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法律前沿

从中国到美国之后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银行系统，有时我们甚至觉得美国人的金融脑回路与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美国人的银行就是一个生意，是整个金融系统的一部分，你只要有本事，能拿到执照，你也能开一个，如果你发现开不下去了，你可以转让出去，或者让它倒闭。而中国的银行首先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国家信誉在它的后面做或有或无的担保，其次它才完成整个国家的金融功能。

不少美国的银行都参加FDIC保险，如果银行倒闭，那个叫做FDIC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在银行失效时赔给每个储户不超过25万美元的损失，但在银行买理财的账户就没有这个保险。中国银行过去没有保险这一说，原则上国家银行也不会倒闭。不过随着后来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不断出现，国家也不愿意这些野孩子兜底，十年前学习美国出台了一个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倒闭时赔付50万人民币，总算是和国际接轨了。有人笑称，存款保险制度出台说明银行存款今后不再保险啦！

在美国，真正的纸币现金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数额比例很低，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银行系统的支票传递和电子转账来完成的。整个国家也鼓励交易在银行体系内部流动，不论是公司发工资，普通人缴纳水电费，刷信用卡买东西，买卖股票这些操作，都不让你离开银行系统。对于国家税务部门来说，银行系统内部前的流动是透明的，这类现金叫做“白钱”。

当然，市场上还流通着另一类钱，主要是现金纸钞，这类钱叫做“灰钱”。你有时候街边买杯咖啡，或者住旅馆给的小费，基本上就是这类钱。它的持有和交易都不透明，它有可能是“没纳税”的钱。比如某些餐馆老板的营业收入和食材采购就是用的这种灰钱。美国的国税局特别头疼的就是这种不受监管的，可能没被征税的灰钱。

从技术上说，白钱和灰钱的转换大部分都是在银行柜台或者银行ATM上完成的。两种性质的钱的转换点就被美国各种法律盯的死死的。

你去美国银行柜台存现金，就是在把可能没纳税的灰钱变成白钱，法律要求银行在做这个转换的同时，把客户的纳税义务给锁定。换句大白话就是，银行要判断你这笔钱是不是个人收入所得。如果你存入大额现金（超过一万美元），银行就有报告的义务，你就有报税的义务。

按中国人的想法，我给你存二十万现金，你吸收了我的储蓄，银行应该很高兴。这完全错误，银行很害怕！你实际上是给银行带来了申报麻烦和违规风险。另一方面，当你要提取巨额（一万以上）现金时，这被认为是把白钱投入灰钱的大海中，你依然要准备好解释这样做的目的。如果你没有合理解释（其实在美国境内，你完全不需要这么大一笔现金），基本上银行会让你销户走人，礼送出门。

就算不是现金操作，美国银行在个人账户收钱时依然有很多限制。比如你的银行户头突然有一笔资金汇入，如果是不太可靠的国家，银行怕惹麻烦根本就不愿意收，甚至在跨国转账成功后，也有可能给你一张银行本票让你拿走，爱上哪存上哪存。即使是可信国家的银行，你依然要说清这笔钱是赠予还是收入，便于纳税。就算是可信的国家的银行，就算是同名账户跨境转账，很多银行都会有后台监管部门时候电话询问。

灰钱纳税后就变成了白钱。美国发达的金融系统让你的银行利息，债券收入，券商炒股增值，公司股份分红，都在纳税系统监管下。银行，券商，基金公司都会同步向国税局报告你的所得，如果和你的年度申报匹配上，这些白钱的增值（纳过税之后）始终是白钱，始终在银行系统监管之下。

还有一种纸币现钞是纯粹的黑钱，就是贩毒、军火、恐怖活动之类的钱，想把它们变成白钱，把它们带入美国境内和存入美国银行系统的努力，就是把和钱变成白钱的过程，这个俗称“洗钱”。黑钱和灰钱的差别一个是非法，一个是可能没纳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钱。大部分洗钱的手法是先把黑钱混入现金收入的灰钱中，然后再申报纳税变成白钱。

对美国政府来说，如何识别出洗钱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尤其是国际洗钱罪，这是联邦重罪。美国法典18卷1957款有详细描述，包括：把分散在不同账户的钱集中到一起的Promotional洗钱，把钱在不同银行的不同账户间倒来倒去（所谓洗三水就追不到了）的Concealment洗钱。

我们普通人经常要解释的不是黑钱，而是灰钱。在中国，黑钱、灰钱和白钱的区分很不明显。很多中国人经常在两个地方遇到新问题，一个是海关，一个是银行。海关和银行都有一个标准，超过一万就要填表申报，海关是105表格，银行是8300表格。美国海关不怕你带现金进入美国，只要你申报，就相当于把灰钱转换成了白钱，然后你再存入银行就没问题了。

当年导演英达多次带现金入境美国超过一万不申报，结果手头积攒下来一堆现金。然后又把钱免申报，以每次不超过一万存入多家银行，就是为了规避这两个表格。这在美国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叫做结构性操作，用人话说就是疑似洗钱。美国法典31卷5324和5316款说的就是这两件事。后来被起诉，最后先补税，又加罚款，再与检方和解。给中国人现场演示了中外银行的理念差异。

什么是KYC

新千年开始，由于反恐概念逐渐深入人心，美国法律给了银行各大的压力，一个特殊的词语被创造出来，叫做KYC，英文的意思是：了解你的客户。估计是撞毁世贸中心的恐怖分子的活动资金通过银行系统进入美国，惹了大麻烦。

于是在美国银行开户就更复杂了。前面说了，美国银行本身也是企业，它既然多了个责任为美国政府看守大门，当然也就尽量少惹麻烦为妙。很多国家都被它列入金融不可靠的国家，意思是说，那些国家并不能阻止黑钱变成白钱。这些进入他国金融系统的白钱可能不太“白”，所以某些国家银行的跨境汇款就要受到更多关注。

除此之外，还有些跨国银行也因为各种相关原因被罚款。这些银行一段时间内也受到特别关注。银行自己也自我审查，不让那些看起来不可靠的人或者无法判断你是否可靠的人开户。以免被扣上与受限制公司做生意的罪名。

很多中国人会和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做换汇操作，从中国汇给美国账户美元，然后再从中国账户向另一个中国账户划拨人民币，没出过国的人认为这种操作等价交换、天然合理。其实这种操作在美国会一头撞上灰钱变白钱的规则：突然出现的美元是账户所有者的偶然收入吗？纳过税吗？

不仅是银行，美国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是持牌运营的。他们都和税务系统直接挂钩。换句话说，你在美国金融系统内赚到的每一笔钱都是双重申报的。

比如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利息就算你的个人收入。每年年底银行会寄给你一张1099表，里面列明你的利息收入和替税务局预扣的金额。你拿这张表并入你的当年收入申报。如果你买了债券或者货币基金这类理财产品，你会收到相关机构给你的1099表，上面列出你的利息收入或者分红收入。

顺便说一下，美国人可以在境内自由迁徙，不需要户口，基本上一张驾照走四方，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是伴随终生的，叫做社会安全号码SSN，这是一个9位数的数字，一般人看不出来什么规律，一般情况下也不用出示。可是这个号码后面关联着你的所有纳税情况。

整个美国的纳税申报就像现代会计的“复式记账法”一样，你的收入你这方要申报，给你收入的（不论是工资、合同、利息、分红、增值）那一方也要申报。这种双重申报汇总到税务部们进行对照，你实际上无法隐藏任何“白钱”收入、因为另一方已经替你“申报”了。

当然，灰钱收入就没有办法了，比如服务业的小费收入。很多餐馆的现金收入也都在此类。所以美国政府痛恨现金，总是鼓励你用信用卡。

目前出现的虚拟货币交易，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这东西非中心化，完全匿名，跨境无碍，交易本身几乎无法监管，你是否赚了钱没人知道，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灰钱”交易。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美国政府采用的原则是：天上飞机怎么飞我不管，但我管理所有飞机场。只要你用法币买卖比特币，你个人和替你交易的交易所就应该双重申报。最近几年美国人的报税单中开始要求你填写虚拟货币的持有和交易情况。

中国过去的金融系统里面没有白钱，灰钱和黑钱的概念。我们的银行都是国有企业，我们有的原则还是银号最初级的“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个人账户资金随便跨银行调度，大额现金存入还被银行欢迎，不同名字的朋友之间转帐非常随便，甚至公司发工资也用现金支付。大量买卖（买楼买车买珠宝买字画）和馈赠都是纯现金方式。

很多贪官收受贿赂的钱也都在银行系统之外。实际上，没人知道这种灰钱和黑钱到底有多少。估计在国际犯罪分子眼中，这地方真是一个自由的洗钱天堂。当然，由于外汇管制，我们的这种“自由奔放”的方式并不会立即污染国际金融体系。

改革开放后，一切才慢慢地规范起来，目前，企业发工资减少现金支付，个人银行增加开户限制减少垃圾账户，已有账户分级管理，大额转账受到监控，大额取款做出标记，新的金税系统让银行和税务机构连接起来。

美国的“落后”银行系统

话说回来，美国银行系统由于历史比较长，存在路径依赖，有些方面还真不如中国的银行系统。

最明显的是，美国银行间普遍使用的个人支票系统。华人到美国，找房子，考驾照，申请SSN，银行开户是标准四件套。在你的信用卡申请下来之前，在花现金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写支票，因为，这时候支票就是你大额付款的主要手段。

中国的所有银行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不一定先进，但信息化硬件建设绝对有后发优势。美国银行之间虽然也可以电子转账，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支票做交换。

当你去美国开户行存入一张支票，银行需要通过ACH交换机构确认对方账户上是否有钱，然后再进行真正的资金清算。即使速度再快，也是以几个工作日来衡量的。你去存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柜台可能会和你说，这个钱要三个工作日之后到账，在此之前，可以给你一个25美元的额度应急。

万一对方账上没钱，就会出现跳票，两方都会被银行罚款。相对的中国银行间转账，基本上是6秒钟之内完成。比起美国银行，绝对是光速，而且你立刻就可以使用这笔钱。在美国，这就是梦想。

还有一个差异。在中国，你在银行储蓄账户就是一个，它直接挂钩你的身份证和手机，你也可以得到一张储蓄卡，卡号就是你的帐号。所以，储蓄账号和储蓄卡就是同一回事。而在美国，你的帐户是一串号码，它实际上是一个支票账户，你的支票本和这个账户挂钩。这个Checking账户的钱几乎没有利息（很多人都说，那个账户利率是一个无限接近于零的羞辱性数字）。

如果你需要有那么一点点年利率的储蓄账户，那就要另外开一个Saving账户，这个账户号码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串数字。如果你想像在中国一样，要办一张和账户关联ATM提款卡，这次你又得到了一串号码。这张卡在使用的时候，会从你的支票账户上扣钱。这张卡与支票的差异是：开支票不另外收费，使用这张储蓄卡（或者叫ATM卡），在某些时候会被另外收手续费。

自己家银行的储蓄卡还收手续费，真是逆了天了。不过你仔细观察，那张储蓄卡很可能是开户银行和VISA共同发行的，所以那个手续费（如果有的话）是被VISA收走了。

在美国银行系统之外，存在着几个专门管理卡片的机构：Visa，MasterCard，AmericanExpress这几家算是出名的。他们都是以发行各种信用卡赚钱的机构，和各个银行共同发行储蓄卡虽然只算是一个小小的副业，但是收服务费还是忘不了的。

比如你在美国为房子交财产税，用支票交款没有费用，网上付款有两块钱手续费，用储蓄卡和信用卡交款都要另外多付一笔税额百分之几的费用。又比如，你在美国加油站加油，用现金和用信用卡缴费就是两个不同的价格。

中国与此对应的发卡机构叫做银联，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某些大银行共同创建的“银行间联合”机构。银联和银行比起来，发展的比较晚，话语权也比较弱，不论是储蓄卡还是信用卡想收点服务费都没那么容易。储蓄卡就完全和银行账户合一了，收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的来说，美国的发卡机构比较强势，他们从商户那里收费，也从用户这里收年费或者透支逾期费。从商户哪里收的费用比例相当高，甚至每笔交易还收一个固定费用，所以，你如果用信用卡买一杯咖啡，基本上商户利润就会被切走一大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的收费。我刚来美国，朋友就建议我，这个场合最好用现金付款，也算一种“懂事”吧。

中国的银联卡对商户的收费相比就比较低，这算是中国银行系统的另一个优势。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个人支票，所以支票系统的缺点也看不到。至于中国公司支间的支票结算交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银行会倒闭

说起银行倒闭，在美国是常事，在中国绝对是新鲜事，大家都没经验，只有到了真的倒闭那一天才能见到保险公司所谓的兜底存款保险制度是否真的有用。

一般来说，银行倒闭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让另一个银行吃掉它，原来的存款兑付义务和贷款回收权利一并转移给新的机构，储户并没有受到影响，在美国，绝大部分倒闭银行都是这种股东出局，储户不受影响的结局。

如果没人愿意买，那就彻底倒闭，储户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进行核保，合格账户美国最高赔25万美元（中国最高赔50万人民币），更多的存款就损失了。

美国关于企业倒闭的法律规定非常清楚，对于资产还在，就是现金流断了（无法应付挤兑）的企业适应破产法第十一章（破产保护），银行基本上就是第一种结局，储户无碍。对于资不抵债，彻底无望的企业适应第七章（破产清算），这种银行的储户就真的要启动保险公司赔付了。

任何企业都有风险，任何银行也都有风险，美国的四大银行BOA、Chase、Citibank和Wellsfargo破产概率很低，不过利息也很低。而一些社区银行或者互助银行会给出很高的利率，当然也有与之相配的破产概率。这一点，一定要在储户开户之前向储户讲清楚。在中国，由于银行破产和破产保险制度出台比较晚，很多储户都会误以为银行是国家机构，存款有国家背书，而不会仔细选择风险较低的银行。

去年，美国硅谷银行SVB就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它们把储户的存款投资于高风险标的，由于标的贬值，出现储户信任危机，大家一起挤兑，虽然资产总额高于储户所有存款，但有些资产不能变现，无法满足挤兑需求。在法治环境下：1）FDIC首先接管银行，可以按保险约定赔偿。2）由于这个银行在硅谷非常重要，和美联储商量后，决定可以全部赔偿。3）在和其他金融机构商量后，最后决定被另一家银行彻底吃掉，储户存款完全不受影响。这就是从合法最坏结果，走到合情中间结果，和合理最终结果的全过程。

对于中国的银行拥有者来说，其实也没有经历过这个悲惨的局面，各级政府大概率会以维稳为目标处理这类灾难，而不像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有法可依。可能会搞人工截访、搞舆论消声，甚至做出污名化储户等等奇怪的做法。

从纯粹法律角度看，银行的储户并不关心银行是否是某些诈骗行为的受害者，储户只是面对了一个倒闭的机构，作为保险公司该赔钱就赔钱，作为储户的其他损失要等到银行本身起诉诈骗者之后，看是否有可能挽回一些损失。在中国，往往让储户直接面对诈骗行为，把银行机构的风险责任转化为银行里面有坏人诈骗。尤其是中文“暴雷”这个词完全模糊了“破产”和“诈骗”。

补充一句，硅谷银行倒闭（美国媒体用了一个更准确的词Shut Down）只是现金流无法应付挤兑，如果有人承诺拿出足够的现金流应对挤兑，储户一旦有信心，就不会蜂拥提款，实际挤兑也就不会发生。银行新的接盘者反而会得到原来银行的资产（前面说过，资产远大于负债），赚取一大笔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格局，草原上一只动物倒下，总会有分食它的动物出现。倒霉的只是银行的老股东。

况且，接盘人完全不需要真的掏真金白银应对挤兑。它只要发行一个总额能覆盖预期挤兑额度特别债券，略微许以高息，就有更多的人支持他兼并破产银行。最后，支付有限的资金成本，自己基本不出钱，就能空手套白狼，得到一个新的银行。这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的高级信心游戏。

中国银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美国没有移动支付

整体来看，中国银行在金融服务的深度上与美国银行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在某些方面，中国居然阴差阳错，误打误撞地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首先是手机支付。

所谓手机支付就是在手机上通过支付宝和微信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快速支付和转账的操作。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华人非常惊叹的三大件就是高铁、网购和扫码。这个扫码就是基于移动网络无处不在，智能手机人手一部，二维码充斥手机和商场。

在美国，由于信用卡支付已经占绝对领导地位，对后来的手机支付抢占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尽管也有Paypal，ApplePay，Zelle，Vermo这些新手段的出现，但发展起来绝不会像国内那样摧枯拉朽，排山倒海。说到底，还是国内的银联系统太无能了，以至于支付宝和微信财付通横行华夏。（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无能，让微信取代了短信）。

结果是，在中国现在手持现金买东西居然变成了一种不便。硬币和找零这两个词对年轻人慢慢就生疏了。我们小时候的超级心算找零技巧完全没用了（当年买东西价格七块五毛六，我们会先拿一张十元，再拿出六分钱支付）。当然，依托于携带现金的小偷行业和和支付现金的假钞诈骗也自动消失了。

带来的方便是，所有支付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私房钱的隐密变得更困难，甚至警察都能通过追踪嫖资支付，还原现场。个人隐私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完全消失了。如果移动支付进一步渗透，你的整个人生的金钱流动将完全透明。你不由得要问，方便换隐私到底值不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当年推动信用卡支付时也有过了得到方便但是隐私消失的讨论。当年的信用卡只知道你去了那家店，并不知道你买了什么。如今的在移动支付的大背景下，你买的商品，甚至商品有多少折扣都一览无余。我们现在并没有法律规定，支付手段的提供者是否有权收集、分析和预测支付手段使用者的信息。

资本主义国家有两股力量在较劲，政府要透明可追踪，保证税收和反恐，舆论要自由和隐私。综合起来，隐私保护不会消失的那么快。而在中国，政府有意愿让一切交易透明话，舆论（老百姓）也在说：既然没干坏事就不怕别人看。

两股劲拧在一起，于是召唤出一个怪物：数字人民币。

这是中国银行业走在美国银行业前面的另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数字货币对银行业的冲击

数字人民币这个新发明，它不同于现金，不同于比特币，不同于信用卡，也不同于微信支付宝，它是基于手机这类电子设备的无确定面额、可溯源、可控制、可能有漏洞的电子支付手段。

公众概念中的所谓现金，就是那种装在密码箱里的纸钞。它最大的特点是双重不可追踪性：持有者和交易路径两者都不可追踪。正因为如此，贩毒、卖军火、贿赂这些黑色或灰色的交易都很喜欢它。

所谓比特币，只是持有者不可追踪，交易路径是在全网络公开广播，人人记账。如果你能管好你的钱包，它完全满足拥有者匿名的要求。当然，如果你要把他们和法币互换，政府在那里等着你纳税呢！

所谓银行转帐（包括刷卡），这种电子支付手段是持有者和交易路径双重可追踪的。你是谁已经确定，你和谁交易也已经确定。

到了支付宝和微信，这种新型移动支付的好处是有手机就能支付，无比方便，也继承了支付宝微信后面链接的账户和信用卡的绝对方便点好处和毫无隐私坏处。

数字人民币是受支付宝微信和比特币的启发，由银行发行“无确定面额”的、可以方便地用“手机”进行“离线支付”的“电子支票”的“小额钱包”。加上这么多引号就是为了说清楚它的特点。它和支付宝微信的主要差异是支付宝和微信的付款方或者收款方设备至少一方在线联网，而数字人民币可以“双离线”。

在中国，手机不在线的情况比较罕见。所以数字货币的双方可以都离线交易的优点就显示不出来，因此，十多年来它一直被先入为主的微信支付宝压制。如果坚持支持双离线交易，那就比微信支付宝方便了，但是在技术上就存在着“胎里带来的”所谓“双花”风险。也就是一女二嫁或一女十嫁的风险。

在离线的情况下，数字钱包里存上1000块钱，把它花掉，这时你的银行账户因为离线所以不知道这笔交易，当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之后，钱就又回来了。虽然最终会银行会通过黑名单抓到你，但抓到你之前你可以把这个离线花钱、恢复出厂设置、重装软件的三部曲操作重复了100次，那银行就损失大了。

原来每张纸币上有唯一编号，由国家信用和法律来支持。数字货币是在花出去那一刹那，才产生了唯一的货币编号供双方记账。

去年的新闻说，某些城市数字人民币从公务员“全额工资”开始使用，这是数字人民币十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的进展过程中，第一个听上去靠谱而且奇妙的玩法。这次先在公务员体系内推广数字钱包一举解决了这个“双花”难题。我们不在手机上做技术文章，而在手机持有者上做管理文章，体制内公务员可以秋后算账，他们不敢“双花”。

公务员收入全部数字货币话之后带来了一个奇妙的附加好处。理论上，公务员花的每一笔钱都应该与现实收入有关，过去有一个面向公务员的罪名叫做“非法所得”，如果解释不清楚你家里保险柜里的现金是哪里来的。现在可以再发明一个延伸的新罪名：“非法所持”，你家里的买的任何一件摆设都应该说清楚是哪笔数字人民币买的。

数字人民币管控了货币的最后一公里。对普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隐私消失，货币持有和货币交易都变成完全透明的的事情，虽然普通人不会干走私、贩毒、洗钱的事情，但是等于大家都为这些犯罪陪绑了。尤其支付的同时，一旦和你的购物小票绑定，你每年喝几罐啤酒，吃几次烤串，去几次桑拿，和谁幽会，就完全公开了。

最可怕的是以下的情况。未来你钱包里的数字人民币是可以打上各种标签的。如果

打上类别标签，那就买粮的钱不能买肉；

打上时间标签，货币就可以像促销券一样带有效期；

打上地域标签，甲地钱到乙地不能花；

打上激活标签，你就必须打疫苗才能花钱；

打上封锁标签，你就不能转账给特定人；

打上注销标签，你的财产就消失了。

你可能会问，这还是钱吗？这不就是五十年前的管制票据（布票，粮票，油票，糖票，自行车票）吗？

下一步的前景是什么？

2016年，印度搞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废钞令。500和1000的大钞必须在指定期间换成新钞，过期作废，超过额度的兑换要说清楚来源，就是印度的一个绝招，强行把银行外的灰钱和黑钱逼入银行。当然，在印度这个操作造成了很长时间的混乱。

总结下来，当时印度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不够发达，新钞不足，强行换新钞没有平行保障方案。如果数字货币的支付和交易已经成熟，可以把旧钞纸币强行“单向”换成数字货币，并不耽误你使用，如果你需要纸钞，数字货币还可以“单向”受控换成新钞。

过渡时间一到，旧钞作废。保险柜和墙壁里边的旧钞就清零了，有主人的进入银行，没主人的变成古董。“金融可控”的老大哥时代到来了。黑钱，灰钱，白钱一律变成全过程透明的“红钱”。

这就是“数字人民币”的另一个妙用。

By 云中月

背债人，是近几年出来的新词，过去被称为“撸口子”，也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从银行获取贷款，罔顾还款成为“老赖”。

究其本质，在法律层面上与骗取贷款罪同属。不过，撸口子赚的是小钱，背债才能“发家致富”。

背债的发端多数与楼市相关。楼市下行压力之下，部分业主急于抛售套现，背债人替他们“背”上债务——业主解套，背债人拿钱。

200多万现金一摞摞叠起来，把透明茶几捂得严实。

这是许旭用3个月“赚来”的钱——他是一个出生在中西部，28岁的县城青年，也是一名背债人。

许旭说，为了桌上这些钱，自己签下了10多份贷款协议，利率最低的2.6%，最高的7.2%。但这些他都不在意——因为压根没打算还。

像许旭这样的失信人在增多。

图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2月1日，失信被执行者达839万人。

这839万人里，就有职业背债人的身影。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和许旭一样的背债人，靠着一套游走在法律界限的吸金哲学和方法论，游走在二三线城市，利用负债，实现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升级。

但许旭更愿意认为，这是一场“赌局”。当然，他认为自己“赢了”：“50万和100万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他拿到的是200多万，“这是敲门砖，能再上一个阶层。”

一、成为背债人

成为背债人之前，许旭有过犹豫。

按照中介的说法，他需要待在指定城市，吃住全包，期间配合完成一系列流程。一般需要2～6个月，之后到手的收益超过百万。

巨大的利诱面前，许旭担心自己被骗。他先找银行的朋友咨询，再去找律师朋友印证，“不能拿你怎么样。”对方言之凿凿的回应成了他背债的助推剂。

成为背债人之后，许旭只想一件事：拿到钱之后，该怎样生活。

和许旭一样，97年出生的陶礼同样决心成为背债人。

他来自南方县城，中专毕业后留在当地做厨师。2022年10月，饭店倒闭，他成了县城里的待业青年。

2023年，他找工作的时候看到了中介发的帖子：“想赚钱的来，找白户，一周到手100个。”他主动发了私信，很快得到回复。

背债人的操作方式及利益配比 制图：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陶礼第一次知道“背债”。中介告诉他，背债没大风险，轻松且高收益，也不会被追责。他相信了。

俩人约定，在中介的安排下，他“买入”一套价值约400万—500万元房产，付完首付后做二次贷款，套出600万的贷款。作为“借款人”， 陶礼可以分到100万左右。

他不知道剩下的钱去哪了，只知道自己离100万很近——不过是征信变“黑”。

决定下得很快。从私信到电话落实，陶礼花了3天。

进入背债人的角色也很快。

许旭记得，他带着6千元生活费抵达目的地时，接他的是背债中介——一位看起来40多岁的矮胖中年人。

他被带到市中心一间三室一厅的屋子，里面有两个人待了几个月。许旭被告知，接下来的时间里，该吃吃，该睡睡，保持手机畅通，需要的时候会叫他。

许旭问了这两个“过来人”的情况：一位来自贵州，30岁，父母早逝，奶奶罹患肝癌，急需用钱，继而走上背债路；另一位对出身三缄其口，只说自己37岁，被车贷、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和妻子正在闹离婚。

一周后，许旭背债的工作开始了。一天下午，中介让他签了购房委托书。他看了文件，都是制式模版，购入的房产也是新盘，他都签了。中介顺便把他名下的银行卡和U盾收走了，说是为了方便打款和制造银行流水。

许旭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是被骗，就去报案，把这条产业链给曝光，“大家都别玩。”他事后回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卡里不断有钱进账，从几万至几十万不等。

之后的时间里，他窝在屋里憨吃憨睡。中介大约3天来一次，送点生活用品，以及几百到上千元的现金。

很快，“资产”流入——价值180万元的新房，两套。不过，除了房产证之外，许旭都没真正见到过。这些“资产”都是通过中介口述或是以文件的形式传递至他的手中。

他形容自己像个机器人，文件内容都没细看，就顾着翻到页尾，签上名字。

许旭忙活着签名，贵州室友被带走了。回来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自己拿到了200多万元现金。忙了一天，才分批把钱存了起来。

二、从现实里“消失”

室友拿到钱后，他们到外面搓了一顿。饭桌上，话匣子打开，许旭也厘清了何为“背债”。

按室友的说法，先是经过中介的“包装”，他“购入”一套价值约为500万元二手的联排别墅，中介为此“垫付”了约150万元的房产首付。

房本到手后，他连着跑了不少银行做二押，包含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做的贷款产品五花八门，信用贷、装修贷、经营贷、消费贷。几项加起来，套取了超过房价总额的贷款。

他算过，实际背负的债务是二押的贷款以及房产首付之外的欠款，总额接近950万元。

同样的操作在许旭身上完美复刻。

在许旭的讲述中，他经由中介操盘“购入”两套新房，以此为抵押物进行二押，获得600余万元贷款。

而那些房产实际是滞销品，挂牌价格约500万，但一年来无人问津。中介垫付了购房费用，借着许旭的身份接盘，让开发商解套。

不同的是，那600余万元，许旭分到了接近40%，比贵州室友多出了几十万。许旭说，这是因为他和中介的上线相识。

背债人的欠款计算 制图：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拿到钱的第三天，许旭回到老家。刚到机场，他给中介发了消息：

“到了，放心。”

“有钱低调一点，不要太招摇把钱一下子搞完了。”

“行。”发完一个字之后，许旭又接了一句：“谢谢老哥，江湖路远，有缘再见。”

“xxx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

看着手机屏幕上亮起了一行灰色的字迹和红色感叹号，许旭低声骂了一句。

不过，拿到了钱，其他都不重要。

“有钱有闲”的许旭开始规划未来：作为黑户的生活剧本。

用两张非本人的银行卡转移资金，和妻子开个小店，过安稳日子；给父母买养老保险，再给他们余些现金；还有一部分，用来投资私人借贷，“据说利息一年能赚20万左右”。

成为“老赖”，许旭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中介给他留了一段时间，把钱“藏起来”——换掉手机号和社交账号，停用在线支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他要买辆车。面对催收，他想好了应对说法：反正就是没钱。

陶礼背的也是600万债务，但他只拿到了100万现金，只占15%。

他觉得自己“亏了”。之前，他在网上查了不少关于背债的信息，有些慌神，想到以后的日子，只看见死水一潭。

陶礼试图找中介讨价还价，比如多分一点或是出掉房产套现，均被回绝。中介的态度冷淡下来，完全没有了最初的热情。

不论如何，当初想要的100万还是到手了。陶礼想了下，这足够用一年时间来思考接下来的生活，打工是不会了，或者去其他国家，或是找个地方窝起来。

三、为何有利可图？

200多万到手后，许旭还是没想通：背债这件事，为什么有利可图。

用中介的话说，他们垫付了房产购置款、房产交易产生的各项税费，还负担了背债人在当地的各项消费。

在分成比例中，背债人一般拿30%—40%，中介20%—30%，第三方30%—40%。

在他们的讲述中，第三方通常是指银行内部人员，他们与放款数额相关。所以，他们同样拿走了利润的大头。

尽管在许旭们看来，中介的话不能尽信。但背债这件事，与银行确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事关银行的贷前审查与审批。

背债人提供给银行的资料，皆是经过中介“包装”后的真实资产，以此换来更高的贷款资质；银行工作人员根据这些真实资料，完成贷款审批。

这是一门暴利的生意。

有的银行工作人员按下审核按键，背债人就能以其名义获得上百万元的资金。各方根据事前约定，拿走自己的份额。

于中介而言，他们一个项目拿的钱并不多，得靠同时运作几个项目，以获取高额收益；

于银行人而言，这并不是一笔少数目，相当于5～10年的收入。

浙江某商业银行副行长王庆表示，当下多数银行信贷部门都有业绩压力，也会产生坏账。这确实增加了背债的可行性，也尚无有效的杜绝机制。“但操作风险很大。谁会拿自己的工作当赌注？”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裁判文书网显示，多数骗贷案件发生在2019年前。2013年，有人用假手续从周村某商业银行贷款9笔，共计本金1990万元。2014年，有人联合银行、房管局等人员骗贷千万余元，相关被告人被判刑超过4年。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处罚象山县农村信用联社11名金融人员，总经理等7人管理员工行为不到位，采用不正当手段发放贷款，催收处置严重不审慎，被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近年，背债产业卷入房贷。

2023年12月15日，上海警方破获一起涉案6000万元的房贷诈骗案。据报道，此案中，背债人、黄牛、房产中介、贷款中介、银行职员等轮番上阵，利用背债人买房骗贷套利。最终，34名嫌疑人被警方抓捕归案。

四、浮出水面之后

尽管有严密的监管，暴利驱使之下，依旧有人愿意入局，争相“跑马圈地”。

背债中介张新做了四年“生意”。他有个规矩，“每个月最多做10单，免得被盯上”，在电话里，他语气轻松地说道，“肯定能做，这东西（背债）有大把人搞了”。

当提及风险时，张新更是自信。他自称，从未被查过。从业这些年，他经手的背债人，最小的年龄19岁，最大的52岁。

他对背债人的入局并不奇怪——赌钱的、做生意亏本的、想暴富的。毕竟，需要钱的，各有各的理由。

只是，大部分背债人的结局都不是按照他们最初设想的剧本走。“三、五年，钱就挥霍一空了。”

但这只是“生意”，张新不会管这么多。

他是这个产业链的底层中介，业内俗称为“串串”。主要任务是拉人头，找到一个背债人，能拿到5万—10万元的提成。

张新说，背债人的资料到了手里，他会根据各地的楼市和放贷情况进行选择，二、三线城市是首选，其次是新一线。

“哪个地方的政策宽松，银行比较好做，我们就选哪里。”

背债中介的朋友圈图 

不过，张新也有烦恼。这段时间，各个社交媒体上的背债招募信息，无疑让这条隐秘的产业链浮上水面。稍有留心，便能在社交媒体上找到背债人和中介的足迹，有背债中介形容，“这东西看起来复杂，实际上的操作跟网上购物一样轻松简单。”

“本来是闷声发大财，避开风险。现在是，大家都想来分一杯羹。”张新说。

让这个产业链走进大众目光的还有陆续被曝光的案件。

据指尖新闻2023年12月12日报道，在2020年12月31日，山西潞城农商行为仨90后工薪族“神速”贷款897万元。案中，月薪大约为3000元的借款人，仅凭几份文件就从该行贷款299万元，且在当日成功放款。

另据《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1月26日发布报道，提到象山县农村信用社11名金融人员违法放贷4.25亿元。

有媒体曾统计，在过去的2023年，国家监管机构共对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各分支机构）开出超2400张罚单，罚没总金额超27亿元，其中信贷业务是违规高发区，开出罚单超千张，涉房融资业务大额罚单频现。

近段时间，监管机构表态，2024年将延续对信贷业务的严监管态势，提升“双罚”（既罚机构又罚人）力度。

张新觉得，这一行已经被盯上了。他打算再做几票就“上岸”。他声称，银行会在今年收紧贷款审核，让要参与“薅羊毛”的背债人尽快下定决心。

“兄弟，考虑的怎么样了。现在做的话，一周内就能放款。”对话的最后，他如此说道。

By 虎嗅

纽诺宣布倒闭时，我已经赔进去20年来的全部身家，身无分文，孑然一身。
我承认自己在创业风险和家庭安全上考虑不周，严重影响了我的丈夫和孩子，让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变得艰难。我不仅失去经营12年的事业，背负了几千万投资款的回购债务，我还被投资人执行了限高。不能乘坐高铁和飞机，银行卡、支付宝、甚至时微信零钱都被执行了，我连最基本的人生自由都失去，这就是创业失败的巨大代价！我无数次想重整旗鼓，重新爬起，像那些起死回生的企业家一样，再次翻身。但越折腾，陷入越深，最后只能无望的放弃。面对巨大的失败打击和精神压力，我陷入重度抑郁，接近半年的时间处于严重失能状态，甚至几次产生自杀念头。每当我濒临崩溃，都是我的丈夫，跌跌撞撞地把我从深渊中拽出来。我的丈夫在疫情期间就患上严重的银屑病，精神压力导致他免疫力低下，病情进一步加重。而他，因为舍不得每个月几千块的治疗费而放弃治疗，最终也无可避免的陷入抑郁。两个重度抑郁的中年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我们常常陷入绝望和沮丧当中。

幸运的是，我们身边还有一个4岁的小女儿，她每天都会抱抱我们，亲亲我们，要我们陪她玩，饿了喊我们给她做饭吃。孩子成为我们好好活下去的勇气。春节前我做了子宫手术，4岁的小女儿送我去医院，帮我拿行李，然后一个人去朋友家住了十几天，不哭不闹，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的孩子跟着我，承担了很多在她这个年龄原本不该承担的一切。5月，为了全家生计，我的丈夫大马，找到一份离家几百里的工作，住工厂宿舍，周末才能回来看看我们母女。周一早上4点就要起床赶绿皮火车，因为限高，他无法乘坐高铁。他完全是被我连累的。我在疫情期间申请银行贷款以维持公司现金流，大马充当了担保人，当我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他也一并被执行了限高。我每天都盼着自己能从抑郁症中走出来，重新振作起来，却祸不单行的患上面瘫。6月中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感觉自己半边脸失去知觉，眼睛一大一小，喝水也无法兜住杯口，半边脸发肿发胀，去医院确诊为面瘫。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至今没康复，嘴还是歪着的，说话口齿不清，右眼视觉模糊，时常看不清路。这里，也跟买我的课程的家长说声对不起，这几个月没能跟进大家的课后服务，没有及时回答提问，是因为我病了。6月至今，我每周都需要去医院治疗，吃药打针，每个月几千。最糟糕的是，我的医保卡一直无法使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支付现金，这让原本手头拮据的我雪上加霜。每次接待我给我治疗的医生，似乎看出了我有什么难言之隐，会给我开特别便宜的药，能给免的治疗费也都给我免掉。虽然她没说，但我感觉到她巨大的善意，让我既感动又委屈—— 一个曾经年流水过亿的女人，如今需要靠别人的善意来救济。

在次期间，我多次给社保局和医保局电话，均无法查明医保卡不能使用的原因，医保局建议我去开户银行查询。10月底，我去特意去广州银行查询医保情况，银行告诉我，我的医保卡被投资机构“文XXX”申请执行划扣和冻结，我交了十几年的医保攒下来的几万块救命钱也被一并执行。这几乎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在银行门口顾不上自己的形象，电话里破口大骂“文XXX”的丧心病狂，我甚至想过要冲到他们的办公大楼，死在这个投资机构的门口。后来，我被闺蜜追过来拦截，才避免了做傻事。闺蜜劝慰我，说，不管谁创业失败都会遭受到经济打击，让我想开点。闺蜜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我失去的只是金钱，那我也认了。问题是，我失去的还有人身自由，以及无数次被人翻出来嘲笑和谩骂的精神摧残。我只是创业失败了，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创业者，我一直努力工作，超级拼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不仅没有没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坑蒙拐骗，还为社会创造过700多个工作岗位，为国家缴纳了近千万税金！我带领的团队为社会照顾过近5万个宝宝，服务超过3万个家庭。无数个妈妈和宝宝在我这里被照顾，被温暖，被感动。我没有危害这个社会，更没有要伤害任何人！我只是创业失败了，我就那么该死吗？10月24日下午，我跟执行法官详细了解了“文XXX”的执行申请，表达了对医保卡冻结的复议需求。法官告诉我，“文XXX”不仅申请了冻结我的医保卡，还申请了拘留。是的，一个原本共进退的投资机构，要让一个创业的失败者蹲局子，丧失经济能力、自由能力的同时，还要丧失人权。好在法官有良知，没有同意执行。

我知道，谁的钱都不是打水漂得来的，投资机构也有压力，要对资金方交代。该追的追，该要的要。但我没有过任何逃避责任的想法和行为啊！在公司遭受疫情打击，面临资金风险时，我已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做了一切我可以做的努力，把全部身家都搭进去了，既没转移资产，也没私藏余粮，投资机构把所有的责任赖在我身上，搞得我身败名裂，走投无路，意义是什么？公报私仇吗？我知道，你们中的某高管跟我有私仇。文XXX机构的某高管刘女士，你是否还记得？疫情前，我们本来可拿到一大笔投资拯救公司，如果你不从中作梗，非要吃股权差价，影响了新一轮资本注入，或者纽诺今天还活着，不是吗？当时我愤怒的呵斥了你的无理取闹，现在，你来落井下石了对吗？还有，文XXX的x总，你是否记得？当公司遭受舆论压力的时候，你告诉我，让我准备15万，就能帮我删掉负面信息。我听到之后惊呆了！你们号称自己是专业人士，请问，你们不懂得投资有风险吗？世界上没有一本万利的好事！你们投资成为纽诺的股东，不知道身为股东的责任吗？和公司共进退，而不是在公司风雨飘摇的时候整死创业者！明明知道创业者已经搭上了全部身家，在想法设法开展新业务，尽量挽救公司，降低投资人的损失。你们背后插刀，穷凶极恶，这就是你们的专业能力吗？你们的行为真的是为资金方负责吗？花着资金方的钱聘请律师，坐在办公室和律师商量怎么整死我的时候很开心吗？看着我的惨状是不是更开心？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没有自由，只有命一条。尽管我时常替自己委屈，替我丈夫和孩子不值，但并不怕你们刁难。既然创业者如此该死，那我更要好好的活着，活给你们看。当然，也不是每个投资方都如此穷凶极恶。其他的投资机构，不仅做了自己该做的，维护了资金方的利益，还给了我中肯的建议。这里特别感谢让总，梁总，陈总、彭总，对于你们蒙受的经济损失，我深感歉意。我不会因为世间有恶意的存在，就失去对这个世界心怀美好。我会好好的活着，继续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创造力所能及的价值。

也感谢所有善良的，善意的，熟悉的，陌生的朋友。谢谢你们，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光明。（王荣辉）

故事背景：纽诺教育是曾经的托育领头羊

在“每日人物”的采访中，王荣辉自述是新疆人，2000年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创业前曾在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任人力资源总监。

“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广州房价非常低，我跟我先生两人的收入很高，我们一年半的工资就可以买套房。”王荣辉在接受采访时说，至创业前她已经买了4套房，只有1套房有贷款，剩下都是全款。

2009年，王荣辉决定创业，当时便卖了第一套房子，与人合伙引入了澳大利亚早教品牌亲亲袋鼠，在广州的市中心位置珠江新城开了一所加盟店。

资料显示，亲亲袋鼠早教始于1982年，分布在澳洲、亚洲和欧洲地区20多个国家，全球超300家中心，是一家有医学背景的、侧重神经生理学发展的澳洲品牌的早教中心。

“第一个早教中心，就是为了我的孩子开的，花了300万元就当是给我的孩子一个重新成长的机会，弥补做的不足的地方。”她曾谈起第一次创业时的想法。该中心不仅有早教、托育，还有家庭教育的咨询、诊断评估等服务。

2011年，王荣辉从职场离开全职创业。由于第一家门店运营状况良好，账上的钱能够再开一家新店，于是当年她开出了大概1500平方米左右的第二家分店。“本来钱是够的，但装修超预算了，所以我就卖掉了一套小公寓，卖了60多万。”

至此，王荣辉为创业卖掉了两套房。但在2013年，三个中心中的一个都被关掉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关闭是因为与特许经营商的纠纷，王荣辉也与最初的合伙人分手。目前，她曾经的合伙人仍在经营早教中心，但已更换了品牌名。

不过，王荣辉很快转型成了托育园。不同于早教业务大多在周末上课，工作日场地和师资会有闲置，托育班可以在任何时段为0-6岁的孩子提供托管服务，让其父母安心工作，因此一经推出大受欢迎。

2015年9月，王荣辉首次启用纽诺教育品牌。次年1月，其成立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卖掉第三套房子，用来拓展更多托育园。

这期间，纽诺不仅拓展了更多的托育园，还抓住自媒体崛起的机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做运营、在线讲课，培育母婴专家的个人IP，成为第一批吃到知识付费红利的人。

此外，纽诺教育还开拓了托育师培训、国际睡眠师培训等衍生业务。纽诺教育还研究过to B模式，即向大型企业提供集中式托育服务。但国内这类园区较少，且对区域资源要求较高，并未成为纽诺重点业务。

天眼查显示，2017年3月，纽诺教育获得文投创工场、毅聪资本的1000万Pre-A轮融资；2018年4月，获得了文投创工场、创玺企业管理、安赐资本6500万元的A轮融资；然后2019年4月获得广发证券、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数千万的B轮融资。

据王荣辉介绍，当时纽诺教育在珠三角扩展到近40家，估值达5个多亿，成了全国最大的托育直营连锁品牌。伴随而来的，还有王荣辉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耀，她也因此受邀到处演讲。

彼时“前来合作的风投非常多，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不过随着疫情到来，资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其中，疫情前谈的一笔投资，眼见疫情形势不明朗，就暂停了投资。疫情期间谈的一家机构，签了TS、做了几轮尽调，投资协议改了好几版，但最后资本还是没进来。

融资断档，加速了疫情爆发后纽诺教育的崩盘。

疫情之下接连溃败

疫情影响了纽诺教育的正常运营，旗下的几十家保育园关园停课6个月，机构里500多名老师以及3000多名孩子全部因此受到影响。

更要命的是，疫情停课还引来一波退费潮，“前后退费超过3000万，同时还有物业租金2000多万，老师工资社保2000多万。我不仅把全家的积蓄拿出来，还个人担保找银行贷款1000多万。”王荣辉说。

据报道，2019年，纽诺教育营收约1亿元，亏损约1000万元，账面上有3000万元现金流，还完成了和资方签订的业绩对赌。

有分析认为，空有规模而无利润，给了王荣辉某种错觉。因此在疫情之初，她还怀抱信心。在2020年3月做了一场线上直播，在直播间里她预测疫情结束之后，30%的托育企业将面临倒闭危机。

因此，为了能扛过去，王荣辉一边找融资，一边向亲戚、朋友借钱，从银行贷款，最后还把天河区自主的房子卖掉，集资了上千万现金来保障公司运转。

当时投资方曾提出，疫情期间可以把店关掉，把家长的钱都退了，保留口碑待疫情过后再开园，到时候还能继续融资，顶多稀释一些股份。

王荣辉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不想主动关掉园区。随后疫情出现反复，超出了她的预期。

“我自己过于乐观，我觉得疫情是会消耗掉一部分资金，但我们还是有能力在疫情结束、恢复营业的时候，快速地将现金回流回来，恢复正常。”她在采访中反省，自己对疫情过于乐观，对于疫情对资金的影响的判断不够。

此外，她还认为自己在退费决策上有“失误”。据悉，2020年，纽诺教育停课半年，从7月份开始出现大量退费，既有家长主动退费，又有孩子长大了离开要去上幼儿园。

采访中王荣辉表示，家长不论什么原因要求退费，他们都退。在不少机构分期半年退7成的情况下，纽诺在去年11月份以前都按83.8%来退，且在15天完成。退费过快的消耗掉了现金流，她称“今天的这种局面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据其助理透露，纽诺从2021年开始资金链出现问题，改为分期退。到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发不下去，退费也无法给出承诺。

在王荣辉声称的1亿元债务中，家长已经提出退费的大概有300多万，没有申请退费、还在托育的家长缴费大概是600多万。拖欠员工的工资不到200万，其个人无限连带担保的银行贷款1000多万。剩下大约7000多万是欠投资人的，已经有投资方提起诉讼。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资本，签了比较不利于自己的回购协议。”这让王荣辉认为，创业法律、财务方面的能力和创业能力一样重要。

对于未来的规划，采访中王荣辉表示，老板和老师之间，感觉自己更擅长做老师，“我卖我的课程，讲我的课。”

因此在发文的第二天，王荣辉就直播销售财商课。不过，此举却被批评借助“卖惨”收割流量。

创业故事的另一面

在王荣辉早期合伙人的口中，纽诺教育的创业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据其前创业合伙人李晓艳爆料，直至2016年为止王荣辉经营的保育园，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模式，没有系统的发展规划。

随后王荣辉找到了新疆老乡、大学师妹李晓艳，帮助其孵化项目，重新寻找商业定位，梳理产品体系和课程体系，帮她从BAT挖人搭建核心团队。

这时李晓艳的身份是联合创始人，并带领王荣辉一起见了朋友圈中信任她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但在拿到第一笔两家机构的天使投资资金后，“王荣辉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承诺给我的股份以及找我一起帮忙孵化项目和融资时谈的合作条件全部通通不予兑现，并且用了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卑劣手段让我从这个项目出去。”

李晓艳直指王荣辉并没有她自己说的那么努力、单纯，曾用各种手段排挤、踢走包括她在内的数个一同创业的合伙人。

天眼查信息显示，王荣辉确实与早期合伙人存在股权纠纷。其名下有10家公司，其中5家公司已经注销，而其担任法人的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有股权冻结、合同纠纷、经营异常等。

对于李晓艳的说法，王荣辉一口咬定对方只是财务中介（FA），因此按照行业惯例，支付了投资额5%的费用，而非20%股权。其他的几位合伙人，王荣辉认为他们只是员工。

但失去这些帮手，让王荣辉的创业事业有些“独木难支”。按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早教机构初期是合伙制，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当老板，其他是投资人（给钱，但不参与具体事务），这可能也是我抗不下去的原因。”

最后，她总结道，创业一定要找志同道合、每个人都独当一面人成为合伙人，而不应该一个人当老板。当遇到麻烦，只有自己一个人冲在前面，非常孤独。

近期，王荣辉的视频小店还上架了一款售价1999元的家庭终生会员产品。据悉，用户购买该产品后，可以享受到包括所有家庭教育父母课程终生免费、每年2场会员私密直播、终生会员微信群、五大测评在内的服务。而这款产品还打出了“王荣辉老师亲自群运营”以及“仅限500名”的卖点，不过该产品目前已售仅45件。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王荣辉曾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股东会已经决定走破产程序。“股东会对我之前的处理已经很不满了，我借了50万元去把员工所有的社保都补缴上了，其实我承担的已经远远超过我应该承担的，也超出我个人的能力了。至于员工的工资，可以走法律程序。”

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荣辉想要和罗永浩一样上演“真还传”的大结局并非易事。

By 王荣辉、36氪

“同一个投资机构有三四拨不同人找上门，都不知道该接待谁。”一家新能源赛道公司的工作人员吐槽称，公司成立不足一年，前来调研的VC、PE络绎不绝，“接待麻了”。

内卷调研的风，不止吹向一家公司。

社交平台流传着一张照片，江苏某硬科技项目的狭窄厂房通道里，黑压压挤满了投资人们，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硬科技的风口之下，VC、PE从北上广深的CBD不断飞向县城的工厂，一周出四五次差，安排见至少6家企业，下沉到一线开启“沉浸式投资”。然而被调研的项目却发出了不同声音。

“不以打钱为最终目的看项目都是耍流氓！”、“想尽调先打1000万”、“平庸的投资人都别来沾边”……一些创始人们以较为戏剧化的形式和言论，表达着不满。

细分领域的稀缺项目面对源源不断的投资人造访，分身乏术，以自己的方式反向筛选机构。而投资人对于长周期、高风险的硬科技项目，出手相对谨慎，只看不投。

本应是合作共赢的双方却公开互怼，到底是一时的实力错配还是长久的分歧显现？01 创始人和投资人互怼：你有钱吗？你技术成熟吗？

近日，一家新材料创始人在朋友圈发表言论称，“现在投资界流行从海外名校回来的。平庸的投资人，希望你不要轻易接触我，我保证怼死你。”

如此尖锐且简单粗暴的言论引发了不少投资人吐槽，纷纷表示“性格不好的创始人更要慎重”、“明明各有所需，戾气怎么都这么重”……

不少创始人们感慨不懂技术和业务的投资人屡见不鲜。“有时候已经在用大白话解释问题了，对方还是听不懂，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不止一家硬科技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们，有钱又合适的投资机构太少了。

“他们最关注技术成熟度，又想挖来知名专家，还要求你被所有人看见。如果我们能满足所有要求，早就上市了。”另一名创始人告诉我们，资本的惯性思维就是不给马儿吃草，还得让马儿快跑。

一名硬科技FA告诉我们，投资人看到一些项目的BP和官网信息，大概就知道适合不适合继续跟进，但出于了解行业竞品、打听上下企业的需求，仍旧会继续和创始人聊，甚至有项目方收到NDA、TS都没有什么用。经验是直到钱到账，融资才能停。

“全国一次性拿出一亿的机构，应该不超过100家。”某芯片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们，市场现状就是这样，但机构不会说他们没钱。

如何在成千上万个投资机构里去选择有钱且合适的？该创始人的方式是直接问，“钱到账了没有？到账了多少？”

“一些机构宣传跟政府成立了10个亿专项基金，但其实里面没钱。很多是有项目了，双方才会按比例出钱。”上述创始人称，空壳基金不在少数。

2023年上半年募资规模在50亿元及以上的大额基金共计16只，单只基金的平均募资规模下滑至2.23亿元。

清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无论是大额基金还是中小规模基金，普遍存在资金实缴不足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上半年的全部新募基金中约1/5的基金存在实缴比例低、存续规模低或是个别投资者实缴为0等情况，而募资规模在30亿元及以上的基金中，实缴到位不足的基金比例已达到60%以上。02 投资门槛能有多高：亮资、没BP以及反向尽调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BP、尽调要交保证金或者需要亮资，十有八九会被投资人直接判断为不靠谱。但有话语权且不走寻常路的人变多了。

“我们已经融了三轮，但公司现在没有BP。”领存技术创始人楚一兵告诉我们，他们采用思维导图形式和投资机构沟通，更有逻辑地讲述技术、业务、竞品和行业，同时避免了BP满天飞的情况。

此前领存因1000万尽调保证金“出圈”，楚一兵解释是因为刚做过A轮融资尽调，公司业务相关数据并未有太大变化，再度尽调耗费精力，同时有可能泄露商业机密。

“如果不让尽调的话，那么公司100%是有问题的。用之前的尽调报告上会，也需要投资方认可尽调内容。”我们采访的数位投资人均表示，融资不是小数目，绝大多数机构都有自己的投资流程及风控流程，要尊重各机构的内部机制。

一般而言，完整的创业项目尽职调查包括业务尽职调查CDD、财务尽职调查FDD、法律尽职调查LDD，整个过程往往会持续数月。不仅要采访行业专家、产业链客户，还需要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的配合，流程复杂且繁琐。

有早期科技项目投资人对我们吐槽，现在的第三方尽调报告很水，可信度要打上问号，从逻辑角度来看项目方提供的尽调报告可信度更低。哪怕报告可信，机构也不可能把报告抄一遍就上决策会，报告里必然有很多需要和项目方、尽调者的细节沟通，不是扔一份报告就万事大吉。

不过，领存一直有投资人在官网认证、交纳保证金的流程，这是公司对投资人进行“摸底”，也就是所谓的“反向尽调”。实际上，想掌握融资主导权的公司，不止领存一家。

“优质项目的话语权确实高一些，会要求亮资后再约谈尽调，这也是业内潜规则。”一位关注医药行业收并购的投资人告诉我们，亮资金额一般是总标的金额的10%—20%不等，具体数额及操作方式都可以聊。

一些热门项目的尽调会面向机构设定门槛，FDD和LDD不单独开放。即便如此，机构也是抢着签协议。一旦机构内部流程过长，也有可能错过了close的节点，甚至有项目直接拒绝给出份额。上述硬科技赛道FA称即便有人不尽调就投，也没人会公开承认，因为这是对基金方的不负责。

今年上半年，硅谷AI公司Rewind创始人直接把融资PPT通过Twitter用视频公开播放，让感兴趣的投资人填写表格并报价。该视频浏览次数超过170万，公司收到超过1000家VC的初步报价和170个TS，其中报价最高估值超10亿美元。

公司创始人在社交平台表示，他放弃了私下只与少数人交流融资的愚蠢传统，同时对投资人进行反向尽调。

Rewind 的融资方式，完全反转了 VC 和创业者的地位。创始人不再花费大把时间会见一个个VC、PE，而是所有 VC 前来竞价，创始人从中选择最适合的投资人，几乎掌控了融资过程的主导权。博弈的底气在于，该公司 ARR 营收数据几个月内呈直线式增长，达到了 70.7 万美元。03 强势还是弱势？套路之外，看的是实力

创投圈的人常常把投融资比喻成相亲、恋爱、结婚，这就需要圈子里的人互相介绍、频繁交流、线下面基、彼此试探。

习惯了卷的投资人，尽管不一定真投，也要不停去工厂实地看项目，提高对一线的认知，才能跑出来一手的信息和资源。他们必定不如硬科技的创始人懂业务和技术，然而说不定有其他产业资源或人脉，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到创业者。

“真正懂的人不会做投资，因为看到的全是风险。大多数项目尽调后和预期都不完全一致，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一位关注硬科技的FA对我们表示，机构决策者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放弃项目的例子也很多。

有民营航天项目的投资者所做的前期尽调非常简单，问一圈航天研究院的原同事，大概就能摸清项目的具体情况。

套路化的博弈常常上演。上述医药行业投资人称，当遇到强势的企业方，一般会抓住公司的经营负债、业务发展、法律纠纷等问题并放大，摆到台面上，先把对方的气场压下去。有时候双方都心知肚明，只是公事公办，为己方多争取一些权益。

当头部美元机构式微，中小机构愈加分散，项目方想要摸清对方的专业能力和实力比以往更难一些。

一位关注半导体行业的FA告诉我们，前几年，创业者需要融资可能拜访下头部和第二梯队的机构，聊一聊前20家就差不多了。如果这些机构都看不上，那也没必要再去找。

但如今的情况变成了，一个项目找了六七十家机构，其中80%的要不没听说过，要不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钱。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创始人遇到的是不专业但有钱，或者不专业还没钱的投资人。

虽然许多创始人对领存的筛选方式表示支持，却少有人效仿。在融资市场上，实力雄厚的一方还是相对强势，缺钱的始终弱势。赛道冷、质地一般的公司，几乎不用考虑提高什么门槛，能活下去、拿到钱就实属不易。

而硬科技越来越投早、投小，有产业基金投资方向我们表示，大多数人蜂拥而至的明星项目反而不太看了。“目前看的项目都是在研发中，产业化公司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在里面了。”

擦亮眼睛，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前进方向，对投资和创始人来说，或许都比朋友圈互怼来得更有意义。

By 王露

每年夏天，当裙摆在街头摇曳，这往往意味着，女生和流氓间的恶战又开始了。

黄女士在上海虹桥站候车室排队检票时，突然感到身后有男子不断用身体贴近，察觉异常的黄女士当即报警。

经民警讯问，作案男子范某提前将偷拍设备绑在运动鞋上，屡次择机对准黄女士的裙底，民警随后在范某身上查获偷拍录像设备4套，内存卡3张，内容不堪入目。

东莞寮步镇公安分局便衣民警在蹲点过程中，注意到一名中年男子（赖某）形迹可疑，密切观察后，民警将正在实施偷拍行为的赖某当场抓获，深入调查后发现，赖某前后共作案10次，已偷拍视频近20个。

类似的新闻并非个例。通过搜索，就会发现近两个月出现的偷拍事件，不仅层出不穷，还屡禁不止。

无孔不入的摄像头，让数以万计的女性在未知状态下，不仅沦为别人偷窥和意淫的对象，还成为行走的利益。

细思极恐的是，“偷拍”早已经形成一条暗自流通的全产业链，不法分子靠着售卖隐私，轻易就能年入百万。

现实不是“楚门的世界”，但我们却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楚门”。

偷拍视奸突破下限，手段之恶防不胜防

地铁、商场、酒店、公寓、洗手间……每个极为普通的场所，每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都可能隐藏着谍战片中才能看到的迷你摄像头，暗自窥视着芸芸众生。

这些微型、针孔摄像头外观多变，可以伪装在矿泉水瓶、插座、烟灰缸等日常用品里，或者是钞票上，让人根本防不胜防。

就在今年3月，一则“夫妻住民宿遭偷拍8小时”的新闻上了热搜，被远程控制的视频里，不仅实拍了室内全部动态，还能推拉摇移局部放大，连两人间的悄悄话也被听的一清二楚，本应受到保护的个人隐私，却成了电脑和手机上的“玩物”。

无独有偶，6月初，来厦门旅游的花女士入住当地某快捷酒店，刚准备休息，花女士突然发现房间吊顶处的灯筒四周疑似有二次粉刷的痕迹。

经仔细检查，花女士发现灯筒上有个微小的孔洞，内藏微型摄像头，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后发现，该微型摄像头所连接的供电并非独立供电，而是连接了酒店吊顶电源线路，且存在时间久远，这个摄像头到底拍下了多少画面，当中又涉及多少人，简直不敢想象。

事实上，早在2014年12月，公安部等部门就下发规定文件《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奈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虽然大型电商平台早已下架“针孔摄像头”等商品，但通过搜索“家用监控”、“商用”等关键词，依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购买到偷拍设备。

迭代到现在，偷拍设备也在“与时俱进”。如果说先前的摄像头还可以用红外线反射进行探测，但现在已陆续诞生了大量“防红外反射”的品类，最小的摄像头仅有5毫米，内里的光学镜片只有三根头发丝那么细，清晰度却能达到4K——几乎相当于影院效果。

也有人想到“更好”的办法，比如入住酒店时把取电卡拿出来，断掉房间电源，摄像头没电，就不能工作了。但对不起，无论断网还是断电，针孔摄像头至少都能再续航24小时。

不满足于视频内容，这帮人甚至还紧跟潮流玩起了“实时直播”。被新闻曝光的北京一网约车司机，每天晚上11点左右，守在首都机场，专接空姐订单，在空姐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启偷拍直播，直播间里的观众，最高达到过18万人次。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连“家”这个最安全的庇护所，同样危机重重。去年，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家用摄像头案件，32人贩卖某公司品牌APP破解工具，对他人的家用摄像头进行扫描，控制了数十万只家用摄像头，只要打开相应APP，就能“视奸”别人的日常起居。

更可怕的是，竟然还有APP公然为“偷拍”提供保护。最近走红的一款名叫“安全相机”的APP（目前已下架），在介绍中自称是“手机版的针孔相机”，可以伪装、瞄准、无声拍照，还能阅后即焚，不留证据，以科技之名为偷拍大开“方便之门”，恶寒至极。

如今，从制造出售器材到偷拍，再到售卖传播不雅视频，偷拍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中更庞大。

明码标价分类售卖，非法牟利年入百万

当职业偷拍者顺利得手后，就进入了丧心病狂的售卖环节。

这种人又被叫做“种爷”，手中往往拥有海量视频资源，他们先将不同的受害者，根据穿着、体态、身份等特征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再别有用心地掐头去尾、重新组合，编造“小电影”剧情。

紧接着，“种爷”们会通过所有可利用的平台进行分发，包括但不限于微博、陌陌、探探、贴吧等，以QQ、微信群为据点，进行私下交易。

前段时间，有都市报道的记者潜入了一个900多名成员的偷拍群里，短短20天时间，就有8000多条视频被传入，涉及范围包括美容院、试衣间甚至浴室、厕所等地，大量私密画面被公然叫卖。

群主洋洋得意地表示：“这种原生态视频是最抢手的，好多人就喜欢看这个，我这个视频卖好几百回了，挣得不少。”不仅毫无愧疚罪恶感，内部还衍生出“收徒代拍制”。

只要愿意出钱，偷拍团队还能提供“私人订制”，不管买家想看哪个省份或者地区，都可以派人前去安装摄像头。

这伙人还有一个“绝活”，专门破解家用摄像头的ID、用户名和密码。在记者的要求下，对方当场做了演示，不到半小时，仅吉林省就有3000多个家庭摄像头遭到了破解。

▲图/都市报道

作为女性防不胜防

近日，一条关于“地铁痴汉”的纪录片引起了热议。记者在一个偷拍网站的团伙中卧底一年，写出了一篇名为《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的报道。

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偷拍者故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拍摄视频，并上传至非法网站上供用户下载。

纪录片《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截图。

在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针对偷拍行为的法律条款。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花上一顿饭的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观看他人最私密的照片和视频。

在人性之恶没有被控制和兜底的地方，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从中嗅到了恶臭的商机。

“给你网址，永久使用，免费更新，高清无码。”新周刊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售卖色情网站和资源的QQ群，群主如此介绍自己的“产品”。而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偷拍类视频的时候，对方很快表示也有“相应的网盘群”，每天更新，“群里可以互换（资源）”，“那种收费高点，50元”。

和中介对话截图。

偷拍，俨然成了生意，女性的隐私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每日更新，意味着每天都有人被窥探。新周刊记者观察到，从群里的“资源”上标注的地点来看，偷拍多发生在厕所、酒店、旅馆，甚至是私人住宅的内部。大部分被偷拍者于自己被偷拍的事实毫不知情，但他们的隐私已然被窥视、被贩卖。

在新周刊记者所接触到的社群和网站视频中，被偷拍的对象中，单独出现的女性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严格来说，图片和视频都不是实体商品，这些中介售卖的是观看这些内容的资格。在成本固定的基础上，他们仅仅需要线上分发和传播，向想要观看的用户收取会员费用，就足以创造较大的利润。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根据“湃客·有数”报道《酒店偷拍产业链里，你的隐私还不及一顿饭钱｜有数》统计的数据，有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会被用于传播与售卖，偷拍视频的流向也会更加广泛：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平台直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说到，在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上，上游只要拍摄了就不愁卖，下游对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又刺激了偷拍偷窥的发展。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在裁决文书网上搜索“酒店”“摄像头”“传播淫秽”等字眼，可以交叉检索到许多具体案例。以贩卖和传播、偷拍、偷录视频为牟利手段的犯罪中，被告人多在QQ群、网盘群等社群，通过发送教程、链接、加群内好友等方式，出售偷拍的淫秽视频。

从法律上来讲，在特定情况或后续延伸行为中，偷拍行为可能涉嫌侮辱罪、诽谤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刑事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偷拍行为可能在公民的隐私权上存在民事侵权风险，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存在行政违法风险。

韩剧《灵魂维修工》中，出现了由N号房事件改编的剧情。

偷拍，到底是不是犯罪？

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黎明对新周刊记者表示，在判定偷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主要会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拍摄内容方面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第二，拍摄工具方面是否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第三，偷拍行为后果方面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

而在偷拍图片、偷录视频的数量及违法金额方面本身，暂无明确法律规定其构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标准，若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其他罪名，则按相关司法解释追诉。

偷拍产业链，比你想象中更长

从出售黄色视频社群和网站的资格再往上追溯，偷拍工具的售卖也是偷拍产业链上的一环。

偷拍于酒店、卫生间、试衣间等私人空间的视频，往往要借助隐蔽的偷拍工具。从现有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偷拍所使用的摄像头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被发现。

和以往相比，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已经强化了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工具售卖的管理。如果在淘宝直接搜索“针孔摄像头”，页面会跳转到“绿网计划”的弹窗，提醒用户：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但是“绿网计划”并没有覆盖到所有需要过滤的地方。即便“针孔摄像头”“偷拍摄像头”等字眼被屏蔽了，搜索擦边的“网络摄像头”“微型摄像头”等字眼，还是会出现相应的商品推荐。

电商平台页面截图。

为了躲避平台的监管和规制，一些商家不会在商品页直接发布真正售卖的商品，而是在客服和用户的对话页面留下联系方式，引导消费者转移到另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

“欢迎您光临本店，你想要的特殊产品请联系客服+V：×××××。”循着店铺客服留下的联系方式，新周刊记者发现，这些非法商家一般是通过朋友圈发布产品的详情。一些商家会专门卖针孔摄像头，另外一些则还会同时售卖用以迷奸的“听话水”“催情水”等药物。

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介绍。

“偷拍神器，高清4K夜视摄像头，永不断电”“插座，高清录像，手机连接远程实时观看”“私人定制风扇，1080P，隐蔽性好，不会被发现”……这些由针孔摄像头改装而来的各类物品，价格由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在不法商家的眼里，床头的手机充电器、电视柜上的排插和天花板的吊扇，都是藏匿针孔摄像头的绝佳位置，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所有设备。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针孔摄像头用于正当用途并不违法，例如记者暗访调查、公安取证环节等。但是针孔摄像头属于国家管制物品，未经过允许私自贩卖相关产品，有可能触犯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类物品在互联网灰色地带游窜，让不法分子有了犯罪的工具，而法律上的空白，则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打击偷拍产业链，究竟难在哪里

如今，偷拍行为依旧猖獗。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2”专项行动中，针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偷拍他人隐私并网上传播售卖等违法犯罪，累计侦办案件340余起，打掉非法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90余个，缴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14.1万件。

有关部门持续不断地打击偷拍行为，意图清除偷拍产业链，却始终没能达到根治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横亘在惩治偷拍产业链道路上的，是法律法规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取证难、受害者维权难这三大问题。

例如，虽然偷拍案件可能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两条罪名定罪的案例仍在少数。对于这种现象，林黎明律师分析表示，这两项罪名的定罪标准，与大众的想象和认知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法律出版社的《刑法释义》，上述犯罪定罪标准要求之一是需使用专用器材，例如微型照相机。”而一般的手机属于非专用器材，在偷拍案件定罪时便存在认定争议。

“其次，只有偷拍行为造成了如非法内容广泛传播、引发受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才有可能以上述罪名定罪。另外，如果偷拍行为同时构成其他重罪，将可能从一重罪处罚，以量刑较重的罪名定罪。”林黎明律师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在地铁上发现了有人使用手机进行偷拍，很难给予其较为严厉的惩罚。

许多偷拍个案难以判定或尚未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更多的处罚落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层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距离今天，上一次修订已经过了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看来，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偷拍会变得如此便利、偷拍规模会变得如此之大。这说明在规制偷拍行为方面，这条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和过去相比，现在偷拍的形式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是在街上用手机偷拍女性的全身照，现在变成了用针孔摄像头藏在卧室、厕所等地拍摄私密照片。

而关于偷拍行为的取证难和受害者维权难问题，林黎明律师认为，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一，专用器材较为隐蔽，难以发现。第二，专用器材中的内容未能及时固定，偷拍行为发生时没有相应监控或其他证据记录，导致刑事立案证据不足。第三，部分偷拍行为因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果，达到行政违法程度，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故只能通过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方式处罚。第四，偷拍者使用普通手机等非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

而区别于只有两端的供需关系，偷拍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有着售卖器材、执行偷拍、平台、服务器等多个层级分工协作的产业闭环，每一个层级都对这个产业有牟利的需求。因此，仅仅是打击其中一环，也很快会“春风吹又生”。

“法律都有这么多条文等着他们了，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因为它已经变成产业链了，打掉这一环，别的环节仍然存在。”陈碧教授说道。

“偷拍入罪”，是否真的可行？

随着偷拍产业链被披露得越多，人们对于“偷拍入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陈碧教授看来，目前我国法律里对于隐私权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强”，没有针对侵犯个人隐私的偷拍设立单独的罪名。但同时，对于“偷拍本身是否要入罪”这一问题，陈碧教授也表示并不建议轻易去增加一个罪名。

“首先要考虑，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规制偷拍行为。其实围绕着偷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有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相关罪名了。”陈碧教授介绍，目前我国针对偷拍行为主要通过前置行为或者后置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前置行为指的是使用的手段，是否使用了非法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后置行为则指的是后续衍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如敲诈勒索、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所以，其实我国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把对偷拍行为的惩罚给‘吸收’进去了。”

韩影《女警》剧照。

陈碧教授认为，“大部分人的本能的条件反射会觉得，这是坏的、这是不对的，就应该设立法律来制裁它。但是在设计法律时，需要考虑到它造成的社会后果。可能原本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却引入了最严厉的刑罚”。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对偷拍行为都通过和设立了相应的法案和法律规定。

2019年2月，英国通过了“窥淫癖法”（Voyeurism Act），将偷拍裙底定为性犯罪。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人衣着拍照，将可能被登记为性侵犯者，最高面临两年监禁。

2023年5月，日本立法委员最近提交了反对“偷窥拍摄”的法案，将未经同意拍摄他人隐私照片、视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如果该法案6月正式通过，违反者将最高面临3年的监禁，或折合人民币15万元的高额罚款。

陈碧教授认为，国外偷拍立法有他们独特的法律背景。“中国的入罪和其他国家的入罪其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外这些罪名很多都属于轻罪，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刑罚消灭制度。而在我们国家，一旦入罪，就会对行为人的犯罪标签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评价。”

因此，对于“偷拍入罪”这一问题，仍需慎之又慎。

面对偷拍产业链，你我并非无能为力

单独设立反偷拍法需要谨慎考虑，但是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仍具有可行性。

陈碧教授表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距今已有一定年限，是否能够围绕目前情节比较恶劣的偷拍行为，对法律进行评估，重新调整处罚的上限，这个问题是法律界可以思考的。

而对于“春风吹又生”的偷拍产业链，陈碧教授的观点是，这类偷拍产业链对警方的执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求他们对这个链条中的每一环都进行整改。

这类整改，包括对于消费端和需求端的打击。“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围观风险，例如监控他们的IP地址。这也是对需求方的一种打击。”陈碧教授说道。

而对于个人面对偷拍行为，她也建议人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以免错过最佳报警时机。

“如果你当时不报警，事后可能会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另外，事后再报警，可能还会面临证据难以锁定的问题。”在采访中，陈碧教授多次重申，“第一时间报警”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偷拍黑产居然还有鄙视链

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黑产行业里，居然还存在所谓的鄙视链。金字塔上层的种爷会将手中一个月的视频打包卖给二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加价后卖给下级代理；最底端的散户则将视频下载放入网盘中，再以相对更低廉的价格将网盘账号售卖出去。

偷拍的暴利空间到底有多惊人。山东济宁公安曾抓到一群犯罪分子，查获微型摄像头300多个，偷拍视频达10万部。

以单个摄像头每月获利300元计算，300余个摄像头能为偷拍者带来10万余元月收入。这还只是第一层代理，经过层层代理后，即便按照一部5元的价格，全部单次售卖就可获利50多万元，还不包括二次售卖，职业偷拍年入百万者并不稀奇。

此外，偷拍团队还会将视频卖给境内外的色情网站，网站每收购一套图片或一部片子，偷拍者就会有几百到几万元的报酬。

那些想看偷拍视频和图片的人，通常需要在网站缴纳费用开通会员后才能获得观看权限，如果想看到更多的内容，则要花费更多钱购买高等级的VIP。

至于网站的吸金能力，那就更可观了。要知道，根据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网站浏览量，能把阿里巴巴、亚马逊这样的网站甩出十条街。

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偷拍者疯狂偷拍，然后把资源卖给色情网站，网站再卖给用户的一条完美产业链闭环。

与偷拍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违法成本之低。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偷拍并不涉嫌刑事犯罪，仅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一般情况下，只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而情节较重的，也只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这点小惩戒，在所擢取的利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不断转动的利益链条里，偷窥者满足了自己的窥探欲，偷拍者赚得盆满钵满，当受害者发现时，她们早已成为了变态手中的泄欲工具，动作电影里的女主角，被全球几十亿人围观。

比起暗中偷拍，竟然还有人试图堂而皇之地美化“偷拍”。

今年6月17日，OCTA上海馆展出了一副名为《校花》的作品，作者宋拓偷拍了近5000名女大学生的照片，还按照个人审美从美到丑排列，以艺术品公开展览。

面对质疑，宋拓大言不惭地表示：“我掏心掏肺地物化你，这也是一种尊重。”（得多无耻才说得出这番话）

在某社交平台上，偷拍甚至还被包装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博主会详细分享及讲解自己偷拍的技巧，下面的评论则是一水的“膜拜大神”。

病态的狂热背后，根本无人在意被偷拍者会受到的伤害。一旦偷拍照片和视频外泄，个人信息曝光，对其工作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2018年2月，张佩和男友入住北京朝阳区的某家酒店，谁想三天后，朋友就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的女生，赫然就是自己。

这段视频是如何流出去的已不言而喻，上百万的浏览量下，充斥着各种评头论足的污言秽语，由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原本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张佩，最终与男友分手。

在此后的10个月里，张佩先后自杀了三次，虽然被抢救了过来，但这场偷拍事件就像如影随形的噩梦，时时刻刻的折磨着张佩的身心，让她变得敏感不安，一点小事就如临大敌。

去年8月，杭州女子小吴卷入一场谣言漩涡，一段她被偷拍的视频在网上大肆流传。为了增加刺激性，偷拍者为她捏造了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人设，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不明就里的小吴被网友人肉，辱骂，公司劝退，患上抑郁症，生活和尊严被践踏得七零八落。

即便是真相大白的现在，余震远没有结束。小吴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为了躲避骚扰，她几乎不再出门，删除大部分通讯录，把自己全副武装地封闭起来。

这还仅是站出来的，更多的被偷拍者，既不敢报警担心事情传开，又不敢和家人朋友倾诉，只得陷入自我绝望。

有一段话说的好：“如果自认是恶，行动起来就需要经过灵魂的拷问与挣扎，太过消耗个人体能。没有意识的障碍和阻碍，恶，才能所向披靡。”

没有市场，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每一次的购买与传播，都是助纣为虐。如果偷拍产业继续疯狂，那么无所遁形的世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By 梅珍里、朱末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房东”在中国是处在一个强势、主动的地位，几乎没听说过在中国，哪个房东是夹着尾巴做人的。

但在美国，你要是想当房东，简直就是走上了一条当“孙子”的不归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要从“专业租客（租霸）”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说起。

在美国，就有这么一群人，非常熟悉房屋出租的法律，专门钻法律的空子，成了“职业蹭房人”，能做到不交房租住大半年，坑苦了房东！

所谓“专业租客”(Professional renter)，也叫“职业白住租客”、“无赖租户”、“恶房客”、“神仙房客”、“霸王租客”、“专业租霸”、“蹭房族”、“骗租团伙”、“无赖租客”等，专指那些欠了房东的租金还不肯搬走的人，而房东及债主碍于法律条文对其无可奈何。

“职业租客”主观上有故意拒付房租的恶意，是导致房屋租赁纠纷冲突的主要肇因，还容易引发其它的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

尽管美国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使赖债和有犯罪前科的人难以遁形，但由于华人在出租房屋时，很少对租客进行信用背景调查，有的甚至没有签订比较规范的合约，因而经常沦为“职业租客”的受害者。

相对租客而言，房东大多拥有物产，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租客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为维护社会安定，避免穷人流离失所，美国法律偏向于保护租客权益，这使得一些“职业租客”觉得有机可趁。客观上也加大了屋主赶走“职业租客”的难度。

“租霸”的雷语：

— “我在美国呆了那么多年，租房没花过自己一分钱。”

— “在国外，我没什么亲人，不搬走是舍不得离开你。”

— “其实我是有钱人，我在国内的房子比你这屋值钱。”

— “赶我走？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美国法律吧。”

— “打官司你至少亏两万，给我五千我立马滚。”

— “我白住你房子能咋啦？你根本不配做房东！”-

— “改天找两人来整死你，你看警察到底会抓谁。”

— “你缠着要我还钱，我就告你诽谤罪、骚扰罪。”

— “住你这儿费了我不少力，不给四五千能走吗？”

纽约租霸气势汹汹

纽约近日发生了多起华人房东反被租霸房客”轰赶“的新闻。

在网络上有几段视频，引起了不少房东的共鸣。

一位华人房东带着全家人站在租客门外抗议，要求他们搬家。

可是住在这里的租客显然也是老油条，根本不在乎房东喊什么。最后看见房东连年幼的孩子都带来了，更是威胁房东，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面对租霸华人房东往往苦不堪言。

住在布碌崙8大道的华人陈先生更是表示，自己都愿意给租客出1800美元去外面租房了，但是对方就是不走。

还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条件…

陈先生的四层房产位于布碌崙8大道交53街。据陈先生介绍，他的其中一名租户在2021年10月，以二房东的身份将其中一间单房租给了一名带着两个两、三岁大的女儿的华人女子。

双方同意每月月租为650元，但并未签订租约。

陈先生说，这名租客在入住几个月后，于2022年2月称自己失业，无法再支付房租。

在听取了他人的建议后，她成功申请了政府紧急租房补贴来付房租。陈先生也为她提供了申请的相关帮助。

陈先生表示，随着政府紧急租房补贴于2022年9月到期，这名租客在交了一个月房租后，再度停交房租。

据相关规定，陈先生因此前接受了政府紧急租房补贴，所以只能在今年10月、也就是接受补贴的12个月后才能依法驱逐租客。

没想到，这位女租客就因此白住在房子里不走了。

据陈先生介绍，他随后开始与这位欠租的租客协商搬走的条件。

在双方多次协商后，租客最终开出了同意搬走的条件：房东须支付租客逾两万元的费用。

租客最终希望陈先生为她支付每月1,800元房租的一房一厅一年，并支付由此产生的电费、煤气费、以及网费一年，她才同意搬走。

陈先生说，这样的要求超过了他的底线。他无法同意。

因为催租，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甚至也有过头的时候。最后，女房客将陈先生告到了纽约市楼宇局，说陈先生在没有申请开工纸的情况下，违规装修。陈先生一气之下，以没有好好看管儿童为名，将这名女租客告到了儿童局。

陈先生有一次以煤气漏气需要检修为由，切断了女租客几个小时的煤气，女租客为此报了警，让警方介入处理此事。大概两周以前，陈先生在抖音上公布了两人言语衝突的录像，这让女租客大为光火，双方的冲突更趋激烈。

陈先生说，他这个房子买了9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欠租的租客。而他准备今年10月将这位租客告上法庭，届时让法院对她下达驱逐令。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纽约，政府是非常保护房客的。

这也让很多租霸在纽约诞生。

像陈先生这种赶不走的是一种，还有一种天天在家给你毁房子的。

网上已经有很多房东吐槽了，人是终于赶走了，但是房子也没法住了。

租霸横行已成加州特色

北加州华人房东George Wu遭遇租霸，对方不仅拖欠12万元房租，还仗着暂停驱逐令赖着不走。George Wu控告租客的案件，也因该法推迟18次。

处于破产边缘的George Wu，无奈选择在县政府门口绝食抗议，希望终止暂停驱逐房客的法令，并唤起社会大众对加州房东权益的关注。

房东每周工作七天还房贷，租霸“永不搬走”

近期被房客逼得走投无路的，绝不止George Wu一人。2月27日的加州公寓协会记者会上，华人Judie Zhu也讲述遭遇租霸的经历。

她表示，三处房产的租客，全部拒付租金，累计金额10万8000元。没有租金收入，却要交产业税，还房贷等。

为了养家煳口，她与丈夫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开10到15小时车送外卖。与George Wu类似，Judie Zhu通过法律程序驱赶房客，同样不顺利，租霸甚至表示永远不会离开，也不会付租金。

华裔退休地产经纪 3年被房客欠16万房租

60多岁的华裔袁女士从事地产经纪行业多年。她表示，虽然已经达退休年纪，但因其租客疫情三年期间拖欠她16万2千元租金，在此期间房客还购买奔驰汽车，在感到心寒的同时，她不得不继续工作，赚取生活费。

袁女士参加了11日下午房东要求取消屋仑市暂停驱逐令的集会。袁女士自己亲手制作了示威牌子，上面写着租客拖欠她16万2000元租金，还写着「市议员励琪(Bas)、卡布(Kalb)、法芙（Fife）和卡普兰（Kaplan)，你们的暂停驱逐令从我的退休储蓄中拿走了16万2000元。你们计划何时还给我，请你们回应！

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她了解，其租客在疫情期间有一份科技行业的全职工作年收入在12万左右。但在政府暂停驱逐令后，租客开始拒绝支付房租，成为名副其实的租霸。在拒绝交租期间，这名租客还购买一辆新的奔驰汽车。

袁女士出租的物业位于在70 Ave，为屋仑市的第六区。她希望市议会作出行动，立即取消暂停驱逐令，她也不接受所谓的缓冲期，认为竟然早晚要取消，为何不就在现在。

同时，她要求市议会不要对取消暂停驱逐令作出任何附加条件，并希望政府筹备资金，由政府出钱将租客所欠的房租归还给房东。

她也表示，已经放弃租客会偿还房租或是继续交租，也认为让租客偿还其16万2000元为不现实，所以必须依靠政府作出行动。

袁女士指出，自己也曾是租客，有租房20年的经历。她明白租客不易，但拖欠房租并不是解决方法，而租客面临的根源问题为住房资源的缺乏。

她希望能和租客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是一味的躲避房租，同时她也鼓励更多的房东走出来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财产。

律师都斗不过租霸

不仅普通房东受租霸所扰，连专业的律师，也会遭遇欠租麻烦。律师郝琦，刚刚花费半年时间，将欠租者赶走。她表示，加州驱逐房客，少则半年，多则一、两年；只损失半年租金就能请走房客，已算幸运。

就连精通民事诉讼的律师，都坦言能在半年内赶走欠租房客，已算理想情况。加州法律对租客之偏袒，可见一斑。

考虑到加州房价普遍较贵，能全款买房者毕竟少数，而高房价又与高产业税画等号，加州房东所面临的经营风险，着实不低。

因为一旦租客停缴租金，房东面临的不仅是房租上的损失，还有高额房贷、产业税及保险等开销，而且这些经济上的损失动辄半年以上，倘若没有一定的储蓄，房东可能很难度过难关。

华人租霸建立”坑房东“群

几天前，刚刚报道了华人圈最近有个怪现象，有人专门建群教人如何在北美免费租房，还能获得赔偿。

进了群仔细看内容才发现，这完全是坑人更是犯法的行为。

群主是一位叫“面朝大海”的华人女性。

在群里，她不断鼓动网友，甚至叫嚣要让所有留学生都一起。更表示，留学生更会玩！

当群里有人在质疑这是否是一个教人犯罪和学坏的群组时，还被组织者要求可以退出。

随着爆料内容越来越多，更多群内聊天记录公开了，有些真的不堪入目！

不论是毁房子的，还是租客利用法律偏袒赖着不走的，都让人很头疼。正如今天郁闷的陈先生，他表示纽约的法律对小房东太不公平，让他这样的小房东很不容易，他呼吁房东未来在接受相关补贴时，一定要了解相关规则。

遇到租霸怎么办

下面以西雅图当地法律为例，来看看如何使用“强制迁出令”。

1 强制迁出令发生的条件

在法制国家，咱们首先要在法律步骤上先声夺人，在发起“强制迁出令”前，无论如何，还请您先依葫芦画瓢地完成以下步骤：

房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事由下发起强制迁出令(详情见后文18大事由)

房东必须出示“终止通知”（termination notice）

房东必须要在下个租约开始前至少20天出示“终止通知”；

房屋必须在西雅图市政府（City of Seattle）登记。

2 案件实例

房东姓名：Nick Baldo

房源区域：纽约州

房租价格：$1450／月

具体时间线：

2月01日：租金到期

2月15日：通知租客强制迁出令的意图

2月16日：租客通过网银支付租金

2月23日：租金由于资金不足，未收到

2月24日：租客再次通过网银支付资金

3月01日：租金再次由于资金不足，未收到

3月04日：律师发出强制迁出令

3月29日：迁出令听证会，租客出现，并且说服法官给她10天的延期付租时间

4月09日：租金仍然未支付，律师正式向法院递交强制迁出令

4月25日：强制迁出令签署

5月06日：租客接到即将实施强制迁出令的通知

5月12日：强制迁出令执行

具体支出总结：

律师费(固定收费)：$500

请愿书费(Serving of petition)：$165

立案费(Court filing fee)：$20

强制迁出令费：$350

搬家费：～$2000

储存费：$112

总费用：$3,147

沉没成本（4个月租金）：$1450*4月＝$5800

总成本：$9000

$9000！而Nick房屋的租金只有$1450啊！一来一去，半年的房租打水漂了。

有没有一种杀敌三千，自损八千的感觉？

哦，对了，为了满足之前提到的18大事由，这取证工作大概比得上半个特工了。

3 实操经验

Cash for Keys 用钱赎钥匙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关键还是要看钱花在哪里，花在何时？

在美国还有个专有名词“Cash for Keys”，就是形容房东为了钥匙，不惜花钱“赎回”。在美国，一般以$300为基准，当然这基于房屋本身的大小、品质、位置，可上可下。通常$300足以促成一个人搬走了，特别是当一个人落魄到即将面临强制迁出令的时候。

Cash for Keys 7大准则：

⊙ 跟租客解释透彻，他需要做的事情

告诉他们，在他们拿钱走人的时候，房屋必须是可以立即出租的状态，所以他们需要把房屋打扫干净，并且修复损坏。这样，就可以节约房东清洁费，并且以防租客在搬离的时候破坏房屋。

⊙ 给租客确定的搬离时间

通常，一旦谈妥，必须让租客在4天时间内搬离。Cash for Keys的重点就是让租客快速搬离。

⊙ 不管怎样，写个支付明细或搬离告示给租客

我们也要做好租客最后并没有搬离的最坏打算，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浪费。在强制迁出令的第一步就是给租客发布告示，即使想用钱解决，也不可省略这一步。

⊙ 和租客会面

跟租客约在房子见面，确保房屋的完整和整洁。当然，安全起见，需要有人陪同。

⊙ 勘查房屋

提防租客讨价还价，房屋必须是清理整洁，并且完好无损的。如果没有，告诉租客该如何去做，并且让他们再次清理干净。永远不要给租客钱，直到他们百分百完成你所要求的，并且真的归还了钥匙。

⊙ 签署书面协议

签一个简单的协议，说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房屋租赁，这样是以防事后，租客告你更换钥匙，或者他们并没有搬离。确定他们签署了姓名和时间。

⊙ 给钱

如果租客已经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了，现场给钱，并且感谢他们的积极配合，希望他们一切顺利，随即进入房间，马上更换钥匙。

$300(cash for key) vs $9000(eviction)，令狐冲与东方不败之间就差了一个WeHome

附录

强制迁出令发生的18大事由

⊙事由1:房客在收到付租或清空通知的3天内没有及时付租；

⊙ 事由2:房东在12个月的时间里，至少4次书面通知房客延迟付租；

⊙ 事由3:房客在收到房东通知的10天内，未按照租赁合同处理违规行为；

⊙ 事由4:房客在收到房东通知的10天内，未按照《华盛顿住宅类房东－房客法令》处理违规行为；

⊙ 事由5:房东在12个月的时间里，至少3次书面通知房客，让其在10天内整改，以便遵守租赁合同中的实质性条款；

⊙ 事由6:房客严重损害了租赁单元（造成损耗），造成麻烦（包括毒品相关行为），或者从事违法商业行为，并在书面告知后的3天内未将房屋空出来。

⊙ 事由7:房客在大楼或房屋里面，在大楼或房屋附近从事不法行为。“不法行为”被定义为实质上

对其他租客或房东的健康或安全造成影响；违法的毒品相关行为是相关犯罪条例之一。如果房东想要利用这条法规驱逐房客，那么房东必须澄清事实，并且把终止租约通知的备份寄到西雅图DCI不动产主租客协助会（the Seattle DCI Property Owner Tenant Assistance (POTA) Unit）

⊙ 事由8:房东想要自行占有此房屋，或者房东的直系亲属想要占有，并且同一房屋单元没有其余的空房，房东必须至少提前90天通知房客。直系亲属包括房东配偶，父母，祖父母，孩子，兄弟和姐妹，或者是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孩子，兄弟和姐妹。如果房客质疑房东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一个意图证明书，来证明直系亲属的搬入。如果指定亲属未能在房客离开后90天的时间内居住超过60天，算作违反条约。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9:房东想要停止租约，如果房客跟房东或房东的经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或者房东不再愿意分享在自己房子里的附属住所单位（ADU）。

⊙ 事由10:房客的租房是基于雇佣关系，而这样的雇佣关系终结了。

⊙ 事由11:房东计划做重大的房屋改造，并且获取了相关许可和房客重置许可证。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12:房东想要把整幢房屋改造成分户出售的公寓大楼（condominium）或是合作社

⊙ 事由13:房东决定拆房屋或者把它改造成非住宅用途，并且获得必要的许可和房客重置许可证。

⊙ 事由14:房东决定出售别墅（不包含分户出售的公寓大楼），并且给予房客提前至少90天的通知。在房客搬走的30天内，房东需要以合理的价格在报纸或者中介处出售此房屋。如果房客质疑房东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一个意图证明书，来证明房屋的出售。如果指定亲属未能在房客离开后90天的时间内居住超过60天，算作违反条约。因为此原因搬离的租客有权利采取行动如果他/她认为房东没有遵循这些要求。

⊙ 事由15:在收到违反《房屋使用规章》的通知后，房东停止使用未经许可的土地使用。此时，房东必须支付房客重置费，对于低收入房客来说，重置费为$2000，其他的租客重置费为2个月租金。

⊙ 事由16:为了符合《房屋使用规章》，房东试图缩减租客人数（比如：每单元住房内不运营居住8个无关的房客）。

⊙ 事由17:在收到《房屋使用规章》通知后，房东不得不整改附属住所单位（ADU），为了符合新的ADU规定。（如果违规的行为是：房东已经搬出了房屋，并且把2个单元都出租了，另外一个单元必须重新被房东租住或者搬离。）房东必须支付房客重置费，对于低收入房客来说，重置费为$2000，其他的租客重置费为2个月租金。西雅图DCI会要求房东签署他/她停止使用附属住所单位（ADU）的证明。

⊙ 事由18:西雅图DCI已经紧急下令清除或者关闭房屋，并且租客未能在规定日期内搬离

话说回来，无论怎么跟租霸斗智斗勇，小房东能够做的始终非常有限。只要美国政府还是逃避责任，纵容租霸一而再再而三地侵害房东利益，彻底破坏公平交易的原则，“人人互害”的社会将会把美国彻底撕裂。

By 亚特兰大生活网、Redian、WeHome

当你掏出手机，在应用商店中搜索“约会”、“交友”或“寂寞”时，带有以上暧昧话语的APP顿时映入眼帘。面对这样充满迷惑而又挑逗性的字眼，你心中是否也泛起一丝波澜？

然而，就当你决定点击下载的那一刻起，可能已经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好的圈钱骗局。

近日，小编的好基友在QQ上诉苦。说短短的一个中午，他的400块大洋就打水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小编舍命曝光下与基友的聊天记录：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他是在手机里下载了一款名为“想爱爱”的软件，但充了钱进去却并没有约到美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其实，基友遇到的事情并非个案。但考虑到隐私性，大部分受骗者都会选择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最多也只是匿名在论坛上发发牢骚。为了不让更多人被套路，小编决定今天自掏腰包，以身试骗，揭开这类APP的真正面目。

废话不多说，拿起手机点开应用市场，输入“同城交友”。打开后惊呆了。信息量好大，居然发现有500多个类似的APP，且下载量过百万，看来寂寞之人大有人在啊。

选择一款名为“夜色有约”的APP点开看看：

“18岁以下勿入，寂寞陌生约爱”，这么迷惑又刺激的挑逗，简直让人心潮澎湃，想不下载都难。立即点击下载安装，注册成功还没有一秒钟，就有大把的美女主动向我打招呼了，而且每人都发了多条信息。

原来我有这么抢手？仿佛世界又为我开启了一扇窗！这些美女也太热情了。我都还没有上传本人照片就这么受欢迎？第一次被这么多美女关注，感觉有点飘飘然了。

回过神来，赶紧点开一个看看给我发了什么消息。

居然要回答问题且不能直接聊天，不过看到美女发“靓照”的份上，我含蓄地选择“3个月后”。这时，重！点！来！了！点击发送消息后直接跳转到充值页面！

缘分来之不易，岂能说断就断？为快点约见“妹子”，充值50元毫不含糊，迅速微信支付。

支付完成后，怀揣着一丝希望给美女们发送信息。然而，悲剧的一幕还是发生了！所有的美女都不再搭理我了。

交友APP圈钱就此告一段落，但50块岂能白白浪费？当然不能！接下来必须要扒一扒这些骗人的APP。

小编继续从安卓应用市场下载了多款下载量超过100万次的同城交友APP，经金山毒霸安全研究员深入分析后发现，他们具有如下共同点：

1、页面风格和功能90%雷同；

2、收费模式100%雷同；

2、收费模式100%雷同；与美女聊天都是要先回答问题或只能发送一条信息，然后就强制跳转到购买VIP或者包月服务的支付页面；

3、注册成功后，在一分钟内就会有大量美女主动搭讪；搭讪用词格式化严重，基本都是：“你做什么工作”、“找对象的标准是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可以认识一下你吗”、“你是本地人吗”、“在吗？想看看我的身材吗”、“能见面吗”，“想看我的裸照吗”，“你愿意一夜情吗”等等。不过搭讪者并非全是肤白貌美的美女自拍，其中一些女孩的生活照其实算不上漂亮，这也让被搭讪的用户很容易产生受欢迎的真实感。

4、用户购买服务后都不再回复用户信息；

5、不同交友APP中美女图片大量重复。

以上种种特性表明这类APP应该都是流水线生产，设计框架基本不变，只是UI和名称稍加改动。多个APP甚至都是接入同一个后台，骗小编消费50元的交友APP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该APP所属的公司是北京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在安卓应用市场这一平台就有多达20款同城交友APP上线，其中有两款下载量居然接近1亿：

小编数学虽然不好，但还是能轻松算出（即使按照百分之一的付费用户计算），这家公司从单一平台上圈钱至少上亿左右。

在分析多款交友APP时还发现，部分APP在付费购买页面会显示一元购买“免密购买3天VIP”服务选项。因只需要一元，所以大部分用户第一次会选择花一块钱购买此服务。

其实这个过程是授权让其开启了自己支付宝的免密支付功能，而往往用户没有注意这个免密是什么意思。一旦开通免密功能，则此类APP就会定期在你不知情的状况下自动从你的银行卡上扣取几十块钱不等的金额。

随后，在知名第三方投诉平台21CN聚上，发现了大量针对交友软件的投诉，都是恶意自动扣费。

与收益相比，这些公司运营APP的成本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1、APP开发成本。根据目前专业APP开发公司报价，从零开发一款类似功能的交友APP（含安卓版和iOS版）报价在5万到20万之间不等。如果只是在源代码基础上进行简单的UI、名称更改，单次成本为3千到1万，并且还免费赠送图像识别抓取程序(自动去QQ空间、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抓取头像后识别、注册)。

2、APP上线成本。APP上线成本则更低，上线苹果商店只需花99美元注册一个开发者账号，而各个安卓市场上线成本则几乎为零。因此，一些APP开发公司也表示可以包上线服务。至于风险则基本为零。

3、APP发布到应用市场支付流程。Apple store会强制开发者接入指定支付系统，一旦遭遇用户投诉，开发者需进行处理，不然会受到下架的处罚。但只要对用户投诉进行妥当处理，问题基本不大。至于国内所有的安卓应用市场，则都没有强制APP内接入指定支付系统（APP内基本都是采取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接口直接转账），即使平台受理用户投诉下架APP,开发者或运营者只需要换个马甲即可立即重新上线。

4、APP发布渠道。而这类交友APP除了上线各种应用市场外，还会通过其它渠道进行推广。其中最主要一个渠道就是在广告联盟上投放广告，而各个网站主也乐意推广广告联盟上的此类APP。因为相比现实世界，生性内敛的中国用户们对网络社交更加情有独钟，更有意愿下载此类交友APP。

另外，从在技术层面分析：创造这类APP中美女扎堆的虚假繁荣景象其实很简单。

首先是“偷身份”。金山毒霸安全研究员称：“开发者可以通过一套程序，从其他大型社交平台偷偷抓取用户照片和昵称，然后匹配生成虚拟用户。虚拟用户诞生后，开发者会设置语言库，自动调用其中内容，变成虚拟用户消息，在用户上线时自动推送过去，活跃度很高的假象就做好了。”

面对这样诱惑性套路，网络交友需谨慎，遇到资金交易时，应理性对待，不要被美色冲昏头脑。时刻提高警惕识别虚假类交友软件，防止上当受骗。

By 渔村安全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下，总统和国会两院分别代表着最高行政与立法权，而最高法院则代表着司法权的塔尖。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是通过判罚来诠释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最高法院的判决往往会对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美国司法体系的最终裁决者，美国最高法院每年都会接到8000多起下级法院的诉讼请求，但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只会挑选其中的80起焦点案件。这些案件的判决可能会对美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只要被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上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两起案件，就吸引了全美国科技行业和媒体机构的聚焦。因为这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如果最高法院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那么整个美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体系都要进行重建。

（诺伊米的父母在痛失爱女后起诉谷歌）

　　两大恐怖袭击相关诉讼

　　这两起诉讼究竟是什么来历背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基石？

　　上周二，美国最高法院就“冈萨雷斯诉谷歌”（Gozalez v． Google）诉讼进行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庭审。紧接着第二天，最高法院又就“推特诉塔梅”（Twitter v． Taamneh）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两起诉讼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互联网公司是否要为自己平台上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先来看“冈萨雷斯诉谷歌”案，诺伊米·冈萨雷斯（Nohemi Gonzalez）原本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一名大四学生，2015年在法国巴黎做交换生。2015年11月13日-14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巴黎多个地区连续发动恐怖袭击，共造成130人死亡和368人受伤。正在餐厅和朋友吃饭的23岁的诺伊米遭到恐怖分子开枪扫射，不幸中弹身亡。

　　诺伊米的父母痛失爱女之后，随后在2017年正式起诉互联网巨头谷歌。当时Youtube上存在着诸多伊斯兰国的宣传恐怖主义和招募圣战战士的视频。冈萨雷斯夫妇因此指控谷歌旗下YouTube平台的推荐算法推广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

　　他们的诉讼在下级联邦法庭遭到了驳回，因为美国《联邦通信法》230条款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必对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内容负责。尽管连续败诉，但诺伊米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持续上诉。最终在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一诉讼。

　　这也是美国法制的一大传统，持续上诉到最高法院，通过判罚来推翻当前的法律，迫使重新进行立法。持续起诉谷歌的诺伊米父母并不需要承担天价律师费，因为其实是专业法律机构主动联系这对痛失爱女的夫妇，希望借他们之手来调整互联网行业的230条款。

　　与此类似，第二起诉讼“塔梅诉推特”的原告也是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在2017年新年的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事件中，共有39人死亡和69人受伤，约旦公民阿拉沙夫（Nawras Alassaf）不幸丧生。伊斯兰国同样宣布对此负责。

　　阿拉沙夫的家人也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没有在自己平台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恐怖主义内容传播，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因而需要承担附带责任。他们在美国对推特、Meta以及Youtube提起诉讼。但与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件不同的是，旧金山的第九巡回法庭做出了对推特不利的判罚，推特因此提起了上诉。

（230条款是互联网行业的保护伞）

　　延续二十多年的保护伞

　　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这两起案件，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九位大法官并不是随意挑选案件的，这是最高法自2015年以来首次受理涉及《联邦通信法230条款》的案件，而这是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

　　究竟什么是230条款？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的第230条规定，“任何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商或者用户不应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和发言人。”这条只有短短26个英文单词的法律条文，给美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宽容的监管环境，更为社交媒体的随后兴起铺平了道路。

　　230条款其实包括两层意思：互联网公司无须为平台上的第三方信息负责，互联网公司无须为他们善意删除平台内容的行为负责。这一条款的本意是促使互联网公司主动去自我监督，净化网络环境，避免尚在起步阶段的他们遭受源源不断的诉讼的打击。

　　过去的二十多年事件，这条法律条文一次次地给互联网公司保驾护航，在诸多诽谤和欺诈相关诉讼中全身而退。此外，互联网公司也得以完全按照自身规则来删除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和账号，免受用户的诉讼。硅谷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戈德曼（Eric Goldman）甚至认为，230条款造就了现代互联网。

　　为什么会给互联网公司这样一把保护伞？1995年最初起草这一法案的时候，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微软推出IE浏览器对Netscape宣战，亚马逊和雅虎刚满一岁，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一些国会议员开始注意到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色情内容，提出了《通讯规范法》以规范互联网，作为《联邦通信法》的修正法案。

　　根据最初的参议院版本，如果有意在网站上向青少年展示淫秽等不适宜内容，网络运营商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是监禁惩罚。显然，这是把互联网平台当成电视和电台等传统媒体来对待。如果这一监管法案通过，那么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必须为自己平台上出现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他们必须对网络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否则就可能面临各种诉讼和惩罚。这意味着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将受到极大制约。

　　1995年的一起诉讼案也刺激到了新兴互联网行业和言论自由维权团体。一名匿名用户在互联网公告板Prodigy上指控华尔街券商Stratton Oakmont欺诈，后者随即以诽谤罪将Prodigy告上了法庭。纽约法官在判罚时将互联网平台视同于出版商，认定Prodigy需要为第三方用户在自己平台的言论承担责任。（实际上，这家券商也的确是骗子，他们创始人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就是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男主角原型。）

　　对网络监管法案感到高度紧张的言论自由维权团体和互联网行业联合起来，成功游说了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在他们起草的众议院互联网监管法案《互联网自由和家庭赋权法案》（Internet Freedom and Family Empowerment Act）中加入了好人豁免条款（Good Samaritian），授权互联网公司自己管理网络平台，这就是230条款的由来。最终两院的法案融合在一起，成为了1996年的《通讯规范法》。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230条款给了互联网行业一把免责的保护伞，避免了他们因为用户在自己平台上传的内容而遭到诉讼，更给了他们管控自己平台内容的权力。2020年，当时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努恩斯（Devin Nunes）因为不堪几个匿名用户在Twitter长期辱骂嘲讽自己，连带起诉Twitter要求交出匿名账号的真实身份。联邦法官就援引第230条款拒绝了努恩斯的要求。

　　不过，230条款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对自己平台上的人口贩卖和儿童色情内容承担责任。2018年通过的《打击性贩卖行为法》打开了缺口，这条法律明确规定互联网公司有责任举报和移除网络平台上的性贩卖（贩卖人口用于性剥削），否则会面临相关法律的处罚。

（前总统特朗普主张重订230条款）

　　社会割裂政治斗争激化

　　过去几年时间，随着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种族骚乱、新冠疫情、大选纷争等重大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社会的割裂现状也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体现。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互联网巨头的内容管控政策感到了不满，希望改变230条款。

　　2020年5月，由于对Twitter屡屡给自己推文打标签不满，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并直接喊出了“撤销230条款”的要求。随后美国司法部发布意见书，呼吁美国国会修改230条款。但随着特朗普的下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受理这两起针对互联网公司的诉讼，又再次将230条款带到了风口浪尖。那这一次，最高法院是否可能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以此推动230条款的修订呢？

　　早在去年，九位大法官中立场最保守的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就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他在几次法庭异议书中呼吁国会重新审议230条款，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像“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一样接受监管，禁止平台在内容方面存在偏见歧视。（注：公共承运人是欧美普通法系中的一个概念。）

　　在这两起诉讼中，很多互联网公司通过“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文件，对谷歌的推荐算法表示了支持。他们提出，尽管230条款需要根据时代现实进行更新，但监管的调整更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来推动，而不是通过司法机构的判决来实现。同样支持这一立场的还包括当初拟定230条款的两位参议员荣·怀登（Ron Wyden）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以及诸多支持言论自由的人权机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电子前线基金会（EFF）。

　　另一方面，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势力则指责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利用230条款保护伞，让自己对平台的有害内容推卸责任。这些共和党议员包括霍利（Josh Hawley）、克鲁兹（Ted Cruz），正是2020年力主国会修订230条款的几位特朗普拥趸，他们更希望看到最高法院做出推翻230条款的判决。

（最高法院庭审现场草图，禁止拍照录像）　

　　大法官们态度谨慎不愿介入

　　尽管目前还无法得知九位大法官最终会如何做出判决，但看起来在两次庭审中，大法官们对“以判决推动修订230条款”的潜在深远影响表示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第一天的庭审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法官，都表达了他们并不愿意直接干预230条款这一互联网监管法律。

　　自由派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在庭审中直接暗示最高法院是否应该介入互联网监管法规。她表示，”我们是大法官，并不是九位互联网专家。”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wanaugh）也认为，如果互联网公司败诉，未来可能会面临一大波相关诉讼。“如果让国会来承担（调整监管法律）的重任，是不是会更好？他们可能考虑相关影响以及做出未来预判？”

　　而原告则提出，230条款的确给了YouTube免责保护，不必对平台上恐怖分子发布的内容负责，但平台的算法推荐功能则需要给予更多的审视，不该同样享受免责保护。谷歌则提出，230条款的保护范围同样也包括了平台推荐算法，因为这是平台运行的基本功能。

　　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对此表示认同，她在庭审中表示，用户每一次搜索都会涉及到谷歌的算法，因此230条款的保护范围也应该包括推荐算法。

　　当大法官们质疑如果平台算法并不中立的时候，是否依然应该得到230条款的保护时，代表谷歌的律师立即强调，230条款明确无误地保护了互联网公司不该为用户生成内容承担责任。只要法律没有修改，这一保护条款就是明确的。

　　此外，大法官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对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的核心指控提出了质疑，即谷歌和推特是否有意在帮助推动恐怖主义相关内容。看起来，“有意”（Knowlingly）和“重要（substantial）”成为了大法官审理两起案件的关键词。因为根据《反恐法》的规定，如果“相关方协助或者教唆，通过有意提供重要协助或是与恐怖袭击者共谋”，就需要承担附带责任。

　　至少从庭审情况来看，大法官们似乎更倾向于互联网平台没有帮助恐怖组织。即便是长期抨击科技巨头的托马斯大法官也表示，当用户搜索伊斯兰国相关内容，谷歌的中立算法提供推荐内容的这个过程中，自己并不确定是否可以认为谷歌在协助和煽动恐怖主义。

　　美国最高法院将在6月底宣布这两起案件的最终判决。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互联网的立法都应该与时俱进。从互联网公司的角度来说，通过严谨的算法减少极端内容的推送，避免社会撕裂也有助于用户的粘性与公司的长远发展。无论公司采取什么商业策略，在舆论场上压倒性的“拉偏架”、不合理的封号删帖与推送洗脑内容都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By 新浪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