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

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出现一个新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又被称为“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或“抵制文化”,是指个人或企业因所谓“不当”言论和行为而遭到社会群体和媒体的抵制,从而“被取消”(Cancelled),也就是俗称的“社会性死亡”。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遍布全美,“取消文化”在欧美国家愈演愈烈,公众人物或知名公司“被取消”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美国,“取消文化”具有深层的政治和历史文化意涵。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在此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消除了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并催生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以及黑人“种族意识”的觉醒。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改变美国教育中对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曲解,对传统的以“瓦斯普”(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中心的美国历史内容进行改革,强调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注重对少数族裔的研究,希望修正传统的欧洲中心历史观。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传统史学无视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苦难和贡献,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取消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保守势力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治正确”的做法是反历史的。一些极端右翼者声称,多元文化主义者重建美国历史的努力是在“取消(美国)文化”。

    “取消文化”的含义演变成如今的个人或企业因所谓“不当”言论和行为而遭到社会群体和媒体的抵制,源于2018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每个人都被取消了:只需要一件事,有时什么都不需要,粉丝就能打倒一位名人》一文。文中提到,“取消文化”是“一种文化抵制”,“人们在谈论注意力经济——当你剥夺对某人的注意时,你就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取消文化”几乎无所不在。2019年,《澳大利亚麦格理词典》(Australia Macquaire Dictionary)将“取消文化”选为“年度热词”,因为无论好坏,“它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美国自由派或保守派是否喜欢这个词,“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今日美国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政治正确”“觉醒文化”与重塑美国历史

    什么样的言论和行为属“不当”而应被“取消”?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在“取消文化”的支持者看来,任何违背美国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歧视、侮辱性言论和行为都应被“取消”。

    “政治正确”一词最早由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卡琳·迪克劳在1975年提出。她认为,虽然宪法赋予了女性平等的地位,但在语言上女性受到的歧视和侵犯非常普遍,应该清除那些歧视性语言。卡琳的主张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响应,20世纪60年代,民权观念深入人心,美国社会在反省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从语言上消除歧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发展至今包含以下主要内涵:不得冒犯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不得冒犯不同宗教信仰或不同政见持有者;不得冒犯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政治正确”导致人们必须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避免使用任何冒犯性的言辞,这已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取消文化”还与近年来美国社会中出现的“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及“指控文化”密切相关。“觉醒”(Woke)一词源自美国黑人文化,是20世纪50、60年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俚语,泛指对系统性种族歧视保持清醒和警惕,因此又译为“警醒”。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掀起了新一轮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美国对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反思达到高潮。如今,“觉醒”一词涵盖的政治和社会意涵逐渐扩大,从种族不平等延伸到性别、跨性别者、环保主义者、堕胎、性骚扰等社会议题。与“取消文化”一样,“觉醒文化”在美国演变成一场文化战争。自由派认为,对不平等及其他形式的不正义保持警醒,敢于发声,积极地抵制各种偏见、假新闻和不平等,或者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参与者那样,用手机拍下非法的杀戮、袭击和逮捕并予以曝光,是正义、进步的行为。而保守派则将“觉醒文化”视为“取消文化”的孪生兄弟,是走过头的“政治正确”。他们把“觉醒文化”倡议者斥为“觉醒暴徒”。

    “取消文化”倡导者的另一个重要诉求,就是重塑美国历史,使那些“被取消”的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重回美国历史教科书。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自由派知识精英致力于对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中心的美国历史内容和教学进行改革,强调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注重对黑人、妇女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研究。1994年10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美历史教学中心公布《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这一文件在强调美国社会中族裔、群体、性别和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同时,又强调共同的特征把所有美国人凝聚在一起。该《标准》公布后引发美国社会的激烈讨论。反对者认为,《标准》大谈历史黑暗面,无视美国历史的优秀传统。2019年8月,《纽约时报》的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发起了“1619项目”。“1619项目”重新定义了美国历史的开端,挑战了以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为起点的传统史学观。琼斯认为,1619年第一艘运奴船载着20多位黑奴抵达北美,奴隶制由此开启,这是美国历史的开端,自那以来的400年间,美国黑人一直在为实现美国的建国理想而奋斗。琼斯认为,奴隶制是引起独立战争的根本原因;种族歧视来自这个国家自身的血液,是一种无法自我改正的基因缺陷;奴隶制是美国一切罪恶的根源,黑人的努力创造了美国的文明。“1619项目”在美国得到了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支持,2020年琼斯因此荣获年度普利策奖。

    “取消文化”的是与非

    “取消文化”的支持者利用舆论的力量对不当言行进行纠正和抵制,捍卫女性、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追求多元、平等和正义。他们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是“取消文化”积极的一面。

    “取消文化”是一种民众的自发的行为。在网络时代,随着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影响大大加强。“取消文化”不仅关注当下,而且溯及过往,这使得美国公众人物、公司等不得不谨言慎行,检点自己的行为,以免因“政治不正确”而被“取消”。“取消文化”所营造的舆论氛围及其威慑力构筑了一个基于网络、社交媒体的纠错机制,提升了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话语权。

    “取消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重新审视美国历史,这有利于缓和种族矛盾。拜登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得到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和肯定。2021年4月20日,拜登为弗洛伊德事件发表讲话,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我们国家灵魂上的污点”。5月31日,拜登发表公告,纪念一百年前在美中西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发生的白人暴徒杀害黑人的种族屠杀事件,呼吁美国民众“反思我们国家种族恐怖的深刻根源”。5月20日,拜登签署《新冠仇恨犯罪法案》,以遏制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出现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暴力激增的情况。6月17日,拜登设立“六月节国家独立日”(又译为“解放日”),以纪念1865年6月19日,南方邦联投降两个月后,北方联邦士兵将自由的消息带给了德克萨斯州被奴役的黑人。10月8日,拜登政府同时发布《庆祝2021年哥伦布日宣言》和《庆祝2021年原住民日宣言》。宣言表示,“我们承认许多欧洲探险家对原住民部落的错误暴行,我们不想隐藏这段可耻的历史”。

    另一方面,“取消文化”的弊端和破坏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其支持者的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做法,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极化,使美国社会深陷“文化战争”。

    首先是拆雕像和更名运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全美爆发了新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接着出现了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拆除或移除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有统计显示,2020年5月到2021年1月期间,全美至少有160座邦联历史人物雕像被拆除或移除,其中包括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和美洲大陆发现者哥伦布的雕像。疫情期间,加州旧金山学区委员会对该市44所学校改名的决定,在全美引发关注。其中包括以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政治人物命名的学校,还有以美国国歌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桂冠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命名的学校,这些人因为曾经拥有黑奴或写过关于黑人的负面文字,由美国历史上的“伟人”变成了“罪人”。

    近年来,“取消文化”还影响了教育界。大学教授们如履薄冰,说错一个词就可能被投诉。在教育界最常见的新闻,就是某某讲师或教授因为上课选用的材料、和学生交流时的用词“不当”而被学生投诉,有不少教授被要求停课,甚至被解职,职业生涯被“取消”。据统计,自2014年至2022年2月10日,共有209位教师“因言获罪”,被停课或解聘。2021年秋季,密歇根大学音乐系教授盛宗亮在作曲课上播放了1965年由劳伦斯·奥利维尔主演的莎士比亚剧《奥赛罗》。这一行为遭到了学生投诉,他们“对这个录像以及教授不解释选择播放它的理由感到极为不舒服”。盛宗亮发了一封简短的道歉电子邮件,后来他再次表示道歉。随后的几周里,在多次撰写了电子邮件和公开信,以及几节课被取消后,校方宣布,盛宗亮将自愿停授这门课,以便让学生有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

    在美国,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因被控带有种族偏见而下架。2020年6月,美国流媒体平台HBO Max下架了《飘》,这部电影已在美国上映近80年,曾荣获8项奥斯卡大奖。HBO Max发言人表示,《飘》是“时代的产物,描绘了一些种族歧视,很不幸,这在美国社会很常见”,“这些种族描述在当时是错误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在配有两部谴责奴隶制和对历史背景进行讨论的短片后,《飘》重新上架。2021年3月,美国著名作家和漫画家苏斯博士的六本儿童读本因其对种族主义和刻板印象的描绘而被下架。随后,芝加哥图书馆表示将暂停借阅苏斯博士的漫画书,而纽约公共图书馆则表示将继续借阅苏斯博士有争议的漫画书。有人认为,苏斯博士的漫画“以有害和错误的方式描绘了人们”,应当下架。反对者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夸大其词,苏斯博士笔下每个人看起来都可笑,无关种族。英国作家 J.K.罗琳也陷入了“取消文化”风波。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上映20周年特别节目中,众多电影主创重聚一堂,但独缺原作者J.K.罗琳。起因是2020年罗琳曾在推文中对“跨性别者”提出质疑。其后,罗琳受到多方谴责。《纽约时报》在美国地铁站展示的新广告上指控罗琳反对跨性别的言论,让读者去想象一个没有作者的经典系列小说。

    矫枉过正的“取消文化”正在撕裂美国社会

    “取消文化”支持者的极端行为对美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破坏和扭曲,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广泛担忧。有学者认为,它使文化艺术和知识界进入“寒冬”。在涉及种族、性别、跨性别、堕胎等敏感社会议题上,人们三缄其口,而那些被“取消”的人和书籍,犹如霍桑小说《红字》中的女主人公海丝特,象征耻辱的“红A”永远戴在胸口。

    在美国,对“取消文化”的不同理解具有强烈的党派斗争色彩。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大约3/4的民主党人表示“取消文化”更有可能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过半共和党人表示这更有可能惩罚那些不应受惩罚的人。

    “取消文化”受到共和党保守派的激烈抨击。在202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等共和党人对“取消文化”发起猛烈攻击,至少11名发言者(占登台讲话人数约1/3)表示“取消文化”令人担忧。该大会的一份文件将“取消文化”描述为“抹去历史,鼓励无法无天的行为,有悖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交流”。

    2020年7月3日美国“独立日”前夕,特朗普特意来到拉什莫尔山并发表演讲,那里刻有华盛顿、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林肯四个巨大的石雕像。他谴责试图推倒南方联盟领导人和其他历史人物雕像的“愤怒的暴民”。他指责一些左派政治人士是在“诋毁我们的英雄,抹去我们的价值观”。在被推特永久关闭账号后,特朗普创建了“特朗普媒体技术集团”(TMTG),“取消‘取消文化’”是其宗旨之一。

    美国知识界对“取消文化”所表现出的反智主义及其对美国社会文化所造成的破坏感到担忧,其中不乏理性的批判声音。2021年6月,奥巴马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专访时对极左的“取消文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民众在遭遇不公时依然应该挺身控诉,但“取消文化”超越常理、片面、危险。《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艾伦·德首维茨(Alan Dershowitz)的《取消文化:对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的最新攻击》一书,详细阐述了“取消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对美国文化所造成的破坏。他认为,“取消文化”是麦卡锡主义再现,它的迫害方式不是来自官方,而是社交媒体和舆论。2020年7月7日,153位知名记者、作家和教授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题为《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信》的公开信,呼吁公民的自由权利(Civility)。这封信肯定了目前人们“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也支持“对警方进行早就该有的改革”,但随即指出,这种必要的诉求也使得一种“不宽容的气氛”正在社会蔓延,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正日益受到限制。这不仅有损自由社会的命脉,也会削弱每个公民民主参与的能力。然而,公开信发表后立即招致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公开信的签署者多数是富有的白人,他们拥有大量的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害怕自己的意见被压制,害怕所谓的“取消文化”失去控制,但他们没有提到,几代人以来,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是如何压制边缘化群体的声音的。

    “合众为一”是美国社会的信条,也是建国200多年来美国人追求的梦想。《一个美国农夫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写道:“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总有一天,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现实是,两百多年过去了,经历了进步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的美国,如今却深陷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之中。

    “取消文化”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是身份政治和政治极化的产物。近年来,美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政治转化为身份政治,“身份”逐渐取代经济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左翼民主党更多关注少数族裔、移民、妇女、跨性别者、同性恋者的权利;右翼共和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维护以“瓦斯普”(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抵制移民和难民。难以治愈的种族痼疾、非法移民问题,以及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以及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极化。矫枉过正的“取消文化”背离了“合众为一”的理念,正在撕裂美国社会。

By 人民网

什么是马斯克最痛恨的woke觉醒文化

“我失去了儿子。”7月22日,美国科技大佬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被骗同意儿子泽维尔接受性别确认护理程序后,后者就被“觉醒思想病毒杀死了”。泽维尔生于2004年,在16岁时开始接受变性治疗。儿子的变化让马斯克对“觉醒文化”深恶痛绝,他发誓要摧毁这种“病毒”。和马斯克持类似立场的还有大部分美国右翼人士和共和党人,但对于很多左翼人士以及民主党人来说,“觉醒文化”却是一种进步思想。“觉醒文化”在美国已经演变成一场围绕身份政治的文化冲突,这种思潮还被“出口”至欧洲,搅动着欧洲的政治社会生态。

“可以是一种侮辱,也可以是一种骄傲”

“泽维尔‘已死’。”7月22日,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此前被骗签署文件,允许儿子泽维尔服用青春期阻断剂,并因此让儿子变成了女儿薇薇安。

近年来,马斯克对“觉醒文化”大加挞伐,将其描述为对“现代文明”的威胁,并称他此前收购推特就是为了对抗“觉醒文化”。然而当被问到什么是“觉醒文化”时,这位科技大佬的描述并不精准。

同样觉得“觉醒文化”概念难以定义的还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他2023年6月1日在艾奥瓦州举行的一个保守派早餐会上表示,一半的人无法定义这个词。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对此评论称,特朗普的话无意中凸显了现在美国政治的混乱和矛盾的本质,“觉醒”一词可以是一种侮辱,也可以是一种骄傲,其具体含义会根据上下文而变化。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多年来,“觉醒”一词被用来形容那些考虑少数群体权利并参与反对社会不公正斗争的人。“觉醒”是追求社会和气候正义活动人士自豪地佩戴的标签,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到应对全球变暖,“觉醒文化”在倡导一个平等和正义的新时期。美国《大西洋月刊》称,许多媒体和政界人士声称,“觉醒文化”仅是关于正义和体面的问题:愿意承认美国过去的残酷,承认其过去仍然在塑造这个国家。

不过,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觉醒”被一些共和党人用作贬义词,用来指代一些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推动的基于身份的社会正义问题。《今日美国报》援引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一位发言人的话称,“觉醒”是“进步激进主义”的同义词,是对美国存在系统性不公正的认可。曼哈顿研究所学者戈德堡认为,“觉醒”意味着“左翼激进主义”,其本质是相信群体之间的结果差异——无论是种族、性别还是性等,很大程度上是压迫性社会力量和结构的产物。

其实,“觉醒”一词最初是由美国进步派黑人创造的,并被用于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种族正义运动。美国《韦氏词典》称,在黑人群体中,政治上“觉醒”意味着某人对社会不公和种族不平等有所了解、受过教育,能意识到相关问题。美国史密森尼大众唱片公司,收录了上世纪30年代里德·贝利演唱的抗议歌曲《斯科茨伯勒男孩》,里面出现的“觉醒”一词经常被认为是该词汇最早的出处。“斯科茨伯勒男孩”是指9名黑人青少年,他们被诬告于1931年在亚拉巴马州强奸了两名白人妇女,后来8人被草率地判处死刑。该案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权案件之一。根据《韦氏词典》,“觉醒”一词在2014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蔓延时,更加流行起来。

“这个词已经变得极具分裂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介绍说,“觉醒”一词已经被美国左派和右派大量使用,把这个曾经受欢迎的信条变成了一个“有毒和分裂的”词。《大西洋月刊》称,对“觉醒文化”的态度将民众分为了两大阵营:一些人将美国的所有弊病归咎于相关理念,而另一些人则基本上不加批判地为它们辩护。接受《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采访的纽约大学生凯南称,现在的“觉醒文化”有些过头,“觉醒”人士总是倾向于把不同意他们看法的人都说成“保守派”或“特朗普支持者”,而且有时候去年还可以说的话,今年就突然变得“有冒犯性”了。住在新泽西州的工程师杰森则表示,所谓“觉醒文化”是美国利益集团创造出的伪概念,目的是煽动民众对立,以保证自己能继续控制美国社会。

对于美国两党来说,“觉醒”一词的含义更是大相径庭。据《今日美国报》报道,民主党人似乎把这个词视为一种荣誉勋章,而共和党人则把它当作必须禁止的东西。美国关于“觉醒文化”的斗争已蔓延至各领域。

“美国右翼与‘觉醒资本主义’开战”

因为保守派人士对“觉醒文化”的抵制,美国出现了 “反觉醒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就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据ABC报道,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通过了《父母教育法》和《停止觉醒法》,在学校实施限制在课堂上出现种族、压迫、性别和性取向话题的政策。佛州政府还禁止在公立大学校园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项目(DEI)上投入资金,拒绝在州立高中开设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大学预修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领域有关“觉醒文化”的斗争并不局限于佛罗里达州。2023年,美国20多个州考虑或批准了针对DEI项目的新法律。

“美国右翼与‘觉醒资本主义’开战”,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称,德桑蒂斯在对“觉醒资本主义”的战争中开辟了新战线。所谓“觉醒资本主义”是美国保守派专栏作者杜特2015年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创造的词汇,他将其定义为企业为了维持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对进步事业表示支持的方式。有人将电影中聘请黑人演员演绎白人角色的做法,也称为“觉醒资本主义”。“对话”新闻网称,德桑蒂斯提出法案,规定佛罗里达州公共机构将不再能与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持续性标准对债券进行估值的评级机构合作。ESG得分较低的公共机构和公司的借贷成本会上升。贝莱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是ESG运动的关键参与者。德桑蒂斯曾宣布从贝莱德撤出20亿美元的投资。

同样的,针对“觉醒资本主义”的行动并不仅限于佛罗里达州。过去几年,美国共有18个州提出或通过了立法,限制州企业与使用ESG标准限制向化石燃料行业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

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也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另一“阵地”。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今年3月报道,自从开始竞选以来,特朗普就把目标对准了性少数群体。他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签署行政命令,削减任何向美国青少年宣传批判性种族理论、跨性别精神错乱以及其他“不恰当的种族、性或政治内容”学校的联邦资金支持。与特朗普相对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民主党人。法新社称,拜登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为保障性少数群体的权利提供联邦政府支持。2022年6月15日,他还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等民主党政要在白宫会见性少数群体代表,并对他们表示声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王玙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的“觉醒文化”以及身份政治的流行与其经济发展不平等等因素有关。她解释说,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财富向少数的富人阶层集中。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经济压力增大,更倾向于支持强调公平公正的“觉醒文化”,身份政治也成为他们表达和争取经济平等的重要手段。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经历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高科技集中于大城市,吸引大量高学历、高技能年轻人,他们更倾向于支持“觉醒”议题。传统制造业岗位减少,蓝领工人就业状况恶化,感到被边缘化。这些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群体在对“觉醒文化”的认同上出现分歧。

“美国的身份政治是如何从包容走向分裂的”,英国《卫报》称,在美国,白人和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男人和女人,各个不同群体都感到自己受到攻击、欺凌、迫害和歧视。再加上创纪录的不平等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政治光谱的两边都看到了身份政治。

王玙璠认为,一方面,“觉醒文化”和身份政治提升了美国公众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议题的意识,促进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对推动社会平等、增强社会包容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觉醒文化”变成一种政治正确,被简单地标签化和符号化,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此外,左翼的“觉醒文化”遭到右翼保守派势力反扑,导致了更严重的社会分裂。两党关于“觉醒”和“反觉醒”的“文化战争”加剧政治极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漂洋过海到欧洲引发分裂

“觉醒文化”这个在美国诞生的概念和行动,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后,也在欧洲引发了“反觉醒文化”运动。据BBC2021年12月报道,半年前如果有法国人被问及对“觉醒”这个英文词的理解时,大多数法国人可能会误把这个词当作烹饪时常用的炒锅(wok),但2021年年末,“觉醒”的概念已风靡法国。法国《西部报》称,这个源自美国黑人权利运动的词汇,前些年还没有进入法国公众视野,直到2021年才在政客辩论中多次出现,例如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此前曾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基于‘觉醒文化’来竞选”。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波兰等国此前曾抱怨欧盟将其“觉醒”议程强加于人。CNN2022年发文称,在英国,“觉醒”被用来描述任何以前可以被描述为“政治正确”的东西,包括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跨性别者权利和对大英帝国历史的批判。据路透社2024年5月1日报道,意大利一名将军出版了一本贬损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的书,引发众怒。他说,“觉醒文化”和“取消文化”让欧洲人对自己的根感到羞耻,而他希望意大利和欧洲维护自己的身份。一些西方保守派人士认为,“取消文化”是“觉醒文化”的“孪生兄弟”,是指撤回对某人的支持,这可能会导致你失去工作,甚至更糟。

很多西方媒体和政治人士对于“觉醒文化”非常警惕。例如欧洲新闻网2021年曾发表文章,认为“觉醒文化”和“取消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将欧洲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半岛电视台也提醒说,“觉醒文化”有时也会扼杀一些有意义的事业。2019年,加拿大最古老的女性家庭暴力庇护所被剥夺了地方政府资金支持,因为该庇护所拒绝接受变性女性(生理上是男性的变性女性)。平权运动组织“石墙”的创始人范肖被他所创立的机构“清理门户”,而这只是因为他强调了普通女性对变性人的担忧。此外,很多人仅因为表达了与“觉醒文化”立场不同的观点,就会遭遇被“取消”。

王玙璠表示,和美国一样,“觉醒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一方面,它推动了欧洲国家对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重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社会分裂。“觉醒文化”推动欧洲社会清算殖民历史、对身份认同的过度强调,还导致群体对立和社会隔阂加剧,造成极右翼势力反弹,进而推动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By 环球网

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是精神病

很多大人物都有人格障碍,甚至是有精神病。

这些有精神病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成功人士的,而是一步步上来的。

既然有精神病,为什么他们还能成功?

因为某些精神病的特征,刚好满足了威权体制内,人际关系的需求,可以完美的适应,生存,如鱼得水。

而没有这些精神病的特征,正常健康的人,反而可能不适应这种威权体制下的人际关系,无法生存,更无法很好的晋升。

举个例子,祁同伟的马屁,非常尴尬,奇怪,让人看不下去。

他在市委书记探亲时候,疯狂的哭坟,哭的十分尴尬,周围所有的随行团队,都觉得很难堪,没眼直视,甚至在同事圈子里成为了丑闻。

这样的人,得到了市委书记的认可,提拔上来,越做越大。

为什么这么尴尬的行为,反而容易晋升呢?

从市委书记和祁同伟两个人本身上来说,其实可以发现这两个人都有精神病。

市委书记的精神病是大人物的通病:

病态自恋。

病态自恋的人,无法接受下属和自己在人格,人身上的平等。

他表面上可以接受其他随行人的陪同,那种人格平等上的陪同,

但是他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祁同伟抛下自尊,体面,如奴才一般的哭坟,让他感觉非常舒适。

因为他天然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在人格,地位上凌驾于下属,所以才可以欣然接受下属的奴才式付出。

南宋时候有个宰相,带着下属团队参观自己的豪宅,一片农家乐景色其乐融融,但是可惜没有鸡鸣狗吠的声音,不真实。

宰相刚感叹完,就发现有个小官,钻进草丛里,汪汪汪的学狗叫。

宰相哈哈大笑,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就记住了,回去了就给他提拔,一路提拔到尚书。

这个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狗叫尚书」的典故。

按理来说,拍马屁拍的如此过分,放弃了所有的尊严和人格,彻底的臣服,这种人往往不会有很好的工作能力,容易坏事,而且心怀不轨,属于卑鄙小人。

正常智商的人,不会信任卑鄙小人的,

为什么大人物的智商很高,却总是喜欢卑鄙小人呢?

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病态自恋。

他们的自恋,让他们没有脑容量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不是卑鄙小人,是真的对我好的人,我确实厉害到足够让人抛弃人格自尊来追随我。

说完了大领导,然后说说祁同伟和这位狗叫尚书。

这种豁出去,能哭坟和学狗叫的人,也有精神病,叫做:

述情障碍。

在短短的那一瞬间,硬着头皮哭坟和学狗叫的人,绝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只要威逼利诱都行。

绝大部分人选择不做,是因为他们无法面对后续的后果:

人是社会性动物,天然就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在乎自己在人群中的口碑。

同事圈子里,你成为了小丑,小人,笑料,

绝大部分人正常人,都无法面对和处理这种情况,

长此以往,他们很可能会抑郁,或者饱受打击,放弃,离开这个环境。

但是,述情障碍的人不会。

述情障碍的人,他无法准确的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情绪。

说好听点,叫心灵强大,不在乎别人。

但是强大到一丁点体面,人格自尊都不在乎了,这个就是述情障碍了。

祁同伟哭坟后,李达康对他满脸鄙夷,平时接触都是很有距离感。

正常人会觉得这样很难受,尤其是李达康这种优秀的同事,他们希望得到认可。

但是祁同伟面对这种距离感,他感知不到,他的感知就是:什么距离感?达康书记跟我好着呢!咱俩铁瓷!

别人在背后偷偷议论自己是小人小丑,正常人听到会很难过。

祁同伟压根听不到,他感受不到,除非当着他面说,哪怕当着他面,他也不会觉得难受,而是觉得:

这些人,都嫉妒我能升职,妒贤嫉能的小人。

述情障碍的人,对外界的情绪和评价感知,就是彻底混乱的,别人错误的评价他不当回事,这很好,但是别人正确的反馈,他也不当回事,全部都当成了恶意,继续我行我素。

所以有的人可以无底线的拍马屁,有的人则做不到,因为抛弃人格自尊,真的是要有人格障碍才可以的。

像李达康,他也很爱马屁,并且非常精通拍马屁,但是他的马屁拍的润物细无声,水平很高,别人看不出来,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建立在高度的自尊自爱基础上。

他的确对陈岩石和沙瑞金极度的恭敬和讨好,但这种讨好的前提是他保留自己的面子和尊严,不是无脑的当奴才。对于喜欢把下属当奴才的领导,比如赵立春,他就保持距离,不会过多的讨好。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

祁同伟的这种人格障碍,长期来看对他不利,因为他后来遇到了人格健全的领导,陈岩石,沙瑞金等等。

他这套东西就不管用了。

在观众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技能,高育良教了他无数次,不要去陈岩石家拜访,但是祁同伟就是不听。

观众特别着急,认为自己都能学习。

但是对于述情障碍的人来说,他没办法学会。

升迁20年,不去陈岩石家坐坐,从不拜访,突然听说陈岩石是省委书记养父,立刻过来拜访了。

正常人会觉得特别尴尬,十分不好意思。

但是述情障碍的祁同伟,感知不到这种正常情绪,他会觉得:尴尬?什么尴尬?你觉得尴尬说明你不成熟,你还是太迂腐,行动力差,活该你不能进步!

高育良老师教我不要去?高育良老师也迂腐,他老了,不懂这个时代。

他体会不到尴尬和紧张,所以立刻去陈岩石家锄地了,就跟那个狗叫尚书一样。

但是很可惜,这一次的陈岩石和沙瑞金,都是人格相对较为健全,没有什么精神病的。

没有精神病的人,他就有基本的智商和判断力,他分得清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小人。

所以在当时祁同伟面目不清,不确定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他去一锄地,立刻就被定性为小人。

后来高育良批评他,他还很诧异,认为自己没做错,我太想进步了,我想进步,我努力,说明我积极进取理想远大,我有错吗?

这种完全无法察觉到他人情感,感受不到现场氛围,缺失了正常人应该有的情感感知,这类人就是述情障碍了。

所以拍马屁,普通的拍拍,像李达康那样还行,真的无底线拍马屁,绝大部分人还真做不到。

只有精神病才能做到。

这个情况造就了双重现象:

1,一方面人格障碍有精神病的人,更容易升上去。

2,这类精神病领袖,大人物,成功人士,给整个社会秩序定下了一个基调和秩序:你想上来,你也得有精神病的举动。

3,普通人,正常健康的,没有精神病,他想上去,也必须学习精神病的行为,无底线的拍马屁,一开始会尴尬,后来习惯了,就会觉得理应如此。

模仿学习精神病行为久了,慢慢的自己也有了精神病,也有了人格障碍。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和恶魔做斗争。

这里的恶魔,就是人精神内心上的不理性。

不仅仅人在低谷期时候有不理性,比如自卑不自信等等,

人在巅峰期,更会有不理性。

人积极的出人头地,这是好事,值得表扬。

但是为了出人头地,抛弃理性,拥抱恶魔,成为恶魔。

这样最终是会自食恶果的。

不值当。

By 刘晓光

为什么人与人相处越来越难了

你是否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一句话就上纲上线,一言不合就翻脸?为什么现在“杠精”越来越多,没有人愿意好好说话了?


以下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一对已订婚小情侣竟然因为旅游途中屁大的事就吵着分手。

他们去了布达拉宫,晚上两人在住处闲聊,女方称赞建筑雄伟壮美,风景洗涤心灵,人民质朴纯真,空气都是甜香的。但男方说“这是无数解放前农奴的血泪铸就的”,甚至“用酥油牛奶白糖做的墙壁散发着腐臭血腥”,又提起阿姐鼓之类可怕的故事。

女方一听就反感,就说好端端的地方被说成这样肮脏,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心中有佛看到佛,心中有翔看到翔。男方就反驳说明明可以“既看到风景的美”“又明白历史的渊源”,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但女方觉得西藏是洗涤心灵的地方,陈年往事提它做啥,除了败兴有何意义,不喜欢就别来啊。但男方觉得,为什么提历史就是败兴呢,知道历史也可以来旅游啊,要是见不得血腥那长城都别去了呗,西藏历史从来不是文艺小清新的呀!

两人越吵越凶,无心旅游,回家就退了婚,红娘知情后调解也无济于事。

所以谁的错呢?

网上的人持两个相反态度。

B乎大部分人认为是小仙女有错有问题。

其它平台大部分人认为这个男的有错有问题。

我说下个人观点:

这两个人都很神经病,而且病得不轻,都属于垃圾伴侣,分开了找别人都是祸害他人,应该锁死。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价值观人生观有冲突差异,

而在于两个人的沟通交流方式有问题,彼此的包容度太差。

这两个人的大脑里,都没有「矛盾终止」和「吵架避免」的机制。

而是像斗鸡一样,迫不及待找由头来吵架。

但凡有一个人稍微让步点,让步一次,都不会黄。

1,女方称赞建筑雄伟壮美,风景洗涤心灵,人民质朴纯真,空气都是甜香的。
男方这时候,说,确实,真美啊。
这事就过去了,没了。

2,男方说“这是无数解放前农奴的血泪铸就的”,甚至“用酥油牛奶白糖做的墙壁散发着腐臭血腥”,又提起阿姐鼓之类可怕的故事。
女方说,是哦,历史确实挺沉重的,但不是我们的错呀,我们买票来旅游,难得出来,开心开心嘛,沉重的历史回去了你再给我科普,现在我们就多看看美景拍拍照,好不好呀。
也没这屁事了。

3,女方一听就反感,就说好端端的地方被说成这样肮脏,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心中有佛看到佛,心中有翔看到翔。
男方不反驳,说对啊,不好意思我失言了,不该煞风景的,我就多嘴提一下,我们继续欣赏美景好啦,我向你学习,心里有美,就看到美。
也没这屁事了。

4,男方就反驳说明明可以“既看到风景的美”“又明白历史的渊源”,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女方说是啊,历史渊源确实挺沉重,但是难得出来一趟,我们暂时就欣赏美景,暂时淡忘沉重,回去路上你再给我讲,好不好嘛~
也没这屁事了。

5,但女方觉得西藏是洗涤心灵的地方,陈年往事提它做啥,除了败兴有何意义,不喜欢就别来啊。
男方说,是哦不好意思,确实有点败兴,我不说了哈哈。
也没这屁事了。

6,男方觉得,为什么提历史就是败兴呢,知道历史也可以来旅游啊,要是见不得血腥那长城都别去了呗,西藏历史从来不是文艺小清新的呀。
女方说你说的很对,确实知道历史比较好。好啦历史现在知道了,我们继续欣赏美景好啦。
也没这个屁事了。

但是两个人都不是这样,而是越吵越凶,无心旅游。

这两个人不像是谈恋爱的,而像是生死仇敌,寸步不让,没有任何换位思考,哪怕只是认同下对方的观点都根本做不到。

谈恋爱交朋友,是人生观价值观契合更重要,

还是对方的人格人品更重要?

年轻的时候,会认为是前者更重要,甚至会天真幼稚的认为,前者决定了后者。

年纪大点了才明白,其实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天真幼稚,非常庸俗,很喜欢喊着什么荡涤灵魂,西藏优美的小屁孩。

可能拾金不昧,为了一个承诺坚守一生。

而一个学识丰富,认知深刻,知识渊博的人,可能见利忘义,无恶不作。

看一个人的人品,最重要的不是看ta平时的谈吐,聊天,说话。

而是看ta的行为。

在人际关系相处过程中,任何人际关系,亲子,伴侣,交友。

指望真的灵魂伴侣,100%契合,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要说两个不同的人,哪怕是一个人,你自己。

牙齿和舌头之间,都会有磕碰的时候,

自己一个整体尚且如此,

两个人相处,不管怎么契合,怎么灵魂伴侣。

都一定会有很多磕碰不冲突矛盾之处。

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不是看什么价值观是否契合。

就是看两个人的人品,处理矛盾的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包容。

案例中的两个人,不具备任何的包容度,寸步不让,只想说服对方,根本不会为吵架和矛盾,按下终止键。

什么样的人,叫做人品不好?

脑子里只有自己,只想让对方理解自己,容纳自己的关系。

完全没有对方,根本不愿意理解对方,容纳对方。

这个就叫人品不好。

偏执激进的寸步不让,只能说这两个人都挺奇葩的。

但是这个社会的可悲之处就在于:

几乎所有成功的感情和婚姻关系,

都是一个包容的好人,搭配一个垃圾。

永远是一个侃侃而谈自大优越的,配一个温柔贤惠脾气温和的,
或者是一个疯狂作精茶里茶气的,配一个唯唯诺诺随声附和的。

也只有这样,婚姻和感情才能走得下去。

好人总是配着狗来过日子。

真正的高质量婚姻和感情,并不是价值观完美契合,完美匹配。

而是两个都懂得包容,两个成熟的人,懂得轻松解决人情世故麻烦的人,在一起互相包容,互相相处,互相为对方着想。

这个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和高质量的感情关系。

最后额外提一点,有些网友集中在:

谁出钱旅游,谁就是大爷。

花钱旅游的人占便宜,就不该说三道四。

我这里需要强调一下:

不论是否花钱,都不要这么想。

花了钱的人,不要觉得我花钱了就是大爷,对方就要无条件服从我。

当年齐桓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死的特别惨。

你花钱的思路应该换一下:

不能是,我花钱了我是大爷,你他娘的就应该伺候我。

应该是:我只给有包容心的人花钱,

而且ta人这么好这么包容,我也应该包容ta,不能为所欲为。

同理,你是消费,被花钱的那一方,也千万不要觉得,我好不容易攀了有钱人,我得包容。

你收益的钱,不够给你治疗乳腺结节的。

你应该关注的是精神健康。

能花钱最好,不能花钱也无所谓。

两口子过日子的,最重要的是人品。

所谓的人品落实下来,

其实就是日常相处中的包容。谁会愿意总是跟“杠精”在一起呢?

By 恶魔奶爸

情歌不再,对唱已逝

把华语情歌对唱做成一个歌单,去掉不那么喜欢的,三四十首听下来,如同一次走过四十年的情感之路,情感浓度之高,远超看同等数量的爱情电影。细细去看每首歌词,像是看了几十首情诗。

四十年来,每首情歌的流行虽有偶然,因词曲创作者和演唱者的个性,而有极强的个体风格,但整体串起来,听下去,能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蛛丝马迹。

每个人对于时代的记忆都不同,一首歌唤起的,是初次听这首歌时所处的场景,包括气味和画面,在音乐面前,文字总是局限的。选几首传唱度高的,会发现歌曲的变化中,是人的感情观念的变迁。

流行文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涌入中国,华语情歌对唱也是在舶来音乐的基础上,作为流行音乐的一个部分发展起来。情歌对唱最初流行于八十年代的港台,不妨从1983年罗文和甄妮合唱的《铁血丹心》开始忆起。

《铁血丹心》是八三版TVB《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邓伟雄作词,顾嘉辉作曲,至今仍是难以逾越的情歌经典。歌词中,“应知爱意似是流水,斩不断理还乱。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英雄豪迈的气息,英气袭人的女声,侠肝义胆与铁血柔肠都是它。金庸笔下的故事,在影视和音乐上掷下的火苗,在后来还有更多。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对八十年代情歌对唱的感受,“纯真辽阔”一定是关键词之一。这一风格与代表八十年代的那首《明天会更好》有同样的底色:真实的面孔,真实的语言。个性不同的歌手们一起演唱,只让歌曲变得更丰富,完全不会让它不协调。这一时期的情歌对唱,即使分别和得不到的爱,也唱得有诗意。人不如歌红的李茂山,就在1986和1987年相继发行了《无言的结局》和《迟来的爱》。《无言的结局》是分手的两人,在彼此心中位置并不同,女声唱的是早就预料到这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男声则是依恋不舍,“也许我会忘记,也许我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迟来的爱》则一开始就说清楚,“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在那个书信传递消息还适用的时代。在这首歌中,两人彼此相爱却未曾坦白,时移世易,男人已有新的恋人,在内心矛盾中,唱出那句“不愿保留你的爱,那是对她无言的伤害”,彼此尊重,留下遗憾的美。

1987年的《萍聚》唱了一段萍水相逢的情感:“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不是对唱,而是一人一段,似是友谊,也似是爱情。彼此保持着距离,不用刻意应和,仿佛两个人组成了一首歌,但没有彼此,依然能够连贯,有意无意中,与歌的态度相合。

2018年,罗大佑举办首场线上演唱会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情歌对唱,各有各的故事底色和悠长韵味,如果有一种特点若隐若现,就是历史与时代的痕迹,诗意情感和世事无常都蕴含其中。

1990年,罗大佑作词作曲、与陈淑桦合唱的《滚滚红尘》,以三毛与荷西感情为依托,歌曲脱离故事也依然迷人。在这首歌中,爱情不只是两人之间的感受,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短暂,更与历史和时代相连:“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爱情如同一首诗,在这里,浪漫却无故意为之的痕迹,似乎就是罗大佑从他的心底流淌出的故事。

陈淑桦和李宗盛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1991)中,尚未从前一段感情中走出的女人唱着“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男声则愿意当一个倾听者、抚平创伤的人,直白表达自己的感情。李宗盛词曲的这首歌虽无意与时代联系,歌曲中直白动人的情感表达,自带着当时人们对待情感的温柔的一面。

李宗盛、张国荣(ICphoto 供图)

1992年,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横空出世,从那以后,一波一波长大的青年,都会爱上这首歌,它没有因为时间而变得陈旧,而是越来越沉淀为经典。李宗盛和林忆莲合唱的版本令人回味,而张国荣几乎独唱的版本,似带着隐忍哭腔的演唱却更令人垂泪,与他主演的《霸王别姬》相契合,更加能证明极致的情感会是什么模样。这首情歌成了时代变幻无常的注脚:“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不要问我是否会相逢,不要问我是否言不由衷。”一个人孤独地唱完整首歌,波涛汹涌的情感在心里踏过无数遍,却不再向另一个人解释,孤独得彻彻底底,完成他的绝唱。究竟是爱情无常,还是时代造化弄人,是戏是真早已不重要,正如开头段小楼唱的那句,“依孤看来,今日已是你我分别之日了”。

张学友和汤宝如合唱《相思风雨中》

这一年,简宁作词、徐日勤作曲、张学友和汤宝如合唱的《相思风雨中》,体现的也是“难解百般愁”的飘零伤感。“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整首歌中透着一层沉重的基调,似是再说爱情,又似在说无奈之下的纷飞各天涯,“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濛”,最后只能“夜漫漫路上珍重”。

王志文和江珊成为令人艳羡的荧幕情侣,两人合唱的《糊涂的爱》传遍大街小巷

这一年,大陆掀起了一段关于爱情的佳话。由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永失我爱》《无人喝彩》改编的电视剧《过把瘾》大火,荧幕上气质斯文的王志文和明艳大方的江珊成为令人艳羡的荧幕情侣,两人合唱的《糊涂的爱》传遍大街小巷。“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情有几分是温存,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这就是爱,它忘尽了人间的烦躁,这就是爱,它保持着糊涂的温度。”以王朔笔下的故事为依托,王志文和江珊在剧中的表演和气质,撑起了这首歌。同年,王志文和戴娆合唱的《想说爱你不容易》如今听来也有时代的印记,是卡在爱与不爱之间的无奈。“无数个夜里,悄悄地思念你。迟到的风里,记着你。每页的日记里,轻声地呼唤你,醒来的梦里,在哭泣。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除了主歌的部分,王志文的独白令人触动,似乎是用一种痞气去掩盖真实的情感,好让一切显得不那么伤感。

1995年,两首粤语对唱情歌,延续至今,仍是常听常新的经典。一首是《大话西游》主题曲《一生所爱》,卢冠廷与莫文蔚唱和:“情人别后永远再不来(消散的情缘),无言独坐放眼尘世外(愿来日再续),鲜花虽会凋谢但会再开(只愿为你)一生所爱隐约在白云外(守候,期待)。苦海泛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另一首是1995年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与齐豫合唱的《神话•情话》,朗朗上口的粤语情歌,一首歌之间便已经经历了故事中全部的情感,神仙眷侣被数次卷入尘世的江湖中,爱情与世俗礼教掺杂在一起,总想双双远飞,总被俗世困扰。于是林夕写下“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的歌词,与金庸笔下故事的演绎,一起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养分。

 莫文蔚演唱《一生所爱》(ICphoto 供图)

在九十年代,能够走到人心中的情歌,或者从小说与电视剧的故事中发生,或者从现实中发生,纯粹无关现实的浪漫想象是后来的事情了。经历过九十年代的人们可能会记得,一度买一台VCD会赠送光碟,其中有一张专门是情歌对唱。第一首很可能是《知心爱人》(1997),演唱者付笛声和任静现实中也是彼此的爱人。那时的画面即使在当时看,都不算是多么精致的浪漫,而是有一种朴实在里面,任静披着的丝巾在风中飘,付笛声吹奏笛子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凹造型的痕迹,歌词更像是爱情宣言:“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但是你能感觉到那是真情实感。

同时期的情歌对唱,也有类似的风格,故事并不奇特,情感却很真挚。孙悦和邰正宵合唱的《好人好梦》(1998)唱的只钟爱彼此的情感,“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我依然情有独钟”。在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雨》(1998)中,两个已经分别的恋人彼此思念,而女生即将成为别人的新娘。男声唱数遍“想你”,但不拖泥带水,“最后一次想你”,心雨是心中下着的雨或者眼泪,唱着“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说明曾经是决堤的海。

1997年,比起《知心爱人》中的现在与未来相守,一首关于跨国恋情的歌曲广为流传,这段感情没有未来,只有现在,它就是台湾歌手张洪量创作,与莫文蔚对唱的《广岛之恋》,一切都不够,却浪漫到底:“只要今天不要明天”“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愿被你抛弃,就算了解而分离,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不同于爱到最后累觉不爱,这短暂的爱情因为不够而更强烈,倒是宁可被甩掉,也不愿这样白白结束。

2021年,齐豫与周华健在演唱会上与歌迷互动

情歌对唱也唱出了时代的心境。把2000年作为分界点或许并不准确,但去看传唱度高的歌曲,2000年之前,情歌对唱风格万种,但都有彼此在感情上的牵连与难以切断,无论是爱而不得,或者分手而彼此不舍,都有情有义,真实且心中为对方留一个空间。2000年之后,要么是对爱情纯粹的浪漫文学想象,以方文山颇具画面感的歌词为代表;要么是关于分手感受和现实心境的讲述,比如《好心分手》《分开旅行》;要么干脆是小甜水般的青春爱情,以林俊杰的几首情歌对唱为代表,这些甜甜的感情能捕捉青春期少年的心,单纯美好,却是无法承载现实复杂性的小酒窝和长睫毛。

2012年,毛宁与杨钰莹在首届广东流行音乐节上开唱(视觉中国 供图)

新千年第一个十年

进入新千年,个体价值、自我空间越来越重要,在唱感情的裂痕与不得不分别时,个体的心理感受会大过爱情本身,表达自己也不亚于维护情感关系的重要。其中两首能代表这种心态的情歌对唱,是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卢巧音和王力宏合唱的《好心分手》(2002),和姚谦作词、刘若英和黄立行合唱的《分开旅行》(2004)

在《好心分手》中,二人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唱,不只丰富了歌曲的元素,有意无意地,也传达了两人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女声已经决定放弃这段感情,“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男声则在一直祈求原谅,试图挽回:“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分开旅行》是身在恋爱中的情侣,因为期待的旅行目的地不同而发生的探讨,男人想要去洛杉矶,女人想要去巴黎,男人唱着“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而女生听到的则是“计划是分开旅行,为何像结局”“巴黎下了一整天雨”来表达自己多愁善感的心境。像极了现实。

这一时期,浪漫的文学想象和情感片段,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情歌对唱的特点。新千年是周杰伦创作的迸发期,情歌对唱也是其中一部分。除了自己创作词曲并与温岚合唱的《屋顶》(2001),还有颇具异域风情画面感的《骑士精神》(2003)和《布拉格广场》(2003)。《屋顶》唱着在深夜屋顶朦胧中遇见梦中见过的人,旋律抒情,是静谧夜晚中有星空可仰望的浪漫情感。与蔡依林合唱的两首歌,与两人被猜测却从未承认的爱情有无关联如今已不再重要。情歌中,不畏惧邪恶的骑士,保护公主的人,布拉格黄昏的广场片段的瞬间切面,都是太美的画面,更抓人的是歌曲的节奏感和对各种声音拼贴的奇妙运用。相对来说,2005年,周杰伦和梁心颐合唱的《珊瑚海》与人们想象中的情歌对唱更相符,也更容易模仿和传唱,歌词中写道:“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我们的爱,差异一直存在,回不来。”无法相守的爱情,如果用两个不同的物种来对比,更易让人接受,也更浪漫,这一切都避开了现实的种种。

2008年,周杰伦、张韶涵、潘玮柏一起出席品牌活动(ICphoto 供图)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正处于学生时代的人,一定会记得另一种曾经触动过内心,如今已成为青春回忆片段的几首歌曲,尽管可能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喜欢,尽管这些歌曲对于六七十年代生人来说,很可能淡薄无味。在这些歌里,爱情中的单纯美好感受是最重要的,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复杂的现实。如果用葡萄酒来形容情歌,这类情歌就像小甜水,浓度不高,清新美好。其中林俊杰创作的几首传唱度最广,比如和金莎合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2005)以及和阿Sa合唱的《小酒窝》(2008),美好的情感是“蓝色的思念”“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爱情“最美的记号”是小酒窝、长睫毛。在飞轮海和Hebe合唱的《只对你有感觉》(2007)中,则是“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2007年火起来的情歌对唱有好几首,还有荣登彩铃榜首的袁成杰和戚薇合唱的《外滩十八号》,即将分手的情侣迷茫飘忽,“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回忆在外滩十八号的共同记忆,一个说着上海话,一个说着重庆话。还有陶喆与蔡依林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甜美浪漫,一去看歌词,会发现这不是一段简单的小清新爱情,而是时机合适的前提下,两个人彼此相爱,走进婚姻的殿堂的故事,似乎是简简单单,不用追求太多。

很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当中,林夕还写了两首情歌延续了九十年代情歌所带有的韵味和风情,只是这两首情歌不是对唱,而是各自唱出来,是对同一段情感男女主角不同的叙述。这两首歌就是杨千嬅的《小城大事》(2004)和黎明的《大城小事》(2005),歌曲的名字代表了歌者对待这段爱情的定位。杨千嬅唱着:“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厄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黎明则唱着:“未来别担心,道别已经这样近。无回忆的男人,愿你不必再怜悯,过去了不要问。”

就在这两年,林夕还为另外两首情歌作词,这两首情歌与《大城小事》和《小城大事》的怀旧伤感完全相反。从这两首歌的脍炙人口程度上,也能看出是真正意义上能代表这个时代青年人心理的情歌,很多人甚至想不到这两首歌的作词者是林夕:在他与潘玮柏合作的《快乐崇拜》(2004)和《不得不爱》(2005)中,“快乐”是一个关键词。但是,林夕对快乐的态度,却带着点自嘲的意味,快乐不只是快乐,还更像止痛药。在《快乐崇拜》中,潘玮柏漫不经心地唱着“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可无论潘玮柏唱什么,张韶涵都用她有穿透力的嗓音只唱那一句,“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欢乐你邀请它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想必每一个人的KTV记忆里都会有这首歌,不能说是各唱各的,但是也近似了。在《不得不爱》中,不得不爱是因为快乐、悲伤都从爱中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已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在这一时期的情歌对唱中,直接批评对方也竟有一种洒脱的气质。在黄品源和莫文蔚合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2006)中便是如此。曲调翻自韩国Turbo的《Always》,李宗盛填词,却与他往日的词大有不同,因为时代变了。在这首歌中,当黄品源还在思考“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时,莫文蔚作为中文情歌中极少数的唱Rap的女生,把女主角的洒脱唱得淋漓尽致。很多人甚至没有仔细去听,第一句就是“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地说”,总之就是“你可以怪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然后就撤了,留下黄品源一个人在那里emo。

2013年,林俊杰与田馥甄在台北演出

新千年第二个十年

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十年,能想起来的情歌对唱有什么?还是有一首的,是2011年陈奕迅与王菲合唱的《因为爱情》,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接续的是1998年的第一部。小柯为这首歌作的词曲中,也充满了怀旧的气氛。“给你一张过去的CD,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怀旧之后,就甚少广为流传的情歌对唱了。

陈奕迅王菲登台对唱《因为爱情》(视觉中国 供图)

现实中则出现了一种将爱情折价的现象,叫“相亲”,甚至在网站上写下自己的条件,量化为一二三条,希望寻找的伴侣与自己相符。这其中,爱情的出现本该有的最本初的火花被忽略了。在过去,爱情在社会中的变化,在情歌中折射。而现在,很难想象,哪一个真想写出好作品的创作者,能从这个现象中提炼出一首浪漫情歌代表大众对爱情的心声。

如今,人们在古风的情歌对唱《凉凉》(2017)中,结合荧幕故事渲染的剧情,想象爱情可能的美好,现实却可能早已不堪一击,甚至一片混乱。听情歌成为一种追忆,一种与现实无关的幻想。还好,仍然有那些撩拨心弦的动人情歌,让情感丰富的个体能寻找到一方“走心”的空间,无论社会如何被异化,仍然能够抖落掉落在身上浮躁的尘埃,让人们追踪到真正美好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

By 爱乐

精致利己与何不食肉糜

为什么网上各种何不食肉糜的言论越来越多了?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究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各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

这些都是讲优秀的人,应该多关心别人,关心社会,关心民生。

但是在现实和网络中我发现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如此。

越是打扮的漂亮,好看,收入高,学历高,取得的成就高的人,他们往往越自我中心,只关心自己;

而且越是自我中心,只关心自己的人,越容易变得好看,漂亮,收入高。

二者相辅相成。

他们生活的所有内容和唯一重心,就是feel good about myself

说好听点,就自信乐观。

说负面点,就是优越感极强,狂热的想装B,眼睛里容不下任何除了自己以外的话题,思想和兴趣都极为狭窄,只能放得下自己,放不下任何第三方的事情,甚至就连他们宣称所热爱的伴侣,家庭,也放不下,除非在这段互动关系中,他们能够找到可以炫耀,感觉到自我优越,可以拿来吹嘘装B的点。

这些人并不是坏人哈,大部分也都心地善良,彬彬有礼,为人特别好。

只是他们的行为模式,语言习惯,思维认知程序,都太过单调单一,用英文讲就是predictable,老套乏味,极端的可预测可看见,所以和这种人相处会很无聊,和累,很消耗精力,非常枯燥没意思。

因为他们特别擅长在所有一切的语言交流中,找到「自我」。

也就是所谓的无时无刻不在装B

如果话题和他们自己无关,找不到自我,那么他们会强行插入进去。

比如对方主动提出来,说最近某个项目不太顺利。

你随口回应最近生意难做啊,经济不景气,大学生就业率低啊。

你的本意可能只是单纯的讨论下社会经济和对民生的关心而已,并且顺带表示下对他的安慰。

结果对方立刻来一句:没有啊,我刚毕业就工资就过万了,在XX大企业里上班,这些主要看你自己是不是优秀,现在大学生的质量越来越差了,而且我也只是说单独一个项目而已,我们今年生意可好了,那个荣智健你认不认识,啊这么有名的大佬你都没听说过啊(大段科普省略5分钟),我去过他家吃过家宴诶,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你还能说啥,你只能说,哇,真厉害啊,简直天方夜谭,这种只能在杂志里看到的人物居然是你好朋友,也是你特别优秀才有这样的朋友啊,厉害。

再举个例子,你无意间说起成年后很难交上朋友,对方立刻接话我感觉我的朋友都挺好的诶,我认识一个朋友,她爸爸身价400亿呢,经常叫我出去玩,我们都一个圈子的,可好玩的,完全没有你说的这种烦恼。

这个时候你能说什么呢?你说哦是嘛你居然能跟身价400亿的人交朋友?这么说显然就不礼貌了,你只能说:

那肯定是你优秀,才有这么优秀的朋友啊,羡慕你的朋友圈这么高端,社交质量这么优质,厉害。

再举个例子,偶尔聊到高考,你表示对高考不公平的不满,教育资源太落后了,小镇做题家基本考不上清北,因为语文英语老师根本不会教,也不懂完全不知道怎么教,所以只能做题理科拉分,语文英语拖后腿。

你期望听到的对制度不公的探讨,甚至对方表示反对,认为高考很公平,提出观点都可以。

然而对方立刻回复:

其实语文一门不好也不是什么大事啦,我当年语文就不及格,靠着其他四门拉成全前0.1%,考进的是全国顶级985

你眯了眯眼,心里知道他压根也没考得上清华北大,但是你能说什么,你只能说哇哦,你太厉害了,语文不及格还能考这么高分,简直传奇啊。

你必须把话题从对第三方社会制度的探讨,迅速转移到对方身上,围绕着他来说话,才能够把这段对话进行下去。

如果你直接无视他,继续说下去,或者反驳他,他也不会生气,脾气很好。

但是你说任何话题,他全部都能够转移到自己身上。

你说大学生躺平,他说自己毕业名企,1年就升迁,3年就总监,
你说大学生日子难过,他说自己刚毕业也很艰苦,还是挺过来了,
你说我们要多做好事,他说自己认识XX慈善协会的主席,并且把合影拿给你看。

哪怕你不称赞,不夸奖,无视他,他也会自顾自的永远把所有精力,注意力,焦点,全部都放在自己身上。

以上这种交流方式,我个人称之为 active aggressive

即对方特别喜欢积极主动的话痨,但是表达的内容非常无聊枯燥乃至油腻,只有我多么厉害,我的朋友多么厉害,没有任何可探讨的话题和任何独立观点。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很善良很nice甚至很厉害很优秀。

但就是太过无聊了,没有办法去和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深入探讨。

哪怕你把他们所吹嘘的事情当真,谦虚请教,这么大的项目怎么做,这么大的人物怎么结识的。

他们也讲不出什么干货出来,讲的很笼统,或者说,依旧抓住所有机会来显示自己多么的优秀。

你问他是怎么语文不及格还考入top985的,他会回答很容易啊,就刷刷题自动就会了——学习方法是不可能详细告诉你的。

你问他是怎么认识荣智健的,回答是要与人为善,积极主动,多链接啦,总是可以的,你自己优秀,你的朋友才能优秀啊——具体细节是不可能详细告诉你的。

你还能说什么?

你只能说,哇那你真的太聪明了,智商真的很高,羡慕不来。

或者你说的没错,你这么智慧又美丽,而且还这么nice亲和力这么好,人又这么优秀,认识些大佬肯定手拿把掐的。

again,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就是聊起天来真的太枯燥,太无聊,太累了。

不动脑子,抓住他们说的最后一句,然后夸两句,提问一下接下来呢,

他们就能和你滔滔不绝聊两三个小时并且意犹未尽。

更可怕的是,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极致的敷衍了,但是这些人好像很喜欢你,没事就找你玩,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现自己身边越来越多这种人。

这简直就是无尽的自恋地狱。

By 恶魔奶爸

揭秘中国特色情感咨询行业

在找对象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使用过互联网,有没有搜索过恋爱技巧?被对方提出分手之后有没有偷偷地搜索过如何挽回?

如果没有谈过恋爱,那你有没有看过情感专家的书籍,或是在网上不小心刷到过一些情感专家的视频?我想可能在座的各位都不能完全幸免,我也一样。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亲密关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总是跟痛苦、焦虑、矛盾、纠结捆绑在一起,婚恋焦虑成了大部分人生活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烦恼,而这个烦恼也孕育了商机。

2015年我开始读博时,反复地注意到一个词,剩女。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剩女指的是那些已经过了社会一般认为的适婚年龄,但是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广义上是指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我发现最爱谈论剩女,也最想帮她们脱单的,是一群自诩为专家的情感咨询师或婚恋指导者。他们活跃于各类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还开设了情感咨询公司,贩卖的咨询服务动辄上万元。

我对他们如此受追捧感到很困惑,于是决定开始研究这个群体。

进化心理学作为婚恋指南?

在面向女性的情感专家中,当时粉丝量最庞大的就是Ayawawa。在2009到2017年之间,她一共出版了9本书,每一本都很畅销。她也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跟粉丝进行问答,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10万+的阅读量。

▲ 图源网络

这位拥有300万粉丝的情感专家在书里写道:根据美国进化心理学的研究,人类所谓的爱情就是一场精心计算的价值匹配,本质上跟动物间的繁殖行为并无区别。

所有动物或人类都想繁育出健康貌美的后代,所以女性要提高自己的Mate Value(伴侣价值,简称MV);同时因为所有雄性都本能地想延续自己的基因,恐惧后代并非亲生,所以女性要降低Paternal Uncertainty(亲子不确定性,简称PU),具体表现为要温柔、嘴甜、善于崇拜、衣着不能太暴露、事业心不能太强等等,这样男性才会信任你的忠贞,进而对你投资、满足你的要求。

后来有记者写邮件给进化心理学的创始人,也就是Ayawawa在书中反复引用的心理学家David M. Buss,问他怎么看Ayawawa对他的理论的解读。

Buss教授回信说,Ayawawa对进化心理学理论的解读是没错的,在长期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外表,女性比男性更看重地位资源,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实,没什么可怀疑的,这就是事实。

但是我的问题是,事实,尤其是过去的事实,就应当或者说可以成为指导当下和未来的婚恋指南吗?即使是这样一个覆盖了37种文化一万多人的实证性研究,也没有考虑到在父权社会下,女性难以获得资源这个因素对于女性偶择策略的影响。

如果女性本来就能平等地获得地位和资源,那么她们在择偶时是不是就不会把男性的地位和资源排在第一位了呢?换言之,这里真正的自变量并不是性别,而是不同的性别处境。

但是很显然,情感专家们并不想去质问社会环境与文化对人们择偶策略的影响,他们只是把所谓的描述性科学研究成果,拿过来转化包装成一个指导性的婚恋指南,并高价贩卖给那些渴望恋爱和婚姻的女性。万能模型:亲密关系咨询产业化

为了进一步探究情感咨询行业,我在2016年找到了一家婚恋咨询公司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以下简称它为F公司。

进入这家公司,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墙上的一句巨大的标语“爱,是一种可被学习的能力”。尽管公司里的情感咨询师看起来脸上还带着稚气,但他们在F公司的网站上都被标榜为“资深专家”,在每一通见不到面的电话咨询中,他们都被来访者称为“老师”。

F公司的创始人C先生在与我的访谈中坦白说,几年前他开始创业时,本来想做的是面向男性的婚恋指导,但即使公司的营销完全是针对男性客户时,来寻求服务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女性。

于是C先生果断地转向了女性市场,把公司重新定位包装成了一个女性婚恋咨询与培训机构。短短的几年间,他发现最赚钱的业务就是挽回前任和击退小三,而且市场需求极大。

为了在短期内迅速地扩大公司的规模,F公司推出了一个21天速成情感咨询师的培训项目。在田野中,我参加的就是这个项目,我想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情感专家,图中坐在右边的穿白色衣服的人就是我。

这个培训项目包含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国家家庭与婚姻咨询师证书相关的两本教科书,第二部分是F公司真实客户的咨询案例分析和总结,最后所有学员都要进行电话咨询的实操。

在培训中我发现,第一部分内容在整个培训里占的比例少之又少。我问这些导师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说,教科书是好的,但是对实际的咨询没什么用,你只需要看书去考个证,让你的简历好看一点。真正重要的是公司根据几千个真实咨询案例总结出来的万能模型。

这个万能模型是什么呢?他们要求所有咨询师在了解了客户的情况之后,把她们的诉求归进脱离单身、自我提升、婚姻维系、挽回前任这四大类之一,每一类后面都对应着一套非常详细的解决方案和操作流程。

C先生把这称为“亲密关系咨询产业化”。他颇为骄傲地跟我说:“在我们公司一切都是流水线,客户咨询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咨询师的培训也有一套流程。你只需要对着电脑,把这个标准流程念给来访者听就行了。”谁痛苦,谁付费,谁改变:教女性挽回前任的情感咨询

在大量地观摩了这种咨询之后,我发现情感挽回与我想象中的,一个咨询师面对一对亲密伴侣,三个人坐下来面对面交谈的伴侣治疗完全不一样。

在国内的情感挽回咨询中,往往是一方在遭遇婚恋挫折之后,也就是被提出分手或被提出离婚之后,才情绪崩溃、焦急万分去寻找情感专家的帮助。这些来访者大部分是女性,且这种咨询通常都是发生在线上或者是电话里。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总是女性去寻求情感专家的帮助呢?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父权制系统对两性情感规训的不同。男性从来都不被期待去承担情感劳动,他们甚至被要求去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情感。而女性从小到大都被教导要重视家庭,且被期待在亲密关系中去确认自我的价值。所以一旦关系出现问题,女性很天然地就觉得修复和挽回这段关系是她的责任。

第二点更为实际的原因是,离婚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代价。F公司有一位咨询师,他处理了大量的全职主妇来访者,他跟我分享说,我的来访者通常在发现丈夫出轨之后都感到进退两难。

一方面她们想离婚,因为她确实被背叛和伤害了。但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离婚,因为她们放不下孩子,以及因为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也离不开这个关系。

女性在婚育过程中付出的家务、育儿劳动几乎都是无偿的,而对于那些在婚育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来说,在离婚后想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或者再婚,难度都比男性要高很多。

这也就造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在情感挽回咨询中,似乎另一半被完全免责了,哪怕是出轨了的丈夫。

我问这些咨询师,你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伴侣治疗呢?他们告诉我说,在中国你怎么可能让男性去付费学习这个内容?当下的情感咨询是非常合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谁痛苦,谁付费,谁改变”。

所以我看到大量的女性来访者跟着咨询师,按照模板的这一套流程,去分析自己的依恋类型和原生家庭,把自己的情感模式问题化,然后开始情绪管理和自我提升,训练自己成为一个“低需求”的伴侣。

在整个过程中,她们具体要做哪些功课呢?

首先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自我优缺点分析,咨询师会带着来访者回顾自己原生家庭中的种种苦难,得出一个结论,你的依恋型不是安全型,而是痴迷型。

痴迷型被认为是一种有问题的依恋类型,它通常是因为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照顾者足够且及时的回应与爱,或者是由之前的不愉快的亲密关系的创伤所导致的。

这些情感咨询师会向来访者承诺,只要你跟着我们做功课,就可以转变你的依恋类型。

她们要写情绪日记,每天至少记录5件具体的事,量化自己在其中的情感分数;还要列幸福清单记录生活中的快乐,记录对方曾经对自己的好,提醒自己要继续挽回;健身读书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爱的五种语言》《非暴力沟通》这一类书籍,然后还要记笔记等等。

我们可以发现,在情感专家和情感咨询师的眼里,婚恋就像是一场人生必须要进行的考试,一场必须要赢的游戏或战争,所以我们经常从他们的口中听到战术、心法、套路、技巧这样的词汇。

进化心理学、认知行为疗法、原生家庭,所有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工具,拿来用就好。他们希望人们相信亲密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风险是可控的,问题都是可以付费给专家来解决的。

当这些情感专家一边贩卖婚恋焦虑,一边贩卖情感咨询的时候,其实是在教人们去量化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得与失,且在这种量化和算计的过程中物化自己和对方。这就是工具理性指导下的恋爱和婚姻,执行任务、解决问题,别的无需多想。PUA魅力课程:面向男性的情感培训服务

当我发现情感咨询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和购买咨询服务的消费者,大部分都是女性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悲哀和难过。

因为我研究的是与异性恋关系相关的情感咨询,但显然这里面缺少了一些人,所以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那些针对男性的情感咨询服务。于是我发现了一片新的领域,PUA,全称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

PUA起源于美国的夜店文化,原本是为了快速吸引女性发生一夜情的搭讪技巧。很神奇的是当这个东西进入中国之后,成了网络上很多男青年,尤其是那些青涩的不善交往的男青年,学习如何找到女朋友的“泡妞圣经”。

近几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PUA的案例,大多都涉及到精神操控、自杀鼓励和教唆等。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些极端案例之外,PUA学习者中也不乏没有带着“实现百人斩”或“快速推倒女生”等恶意目标的普通男性,他们只是想学习如何跟女性相处,想要找到一个女朋友。

我想探究,在中国的PUA大流行背后,是否也存在着普通男性的男性气质焦虑,以及他们在婚恋中面临的困境。一开始我在一家叫作“坏男孩”的App上学习了很多PUA课程,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我需要接触到真实的学习PUA的男孩。

于是我找到了一家进行线下培训的初创小公司,简称W公司,他们的口号是“做你的情感管家,帮你实现情感自由”。当我到W公司的时候,他们正在给二十几位男青年线下授课,这个课程长达10个周末,收费近8000元。

W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来上课的这些男孩中有几个富二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男青年,他们的收入在一万元左右,不擅长打扮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女生交谈。

W公司为他们打造的“魅力课程”究竟有什么内容呢?第一步是外貌大改造,从发型到穿衣、健身,打造一个理想化的男性身体。还有很多细节的内容,甚至包括如何修剪鼻毛和指甲、如何选择袖扣、如何佩戴领带领结等等。

简而言之就是,这些男孩要学习如何从头到脚地做一个精致的都市男子,他们在培训中需要提交自己在改造前后的照片对比来交作业。

第二步是在朋友圈进行展示面的建设,用PUA的术语来讲叫作DHV,demonstration of higher value,高价值展示。

W公司的培训导师会提供给付费学员5个G的“干货”,其实就是培训导师自己的朋友圈截屏,以及他们和各种“妹子”的聊天记录。他们还会手把手地教这些男学员,如何拍摄出有品味的照片,以及如何修图等等。

最后一步就到了实操环节。W公司要求这些学员必须在各大婚恋交友平台上,以及使用微信摇一摇寻找附近的陌生人,去操练他们所学到的搭讪技巧,每周至少要跟7到10个女性进行线上聊天和线下邀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课程中,W公司的培训导师从来都不标榜自己在教PUA。他们强调的是在给青年男性赋能,教会他们如何展示自己的高价值,从而能够轻松地“狙击女神”。

在研究期间,我加了二十几位PUA导师和学员,所以我的朋友圈变得异常的丰富多彩。

他们强调一定要真实拍摄,不能用别人的图片,在观摩了大量很雷同但又不完全一样的照片后,我发现其实光有光鲜亮丽的图片是不够的,你还要学会图文不符、声东击西,才能显得不low,避免太刻意。

比如有一个很典型的“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其实也是在从侧面展示他们的手镯、腰带、鞋子、眼镜等奢侈品。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看了太多这样的图片,我总结了一个十四字箴言:咖啡书店小情调,红酒旅行高尔夫。

这些男孩其实都是在自己的朋友圈,进行一种深度美化之后的自我包装与呈现。因为W公司的培训导师告诉他们,不论是探探、陌陌、世纪佳缘,还是珍爱,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约到的妹子,都必须把它引流到微信上,否则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妹子加了你的微信之后,第一步就是翻看你的朋友圈,如果你的朋友圈毫无价值和亮点,妹子自然不会对你感兴趣。这些PUA男孩对此深信不疑。

再给大家展示一些精彩的内容,这三张图片放在一起显得非常有冲击力,但它们出现在我朋友圈时,其实时间跨度上已经有八个月之久,以至于我经常会产生一种既视感,我为什么总是看到似曾相识的图片和内容?但它们的确是来自三个不同的人。

后来在整理田野资料时,我才发现其实这背后有许多公式,很多学员就是按照这个公式去套用。显然在泳池边搔首弄姿,从背后进行拍摄,是一个典型的高价值展示公式。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有一些PUA男孩质问我说,你这么朴素,连妆都不化,怎么可能是研究PUA的呢?我才意识到,在他们那里,“研究”是另外一种含义。

曾经一度我也想尝试实践一下高价值展示。当我去到了相同的景点,决定拍一张照片时,我才发现很显然,遇见了谁不决定我走到哪,遇见了谁决定了我被拍成什么样。

当然这个比较除了幽默好玩、调皮一下以外,我是想要告诉大家,高价值展示往往需要苦心经营的设计,在这背后,这些男孩往往也会经历一种无止境的焦虑。比如在发完朋友圈之后,他们会反复地查看有多少人点赞、多少人留言。

这些PUA男孩相信,只要在朋友圈里活得有钱有闲、光鲜亮丽,就能够吸引到潜在的女朋友。他们似乎想要构建出一种更加理想化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显然是围绕着消费主义展开的,基于一种通过消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抱负。

消费主义是什么时候进入到男性气质以及亲密关系中的呢?

自20世纪以来,爱情就已经与各种社会区隔相关的消遣型消费以及中上阶层的行为礼仪捆绑在一起,人们几乎是必须通过以金钱为基础的追逐享乐的个人主义消费行为,才能体会到“真爱”和“浪漫”的感觉。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女性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浪漫”,但这个浪漫已经变成了有钱有闲且能够游刃有余地消费玩乐的代名词。

对于这些年轻男性,在初入社会、毫无经济资本的情况下,他们在消费主义的婚恋场域内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于是他们只能转而寻求PUA所教授的“逼格”和“套路”,假装自己好像有某种资本。

学习PUA有用吗?

如果我们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来理解PUA的逼格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要把本应该缓慢习得、潜移默化的文化资本,压缩到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去速成。那这种学习对于PUA学员来讲到底有没有用呢?

我曾经问过PUA男孩,你们会不会把这个课程推荐给其他男性,他们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犹豫。有一个建筑师男孩跟我说,他觉得很有用,因为这提升了他的个人社交技巧和品味,增强了他的自信。

但是有钱有闲的速成过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自我规训。有男孩表示,他不想让别人,尤其是未来的女朋友知道自己曾经学过PUA。更有一个男孩向我感慨道,有再多的套路、再多的逼格,但在大城市买不起一套房,一切都是白费。

显然,PUA培训尽管帮助他们接触到了更多的女性,但也加剧了他们自身的男性气质焦虑。

在我的田野中,有一个男孩William让我印象非常深刻。William在跟我访谈的那次见面中,我们点了咖啡和甜品,但他拒绝吃任何甜食,咖啡也不能加糖。他说因为最近他在跟着私教进行增肌,只能吃白煮鸡胸肉和蔬菜。我当时夸他太自律了,William苦笑了一下自嘲说,如果连努力都没有,我还有什么呢?

当时我问William,学会了这些套路之后,你有没有在约会当中实践一下呢?William的答案还蛮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是的,我学会了所有的套路、逼格,但是我根本不想花时间和精力去使用这些套路,自我提升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我每周要看两本书,还要健身,一想到这周末要约一个女生出来,我要至少花两小时提前计划和安排,我就已经不想约会了。

从William的表述中可以看出,PUA所教授的逼格和套路背后,其实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现代自助产业(Self Help),而自我提升其实是资本主义体系误导下的自我奴役,将自我引导进一个不断提升的幻象,进行无止境的苦力。

当我问William说,除了对于自我提升的时间和精力的顾虑,你个人对PUA的套路怎么看?

William说,有时候我觉得我都快精神分裂了,因为我怕自己没法分辨女孩爱我是因为我的套路,还是只是因为我,我更怕的是套路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以至于到了我自己都不自觉的程度。

在《残酷的乐观主义》这本书中,劳伦·贝兰特曾经写道:在新自由主义下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法实现它所允诺的繁荣、向上的流动,以及稳定的亲密关系了。

在当下的中国,其实我们也进入了某种相似的困境,婚恋承载着人们向上流动或是稳固阶级的渴望,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讲,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尤其是男青年,为了勉强在这个游戏里玩下去,他们只能转而寻求暂时的甚至是虚假的文化资本。他们乐观地相信只要学会了如何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高价值,只要学会跟女生交往的技巧和套路,就能在未来找到一个亲密伴侣,过上美好的生活。

但是很显然,这种乐观主义是极其残忍的,因为朋友圈里的高价值展示,并不能给这些男青年带来PUA培训所允诺的情感自由或是美好未来,带给他们的也许只有无尽的自我提升和无法言说的痛苦。

在去年夏天我尝试联系曾经的一些PUA被访男孩,想跟他们做一个跟进访谈,很可惜,有些男孩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也有一些人不太愿意跟我再见面了。最后真的约出来见面的,只有这个说自己对套路感到精神分裂的William。

图片中是2017年我们第一次访谈当天他发的一条朋友圈,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接触女博士,从人类学聊到社会学,再到哲学,受益匪浅。当然这条朋友圈完全可以解读成,我变成了他高价值展示的工具人。

但是讲实话,我那天下午也聊得蛮开心的。五年后再见,William的肌肉更发达了,但是我发现他整个人更加悲观了。当我问到他未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35岁就回老家,目前还在这座城市是想多挣点钱,等挣够钱之后就回老家买套房,然后再考虑娶妻生子的事情。

情感资本主义时代的亲密关系

我在田野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把进化心理学当成婚恋指南的女孩、有愿意支付高昂的费用寻求击退小三的家庭主妇、有因为找不到女朋友而去学习PUA的男孩,还有在流水线上速成的情感专家。

在与他们的访谈和交往当中,我发现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叙述口吻,也就是所谓的整体性情感架构:我改变不了规则,所以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规则,努力成为规则里的赢家。

在面对结构性的困境时,他们积极地寻求个体的行动,期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境况。他们对亲密关系里的问题感到无可奈何,又对自己采取的行动充满乐观的憧憬。

其实,哪怕是在伴侣治疗较为成熟的西方世界,人们也一样在经历某种程度的“爱情的终结”。当我这样批判速成的情感专家,以及当情感专家自己在向往西方的伴侣治疗时,它真的是一个更好或者更有用的选择吗?

对此,社会学家易洛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她认为在西方,伴侣治疗师把沟通建构成了一个仿佛能解决所有婚姻问题的手段,而且这种沟通必须在伴侣治疗师的协助之下完成。

然而易洛斯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社会和性别的不平等。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女性说丈夫不帮她做家务时,伴侣治疗师可能会建议她,“我需要你帮我一起分担家务”是比“你应当跟我一起分担做家务”更好的表达。

但这种所谓的沟通技巧的提升,所遮蔽的其实是家务劳动背后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就算这些伴侣治疗师说服了人们,相信提升情商、爱商、沟通技巧后就能获得更好的亲密关系,但对于人们所遭受的爱情生活的集体性困扰,他们并没有得出什么洞见。

其实我的田野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今年夏天一席找到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情感专家已经是过去时。

以Ayawawa为代表的婚恋专家已经风头不再,多家PUA公司被整顿关停,像“坏男孩”这样的App也都被下架。2021年12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中,已经明确增加了禁止通过精神控制残害妇女,也就是说PUA是一个违法行为。

同时,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中,我也时常直观地感受到社会的变化。我从我的00后学生那里学到了一首打油诗,和大家分享一下:

智者不入爱河,

冤种重蹈覆辙。

寡王一路硕博,

我们终成富婆。

作为一个80后,我能从00后那里感受到,他们虽然还渴望恋爱,但是已经非常明确地恐婚恐育。

六七年过去了,我们的整体性情感架构已经从“婚育是大部分人的人生必选项”走到了如今的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不婚不育保平安”。曾经在奔三的年纪,我一度因为还没有结婚被嘲笑为“剩女”,如今我又因为已婚已育被嘲笑为“婚驴”。

好像年轻人对于家庭和婚姻已经不再憧憬,残酷的乐观主义在他们身上也不起作用,相应的他们反倒生出了某种乐观的躺平主义或摆烂主义。

现在说出这些话,使我听起来好像对于过去的纯粹爱情充满了向往和怀念,但很显然我们所有人都回不去了。

中国的离婚率在2019年已经飙升到千分之三点四,离结比到达了43.86%。换言之,在2019年那一年,每100对新人注册结婚的同时,就有44对夫妻选择了离婚。

随着离婚率的激增以及不婚不育倾向的上升,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情感资本主义时代,情感成为了一种可被评估、检查、协商、计算以及交易的实体。脆弱的亲密关系在情感咨询当中找到了一个临时停泊点,但也使它发展得异常商业化。

在商业化的情感咨询中,亲密关系中的自我变成了一个痛苦的自我,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改变、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才能重新被纳入市场中。

我们显然已经处在了鲍曼笔下的咨询和广告的天堂,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也在不断地追求绩效,不断地进行自我提升和自我剥削,哪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亲密关系,我们可能也想要更高的情感浓度和更多的情绪价值。

只是,你想要这样的生活吗?

By 一席

他们不是穷人,而是中产返贫

电影《寄生虫》刚上映的时候,国内绝大部分网友对寄生虫都是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一家人:

又懒,又虚荣,好吃懒做,又不求上进,而且还坏,祸害善良温柔的朴社长全家人。

并且还列出了一堆寄生虫情节安排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富人请司机和请保姆都是非常谨慎非常排外的,不可能那么轻松容易的就随随便便招个外人进来。

这些评论其实都是没看懂电影导致的。

寄生虫这个电影有很大的深意,需要细细挖掘才能真正领会。

就以网友的差评来说,随随便便就招外人当司机当保姆,整个谈吐和仪态,贫民窟环境下生活的老夫妻俩是不可能不露馅的。

这个其实就说明,老夫妻俩的能力,个人素养很高,就不会露馅。

为什么不会露馅?

因为他们就不是从贫民窟里长大的。

妈妈是全国链球锦标赛亚军,能在全国比赛的重压下不怯场拿到银牌的人,就算是贫民窟出身,也不可能还保留贫民的缺点,怯场,谈吐差劲,能力低下。

爸爸开车的车技也是一流,里面多次提过他以前就给社长之类的大人物开过车,不论是开车还是修车水平都很高。

两口子都不是什么低贱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和贫民,而是有能力有头脑说话有谈吐的高素质的人。

富人家找司机找保姆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光是厨艺和护理这一块就很糟糕,必须是要高素质的人来用心做事的,光是给高薪水也没有用,用心不用心,能看得出来。

老夫妻能够轻松当上富人的司机和保姆,没有别的原因,说明他们的能力强,轻松就超过了其他面试者。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主角全家人都不是贫民窟出身,那就是「他们全家都很团结」。

东亚社会里的贫民家庭,是不可能团结的。

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贫民?

前段时间有个微博段子,讲两口子出门为了8块钱的奶茶吵了起来,老公拼命的希望老婆和孩子承认,8块钱的奶茶就是垃圾,就是骗人,就是对人有害,谁买谁就是SB。

这种对小钱的极度抠门,以及家庭成员的极度内斗,戾气极大,才是真正的贫民。

东亚的贫民家庭,不可能有任何团结可言,永远都是父母怨恨小孩,不停的哭诉自己的艰苦辛劳,小孩愧疚害怕父母,上下彼此之间都有严重隔阂,绝对不会彼此交心交流,也更不可能有电影里那个公开讲儿子闺女是我们的自豪骄傲,把链球银牌和艺术天赋等比较虚的,不能换来两斤猪肉的精神荣誉,看的比较重。

东亚的贫民家庭,只会有争吵,谩骂,鸡毛蒜皮的斤斤计较,以及家庭内部权力的永恒争夺和掌控。

像电影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喝啤酒吃烧烤无话不谈,而且异常的团结,是绝对不可能在东亚贫民家庭里出现的。

我自己就是贫民家庭出身,我非常理解这套家庭秩序和家庭关系。

只有基础物质条件满足了,人才会重视精神层面的需求,才会对链球,银牌,艺术之类的感兴趣,也才会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才会彼此平等,互相支持,异常团结。

所以寄生虫里的穷人,不像穷人,更像富人,起码也是精神富有的人。

这个就说明他们本来就不是穷人,不是生下来就在贫民窟的,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家道中落,才搬到贫民窟的。

这个设定其实就说明,这部电影背后的深意更加恐怖。

并不是所谓的穷人和富人的二元对立。

而是普通人,中产,或者工薪,平民,在社会上的生活越来越差,彻底的衰落和下滑。

这个衰落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电影里也说了,就是投资台湾古早味蛋糕店失败,积蓄全赔,爸爸本来好的工作也没了,只能全家人搬到地下室折腾。

妈妈在别墅里说,钱就是熨斗,把生活里所有的不平整都烫平了,还是有钱才能善良,我有钱我也善良。

这么高深的人生哲学,穷人是绝对发表不出来的,因为穷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钱,拥有过钱,不存在安全感,他们根本体会不了什么人生。

这种所谓的人生感悟,其实更是人生经历,妈妈是在回忆以前:

我们家曾经有钱的时候,就没遇到过现在这么多的不平,我们家曾经有钱的时候,我也善良,而不是现在的悍妇。

也只有从中产滑落,到寄人篱下,才特别的注重自尊心。

真正的穷人是没有自尊心的,他们也不懂自尊,都是有奶便是娘,赤裸裸的丛林社会,谁对我好我就跟谁,任劳任怨。

只有曾经体面过,知道什么是受尊重的人,才特别看重自尊,才会在社长捂鼻子嫌弃自己时候失去理智,去把社长一刀给捅了。

这个电影的深意,反映了一个比表面更严重的问题:

不单单是穷人和富人对立。

而是社会有大批的平民在不断的变穷。

不是富人越来越富,也不是穷人越来越穷。

而是本来不穷的人,在批量化的变穷。

开篇全家人在打零工干活,一点也不认真,偷奸耍滑,

后来赚到钱了,全用来大吃大喝,也不想着搬离地下室,不换个更好的生活,

不是他们穷,他们本性差,他们人品差,他们不努力,他们活该。

而是他们投资蛋糕店失败了,上当受骗过,基本心死了,完全不在乎了,不敢有长远规划,干脆及时行乐算了。

片中表面看受害者是朴社长一家。

但其实真正的受害者就是主角一家,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误信蛋糕店加盟骗局,而一夜返贫,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受害者。

朴社长死亡只是个例,主角一家返贫,是整个社会现象,一整个社会阶级。

我以前说过,为什么普通人很难跃升改变。

因为跃升的过程,类似一种猜硬币的游戏:

猜对了,得20万。

猜错了,输10万。

如果你有100万,1000万,你肯定会无限玩这个游戏。

但如果你只有10万,那你肯定不敢玩。

不敢玩,就跃升艰难。

但这个还是建立在,游戏真的公开有效,人人守规则的前提下。

在规则明确的情况下,普通人都很难跃升。

现实是,大部分时候,规则都不明确。

更像是一场猜拳游戏。

参加游戏,需要普通人的全部身家。

猜拳赢了,可以赚2倍或者3倍。

但一般都是你先出拳,对方看到你出什么,对方再出。

蛋糕店加盟这种骗局,不是赚蛋糕钱,而是赚加盟费,疯狂的打广告制造骗局,本质上不就是不守规矩,骗你先出拳么。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是如此的伟大了。

只是肤浅的建立穷富二元对立,其实是肤浅了。

它的深意,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By 刘晓光

你是什么时候对工作心灰意冷的

1. 一个年轻同事,天天巴着领导,围前围后的干活,结果有一天周末在家心梗了,ICU里面躺了一个月。你猜,他躺在ICU的时候,领导开例会的时候,怎么说话的? 大概意思就是,某某躺进去了没用了,他怎么样是他自己的事,你们还得给我好好干。

2. 我们公司一个男同事,后来考了公务员。开始一两年还特别开心,经常看他发朋友圈分分享生活和工作,后来慢慢就不是分享了,渐渐多了一些消沉和佛系,有时候还抱怨。我跟他聊过,他说在里面经历了一些事后,慢慢没有了之前想走仕途的心思,不再打鸡血,不再听领导画饼。他考进去的时候是27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岁月,是他们科室最年轻的人之一。他们科一共5个人,一个股长,50多岁,一个副股长,40多岁,一个从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也是50多岁,剩下一个是个24岁的姑娘,还有他。按道理,这个配置在科室也不弱了,两个年轻人。但是那个女生考进来后就躺平了,让她做个事她就说不会,让她加班,她就说感冒了,头痛,要回去休息。他跟领导反馈,说是自己忙不过来,让分出去一点活。领导就去找姑娘谈话,姑娘直接就哭的梨花带雨只,说为什么欺负她一个女孩子。领导没办法,活分不下去,他只能继续干。但是活越干得多,出错概率越大。他被市里督察发现两处操作错误,扣了单位的绩效分,当时就被罚了200。年底评优,他们股室年轻人有一个名额,但要求不扣分,结果他扣分了,没评上,那个女生啥活不干,一点错没有,被评上了。就这样,每天累死干活的人,一点回报没有;不干活的人,倒是可以评优评先。这种“鞭打快牛Q”的现象,让他无比寒心,把想要进步的想法彻底掐灭了春晚沈腾小品《坑》,确实是来源于体制内实际工作情况的,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让有为者有位,要有容错机制,但执行上还是没有很彻底。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部分年轻人过早躺平的重要原因。

3. 年轻有为的时候,不提拔我,说老同志优先。等我又加班加点干了几年熬成了老同志,还不提拔我,说干部年轻化。提的都是自己的小圈子的人,还好意思舔着脸说我群众基础不好。群众基础不都是想提谁之前先放风的么?想让谁群众基础好就谁群众基础好么?好容易熬到他今年滚蛋了。可是我知道以后也没啥机会了,因为已经错过了关键几年。这个混蛋以后千万别落到我手里,能收拾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4. 其他的先不说,工作以来我始终有一个感觉,我仿佛进了宫,什么都要讲等级,个个讲话弯弯绕绕,阴阳怪气。偏偏我还是个刚进宫的宫女级别,感受就更明显了。遇到分工不明,脏活累活都默认是年轻人干,拒绝就是没有觉悟,不思进取,不和领导走得近不媚上欺下,安静做事被提醒不要太内向。地方小,人均年龄45+ 大家没什么爱好每天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分析事,当然都不会是什么好话,你不想参与也被迫接收了负能量。忙闲不均,忙没有忙的价值,在我们这地方,家里没点实力的事业编当一辈子奴才顶天了副科,公务员要提拔也没有那么容易,好处都让会来事的人捞去了,出了事情背锅的就是底下人。像我们这种老实人光是自保,避开别人挖的坑就要耗费心力,养成厚脸皮,不惧流言的强大内心也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一般人经历这么一遭可不得心灰意冷

5. 我在单位8年,一个优秀没有,新来的妹纸4年,连拿3年优秀,2022年休产假8个月照样拿优秀。心灰意冷了。评优秀就是评人际关系,我人际关系不好,也不怪别人。还有就是只有办公室的能拿优秀,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毫无价值。

心灰意冷之后就是真正的抑郁

工作了几年之后,一天,大厂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感觉自己“病了”。

那是一个周末,公司大楼灯火通明,他坐在工位上值夜班。突然之间,一种冰冷的感觉像蛇一样爬上来——胸闷,无法呼吸,感觉痛苦。这种痛苦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起身去洗手间给家人打电话,打着打着就嚎啕大哭。

他去看中医,医生开了一堆药,其中有治疗抑郁的中成药。从医院出来后,他逃离现实的愿望空前强烈,于是给领导请假,想着:如果领导不批假,他马上辞职。

领导批了假。他马上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南方旅行。回来之后,他感觉好些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那种抑郁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像一个无限循环,反反复复出现,困扰他很多年。

从2019年到2021年,大厂HR雨璇出现了两次心理崩溃。

一次是2019年。当时她接受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项目;头一年,她刚做了母亲。双重压力之下,她出现了崩溃。她去北医六院就诊,结果显示,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

图:《实习医生格蕾》剧照

她提出辞职,被领导挽留、建议转岗。在新部门调整了一阵子,她感觉自己好一些了。

2021年的那次崩溃来得更为剧烈。当时,雨璇所在部门的一个项目黄了,她的家人则生病住院。在外人看来,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房有车,但是她感觉,自己当时被事业和家庭放在火上烤。

那段时间,雨璇出现了重度失眠和死亡焦虑。在北医六院,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为了自救,雨璇去做心理咨询。在首次咨询的50分钟里,她哭了整整45分钟。压抑多年的情绪一旦爆发,整个咨询室都被淹没了,“压都压不住”。

“我很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也很不甘心,我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你能帮帮我吗?”她对咨询师哭道。

心理咨询师李丹旻服务的对象包括不少大厂人。她发现,当一个人在大厂卷得很欢时,这个人是不需要心理咨询的,只有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才会想到去做心理咨询。因为心理问题会“躯体化”,这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现,即,一个人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最后通过身体的疾病表现出来。

图:《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李丹旻有一位朋友在大厂工作,在工作时,他非常忘我,每件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迟钝,对一些腰酸背痛之类的小问题毫不在意,一旦开启工作模式,就会全情投入。

直到有一天,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

心理问题还会代际遗传,每一个来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小孩后面,都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李丹旻在给一个有抑郁问题的孩子做心理咨询时发现,症结不在孩子身上,而在孩子的妈妈身上——这个妈妈在大厂拼命工作,经常整个人都处于躁狂状态,完全无法安静下来。“她好像进入那个机器里面,有点出不来了。”

妈妈的焦虑感,全部都倾泻到了孩子身上。

“当父母一直活在自己的焦虑里时,他们是没有办法看见孩子的。孩子的感受被父母的情绪覆盖掉了。”李丹旻说,当孩子持续不被父母看到、无法发展出健康的自我,到青春期就容易出现无法上学、自残乃至自杀等行为。

02

无意义感与生存焦虑

在大厂,人的无意义感和虚无感会提前降临。它源于机械重复、过于细化的流水线作业,也源于高效、高度协同必然导致的去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人被工具化和异化了。

“为了效率,大厂领导往往说一不二,下属的空间很小。如果你有自我意识,觉得被控制很痛苦,何去何从?”李丹旻问。

一个大厂员工说,每天上班,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人”。

在大厂做实习编辑的第一天,沈毅就感到了不适。那天他腰酸背痛,工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念头划过他的脑海——“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吗?”

图:《疑犯追踪》剧照

他觉得网络新闻编辑跟富士康工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三班倒,都是不停简单重复,都要拼体力。富士康的生产线叫“拉”,每条“拉”的负责人叫“拉长”,沈毅经常和同事开玩笑,叫自己领导是“拉长”——大家都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网络编辑的小夜班是下午3点到晚上12点,大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晨7-8点,值完一个通宵夜班,就像中了毒,“连呼吸都难受”。刚缓过来,下一个夜班又来了。

工作能体现出智力含量的部分,就是改标题——用20或24个字,把一篇文章的主要看点囊括进去。但这样的部分,很少。

压力则比富士康更大。网络媒体极其看重时效,各大商业网站会比拼谁的突发新闻PUSH发得更快。一条新闻比竞品早发1秒,就可以放进周报作为重要业绩汇报。在此情况下,网络编辑的精神高度紧张,不敢错过任何重大突发。在抢时效抢到极致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几个网站前后脚推送的都是假新闻。因为没有时间去核实。

亦诚曾在某大厂游戏部门任职。部门下面有很多工作室,因为曾经出现的赛马机制,不同游戏工作室和项目之间就会出现“反复造轮子”的情况。大量基础而无意义工作因此产生。“你会特别无奈地想,我的天,我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做这个。但是在这个制度下,你没有选择。”

图:《生活大爆炸》剧照

生存焦虑也困扰着大厂和大厂人。

在外部资本市场,评价大厂表现的依据,是利润率、营收、增长率等数据。在大厂内部,评价员工表现的依据,是KPI、已沦为KPI变种的OKR、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等。

“当所有人都被无形的结果和功绩指挥着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生存恐惧的。”雨璇说。

作为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清楚地知道,自己KPI考核的最关键数据就是流量。“为了KPI,有的编辑会把一坨坨吸引流量的狗屎推到页面上。但是你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沈毅相信新闻专业主义,觉得新闻应该惩恶扬善、反映社会现实,但他发现,能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稿子往往流量都不高,甚至很低,而那些打“黄赌毒”擦边球的稿子,流量则很高。他的领导对外宣称说要做严肃新闻,但当沈毅推了一条流量很差的严肃新闻时,领导就会质疑:“为什么要推这条?”“流量不行,赶紧撤了”。

因为流量是互联网大厂的命脉。流量就意味着广告,意味着钱。

大厂很多部门下设的工作室会被要求独立核算成本。项目负责人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项目和手下的员工每天要花掉多少钱,项目成本与研发成本要以怎样合格的利润率才能赚回来,从而保证工作室的营收与年终奖。“当大家都开始拼利润率和成本核算的时候,就卷起来了。”亦诚说。

让大厂人焦虑的末尾淘汰率、35岁红线,也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你会感觉工作得越久,自己就越没有价值。”曾在大厂任管理者的王彦说。

图:《上班一条虫》剧照

大厂生存焦虑的直观体现之一,就是公司要求某个部门或工作室自证价值。“当一个中层带着团队说我们要自证价值的时候,有80%的几率是悲剧的开始。”雨璇说。在要让公司看到自己更有价值、自己部门值得活下去的时候,管理者和员工很难做出理智的决策。

她觉得,如果不折腾,大厂的有些业务“可能死得还慢点”。

“在大厂的上升期,大家也会有拼搏的感受,但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充斥着无聊、空洞和无意义:开各种各样的会,跟各种团队PK,为了一点资源你争我抢。还有同事擅长向上管理,天天琢磨老板,老板喜欢啥他就汇报啥,粉饰业绩,捏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成果。在行业发展放缓之后,更是如此。”王彦选择了辞职。

还有更多人没有离开的勇气,但又倍感痛苦,于是就会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03

好学生

好学生,是大厂的抑郁高发人群。

“大厂的好学生密度很高,这是从源头筛选的结果——大厂招收大量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都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已投身心理咨询行业的前大厂员工萧念一观察发现。

勤奋、温顺、忘我奉献、追求完美,让好学生成为大厂的理想员工。

但另一方面,好学生会高度在意外界评价、过度反思,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遇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抨击自己。不久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去世。她的姐姐李思林告诉媒体,在妹妹病情恶化时能感受到妹妹的无力,“妹妹会嫌弃地说,‘都是我不好’。”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好学生不能接受自己的‘无价值’,而他们价值感的来源,在学校时是成绩,在职场时是业绩。一个每天摸鱼混日子还能拿高薪的大厂员工是不会抑郁的。”李丹旻说。

雨璇曾是这样的好学生。她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有硕士学历,工作后业绩出众。“在职场上,我一直想做一个女战士,做一个神奇女侠,很想去证明自己。”

所有心理问题都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在两次大崩溃后,雨璇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根源所在。其中既有大厂的外因,也有自己的内因——“你很认真地想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工作、对出成绩这件事非常在意。你很想要那个很厉害的自己,很排斥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假自体”,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迎合外界眼光、顺从外部环境,打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壳”,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很多好学生就顶着这样的假自体生活,他们的自我价值、生存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外部认可之上。于是,读书的时候,他们通过努力获得高分,让家长和老师认可。进入大厂后,他们通过努力取得成就,让公司和领导认可。

换言之,我工作,故我在;我优秀,故我在。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脆弱的一面,将这部分压抑在潜意识中。压抑得太久,就容易被反噬。

雨璇发现,在自己此前任职的大厂,不少老员工都是好学生,都有一些抑郁。后来她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工作对自我价值的关系这件事这么看重?为什么我们像依赖生命的养分一样依赖外界评价?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自我没有长得特别稳固。”

但在想明白之前,大厂生活就像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袍子。

有一次,雨璇被老板的一句指责深深刺痛:“你的标准就这么低吗?”

她特别难受。“这种话我是听不得的。如果别人在这方面质疑我,我就非常想反抗。” 毕竟,长期以来,她关于“我很好”的自我认知,是建立在“我很负责、我很上进、我对我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基础上。领导的那句话,相当于否定了这一切。

图:《坡道上的家》剧照

从大厂离职前,亦诚一直是四星五星员工。直到一次,她参与运营的一个游戏项目因为某些原因被叫停,工作室面临人事大调整,亦诚体验到了巨大的失控感。为了缓解焦虑,她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精神分析。

这位心理咨询师是拉康派的。包括拉康派在内的很多精神分析流派都认为,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所以精神分析师会经常问来访者:“‘别人觉得你好,诶,你觉得自己好吗?’(‘别人觉得你不好,你觉得呢?’)‘别人想让你做这件事,诶,你想做这件事吗?’”

被咨询师这样问到时,亦诚被深深地触动了。“竟然有人问我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以前没人问过我。”

她后来就发现,很多大厂好学生都陷落在二元关系的思维中,只能通过外界评价来感知自己的存在。“你说我好,我就是好的,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不好的,我就很难受。”而更健康的状态应该是三元关系,即使你说我不好,我也知道,这只是你对我的评价,并不是真实的我。但很多好学生一直生活在评价与被评价的环境中,人格结构上没有独立评判意识。

在大厂,还有很多好学生的痛苦来源,是强烈的道德洁癖与公平意识。

一位前大厂员工在发现直属领导贪污、向其上级领导举报未果后,整整痛哭了一个晚上,“完全是生理性反应,浑身发抖,停不下来”。她一直坚信的那个世界崩塌了。

另一位大厂员工干了本部门最多的活儿,年底考评时却被领导穿小鞋,拿了低分。他也久久无法释怀。“好学生的心态是要公平,在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你越努力越被认可,越得到正向反馈。但是当环境变化,大家要靠彼此竞争、打压来获取资源时,这套价值观就会变成弱点。你不认同领导,领导就要拿低评价低绩效赶你走,否则人人效仿你这种情况,人心散了,团队也散了。”亦诚说。

一个大背景是,互联网行业在2018、2019年之后发展放缓,可做事的空间变少,这必然影响到个人工作和升职加薪的空间。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基调就是高大猛好,要创造,要发展,要向上,人们相信的是明天会更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学生的人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当在职场“大杀四方”的愿望遇到收缩的环境,好学生就很容易产生自尊体系的崩塌。

04

PUA

互联网大厂,曾经是最适合好学生的职场之一。

雨璇在2016年进入大厂工作,当时她对公司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力,对有才华的人很包容。她也充满使命感和干劲,想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但这种感觉,随着大厂规模的扩大,逐渐稀释掉了。更多素质参差不齐的新员工加入,大公司病、官僚化现象逐一显露。

“有各种小丑轮番上台的感觉。”HR的工作让雨璇发现,一些员工会表演障眼法,擅长夸夸其谈,让大家觉得他有精确的判断,可以跟着做事,但随后就会发现,这些人就像华而不实的小丑。

这些“小丑”往往有过度自恋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被称为“天生的PUA大师”的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NPD)。根据统计,后者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6.2%。在美国,与NPD有关的知识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国职场,了解NPD相关知识和其危害性的人寥寥无几。

李丹旻和心理咨询行业的不少同行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卷文化下,擅长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恋者更容易上位,成为领导。

图:《半泽直树》剧照

在心理学中,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分高功能自恋者(有能力)和低功能自恋者(无能),“逼疯”好学生的,大都是浮夸且无能的低功能自恋型领导。网络上曾传出一个聊天截图:有大厂领导要下属叫自己“爸爸”,而下属一一照做,直到事件曝光。

一位曾是部门骨干的大厂员工在愤而离职多年后自学了心理学,这才发现自己当时遇到的就是低功能自恋型领导。

刚从其他部门空降过来时,这个基干体贴入微,到处问手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几个月后,可能是觉得位子稳了,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对手下各种贬低打压,甚至人格羞辱。问题是,他并不精于业务,只擅长向上管理,开会时的名言是:“要干领导看得见的活儿。”“哪怕是一坨屎,也可以包装成一朵花。”

实在不堪忍受,上述大厂员工和另一个骨干同事选择了离职。因为投诉太多,后来这个小领导被调离。

另一位大厂员工也遇到过类似的领导。

这个领导不但争功诿过,还习惯性撒谎——他要求下属言听计从,但一旦出了问题,他就会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对下属颐指气使、贬低打压,更是常态。就任三个月后,他手下十二三人的团队,有一半人离职。

大厂禁止越级告状的制度,会让自恋者的精神虐待现象更难被察觉。

小红书博主“灰灰是蓝猫”是一位在英国执业的律师和心理治疗师,对自恋型人格障碍有深入研究。她表示,自恋者会利用他人的特质和行为方式来操纵和控制其他人。而好学生之所以容易被自恋者拿捏,主要是因为好学生有同理心、同情心、顺从、忠厚、老实,此外缺少城府和心机,对丛林法则认识不足。

举例来说,自恋领导在工作中是甩锅大师,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核心信念是“我不可能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且以贬低打压他人为乐。而好学生一遇到问题就会下意识地反求诸已,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对完全不合理的苛责往往“照单全收”。自恋领导拼命指责,好学生拼命反省,这样一来,他们就共同构建了职场的施虐-受虐关系。

图:《黑暗荣耀》剧照

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持久。“灰灰是蓝猫”指出,长期而言,自恋型领导可能给好学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他们产生心理压力、情绪困扰、工作满意度下降,甚至可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和失眠等。

“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对他人的虐待和伤害很严重,有人因此终身抑郁,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精神不稳定。”她建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且无法忍受,比如发现自己的领导是极端的自恋者,好学生应该为了身心健康考虑转岗或离职。

大厂需要更加普及与自恋型人格障碍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做好管理者筛选,因为自恋型领导往往不利于团队合作、个人发展和公司目标。“灰灰是蓝猫”观察发现,“大部分自恋型领导是低功能的,他们的实际能力并不如他们自己夸耀和以为的那样好”。

“最重要的是,好学生应该保持对自己的尊重和关注,不让自恋型领导的行为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价值。如果情况变得过于困难或不可忍受,寻求职业咨询、心理治疗和法律援助等专业支持也是一种选择。”“灰灰是蓝猫”说。

因为心理学知识的匮乏,一部分寻求心理咨询的大厂人,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李丹旻提到,一位大厂人说自己跟领导关系不好,在交谈过程中,咨询师发现其领导有严重的问题,但这位来访者的反应是:“领导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不但他的领导是这样,公司其他部门的领导也这样。于是,他断定自己与领导关系不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要去迎合这样的领导,除非把自己变成病人。”李丹旻说,自我归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员工的自我保护机制——“不将这种情况合理化,他是待不下去的。”

不过,近年来,一个名词开始被部分大厂人作为“武器”,那就是“PUA”。

雨璇在做HR时发现,职场的领导和HR都非常排斥PUA这个词,甚至会声讨PUA被员工用滥了,“觉得谁都可以拿PUA来给领导贴标签”。但学习心理学后,她发现,命名其实是一种赋权。当大家不知道如何形容糟糕的被压迫感时,就想到了PUA这个词。

从个体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的遭遇可以被命名时,他就可以与因之而来的痛苦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陷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在这个老板下面干活好痛苦”的状态里。

05

终止创伤的代际遗传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是很多互联网大厂的标配——这是给员工的福利,从侧面也说明了需求足够旺盛。

但很多时候,大厂的心理咨询服务,更像流水线。

因为工作压力和被领导视为非嫡系排挤,沈毅在公司预约过多次心理咨询服务,但因为排班时间不固定,他很难预约到固定的心理咨询师。而只有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建立稳固的关系,才能进入下一步。

一次,因为工作细节,沈毅在微信群和同事争执了几句。有同事马上将截图发给领导,领导大张旗鼓,在大群里斥责平时兢兢业业的沈毅“破坏团结,给公司业务造成了损害”。

他极度委屈,在内网预约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对其诉说苦闷,对方只是告诉他,保留好证据,不要那么唯唯诺诺,“你是有还击能力的,你是有选择的”——就像所有不痛不痒的安慰一样。

“这些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不需要学心理学。”他感觉意冷心灰,最终选择了辞职。

图:《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抑郁才慢慢好起来。

当然,板子不能都打在大厂和互联网行业身上,很多心理问题要回溯到原生家庭和教育、社会等方面。

“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创伤,这些原生家庭的创伤会代代遗传。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创伤是隐藏起来的,或者不明显。但是当环境一旦变化,人受到挤压,它们就很容易被激发。”李丹旻说。

在一些中国家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大厂提供诸多保障,更像是象征意义上的父母。“心理上缺失父母的人,就会贪恋这样的环境。实际上,他们是在补足自己早年匮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厂对于他们也是救赎。”李丹旻表示。

而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家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孩子很少被看作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他们的自我往往是不被看见的。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也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把人放在群体中。

很多中国孩子承载了家长过多的期待,他们从小接受的爱就是有条件的——“只有我这样做,妈妈才会爱我。”一位大厂好学生被妈妈不断数落着长大,妈妈的理由是“我希望你完美”。她的缺点,是不被妈妈接受的。但“追求完美”是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夸父逐日游戏。这个好学生后来成为了工作狂,一闲下来就有罪恶感。

因为没有接受过无条件的爱,好学生小时候迎合父母,长大后迎合领导,即使离开了家,他们内化了的严苛父母还会继续批判自己,对内攻击。

而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努力工作是很高的美德。“我们身边的好几代人都把工作看得特别重要。”雨璇说。她的奶奶八十多岁了,每次雨璇回老家看她,老人总是叮嘱:“你要好好工作。”

那么,当我不努力工作的时候,我还能是谁?

图:《伊藤君A到E》剧照

李丹旻发现,那个孩子抑郁、自己心力交瘁的妈妈之所以无法离开大厂,就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她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一切自我价值都来自学习。

在这种模式驱动之下,她从一个不被看见的小女孩变成了家族的骄傲、职场的精英。她无法离开大厂,因为那意味着安全感的消失。她不敢去想,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做一个好员工,她还能是谁。她的存在价值是被外界建构的。“去掉壳子后,她就是空的。”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大厂病人”,选择了离开。

李丹旻那位患上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接受了长期治疗,捡回一条命。他从大厂离职,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

有一部分离职的大厂人进入了心理咨询领域,希望更深入地探索自己内心,找寻真实的自我。比如王彦就在放弃大厂的管理岗后,考上了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她想做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

落差可想而知。一个直观体现,就是收入从高薪锐减为零。

“我有些孩子气。可以说我辞职是因为不成熟,但是我的心灵又会因此早一点自由。”她想找到生命的意义。

她感谢大厂带来的财富积累,让她在进入一条全新的赛道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同于互联网行业,心理学行业是一条长期赛道,没有年龄焦虑,她想用后半生来做这件事情。

亦诚也选择了从大厂主动辞职。她目前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并在打造一个心理咨询师创作实习项目。她发现,在大厂工作时,自己的钱都用来消费,缓解工作带来的痛苦了。“离开那个环境后,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可以过一种由你自己选择的、很简单很满足的生活。”

不过,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心理层面。

在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同时,雨璇也在看心理咨询师。最近,她的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自己有一个感觉——“无论是你之前的大厂工作,还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工作,都比你自己的位置更高,感觉你是服务于这两个职业的。”

当听到这句话时,雨璇哭了。她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些自己没有看见的阴影。

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你的自我是你真正的将领,是要带领着你去打仗的。无论选择什么职业,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是高于任何一个职业本身的。

但另一方面,雨璇觉得自己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自我觉察的不断加深,她开始更加接纳以前自己认为自己“不好”的一面,活得没有那么累了。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小时候,她的妈妈很少表扬她,所以有了女儿之后,雨璇曾经经常表扬自己的女儿。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觉,表扬也是一种评价,她还是在重复母亲“有条件的爱”的教育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孩子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只有被表扬,我才是有价值的。”

现在,她试着尽量给女儿无条件的接纳与爱。

她也试着给自己的内在小孩无条件的接纳与爱,与自己拧巴的那部分握手言和。

“最好的状态是,意识到‘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吸,我都是价值的’。”

我的内在感受比外表更重要。我的价值,不需要由外界来定义。

这种状态,就叫做自由。

在心理咨询师们看来,虽然心理创伤就像一个命运的魔咒,会在无意识间代代传递,但是一旦人们有了自我觉察,这个代际传递就会被打破,命运的魔咒也会随之被打破。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打破这个代际传承的过程中。”王彦说。

(应受访者要求,沈毅、雨璇、王彦为化名)

By 老秘书首席人物观

女主播的心酸谁能知

你可以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关注任意一位秀场女主播,但很难与她们在线下的世界里相遇。在网络的另一端,主播们像住在山洞的蝙蝠,晚上起床,开始直播。白天几乎无法见到她们。大多数时候,只有送外卖和药品的外卖员在她们的出租屋进进出出。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长期晒不到太阳,人都有些怕光。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卸下浓厚的妆容和美颜滤镜,现实中的主播气色一个比一个差。

这是王怡霖接触到的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很多工会,管自己叫“MCN公司”。直播的基地,也叫“网红孵化基地”,很容易让素人产生变成网红明星的遐想。王怡霖看见,有些线下直播室会在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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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霖

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但真正点进这些直播间,大部分时候,主播都在说,“求求大哥给我点个赞”、“不要走”。花一毛钱,就能获得“0.1元撩主播”的资格。直播间来了一位高等级的大哥,主播们会立马起身欢迎。有时候,突然有人刷了一个价值几千块的礼物,主播会哭得稀里哗啦,不断地说“感谢大哥”,“感谢老铁,我给你鞠躬”。

“给人感觉,就像乞讨一样”。王怡霖说。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

2019年3月,王怡霖给20名女主播发去了访谈邀请,但最终只有6位回复了她,都拒绝了更进一步的对话。直到后来,一位即将离职女主播答应了采访。她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她和“大哥”之间的关系。

“大哥”支持她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她变得越来越孤独,害怕开播,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严重失眠。刚开始,王怡霖很不理解,直播间的人来来去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她没有透露和大哥之间的故事,只是告诉王怡霖,“如果你自己做主播,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些感受”。

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以下是王怡霖的自述:

底层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磨平最好不超过60%,让直播画面呈现出一种不失真的美。鼻子直接拉高,头肩比一定要调,瘦脸可以打开40%-80%,这样既上镜,又不会显得有攻击性。“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我在连麦的时候,认识了来自东北的小雨,她24岁,住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市里。小雨认为自己长得普通,但有了美颜滤镜,“和网红没什么区别。”因为当地常住人口很少,她很难遇到有足够消费力的大哥。哪怕通宵直播,获得的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

“我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口红、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笔、眼线笔、腮红…… 这什么不是钱?还有化妆水、 卸妆水、 面霜……以后就开美颜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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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主播的化妆品 ©视觉中国

对于另一位底层主播小婷来说,美颜过滤掉的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28岁的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她拉高瘦身的系数,遮住自己尚未恢复的身材。

花不到50块钱,就能在网上买一件质感很差,但足够上镜的衣服。她对此很满意,“开了美颜,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

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6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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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正在直播的女主播 ©视觉中国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我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在公会的线下直播间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描述着这些女性的共同愿景:“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可供售卖的痛苦

一开始,我的定位是“才艺主播”。我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我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 “敢连”(连麦)。

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我被告知,这是把普通观众转化成为忠实粉丝最好的方法。一个玩家也让我“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PK游戏,可以在关注列表里选一个主播,也可以由算法匹配到其他人。接受挑战的两个主播,会被切入同一个直播画面,进行三轮,总计时长三分钟的PK。谁获得的礼物多,谁就是赢家,输家则必须接受惩罚。

PK什么,如何惩罚,主播们都会提前问各自大哥的意见,看看他们想看什么。单纯的才艺比拼不够吸引人。为了刺激男粉丝送礼,有些女主播会加入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表演,比如扭腰,亲吻屏幕,晃动胸部,或是用身体摩擦椅子。

惩罚也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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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直播中的网络主播 ©视觉中国

有一次,我跟一位大主播PK,她说,如果我玩得起,才会考虑和我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我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我也只能接受。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一名女主播曾跟我抱怨,她碰到一个有恋足癖的大哥。“大哥”是指支撑起主播大部分收入的忠实粉丝。输掉比赛时,大哥想出一个惩罚方式,要求她用脚抓起一个小球。这种奇怪的癖好让她觉得很恶心,但她找不到第二个男人,比这个大哥更能花钱。做完惩罚,大哥就会给她刷一个礼物。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是会让人觉得很难过。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奏效。后来,我也是在PK游戏时遇到了我的“大哥”。那天,我输掉了一场PK比赛,被惩罚打屁股。大哥说,当他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觉得非常内疚。在那之后,他下定决心,要给我刷礼物,帮我赢下其他PK。

平台流行着一句话,叫“主播的嘴,骗人的鬼。主播的脆弱,是鳄鱼的眼泪”。

英雄救美的爱情游戏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

那位曾下定决心,让我不再输掉PK的大哥,花了好几万,参加平台的抽奖游戏,抽中了价值4880元的一等奖“私奔到月球”。他告诉我:“其他主播有的东西,我也希望你能拥有,成为第一个送你这份礼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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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画面 ©王怡霖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用说,看着一个个特效在面前绽放,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公会里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哪个女主播能抵挡大哥的浪漫,也没有哪个大哥能抵挡幸运抽奖的浪漫假象”。即使到最后,我只收到了这些大礼的20%,其他收入都进了平台和公会的口袋。

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

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我的一位大哥曾在采访中说,每次看到女主播哭,他都会感到尴尬、内疚。“我会给她送礼物,直播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大哥,我不想在别人面前丢脸,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没钱在平台上玩”。但他也讨厌主播的眼泪,“她们在逼我”。

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

就像妻子发现丈夫的外遇证据一样,她们会和大哥闹翻,或者要求大哥送更贵的礼物作为补偿。来自上海的25岁大主播佳佳,故意一周不直播,拉黑大哥的账号,让他知道自己吃醋、生气,回来哄她。更极端的时候,她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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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粉丝给主播送花 ©视觉中国

很多主播会不知不觉陷入情感的纠葛中。瑶瑶是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位主播。她21岁,长得很可爱,以前是专门教小孩跳舞的舞蹈老师。瑶瑶开播没多久,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大哥,就给她送了两万元的虚拟礼物。为了让瑶瑶登上平台的城市热搜小时榜,大哥还会设闹钟,在小时榜更新之前给她送礼物、做数据。

平时在直播间跳舞,有人会对瑶瑶说一些冒犯的话,大哥就申请成为管理员,把那些人都踢走,当瑶瑶的守护者。在大哥的支持下,瑶瑶月收入很快达到三万。

第三个月,这个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的女孩沦陷了。大哥到她的城市出差,两个人约在线下见了面。不知道大哥已经有家庭的瑶瑶,成了被动的第三者。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很快发现,失去了直播平台那些模仿贵族等级的身份再造,大哥只不过是个普通生意人。虽然有老婆孩子,但长期出差,让他非常孤独,在酒店、宾馆休息的时间,只能靠看直播来打发。

大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她。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

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直播间里,大哥送给瑶瑶一个200块钱的礼物。但她不会知道,大哥背后是不是花了2万才抽奖抽到的,这个礼物的价值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在现实里,瑶瑶收到一根口红,这个礼物明摆着就是两三百块钱。没有观众,快感大打折扣,送礼的人觉得没劲儿,收礼的人也没劲儿。

最后,两个人分开的主要原因,是大哥不愿意放弃他的家庭。瑶瑶一直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好看,为了挽回大哥,她尝试过整容。还曾在大哥生意做得不顺利的时候借钱给他。有一次,瑶瑶问我,是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就能留下大哥。趁着大哥睡着,她用他的手机,给大哥的妻子发短信,宣告主权。但这除了惹怒大哥,没有其他作用。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公会向来不支持主播和大哥私下见面。他们最清楚,秀场直播玩的就是人性游戏。有人贪婪、有人寂寞、有人好色、有人爱面子,主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去变现。公会的人常告诫主播,“一旦见了面,你们的关系就完了”。

大哥是谁?

在现实中见到大哥,我才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出于调研需要,我与十多位长期在平台进行直播打赏的大哥们线下见了面。有的是我直播间的粉丝,有的是直播姐妹介绍来的。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消费金额惊人的大哥,但都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

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我离开之前,大哥扯下几个袋子,一个个装满,让我拎回家吃:“你一定要拿着,我也没什么给你的”。

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后来,有很多主播都知道这位大哥不容易,也会劝他别花钱,在直播间里陪着就行了。但当厂里发工资的时候,大哥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上花出去几百上千块钱,给几位喜欢的主播一人刷两辆跑车。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单亲爸爸来说,每天面对的不是打工挣钱,就是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孤独。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实在没钱时,他也会待在直播间里,陪她们聊天,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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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主播房间里的毛绒玩偶 ©视觉中国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有大哥跟我吐槽过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养孩子压力大,老婆强势,丈母娘又嫌弃他挣不到什么钱。另一位大哥刚成立公司,为了拿下一个成都的项目,天天跟一位很难说话的中间人周旋,“我感觉我自己活得像狗”。

需要满足别人、讨好别人的大哥,在直播间里,从“乙方”变成了“甲方”,获得他们渴望的关注和尊重。平台会根据玩家的消费水平制定身份等级,只要花的钱多,就能脱离平民身份,进入贵族体系,成为骑士、伯爵、帝王。

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大哥们其实很脆弱,“玻璃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他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突然来了个高级别的玩家,主播开始转移注意力,跟新来的人寒暄,有的大哥就会吃醋,“你看,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

下播之后,我发现一个大哥把我拉黑了。他觉得自己没送礼物,受了冷落。主播得时时刻刻哄着他们,“哥哥明天再来”,“不要走,爱你哦”。

回想起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的日子,大哥们到头来都会后悔。我的一位大哥在平台上消费过几十万,因此欠下巨债。在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一篇控诉直播平台的小作文,将他所有的失败都归因于被诱导进行直播打赏,特别是直播抽奖。

他在作文中写,原本自己是个“阳光健康”的男性,开了两家公司。出差的时候,朋友跟他推荐了直播平台,说是可以看球赛,还有女主播唱歌。他觉得好奇,就下载了软件,点进去一看,别人都在刷礼物。主播教会他充值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没钱花的时候,为了维护在平台上的成功男士的形象,大哥还会借钱消费。软件里嵌入了微型贷款的业务,很容易就能借到钱。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他也欠了债,只能到处打工。每次见面,我都会请他吃饭。平时,他总舍不得在吃饭上花钱,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一碗重庆小面。冬天就两套衣服来回换,一凑近就能闻到羽绒服已经穿得带味儿了。

最开始,他还是戒不掉直播。于是跟妻子撒谎,让她给钱应酬,再拿这些钱刷礼物。直到最后跟他关系好的主播也相继停播,最后才把账号卖了。

大哥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公司运营上,如果几十万还在,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绝望劳动

田野调查结束后,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问我,是不是把这一行写得太灰暗了?在我成为女主播前,我也对那位因抑郁、痛苦而离职的同行有过类似的疑问: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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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霖的博士论文 ©王怡霖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和很多主播一样,我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不间断地唱歌、聊天,从那时起,我患上了慢性咽炎,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下播不意味着工作结束,我从靠背椅挪到床上,继续打开软件,和玩家维系感情:“大哥起床了没?吃饭了吗?今天有什么安排?我下午三点开播,你要不要来?”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做主播快半年的时间,怎么没见你搞学术,发论文?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和主播佳佳生活过一周,她是我们当中播得最好,最挣钱的明星主播。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

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我关注的一个主播,长期在社交软件上发到医院打点滴的照片。

大哥在主播身上花的钱多了,也会索求回报。有一位支持我的榜二大哥,一连好几天都不来我的直播间。他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直播的数据多么惨淡。后来,我忍不住问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回复我:“你那么聪明,肯定知道的,哥哥就看你的表现。”他希望能来我的城市见面,或者让我飞到他的城市陪他。

前期,我在公会线下演播室直播时,有人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发来私信:“等会儿接你下班。”平时,主播为了吸引来自附近的流量,会开启定位。玩家就能看见,双方的距离显示1000米、500米,还是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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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的线下直播间 ©王怡霖

有的玩家能在直播间看到主播背后的窗口,根据广告牌或者街景推断主播的位置。在我直播时,看到过一条弹幕:“我知道你在XX写字楼的第几层,那里面全是主播。”那一刻,我很害怕,我根本看不见任何人,但他们却知道我的具体信息。

如果玩家痴迷于平台的抽奖游戏,欠了钱还不上,最后都会算到主播头上。一些人会找到主播讨债,他们会觉得,“我是为了给你抽盲盒,刷礼物,才在上面花了钱”。实际上,主播只能从这里礼物中得到20%~30%,最高也不超过50%。我认识的一位主播,为了躲避大哥上门讨债,注销了账号,搬了家,一连换了六个直播平台,最后只能躲到一个国外的非法平台。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为了能和访谈对象见面,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线下生活,我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

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一位女主播转行到直播带货行业,加入选品团队。她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秀场主播还累。每天要把直播过的几千个商品输入系统,写评价,想文案,记录每种商品的优惠机制。厂家寄来的样品,都要自己先尝试,各类防脱发的洗发水,一瓶瓶往头上抹。入职后,工资从原本许诺的一万变成了五千,比她当主播时还低。一切合作都是不规范的,连份合同也没有。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我认识的一位主播,因为播得不好,被介绍到一个赌博的灰色平台。只有通过特定的链接,摁掉提示有病毒的弹窗,才能下载那个软件。她的工作是负责直播足球比赛,玩家买球、充值,都会专人对接。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说她从事非法活动,必须配合清查资金。她一着急,到处借钱,给对方转去了十来万。等到发现是电信诈骗,也不敢报警,不敢求助,“人家会说你自己也不干净”。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就像一位在家带孩子的主播给我展示的那样,她的大哥一月内在直播间里花了9万。她能从其中获得30%,相当于一笔巨款。

在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困难,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如今她年过三十,没有什么过硬的技能,为了照顾孩子不能离家太远,生活处处受限。

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By 谷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