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移民

在美国移民问题领域，所谓庇护，是指为有被拘捕、递解风险的移民群体提供生存条件和抵抗策略。尽管美国宪法明确将移民治理权划归联邦，将执行权委托给联邦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并允许总统通过颁布行政令等方式干预移民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效果，但一方面庇护并非法律行为，只是一种政治选择或立场表达；另一方面，是否庇护非法移民受不同州或城市文化传统、社会治安、经济利益、政治角力、国际影响等因素影响，因此美国的非法移民地方治理模式高度异质。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口迁移进程加速，试图进入或已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上涨。与2021财年相比，2023财年美国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事件数量增加了40%以上，与2019财年相比增幅更是超过100%。迫于移民执法力量薄弱、人员配置有限、拘留场所不足，联邦政府急需州和地方提供必要协助，后者对移民问题的干预空间随之扩容。于是，国家—次国家层面有关非法移民治理的差异化理念定位及政策选择，使得“庇护之争”跃升为美国多重治理矛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传统研究视角着重自上而下，认为在次国家层面只可讨论“移民融入政策”（policie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全无“移民政策”可言。据此，一些庇护管辖区自行提出的庇护非法移民条款，不过是主流移民政策的“杂音”，无需过多关注。移民政策研究的“地方转向”肇始于21世纪，部分学者将考察维度全面下沉，采取地方主义视角（localist mode），强调不同城市问题、政治生态和产业基础对当地移民政策取向的精准塑造；另一部分学者则立足关系视角（relational mode），认为考察地方移民政策首先应遵循地方特异性，更重要的是发觉其与移民治理“大局”的关联，如国家、次国家政策之间的“动态反馈循环”（dynamic feedback loop），以及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对全球移民及非法移民浪潮的牵引力等。本文因循后者思路，将“庇护之争”置于不同层级行为体就移民控制权展开的分化、集中、博弈、平衡等互动之下，旨在剖析多重治理模式如何制造乃至延续非法移民问题僵局，并由此为研究美国其他重大社会议题提供思路。

一、美国非法移民庇护政策的源起和现状

美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庇护运动，庇护管辖区的确立不仅与其非法移民治理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更受制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天然特性——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分散以及利益群体的多元”。从现实层面看，庇护非法移民与其说是一种地方政策导向，不如说是一场颇具象征意义、深刻而反复的社会运动，或是人道精神、宗教情怀、民粹意识在移民议题中的复杂投射。

（一）庇护政策的内涵与法理支撑

前司法部长杰夫·赛申斯称：“违反《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拒绝同联邦官员分享移民身份信息之地即为庇护管辖区”。但在现实中，庇护概念远非如此绝对，且尚无明确法律溯源或学界共识。其内涵可粗略概括为“三不”政策：不执行，禁止州或地方警察协助联邦移民当局；不问询，禁止州或地方官员询问个人移民身份；不告知，限制州或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移民当局共享非公民信息。

庇护政策在不同州和地方的实施强度有别。不同州和地方对联邦移民执法呈现出选择性配合、保持中立和严正拒绝三种态度。其实施动机亦颇为多样，除公开亮明庇护立场的管辖区外，一些地方为避免误导，仅提供事实庇护，却不愿使用相应名号。因为若被贴上庇护标签，可能会被国土安全部列入特别名单或被误解为是移民执法的“法外之地”，反倒不利于落实庇护政策。另一些地方虽行庇护之实，但实际意在权衡利弊，如出于州或地方政客的选票及名誉需要、介意协助联邦移民执法的高昂成本、避免承担依据联邦拘捕令拘捕移民的潜在民事责任、不愿因移民身份问题破坏社区内警民和谐关系等。由此可见，州或地方不仅能在一定限度内“定制”本地的庇护策略，更可依据联邦政策、移民承载力、舆情风向、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变化随时调整身份。例如2017年特朗普打压庇护管辖区，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宾西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堪萨斯州的芬利县、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戴德县及俄亥俄州的戴顿市旋即改弦更张，放弃原本保护非法移民的明文规定。

庇护政策虽非法律概念，但其中暗含的结构性分权之意却能在美国宪法中找到充分支撑。宪法第十条修正案称：“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自行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这里言及“反征用原则”（anti-commandeering doctrine），即各州和地方享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国会不可对其直接发号施令，或强迫其“参与联邦监管计划的执行或管理”。与上述原则形成制衡和对冲的是彰显联邦法律至上的“优先原则”（preemption doctrine）。鉴于移民事务理论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畴，所以相对于州和地方，联邦移民法享有领域优先（field preemption）。同时，当州和地方政策立场与联邦抵牾时，通常联邦法律的有效性不容挑战，此即冲突优先（conflict preemption）权。即便对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保留给州和地方的权力，该原则依然有效。唯一的例外是，州和地方为维护公共福祉而享有的“警察权力”（police power）不受此类约束，于是这也成为庇护管辖区为非法移民提供住宿、就业、生活之便，且不与联邦当局分享信息的主要依据。

据此可知，庇护政策始终不是一个表述严格、方式确凿、范畴固定的概念。对其进行的法理解读烙印了联邦与州二元抗辩的色彩，也夹杂了州与地方之间可不因循“非征用原则”的关键细节，同时宪法将部分权力保留给人民的表述激发了公民社会的参与热情。这些均为非法移民治理过程中出现多重治理与“庇护之争”相互交织的局面，且难以通过行政协调或司法诉讼简单解决做了铺垫。

（二）庇护政策的历史沿革及特点

庇护这种“通过避难而免于惩罚或法律制裁”的惯习彰显了宽恕、友爱、齐心协力等高尚情感，因此被古罗马贵族视做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要义。作为美国文化“母版”的英国，其庇护传统曾在12—16世纪盛极一时，帮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推迟了迫在眉睫的裁决，给人们协商替代方案、平反冤屈、止息怒火预留了窗口期，更可贵的是传递出“人很脆弱，施以保护系神圣职责”的象征意义，正因如此，庇护的不可侵犯性被同时载入教会法及普通法。尽管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23年宣布庇护重罪犯违法，但社会各界在法律的模糊地带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的做法仍延续至今。

有赖于上述价值观和法律基础，美国盛行于地方的庇护政策不追求法外留情，而是选择站在立法、司法、执法不公的对立面。早在废奴运动中，著名的“地下铁路”便为黑奴提供了逃跑路线和庇护场所。20世纪60年代，教堂又充当了那些受到追杀、迫害的民权运动领袖们的避难地。可见庇护在成为非法移民治理的独特做法前，已串联起美国历史上的多个重大时刻。

美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庇护运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政府资助中美洲国家的军政府镇压当地反对派，杀害了超过7.5万名萨尔瓦多人和20万名危地马拉人，大量人口沦为战争难民。即便如此，美国拒绝承认他们的难民身份，并将北上逃亡的无证移民强行驱逐回国。这激起负责难民疏散和救助的社会组织领导者、反对美帝国主义行径者以及抨击残酷移民政策者的激烈反抗。当时全美有2万—3万教友和超过100座教堂参与到声援难民运动中。里根政府将之定性为“现代地下铁路”并严厉打击。受此倒逼，参与庇护运动的会众数量翻了一番。1990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一项法案支持收容中美洲难民，授予暂需庇护者“临时保护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第二次庇护运动以克林顿政府签署《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案》及“9·11”事件为节点，彼时反移民意识大肆蔓延，反恐跃升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心，边境管控和非法移民驱逐力度空前加强。新庇护运动再次趁势而起，以保护各类移民免受不公待遇。活动人士采取了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丰富、灵活的庇护方式，如建立社区快速反应网络，以应对联邦执法人员的证件搜查；又如举办“权利普及工作坊”，向广大非法移民宣传其在美理应得到尊重的基本权利。他们还在政府层面开展游说，说服当地官员减少或拒绝参与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呼吁本地采取移民友好型政策，甚至直接推动庇护政策载入地方性法规。

第三次庇护运动发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他对庇护管辖区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如颁布第13768号行政令暂停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等。上述压力一则使庇护管辖区数量从2010年的几十个增加到2017年的600多个，范围也向学校、公共交通系统、餐馆乃至家庭拓展。二则加速了庇护浪潮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正义运动的紧密联合，旨在重申对非公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立场，揭露种族定性、警察暴力、非法监禁、不当监控等国家与资本主义相互背书下的现代暴力行为，抵制国家日益增长的威权冲动。

对比可知，第一次庇护运动中宗教力量带头反对联邦政府将移民政策打造为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势力对多元文化主义猛烈批判的背景下，把宗教传统与草根社会运动有机结合，发展为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渠道。第二次庇护运动突出了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的联结，活动主体在地方政府、民权领袖、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集团、教育工作者以及社区公民，并针对联邦政府的非法移民“赋魅”之举孵化出了新的团结、组织及抵抗技巧。第三次庇护运动以美国政治极化水平、各权力分支拮抗水平、身份政治的撕裂水平全面走高为背景，庇护非法移民的象征意义尤为突出。地方权力对联邦决策的反抗旨在论证这样一组假设：民主社会能否有效确保公民就身边话题正当发声；联邦主义能否突破理想化假设，在实然层面对冲突管理发挥强大的制度功能；在族群民族主义的大肆裹挟之下，多元文化主义能否局部复归。三次运动既从一个侧面刻画了美国政府将非法移民与社会资源、国家安全、身份认同逐步挂钩的全过程，也折射出宗教层面的庇护伦理与世俗层面的人权伦理将非法移民地方治理作为“共有宿主”的完整图景。更重要的是在庇护运动的兴衰反复中，次国家及公民社会行为体介入移民管理的角色感、能动性、自主性日益增强，创造出一种基于政治谈判、利益分配而非司法权威的动态化交互体验。

（三）多重治理作用下的庇护管辖区现状

美国现有的庇护网络依然以宗教场所和市镇等传统型庇护所为主要据点。特朗普呼吁严惩庇护后，全美承诺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宗教场所从2014年的13座增至2017年的800多座。随着边境偷渡惨案骤增和联邦政府移民政策收紧，宗教场所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及1993年《宗教自由恢复法》，一方面逐步将帮扶目标从为非法移民个人提供栖身之所转变为支持其家庭团聚，帮助非法移民规避其与在美子女骨肉分离之忧；另一方面为增强其合法性而声明自身公开的庇护行为与《国籍法》第274条所禁止的“隐藏非法移民，帮其躲避侦查”无关，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以下简称“ICE”）只需提供必要证件、文件和手续即可完成相关执法。联邦政府对宗教场所相对宽容，奥巴马将教堂、学校、医院等划定为移民执法人员不可轻易介入的“敏感地点”，特朗普萧规曹随，提供庇护的教堂亦未面临法律挑战。

城市是非法移民庇护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载体。国土安全部等多个机构曾尝试建立全美庇护城市名册，但因调查标准不一，城市提供庇护的方式和意愿亦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名单难言全面、准确。移民研究中心提供的2023年名单中，共有11个州含庇护城市，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位列前三；县市级庇护城市179座，城市规模不一而足，主要集中于东西海岸及部分中西部农业州。依据庇护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可将它们划分四类（见表1）。

州是联邦政府和城市之间的对话者，且宪法中的“反征用原则”无法覆盖州—地方关系，故其站位事关庇护之争的激化或缓和。2017年以来，至少3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讨论了有关设立庇护管辖区或是否执行联邦移民拘留令等事宜，法案数量多达120个，其中33个州的提案反对庇护，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提案表示支持。目前，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11个州完成政策落地，艾奥瓦州、田纳西州等9个州则立法要求地方严格执行联邦移民法。州一级庇护政策各行其道，导致多重治理模式下的庇护之争更趋白热化。

另外，如今的庇护管辖区已经超越传统形式，增加了学校、跨国公司、街道和社区等新地点。以学校为例，全美超过200所高校声明愿意提供庇护或出台相应条例，目前75所学校已有效落实，它们通过提供食宿、教育资源，拒绝与联邦执法当局共享非法移民学生信息等方式，保护校园中的弱势群体平等地享有人身安全和受教育权利。除场所多元化外，各地还推出了以快速反应网络为代表，融合基层政府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草根团体之力的新途径。例如，圣地亚哥快速反应网络由圣地亚哥市和因皮里尔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圣地亚哥组织计划（San Diego Organizing Project）、员工权利中心（Employee Rights Center）等合作建立，向受到执法突袭的无证移民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法律援助和身心健康支援，监督和记录联邦移民执法过程，为非法移民提供更多有益信息。

二、多重主体作用下的反庇护浪潮

联邦政府曾多次尝试通过反庇护措施质疑州和地方参与移民政策制定的权限，并出台法律法规加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非法移民治理的协同性。近年来，随着政治极化加剧，庇护管辖区的存续进一步充当了党派与党内分歧的斗争筹码，导致庇护之争持续发酵。即便拜登政府宣称与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划清界限，恢复了庇护城市的经费发放，并承诺减少地方政府在联邦移民执法中的被迫参与，但依据政治新闻网站Capital & Main对政府文件和发言稿的话语分析，拜登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不但延续了特朗普的做法，甚至还试图说服那些拒绝与ICE合作的地方政府“倒戈”。正因如此，反庇护之声从美国社会反移民情绪的大肆膨胀中汲取养分，并在多重治理模式的碰撞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捭阖空间。

（一）联邦移民法规中的地方协同执法

为了厘清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加强非法移民领域的合作力度，削弱地方庇护派的声势，联邦政府建立起了一套管理体系。先是在1996年出台了《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给原《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增加了第287（g）条款，要求州、县、市政府与联邦政府移民执法部门签署“协定备忘录”（memorandums of agreement），协商确定对地方移民执法人员的培训要求、监督要求、授权和协议期限等合作细节，从而动员地方官员参与到审查在押犯人移民身份,调查移民案件并开展逮捕、监禁，以及处理相关刑事案件等行动之中。特朗普执政期间，287（g）计划有所扩大。从2017年1月到2020年9月，承诺合作的地方执法机构数量从35个增至150个，涨幅超过300%。2023年1月的数据显示，76个地方执法机构采取了“授权服务官员”合作模式，另外63个地方执法机构选择了“监狱执法模式”。

2007年ICE又推出了“加强社区安全与保卫合作协定”（ICE Agreements of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 to Enhance Safety and Security），该项目通过ICE运营的数据库——美国访客和移民身份显示技术(US-VISIT)的生物特征自动识别系统(IDENT)，对地方监狱在押者的指纹进行比对。当指纹与符合遣返条件的非法移民（多为重罪犯）相匹配时，ICE会发出递解令，要求地方先行拘押直到ICE派执法人员将其转移，最终遣返。这种有助于联邦移民执法当局获得地方在押人员身份信息的操作本质上将执法力量从边境向内推进，益处是有效吸引、借助地方执法部门合作，防患移民的负面社会影响于未然；弊端则是移民被监控概率大大增加，不利于移民社群与地方警力之间维系信任关系。

事实上，涌动于国会中的反庇护声浪比上述协同执法倡议走得更远，多项禁止庇护政策的提案纷纷出台。如《庇护城市执法法案》(HR 3009)于2015年7月23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其中心思想是停止向那些限制与ICE就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进行沟通的州或地方提供联邦资金。2017年7月29日，众议院再次通过了《罪犯无庇护法案》(HR 3003)，禁止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阻碍或限制针对罪犯的移民身份审查、不可入境或驱逐出境等执法活动。尽管两项法案在参议院均闯关失败，但已然传达出部分国会议员对庇护政策的强烈不满，第117—118届国会产生的相关法案还有《动员反对庇护城市法案》《庇护城市不减税法案》《不资助庇护校园法案》《停止危险庇护城市法案》等，这些法案旨在从拨款、福利、机会、税收等各个角度限制庇护城市。

（二）州层面的反庇护倾向

学界对次国家范畴的庇护现象研究大多聚焦地方，对居于联邦和地方之间的州政策讨论有限。但论及反庇护立场，后者地位非常独特，不仅直接反映了相应主体的移民政策制定动态，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所属关系看，地方为州的延伸，地方有无自治权完全取决于州权力的下放或收回，因此各州拥有规定地方执法政策的宪法权力，如果愿意，甚至可以全州完全禁止庇护城市，且不像联邦政府的干预行为那样受到宪法第十修正案的限制。与此同时，州的反庇护态度也与联邦政府形成联动，向地方精准施压，毕竟地方拒绝同州合作的性质与其拒绝接受联邦政府合作提议的性质完全不同，州立法机关可依法采取惩罚措施，如削减经费拨款、负责官员免职、涉事个人罚款或遭起诉等。例如得克萨斯州2017年5月出台的SB4法案，要求全州上下务必与ICE合作，分享非公民信息，并协助将非公民拘留或移交联邦监管。新罕布什尔州参议院第563号法案与之相似，明言任何州政府实体、地方政府实体或执法机构都不得故意制定、发布、采纳、颁布、执行、许可、认可、维持或实施任何庇护政策，且当地各级执法机构应尽最大努力支持联邦移民法的执行。

鉴于州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活动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有别，就移民社区成员事务而言，州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态度与地方同僚差异明显。调查显示，仅有31%的州警署长官认同“获得非法移民的信任是本部门首要任务”，而城市警察局对此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的警长比例高达52%。相应地，仅有20%的州警署长官认为“移民受害是本部门失职”，在地方该比例则为30%。由此可知，州一级的反庇护立场堪称法律支撑和现实考量的结合体，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地方治理乱象加剧社会撕裂的今天，联邦政府的反庇护行动迟迟未见进展，无证移民比例较高的边境大州却转而充当了打击庇护城市的急先锋。据统计，过去四年间，至少七个州通过了反庇护法，类似法律已在17个州引入讨论，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加紧联合，并借州政府之力打击地方对联邦移民政策的碎片化抵制，遏制庇护理念在次国家层面蔓延奠定了基础。

（三）反庇护领域的地方治理及公民参与

美国社会移民容纳量下降的不争事实导致“边境管控的非地方化以及国家权力再边境化”的主张趁势崛起，并催生了排他性地方移民政策，部分小城镇政府和公民组织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最激进的挑战。它们加入了反庇护阵营，或签署了287（g）或以其他形式利用本地资源帮助ICE识别和转移非公民，但不同县市这么做的原因不同。比如身处非法移民/难民漩涡中心的美墨边境小镇，以保护当地居民权利为由坚决抵制非法移民，不仅在起草与移民有关的市政条例时非常严苛，地方官员还试图通过劝阻、恐吓、执法和登记等让部分非法移民望而却步，迁往他地。该政策倾向吸引了更多的反移民群众和保守派媒体，反向强化了该地将非法移民等同于安全威胁的假设。一些地方非法移民事务复杂，故而与联邦官员频繁往来，久而久之受其立场同化。而另一些地方本地监狱容纳力过剩，收容联邦移民在押人员既能弥补监狱亏空，也可为地方提供免费劳动力并获得联邦拨款或补助，这意味着打击非法移民可以维系庞大的利益链条。典型例证即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以SB54庇护法案为代表的系列庇护立法，宣布加强对无重罪非法移民的保护之后，州内一些市政当局和治安部门公开反对，南加州奥兰治县和北加州康特拉科斯塔县的治安部门重新修改其庇护条例，尽可能突破州法限制；洛斯阿拉密托斯市、圣塔克拉里塔市和亨廷顿海滩市的做法更为直接，它们认定州推出的庇护政策非法，提起诉讼，称其侵犯了地方自主权。

部分非政府主体也参与了反庇护行动。如2015—2017年，美国知名汽车旅馆连锁店Motel 6在华盛顿的七家分店便曾与联邦移民官员分享过多达八万份旅客个人信息，造成至少20名非法移民被逮捕。再如美国跨城市长途商营巴士公司“灰狗巴士”曾拒绝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关于“不让联邦移民官员随机登上巴士搜查非法移民的做法”的倡议。但此类做法不仅使公司面临严重的公关危机及司法诉讼，后续可能还要承担相应赔款并承诺其服务过程中不再允许移民官员对非法移民展开无目标的“撒网式”搜查。然而，与美国的庇护浪潮参与主体不断向非政府领域拓展不同，反庇护运动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反响相对较弱。

一般来说，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在联邦执法及支持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之间寻求平衡，后者强调构建因地制宜、和谐共生、彼此信赖、守望相助的警察—居民关系，这些因素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基于地方自治精神与乡镇自由传统，地方政府把拒绝联邦移民执法部门插手辖区内非法移民事务，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作为保持公民社会独立性的主要途径之一，故而地方和公民社会都是庇护主义的前哨阵地。但近年来反移民宣传及暴力行为大肆泛滥，在保守小镇文化与捍卫“美国精神”的垂死挣扎中，一些小市镇当局相继发出控制移民的号召，不仅一反常态充当了反庇护的先锋旗手，而且扩大了迪迪埃·比戈所谓的“不安的治理”（governmentality of unease），由此，非法移民庇护在地方和公民社会层面越来越被合理化为一个安全问题。

三、美国非法移民庇护之争的理念根基

多重治理模式使得美国各级移民执法陷入立场矛盾、行动冲突等困境之中，这些困境暗含三重难题。第一，移民问题本就是美国竞争性联邦制的争议热点，由此派生的非法移民庇护并非简单的仁慈之举，而是多方行动者之间更为复杂的政治协商过程。第二，美国盛行地方主义，加之近年来以全球化与地方化高度融合为表现的“全球地方化”蓬勃兴起，助力了次国家的主动作为，出于民主复兴、聚集政府与社会资源等考虑，美国的次国家管理者及地方民主实体在非法移民庇护问题上拥有了对联邦政府权威更强的挑战力。第三，从“非法”角度看，庇护非法移民违背了生命政治中的国家理性；从“移民”角度看，它又与身份政治暗含的公民与移民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因此美国各级管理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身份与生命相互矛盾的难题。而该难题之所以长期悬而未决，是因为它能够从美国移民问题赖以存在的三重理念争议中不断汲取营养。

（一）移民联邦主义之辩

移民联邦主义既是美国庇护管辖区存续的理念基石，近年来也因边境危机频发备受争议。虽然联邦层面已然形成了一套通行的移民身份甄别、接纳、安置和融入模式，但受到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权力下放进程的持续影响，次国家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关切及利益驱动愈发凸显，以“州和地方在非法移民和移民执法方面享有决策空间”为定义的移民联邦主义引发了激烈讨论。一些人认为，移民联邦主义集如下优势于一身：一是政治动员和企业家深度参与；二是降低联邦在地方移民执法过程中给当地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成本消耗；三是因地、因时、因势地回应民众对本地特定族群人口激增的个性化感知和对移民—犯罪关联程度的想象。最关键的是能将移民治理内嵌于合作联邦制的大系统内，通过允许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缓解联邦政府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时可能面临的众口难调的困境，值得在诸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推广。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移民权力下放及移民草根行动主义等做法可能导致竞争和平等原则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另外，势必造成司法重叠（multilayered jurisdiction patchwork）或政策缺口，从而对内给试图在本地执法与社区警务承诺之间求得平衡的地方政府造成极大困扰，并为腐败滋生、政商勾结、偷渡越境、毒品贩卖等违法犯罪行为创造了便利。对外则大大增加了恐怖分子伺机在美施暴的风险，且提高了非法移民受地方歧视政策任意摆布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两派各自为政，尚无共识，故而当前庇护与反庇护政策在州和城市两级均呈激增之势。美国的非法移民治理随之从原来的“联邦政府垄断模式”持续向“国家—次国家合作模式”过渡，根据不同事务特点，灵活确定主导权由联邦还是州或地方掌握。针对庇护政策中的非法移民利益保障问题，次国家既是非法移民乱象的主要承压方，也是移民红利的主要受惠对象，加上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有效地赋权各州和地方政府在明确本地外来者身份与社会福利之间关系方面享有一定主导权，因此地方在有关非法移民的医疗、减贫、公共卫生权益保障方面的决策分权现象尤为突出。另外，针对非法移民的门槛设置问题，一些移民友好州或地方，或者临时劳动力短缺的农业州或地方试图根据本地情况放松甚至局部取消对移民的相关限制。如果联邦全面放权，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非法移民携带的人口红利可能会促使一些自由派主导州或潜在获益州加大庇护力度，使另一些承受巨大非法移民压力的边境州彻底倒向反移民阵营，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这不仅会殃及其他次国家单元，还有可能威胁整个国家的稳定、统一和本土安全，因此合作型联邦主义在这个领域更为适用。

综上所述，国家与次国家单元关于庇护管辖区的拮抗长期存在。随着部分州立法出现反庇护转向，次国家单元非法移民治理模式的不确定性、权力争夺特质显著增加。恰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言：“短期内，两党达成共识的移民改革方案基本陷入僵局，美国现代移民政策的创新驱动力恰在州和地方。”

（二）新地方主义的挑战

与体现国家—次国家制衡分权的联邦主义不同，“庇护之争”在次国家单元内部亦趋白热化。州与地方的传统关系遵循“狄龙准则”（Dillon’s Rule），即地方政府是州政府的衍生物，应服从州的主权意志，只能在州法允许范围内行事。然而近年来，“地方自治州”（home-rule state）大量涌现，它们通过出台地方自治立法自行决定政府结构、职能与权责、政策偏好和治理模式。这种诉求与全球地方化的大趋势形成共振，导致各级政府、企业、公民组织等就是否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给出了动态的、多样化的答案。诸如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对庇护政策立场极为鲜明的州，其内部均有部分政党归属、政治立场或历史传统与州不同的市县、企业或草根团体，后者站在该州相关立法的对立面。究其本源，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及其同联邦主义的新型互动关系为地方庇护政策自下而上发起挑战提供了理念支撑。

新地方主义倡导政治权力的逐级下放，主张摆脱集中控制，在国家划定的政策底线与社会共识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将决策权和关键资源向地方一线管理者、民主实体、消费者和公民个体传导。该理念充分意识到诸如非法移民治理等现代社会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技术性，非法移民能否进入美国并获得庇护看似只关涉法律门槛和执法强度，实际上却与地方财政周转，社区、学校、医院、福利机构的专业水准与协同合作，相邻地区之间的管辖划分、利益分享与压力传导等硬性条件息息相关；还受到移民记忆及族群认同，社区归属感和容纳力等软性条件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庇护管辖区类型的拓展进一步模糊了非法移民治理主体的公私界限，故而有关地方庇护政策有助于修正民主的传统观念，突破对政府系统和技术官僚的单纯依赖，最终构建一个政府扮演务实引领者、公民力量或地方社区充当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和具体决策者的“联合民主”治理模式等见解可谓题中应有之义。正因新地方主义蕴含的“央地折中、参与式治理、为公民精神复兴培育社会资本”等理念与庇护管辖区寻求自行决定非法移民去留和处境的现实非常契合，还能从地方力量弱化对联邦政府的“服从和依附”角度提供新的政社互动思路，因此成为庇护管辖区寻求道义合法性，动员社会力量，甚至挑战联邦权威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三）城市身份政治与国家生命政治的交锋

非法移民多重治理困局与当前美国左右思潮大肆交锋、中间温和派式微同时存在。庇护管辖区在极端自由主义视域下得到了全面生发，后者相信“城市可以是新的政治体制建立和涌现的熔炉”，因为在城市深度参与原本被国家垄断的多个全球治理领域时，已然形成了所谓的集体身份，且相应演化出新的规范和实践。这意味着就非法移民庇护争议，一些城市正由“世界政治演化的空间容器”向主观能动性更强的独立实体迈进。它们能有效标记自我，逐步摆脱国家赋权和集中控制，在人权、法律、伦理道义、地方风俗和社群关系层面重新锚定自己对非法移民的立场、责任和行为轨迹。

这些城市还能选择性设置“他者”，特别是当前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缺乏连续性且广遭诟病时，它们将联邦政府视为“他者”，进而用本土化色彩突出的“城市集体身份”完成对其批判、司法诉讼甚至暴力攻击。2017年，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便联手反抗了特朗普强压庇护城市与联邦合作之举，但这种局限于移民问题领域的坚决反抗并不等同于谋求独立，堪称次联邦单元有选择地将联邦政府“他者化”的典型案例之一。

从原有体制内脱嵌之余，为彰显城市集体身份和政治动能，一些庇护城市一方面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与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机制和规范接轨，另一方面主动设置庇护管辖区之间的合作议题和网络。据统计，全美共100多个城市加入“好客城市倡议”（Welcoming Cities Initiative），近200多个市县加入亲移民的“行动城市联盟”（Cities for Action Coalition）。鉴于地方政府如今在许多政策问题上面临着州级监管，此举最初目标是为了分享与庇护相关的理念和诉讼策略，但现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它们共同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辩论的工具或渠道。与此同时，反庇护声浪因极右翼保守派崛起亦得到了充分滋养。讲求在国家治理层面让全体人变得更加安全、健康的生命政治的理念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生命政治强调通过“使人死”（letting die）消除乃至毁灭那些对国民的外在威胁，从而达成 “让全体人口生”的根本目标。随着保守主义力量不断构建移民负面叙事，如指责他们偷走了工作机会、提高了犯罪率、冲淡了原有的价值观、破坏了主流文化纯正性等，外来者尤其是缺乏合法入境程序保障的非法移民，顺理成章地被描绘为病态的、不正常的或对国民整体有风险的，国家步入紧缩期时，移民的威胁更甚。于是，国家理所应当采取严格的边境政策和残酷的执法手段，取缔州和地方自发而生的庇护行为，无视偷渡客因冒险入境陷入的人道主义危机。换言之，不保护此类人权才是保护大多数国民生命的根本途径。由此，促生的、保护安全的生命权力最终演化为死亡权力，生命政治导向了死亡逻辑。加之对人口结构和数量变化的监控和干预向来是西方生命政治研究的经典议题，把移民视为“过剩人口”的反移民立场也从这个角度被理解为国家理性和国家实施监管权力（regulatory power）的重要表现之一。

四、从非法移民“庇护之争”看美国多重治理迷思

正如庇护发展史以及导致“庇护之争”的理念冲突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建国至今，其内部一直存在联邦政府无法充分行使民族国家主权的灰色空间，后者演化为形态各异的多重治理矛盾。从早期基于宗教—世俗分野的庇护分歧，到冷战时期政府—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政治道德之辩，再到当前国家和地方围绕非法移民治理模式产生的复杂冲突，尽管主要矛盾双方一再更迭，但背后经久长存的多重治理迷思却值得通过传统和未来两个维度深入剖析。

（一）非法移民多重治理传统：多元社会的必然结果

由非法移民治理模式差异引发的“庇护之争”只是美国多重治理迷思的冰山一角，论及其传统滥觞，多元社会难以脱责。多元主义思想诞生于古希腊，彼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提出了“世界的多元性”概念。在美国联邦主义与国家主义对立统一的独特政治氛围和移民国家的悠久传统荡涤之下，多元不仅作为一种缔造理念与民主、宗教、种族和民族以及同化等问题长期相互交织，更演化为渗透于美国社会的最大共识，即通过保护人们的多元忠诚，如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和承诺、道德准则、原则和目标，独特的地区诉求和意识形态观点，各执一词的种族和宗教主张等，使合众国尽可能容纳众多群体及利益，最终把彰显差异、鼓励多样性力量的蓬勃生长塑造成美国繁荣的不竭动力。

多元主义理念与非法移民多重治理的联结点有两个：一是国家管理权去中心化。尽管州和地方的庇护主张有时会同联邦激烈冲突，但权力下放的直接结果是联邦与不同次国家单元之间形成合作、互补、替代、敌对四种互动模式，从而导致国家实体边境在法律意义上处于从“内隐模糊”到“再边境化”的游离拉锯状态，某种程度上在全国范围内维系了联邦权力与州权力的脆弱平衡。二是国家—资本—社会力量的有机统合。非法移民多重治理之所以不断引爆争议且并未消亡是因为它是自由民主及司法制度公平等隐性信念的产物，它巧妙囊括了民主力量、自治传统、资本逐利倾向等要素，使得国家难以仅为获得非法移民全部控制权而背弃上述“国本”。与此同时，多元主义的本质即用“普遍的社会合意”这种美好幻象掩盖发达国家“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本相互垄断”的残酷现实。换言之，为确保总体统治稳定，非法移民多重治理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冲突恰到好处地充当了鼓励多层次民意输出的“排气阀”、草根运动施展拳脚的能量场和多族裔社会身份认同矛盾的宣泄口，最终实现了国家力量、资本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内在平衡。

（二）非法移民多重治理趋势：地方全球化与全球地方化

事实上，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由来已久。尽管近年来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全球化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式微之兆，但鉴于美国短期内仍将继续充当全球资本的在地重组和集散地，可以推断出未来地方全球化将成为美国次国家单元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的主要面向。

在全球化趋势的裹挟下，地方性机构为利用资本推动本地社会发展，通过劳动力知识的生产、制度的建立与相对宽松的庇护政策实践，吸引并筛选不同层级的劳动力，助力本地成为迎合资本偏好的区域空间，该过程将处于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国家层面逐步架空，实践中势必会不断触碰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底线，使非法移民治理持续充当激化社会分歧、两党角力、央地矛盾的焦点。

另外，考虑到当前美国国家认同偏弱、社会共识走低的现实，原本价值稳固的美利坚信条、持续赋能的新教伦理和优势突出的中产生活模式难以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向塑造中为后者提供道路自信和信念支撑，导致全球地方化进程有所失衡，向着地方化的生活和文化叙事被全球化的资本叙事逐步吞没的方向行进，该趋势引发的地方恐慌、联邦政府公信力下降、非政府力量反抗等，或将把美国非法移民多重治理问题带入一个全新阶段。

By 法史漫谈

面对日益低迷的经济环境，不少三十岁以上的“大龄青年”把目光瞄准了“润”这个赛道，其中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生活便利以及文化相近因素，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但大龄润日真的是个明智的选择吗？

大龄润日者的主要诉求还是通过留学这个跳板，最终可以实现长期定居日本。大龄的情况相比应届生和刚毕业几年的学生，情况要复杂很多，每个人的背景和赴日期望值也大不相同。跟很多大龄聊过后，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赴日后的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望，在渴求换一个环境后能彻底解决当前国内生活中面临的困扰，甚至也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奔赴日本后，大龄可能会面临着社会地位和家庭收入的“双降级”。

不是所有人的所有生活要素，到了日本都会变好的。有些人在国内不仅收入不错，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参与度也算高，比如一些公司中上层、一些成功的创业者，或者一些不错的近体制内工作，比如电力系统，大学教授之类的。

有的人在国内收入可能不算很高，但是社会地位不错，或者说社会地位虽然也没那么高，但是社会活动参与度高，处于较为中心的枢纽位置，人脉等社会资源较丰富。这类人主要集中在体制内（或无限接近），比如公务员、教师、医生和银行人员等。

这类人在30岁之后还要来日本定居生活的，就要做好一定的思想准备，要么社会地位会变低，要么收入会缩水，最惨的可能会被double kill，社会地位和收入统统下降。并且这类人一般会高估自己对这种“失落感”的忍受程度，认为自己只要润出去换个环境，这些都值得了。但往往这种情绪，只是因为长期在一个环境里呆着（工作环境or社会环境），自我不断放大其中的缺点，渐渐看不到其中的“好”，并幻想着另一个国度里，不存在这种缺点。当脱离开原来的环境，并在另一个国度待久后发现也存在同类问题的时候，原来自己认为的不在乎，就会变成加倍的怀念，甚至是时不时会袭来的后悔，甚至自责。

所以，我一再强调，这类大龄要打算来日本的，一定要三思而行，谨慎谨慎再谨慎。特别是那种其实小日子过着挺舒服，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想换个活法的人，一定不要冲动。自己想好，跟家人商量好，全方位评估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评估润后的得与失后，再做决定。要知道，大龄到了日本，无论是否继续在日升学，在就职上都有劣势。虽然整体上找工作不算难，但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再进入到日本的大手企业和知名企业。中小企业、中国人企业才是大部分人的归宿。有的人，甚至会变成蓝领，进入工厂和车间；有的人，会到温泉酒店当服务生，到免税店等各类柜台当贩卖员，接待中国游客。
不是大厂，收入上整体也是贴着最低标准的占大多数，刚开始月收入到手1万人民币上下，然后再慢慢增长爬坡。1万人民币看着好像也不算少，但是考虑到日本整体物价水平，想养家庭孩子，还是很难受的。

要我说，适合在30岁后还来日本定居生活的，大概只有3类人：
第一类最简单，那就是在国内已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甚至工作生活状态已经有点烂了，到了日本，无论怎么活，都是走上坡路。毕竟，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中下层最低收入、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还是要强于国内。
第二类就是非高收入或者大厂的IT相关人员。国内IT行业薪资高的人确实比日本要高不少，但是整体上比较卷，还有35岁危机。如果是国内混的一般的，或者没那么想卷的IT从业人员，至少目前来看，来日本从业收入还不错，混的好的也能爬很快，最主要的是还没那么卷。第三类就是在国内日子虽然过得还不错，但是就是不喜欢国内的个别环境和状态，无论如何都无法说服自己去接受，甚至已经到了影响自己情绪和心态的程度。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换个活法，愿意牺牲收入和社会地位来日本追求xx，xx和xxx。并且已经自问自答过N遍，确信自己可以接受，而并非一时的冲动。当然，那种已经财富自由级别的人，或者自己的产业规模已经比较大，base换到日本也一样可以赚很多钱的人，就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了。这类人，在哪都活着舒服，无论去哪，也不需要考虑太多。

在咨询过程中，我遇到了甚至有个别大龄都要跟父母爱人闹翻了，还想着来日本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极端情绪是极其不可取的。我们千里迢迢地来到异国他乡，追求的是让自己更快乐地活着，更能感受到确确实实的幸福。如果润这件事本身都要把自己搞的要跟家人断绝联系，要妻离子散的，完全得不到家人的任何理解和支持，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的，我认为真的就没啥太大必要了。最后，贴2个某乎上我回答的具体事例，就结束本文吧。感兴趣的可以继续往下看，不感兴趣的就略过吧。

就说下你这种情况，现在32岁，想要通过先申请研究生预科来读个修士，目的是凑高度人才的分数？然后再在日本就业，就业还希望金属材料相关。你这哪怕现在开始着手，一切都顺利到极致，在日本修士毕业的时候都已经35-36岁了。你感觉这个年龄，就业会有优势么？

并且你还打算带着妻子孩子一起过来，研究生加修士最短小3年，一般是考上修士才可以把妻子孩子办过来，这期间你无法正式工作，家庭支出怎么办呢？靠吃存款和打工？

即使修士毕业了，这么大年龄在日本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也不高的，你也得考虑万一就业不顺利的问题。让你去干免税店贩卖员，让你去温泉酒店接待中国人游客，你能接受么？

保证一家人在日本开销活着不难，但是想过好，想过得比一般人好，还是有难度的。

所以，这事情建议你还是要谨慎三思，考虑下万一出现了社会地位和收入的双杀后，自己是否能接受。万一很多事情不顺利，自己又是否会后悔。你现在不是一个人，还背负着家庭，建议还是认真详细对比你现在在国内的情况和到日本后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后，再做决定。

这东西得看你要什么，愿意舍弃什么。单看你现在的描述，感觉不太适合来日本，因为你想要的，日本可能给不了你。

在上海一年到手25万，虽然比很多牛人肯定比不上，但是比大部分一般人也是很可以了。但是你嫌弃收入性价比太低，但是现实是，除了房价，其他跟上海相比，你所谓的收入性价比也高不了多少啊，甚至可能更低。

因为，毕竟，你这个年龄，到了日本，大概率是要社会地位和收入双降级的。到手25万人民币在日本得年收至少600万日元了，你这年龄到了日本，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年收600万基本不可能。

有几个公司愿意雇佣一个36岁（走个语言学校后可能找到工作都得38了），没有日本学历，女性，还是外国人的员工呢？人家雇佣个日本刚毕业的年轻人不香么？年龄大的不仅不好调教，自我主张还强，事还多，并且还是女性，还有结婚生育的可能性。企业很现实的，人家不是做慈善。

而你说的要找日本男结婚的第二条，说实话，可能会更让你失望。如果你就是个单纯的花痴，干净，整洁，有颜值，哪怕你养他都可以，那还有的说；如果是既要又要，要把对中国男性的结婚要求都放在日本男身上，那真的超级无敌难。如果你甚至还多少还带点国内女性独立，女性自由，女性万岁的想法，那在日本，基本不可能找到合适的。

日本女性地位普遍低，日本男性多为从小被女性哄起来的，整个日本社会也是多宣扬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价值观，女拳在日本没有任何市场。

相对应的，日本男性在责任感，担当，为家庭牺牲，为女性忍让等方面都比中国男性整体上要差一些，他们对女性要求的与其说是付出，不如说是更愿意索取。你如果连中国男都感觉这个不行，那个不可，那跟日本男性能一起搭伙过日子的概率只会更低。

当然，我不是说日本男性不好，只是文化和价值观不一样而已。你要按照中国女性的价值观在日本找所谓的好男人，那概率就很低了。有肯定有，但是真的少，要干净好看，还要收入棒棒，还得哄着让着你，还要下班就要回家，这种日本男，那真的要看你命里有没有了。

综上，我认为你想要的，日本很难给你。要么改变想法，接受现实，换个姿态来日本；要么就继续在上海过现在的生活，其实也不错。上海在各方面，真的已经很接近东京了。

By 小早川君

4月9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宣布了一项新政策：

规定父母受过大学教育，非低收入家庭学生，可能被排除在计算机科学或其他热门专业之外，除非在第一代大学生或低收入学生入学后，还有空位。

这一消息一出，全网炸了！尤其对于收入普遍较高的的在没华人家庭，更是“全军覆没”了？？

01

官网新规到底说了啥？

UCSD官网对这项新政的具体规定如下：

1.如果你在入学申请中选择了一个热门专业，我们强烈建议你也选择一个非热门专业作为备用。

2.在校生可能无法转到热门专业。从2025年夏季开始，目前在校的学生如果想转到热门专业，每年可以申请一次。

进入该专业的选择标准将考虑在指定筛选课程中的学术成绩，并优先考虑加州居民、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然后，他们将根据一个积分系统进行评估，新的积分系统“对以上每项条件赋予一分：

在专业筛选课程中获得3.0或更高的GPA；

加州居民身份；

佩尔助学金资格[即父母收入]；

以及第一代大学生身份

获得最高积分的学生将被录取，直到该专业的所有空位都被填满。若出现平分情况，将通过随机选择决定。

截图自uscd官网

https://students.ucsd.edu/academics/advising/majors-minors/selective.html

而由于大多数UC学生来自加州，且3.0的GPA相对容易达到，这实际上意味着主要决定因素将是学生父母的身份。

新政策的原因显而易见：它将有利于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不利于白人和亚裔学生。

后来又有不少媒体曝出，这一低收入门槛的标准是：一年家庭年收入45000美元，但小编并没有查到权威的出处，仅供参考。

截图自twitter，非官方来源，仅供参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项政策似乎仅适用于当前已注册的学生尝试转入这些专业，而不是在录取时。或许意识到该政策将产生歧视性效果并因此受到挑战，UCSD将其限制为不拒绝任何人接受教育，只是限制选择的专业。但考虑到优质教育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学校和专业，这种辩护可能不会成立。

如果你不能获得工程学学位，你就不能成为工程师，而生物学学位是进入医学院的自然途径……..

美国某大学一堂计算机课上，几乎爆满

热门专业包括：

生物科学学院

数据科学

公共卫生

生物工程

化学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

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

截图自uscd官网

根据chatgpt的数据，在美国，有5大专业，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年薪最高：

计算机科学：约 $85,000

电气工程：约 $80,000

化学工程：约 $78,000

机械工程：约 $75,000

统计学：约 $72,000

也就是说UCSD直接把收入最高的5大专业中，其中4个，都对想要入学后转专业的中产家庭学生关上了大门……….

02

通过针对中产，来变相“多元化”？！

我们再来捋一捋，怎么会出这么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政策。

目前美国大学校园里对哈马斯的公开支持吸引了大部分关注，但这只是高等教育整体激进化的一部分。

最高法院打击通过平权行动进行的种族歧视，并且对种族主义DEI措施（高校中的多元、公平与共融项目）的反对声越来越大，这迫使大学系统通过针对中产阶级制定新政策，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cs专业近年来在美国异常火爆，上面的图表展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那条蓝线——看起来像曲棍球棒的那条线——显示了自2010年以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新生对计算机科学兴趣的急剧增长，相比之下，其他工程领域的兴趣显得平淡无奇。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正是通过增加中产阶级学生攻读热门专业的难度，来应对平权行动的禁令。

反对平权行动的人建议使用阶级和收入标准来取代种族标准。当然，这比直接的种族歧视要好。

但这仍然是一种丑陋的做法，其核心问题在于它关注的是歧视而非赋权。系统不是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机会，而是在一个零和博弈游戏中提供特权。（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它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有没有想过，像中国和印度裔背景的移民家庭，正是因为父辈自身的努力，先有了较高的学历和经济背景，才有让孩子来到美国就读加州大学的机会。

而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压制他们，这再次违反了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中对亚裔歧视的打击。

其实UCSD的政策，并不是加州大学系统UC第一次基于父母收入攻击学生。他们用同样的理由废除了SAT考试。

他们认为考试有利于那些能够负担SAT预备课程的富裕家庭的孩子。现在，他们完全依靠高中GPA来确定学术能力。这使他们能够轻松地实现他们想要的种族平衡。

他们对所有高中一视同仁，无论是最好的私立高中还是最差的公立学校。我们知道，在公立学校中进入前10%要比在私立学校中容易得多，但这对UC来说无关紧要。实现所需的种族构成，似乎对他们来说比个人能力更重要。

网友热评：

#换个角度，也可能是“深思熟虑”的提醒有钱人家孩子不要成为将来的牛马，在过剩的这类劳动力情况下，有足够多底层的牛马就行了。

#意思是计算机专业很香呗，应报尽报！

#这么做是为了在中低收入人群中均贫富吗？

#反正外州双职工的娃肯定是最低优先权了吧。

你觉得是变相歧视吗？

这会是加州大学未来录取的一个趋势吗？

悲催的美国中产生活

一年5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30万元左右，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中产收入，但在美国绝大多数地区却意味着“刚过贫困线“。

5万美元的收入，光是租房养车就会花掉绝大部份钱，更别提超市自由和娱乐活动了。他们应该被归于中产一类吗？很明显，不应该。
甚至连小康这一阶层都有点牵强。
在美国二三线城市，5万美元的收入都已经远远覆盖不了最简单的生活，更别提大城市了。在纽约和加州，10万美金的年收入都捉襟见肘，除去房贷车贷没有任何结余。

一个典型的二三线美国城市本地家庭（美国本地人，没有身份问题），年收入刚好5万，老公上班，老婆在家带一个孩子。
交了401k（每月放50刀），联邦税，社安税，保险后，到手工资只有2400刀一个月（每半个月是1200刀）。
他们家的支出是：租的两室两厅的公寓，一个月租金960刀；水电费一起110刀；网费80刀；手机费85刀，车贷300刀，车险120刀，油费150刀，超市采购600刀，最基本的家庭必要花销一共是2405刀。
没有结余，入不敷出，更别提生病车保养之类的意外支出。

女主人告诉我，他们家每个月都是月光，并且因为买家具还有额外的一些孩子的东西，背上了消费贷，就是亚马逊购买商品可以分期付款的那种贷款。
日子还是越过越拮据，捉襟见肘，只能靠每年退税的4千美金来缓解经济压力。
现在女主人又怀了二胎，大孩子刚3岁，要等5周岁后才能上公立免费的幼儿园，私立幼儿园又很贵，他们承担不起。
所以大孩子还在家里呆着，女主人给他做家庭教学，就教26个英文字母。

今年男主人的工资有了10%的涨幅，也就是年收入5万5，但其实均摊到每一个工资单，税后只多了20多刀。因为马上有一个新宝宝降临，经济压力很大，男主人决定工作之余去跑外卖，多赚点钱。
看看他们家的收入和支出，这能算在中产里面吗？显然不能，连小康都很勉强。

女主人每天绞尽脑汁地想着怎么省钱：

• 平时她只去沃尔玛（美国最便宜的超市）买菜和日用品；
• 孩子的衣服鞋子玩具什么的都尽量淘二手，她也给洗得干干净净，还准备给二宝穿和用；
• 她会做美味的饭菜，避免在外就餐；
• 两个大人尽量不买衣服鞋子，穿旧的；
• 也没啥娱乐旅游花销，就是在免费公园和海滩野餐，带上自己准备的三明治和水果等。

在中国，这样的生活也很难算得上一个体面的中产，只能算刚过了温饱线，买得起拼多多罢了。

美国的年轻中产正在消亡

倦怠不仅是一种上班族遭受的暂时的折磨，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底色，“一种深沉的精疲力竭感，即使借助睡眠和假期，这种感觉也不会真正离散。你仅仅是把头伸出水面，即便是最轻微的变故，如一场疾病、一辆破损的汽车、一个坏掉的热水器，都可能使你和家人沉沦。无论我们如何有序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或是尽力勒紧自己本已经很紧的裤腰带，那曾被承诺的、安全有保障的成年时期，似乎永远不会到来。”

《做自己万岁》剧照

美国的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到1996年之间的人，如今快三十或者四十岁出头，在他们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黄金工作时期，经济向上流动的总体趋势开始逆转，以致月收入能存下来的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月收入用于支付儿童看护、房租，或是如果幸运到付得起首付的话，用于支付房贷。他们中最穷的那部分人越来越穷，而那些中产阶层则艰难打拼，以勉力维持现状。

职业倦怠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不会被子弹笔记、面膜皮肤护理这样的东西治愈，它们统统只是像创可贴一样，只能暂时止血。”然后追溯了人们如此操劳的社会结构上的原因。

《not died yet》剧照

“大学被当成通往中产阶层的门票”，一些人在高中时身心经受煎熬，失眠，焦虑，但对于那些来着较低阶层背景的人，大学并不能值回票价，上了本科，对求职者的需求又升级到了研究生学位。有许多高薪工作，不需要上大学，如装空调、管道装配工、电工，但许多年轻人认为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是低人一等的。

许多雇主劝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大多数时候，所谓的热爱，不过是让你接受极低报酬的借口。用热爱这样的词语来掩盖劳动的本质，其实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绝非我们生命的全部。”可爱的工作如此令人神往，那么多人蜂拥而至，去竞争稀缺的职位，以至于报酬标准可以不断降低。“工作本身越是不堪，就越有可能被赋予一个酷的头衔。许多雇主一直在努力将工作重塑为热爱，将职场重塑为家庭。和家人谈钱，这事连上帝都不允许。”

如今找工作都需要实习经历，实习需要人脉，以及能够承担实习时的生活成本，那些可以住在家中、省了房租的人就有了优势。“每个实习机会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申请人，获得实习机会比进入常春藤盟校还要难。”“当人们追随某种使命感时，金钱和报酬就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使命感往往成为一份欢迎剥削的邀请函。”

《How I met your mother》剧照

美国精英乐于加班、过度工作的习气是那些咨询公司和初创公司开的头，一刻不停的工作被认为是精英的标志，“投行几乎只从常春藤盟校中招聘入门级分析师，而常春藤盟校只录取顶尖人才，这表明投行的从业人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因此无论他们形成何种工作日程表，都必定是胜人一筹的，即便要每天工作18个小时。”而对这些人来说，过度工作确实是值得的，能拿到巨额奖金。

很多公司员工另一个压力的来源是工作受到的全面监控，除了考勤，办公室里笼罩着不信任的阴云，在在线表格上记录完成每项任务所需的时间。在微软，管理人员可以访问员工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和日历安排。

许多公司雇用多名自由职业者，来做一份原本由全职员工完成的工作。“从事自由职业时，会感觉自己永远做得不够，当从事一份常规的办公室工作时，为自己泡一杯茶所耗去的五分钟时间，你仍能获得报酬，而当你是自由职业者时，不工作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亏钱。”

《Emily in Paris》剧照

随着经济开始动荡，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只会持续增加。随着整个商业部门的缩减和裁员，每名员工都要证明自身价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即使生产效率不断在提高，公司却仍然在继续缩减带薪休假，因为公司会雇用更少的人手，期望员工完成更多工作。

在追逐利润的压力下，仍有些公司能够提供薪资优越、福利体面、工时稳定的工作，他们明白，当员工感到快乐、安全和受尊重时，他们必定会更好地工作。只有把员工当作有血有肉的人类，而非用完即弃的机器人时，他们才能真正创造价值。

作者认为，父权制使千禧一代中的母亲们的处境变得尤为糟糕。时间管理研究发现，母亲们，尤其是外工作赚钱的母亲，是地球上时间最紧张的群体之一，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不断转换。“女性可以进入职场，但前提是必须满足社会对她们的所有期待，可以有权有势，但还得性格撩人；勤奋工作之余，也得是个好厨子；就算是领导者，也得依然保留女性的温婉。她貌似自由，实则被迫在任何时候都要配合所有人的一切需求，除了她自己的。”

《美国真女子》剧照

也许不仅“跨越阶级”是一场梦，连“保持阶级”也是一场梦。名校梦，大厂梦，中产梦，美国梦，每一个梦都在发出破碎的声音。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每个人都是那么渺小。也许我们该去和上一代取取经，听听他们在经历战争、萧条、百废待兴的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冬天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By 旧金山华人资讯、三联生活周刊、Abby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美国并不是一个福利国家。虽然拥有庞大、复杂、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但是美国很少为公民提供全民性和普惠性福利，而是遵循以市场提供福利的基本理念和个人责任原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养老福利保障的内容与水平取决于老年人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资产拥有量。养老危机是贫富分化的产物，并且美国养老制度设计本身在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中下阶层长期受困于老年贫困。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移民政策的收紧、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的高度依赖性、金融资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一方面导致养老危机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

美国的养老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第二部分是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第三部分是社会慈善等。以个人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养老工作福利制度，顾名思义，就业或者拥有资产是成为该制度“局内人”的关键，该制度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三大支柱组成。

第一支柱是基本组成部分，由政府主导、强制实施，主要指联邦退休金制度；

第二支柱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占比高达50%以上，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是非强制性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雇员团体保险等，金融市场提供不同的职业养老金产品计划，由雇主进行选择和组合购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401K退休计划；

第三支柱的重要性逐年提升，是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与个人人寿保险等，无论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保险计划，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储蓄账户。

作为全国性强制性计划，第一支柱直接由联邦政府在全美范围统筹。它采取专项税收保障模式，其资金来源为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或自雇者税（self-employment taxes）：前者以雇员工资为纳税基数，但设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不再缴纳社会保障税；后者上限相同但享受特别税收减免待遇。领取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的资格包括年龄和纳税贡献，领取额度根据每个人的月薪和工龄计算。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数据显示，大部分65岁以上退休人口平均获得的联邦退休金仅稍高于贫困线。因此，联邦退休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购买食品、支付水电费和交通费等。

美国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是如何确定的？

美国设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国内完全不同，最初规定人们能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实也是大家习惯理解上的退休年龄）是65岁。在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也就是四五十岁的情况下，真的是一副“好算盘”。

由于退休年龄制度的刚性，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们的不满。在养老保险制度实施20多年后，美国先后允许女性和男性可以提前3年退休，后来再度提前了5年。

美国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选择是可选择性的。根据美国对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的制度是：可以在国家标准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前5年内任意一个月份申请领取养老金，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会按一定比例减发。具体的比例是，早退休36个月以内，每月扣减1%的5/9，36个月以上至60个月是扣减1%的5/12。早三年退休扣减20%，最多扣减30%。

反过来，个人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按比例奖励，相应的奖励年龄最多是标准养老金领取年龄基础上延长5年。也就是说，最多可以领取到130%的养老金。

美国也在推动延迟退休。不过，由于美国的退休年龄本来就较晚，再加上其行动较早，1983年就开始规划。所以其推进行动相对缓和。美国计划于2027年以后将所有人的领取标准养老金年龄延长为67岁。

美国退休人员养老金能领多少钱？

美国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是按照积分制计算的，最起码要40个积分。2004年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才能积累一个积分。要是按照每年积累一个积分的进度来看，需要40年。但是人们一年最多能够积累40个积分。由于美国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12.4%，即使年收入是1万美元，一年也能缴纳900美元社保费。所以，这种积分还是非常宽松的。

积分只是资格，美国还有标准养老金制度。必须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才能够领取到标准养老金，否则的话只能按比例发放了。比如说只缴费30年，发放30/35。

美国养老金制度非常注重保基本。养老金待遇是根据自己35年的最高平均指数月收入，然后根据两个转折点计算。从0元到第一转折点的部分是发放90%，第一、第二转折点之间发放32%，第二转折点以上发放15%。

比如说美国2008年两个转折点分别为711美元和4188美元。如果平均指数月收入为5000美元，这样约养老金就是711×90%+（4188－711）×32%＋（5000-4188）×15%，最终结果是1874.34美元。

美国2008年的工资基数定额最高标准为10.2万美元，相当于每月9000美元。如果是说平均指数月收入达到了9000美元，这样的养老金才2474.34美元。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数据，2022年老人平均养老金水平是1825美元每月，大约是1.3万元人民币每月。也许在国内的收入水平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考虑到美国的物价是国内的许多倍，两千美元不到的养老金实在是捉襟见肘。

美国雇主对雇员有没有养老责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私营部门工人平均每小时其雇主为其支付的薪酬成本结构，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自愿性社会福利（商业保险、职业养老金等）占报酬总额的比重是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联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所占比重的近三倍，远高于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美国养老保障中发挥绝对主力作用，其拥有的资产超过美国养老金资产总额的90%。

美国政府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的发展，雇主支付职业养老金可以享有免税，雇员可以享有延迟缴税，养老基金如果用作投资后的盈利部分也可以享有免税。从就业市场获得的养老福利，即由资本力量提供的以401K退休计划为代表的职业养老金是美国民众获得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号称是美国政府“给中产阶级最大的礼物”。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鲜明地体现了退休前个人财富的积累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过分依赖个人的投资选择能力，而且因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政府对个人开设退休账户（IRA）提供以下两种税收优惠：一是普通个人退休账户税收优惠，主要方式是递延纳税，即缴费（向账户注入资金）不计入个人所得税基数，到提款时才根据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对特殊形式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的税收优惠，主要是缴费时不免所得税，但对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分红、利息等）免税。

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济保险计划（Medicaid）、补充收入保障（SSI）、住房补贴、营养补充援助和老年公寓等。其中，补充收入保障项目是非缴费型社会福利制度中最大的现金救助项目，在全美范围向最需要帮助的老人、盲人和残疾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2020年12月，美国补充收入保障计划实际平均支付给65周岁以上的领取人的金额为每月468美元。显然这一部分所提供的养老保障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贫困线以下的美国老年人90%的现金收入来自于该项目。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慈善等在美国的作用空间相较于其他OECD成员国要大得多。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相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高昂，以养老为名的各种慈善形式为美国富人提供了渠道，其私人财富可以变相兑现政治社会权力。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民众的养老显然不能依靠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和社会慈善等，而是主要依靠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工作福利制度。但是，后者的制度设计本身决定了美国的职业养老金和个人退休储蓄等天然存在巨大的财富鸿沟。

美国没有统一规定退休年龄，可未满62周岁的美国民众没有资格从社会保障管理局（SSA）领取联邦退休金。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一直在增长。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1年美国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5周岁，女性为63周岁。也就是说，美国老年人要想维持较为体面的养老生活，要么延迟退休以延长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税）时间，要么依赖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然而，第二、三支柱取决于个人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这就进一步固化甚至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也必然导致广大中下阶层陷入养老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21年，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后50%群体的17倍。收入最高的前10%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5.5%，而收入最低的50%群体的收入仅占13.3%。目前，有超过1500万老年人在经济上缺乏足够保障。大约50%的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联邦退休金，但过去20年来联邦退休金的实际购买力在持续萎缩。大量老年人将收入的3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因而经济状况窘迫。全美无家可归者中的老年人比例在攀升，还有上百万贫困的老年人无法获得经济适用房。美国老年人2019年的收入中位数是27398美元，远高于联邦退休金的平均数，这说明养老工作福利制度的第二、三支柱主要服务于高收入群体，老年人群体中的贫富分化严重。

截至2019年底，户主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家庭的退休储蓄中值为16.4万美元。但是，在32岁至61岁之间的美国家庭中，几乎有一半的家庭没有个人退休储蓄（如IRA等），也没有401K退休计划等享有税收优惠的雇主固定缴款职业养老金计划。在略多于一半的一些退休储蓄的家庭中，有50%的美国家庭的退休储蓄不到6.5万美元，有40%的美国家庭面临退休储蓄不足以支撑正常退休生活的困境。与此同时，有近6300万美国人持有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并且平均账户余额不到20万美元。但是，有3625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1000万美元，497名纳税人的退休账户余额超过2500万美元。

根据美国养老金权利中心（Pension Rights Center）的数据，私营部门职业养老金的中位数只有每年9376美元。并且，职业养老金的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因不同人群而异：全职工作者明显高于兼职工作者，后者的覆盖面极低；大中企业工作的雇员明显高于小企业雇员，例如在员工少于100人的中小企业工作的美国人，有75%并没有加入任何职业养老金计划；金融业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最高、制造业居中、最低的是服务业，而政府部门的职业养老金覆盖面明显高于私营部门。

目前的退休税收激励主要针对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获得的税收福利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中低收入者，以2019年为例，该年度向收入最高10%的家庭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高于向收入最低80%的家庭所提供的退休税收优惠，这就导致退休福利差距进一步加大。

低生育率叠加人口老龄化，移民政策反复

任何形式的养老储蓄都是为了在养老阶段换取某种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储蓄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养老阶段的劳动力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且，联邦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也就是在职的人员赡养已经退休的人员。上述两个方面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14年至2060年期间的美国人口变化呈现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族群多样性（“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三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

“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正在改变美国劳动力人口结构。目前，美国3.28亿人口中，16.5%即5400万人年龄超过65岁，并且增长最快的是85周岁以上的人群。到2030年20%左右的美国人口将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比例将在204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1.6%和24%。18周岁以下年龄组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持续下降，2014年至2060年，美国18周岁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3%下降到20%，到2035年，美国65周岁以上人口数将超过18周岁以下人口数。“银发海啸”冲击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62%下降到57%，这将导致美国的劳动力数量不足，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社会保障管理局（SSA）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税率保持不变，联邦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可持续性堪忧。退休人员的数量将在50年内翻一番，养老和遗属保险（OASI）以及残疾保险（DI）的储备金都将在2035年耗尽。为了解决退休基金不可持续性问题，一方面需要有“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也就是移民人数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极大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

从移民政策来看，尽管美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进入加速多元化进程之中，到2060年左右白人所占人口比重将仅有35.6%，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这就给美国保守力量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现状迫使其移民政策出现反复变化。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而且减少了合法移民。拜登政府试图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严控移民政策，但实际上不断处于政策摇摆之中。在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对拜登政府终止《移民保护协议》进行起诉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21年8月24日裁定，《移民保护协议》必须恢复，“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被重启。此后，在法律层面上，拜登政府实际上是推翻了拜登上任之初作出的移民政策调整，重新回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并且，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继续严控非法移民，在美国与墨西哥南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创下历史新高。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美国总人口的增长幅度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2021年美国人口报告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美国人口增加了39.27万人，增幅仅为0.1%。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自1900年开始年度人口统计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数字，也是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低人口增长率。

21世纪以来的美国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低位徘徊，2021年美国的经济反弹和工资水平上涨都未能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提升到疫情前的水平。劳动参与率一直徘徊在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辞职和罢工两股浪潮正在全美机械、食品、医疗、娱乐等行业加速蔓延，加剧了美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劳动力市场迅速从2020年的“人找工作”变成了2021年以来的“工作找人”。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因为无法或拒绝在就业市场找到正式工作，兼职等灵活性就业岗位增多，使得现有的低工资收入者比例上升，而这些低收入者获得职业退休金的比例下降。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年龄阶段的人因被就业市场所排斥而依靠领取食品券等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就业市场的“双轨制”导致工作福利制度的“双轨制”，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无力缴纳社会保障税等，基于个人责任原则的美国养老福利制度设计的现实基础受到冲击。

美国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不平等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退休危机。”对此，美国试图进行退休制度改革以应对危机。2022年3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4: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名为《保障强大退休法案》的第2954号决议。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扩大退休储蓄覆盖面、扩大自动登记、提供更多的退休储蓄选择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可以在退休前向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金账户注入更多资金。但是，从美国养老体系的现状来看，该法案的税收优惠实际上集中在那些拥有足够退休储蓄的人身上，它将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的退休福利差距。为什么一个以“增加中产阶级退休收入”为名的法案，实际效果却是中下阶层获利甚少，富豪阶层成为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并将导致美国老年人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背后是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首先，美国政治日益被资本裹挟，养老体系改革固化既得利益。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已经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汽油等的价格上涨无疑增加了美国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下承受收入缩水和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食利阶层却因通货膨胀实现资本迅速增值，包括老年人在内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等现象因而愈发严重。虽然有“一人一票”机制，但是，在包括美国养老体系改革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的议程设置中，政治和经济寡头对其实际影响力远超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其原因是，美式民主日益退化为一种受特殊利益操纵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寡头政治制度，从选举机制到官僚机构运行都越来越受寡头们掌控，因此很难推行有利于弥合贫富鸿沟的养老体系改革。

其次，美国养老金体系与金融市场深度捆绑。作为当今最庞大的养老金体系之一，美国养老金体系规模居世界之首，不仅能够大量投入公募基金和美国股市等，并且可以享受免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养老金投资从相对安全的资产转向风险更高的资产。尽管投资于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和另类投资等资产可以提高回报，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仅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严重依赖投资收益，联邦和州层面的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资产价值也受制于金融市场是否景气，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该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越来越多地涉足“风险很高的科技股”。以伊利诺斯州为代表的部分州的公共养老基金，已经难以支付承诺给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福利。各州在保障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和减少公共养老基金债务的客观需要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对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转为现金平衡计划，也就是根据受益人一生的收入而不是退休前的工资来计算福利，而退休前的工资通常是他们收入最高的时候。

最后，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以牟利为目的影响改革议程。对管理退休金账户的金融机构来说，流入个人退休金账户的资金越多，所能收取的管理费就越多。因此，美国最大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政治献金等向两党议员游说，使养老体系改革方向符合其利益。

上述三个方面说明，尽管美国社会高度关注养老危机，但是现有的各项改革并不能缓解养老危机。美国养老体系的设计和改革走向都具有偏向资本利益的特点，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能提供的保障有限，过度依赖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必然导致“富者越富”和贫富分化加剧，并且加大了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适合成为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发展方向。

By 人民论坛网、搜狐

从中国到美国之后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银行系统，有时我们甚至觉得美国人的金融脑回路与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美国人的银行就是一个生意，是整个金融系统的一部分，你只要有本事，能拿到执照，你也能开一个，如果你发现开不下去了，你可以转让出去，或者让它倒闭。而中国的银行首先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国家信誉在它的后面做或有或无的担保，其次它才完成整个国家的金融功能。

不少美国的银行都参加FDIC保险，如果银行倒闭，那个叫做FDIC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在银行失效时赔给每个储户不超过25万美元的损失，但在银行买理财的账户就没有这个保险。中国银行过去没有保险这一说，原则上国家银行也不会倒闭。不过随着后来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不断出现，国家也不愿意这些野孩子兜底，十年前学习美国出台了一个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倒闭时赔付50万人民币，总算是和国际接轨了。有人笑称，存款保险制度出台说明银行存款今后不再保险啦！

在美国，真正的纸币现金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数额比例很低，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银行系统的支票传递和电子转账来完成的。整个国家也鼓励交易在银行体系内部流动，不论是公司发工资，普通人缴纳水电费，刷信用卡买东西，买卖股票这些操作，都不让你离开银行系统。对于国家税务部门来说，银行系统内部前的流动是透明的，这类现金叫做“白钱”。

当然，市场上还流通着另一类钱，主要是现金纸钞，这类钱叫做“灰钱”。你有时候街边买杯咖啡，或者住旅馆给的小费，基本上就是这类钱。它的持有和交易都不透明，它有可能是“没纳税”的钱。比如某些餐馆老板的营业收入和食材采购就是用的这种灰钱。美国的国税局特别头疼的就是这种不受监管的，可能没被征税的灰钱。

从技术上说，白钱和灰钱的转换大部分都是在银行柜台或者银行ATM上完成的。两种性质的钱的转换点就被美国各种法律盯的死死的。

你去美国银行柜台存现金，就是在把可能没纳税的灰钱变成白钱，法律要求银行在做这个转换的同时，把客户的纳税义务给锁定。换句大白话就是，银行要判断你这笔钱是不是个人收入所得。如果你存入大额现金（超过一万美元），银行就有报告的义务，你就有报税的义务。

按中国人的想法，我给你存二十万现金，你吸收了我的储蓄，银行应该很高兴。这完全错误，银行很害怕！你实际上是给银行带来了申报麻烦和违规风险。另一方面，当你要提取巨额（一万以上）现金时，这被认为是把白钱投入灰钱的大海中，你依然要准备好解释这样做的目的。如果你没有合理解释（其实在美国境内，你完全不需要这么大一笔现金），基本上银行会让你销户走人，礼送出门。

就算不是现金操作，美国银行在个人账户收钱时依然有很多限制。比如你的银行户头突然有一笔资金汇入，如果是不太可靠的国家，银行怕惹麻烦根本就不愿意收，甚至在跨国转账成功后，也有可能给你一张银行本票让你拿走，爱上哪存上哪存。即使是可信国家的银行，你依然要说清这笔钱是赠予还是收入，便于纳税。就算是可信的国家的银行，就算是同名账户跨境转账，很多银行都会有后台监管部门时候电话询问。

灰钱纳税后就变成了白钱。美国发达的金融系统让你的银行利息，债券收入，券商炒股增值，公司股份分红，都在纳税系统监管下。银行，券商，基金公司都会同步向国税局报告你的所得，如果和你的年度申报匹配上，这些白钱的增值（纳过税之后）始终是白钱，始终在银行系统监管之下。

还有一种纸币现钞是纯粹的黑钱，就是贩毒、军火、恐怖活动之类的钱，想把它们变成白钱，把它们带入美国境内和存入美国银行系统的努力，就是把和钱变成白钱的过程，这个俗称“洗钱”。黑钱和灰钱的差别一个是非法，一个是可能没纳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钱。大部分洗钱的手法是先把黑钱混入现金收入的灰钱中，然后再申报纳税变成白钱。

对美国政府来说，如何识别出洗钱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尤其是国际洗钱罪，这是联邦重罪。美国法典18卷1957款有详细描述，包括：把分散在不同账户的钱集中到一起的Promotional洗钱，把钱在不同银行的不同账户间倒来倒去（所谓洗三水就追不到了）的Concealment洗钱。

我们普通人经常要解释的不是黑钱，而是灰钱。在中国，黑钱、灰钱和白钱的区分很不明显。很多中国人经常在两个地方遇到新问题，一个是海关，一个是银行。海关和银行都有一个标准，超过一万就要填表申报，海关是105表格，银行是8300表格。美国海关不怕你带现金进入美国，只要你申报，就相当于把灰钱转换成了白钱，然后你再存入银行就没问题了。

当年导演英达多次带现金入境美国超过一万不申报，结果手头积攒下来一堆现金。然后又把钱免申报，以每次不超过一万存入多家银行，就是为了规避这两个表格。这在美国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叫做结构性操作，用人话说就是疑似洗钱。美国法典31卷5324和5316款说的就是这两件事。后来被起诉，最后先补税，又加罚款，再与检方和解。给中国人现场演示了中外银行的理念差异。

什么是KYC

新千年开始，由于反恐概念逐渐深入人心，美国法律给了银行各大的压力，一个特殊的词语被创造出来，叫做KYC，英文的意思是：了解你的客户。估计是撞毁世贸中心的恐怖分子的活动资金通过银行系统进入美国，惹了大麻烦。

于是在美国银行开户就更复杂了。前面说了，美国银行本身也是企业，它既然多了个责任为美国政府看守大门，当然也就尽量少惹麻烦为妙。很多国家都被它列入金融不可靠的国家，意思是说，那些国家并不能阻止黑钱变成白钱。这些进入他国金融系统的白钱可能不太“白”，所以某些国家银行的跨境汇款就要受到更多关注。

除此之外，还有些跨国银行也因为各种相关原因被罚款。这些银行一段时间内也受到特别关注。银行自己也自我审查，不让那些看起来不可靠的人或者无法判断你是否可靠的人开户。以免被扣上与受限制公司做生意的罪名。

很多中国人会和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做换汇操作，从中国汇给美国账户美元，然后再从中国账户向另一个中国账户划拨人民币，没出过国的人认为这种操作等价交换、天然合理。其实这种操作在美国会一头撞上灰钱变白钱的规则：突然出现的美元是账户所有者的偶然收入吗？纳过税吗？

不仅是银行，美国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是持牌运营的。他们都和税务系统直接挂钩。换句话说，你在美国金融系统内赚到的每一笔钱都是双重申报的。

比如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利息就算你的个人收入。每年年底银行会寄给你一张1099表，里面列明你的利息收入和替税务局预扣的金额。你拿这张表并入你的当年收入申报。如果你买了债券或者货币基金这类理财产品，你会收到相关机构给你的1099表，上面列出你的利息收入或者分红收入。

顺便说一下，美国人可以在境内自由迁徙，不需要户口，基本上一张驾照走四方，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是伴随终生的，叫做社会安全号码SSN，这是一个9位数的数字，一般人看不出来什么规律，一般情况下也不用出示。可是这个号码后面关联着你的所有纳税情况。

整个美国的纳税申报就像现代会计的“复式记账法”一样，你的收入你这方要申报，给你收入的（不论是工资、合同、利息、分红、增值）那一方也要申报。这种双重申报汇总到税务部们进行对照，你实际上无法隐藏任何“白钱”收入、因为另一方已经替你“申报”了。

当然，灰钱收入就没有办法了，比如服务业的小费收入。很多餐馆的现金收入也都在此类。所以美国政府痛恨现金，总是鼓励你用信用卡。

目前出现的虚拟货币交易，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这东西非中心化，完全匿名，跨境无碍，交易本身几乎无法监管，你是否赚了钱没人知道，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灰钱”交易。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美国政府采用的原则是：天上飞机怎么飞我不管，但我管理所有飞机场。只要你用法币买卖比特币，你个人和替你交易的交易所就应该双重申报。最近几年美国人的报税单中开始要求你填写虚拟货币的持有和交易情况。

中国过去的金融系统里面没有白钱，灰钱和黑钱的概念。我们的银行都是国有企业，我们有的原则还是银号最初级的“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个人账户资金随便跨银行调度，大额现金存入还被银行欢迎，不同名字的朋友之间转帐非常随便，甚至公司发工资也用现金支付。大量买卖（买楼买车买珠宝买字画）和馈赠都是纯现金方式。

很多贪官收受贿赂的钱也都在银行系统之外。实际上，没人知道这种灰钱和黑钱到底有多少。估计在国际犯罪分子眼中，这地方真是一个自由的洗钱天堂。当然，由于外汇管制，我们的这种“自由奔放”的方式并不会立即污染国际金融体系。

改革开放后，一切才慢慢地规范起来，目前，企业发工资减少现金支付，个人银行增加开户限制减少垃圾账户，已有账户分级管理，大额转账受到监控，大额取款做出标记，新的金税系统让银行和税务机构连接起来。

美国的“落后”银行系统

话说回来，美国银行系统由于历史比较长，存在路径依赖，有些方面还真不如中国的银行系统。

最明显的是，美国银行间普遍使用的个人支票系统。华人到美国，找房子，考驾照，申请SSN，银行开户是标准四件套。在你的信用卡申请下来之前，在花现金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写支票，因为，这时候支票就是你大额付款的主要手段。

中国的所有银行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不一定先进，但信息化硬件建设绝对有后发优势。美国银行之间虽然也可以电子转账，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支票做交换。

当你去美国开户行存入一张支票，银行需要通过ACH交换机构确认对方账户上是否有钱，然后再进行真正的资金清算。即使速度再快，也是以几个工作日来衡量的。你去存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柜台可能会和你说，这个钱要三个工作日之后到账，在此之前，可以给你一个25美元的额度应急。

万一对方账上没钱，就会出现跳票，两方都会被银行罚款。相对的中国银行间转账，基本上是6秒钟之内完成。比起美国银行，绝对是光速，而且你立刻就可以使用这笔钱。在美国，这就是梦想。

还有一个差异。在中国，你在银行储蓄账户就是一个，它直接挂钩你的身份证和手机，你也可以得到一张储蓄卡，卡号就是你的帐号。所以，储蓄账号和储蓄卡就是同一回事。而在美国，你的帐户是一串号码，它实际上是一个支票账户，你的支票本和这个账户挂钩。这个Checking账户的钱几乎没有利息（很多人都说，那个账户利率是一个无限接近于零的羞辱性数字）。

如果你需要有那么一点点年利率的储蓄账户，那就要另外开一个Saving账户，这个账户号码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串数字。如果你想像在中国一样，要办一张和账户关联ATM提款卡，这次你又得到了一串号码。这张卡在使用的时候，会从你的支票账户上扣钱。这张卡与支票的差异是：开支票不另外收费，使用这张储蓄卡（或者叫ATM卡），在某些时候会被另外收手续费。

自己家银行的储蓄卡还收手续费，真是逆了天了。不过你仔细观察，那张储蓄卡很可能是开户银行和VISA共同发行的，所以那个手续费（如果有的话）是被VISA收走了。

在美国银行系统之外，存在着几个专门管理卡片的机构：Visa，MasterCard，AmericanExpress这几家算是出名的。他们都是以发行各种信用卡赚钱的机构，和各个银行共同发行储蓄卡虽然只算是一个小小的副业，但是收服务费还是忘不了的。

比如你在美国为房子交财产税，用支票交款没有费用，网上付款有两块钱手续费，用储蓄卡和信用卡交款都要另外多付一笔税额百分之几的费用。又比如，你在美国加油站加油，用现金和用信用卡缴费就是两个不同的价格。

中国与此对应的发卡机构叫做银联，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某些大银行共同创建的“银行间联合”机构。银联和银行比起来，发展的比较晚，话语权也比较弱，不论是储蓄卡还是信用卡想收点服务费都没那么容易。储蓄卡就完全和银行账户合一了，收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的来说，美国的发卡机构比较强势，他们从商户那里收费，也从用户这里收年费或者透支逾期费。从商户哪里收的费用比例相当高，甚至每笔交易还收一个固定费用，所以，你如果用信用卡买一杯咖啡，基本上商户利润就会被切走一大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的收费。我刚来美国，朋友就建议我，这个场合最好用现金付款，也算一种“懂事”吧。

中国的银联卡对商户的收费相比就比较低，这算是中国银行系统的另一个优势。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个人支票，所以支票系统的缺点也看不到。至于中国公司支间的支票结算交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银行会倒闭

说起银行倒闭，在美国是常事，在中国绝对是新鲜事，大家都没经验，只有到了真的倒闭那一天才能见到保险公司所谓的兜底存款保险制度是否真的有用。

一般来说，银行倒闭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让另一个银行吃掉它，原来的存款兑付义务和贷款回收权利一并转移给新的机构，储户并没有受到影响，在美国，绝大部分倒闭银行都是这种股东出局，储户不受影响的结局。

如果没人愿意买，那就彻底倒闭，储户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进行核保，合格账户美国最高赔25万美元（中国最高赔50万人民币），更多的存款就损失了。

美国关于企业倒闭的法律规定非常清楚，对于资产还在，就是现金流断了（无法应付挤兑）的企业适应破产法第十一章（破产保护），银行基本上就是第一种结局，储户无碍。对于资不抵债，彻底无望的企业适应第七章（破产清算），这种银行的储户就真的要启动保险公司赔付了。

任何企业都有风险，任何银行也都有风险，美国的四大银行BOA、Chase、Citibank和Wellsfargo破产概率很低，不过利息也很低。而一些社区银行或者互助银行会给出很高的利率，当然也有与之相配的破产概率。这一点，一定要在储户开户之前向储户讲清楚。在中国，由于银行破产和破产保险制度出台比较晚，很多储户都会误以为银行是国家机构，存款有国家背书，而不会仔细选择风险较低的银行。

去年，美国硅谷银行SVB就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它们把储户的存款投资于高风险标的，由于标的贬值，出现储户信任危机，大家一起挤兑，虽然资产总额高于储户所有存款，但有些资产不能变现，无法满足挤兑需求。在法治环境下：1）FDIC首先接管银行，可以按保险约定赔偿。2）由于这个银行在硅谷非常重要，和美联储商量后，决定可以全部赔偿。3）在和其他金融机构商量后，最后决定被另一家银行彻底吃掉，储户存款完全不受影响。这就是从合法最坏结果，走到合情中间结果，和合理最终结果的全过程。

对于中国的银行拥有者来说，其实也没有经历过这个悲惨的局面，各级政府大概率会以维稳为目标处理这类灾难，而不像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有法可依。可能会搞人工截访、搞舆论消声，甚至做出污名化储户等等奇怪的做法。

从纯粹法律角度看，银行的储户并不关心银行是否是某些诈骗行为的受害者，储户只是面对了一个倒闭的机构，作为保险公司该赔钱就赔钱，作为储户的其他损失要等到银行本身起诉诈骗者之后，看是否有可能挽回一些损失。在中国，往往让储户直接面对诈骗行为，把银行机构的风险责任转化为银行里面有坏人诈骗。尤其是中文“暴雷”这个词完全模糊了“破产”和“诈骗”。

补充一句，硅谷银行倒闭（美国媒体用了一个更准确的词Shut Down）只是现金流无法应付挤兑，如果有人承诺拿出足够的现金流应对挤兑，储户一旦有信心，就不会蜂拥提款，实际挤兑也就不会发生。银行新的接盘者反而会得到原来银行的资产（前面说过，资产远大于负债），赚取一大笔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格局，草原上一只动物倒下，总会有分食它的动物出现。倒霉的只是银行的老股东。

况且，接盘人完全不需要真的掏真金白银应对挤兑。它只要发行一个总额能覆盖预期挤兑额度特别债券，略微许以高息，就有更多的人支持他兼并破产银行。最后，支付有限的资金成本，自己基本不出钱，就能空手套白狼，得到一个新的银行。这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的高级信心游戏。

中国银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美国没有移动支付

整体来看，中国银行在金融服务的深度上与美国银行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在某些方面，中国居然阴差阳错，误打误撞地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首先是手机支付。

所谓手机支付就是在手机上通过支付宝和微信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快速支付和转账的操作。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华人非常惊叹的三大件就是高铁、网购和扫码。这个扫码就是基于移动网络无处不在，智能手机人手一部，二维码充斥手机和商场。

在美国，由于信用卡支付已经占绝对领导地位，对后来的手机支付抢占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尽管也有Paypal，ApplePay，Zelle，Vermo这些新手段的出现，但发展起来绝不会像国内那样摧枯拉朽，排山倒海。说到底，还是国内的银联系统太无能了，以至于支付宝和微信财付通横行华夏。（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无能，让微信取代了短信）。

结果是，在中国现在手持现金买东西居然变成了一种不便。硬币和找零这两个词对年轻人慢慢就生疏了。我们小时候的超级心算找零技巧完全没用了（当年买东西价格七块五毛六，我们会先拿一张十元，再拿出六分钱支付）。当然，依托于携带现金的小偷行业和和支付现金的假钞诈骗也自动消失了。

带来的方便是，所有支付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私房钱的隐密变得更困难，甚至警察都能通过追踪嫖资支付，还原现场。个人隐私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完全消失了。如果移动支付进一步渗透，你的整个人生的金钱流动将完全透明。你不由得要问，方便换隐私到底值不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当年推动信用卡支付时也有过了得到方便但是隐私消失的讨论。当年的信用卡只知道你去了那家店，并不知道你买了什么。如今的在移动支付的大背景下，你买的商品，甚至商品有多少折扣都一览无余。我们现在并没有法律规定，支付手段的提供者是否有权收集、分析和预测支付手段使用者的信息。

资本主义国家有两股力量在较劲，政府要透明可追踪，保证税收和反恐，舆论要自由和隐私。综合起来，隐私保护不会消失的那么快。而在中国，政府有意愿让一切交易透明话，舆论（老百姓）也在说：既然没干坏事就不怕别人看。

两股劲拧在一起，于是召唤出一个怪物：数字人民币。

这是中国银行业走在美国银行业前面的另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数字货币对银行业的冲击

数字人民币这个新发明，它不同于现金，不同于比特币，不同于信用卡，也不同于微信支付宝，它是基于手机这类电子设备的无确定面额、可溯源、可控制、可能有漏洞的电子支付手段。

公众概念中的所谓现金，就是那种装在密码箱里的纸钞。它最大的特点是双重不可追踪性：持有者和交易路径两者都不可追踪。正因为如此，贩毒、卖军火、贿赂这些黑色或灰色的交易都很喜欢它。

所谓比特币，只是持有者不可追踪，交易路径是在全网络公开广播，人人记账。如果你能管好你的钱包，它完全满足拥有者匿名的要求。当然，如果你要把他们和法币互换，政府在那里等着你纳税呢！

所谓银行转帐（包括刷卡），这种电子支付手段是持有者和交易路径双重可追踪的。你是谁已经确定，你和谁交易也已经确定。

到了支付宝和微信，这种新型移动支付的好处是有手机就能支付，无比方便，也继承了支付宝微信后面链接的账户和信用卡的绝对方便点好处和毫无隐私坏处。

数字人民币是受支付宝微信和比特币的启发，由银行发行“无确定面额”的、可以方便地用“手机”进行“离线支付”的“电子支票”的“小额钱包”。加上这么多引号就是为了说清楚它的特点。它和支付宝微信的主要差异是支付宝和微信的付款方或者收款方设备至少一方在线联网，而数字人民币可以“双离线”。

在中国，手机不在线的情况比较罕见。所以数字货币的双方可以都离线交易的优点就显示不出来，因此，十多年来它一直被先入为主的微信支付宝压制。如果坚持支持双离线交易，那就比微信支付宝方便了，但是在技术上就存在着“胎里带来的”所谓“双花”风险。也就是一女二嫁或一女十嫁的风险。

在离线的情况下，数字钱包里存上1000块钱，把它花掉，这时你的银行账户因为离线所以不知道这笔交易，当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之后，钱就又回来了。虽然最终会银行会通过黑名单抓到你，但抓到你之前你可以把这个离线花钱、恢复出厂设置、重装软件的三部曲操作重复了100次，那银行就损失大了。

原来每张纸币上有唯一编号，由国家信用和法律来支持。数字货币是在花出去那一刹那，才产生了唯一的货币编号供双方记账。

去年的新闻说，某些城市数字人民币从公务员“全额工资”开始使用，这是数字人民币十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的进展过程中，第一个听上去靠谱而且奇妙的玩法。这次先在公务员体系内推广数字钱包一举解决了这个“双花”难题。我们不在手机上做技术文章，而在手机持有者上做管理文章，体制内公务员可以秋后算账，他们不敢“双花”。

公务员收入全部数字货币话之后带来了一个奇妙的附加好处。理论上，公务员花的每一笔钱都应该与现实收入有关，过去有一个面向公务员的罪名叫做“非法所得”，如果解释不清楚你家里保险柜里的现金是哪里来的。现在可以再发明一个延伸的新罪名：“非法所持”，你家里的买的任何一件摆设都应该说清楚是哪笔数字人民币买的。

数字人民币管控了货币的最后一公里。对普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隐私消失，货币持有和货币交易都变成完全透明的的事情，虽然普通人不会干走私、贩毒、洗钱的事情，但是等于大家都为这些犯罪陪绑了。尤其支付的同时，一旦和你的购物小票绑定，你每年喝几罐啤酒，吃几次烤串，去几次桑拿，和谁幽会，就完全公开了。

最可怕的是以下的情况。未来你钱包里的数字人民币是可以打上各种标签的。如果

打上类别标签，那就买粮的钱不能买肉；

打上时间标签，货币就可以像促销券一样带有效期；

打上地域标签，甲地钱到乙地不能花；

打上激活标签，你就必须打疫苗才能花钱；

打上封锁标签，你就不能转账给特定人；

打上注销标签，你的财产就消失了。

你可能会问，这还是钱吗？这不就是五十年前的管制票据（布票，粮票，油票，糖票，自行车票）吗？

下一步的前景是什么？

2016年，印度搞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废钞令。500和1000的大钞必须在指定期间换成新钞，过期作废，超过额度的兑换要说清楚来源，就是印度的一个绝招，强行把银行外的灰钱和黑钱逼入银行。当然，在印度这个操作造成了很长时间的混乱。

总结下来，当时印度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不够发达，新钞不足，强行换新钞没有平行保障方案。如果数字货币的支付和交易已经成熟，可以把旧钞纸币强行“单向”换成数字货币，并不耽误你使用，如果你需要纸钞，数字货币还可以“单向”受控换成新钞。

过渡时间一到，旧钞作废。保险柜和墙壁里边的旧钞就清零了，有主人的进入银行，没主人的变成古董。“金融可控”的老大哥时代到来了。黑钱，灰钱，白钱一律变成全过程透明的“红钱”。

这就是“数字人民币”的另一个妙用。

By 云中月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我已经稳定使用了三年的美国私人地址。 这个私人地址可以用来：

• 申请美国信用卡
• 申请美国银行账户
• 帮助我们代收代存支票
• 接收亚马逊、eBay等海淘的包裹
• 作为私人地址，它还可以将我们收到的信件，转寄到全球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国，并且可以选择不同的物流公司，比如便宜实惠的USPS美国邮政、时效非常高的联邦快递，还有DHL、UPS等快递公司，全部都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自由选择。

今天我要介绍的美国私人地址是Anytimemai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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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必备资料

首先，申请这个美国私人地址需要准备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准备两个身份证件，其中一个证件上必须要有照片，另一个证件上必须要有我们的法定住址。

所以，即使我们没有中国的护照，根据官方的说法，也可以顺利申请这个美国地址。 我们可以使用身份证加中国驾照的方式来申请，因为这两个证件上都有照片，而且都有地址信息。

所需的资料非常简单，不需要美国电话号码，可以说门槛非常低。

那么接下来，我就和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申请。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的链接，跟着我的教程一步一步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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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地址？

我们来到官网之后，可以看到，今年是Anytimemailbox顺利运营的第十年了。

作为一个老牌的地址服务商，它的覆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基本上美国各地都有。

而且它的价格的话也有很多不同的档位，可以让我们去选择，像最便宜的话只需要5.99美元一个月，那贵的话像20多美元30多美元都有。 不同的价格会提供不同的服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浏览美国地址。 在这个页面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一张美国地图，上面有标注的点，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租借的申请的美国私人地址。

从这个点的密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这两个地区的话，提供的地址是最多的。

我个人建议的话，优先去申请美国西海岸的地址。

因为如果我们收到了信件要转运回国的话，在西海岸它的物流距离会近一点，一般会直接走洛杉矶国际中转中心，直飞到中国。 如果选择东海岸的话，一般的话还是要去转运到西海岸，然后在西海岸飞到中国，相对而言的话转运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另外，如果说有海淘需求的小伙伴，建议去选择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岗州，因为俄勒岗州它是免税州，我们在海淘购买商品的时候，是会免除消费税的。

下面的话就向大家去演示一下具体怎么去申请操作，比如说我这边去选择加州的地址。 我们可以直接在地图上面去点选，当然也可以在直接在下面的列表里面去选择加州。

选择完成之后，在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跳出来很多很多的地址。

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的话，是我们租一个最便宜的地址就可以了，像月租9.99美元，还有7.99美元的，一般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的基本的需求，比如说我这边去选择9.99美元一个月的。

在选择完成之后，在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地址具体在哪里，然后这个地址提供哪些服务，私人地址它最基础的功能就是，代收信件，扫描信件，转发信件，然后帮我们去废弃销毁信件。

有的地址的话，是支持本地自提，有的地址，是支持帮我们代收代存支票，我们在下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地址支持的快递公司，像这个地址的话是支持三家，分别是联邦快递，UPS和USPS。

在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月租是多少，它的月租里面包含了多少服务。

比如说每个月可以免费去接收30封信。 然后超过30个之后就是要收费的，然后可以免费去扫描5页信件，然后可以去转发，每次转发的话是要有5美元的操作手续费的，具体的费率大家在下面都可以看到。

如果说觉得这个地址符合自己的要求的话，就直接选择进行下一步就可以了，如果说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我们可以返回继续去挑选其他的地址。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页面来拖动地图，然后在地图上点一下相应的标记点，就可以去选择对应的地址了。

像这个地址的话，它上面是没有明确的说支持哪个快递公司转发。

如果说没有明确标注的话，但是并不代表它不能转发。

一般的话是只会支持像USPS美国邮政，还有联邦快递这些全国性的快递公司。 像DHL可能就会不支持。 如果介意的话，建议大家不要选有标注支持哪些快递公司的地址。

如果觉得这个地址符合自己要求的话，我们还需要做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到USPS的官网查询一下这个地址是否为商业地址。

如果以后计划用这个地址申请银行账户，如果是商业地址，那肯定是不行的。

查询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跳转到USPS的官网查询，打开网页，然后输入地址信息，点击查询。

只要这个位置显示的是N，那就说明不是商业地址，是可以用来申请银行账户的。

我们回来继续申请，如果确定需要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点击下面的选择，可以选择月付或者年付。

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要长期使用，建议月付，如果用一段时间，感觉还不错，可以联系客服改为年付，会便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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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操作注意点

接下来就进入到填写资料的界面，在这个界面的话，我们首先是要去选一下自己的邮箱号码。

我们点击一下，可以看到有这么多可以选择，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下，接下来去填写自己的法定名字啊，必须要和自己身份证件上的名字一样，比如说我叫张三，我就填写San Zhang，下面公司的话可以不填。

在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私人地址了。确认没有问题，点击继续。

这里这步非常关键，是需要我们去填写申请人的信息。

首先第一个国籍，我们直接去选择中国就可以了。

有的地址在选择国籍为中国后，会跳转出提示，不支持中国居民申请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不用纠结，我们直接返回去换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接下来去输一下地址，这个地址不是指的我们现在实际居住的地址，而是指的我们身份证件上的地址。

如果说要用身份证作为证件来申请的话，那么这个地址就要填写身份证的地址，如果说要用驾照来作为证明文件的话，那这个地址的话就可以就一定要填写驾照的地址，但如果你身份证地址和驾照地址是一样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同样的话，地址也必须用英文来填写，大家可以找英文翻译软件来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有小伙伴会说，我不在身份证地址居住，那我是不是以后就收不到转寄的信件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地址和之后我们转寄信件的地址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并不是说我们这里填写了身份证的地址，我们之后寄东西就一定要寄到身份证的地址，不能寄其他地址。

我们是可以把地址转寄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这里的地址只是做身份认证用的，和我们之后使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接下来的话很简单，去填写一下邮箱。 电话号码的话，我们直接去填写中国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如果不愿意填写自己真实的号码的话，我们把国家选择成美国，然后去填写Google Voice号码，也是可以顺利申请成功的。

下面去设置一个登录密码，这个密码设置完成之后，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要不然申请成功之后，密码忘了就没有办法登录了。

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继续，接下来我们接收一下邮箱验证码，点击确认。

在这个页面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自己刚才输入的所有信息。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自己选的地址是不是正确的，资费是不是选错了。然后去确认一下自己输入的名字，还有自己的居住信息，邮箱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接下来就需要去进行USPS 1583公证。这一步的话是必须的，是美国法律规定的。

如果没有经过公证，这个地址是没有办法通过审核，也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

公证的话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在线公证，费用的话非常便宜，只需要25美元。但是这个在线公证必须要会英文，是要和外国人进行视频通话。

如果说英文不好的小伙伴，可以去选择通过自己的公证人来进行公证。

像我自己的话就是通过会讲中文的华人公证人操作的，如果说需要华人公证人协助进行1583公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了解。

接下来的话，我们是需要去输一下自己的信用卡的信息，来支付一下地址的租金。

如果说自己选择是月付的话，那么就是支付一个月的租金，比如说7.99，如果选择年付的话，在这里就需要一次性支付一年的费用。

如果说付一年觉得太多的小伙伴，不知道这个地址服务好不好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先去选择付一个月的，使用了一个月觉得服务还不错的话，那么也可以联系客服把账单改成年付，这样的话会便宜一点。

信用卡的话是支持Visa、Mastercard的，还有美国运通，国内发行的也是可以的，输完卡片信息之后，点击同意协议。

接下来的话，系统会进行一个扣款。扣款完成之后，系统就会提示，我们的申请正在处理中。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数字邮箱已经创建成功了，创建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用登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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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系统为中文

输入刚才设置的邮箱还有密码，点击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首先我们同意一下隐私协议。

后台默认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点击设置。

点击本地化。

然后在这里本地这里设置语言，我们可以选择中文简体，点击下确认，就可以看到系统已经切换成中文了，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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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公证注意点

接下来我们开始公证的流程。我们点击首页的验证。

然后提示我们验证需要准备的资料。

首先一个就是身份证明文件，另一个是地址证明文件，可以接收的文件类型是这些。

是否有美国社会安全号，我们去点击否，点击继续。

在这个页面的话是需要我们再次核对一下，自己的申请人的法定信息，首先上面的话就是国籍、名字和地址。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地址必须是和证件上面的地址是一样的。如果用身份证，那就是身份证的地址；如果说用驾照，那就是驾照的地址。

电话号码的话，系统是不会进行核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填一下 Google Voice也是可以的。

邮箱使用，我们去选择个人使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我们需要选择一下文件，首先第一个 photo ID ，就是说带我们照片的ID。一般的话推荐大家去选择护照，因为护照在国际上是通行的证件。如果说没有护照的话，还想申请的话，可以去选择身份证。

接下来的话，去输一下证件签发的机构，我们护照下面都有的签发机构，一般是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中心，新的护照是移民管理局，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在护照上面找到，大家直接输进去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证件的有效期，大家也去输一下，格式是月/日/年。

下面的话是带有地址的文件，无论是用身份证还是用驾照，我们直接去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证件的签发国家，我们去选择中国就可以了。

下面的地址，我们这里填写的地址，和上面填写的地址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填完之后的话，接下来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使用在线公证人。

如果说英语好的小伙伴，直接去选择在线公证就可以了。选择完成之后，系统会直接扣除25美元的公证费。

如果英语不好的小伙伴要看清楚，不要选错了。如果选成在线公证的话，就会直接扣25美元的。

如果说要用自己的公证人的话，我们直接点击中间的，使用自己的公证人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跳转到确认的页面。

在确认界面，首先第一步，我们是需要去下载，已经填写好的USPS 1583表格。

1583表格其实是不需要自己去填写的，大家只需要在表格的后面签字，还有写日期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现在点击下载，然后打开下载好的表格，打开之后发现，其实都是已经填写好的。

我们直接把页面往下拉。

我们只需要在13a这里去写上自己的名字，在13b这里写上申请的日期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必须要用手写，而且要是英文的，大家可以选择把这个表格打印出来，然后去手写，如果有电子笔的话，也可以用电子笔来手写。

比如说我叫张三，在这里就去手写San Zhang。日期格式是月/日/年。

第二页是不需要我们填写的，这一页是公证员填写的内容。

我们把1583表格签字写好日期之后，然后需要把三个资料发送给公证员进行公正，分别是：

• 签好字的1583表格
• 护照
• 还有驾照或者身份证

需要注意的是，护照上面本身是有英文的，所以说不需要我们翻译，但是身份证还有驾照这个上面是没有英文的，所以说是需要翻译成英文才可以的，不然我们把中文文件上传上去，私人地址审核员他也看不懂中文，那肯定是无法通过审核的。

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翻译驾照或者身份证的话，大家可以联系我，我这边有免费的方法来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说大家需要中文公证渠道的话，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的链接了解。

公证完成之后，我们需要点击这里，去上传文件。

上传的文件也是有三个：

• 公正好的1583表格，上面会有会计师的签名
• 护照
• 驾照/身份证的英文翻译件

上传完成之后，接下来系统会对我们的证件，还有公证文件进行审核，一般一周内都可以审核通过。 如果说超过一周还没有审核通过的话，大家可以点击官网右下角的在线客服，来询问一下进度。

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愉快的使用我们的美国私人地址了。

By Qian Tang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总是混的很差？

其实不单单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也混的很差。

但是富人的孩子，外表看起来，比穷人的孩子，要舒服很多。

这里不说国内，只说美剧。

摩登家庭，大家都看过。

里面有一堆gay夫夫，米切和卡姆。

卡姆是全职主夫，在家做饭带孩子（领养），后来兼职做学校的橄榄球教练，这个就是个兴趣爱好，基本没什么收入。

米切做律师，但不是那种精英大律师，而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律师。

剧集推进了好几年，他依旧一次庭审都没干过，都处于新人的状态，到了后面几季，干脆就失业了，每天外出假装上班让老公不担心。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新人律师+一个无收入的全职主夫。

他们住的大房子带后花园，是怎么来的？

米切失业后，这么大房子，还是好小区，房贷肯定很高，怎么没见他俩被逼疯？

原因就在米切的爸爸这里。

米切的爸爸杰，是一个橱柜商人，有自己的门店，工厂，有自己的品牌，且生意蒸蒸日上，属于本城富豪级别，他没事去乡村俱乐部休闲，来的都是律所合伙人，500强CEO，本地的议员州长之类的名流。

所以这对没什么屁用的gay夫夫，才能住得起那么大的房子，享受得起那么安稳富足的生活。

包括的杰的女儿，另一对夫妻，本身能力很好，工作挺不错，但即便如此，依旧沾了老爸很大的光。

女婿菲尔是本城的地产中介，的确能赚到一些钱，但是能不能提供一套白人精英小区带花园的房子+3个小孩的供养？存疑。

女儿克莱尔，一直都是全职主妇，到了三个孩子长大了才出去工作，处处不顺，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最后杰让她在橱柜公司当总裁，高薪高职位，克莱尔的确个人能力很强，把家族企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问题是，如果没有家族企业，纯靠自己找工作，能不能找到总裁的职务和待遇，肯定不能。

第二代还算比较正常，都属于勤劳踏实的普通人，女儿女婿都是职业专家，儿子虽然能力不行，但生活态度品性没什么大毛病。

到了第三代，就彻底全完了。

杰自己找的老婆带了个小儿子曼尼过来，从小好吃懒做满脑子只想泡妞，拒绝去私立精英学校读书，读大学选专业是个屁用没有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专业，整个人特别浮夸从来不知道工作赚钱是什么意思。

菲尔克莱尔的儿子是个有点智力残缺傻乎乎的笨蛋，做人还算踏实懂得打工赚钱，但是大女儿基本五毒俱全，从小不思进取吃喝玩乐整天恋爱，甚至还未婚先孕，什么前途都没有了，跟男友就窝在爸妈房子里，不肯出去。

只有二女儿是个天才少女，考进了加州理工一路读到博士，但工作太累干脆翘班不上在家歇着。

这些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痛苦：笨蛋儿子，懒惰废物儿子，未婚先孕拖油瓶，任何一条都是家庭的灭顶之灾，但是在杰的超能力之下，所有一切都不是问题，都成了温情，亲情，感人，搞笑，有趣，开怀大笑。

但是如果你看另一部剧：无耻之徒，就会惊人的发现，真实的生活不是这么温馨亲情感人温暖的，而是冰冷黑暗让人窒息。

无耻之徒里，也是有6个子女，配置都和摩登家庭几乎一模一样。

老大闺女为了抚养弟妹辛苦工作，老二天才少年考进名牌大学，老三同性恋不务正业，老四未婚先孕高中退学，老五是唯一一个结局还不错的，考上了警察。

一样的不务正业胸无大志颓废无聊，满脑子都是性交都是泡妞钓帅哥，做一模一样的事，甚至个人品性和人格智商，前者还远不如后者。

为什么摩登家庭全家人都是洛杉矶上流阶层，
无耻之徒就是贫民窟下流社会？

因为两个家庭的老爸不一样。

杰是橱柜大商人，家产亿万。
弗兰克是个酒鬼，不上班不工作没收入，全让大女儿打工养家。

这个就是唯一的区别了。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区别。

这样家庭的配置，最可怕的不是对「废物」的待遇不同。

而是对「天才」的区别。

两家人都有「天才」，都考进了名校。

摩登家庭的天才Alex，被爷爷杰认真教导，我们全家小辈基本都是白痴弱智moron，只有你一个天才，我帮大家遮风挡雨全都过上好日子，等我走了，这个任务就要交给你了，你要接下这根火炬了。

Alex用力认真的点头，眼睛里带着火花，没有任何迟疑。

但是在无耻之徒里，二儿子Lip第一反应就是，去你吗的！我呸！凭什么！操你妈！凭什么老子要一辈子这么辛苦这么累，要被你们这些傻逼寄生虫吸血？老子撂挑子不干了！老子宁愿毁灭自己的人生，也不让你们这些王八蛋不劳而获，老子要退学！要彻底毁灭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强烈？就是因为家庭导致的戾气和感情关系，以及为人的素质不同。

但还有更恐怖的一件事。

更恐怖的一件事在于：

中国的穷人，和美国的穷人，不一样。

无耻之徒里的穷人，有好的房子住，有二手车可以开，全家人都打零工，但是从小桌上就不缺肉蛋奶，所以各个身强体壮大高个。

妹妹未婚先孕，靠打工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养好。

Lip大学退学，依旧可以在城市里买房，娶个好老婆。

大女儿从小就打零工养活5个弟妹。

在国内一个20多岁没读完高中的女性做什么工作能养得起5个孩子且不被抓？

你穷人家孩子失业了，吃不起饭了，大学退学了。

靠送外卖拿最低工资能买得起房？

国内的穷人后代，如果考的大学不好或者没考上大学，基本就是廉价劳动力，甚至送外卖被保安刺死。

考的大学很好，就是被房贷二胎父母养老逼着跳楼的35岁中年人。

或者就是初高中打胎数次，下海做擦边博主都没人气只能去按摩店做技师的天真小妹。

如果是富人家孩子，会怎样？

考不上大学，初高中打胎数次，没关系，包装包装，培训下，送去国外留学，拿个学位。

国内的500强工作，就有了。

收入不高，一两万，但没关系，爸妈也不指望补贴家用，家里有多余房子，或者给你买房让你住。

有了房，无后顾之忧，结婚还是不结婚都有。

结婚，就是美满家庭，

不结婚，就是白领精英。

所以为什么穷人孩子总是混的差？

不是穷人孩子真的混得差。

而是他们哪怕和富人孩子取得一样的工作，一样的收入，

但是在人生的表现外在来看，

他们的人生，也远远比不了后者。

By 刘晓光

2024年一月份还没过完，硅谷就已经寒风凛凛。1月20日，谷歌CEO皮查伊在致员工信中宣布将全球裁员约1.2万人。据外媒报道，此次裁员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裁员，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6%。

自从新冠疫情以后，硅谷码农的生活只经历了2021年短暂的春天就急转直下。2022年，美国科技行业超过15万人失去工作。而2023年开年，情况并没有变好，微软裁员1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谷歌裁员1.2万人——不断加长的裁员名单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为了方便办理身份，硅谷的华人多从事技术岗，薪资更高，成为大裁员波及最多的群体。

中国名校本科，美国硕士光环加持，仰望着李彦宏这样早早红利变现的华人科技界偶像，这些有着雷同人生简历的异国“代码精英”，在互联网行业极速膨胀的年代挤进硅谷，成为国内人人艳羡对象。

只是他们中许多人没等来科技巨头光环如期变现，面前摆着的只有一纸裁员通知。这群刻板印象尽是“沉默”的少数族裔，甚至难以成为硅谷裁员主流叙事中的那条主线。

“有时还是会想，为什么是我？”刚刚经历裁员的某科技公司工程师Gemma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60天，Gemma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否则，她的美国工作签证将直接失效。

去年5月，Gemma从金融行业转行进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上市科技公司，尽管不属于一线科技大厂，不满金融圈封闭排外氛围的Gemma，仍旧对科技公司的开放充满了期待。

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非常重要，CEO很强调产品，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

然而，三个月后，这个“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就被弃如敝履。

一个阴谋论开始在硅谷流传：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前大刀阔斧“减员增效”只是一个序幕，下注暂无成果的科技巨头们迅速效仿之。和“暴君”马斯克相比，其他公司的大规模裁员竟然显得没那么可恨起来。

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激进扩张的代价屠刀落下之前，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她回忆，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自动化、优化效率，“当然，裁员是最后一种，也是最不想实施的”。不过事实是，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人员开销”被纳入考虑。去年8月8日，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接着是美国部门，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慢慢地，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的员工手中。“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是重灾区，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Gemma告诉36氪，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大概十分钟，原话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被影响了”。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她不过是那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

2009年到2018年间，以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为代表的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利润增长6倍，占标普500比例从3%提升至9%。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高利润率”和“高杠杆率”，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在就业市场仅占2%。这2%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直到去年底，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新雇佣人人数-离职者人数）仍达1万人以上。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选择大举扩张。其中，Meta最为典型。据统计，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7万名员工，去年前9个月，又增加了1.5万人，而谷歌、微软、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在“人力即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一位现就职亚马逊，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2017年，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名中等资历的程序员（3至5年工作经验），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这是一个循环，”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非大厂不去’的偏见。”

2020年，已经从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后简称TJC）的社区组织，主要为了华人互助，成立的由头，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运营TJC的关系，2021年下半年，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来找David咨询，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离谱”的offer。“公司为了抢人，同样的岗位，相比2020年，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20万美元。”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too good to be true”，“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而最近一段时间，TJC再次拥挤起来，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TJC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名为“Candidate Postings”的表格，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便于招聘方联系。从1月的名单来看，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集中来自亚马逊、Meta、推特、eBay等科技公司。David观察，“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是一个客观结果，因为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所以不幸的就是，当工程师被裁时，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

从读书到工作，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David和Gemma一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见见世面。2010年左右，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Wework、Uber、Airbnb、Github……风投all in移动互联网，随之，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David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借了2000美元，凑齐了基本的申请费，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那时，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

David确实赶上了“美国大厂”招兵买马的巅峰期。不止Uber，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再是科技，再是其他行业。”裁员未完，收缩继续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如何花钱、花多少钱、如何裁员，眼下，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Meta在曝出11月的裁员大新闻之前，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尽管如此，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口号式裁员。”Gemma了然于胸。

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不上是好事。“一方面，像这次，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但大家也不傻，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走，会等到拿钱走人，没有身份的，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而此前半年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这种非技术岗，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Gemma的想法是，“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去年8月时，苹果曾裁员约100人，但动作干净利落，也没有发任何声明”。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不管是赔偿还是员工纠纷，裁员的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公司资源，不宜久战。某种程度上，怎样对待裁员，和管理者运用公司各类资源的风格如出一辙。“所以有时大厂开出过度高价的薪资包，其实是不节俭的体现，薪酬体系合理，是公司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之一。”Gemma说。显然，扎克伯格在花钱上很不谨慎，“Meta的门卫都不外包，而是采用编制内员工。”

扎克伯格的“大手笔”，还用在更显眼的地方——元宇宙。截至目前，扎克伯格已经不顾股东劝阻，在元宇宙上花了300亿美元，而且没有克制的迹象，今年，他预计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缺乏正确预期及计划的财务行为，让Meta在去年美国科技公司危机中，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2022年以来，从财报接连暴雷，到VR砍单、多次股价暴跌，Meta伤痕累累。“我错了，我要为此负责。”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忏悔，但在已经太晚的当下，他负责的方法，只有牺牲掉大量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裁员旷日持久，走的人悻悻而去，留下的人也无法如往常安心。刚忙完年底Holiday Sales——这一美国电商人全年最重要的大促季，亚马逊的1.8万名员工就面临着被公司抛弃的风险，设备部门的华人产品经理May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11月，亚马逊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小规模裁员，主要涉及Device（设备）部门，而当时就有传言称“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May是11月那批裁员的幸存者，“大促季用到我们部门的地方非常少，就先从我们下手，年后再裁的，都是大促活动的主力军部门。”元旦后第四天，亚马逊全体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CEO Andy Jessy的邮件，被通知公司将“继续裁员”，涉及的正是刚忙完年终大促的Store（商店）部门和PXT（人员、体验和技术）部门。Andy在信中告诉大家，正式的裁员通知和谈判，将从1月18日开始。这意味着，真正的审判日来临前，亚马逊员工要等待不安的两周，紧张情绪瞬间在公司内部沟通软件上弥漫开来。“大家都在小组讨论里各种猜测，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即使是没有身份顾虑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份工作，也会感到担忧。”去年11月以来，May的大部分工作都被迫进入了“待定”状态。年底正值亚马逊各个部门做运营计划的时间，受裁员影响，很多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项目目标，而May所在的设备部，也只得不断校准合作部门的计划。“和我对接密切的首席产品负责人也被裁了，感觉下一年给我们的support要黄了。”May告诉36氪，“裁员的安排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亚马逊内部都可以转组，一会儿说要同一个部门才可以，想招人的也招不进来。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效率很低。”她感觉公司几乎按下了两个月的暂停键。

裁员计划的另一部分，是针对即将于今年入职的应届生们。去年12月中旬，Tim所在的NG（New Graduate）offer群里有很多人陆续接到了亚马逊HR的电话，称入职时间被强制推迟6个月，如果不同意就撤销offer。Tim自然也没能逃脱噩运，原本明年上半年入职的亚马逊offer，被推迟到了2023年12月。他收到的邮件写着：“在当下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更谨慎地推动商业决策，对亚马逊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意味着，2023年全年，亚马逊都将对招聘规模保持收缩状态。“2023年才是真正的考验。”May说，“去年虽然经济下行，但个体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年初定下的很多计划，年内可调整空间有限。而年底各大厂开始的裁员，才是真正的信号——大家都在为2023年更紧缩的预算做准备。”从二级市场来看，美国科技行业去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累计下跌33.1%，特斯拉、亚马逊、Meta等明星科技公司跌幅更是达50%以上。而更悲观的消息是，2023年走势并不会掉头向上。骏利亨德森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shwin Alankar预测，最坏情况下，科技股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20%。“裁员往往是降本增效的最后一招，所以出现万人裁员时，情况难言乐观。我看到，需求比市场预期糟糕得多，市盈率会进一步收缩。”

硅谷，围城？

硅谷历史上，上一次“massive layoff”（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达到了高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2008到2009年，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

中国“留学热”开始于新千年，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潮袭来，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进一步加速推进“支持留学、来去自由”。到了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突破60万。但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还曾是6.94∶1。

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当时“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在2016年归国，担任百度COO，被看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同年，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不乏声音提到“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但无论如何，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短暂的繁荣后，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没有退路。“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但是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是尘埃。”Gemma说道。

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问题。最开始，选择哪家公司就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对在美华人而言，决定生存的“身份”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从毕业后OPT，甚至挂靠，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绿卡申请，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重新选择，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绿卡，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放弃入职大厂”。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面试受歧视、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

再一次衰退来临，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相比于宏观环境，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Gemma才意识到，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但Gemma发现，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一方面，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不过度质疑候选人，另一方面，裁员消息也会吸引面试官主动抛来橄榄枝。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才进去三个月，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很尴尬，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被裁之后鼓着勇气去到市场上，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二次伤害。”Gemma很沮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在硅谷当个快乐“打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还是健身房会员、移动办公、餐补等，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节衣缩食”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

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肯定有想过回国。”但David的语气却有些犹豫，毕竟，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David欣慰的是，即使眼下陷入困顿，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如果我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来自中国的“代码精英”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见证人，但残忍的是，当大幕拉上，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

By 36氪

北欧，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

八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她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

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她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

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讨厌的。经历过这一遭，她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

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

去北欧重启人生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

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8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

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

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gap。可gap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

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地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8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offer，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2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

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学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

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服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得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文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跤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

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内心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普世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

长冬、孤独和歧视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

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

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

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

早上八九点出门，天依然是黑的

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地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

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

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

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较为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

美术馆里，摆满了婴儿车

这可能和北欧的气候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在提倡“work life balance”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

每次回国，我都要从国内人肉背回许多调料

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虚伪”。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加剧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

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别国的心理医生，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

黑面包涂猪肝酱或鱼酱，就是一餐

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ATM机取钱，第一个ATM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ATM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

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躺平的代价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

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她告诉我她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

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

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

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

假期里，我总要去阳光充足的南欧疗伤

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三十五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四年、最晚八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

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

冬天，下午四五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小区里静得可怕

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地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

向往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地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

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在北欧，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离开北欧，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

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地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

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

在北欧生活了五年后，我告别了这间小房间

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

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一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

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

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

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

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

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

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

作者：看客Insight

在国内，中产是最重视教育的人群，美国也不例外。但很多华人家长不知道的是，他们最想让孩子进的常青藤学校却最不欢迎他们。甚至有人总结出最难爬藤的收入群体就是家庭年收入158,200-222,400美元的中产阶级。

 1. 收入对常春藤联盟录取的影响：哈佛大学的“机遇洞察”研究发现，在常春藤联盟及其类似学校，父母年收入在158,200到222,400美元的孩子录取几率最低。

 2. 高收入家庭的不利地位：这些家庭的孩子在申请上处于劣势，即使他们的学术成绩与更富有或更贫穷的家庭的孩子相似。

 3. 曼哈顿私立幼儿园的例子：一些高收入但不是顶尖富豪的家庭在曼哈顿的精英学校面试时被告知他们处于“死区”，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的大额捐赠者，也无法帮助学校提升贫困学生比例。

 4. 常春藤联盟学校的偏好：研究指出，顶尖1%的高收入家庭（61.1万美元）在常春藤联盟学校中过度代表，其中近一半的优势来自legacy status。【Legacy status：大学招生政策考虑到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是否是该校的校友。校友的子女申请时可能会获得优先考虑。这种政策的存在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校友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延续家族与大学的长期联系，包括未来的捐赠可能性。】

 5. 校友Legacy和运动员招募的影响：约四分之一的录取优势来自于运动员招募，这些运动员通常来自高收入家庭。

 6. 非学术类别中的优势：非常富有的孩子在非学术类别（如课外活动和领导力）中获得更高评价，占据了他们优势的31%。

 7. 不同收入层次家庭的策略差异：中上层家庭在选择大学和申请策略上面临复杂的决策，例如是否利用提前决定申请（Early Decision）。

 8. 教育顾问的角色：随着大学录取过程变得更加竞争激烈，家长们越来越依赖教育顾问来指导学生的申请策略。

 9. 地域因素的影响：一些家庭为了提高录取机会，选择在学生高中阶段搬到不同的州，以期从较不竞争激烈的地区申请大学。

 10. 招生政策的多样性：不同的大学对于各收入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招生政策和优先级，这影响着学生和家庭的选择和策略。

虽然一些家庭在财务上位于较高水平，但在申请常春藤联盟和其他顶尖大学时，他们并不享有优势。事实上，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的大额捐赠者，也不符合学校希望从贫困背景中提拔的学生标准。

中产爬藤的感叹：拼爹拼不起，拼娃我不配

每年藤校放榜，怒刷存在感的都是留学顾问。

挺神奇的，每年发榜爹妈哭天抢地，大藤offer一年比一年少，但机构有一个算一个，从来不缺藤校的喜报。

有好事者曾经较真地做加法，朋友圈飞过的offer之和比榜单里公布得还要多…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诚信，而是容易给中国爹妈造成一种错觉：进TOP10的名校其实并不难嘛，只要肯花钱。

于是带着对哈耶普的梦想，不差钱的他们开始搜刮高端资源。一旦拥有就比较一言难尽…

TOP美高的妈妈最近签了个约，然后发现顾问给小孩拉了一个超级无敌的list，其中包含但不仅限于申请几个顶尖夏校，考个10门AP…

人已经被送进了顶尖美高，还要跟国内娃一样卷学术，当妈的只能果断跑路，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单子把事儿都干了，那根本没顾问啥事了。

虽然损失了钱但至少省了时间，这对申请阶段的娃来说，就是最大的助攻。

她说，现在很多顾问的爬藤逻辑，不是发掘个性化，而是把流水线一样地把打造六边形战士。明明请他们是引导兴趣、筛选资源、针对个性高效规划，结果最后拽着孩子往死里卷…

原因很简单，做出六边形战士不用对结果负责。成了是顾问的功劳，输了是小孩运气不够…申请压力成功转移。

申请美国的顶尖大学，基本逻辑是GPA第一，兴趣活动+家长能给的资源第二，再下去是推荐信和文书；

想靠顾问手里的资源杀出重围拿到大藤的OFFER基本不可能。

因为机构运营总要有一套标准化流程，无论多小众也都不乏「大陆货」打底，竞赛资源和背景提升，基本都是你有我有大家有。既然人人有份，就是可以删掉的同类项…

所以想要胜出，说到底还是拼爹。

比如家长想让孩子学医，得先从自己这一代往上盘三代，看看有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基因。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就算觉得钱景不错强行选这个专业，最后绕来绕去也会绕到父母的老本行上，比如学计算机、搞数据分析；

但专业的波折还不算惨，真惨的是专业按家长的思路读完，终于熬到毕业要找工作，发现自己没有资源。连好的实习机会都捞不到，人生前路一片漆黑…

尤其是医科。

读到博士才能临床，大家算算这是多少年？没资源也没有过人的才华，27、8岁只能到处找实习，30岁事业才起步…

精心规划的专业和乱点鸳鸯谱，只有在爹妈眼里好像天上地下，对一个小孩的人生并没有太大差别。

成败是人生际遇，决定因素只有祖上积下多少阴德。

欲读名校，一拼爹、二拼运，三拼本事。

从这三点来说，非读家庭资源匮乏的专业也不是不行，只要你是个天才，纯靠自己的实力可以碾压有资源的竞争者。

这样的人我确实见过，真的凤毛麟角，不是智商爆表就是精神力秒杀众人。更多成功都是比尔盖茨那种版本，辍学做微软成为世界首富。

你以为他是靠自己奋斗，但刷完八卦才知道，他有个大律师爸爸，一个当校董的妈，连姥爷都是著名银行家…

这样的配置未必一定成功，但成功概率肯定是大大超过同水准的草根娃。

而盖茨之所以哈佛勇敢地退学，不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充满自信，而是因为他妈妈给拉了IBM的第一单，拿到首富人生的第一桶金。

成功之后故事掐头去尾，不知道内情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靠自己努力，爬上了科技时代的珠穆朗玛…

真相大多如此。

书画世家的三代凭祖传的艺术造诣进普林斯顿，开发商的老爹用自己的真金白银给儿子砸出一条通往哈佛的路…

你却在没头苍蝇一样地找两三家顾问，每年六位数续约挥金如土，一心想着努力借助外力实现名校梦。

现实残酷，95%以上花掉的钱，换回的都是安慰剂。

不过，也不必因此而绝望。富贵名门有拼爹的资源，普通家庭也一样有资源。还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我有个心明眼亮的朋友吗？娃小学掌握六门语言。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爸爸过于牛逼，都找他打听怎么做到的？他听了直叹气。

说自己家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祖传三代的资源，琴棋书画样样都得从头鸡，这怎么比得过人家那些世家子弟，不是书画大家就是三代行医，最不济也是做琴房生意，小孩学琴的难点，只有选择一张琴凳…

所以他盘了又盘，工作和国际教育有关，认识了不少外国人，给小孩找外教方便，只能选多语种这条路…

小孩之所以会六门语言，不是因为爹猛而是家里资源匮乏啊！

还有一个朋友更神。

他小孩今年读9年级，目标定下了康奈尔。选的专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生物学，当爹的简直能愁死了…

但是，我这个朋友做国际教育、是个懂行的，憋了一宿之后稳定住了心神，开始盘算手里的资源给小孩铺路搭桥——

先找了几家号称藤校offer印刷机的机构，带小孩上门挨家访谈。小孩选了个老外Consular，两年20万。他也没指望顾问能起多大作用，主要是有人定期陪娃复盘。他自己本来能搞定，但第三方更容易沟通；

然后，开始扒拉自己圈子里的资源。

之前他帮不少人做过教育咨询，这一善举让他结识了不少有段位的朋友积累了不少资源，有做生物方面搞科研的，有医疗企业相关的大佬。

自从娃定了专业方向，他就有了拓展人脉的锚点，投入精力深化关系链，朋友圈里经常给大家点赞…

你知道，一个勤奋的爸爸可以把资源拓展到什么程度吗？截止到目前，他已经为9年级的娃找完了大学毕业后的工作。

可歌可泣，简直是吾辈楷模。

因为他的教育思路比较逆天：既然要以终为始看问题，那大学专业最好对口就业，就业只要搞定那反推专业，再推导出高中三年的规划，进康校重点攒的资源，有的放矢更能节约成本。

毕竟自己不是豪门，除了攒资源之外，还得攒出500万的学费生活费。

讲真，以前我觉得这朋友非常普通，但听完他为小孩所做的一切，感觉他浑身散发着神一样的光，让同为家长的我深感惭愧啊！

又有天赋又有钱的去走“体育生”路线

从林书豪谷爱凌，再到国内“体二代”们开练网球、高尔夫，如今，中产家庭敏锐觉察到了精英体育生和美国常青藤名校之间的密切联系。高昂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名利双收，再加上名人效应，国内形成了一股“爬藤”的热潮。

要知道在教育上，中产父母不会示弱。一边想培养孩子的身体素质，一边在为冲击美国名校暗暗发力，“体育爬藤”就是体现这种优越性和竞争性的最佳注脚。

十一岁开练，百万花费赌未来

今年36岁的迪迪，女儿即将11岁，有一年多的网球训练经历。在卷钢琴、书法、舞蹈的热潮外，迪迪想给孩子的未来挑个备选道路。一家人商量后，定了网球。

爬藤的想法来自于美剧，剧情里体育生总是能受到常青藤大学青睐的情节让迪迪浮想联翩：“如果将来有去美国读书的打算，练网球是加分项，何况女孩子练起来也很好看。”

不过，迪迪一家人对“体育爬藤”的认知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消息都是从家长群或是短视频中得来，真真假假来源不明，不时动摇着父母们的想法。

首先，羽毛球、乒乓球等国人熟知的运动项目并不在“爬藤”的选择范围内，必须是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指定的运动项目，大多都非常耗费时间和金钱，如美式足球、击剑、高尔夫、冰球、水球、网球等等。

迪迪做了功课后发现，美国本科网球录取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高，有的学校甚至在1%以下。不过相比较下来，其他项目对女儿来说挑战更大，现在主要在培养兴趣：“郑钦文也是这个年龄就开始练球了，我的孩子能练成她那样吗？不能确定。”

“爬藤”潜藏着失败的风险。如果女儿坚持不下去，这条路对这个家庭来说，可能会非常艰难。

迪迪还担心孩子承受不了网球带来的痛苦：“网球拍对她来说有点沉，挥拍也是有心无力的，现在北京天气变冷，我坐在场边陪她，给她捡球时也冻得发抖。但看着隔壁场都是爷爷奶奶们陪着，又好受了些，毕竟都是一样的卷，看谁卷过谁。”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不菲的开销。一位国外留学顾问在自己的视频栏目分析，在诸多项目里，网球可能是耗资最贵的，至少得1000万起步。水平参差不齐的网球教练是这里的“花销大头”，从100多元1小时的陪练，到号称是健将级运动员的高价教练，迪迪都试过，最高一个小时要花近1000多元。

一年下来，光是上课费用就近10万，还不包括其他运动装备的费用，每一项的支出都是个无底洞。一节节枯燥的训练课上下来，迪迪有些于心不忍，不过女儿后来慢慢喜欢上了网球，还是坚持了下来。

学业正在压垮美国体育生

小葵是迈阿密大学的体育生，但她对“体育生”这个标签有点意见，因为这三个字并不能准确描述她现在的生活。

来美国之前，她放弃了国内一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作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出国留学是她用来走出舒适圈的路径。

在众多的“体育爬藤”大军中，得益于自身背景优势，她一路很顺利，但小葵到了美国后，才真正开始遇到瓶颈。

和众多赴美“反向留学”的中国人不同，小葵的身边很少有中国人，她一下子进入了美国白人精英们构筑的体育生圈子。

小葵是个慢热型的女生，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月里，她很迷茫，脑子整日整夜地想这想那。

因为英文水平有限，小葵一开始很难忘适应美国大学运动圈子里的文化环境。美国本土体育生熟悉的那种单打独斗和个人主义风格，让她不解：“你自己能力不行，在篮球场上就没人给你传球，对方认识你知道你，你才能融入队伍。”

在球场上，教练让她积极主动一些，但她总是害怕投不进球，出现失误。好在美国教练耐心，每天大量练习对话帮她学英文，时间一长，自信心也就慢慢回来了。

在国内，体育生是专业性极强、职业路径非常清晰的一类学生，但在美国，体育生的身份可能是比985、C9更要耀眼的存在：“如果你说自己是NCAA运动员，大家都会觉得很厉害，包括找工作，人家都会格外刮目相看，因为很多人觉得爬藤的体育生，真的是在做两份‘全职工作’，一份是‘学生’一份是‘运动员’。”

不过这份红利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时间以外，没日没夜地赶作业和各种论文。小葵在国内落下的功课，在美国都要重新捡起来：“你是一个student athlete（体育生），如果你GPA低，你就没机会再打球了”，任何荣耀的前提都是学业，这也是作为一名NCAA运动员的保证。

“爬藤”失败后，他们都去哪里了？

“爬藤”不只是资金和时间、精力的较量，也是运气的比拼。作为第一批靠学击剑计划出国上学的小c，在2005年时就进行过备考，当时“体育爬藤”还是极少数人才知晓的出国路径。

母亲在他上小学时，认为击剑可以锻炼心理素质，再加上小c本身精力旺盛，于是报了击剑班。

“回想我小时候学击剑的过程，还是挺苦的，丝毫没觉得这是一项‘贵族’运动。教练觉得底子没打牢之前不要考虑参加比赛，但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参加比赛意味着荣誉，是一种可以向外人展示的‘成果’，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当时除了一起练剑的同伴，我都没什么学校里的朋友。”

最近几年，击剑运动员的花费也在大幅上涨，其中最大的开销在雇佣教练上，如果要指定明星教练，单次收费就在千元以上，更专业的培训费用一年远超十万的情况比比皆是，小c已经无法估算自己投入的金钱：“应该超过了100万。”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参加比赛不仅意味着要独自一人，很多额外的开销也要承担，小c经常因为比赛差旅需要自费，为了省钱直接在卧铺上睡一晚。

但他还是没有成功“爬藤”，最后转向了欧洲的大学。去了欧洲后，作为体育生的过去慢慢派上了用场。

“击剑作为一项运动特长，和欧洲当地的同学融入起来会更顺利一些，更像是一种社交的敲门砖吧。某种意义上，自己爬到了另外一根藤上，击剑更像是我年少时的一个生命印迹。”

结语

俗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华人家长为了孩子的未来辛苦绸缪苍天可见，但藤校的录取规则是那么难以捉摸。拼爹、拼体育、拼推荐、拼“与众不同”，很多履历及其优秀的“六边形战士”都败下阵来，觉得没有藤校加持的人生一片灰暗。其实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地方，再优秀的人才都无法施展才能，只感觉到压力，没感觉到成果。更别说非藤校学生不招的公司少之又少，不用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藤校毕业生”这个标签上。如果进入社会几十年以后，还要把这个标签挂在嘴上，那才是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

By 墅姐聊跨境、谷雨星球、Ell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