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寮步镇，有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叫叶锐聪，他在自己家门口被人从看管人的怀里给抢走了。
失踪儿童叶锐聪母亲邓惠东：“就在这里，我女儿就在这边边上的，贴边的那个小型面包车，就倒过来了，倒了过来之后，我以为就是说它在前面掉头，当时我看见我女儿的动作很快，就把她弟弟抱起了，但是没有过几秒钟，它(面包车)就打开车门，它就退过来，不下车的就打开车门，就几秒钟时间。”
邓惠东说，劫匪在她眼皮子底下，从她11岁的女儿怀里抢走了9个月大的叶锐聪。她虽然拼命追赶，但犯罪分子仍然带着他的儿子逃之夭夭。在东莞，记者一共调查了30多位失踪儿童的家长，家长反映，无论是放学路上、超市、自己的家门口，犯罪分子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偷走或抢走的孩子，最小的刚生下来几天，最大的也只有9岁，绝大多数集中在3到7岁之间，同时，这些失踪儿童的家长以做生意为主，往往是父母双方有一个人在做生意或者打工，另一个专门照看孩子。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焦军华：“她妈妈带她。”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我是老婆是专门带小孩。”
很多家长都告诉记者，他们丢失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东莞失踪儿童的统计数字里，也没有出现在东莞市公安局汇报给公安部的材料里。而民间的说法，东莞市近年来儿童神秘失踪的人数竟然达到了上千名。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自从2000年以来，按我们自己的推算，(失踪儿童)应该在一千个以上。”
这些家长称，他们凑在一起不惜倾家荡产悬赏一千万要找回自己失踪的孩子。
郑春忠：“我了解到很多家族，他们为了找小孩，他们去过，他们基本上走过半个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花费了几十万，我后来在想，我们在想，这样是不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也许就是说，我们如果筹一千万(元)，重赏之下也许会有勇夫，也许会给我们提供线索。”
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平时要是自己的孩子有点头疼脑热，都会心疼。看到东莞这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不敢想象他们的心里会有多难受。
是啊，刚才那位母亲邓惠东在光天化日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抢走，东莞拐卖儿童的猖獗可见一斑。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我们也做了进一步调查。
东莞聚集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其中就有不少是托儿带女的父母。在一些犯罪分子眼中，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猎物，为了拐卖孩子，一些犯罪分子完全不把当地警方放在眼里，各种场所都可以成为他们拐卖儿童的狩猎场。在东莞长途车站，这个母亲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只用三四分钟的时间，就偷走了她的孩子。
失踪儿童付敏敏母亲肖香娥：“元宵节那天，就是跟她外婆回家，回湖南，经过东莞长安那个地方，那个车站在那里停车，3分钟就丢了。”
肖香娥是湖南省洞口县人，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去年年底，她把只有两岁多的女儿付敏敏从湖南老家接到深圳过年，过完年后在元宵节这一天，由孩子的外婆把孩子带回湖南老家，没想到由深圳开往湖南的长途汽车，途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车站，仅仅停靠了几分钟，她的孩子就被人偷走了。
肖香娥：“当时(车)就停在这里，那个女孩子，那个女人抱小孩的那个地方。”
记者：“车子在这儿干什么？”
肖香娥：“它在这里搭客，载客，我妈妈去上厕所，因为它停下来了，上厕所以后小孩不见了，回来的时候小孩就不见了。”
记者：“多长时间？”
肖香娥：“大概4分吧。”
记者：“你怎么知道4分钟呢。”
肖香娥：“因为当时有两个摄像头在这里，在这里有转(着)，这里有个摄像头，看到我妈妈下车的时间是47分13秒，然后再一次它是转动的，我妈妈上车的时候(镜头)没看到，再从车厢找小孩下来的时候是53分，中间只有5分钟，但是我妈妈还上车找了，车上找发现不见了的时候才下来，我小孩当时在最后一排睡觉。”
在东莞，犯罪分子不仅在车站拐卖儿童，同时他们还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农民工的居住地.肖香娥的孩子丢失后，她一边发动亲戚朋友四处找线索，一边隔三差五的跑沙口派出所，找孩子的事毫无进展，她却在派出所遇到了又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这就是来自湖南在东莞市长安镇打工的焦军华、陈华娟夫妇，他们的女儿焦怡乐在今年2月27号丢失，也就是说在付敏敏丢失18天之后，东莞市长安镇再次发生孩子失踪案。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陈华娟：“是在这里，在这里给人抱走了，我问那个卖商品那个人，他说后来一对年轻的夫妇，抱走了，抱(着从)这里走了。”
目击者告诉伤心的陈华娟，一个50多岁的老人和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抱走了她的女儿焦怡乐。在东莞，由于孩子被拐走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些家长也提高了警惕，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尽最大的可能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但在犯罪分子眼中，家长的这些努力却显得有些徒劳，毕竟父母不可能24小时都牵着孩子的手。
我们注意到，很多孩子被拐卖都和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有很大关系。我的同事就发现，不少农民工工资低，没钱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经常可以看到几岁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边玩，没人管。而且这些地方人员流动性大，居民混杂，这也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有这么多隐患存在，难怪人贩子会盯上他们。说到这里，我很担心这些孩子被拐走以后的遭遇，他们会受到虐待吗？人贩子又会把他们卖到哪儿去呢？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资料画面，在云南昆明，晋江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贩卖婴儿，公安局立刻派出民警化妆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的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落在床边的人贩子一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查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
“会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做了十多年了，从没问题。”
“卖过多少个孩子？”
“没数过，卖了好多个(孩子)了。”
第二天中午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专门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干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家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三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的童车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都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宁：“在云南我们的昭通，会泽，宣威，在这些地方，有很多这种几代人都从事这种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这种家族形式存在，他们这些人也就混杂在来昆明的外来人员当中，也就到了昆明，他们看准周围机会这么多，他们也就下手了。”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通过这样辛勤的努力以后，找回来的儿童应该说跟丢失的儿童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
当地警方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偷到孩子后，一般会在30分钟内离开这个城市，并很快就会通过团伙的力量，在其它地区被当作大白菜一样标上价格进行出售。这些被偷孩子的命运是，大部分会被一些家庭买来收养，另外一些孩子的命运是或者沦为乞丐头控制的小乞丐，一些女孩甚至最后会沦落风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比如说把女孩子养大了，再去卖到色情行业的。”
心爱的儿女离开自己，他们未来的人生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是否是否穿的暖、吃的饱，是否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享受教育，病了有没有人管，一想到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感到钻心的痛。
“我们孩子开始丢的时候，还不敢跟老人说，一想到老人心里面就难受，本来老人的身体就不好，孩子又丢了，我们结婚了五六年，才有这么一个小孩。”
洪涛，从云南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里，我注意到，现在拐卖儿童已经形成了一种家族式、专业化、跨地域的犯罪网络。你想人贩子得手后，半个小时不到就能把孩子转移走，等到家长发现孩子不见了，再去报案的时候，孩子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警方很难马上找到破案线索。
人贩子这样的速度和效率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办到的。那么，这条地下产业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其中又隐藏了多大的暴利呢？
警方称，拐卖孩子已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服务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东莞、昆明这些地方，一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那犯罪分子从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说在个别的地区，这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过去比如说在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几千元钱，它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那么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那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是伤天害理的。”
记者：“在发达地区，这个孩子，一个男婴，能卖多少钱？”
王大伟：“这个要几万元钱，甚至说还要再高一点。”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这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同时人贩子也告诉记者，他们只相当于中间的零售商，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那么，这些孩子批发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了批发孩子的人贩子。
犯罪嫌疑人：“一个小孩卖一万一。”
批发孩子的人贩告诉记者，他的进货渠道，有的也是从别的批发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偷孩子的人贩那里买来的。而偷孩子的成本最低，赚的也最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它成本就是我能盗就盗，能抢就抢，能拐就拐，他(人贩子)顶多是个运输成本。”
王大伟告诉记者，从偷孩子到把孩子卖出去，这些人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费用，利润往往在10倍以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巨额暴利的驱使下，才敢于铤而走险。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拐小孩很容易得手，简单到就是有的抱着小孩说走，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他一粒糖，一颗大白兔或者一瓶酸奶，箫墙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就被他抱走了。”
花个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的成本，就能一捣手赚上几万块钱，这就是吸引那些人贩子铤而走险的暴利空间。
除了巨大的利润，人贩子还看中的就是城市里那些有利于他们下手的治安盲点。你想，一个孩子即使卖几万块钱，这中间也要捣好几道手，有好几个人来分，对人贩子来说，要想赚大钱，只有找到能经常下手的地方，他们瞄准了哪里呢？再来看看。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东莞还是昆明，儿童失踪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都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在昆明官渡区护福村，来自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告诉记者，他的两个男孩在家门口被人拐走，至今没有音信,而4年时间里，他统计昆明城乡结合部的失踪儿童就达到将近200名。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云南)昭通，四川，福建我们都去了，我们去的地方多了，现在我们找得一分钱都没有了。”
记者注意到，在城乡结合部，你能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口音，联防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昆明市官渡区前卫镇福德第二巡访中队队长谢道红：“有27个省份的人(住在这里)。”
谢道红告诉记者，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同时外地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同样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驻居民只有56万人，但是外来人口超过了100万人。
谢道红：“近几年比较难管理。”
大量来昆明打工的人员就拖家带口地，挤在这样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楼里面少则5、6户，多则10几户，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城中村就变成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丢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王兴普：“晚上八九点钟你出去，假如你是女孩，你身上要是面前吊一个手机，你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不注意他就给你抢去跑了。”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全家的收入并不高，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就只够维持温饱，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难考虑。在官渡区的一个村子里，记者看到，父母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只能自顾自的在巷子里玩，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这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看不出来谁是她的家长。眼前的这个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他一下。就在记者采访当天11点钟左右，在这个墙角又丢失了一个孩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他们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也没有专人去照顾孩子，所以这一类盗抢婴儿的事件时有发生。”
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
昆明官渡区这些城中村时常丢孩子，在当地早就不是什么新闻，我们栏目前几年也曾经调查过。没想到，几年过去，这里拐卖儿童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拐卖儿童既有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经济落后等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建议。
采访中，王大伟教授告诉记者，之所以几十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现象，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对买孩子的家庭打击不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这些盗抢婴儿如果没有买方市场，它也不能形成气候，而正是由于有了买方市场，有很多人有传统思想作祟，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比如抱个孩子来，两个孩子好养活，这种思想作怪，所以存在一个买方市场，那么也就说加速了犯罪的泛滥和蔓延。”
王大伟告诉记者，在打击拐卖儿童的行动中，犯罪分子遭到严厉打击确实大快人心，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那些花钱非法从人贩子手中买来儿童的家庭，却很少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集合起来围攻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
王大伟：“有可能你去解救的时候，收养方甚至还不高兴，甚至说收养的村庄还组织人来和公安机关作对。”
人贩子违法盗抢、拐卖儿童，需要付出成本，他们不可能发善心去把儿童免费的送给别人抚养，而一些家庭花钱买来儿童，已经和合法的收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现实却是，一些家庭买来孩子后，通过多年的生活，往往建立了感情，这种情况下，即使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导致非法买卖人口的所谓“养父母”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这样的宽容虽然展现了人性善的一面，但它也是滋生犯罪最大的温床。
王大伟：“要坚决的打击，即使说你是为了‘收养’目的，你没有去贩卖，但是你要是明知他是被贩卖的，拐卖的儿童，我个人认为也要追究他的责任，当然不一定是刑事责任，但是也要让他受到一定的惩罚，绝不允许这种案件泛滥成灾。”
针对目前对拐卖儿童打击偏软的现实，王大伟也建议，预防孩子被拐卖远比发生拐卖后再去找寻更为重要，所以应该多给孩子一些社会常识的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糖果。同时，孩子万一被拐，他也希望家长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自救。
王大伟：“孩子上学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上初中的孩子，那么女孩子更要，这是英国的东西，也就说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色狼或者是人贩子，我们把它拉开，你看，尖叫报警，即不伤害儿童，又可以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寻人扑克，这上面联系电话什么都有，有寻亲热线，也有孩子照片，出生日期，失踪地点，你像这个是发了40万副，把这个孩子的照片还有电话都放在里头，结果最后找回了13个。”
一个民间打拐人士的卧底经历
“那边（中介）又反悔了。”上官正义有些抓狂。
这个线索他已经卧底了近一年，对方是一个倒卖“假出生医学证明”的中介。原本当天下午，他要从重庆飞到泉州和对方见面。
8月24日上午，上官正义的时间全扑在了与中介的周旋上。早晨从酒店出发，在附近的小摊点了一碗肥肠面，没吃几口，就匆忙打车——他需要尽快赶往重庆西站，中介突然要求与他在重庆西站视频，核实他的位置。前一天，他曾告诉对方，自己先是从四川隆昌到重庆西站，再至江北机场，坐飞机到约定地点泉州。
上车没多久，中介的视频电话就打进来，还在路上的上官正义只得骗对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叫了一辆出租车带他到最近的药店买药。对方质疑：“这么大的重庆西站都没有卖药的地方吗？”后来中介还在地图软件上查找了西站附近有没有药店，“幸好还真没有”，上官正义心有余悸。
他知道与对方周旋的一举一动都需要谨慎细致，例如，发过去的话“不能多一个字，多一个标点符号”，如果对方说这个孩子要7万，那你不能直接问这7万里包含哪些费用，而是说“好贵”，对方自然会解释其中营养费多少，打点医院关系要花多少，如果想把出生证明一起办了，还需要再交多少钱……
但即便经验再丰富，总会有新的考验等着他。
出租车到达西站后，上官正义联系中介视频，刚聊几句，对方又再次质疑：为什么在画面里面完全没有重庆西站的标识？他连忙端着手机寻找有“重庆西站”字眼的指示牌，小跑几步看到车站显示屏上的列车时间后，赶紧把手机对着屏幕打消对方的疑虑。
三分钟后，中介打来电话，以办理出生证明的医院近期要进行内部检查为由拒绝了这次线下见面。
在上官正义卧底打拐的14年间，他时常因为中介或卖家临时改变主意而被迫改变行程，“被支配”是他生活的常态。“也习惯了”，他说。
紧张感一下子从身体里抽离出来，他瘫坐在车站座椅上。可能是中暑的原因，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头晕乎乎的，浑身湿透了但又感到很凉。座椅靠背是皮质的，贴着会稍微温暖些，于是他脱下防晒衣，将衣服盖在胸前，双手伸进两只袖子里，他看到防晒衣挨着后背的地方已经全湿了。
上官正义没有和中介抱怨对方的“爽约”。“要按照对方的逻辑行事”，这次损失的700块机票钱即使心疼也不能生气。起初碰到“爽约”的情况，他会气得把对方拉黑，但“在这个行业里，临时更改行程非常常见”。他在这次卧底中察觉，这个中介似乎怀疑自己也是中介，上官正义索性将计就计，“中介是不能心疼这些小钱的”。
他从包里拿出一包抽纸，不停地擦汗，怎么也擦不干似的，手上的纸揉了一团又一团。
“这次接触的中介比以往更狡猾”，上官正义攥着手机说道。与以往对方直接发来办好的出生证明的照片，以证明其“业务能力”的做法不同，这次对方提出直接在视频里将办好的出生证明拿给他看。
上官正义只好一边跟对方视频，一边拿另一部手机录下整个过程，将视频中出现的出生证明，一帧一帧截图保存。
这次来经由重庆去泉州，是因为在中介提供的两张“假出生证明”里，有一张户籍地址显示在重庆某地。如果他能确定这里确实有买方跟中介办理了“假出生证明”，就有证据证明中介的犯罪事实。
视频截图中出生证明上的信息非常模糊，只能大致辨认。上官正义需要上门询问。开门的是一位老大爷，在询问家里是否有“A某”这一人时，对方回答，“没有啊，你们搞错了吧，是B某，我女儿”。当找借口再进一步问到关于孩子的信息时，大爷连忙摆手摇头，关了门。
“能解释通了”，上官正义在电梯里找出截图，仔细辨认，发现买方的姓氏确实是“B”而不是“A”，二者在比划上相近。上官正义判断，这张“假”出生证明的交易已经完成。这让他更确信这条线索，如果不是中介“爽约”，他现在或许已经将线索交给了警方。
2017年8月，上官正义在苏州北站协助警方抓获涉嫌贩卖婴儿的犯罪嫌疑人
从酒店保安到卧底打拐
上官正义从事卧底打拐实属偶然。
在此之前，他曾在河南少林寺习武，19岁进入部队服役。退伍后，他先是在酒店做保安，后又去广州做跆拳道教练，与此同时开始参与义务反扒、反传销等志愿工作。
2007年，在一次成功提供线索解救6个被拐卖花童之后，上官正义因媒体报道而被更多人知道，越来越多的被拐孩子的线索也向他涌来。
上官正义在贴吧创建了话题：如果有贩卖孩子的消息，请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创建的话题里有170多楼，累积收到了4000多条私信。
起初，上官正义只是在工作之余兼顾搜集和核实被拐孩子的信息。那时他还是跆拳道教练，为了多赚点钱，每天跑四五个馆上课。在不断被拉进多个“寻子群”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被拐的孩子这么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拐卖儿童的高发期。据宝贝回家网数据，1988年至1992年，我国每年失踪儿童数量均超过2500人，其中1990年，失踪儿童数量为3431人。2009年，我国建立了“打拐DNA数据库”，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
上官正义潜入“贩婴圈”，从贴吧、QQ群搜集关于卖方和中介的线索，由于线索常常模糊，他不得不请假去当地核实取证，一开始一个月请一次假，到后来每周都需要请假，缺的课也找不到时间补齐。
2010年他辞去了跆拳道教练的工作，“专职”卧底多个QQ婴儿送领养群，每条线索的确立完善短则需要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多。通常他需要线上沟通取证，线下见面核实，再将线索上报给公安机关。
除了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价值感， “（自己）能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也是上官正义持续卧底打拐的动力。
在广州工作期间，生病住院时，上官正义曾抱着好玩的心态反骗了电话诈骗团伙200块漫游费。后来进一步接触时，他又意外发现这个团伙涉嫌涉枪涉毒，当即暗中向警方报案。对方被抓时，仍不知道被上官正义“出卖”，对他喊“大哥，快跑！”
十多年来总会有被拐的孩子家长找到上官正义求助，他们提供孩子的样貌、被拐的地点、时间等信息。但对于上官正义而言，从被拐一方追溯线索几乎不可能，“我可能只能安慰他们”。陕西蒲城伍兴虎的儿子伍嘉诚是在一家人睡着后，被人下了迷药从家里偷走的。6年多的时间里，伍兴虎穿着蜘蛛侠的衣服骑三轮车寻子。见面后，上官正义看到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伍兴虎头发近乎全白，上官正义想请他去吃馄饨，他拒绝了，说“太贵了”。
2010年以来，公安部建立了与民间反拐志愿者的长期合作机制，在互联网上开通了“打拐”信箱、微博打拐，搭建 “宝贝回家”寻亲网站，派员加入“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的QQ群，指定专人接收、反馈志愿者与群众反映的拐卖犯罪信息和线索，及时受理群众的投诉、举报。
不少人会把线索同步私信给上官正义。收到线索，他要与举报人了解基础信息，排除“报复性”、“利用性”的举报，再从正面、侧面去核实被举报人的信息，是否与举报人所提供的一致，如果属实，他就要判断要不要去当地完善线索，或是可以直接反馈给当地警方。
对于上官正义而言，虽然只能一个人“点对点”地去追踪有限的线索，但每一个小的线索都意味着一个希望，“我自己体会过无助，我觉得我的出现会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一丝希望。”
网络贩婴隐蔽性更强
“我很清醒，也很现实”
上官正义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一两万条微信消息，有些是贩婴群里的消息，有些是其他人发来的关于涉拐、法律方面的求助。
以前他睡觉的时候也会想着会不会有重要消息没及时回，但在饱受失眠困扰后，他决定每天早、晚各花一个小时处理案件之外的消息。失眠，是在卧底打拐之后出现的。
“晚上，大家都感性一些，更容易套取证据”，上官正义曾自学犯罪心理学，他一般会选择在半夜12点到凌晨4点之间联系中介。中介在线时间往往捉摸不定，为了自身安全，他们一般只会在需要联系下家的时候上线，其他时间手机大多处于关机状态。
上官正义盯着手机聊天的界面，一旦对方发来消息，他更不能放松，需要不停想下一步应该如何回复，怎样能让对方说出更多成交的贩婴交易，怎样让对方更信任自己。以不同角色和中介或卖家建立联系后，他会翻看对方的朋友圈，了解对方的兴趣和软肋，以便在交流时顺着对方的思路，获得信任。
一个有用的信息或线索可以让上官正义立马兴奋起来。一旦对方透露出了自己的相关信息，他会立即在互联网上利用各个平台，检索对方的其他信息。
2018年上半年到现在，上官正义一共飞行365次，飞往52个城市，484715公里。上官正义经常睡在酒店，他睡觉前要关闭卫生间的排气扇——“那个声音太大了”。
但还是失眠，整夜睡不着。在吃药、打针、看心理医生都没有效果后，他试图在睡不着的时候，在电脑上写下自己以前的经历，比如，在老家的童年。对他而言，那也是一段无助、没有希望的日子。
虽然一直觉得读书能改变命运，但因为家里穷，刚上初中，上官正义就不得不辍学。他尝试通过采药、捉鳝鱼、养鹅卖钱凑学费，却也杯水车薪。不上学，就得寻找其他的出路，他想走出大山，再也不回来。13岁那年，他跟着一对少林寺表演队去了河南嵩山，6年后他入伍，服役3年。
退伍成为保安后，迈入城市“花花世界”的他显得“格格不入”。下班后他最重要的“娱乐”是看报纸。每天步行一公里去报刊亭，买一份《广州日报》或者《南方日报》。如果遇到重大事件，他会买两份，看不同媒体报道的不同角度。他现在还记得有一篇评论的标题：《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但他能察觉到，自己看报纸时别人眼神里的嘲笑：还真把自己当文化人了，不过是个小学毕业的打工仔。
他对嘲笑的眼神并不陌生。小学的时候，老师问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大家的答案多是将军、飞行员，上官正义对老师说：“想当杀猪匠”。周围的同学哄堂大笑，可在他看来，同学们想当飞行员和将军并不现实，而杀猪匠不仅能吃饱饭，在每家每户杀猪的时候还能吃上猪肉。
“我很清醒，也很现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对的”，上官正义说道。接着他把“我觉得自己是对的”又重复了三四次。
别人问起上官正义的工作，他有时会说“当老师”
更隐蔽的网络贩婴
现在，在卧底打拐这件他同样认为“对的”事情上，上官不断面对着新挑战。
在“专职”自费卧底打拐的14年里，上官正义花光了在广东打工时攒下的近50万元积蓄。现在，他有时需要花妻子的工资才能支撑自己继续跑线索。他知道，经济、身体和家庭已经不允许他像之前那样，“一天两座城市”地奔波。
采访中，孩子打来电话，他会降低音量，轻声细语地说：“爸爸在忙，待会儿回你电话好不好？”吃饭的时候，妻子发来孩子玩耍的视频，他会盯着手机屏幕，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但短暂抽离过后，他又会恢复到紧绷状态，“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先接个电话”……
长期卧底打拐的经验让他愈发觉得，不同的线索往往都指向相似的漏洞。近些年，以骗、抢为手段拐卖儿童的方式，已经被新型的依托互联网的网络贩婴（即买家、卖家和中介在QQ群等线上平台对接，再去线下完成交易）取代，它的隐蔽性更强、涉及地区范围也更大。而为了给买来的孩子上户口，“洗白”身份，倒卖《出生医学证明》和疫苗本的非法产业链也“兴盛”起来。他在卧底打拐的过程中还发现，有中介开始勾结医院内部人员伪造《出生医学证明》。
“如果能从制度根源上堵住漏洞，能更高效地解决问题。”2014年，上官正义针对伪造《出生医学证明》、疫苗本等“洗白”户口等问题撰写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并在其中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卫生部新生儿档案系统”、“加强新生儿入户审查”等。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通知中提到，“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实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 对来历不明儿童落户的，要采血检验入库比对，严把儿童落户关”等。
前不久，上官正义联系的中介将“通知”发给了他，说“现在空间越紧了”。但他发现，中介也在不断琢磨着新的法子，如，以收养弃婴的名义进行贩婴、伪造司法鉴定等。
现在，他仍穿梭在各地跟踪线索，每个月提供给警方三四条线索。打拐和家庭之间的矛盾仍如影随形，有时，他甚至希望家人理解但不支持他，在他出差时阻拦他。
在有限的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他不打牌，也不玩短视频，“觉得这些有点浪费时间”。除了家人外，他也不会透露自己卧底打拐志愿者的身份，别人问起他的工作来，他有时会说“当老师”。
上官正义并不是他的真名，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处在这个“身份”中，做着这件他认为“对”的事情。
“做（打拐）可能没有希望，但不做就肯定没有希望。”上官正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