因为他坚信，“伟大社会建立在全体人民的富足和自由之上，这就要求我们结束贫困和种族不公。……而这仅仅是开始。”

那么，这样一位贡献卓著的总统，为什么在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话语中几乎彻底消失了呢？答案在另一个常设展览中：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

这场约翰逊从前任手中继承过来的战争，给他的形象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展览中有总统和一位议员的电话交谈，总统想听听对方对越战的意见。最后两个人共同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该拿这场该死的战争怎么办。

明明知道战争会与他心爱的“伟大社会”建设抢夺资源，流血会引起人们的反对和抗议，约翰逊还是选择继承肯尼迪的战略，并听从军方的建议，以更大的人力和资源投入战争，引得全国抗议浪潮汹涌。一个脍炙人口的抗议口号是，Hey, hey! LBJ! How manyt kids did you kill today? (喂，喂，林登·约翰逊，今天你又杀了多少孩子？）

白宫前的反战人群

尽管在此期间约翰逊的各种社会建设法案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炉，美国经济仍在迅速发展，失业率降到了3.5%，战争还是将他从广受支持和爱戴的总统变成了“战争罪人”。约翰逊在1965年的竞选中，横扫44个州，大获全胜。而现在，在强大的反战压力下，他放弃了竞选连任，在1969年任期到期后便黯然离开了白宫。越战的彻底失败更使他完全成为负资产，即便是本党政治人物，包括克林顿、奥巴马，也会避免提到他的名字，以免受到牵连。雄心勃勃的约翰逊，功勋卓著的约翰逊，就这样渐渐成为“隐形总统”。

看完展览，我在图书馆书店买到一本《林登·约翰逊与美国梦》，作者多丽丝·古德温曾是约翰逊政府的白宫实习生，被总统看中，请去给他写传记。多丽丝写道，卸任后的总统曾经满脸哀伤地对她说，我为人们做了这么多，他们为什么不感激我，反而这么恨我？看得我不尽伤感。这时的约翰逊，完全是一个孤独、落寞、失意的老人。

实际上，约翰逊总统离开白宫前，已经开始磋商停战事宜。总统图书馆落成的第三年（1973年）1月22日，他因心脏病发作而匆匆辞世，享年65岁。5天后，美国签署《关于在越南战争结束、恢复和平的协定》。3月29日，美军完全从南越撤出。

两年后，越战以北越的胜利而结束。

重新评价

近年来，随着越战的伤口渐渐愈合，人们终于开始重新评价这位总统了。当年的反战领袖约翰·加尔贝雷兹呼吁“历史性地重新评价”约翰逊的总统任期：

“罗斯福新政时期，种族平等只存在于公众的良知；肯尼迪时期那只是马丁·路德·金等人的急切呼吁……只是到了林登·约翰逊，美国人的公民权利才在各方面得到实现……在民权和贫困这两个当时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是约翰逊带来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变革……林登·约翰逊在民权，投票权，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的成就……不应继续为那场战争所笼罩。”

他们的观点也是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共识。美国公共事务电视网C-Span在2017年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评出的十位最伟大的总统中，林登·约翰逊名列第十，在肯尼迪、里根之后，威尔逊、奥巴马之前——前四名的排名是雷打不动的：林肯，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终于有了一部刻画约翰逊总统的电影，片名就叫LBJ，即 Lyndon B. Johnson的全名缩写。

著名历史学家大卫·迈克卡洛说，“评价一位总统是否伟大，关键在于他是否为了他所信仰的而甘冒失去总统宝座的风险。林登·约翰逊毫不费力地通过了这个测试。”

退休后的农场生活。总统和爱犬一同仰天长啸，小孙子似乎被吓着了

太空成就展。约翰逊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任上，推动了成立NASA的相关立法，成为总统之后持续给予NASA所需的各种支持（刘雁拍摄）

会模仿约翰逊说笑话的蜡像。约翰逊爱说笑话，也不在意人家画漫画嘲笑他，他会把那些漫画贴在办公室自己欣赏。

顶层的白宫生活展（刘雁摄）

暮色中的约翰逊总统图书馆。远处便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钟楼

约翰逊总统的阴暗面 – 卷入刺杀肯尼迪丑闻

在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比较正式的官方调查就有六七次，分别由达拉斯警方、联邦调查局（FBI）、总统任命的特别委员会、中央情报局（CIA）和国会委员会等负责。

在这场震惊世界的谋杀案中，人们给出过许多猜想，纷纷认为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除了人们最常怀疑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FBI局长胡佛之外，而特朗普批准披露的2800份文件显示，美方当年所怀疑的幕后黑手还包括前苏联。

根据FBI局长胡佛的谈话文档，苏方认为美国副总统就是肯尼迪暗杀案的背后黑手。

1966年12月1日文件披露，美在苏间谍称克格勃特工拥有证据来说明美国副总统应当为这次刺杀负责。

“克格勃特工总部表示根据已知信息，苏维埃政府有必要知晓约翰逊总统与肯尼迪家族的关系，特别是与肯尼迪总统以及其两个弟弟的关系。”

“苏维埃联邦共产党的一名官员相信这是一场美国右派为了发动政变而精心制造的一次阴谋。这些家伙（阴谋参与者）想使用谋杀并利用美国的反共情绪，以便以此来终止与苏联的谈判、进攻古巴并挑起战争。因对此深信不疑，苏联立即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肯尼刺杀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行为，他显然是几个人策划分工的精密计划”

这不是第一次林登·约翰逊被怀疑，肯尼迪被杀两小时后约翰逊在空军二号上火速宣誓就职，从那时起提起阴谋论，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约翰逊。

但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披露了对林登·约翰逊的怀疑。

根据另一份文件披露，在肯尼迪遇刺的前两个月，美方曾经截获凶手与克格勃特工办公室的通话。

与凶手通话的领事Valeriy Vladimirovich Kostikov被认定为是一名克格勃官员，供职于暗杀司。解密的文件中写道：“这很不寻常，一个克格勃探员在执行这样敏感的行动时，却与苏联大使馆有这么明显的联络”，但是“这样的做法也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粗心大意”。

据CIA文件称，在拨打这通电话时，Oswald人在墨西哥城，通话中他用非常不熟练的俄语来声明自己的身份，询问接线人“关于华盛顿的电报有什么新东西吗”

而另一份文件则说明，早在肯尼迪遇刺的一个月前，Oswald就已经处于FBI的监控雷达之中。一名探员写道，之所以注意到奥斯瓦尔德是根据“古巴的消息来源”，并且将这个信息转给了达拉斯当局。

一名FBI特工称：“早在1962年，Oswald就曾经给他写过信为了催促他妻子的出境签证”

CIA曾策划暗杀古巴领导人Fidel Castro

最新公开的文件包括了关于CIA谋划暗杀共产主义领导人项目的冗长报告，以及涉及成千上万美元秘密项目的数十页收据和记账簿。

文档记录的暗杀计划还针对刚果首任总理帕特莱斯·卢蒙巴和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文档显示，CIA也曾参与从古巴向多米尼加共和国运送将被用于试图暗杀该国时任总统的武器，还考虑联合“黑手党”线人等其他手段。

除此之外文件还记录了1962年9月14日一场由总统肯尼迪和他的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及一众白宫高级幕僚参加的闭门会议。席间讨论了中情局正在考虑破坏从加拿大运到古巴的一批飞机零件的可能性。许多项目直接针对古巴，其他的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刚果以及南越和北越。

暗杀前二十五分钟的爆料电话

英国军情五处曾向美方报告称，1963年11月22日，位于英格兰剑桥郡的地方媒体《剑桥晚报》曾接到一通匿名电话。电话中的人士仅仅表示，该记者应该打电话给位于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因为会有大的新闻发生，随后电话被挂断。据英国情报部门测算，此时距离肯尼迪被杀只有25分钟左右。

据悉，在得知肯尼迪的死讯后，该记者随即向当地警方报告了这一通神秘的电话，而警方随后也通知了军情五处。英国军情五处向CIA做出保证，这名记者是一名“忠诚可靠”的人，没有任何违法记录。

背景知识：肯尼迪总统为何会被刺杀

1963年6月4日，一项几乎不为人知的总统法令，即第11110号行政命令，被当局授权签署。这一法令基本上剥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向美国联邦政府贷款的权力。

肯尼迪总统一挥笔，就等于宣布了私人拥有的罗斯柴尔德联邦储备银行（Rothschild Federal Reserve bank）将很快倒闭。基督教法律研究团通过联邦登记处和国会图书馆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这项行政命令从来没有被任何后来的行政命令废除、修改或取代。简单来说，它仍然有效。

当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总统签署第11110号行政命令时，不用通过私人拥有的罗斯柴尔德联邦储备银行就可以制定和发行货币的宪法权力，又回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财政部的手上。

所有美国人都活在一个“美联储”的神话里。当许多人都发现它不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时，都感到非常震惊。

“联邦储备银行”这个名字是用来欺骗大众的，现在仍然是这样。它既不是联邦的，也不是政府所有。它是一家私人银行。

它和其他公司一样，自己付邮费。它的雇员不属于公务员，它的有形资产是私人持有的，也要缴纳地方税。它并非是你认为的政府财产。

这是一个创造私人财富的发动机，这种财富是无法想象的，它甚至创造了最复杂的经济。

它使一个帝国的精英阶层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我们的经济，并让政府自身沦为它的执行者。它控制着时代，支配着商业，影响着我们的家园，几乎影响着我们所感兴趣的一切。

维持一个帝国需要强大的力量，而这个帝国也不例外。“美联储”领导人及其神秘的国际捐助者所关注的似乎远远超出了货币和利率的范围。

第11110号行政命令

肯尼迪总统的第1110号行政命令赋予了财政部明确的权力：

“由财政部来发行针对任何银条、银币或标准银元的银票。”

这意味着，在美国财政部金库中的每一盎司白银，政府都可以根据实际持有量，发行新的货币投入流通。

其结果就是，在发行的美国钞票中，将有超过40亿美元是以2美元和5美元面值流通。

虽然10美元和20美元的“美国钞票”从未流通过，但是在肯尼迪遇刺时，美国财政部正在印制这些面值的钞票。

显然，肯尼迪总统知道，“联邦储备券”（Federal Reserve Notes）被用作所谓的法定货币违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

而以美国财政部的白银储备支持的“美国钞票”却是作为一种无利息和无债务的货币来发行的。

我们比较了美国私人中央银行（即联邦储备银行，也就是联邦储备系统）发行的“联邦储备券”和美国财政部根据肯尼迪总统的行政命令发行的“美国钞票”。

除了一张上面写着“联邦储备券”，另一张上面写着“美国钞票”外，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此外，美联储发行的“联邦储备券”上有绿色印章和序列号，而财政部发行的“美国钞票”上则有红色印章和序列号。

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被暗杀，他发行的“美国钞票”也立即被撤除了发行量，而“联邦储备券”则继续被作为美国的法定货币进行流通。

根据美国特勤局（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的数据，在1999年流通的所有美国纸币中，有99%都是美联储的“联邦储备券”。

肯尼迪知道，如果白银支持的“美国钞票”得到广泛流通，他们就消除了对“联邦储备券”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问题。“美国钞票”（USN）是由白银支持的，而“联邦储备券”（FRN）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支持。

如果约翰逊或任何后来的总统执行该命令的话，那么第11110号行政命令就已经阻止了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目前的水平（几乎所有的近9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都是从1963开始产生的）。

它几乎马上就可以赋予美国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而不必去找私人的联邦储备银行借钱，也不会被美联储继续收取利息来创造新的“货币”了，就差一点。

第11110号行政命令可以让美国有能力再次创造自己的货币，并由白银和银价来支撑。

同样，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肯尼迪遇刺仅仅5个月后，1958年版“银证”系列也不再发行，它们随后又从流通中被剔除。

也许肯尼迪遇刺是对未来所有总统的警告：不要干涉私人的罗斯柴尔德联邦储备银行对货币的发行控制权。

很明显，肯尼迪总统在挑战“美国和世界金融背后的权力”。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被枪杀，当时情况非常奇怪。菲利斯·霍尔（Phyllis Hall）是一名护士，他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曾不顾一切地试图抢救总统的生命，根据霍尔的说法，肯尼迪是被一颗“神秘子弹”枪杀的。

如何公正评价约翰逊

我们应该承认，约翰逊有三副面孔。第一副面孔是不择手段的冷血政客，第二副面孔是锐意进取、体恤人民的改革者，第三副面孔则介于两者之间，即约翰逊运用的种种手腕，是在为一个更高尚的目的服务。

几十年来研究者试图公正地评价约翰逊，在寻找这第三副面孔的过程中，他们有了收获但最终也无奈的承认，“没有人能读懂约翰逊”。也正是因为围绕在他身上的争议，大众谈论六七十年代的历史时，约翰逊都被有意无意的略过了。当人们看见肯尼迪，他们看见了美国的金玉其外；当人们看见尼克松，他们看见了美国的败絮其中。在人们对那个年代理想化的历史想象中，约翰逊作为一个有瑕疵的巨人显得格格不入。

在Robert Caro所著的约翰逊传记中，约翰逊拥有极强的权力欲，尤其表现为对下属的支配欲；没有原则，欺下媚上，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手段拉拢重要的人（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胜利就是抱上了小罗斯福这条大腿）；在党鞭的位置上他做的尤其好，“既是多数党领袖又是少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在今天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约翰逊能在国会里呼风唤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格局，那段时期美国国会的透明度也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语，这样一个不透明国会的状况被“水门事件”结束了。

约翰逊一步步往上爬不光依靠权术，他为家乡的穷苦农民带来了现代化，为被迫害的少数族裔选民带去了投票权。他还为各种肤色的寒门学子带去了书本与教育。但他是否参与了谋杀肯尼迪的阴谋，让美国今后几十年完全由权贵集团把持，离真正的民主自由越来越远，只能是非功过任评说。

By 刘雁、Dan

最近，李光耀关于俄罗斯的预言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俄罗斯的未来与10年前没什么差别，甚至与20年前苏联解体时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无力控制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了。如果无法出口能源和自然资源，它将丧失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俄罗斯人口正在减少，具体为什么不清楚，但酗酒肯定对此有影响，消极情绪、生育率下降及预期寿命缩短也有影响。普京面临的挑战是让俄罗斯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停止酗酒、努力工作、建立幸福的家庭，并生育更多的子女。

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黑龙江的拐弯处将再次有中国人居住。俄罗斯人可能突然认为未来是有盼头的，可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孩子，扭转人口变化趋势，但我认为近期不会出现这个转变。

如果俄罗斯能改进自己的制度，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俄罗斯的制度运转不灵了……因为已经乱套了。俄罗斯失去了对多个行政区域的控制……它有一个很大的核武库，但其他方面呢？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今非昔比……它的人口正在减少……每年，俄罗斯的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因为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在美国，人们是乐观的，会说我要生孩子。但当你的生活非常艰苦，偶尔石油价格上涨，生活才能改善一下，但好景不长，又回到了原样，你对未来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2009年）

（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问：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李光耀谈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的崛起已令西方和亚洲许多国家颇为不安。中国一再承诺坚持和平崛起，绝不谋求霸权，但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相信。对此，李光耀认为，中国会选择低调地强大起来，影响力得到提升，不会恃强凌弱，但同时也会展示力量。

李光耀指出，中国人还意识到，要避免走日本和德国的老路。如果中国卷入战争，其国内就可能出现动荡、冲突和混乱，因而也就可能再次出现衰退，而且或将持续很长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论何时与他国陷入纠纷都会让步。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时，中国也会坚持原则。

中国的年青一代成长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经历中国动荡的时代，因此，要让中国年青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让他们以虚心和责任心应对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撰写者们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让中国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明白它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只会增进世界福祉，并将着力避免破坏和冲突，让邻国和世界放心是中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意识到了它的迅速增长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问题，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把震荡减到最小幅度。研究如何弱化其增长引发的负面影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彰显优势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以当前的东亚为例，中国显然已经在同其邻国的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主导地位，并利用中国市场准入权以及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自身利益。如果哪些国家或企业不认可中国的地位，没有给予中国适当的尊重，则有可能被逐出迅速增长且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2005年）

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会因西方试图放缓或阻止其发展而仇恨、敌视西方，也有可能变成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取决于中国朝哪个方向演变。（1993年）

中国有长达4000年之久的文化，有13亿人口，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可以使用。他们怎么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继而成为世界第一呢？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李光耀对于印度的预言

长期以来，李光耀一直在观察印度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其口述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对上述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

1、问：印度会崛起为一个大国吗？如果会，什么时候？

早在1959 年和1962 年，尼赫鲁还在位时，我就访问了印度。当时我认为印度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及一个大国。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我认为印度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但经济不会繁荣，因为印度的官僚体制令人窒息。

2、问：印度的民主治理体制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曾经大搞国家计划经济，国家控制范围太广，致使官僚体制固化、腐败猖獗，以至于浪费了数十年的发展机遇。如果印度实行分权制度，就会使更多的中心城市（比如班加罗尔和孟买）实现更大的发展和繁荣……种姓制度素来与英才管理体制格格不入。 印度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充分体现，它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

印度的宪法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导致印度无法实现高速发展……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一套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复杂的审批……印度的发展速度是由其宪法、种族结构、选举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决定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加大决策难度。

但这种状况是其宪法体制的一部分，印度人民现在已经接受，在其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围绕各邦边界、语言隶属、种姓配额出现的推诿现象永远也不会消除，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实行充满活力的英才管理体制，妨碍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是有改革决心的，但印度的官僚体制运作迟缓且抗拒变革，猖獗的腐败与地方上的争斗也不利于改革。此外，民粹主义的民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印度基础设施薄弱、企业面临的行政管理障碍大，财政赤字严重，尤其是各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严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进行投资和创造就业。

如果印度所有的部长和高级官员都能像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前首席执行官纳拉亚纳· 穆尔蒂那样勤勉、刚毅、有担当、具有前瞻性，那么印度就会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会跻身第一世界。然而，穆尔蒂也许意识到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印度的管理体制，都无法使印度像印孚瑟斯那样高效。

3、问：印度的文化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印度这片土地上原本有32 个小国，这些小国恰巧都位于英国人修建的铁路的沿线地区。后来英国人来了，就把这些小国联合起来，建立了殖民统治，把众多小王国纳入其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统治依赖的是1 000 名英国人和数万名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养成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

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培养优秀人才，使其获得最好的发展，我是不赞成的；如果一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也是不赞成的。而这两点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印度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尼赫鲁与甘地原本都有机会像我服务新加坡一样服务印度，但他们无法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摆脱印度根深蒂固的旧习。

看看印度与中国的建筑业，你就知道做事效率高低的区别了，印度只是讨论来讨论去，到头来却做不成事……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印度是一个多元化色彩非常明显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的32 个国家构成的，印度方言多达330 种……在中国，90%的人口是汉族，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虽然口音不同，但写出来却是一样的。如果你站在德里用英语演讲，那么在印度的12 亿人口中也许只有2亿人能听懂你的话；如果你说印地语，也许只有2.5 亿人能听懂；如果你说泰米尔语，只有8 000 万人能听懂。因此，中印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较这两个国家，我们就像在比较橘子与苹果……请不要误解我。印度的上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层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的婆罗门，也就是僧侣阶级的后代，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上层一样聪明、充满智慧，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而且在他们的种姓制度中，如果你是婆罗门，而你同一个非婆罗门结了婚，那么你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你就被排挤出了婆罗门。

一般来讲，印度的公务员会把自己视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他们还没有认同获得利润、变得富有并不是罪恶的事。他们对印度的商业界几乎没有信任。印度商人无权享有国家福利，外国商人更不用提。

4、问：当前，印度经济有哪些优势？

与中国公司相比，印度的公司治理模式国际化水平高、资本回报率高，而且印度资本市场较透明，运作状况良好。

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比较强大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印度的制度比较强，尤其是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有利于为知识产权的形成与保护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6 岁，而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 岁，并且印度的人口增速也快于中国的人口增速，这就使印度享有更大的人口红利，但印度必须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否则人口因素非但不能带来机遇，还会变成负担。

5、问：长远来看，印度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其长远发展前景如何？

如果印度人无法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就会丧失发展机遇……印度必须建设高速公路、引进高铁，并修建更大、更好的机场，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要成为发达国家，印度必须像中国那样，将其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去世之后，我对她说：“抓住这个机会，开放印度，改变印度的政策。看看海外的印度人，看看他们在英国、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成功。是你们的政策和官僚体制限制了他们，束缚了他们。”她告诉我：“我做不了。事情就是这样。印度就是这样。”我觉得在推行改革方面，除了她，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她有宣布紧急状态的魄力。既然你有魄力做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有魄力改变体制，让印度企业摆脱束缚。因此，听完她的一番话之后，我就认定印度将发展得很慢。也就是在那时，我看到中国正在崛起……因此我知道这场竞赛不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我收回之前对印度的乐观判断。

印度的规章制度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令人感觉如坠雾中，看不到出路何在。

印度可能需要花三五年的时间改善基础设施，否则印度就会在全球经济洗牌中输掉。

印度必须效仿中国高效的办事方式。中国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并实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其制造业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效率较高。印度辉煌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而这个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

如果印度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投资将随之而来，印度很快会赶上来。印度需要的是一个更加自由的体制，这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这样，印度市场就能达到国际企业的竞争水平。

印度不同的城市之间缺乏快速连通性……一旦印度的公路、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到位并削减繁文缛节，它不仅能在信息技术产业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在制造业和其他一切产业全面促进就业。工作机会越来越多，整个国家将焕然一新。

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这需要印度改变劳动法，允许雇主在不需要那么多雇员时裁员，同时需要精简法律程序，降低财政赤字，消除官僚作风，最重要的是完善基础设施。

印度不能仅仅凭借服务业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了经济大国。

中印两国都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印度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比中国更严重，对效率的削弱性更强。

印度首先需要削减繁文缛节，其次需要为私营部门的增长提供更大的动力，再次需要解决基础设施落后带来的挑战，最后需要实现外国直接投资规则的自由化。

目前，虽然印度开始了自由化进程、国有企业私有化，却不允许雇主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何实现盈利？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改变用人标准？

印度受教育人口的比例较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弱势。印度顶级人才紧缺，大批的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并不具备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技能，因此仍然找不到工作……印度的同代人中，需要超过一半的人完成小学教育，否则印度就会遭受严重损失。

印度领导人从尼赫鲁和他那一代人开始就一直痴迷于苏联快速的增长和工业化。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模式，即资本积累率高、密集上马大型项目、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制造农业机械。做了这些之后，你就能发展……他们相信这些……当辛格在1991 和1992 年开始搞改革时，印度已经丧失了40 年的发展机遇。要知道，辛格本人也曾是一位计划经济的拥护者。现在，印度面临着打破一切垄断的问题，而印度的工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希望企业私有化的，因为如果你要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必须裁掉2/3 或1/2 的工人。

印度的历史使其对外国投资持怀疑态度，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偏向采取内向型政策，注重依赖国内要素。但在一个各国相互依存、技术发展迅猛的世界上，一味依靠自身力量是行不通的……印度的历史给其带来的第二个遗产就是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在早期发展阶段，要把发展成果分配出去，就会降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实现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意味着敢于冒险……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不利于激励他们努力提升竞争力。

印度选民缺乏经济方面的教育，这就使得印度领导人易于推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而扰乱了印度的自由化进程。国家利益常常让位于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很多急需的改革因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陷入停滞。民粹主义的氛围下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过去20 年间，印度实行了多种政策以提供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的电力以及补贴贷款……它们给整个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福利与民粹主义的区别逐渐模糊。

新加坡有三所印度人的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即便他们（印度人）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这些学校的教材都是以印度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刚刚独立之际，印度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如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所顶尖大学（比如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依然能在世界顶级大学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他学校都无法维持高水准。在政治压力下，印度大学根据学生的种姓或学生与议会成员的关系确定录取配额。

6、问：在今后10 年中，印度经济前景与中国相比如何？

不能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它们是不同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呢？不！印度的角色比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有成员国的集体角色还重要！

中印两国的制度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3.5 倍（根据2016年的统计，中国是印度的5倍。库叔注）。印度的增长率是中国的2/3。但印度是个大国，在印度洋地区是一股起到平衡作用的力量。

印度的经济总量能增长到中国的60%~70%……根据目前的预测，其规模不会更大了。但即便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60%~70%，印度的人口总数到2050 年将超过中国人口总数，加在一起也是相当可观了，而且印度社会顶层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人才。

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而印度的发展则不会呢？是因为印度是一个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形成了一个内部相互制衡的体系吗？很有可能是这样，尤其是印度政府往往是由一二十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印度有能力以更好的方式在其国境之外更远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但其他国家并不担心印度有侵略意图……当前，印度并不像中国那样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而且在其基础设施达到一流国家的标准以及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之前也不会构成这样的挑战。其实，美国、欧盟与日本之所以会支持印度，是因为它们想要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印度能与中国分庭抗礼……如果印度遥遥领先于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美国和欧洲会支持中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美欧对中国的发展依然有恐惧症，且不说它们对中国政府实行出版物审查制度强烈反感，仅仅是对某些政治事件的记忆就加强了它们这种恐惧。

我不确定印度是否想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印度害怕同中国竞争。中国曾向印度提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印度没有答应，因为如果印度同意了，中国商品就会进入印度，同印度本国商品竞争。

只要存在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印度就必须学会出价比中国更高。中印两国不会打响战争。中国有冒险精神，比如，中国到了尼日尔，中国愿意拿自己的钱和劳动力冒险，依然认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中国到了安哥拉和苏丹，中国还想同伊朗合作，中国正在和中亚的共和国交朋友。中国想要一个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数千公里长的输油管线，而且乐于修建这样一条管线。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我认为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同意把东西卖给印度，我就会打败你”，而是“无论印度卖给你什么，我会提供给你更多”。中国将根据规则出牌，而且坚信胜券在握。

7、问：印度的民主模式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意义有多大？

如果印度比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大，那么意义就很大了，但实际并非如此。

导致经济状况较差的政治体制终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政治体制。

民主不应该被用作惰性的挡箭牌。实行威权主义的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也很多。无论一个国家是搞民主治理还是搞威权统治，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的政策上达成共识，能否确保得到基本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落实。

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较为迅速地推行改革，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长远来看，印度可能凭借民主与法治体制占有优势。

如果中国的政治架构不进行调整以适应高增长率引发的社会变化，那么印度就会占据优势，因为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灵活。

8、问：在亚洲，印度会成为中国的战略性对抗力量吗？

我希望印度尽早崛起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经济大国，其中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印度无法崛起，那么亚洲将会湮没。

“李光耀强调了印度在这个地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存在可以以多边安全机制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以阻止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侵略行为。他说选择印度作为中国的对抗性力量比较理想，因为印度的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权关系上。他为印度设想的角色是亚洲的‘守卫者’，他敦促印度更加积极地关注东南亚小国的安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20 世纪70 年代末西方大国撤走之后，桑纳达·K· 达特瑞对李光耀在东南亚问题上的观点做出的评价。）

韩国太小，越南太小，东南亚太分散，你需要另外一个大国维持平衡。

谁是对抗性力量？日本不是……日本和美国加在一起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同中国抗衡，但由于美国在一两百年后主导亚洲的能力可能降低，那么在亚洲国家中谁又能同中国抗衡呢？印度正是最佳选择。

印度军队（尤其是海军）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有能力维护自身安全。虽然中国在缅甸和巴基斯坦各建一个港口，但印度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印度洋地区。

从地理角度上看，印度不适合太平洋地区。但美国和中国的角力场将是太平洋及印度洋，中国已经将其海军力量转移至印度洋，以保护其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给和来自非洲的大宗商品。在印度洋上，印度是重要力量之一，如果印度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将具备很大优势。因此中国必须加以应对，在缅甸和巴基斯坦修建港口。

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经济影响或地缘政治影响，因为这个地区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中国是东南亚地区投射权力最多的国家。

9、问：美印关系前景如何？

美印两国不会立即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以包围中国，即便两国形成了这种关系，印度仍将保持独立地位，仍将在中印利益交叉点上捍卫自身利益，并同中国合作。

李光耀的一生

李光耀先生在生前大概也能想到，他去世后会有舆论浪潮大举扑来，但无非就是褒扬、恶评、持中之论、就事论事之论这几类。

晚年，李光耀已从儿孙辈那里了解到社交媒体的威力，以至于感叹儒家价值观过时了。在信息时代，父亲、爷爷必须向儿孙辈学习，听取他们对新事物的看法。他也知道，对社交媒体的控制，远不如他执政时对新加坡报章的控制那么方便，因此在社交媒体中大家谈论起他时，想必会更加直诉胸臆。

但他已不必在乎这些，因为从从政之初起，他的所做所言就充满争议。 不过就以下事实而言，应该争议不多： 

首先，他是最晚辞世的二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亚洲现代史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他和他的同事的领导下，新加坡从英国的殖民地成为了自治邦，在加入马来西亚又被逐出之后，新加坡共和国于1965年正式成立。李光耀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国父，尽管与他交恶的一批早年激进派战友并不这么看。 

他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诠释者。 

无论从东方风范还是西方风范来看，他都是一位好丈夫。他和妻子、剑桥才女柯玉芝之间的伉俪情深已成佳话。在自己的家庭内，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光耀的一件重要“作品”，本来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的李显龙是奔着当世界一流数学家去的，但在李光耀的教诲和引导下，李显龙决定放弃数学从政。 

意志坚定也好，冥顽不灵也好，总之李光耀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信条强硬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人生。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相信马基雅维利主义，他相信只有“管用”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1976年12月20日，李光耀（右下）在新加坡富勒顿广场发表讲话

“新加坡模式”中的李光耀印记 

把一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的国家，把民众的生活细节都用一些“完美尺度”规范起来，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国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中还是有一些的，但其中多半是被一边倒的恶评和嘲讽所包围的负面案例。

李光耀的个案有所不同，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强烈个人印记与好大喜功无关、与脑残治国无关，他有缜密的理性计算，有科学主义加传统伦理作为合法性依据，有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 

李光耀的政治信念，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安全、团结、富裕、有序的社会，这大概就是他希望新加坡人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他的继任者吴作栋提出还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优雅社会，这个提法李光耀也是支持的，因为他本人被英国人视为绅士。不过他喜欢的还是那种一丝不苟、一丝不乱的优雅。

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无疑有很多成功之处。新加坡在197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国际评估机构也屡屡把新加坡评为“最佳商业城市”，对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度给予肯定。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自然引起了对其成功因素的探究，新加坡贸工部就曾经总结出一整套新加坡过去“成功、恰当的”战略，包括：一、好政府；二、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三、大力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四、把自由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五、灵活可变的具体政策；六、强迫储蓄带来的高储蓄率；七、欢迎跨国公司。 

在上述“成功战略”中，明显具有东方特色或“亚洲价值观”特色的只有第一条中的“好政府”（强大、威严但廉洁的政府），其他大多是从西方经济学中搬来的。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战略就是威权政府加自由市场，是一种“共同体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东方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模式是以“效率”和“实用”来作为衡量标准的。新加坡并不排斥西方的市场、制度、语言、资金和技术，因为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有一条，只有“好政府”才能让这些东西真正有用。李光耀曾明确提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好政府”自然要由“好人”来领导。如果说“好政府”强调的是政府的优良素质，那么“好人政府”则直接强调政府必须由既贤且能的“好人”来治理。在儒家文化话语系统中，它还可以叫作“君子政府”、“贤王政府”。这个“好人”统治者既是谦谦君子，又是铁腕人物，是既“贤”且“王”，“内圣外王”。这便是“儒式政治”， 它有两大特点：一是“君子施仁政”；二是“什么都要管”，管是因为关心你，怕你学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管出来的好秩序。 

当然，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主要是通过领袖人物和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品格与能力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是以“威”立“权”，而不是以“权”立“威”。为了管好新加坡的官员，李光耀想尽办法，包括严刑峻法、包括高薪养廉，但他并不认为自由言论、政党竞争对培养出一个廉能政府、“君子政府”有太大的帮助，它们的消极作用大于它们的积极作用。

“君子”之上便是“贤王”，按儒家的说法，这位“贤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地位如同一位“贤王”，他威严、廉洁、勤奋、好学博识；为了和不同语文的群众打交道，他刻苦学习马来语、淡米尔语和多种华语方言；他是新加坡发展的设计师，亦试图充当“新加坡人”的设计师，可以说事无巨细都要管。

李光耀认为他与新加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曾说过“我是新加坡人民的儿子”这样的话（也许他更乐意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的“严父”），但他曾经对新加坡选民说过，无论谁来统治新加坡，他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放弃。他说：“新加坡是你们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生命所系，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建设它，只要我还执政，任何人休想破坏它。”

除了力图建设“好人政府”，李光耀也非常关注新加坡公民的工作能力和价值观念，因为新加坡唯一的资源优势是人。李光耀一直鼓励人民做“好公民”，即献身国家，勤奋，苦干，不要无事生非、空谈政治和权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为两种：“努力工作者”和“懒惰者”。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加坡官方自认为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灵活的、“管用”的政策）”。 

为了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走向富裕，李光耀希望新加坡人民成为工作狂，他本人就是一个工作狂，没有浪漫的爱好，只保留极少量理性的“对工作有益的”业余爱好。李光耀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走这种路线，他曾说自己的两子一女（李显龙、李显扬、李玮玲）的学业成绩很相似：“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的不苟言笑，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读最好的中学，然后到西方学习除 “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之外的经世致用学科。 

李光耀把他的个人修养哲学与“育儿”思路也贯彻到他对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上和对新加坡的 “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中国领导曾说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管得严”。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也主要就是体现在“管得严”，以至于社会环境整齐有序但单调沉闷，以至于西方人创造了一个新词“Singaboring”，它由“新加坡（Singapore）”和“烦闷的、无聊的（boring）” 组合而成。 

新加坡还以严刑峻法规范国民的几乎所有行为，从垃圾的置放，到泊车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挂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墙上的爬藤，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有规则，所有的植物和鸟类，都是按照政府的训令栽种或栖居在规定地点的。新加坡公共场合的整齐有序主要靠一系列的罚款规定来维护，新加坡被外人称为“A Fine Society”，它有两重含义，即：是一个好（Fine）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罚款（Fine）的社会。当然，能把受刑者屁股打得血肉模糊的鞭刑，也是一个从前现代穿越而来的威慑力量，让所有酒后想在公共草坪上撒尿的人在拉开拉链时会突然不寒而栗。 

这个社会是由李光耀一手打造的，并且有着鲜明的李光耀个人印记，因为李光耀真诚地、热诚地希望新加坡公民的个性和观念最好都能和他一样。

2004年8月12日，新加坡，新任命的总理李显龙在就职仪式上跟父亲李光耀握手，总统纳丹在一旁观看

“亚细亚形态”下李光耀的选择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亚洲传统社会具有以下共性：社会动员程度低，强调集体主义，血缘关系比政府更为重要，是一个“内向性”社会。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也谈到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 

在这种“社会先于个人”或“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的社会形态下，其政治特色是什么？克拉克•内尔教授认为有以下几方面：恩庇─侍从关系下的社群主义；人格主义，即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贤明正直；尊重权威；一党独大；国家相对于社会更为强势。 

在亚洲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威实际上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的，乡民最常见的权威，便是家长和族长（或酋长）。在东南亚的马来乡村，一个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个或多个血亲集团主要靠互相通婚而形成，族群的最高权力由酋长掌握，但酋长本人也必须符合一些特定资格，除拥有能力外，他还必须道德高尚，对集体事务非常负责。显然，整个族群、社会的命运都系于统治者是否贤明，但在子民无权监督统治者的体制下能否有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这就要靠神或“天道循环”来安排了。 

尽管新加坡早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但其国民的传统文化仍具有上述“亚细亚社会”特征，这是李光耀提倡威权政府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这位“新加坡之父”论证说，传统社会华人害怕卷入政治，习惯于生活在单一的权威之下，只求立业、齐家、安享天伦之乐而已。新加坡也有许多马来裔国民，李光耀认为，“无论马来人还是华人都没有数人头（即投票）的习惯，他们习惯于听从长者的意见，……我认为这种现象要持续一段时间”。 

李光耀还认为，一人一票制度在欠发达地区和欠教育地区有严重弊端。他说，在多数人是半文盲的地区，人们对胡萝卜的反应比对大棒的反应更为强烈，因此政治家在选举期间自然不会用大棒来赢取选票，这就导致谁出价高谁就当选；当一个清醒的政治家要求以较低报酬努力工作时，一人一票制度便要出来反对，而少工作却得高报酬带来的必然是破产。李光耀政府反对滥发福利，甚至认为福利过滥是英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虽然新加坡人的福利已具有一定水准，但许多项福利都是从个人的国家强迫储蓄──公积金中定时取出的，等于没有完全免费，每个人还得努力工作才能享受得起这份福利。

李光耀关于一人一票水土不服的观点是针对一个“半文盲社会”说的，但新加坡自建国起教育就已逐渐普及，现在也不是“欠发达”地区，那么他的观点是不是要修改？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像法国、希腊、意大利这样的教育发达国家，选民们还是更喜欢承诺高福利的候选人。那么这究竟是教育程度问题还是基本人性问题？

与同样采取威权体制的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相比，新加坡的经验显示了它的价值。在苏哈托时期，印尼权钱交易严重、朋党横行、收入严重不均，新加坡通过威权政府鼓励私人资本，印尼则通过威权政府庇护官僚资本和总统子女把持的垄断企业。现已停刊的《远东经济评论》曾评论说：印尼的排华骚乱含有“阶级冲突”的意味，印尼学者也承认，暴乱指向华人，是因为在华人身上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印尼的政治体制问题，这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脱节了”。 

威权统治在新加坡和印尼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成效，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可能正是在于“政府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尽管是一种父子型的结合），政府的普遍惠民政策使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融洽，公众因此也就大致默认了政府的威权统治。李光耀否认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极权统治，他认为在华人的传统中，统治者必须贤明，但他们是世袭的，而“每5年我都必须面对一次选民”。 

李光耀的政治─社会理念被新加坡官媒和西方媒体表述为是一种“亚洲价值观”，但他本人极少使用这一概念。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是一套具有“亚细亚社会”底蕴的官方政治─社会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家与社会先于个人，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坚持集体主义的人际伦理； 

（二）强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这是政府对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权威的回报； 

（三）维持有秩序的社会，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人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五）崇尚和谐与协商，没有非黑即白的强烈对抗意识，重视通过协商取得共识。 

以上理念很难说是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统治层的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这些理念确实深深植根于新加坡所处的亚洲社会的传统，它们和新加坡多数国民的价值观也是比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领导层并没有把“亚洲价值观”作为惟一的治国哲学，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理念、欧洲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李光耀执政时代都有体现。

“亚洲价值观”这套话语是在与西方的价值观论战过程中才放大到众所周知，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套东西方对话用语，甚至也可以认为，对话的另一方——西方社会也参与了“亚洲价值观”话语的建构，这套话语是它们在批判、怀疑某种非西方发展模式时所树立的一个靶子。 

与其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治国，不如说是以一套东西文明交融的、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杂交型理念来治国。 

新加坡与西方关于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辩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开始。当时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权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指责，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人的经济战略是 “亲资本主义的和讨好跨国公司的”，对工人的工资则实行严厉的控制，并且认为新加坡的精英统治违背了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而更不能为批评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下，当局不经法院审判就可以对公民实行长期关押。 

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鼓动下，社会党国际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员资格。人民行动党的反应也很强硬，为了解释其意识形态立场，人民行动党出版了《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道路》一书，重申了它独立的、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 

当时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与西方辩论的焦点是“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虽然也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颇有自己的主见。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他赞成那些老式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这就是老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欧洲的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与西方社会就“亚洲价值观”展开交锋的最激烈的年代，“亚洲价值观”成为国际热词。这种情况到了马来西亚1998年发生反体制的“烈火莫熄”运动和印尼发生苏哈托下台事件之后才有所降温。 

“亚洲价值观”指导下的高压严苛治国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东亚社会的转型它受到许多质疑和挑战。 

在上世纪90年代，有论者感叹威权体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乐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购物，遇上高兴的事用购物来庆祝，遇上郁闷的事用购物来排谴。当时我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这样”。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对新加坡怀有这样的矛盾心理：“让孩子在这里成长，我会感到放心，但作为成年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我承认有点犹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蓝图来打造新加坡并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来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都能获得约1/3或1/4的选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此并不接受和感恩。

当然笔者从新加坡人那里也听到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给反对党是为了警告执政党不要太骄傲从而怠慢了对人民的服务，新加坡人并不希望换反对党来执政，因为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么难道新加坡人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吗？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为新加坡人有“怕输”的文化。这也许不一定是真实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许不是害怕反对党上台国家会输，而是真的从未设想过反对党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输不输都是额外的问题 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个人民行动党的铁桶江山。但外界仍然会问：新加坡今后仍将长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将长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吗？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为威权体制辩护时还谈到一个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国之初曾经经历了动荡的内部和周边环境，新加坡随时可能发生内乱、被吞并，存在重大的国家生存危机和安全隐患，这种风险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后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块上的坚实堡垒，而是美丽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顾它”，不能争吵不休导致“家无宁日”，这种争执将摧毁“我们美丽但脆弱的家园”。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还备有一套论辩逻辑，那就是文化决定论。1994年李光耀与《外交事务》主编对话时提出“文化就是命运”的观点，换言之， 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体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或“亚洲价值观”）是“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不过这个判断是面向过去而言的，但面向未来时也许并不一定如此。

同样是东亚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韩国的金大中对李光耀的“文化决定论”进行了质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运吗？》一文中批评以李光耀。金大中说：“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变的。” 

长期观察、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滩上作画”，将会“人亡政息”。而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发问说：李光耀这位“亚洲价值观”的年迈战士如果离世，他的继承人能否照旧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这位现代亚洲的传奇人物真的走了，《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成了许多媒体纷纷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吴作栋和李显龙时代，新加坡已经在缓慢改变；但是在李光耀身后，新加坡的改变仍然将是缓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选择了威权体制作为他的治国纲领，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选择了李光耀吗？ 

说李光耀是在“沙滩上作画”的亨廷顿已在2008年去世，无法活得更长一点来见证他关于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预言。假设亨廷顿足够长寿，关于新加坡他将会看到什么？无疑，新加坡政治不会因为李光耀的去世或李显龙的退休而突然有什么改变，但新加坡无疑也一直在改变中，世界也会一直在变化中。

By 上观、礼伟、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