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在这个看似高度理性化却又时常怪诞且不确定的时代，再次凸显出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刘慈欣的《三体》虽是一部恢弘壮阔的科幻小说，其中却讨论了人性善恶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面对普遍的人性之恶的问题。他分析了小说中的人们在黑暗森林状态中，如何根据自身对生存的理解来思考生死善恶问题，指出三体危机的实质在于，在黑暗森林中无处不在的死神面前，思考生命的意义。作者提出，“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就是生命的深度展开。只有尊重生命本身，珍视日常生活”，才是生命的尊严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三体》第一部，贯穿小说的明线，是主流人类社会侦破地球三体组织背叛地球之罪，逐渐使三体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三体危机的直接起因，是叶文洁借助太阳向太空发射信息，亲身经历的丑恶使她对人类文明彻底绝望，这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因此，三体危机就是人类因为“文革”受到的惩罚。那时候，包括叶文洁在内的人类还远远没有认识到黑暗森林状态，都是根据自己对生存的理解，来思考生死善恶。这一部的实质问题是，如何来面对普遍的人性之恶。
叶文洁的理论及内在矛盾
叶文洁和她的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还不仅体现在这个黑暗森林的死局上。她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死局。以革命的名义背叛亲人，使她最初感受到人类之恶，但她在投入新的理想之后，却也无情地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她对杨卫宁的无情，与绍琳对叶哲泰的无情，何其相似！唯一的区别是，绍琳为的是个人的利益，叶文洁为的是一个新的理想。她为新的理想投入的激情，乃至对它天真的幻想，与她的妹妹叶文雪也如出一辙。更不用说她所带来的这场运动，又激发出多少人类之恶！
这场运动带来的最大牺牲，大概要算叶文洁的女儿杨冬之死了。叶文洁应该没有主动告诉杨冬她的发现，更没有吸收她进入地球三体组织，但她对世界的认识，对人性的观察，却很难不让杨冬知道，所以说：“我对冬冬的教育有些不知深浅，让她太早接触了那些太抽象、太终极的东西。”（Ⅰ.52）但她仍然非常注意把女儿往回拉，警告她不要轻易进入那个世界。但杨冬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各种空灵的理论，“那些东西一崩溃，就没有什么能支撑她活下去了（Ⅰ.53）。
叶文洁也许始终不知道杨冬偷看了她的资料，但她应该清楚，杨冬之死与自己有莫大的干系。除了自己的教育对杨冬性格的影响之外，地球三体组织“扰乱研究者的思想”（Ⅰ.206）的计划，是包括杨冬在内的许多科学家自杀的直接原因——无论杨冬是被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伤害的，这个事实都太恐怖了。无论如何，杨冬都是继杨卫宁之后，叶文洁理想主义的又一个牺牲品。如果说，杨卫宁之死还有些偶然，对于杨冬之死，叶文洁难辞其咎。
当叶文洁知道自己的理想主义已经彻底破灭，她也应该立刻想到了杨卫宁和杨冬的死，这不再是为了伟大事业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而是为一个荒谬的理想付出的巨大代价，使叶文洁与她所憎恨的那些恶人没什么两样。
当她用尽最后的生命爬上红岸时，叶文洁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现在，红岸基地遗址已经不再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而是她为之奋斗了多半生的荒谬理想的开端。这里，还有杨卫宁和雷志成的墓地，记录着她自己的罪。
爬上红岸这个行为，或许就是人类难得能有的“道德自觉”和“忏悔”，叶文洁经过这么多年，才比她所鄙视的那些人，多走出了这一步。但对于她对人类犯下的巨大罪行，叶文洁是无力忏悔的，因为，她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后的落日。
直到小说的第二部，我们才知道，叶文洁的忏悔还不止这些。在“走向她那最后的聚会”（Ⅱ.6）之前，叶文洁在杨冬墓前将黑暗森林理论最关键的部分告诉了罗辑，从而为人类最终战胜三体入侵，奠定了非常宝贵的理论基石。这个重要的细节提示我们，叶文洁虽然到最后才向自己承认其理想的内在问题，但就像许多口头上拒绝认错的人一样，她的内心早已涌动着深深的不安。
但就像三体人一样，叶文洁应该知道，掌握了黑暗森林的基本原理，人类就可以抓住三体人的命门，因而，本来以消灭人类暴政为目标的叶文洁，在这一刻，面对死去的女儿，不仅对那场聚会的结局没有把握，对地球三体运动的使命也已经产生了怀疑，尽管可能只是无意识的。
拯救之路的无望
在叶文洁遥望人类的落日的时候，她也把目光投向了齐家屯，那个曾经让她获得家的感觉的东北小村庄。她没能在三体文明找到战胜人性之恶的道德，唯一能暂时化解人性之恶的，是这个小村庄，但她在报复全人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村庄里的所有人也一并报复了。
叶文洁超越黑暗森林的努力无可避免地失败了，她将三体危机带到了地球上，也将地球带进了更加无边的黑暗森林。但也是叶文洁留下了克服这场危机的线索。她倔强地相信，能有什么东西克服人性之恶，黑暗森林应该有个边界，尽管她不知道这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和伊文斯的方案是截然不同的。伊文斯对世界的审判是彻底的，他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对待人性之恶，三体文明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三体世界究竟与人类有什么不同，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只想毁灭人类，美好的天堂仅仅存在于他的心里，或者说，仅仅存在于对人类世界的毁灭行为中——人类之恶，其实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哪个人、哪种行为的恶，他并不想拯救哪种具体的生命，只想毁灭充满了恶的生命。这种态度看似极端，却是一种更简单、也更容易理解的解决方案。在无处可逃的黑暗森林中，除了对它的彻底否定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像叶文洁那样，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条拯救的道路，不仅是最终不可能的，甚至会使自己难免沾染上这充塞天地的罪恶。
黑暗森林中的生命是深不见底的，如果说有更多的维度，似乎也只是有更复杂的罪恶，有更多种罪恶的可能性。叶文洁小心翼翼地潜入到人性深处，虽然触手可及无处不恶，但黑暗森林中也曾闪过微茫的光芒，那就是齐家屯的点点灯火。 既然有那样的村庄，既然有那样的温暖，又怎么能说黑暗森林中都是暗无天日的呢？这应当就是叶文洁不肯赞同伊文斯的根本理由。
尽管齐家屯这弱小的光芒不足以战胜四周无处不在的黑暗，这却决定了叶文洁不会采取彻底毁灭的态度来对待人类文明。生活中又何尝没有更多的光芒？杨卫宁的爱、与杨冬的相濡以沫、学生们的感恩、孩子们的天真，这是黑暗森林中不时闪出的一些亮光，叶文洁随时都可以感受到。但这些亮光，就像潜藏在黑炭下的火星，虽然几乎无处不在，但很难形成燎原之势。叶文洁刚刚捕捉到一点点火星，瞬间就又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了，这使她非常无助。就在这时候，她得到了三体人的回复，于是幻想着三体人能够帮她带来熊熊大火，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但没想到的是，三体人却是带着更加无边的黑暗而来的。
生活的尝试，生命的尊严
在三体危机带来的恐慌中，只有一个人真正表现出了生命的尊严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那就是史强。在小说第一、第二部中都有重要表现的史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形象。他在小说开头的形象是：“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穿着脏兮兮的皮夹克，浑身烟味，说话粗声大嗓。”（Ⅰ.1）
但这个一开始让汪淼非常厌恶的警察，很快就显示出其过人之处：“这个外表粗俗的家伙，眼睛跟刀子一样。”（Ⅰ.6）史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与地球三体组织的斗争中，他却是个决定性的人物：是他在地球三体组织的聚会时成功地将对方一网打尽，也是他想出了有效策略，杀死伊文斯，而又能截获“审判者”号上的三体信息。
这两次行动使地球三体组织遭到重创。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被突如其来的危机吓傻了的时候，只有史强还保持着生活的常识。 他根本不去仰望星空，根本不考虑那些所谓终极的哲学问题，他关心的是买房子、孩子上学，以及一个又一个案子，他真正的看家本领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事串联起来，串对了，真相就出来了。”（Ⅰ.97）
能把这些表面上无关的事串在一起，除了天才的想象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常识感，即常伟思看重的“经验”。 正是靠了这种常识感，史强对事情的判断不仅远远超过汪淼、丁仪这些专家学者，更成为叶文洁和伊文斯的真正克星。
这也正是叶文洁和伊文斯最缺的东西。他们关心的是抽象的生命、形而上的善恶、作为集合名词的人类，却几乎没有真正的日常生活，甚至以刻意远离日常生活为荣。 无论红岸基地、“审判者”号，还是充满终极问题的哲学著作，都距离生活极其遥远。本来有着日常生活的汪淼，在倒计时面前也完全乱了方寸。
而叶文洁虽然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也并不甘于沉溺在日常生活中，她对杨冬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教给她日常生活。她之所以觉得在齐家屯的那几天最温暖，是因为她暂时被拉回了日常生活。多年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伊文斯，与日常生活近在咫尺，却根本无兴趣进入。要不然，为什么大兴安岭的小村庄充满了温暖，黄土高原上的村民就都成了魔鬼呢？日常生活，便是那黑炭下的火星，其实无处不在，完全可以燎原，但是，火星必然会烧出黑炭来，没有独立存在的火星。在叶文洁和伊文斯那抽象的概念中，善恶永远对立，他们试图从人类的生活中消灭恶，保留善，就如同消灭身体保留灵魂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个古老的命题本就充满了争议。人们诉诸的理由往往是，多少人在作恶，多少人在行善，这样争论下去，这个问题永无答案。然而，在更深的世界文明传统中，叶文洁的这种人性论是非常靠不住的。
伊文斯之所以认为人性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多少动物被杀害，多少物种在灭绝，而是因为一个更深刻的理由：人类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不可能接受物种共产主义，一句话，人没有上帝那么好，所以就是恶的，这就像黑暗森林一样，无可反驳。所以，人类应该遭到灭种的惩罚。但史强诉诸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国智慧：生之谓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就是生命的深度展开。只有尊重生命本身，珍视日常生活，才谈得上善恶问题。 谁也无法否认浩劫中的作恶，谁也无法认可物种灭绝的正当，但因为这些恶行就去随意杀人，甚至灭绝人类，本身就是最大的恶。而人性的力量，也正在生命本身。
当汪淼和丁仪陷入极度绝望中的时候，史强带着他们到华北平原去看铺天盖地的蝗虫，告诉他们：“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Ⅰ.296）虫子不可能被真正战胜，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技术，而就在于生命本身的力量。 于是，“三个人沐浴在生命的暴雨之中，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Ⅰ.297）。史强不懂科学，也不懂哲学，但他懂得生活，这就是他的一切力量之所在。
史强不会去问那些有关善恶的哲学问题，因为在生活本身面前，善、恶都只是概念。二百多年之后，罗辑对史强讲清楚了善恶的问题：“下面要定义两个概念：文明间的善意和恶意。善和恶这类字眼放到科学中是不严谨的，所以需要对它们的定义加以限制：善意就是指不主动攻击和消灭其他文明，恶意则相反。”（Ⅱ.443）
最早发现黑暗森林理论的叶文洁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她天真地认为三体文明一定更善良，因为经历过太多恶的她，也把善抽象化了，伊文斯更是如此。但罗辑明白，生命才是第一级的概念，善、恶并不是。生命为了保存自己而攻击其他生命，虽然是恶的，却也是生命的必然要求；生命不需要攻击其他生命也可以活下去，从而不发动攻击，那就是善的。但若生命在面临威胁时仍然不攻击，甚至邀请其他生命来攻击自己，那就是愚蠢了，因为如果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就根本谈不上真善美。
而地球三体组织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因而对于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是邪恶的背叛，比叶文洁和伊文斯所经历过的所有恶都更罪恶。黑暗森林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的需要会使生命必然攻击其他生命。但地球上的人类通过社会和政治制度，使人们之间不必相互攻击也能生存下去，并且认为不相互攻击是理所当然的，这才是黑暗森林中最大的奇迹。 叶文洁和伊文斯都是出于这种理所当然，而无法容忍人类当中一些没有按照这种生活方式做的人，并对他们充满了愤慨。
竟然有这么多地球人“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种”（Ⅰ.239），这一点本身就是文明过于发达的一个结果，因为文明的自我修正能力，是在道德观念相当牢固的文明中才能产生的。 正如但丁在地狱中的各种罪人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闪光之处，地球三体运动这样大规模的背叛运动，恰恰证明了地球文明的尊严。
当然，这种尊严会阻碍人类去认识黑暗森林，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黑暗森林，就是由生命最低的维度构成的社会。 人类沉在深度文明中过久，以致不能看到生命那最简单的现实。最早接触外星人的叶文洁花了大半辈子才认识到，要找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的罗辑，来传承她的宇宙社会学，但史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层次。
从深度文明中浮到表面上，获得生命的常识感，会使人类有更明晰的理性和力量，但只有深入文明当中，才能有更丰富的生活。这两个方面，都是文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黑暗森林法则的现实意义
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使作品中的人类与敌对的三体人建立起了一种“黑暗森林威慑”，即通过威胁公布其星球坐标的方式，使三体人忌惮被更高级文明发现并毁灭的后果，因而停止入侵地球。透过文本，结合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不难发现“黑暗森林法则”与“核威慑理论”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具有同样的现实主义范式，相似的基本假设，以及类似的演绎推理。本文将通过对比二者的近似范式（“宇宙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和共同机制（威慑理论），分析“核威慑”理论在该作品中的应用，并具体分析威慑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要素、探析“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的差异之处。
【关键词】核威慑，威慑理论，现实主义，“黑暗森林法则”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刘慈欣 《三体II黑暗森林》
“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一切，也会在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与创造能力来保障生活的时期中产生。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利维坦》
“黑暗森林法则”是我国优秀科幻系列小说《三体》中的一个重要设定，其主要内容为：宇宙中所有文明的首要目标都是生存，而宇宙中资源总量有限，且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另一个未知文明的善意或恶意。因此，当一个文明的所在位置暴露时，便必然会招致其他更高级文明的打击而被毁灭。基于这一法则，在系列第二部中，男主人公罗辑向正在入侵地球的外星高级文明——三体人发出警告，以向全宇宙公布三体人母星的具体坐标为威胁，迫使三体舰队转向，进而建立起了地球人与三体人之间的“黑暗森林威慑”，成功维持了两文明间62年的和平（这一时期被称为“威慑纪元”）。
可以看出，罗辑为阻止三体人入侵所采取的战略，本质在于“威慑”(Deterrence)：以实力让对手感到害怕，令对手惮于两败俱伤甚至是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因而不敢轻易发起攻击。这一战略与始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理论范式、机制设计到应用效果都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小说中的“黑暗森林威慑”在罗辑的后继者无法承担威慑任务后失效，使人类和三体星球都遭受灭顶之灾；而“核威慑”不仅保障了冷战时期人类文明没有毁于美苏两国的核战争，且至今仍为维护世界的相对和平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将从“黑暗森林法则”与核威慑理论所从属的理论框架——“宇宙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比较，理清两者相似的理论范式，进而再通过核威慑理论的理论内容与实践应用，解读“黑暗森林法则”的本质，分析其生效与失效的根本原理。
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宇宙社会学”与现实主义理论
《三体》中的“黑暗森林”这一法则是从罗辑建立的“宇宙社会学”中推演而来的。这一学说认为，有两条基本公理：1.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又引出了 “猜疑链”（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另一个文明是否具有恶意，也无法获知对方对自己是否具有恶意的判断，由此产生循环往复的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文明的进步速度并不匀速，弱小文明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超过更强大的文明）的概念，由此推论出了“黑暗森林法则”：对高级的宇宙文明来说，当发现一个未知文明时，由于“猜疑链”的存在，探测成本高于打击成本；而在对方出现“技术爆炸”前，最佳的选择就是毁灭对方——这种残酷的黑暗状态，就是宇宙的常态。
类似于小说中的“黑暗森林”状态，其实早在约四百年前就被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概念系统阐释过了。霍布斯认为，在国家诞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之中，但由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于恐惧和欲求，加上彼此间的猜疑，总是会选择互相攻伐，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这种充满战争的自然状态被霍布斯称为“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尽管在社会契约基础上成立的国家使得人们走出战争状态，免于被剥夺生命的恐惧，但在国际社会中，并没有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来结束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各个主权国家仍然要通过自助(self-help)的方式来保障自我的安全——因此，霍布斯的学说也就成为了现代国关理论中，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anarchy)这一基本假设的重要理论来源。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这门“宇宙社会学”几乎就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宇宙版”——两者对各自学说的理论范式界定，对国际（星际）体系的基本假设，再到对体系内行为体的认识，都如出一辙（即便前者研究的对象是更广阔的宇宙尺度上的“文明间关系”）。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Kenneth Waltz, 1979)；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人性本恶”是分析的出发点，政治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Hans Morgenthau, 1948)；国家需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权力或安全（古典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有分歧：前者认为权力即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后者认为权力是保障安全的手段）；而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者更是认为，无政府状态导致国际安全的稀缺，国家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John J.Mearsheimer, 2001)。
同样，“黑暗森林”状态也就是宇宙尺度上的“无政府状态”；宇宙中一个个孤立的文明便构成了这一体系中的基本行为体；行为体中的个人也必须对他人保持恐惧与警惕——如同《三体Ⅲ·死神永生》中的人物维德所说：“失去人性，失去许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文明的第一目标是生存，为此必须不断扩张……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与现实主义理论从范式到基本假设，有如下相似之处（如表1所示）：
“宇宙社会学” 现实主义 国际（星际）体系基本状态 “黑暗森林” 无政府 主要行为体 宇宙文明 主权国家 首要目标 生存 安全/权力 人性观点 无从判断(“猜疑链”) 人性本恶 行为体间关系观点 敌对、猜疑 竞争、非合作
(表1 《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比较)
由于“祖师爷”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已提供了经典的阐述，因此一个了解现实主义理论的人，在读到“黑暗森林法则”时，应该是不会为这一残酷法则的“黑暗”程度感到惊讶的。由于两种理论的相似假设与推论，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想：如果不是因为得到了叶文洁（最早发现并联络三体文明的关键人物）的点拨，那么在“三体危机”中，最早发现“黑暗森林法则”的，极有可能是一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而不是罗辑这位社会学家。
2“恐怖平衡”：威慑为什么带来和平？
既然“宇宙社会学”与现实主义理论有如此相近的理论范式，那么自然也会派生出相似的安全战略——在小说中是罗辑与三体人建立的“黑暗森林”威慑,在现实中则是大国间的核威慑。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核武库中均拥有足以毁灭世界文明数十次的核武器。然而，尽管局部战争和核危机不断，美苏两国却并没有真正使用核武器攻击对方本土，也没有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种铁幕之下的相对和平，恰恰建立在双方都拥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核力量的基础之上，因而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
在《三体》世界中，人类与三体人间的互相威慑，也体现了类似的逻辑：威慑（Deterrence）。
1. 《三体》中的“黑暗森林威慑”
在《三体》中，面对科技远远领先于人类的侵略者——三体人，地球人无法从正面抗争，因此利用三体人思维透明、不懂得欺骗的弱点，启动了“面壁计划”，让“面壁者”通过隐蔽的思维找到破解之法以阻止三体人的进攻。在其他三位“面壁者”的计划都宣告失败后，罗辑终于以“黑暗森林法则”这一规律武器与三体人谈判，建立起“黑暗森林威慑”，并以一己之力维持了两文明间长达62年的和平期。
“黑暗森林威慑”的建立，基于“黑暗森林法则”的推论：宇宙中的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其他文明都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文明都将会被很快消灭。因此，罗辑向三体人发出威胁：如果三体人继续入侵地球,他将利用太阳核弹链，向全宇宙广播三体世界与周围三十颗恒星的相对位置（同时也会暴露地球的位置）。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么按照“黑暗森林法则”,地球和三体星球的存在都将被其他高级文明知晓，从而招致灭顶之灾。忌惮于这种“同归于尽”的可怕后果，三体人不得不答应了罗辑的要求，命令其舰队转向，并在罗辑担负威慑任务的62年里始终维持着与地球的和平状态。在这62年里，罗辑先是掌控太阳核弹链的起爆开关，后来又掌握引力波发射器的发射开关（两者的功能都是向宇宙广播星球的位置），成为了悬在两个文明命运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执剑人”。
遗憾的是，承平日久的生活让地球人对罗辑所担任的“执剑人”角色产生了恐惧，担心把两个文明的命运交给一个独裁者主宰的后果。因此，人类通过选举产生了第二任“执剑人”——即广受读者诟病的“圣母”程心。由于三体人判断程心没有按下发射按钮的勇气，因此在 “执剑人”交接15分钟后，便对地球发起了进攻，彻底摧毁了地球上的引力波发射装置，导致维持了62年的“威慑纪元”自此终结。幸而，在太阳系之外的人类利用“万有引力”号飞船（具备发射引力波广播功能）向全宇宙进行了引力波广播，公布了三体星球的位置,令三体世界在更高级的文明打击下毁灭，不得不停止入侵地球的计划。而太阳系也遭到了高级文明用“二向箔”进行的降维打击，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最终毁灭，仅有少数个体幸存。
2. MAD: “相互保证毁灭”原则
核威慑战略得以建立，关键在于“相互保证毁灭”(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能力。
“相互保证毁灭”原则派生于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 1963)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保证破坏”原则，即美国在遭到苏联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后，其残存核力量仍然能够毁灭苏联“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工农产业”的报复破坏能力。根据评估，在1967年左右，苏联也具备了对美国同等的报复能力。
核武器这种战略武器一旦发射，就会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是双向的：核战争的攻击方可以给对手造成毁灭性伤害,也会招致对手同样的毁灭性反击。因此，核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正是由于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一方即便没有很大的核能力，另一方也不敢冒着毁灭性风险发动战争，这被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1990)称为“水晶球效应”(Crystal Ball Effect)。同时，约瑟夫·奈(2009)指出，核武器让核威慑（通过恐吓使对方不做某事）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战略，核武器也因此成为了一种“不可被使用”的战略武器。在核威慑下的博弈中，双方的较量也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物理上的。在“疯狂的”（MAD）“相互保证毁灭”原则之下，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成了“假如你攻击我，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你的进攻，但是我手中的报复手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不敢首先对我发动攻击”,由此便形成了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
核武器的“相互保证毁灭”原则不仅可以保证美苏两个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不轻易发动战争，也成为了小国保障自我安全、制衡大国威胁的工具。例如，在2018年以前，朝鲜宣称自己的“拥核”目的是为了确立核威慑和针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并在2016~2017年内积极开展核试验、频繁试射弹道导弹以展示其核力量。虽然朝鲜与美国国力相差甚远，根本不可能通过常规军事手段防御美韩联军的进攻或阻止美军的核打击，但由于其核武器的存在，美韩也不敢冒着遭受朝鲜核武器报复性攻击的巨大风险，对Kim Jong-un政权采取军事行动,而只能使用经济制裁、美韩军演等有限遏、威慑制手段。正如一个政治笑话所讲：
问：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
美国：我们怀疑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问：为什么不攻打俄罗斯、朝鲜？
美国：他们真的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同样，在《三体》中，虽然地球人与三体人的科技、军事实力相比，悬殊程度远大于朝鲜和美国的实力对比（三体人的一枚“水滴”探测器就摧毁了人类舰队的几乎所有飞船），但是，由于罗辑手中有足以使两个世界同归于尽的太阳核弹链/引力波按钮，地球人也就掌握了对三体人的“相互保证毁灭”能力，威慑(Deterrence)因此得以成立。
3. 二次打击能力
要想使得核威慑得以维持，不仅需要大量的进攻型核武器，还需要保证己方核武器在遭受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后，仍具有反击报复能力，即“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apability)。
由于在第一轮核打击中，打击的首要目标一定是目标国家的核设施，因此，要取得核威慑能力，就必须保证自己的核武器在承受第一轮打击后，仍然能有残存力量对对方的大城市、工业中心等高价值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具备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成为了一个有核国家拥有成熟核威慑能力的标志。
提高二次打击能力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己方核武器在第一轮核打击下的生存率。这不仅要求拥核国家应具备一定的核弹头数量，也要有多元、高效的核武器投射工具，因此也加剧了有核国家间的核军备竞赛——不仅是核弹头数量的竞赛，更是核武器“存活率”的竞赛。在冷战对抗期间，美国空军曾部署装载有核弹的B-52战略轰炸机24小时在空中巡航，以保证接到核攻击指令时能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是为了确保美国拥有一次打击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苏联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也保证了美军具有了在美国本土遭遇攻击后展开报复性的“二次打击”的能力。同时，美苏双方都设法提高了自己的二次打击能力。
例如，构筑能够抗攻击核打击的地下洲际导弹发射井、部署在大洋深处待命的核潜艇、装配可移动的核导弹列车、建造迷惑对手的假核设施等。
具备了一定的二次打击能力，即具备了初步的核威慑能力。美国之所以不敢对朝鲜的核设施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的核武器极有可能分散隐藏在山洞之中，很难被一次性全部摧毁。而根据专家分析，朝鲜于2017年试射的“火星-14”号洲际导弹射程可达6000公里，已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假设朝鲜已经有了数枚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即使数量不足美国的百分之一，在美国对朝鲜发动核打击后，如果朝鲜藏在各处的隐蔽核武器对美国展开二次打击，即使不能危及美国本土，驻韩美军、驻日美军以及美国夏威夷群岛也极有可能成为朝鲜的报复攻击目标，出于投鼠忌器的心理，美国也不能完全通过武力逼迫朝鲜“弃核”。
《三体》中，在太阳系外的“万有引力号”飞船，也就成为了人类最后的“二次打击”手段。在地球表面的引力波发射装置被三体人完全摧毁后，远在地球之外、载有引力波发射装置的“万有引力号”就如同在第一轮核打击中幸存的一艘核潜艇、一架战略轰炸机、或是一枚装载着核弹头的轨道卫星武器，向全宇宙发射了三体星球的坐标，从而完成了对敌人（三体人）的“二次打击”保证了与对手“相互摧毁”。而人类过分重视一次打击能力，忽视二次打击能力，没有建造更多“万有引力号”那样的可移动引力波发射装置，也成为了“黑暗森林威慑”中的一项重大战略失误（事后人类也做出反思：问题不在于引力波发射台的数量，而在于部署的位置——如果已经建造的23座发射台不是在地面而是在太空的话，三体人很难通过一次攻击就全部消灭它们——但遗憾的是，“万有引力号”只有一艘）。
值得一提的是，《三体》中负责发动二次打击的“执剑人”角色，在历史上也有迹可循。在冷战时期，随着强硬的里根总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计划），苏联方面担心既有的核平衡被打破，因此开发出了一套“边缘系统”(Perimeter)，西方称之为“死亡之手系统”(Dead Hand)。这套系统的目的在于保证苏联能够对美国的核打击予以还击——即使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的所有高官在美国的核打击中丧生，这套系统也能自动识别危机状况，向全苏联境内的洲际导弹发出广播，这些洲际导弹在收到这个广播后将会自动发射。而为了避免计算机的误判，这套系统配备了三名不需要很高军衔的苏军军官控制系统开关。而这三名控制室里的值班人员，就扮演了类似于罗辑的“执剑人”角色——他们手上的开关，掌握着两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死。
4. “囚徒困境”与威慑原理
“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背后的逻辑，即“互相保证毁灭”原则与威慑的稳定效应，都可以用博弈论中的经典非零和博弈模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来解释。
囚徒困境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境：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Merrill Flood & Melvin Dresher, 1950)。
囚徒困境解释了为什么在合作可以使双方取得“双赢”结果时，合作依然难以达成，也解释了为什么“威慑”成为了有核国家的最佳选择。
在美苏冷战与“三体危机”中，博弈双方都面临着与囚徒困境中的“囚徒”相似的选择：核武器与“黑暗森林法则”的毁灭性威力意味着，任何一方发起攻击，最终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如果美国对苏联首先发起核打击，或人类首先公布三体星球的坐标，那么苏联与三体人也必将发起同样的还击，因而造成两败俱伤的“双输”局面。由于安全和生存是双方共同的首要目标，因此，博弈双方均保持各自的武器瞄准对方，却不轻易发动进攻（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双方均“招供”选择），就成了这一困境的最优解。如表2所示，左边数字代表三体人（苏联）的收益，右边数字代地球人（美国）的收益，博弈将呈现如下四种结果。而由于对方报复手段（二次打击能力）的存在，单方面的进攻行为并不能保证“损人利己”的最高收益，因此双方均会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打破平衡。
地球人（美国） 三体人（苏联） 是否发动核打击/暴露对方坐标？ 否 是 否 1, 1 -3, 2 是 2, -3 -2, -2
（表2 “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的博弈论模型）
由此可以看出，“囚徒困境”的存在让彼此拥有“保证毁灭能力”与“二次打击能力”的双方趋于选择“威慑”战略，即通过迅速和压倒一切的报复能力威胁对手，防止其进行某种行动。这是冷战之下“核阴云”密布，却并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是拥有压倒性优势的三体人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罗辑面前放弃进攻，选择和平的原因。
3威慑成功的要素：威慑=实力×决心×对手相信
然而，“黑暗森林威慑”持续62年后、在人类实力远比62年前更强的时候，对三体文明的威慑却宣告失败。这说明，拥有威慑能力并不是保证威慑成功的全部条件。接下来本文将探讨，成功的威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
1. 威慑的公式
美国著名战略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威慑战略”的权威提倡者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提出，战略威慑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和被对手充分估计到”。同时，三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乘，因此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为零，则威慑效果将变也为零(Kissinger, 1961)。将这一结论公式化，则为：
威慑(Deterrence)=实力(Capability)×决心(Resolve)×对手相信(Belief)
威慑的有效性要保证“在物质与心理之间，有形与无形之间，虚拟与真实之间”做出必要的调节。核威慑并不是唯一的威慑形式，其他可供灵活选择的策略还有：举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发动和进行军备竞赛、实行平时和战时封锁、加强在某些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改进武器系统、以阅兵式展示军事实力等(《战略与管理》，1996)。
在核威慑中，实力外的另外两个要素比其他常规武器威慑更为重要。因为正如约瑟夫·奈所说，核武器的强大破坏力让传统战争中的动员和战争准备失效——因为核战争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爆发（Nye, 2009）。一触即发且后果不堪设想的核战争，要求核按钮的掌控者（在现实中是各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三体》中则是“执剑人”）必须具有果断的品质和坚定的决心，且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手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与决心——在遭到核攻击时，可以在短短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内按下核按钮，实施核反击。
《三体》中“黑暗森林威慑”的失效，除了不重视“二次打击能力”的战略失误，人类犯下的最致命错误就是选错了“执剑人”，导致威慑的两个关键要素“决心”与“对手相信”几乎完全丧失，因而招致灭顶之灾。
托马斯·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 2008)曾指出，对成功的威慑来说,最难的部分在于向对方表明自己的意图，也就是三要素中的“对手相信”。在《三体》世界的设定中，由于三体人可以通过二维展开改造后的智能微观粒子“智子”侦查、通讯，所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三体人面前暴露无遗，三体人可以随时监控并核实人类一切行动的可信度。因此，对人类来说，只要拥有“决心”，是很容易向三体人展示并使之“相信”自己的决心的，也即,除“能力”外的两个要素，在对三体人的威慑的特殊条件下，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要素。
2. “黑暗森林威慑”失败的原因：“决心”与“对手相信”的缺失
无疑，罗辑是一位优秀的“执剑人”，他在最绝望之时以自己的生命相要挟——如果自己的生命停止，对三体人的“黑暗森林威慑”将自动启动——从而使得三体人充分理解了他的威慑决心，愿意与他谈判并议和。在他担任“执剑人”的57年生涯里，三体人根据他们建立的人格模型分析出，罗辑的威慑度“如同一条凶狠的毒蛇”，在90%~94.6%之间浮动。因此，只要罗辑还执掌着悬在两个文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力波发射开关），在有充分的威慑能力的前提下（完备的引力波发射台），三体人可以感知并相信罗辑的坚定决心，明白如果自己发动进攻，罗辑有至少90%的可能性会按下开关，就如同遭到核打击的领导人按下核按钮一样，选择与之同归与尽。因此，在62年的“威慑纪元”中，三体人始终不敢轻举妄。
而相反，人类由于在和平与民主的环境下发展了62年，对外部的威胁产生了懈怠，也对等同于独裁者的罗辑产生了不信任感，因此推选决心了更具有爱心与亲和力的程心做下一任执剑人。然而，根据智子后来的透露，程心的威慑度只有“可怜的10%”，且十分稳定。这也就意味着，在“能力”这一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当罗辑将引力波开关交给程心的一瞬间，“决心”与“对手相信”这两个要素便陡然下降了至少80%，让原有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对三体人来说，这也意味着进攻的风险也大大降低——程心只有10%的可能性会选择按下开关，于是便在“执剑人”交接仅仅15分钟后便发动了进攻，彻底摧毁了地球上的引力波发射台，令“能力”这一要素也不复存在，让“黑暗森林威慑”彻底失效。而程心在面临打击时选择扔掉开关的表现,也验证了三体人的推断。如果不是三体人错误地认为“万有引力号”已被摧毁，可以想象，故事中的地球将很快被三体人所奴役。
虽然书中没有详细描述三体人对地球“执剑人”威慑度的计算方法，但不难推断，“威慑度”并不等于“危险度”——高威慑度的“执剑人”并不是疯子或战争狂人，而必须是果断且冷静的理性分析者，能够判断危险到来的时机，并能在最短时间内采取反制措施，即使以整个文明陪葬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罗辑与另一人物维德（威慑度保持在100%）具备这样的胆识与气魄，因此对三体人来说，这样的“执剑人”就使得人类对三体的“黑暗森林威慑”完全具备了“能力”“决心”与“对手相信”这三个条件，因此改变现状的进攻或挑衅行为都是极度危险的。反之，低威慑度的程心让后两个要素几乎荡然无存，人类对三体人的威慑能力也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3. 虚张声势策略：“黑暗森林威慑”与“核威慑”的差异
《三体》毕竟是一部科幻小说，书中一些三体人与地球人的差异也导致了个别条件的不同。
如前所述，由于三体人无处不在的监控，人类的“能力”“决心”以及与之相随的“对手相信”这三要素实际上对三体人是完全透明的。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虚张声势”策略(Bluff)对三体人是几乎无效的。小说中除罗辑外的三个“面壁者”之一雷迪亚兹也试图采取类似于“同归于尽”的方法建立对三体人的威慑——通过引爆巨量氢弹产生连锁反应毁灭太阳系的做法，逼三体人就范。然而，他的计划被三体人识破，并被告知“主不在乎”，因此这一威慑计划也变成了被拆穿的“虚张声势”，宣告失败。
与此相对，三体人由于思想的透明性，也不善于运用欺骗的方法，所以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威胁或承诺都是可信的——这对人类来说又是一个优势。
但在现实中，各主权国家的军备建设与决策过程更像是“黑箱操作”，对外几乎是不可见的。这就导致，在现实中，国家间可以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来进行“虚实结合”的策略，以替代完全可靠的威慑战略。基辛格(1962)曾这样表述虚张声势策略的效果：“一个虚张声势却被认真对待的举动，比一个明明是威慑却被理解成虚张声势的举动更有用”。
有核国家，特别是刚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可以通过“夸大自我实力和意图、释放虚假信号和推行不透明政策，以及不经意间越过政策红线的边缘政策”，迫使对手误以为自己具有充分的威慑能力，因而放弃进攻（左希迎, 2017）。例如，朝鲜在2016~2017年进行了3次核试验与二十余次导弹试射，其做法不仅可以向敌对国家展示自己的能力、决心，令对方更加重视朝鲜的“核威慑力”,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隐藏自己的弱点。同时，朝鲜也可以利用其国内政治信息的不透明，将“拥核”与“弃核”当作一张政治牌打出，以便在与韩国和美国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并扩大潜在的利益。
然而，这种妥协与斡旋，在《三体》的世界中是难以想象的——人类信息的完全透明和三体人思想的透明，再加上“黑暗森林法则”恐怖后果的透明（类似于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让人类与三体人别无选择，除了双方针锋相对、神经时刻紧绷的绝对威慑，不存在任何欺骗与挑衅的可能。如果一方稍有妥协，威慑便宣告失败。
结 语
“黑暗森林”只是一个小说设定，而不是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一法则存在着诸多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漏洞。在作品第三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作者刘慈欣借书中人物关一帆之口说出：“黑暗森林状态对于我们是生存的全部，对于宇宙却只是一件小事。如果宇宙是一个大战场——事实上它就是——在阵地间，狙击手们射杀对方不慎暴露的人。比如通信兵，或伙头军什么的，这就是黑暗森林状态；对于战争来说它是一件小事，而真正的星际战争，你们还没见过”——这就好比在不同的范式下，原有的理论也不再有效一样，在更高维度的宇宙中，“黑暗森林”不再是文明间的基本状态‘；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中，现实主义者们笃信的“无政府”状态也不再是国际社会的“自然状态”，而是国家在互动时共有的观念造成的(Alexander E. Wendt, 1992)。
刘慈欣本人也承认，他本人并不相信黑暗森林体系是真的，”只是出于小说的创作需要才这样写的”。
然而，对照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黑暗森林法则”并非完全是空中楼阁。在人类与三体人的相互威慑中，我们不难看到冷战下核阴云密布的“恐怖平衡”。书中的诸多要素也都可以找到其现实中的翻版，例如“黑暗森林法则=核威慑”，“黑暗森林状态=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太阳核弹链/引力波发射开关=核按钮”，“万有引力号=二次打击手段”，“宇宙社会学=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等一一对应的同等概念。
“黑暗森林”也许并不是宇宙的全部，就如同“无政府”也未必是国际关系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样。《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可以视为一则虚构的“核威慑理论”案例，也生动地展示了威慑失败的原因与后果。在感慨“黑暗”之余，我们既要记住曾经的和平从何而来，防止在过长的和平中诞生“程心”式的“执剑人”；也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探寻更多的可能性，为和平、合作、和谐的国际（星际）关系提供新的范式。
By 邵景楷 、吴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