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生物科技

预计到2030年，全球尿毒症患者人数将增长到544万人，其中亚洲增长速度最快，尤其是中国的尿毒症人数将快速增长。

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某某“突患”尿毒症需要筹款帮忙。其实尿毒症很少突然发病，相当一部分尿毒症患者在肾病可以控制时没有及时诊治。

一方面是重大疾病带来巨大的社会和家庭负担，而另一方面是我们公众却对肾病了解甚少，中国90%的肾友并不知晓自己肾不好⊃2;。今天，跟随肾上线来了解，导致尿毒症人数快速增长的原因以及防治。

导致尿毒症快速增长的原因

不是肾炎，而是…….

在传统的观念中，我们认为，尿毒症的罪魁祸首是肾小球肾炎，通常简称为“慢性肾炎”，以往透析登记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肾炎导致的尿毒症比例最多。1999年，全国登记的2万多例尿毒症，有49%的人由各种肾炎恶化而来。

但是，如今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改变。下图截取自2016年中国的肾病流行病学研究。从统计报告来看，未来，糖尿病，将带来尿毒症的增长高峰！

在2010年之前，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发病率还都低于肾炎，但在此之后，肾小球肾炎保持持平，但是糖尿病相关肾病却一路“高歌猛进”，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糖尿病为什么会导致肾不好？

30年前，得糖尿病的人还很少，由糖尿病引发肾病的人也很少。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饮食不节制、以车代步、锻炼时间少、工作繁忙、压力大、环境等多因素叠加，导致糖尿病这类代谢性疾病迅速发展为十分常见的慢性病。身体长期处在高糖环境下，会导致肾脏滤过负担增加、发生系膜扩张等一系列的病生理损伤。

刚开始糖尿病肾病患者可能只表现为极少量的尿蛋白增加，但如果没有合理治疗，病情进一步发展，出现大量蛋白尿、血肌酐明显升高，将不可逆转的逐渐恶化为尿毒症，需要透析或肾移植。

像之前媒体广泛报道的香港富豪刘銮雄，就是因为多年糖尿病控制不佳最终引发尿毒症，在几年前进行了肾移植。

图片来源网络

糖尿病怎么查？

糖尿病在中医里叫“消渴病”，患者有多饮、多尿、多食、乏力消瘦这样的表现。

但其实，只有少部分糖尿病患者表现为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

如果靠患者自己发现“咦，我怎么老是口干，要喝这么多水，是不是得了糖尿病？”这样的症状来猜测糖尿病，会有很多糖尿病病人漏诊，因为还有很多人完全没有症状，必须靠查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或者是OGTT试验。

除了测血糖，建议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每年定期在肾内科检查尿检和血检，这样才能及早发现肾病，患者的疾病结局会好很多。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一点！早期糖尿病患者不能像其他肾友一样单纯查尿常规、24小时尿蛋白定量来监测肾病，而需要查尿白蛋白肌酐比。因为糖尿病肾病早期，一部分患者尿常规中的尿蛋白和24小时尿蛋白可能均为正常，但尿白蛋白排泄轻度增加，做尿白蛋白肌酐比的检查能更早的发现糖尿病肾病的苗头。

糖尿病肾病怎么防？

正所谓“上医治未病”，在糖尿病还没有形成严重并发症时就要加以预防。以下这些建议，临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饮食健康、适当运动

2）戒烟：吸烟会导致尿蛋白排泄增加、尿毒症风险增加，需要戒烟

3）肥胖者要减肥

4）控制血糖和血压

糖尿病患者一般要求是，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餐后血糖10mmol/l以下，空腹控制在7mmol/l以下，血压小于130/80mmHg⊃3;，但治疗目标需要个体化。

中国有8000多万的肾病患者，肾病离我们每个家庭都不是那么遥远。

中药里的马兜铃酸

2003年，新华社记者朱玉的一篇报道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她撰写的《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一文，在两三天内被500多家报刊采用，向全社会披露了龙胆泻肝丸导致肾功能衰竭的问题，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龙胆泻肝丸事件。所谓中药无毒副作用或毒副作用小的社会迷信，受到巨大冲击。根据媒体报道，因龙胆泻肝丸致病者约10万例，罪魁祸首就是中药关木通中含有的马兜铃酸，而关木通，是龙胆泻肝丸的配方药物之一。作为一个医生，每次我翻看关于马兜铃酸的资料时，都会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既恐惧它可怕的毒力，又不得不欣赏它的完美——是的，我只能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马兜铃酸，它简直就是撒旦创造出来的完美毒药，它阴险、狡诈、善于隐蔽而且破坏力巨大。

马兜铃酸隐藏在多种中草药内，几千年来，它被蒙昧当作良药来膜拜，夺去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直到被现代医学揭露出它的真面目，我们才知道它有多么可怕。马兜铃酸，赫赫有名的肾脏杀手，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名词“中草药肾病”。它引起的肾脏损伤无法恢复，敏感患者极小剂量就可导致肾功能衰竭；大剂量马兜铃酸直接引起急性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导致导致肾衰竭；低剂量摄入也可能引起肾脏不可逆损伤。马兜铃酸的损伤，深达DNA级别。它会在肾内形成马兜铃内酰胺-DNA加合物，这种加合物物质性质稳定、难以降解，会在肾内长期存在，持续损害病人肾小管导致肾功能损伤并诱发癌变。马兜铃酸，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马兜铃酸不管摄入多少，都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损伤，并有极长的潜伏期，使得病人患肾病和上尿路上皮癌的概率大大增高。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魔鬼造物，文明世界的反应毫不意外，自1991年发现马兜铃酸中草药引起肾衰竭，比利时、英、法、日、美……陆续禁止含马兜铃酸中草药。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甚至专门发出了马兜铃酸草药致肾病警告。至2004年，全世界除中国大陆外，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均已经全面禁用含马兜铃酸中药材。

除中国大陆外，世界各国全面禁用马兜铃酸中药材

然而，在中国大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件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1998年起，中国陆续出现大量马兜铃酸肾病患者，俗称“龙胆泻肝丸”事件。国内医学界多次向卫生部门反映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问题，并不断呼吁健全中药的检验手段。2001年，中国药监局多次讨论马兜铃酸问题，内部通报，未向公众通报。2003年2月，新华社朱玉发表尿毒症病人调查通讯，龙胆泻肝丸事件大白于天下，举国瞩目，舆论哗然。2003年2月，迫于舆论压力，中国药监局将龙胆泻肝丸转处方药，称“要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对待药品不良反应”。2003年4月，中国药监局终于发出通告禁用关木通，由木通（木通科川木通或白木通）替换关木通；原流通含关木通的龙胆泻肝丸不召回，按处方药管理，建议患者定期复查肾功能。2004年8月5日，中国药监局取消广防己、青木香药用标准；另有四种含马兜铃酸的药物马兜铃、寻骨风、天仙藤和朱砂莲的中药加强管理，含四种药物的中药制剂按处方药管理，36种含马兜铃酸的中成药方标注“含马兜铃酸，可引起肾脏损害”后放行。

从头至尾，作为药品生产企业的同仁堂，没有主动向消费者发出过任何的警告更没有采取过任何的召回措施。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句同仁堂的古训，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已经荒唐无耻到极点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将超出你的想象力。禁用关木通等含马兜铃酸中药的努力，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中国的中医界，以令人发指的坚韧和顽强，为保护马兜铃酸继续毒害中国人民肾脏的权利，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能和他们所媲美的，大概只有东京大审判的日方辩护律师团。

2003年4月，关木通被禁用前夜，由中国中药协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医药战略地位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对2月份媒体爆炒的龙胆泻肝丸事件进行回应。研讨会上，中医专家们慷慨陈述中药的光荣历史与文化传承，并指出：中西药分属两类不同体系，不能用西医标准要求中医。到会专家一致认为：无论是关木通还是含马兜铃酸的其它中药，如果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就是良药，不按中医药理论使用，就很可能成为毒药。而身为中医领军人物的陆广莘院士，更是宣布：马兜铃酸不等于关木通，关木通也不等于龙胆泻肝丸。龙胆泻肝丸是按照中医药学复方的“君臣佐使”理论配伍药味，龙胆泻肝丸中的其它药味，会降低方中具体单味药的毒害作用。陆院士公然断言：马兜铃酸作为宣判龙胆泻肝丸有毒依据，“片面，缺乏科学依据”，“十分牵强”。即使现在已经是十年以后，当我再读到这些无耻的语言，我依然难以遏制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悲伤。

我们已经说过，马兜铃酸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即使极小量的摄入，也会在肾内形成无法排出长期存在的DNA加合物，对肾脏造成持续的且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没有现代医学的介入，包括陆院士在内的中医们，根本不知道马兜铃酸为何物，根本不知道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他们连龙胆泻肝丸已经造成了无数的肾衰竭都不知道，甚至现代医学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不肯相信。

马兜铃酸分子式

中医根本不知马兜铃酸分子式为何物，谈何消除其毒性？就这样的一群人，竟然厚颜无耻的宣称：他们有办法通过中医的方式把魔鬼变成天使，他们有办法通过药物配伍来消除马兜铃酸的毒性！我相信，中医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真的无所畏惧，他们不畏惧万千冤魂，不畏惧千夫所指，不畏惧九天雷霆，不畏惧十八层地狱！在他们眼中，患者的健康与生死，远比不上中药行业的兴旺繁荣。在关木通被禁用后，中医又华丽丽的转身，由拼命的为关木通辩护，转为竭力撇清自己和关木通的关系。他们声称：古方里面用的是木通，中医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我们擅改了中医的古方。实际上，中医古籍中根本没有现代植物分类方法，关木通、川木通、白木通各种称谓乱作一团。所谓的考据，更像是一种敷衍塞责的闹剧。中医辩称，龙胆泻肝丸悲剧的原因是1983年用关木通替换古方中的木通。那么，为什么这样的调整能通过呢？因为中医根本不知道，关木通有毒而且认为关木通药效和木通相近！请问那些曾经相信两者功效相似的中医们：如果没有现代医学发现肾衰竭和龙胆泻肝丸有关，你们会发现这是错误吗？没有现代医学证实关木通毒性，中医会发现这是错误吗？没有现代医学的干预，博大精深了五千年的中医注定继续错下去，无怨无悔。所谓中医五千年经验科学，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十年过去了，曾经毒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关木通早已经被彻底禁用。而龙胆泻肝丸事件，也被很多人淡忘。但我们真的不应该忘记。根据媒体说法，因为龙胆泻肝丸致病的患者，约有十万，鉴于该病的诊断困难和漫长的潜伏期，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很多很多。十万，是一个什么概念？汶川地震，死亡九万人，举国震惊，亿万同悲，国家降半旗，民众同举哀。而龙胆泻肝丸的受害者，是十万，这是一场何等规模的灾难！欧洲的反应停事件，受害者数量不足龙胆泻肝丸事件十分之一，至今依然是药品监管的经典案例被反复的提起和研究。中国的十万例龙胆泻肝丸马兜铃酸肾病，就这样悄无声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目前中国药监局只取消了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三种马兜铃属草药的用药标准，但实际上还有马兜铃、细辛、天仙藤、寻骨风、汉中防己、淮通、朱砂莲、三筒管等十几种常用中药药材已知含有马兜铃酸，涉及几百种中药处方（中成药），例如国家批准的中药处方中含细辛的就有一百多种。

含马兜铃酸的植物

2013年，龙胆泻肝丸事件十年后，阿宝无意间发出的一个关于马兜铃酸危害的微博再次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面对媒体的询问，中医专家们再次搬出了当年他们前辈为关木通辩护的毫无依据的陈词滥调：“炮制过程可以使其毒性减弱或者消失”，“有其它成分制约它的毒性，使用这种药物是安全的”。天日昭昭，欺人乎？欺天乎？如果说，这些含马兜铃酸的中药，用于治疗癌症、艾滋病、或者其它的疑难病症，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对其毒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容忍。问题是，目前含马兜铃酸的中成药，所治疗的疾病都无非是“上火”、咳嗽、胃疼之类的无关痛痒的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从科学的角度，从人民安全的角度，应该如何抉择，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对马兜铃酸实行全面禁用和零容忍，是全世界通用的选择，何以单单中国大陆就能例外？仅仅因为那句扯淡的“不能用西医标准要求中医”，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孩子和亲人继续承受这个魔鬼的毒害？

By 澎湃、烧伤超人阿宝

滚鸡蛋，科学还是不科学？

社会上流传着不少“滚鸡蛋”的方法，有些人推崇备至，但也有质疑、批驳“不科学”的人，这里不去争论究竟“科不科学”，因为科学并非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验证真理的方法之一。

滚蛋疗法不仅简便有效，无毒副作用，而且廉价，它的疗效从古至今都被很多人亲自证实有效，有时甚至堪称是“神奇”的效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专题介绍。

滚蛋法正名为“履蛋收阴术”，名字有点奇怪，是少数民族一种疗法，很多朋友小时候都受过奶奶们这种爱的待遇，用鸡蛋滚一滚，病就好了。

说这么多，能调哪些问题呢？
1、新生儿黄疸

2、感冒发烧、咽喉痛、鼻炎；

3、湿疹、荨麻疹、皮炎，各种小疙瘩小疹子；

4、腹痛、腹泻；

5、宫寒、妇科炎症；

6、扭伤等外伤肿痛瘀血；

7、祛体内湿气。

概括来说凡是风寒、风湿、湿热、寒湿等引起的各种病症，从感冒、湿疹、拉肚子，到关节炎、妇科炎症，甚至血液病、肿瘤等疾患都可以调治！

滚蛋疗法真这么厉害？什么原因呢？

“滚鸡蛋”履蛋收阴术疗法治病原理有多种解释，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上，我作为一个西医出身的医生，不管从热交换，离子交换或者营养学的角度怎么都说不清，那既然古人是运用中医的智慧方法发现创制的疗法，还是从中医自身的角度来理解更靠谱。

古人认为鸡蛋一颗鸡蛋就是一个“小天地”，蛋黄如同大地属阴，蛋清如同天空属阳，小小的鸡蛋具足天地之气，可以演化出一个完整的生命。同气相求，以热鸡蛋和有寒、有湿、有淤血的皮肤充分接触，可以把人体的“病气”置换到鸡蛋中，从而在鸡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是蛋黄上出现各种小豆豆，有的是蛋黄颜色发黑，有的是蛋清中出现条索或者斑块。

《本草纲目》还有详细解释：

“卵白(蛋清)象天，其气清，其性微寒,秉天之清气，有金象焉，善消肿痛而利咽喉，清肺金而发声音。其诸主治，涂鼻疮，治发黄，敷肿痛，洗烧灼；卵黄（蛋黄）象地，其气浑，其性温,鸡子黄，温润淳浓，体备土德，滋脾胃之精液，泽中脘之枯槁，降浊阴而止呕吐，升清阳而断泄利，补中之良药也；鸡卵则兼黄白而用之，其性平。天地之卵通理气血，故治上列诸疾也。”

滚鸡蛋怎么做呢？先说说最简单版本：

准备N个鸡蛋（土鸡蛋最好，2个或多个轮流使用），然后按照正常煮鸡蛋的方式把鸡蛋煮熟，注意不要煮爆裂。

做滚鸡蛋的步骤：

将一把艾叶水放进水里煮开，放2-3个鸡蛋进艾叶水，不要用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蛋，因为容易煮爆。（熟蛋一次性使用，滚到没有什么温度就不要了）。

蛋煮熟煮透后（一般15分钟），一个个取出来剥壳，剥壳后的鸡蛋用纱布包起来，用手拿着纱布的边缘，在相应的部位来回滚动到蛋不烫了为止。蛋的温度要根据年龄来，老人和小孩温度要低点。皮肤任何部位都可以滚蛋。滚到局部皮肤发红，有点微微发红(红晕的感觉)出汗就可以了。滚熟蛋切记力气不用太大。

滚蛋热滚法－–药蛋：

风寒：可加生姜、艾叶、紫苏、葱白、防风。

风热：可加薄荷、连翘、菊花、金银花、绿茶；以上的药可以单独用，也可2-3种配合使用；

风湿：可加羌活、独活、杜仲、路路通、红花等活血通经类药物。

湿疹：可加苍术、菖蒲、艾叶、防风等药物以祛湿，而茯苓、扁豆则可以补脾(因为补脾药也可祛湿)。

跌打损伤有淤血的：可加红花、桃仁这类活血化瘀的。

小儿积食，积食引起的发热：可加山楂、鸡内金、神曲类消食的。

黑眼圈：可加红花、艾叶类……

小儿受惊吓：可以把煮好的蛋和饮食包在一起滚，因为银有“安五脏、定心神、除邪气”作用，所以受惊时候要用到银。银饰针对体内有风、毒、湿邪等问题，银饰只需要和鸡蛋包在一起即可。

小伙伴们如果无法准确判断疾病是风寒还是风热，是内伤积食还是其他问题时，就不要滚药蛋，煮白水蛋滚也很好啦。

具体的使用场景和操作方法：

1、孩子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微微咳嗽
滚蛋方式：A、用鸡蛋在大椎穴位区域滚动； B、用鸡蛋在印堂穴区域滚动；C、如果孩子有说头痛难受，可以在后脑勺下面的“风池”和“风府”两个穴位滚动。每个穴位一般3~5分。

如果孩子不配合，那就用鸡蛋滚背后的督脉和膀胱经，当做玩游戏一样滚一滚，发点汗就好了。

2、孩子肚子痛：比如孩子吃了西瓜、冰淇淋、吹空调后，说肚子痛难受。
滚蛋方法：用鸡蛋肚脐周围的腹部滚动，大致10~15分钟，2个鸡蛋轮流换，鸡蛋凉了重新加温。

3、孩子拉肚子：大便稀、有气泡、水样、不臭的受寒腹泻。
滚蛋方法：用鸡蛋肚脐周围的腹部滚动，大致10~15分钟。

4、眼睛疲劳：孩子学习用眼过度
滚蛋方法：用鸡蛋在印堂穴和眼眶做为滚动，也是预防近视好方法，眼珠子部分记得不要滚到。

5、黄疸护理：注意温度，小宝宝皮肤娇嫩
滚蛋方法：用整个鸡蛋在孩子从头到脚滚一遍，上午滚一遍，下午滚一遍。

6、鼻炎：鼻塞难受、一直打喷嚏
滚蛋方法：前额、印堂、鼻子两侧、项（后脖子）、背部膀胱经。

7、湿疹：宝宝反复长湿疹
滚蛋方法：在宝宝长湿疹的区域，轻轻滚蛋，注意温度是宝宝能接受范围。

8、受惊：宝宝晚上一直哭闹（非积食哭闹）
滚蛋法：滚蛋时先从头面部开始，接着是正面沿着皮肤从上身滚至下身，然后是背部身体从上身滚至下身，最后从脚心收出去。（注意温度，鸡蛋凉了要换一个。）

注意事项
1、滚过的鸡蛋不能吃哦！
2、古人有要求把滚过的鸡蛋要埋入土中，不要随便丢弃，这样对接受治疗的人康复更有好处。
3、做完后，一定不要外出到吹风、最好也不要洗澡，在家静养一天。
4、气虚或血虚的人做完后可能脸色会更难看或身体发虚，可煎煮山药红枣稀粥喝。
5、滚蛋方法不适用破溃流脓容易感染的情况，没破皮已经收口的可以用。

上图均为收集了“病气”的鸡蛋，是不是很神奇？

一、普通热滚法：

1）如果蛋黄上凸起水滴状小点点，像冠状病毒一样，说明体内有风，蛋黄表面凸起的小水滴越多、越不均匀，病情越为严重；

2）如果蛋黄变黑：说明有湿，湿大小依蛋黄颜色深浅不同而不同，可以根据肉眼判断；

3）蛋黄又黑又有颗粒，说明风和湿并存。

4）按正常轻重进行滚蛋时，蛋黄爆破了说明体内有痰湿；

5）蛋白或蛋黄分层：身体受风邪侵蚀，蛋黄分层更为严重，在感冒或过敏的情况比较多见；

6）蛋黄隆起一条条：条型毒素，体内痰湿很重，出现肠道问题的机率较大；

7）蛋黄发青：并且滚蛋时热烫不明显说明体内有寒；

8）蛋黄或蛋白里面有红色颗粒，鲜红说明有火，暗红者有淤血。

二、根据银器的颜色判断 ： 滚蛋后银器的颜色变化来判断病情，
1、颜色发乌暗，黑红或绿色表明体内有风寒、风湿；

2、红黄是风热。

滚蛋为泻法，在白天早晨阳气最盛的时候使用。最急，最好不要连续滚蛋超过3天。

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为什么滚鸡蛋这个民间偏方真的有效，让中医更加发扬光大。

By 杏林寻道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

北京时间10月2日17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nucleoside base modifications），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详见澎湃科技报道《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

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得知获得诺奖的消息时，她正在费城郊区阿宾顿镇的家里睡觉，电话是由她的丈夫接起来的，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魏斯曼则是通过卡里科最早获知这个消息，他同样也认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两位科学家已凭借其突破性研究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2年美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The Lasker Awards），以及2023年盖尔德纳奖等。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发生。”魏斯曼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

截至此次颁奖结束，共有22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卡塔琳·卡里科是第1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科学家。

卡里科在采访中笑着提到，她于2018年去世的母亲一直相信她会得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我甚至不是教授，没有团队。”

卡里科也提到自己的女儿，获得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的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我总是被介绍为‘苏珊的妈妈’。现在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参加了几次颁奖典礼，她被介绍为‘凯蒂的女儿’。” 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卡里科说：“我试图告诉其他女科学家，你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你不必过度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以你为榜样。”

魏斯曼和卡里科性格迥异，前者沉默寡言，后者称自己爱吹牛，但二人的科学对话非常活跃。“20年来，在我们被外界所知晓或关注之前，我们通常一起坐在长凳上工作。我们通常在凌晨3点或5点互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带来新想法。”魏斯曼表示。

魏斯曼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以对抗疫苗犹豫、错误和虚假信息。因为尽管疫苗很重要，如果不接种，它也不会起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这项工作能帮助那些相信科学的人。

坎坷的mRNA研究之路

卡里科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小镇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llás），她的父亲是一名屠夫，母亲是一位簿记员，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冰箱或电视的小房子里长大。小学期间，她就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曾在生物学竞赛中获得全国第三名。

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著名学府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在一场学术报告里听说了信使RNA（mRNA），它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直接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承担着“传讯者”的角色，卡里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于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大学的生物研究中心（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Szeged）从事博士后研究。

然而3年后，她所在实验室断了经费，她只好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去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她们随身携带100美元离境。卡里科一家在黑市卖掉了她们的车，把900英镑藏在（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4万元）女儿的毛绒熊玩具里，动身赴美。

卡里科女儿的熊，至今仍放在女儿童年的卧室里。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四年后，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用，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一起研究mRNA。卡里科获得了“研究助理教授”的职称。这是一个初级职位，虽然头衔中有“教授”一词，却无缘享有盛誉和安全的终身教职轨道，她需要赠款或有额外资金的同事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

当时，卡里科和巴纳森设想是在体外合成mRNA，再将其注射到细胞内，让它们产生一种受体蛋白。如果实验成功，这些细胞就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如果给这些新分子加上放射性，就可以通过检查细胞是否结合了具有放射性的分子，来评估mRNA是否真正诱导了受体产生。

最终，她们的想法得到了概念验证。当数据显示细胞里存在本不会被合成的蛋白质时，卡里科回忆道：“感觉自己是能创造生命的神。”

然而不久后，巴纳森就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没有带走卡里科。她只能选择别的实验室，或者自主申请研究经费。与她共事过的一名同事大卫·兰格（David Langer）向她递出救命稻草，推荐她进入神经外科系主任的实验室，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后来，收留她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也离开了学校。卡里科第三次失去实验室与依靠。

当时，卡里科的研究方向不被大部分科学家看好。卡里科刚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研究经费，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如此循环长达8年。直到1995年，她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六年，卡里科被降级降薪。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她当时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就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

同一时间段，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那是卡里科的至暗时刻，她也曾想过放弃：“我想去别的地方，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也想也许我不够好，不够聪明。”

卡里科没有离开，她对mRNA的痴迷仍然使她熬了下来。兰格曾向媒体表示，卡里科是科学界的女性，这一事实可能使她更容易被忽视，但她没有玩科学界的游戏。他回忆说，卡里科曾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站起来，对一位资金充足的教授提出的数据进行了尖锐但准确的批评。

“美国研究的现实是，追求名单上金钱数额的名列前茅，今天仍然如此。卡里科恰恰相反，她不为钱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做她能做的最好的科学，她对如何驾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兰格说道。

邂逅完美搭档

1997年，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于195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Massachusetts）出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小，他就比其他孩子更自律，更自我，也更有能力。他的妹妹说：“他天生老成，好像出生就有40岁。”

1987年，魏斯曼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

他似乎在生活中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想做什么。他的妻子玛丽·艾伦（Mary Ellen）回忆说，有一次，她的丈夫打断她，毫无恶意地说：“我们今天已经谈过了。”

对魏斯曼来说，科学是核心。艾伦说：“他接受过医生培训，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更好的科学家，他梦想自己的工作可以带来一种疫苗或疗法，使人们受益。他只是想做他的事情，思考事情，让他的大脑快乐并继续前进。”

魏斯曼自己也在接受诺贝尓奖委员会采访时说：“没有什么能分散我对工作的注意力。”一位在魏斯曼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人员评价他“喜欢科学，喜欢基础研究。很好奇，没有野心”。

卡里科（右）和魏斯曼（左）。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卡里科和魏斯曼在一台复印机旁偶然相遇。当时卡里科没有经费订阅杂志，为了看最新的论文，她需要复印。热情的卡里科向魏斯曼透露自己是一名RNA科学家，并向他展示mRNA的巨大潜力。当时，魏斯曼想制造一种HIV疫苗，正在考虑不同的技术，就问她能不能用mRNA做出抗HIV病毒的疫苗，卡里科说：“我能制造任何一种mRNA。”

于是，魏斯曼邀请卡里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解决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问题。这是“改变世界”的科学合作的开始。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发现了在不引起严重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让mRNA进入细胞的方法。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线粒体mRNA除外），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

于是，卡里科和魏斯曼尝试对体外合成的mRNA进行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后来动物实验也证明修饰后的mRNA不再产生严重炎症反应）。这意味着通过体外碱基修饰，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被拒稿十多次后，卡里科和魏斯曼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免疫》（Immunity）期刊上。在论文中，他们富有前瞻性地写道，这一突破将是设计治疗用RNA的关键。只是在当时，科学界更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卡里科和魏斯曼想，这改变了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篇论文被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年轻学者德瑞克·罗西（Derrick Rossi）看见了，他大受震撼，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巨大应用潜力。2010年，罗西创立了一家名为Moderna（莫德纳）的公司，使用mRNA技术开发疫苗和药物。

几乎是同时，德国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也发现了mRNA技术的潜力，从卡里科和魏斯曼处获得了专利授权，开发个体化的癌症疫苗。当时，BioNTech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从未创造过获批上市的医疗产品，连公司网站都没有。

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恢复卡里科的职位，又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她被迫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接触病人的卡里科于2015年加入BioNTech，担任高级副总裁。

这对于卡里科来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决定，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她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我决定去德国，去一家没有网站的生物技术公司，把我的丈夫和家人抛在脑后。我到底在做什么？”卡里科在10月2日接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采访时说，在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支持她，并对她说：“你知道，当你最终去德国，会发现也许BioNTech是合适的地方，试一下，我确保你不会后悔。”9年来，她往返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没有放弃”

2020年初，新冠（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mRNA技术成为开发新冠疫苗最先进的平台。

2020年1月1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永振研究团队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13日，序列被确定，Moderna开始制作mRNA，在两天内就设计出了莫德纳疫苗。BioNTech则在数小时内就设计出了其mRNA疫苗，即复必泰疫苗。

2020年11月9日，美国辉瑞公司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一项Ⅲ期临床结果，其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BNT162b2有效率超过90%（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可达95%）。得知这一消息，卡里科对丈夫说：“Oh，它有效，我早就知道它有效。”为了庆祝，她吃了一盒Goobers巧克力花生。魏斯曼则和家人一起点了意大利菜外卖，还配了酒。

一周后，Moderna宣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在获得2021年拉斯克医学奖后，62岁的魏斯曼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感谢他和卡里科艰苦卓绝的工作，“又让拥抱和亲密成为可能了”。这位脸上很少闪烁情绪的科学家对全世界的赞赏感到震惊，他对涌出的大量资金感到困惑，对签名和合影的要求也难以置信。他回忆起2005年，那个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的时刻，“我们的电话从来没有响过，没有人在乎。”

而这次在接到搭档的电话、得知他们一起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他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个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并且从不期待任何奖项的人说的话。”这次，他们的电话也一定会响个不停。

2021年，魏斯曼曾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s College）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祝愿年轻的医生们一生感到沮丧。“实现目标的人是那些面对挫折，并处理它，理解它，并利用它的人，我们一再跌倒，被击倒，被忽视。我们一直站起来，我们没有放弃。”魏斯曼说。

mRNA疫苗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mRNA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此，魏斯曼还希望用mRNA疫苗来战胜流感，阻止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预防疱疹，终结艾滋病毒，以及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等。

拓展阅读：为什么在美国搞生物是天坑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还不想那么快为自己的前途做决定。毕竟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专业的博士二年级学生，职业探索空间依然宽广。自上大学以来，进入专利法行业始终位于她的职业清单首位，还有监管工作。哦，对了，科学出版听着也很有意思。

对于 24 岁的年轻人来说，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这一选项。

“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可悲的是，这个残酷的系统只会对拥有结构性特权的人微笑。”格拉西说，她是苏丹移民的女儿，年收入只有 3.6 万美元。仅租住学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计算一下时薪就知道，这个待遇只比最低时薪高了那么一点，太荒谬了。”她说，“我这辈子真的‘卷’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她不是个例。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离学术界，进入私企从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项目之时就已知道自己不会长久留在学术界，对他们来说，象牙塔只是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

围绕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数据“响亮”而又清晰。STAT 采访过许多人，从在读博士生到博士后研究员，从研究生项目主任、劳动经济学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招聘经理，他们的说法也是如此。

学生和博士后们抨击着这个体制，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耗费漫长时间坐着实验室的冷板凳，只为提升教授们的职业生涯与名声威望。留给自己的，只有弱势的地位、令人燃烧殆尽的工作，以及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这样的批评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变化的是这个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私人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并且他们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许多年轻科研人员难以抵御如此诱惑。

多年积弊如今终于走到了紧要关头。高校教职人员报告说博士后的招聘越来越难，科研项目不得不推迟，尽管经费在缩水，大学迫于压力仍开始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变革的需求还来自体系内部。不久前，加州大学系统内的研究生、博士后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职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做出表决：如果他们提高工资、为需要抚养儿童的在职父母提供支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工会有权从 11 月 14 日起号召罢工。（编者注：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学 10 个校区 4.8 万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学术工作者，发起了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儿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专家和大学领导都在努力思考科学未来长久的发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级主任，从改革生物医学的学术训练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到维持建立在博士后和研究生劳动力基础上的学术体系的持续运行，都是他要面临的挑战。

“拐点正在到来。”伊斯特蒙德说，“关于我们如何前进，众说纷纭，因为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学界“工蜂”

如今发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术还未爆发的时候，博士后不短缺，研究生也没急着罢工，但专家们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问问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似奇怪，但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蒂尔曼从不担心自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实验室出现资助问题，当时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托调查新获教职者的资历时，意识到情况已经变了。

“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多疑且恐惧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后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蒂尔曼如此说（她的任期从 2001 持续到了 2013）。“（这些年轻人）自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写成一篇出色的论文，但还是申不到基金——我认为没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么问题？“僧多粥少”。1994 年蒂尔曼发表了第一份报告，但研究过程充斥着不和谐，导致蒂尔曼组织了第二个委员会以更好理解问题的根本。

他们发现的结果更让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过大学可提供的教职数量。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约 60% 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学者能够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到了 70 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内得到终身教职。

根据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经济学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这是劳动市场崩溃的结果，市场向研究生和博士后做出诱人但虚假的承诺：这些学界“工蜂”终有一日会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收获属于自己的蜂巢。

“整个体制对这一理念存在极大的认同感。”斯蒂芬说道，她与蒂尔曼一起合作撰写了报告。“拿到教职的人于此受益匪浅，然后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

1998 年发表的第二份报告结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议：阻止研究生项目不受约束地增长；给学生提供正确的职业前景信息；减少通过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训基金和奖学金作为支点，这就要求学术机构跟踪学生多样性、教学质量以及就业结果。

14 年之后，在一份被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的报告中，蒂尔曼仍在提出几乎相同的建议。

与此同时，她还争辩说学术界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职位，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做会得到双倍的好处。这些职位将为身处学术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机会。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职位，就能让教授不再有理由无止境地拖住博士后和研究生。

NIH 已经针对其中一些建议展开行动。如今，NIH 已经有了专门帮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启动自己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资助范围内。许多接受 NIH 资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会定期与自己的学术顾问见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进展和长期事业目标。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Michael Lauer）说，“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一点和其他所有机构是一样的。”

但蒂尔曼感觉到进展缓慢。她总共撰写了近 500 页的报告，多篇与此相关的主题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仍未被采纳。

“文化是最难改变的事物。”她说，“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文化是钱比人多，但突然之间，钱不够分了。”

2015 年，蒂尔曼集结了一些对此问题关心的同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团队，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情况的关注，团体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小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个组织也偃旗息鼓了。

逃离象牙塔

虽然蒂尔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毫无变化，但来自学生的决定明显变了。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开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简称《调查》），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计划进入产业界工作的人数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间。与此同时，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在 40% 与 50% 之间。

但从 10 年前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投身产业界的毕业生人数稳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过了投身学术界的人数，此后几年，这种趋势逐步增长。

深蓝色为进入工业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年开始该比例超过了选择学界工作（浅蓝色）的人数占比。制图：STAT

该调查并没有明确显示学生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使用“产业界”这一统称指代任何营利性企业，用“学术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机构，但这一趋势紧随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术产业的趋势：根据商业数据分析机构 PitchBook 的统计，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

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笔资金，很快就开始大量招募人才。位于加州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 10 年前，如今雇佣了 1200 名员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学位。

“我们的人才永远不够。”公司联合创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说，“你在哪里上的学，不重要。你在博士阶段研究了什么课题，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学习能力，有做出成果并与他人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你了。”

制药和生物技术获得的风投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加 制图：STAT

热情似乎还是双向奔赴的。研究生项目主任们已经注意到，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非学界工作表现出了兴趣，有时甚至在申请阶段倾向就很明显。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项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离开学术界进入产业界曾被视作可耻和背叛。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想如实坦白自己想做什么。”伊斯特蒙德说道。

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早就在产业界工作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开始读研究生之前，会有一两年的间隔年。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马丁内兹（Olivia Martinez）发现，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把间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学实验室。

“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她说，考虑到湾区蓬勃的生命科学产业，“情况尤为真实”。

这些工作能够让年轻的研究者接触到应用科学知识的新方式，也带来了将论文和发现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挑战。此外还有金钱报酬。根据《调查》统计，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劳伦兹（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当博士后时，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顺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们的房租突然涨到近 3000 美元一个月，同时两人还有了第二个孩子。很快，用来支付房租、照顾孩子，缴纳个付人所得税的费用越来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开销，他们削减了一切其他支出。两人甚至不买车，每天步行一小时往返托儿所。消费降级失败之后，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积蓄。“那时我真的要疯了。”劳伦兹说。

今年初，夫妻俩离开 UCSD，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术产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丧失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劳伦兹表示，如果他们能付得起住房费用、找到免费的托儿所，就像在他们的祖国德国那样，他们可能就留在学术界了。

问题迫在眉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离开学术界。对许多年轻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了解我们体内以及周遭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

这也是让劳拉·鲁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动的原因。作为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正探索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细胞如何交流，并塑造我们特定食物偏好的机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搜寻新方法控制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鲁普雷希特天性乐观，热爱与学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说，这样有点书呆子气。有时候，她也会考虑离开学术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创公司，朋友开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车，挣得比我这个做科研的多。我也会想：‘这样的生活一定很棒。’”鲁普雷希特说，她生活在北卡罗林纳科研三角园（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环绕，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终得名三角区 。现为全美国最大的产业园区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繁华的生物技术中心。“但对学术的热爱让我留在了大学里。”

然而，年轻研究者离开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真切影响着现实世界。许多院系越来越难以招到博士后，今年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时对这一趋势做了报道。STAT 回顾了《调查》，为这一趋势添加了更坚实的数据：生命科学毕业生明确表示有具体计划做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稳定下跌，从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准备做博士后了。制图：STAT

像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这样的青年教师则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启动了自己的实验室，但至今实验室中只有她一个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两名博士后。职位空缺可能会拖延她的研究进展，并危及她最终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经验的候选人。

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这一领域中才华出众科学家的企业不在少数，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后期间就曾拒绝过两家公司的工作邀约。

她曾试图说服学生们，无论日后他们的发展方向如何，都先将博士后视作构建知识和技能的好机会，却始终没有赢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读博的朋友们都直接进了产业界。

实际上，学术界的终身教职需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但有证据表明，这要付出代价。一项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对于做过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说，与拿着博士学位直接进入产业劳动市场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后者的薪资水平。

“我们束手束脚，”扎卡拉说，“无法像企业那样给出高薪。”

还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学术机构。伊斯特蒙德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亚校区（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后，而 10 年前博士后的数量是 609 人。她还补充说，原因很多，教职人员退休，疫情期间难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产业界的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为了弥补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研究所免疫学系主任丹尼斯·伯顿（Dennis Burton）承认道，因为博士后受过完美的培训，已经知道如何独立研究，还常常能协助指导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顿的实验室内博士后人数要多于研究生，但如今情况恰恰反过来。

“这产生了劣势。”伯顿说，“博士后给实验室带来的研究质量的提升是很特别的，无法被轻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机构与这一趋势艰难搏斗的同时，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还就研究生教育的未来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要处理以下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做博士后吗？又或者说我们直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士生项目是否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实践技能，例如团队合作以及谈判技能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人们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从明年开始，博士后的最低薪资将从 5.5 万美元提升至 6.5 万美元。而田纳西州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则将博士后的起薪调整至7万美元。尽管这样的增长广受好评，但仍然不够。例如，生物技术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后第一年工资就有 8.6 万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将很快启动一个研究团队，以更好了解博士后短缺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否对学术生产力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以及 NIH 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后。该团队将于明年 6 月向 NIH 的领导提交初步建议。

答案并不简单。但对像蒂尔曼这样的人来说，学术界如今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为了让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实体受益，没什么比实实在在的竞争更好的了。”她说，“我认为这是非常良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talin_Karik%C3%B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w_Weissman

3.  https://www.nobelprize.org/

4.  中年失业、患癌，她用四十年逆袭拯救全人类，还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返朴.2020.1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388732942750154&wfr=spider&for=pc

5.  A one-way ticket. A cash-stuffed teddy bear. A dream decades in the making.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1/10/01/katalin-kariko-covid-vaccines/

6.  A scientific hunch. Then silence. Until the world needed a lifesaving vaccine. The Washington Post.2021.1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21/10/01/drew-weissman-mrna-vaccine/

7.  3次被解雇，40年冷板凳，她凭借mRNA疫苗终获诺贝尔医学奖.凤凰网CC情报局.2023.10.2. https://mp.weixin.qq.com/s/8B3aqtOfFrcP57SHnMnLJw

By 澎湃、领研

从入行到现在，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

诞生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投出一个伟大的公司，最需要的素质是什么？

但很遗憾，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

过去很多年，每天忙于出差、聊项目、写周报、招商、募资、尽调，执着于“战术上的勤奋”，更愿意从具体项目从发，去研究：行业、竞争、技术、模式、团队、财务等能够直接关系到KPI的细节问题。这种做法不能说不对，但是似乎离得到想要的答案想去甚远。

今年，因为客观原因，难得有一些看书的时间。

于是，我看了《硅谷之火》、《硅谷之心》、《光刻巨人：ASML的崛起之路》、《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 》、《乔布斯传》、《埃隆马斯克传》、《人类简史》、《未来简史》、《风险投资史》等等十几本书。之后，我就开始尝试从历史和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思考这两个问题。最近，好像想到了一些答案。

其实，第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小问题：

哪些公司属于伟大的公司？

这些公司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这些共同点的形成原因？

从我有限的案例看，ASML、英特尔、苹果、Tesla、波音、SpaceX，都是伟大的公司。

我们仔细回想下，上述企业是否都有以下共同点：

他们通常定义了一类产品的形态；

这种形态要么是独创性的，要么对上一代产品是碾压性的；

他们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

他们提供的产品一定是大众可及的。

由此可见，伟大的公司大多定义了一类产品形态，而这类产品一定要是大众可及的，而大众之所以愿意使用它们，可以让生产/生活成本极大的降低，工作/出行效率极大的提升，而这“一升一降”又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的普及。

没错，我称之为产品的“社会效应”，即这种产品在为公司创造利润的同时，更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巨大的好处，甚至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某些变革。

一个家伟大公司的产生，必然是因为提供了一款具有极大“社会效应”的产品。

既然已经思考出了一家伟大公司的诞生要素，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到这些伟大的公司？

其实，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似乎又有了一些模糊的方向：

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人类的几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革命”，带动了一批煤、铁巨无霸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电气革命”，进而产生了电灯、电话、电报、电影，我们至今仍在享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大名鼎鼎的西门子、通用电气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诞生了原子能、航天、生物制药、计算机、互联网，这也是我们正在经历，而马上进入尾声的一场革命。前文耳熟能详的那批企业，基本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次工业革命，其实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又叠加了新的内容，但无外乎包含如下几个部分：

能源革命（蒸汽–电力–原子能）；

交通革命（火车–飞机–火箭）；

信息革命（电报–互联网）；

算力革命（机械计算机–电子计算机）；

生物革命（现代医学的诞生）。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伟大的技术革命制造了产生伟大公司的温床。而伟大的公司，正是把这些技术产品化、可及化的那些企业。

所以：

第四次工业革命，何时发生？

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什么领域？

也许，此时有人会说：

现在世界这么动荡，你想象这些有什么用？

但是，平心而论，这个世界更差了嘛。

想象下，我们没有智能手机，没有5G，没有微信、抖音，没有高铁、电动车、无人机，没有滴滴和美团外卖的生活，而他们，都只是诞生在近15年里。

所以，暂时忘记那些糟糕的事情，让我们来抽空想象下15年后的生活：

电是免费的；

每个人会有一个机器人管家/保姆；

肿瘤和遗传疾病将不复存在；

招手叫来的是无人驾驶的滴滴；

未来的食物都是从严格监管的工厂里培育出来的；

快递是由无人机/无人车送到门口的；

2小时内可以坐超级高铁抵达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1小时内可以从北京飞到纽约；

然后你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见到家人的全息形象。

如果上述设想全部实现，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

而这些，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发生的场景。

不对，也许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发生：

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氢能、空间太阳能电站、固态/燃料电池；

可复用火箭、亚轨道飞行器、超级高铁、新能源汽车/船/飞机、无人驾驶汽车/船/飞机、外骨骼；

卫星通讯（Starlink、星网）、量子通讯、ARVR技术、全息传输；

mRNA、基因治疗、抗衰老技术、组织再生、脑机接口、人造肉、合成淀粉；

OPenAI、人形机器人。

可能，我们正处于新经济周期的起点，而世界第二大科技体的造富运动就在眼前。

那些引领人类做出突破的公司，必然会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而与之相关的创业者、员工、投资人也必然获得无法想象的收获。

况且：

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

最优秀的创业者；

国家正处于政治和竞技影响力全球扩张的关键阶段。

这是一段难熬的岁月，你我皆是短期无法抽离的局中人，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并且深刻感受到三者叠加引起的巨大变化。

投资人的微信群都在聊什么

芯片投资人的群又恢复了往日的火热。

导火索就是华为突然发布麒麟9000S和mate60 pro。

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网传的华为调研纪要和小作文是真的假的”

“麒麟9000s是不是从松山湖下面挖出来的”

“麒麟9000s是不是14nm堆叠工艺”

“美国人都说了，单层，7nm制程，类N+2工艺。”

“类N+2工艺的良率究竟如何”

“到底是谁代工的，中X国际，X积电，还是华为的秘密晶圆厂”

“国产193nmArF浸润式DUV光刻机啥时候能量产交付”

“国产EUV光刻机5年内能不能搞定”

当然了，这类讨论大多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为，知道内情的不敢说，不知道内情的道听途说。

最终，讨论在群里某人亮出出抢购到mate 60 pro+ 和众人“遥遥领先”的点赞中结束。

02 新能源投资人

新能源群这两年突然增加了很多新鲜的面孔。

一方面，新能源的热点确实很多：光伏、新能源车、锂电、储能、氢能。

另一方面，这两年有很多其他行业的投资人涌入了新能源领域。

比方说，这个新能源群里，就有不少之前投TMT和消费的“老相识”。

新能源群每天的讨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某某钠电公司获得B++++++轮融资，@某群友，恭喜恭喜”

“对《某某地区又诞生了百亿估值新能源独角兽》一文的批判”

“HJT、TOPCon、钙钛矿谁是未来”

“政策限制储能/回收类企业上市是否实锤”

“XX明星锂电公司preIPO轮的估值究竟有多离谱”

“XX明星储能公司降估值卖老股了”

当然了，每个新能源群最终都会有两个保留节目：

一般重头戏是，电动三傻的车友互喷环节。

当然了，比亚迪和特斯拉的车主，格局都是比较打开的，他们一般讨论的是谁会成为宇宙第一的车企。

03 医疗投资人

医疗投资人的群应该是平均学历最高的群，人均博士。

医疗群一般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常，总是分享些：政策变化、学术论文、临床进展，隔三差五的，大家还会在群里讨论讨论某个品种的临床数据。

从去年开始，医药行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轮番暴击。

先是二级市场暴跌，再是集采品种的扩大，还有医药领域反腐，然后到IPO政策变化。

这两年来，群里分享的基本都是些负面的消息，开始大家还在很热烈的讨论，到后面讨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很多群友都以为这个群死了。

这天。

有人转发了一个：“据传，五套标准企业一律不再受理”到群里。

换在往常，医疗投资人群里肯定不免又是一阵唏嘘和讨论

“五套也上不了”

“18A又发不出来”

“以后创新药投资怎么办啊”

“还有什么能投啊”

这次，医药投资人的群里静悄悄，感觉群真的是死了。

突然。

不知道是谁手滑发了张福利图到群里。

群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家纷纷表示，群友给力，以后请多发点。

直到此时，众人才发现，原来，之前是这个群的打开方式不对。

04 投资人的八卦群

八卦群应该是今年最热闹的群了。

一个合格的八卦群一般由一位热心的群主，几位每天勤勤恳恳地提供八卦/福利图/段子的瓜农，若干位杠精，还有一两位群宠组成。

众所周知，八卦群一般都遵循着严格的作息时间：朝九晚五，工作日。

于是，有好事者评价到：

上班了，群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与热闹，每个人都在带薪聊天，也不知道，是哪家倒霉公司招了你们这群人。

八卦群的内容一般都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讨论《有头有脸的投资人都去XXX了》是不是标题党”

“哪家企业要看BP前先打1000万保证金”

“哪家企业的创始人拿投资人的钱去买保时捷了”

“哪家创业的创始人最近二婚了”

“哪家企业现金流要断了”

“哪家机构最近在降薪裁员”

“哪家机构的DPI六年只有0.1”

“哪个机构的合伙人最近搞了桃色新闻”

当然了，如果群里有几个热爱军事/国际政治的，群里还会时不时讨论下俄乌冲突和中美关系。

总而言之，八卦群，就是每个投资人抱团取暖的港湾和每天下饭的电子榨菜。

05 投资人的求职群

一般从投资人求职群，可以窥见最近一级市场的动向。

比方说，20年基本都是医药投资人的职位，21年基本都是ESG投资人的职位，22年基本都是储能投资人的职位。

求职群一般是没有人说话的，只有几个每天发布岗位信息的活雷锋。

每个群友进群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一般是快速看下群成员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头像，生怕遇到了熟人或者是同事。

最离谱的，还是某人进群之后意外发现自己组的MD也在群里，然后吓的赶紧退群了。

当然，要说23年求职群最大的变化，主要有几点：

1、产投和国资/引导基金的招聘需求增加了；

2、家办职位是最受欢迎的；

3、大模型投资人的招聘需求增加了；

4、但是上述增加都无法掩盖总体需求大幅度下滑的事实。

投资人小剧场：IPO的焦虑

今天，是XX资本召开的季度总结会。

由于近期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公司合伙人胡总的要求下，本次会议的主题变成了退出策略研讨，让各位同事谈一谈对近期IPO政策变化的看法。

01 AIGC组

胡总首先翻了周博的牌子：

“周博，你那个XX项目，后续资本市场路径是怎么规划的？”

周博士是公司看大模型方向的投资经理，他在今年出手了几个大模型公司，有两个发展不错的，也获得了后续融资。

“公司的资本市场路径是很明确的！”

周博士一脸兴奋：

“A轮X杉已经在看了，X瓴资本的ZL也想要额度，B轮打算开给中东的主权基金，C轮打算跟某企鹅和某度合作， D轮找几个国资战投，估值搞到200亿，然后就可以去港股报他们那个18C，大模型第一股！”

有人小声的提醒周博士：

“周总啊，你刚才说的那几家潜在投资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大模型产品啊。”

”老周啊，第一批大模型版号里面好像没有你这家公司啊，正规吗？”

周博士瞪了眼说话的方向，淡定地总结道：

“任正非都说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算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波澜壮阔，不可想象。IPO只是第一步，XX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持有的企业。”

02 半导体组

第二个发言的是半导体组的小赵。

要说三年前的半导体组，投中了几个半导体企业，并且成功科创板IPO，一时风光无几。

后来，他们再接再厉，高位追投了几个IC设计、存储类的公司，然后就赶上了科创板批量劝退此类公司。

于是，小赵现在对半导体组的项目也是一脑门的官司。

“按照目前的审核政策，IC设立类的公司应该暂时是上不了科创板了。”

“利润体量也不够报创业板。”

“存储类的公司主要是受半导体行业周期影响，利润下滑的很厉害。”

胡总点了点头：“小赵啊，有啥经验教训要总结嘛？”

“最大的教训是要敬畏周期。”

“你的教训很深刻，现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老板，听说今年iphone15系列的京东预售很好。”

“这跟半导体项目有啥关系？”

“说明半导体的补库存周期要开始了，半导体行业要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了。”

“所以，你这几个项目啥时候能报IPO？”

“我也不知道啊，这不还是要看监管的IPO政策嘛。”

03 新能源组

小王最近也被一个储能项目整的焦头烂额。

当初这个项目之所以能顺利投决，一方面是‘IPO确定性强’；另一方面是企业答应帮助小王完成在当地的招商落地任务。

然而天不遂人愿，项目报辅导之后就陷入了停滞。据说是因为有传言，储能类的项目的科创属性和盈利能力存疑，所以监管建议此类的项目谨慎申报。

要说，小王投的项目是个大储，还算有国家强制配储的政策支持，而他一个朋友投了某知名独角兽户储，今年业绩下滑严重，现在就有点欲哭无泪了。

胡总问小王：

“储能类项目的IPO政策，最近有什么新的说法？”

小王赶紧把最近的传言和国家支持配储的政策汇报了一遍。

胡总点点头，又追问到：

“那公司计划啥时候申报IPO？”

“胡总，企业老板亲口承诺，IPO进度不影响他们在XX地区建厂的进度，XX地区的领导很满意我们的推荐，说希望下一期基金继续跟我们合作。”

“嗯，不错。这个是大事，要敦促企业抓紧落实。”

04 生物医药组

宋博士是公司生物医药组的同事。

“小宋啊，现在不受理五套标准的企业，你投的那一堆创新药企业怎么办哟”

听到点名，宋博士赶紧扶了扶眼镜。

“五套标准只是暂时不受理，后面可能随时开闸，实在不行还能报港股18A。”

“港股40%的股票一天成交不到10万港币”，一位同事小声说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拆台，宋博士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他小声嘀咕道：

“实在不行，不是还能去北交所嘛。”

“北交所？”胡总哼了一声：

“小宋啊，不能为了上市而上市啊，不然我们怎么跟LP们交代。哎，你说，你那些创新药企业要满足创业板的上市条件，还需要多久啊。”

“啊，这我还没想过……….”

宋博士挠了挠头，他的脸已经红的发紫了。

胡总一摆手，也不再追问：“行吧，你们医药组，以后还是尽量投点有收入有利润的项目吧。”

05 其他行业组

最后的时间，照例是由others组的同事发言，包括但不限于：消费、文娱、TMT等行业组。

胡总望向了这几位同事，一脸的同情，张了张嘴，又有点无可奈何。

眼见着胡总欲言又止的样子，投消费的同事抢先打破了沉默：

“老板，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些都是红灯行业，上不了市的。”

胡总有点生气：

“你们现在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虽然有政策影响，但是不能摆烂，还是得想办法，A股上不了，就想想去港股，港股去不了的，就去美股，美股还去不了，新加坡也不是不能考虑。实在不行的，该回购回购，该诉讼诉讼。”

见到胡总有点不悦，投TMT的同事小C赶紧圆场：

“胡总，虽然我们这些行业在上市这块面临些困难，但是有些企业基本面还是可以的，您看，现在公司在各地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要不我们几个就把这块承担起来，把这些企业拉去聊聊，看看能不能满足落地要求。”

“嗯，小C这个想法不错，你们几个以后就跟着CRO（首席返投官）李总搞返投吧，散会。

By 星哥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从波士顿美术馆旁的美国东北大学出发，一路向北，从“哈佛桥”跨过横穿整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便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东侧，是波士顿“剑桥区”的核心地带——肯德尔广场。

在东北大学读博的社会学者游姝楠，经常到这里散步。她能认出广场周边每一栋建筑：这栋是辉瑞的办公室、那栋里都是莫德纳的员工……老钟塔旁边亮得晃眼的12层玻璃房子，是著名Biotech孵化公司Lab Central的新基地。

《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这座名校云集的“智慧之城”也聚集了阿斯利康、赛诺菲、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如果说波士顿是世界生物制药的环靶，肯德尔广场就是靶心。这里有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游姝楠在这里见过太多顶尖的生物医药人才，其中不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

其中一位告诉她，从2008年至今，约有一半在美留学生活工作过的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中国发展。

“回国的职业选择更多样化，可以继续在药厂工作，也可以创业、做咨询猎头、甚至成为投资人，而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方向更单一，大部分都聚集在药企做研发。”她说。

对高技术移民感兴趣的游姝楠，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美国一向是世界生物制药强国，而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才逐步发展起来，在“海归”人才、政策扶持、资本加注的环境里迅速崛起。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当前中美的竞争关系，会给两国间的人才流动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游姝楠想知道，从这些生物医药人才出国留学、在美工作，再回国发展成为“海归”，甚至有些人选择再度出国，这样来来回回的流动轨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何从大国博弈、全球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以及个人选择等角度去理解生物医药人才在中美之间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

在访谈了近50位留美和“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后，游姝楠渐渐勾勒出一幅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草图。

作为社会学者，她目睹了经历跨国教育的科学家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沉浮，感受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对创新土壤的追求，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生物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产业、人才之间的碰撞。

太平洋两岸的人才循环与对望

游姝楠的观察对象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国内接受大学理工科教育后，去往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大多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学子甚至可以本科毕业后跳过硕士，直接在美国读博。

不同于公众对留学生大都家境优渥的想象，许多访谈者来自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小康家庭，凭着会读书的本事，依靠全额奖学金铺路，获得在美国深造的机会。

他们大多曾学习生物统计、生物化学、药学等专业。读博甚至博后期间，省吃俭用，艰辛而执着地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科研。毕业后，少部分人会留在学术界，还有一些进入医药行业，并直接进入辉瑞、阿斯利康等大厂的研发部门，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以提供项目外包服务为主的CRO公司，甚至以CRO为跳板，试图曲线进入跨国大药企。

留在美国进入跨国药企（MNC）做研发的中国人，大部分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能进入管理层的却不多。

随着近年来在美华人努力发声，华人在药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用访谈者的话说，天花板提高了很多，现在的天花板基本是VP（Vice President）这个层次。

但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路径依然缺乏更多想象空间。

一位受访者自嘲自己是“科研民工”，他说，“我们是在用高技术仪器做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对‘科研民工’的理解是：不做决策、没有话语权、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

他们也很难不受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让不少华裔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而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不信任，无法进入公司高层核心项目，抑或是在出入境时被海关反复“检查”。

与留美从业者清一色的药企研发岗位不同的是，回国的“海归”们有着更“五光十色”的生活，和更广阔的职业选择——

有些人利用漂亮的留学背景和博士头衔，转行做市场、咨询、产品经理、猎头甚至风投，且都很快成为行业里的“大佬”；有些人继续做研发，一跃进入大型跨国药企，职级也更上一层楼；还有的人乘着创新药市场爆发和政策支持的东风，直接选择创业。

谈及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不少访谈者用了跨国比较排除法。“很多人选择回国做咨询和投资，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很难从事类似的职业。”游姝楠说，“这需要语言能力特别好，或者社交能力和资源特别强。”

在排除法下，一些访谈者告诉游姝楠，都回国了，就一定要做留在美国的同行“做不了”的职业，如果想在药企做研发和在学界做学术，从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考虑，那应该留在美国，所以回国的职业选择就自然地排除了以上选项，而选择在美国更难入门的投资、咨询、创业。

还有一位访谈者，两种选择都尝试过之后，又返回了美国。

不过他回国的时间更早，是在2007年。从今天来看，那段时间可谓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爆发的奇点。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科学家浩浩荡荡地回国。

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令他失望。由于师从名家，又有名校博士后的背景，公司为他配了实验室和团队。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坐着飞机去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感受着身边人崇拜的目光，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后来，由于家庭和孩子教育的原因，他又返回美国，重新做回了“药厂打工人”。

经历了在国内做“海归”的风光，在美国天天“搬砖”，一度让他的落差感很大大，花了许多时间做心理建设。

后来他找到了平衡——国内教育太“卷”，小孩受不了；妻子不想回国，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相比外在的风光，还是安稳的小家最实在，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回国后混得风生水起的同行。

游姝楠用“内心的全球化”来解释这种跨国的比较。无论留美还是回国，曾经的旅美经历让这两拨人都永远处在彼此凝望比较的关系中。即使身处大洋两岸，他们互相比较的，也并非所在地的其他族裔，而是有共同根源的彼此。随着“别人家的孩子”走出国门，攀比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路径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循环，这缘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通性。

在游姝楠的研究中，不乏回国创业失败或是转行失败的人才，抑或是在MNC撤走中国研发部门时被裁员的研发人员。在这些人的故事里，他们通过猎头或者移民网络，又重返美国从事研发工作，过上了原先的“美式中产生活”：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很多闲暇时光，还有风险回报都更可控的清晰未来。

回来的人多了，“海归”含金量也低了

在游姝楠眼里，这种生物医药人才环流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就像是一股季风，源于海洋与大陆间的温差，大范围、以年为周期地在这颗星球上流动、变化、转换风向，推搡着不同土地孕育的科学家们飘散到世界各地。

一个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国的原因有许多。

大的时代背景毋庸赘言：国内巨大的生物医药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政策。从“十一五”以来，每个五年计划中，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创新都被放在显要位置。对人才的激励几乎不计成本。

对身处美国的生物医药人才而言，除了大洋西岸国内医药热土的吸引，美国职场的天花板，也对他们产生了向外的推力。

游姝楠发现，除了技术的原因，“中国人在美国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在社会学上更反映了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劳工结构单一、族裔分化明显的特点。

“这种劳工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它让中国科学家大量地集中在研发和实验阶段。”与之相似的，是印度裔扎堆于工程、计算机编码相关工作，墨西哥裔扎堆于重体力劳动等。

有访谈者告诉游姝楠，“我们生物统计组里全是中国人。”

族裔劳动最显著的后果，便是“竹子天花板”，或称“玻璃天花板”，以形容在美国，亚裔即便有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却仍然难以晋升至管理层和领导层。

2000年，《科学》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亚裔工作者展开统计，发现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亚裔占10%，而在管理层（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亚裔只占4%。美国“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WLP）调查的亚裔人群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种族歧视让他们在职场上止步不前。

生物学泰斗吴瑞、生物学家饶毅、病毒学家蒋观德等留美科学家都为这样的情况发过声。

游姝楠的访谈者们，也明显触碰到了这看不见的顶端。“我觉得如果也要做到C-level（即管理层），在国内是很容易的，但在美国，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一位访谈者说，“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级别越高，感受越强烈。”

在“竹子天花板”的阻力之下，很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印裔学者玛丽∙保罗（Anju Mary Paul）研究发现，截止2010年代中期，她统计的119名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中，有52位回国，34位回到亚洲其它国家。

相比留美的科学家，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们，撑起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半边天。

微芯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贝达、加科思、君实生物……这些业内耳熟能详的创新药企的创始人，不仅自己是“海归”，也为大量“海归”生物医药人才创造出许多优质岗位。

但在近几年，这样的风景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过去十年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像‘海归’身份就没有那么金贵了。”游姝楠说。

教育部在《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中指出：1978～2019年，我国已有490.4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而其中86.28%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统计显示，2016～2019年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人员的8成，同时也不乏许多“移二代”的回流。

与此同时，“海归”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83.1%的“海归”表示求职压力增大。

社会学者眼中的“竹子天花板”

尽管存在天花板，由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先优势，那里的科研环境对各国生物医药人才仍然具有吸引力。

回国后继续做科研的“海归”，进入MNC的本土研发部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MNC研发部门相继撤出。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在中国的临床研究业务，成立新公司“迪哲”，原先在中国创新中心（ICC）的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同年，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2018年9月，诺和诺德丹麦和中国研发中心共裁员400人。2019年底，辉瑞也停止了亚洲发现实验室（Asia Discovery Labs, ADL）的启动计划。

游姝楠的几位访谈者，由于就职的MNC撤走在华研发部门而被裁员，又转身去了美国。

作为社会学者，游姝楠感兴趣的除了这种候鸟式的人才迁徙，还有他们看上去很窘迫的个人处境。

她身边有很多读生物专业的好朋友，她的伊朗籍前男友Alireza也曾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做博后。和中国一样，伊朗同样是科研劳动力的输出国。

在游姝楠看来,Alireza在做博后期间的科研工作需要极高体力和智力：设计实验，预定所有实验器材,日复一日地喂小白鼠，让小白鼠得病，再给小白鼠注射药物，观察治疗效果……

实验周期通常都要几个月，这个过程需要全身心的专注，喂养小白鼠稍有差池，比如多加了几滴液体，就可能让整个实验毁于一旦，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移民学生和博后的合法身份，都依托在实验室工作之上，这种法律身份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性，使Alireza不得不遵守老板苛刻的要求，经常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

完成三年博后，Alireza转到制药行业，在38岁的年纪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游姝楠认为，这份工作的薪水与资历极不相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是个热爱电影艺术的人，长年累月的科学训练扼杀了他的活力。干这一行，身体和精神都很辛苦，生化环材被誉为四大天坑专业是有道理的。”

作为外来族裔，忍受歧视在美国职场打拼，是另一种艰辛。

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游姝楠经常参加一些波士顿生物医药界华裔举办的沙龙。这些参与者并不多的闭门活动，是在美华人们寻求认同感的“安全屋”。在“安全屋”里，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谈工作、谈机会，相互认识，抱团取暖。

在一场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沙龙活动上，大家聊到了生物医药界“竹子天花板”等话题。游姝楠发现，这些技术人才对职场中的隐性种族歧视看法“非常朴素”：“他们就觉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可以了。”

当时，一位科学家站出来现身说法，“你要相信大家都是人，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老板和我都有婆媳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和他聊婆媳问题、家长里短，感觉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一步了。”

“我有些同事也许会在心里歧视我，”另一位说道，“但人家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就行了，不用想东想西。”

“我们组里都是中国人，”又有人接过话头，“所以组里应该不存在‘竹子天花板’。”

游姝楠听不下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于是，她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把来自一个国家的员工放在同一个组里，本身就建立在以族裔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上。”

从个体层面，游姝楠觉得他们的思考没有问题，毕竟每个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她希望通过交流，让大家从一个更系统性的角度去反思。比如“族裔劳动”“基于种族的劳工结构”等等。

这场沙龙让游姝楠更加坚定，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困难背后是有社会因素的，也能为他们和同行的遭遇发声。”

一句话总结，如果想要平静生活选美国，如果想要社会地位回中国。

By 思齐俱乐部

为什么学医？
立志从医的孩子们，常常心里有大爱，有济世救人之心，或者一心想钻研医学研究。但是医学院及以后医生的培训和工作确实辛苦，很容易身心疲惫。有些医生一不小心在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里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就有可能变成被蒙上眼睛为生活拉磨的驴，失去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
医生的自杀率在各种职业中一直都是最高的。而且医生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自杀成功率也很高。医生忧郁自杀并不只是因为工作高强度；对自己的工作/财务前景忧虑，对工作/生活环境失望却又无法改变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做为一个有长期稳定高收入和高智商的人群，这样的原因是不应该的。但却比比皆是。
所以有孩子上医学院的父母，应该找时间坐下来跟孩子聊一聊，帮他们理清一下他们向往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问她/他，在未来人生中，她/他认为自己的幸福会是从哪里来的？百分之多少是“可以帮助他人”？百分之多少是“在自己专业中受人尊敬”？百分之多少是“不需要担心金钱”？百分之多少是“结婚生子建立家庭”？也许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没关系，就按她/他当下的想法先去做。人都是在不断改变的。然后你再帮他们估计一下他们需要花多少时间精力在每个方面去学习和成长。你多半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偏科”。但是不用着急，至少你让他们开始注意什么是对他们自己的幸福重要，而不是老师告诉他们什么重要，父母认为什么重要。尤其是医生，在整个求学过程中都会被洗脑要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愿望最重要，这对孩子未来的幸福至关重要。帮助他们设立一个计划，就是未来要怎样持续地学习和慢慢达到让他们幸福的每个方面。
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医科其实是一个极端偏科的行业。一个医生的成长和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如果不自己有意识地去调整，可以绝大多数的时间被治病救人和学习更新知识占去了。不要说平衡工作生活, 有时候甚至连基本生活的方面都无法顾及。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医生抑郁的原因。他们有时候会陷入这种漩涡，无法自拔，甚至也不自知，而且别人说也不听。但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不可能只是治病救人，只是工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什么对自己重要什么不重要, 不能自省，不会计划自己生活的医生，非常容易陷入这种漩涡。

2. 选择什么专科才好？
医学生经常凭着一腔热血冲进一个专科。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可能很骨感。一个医生的专科对他/她未来的生活几乎有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且专科对医生的个人身体/智力也会有客观的要求。比如，一个小个子的女生当骨科医生就是会更困难；一个经常失眠的人选妇产科以后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中；没有方向感的人最好不要做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如果你不是绝对碾压型的学霸，却非要去做神经外科，基本上就注定要有很多的失望和坎坷；如果你觉得金钱很重要，去做家庭医生或全科保健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 基本上是与自己的目标南辕北辙。一个人可以有逆流而上的勇气，但是有时候扬长避短并非没有勇气，而是一种智慧。人生毕竟很短，试错的时间和机会有限。这些方面，父母的智慧也许可以对孩子未来的方向有一定的帮助。

3. 医生的收入
医生从来不是最富有的一群人，但是如果计划的好，一定是“相当富裕”的一群。
最富有的医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是自己开公司的医生。那么还在行医的医生中，谁最富裕呢？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遍，调查统计做过无穷多次，而答案高度一致。各个专科的平均收入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同一专科之内，最富裕的是私人医所合伙人（ partner owners of single specialty/multi-specialty private practice group），其次是单人诊所owner（solo private practice），再其次是大私立医院雇佣的医生（employee at large group/private hospitals），收入最低的是搞纯学术的医学院教授（academics）。做学术研究和教书的医生可以向国家机构如NIH或制药公司申请研究经费或在私人诊所兼职，这样可以增加收入。
大多数人可以查到的是各专科的平均收入。Medscape 和 MGMA 每年都发布调查统计出来的各专科的平均收入和各种其他数据。但是绝大多数的医学生，甚至有些医生都不知道，行医的方式对医生收入造成的差别，和不同专科造成的差别同样巨大，有时甚至更大。而且有很多的医生，象我和我的同事，是不参加任何调查统计的。而不参加调查统计的医生一般都是收入相对较高的那一群。
在调查统计中看到的只是税表（W2）上申报的工资而已。对于在医院和医学院工作的医生（employee doctors），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了。也许再加一些退休金（401k 或者 pension）或其他福利。

4. 私人开业
而私人开业的医生（physician owners） 是一个不同的情形。私人开业又有自己一个人开诊所 （solo private practice），与其他医生合伙开医所，或者加入一个医所做合伙人（ partner owners of single specialty/multi-specialty private practice group）几种情况，统称 “physician owners”。那么私人开业有什么好处呢？我在这里不讲其他“开公司”，“不只拿工资” 有什么好处，只限于“医生私人开业”的这个范围内。
首先是设立税前退休金福利。如果设立的得当，一个象我这样年龄的医所合伙人，一年可以税前放入退休基金里的钱的上限是$290,000。而且这个上限随着年龄每年以万递增。我的不少私人开业的医生朋友每年都放满。所以你看一个平平常常不起眼的中年医生开着个小诊所，他们的退休金常是以数百万计算的。雇员医生（employee physicians）一年能存放的退休金最多是401K 的上限（$19,500-$26,000)。
其次是商务开销（business expense）的福利。对于一个高收入的人群来说，省税是个人理财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你想省税，就不能完全把钱当“钱”去想。有些福利你觉的没有太多钱，但是如果你享受到了，你要想想如果要自己出钱，又要出多少“税前”的工资呢？所以真的想要省税，就是要想在交税前怎么先把这个钱花了。我平时工作生活很忙。有些旅行我其实是去开会的时候顺便抽空在当地玩一下，车旅费和旅馆都是税前商务开销（pretax business expenses）。不要说这钱少，每年累加，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但是旅行放松是我自己享受到了。因为我是医所合伙人，医所还帮我租工作用车。所以我每二到三年就会开新车。碰到一个喜欢的，到期了我还可以把它买下来，交了税后自己家用。不喜欢的就换下一辆。
国家对小公司（small business）是有一定的扶持的。在特定的时候会比对个人的扶持力度大。比如这次疫情, 大多数人每人一个月拿 $600 的政府补助。工资高的还没有。我的私人开业的医生朋友们和我们医所都拿到了PPP（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这是几万，几十万级别的。当然我们不能拿这笔钱只给自己开工资。事实上小公司老板可以用这笔钱给自己开工资的部分极其有限。但是我可以用它在疫情期间来保住我们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帮我们付房租水电和其他费用。它帮我们做到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帮我们保住了医所，也就是去掉了我们的风险。我们知道开公司的好处是可能有高回报，但是你的付出是高风险。在正常状况下，为了在这样的疫情环境中保住我们的医所，我们必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被政府付掉了。就好比你买了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股票，有人帮你垫掉了风险。这个风险代价是多少呢？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而且也是税前，因为这钱并没有进我们的口袋，不算收入，所以也没有所得税。
那为什么国家非要付这笔风险费不可呢？因为 60% 的美国人都在小公司工作。而疫情对小公司的打击最大。如果小公司大批倒闭，美国会有大批人失业，国家也会乱。做为老板，平时我们会承担这些风险和责任；但是到了大危机的时候，国家也必须伸手救助。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有一定的能力来掌控自己的医所。很多小公司都倒闭了，也有不少医生诊所关门了破产了。这一年我也长了一生中最多的白头发。国家会出手帮助，但是不会为你的责任和风险统统买单。
私人开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行医买诊所，是要设有限公司（LLC）的。在符合国家要求的几项条件之后，就可以以10% 的首付买诊所房产。自己买自住房子也没有这么低的首付。我所在的医所已经买下了我们四间诊所中的两间，租给自己。你有见过比自己更用心维护房子的租客吗？而且每月必定按时交房租。就从这两间诊所的房产，我们医所合伙人每年资产都有相当的增长。而这是完全被动和最有保障的增长。
还有某些特别的投资只有开业医生才可以投。最常见的是手术中心，化验室，医院，癌症中心等。我认识一个专做手的手术的整形外科医生，他十几年前花了八万，投资了当地的一个手术中心，当时是最低投资。大概五年后起，每年这手术中心给他的分红至少八万一年，他基本上可以拿到老死还可以传给孩子。这种投资，一般来说风险很小。投几个，也就可以退休了。但是医生大多数不喜欢退休，当医生是会上瘾的。
自己做老板还可以聘请其他医生，护士，医师助理来帮助看病人，雇员工资和其他开销之外的收入就归医生老板了。还有的医生可以在诊所开副业。比如喜欢做研究的医生可以为药厂做试验点。这个你自己没有诊所是不能做的。你在医院里做，赚到钱也不是你的。在加州湾区有我们专科的一个大医所的资深合伙人就是在看病之外自己还有着这样一个研究中心。他请医师助理和护士帮他做研究。临床研究的丰厚收入比他看病人还多。他看病人的数据输入研究中心，而临床研究给他带来的声誉又为他吸引病人。他光靠这俩方面年收入就颇丰厚了。 
这些也只是我平常能看到的，还是在做临床医生范围内的。很多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还有技术发明，有自己的专利。更进一步，开公司。很多医疗设备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医生。

5. 在医院和医学院工作
现在美国大多数的医生都是雇员医生 employed physicians (包括 academic jobs)。
雇员医生最大的优点是风险比较低，大多数拿医院的一份工资，可以是固定工资加奖金，也可以是 incentive based (一般是 RVU based。RVU 是 Relative Value Unit 的缩写，是美国医学界衡量医生看病人的劳动付出和效率最常用的相对值单位。每年联邦老年医疗保健机构 Center for Medicare 会调整和规定每个医疗服务项目的 RVU 价值和付费标准)。比如我们的医院大多数的专科是 RVU based，每两，三年调整一次。固定工资，比如在医院上班的医生（Hospitalist）拿个28-30万美元，下班就没有事了，一周一般工作40个小时，可以工作4天每天10小时，或3天每天12小时，压力比较小。
我们神经外科专业辛苦一些，还要每 3-4 天值一次夜班。如果是医院雇佣的话，神外专业全国平均工资中位数大概是 70-80 万美元，加上每年大约10,000 RVUs。如果一个医生挣了12,000 RVU，就可以拿高出10,000 RVU的额外奖金。如果低于这个RVU，只能拿基本工资。
一般医院雇佣的医生的职业风险相对比较低，一年的假期，比如我们医院4周假期，3周开会，都有保证的时间。其实80后，90后（估计未来00后也是）都比较喜欢这样的位置，不太喜欢自己太幸苦，自己开业和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当然就是医院也有倒闭的可能性，特别是比较小的医院。所以在医院工作风险不是零。但是这个风险和个人开业比还是小得多。
比较吃力辛苦又工资一般的是做纯学术研究的医学院教授。一开始的几年需要看病人，做手术，也要做科研，发表文章，拿国家卫生局（NIH）的研究基金，起始工资一般也比在医院工作或是自己开诊所要低。但是如果你孩子喜欢教学，科研，行医，那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工作！而且一旦熬出头，拿到 NIH 的研究基金或是有其他的成就，就可以一步一步做到正教授甚至是系主任，在好一点的医学院甚至可以拿到 endowed professorship. 一般 endowed professorship fund 有2百或是3百万美元，每年的利息可以用来雇人，买东西，发工资，等等。拿到 NIH 或是其他科研经费，工资可以长；临床做得好，工资会更高。一般比较复杂的病人和疑难杂症也会到教学医院看病，所以临床会很容易变得很忙。
Academic position 也有 clinical track, education track，和 tenured track, 等等，具体情况和医学院，医院或是所在医疗系统有关系，要具体了解。具体收入也会由医院，科室来决定，也和地域有关。总之，要看孩子的兴趣，只要喜欢，就可以鼓励和支持 
另外，高端的医学院教授和医生额外收入包括和医药公司和器材公司的合作，临床试验，等等，就没有上限了。越是出名的医学院教授，找你的公司就越多。但是需要非常注意避免利益冲突。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以病人的利益为上。

6.过敏科的就业情况
医学生都是学霸。但是想要进神经外科，必须是在这群学霸中的长时间全方位碾压型的学霸。
过敏科的收入可以达到神外中位数一样的水平。不过一周只需要工作3.5天，不是5天。早九晚五，中间二小时午餐（不过经常用来开会和写病历），没有夜班。在医生中我们专科生活品质还是蛮好的。这只是收入，不算其他有关医疗方面的投资。做为合伙人, 也是一年四周假期, 几周在职进修（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ME)。但我是老板，只要我合伙人不抱怨，休多少假其实也没人管我。
另外自己开业上轨道之后也未必更辛苦。因为很多东西是请人做的。收账等也会请人来做。这些管理和财政方面的东西你需要懂，必要时才可以把关，而且医所未来的方向布局也可以筹划。最开始有些要学习的，然后就是常规了，年复一年都差不多。进入任何一个新的领域或公司都有一个学习曲线，医疗领域的常规是很成熟的。
当我从医学院出来后，才慢慢发现，医学院是个特别会给人洗脑的地方。他们教你的东西，除了行医之外，有很多是为了医学院自己服务，或者为“国家”服务的。我在医学院和住院医期间，整个国家都大力鼓吹基本保健是医疗的未来。将来全科保健医生（PCP）不仅是赚大钱的，而且是唯一有工作的；专科医生都要面临失业的危险。那时选做全科保健医生专业很时髦，而选专科医生好像很落伍很危险。那时候说自己想去做专科医生都不好意思，我最后是羞羞答答地决定去做过敏科的。我很高兴当初做了这个决定。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专科医生仍然供不应求，全科保健医生还是过的很辛苦。
我做专科训练（fellowship）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全国没人愿意去私人开业了；私人诊所是夕阳产业，是没落的，年轻人只有在医院里工作才可以生存；还有就是新医生都没有人愿意开诊所了，因为不想有风险。我专科训练结束后决定去加入私人医所的时候，我的那些老师们失望的脸色，让我难过了好几年。十六年过去了，我当时的老师们，除了退休的，不管在加洲湾区还是在中西部，现在每一个都在私人医所工作，因为在医学院做过敏科医生实在是太苦了。现在他们挣着以前五到十倍的钱，担着不到以前一半的责任, 开开心心地跟病人看病聊天，生儿育女，到处旅游。现在加入私人医所和自己开业的各专科年轻医生们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一批批地冒出来。我很高兴自己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有些高精尖的手术专科，比如神经外科，需要一个较大的病人群体才能让一位神外医生有足够的工作，同时对医院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要求比较高，所以自己开业不太合适，在大医院里才可以更好地展开自己的工作。但是基本保健和一些比较常见的专科，或者比较院外的专科，病人群体人很多，在大医院里很多时候反而是做分母的，不受重视。私人开业则自主性大，较少受气和掣肘，而且收入要高很多，还有私人开业的其他好处。甚至连心脏科这样高调的专科，私人开业的医生都比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人数要多，日子也更好过。
我在专科训练结束后才知道，过敏科医生中私人开业的有90%以上。被医院医学院雇佣的只有不到10%，与当时我们被告知的完全不同。皮肤科就更是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皮肤科医生在医学院教书, 我们会觉得他一定是真爱。因为在这个科私人开业和被雇佣的差距就更大了。
所以每个科也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是这个科的特别需求造成的。

7. 学会经管和理财
还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孩子们上医学院确实是好事。但是千万从开始上学就持续吹风要有点儿商业头脑。大到管理医院/医所/部门/科系；中到自己开诊所；小到最基本的作为高收入/（可能是）高净值人士（毕竟医生基本铁饭碗很多年，这里面复利的作用非常大），如何管理自己的个人资产，如何不被“理财人士”欺骗，都关系着孩子们下半生的幸福。甚至去学个商业管理硕士 MBA 都不为过。
如果不上个MBA, 各大专科的全国性学会的年会上都有针对本专科医生的商管课程。每年应该都有。有的年会上还会细分成 “开业指南”，“研究基金申请指南”，“保险收费 101”, “医院管理者的MBA”, 甚至“个人理财”。这些课程因为是为医生，甚至本专科医生量身定做的，比真的去学一个MBA 要有针对性的多。我们专科的学会每年就有一个专门 “行医经营管理” 的年会。。大家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养成习惯，每年的年会都要找一个财政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去听一下。有些课听一遍听不懂或者没感受，可以多听几遍。实践一段时间再去听，可以体会其中深意。
虽然赚钱不是医生学医从医的终极目标，但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财务状况会很大地增加一个医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可以让医生更加可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医疗知识能力，为病人服务，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医生。医生也会因此更自信，更开心。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女医生说几句
另外如果孩子是女医生的，一定要教会孩子一件事：远离渣男。
如果可以的话，替她们把关。不行的话，至少要尽量教会她们识别渣男的方法。
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千万不要有对做女医生的孩子有催婚的想法。因为女医生工作稳定，收入高，人又个性单纯，社会上有相当多专门针对和猎获女医生的渣男。作为加洲湾区女医生协会的联席会长，我见到的女医生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太多了。有些还是“连环受害者”。她们是你的家庭医生，小儿科医生，妇科医生，外科医生。在你们眼里她们又成功又自信，在人后，她们被殴打虐待, 被骗财骗色，我见到过一次又一次。这其中有些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有些还是正在进行时。
有女儿做医生的，一定请记住：你们的女儿，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人可以托付终身，不婚，是一个好的多的选择。医生本来就是一个有极强职业满足感的行业。一个女医生就算不结婚也可以过一个丰富的有意义的一生，远远强过被渣男破坏的一生。如果找不到正直善良做人有底线自己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的人携手一生，还不如不婚的好。

9. 结语
总之，学医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目的并不是为了赚大钱。大部分医生属于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而且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工作压力可能比一般人大一些，但职业的满足感更充足。极富的医生不多，很穷的医生也很少见，除非判断力很差或犯了很多错误。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学医只想赚大钱，那选择学医就是一个错误。
医生行医，是因为喜欢，因为想帮助他人，济世救人。万变都不能离其宗。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愿望，不能坚守这个初心，一个医生不管做什么都走不远。这是真心话。不过，也让你们孩子长个心眼。医生的路有很多条。他们的心愿也很重要。只要他们愿意学习，愿意在生活中不断成长，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他们其他的愿望，也都可以实现。

By 徐安琳 黄海涛

“每棵树拥有10的14次方个神经突缘，而潘多拉星球上拥有10的21次方棵树木。这意味着什么？这棵星球所有植物形成的信息网络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人类的大脑！”——《阿凡达》中格蕾丝博士的台词。

在影片中，人类最基本和最愚蠢的错误，就是认为潘多拉的主人是那帮蓝猴子——网友 解放兔

从影片中，我们稍有思考，就会发现，潘多拉星球并不是一般的星球。这个星球是活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台超大号的生物电脑！下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这个理论的基础和现实社会人类对此问题的研究。

整个潘多拉星球表面的植物是一个类似人类大脑的存在，大多数植物相当于我们的脑白质，用来传递信号，被人类毁坏一些问题也不大。而其中那些长着粉红色垂下须子的植物应该相当于地球上生物的神经元，是基本的信息处理单元。而那个粉红色、位于哈利路亚圣山群下方的神树应该是相当于脑中的胼骶体之类的存在，有着类似沟通大脑特定单元之类的特别用途。而被蓝猴子们称为爱娃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脑的意识。

《阿凡达》电影为潘多拉星球做的隐性设定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1995年前后最为兴盛“行星生物假说”——即星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典型案例就是电影《变形金刚》。在变形金刚的设定中，变形者的家园赛博坦行星就是一个只能生命体。这个星球可以在苏醒之后变身为“元始天尊”，和同样身为行星生命体的“宇宙大帝”战斗不止。）在15年前，也颇有一些人在说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大生物，人类如果破坏地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它的反击。所以在《阿凡达》剧本原型设定中，主角杰克·萨利这样说：“地球上已经没有绿色，人类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们还要再杀死潘多拉！”（中文版翻译为：“人类毁掉了地球，现在还要毁掉潘多拉！”真是烂到家的翻译。）

星球本身即为生命体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将星球形容为一台硅基生命体的超级计算机。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常用的电脑芯片是由硅以纳米技术切割而成并最终制造出CPU的。在元素周期表中，硅和碳是最典型的非金属非气体物质。由于地球上依靠碳基结构发展出了DNA和蛋白质，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硅基生命体也就拥有了存在的可能。而一旦硅基生命体存在，地质层中普遍存在的二氧化硅（比如玻璃的成分）就可以构成一台超级生物电脑——其复杂程度和天然优势远胜于人脑。（看看我们现在用的CPU大都是硅基的，你就能理解硅切割在芯片制造中的优势了。

那么生物电脑又是什么呢？由于地球上目前没有发现硅基生命体的依据，所以我们以DNA制造的碳基生物计算机为例子做个简单的解释：

199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雷纳德·阿德勒曼（L.Adleman）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组合问题的生物电脑解决方案》的论文，首次提出分子计算机，即用DNA分子构建电脑的设想。作为一位理论数学家，阿德勒曼教授的研究课题十分广泛，他曾与别人合作发明了用于通信的RSA加密码，RSA中的“A”就是他姓名的首字母；此外，他的研究触角也涉及到了爱滋病和生物学领域。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基因的物质实体，携带着生命信息的密码。过去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以DNA分子而非电荷形式来处理数据，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理论化概念，在几十年之内将不会得到实际的验证。然而，阿德勒曼偏偏做成了这种不可能的“芯片”。以目前的情况，叫它“芯片”或许有点牵强，因为它不再是固体，而是由装满有机液体的微型试管组成，承担计算任务的DNA分子就溶在液体之中。

更令电脑界惊讶的是，阿德勒曼竟然利用他发明的DNA生物电脑，解决了一个实际的数学难题。这个题目是这样的：“由14条单行道连接着7座城市，请找出走过上述全部城市的最近路途，而且不能走回头路。”学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典的数学问题，又叫“推销员问题”（它的正式的名称叫“汉密尔顿路径问题”），该问题的叙述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推销员要在许多个城市推销，每个城市必须而且只能经过一次，如何找到最短的路程？”经典数学中并没有公式可以回答，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到所有可能的路程加以比较，选出最短的一种。然而，即使仅有四个城市，推销员也已面临着12种选择，当然比较所有的路线仍有可能，但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路径将呈现指数增长，穷尽所有的路径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阿德勒曼教授设法驱使试管中的DNA分子来完成计算，他用DNA单链代表每座城市及城市之间的道路，并顺序编码。这样一来，每条道路“粘性的两端”就会根据DNA组合的化学规则，与两座正确的城市相连。然后，他在试管中把这些DNA链的几十亿个副本混合起来，让它们以无数种可能的组合连接在一起。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单条DNA以预定的方式和与之对应的DNA相配接。通过7天时间的系列生化反应，DNA电脑自动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即只经过每座城市一次且顺序最短的DNA分子链。这就是说，用生物学方法模拟的逻辑运算，用一个星期时间完成了电脑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表明了用DNA技术处理高难度数学问题的巨大潜力。

阿德勒曼的成功实验表明，DNA生物电脑已经不是什么科学幻想，它不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概念，而且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本质。阿德勒曼发表的那篇报告，不仅使他成为“生物电脑之父”，而且促使了世界各地至少12个实验室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在，许多科学家都把DNA计算技术看作是可以用来替代传统电子技术的主要候选者。

DNA生物电脑的最大优点，还在于它惊人的存贮容量和运算速度。纳米技术家认为，DNA具有在极小空间里存储海量信息的自然特性，遗传密码符号的间距仅有0.34纳米，1立方米的DNA溶液可存储1万亿亿比特数据；1立方厘米DNA溶液将超过1万亿片CD光盘的存储容量。具有生命特征的这种电脑，运算次数甚至可以达到每秒10的20次方或更高，消耗的能量却微不足道，只有普通电脑的十亿分之一。据说，十几个小时的DNA计算，就相当于人类社会所有电脑问世以来的运算总量。我国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主持研制“曙光”超级电脑的李国杰院士提出，生物计算机要成为一种通用计算机，必须先建立与图林机类似的计算模型。现在DNA电脑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检测计算结果，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DNA生物电脑（芯片）将很快进入实用阶段。

据报道，2001年11月，以色列科学家已经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DNA电脑，这种电脑即使有一万亿“台”，其体积也不超过一滴水的大小。然而，如何真正替代硅芯片成为普遍使用的DNA微处理器，科学界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DNA链的并行处理能力非常适合解决类似“推销员问题”，但随着问题复杂程度的增加，DNA数量也将呈几何级数上升。如果推销员要走遍200个城市，生物电脑所需要DNA分子的总量甚至会超过地球的重量。因而，有些专家更倾向于一种“杂交”电脑，让硅芯片和DNA芯片共同承担计算任务。

阿德勒曼教授曾经说道：“我并不期待构建一台像PC机那样的DNA电脑，但是，生物电脑可以做用其他技术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他预言说，到2002年DNA电脑就可以解决有20个变量的数学问题。DNA电脑将采用其本身的“语言”，以四进制系统来编码，与“人工生命”的研究范畴将融合在一起。对此，阿德勒曼认为，今后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接受更加广泛的科学教育，使自己成为“通才”，全面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知识，才能做出更多的发明和创新。或许，这正是他本人的切身体会。

生物计算机一旦研制成功，可能会在计算机领域内引起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作为以生物界处理问题的方式为模型的计算机，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

1. 生物分子或超分子芯片：立足于传统计算机模式，从寻找高效、体微的电子信息载体及信息传递体入手，目前已对生物体内的小分子、大分子、超分子生物芯片的结构与功能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开发。“生物化学电路” 即属于此。

2. 自动机模型：以自动理论为基础，致力与寻找新的计算机模式，特别是特殊用途的非数值计算机模式。目前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基本生物现象的类比，如神经网络、免疫网络、细胞自动机等。不同自动机的区别主要是网络内部连接的差异，其基本特征是集体计算，又称集体主义，在非数值计算、模拟、识别方面有极大的潜力。

3. 仿生算法：以生物智能为基础，用仿生的观念致力于寻找新的算法模式，虽然类似于自动机思想，但立足点在算法上，不追求硬件上的变化。

4. 生物化学反应算法：立足于可控的生物化学反应或反应系统，利用小容积内同类分子高拷贝数的优势，追求运算的高度并行化，从而提供运算的效率。DNA计算机属于此类。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最新研制的新型生物计算机可让科学家对分子进行“编程”，并由活细胞执行“命令”。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克里斯蒂娜·斯默尔克是该研究的合著作者之一，他指出，像这样的生物计算机有朝一日可使人类直接控制生物学计算系统。该研究将发表在2008年10月17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生物计算机最终将具有智能，从细胞中生成生物燃料，比如：可以实现在某种特殊状况下有效控制“智能药物”。斯默尔克说，“如果探测到某种疾病，一种智能药物能够从一个细胞环境中采样，并形成自防御序列结构。”

这种新型生物计算机包括着装配在酵母细胞中的工程RNA片断，RNA是类似于DNA的一种生物分子，它可以编码遗传基因信息，比如：如何制造多样化的蛋白质。从计算工程角度来讲，生物计算机的“输入”是分子漂浮在细胞内；“输出”是蛋白质产物的变化。举个例子，RNA计算机很可能捆绑着两种不同的分子，如果两种不同分子附着在一起，将导致出现生物计算机的外形变化。改变形状后的生物计算机对DNA进行捆绑时，将直接影响基因表达，并减缓蛋白质制造。

斯默尔克说，“依据我们不同的组合方式，将实现不同的效应。”自然界倾向于形成复杂的分子结构，而这些复杂的分子却能够实现非凡的独立性功能。建立一些可互换性组件执行多样化计算功能存在着困难，但是这种生物计算机却具有较高的效率，在日后的研究中将逐渐成熟。

从整个潘多拉生物圈内动物的统一数据接口这一事实来看，人类的生物科技水平超过“艾娃”的可能性不大，创造一整个生物圈并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生物的DNA。相比之下，人类还需要使用复杂和笨重的一整套设备，“艾娃”用生物自组织的方式就解决了……

不过正是因为如此，“艾娃”看来并没有开发机械的能力，除非它强大到能长出核反应堆来，那就真的成了宇宙中最强大的生命体。不过那可就真的达到了经典游戏战锤40K虫子的水平了。别说是2154年的人类了，40000年的人类都没招了。

生物计算机最新成果

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科学前沿》杂志上发表了“类器官智能”详细路线图。

这个生物计算机的硬件是由上千万个脑细胞三维培养物组成的“类脑细胞阵列”，这些类脑细胞与传感器和输出设备相连接，并通过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进行训练。

该项目的终极目的是开发出超越硅基计算机的系统，同时促进神经科学和其他医学领域的研究。

研究团队的领导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Thomas Hartung教授对媒体表示：

“我希望能做出一个基于合成生物学的智能动态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不必像人脑一样受到生理限制。”

类器官智能也面临着巨大的科学挑战，Hartung认为将类器官智能商业化落地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类脑细胞研究员Madeline Lancaster并未参与这个项目，她对这个项目的雄心表示怀疑：

“这真的很像科幻小说，虽然很有趣，但其中科学的部分目前还不存在，要实现作者提出的目标，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

要实现类器官智能的愿景，必须培育大约1000万个类脑细胞，但目前，由于营养液无法充分渗入类脑细胞，科学家只能培育出大约5万个类脑细胞。

该团队也在开发技术，让类脑细胞之间相互链接，并向它们发送信息，解码它们的“思想”。

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从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干细胞中制造类脑细胞，与健康个体进行比较，并评估他们对药物的反应。类器官智能将推动对大脑疾病引起的认知障碍及其预防的研究。

虽然要想真看到类脑细胞驱动的生物计算机可能还需要几十年，但类器官智能的潜能巨大。这是因为大脑处理和存储信息的效率远超硅基计算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位于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Frontier，能实现每秒一百万万亿次运算——相当于一个人脑，但消耗的能量比人脑多一百万倍。

不过，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背后，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组成生物计算机的“缸中之脑”可以学习、记忆并与环境互动，甚至可以发展出初级形式的意识。

By 金亮

父亲发高烧那天是2022年12月13日，晚上8点时，他的体温已经烧到39度，一个半小时后，又升到40.8度，已经接近超高热（41度）。这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高烧。

此前一周，老家全面放开新冠预防措施。放开后次日，村里做了最后一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有两人查出新冠阳性，其中之一是老年公寓一位80岁的老人，与我父亲同住在老年公寓三楼。

在给父亲量体温之前，我曾摸过他的额头，感觉并不烫，我误以为他是低烧。当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时，我很是吃了一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本人当时也烧到了39度。

我和父亲几乎同时中招。后来我陪他住院时查抗原，均显示新冠阳性。

与一般新冠中招者不同，父亲是一位82岁的癌症晚期病人。

身患癌症，又遭新冠

父亲查出癌症是在此次高烧的两个月前。我带他去一所南方的医院，原本打算做个胆结石手术（父亲3个月前在我们当地医院查出胆结石和胆囊炎），不料检查报告单提示，他还患有胆囊癌，而且很可能已经广泛转移，到了晚期。这意味着已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医生向我暗示，父亲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父亲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癌。医生跟我说，体内的胆结石以及因梗阻形成的高胆红素，也可以随时危及父亲的生命，为此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以排除隐患。但是医生同时也承认，对于82岁高龄且有各种基础疾病的父亲而言，手术存在一定风险。

经过权衡，我和弟弟决定放弃做这个微创手术——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能否将他安全地带回老家。医生体谅我们的难处，并担心父亲可能随时随地因感染而发热，为此特意开了退烧药，以免父亲因体温升高而上不了飞机——当时的疫情管控措施还很严。

没想到回家之后，父亲又遭遇了新冠。

事实上，在12月13日那次发烧之前，父亲已经半个多月不能正常进食，此外他还觉得肚子胀——后来在医院查出他体内有大量腹水，以及，他还出现了明显的黄疸。这些症状通常意味着癌正在迅速发展。

父亲那晚的高烧至少持续了8小时。即使服用了布洛芬，到了次日凌晨4点时，体温仍然达39度以上。

不过，第二天早晨时，父亲的体温降下来了，一下降到36度。然而好景不长，4天之后，他再度发高烧，这次烧到了40.4度。

12月20日，父亲在老家医院的消化科病房住院。住院次日查血时发现，父亲的总胆红素数据已经升高到四级，也就是最严重级。是3周前那次查血时（当时已经超出最高正常值）的近5倍。

我从一位北京知名肿瘤内科医生所写的科普文章中读到，胆红素是衡量肝功能的重要指标，当癌症病人胆红素升高、出现黄疸时，可能是肝功能开始衰竭的表现。而父亲的转氨酶数据也显示，他的肝功能已经极不正常。

我在南方那家医院陪父亲就医时，医生告诉我：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通过胆管输送至十二指肠，然而肿瘤的产生，导致胆道发生梗阻，胆汁受阻后，在压力之下逆流入血，导致血液内的胆红素数据升高。他打了一个比方：肿瘤如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制造了一起车祸，从而阻断了正常的交通。

严重的问题是，药物治疗对胆红素升高几乎无效，只能通过手术治疗。但以父亲的身体状况，恰恰又很难承受手术风险。

父亲查出癌症后，我曾联系北京那位肿瘤内科医生，并在他的建议下给父亲服用过一种化疗药，结果在发现胆红素升高后，不得不在他的建议下停药。

关于父亲的病，这位北京医生在2022年10月中旬就曾明确告诉我，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父亲会因肝脏衰竭出现黄疸，最终导致死亡。即使治疗，他的生命可能也只能延长几个月。

当时父亲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还好，我将信将疑。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北京医生的话就开始兑现。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父亲还由于新冠发起了高烧。事实上，住院当晚，我和父亲就目睹了同病房一位感染新冠的癌症病人在输液时去世，据参与抢救的医生判断是心源性猝死。

同样是在住院当晚，父亲再度发起了高烧，这次烧到39.4度。医院当时没有退烧药，只能通过物理方法（肛门栓）给父亲降温。2

新冠高烧，因祸得福？

住院几天后，医生找我谈话，鉴于父亲的情况，我们很快达成了“不做任何介入性手术、仅对症治疗”的共识。此后，父亲在医院进行了常规输液治疗，主要是用了抗菌素、保肝药、利尿药和护胃药。此外还用了白蛋白和氨基酸，进行营养支持。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住院一周后，父亲再次查血，发现胆红素指标降了很多，其中总胆红素由三百多降到两百多，直胆红素由两百多降到一百多。

这让上述肿瘤内科医生深感奇怪。“很少见。”他说，“什么都没有处理，就自行好转一些了？”

事实上，当看到父亲入院时的查血数据时，这位医生就认为难以好转了，按他的判断，如果不做介入手术，胆红素会继续升高，进而导致胆红素脑病，父亲会因此出现意识障碍，在昏迷中离开人世。

然而，更为神奇的是，继第二次查血仅仅4天后，父亲再度查血，这次的胆红素数据继续大幅下降，总胆红素指标已经由四级降至三级。

住院11天后，明显好转的父亲出院了。

对于父亲病情的好转，我的朋友陈医生并不感到意外，她认为是高烧起了作用——罕见的、持续的高烧杀死了父亲体内的癌细胞，导致肿瘤发生改变，胆管梗阻得以缓解，血液中的胆红素含量因此大大减少。

也就是说，新冠导致的高烧，恰恰让父亲因祸得福。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确实有“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报道，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多种癌症治疗方法——热疗。由于自己的母亲也曾患癌，陈医生曾深入了解过这一理论，并得知美国、日本均有通过人工方法升高体温治疗晚期癌症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她本人曾尝试过通过这一方法给母亲治疗，但是没有成功——在她母亲借助药物将体温升高至39度时，不知情的护士在家属不在场时打了一支退烧针，从而前功尽弃。

不过，“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理论在医疗界似乎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高温确实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人体通过发烧不可能达到足以杀死癌细胞的温度，因为若是那样，人体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

上述肿瘤内科医生告诉我，他见过非常多高热的患者，但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只有一例。不过，鉴于在父亲身上发生的事实，他认为不排除这一可能。

我联想起南方那家医院的医生给我打的比方，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父亲体内由肿瘤制造的那起车祸，导致交通严重阻塞。然而新冠带来的高烧，如同洪水一样袭来，在让父亲受苦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冲走了车祸造成的路障？

新冠“治愈”癌症并非个例

2021年《英国血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报道的一个案例，却让人感到神奇：一名罹患淋巴癌和肾脏病的61岁男子，此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短暂住院后回家休养。四个月后他回到医院复查，结果发现体内的新冠病毒消失了，癌症居然也痊愈了。

据报道，男子患有严重的肾衰竭，需要长期进行透析治疗。三年前，他有幸得到合适的肾源，得以接受肾移植手术。然而天不遂人愿，他的这次手术失败了。
此后，男子停止了一切免疫治疗，带着病痛生活。2020年年中，男子的身体突然之间暴瘦，并且全身淋巴结肿大，他赶紧到医院检查，结果确诊罹患经典型霍奇淋巴瘤，PET-CT扫描提示疾病分期为3期。霍奇淋巴瘤是一种恶性肿瘤。也就是说，男子此时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CT照片也显示，癌细胞扩散到了他身体的各个地方。

图中所示黑色部分为癌细胞，下同祸不单行，住院期间，他又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医院对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同样呈阳性反应。

到此，男子的身上出现了三种疾病：末期肾衰竭，晚期癌变的霍奇金淋巴瘤，以及新冠肺炎。这任何一种疾病放在一位61岁老人的身上都是十分凶险的，不难想象他那时所承受的煎熬和病痛。住院11天后，男子的症状有所缓解，决定回家休养。或许在他看来，放弃治疗未尝不可。事实也是如此，男子在回到家后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皮质类固醇和免疫化疗。四个月后，男子回医院复查。PET-CT扫描却提示，他体内的大部分肿瘤竟然神奇地都消失了。更为夸张的是，与肿瘤有关的生物指标直接下降了约9成。反复检查后，医生们最终确认，男子的癌症痊愈了。

而他的新冠检测也显示为阴性，男子体内的新冠病毒也消失了。

发生在男子身上的状况让研究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目前，研究人员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新冠病毒触发了人体抗肿瘤的免疫反应，作用机制包含病原体特异性T细胞和肿瘤抗原的交叉反应，且染疫所产生的细胞活化了杀手细胞。说得直接一点，新冠感染激活了抗肿瘤的免疫反应，在杀灭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癌细胞。

另一位患有艾滋病的40岁男性，在就诊前4周，右侧胸部出现了2cm的锁骨下肿块，后来被诊断为纤维结缔组织瘤。原本打算做手术切除的他，在手术前几天“不幸”感染了新冠，只好推迟手术，先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甲泼尼龙对症治疗。结果1个月后，医生触诊和CT检查发现，原有的肿块消失了。

话说回来，关于医学上“以毒攻毒”的发现早已有之。1910年，意大利的一名宫颈癌患者在感染狂犬病毒后，体内肿瘤缩小消退。从那时起，科学家们便意识到，病毒或许可以成为治疗和拯救患者的“帮手”。这些年很热门的溶瘤病毒，就是科学家们尝试着对一些对人体损害比较小的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使这些病毒能够特异性地攻击、破坏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能为人类通过开发免疫系统潜力治愈癌症，提供新思路吗？

转阴后癌症的反复发作

一位患有EBV阳性NK/T细胞淋巴瘤的20岁非洲男性，对K药、利妥昔单抗、L-天冬酰胺酶、SMILE方案等多种治疗方案耐药，十分难治。在感染新冠后，这位患者身上由淋巴瘤引发的症状也较为严重，但与此同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肿瘤却出现了明显的缓解。

遗憾的是，在核酸转阴后，他的淋巴瘤很快复发了，并再次出现了溶血性贫血、发热、脾肿大和NK细胞计数升高等症状。原本在感染新冠后快速下降的EBV-DNA拷贝数，也在新冠治好后又再次升高。

看了上面几个例子，不少癌症患者以为新冠病毒或许对肿瘤有一定效果，甚至有些人猜想，是不是可以去故意感染新冠病毒来治疗肿瘤。

但现实很残酷，这么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却并不能保证对抗肿瘤有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病毒并不能杀死癌细胞

杀死癌细胞的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由于感染了病毒一类的病原体可能激活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把肿瘤细胞跟病原体一起杀死了。

新冠导致的高烧杀死癌细胞不可取

专家提醒：想要利用高烧来杀死肿瘤的做法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癌细胞怕热不假，当达到一定温度范围，癌细胞的活性就会受到抑制并出现不可逆的热损伤。人体最高的耐受热约为 40.6～41.4 摄氏度。如果发烧达到 42 摄氏度，即便高烧持续时间很短，也极有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发生心肺功能衰竭，并有死亡风险。

新冠病毒对癌症患者生命威胁更大

并不是所有肿瘤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都像那几个病人会那么幸运。而且新冠病毒对肿瘤患者的威胁可能会更大。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新冠病毒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激活，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

在发生细胞因子风暴后，人体免疫系统全面激活，进而引发自杀式的行动，因此在消灭病原的过程中对自身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由此可见，新冠病毒给大部分的癌症患者带去的是厄运，而不是上述这两位患者的“好运”。

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

一般来说，建议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阳性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时间需根据新冠感染程度、抗肿瘤治疗迫切程度、抗肿瘤治疗方案强度、患者全身状态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点击了解→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发热需要去医院吗？）

一般来说，肿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是无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天，也就是在新冠确诊后10天左右重启抗肿瘤治疗；

如果是轻中度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14天，等到症状明显改善，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超过24小时没有出现发热症状，则可以考虑重启治疗；

如果是重症，还是要以新冠治疗为先，抗肿瘤治疗原则上推迟20天，20天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重启。

By 浙江省肿瘤医院、科普中国、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