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的内卷让孩子喘不过气
监控看得到孩子的脸，却读不懂孩子的心。
成都49中高二的小林，最终还是被认定自杀坠亡。或许校方此时能稍稍松了一口气。过去的24小时，成都49中因为消失的2小时视频，引发的全网排山倒海式的质疑和责问，
然而，当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小林自杀前的行动路线时，我们是不是更应当感到恐惧，因为这已经偏离了探寻本质和真相的路径。毕竟，360度无死角的视频监控，只能证明孩子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而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自杀的悲剧。
我们必须承认，青少年自杀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中国，15-30岁之间的青年死亡的第一原因不是疑难杂症，而是自杀；在美国，自杀是青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来自北大的一份自杀报告显示，中学生中有过自杀念头的人数占总样本数的20.4%，进行过自杀尝试的占6.5%。
青少年的自杀问题，已成为无法承受的社会之重。
自杀就像一个暗黑世界的幽灵一样，占据了众多孩子的稚嫩心灵，并残忍戕害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这难道仅仅能归咎于孩子的个体心理差异？原因恐怕没这么简单，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些问题。
1、教育没有带来成长和快乐的人生意义，反倒成为重压和受挫的消极来源。
小林成绩优异，但性格内向，自杀前有自残的表现。心理学研究表明，年轻人的自杀并非不假思索、一时冲动的行为。通常情况是行为人经历心理混乱和外部压力之后的最后结果。而自杀前，行为人都会通过一定方式表现出自杀的意图。
校方虽然无法阻止孩子自杀，但校方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也当然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和帮助。不能认为学校没有存在对自杀孩子的霸凌行为，并且有过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设置了心理健康诊室、配备了两个心理健康医生，孩子的心理健康就能得到保障。小林的事件恰恰说明，校方的做法仍然流于形式，根本无法防止悲剧的发生。
但这并不是说学校不关心学生，而是无法按照教育的本质去关心学生。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仅存在成都49中的个别现象。在唯分数论和升学论的氛围之下，学校也是身不由己，社会、家长、上级的眼光和舆论，紧紧裹挟着校长和老师，悬在他们头顶的KPI之剑，由不得他们做出偏离考试和题海的选择。在这场教育的混沌中，校方沦为题目的供给工具，孩子沦为失去味觉的鸭子。没人想得起来教育的初心不但是“教书”，也是“育人”。
2、公众的心情同痛失爱子的家长一样，有种无法抚平的疼痛感，而这种痛感也反映出每个家长在孩子面前的无能为力。
孩子只是家长的复制品，而非创作品。
而眼下的真实情况是，有多少焦虑的家长还在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旗号，加入买学区房的大军？家长们是不是对追求一部豪车的兴趣远胜过一本经典著作？如果自己不能言传身教，又为何在自己看手机的时候训斥打游戏的孩子？如果家长不能反思和根除自己的自私、狭隘、偏执，如何苛求孩子成长为高尚、积极、乐观的理想人？
但这并不是说家长们不懂得付出，而是无法以爱之真义去影响、塑造孩子的人格。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某位家长的独特个性。在消费主义盛行和物欲横流的时代，家长也是身不由己，社会、他人的眼光和舆论，让家长只能在创造个人GDP的道路上永不停歇，孩子、老子、房子、车子，哪个能让负重的成年人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人生？在这场内卷的凌乱中，家长自己本身就是物质世界的工具，而孩子则沦为内卷化的牺牲品。
是时候做点什么来拯救孩子们了！
1、减负也要增效。
教育部近日又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意图从减少作业负担开始，为孩子的人格成长腾出时间。
但是此举如果不加必要的辅助措施，加强体育、美育和人格的培养，恐怕到可能成为校外培训机构嘴里的肥肉，苦的不但是孩子，更是家长的钱包。教育部门是否应当对校外机构的培训内容不加以监控管理？
我们是不是该将作业时间用在一些正经的用途上，比如为中国足球篮球培养选拔出几个人才，或者至少让孩子对此感兴趣，不陌生？对书法绘画和音乐，多少有点审美的艺术细胞，不至于高分低能，一问三不知？
2、破除985和211的执念，在于教育机制从“严进宽出”到“宽进严出”。
中国家长对于985和211的执念，无非始于头部高校的就业前景，象征着毕业深造和更可靠稳定的职业“钱”景，有谁真正关心孩子们能获得多少真知和做事的方法以及对抗逆境的解决方案？
高等教育既然能够越来越普及，就应当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发挥自己的优势，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即使一个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实际工作也会手足无措，原因是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严重脱节。
踏上工作岗位却进入了“福报之门”
拼多多员工谭某林从家中27楼坠落，死时穿着睡衣睡裤，一双毛拖鞋，父母当时正在家为他烧午饭。他毕业于2020年，刚在拼多多转正。
我们无法判断小谭究竟为何突然离岗回家，选择自杀，也未能完整还原他的生活全貌，但作为经层层筛选，最终入职互联网大厂的应届毕业生之一，小谭曾与入职该公司的其他年轻人一起，深嵌电商巨头拼多多之中。
当创新、自由、尊重逐步剥离，员工们陷于打卡、绩效、和监视之中，除了一笔高薪，我们该怎样定义这样的工作？
「 “谭某林” 」
中午12点半，邻居听到一声巨响，一个瘦小的男孩掉落在院子里。他从27楼坠下，穿着居家的睡衣睡裤，脚上还有一双毛拖鞋。
这是2021年的1月9日，人们很快听说，男孩姓谭，是头一天突然从上海回的长沙老家，只待了一晚上，当天下午本来要坐飞机回上海。他自杀时，父母就在厨房里烧午饭。
消息是傍晚时传开的，“拼多多又一员工身亡”，这是互联网巨头拼多多一周内的第二起年轻员工死亡事件。2020年12月29日，22岁的女员工张某霏在凌晨1点下班的路上猝死，“拼多多压榨员工”的讨论还没有结束，1月9日，虽然原因不明，这个男孩的突然离世引发了新震动，他同样是新员工，同样年轻，去世时只有23岁。
李丁是当天晚饭时刷到新闻的。“长沙”、“2020年7月8日入职”、“技术开发工程师”，餐桌上同事读起男生的信息，李丁渐渐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谭某林”——名字一念出来，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微信、QQ、电话，李丁立刻用所有途径联系室友小谭，都没有回应。
也许还没下班，李丁安慰自己，大学毕业这半年，小谭回消息越来越慢了，有时隔了大半天才回复说自己太忙了。他知道小谭每天11点下班，“之后下班再给他打吧。”
9点、10点……看到新闻的大学室友们都冒了出来，大家都守着电话等待小谭深夜下班。
夜里11点，小谭的电话还没来。有人刷到新闻评论，发现死者是“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
男生们的侥幸粉碎了：“是真的。”
他们知道的同学小谭，2019年的暑假在拼多多实习，2020年夏天大学毕业顺利入职，他在拼多多的上海长宁区总部的时间，前后将近一年。
小谭一向很有规划，他的实习、求职都会提前半年做准备，入职拼多多时，他把未来都想好了：两三年后，找个清闲一点的工作，往老家长沙或者其他二线城市跳槽，“其实没有打算干很久的。”
但在公司通告中的小谭，看起来如此手忙脚乱：小谭在元旦前刚刚转正。1月8日，他早上8点多向主管请假，这不是休息日，他没讲什么原因，直接坐飞机回了长沙老家。父亲去机场接了他，当晚他就订了第二天返沪的机票。同学们看不懂他这个忙乱的行程，也不能理解，他规划清晰的人生，为什么提前终止在了23岁。
「 冲向大厂 」
拼多多这份工作，也是很多同龄年轻人的目标规划。这款APP在2015年上线，2018年在美国上市，近两年已经一扫此前“土”、“下沉”、“初创公司”的印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互联网巨头，年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逼近淘宝。
一位小谭的校友告诉我们，毕业时，大家的求职方向主要是快消、房地产、互联网，而互联网被认为最能带给人成长。早前，2016年时，像四川大学这样的985学校毕业生进入腾讯、阿里都非常容易，但此后形势大变，等这位校友2017年毕业时，已经很难拿到BAT的offer，“这些企业的校招生都来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素质非常非常高”。
“大厂”是一个新的锦标竞赛，优等生们在中考、高考、考研之后，又找到了一个冲刺新目标。
《时尚先生》联系到的数位拼多多年轻员工，求职原因都是类似的：感觉互联网平等、氛围好，知识型学术型人才占比高，光环很明显。从面试开始，就觉得遇到的都是同类人。就像要竞争一所好学校的录取一样，“突然有一家公司能打破阿里的垄断，而且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就想去。”“当时拼多多用户增长非常快，我想看看这是为什么。”
小谭在其中，大概不算最耀眼的。大学同学评价他是“字面意义上的普通学生”——交材料时不会很积极，也不会拖到最后。不算学霸，但成绩也还可以。
这个男孩很瘦，身高1米72，体重还不到50公斤。读书时他喜欢宅在宿舍里，几次拒绝后，同学也就默契地不再拽他参加集体活动。他爱安静，常吃外卖，刚上学那会儿，还喜欢自己打很长时间的星际争霸。
他也是另一层面的好学生。他从高中起就关注计算机和编程，“计算机网络”这样的专业课上他明显更积极，大一做实训课时，同学发现他“做得可high了”，一个人就能做很多东西，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早就确定，小谭是能干这行的人。
就业压力是从大三开始的，小谭迅速切换了学习状态。他停掉了游戏，换了一台新电脑。第一个计划是考研，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想再读书了。第二个计划是找工作，时间变得更紧张，他直接去找到辅导员，要求进入java协会去做项目。
“他突然转的java语言，不太会，很拼命，一两个月干了很多活儿。”李丁回忆，小谭不喜欢参加任何学校组织，进协会这一步完全是为找实习做准备。只要确定了目标，小谭肯定问题不大，不管在协会，还是后面去拼多多实习，小谭总是“特别能扛”。
大三暑假，2019年7月，小谭拿到了拼多多上海总部的实习offer，这相当于拿到半张提前上岸的船票。这几年大厂的招聘门槛越来越高，工程师们所在的技术岗位，对算法、项目经历、具体学历都有高要求。而像产品、运营这种综合性岗位，名校生们相互厮杀，原本“本科985、海外硕士”这种配置总能轻松入选，在2020年，很多人在简历关就被刷掉了。
小谭被分到拼多多的钱包组，做后端研发。李丁的理解是，在支付部门里写绑卡功能的代码。他记得小谭讲过，刚去时没有活儿干，天天翻公司的知识库学习，“网站后台可能有监控，会限制某个员工翻知识库的数量，他翻多了，就被监控发现了，后来就分到活儿干了。”
每天午休时，小谭都会跑到楼下找一个位置，翻看各种专业博客学习。他很喜欢这份实习工作，比较辛苦，但还能承受，拼多多的研发岗转正概率大，他不需要再焦虑求职了。
这是个令人心动的岗位，一位2021年即将入职的大学生张粒粒告诉《时尚先生》，她认为拼多多有很高的价值，“第一次打开了下沉市场，让农村用户有了消费习惯，帮助了被忽视的群体。”疑似小谭本人的知乎账号，也在2019年5月给一条支持拼多多的回答点了赞，这位叫“猜猜我是谁”的用户2019年也是拼多多的实习生，他很坚定地为公司反黑：“我觉得一个人去一家公司，一定是认同这个公司。至少不作恶，不然为了钱而工作，人生没有意义。”
张粒粒觉得选择是自由的，网上说的300~380小时的工作强度是很大，但哪个大厂的工作不累呢？自己年轻，可能承担这样的工作强度，如果身体实在扛不住，“那就走呗，也不一定非得死磕。”
另一种心动是收入。大四时，小谭收到了拼多多的offer，税前月薪28000元，李丁去了江苏省的一家银行，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3。来自大厂的offer让人完全无法拒绝，“拼多多给的实在太多了。”
「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
我们没能复原小谭入职后的生活，他跟同学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公司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运转迅速、紧张、且保密，年轻人的生活彻底被吸入进去。
时间是最先消失的。
2018年入职的周乾，24岁，跟小谭是同一个技术研发职位，也经历了同一个顶头上司。他介绍，多多钱包组这位主管花名叫“克拉”，首创了技术部门的“两班倒”轮班制度：值早班，早7点—晚11点工作；值晚班，晚7点—次日早7点，次日下午3点必须打卡上班。
这种大值班每半个月轮到一次，即便是年轻的应届生，周乾也觉得自己熬不住。晚上值班时，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周乾会在疲劳中不觉入睡，但此时，一种用来监控平台问题的软件系统还在精密地运转。每当监测到问题，系统会自动预警，这种预警每隔半小时、一小时，就会来一次。
预警分三级，第一级，先打电话给值班员工，三次响铃后，若员工未接，系统自动升级；
第二级，致电主管，若仍无响应，系统再次升级。
第三级，电话会直接打到老板黄峥那里。
运气最好的那次，周乾在值班的晚上连着睡了三小时。值班的巨大精神压力挥之不去，周乾开始习惯性失眠，他总怕晚上被电话叫醒，“不值班的时候也这样，已经控制不住了”，有时家附近的一声野猫叫也会让他深夜惊醒。
多多钱包组是“月双休”，也就是一个月休息两天，工作13天才休息1天。在双十、双十一、双十二几个电商节，基本上三个月都不会有休息时间。周乾体会过连续上十几天班，最后两天坐在电脑前，脑子已经完全转不动了，只能呆滞地做一些机械的事情。
自主性是第二个消失的。
2019年入职的小郭，原本拿的是管培生offer，她一入职被分配去了客服组。三个月轮岗结束时，公司突然告诉她，此前的部门offer临时作废，必须重新面试各部门领导。
管培生们一个一个去面试，部门领导如果提前收满了，后面的人就只能去面其他部门，哪怕这完全不是他们最早应聘拼多多的目标。一些人最终被留在了客服部，一些人直接因此离职。整个过程里管培生没有任何选择权，只有被通知权。
2020年入职的小N，25岁，此前也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相比于前几家的自由、开放，拼多多给她一种“信息隔离”的印象。入职三周后，小N才拿到公司内部的数据权限，而此前她一直在做实习生便可操作的简单事务。
同时，小N发现自己无法接触“整块事情”，分到她手里的是很多小流程中最中间的部分，这种碎片、重复的工作内容在加速人的可替代性，“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主管的工具人”。
接着，亲密感也消失了。
“防员工如防贼”，周乾能体会到公司风格明显变了。2018年他入职时，拼多多的技术文档全部对内公开，员工A可以在文档中看到员工B解决的技术难题。但2019年年会之后，各部门间开始信息隔绝，员工只有查看自己本部门文档的权限。为方便沟通，员工间有时会通过截图共享信息，但若被发现，则需要领受来自领导的“教育”，渐渐地，截图也被禁止了。
在公司层面，员工的亲密往来也是被禁止的，新建的微信群会被拆散，员工之间只能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Konck”上沟通，所有人都是花名，合作再久可能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互联网公司普遍禁止员工间谈论绩效，而在拼多多，就像中学考试发榜一样，每月的绩效考核都会公开发在员工的邮箱里。
基层员工的绩效全由二级主管说了算。小N意识到，这种做法直接激发了员工想“赢”的心态，越心智不成熟的人，越容易被卷进去。
周乾也曾被这个分数洗脑：领导一边否认他的工作能力，一边告诉他还有努力的机会，有段时间周乾努力工作，绩效分立刻提了上去。可时间长了，他渐渐对这种打分生疑：有的人犯一点小错就会导致绩效分变得很低，有的人好像怎么犯错都无所谓。分高分低完全不透明，全看主管一个人的喜好。
应届生经常是组里背锅的人，周乾说，公司虽然不会让应届生单独负责项目，但不少小组会让应届生背最低绩效。他认识的一位应届生曾连续背了三个月最低绩效，即便如此，主管还在旁边不停“鞭策”：你的产出不如别人。“但其他员工都是工作三年以上的，怎么对比呢？”周乾说。而在拼多多，只要出现两个月绩效垫底，就意味着半年内再无涨薪的可能。
至于假期的消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入职第一年，几位年轻人都没有年假。被辞退的拼多多员工“王太虚”介绍，拼多多还曾强制克扣节假日，假期超过三天便会被要求提前返工。
周乾发现，周末加班的薪水并没有加倍，完全跟工作日相同。从每周单休，变成了每月双休，有同事一个月请了两次假，被领导告知“你的工作时间不满足要求”；而另一位最累的同事，每天都从上午十一点工作至凌晨两点。
“就是把你整个人都消磨掉了，你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朋友，连父母都没有了”，周乾说。加班到最后，一些女同事的月经也没有了。
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上海市规定2月10日复工，拼多多年轻员工小刘所在的小组，领导挨个打电话通知大家1月31日大年初七返岗。小刘本来坚决抵制返岗，但是群里很多同事响应得很积极。“最后我勉强拖了几天，还是回来了。没办法，大家都做出的表态让我没办法拒绝。”
当认清这个环境时，应届生会发现自己正处在两难境地。按周乾的说法，在互联网行业，一个默认的规则是刚毕业的人若想跳槽，最好把第一份工作干满两年，这是雇佣方出于员工“踏实”的考虑。否则，除非能力异禀、学校特优，不然连面试机会都争取不到。在一种“没地方可去”的状态中，应届生只能待下去。
去年8月，小谭在跟李丁聊天：“我们pdd这边有个夏日祭，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小姐姐。”此时他入职刚1个月，李丁感觉他心情不错。
去年10月，李丁问：“你那边是不是要连上13天？顶不顶得住？”小谭回复：“这样需求还做不完，不说了，需求ddl要到了还有好多没做。”
去年11月24日，早上10点半，李丁问：“pdd变成227了？只在公司吃晚饭”他听到传言，拼多多加班时间改成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
下午2点，小谭才回复：“227是什么鬼”
对话没头没脑地结束了，之后李丁没再主动联系过小谭，“觉得他在忙。
「 他们离开拼多多 」
每当要跟同事私聊时，30岁的李常都做一个眼神，示意二人走到楼下抽烟区说话。
2019年上市后，所有人都感受到拼多多的管理越收越紧，李常发现，以往“叽叽喳喳”热闹的氛围逐步消失，她渐渐学会不在工位上和同事多交谈。尽管已经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公司控制员工的程度依然让她感到惊讶。
2019年年会上，COO阿布花了20分钟讲述“打卡的重要性”，称有高管迟到，耍小手段逃避打卡，这属于欺瞒公司。李常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把这种小事能上升到这种危害公司的程度？
11点前、20点后是拼多多打卡时间，开机记录、浏览器记录、聊天记录等也能作为上班证据。有员工发帖记录：“据传有员工替旁边员工开机的行为，高层大怒，决定以后补卡都需要HR查监控来执行，不再认可一切证明。”而当摄像头和打卡器都坏掉时，更荒诞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分部员工在脉脉上吐槽，公司此时反过来要求员工提供上班证明，他靠手机刷地铁进出站的时间来证明了清白，但一位开车的同事，因为有天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缴费记录，竟被公司记成了旷工。
“公司是非常不信任员工的，一切都会朝着坏的方向去思考。”员工抱怨。
人并非机器，很多员工在高压中开始消极抵抗。
公司反对员工社交，不停解散同事之间的微信群，甚至有行政会冒充应届生加群，再自爆身份威胁群主解散。办公室大群、单身交友群、球类运动群被逐一解散，群主被威胁次数太多，也不敢再建了。员工们私下交流时，要么走出工位，要么不用公司WiFi交流，不在微信上留下任何记录。大家回到了打电话的前互联网沟通方式，甚至用手机流量+钉钉的配置聊天。
偷懒摸鱼也是种抵抗。小刘一开始在拼多多最忙的部门，每周六天，都在夜里十一二点下班。慢慢地，她就学会了“磨蹭的各种本事”。每天下楼去买咖啡是她最放松的时间，咖啡店有APP，原本可以提前点好，到现场直接提走，但小刘每次都到了现场再下单，选口味、付款，磨蹭掉几分钟，“每天等咖啡的时间就是我最放松愉快的时间”。
周乾是跑到了商场上厕所，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如果不偷懒，他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他去星巴克买咖啡偷懒，迎面撞见过几次领导“克拉”，晚上十点半去健身房，结果又撞上了“克拉”——领导也在偷懒，但周乾没有给上级扣绩效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偷懒的地方越选越偏。
小刘的抵抗，延展到每天不做无意义的加班，每天9、10点钟就回家，代价是绩效持续被打到最低分。但抵抗不能让她躲过被摊派的买菜业务。同一时间，领导要求，她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时长也列成KPI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工作成果要靠时长体现，这让她彻底不能接受，决定离职。
李常也决定不待了，2019年的一天，她上午递交了辞职申请，下午HR就高效地来给她办离职手续，坐在她对面，盯着她把微信通讯录里的同事全部删掉。李常从下午三点一直删到了五点，同时偷偷在另一个群里直播删除过程，群中一位朋友把这个荒诞的故事发了条朋友圈。但作为一个“合格的拼多多员工”，她的第一反应，还是让朋友迅速删了那条吐槽。
两年后回头看，李常觉得这些事很荒谬：外人看脉脉上的拼多多员工吐槽，太匪夷所思了。他查你手机，就让他查吗？“但在拼多多就是这样。”
她曾经在另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几年。领导想给一位同事调岗，同事不愿意，领导就请他吃饭、喝酒，和他解释调岗的缘由。李常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可在拼多多，大家都是被强制调岗位，甚至要求你第二天就去另一个城市。租的房子怎么办？没人关心。
她反思自己也许在拼多多时也被异化了一些，“在这个公司没有一个人去质疑、反驳，你就被同化了，人真的就是被同化了。”李常说起了《1984》，“高度集权制，拒绝信息透露，在这种地方人是很压抑的，就像那本小说。”
但李常很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中年人，这些事对她不会有摧毁性的影响。可如果是一名大学生，刚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进入这样的工作氛围，“他会非常难”。
「 23岁的告别 」
2020年12月10日，拼多多上线了“多多钱包”功能，这是APP自己的支付服务。新闻介绍，这个业务将为一个突破口，帮助这家互联网巨头布局“流量+金融”模式业务。
这是小谭从实习期就参与的业务，作为拼多多官方推荐的支付工具，人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春晚中看到以冠名方出现的“多多钱包”的身影。
在新产品测试、上线的过程中，小谭具体做了什么，他有什么变化，如今无从得知。一个月后的2021年1月9日，小谭跳楼当天傍晚，拼多多官方在那份公开通告中，以分数的形式，提到了小谭的工作：
“公司系统显示，谭某林绩效平均分80分左右（100分制）。”
小谭的新闻被报道后，关于拼多多的批评持续发酵，他曾在知乎上点赞过的前实习生“猜猜我是谁”，也有了让人意外的转变。在“网传拼多多员工因在网上发布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被管理层逼迫主动辞职、赶出公司？事件真实性如何？”的帖子里，“猜猜我是谁”不再帮公司反黑，他愤怒地回答：
“真实无误，我就是当事人朋友。”
“拼多多公关十分无耻，收买了脉脉和b站，知乎可能是最后一方净土了。”
“本来也是拼多多前员工，离职时见证了公司丑恶的嘴脸。”
但这些喧闹都已经和小谭无关了。朋友李丁仍然难以接受小谭突然的离去。在学校，小谭平时夜里11点就熄灯躺下，早上很早就醒来。他身体单薄，养成了规律作息，吃水果、注重养生的习惯。拿到offer后，小谭加大了锻炼身体的强度，他开始夜跑，买了单杠，还买了俯卧撑的器械，吃蛋白粉，想练肌肉。
拿到offer后，两人聊过买房子的事情，小谭“觉得上海很难买房，羡慕爸爸在长沙很容易就买”。李丁不知道毕业后的好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男孩不是一个善于向外界吐露烦恼的人。他的微信没有朋友圈，QQ空间也只有高中的时候，最新一条已经是2016年了。
小谭喜欢日本漫画，学了一学期日文，李丁有一段时间看到小谭在电脑上读日文小说。而小谭的微信名、在拼多多的花名，都是“东云”。
在古日语中，“东云”指的是：从黑暗向光明过渡的黎明前，被染成茜草色的天空。
毕业时，他们都理所应当地会认为，未来正在自己眼前展开。2020年6月，大学生活的最后时光，小谭这个“老油条”连毕业照都逃了过去，李丁帮他打包了很多快递，目的地是上海。离开的那天，李丁送他出宿舍大院，在场的还有另一位室友。李丁抱了小谭一下，仍然感到他很瘦。
他们和23岁的小谭永远告别了。
就算生在美国的亚裔孩子，照样逃不了内卷命运
Katherine Tong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听一位父亲为他自杀的儿子念悼词。她当时想：“感谢上帝，我们一家人还好”。万万没想到的是，六个月之后，她的继子Evan在自己的房间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只有17岁。她知道儿子很抑郁，但很快就打消了对他可能自杀的疑虑。当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的时候，她心里告诉自己：“不，他永远不会那样做。”对于Tong家来说，就像亚裔社区的许多人一样，自杀和精神疾病仿佛离自己很远。实际上，他们从不谈论。但是，讳言沉默却让年轻人赔上了生命。根据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NCDCP）的死亡率数据，虽然亚裔年轻人的自杀率没有高于全国总体水平，但这一数字却从2011年到2015年逐渐上升。
同时，在2015年，20至24岁亚裔美国人死亡事件当中，自杀是主要原因，占该年龄组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在所有种族中最高。社会科学专家和教育家把这个惊人数字归咎于文化污名和社会压力，始于家庭，分布于整个社会。
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的年轻人一直被标签为美国教育程度最高、成就最高的群体之一。除了渴望获得学术和专业成就外，他们还对自己的身份、歧视以及传统的东西方视角之间的矛盾感到缺乏安全。
同时，由于文化污名化以及亚洲家庭和社区对心理健康的了解不足，年轻人无法寻求帮助。亚裔美国人的专家和心理健康倡导者正在尝试对亚裔社区进行自杀预防教育，并克服了不愿寻求帮助的情况。但心理治疗师会告诉你：“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区别。”
被撕裂的心
在2014年陷入严重忧郁并有自杀倾向之前，Eric Lu是亚裔父母心目中的典型“金童”。他考上了哈佛大学、进了医学院，并准备开始有前途的职业医生。Eric出生于台湾，三岁时与父母一起移居德州。像许多其他二代亚裔一样，他从家人那里学到了传统的亚洲价值观，这与他从学校和同龄人那里获得的美国观念相矛盾。“直到长大后，我才醒觉从来没有真正尝试发展自我”，他说。他试图学习灵活适应，并且“学会了顺应大流的心态”。通常这样还都过得去，无论是与家人在一起还是在学校里跟他主要是白人的同学们相处。
但他和他的父母都没有想到，这种“双重身份”有一天会让他陷入严重的抑郁，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
在哈佛医学院的第一年，他首先开始发展自己的“自我”：他发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电影制作，并决定离开医学院去追求成为电影制作人的目标。他的父母大加阻拦。他们无法接受儿子放弃他已经取得的光荣成绩、并押赌注在一个不稳定的事业上。在Eric两年的休学当中，一家人每天都要为他的择业吵上两三个小时的架。
父母威胁要把他赶出家门、并停止经济支援。他说，“我感到非常撕裂……非常悲伤，非常生气，非常矛盾，非常压抑。”这位藤校毕业生说：“这是我唯一一次不从甚至反对他们。我一直很听话：我拉小提琴，在SAT上考高分，然后去了哈佛。我每走一步，都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清单上的一项。”
他终于屈服于父母，并于2014年回到波士顿，继续在医学院读书。此后不久，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成绩也开始不及格，情况变得更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老是在考虑从他17层公寓的阳台上跳下去。尽管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Eric的经历代表了亚裔学生在专业方面的普遍焦虑。美国“虎妈”Amy Chua所著的《虎妈战歌》一书，因其亚洲式的强迫性教育方式而受到了广泛关注，这种养育方式使她的孩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今，在虎妈走红大约七年后，年轻的亚裔仍然因为必须表现出而感到精神压力。印第安纳大学最近的一项心理学研究比较了亚裔和白人自杀前的情况，发现25岁以下亚太裔年轻人受到学校因素影响的数字是白人的两倍。领导这项研究的Y. Joel Wong教授说这与「家庭完美主义」有关，即父母和孩子对学业成功寄予厚望。
但在很多时候，压力不仅来自亚裔社区，还来自外部世界。“模范少数民族”神话是亚裔尤其是二代年轻人所面对的最普遍的刻板印象之一：即亚裔被认为在其他族裔同龄人中勤奋，受过良好教育且收入丰厚的成就者，另一方面这个标签也意味着他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总是沉默、服从和软弱。
哈佛大学倡导华裔心理健康的George Qiao说，“这意味着永远不许失，而即使成功也被看作应该的，没人认为你值得庆祝。”他认为，模范少数民族的角色偏见会加剧紧张关系和自我怀疑，对此他深有体会。他是洛杉矶公立高中的全A学生，在那里，他的非凡成因为他的种族打了折扣：“上高中时，我从来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人们会说，哦，你又考全A？那是因为你是亚裔天生的嘛，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大四学生Katherine Xie深有共鸣，她在高中时也曾经历过抑郁和自杀尝试。谢说，从她的非亚裔同龄人的观点和媒体的普遍刻画来看，她承受了很多来自外部的精神负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像机器人一样」——非常聪明、非常努力，但是不懂分享甚至拥有自己的情感。
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塑造的「身份」可能是脆弱和破坏性的。一旦一个人没有在学习考试方面取得成功、或仅凭学习成绩无法在社会中创造价值，那么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瓦解。Wong说：“这对亚裔学生的破坏力超过一般的同龄美国人。”在身份迷失和刻板印象中，许多年轻的亚裔感到强烈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与社会隔离。Qiao说：“亚裔缺乏安全感是很普遍的……有一堵墙将我与白人隔开。与此同时，我又抛弃了我本应拥有的许多遗产。”
华裔美国人歌手Larissa Lam是UTalk励志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该节目鼓励美国年轻人讨论生活问题。她说，她看到许多亚裔青少年因孤独而遭受情感困扰。“感到双重的压力，一面是不够美国，一面又是不够亚裔”，她说，“这种孤独、不适应或缺乏归属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深深的沉默
高中毕业前四天，Xie超剂量服药并因此被送到了医院。她已经忍受了四年的抑郁症了。她当时不知道可能的后果，“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她说，“当时我没有任何健康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极端的情绪。”
她记得自己14岁时第一次告诉父母自己的内在压力。她希望他们允许她接受药物治疗，但是这个想法激怒了她的父母。“那是不真实的，克服它。” 这对中国移民告诉孩子。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孩子无法独自应对挑战和辛苦。
一家人再也没有谈到过她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反，Xie如父母建议的那样，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在人前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她在学校的GPA是4.0，获得了全国奖项，并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但是抑郁症依然存在。她用割伤自己把情绪上的痛苦转变为身体上的痛苦，并转而依赖于几乎夺走了她生命的药片。
2016年，Xie把自己的故事发表在网络杂志《Mighty》上，文章获得了两千多个赞，亚裔年轻人纷纷踊跃留言，倾吐自己与家人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斗争。一则评论非常具有的代表性：多少次当我提出需要帮助、并且有挣扎的迹象，他们却只跟我说“你没事”。
Luke Tang心理治疗师Sandra Yi-Lopez说：“如果从文化上讲精神疾病是不可接受的，那就非常危险。” 她说，年轻人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时，通常依靠毒品和酒精来解决精神问题，“特别是在一种视饮酒为常态的文化当中，比如韩国文化”。拒绝倾听并理解孩子的精神挣扎，并不是简单意味着亲子关系疏远。相反，这是一种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共同价值观里的根深蒂固的禁忌。沉默是亚裔移民的一种应对机制，他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来到美国，克服了困境，人生经验强化了他们对于隐忍的价值认可。“寻求心理健康治疗，被认为是一种性格缺陷”，Xie说。
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面子”文化，在亚裔社区事关社会尊重。“不要把脏衣服公开乱丢”是许多亚裔孩子听过的家训，就是面子的一种。分享负面情绪和精神困扰，以及询问一位亚裔的心理健康，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会让某人没面子。
更具有破坏性的是亚洲文化里对自杀的强烈耻感和污名。Katherine Tong说，自从儿子Evan自杀以来，有些人不再跟她家来往了，“他们只是不想跟我们联系，因为怕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结果，许多家庭和个人都隐藏了真实的感情，他们不去咨询或接受专业治疗。对于遭受精神困扰的年轻人来说，这是致命的。
这促使Eric Lu导演了一部有关亚裔美国人家庭自杀的纪录片；他已在2015年成为电影制作人。他听到了哈佛大二学生Luke Tang的故事。Luke在2015年9月自杀身亡，令他的家人和朋友完全没有想到。Eric说，他与Luke有很多共鸣。他说：“每一部分，真的每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像Luke或我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还难以挣脱痛苦。”
在片长26分钟的纪录片《寻找卢克（Finding Luke）》中，Luke的父母努力想搞懂，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他们心爱的儿子身上。通过与Luke的挚友交谈、并阅读他的日记，父母逐渐意识到了在儿子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抑郁的信号，这些信号本可以早点得到识别和治疗。
缓慢的进展
Eric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他可以与他人（尤其是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对话，创造机会让人们启齿，谈论更深层的、精神的困扰。自2017年4月起，该纪录片已在全国14个城市放映过至少19场。每次放映之后，都会为社区提供现场讨论和专业咨询服务。正如Eric如所预料的那样，这部电影帮助许多亚裔年轻人及其家庭迈出了第一步，以应对心理健康和自杀问题。“很多人问我：什么是抑郁症？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孩子缓解抑郁症？”他计划将电影带到更多的地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在那里人们仍然讳谈自杀问题。
Tong家和Toh家正在与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和当地的自杀预防组织合作，他们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亚裔家庭与子女一起应对心理健康。他们说：“父母表达爱心非常重要。父母应该告诉孩子：我希望你努力奋斗并尽力而为，但是无论你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依然爱你。”
说是这么说，可又有多少家长能做到呢？
By 武奋丰、李颖迪、刘敏，U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