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该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兰·托马斯（翻译 巫宁坤）
1. 他因为流下“一滴泪”无家可归
2019年8月10日，中国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教授，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99岁。
1993年，他因为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惹怒了单位的一些领导，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发，住房收回，“学院领导下令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他再一次无家可归。
无奈之下，他只好留在了子女美国的家中，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究竟讲了什么？会引来这样的遭遇和后果？
这“一滴泪”，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扭曲、残酷的人和事，是一些人至今不愿意承认，害怕面对的并不久远的历史，是他的“一滴泪”，也是整个民族的一场哭泣。
没有人能够否认，巫宁坤是一个爱国的人。
1943年10月，巫宁坤自告奋勇，为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担任翻译，他乘坐着一艘没有武器，没有军舰护航的运兵船，冒着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危险，在海上航行了四十二天之后来到美国。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了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1年，当新中国的橄榄枝递给他的时候，他本可以像他的室友李政道一样，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却因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选择了回到中国。
李政道帮他收拾完行李，还送他上路，临行前，他还问李政道：“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回去？”
多年之后，当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回到中国，巫宁坤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室友，他发现，对方已经成长为顶级国际学者，两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回忆往事，巫宁坤流下了“一滴泪”，这滴泪，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2.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1951年年初，人在美国深造的巫宁坤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来的聘书，聘请他前去担任英语教授。
他翻来覆去想了几天，找各路朋友商量意见，最终决定接受这份聘书，回中国任教。
当时他想：“放弃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听到这个消息，身在上海的妹妹非常开心，哥哥终于要回来团聚了，而台湾那边的哥哥、姐姐却表示了担心，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没有阻止巫宁坤为国效力的一腔热情。
四三年赴美留学。国共内战的硝烟，只是他在美国报纸上读到的、语焉不详的新闻。不过，出于纯朴的爱国之心，他总是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自己与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
接到电报之后，没有经历太多思虑，巫宁坤便决定放弃完成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为“新中国”效力。在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比巫宁坤小六岁的李政道，是与之过从甚密的“小弟弟”。李政道赶到三藩市港口即将启程的远洋轮船上为之送行。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回答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一九五七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劳改营服苦役。同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名满天下。
“一九八四”提前降临中国
归国之初，住房尚未分配，巫宁坤暂住好友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的家中。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赵萝蕤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英美文学专家和翻译家，第一位翻译艾略特长诗《荒原》的中国学者。陈赵夫妇与大诗人艾略特有过一次传奇的会面：一九四六年夏天，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邀请两人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艾略特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一九零九至一九三五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两本书上签名，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然而，“新中国”并不适宜这类优雅聪慧、学贯中西的人物居住。当灭顶之灾悄然降临时，诗歌根本不能充当救命的稻草。巫宁坤记载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有一天，从学校的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集体操”是极权主义的重要象征，从纳粹德国到文革时期的中国，再到今天的北韩，都拼命推广这种似乎很单纯的体育活动，其实它目的是泯灭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将个体融入集体之中，以方便独裁者统治和驾驭。陈梦家对“集体操”的敏锐认识，来自刚刚在英国出版三年的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可见当时仍有少数知识份子与西方文学和思想潮流同步。遗憾的是，《一九八四》在中国发生广泛的影响力，则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了“六四”屠杀的人们与这本老书迎面相遇。试想，如果《一九八四》取代《毛泽东选集》，三十年前在中国人手一册，专制暴政还会肆虐如此之久吗？
俄国思想家别尓嘉耶夫说过：“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仅仅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这样的政权之下，先知的下场可想而知。一九五七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两篇文章，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并被打为“右派”。赵萝蕤因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间，陈梦家被强迫长跪在院子裡，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说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九月三日，自缢身亡。也有人怀疑他是被打死后伪装成自杀的。与此同时，被放逐到安徽合肥的巫宁坤，再度被抄家、批斗、游街，在“牛棚”中挣扎求生。
《一滴泪》不仅是一部个人史，更是政治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人，香港人、台湾和海外华人都需要认真阅读这本书。香港评论家陶杰强调说，香港今天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港人尤其是知识界不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香港的学者，有许多读「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社工。「社会科学」在西方，属于左倾理想主义份子的大本营，这个类别，在香港，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的基础训练，尤其是：1. 由1921年开始的中共史；2. 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3. 自1789年以来的世界史。”对此，陶杰感叹说：“绝对没有「民主回归」这回事，只要读过一九五○年之后的现代中国史，包括「公私合营」、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然后藉一本《红楼梦》，政治批判俞平伯，直到1957年的「反右」为止，就会一清二楚。但是到今日，以上的几件事，香港人又有几个听说过，几个明白，又有几个看得透？”
从1951年回到中国，到1991年离开中国，巫宁坤在共产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
青年时代的巫宁坤，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同路人”。早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就深受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也是左翼学生文艺社团“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阅读过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国共产党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回国时，他的行李大半是装满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然而，回国后迎接巫宁坤的，是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是“思想改造运动”，翦伯赞居高临下地命令他“补充交代本人的历史轮廓”，巫宁坤从未受过如此侮辱，顶撞说：“我回国不是来搞坦白交代的。翦教授，失陪了。”巫宁坤由此埋下了成为“老运动员”的祸根。而自以为对共产党忠心不贰、整人毫不手软的翦伯赞，大概不会想到，在更加严酷的“文革”中，自己会成为被整肃的对象，并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接着，燕京大学与所有的教会学校一起被取缔，巫宁坤随即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刚刚热情澎湃地投入教学工作，让他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外语系突然召开“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的会议。若干平常与之无话不谈的同事，将他私下里的言论一条条地揭发出来，然后落井下石、上纲上线。会后，他的好友、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提醒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不自由的社会，不能容纳热爱自由的知识份子。“反右运动”罗网高张，巫宁坤这样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洗礼的知识份子必然落入网中。这一次，他被划为全系唯一一名“极右分子”，被送到北京半步桥劳教所关押。那一刻，他终于认识到：“跨过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识份子，甚至不是一个人。我现在只是一个入了另册的‘分子’，一个贱民，一点也不比睡在我左右两边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们还坏，因为思想罪被认为比各种小罪更危险。”
数月之后，巫宁坤被送往北大荒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他不是被法庭正式判定的罪犯，却被剥夺了基本自由与人权。1960年，他与一群难友一起被转移到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清河农场。在那里，大饥荒蔓延开来，巫宁坤靠着亲人从黑市买来捎带给他的食品幸存下来，许多难友被活活饿死——有一次，巫宁坤被派去挖坑埋尸体，由于身体羸弱，只挖了一个坑，遭到队长的严厉斥责。
作为“小知识份子”的毛泽东，对曾经蔑视过他的“大知识份子”充满刻骨仇恨。知识份子成了“臭老九”和“牛鬼蛇神”，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海归”更是“渣滓中的渣滓”。那是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毛泽东及中共政权将知识份子看作潜在的颠覆者和必须加以改造的对象。殊不知，改造他人的思想，是所有思想中最邪恶的思想。
在兽性氾滥的国度，“义人”不会被“勐人”摧毁
苏俄历史学家沃尓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史达林的政治肖像》一书中写道：“斯大林在不断满足但又无法彻底满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时，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对自由的罪行：他不让人们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
鲁迅笔下有杀人如麻、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勐人”。“勐人”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以残暴为美德，以欺骗为技能。巫宁坤在《一滴泪》中，描写了种种如虎豹、豺狼和毒蛇般的“勐人”：有把整人当作进身之阶的学术官僚，有劳改营中军人出身的暴虐的管教人员，有被施加催眠术而变得嗜血的红卫兵学生……纳粹在德国已成为历史，“文革”在中国却并未遁入历史隧道。可悲的是我们的世界，仍然被大大小小的“勐人”所统治。
英国思想家伯林对人类的本性有悲观的评估：“同种动物之间一般不会互相残杀，只有人类才互相残杀，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杀人，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残酷的一种动物。”没有宗教信仰的伯林，经历了苏俄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史达林的暴政和漫长的冷战，对人性只剩下淡淡的绝望。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勐人”横行，却也有如萤火虫般闪闪发光的“义人”，无论黑暗何其大，亦不能消灭他们的光芒。
《一滴泪》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位作者，就是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书中有五个章节是根据李怡楷的口述整理出来的，这部分内容让读者认识到，受难者家人承受的苦难，丝毫不比受难者本人小。李怡楷十五岁上中学时，就皈依天主教，一九四九年之后，大学生上教堂受到当局的白眼，但她仍然不声不响地上教堂。当她与巫宁坤结婚之后，厄运接踵而至，正是来自信仰的勇气与爱，让她对丈夫不弃不离，对政治迫害不屈不挠，坚定地拒绝了当局让他与丈夫划清界限并离婚的诱骗。
书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当巫宁坤即将被送去劳动教养之际，李怡楷炒了两盘丈夫爱吃的菜为丈夫送行。此时，她腹中怀着即将出世的孩子，丈夫将去服一个没有刑期的、不知何时是归期的刑，她将在家独自奉养老人、抚养孩子，她却深明大义地对丈夫说：“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正如余英时教授在为《一滴泪》写的序言中所说：“巫先生之所以终能‘幸存’下来，如果没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给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冻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监’，送食品之外更为他的病情而向原单位要求早日释放，他也可能饿死在清河农场。”这位柔弱而坚韧的女性，乃是全书中的“第一英雄”。
美国作家何伟从巫宁坤那里听到陈梦家、赵萝蕤的故事，由此对中国的古文字产生兴趣，撰写了“中国三部曲”之一的《甲骨文》。在书中，他描述了巫宁坤、陈梦家、赵萝蕤那一代人的故事：“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倖存了下来。”幸存者不仅为自己作传，更是为不能开口的死难者作传。在与巫宁坤有过一番长谈之后，何伟写道：“我特别敬重巫宁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煳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是的，再凶暴的兽性也不能压倒人性的尊严。
3. “中国的良心”却在美国走完了余生
在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的堕落。
有位曾经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因为表现好从下放的地方调了回来，结果他一回来就成为揭发别人最积极的那位。
曾经说话斯文有“长者风范”的前辈，一夜之间变了嘴脸，站出来揭发别人时一开口就大喊大叫，犹如泼妇骂街。
曾经对知识充满崇拜的学生，一言不合就逼着老师下跪，把无知当成理想。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被别人故意曲解他的一句话，就被整得死去活来。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段短暂的“大鸣大放期间，巫宁坤曾经“天真”地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知识分子之口甚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当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该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是继续做封建王朝卑躬屈膝的士大夫，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中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说完这番话之后，巫宁坤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反而成为他被批斗，被抓进监狱的罪行之一。
但他不后悔说了这样的话，1993年，他将《一滴泪》出版，记录了想要铭记的历史，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这样，他被停发退休金，收回了房子。
当时他和妻子正在美国子女的家中居住，学校领导因为这本回忆录“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竟然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他的房门砸烂，将里面的财物全部扫地出门，宛如当年的“抄家”。
巫宁坤年复一年的申诉，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收到了巫宁坤的申诉信，才得以恢复。
巫宁坤知道，这种小小的困难，和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九七八年，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去北京饭店拜访到中国讲学的李政道。久别重逢的那一幕，让他感慨万千：分别二十七年后，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李政道留在美国，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巫宁坤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活到“改正”的今天。李政道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巫宁坤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捧黄土。当时，巫宁坤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自己送李政道回国，结果会是怎样？
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就不会有巫宁坤的这本血泪斑斑的回忆录《一滴泪》了。
巫宁坤曾用一句话概括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佔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盪气迴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昇华。”在巫宁坤的三个一字千金的动词之后，我要补充一个动词：“我离开。”一九九一年，又经历了一九八九年的巫宁坤，决绝地离开中国，到青年时代曾求学八年的美国安度晚年，并于一九九六年加入美国籍。
正如《古拉格群岛》的序言说得那样：“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索尔仁尼琴记录了苏联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了“俄罗斯的良心”。而我们，有“一滴泪”，尽管这滴泪水是那样的稀少，弱小，但它总有一天，能够感动中国，汇成大海，警醒着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
愿天堂里的巫宁坤，获得永远的自由。
By 万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