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能够赚钱？」
「我没有算过，懒得算。」
「别再问了。再问，再问就后悔了。」
语出一位洱海边民宿老板。
北纬18°线上，西南边陲的第二大淡水湖洱海即将迎来本年度最盛大的旅游热潮。
这种热闹原本在3月就有一触即燃的趋势，不料瑞丽疫情给了所有整装待发的民宿老板当头一棒。「恢复得不怎么样。」足以概括这一年在云南民宿老板们的经营状况及心情。
此时离本年度的最后一个黄金周，只有不到两天时间，大理一些民宿的房间还没有订完，那种一张沙发位卖出上千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半年前的黄金周，这里的沙发顶多炒到240元。现如今，即使是那些没有在网上订房的人到达洱海边，挨着成片的民宿找过去，也总能找到空房。
预留房间给线下客，是老板们为了减少被OTA平台抽成的求生手段之一。然而在多数时候，经费充裕的网红民宿还是愿意牺牲一些利润，以寻求在搜索排名上更靠前一点。
香格里拉一场火灾、大理洱海一湾污染、疫情反复折腾之下的云南民宿，远未达到一个旅游大省该有的样子。在这里，你很难分清所谓民宿和标准化酒店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有的外因只是表象，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游客间或夹杂着十年前那批人，老板却已换过好几轮。
01 最会省钱的民宿老板，干活靠义工，只雇一个当地人
在酒店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行者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给民居主人换得一张床和一顿早餐，这是最早的民宿组织形式。
它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Bread and Breakfast。
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民宿经营者再也不需要在窗户下方悬挂标识来吸引游客入住，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将房源呈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面前。
这是理想，现实是OTA平台会抽走他们至少三成的流水作为分成，甚至更多。
2018年以前，一个旅游月洱海边上的小民宿平均可以赚到20万，刚好够老板给当地人的一年地租。而现在，上一个五一小长假期间流水过10万的民宿也寥寥无几。好在老板们也不在乎这个，这里不像酒店有专门的财务和审计，有的连员工都主要由义工组成。
根据各大OTA平台挂在网上的信息，价格在300-900元之间的房源数量占到七成以上。但有趣的是，无论是价格低于300元的性价比民宿，还是价格在3000元以上的精品民宿，消费者对服务品质的要求是一致的。
选择性价比的网友们反而会更看重民宿主人的服务和态度。
不过这两类人群理解的服务是不同的。前者是与他们的衣食住行产生接触的任何地方，比如有没有主人迎接、是否推荐当地的特色美食，以及距离景区的远近。后者则是会不会提供特色服务，比如包一架直升机让他们近距离观赏梅里雪山的日出。
客观来说，丽江和大理是我国民宿的发源地之一，在2005-2010年间达到第一次小高潮。
天气好的时候，洱海边上跑着的色彩鲜艳的甲壳虫，没几辆是游客自己的，累了就停下来找一家铜锅牛肉，味道通常不会太差。
这是老王的回忆，按照他的说法，「最早那批搞民宿的，都很有情怀，08年以前是黄金时代。」
只是那会儿他还没有来大理开民宿，来大理已经是洱海污染在新闻上闹得沸沸扬扬之时。现在的民宿是他从一位逃离大厂的技术牛人中接过来的，楼梯间里那把情怀化身的吉他，已经沾灰许久，再没有人给客人弹过。
Tussydiah通过研究美国和芬兰的旅游者发现，促使其选择民宿的两大因素分别是社交和消费。在欧洲，民宿的平均价格比当地酒店低8%-17%，到了美国的前25个市场，这个价格区间在6%-17%之间。
相较于丽江，大理的商业化稍微收敛一些，几百块就可以住到视野极佳的海景房。这种收敛，既是主动也是被动，白族人有祖辈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外地来做生意的又必须适应一些天然的经济、水文条件。
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儿开民宿的当地人非常少。老王是河北人，除了开民宿还做着不少副业，比如卖二手车。民宿开在海东的挖色镇，唯一的固定员工是一位住在后山的当地大姐，月薪3000，从2016年开始做到现在。
固定员工负责收拾客人房间，更换日用品，其余活儿都由义工完成，包括做饭和打扫非客房的卫生。义工拿劳动换免费食宿，通常只会呆一两个周，也有呆一个月的。
老板要做的，就是有空载他们去环一圈洱海，晚上再叫上几个白族朋友，烧烤、啤酒，一醉方休。
外来投资者，少说两三百万，多则上千万，一股脑儿砸到洱海边。在老王眼里，「2019年后来的，还没有谁赚到钱。」
在大理，多的是由一栋民居改建而来的民宿，单幢客房数量一般不会超过14间，这是为了符合新出台的国标规定。尽管在2019年的修改版中删去了关于房间数量的规定，但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的规定依然保留了下来。
单体民宿最大的问题在于盈利能力和投入不成正比，边际成本太高。即使在全年达到70%的入住率，收回成本也至少要五年时间。
「回本挺难，除非把心态调整为养老心态。」老王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偶尔还会冒出「差评就差评嘛，大不了刷单」的话来。
然而即便在大理失意，对于老王这类入民宿不算很早的投资人来说，大理依旧是比丽江更好的去处。「丽江竞争太大，你也找不到一个更宽的地儿，在那儿抬眼望去就是一堵墙。」
02 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宿都长一个样
理论上，民宿应当成为较为赚钱的行业，尤其在云南。
盈利能力薄弱的主要表现是绝大多数的民宿收入几乎全部依靠房费。
调查显示，近五成的民宿房费以外的收入占比不到15%，房费以外营收过半的民宿只占到总数的6.42%。更为致命的是，游客的复购率很低，基本没有黏性。
在民宿行业，“二八定律”算是相当温柔的说法，真实情况完全可以用十不存一来形容。企查查数据显示，以“民宿”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共有132835条，当我们把成立年限改为“十年以上”，只剩下1671条结果。
根据《中国旅游民宿发展报告》，至少1/3的民宿没有实现盈利，16.04%的民宿主表示过去一年存在亏损，40.11%的民宿处于微利状态。
他们不仅要面临激烈的同行竞争，还要和数量庞大的连锁酒店和青旅抢夺客源。在杭州西湖景区，区域内至少有四家连锁酒店和多家青年旅舍投入运营。
在民宿做义工换取免费旅游，听上去是一次很酷的经历。然而越是体量小的民宿，对员工的要求越高。
一个前台不仅要会做接待登记，还要会简单的维护修理、打扫煮饭，偶尔配合做点运营，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比如在店里的小哥哥不知所踪时，由小姐姐顶上帮客人把她28寸的行李箱扛上二楼。
民宿最大的魅力在于个性化和主人文化，但单体民宿的痛点同样有很多。除了不可能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文娱空间同时塞到每家店里，他们在和旅行社的合作中也并不受重视。当然也有像丽江这样的反面案例，除了让人不胜其烦之外，没什么值得拿出来吹嘘的。
前些年流行过民宿产业化的说法，但既具有个性化又能连锁经营的民宿品牌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千里走单骑、原舍和松赞都是成功案例，只是所有不谈价格的类比都是耍流氓。
2019年7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公布。延庆姚官岭村，这个曾经只有通过“白菜滞销”的新闻才能博得更多关注的村庄赫然在列，因为中国北方的第一个民宿集群——「合宿·延庆姚官岭」民宿集群。
「合宿」背后是延庆民宿联盟，由核心企业出资设立沿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从“两委”班子这条线来看，村里牵头成立了北京姚官岭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负责提供宅基地的经营权，并协调公司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村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入来源有三：
- 提供宅基地的财产性收益：分为按年收取固定租金和签订入股协议获得分红两种提取方式；
- 与民宿日常经营相关的工资性收益：共有管家、保洁等7个直接就业岗位，月平均工资3000元左右；
- 经营性收益：村里建有50栋生态大棚，打造了生态种植体验园，提供大棚采摘和农事体验服务，农产品还可以经过包装，直接卖给游客。
他们对外强调外部统一性，对内是一个个不同的民宿品牌，通过抱团带来规模经济的群聚效应。
比起大城市的周边游，这种民宿群落更适合“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云南。
根据官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共有传统村落6803个，其中云南有709个，领跑全国。云南有世居民族26个，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民族节庆活动贯穿于一年四季。
有意思的是，截至2018年11月中旬，云南省特色小镇新开工项目710个，比官方公布的传统村落还要多一个，累计完成投资633亿元。
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一边强调“突出重点 立足特色”，一边让各地编制5套以上特色实用农房建设引导指导和图集的行为还是挺迷。
就把这633亿元投资拿出来，按照「合宿·延庆姚官岭」的模式搞几十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宿群落，政府掌握民宿旅游社区的所有权，企业形成的民宿联盟掌握项目经营权，村民平时农闲时打打工，年底分个红享有一定的经济分享权不好吗？
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髓，灵活运用到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大部分在云南开客栈的老板把民宿建设和打造精品酒店划上了等号，这是原则性误区。天晴时，洱海边上熠熠夺目的天空之境就是证据，几乎家家都有。
要知道，20世纪的美国，汽车旅馆和经济型酒店直接替代了民宿这种业态。直到二战后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欧洲，当地的民宿业才再次兴起。
民宿之所以为民宿，必然是因为它有酒店替代不了的社交属性和当地特色，同质化的毛病在行业以后的发展中难保不会是致命一击。
03 千里难寻莫干山，周边游撑不起网红民宿高端梦
在中国，民宿的产生和诗与远方有关，后来是发财梦，现在更多由短租平台参与运营，假借共享经济的名义，做着B2C的生意。
最早的民宿，是事实意义上的乡村酒店。十来年后，莫干山出现了一批价格比高星酒店还要奢侈的高端民宿。
2015年，莫干山80多家精品民宿创造出3.5亿元经济收入。随后，莫干山的民宿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但这种模式的成功，并不具有普惠的意义。
莫干山虽然地处浙江北部，但距离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苏州和杭州，车程基本可以控制在两小时以内。在一份针对中国游客的问卷调查中，八成以上第一次来莫干山都选择自驾。
这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国内，打着天文望远镜也找不到几处。这里投资大，能赚钱，消费高，淡旺季不明显，不是一般投资人能玩转的地方，却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乐土。
不是所有地区都可以发展民宿，周边游尤其需要重新审视民宿。
据相关统计，我国超过90%的民宿和度假酒店投资亏损，许多民宿和度假酒店因为难以支撑日常营运费用而不得不选择关门歇业。
业内有一个说法：中低档民宿看高档民宿定价，高档民宿定价走低，中低端民宿就面临歇业的风险。至于如今高档民宿的定价是什么趋势，看几场梁建章的直播就清楚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基本情况。其中，城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共有七个，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和天津。
分属四个不同的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以及成渝经济圈。
只有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群，才能在周边游的基础上，撑起高端民宿的牌面。在这里，民宿的需求来自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渴望，民宿设计承载的是人们对日常化生活的审美救赎。
也只有在这里，情感和趣味才会显示它超出地域风格的重要地位。农业生产、自然景观、奇花异草、个性艺术，只要用好一样作为塑造民宿的原材料，就具备了成为小红书上网红民宿的底子。
另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付费推广。
城市里新中产们周末过得异常精彩，上个冬天才刚玩起滑雪的朋友圈，到今年夏天已经流行起野外露营。
只要基数足够大，一人薅一次也能赚一阵子。至于单店返住率，他们中大部分的娱乐活动都没有和当地的人文环境产生太大关联，谈不上特色，不过作为早餐标配的“五谷杂粮”，你也许已经吃过太多次，大江南北一个样。
我就挺好奇的，在南北都能因为甜咸豆花吵得不可开交的年代，这些开民宿的，摆上餐桌的东西怎么还能一模一样呢？
2018年4月，文化与旅游部的成立预示着文化与旅游将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文化从来都是实现品牌溢价的好选择，只是当文化到达同一批人手里时，估计也很难发挥出它该有的效用。
行业内开始出现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全国范围内的民宿主力开始由大厂出身的工程师转移到设计师团队。“大乐之野”的两位合伙人，就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校友。
只是当所有人都开始用老房子拆下来的大梁做长条桌、雕花椽木用来当花园的藩篱、大树墩做圆桌、石墩子做凳子，这些所谓的“高档民宿”卖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空气、是环境、是服务、抑或是别的什么，似乎没有答案。
或许B站up主@滇西小哥 能为我们解题提供一点线索。她曾专门拍过一期与抚仙湖有关的视频，最大的亮点就是和BBC纪录片里类似的粉色沙滩。
虽然这样的浪漫粉色是滤镜的功劳，但毗邻滇池的抚仙湖是只有省内人才知道的小众秘境。也许正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抚仙湖水体至今都保持着非常健康的状态，甚至发展出了高原潜水的户外项目。
在玉溪县打造特色小镇的旅游集团，西双版纳某个网红景点可能也出自他们的手笔。投资者不在意是否雷同，只在意够不够网红。
即便是云南这样兼具各类人文风情的地方，发展出的网红景点和民宿都越来越雷同，甚至做起了大牌平替的生意，比如洱海边上的大理版圣托里尼。
其他原本就需要挖掘特色的地方，民宿早已在批量生产的周边游产品下面目模糊。
04 结语
在云南，有游客的地方，就有民宿。
大理的三坊一照壁、丽江的四合五天井、元阳哈尼族的蘑菇房、西双版纳的傣族干栏式建筑、楚雄彝族的土掌房，以及泸沽湖的摩梭风情客栈，还有各式各样的高山草甸帐篷和星空酒店，让人目不暇接。
「2019年来的时候，卫生许可证都没有。」一位在香格里拉做OTA运营的人如此说道。
「丢垃圾真的是一大特色，往路边一扔就可以了，会有垃圾车收走。」
外来到香格里拉开民宿的人，一般开半年歇半年。离开的那半年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开民宿，阿刁就是这样，天气最冷的时候，他就回深圳。
在深圳，超过500平米的民宿就必须要办消防证，各项手续审批非常严格，尤以消防为代表。「如果按消防的标准去办，没有人办得下来，不过，审批完成之前可以试营业。」在阿刁看来，香格里拉对民宿支持力度最大，但还是深圳更能赚到钱。
同样来自深圳的还有老刘，现在在古城内一家连锁精品酒店担任管家，到香格里拉带了一定的养老目的。「要变老就在人间天堂变老嘛。」他笑着说道。
独克宗古城内还有一家民宿的老板是中印混血，装潢精致的餐厅内，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中外名人合影，其中包括李彦宏。
生意场上没有那么多情怀与梦想，在人间天堂开民宿，只为养老，怎么说都有些浪费。
规模化民宿赚钱吗？
2020年3月底，途家继被曝裁员40%之后，被传出自营业务将于2020年4月26日停止运营，其中20个城市的业务直接被叫停。5月，Airbnb发布内部信，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在全球裁员25%，约1900名员工，并预计Airbnb 2020年的营收将不到去年的一半。
就在大家翘首以盼“五一”旺季的回暖之际，木鸟民宿发布数据显示，五一订单虽环比增长超3倍，但总体订单量仅为去年同期的1/3。
疫情防控期间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趋紧，民宿行业订单量骤减。不少商家反映，整个2、3月订单量几乎为零，再次基础上，商家依然需要承担租金和人力的重压，还要倒贴几十万资金。
订单量减少，入住率下降，加剧了不少民宿本就难以解决的盈利难题。断臂求生、低价预售、短租变长租等方式，成为不少民宿平台节流自保的方法。
不知道民宿行业什么时候才会复苏，在此之前，自己还能撑多久？这个问题成了悬在所有民宿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报复性旅游没来，民宿行业集体期待一场跌到谷底之后的触底反弹。燃财经和五位民宿人聊了聊他们的故事。
“过年一直在退钱，已做好全年亏损的准备”
盟颂生活（成都）负责人郑博宇
开业时间：2017年
我在成都负责30多家民宿，每间客房成本约8万-9万元，按照往年的经营情况，18个月左右能收回成本，不曾想在新年的第一个月就遭遇疫情。
我和合伙人都是湖北人，原本计划是同事先回家过年三十，之后换我的班让我回家过元宵节。结果同事回去第二天，武汉封城了，我也被困在成都守店，无法回家。
1月26号店里就停业了，疫情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最晚的预定已经排到今年8月，结果整个过年期间我们都在处理退款，中间还闹出过几次纠纷，疫情撕开的缺口，今年一年都很难修复。
为积极配合政府要求，我们停业了整整两个月，订单直接损失金额40余万元。期间我们解散了保洁团队，房间的打扫管理全部由我和在成都的朋友亲力亲为。与此同时我们失掉了所有的外地游客，平时他们能占到整个客源的40%。
4月开始营业之后，我们企图用低价促销和预售的方式提高销量，将价格降到去年同期的65%。推出特惠房券，复工放心住等产品，略有效果，但相比去年同期差距还是很大。毕竟往年这个时候十一黄金周的客房都开始被预定了。
值得欣慰的是，五一期间我的预计的入住率只有60%，实际上1-3号的入住率达到了90%，可能因为往年五一都是放三天，这次突然放五天，4-5号入住率跌回50%。好在政府从3月就开始减税，税率从原来的3%减到了1%，员工社保公司负责的部分也给予了减免，并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结束。
我们一开始就做的是酒店式服务民宿，选址都是在高端的商用公寓里，不论是租金、水电还是运营成本，都比住宅小区里的民宿高很多。我们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普通城市民宿，还有酒店公寓甚至是周边的星级酒店，竞争会更激烈一些。
为了减轻负担，我们也出让转手了一些前期运营成本高或者是在租金最高点签约的客房，同时向银行进行了一部分贷款来优化自己的现金流。
在现阶段转手其实也是有技巧的，民宿行业洗牌，现在也有很多愿意抄底的人加入进来。但是如果你想要转出好的价格，房间又风格多变，可以尝试拆开一套一套转让给一些还有经济条件的个体房东，这样转让费相对会高一点。
同时我们还在跟私人业主和物业谈减免房租，因为这次疫情，很多同行倒就倒在房租上。开始也不是所有的房东都能够理解，好在经过沟通，最后达成了我们共同承担疫情期间租金损失的协议。
这个行业前几年确实比较容易挣钱，在爱彼迎还只有英文名的时候，我把家里的次卧腾出来做Airbnb，收益不错，慢慢发现我在社区内租一套有人住，租两套也有人住，毅然辞职转成全职。
那时候装修很简单，租个景观视野好的公寓布置一下，淘宝上买点壁画等装饰品，安装投影仪，基本都会爆单。一个月一间房的纯利润在2500元到3500元。现在客户对品质、地段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房租攀升、房价却压得越来越低，行业已经进入到了淘汰期。
别的行业我不敢说，但是民宿行业在我看来不会有报复性消费的。疫情虽然逐渐稳定，但它的影响还将持续。即使相关部门一直在鼓励住宿餐饮业的发展，但是报复性消费并没有来，很多大学并没有开学，很多赛事展会取消后未能恢复。目前对一些特殊地区仍有人口流动的限制，今年很难扭亏为盈。我和伙伴们只能先把公司保下来，在这里愿大家一切都好。
“大家1月还说继续熬，4月开始卖家具”
吾居创始人兼CEO陈嘉鹏
开业时间：2018年9月
吾居在北京有50套房源，以本地特色的家庭民宿为主。后来又在扬州和镇江拿下50多套房源，以酒店式公寓为主。年前，团队本来计划在常州及诸暨启动新店，结果出现了疫情，让本来预计的融资计划不得不搁浅。1月23号-24号，所有预定订单基本退完。北京就剩3单，扬州仅剩5单左右。
为此团队直接关停了扬州的部分房源，只留下一半——25间房。本来烟花三月下扬州，但今年整个旺季3月营业额只有18000元，远不及之前平均营业额的一半。
北京的拿房成本更高，我们的房源主要在三环以内，假设房子的月租金在9000元，都是押一付三，一套房子就是9000×4元，算上装修和改造（设计、采购、施工），一间房平均下来成本在小10万左右。
我们以14个月回本为界限，如果房源的回本周期高于14个月，就会被判定达不到收益指标，我们转手处理掉。
根据规定，所有平台在北京地区的房源，6月30号之前不得接单，因此北京地区在疫情期间的收益基本为0。不仅如此，北京所有的房源想低价转租，连小区都进不去。
由于房屋都是自营，且都是自有资金投入，整个2月-3月，吾居一共损失了数百万，甚至卷入了一些民事诉讼。
原本和业主签合同是5年一签，规定合同到期后原有的家具包括软装都归业主所有。我们拿到手的都是清水房，自己动手装修，疫情期间撤店时，会把一些比较昂贵的挂画或者家具撤走，引起了业主的强烈不满，称这属于盗窃行为，但是对于我们来讲，5年的合同并没有到期。
到了4月底，业主开始催促支付下一个季度的费用，但恢复到收支平衡线还遥遥无期。团队判断疫情可能会一直持续到10月甚至更后期，与其瞎动还不如不动。所以在陆续关店的同时，之前核心的员工也带着失望离开。
一直到五一期间，生意也没有太多起色。一方面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其次镇江、扬州的大学生也还没有回来，旅游没有生意，民宿也就没有生意。
现在大家都在降价以获得更高的入住率，但效果非常一般。我们在扬州和镇江平时价格是200元上下波动，3月份98元的价格都卖不动。这样的价格已经放得够低，基本是压着房屋的成本价走。民宿行业就算淡季，全年平均也应该能有约80%的入住率，但今年吾居的入住率只有不到一半，硬扛着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一个同行群里，1月、2月大家还在说继续熬 ，4月大家都开始转租房子、转卖家具。“就当去年白干了，今年都休息，等明年再说。”有群友说。
“为了维持生计，团队重新做回老本行”
益家民宿创始人李让
开业时间：2016年4月
益家民宿有三家门店，管理着一百多套民宿，自营40套、代运营60多套，房源主要集中在北京崇文门和天坛区域、南四环花乡区域。
房源数量见证了去年一年公司的急速扩张，去年2月份房源还不到30套。疫情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团队今年3月份大失血，房源都退还给业主，只留了15套，损失了全部押金。
随着疫情的爆发，团队也经历了越来越多维度的打击：先是春节订单收入直接清零，接着空房消耗房租。由于社区对外来人口的管控非常严格，民宿直接和疫情的防控挂钩，整个春节期间损失了80多万。去年同期，每套房子的收入可以达到7000元 -8000元。
3月份，有小部分外地赴京看病的客户短租了我们医院附近的房源，占到整个房源的15%。
一般情况下，押一付三加上装修和中介费，我们拿房的成本大约是月房租的7倍。原本的设想里，赚一年应该可以把所有的投资都收回来，同时还能把第二年第一季度的房租挣出来。
但事后我复盘，发现公司虽然业务做得还行，可是经营管理不善，没控制好成本，疫情一来，公司反脆弱能力差的一面就被放大了。
总结下来，主要是人员成本不合理，我们那时候追求顾客100%满意，对应的客服管家的工资成本特别高，试图用同行业中等偏上的薪资留住他们。当时我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经营思维，后果是今年三月开始公司不得不节省人力，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团队一下子从20个人变成了3个人。
为了维持生计，团队计划重新开始做之前的老本行——长租公寓的中介以及房屋委托代理业务，民宿业务为辅，并只接待15-20天的短租用户。
我比较乐观，之前因为业务处于上升期，或者说行业处于上升期，掩盖了我们经营上存在的很多问题，疫情只是提前让它们暴露出来了，这是一件好事。
其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清楚自己想干什么或者应该干什么，想明白自己的定位。最后，同行业的经营者大幅度减少，也会留给我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从2019年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这行不如以前那么好赚钱了，进场的人鱼龙混杂，行业也不免有些乌烟瘴气。比如一些经营者疏于管理，或者是没有底线，专门设计一些房型来给提供不正当服务的人使用，因为民宿没有安全检查，给这些人提供了便利。
2019年的11月份，北京民宿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到了这个阶段的民宿行业，必将开始转向精细化运营的阶段。安全问题、人员信息核验问题，邻里纠纷等重大问题，正等待着每一个从业者去解决。
我建议，民宿经营者既要考虑自身的经营问题，同时也要考虑社会责任的问题。只有从业者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疫情一来，客户都不需要我了”
旅游策划工作室创始人宋安
运营时间：4年
本来春节是行业的爆点，疫情压垮了我的很多民宿客户。
另外，我们之前合作的旅游达人，疫情期间也都不敢出来。之前像五一节假日，我可以安排100多人去民宿或者景区做宣传，现在不到10个人。
疫情对我自己的工作室打击也很大，订单量骤减，还有一些已经做完了策划，最后也没有执行下去。今年五一期间只做了6万多元的推广成交额，还要拿出5万元做推广，去年同期的收入则有40多万。
好在一开始我就没有注册公司，只搭建了一个工作室，在自己家办公，因此不存在租金的压力。团队7个人按照比例分成，没有固定薪资。
我也知道以公司的形式会比较好接单，比较能打响名气，但是我要考虑成本问题。除了人员成本，一个项目都要实地考察7-10天，时间、人工、吃住，都是成本。
我们团队基本都是已经组成了家庭的，都抱着把家给养好的信念，现在每人每月有1万多的收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好，不指望今年能赚到钱。
对很多景区民宿来说，有回暖的趋势，但即使是这样，预定的单子全都被砍掉，他们今年更大的力气要花在基本业务上。本来推广就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必需品，疫情一来，活下去才最重要。
今年的推广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更青睐直播。从4月开始我们就一直接到直播的需求，但一方面直播更倾向于找本地的团队做，另一方面直播的成本也会增加。有些民宿甚至开始直播卖土特产，我个人觉得有些本末倒置，比如说云南普洱，可以带客人去品茶，直接带货可能大家不太好接受。
这几年明显能感觉到民宿逐渐从情怀民宿变成了商业民宿。2017年，云南、丽江、大理到处都是在大城市卖了房或者辞了职，来这里租一个院子做民宿的人，但现在基本都是大财团统一收购，也许挂的还是那个名字，但是店长已经从民宿主变成了统一的民宿管家。
财团肯定以盈利为第一目的，情怀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卖点。以前民宿里每天都有篝火晚会，老板有什么故事就讲什么故事，现在也有篝火晚会，但变成了一个吸引顾客的例行特色活动。
商业化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我们这种小工作室能接到的策划单子越来越少，只能接一些散客。同时，我们业内也有价格战，利润一再压薄。
今年更多的都是之前合作的老客户给的单子，原本老客户能转介绍70%的新客户，今年老客户们自己也比较难，已经倒下了八九家。
“今年的目标调低了一半，能不能完成看下半年”
墅懒日租创始人魏铭松
经营时间：2018年4月
我们最开始就是在学校周边做轰趴馆（带住宿），现在平台延伸至民宿业务。
目前我们在杭州下沙区有13套自营房源，10套小房源（100平 -150平的公寓）平均客单价在1000-1200元，大场馆（300平-500平的别墅）平均客单价能到2500-4000元。
因为离校园比较近，大学城今年放假比较早，再加上疫情，今年1月15号不到我们就歇业了。去年同期，三套大别墅从初一排到初七都排满了。今年整个2、3月我们都没能开张，直到4月才好一点，有几个零星的小单子，整个损失七八十万。
墅懒日租作为一个平台，自营和第三方入驻的场馆比例是1:9。五一假期，整个平台的订单量没有到去年的同期水平，只有去年的1/3。自营的场馆更少，最多能到以前的1/10。
歇业的这段时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趁着疫情靠去年的积蓄收了一些场馆。对方负担30%-70%的房租，我们获得经营权，有些业主也会直接加入我们的团队，每一间重新改造的成本不会超过2万元。
我们拿馆拿的比较谨慎，今年有30%左右的场馆面临倒闭，很多甚至转不出去。我们就看中原本运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有改造空间的场馆，先拖着他，等他把筹码一点点降到我们心里觉得OK的价格，再入手。
其次，今年我们新开了民宿的版块。因为本身住宿和轰趴的需求其实是一致的。我们还谈了剧本杀的合作，在民宿里面代卖产品。合作之后，平台多了一些以前没有的周内订单，赚了一些租金。
今年我们原本打算要做近4000万的GMV，现在这一目标调整至1500-2000万，能不能完成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下半年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旺季，基本全年2/3的订单都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9月，学校开学加公司新员工入职，会有很多团建需求。
但我心里知道，能恢复到往年的正常水平就已经很棒了，行业不至于爆发，现阶段只能怀着希望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