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是精神病

很多大人物都有人格障碍,甚至是有精神病。

这些有精神病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成功人士的,而是一步步上来的。

既然有精神病,为什么他们还能成功?

因为某些精神病的特征,刚好满足了威权体制内,人际关系的需求,可以完美的适应,生存,如鱼得水。

而没有这些精神病的特征,正常健康的人,反而可能不适应这种威权体制下的人际关系,无法生存,更无法很好的晋升。

举个例子,祁同伟的马屁,非常尴尬,奇怪,让人看不下去。

他在市委书记探亲时候,疯狂的哭坟,哭的十分尴尬,周围所有的随行团队,都觉得很难堪,没眼直视,甚至在同事圈子里成为了丑闻。

这样的人,得到了市委书记的认可,提拔上来,越做越大。

为什么这么尴尬的行为,反而容易晋升呢?

从市委书记和祁同伟两个人本身上来说,其实可以发现这两个人都有精神病。

市委书记的精神病是大人物的通病:

病态自恋。

病态自恋的人,无法接受下属和自己在人格,人身上的平等。

他表面上可以接受其他随行人的陪同,那种人格平等上的陪同,

但是他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祁同伟抛下自尊,体面,如奴才一般的哭坟,让他感觉非常舒适。

因为他天然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在人格,地位上凌驾于下属,所以才可以欣然接受下属的奴才式付出。

南宋时候有个宰相,带着下属团队参观自己的豪宅,一片农家乐景色其乐融融,但是可惜没有鸡鸣狗吠的声音,不真实。

宰相刚感叹完,就发现有个小官,钻进草丛里,汪汪汪的学狗叫。

宰相哈哈大笑,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就记住了,回去了就给他提拔,一路提拔到尚书。

这个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狗叫尚书」的典故。

按理来说,拍马屁拍的如此过分,放弃了所有的尊严和人格,彻底的臣服,这种人往往不会有很好的工作能力,容易坏事,而且心怀不轨,属于卑鄙小人。

正常智商的人,不会信任卑鄙小人的,

为什么大人物的智商很高,却总是喜欢卑鄙小人呢?

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病态自恋。

他们的自恋,让他们没有脑容量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不是卑鄙小人,是真的对我好的人,我确实厉害到足够让人抛弃人格自尊来追随我。

说完了大领导,然后说说祁同伟和这位狗叫尚书。

这种豁出去,能哭坟和学狗叫的人,也有精神病,叫做:

述情障碍。

在短短的那一瞬间,硬着头皮哭坟和学狗叫的人,绝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只要威逼利诱都行。

绝大部分人选择不做,是因为他们无法面对后续的后果:

人是社会性动物,天然就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在乎自己在人群中的口碑。

同事圈子里,你成为了小丑,小人,笑料,

绝大部分人正常人,都无法面对和处理这种情况,

长此以往,他们很可能会抑郁,或者饱受打击,放弃,离开这个环境。

但是,述情障碍的人不会。

述情障碍的人,他无法准确的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情绪。

说好听点,叫心灵强大,不在乎别人。

但是强大到一丁点体面,人格自尊都不在乎了,这个就是述情障碍了。

祁同伟哭坟后,李达康对他满脸鄙夷,平时接触都是很有距离感。

正常人会觉得这样很难受,尤其是李达康这种优秀的同事,他们希望得到认可。

但是祁同伟面对这种距离感,他感知不到,他的感知就是:什么距离感?达康书记跟我好着呢!咱俩铁瓷!

别人在背后偷偷议论自己是小人小丑,正常人听到会很难过。

祁同伟压根听不到,他感受不到,除非当着他面说,哪怕当着他面,他也不会觉得难受,而是觉得:

这些人,都嫉妒我能升职,妒贤嫉能的小人。

述情障碍的人,对外界的情绪和评价感知,就是彻底混乱的,别人错误的评价他不当回事,这很好,但是别人正确的反馈,他也不当回事,全部都当成了恶意,继续我行我素。

所以有的人可以无底线的拍马屁,有的人则做不到,因为抛弃人格自尊,真的是要有人格障碍才可以的。

像李达康,他也很爱马屁,并且非常精通拍马屁,但是他的马屁拍的润物细无声,水平很高,别人看不出来,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建立在高度的自尊自爱基础上。

他的确对陈岩石和沙瑞金极度的恭敬和讨好,但这种讨好的前提是他保留自己的面子和尊严,不是无脑的当奴才。对于喜欢把下属当奴才的领导,比如赵立春,他就保持距离,不会过多的讨好。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

祁同伟的这种人格障碍,长期来看对他不利,因为他后来遇到了人格健全的领导,陈岩石,沙瑞金等等。

他这套东西就不管用了。

在观众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技能,高育良教了他无数次,不要去陈岩石家拜访,但是祁同伟就是不听。

观众特别着急,认为自己都能学习。

但是对于述情障碍的人来说,他没办法学会。

升迁20年,不去陈岩石家坐坐,从不拜访,突然听说陈岩石是省委书记养父,立刻过来拜访了。

正常人会觉得特别尴尬,十分不好意思。

但是述情障碍的祁同伟,感知不到这种正常情绪,他会觉得:尴尬?什么尴尬?你觉得尴尬说明你不成熟,你还是太迂腐,行动力差,活该你不能进步!

高育良老师教我不要去?高育良老师也迂腐,他老了,不懂这个时代。

他体会不到尴尬和紧张,所以立刻去陈岩石家锄地了,就跟那个狗叫尚书一样。

但是很可惜,这一次的陈岩石和沙瑞金,都是人格相对较为健全,没有什么精神病的。

没有精神病的人,他就有基本的智商和判断力,他分得清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小人。

所以在当时祁同伟面目不清,不确定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他去一锄地,立刻就被定性为小人。

后来高育良批评他,他还很诧异,认为自己没做错,我太想进步了,我想进步,我努力,说明我积极进取理想远大,我有错吗?

这种完全无法察觉到他人情感,感受不到现场氛围,缺失了正常人应该有的情感感知,这类人就是述情障碍了。

所以拍马屁,普通的拍拍,像李达康那样还行,真的无底线拍马屁,绝大部分人还真做不到。

只有精神病才能做到。

这个情况造就了双重现象:

1,一方面人格障碍有精神病的人,更容易升上去。

2,这类精神病领袖,大人物,成功人士,给整个社会秩序定下了一个基调和秩序:你想上来,你也得有精神病的举动。

3,普通人,正常健康的,没有精神病,他想上去,也必须学习精神病的行为,无底线的拍马屁,一开始会尴尬,后来习惯了,就会觉得理应如此。

模仿学习精神病行为久了,慢慢的自己也有了精神病,也有了人格障碍。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和恶魔做斗争。

这里的恶魔,就是人精神内心上的不理性。

不仅仅人在低谷期时候有不理性,比如自卑不自信等等,

人在巅峰期,更会有不理性。

人积极的出人头地,这是好事,值得表扬。

但是为了出人头地,抛弃理性,拥抱恶魔,成为恶魔。

这样最终是会自食恶果的。

不值当。

By 刘晓光

为什么人与人相处越来越难了

你是否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一句话就上纲上线,一言不合就翻脸?为什么现在“杠精”越来越多,没有人愿意好好说话了?


以下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一对已订婚小情侣竟然因为旅游途中屁大的事就吵着分手。

他们去了布达拉宫,晚上两人在住处闲聊,女方称赞建筑雄伟壮美,风景洗涤心灵,人民质朴纯真,空气都是甜香的。但男方说“这是无数解放前农奴的血泪铸就的”,甚至“用酥油牛奶白糖做的墙壁散发着腐臭血腥”,又提起阿姐鼓之类可怕的故事。

女方一听就反感,就说好端端的地方被说成这样肮脏,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心中有佛看到佛,心中有翔看到翔。男方就反驳说明明可以“既看到风景的美”“又明白历史的渊源”,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但女方觉得西藏是洗涤心灵的地方,陈年往事提它做啥,除了败兴有何意义,不喜欢就别来啊。但男方觉得,为什么提历史就是败兴呢,知道历史也可以来旅游啊,要是见不得血腥那长城都别去了呗,西藏历史从来不是文艺小清新的呀!

两人越吵越凶,无心旅游,回家就退了婚,红娘知情后调解也无济于事。

所以谁的错呢?

网上的人持两个相反态度。

B乎大部分人认为是小仙女有错有问题。

其它平台大部分人认为这个男的有错有问题。

我说下个人观点:

这两个人都很神经病,而且病得不轻,都属于垃圾伴侣,分开了找别人都是祸害他人,应该锁死。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价值观人生观有冲突差异,

而在于两个人的沟通交流方式有问题,彼此的包容度太差。

这两个人的大脑里,都没有「矛盾终止」和「吵架避免」的机制。

而是像斗鸡一样,迫不及待找由头来吵架。

但凡有一个人稍微让步点,让步一次,都不会黄。

1,女方称赞建筑雄伟壮美,风景洗涤心灵,人民质朴纯真,空气都是甜香的。
男方这时候,说,确实,真美啊。
这事就过去了,没了。

2,男方说“这是无数解放前农奴的血泪铸就的”,甚至“用酥油牛奶白糖做的墙壁散发着腐臭血腥”,又提起阿姐鼓之类可怕的故事。
女方说,是哦,历史确实挺沉重的,但不是我们的错呀,我们买票来旅游,难得出来,开心开心嘛,沉重的历史回去了你再给我科普,现在我们就多看看美景拍拍照,好不好呀。
也没这屁事了。

3,女方一听就反感,就说好端端的地方被说成这样肮脏,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心中有佛看到佛,心中有翔看到翔。
男方不反驳,说对啊,不好意思我失言了,不该煞风景的,我就多嘴提一下,我们继续欣赏美景好啦,我向你学习,心里有美,就看到美。
也没这屁事了。

4,男方就反驳说明明可以“既看到风景的美”“又明白历史的渊源”,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女方说是啊,历史渊源确实挺沉重,但是难得出来一趟,我们暂时就欣赏美景,暂时淡忘沉重,回去路上你再给我讲,好不好嘛~
也没这屁事了。

5,但女方觉得西藏是洗涤心灵的地方,陈年往事提它做啥,除了败兴有何意义,不喜欢就别来啊。
男方说,是哦不好意思,确实有点败兴,我不说了哈哈。
也没这屁事了。

6,男方觉得,为什么提历史就是败兴呢,知道历史也可以来旅游啊,要是见不得血腥那长城都别去了呗,西藏历史从来不是文艺小清新的呀。
女方说你说的很对,确实知道历史比较好。好啦历史现在知道了,我们继续欣赏美景好啦。
也没这个屁事了。

但是两个人都不是这样,而是越吵越凶,无心旅游。

这两个人不像是谈恋爱的,而像是生死仇敌,寸步不让,没有任何换位思考,哪怕只是认同下对方的观点都根本做不到。

谈恋爱交朋友,是人生观价值观契合更重要,

还是对方的人格人品更重要?

年轻的时候,会认为是前者更重要,甚至会天真幼稚的认为,前者决定了后者。

年纪大点了才明白,其实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天真幼稚,非常庸俗,很喜欢喊着什么荡涤灵魂,西藏优美的小屁孩。

可能拾金不昧,为了一个承诺坚守一生。

而一个学识丰富,认知深刻,知识渊博的人,可能见利忘义,无恶不作。

看一个人的人品,最重要的不是看ta平时的谈吐,聊天,说话。

而是看ta的行为。

在人际关系相处过程中,任何人际关系,亲子,伴侣,交友。

指望真的灵魂伴侣,100%契合,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要说两个不同的人,哪怕是一个人,你自己。

牙齿和舌头之间,都会有磕碰的时候,

自己一个整体尚且如此,

两个人相处,不管怎么契合,怎么灵魂伴侣。

都一定会有很多磕碰不冲突矛盾之处。

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不是看什么价值观是否契合。

就是看两个人的人品,处理矛盾的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包容。

案例中的两个人,不具备任何的包容度,寸步不让,只想说服对方,根本不会为吵架和矛盾,按下终止键。

什么样的人,叫做人品不好?

脑子里只有自己,只想让对方理解自己,容纳自己的关系。

完全没有对方,根本不愿意理解对方,容纳对方。

这个就叫人品不好。

偏执激进的寸步不让,只能说这两个人都挺奇葩的。

但是这个社会的可悲之处就在于:

几乎所有成功的感情和婚姻关系,

都是一个包容的好人,搭配一个垃圾。

永远是一个侃侃而谈自大优越的,配一个温柔贤惠脾气温和的,
或者是一个疯狂作精茶里茶气的,配一个唯唯诺诺随声附和的。

也只有这样,婚姻和感情才能走得下去。

好人总是配着狗来过日子。

真正的高质量婚姻和感情,并不是价值观完美契合,完美匹配。

而是两个都懂得包容,两个成熟的人,懂得轻松解决人情世故麻烦的人,在一起互相包容,互相相处,互相为对方着想。

这个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和高质量的感情关系。

最后额外提一点,有些网友集中在:

谁出钱旅游,谁就是大爷。

花钱旅游的人占便宜,就不该说三道四。

我这里需要强调一下:

不论是否花钱,都不要这么想。

花了钱的人,不要觉得我花钱了就是大爷,对方就要无条件服从我。

当年齐桓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死的特别惨。

你花钱的思路应该换一下:

不能是,我花钱了我是大爷,你他娘的就应该伺候我。

应该是:我只给有包容心的人花钱,

而且ta人这么好这么包容,我也应该包容ta,不能为所欲为。

同理,你是消费,被花钱的那一方,也千万不要觉得,我好不容易攀了有钱人,我得包容。

你收益的钱,不够给你治疗乳腺结节的。

你应该关注的是精神健康。

能花钱最好,不能花钱也无所谓。

两口子过日子的,最重要的是人品。

所谓的人品落实下来,

其实就是日常相处中的包容。谁会愿意总是跟“杠精”在一起呢?

By 恶魔奶爸

返乡种地让我亏了一千万

坐在四川阆中的一间餐厅里,1990年出生的当地人龚莘文,撩起袖子给我看他的左臂内侧。那是一排牙印,被村里一位六十多岁的农妇咬的。

这是龚莘文返乡创业的第11年。他承包土地,重新分包给村民,他负责出种子、肥料、农药、农机等农资和科学种植技术,村民负责出力:种植、维护、采摘,农作物卖出后,龚莘文把收入和村民分成。

可是一些村民有自己的“小九九”。比如这位咬人的农妇。她把龚莘文提供的农资拿到市场上卖了,钱放进自己兜里;她也不高兴按龚莘文的标准化操作来采摘瓜蒌(一种种子可供食用、根系可供药用的葫芦科植物),导致瓜蒌损失。龚莘文与她理论时被咬。

提到这件事,龚莘文声音很响,有些急躁。他瘦得像豆芽菜似的,巴掌大的尖脸上挂着一副大眼镜。23岁时,他拿着在中关村创业挣到的第一桶金,140万元,回老家承包土地种瓜蒌,是四川第一个引进瓜蒌、参与扶贫项目的年轻人。从23岁到34岁,他种植的土地规模从百亩扩张到了千亩,而他的资产从140万到了0,又到了负980万。去年他离了婚,独居在阆中一座荒山开辟农场,因债务过多,2岁的儿子被判给前妻抚养。

“千万不要以为回村种地很简单。”这句在他的视频号里常用调侃语气讲出来的开头,此刻以一种低气压的方式吐露。在他自己盖的、被网友吐槽为“坟头长草”的无窗棚屋旁,龚莘文逐一向我讲述务农以来上过的当、掉过的坑,竟连续讲了十几个小时——桩桩件件,数量之多,变化之无穷,损失之惨痛,让我想到一个多年前的手机小游戏“是男人就下100层”。

◎ 被网友吐槽为“坟头长草”的自建无窗棚屋

◎ 被网友吐槽为“坟头长草”的自建无窗棚屋

农民往往受教育程度低、社会经验少,农作物生长周期长、涉及环节多,农资需求量大、标准化程度低,为线上线下的花式骗术提供了完美作案环境。货不对板的种苗、套路无穷的保险、“高价回收中药材”骗局、假扮技术助农团队的“杀猪盘”、免费送新品种附带天价农资骗局、声称能帮助牵线领导的“职业组局人”、劣质农机……可谓致广大,尽精微。

从套娃式骗局中脱身已经是“地狱难度”,还要面对极端天气、虫灾、逐年上涨的成本、申请成功率低于1%的补贴和“互联网经济”——电商平台恶性竞争带来的“击穿地板价”击穿了农民本就薄如霜雪的利润。

龚莘文提到火爆的英国农业真人秀《克拉克森农场》。克拉克森的农场属于“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灌溉、排水系统完善,可供大规模机械化耕种和采收。龚莘文说,咱们国家也在推广这种农田,让大机器人耕种,钱也拨下来了,但实际到了地方,改造农田的款项大头被挪作他用。过去两年,龚莘文多次听相关领导在农业会上说,阆中过亿元的农业财政补助资金只有不到一半用于农业。“几千万无法完成过亿的高标准农田。(有些地方)只是把每一块土地搞得方方正正,依然有高度差,土地连不起来,大规模生产要用的机械,比如克拉克森农场能开的拖拉机,根本进不来”。这些不标准的“高标准农田”许多处于半荒废状态。

“所以说农业领域创业就像掷骰子,骰子六个面,只有一个赢面,其余五个都是满盘皆输。”龚莘文对我说。

11年前,得知儿子从北京回家种地时,龚莘文的父母说过很像的话——他们都是农民出身——原话是,“种地是一件看不见出路的事”。明明进了城,赚了钱,怎么又倒退回了土地上。老两口很生气,一再让“别干了,去干其他的”,虽然住得近,前九年他们一次没去过龚莘文的瓜蒌地。倒是负债后,他们来农场帮忙了,把自己的房子也拿给儿子抵押贷款。

我问龚莘文,如果有个年轻人像11年前的你一样,此刻想回乡创业,你会怎么跟这个年轻人说?

他想了想,“我会说,挺好的——但不是现在”。

以下是龚莘文的讲述:

15岁,我跟家里要了2000块钱,坐K1364绿皮火车,49个小时,去北京闯荡了。从北京西站一下车,我包里的钱就不见了。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头说,一看你就是离家出走的,小伙子我给你找个包吃包住的地方干活儿吧?然后我上了他的车,被拉到了富士康。下车后他把我兜里还剩的三百块也拿走了。

后来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从做流水线工人,到中关村学修电脑,在城中村淘洋垃圾,摆弄硬盘、主板、显卡,和六个小伙伴合伙开了一家公司,靠帮企业维修办公室电脑和做外包网管起家,最后我们把公司卖给了金山,挣了人生第一桶金,我分到了140万。这是2013年,我出来闯荡的第八年。

那时我想,有钱了,是时候去完成小时候的梦想了,我要把中国所有地级市以上的城市都走一遍。而且我还要在路上,找一找下一件我能做的事。然后我从北往南,坐火车、住青旅。在福建泉州,超强台风“苏力”登陆,我住的镇上,一眼望去农田里大片作物都被刮倒了,一问,是成百上千亩瓜蒌和架子。这是一种爬藤植物,结出来的瓜里的种子可以做成吊瓜子零食,根系可以做药。

地的主人是个老大爷,满脸写着心酸,台风一来,瓜蒌倒了,用来爬藤的水泥柱子也倒了,损失了百万。但我忽略掉了他的心酸,因为他告诉我,种瓜蒌很赚钱,过去一亩能卖四五千,100亩一年有40万收入。福建一带人都喜欢吃吊瓜子,镇上种了3000亩,种了好多年了。

我在泉州待了十多天,全在研究瓜蒌,打听清楚当时只有安徽省农科院、浙江省农科院、浙江绍兴市农科院三个地方卖种苗,我就顺着电话找到安徽去了。像着了魔一样,我边看种苗边学习种植知识。

卖掉公司,是因为维修办公电脑是比较简单的服务,很容易被大公司吃掉,像我这样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接下来想选一个自己能钻研,并且一辈子为之去拼搏的事做下去——种地看起来就是那样的事。

那些年,电视里到处都在提“三农”,我隐隐觉得,发展农业是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对农业补贴力度特别大,电视里说日本农民就特别挣钱。总有一天我们国家的农民也会那样吧?我抱着期待,觉得学习差不多了,就回到家乡,在裕华镇城皇崖村租了100亩地,拉着三个发小,一起投了50万,开始种地创业。

◎ 瓜架上面有网子,所以经常会在地里发现惊喜

◎ 瓜架上面有网子,所以经常会在地里发现惊喜

回村种地,确实像打怪升级一样,一关又一关,关关难过。

第一关,就是“摆平”老百姓。

我那时只有23岁,村子里留下来的老百姓都六十多岁了。老农民们上下打量我:一个小屁孩,根本不会种地,还把这么多土地给承包了,真不自量力,竟然还想指导我们做事。我马上成为村里人的饭后谈资,他们心里很不服气。

农民家一般只有几亩地,都是些豇豆、辣椒、韭菜之类,再种点粮食,能满足一户人家的口粮,多余的就赶集卖掉。农民自己吃的东西并不太在乎产量,也不特别在意卖相或口感。虽然他们干了一辈子农活,但更多是凭经验种,谈不上种植技术。逻辑和承包土地的农业生意不一样。我在乎产量和质量,大规模种植要求每一种农作物、每一块地、每一道步骤、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科学、标准化的操作管理。我从农科院学到的种瓜蒌技术,有很多细枝末节的规矩,比如苗上架后要掐断侧芽,施肥要距离根茎1.5米等等。

可是老农民根本不听“小屁孩”教,觉得你班门弄斧。他们开始“为你好”,前脚我说完,后脚他们就施肥在离根茎20多厘米处,觉得有利于吸收,结果根茎被肥料腐蚀掉了;除草剂喷在叶片上,直接灼伤;收获时不能采收掉在地上的瓜蒌,因为瓜蒌干枯导致瓜子果衣扒在壳上,不好吃了,厂家会判定不合格,但是老农民很珍惜每一个种出来的东西,觉得不能浪费,把掉地上的捡回来混进去,导致收货人觉得我的残次品含量很高……

这些事都在创业开头循环往复发生,很无奈。说理没有用,我只能“威胁”说,造成损失了、种死了,都要罚钱。可我心里知道,农民很不容易,一整年除了种自己的口粮,剩下拿去卖掉也不过两三千块钱收入,我雇佣他们按市场价日结,每天每人也不过赚七八十块钱,一年也只能多挣一万块钱。所以我从没真罚过钱。一来二去,他们亲眼看见给我造成损失,而我却没要求赔偿,这才开始愧疚,服气我说的种植方法。

村民大多数是质朴的,但每个村也会碰到个别不讲道理的“强行挣钱”,这些人成了回乡创业青年的“必碰钉子”。

我承包的100亩地,正中心一块属于一个贫困户。他告诉我,要拿到他的地,就要雇佣他儿子开农用车,一般农用车一趟200块,他收250块。他还卖水泥、化肥、农药,价格比经销商贵不少。我实在下不去手买,但为了显示客气和尊重,我还是雇佣了他儿子,象征性地从他那里买了一点农资。

可我做这些他都不领情,对我没在他那花够钱很不开心,还是不愿流转自己的土地,并且不断“找茬”,比如不让过路干农活。

因为瓜蒌采摘后要洗剥,我在土地中央修了间小平房处理瓜蒌。结果他说,我的房子遮住了他菜地的阳光,要我每年赔他菜钱。这够离谱的。我辩驳说,你的房子也遮住了我的作物。我不赔,他就躺在我门口,堵门耍赖。

我们的“矛盾”一直到大爷去世都没解决,他到死都不肯把那块土地流转给我。

◎ 村民们从摘下的瓜蒌中洗出瓜子

◎ 村民们从摘下的瓜蒌中洗出瓜子

还有一些村民喜欢贪小便宜。承包土地后,要种自己的,就要把原来地里的苗先拔干净,拔苗要按市价赔给农民。可我刚赔完,把苗清干净,还没来得及种自己的,睡一觉功夫农民又连夜插上了别的苗。我就又要拔他苗、赔他钱,他看起来很无辜,说“我看你还没种,所以我先种了”。

类似的事层出不穷,为了搞好和村民的人际关系,我愿意花“小恩小惠”的钱去摆平。

不得不说,一开始种地,我真是撞大运,风调雨顺,从2013年一直到2018年,每一年都是挣钱的,第一年,中国其他地区由于天气原因瓜蒌产量不高,瓜子收购价达到了23块一斤,我光靠把瓜子卖给“三只松鼠”“徽记”这样的零食企业,就收回来70万,现在看,第一年回本简直是奇迹。但当时我没意识到只是运气,还很得意认为“果然没选错农业”,于是拿着赚来的钱继续承包新土地,第二年再次卖出高价,收回160万。我的地越租越多,种地第四年,我已经承包了600亩。

◎ 洗完晾晒好的吊瓜子,卖给“徽记”时的样子

◎ 洗完晾晒好的吊瓜子,卖给“徽记”时的样子

农民面朝土地,没什么好运气是老天爷毁不了的。

种地前四年,阆中风和日丽。但第五年,我回乡种地的路开始断崖式坠入深渊。这一切都要从天气说起。

2018年,五年生的老瓜蒌面临“退役”,一批新苗在清明节前后种下,两个月后,苗已长到一米多高,眼看过段时间就可以爬藤。突然间天气开始不对劲,7月没到,气温就直逼三十八九度,连日高温让幼苗水份不足。

给600亩瓜蒌地浇一次水花费的人工成本很高。本来这个时间节点不需要浇太多水,但不正常的高温让我计划在6月21日浇次水,当我掏出手机看到6月23日会有大雨时,心里窃喜,靠下雨节约出来的成本都是利润,“老天爷赏饭吃了”。

眼看日子到了,依旧烈日当空。我又掏出手机看天气预报,没错啊,显示马上要下雨,而且25号还有大雨,局部暴雨。

我抱着再等等的心态,枯坐在地里,26日,土壤开始干裂,我的头和苗子一样耷拉下来。实在没办法了,只能从上游水库放水大面积灌溉,我请了七八十个村民加班到半夜才把地里的苗全浇完,花费近两万元。

苗总算有活路了,我松一口气。没成想第二天天一亮,瓢泼大雨从天上倒下来了……

我惯性调整了心态,想也好,苗子多喝一点水。可你猜怎么?暴雨从那天起一连下了近一个月。对农作物来说,极端天气是连续高温、连续暴雨、突然大风,没给农作物一个喘息机会,旱涝调节不过来,或受到毁灭性突然袭击,苗的活路就断了。

地里汪洋一片,雨太大了,排水沟压根排不出去,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点没办法。那一年这片600亩瓜蒌地全军覆没,产量为零,连本计算,总共亏损了300万。

◎ 暴雨淹没后全军覆没的瓜蒌地

◎ 暴雨淹没后全军覆没的瓜蒌地

天气是不可抗力,农民抵挡不了,完全有可能绝收。我记得后来有一年在阆中天宫院五龙山一个国家级贫困村,也因为极端天气,一整年作物绝收。

天灾可怕,虫祸亦然。水淹瓜蒌地第二年,我的一千多亩地遭了虫灾。那是一种绿色的鼻涕虫,站在地里听得非常清楚,唰唰,像蚕宝宝吃桑叶,比蚕桑基地声音还大。用带马达的喷雾器打农药,一边打一边看见虫子像下雨一样掉下来。

所有村民都被我请出来打药,一天也只能打完200亩。没打到的地里,一晚上过去瓜蒌叶片全是孔洞。几天时间,虫子把叶子啃完了,瓜蒌10月才成熟,叶片没了,影响光合作用,果子很难成熟。后来我问农科院专家说是瓜绢螟,灾难性的。大面积虫灾直接导致我70%的瓜蒌损失掉了,那一年继续亏损。

很多人问我,天灾虫祸买保险不就可以分担风险吗?你以为大风大雨要赔、虫灾要赔、大棚破了也要赔,但实际情况是,农民买保险通常是买了个寂寞。农业保险里藏着各种各样的局。

暴雨绝收那年,我找过保险公司,想给瓜蒌地买保险。保险公司很委婉地告诉我:现在四川小品种种植保险业务还没开发,只能把保险卖给稻谷、小麦、玉米,此外还可以花少量钱给大棚买个保障。

恰巧那年我种了300亩玉米,也有了大棚。我花了8000多元买了玉米地保险和大棚损毁险。没多久就遇上大风,玉米被大面积吹倒,但当我找保险公司赔付时,他们却告诉我,玉米倒了不能怪大风,是我管理不到位,是玉米品种抗风能力不行。而且他们说被刮倒的玉米马上要成熟,倒了也能收获。总结就是两个字:不赔。

玉米还没争论完,我的大棚又被风吹坏了。我气急败坏再次拿着合同和监控视频找保险公司,义正言辞表示,大棚膜被吹破肯定是不可抗力引起的损失,这次他们二话不说,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来地里查看。

现场评估看起来细致又专业,七八个人风风火火一顿测量,坏掉部位被拍了又拍,照片打印出来让我签字。我很欣慰,以为总算能拿到赔付了。没想到第二天我被叫去保险公司办公室,他们通知我赔偿金额是130块钱。

我还阴阳怪气地问,这130块钱是让我买个补丁补上去吗?对方说对,因为其他的膜没坏,主体结构也没受损。他们拿出合同,指了指,是按损毁部分的米数乘以膜的单价赔付。我内心深处朝他们嘶吼,但还是转身就走了,还是我们农民天真了。

暴雨淹了瓜蒌地,成了我人生一个重大转折点。本来我觉得赚钱挺容易,连续绝收后,我的心态开始崩塌。再加上五年生老瓜蒌退役,我要购买新种苗了。那时我承包了一千多亩地,别人和我说种青菜能做四川榨菜用,我大手一挥马上用200亩种青菜,说种辣椒好,我又马上试种辣椒。我想分开压宝,种植不一样的作物。

有朋友建议我把荒着的地改成亲子农场。我寻思这想法不错,也没多大风险,就开始查阅资料,选了个可以长成树的番茄品种,在网上找种子商家。我选了销量最好的一家,他们介绍,有一款“欧洲进口七色小番茄”种子,看着高大上,价格也比普通小番茄贵不了多少。

我火速下单,收货后迫不及待育苗,恨不得三天就让它们结果。三个月后,这些苗开始结果,可我越看越不对劲,果子越长越大,颜色从绿中带紫,变成紫中带彩,第一感觉是吃了会中毒。凭这卖相要开亲子农场,除非妈妈都是笨蛋。

我赶紧联系经销商抒发愤怒。对方答复:亲,可以无理由退货退款,可是需要拿出种子作为证据,您有证据吗?

种子已经种下去,怎么作为证据?长成现在这个模样不是最好的证据吗?对方又不紧不慢回答:亲,那是你个人觉得现在结出的番茄不对,并不能代表我们卖给你的种子不对,我们也不能确定你认为不对的番茄就是我们卖给你的种子种出来的,所以你还是得先证明我们卖给你的种子有问题才行,如果证明不了,那这边只能送你一张20元优惠券。

我怒火中烧的同时,竟也觉得对方的回答严丝合缝、合情合理,根本找不到理由反驳。更让我气急败坏的是,想给商品一个差评,结果发现因为购买时间太长,评论权限已关闭。

后来我又接连经历相似骗局,才知道种苗市场往往隐藏“巨坑”。从种苗到结果要经过很多环节,他们会和你说,“今年大暴雨有多大,(种苗)肯定是受了伤”,你怎么反驳?“土壤结构、酸碱不对,你没发现”,你怎么反驳?

种苗巨坑,不单农民会踩,连地方农业局也会被骗。过去南充要做水果城,引进了一种叫“濑户见”的柑橘种苗,希望通过高品质柑橘为贫困村创收。农业局跟我说,这品种好,皮薄多汁无核,日本的。于是,2017年我投入8万租金精心建设200亩柑橘产业园,请农民施肥、除草、打药、梳花梳果。到了收获季节,树上却结出了像橙子一样皮厚的果子,果肉外衣也很厚,口感糟糕,果型也丑。我断定这卖不了价钱,最后只能让水果贩子用一块钱一斤的价格拉走了。

◎ “濑户见”柑橘实际种出来的果子,皮非常厚,口感不佳

◎ “濑户见”柑橘实际种出来的果子,皮非常厚,口感不佳

种苗货不对板实在太普遍。农民遇到骗局都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没种出来就没种出来,找谁说理去呢?

另一种种苗骗局是“高价收购中药材”。当时朋友告诉我,黄精回收价格很高,这是一种像生姜一样的中药材,一亩地种苗买下来要四万块,三年多后每亩黄精可以卖到十多万。我当时上网浅查了一下,都是高价回收黄精的信息。于是我买了三亩地的苗,总共十多万,想试试。

三年精心呵护,黄精终于长成,我以为要发大财了,没想到挖出来后,原先向我兜售种苗、叫嚣种出来高价回收的买家人间蒸发了。我只能到处找药材市场,跑了好几个,我发现,黄精价格和卖种苗的人宣传的简直差之千里,掐指一算,卖掉所有黄精只能收回种苗钱的一半。

卖得便宜总比丢了强。我试着用自己高价买苗的痛苦经历博取买家同情,希望他能出于人道主义给我每斤多赚几毛钱。结果他听了说,加钱不行,但能给我出个主意——他建议我把地里剩下的黄精分成小种苗,再去骗别的农民。我连连摇头,坑人的事我做不出来,又无意间透露工人们修建桑树枝条时把剩下的黄精都踩坏了,拿去烘干了。他听到这话两眼放光,再次确认我有桑树和烘干房后,他说,那你买黄精种苗的钱可以马上赚回来,因为今年桑枝价格暴涨,从一两毛钱涨到一块多。

我立刻掉头回地里,连夜找工人用两天时间捡了几大车烘干桑枝给他拉过去,卖回了黄精种苗亏掉的钱。

当晚,为了感谢他,我请他去酒吧。酒过三旬,他对我说,中药材行业就是这样充满惊喜,西洋参短缺的时候秸梗(外形相似)涨价,当归缺货的时候收独活(外形相似)能赚钱,元胡没货的时候山药豆(外形相似)爆火,最搞笑的是酸枣仁收不到的时候扁豆加点色就能卖个好价钱。

再后来我才知道,黄精价格从没那么高过,是种苗商家炒作,他们每隔一段就会找一个陌生的多年生作物,然后集体在互联网或用地推方式找到农民,告诉他们现在要以10万块一亩地收某种中药材,问他们有没有。这些人知道农民没种,假意抬高种苗价格。等第一批受骗农民种出来到市场上问,才发现根本不值钱,那时卖种苗的早已骗够了钱。

这些年除了黄精骗局,还有石菖蒲骗局。过去是地推,现在抖音上到处都是。我就举报过一个,那个博主说每亩地种苗两万,种好了不用怎么管,一年就可以赚五万。我问了实际种石菖蒲的朋友,市场上一亩只卖得到两千块。

认识中药材骗局后,一个号称服务过全国500家农场、有13年种植经验的人找到我,我怕又是骗子,没等他开口就直接表示闭嘴吧你。他急忙解释,自己是兜售种苗的,语气十分真诚。他接着介绍自己是一家上市公司所属的农业科技公司,响应乡村振兴号召,寻找像我这样实打实做农业的人,免费发放他们公司价值10块钱一株的种苗。

他说,等我种好后,再从产品效益里扣除种苗成本,但要签订合同,必须把农作物卖给他们,而且不能把种苗大面积种死。后来,他真真切切给我拿来了带营养杯的组培苗,一分钱没收,还派了技术人员专程免费指导。

◎ 带营养杯的组培苗

◎ 带营养杯的组培苗

等苗长到3个月,我发现它不再继续生长,也没有死亡。技术人员告诉我,他刚做完土壤酸碱性和微量元素检测,我的地碱性太重,需要调节土壤。我抓耳挠腮,上哪去找调节剂呢?他告诉我公司还有一点,他可以去协调。我带着万分感谢的态度,抱着8万块钱向他换来了调节剂。谁知道一发不可收拾,他用同样方式,把公司“剩余不多的”专用肥料、微生物菌剂等各种我没听过的东西往我地里搬,我说一时半会儿付不出这些钱,他还很贴心地帮我去银行贷款,告诉我这一年种了之后,后面就不需要这么多费用改良土壤。我感恩戴德,以为致富之路就此奠定。

到年底,他们按约定全部收购了所有农产品,并扣除了刚开始的种苗钱,可我掐指一算,自己一分钱没赚到,还倒欠了银行50万。但我还不死心,决定第二年继续种。可等我什么都准备好,他们又说,公司已经不推这个产品,要种需要购买他们的新品种。

这时我大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差没为这个拥有完美闭环的骗局鼓掌。

在农业这条链路里,出现了一件魔性的事:卖苗的、卖肥料的、二道贩子、下游做品牌的全部都挣到钱了,只有种地的农民赚不到钱。原因除了风险和骗局都让农民承担了之外,还有一本始终算不过来的帐——无法预知的农作物价格和连年升高的成本。

现在经济作物价格总是不稳,尤其是水果,品种越来越多,价格连年下降。对农民而言,互联网经济是一个畸形生态,平台让大家竞价,你永远能在上面找到更便宜的东西。

当年我选择种瓜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种的人少,不容易恶性竞争。但小品种也有坏处,就是销售端几乎都被大企业握在手里,瓜蒌就被三只松鼠和徽记等拿捏了超过九成市场

2023年,其中一家企业老大给我发消息,说兄弟我们十年了,从此你要自力更生了。他还说,现在两家大厂已把瓜蒌籽市场价控下来了,收购价从23块钱一斤断崖式下跌到10块钱一斤。

那天我意识到,所有种植户都将血本无归。我算了笔帐,收入骤降后,连成本都赚不回来了。

那年恰逢暴雨糟蹋了瓜蒌地,我听说辣椒价格当年是一块一斤,算了有利润,就种了500亩,收获时,每天50来个工人在地里帮我从早摘到晚,每摘出一斤我给2毛钱,一天能摘25000斤。收购辣椒的人来了,只给一斤4毛钱。我问为什么这么低,他告诉我,那几天云南辣椒大面积采摘,那里产量高,人工成本低,收购价只要3毛,给你4毛一斤都算是人情了,云南运到四川后的价格还不到4毛。

◎ 那一年的辣椒龚莘文最后全给了亲戚,大家吃了几年

◎ 那一年的辣椒龚莘文最后全给了亲戚,大家吃了几年

可是四毛一斤的辣椒对我来说就是血本无归。朋友帮我出主意叫我卖给超市。可是从种出来到超市销售需要很多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过一道中间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跳过中间商,直接卖给县城超市,又发现,500亩地产的200万斤辣椒只能销售出一个零头,县城超市卖几千斤都很困难。

日常蔬菜水果都面临这种情况。普通种植者的风险在于,没办法提前知道全国2843个县到底有多少同品种种植者。只有等作物成熟,农产品大规模涌入市场,才能体会到苦涩。

在农作物收购价格不稳定的同时,所有农资都在连年涨价。最典型的是农民用得最多的肥料“硫酸钾型复合肥”,十一年前,一吨大约1900块,今年已涨到一吨4300块。肥料是刚需,农民种地必须用,肥料厂握有绝对定价权。

可我后来发现,除了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主粮健全了生产成本和收入保险政策外,其他作物是得不到保障的。也就是说,即使卖到消费者手里的零售价涨了,但从农民手里收的价格仍会出现普遍下跌的情况。最终,又是种地的农民承担了所有。

农民走过最长的路,是套路。这些套路可能不是来自骗子,也来自“我有一个朋友”。

在我连续经历了极端天气、虫害、收货价格暴跌后,我尝试自建食品加工厂,希望能把自己种的瓜蒌做成阆中吊瓜子品牌。

食品加工厂建造手续批复完毕了,修在一条路边。当时阆中市委书记路过,问施工队厂房是做什么用的,工人不知道,回答说可能是养鸡、养猪用。书记很生气,没检查我的材料,回到办公室就责问下属,怎么可以在路边修养殖场呢?没有一个下属敢在他气头上解释,于是镇上书记跑来下命令,“你把它拆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解释这是一家有合法手续的食品加工厂,生产吊瓜子的,为什么不和市委书记解释一下呢?镇书记劝我,让你拆就拆了嘛,实在不行把你的房子往后移一点,乡镇这边再想办法给你点补贴。“大家都知道你冤枉,但谁敢去跟书记说呢?那不是对着干吗?”

我想自己去见市委书记解释,却一直没方法联络到。最后经一个通讯录好友推荐,找到了一个号称能帮忙牵线领导的“职业组局人”。组局人告诉我,领导喜欢喝酒,于是我用几万块买了3箱总共18瓶飞天茅台,希望他转交领导。

我送出去的茅台就此消失。没过几天,组局人告诉我找到一个和书记关系很好的人,和书记说过了,书记也了解了实际情况,说当时也没人跟自己解释清楚,让我继续把工厂建设好,继续创业就行。

我就把这些话告诉了镇书记。镇书记还让我手写了一张保证书,内容是关于市委书记要求拆迁龚莘文厂房的事,龚莘文已经与书记协商完成,如后续发现书记仍怪罪厂房的事,龚莘文自愿无条件把厂房拆除。保证书上盖了章,按了我的手印。

这太荒谬了。更可笑的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职业组局人是骗子。他虚构了自己是某军区领导的亲戚,不断攀关系、组饭局,对外宣称“能带人认识领导”,骗了很多人的钱后,离开阆中生活了。他收了我的酒,却没给我办事,市委书记根本不知道我的事,而我竟然还用他忽悠我的话术把这件事摆平了。

◎ 被领导要求拆除的吊瓜子加工厂

◎ 被领导要求拆除的吊瓜子加工厂

实际上,从各式各样骗局中脱身后,我的兜里已经没钱了,银行债务近1000万。

创业十年,我从没欠过农民工资。那些帮我干活的老人们都是农村留守老人。我还记得以前一位七十多岁老大爷,儿子早年夭折,女儿远嫁,妻子瘫痪在家,他做事依然很勤奋,从来不争什么补贴,有一回还对我说:“小龚,有事记得叫我,我来做,没问题的。”想到这我就想尽快搞点钱回来,保住自己的地。

◎ 发钱的日子

◎ 发钱的日子

赚钱无非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两种方法。我把目光再次放在了申请项目拿补贴上。种地十年,我看见过的最高补贴是20万。补贴项目分两种,一种是“面子工程”,帮地方政府建示范性区域,应对上面各类检查和参观学习,另一种是帮当地贫困村建农业产业园,参与“脱贫攻坚”。

拿补贴难度是“地狱级”的。首先“僧多粥少”,比如有些种类的项目,一年当中县级、市级、省级项目总共加起来大约10个,一个省申请的有上千家。这样算下来,成功率连1%都不到,985大学的录取率都有1.5%。其次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参照标准、不公开透明、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很多时候成功与否全凭领导一句话拍板,说给谁就给谁。

过去我就是被领导拍板,指定要合作的企业家。但后来因为被柑橘事件伤到,也不想成天用作物卖不出去的“高标准建设大棚”应付检查(注:项目建设的高标准大棚的建设、维护、人工成本远高出其生产的作物售价,这些作物无法回本,主要功能是应付领导检查),我主动和领导们断了联系,没再接受补贴。可我现在为了自己的地,又不得不在这个讲究人际关系的家乡跑人际关系,希望重新找到能把我介绍给领导的线人。

通讯录里有个人告诉我,“有一个朋友”在申请项目、拿农业补贴方面神通广大。听完他一顿介绍,垂死之我眼睛都亮了。我约了三人在县城最贵的饭店见,一顿我买单的吃吃喝喝活动结束,“朋友”同意先帮我去省城“想想办法”,说“不会收你的钱”。

第二个月某天,我收到他的消息说补贴有希望了,但我需要包装一下自己,去省城一家公司准备申请知识产权的材料,给项目申请加分。

我很疑惑,我一个种地的能知道什么专利技术呢。这家公司告诉我不会没关系,只需要知道我种的是什么,其他不用管。紧接着给我写好了知识产权申报材料和围绕知识产权的可研性报告,我那一千多亩的瓜蒌地突然变成了几万亩良田的项目规划书。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我的材料,直到我交了八万块申请费。

材料交齐,我又开始坐等补贴。三个月后,我接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失败通知,以及项目申请失败通知。我脑袋“嗡”地一下,跌坐在了地里,八万块钱又没了,换来了一堆废纸。

◎ 部分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 部分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农业机械和配套农田规划建设又是大规模种植的一个坑。

我看过英国那个很火的真人秀《克拉克森农场》,欧洲汽车厂牌会做农业机械和专业的农用车。可是我们国家现在只有大拖拉机。在我们国家,生产农用机械的几乎都是小厂,和汽车或家用电器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特别大的“鲶鱼”在里面。这导致农民随便用一个割草机都得买国外品牌,因为真的比国内制造的耐用、好用很多。追求耐用,原因是中国制造的农业机械几乎都没售后服务。

但售后是个很复杂的事吗?不是。我每天都在自己修,无非就是链条、发动机、换齿轮。

◎ 坏了修、修了坏的农业机械

◎ 坏了修、修了坏的农业机械

这是农民们普遍的感受。现在小型农业机械目标客户像是城市里有院子的人,一年可能只用一次,等第二年用发现坏了,过保修时间了。但我们真正种地的农民使用频率很高,一年用几十次,特别容易坏,商家卖给我们是在自找麻烦。

我地里喷雾机用得最多。现在我们国家喷药的设备我基本都用过。我花3万块买无人机时,大疆还没出植保无人机,那时无人机用起来有个问题:西南农田地势起伏,地里还竖着很多杂乱的电线杆——因为没好好规划过基础设施,电线怎么拉更近就怎么排布。无人机飞时很容易撞到电线杆炸机(坠毁),但如果飞得比电线杆高,农药喷头力很小(和喷花露水差不多),根本喷不到作物头上。再加上无人机只能带20斤液体,续航又实在太短,喷几十亩地了不起了,飞出去几分钟不到就要飞回来重新装药、换电池。我当时还去考了一个飞行证书,但现在无人机已经坏了,修一下太贵,在库房吃灰。

◎ 现在在库房吃灰的喷药无人机

◎ 现在在库房吃灰的喷药无人机

实际用的还是背在身上的人推喷雾机车,一次装800升水,整个西南地区都只适合用这个。这种车一次可以喷出几十米远,一台价格几千块。机车也有喷不到的地方,所以还是要人背着喷雾机喷,但喷雾机又最容易坏,而且管子、水箱、喷头连接处非常粗糙,漏水太常见了,农民们打一个防治病虫害的药,打完后所有工人背上皮肤都被农药浸湿,导致灼伤。

可这些情况,农业机械设备生产商是绝对不会在乎的,连机器保修都做不到,就更别说对农民造成的后续伤害了。

◎ 国产农药喷雾机做工粗糙,连接处漏液,经常灼伤农民后背

◎ 国产农药喷雾机做工粗糙,连接处漏液,经常灼伤农民后背

承包山里土地种作物,首先要解决地的问题。《克拉克森农场》里,拥有灌溉、排水系统,基础设施完备的那种成片土地就是高标准农田。前几年,在四川,几乎每个县市都在建设高标准农田。但有些地方闹成了笑话——花了很多钱建,又都空下来了。因为没人来投资使用。有些地方没把地推平,只把每一块土地搞得方方正正,依然有高度差,土地连不起来,那么大规模生产要用到的机械,比如克拉克森农场能开的拖拉机,根本进不来。

投资农业也要计算效率和成本,机械上不去,那些专门承包高标准农田的人知道自己那些设备和人都用不上,自然就不想投资了。

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国家想要的高标准农田是克拉克森农场那种,让大机器人能耕种的农田;但拨款到了地方,比如原本1个亿是给你改造农田的,地方财政将6000万作为其他用途。不把资金用到位,改建好的并不高标准的农田能干什么呢?

就像去年、前年,我几次听相关领导在农业会上说,阆中过亿元的农业财政补助资金只有不到一半用于农业。

2020年,我引荐一个浙江朋友来投资,他申报了3000亩高标准农田种水稻,租金每年一百多万。他带来了机械手、大规模机械和自己的超级水稻品种,据说每亩能产1500斤。但最后产量据他自己说刚刚及格(达标),大约每亩900斤,拿了几十万块政府补贴,但他还是亏了——大机械设备进不去高标准农田,只能靠更多人操作小机器耕作,人工成本太高。

亏本还和自己带的种苗品种不一定适应其他地区的光照、温度、湿度、土壤有关,或许在浙江产量能达到,但不见得四川可以。

所以说农业领域创业就像掷骰子,骰子六个面,只有一个赢面,其余五个都是满盘皆输。

◎ 龚莘文为自己的瓜子品牌在高速路边打过一年广告

◎ 龚莘文为自己的瓜子品牌在高速路边打过一年广告

第11年,我已踩过了比上述种种更多的坑。奋斗这么久,又回到原点,甚至比我闯荡北京时起点更低。

我经常会想,十年我做农业给自己剩了些什么?

23岁那年,我把人生所有激情投入土地里,为了种瓜蒌,和三个合伙人买水泥、钢筋、模具,天天在地里做瓜蒌爬藤用的水泥柱子。积累到今天已经五十万根了。一根柱子成本十多块。后来贷款我才知道,原来我所有的设施都不算资产,不管大棚还是瓜蒌,还是所有建好的管网、水泥柱,在金融机构看来,资产价值为零。

抵押贷款用的是我个人住房、爸爸和我手里的几间店铺门面,总共算下来几家银行给我了1000万左右。每个月光利息要还4万块。据说回村创业从事农业,贷款利息可以补贴,是一项贴息政策,但我从没拿到过,我身边也没一个人拿到过。

在安徽看种苗时,我遇见过“扶贫教授”何家庆,五年后,他再次在我瓜蒌地里出现考察。我一度感觉种植是自己冥冥之中的宿命。但不知什么时候,我搞钱重心成了接项目、做品牌、找销售渠道,每周有数不清的饭局,一年下来,要到的钱还没花出去请客的钱多。妻子不理解,我也压力太大做错很多事,最后她起诉离婚,判决书写得很简单,双方感情破裂。因为我负债过多,2岁多的孩子也判给了妈妈。

◎ 有一年阆中大雪,大雪后的瓜蒌地

◎ 有一年阆中大雪,大雪后的瓜蒌地

就像现在城市里遇到裁员、失业的35岁中年一样,我回乡创业、负债、离婚,最终还是走向了闹哄哄的自媒体行业,这有点搞笑。

现在我又重新承包了一片山上的土地,想做体验式农场。但过程依然坎坷,甚至有点轮回的感觉——这个月,我的农场被一个村民举报了,说用来耕种的土地不能经营体验式农场。前一天我儿子来看我,问我明天是不是还能来农场玩,第二天帐篷就因为举报被拆了。说到这里,我又想提醒广大返乡创业青年一句话,一定要看清承包土地的性质。

虽然国家鼓励“三农创新”,鼓励“一二三产融合”,鼓励“文旅结合寻找农村新出路”,但通往创新的这条路似乎还没修得很好不然,我也不会有一天坐在瓜蒌地里,看着五十万根水泥柱子想,我的钱都去哪儿了?

我没想过放弃种地。其实看看外面的世界,大家都挺难的,选了一种事业,就算是鸡蛋碰石头也想走到底,鸡蛋虽碰不赢石头,但鸡蛋和石头一起落下去,都是同时落地的。

By 在人间

美国养老也很难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福利国家。虽然拥有庞大、复杂、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但是美国很少为公民提供全民性和普惠性福利,而是遵循以市场提供福利的基本理念和个人责任原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养老福利保障的内容与水平取决于老年人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资产拥有量。养老危机是贫富分化的产物,并且美国养老制度设计本身在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中下阶层长期受困于老年贫困。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移民政策的收紧、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的高度依赖性、金融资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一方面导致养老危机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

美国的养老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第二部分是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第三部分是社会慈善等。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顾名思义,就业或者拥有资产是成为该制度“局内人”的关键,该制度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三大支柱组成。

第一支柱是基本组成部分,由政府主导、强制实施,主要指联邦退休金制度;

第二支柱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占比高达50%以上,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是非强制性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雇员团体保险等,金融市场提供不同的职业养老金产品计划,由雇主进行选择和组合购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401K退休计划;

第三支柱的重要性逐年提升,是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与个人人寿保险等,无论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保险计划,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储蓄账户。

作为全国性强制性计划,第一支柱直接由联邦政府在全美范围统筹。它采取专项税收保障模式,其资金来源为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或自雇者税(self-employment taxes):前者以雇员工资为纳税基数,但设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不再缴纳社会保障税;后者上限相同但享受特别税收减免待遇。领取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的资格包括年龄和纳税贡献,领取额度根据每个人的月薪和工龄计算。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数据显示,大部分65岁以上退休人口平均获得的联邦退休金仅稍高于贫困线。因此,联邦退休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购买食品、支付水电费和交通费等。

美国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是如何确定的?

美国设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国内完全不同,最初规定人们能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实也是大家习惯理解上的退休年龄)是65岁。在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也就是四五十岁的情况下,真的是一副“好算盘”。

由于退休年龄制度的刚性,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们的不满。在养老保险制度实施20多年后,美国先后允许女性和男性可以提前3年退休,后来再度提前了5年。

美国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选择是可选择性的。根据美国对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的制度是:可以在国家标准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前5年内任意一个月份申请领取养老金,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会按一定比例减发。具体的比例是,早退休36个月以内,每月扣减1%的5/9,36个月以上至60个月是扣减1%的5/12。早三年退休扣减20%,最多扣减30%。

反过来,个人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按比例奖励,相应的奖励年龄最多是标准养老金领取年龄基础上延长5年。也就是说,最多可以领取到130%的养老金。

美国也在推动延迟退休。不过,由于美国的退休年龄本来就较晚,再加上其行动较早,1983年就开始规划。所以其推进行动相对缓和。美国计划于2027年以后将所有人的领取标准养老金年龄延长为67岁

美国退休人员养老金能领多少钱?

美国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是按照积分制计算的,最起码要40个积分。2004年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才能积累一个积分。要是按照每年积累一个积分的进度来看,需要40年。但是人们一年最多能够积累40个积分。由于美国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12.4%,即使年收入是1万美元,一年也能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所以,这种积分还是非常宽松的。

积分只是资格,美国还有标准养老金制度。必须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才能够领取到标准养老金,否则的话只能按比例发放了。比如说只缴费30年,发放30/35。

美国养老金制度非常注重保基本。养老金待遇是根据自己35年的最高平均指数月收入,然后根据两个转折点计算。从0元到第一转折点的部分是发放90%,第一、第二转折点之间发放32%,第二转折点以上发放15%。

比如说美国2008年两个转折点分别为711美元和4188美元。如果平均指数月收入为5000美元,这样约养老金就是711×90%+(4188-711)×32%+(5000-4188)×15%,最终结果是1874.34美元。

美国2008年的工资基数定额最高标准为10.2万美元,相当于每月9000美元。如果是说平均指数月收入达到了9000美元,这样的养老金才2474.34美元。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数据,2022年老人平均养老金水平是1825美元每月,大约是1.3万元人民币每月。也许在国内的收入水平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考虑到美国的物价是国内的许多倍,两千美元不到的养老金实在是捉襟见肘。

美国雇主对雇员有没有养老责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私营部门工人平均每小时其雇主为其支付的薪酬成本结构,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自愿性社会福利(商业保险、职业养老金等)占报酬总额的比重是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联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所占比重的近三倍,远高于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美国养老保障中发挥绝对主力作用,其拥有的资产超过美国养老金资产总额的90%。

美国政府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的发展,雇主支付职业养老金可以享有免税,雇员可以享有延迟缴税,养老基金如果用作投资后的盈利部分也可以享有免税。从就业市场获得的养老福利,即由资本力量提供的以401K退休计划为代表的职业养老金是美国民众获得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号称是美国政府“给中产阶级最大的礼物”。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鲜明地体现了退休前个人财富的积累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过分依赖个人的投资选择能力,而且因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政府对个人开设退休账户(IRA)提供以下两种税收优惠:一是普通个人退休账户税收优惠,主要方式是递延纳税,即缴费(向账户注入资金)不计入个人所得税基数,到提款时才根据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对特殊形式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的税收优惠,主要是缴费时不免所得税,但对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分红、利息等)免税。

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济保险计划(Medicaid)、补充收入保障(SSI)、住房补贴、营养补充援助和老年公寓等。其中,补充收入保障项目是非缴费型社会福利制度中最大的现金救助项目,在全美范围向最需要帮助的老人、盲人和残疾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2020年12月,美国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实际平均支付给65周岁以上的领取人的金额为每月468美元。显然这一部分所提供的养老保障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贫困线以下的美国老年人90%的现金收入来自于该项目。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慈善等在美国的作用空间相较于其他OECD成员国要大得多。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相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高昂,以养老为名的各种慈善形式为美国富人提供了渠道,其私人财富可以变相兑现政治社会权力。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民众的养老显然不能依靠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和社会慈善等,而是主要依靠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工作福利制度。但是,后者的制度设计本身决定了美国的职业养老金和个人退休储蓄等天然存在巨大的财富鸿沟。

美国没有统一规定退休年龄,可未满62周岁的美国民众没有资格从社会保障管理局(SSA)领取联邦退休金。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一直在增长。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1年美国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5周岁,女性为63周岁。也就是说,美国老年人要想维持较为体面的养老生活,要么延迟退休以延长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税)时间,要么依赖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然而,第二、三支柱取决于个人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这就进一步固化甚至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也必然导致广大中下阶层陷入养老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21年,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后50%群体的17倍。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5.5%,而收入最低的50%群体的收入仅占13.3%。目前,有超过1500万老年人在经济上缺乏足够保障。大约50%的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联邦退休金,但过去20年来联邦退休金的实际购买力在持续萎缩。大量老年人将收入的3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因而经济状况窘迫。全美无家可归者中的老年人比例在攀升,还有上百万贫困的老年人无法获得经济适用房。美国老年人2019年的收入中位数是27398美元,远高于联邦退休金的平均数,这说明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三支柱主要服务于高收入群体,老年人群体中的贫富分化严重。

截至2019年底,户主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家庭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6.4万美元。但是,在32岁至61岁之间的美国家庭中,几乎有一半的家庭没有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也没有401K退休计划等享有税收优惠的雇主固定缴款职业养老金计划。在略多于一半的一些退休储蓄的家庭中,有50%的美国家庭的退休储蓄不到6.5万美元,有40%的美国家庭面临退休储蓄不足以支撑正常退休生活的困境。与此同时,有近6300万美国人持有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并且平均账户余额不到20万美元。但是,有3625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1000万美元,497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2500万美元。

根据美国养老金权利中心(Pension Rights Center)的数据,私营部门职业养老金的中位数只有每年9376美元。并且,职业养老金的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因不同人群而异:全职工作者明显高于兼职工作者,后者的覆盖面极低;大中企业工作的雇员明显高于小企业雇员,例如在员工少于100人的中小企业工作的美国人,有75%并没有加入任何职业养老金计划;金融业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最高、制造业居中、最低的是服务业,而政府部门的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明显高于私营部门。

目前的退休税收激励主要针对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获得的税收福利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中低收入者,以2019年为例,该年度向收入最高10%的家庭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高于向收入最低80%的家庭所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这就导致退休福利差距进一步加大。

低生育率叠加人口老龄化,移民政策反复

任何形式的养老储蓄都是为了在养老阶段换取某种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储蓄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养老阶段的劳动力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且,联邦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也就是在职的人员赡养已经退休的人员。上述两个方面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14年至2060年期间的美国人口变化呈现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族群多样性(“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三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

“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正在改变美国劳动力人口结构。目前,美国3.28亿人口中,16.5%即5400万人年龄超过65岁,并且增长最快的是85周岁以上的人群。到2030年20%左右的美国人口将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比例将在204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1.6%和24%。18周岁以下年龄组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持续下降,2014年至2060年,美国18周岁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3%下降到20%,到2035年,美国65周岁以上人口数将超过18周岁以下人口数。“银发海啸”冲击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62%下降到57%,这将导致美国的劳动力数量不足,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社会保障管理局(SSA)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税率保持不变,联邦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可持续性堪忧。退休人员的数量将在50年内翻一番,养老和遗属保险(OASI)以及残疾保险(DI)的储备金都将在2035年耗尽。为了解决退休基金不可持续性问题,一方面需要有“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也就是移民人数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极大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

从移民政策来看,尽管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进入加速多元化进程之中,到2060年左右白人所占人口比重将仅有35.6%,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这就给美国保守力量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现状迫使其移民政策出现反复变化。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而且减少了合法移民。拜登政府试图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严控移民政策,但实际上不断处于政策摇摆之中。在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对拜登政府终止《移民保护协议》进行起诉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21年8月24日裁定,《移民保护协议》必须恢复,“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被重启。此后,在法律层面上,拜登政府实际上是推翻了拜登上任之初作出的移民政策调整,重新回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并且,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继续严控非法移民,在美国与墨西哥南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创下历史新高。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美国总人口的增长幅度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2021年美国人口报告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美国人口增加了39.27万人,增幅仅为0.1%。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自1900年开始年度人口统计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数字,也是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低人口增长率。

21世纪以来的美国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低位徘徊,2021年美国的经济反弹和工资水平上涨都未能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提升到疫情前的水平。劳动参与率一直徘徊在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辞职和罢工两股浪潮正在全美机械、食品、医疗、娱乐等行业加速蔓延,加剧了美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劳动力市场迅速从2020年的“人找工作”变成了2021年以来的“工作找人”。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因为无法或拒绝在就业市场找到正式工作,兼职等灵活性就业岗位增多,使得现有的低工资收入者比例上升,而这些低收入者获得职业退休金的比例下降。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年龄阶段的人因被就业市场所排斥而依靠领取食品券等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就业市场的“双轨制”导致工作福利制度的“双轨制”,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无力缴纳社会保障税等,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现实基础受到冲击。

美国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不平等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退休危机。”对此,美国试图进行退休制度改革以应对危机。2022年3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4: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名为《保障强大退休法案》的第2954号决议。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扩大退休储蓄覆盖面、扩大自动登记、提供更多的退休储蓄选择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可以在退休前向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金账户注入更多资金。但是,从美国养老体系的现状来看,该法案的税收优惠实际上集中在那些拥有足够退休储蓄的人身上,它将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的退休福利差距。为什么一个以“增加中产阶级退休收入”为名的法案,实际效果却是中下阶层获利甚少,富豪阶层成为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并将导致美国老年人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背后是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首先,美国政治日益被资本裹挟,养老体系改革固化既得利益。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已经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汽油等的价格上涨无疑增加了美国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下承受收入缩水和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食利阶层却因通货膨胀实现资本迅速增值,包括老年人在内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等现象因而愈发严重。虽然有“一人一票”机制,但是,在包括美国养老体系改革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的议程设置中,政治和经济寡头对其实际影响力远超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其原因是,美式民主日益退化为一种受特殊利益操纵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寡头政治制度,从选举机制到官僚机构运行都越来越受寡头们掌控,因此很难推行有利于弥合贫富鸿沟的养老体系改革。

其次,美国养老金体系与金融市场深度捆绑。作为当今最庞大的养老金体系之一,美国养老金体系规模居世界之首,不仅能够大量投入公募基金和美国股市等,并且可以享受免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养老金投资从相对安全的资产转向风险更高的资产。尽管投资于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和另类投资等资产可以提高回报,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仅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严重依赖投资收益,联邦和州层面的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资产价值也受制于金融市场是否景气,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该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越来越多地涉足“风险很高的科技股”。以伊利诺斯州为代表的部分州的公共养老基金,已经难以支付承诺给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福利。各州在保障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和减少公共养老基金债务的客观需要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对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转为现金平衡计划,也就是根据受益人一生的收入而不是退休前的工资来计算福利,而退休前的工资通常是他们收入最高的时候。

最后,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以牟利为目的影响改革议程。对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来说,流入个人退休金账户的资金越多,所能收取的管理费就越多。因此,美国最大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政治献金等向两党议员游说,使养老体系改革方向符合其利益。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尽管美国社会高度关注养老危机,但是现有的各项改革并不能缓解养老危机。美国养老体系的设计和改革走向都具有偏向资本利益的特点,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能提供的保障有限,过度依赖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必然导致“富者越富”和贫富分化加剧,并且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适合成为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发展方向。

By 人民论坛网搜狐

你是什么时候对工作心灰意冷的

1. 一个年轻同事,天天巴着领导,围前围后的干活,结果有一天周末在家心梗了,ICU里面躺了一个月。你猜,他躺在ICU的时候,领导开例会的时候,怎么说话的? 大概意思就是,某某躺进去了没用了,他怎么样是他自己的事,你们还得给我好好干。

2. 我们公司一个男同事,后来考了公务员。开始一两年还特别开心,经常看他发朋友圈分分享生活和工作,后来慢慢就不是分享了,渐渐多了一些消沉和佛系,有时候还抱怨。我跟他聊过,他说在里面经历了一些事后,慢慢没有了之前想走仕途的心思,不再打鸡血,不再听领导画饼。他考进去的时候是27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岁月,是他们科室最年轻的人之一。他们科一共5个人,一个股长,50多岁,一个副股长,40多岁,一个从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也是50多岁,剩下一个是个24岁的姑娘,还有他。按道理,这个配置在科室也不弱了,两个年轻人。但是那个女生考进来后就躺平了,让她做个事她就说不会,让她加班,她就说感冒了,头痛,要回去休息。他跟领导反馈,说是自己忙不过来,让分出去一点活。领导就去找姑娘谈话,姑娘直接就哭的梨花带雨只,说为什么欺负她一个女孩子。领导没办法,活分不下去,他只能继续干。但是活越干得多,出错概率越大。他被市里督察发现两处操作错误,扣了单位的绩效分,当时就被罚了200。年底评优,他们股室年轻人有一个名额,但要求不扣分,结果他扣分了,没评上,那个女生啥活不干,一点错没有,被评上了。就这样,每天累死干活的人,一点回报没有;不干活的人,倒是可以评优评先。这种“鞭打快牛Q”的现象,让他无比寒心,把想要进步的想法彻底掐灭了春晚沈腾小品《坑》,确实是来源于体制内实际工作情况的,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让有为者有位,要有容错机制,但执行上还是没有很彻底。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部分年轻人过早躺平的重要原因。

3. 年轻有为的时候,不提拔我,说老同志优先。等我又加班加点干了几年熬成了老同志,还不提拔我,说干部年轻化。提的都是自己的小圈子的人,还好意思舔着脸说我群众基础不好。群众基础不都是想提谁之前先放风的么?想让谁群众基础好就谁群众基础好么?好容易熬到他今年滚蛋了。可是我知道以后也没啥机会了,因为已经错过了关键几年。这个混蛋以后千万别落到我手里,能收拾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4. 其他的先不说,工作以来我始终有一个感觉,我仿佛进了宫,什么都要讲等级,个个讲话弯弯绕绕,阴阳怪气。偏偏我还是个刚进宫的宫女级别,感受就更明显了。遇到分工不明,脏活累活都默认是年轻人干,拒绝就是没有觉悟,不思进取,不和领导走得近不媚上欺下,安静做事被提醒不要太内向。地方小,人均年龄45+ 大家没什么爱好每天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分析事,当然都不会是什么好话,你不想参与也被迫接收了负能量。忙闲不均,忙没有忙的价值,在我们这地方,家里没点实力的事业编当一辈子奴才顶天了副科,公务员要提拔也没有那么容易,好处都让会来事的人捞去了,出了事情背锅的就是底下人。像我们这种老实人光是自保,避开别人挖的坑就要耗费心力,养成厚脸皮,不惧流言的强大内心也是要一天天熬过来的,一般人经历这么一遭可不得心灰意冷

5. 我在单位8年,一个优秀没有,新来的妹纸4年,连拿3年优秀,2022年休产假8个月照样拿优秀。心灰意冷了。评优秀就是评人际关系,我人际关系不好,也不怪别人。还有就是只有办公室的能拿优秀,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毫无价值。

心灰意冷之后就是真正的抑郁

工作了几年之后,一天,大厂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感觉自己“病了”。

那是一个周末,公司大楼灯火通明,他坐在工位上值夜班。突然之间,一种冰冷的感觉像蛇一样爬上来——胸闷,无法呼吸,感觉痛苦。这种痛苦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起身去洗手间给家人打电话,打着打着就嚎啕大哭。

他去看中医,医生开了一堆药,其中有治疗抑郁的中成药。从医院出来后,他逃离现实的愿望空前强烈,于是给领导请假,想着:如果领导不批假,他马上辞职。

领导批了假。他马上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南方旅行。回来之后,他感觉好些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那种抑郁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像一个无限循环,反反复复出现,困扰他很多年。

从2019年到2021年,大厂HR雨璇出现了两次心理崩溃。

一次是2019年。当时她接受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项目;头一年,她刚做了母亲。双重压力之下,她出现了崩溃。她去北医六院就诊,结果显示,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

图:《实习医生格蕾》剧照

她提出辞职,被领导挽留、建议转岗。在新部门调整了一阵子,她感觉自己好一些了。

2021年的那次崩溃来得更为剧烈。当时,雨璇所在部门的一个项目黄了,她的家人则生病住院。在外人看来,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房有车,但是她感觉,自己当时被事业和家庭放在火上烤。

那段时间,雨璇出现了重度失眠和死亡焦虑。在北医六院,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为了自救,雨璇去做心理咨询。在首次咨询的50分钟里,她哭了整整45分钟。压抑多年的情绪一旦爆发,整个咨询室都被淹没了,“压都压不住”。

“我很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也很不甘心,我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你能帮帮我吗?”她对咨询师哭道。

心理咨询师李丹旻服务的对象包括不少大厂人。她发现,当一个人在大厂卷得很欢时,这个人是不需要心理咨询的,只有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才会想到去做心理咨询。因为心理问题会“躯体化”,这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现,即,一个人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最后通过身体的疾病表现出来。

图:《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李丹旻有一位朋友在大厂工作,在工作时,他非常忘我,每件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迟钝,对一些腰酸背痛之类的小问题毫不在意,一旦开启工作模式,就会全情投入。

直到有一天,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

心理问题还会代际遗传,每一个来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小孩后面,都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李丹旻在给一个有抑郁问题的孩子做心理咨询时发现,症结不在孩子身上,而在孩子的妈妈身上——这个妈妈在大厂拼命工作,经常整个人都处于躁狂状态,完全无法安静下来。“她好像进入那个机器里面,有点出不来了。”

妈妈的焦虑感,全部都倾泻到了孩子身上。

“当父母一直活在自己的焦虑里时,他们是没有办法看见孩子的。孩子的感受被父母的情绪覆盖掉了。”李丹旻说,当孩子持续不被父母看到、无法发展出健康的自我,到青春期就容易出现无法上学、自残乃至自杀等行为。

02

无意义感与生存焦虑

在大厂,人的无意义感和虚无感会提前降临。它源于机械重复、过于细化的流水线作业,也源于高效、高度协同必然导致的去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人被工具化和异化了。

“为了效率,大厂领导往往说一不二,下属的空间很小。如果你有自我意识,觉得被控制很痛苦,何去何从?”李丹旻问。

一个大厂员工说,每天上班,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人”。

在大厂做实习编辑的第一天,沈毅就感到了不适。那天他腰酸背痛,工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念头划过他的脑海——“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吗?”

图:《疑犯追踪》剧照

他觉得网络新闻编辑跟富士康工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三班倒,都是不停简单重复,都要拼体力。富士康的生产线叫“拉”,每条“拉”的负责人叫“拉长”,沈毅经常和同事开玩笑,叫自己领导是“拉长”——大家都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网络编辑的小夜班是下午3点到晚上12点,大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晨7-8点,值完一个通宵夜班,就像中了毒,“连呼吸都难受”。刚缓过来,下一个夜班又来了。

工作能体现出智力含量的部分,就是改标题——用20或24个字,把一篇文章的主要看点囊括进去。但这样的部分,很少。

压力则比富士康更大。网络媒体极其看重时效,各大商业网站会比拼谁的突发新闻PUSH发得更快。一条新闻比竞品早发1秒,就可以放进周报作为重要业绩汇报。在此情况下,网络编辑的精神高度紧张,不敢错过任何重大突发。在抢时效抢到极致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几个网站前后脚推送的都是假新闻。因为没有时间去核实。

亦诚曾在某大厂游戏部门任职。部门下面有很多工作室,因为曾经出现的赛马机制,不同游戏工作室和项目之间就会出现“反复造轮子”的情况。大量基础而无意义工作因此产生。“你会特别无奈地想,我的天,我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做这个。但是在这个制度下,你没有选择。”

图:《生活大爆炸》剧照

生存焦虑也困扰着大厂和大厂人。

在外部资本市场,评价大厂表现的依据,是利润率、营收、增长率等数据。在大厂内部,评价员工表现的依据,是KPI、已沦为KPI变种的OKR、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等。

“当所有人都被无形的结果和功绩指挥着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生存恐惧的。”雨璇说。

作为网络新闻编辑,沈毅清楚地知道,自己KPI考核的最关键数据就是流量。“为了KPI,有的编辑会把一坨坨吸引流量的狗屎推到页面上。但是你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沈毅相信新闻专业主义,觉得新闻应该惩恶扬善、反映社会现实,但他发现,能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稿子往往流量都不高,甚至很低,而那些打“黄赌毒”擦边球的稿子,流量则很高。他的领导对外宣称说要做严肃新闻,但当沈毅推了一条流量很差的严肃新闻时,领导就会质疑:“为什么要推这条?”“流量不行,赶紧撤了”。

因为流量是互联网大厂的命脉。流量就意味着广告,意味着钱。

大厂很多部门下设的工作室会被要求独立核算成本。项目负责人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项目和手下的员工每天要花掉多少钱,项目成本与研发成本要以怎样合格的利润率才能赚回来,从而保证工作室的营收与年终奖。“当大家都开始拼利润率和成本核算的时候,就卷起来了。”亦诚说。

让大厂人焦虑的末尾淘汰率、35岁红线,也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你会感觉工作得越久,自己就越没有价值。”曾在大厂任管理者的王彦说。

图:《上班一条虫》剧照

大厂生存焦虑的直观体现之一,就是公司要求某个部门或工作室自证价值。“当一个中层带着团队说我们要自证价值的时候,有80%的几率是悲剧的开始。”雨璇说。在要让公司看到自己更有价值、自己部门值得活下去的时候,管理者和员工很难做出理智的决策。

她觉得,如果不折腾,大厂的有些业务“可能死得还慢点”。

“在大厂的上升期,大家也会有拼搏的感受,但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充斥着无聊、空洞和无意义:开各种各样的会,跟各种团队PK,为了一点资源你争我抢。还有同事擅长向上管理,天天琢磨老板,老板喜欢啥他就汇报啥,粉饰业绩,捏造自己都不相信的成果。在行业发展放缓之后,更是如此。”王彦选择了辞职。

还有更多人没有离开的勇气,但又倍感痛苦,于是就会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03

好学生

好学生,是大厂的抑郁高发人群。

“大厂的好学生密度很高,这是从源头筛选的结果——大厂招收大量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都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已投身心理咨询行业的前大厂员工萧念一观察发现。

勤奋、温顺、忘我奉献、追求完美,让好学生成为大厂的理想员工。

但另一方面,好学生会高度在意外界评价、过度反思,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遇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抨击自己。不久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去世。她的姐姐李思林告诉媒体,在妹妹病情恶化时能感受到妹妹的无力,“妹妹会嫌弃地说,‘都是我不好’。”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好学生不能接受自己的‘无价值’,而他们价值感的来源,在学校时是成绩,在职场时是业绩。一个每天摸鱼混日子还能拿高薪的大厂员工是不会抑郁的。”李丹旻说。

雨璇曾是这样的好学生。她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有硕士学历,工作后业绩出众。“在职场上,我一直想做一个女战士,做一个神奇女侠,很想去证明自己。”

所有心理问题都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在两次大崩溃后,雨璇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根源所在。其中既有大厂的外因,也有自己的内因——“你很认真地想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工作、对出成绩这件事非常在意。你很想要那个很厉害的自己,很排斥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假自体”,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迎合外界眼光、顺从外部环境,打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壳”,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很多好学生就顶着这样的假自体生活,他们的自我价值、生存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外部认可之上。于是,读书的时候,他们通过努力获得高分,让家长和老师认可。进入大厂后,他们通过努力取得成就,让公司和领导认可。

换言之,我工作,故我在;我优秀,故我在。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脆弱的一面,将这部分压抑在潜意识中。压抑得太久,就容易被反噬。

雨璇发现,在自己此前任职的大厂,不少老员工都是好学生,都有一些抑郁。后来她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工作对自我价值的关系这件事这么看重?为什么我们像依赖生命的养分一样依赖外界评价?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自我没有长得特别稳固。”

但在想明白之前,大厂生活就像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袍子。

有一次,雨璇被老板的一句指责深深刺痛:“你的标准就这么低吗?”

她特别难受。“这种话我是听不得的。如果别人在这方面质疑我,我就非常想反抗。” 毕竟,长期以来,她关于“我很好”的自我认知,是建立在“我很负责、我很上进、我对我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基础上。领导的那句话,相当于否定了这一切。

图:《坡道上的家》剧照

从大厂离职前,亦诚一直是四星五星员工。直到一次,她参与运营的一个游戏项目因为某些原因被叫停,工作室面临人事大调整,亦诚体验到了巨大的失控感。为了缓解焦虑,她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精神分析。

这位心理咨询师是拉康派的。包括拉康派在内的很多精神分析流派都认为,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所以精神分析师会经常问来访者:“‘别人觉得你好,诶,你觉得自己好吗?’(‘别人觉得你不好,你觉得呢?’)‘别人想让你做这件事,诶,你想做这件事吗?’”

被咨询师这样问到时,亦诚被深深地触动了。“竟然有人问我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以前没人问过我。”

她后来就发现,很多大厂好学生都陷落在二元关系的思维中,只能通过外界评价来感知自己的存在。“你说我好,我就是好的,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不好的,我就很难受。”而更健康的状态应该是三元关系,即使你说我不好,我也知道,这只是你对我的评价,并不是真实的我。但很多好学生一直生活在评价与被评价的环境中,人格结构上没有独立评判意识。

在大厂,还有很多好学生的痛苦来源,是强烈的道德洁癖与公平意识。

一位前大厂员工在发现直属领导贪污、向其上级领导举报未果后,整整痛哭了一个晚上,“完全是生理性反应,浑身发抖,停不下来”。她一直坚信的那个世界崩塌了。

另一位大厂员工干了本部门最多的活儿,年底考评时却被领导穿小鞋,拿了低分。他也久久无法释怀。“好学生的心态是要公平,在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你越努力越被认可,越得到正向反馈。但是当环境变化,大家要靠彼此竞争、打压来获取资源时,这套价值观就会变成弱点。你不认同领导,领导就要拿低评价低绩效赶你走,否则人人效仿你这种情况,人心散了,团队也散了。”亦诚说。

一个大背景是,互联网行业在2018、2019年之后发展放缓,可做事的空间变少,这必然影响到个人工作和升职加薪的空间。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基调就是高大猛好,要创造,要发展,要向上,人们相信的是明天会更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学生的人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当在职场“大杀四方”的愿望遇到收缩的环境,好学生就很容易产生自尊体系的崩塌。

04

PUA

互联网大厂,曾经是最适合好学生的职场之一。

雨璇在2016年进入大厂工作,当时她对公司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力,对有才华的人很包容。她也充满使命感和干劲,想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但这种感觉,随着大厂规模的扩大,逐渐稀释掉了。更多素质参差不齐的新员工加入,大公司病、官僚化现象逐一显露。

“有各种小丑轮番上台的感觉。”HR的工作让雨璇发现,一些员工会表演障眼法,擅长夸夸其谈,让大家觉得他有精确的判断,可以跟着做事,但随后就会发现,这些人就像华而不实的小丑。

这些“小丑”往往有过度自恋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被称为“天生的PUA大师”的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NPD)。根据统计,后者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6.2%。在美国,与NPD有关的知识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国职场,了解NPD相关知识和其危害性的人寥寥无几。

李丹旻和心理咨询行业的不少同行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卷文化下,擅长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恋者更容易上位,成为领导。

图:《半泽直树》剧照

在心理学中,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分高功能自恋者(有能力)和低功能自恋者(无能),“逼疯”好学生的,大都是浮夸且无能的低功能自恋型领导。网络上曾传出一个聊天截图:有大厂领导要下属叫自己“爸爸”,而下属一一照做,直到事件曝光。

一位曾是部门骨干的大厂员工在愤而离职多年后自学了心理学,这才发现自己当时遇到的就是低功能自恋型领导。

刚从其他部门空降过来时,这个基干体贴入微,到处问手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几个月后,可能是觉得位子稳了,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对手下各种贬低打压,甚至人格羞辱。问题是,他并不精于业务,只擅长向上管理,开会时的名言是:“要干领导看得见的活儿。”“哪怕是一坨屎,也可以包装成一朵花。”

实在不堪忍受,上述大厂员工和另一个骨干同事选择了离职。因为投诉太多,后来这个小领导被调离。

另一位大厂员工也遇到过类似的领导。

这个领导不但争功诿过,还习惯性撒谎——他要求下属言听计从,但一旦出了问题,他就会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对下属颐指气使、贬低打压,更是常态。就任三个月后,他手下十二三人的团队,有一半人离职。

大厂禁止越级告状的制度,会让自恋者的精神虐待现象更难被察觉。

小红书博主“灰灰是蓝猫”是一位在英国执业的律师和心理治疗师,对自恋型人格障碍有深入研究。她表示,自恋者会利用他人的特质和行为方式来操纵和控制其他人。而好学生之所以容易被自恋者拿捏,主要是因为好学生有同理心、同情心、顺从、忠厚、老实,此外缺少城府和心机,对丛林法则认识不足。

举例来说,自恋领导在工作中是甩锅大师,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核心信念是“我不可能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且以贬低打压他人为乐。而好学生一遇到问题就会下意识地反求诸已,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对完全不合理的苛责往往“照单全收”。自恋领导拼命指责,好学生拼命反省,这样一来,他们就共同构建了职场的施虐-受虐关系。

图:《黑暗荣耀》剧照

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持久。“灰灰是蓝猫”指出,长期而言,自恋型领导可能给好学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他们产生心理压力、情绪困扰、工作满意度下降,甚至可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和失眠等。

“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对他人的虐待和伤害很严重,有人因此终身抑郁,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精神不稳定。”她建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且无法忍受,比如发现自己的领导是极端的自恋者,好学生应该为了身心健康考虑转岗或离职。

大厂需要更加普及与自恋型人格障碍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做好管理者筛选,因为自恋型领导往往不利于团队合作、个人发展和公司目标。“灰灰是蓝猫”观察发现,“大部分自恋型领导是低功能的,他们的实际能力并不如他们自己夸耀和以为的那样好”。

“最重要的是,好学生应该保持对自己的尊重和关注,不让自恋型领导的行为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价值。如果情况变得过于困难或不可忍受,寻求职业咨询、心理治疗和法律援助等专业支持也是一种选择。”“灰灰是蓝猫”说。

因为心理学知识的匮乏,一部分寻求心理咨询的大厂人,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李丹旻提到,一位大厂人说自己跟领导关系不好,在交谈过程中,咨询师发现其领导有严重的问题,但这位来访者的反应是:“领导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不但他的领导是这样,公司其他部门的领导也这样。于是,他断定自己与领导关系不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要去迎合这样的领导,除非把自己变成病人。”李丹旻说,自我归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员工的自我保护机制——“不将这种情况合理化,他是待不下去的。”

不过,近年来,一个名词开始被部分大厂人作为“武器”,那就是“PUA”。

雨璇在做HR时发现,职场的领导和HR都非常排斥PUA这个词,甚至会声讨PUA被员工用滥了,“觉得谁都可以拿PUA来给领导贴标签”。但学习心理学后,她发现,命名其实是一种赋权。当大家不知道如何形容糟糕的被压迫感时,就想到了PUA这个词。

从个体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的遭遇可以被命名时,他就可以与因之而来的痛苦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陷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在这个老板下面干活好痛苦”的状态里。

05

终止创伤的代际遗传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是很多互联网大厂的标配——这是给员工的福利,从侧面也说明了需求足够旺盛。

但很多时候,大厂的心理咨询服务,更像流水线。

因为工作压力和被领导视为非嫡系排挤,沈毅在公司预约过多次心理咨询服务,但因为排班时间不固定,他很难预约到固定的心理咨询师。而只有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建立稳固的关系,才能进入下一步。

一次,因为工作细节,沈毅在微信群和同事争执了几句。有同事马上将截图发给领导,领导大张旗鼓,在大群里斥责平时兢兢业业的沈毅“破坏团结,给公司业务造成了损害”。

他极度委屈,在内网预约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对其诉说苦闷,对方只是告诉他,保留好证据,不要那么唯唯诺诺,“你是有还击能力的,你是有选择的”——就像所有不痛不痒的安慰一样。

“这些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不需要学心理学。”他感觉意冷心灰,最终选择了辞职。

图:《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抑郁才慢慢好起来。

当然,板子不能都打在大厂和互联网行业身上,很多心理问题要回溯到原生家庭和教育、社会等方面。

“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创伤,这些原生家庭的创伤会代代遗传。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创伤是隐藏起来的,或者不明显。但是当环境一旦变化,人受到挤压,它们就很容易被激发。”李丹旻说。

在一些中国家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大厂提供诸多保障,更像是象征意义上的父母。“心理上缺失父母的人,就会贪恋这样的环境。实际上,他们是在补足自己早年匮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厂对于他们也是救赎。”李丹旻表示。

而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家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孩子很少被看作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他们的自我往往是不被看见的。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也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把人放在群体中。

很多中国孩子承载了家长过多的期待,他们从小接受的爱就是有条件的——“只有我这样做,妈妈才会爱我。”一位大厂好学生被妈妈不断数落着长大,妈妈的理由是“我希望你完美”。她的缺点,是不被妈妈接受的。但“追求完美”是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夸父逐日游戏。这个好学生后来成为了工作狂,一闲下来就有罪恶感。

因为没有接受过无条件的爱,好学生小时候迎合父母,长大后迎合领导,即使离开了家,他们内化了的严苛父母还会继续批判自己,对内攻击。

而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努力工作是很高的美德。“我们身边的好几代人都把工作看得特别重要。”雨璇说。她的奶奶八十多岁了,每次雨璇回老家看她,老人总是叮嘱:“你要好好工作。”

那么,当我不努力工作的时候,我还能是谁?

图:《伊藤君A到E》剧照

李丹旻发现,那个孩子抑郁、自己心力交瘁的妈妈之所以无法离开大厂,就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她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一切自我价值都来自学习。

在这种模式驱动之下,她从一个不被看见的小女孩变成了家族的骄傲、职场的精英。她无法离开大厂,因为那意味着安全感的消失。她不敢去想,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做一个好员工,她还能是谁。她的存在价值是被外界建构的。“去掉壳子后,她就是空的。”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大厂病人”,选择了离开。

李丹旻那位患上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接受了长期治疗,捡回一条命。他从大厂离职,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

有一部分离职的大厂人进入了心理咨询领域,希望更深入地探索自己内心,找寻真实的自我。比如王彦就在放弃大厂的管理岗后,考上了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她想做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

落差可想而知。一个直观体现,就是收入从高薪锐减为零。

“我有些孩子气。可以说我辞职是因为不成熟,但是我的心灵又会因此早一点自由。”她想找到生命的意义。

她感谢大厂带来的财富积累,让她在进入一条全新的赛道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同于互联网行业,心理学行业是一条长期赛道,没有年龄焦虑,她想用后半生来做这件事情。

亦诚也选择了从大厂主动辞职。她目前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并在打造一个心理咨询师创作实习项目。她发现,在大厂工作时,自己的钱都用来消费,缓解工作带来的痛苦了。“离开那个环境后,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可以过一种由你自己选择的、很简单很满足的生活。”

不过,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心理层面。

在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同时,雨璇也在看心理咨询师。最近,她的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自己有一个感觉——“无论是你之前的大厂工作,还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工作,都比你自己的位置更高,感觉你是服务于这两个职业的。”

当听到这句话时,雨璇哭了。她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些自己没有看见的阴影。

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你的自我是你真正的将领,是要带领着你去打仗的。无论选择什么职业,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是高于任何一个职业本身的。

但另一方面,雨璇觉得自己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自我觉察的不断加深,她开始更加接纳以前自己认为自己“不好”的一面,活得没有那么累了。

图:《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小时候,她的妈妈很少表扬她,所以有了女儿之后,雨璇曾经经常表扬自己的女儿。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觉,表扬也是一种评价,她还是在重复母亲“有条件的爱”的教育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孩子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只有被表扬,我才是有价值的。”

现在,她试着尽量给女儿无条件的接纳与爱。

她也试着给自己的内在小孩无条件的接纳与爱,与自己拧巴的那部分握手言和。

“最好的状态是,意识到‘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吸,我都是价值的’。”

我的内在感受比外表更重要。我的价值,不需要由外界来定义。

这种状态,就叫做自由。

在心理咨询师们看来,虽然心理创伤就像一个命运的魔咒,会在无意识间代代传递,但是一旦人们有了自我觉察,这个代际传递就会被打破,命运的魔咒也会随之被打破。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打破这个代际传承的过程中。”王彦说。

(应受访者要求,沈毅、雨璇、王彦为化名)

By 老秘书首席人物观

彩礼为什么屡禁不止

天价彩礼是困扰青年男性的一座大山。关于彩礼的”限制令“发了一道又一道,但还是收效甚微。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问题:

婚姻到底是不是一份工作?

在古代,婚姻和爱情可以说毫无关系,就是纯纯的利益联盟,甚至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家族利益的通盘考虑。这一点古今中外贫富贵贱概莫能外。你也可以把男女双方都看成打工人。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婚礼都极其隆重,因为办的越隆重,在社会意义上撤销婚姻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越难。说的通俗点就是,不管是大办婚礼还是疯狂要彩礼/其他物质保证,总之就是往死里折腾对方一回,要的就是确保不离,因为离了根本结不起下一次婚,不管是没钱还是没脸。

这种婚姻关系里面的两个人,就是纯纯的合作伙伴,类似于一起开公司。一起开公司,有革命友情最好,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完成婚姻分内工作,分享公司红利,不要把公司的账往外转,就是好伙伴。至于合伙人下班了去喝个小酒,和别人聊聊风花雪月,那还能叫事?谁还没点放松的爱好?所以东西方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放松”方式,东方就是妓院、纳妾(当然这对女性很不友好),西方古代的婚姻则比较平等,男女都平等的玩,路易十五甚至因为对妻子过于忠诚导致了宫廷内外的嘲笑,好在他发愤图强,玩了一大堆情妇,终于洗刷了耻辱。而王后对此已经不是宽容了,简直就是大加鼓励,毕竟对于一个已经生育十次的贵族女性来说,多活两年少干点活可比丈夫那虚无缥缈的“忠诚”靠谱多了。

在这种关系下,彩礼,或者说广义上的财物赠与,就相当于签字费,利益的提前交割,是为了和这个人缔结这项合作关系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给人家不签合同。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男性给女性,毕竟女性婚后面临生育,那时候是真的要死人的,说补偿一点不为过。而且别说在古代,就算在现在,离婚女性还是比离婚男性要更难进入下一段婚恋关系,也就是毁约成本更高。但也有例外,这种例外一般都是女性由于一些原因,迫切的想和某个地位很高的男性结婚,以此提升或者确保自己/娘家人/后代的权势和地位。常见的就是印度婚姻中,低种姓女嫁给高种姓男要陪嫁三倍以上,但是嫁给同种姓则不必。西方历史也有某些身份有些尴尬的女子,比如教皇或者国王的私生女,为了嫁给24K贵族丈夫洗一下自己的身份(主要是后代身份),付出了大量嫁妆,甚至最后也要不回来的先例。

所以这种情况下,彩礼(这个不一定是男对女)作为一种手段,可以非常有效的促成双方合作。可以说这就跟招聘时候给签字费一样,毫无道德问题。就算索要导致合作关系没谈成,也没啥大不了。这就跟你可以向公司要求签字费200W,公司可以不给,最多吐槽你奇葩,但绝对上升不到犯法的地步。说白了,这时候婚姻就好比工作,或者创业,反正是生产性的。那么创业或者入职前,把条件谈好,一点道德问题都没有。谈不好反而是脑子有问题,你入职不谈薪酬?创业不谈股份?

但是这些都有个前提,就是除了死亡,这种合作关系几乎无法解除,否则谁会为了一个不牢靠的随时能解除的合约,付出巨大代价呢?

到了20世纪,尤其是60年代之后,大家逐渐形成共识,婚姻成立的基础应该是爱情,而且是爱情到了一定火候才能结婚。这就完全把婚姻中的两个人从一个工作关系,变成了一个消费关系,而且消费的主要是感情。在这种设定下,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互相疯狂提供情绪价值,蜜里调油,你侬我侬,风花雪月…

哦对了,在这种设定下,离婚自然也是很自由的了。毕竟有感情才结婚,没感情就得离么。所以八九十年代很多电视剧里面,小三并不是人人喊打的形象,甚至还会有“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等金句。毕竟如果婚姻的合理性建立在爱情上,那么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不合理。

这种情况下,彩礼什么的当然是很不合适了。我跟你讲感情你跟我算钱?再说了,就算从利益角度来说,随时都能离,谁还愿意大笔掏钱来维系这段关系?万一黄了呢?那不是白掏钱了。

可是不管怎么有感情,都掩盖不了婚姻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事实。孩子你得养吧?老人你得赡养吧?生了病得管吧?家里装修打扫做饭得有人搞吧?你请保姆也要有人面试安排保姆工作吧?更不要说什么人情往来之类的了….

这些活并不会因为你有感情,就少了。有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和没感情的打扫一遍房子,工作量没啥差别。你可以不把婚姻定义为工作,可是工作量是不会因为你的定义改变而减少的。

所以即便嘴上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但各国在婚姻法上,都没有感情啥事,反而一定程度都体现了旧式婚姻“利益分配”的原则。比如西方的赡养费原则,就非常像竞业协议的补偿款。比如老婆因为生娃看娃牺牲的职业收入,老公在离婚后要补回来,一直付付钱维持老婆孩子的生活水平,直到老婆再婚或者找到差不多钱的工作。

所以这种制度下,婚姻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工作,甚至国家都出台了保障性政策。既然是工作,那么我海投可以吧?在职的时候出去面试面试可以吧?和同行聊聊待遇去谈薪可以吧?跳槽可以吧?谈补偿可以吧?大家入职看的是啥?是待遇啊!有几个人是因为热爱入职的?都是因为缺钱啊!

因为工作量是实实在在的,凭什么要因为“感情”就不拿工资呢?

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国没有赡养费制度,但是这个风险不会消失的,我国女性选择了风险前置,先付彩礼或者看你买房没有,再通过一系列的什么“送礼物测试”,筛选出有付出能力和付出意愿的男性结婚。这当然也有风险,但是比不筛选好对吧?

但是我国肯定不能鼓励大家把婚姻看成工作来找。可是这其中的工作量和风险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没了的。那咋办呢?

这一方面我国充分发挥了自由市场精神,你们自己谈,怎么谈,谈什么,谈成啥样,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既不参与,也就不负责了。你彩礼谈出一百万也好,负一百万也罢,谈成了也好谈崩了也罢,反正国家不会抽一毛钱成,都是你自己的事。

而只要你做过生意就知道,人,对利益完全属于自己的活,有多么拼命。

By 西城大妈

女主播的心酸谁能知

你可以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关注任意一位秀场女主播,但很难与她们在线下的世界里相遇。在网络的另一端,主播们像住在山洞的蝙蝠,晚上起床,开始直播。白天几乎无法见到她们。大多数时候,只有送外卖和药品的外卖员在她们的出租屋进进出出。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长期晒不到太阳,人都有些怕光。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卸下浓厚的妆容和美颜滤镜,现实中的主播气色一个比一个差。

这是王怡霖接触到的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很多工会,管自己叫“MCN公司”。直播的基地,也叫“网红孵化基地”,很容易让素人产生变成网红明星的遐想。王怡霖看见,有些线下直播室会在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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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霖

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但真正点进这些直播间,大部分时候,主播都在说,“求求大哥给我点个赞”、“不要走”。花一毛钱,就能获得“0.1元撩主播”的资格。直播间来了一位高等级的大哥,主播们会立马起身欢迎。有时候,突然有人刷了一个价值几千块的礼物,主播会哭得稀里哗啦,不断地说“感谢大哥”,“感谢老铁,我给你鞠躬”。

“给人感觉,就像乞讨一样”。王怡霖说。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

2019年3月,王怡霖给20名女主播发去了访谈邀请,但最终只有6位回复了她,都拒绝了更进一步的对话。直到后来,一位即将离职女主播答应了采访。她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她和“大哥”之间的关系。

“大哥”支持她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她变得越来越孤独,害怕开播,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严重失眠。刚开始,王怡霖很不理解,直播间的人来来去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她没有透露和大哥之间的故事,只是告诉王怡霖,“如果你自己做主播,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些感受”。

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以下是王怡霖的自述:

底层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磨平最好不超过60%,让直播画面呈现出一种不失真的美。鼻子直接拉高,头肩比一定要调,瘦脸可以打开40%-80%,这样既上镜,又不会显得有攻击性。“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我在连麦的时候,认识了来自东北的小雨,她24岁,住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市里。小雨认为自己长得普通,但有了美颜滤镜,“和网红没什么区别。”因为当地常住人口很少,她很难遇到有足够消费力的大哥。哪怕通宵直播,获得的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

“我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口红、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笔、眼线笔、腮红…… 这什么不是钱?还有化妆水、 卸妆水、 面霜……以后就开美颜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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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主播的化妆品 ©视觉中国

对于另一位底层主播小婷来说,美颜过滤掉的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28岁的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她拉高瘦身的系数,遮住自己尚未恢复的身材。

花不到50块钱,就能在网上买一件质感很差,但足够上镜的衣服。她对此很满意,“开了美颜,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

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6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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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正在直播的女主播 ©视觉中国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我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我在公会的线下直播间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描述着这些女性的共同愿景:“给我变成白富美然后在你未来老公面前抬头挺胸,理直气壮不花他一分钱想买啥买啥!!!”

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可供售卖的痛苦

一开始,我的定位是“才艺主播”。我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我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 “敢连”(连麦)。

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我被告知,这是把普通观众转化成为忠实粉丝最好的方法。一个玩家也让我“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PK游戏,可以在关注列表里选一个主播,也可以由算法匹配到其他人。接受挑战的两个主播,会被切入同一个直播画面,进行三轮,总计时长三分钟的PK。谁获得的礼物多,谁就是赢家,输家则必须接受惩罚。

PK什么,如何惩罚,主播们都会提前问各自大哥的意见,看看他们想看什么。单纯的才艺比拼不够吸引人。为了刺激男粉丝送礼,有些女主播会加入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表演,比如扭腰,亲吻屏幕,晃动胸部,或是用身体摩擦椅子。

惩罚也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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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直播中的网络主播 ©视觉中国

有一次,我跟一位大主播PK,她说,如果我玩得起,才会考虑和我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我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我也只能接受。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一名女主播曾跟我抱怨,她碰到一个有恋足癖的大哥。“大哥”是指支撑起主播大部分收入的忠实粉丝。输掉比赛时,大哥想出一个惩罚方式,要求她用脚抓起一个小球。这种奇怪的癖好让她觉得很恶心,但她找不到第二个男人,比这个大哥更能花钱。做完惩罚,大哥就会给她刷一个礼物。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现在想起那个画面,还是会让人觉得很难过。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奏效。后来,我也是在PK游戏时遇到了我的“大哥”。那天,我输掉了一场PK比赛,被惩罚打屁股。大哥说,当他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觉得非常内疚。在那之后,他下定决心,要给我刷礼物,帮我赢下其他PK。

平台流行着一句话,叫“主播的嘴,骗人的鬼。主播的脆弱,是鳄鱼的眼泪”。

英雄救美的爱情游戏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

那位曾下定决心,让我不再输掉PK的大哥,花了好几万,参加平台的抽奖游戏,抽中了价值4880元的一等奖“私奔到月球”。他告诉我:“其他主播有的东西,我也希望你能拥有,成为第一个送你这份礼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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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画面 ©王怡霖

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用说,看着一个个特效在面前绽放,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公会里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哪个女主播能抵挡大哥的浪漫,也没有哪个大哥能抵挡幸运抽奖的浪漫假象”。即使到最后,我只收到了这些大礼的20%,其他收入都进了平台和公会的口袋。

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

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我的一位大哥曾在采访中说,每次看到女主播哭,他都会感到尴尬、内疚。“我会给她送礼物,直播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大哥,我不想在别人面前丢脸,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没钱在平台上玩”。但他也讨厌主播的眼泪,“她们在逼我”。

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

就像妻子发现丈夫的外遇证据一样,她们会和大哥闹翻,或者要求大哥送更贵的礼物作为补偿。来自上海的25岁大主播佳佳,故意一周不直播,拉黑大哥的账号,让他知道自己吃醋、生气,回来哄她。更极端的时候,她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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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粉丝给主播送花 ©视觉中国

很多主播会不知不觉陷入情感的纠葛中。瑶瑶是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位主播。她21岁,长得很可爱,以前是专门教小孩跳舞的舞蹈老师。瑶瑶开播没多久,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大哥,就给她送了两万元的虚拟礼物。为了让瑶瑶登上平台的城市热搜小时榜,大哥还会设闹钟,在小时榜更新之前给她送礼物、做数据。

平时在直播间跳舞,有人会对瑶瑶说一些冒犯的话,大哥就申请成为管理员,把那些人都踢走,当瑶瑶的守护者。在大哥的支持下,瑶瑶月收入很快达到三万。

第三个月,这个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的女孩沦陷了。大哥到她的城市出差,两个人约在线下见了面。不知道大哥已经有家庭的瑶瑶,成了被动的第三者。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很快发现,失去了直播平台那些模仿贵族等级的身份再造,大哥只不过是个普通生意人。虽然有老婆孩子,但长期出差,让他非常孤独,在酒店、宾馆休息的时间,只能靠看直播来打发。

大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她。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

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直播间里,大哥送给瑶瑶一个200块钱的礼物。但她不会知道,大哥背后是不是花了2万才抽奖抽到的,这个礼物的价值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在现实里,瑶瑶收到一根口红,这个礼物明摆着就是两三百块钱。没有观众,快感大打折扣,送礼的人觉得没劲儿,收礼的人也没劲儿。

最后,两个人分开的主要原因,是大哥不愿意放弃他的家庭。瑶瑶一直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好看,为了挽回大哥,她尝试过整容。还曾在大哥生意做得不顺利的时候借钱给他。有一次,瑶瑶问我,是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就能留下大哥。趁着大哥睡着,她用他的手机,给大哥的妻子发短信,宣告主权。但这除了惹怒大哥,没有其他作用。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公会向来不支持主播和大哥私下见面。他们最清楚,秀场直播玩的就是人性游戏。有人贪婪、有人寂寞、有人好色、有人爱面子,主播其实就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去变现。公会的人常告诫主播,“一旦见了面,你们的关系就完了”。

大哥是谁?

在现实中见到大哥,我才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出于调研需要,我与十多位长期在平台进行直播打赏的大哥们线下见了面。有的是我直播间的粉丝,有的是直播姐妹介绍来的。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消费金额惊人的大哥,但都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

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我离开之前,大哥扯下几个袋子,一个个装满,让我拎回家吃:“你一定要拿着,我也没什么给你的”。

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后来,有很多主播都知道这位大哥不容易,也会劝他别花钱,在直播间里陪着就行了。但当厂里发工资的时候,大哥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上花出去几百上千块钱,给几位喜欢的主播一人刷两辆跑车。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单亲爸爸来说,每天面对的不是打工挣钱,就是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孤独。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实在没钱时,他也会待在直播间里,陪她们聊天,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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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主播房间里的毛绒玩偶 ©视觉中国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有大哥跟我吐槽过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养孩子压力大,老婆强势,丈母娘又嫌弃他挣不到什么钱。另一位大哥刚成立公司,为了拿下一个成都的项目,天天跟一位很难说话的中间人周旋,“我感觉我自己活得像狗”。

需要满足别人、讨好别人的大哥,在直播间里,从“乙方”变成了“甲方”,获得他们渴望的关注和尊重。平台会根据玩家的消费水平制定身份等级,只要花的钱多,就能脱离平民身份,进入贵族体系,成为骑士、伯爵、帝王。

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大哥们其实很脆弱,“玻璃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他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突然来了个高级别的玩家,主播开始转移注意力,跟新来的人寒暄,有的大哥就会吃醋,“你看,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

下播之后,我发现一个大哥把我拉黑了。他觉得自己没送礼物,受了冷落。主播得时时刻刻哄着他们,“哥哥明天再来”,“不要走,爱你哦”。

回想起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的日子,大哥们到头来都会后悔。我的一位大哥在平台上消费过几十万,因此欠下巨债。在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一篇控诉直播平台的小作文,将他所有的失败都归因于被诱导进行直播打赏,特别是直播抽奖。

他在作文中写,原本自己是个“阳光健康”的男性,开了两家公司。出差的时候,朋友跟他推荐了直播平台,说是可以看球赛,还有女主播唱歌。他觉得好奇,就下载了软件,点进去一看,别人都在刷礼物。主播教会他充值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没钱花的时候,为了维护在平台上的成功男士的形象,大哥还会借钱消费。软件里嵌入了微型贷款的业务,很容易就能借到钱。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他也欠了债,只能到处打工。每次见面,我都会请他吃饭。平时,他总舍不得在吃饭上花钱,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一碗重庆小面。冬天就两套衣服来回换,一凑近就能闻到羽绒服已经穿得带味儿了。

最开始,他还是戒不掉直播。于是跟妻子撒谎,让她给钱应酬,再拿这些钱刷礼物。直到最后跟他关系好的主播也相继停播,最后才把账号卖了。

大哥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公司运营上,如果几十万还在,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绝望劳动

田野调查结束后,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问我,是不是把这一行写得太灰暗了?在我成为女主播前,我也对那位因抑郁、痛苦而离职的同行有过类似的疑问: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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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霖的博士论文 ©王怡霖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和很多主播一样,我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不间断地唱歌、聊天,从那时起,我患上了慢性咽炎,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下播不意味着工作结束,我从靠背椅挪到床上,继续打开软件,和玩家维系感情:“大哥起床了没?吃饭了吗?今天有什么安排?我下午三点开播,你要不要来?”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做主播快半年的时间,怎么没见你搞学术,发论文?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和主播佳佳生活过一周,她是我们当中播得最好,最挣钱的明星主播。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

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我关注的一个主播,长期在社交软件上发到医院打点滴的照片。

大哥在主播身上花的钱多了,也会索求回报。有一位支持我的榜二大哥,一连好几天都不来我的直播间。他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直播的数据多么惨淡。后来,我忍不住问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回复我:“你那么聪明,肯定知道的,哥哥就看你的表现。”他希望能来我的城市见面,或者让我飞到他的城市陪他。

前期,我在公会线下演播室直播时,有人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发来私信:“等会儿接你下班。”平时,主播为了吸引来自附近的流量,会开启定位。玩家就能看见,双方的距离显示1000米、500米,还是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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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的线下直播间 ©王怡霖

有的玩家能在直播间看到主播背后的窗口,根据广告牌或者街景推断主播的位置。在我直播时,看到过一条弹幕:“我知道你在XX写字楼的第几层,那里面全是主播。”那一刻,我很害怕,我根本看不见任何人,但他们却知道我的具体信息。

如果玩家痴迷于平台的抽奖游戏,欠了钱还不上,最后都会算到主播头上。一些人会找到主播讨债,他们会觉得,“我是为了给你抽盲盒,刷礼物,才在上面花了钱”。实际上,主播只能从这里礼物中得到20%~30%,最高也不超过50%。我认识的一位主播,为了躲避大哥上门讨债,注销了账号,搬了家,一连换了六个直播平台,最后只能躲到一个国外的非法平台。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为了能和访谈对象见面,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线下生活,我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

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一位女主播转行到直播带货行业,加入选品团队。她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秀场主播还累。每天要把直播过的几千个商品输入系统,写评价,想文案,记录每种商品的优惠机制。厂家寄来的样品,都要自己先尝试,各类防脱发的洗发水,一瓶瓶往头上抹。入职后,工资从原本许诺的一万变成了五千,比她当主播时还低。一切合作都是不规范的,连份合同也没有。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我认识的一位主播,因为播得不好,被介绍到一个赌博的灰色平台。只有通过特定的链接,摁掉提示有病毒的弹窗,才能下载那个软件。她的工作是负责直播足球比赛,玩家买球、充值,都会专人对接。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说她从事非法活动,必须配合清查资金。她一着急,到处借钱,给对方转去了十来万。等到发现是电信诈骗,也不敢报警,不敢求助,“人家会说你自己也不干净”。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就像一位在家带孩子的主播给我展示的那样,她的大哥一月内在直播间里花了9万。她能从其中获得30%,相当于一笔巨款。

在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困难,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如今她年过三十,没有什么过硬的技能,为了照顾孩子不能离家太远,生活处处受限。

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By 谷雨实验室

如何识别饭局中的骗子

北京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北京的饭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能哄得一些刚认识的老板上当,真给骗子送钱办事。


还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装家”,超级能装。“装家”不骗,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 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让老板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一方面满老板的愿, 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

02“装家”
我见过一个“装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 类的小事。这位“装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我亲眼见过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装 家”见面,即被征服。湖南老板问“装家”在哪儿高就。“装家”答在中央为首长服务。老板来了兴趣,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


“装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老板答是某某啊。“装家”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我还见过他,又请我去湖南玩,实在没时间啊。老板见“装家”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秀,立刻很崇拜,背看着就驼了下去,恭敬地向“装家”要电话。


我跟湖南老板不熟,跟“装家”倒见过多次,自然不会点破玄机,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都是真的啊,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那是你的问题。


后来听说,湖南老板跟“装家”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装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老板很热情,“装家”很欢迎,只是真实能力有限,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让老板无比郁闷,又无话可说。
湖南老板嫩啊,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省长去中央办事,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当然老板嫩是一回事,“装家”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


当代北京饭局,纯骗子已经很少了,“装家”是主流,“装家”的数量也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


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我还见过教育部收发室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毕竟还要秀演技,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装家”,根本不用秀演技,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


03“装爷”


有位资深“装家”,我认识他两年,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但绝对相信他有料。因为他不管到那儿,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就是政协的,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副驾驶拆了,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


这样的资深“装家”和那些没有底蕴,只有演技,办不了大事的“装家”不同,资深“装家”能镇住你,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请资深“装家”帮你跑些ZF项目,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


京城最牛的“极品装家”大概数”高老大”了,他应该称得上是“装爷”了,超级能装的大爷,能镇住超级大的老板,能办超级大的事,比如拿地,搞机场建设、隧道建设之类的超级大项目。
“装爷”聊起家史时,说父亲是村长,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候父亲常教育他,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别跟一般小孩们一块玩,得端着劲,记住,你是村长的儿子。


受家庭教育影响,“装爷”从小就爱装大爷,后来成为“装家界”的传奇人物。传颂甚广的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装爷当时还是在位的领导,正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接受某领导人接见。
可能是因为南方发大水的缘故,大领导看上去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地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握到装爷这里时,出意外了,大领导伸着的手跳过装爷去握下一位的手了!装爷竟然平静地看了领导人一眼,双手背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大领导快七十了,当下脸就红了,说道,对不起啊,南方洪水下不去,我状态不好,怠慢大家了,向大家道歉,拜托大家也把我的歉意转达给刚才走掉的那位同志。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既为领导人的真诚感动,也折服装爷的勇气。因为这件事,装爷在党内出了名,大家都传装爷的后台比山高,比海深,从此装爷去哪个省都是警车开道,享受领导人待遇。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气,到处帮老板拿地盖房,或者拿一些机场建设、地铁建设之类的肥项目。


装爷有一次去某大使馆办事,在盖最后一个章的环节上,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使馆老外女领导一度有些犹豫。装爷三秒钟之内就哭了,痛编自己一生如何艰难,自己如何为了做出点有尊严的事,做出非人牺牲。装爷的眼泪在飞,女领导心软了,盖了章。
敢在人民大会堂装爷,能在小女人面前掉眼泪,装爷太强,空前绝后。


04高干家属


在北京饭局上,还有一类人比较鸡肋,就是高干形形色色的家属们。结交吧,他们未必能给你办事;不结交吧,他们又是家属,有相当的独特性。


在高干家属团中,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追捧巴结倒也值得,至于人家肯不肯给你办事当然另说了,毕竟不是买卖。像妹妹、哥哥、表妹、表哥、嫂子、小舅子、老姨、侄子、表侄子、外甥这类亲属,真拿不准是否值得结交。


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老板跟某高干的某亲戚打得火热。在某场合,老板遇到某高干了,上去热情巴结,说我跟您的亲戚某某认识,关系特好。高干保不齐回这么一句话,哦,某某啊,我们多年没跟他来往了。


当然,高干亲属能不能办事也不全在亲疏远近,还是要看个人能力。有的人虽是高干远亲,但自身活动能力强,会来事,这种人也管用。毕竟高干下头的人,哪敢随便打电话问高干,您那某亲戚,跟您远还是近啊。


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才,关键看你眼光,看你会用不会用。北京的饭局多,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想办事,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饭局上的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

05局长
在北京饭局上,有一类人要千万小心,这些人有点能耐,你求他们办事,他们表面上答应,也认真开始办,实际上他们爱玩阴的,爱做局,根本目的在于让你入局,脱不了身,乘机勒索你。


爱做局的阴谋家,简称“局长”。“局长”和老板认识之后,会称自己认识某高官,很高的高官,有能力帮一切人。幼稚的老板就会说,能不能引见我认识啊。“局长”的回答很爽快,能,而且很快,你等着吧。
很高的高官真的接见老板了,很热情,老板很感动。寒暄之后,高官说道,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愿意出力支持,我代表委员会先向你表示感谢。


老板心说,我操,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捐就捐吧,认识这么大的领导总要付出点代价的。老板问高官这慈善项目得多少钱才能撑起来。
高官说了个数,老板听了恨得牙直疼,又不好拒绝,只好含混着答应下来。


见完高官,老板后悔了,认识这么高的高官,其实没用,他怎么可能给你办事呢?至于捐款,不捐了,这么大的数,等于白挖了一年煤,何苦啊。

你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别人可未必这么想,“局长”和高官可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很快,高官见到省里的领导,聊着聊着就说到某老板号称要捐款,还主动找上门来,并亲口答应捐多少钱,但一直没动静,好多失明儿童等着呢,怎么回事,你回去给我问问。


省领导别过高官,就给办公厅打电话,交代要紧急处理诈捐事宜。省、市、县三级一把手都找老板要说法,老板还能说什么,只能说前段时间一直忙着筹捐款来着,现在终于凑齐了,今天就汇过去。
直到汇款的时候,老板这才发现,“局长”竟然是慈善项目的负责人。感叹“局长”厉害,看来高干和自己都成他做局的道具了。


有一次,我做东开饭局,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跟我打招呼,说要请几个重量级嘉宾来。我没在意,随口说好啊。饭局六点半开始,我开着车被堵在三环上,着急火燎时,负责接待客人的助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个不太熟的朋友带了几个纪检部门的领导来了。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这事有玄机,我是一个普通煤老板,跟纪检部门的领导本来没一毛钱关系,吃顿饭可就有关系了。万一饭桌上,领导开口求我点什么事,我到底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


我意识到我遇上做局的“局长”了,于是当机立断告诉司机,饭局我去不了了,急性肠炎发作,你负责把单买了,把客人招呼好。


江湖凶险啊!对于钱包鼓鼓,又有很多事要办的煤老板而言,尤其如此。

06花絮

有些没有实质目的的饭局,会请些老首长来助兴。有一场饭局,我见到了一个省里原来的老省长,快八十岁了,走路直哆嗦,话也说得含混。


我问马鹏程,这么大年纪了,看着都快糊涂了,怎么还出来参加饭局?

马鹏程告诉我,有些老首长为官时清正廉明,老了以后,既无人脉,又无钱财。而身边一直跟着的警卫或秘书,因老首长在位时没让他们捞着什么好处,现在伺候老首长,自然有怨气。厉害的就会收拾欺负这些没权的老首长,甚至逼着老首长出来参加活动帮他们捞点外快,否则就不伺候了,知道老首长也没地投诉去。


还有一次,中石油的一个副总请客,央视二台一个知名男主持也来了。男主持声音有磁性,人长得精神,当时正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气质很知性。饭局上聊起中东局势,这名男主持如此说道,“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
听得我们胃都酸了。
干掉两瓶红酒后,男主持不那么端着劲了,嚷嚷着要和中石油的副总对赌,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红酒,副总必须要给自己一张加油卡。

这兄弟开着三百万的车,为了一张两千块的加油卡,这么给力,真不知道是怎么发育的。

人在江湖,必知江湖险恶啊。

By 商闻

你是怎么被小红书驯化的

看到一个访谈,采访前小红书演算师,不禁感叹,小红书成功的关键,就是把所有人都驯化成绩效社会的奴隶。

1,演算工程师,直男,光头,他设计的模型可以决定什么人、什么内容能红。有天他坐在上海市中心的健身房里,发现对面是一家整容医院,而且是主打削骨那种,出来的顾客一个个都包着头。他进去闲逛,发现医院里所有人都在刷小红书。

他突然意识到,是他筛选出来的内容塑造了这些人的审美,这些人又按照他所灌输的东西,开始改造自己的脸。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上帝。

2,他说小红书的流量是可以人工控制的。平台需要人气的时候,他们就推一些有争议、引战、容易吵架——所谓“高讨论”的内容。你的情绪就是他们想吸的血。

3,那小红书是如何让全民陷入中毒的呢。他说平台有一个全自动模型。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发帖很快就能得到互动回馈。这会让你获得一些满足感和希望,哇,这么容易就有人回应我,说不定我认真做也可以当网红。

这一方面是平台会给新人流量,另一方面你怎么知道那些回复和点赞背后是真人呢,工程师说着露出了暧昧的微笑。

在你刚刚有所幻想的时候,平台会立刻甩你一耳光,开始压流量,让你产生焦虑和急迫感。咦,怎么没人点赞了,怎么没人看了。

人在这种时刻会产生自恋的受损,进而自我攻击,觉得心虚和恐惧,我是不是很平凡,是不是没有人在意我?

但你已经品尝过被注视的滋味,你自然会更努力去揣摩别人想看什么,努力去创作更有流量的内容。

所以咱们总能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骇人听闻、诱导性的题目,连狗路过都想戳进去看一眼到底是怎么回事。

4,那位前工程师说,他们还会和创作者开会,目的不是帮助对方,而是想了解软肋,想知道怎么让对方更焦虑。因为焦虑就是最好的生产利器。

他们希望用户每个小时都处于创作的焦虑中,这样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数据和内容进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经常写小红书的人,总是24小时虎视眈眈寻找着素材,无论吃饭旅行,心里永远都在构思,待会儿要怎么假装云淡风轻地来一篇,也永远活在渴望被关注、表演,以及竞争之中,把生命的所有时刻都商品化了。

5,平台还会特意打压创作者,如果哪位博主流量特别好,那就给她压下去,不能一直涨,免得对方太嚣张。

6,创作者焦虑,用户也别闲着,都一起来焦虑。那位工程师说,平台会刻意让大家看到一堆有钱的网红,名车,别墅,豪华的生活,让你产生羡慕和幻想,如果我也是网红,那我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一旦有过这种思绪,你就永远是创作者后备役。

看完访谈,我还是多少有些被震撼。在这个时代,大平台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利用心理障碍和自恋情结,把所有人都变成被驯化的病人,而小红书只是里面的最强者。

大家上班拿钱,每天抱怨不断,但一打开小红书,立刻心甘情愿开始自我剥削,疯狂帮小红书免费创造内容。

自我剥削永远比他人剥削来得更有效率,我们时刻处心积虑,过度生产,精神超负荷活跃,追求遥远的奖赏。

信息流占据着一切,被人关注,赢得他人的视线,成为所有人的副业。

这也影射着这个时代的焦虑,你永远活在全世界无声的指令中:你必须获得成功,你有义务过得更好。这牢牢的精神枷锁既来自“自我实现”的信条,也要自对成功的无上崇拜。

小红书就像一个绩效制公司,你不断为它优化自己,更高效地工作,更夸张地表演。它也像是一个劳动营,你的主页就是你的营地,人人都是它的奴隶。

用户们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我们彼此竞争,也共同营造虚假美好的景象。

哪怕你不打算创作,仅仅只是浏览小红书,永无休止的信息量,回音壁式的牢笼,其实已经是一种精神暴力,会让你疲惫,烦躁,产生窒息感。

在他人完美富有的生活面前,真实的自我就像是一个失败者,你会一边忍不住跳起来看看美好人生,又一边增强自我鄙视。网络让我们更加相信别人的人生,内心发动对自己的战争。

小红书对人的驯化,是外的,也是对内的。那位演算法工程师说,他辞职到现在两年,至今也会不断产生幻听,听见公司里广播的声音。

他对大家的建议是,不要试图成为网红,那只会害了你。

也许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珍惜的,是一种隔绝网络的本能,只有强大的灵魂才能拥有宁静。关上小红书,纵身大世界。

By 陈生大王

高校教授送外卖的深刻感受

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从送外卖的基本情况、个人体验与观察、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讲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全文如下:

说干就干。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希望的问题:能否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再像霍布斯所说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帕切科《约拿报告》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比如说:案例一。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帕切科《牢笼》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为什么呢? 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By 邢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