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薪百万到月薪3千的“新中产”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963—1975年生人是共和国最幸运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最早的红利——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下海、全球化、互联网……个人实现了阶层跃迁,像潘石屹、马云、刘强东等人更是实现了身份三级跳,从农家子弟或小城青年跃升为超级富豪、国际名流。

相比之下,当前的80后、90后就成了所谓“软阶层”:没有了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不说,还要与“996”抗争,同时还得保住饭碗,稍有不慎职场晋级就遭遇卡壳,HR还不时拿35岁这道坎说事。

“软阶层”的另一种光鲜的称谓是“新中产”:他们表面风光、左右腾挪,同时也是消费升级、审美升级、职场文化升级的主力军。

相对于上一代“老中产”,新中产要同时为位子(职场)、脑子(认知升级)、房子(房价)、老子(父母养老)和孩子(教育)而奋斗,我称之为“新五子登科”。

拼多多上位,

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电商的最新格局是,拼多多直追阿里营收达到其七成,今年“6·18”又是拼多多唱主角,说明省钱才是硬道理。

连马云最近都宣布阿里要回归淘宝低价模式。

就业市场上,骑手招满、滴滴司机招满,许多行业从“有序竞争”陷入“无效内卷”……都说年轻人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请先给他们一个吃苦的机会。

年轻人入职数年,结果却发现收入还不如父母的退休金。

在过去,逼着父母掏空钱包凑首付的行为,多少还有点啃老的羞耻感;到今天,盘算着父母的养老金过日子,好像已经毫无心理压力。

形势比人强,年轻人要在大城市安家,靠自己越来越不现实了,“全职儿女”啃父母、盘算老辈养老金,似乎理所当然。

但这一情况,不独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先行一步。

在日本,中年宅男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的现象越来越多。

今年,日本59岁啃老宅男因看动画被打断怒杀双亲。

之前也有父亲看家中宅男没出息怒将其杀死的新闻。

如今,日本人最大的孝竟然是不啃老。

美国的80后中,社会学家发现只有50%的人找到的工作好于父母的工作,对比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这一比例是2/3。

从收入而言,经济学家发现,在这批80后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而在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这个比例为90%。

房价高企下,不少北美90后也纷纷搬回父母家同住。

一度,有车有房、养两三个小孩或猫狗是中产标志,也是美国梦的标配,可经济不景气下,中产梦也纷纷软下去。

看来,全球新中产都需要心理调适。

要警惕未富先老的“软阶层”社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

但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两极社会,即大前研一所谓“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升职加薪,那是上一代人。

大前研一说:“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当日本进入到大量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

一个有警示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也会成为“M型社会”吗?

按照大前研一归结“M型社会”的四个特点——少子老龄化、高储蓄率、通货膨胀、阶层板结,我们似乎看到些许影子。

中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吗?当我们面对少子老龄化、就业困境等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中产”这个筐里,

装的可能都是“迷魂药”

当然也有一派乐观者,比如某些专家。

近日,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表示:据测算,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月入3000元就能算中产?

这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要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当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可在北上广深,这个收入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很难。

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一句话点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不等于中产。

所谓中产阶层,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说的是有房有车、有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有百万元以上存款,能实现“新五子登科”,缺一不可!

而且“中产”是个家庭概念,以每个家庭三四口人计算,北大理财师香帅的团队测算出不同城市的最低中产门槛:一线(北上广深)中产,50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5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新一线,200万—250万元的总资产,其中包括3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普通二线,150万—200万元总资产,其中包括3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三线及以下,75万—150万元总资产,包括25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但仅仅是收入或资产还不能刻画中产画像,还有就是:他们年龄为25—45岁,其中又以25—35岁、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前卫的群体最为新锐。

传媒界把25—35岁看作“梦幻受众”,这个年龄引领风尚、热衷消费,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

今日小白,明日中产。作为新中产前身的小白,是在网上嚷嚷得最热闹的一群人,他们有传播力、能吐槽,谁抓住他们谁就能搅动网上风暴眼。

请看,传媒和商家推崇的新中产是这样的:“他”是积极进取的职场奋斗者、充满创意的生活体验者和热情消费的物质拥戴者;

“他”正处于职业生涯最活跃的上升期,能力不断获得肯定,即将晋升重要岗位;

“他”相信努力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处于迈向人生成熟阶段的转折期;

“他”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一套市区的舒适住房、一部性价比与外观同样出众的代步工具、一款象征品位的限量版名表、一部最新型智能手机——这些即使所费不菲,也值得付出;

“他”是有独立判断标准的个性消费者,对品牌的内涵、设计和美感,自有要求,决不随波逐流;随着年龄渐长,“他”已从特立独行的青年,成长为有家庭、有产业的社会中坚。

一句话,新中产代表了上升社会的上升阶层、消费时代的主导力量,结果可以想见。

什么才是中产争议背后的真命题?

现实地看,新中产其实是处在社会夹心层不断流动的一群“液态中产”。

职场竞争激烈,父母健康、个人情感以及子女教育上面临的巨大投入与压力,以及对自身理财能力的不满都成为了他们焦虑的症结所在。

从“忽然中产”到“伪中产”,再到“液态中产”,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警醒。

传媒的聚光灯下,人们只看到“口红一哥”李佳琦、田园博主李子柒的成功,羡慕人家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身家。

引导人们只关注金字塔尖1%的人的成功故事,这是巨大的失焦,因为这让大家忽视了99%的普罗大众的苦苦打拼。

回到有关中产的真命题,大家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作为个人,你不一定要去做网红,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人脉网络;你不一定要和土豪做朋友,但是你身边的圈子,应该更多样,需要更多“贵人”帮你渡过难关。

其次,经营自己的能力。把人做好、把事做对,就成功了一半,这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则。第三,在看不清方向时,不创业、不跳槽、不投资。不作不会死。

最后,作为整个社会,应该创造条件,为中产家庭减轻税负、为孩子增设教育基金、为内卷式教育减负,但最主要的还是拓展创业和就业空间,而这,需要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新中产是社会中极具创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他们左右腾挪,理应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要让他们成为“液态中产”。“新锐创领主流”,新中产是“潮流引领者”。无论在创新领域、科技行业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新中产都是引领者和践行人。

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创新创富的刀锋。

By 肖锋

孩子要变性,你会怎么办

亿万富翁马斯克的18岁儿子泽维尔要变性,还要和他老爹脱离父子关系,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

泽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Xavier Alexander Musk)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儿子之一,今年4月刚满18岁。几乎是刚过18岁生日,她就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使用她母亲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的婚前姓,把名字更改为薇薇安·詹娜·威尔逊(Vivian Jenna Wilson)。贾斯汀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嫁给马斯克前的全名是詹妮弗·贾斯汀·威尔逊(Jennifer Justine Wilson)。

薇薇安向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这份申请书,要求法院正式承认她的性别为女性,并在新的出生证明上正式更改她的名字。法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就此举行听证会。

薇薇安申请改名

薇薇安申请改名

她在解释更名原因时放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除了性别认同外,她改名是为了与马斯克断绝“父女”关系。“我不再和我的生父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她表示。

儿童变性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转换性别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儿,也极少有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跨性别者,但是在美国,变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和轻率。

很多极端变性分子还走进校园为学生洗脑,让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对变性表现得尤为狂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年6月份,是美国LGBT群体的“骄傲月”。

在这一个月里,LGBT群体会在全国各地展开大型的游行活动,来庆祝和支持同性恋,但今年却显得尤为不同。

前不久,有美媒爆料称:最近,变性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是的,曾经接受变性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们拼尽全力想要变回原来的模样。17岁的克洛伊·科尔(Chloe Cole)就是其中之一。

11岁那年,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的科尔爱上了网上冲浪,并加入了一个社区。

社区里充斥着宣扬LGBT和一些激进主义的内容,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尔的认知:

“因为我的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够漂亮,不适合当女孩,所以我还是当男孩比较好。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想要变得漂亮,但我一直压抑着这一点。”

12岁时,科尔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并开始不断服用激素类药品,强制抑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男性,15岁的科尔来到医院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仅过去一年时间,科尔就后悔了。

如今,在面对采访时,科尔难过地说道:“我被体制辜负了,我真的失去了器官。”

和科尔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23岁的海伦娜·克施纳(Helena Kerschner)。

成功女变男的她,同样深陷于无尽的自责与懊恼中。

事情发生在她14岁那年,因为和朋友闹翻,她遭到了排挤和孤立。渐渐地,克施纳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安慰,并加入到了一个非常欢迎她的社区。

社区里除了大肆夸赞跨性别者外,还对顺性别者(跨性别的反义词)、异性恋、白人女孩有很多负面看法。克施纳认为,这里所有的言论都在针对她,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性别焦虑。

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甚至认为只要转变性别就能让自己快乐。

实际上,在克施纳接受完变性手术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欧美国家,像科尔、克施纳这样经历性别焦虑、匆忙转变性别的青少年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自2017年以来,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的美国青少年(13-24岁)数量,翻了一番;2009—2019年期间,在接受变性治疗的英国青少年中,生物学女性增加了4400%,生物学男性增加了1000%……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处不在的跨性别极端分子。

他们打着“遵循性别平等”的口号,模糊性别的概念,大张旗鼓地鼓动未成年人重新选择性别。还有更张狂者,竟公然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进行“洗脑教育”,操控他们的思想。

今年年初,一名12岁的美国女孩离奇自杀身亡事件,轰动了全美。

在外人看来,女孩的生活并未出现什么异常,热情开朗的她为什么会突然自寻短见呢?

她的父母在探究真相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原来,女孩生前曾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疑问,为此,她咨询了学校顾问蒂尼·华盛顿,一个自称很理解LGBT群体的人。

在得知女孩的疑惑后,蒂尼不仅没有给出女孩任何建议和帮助,也没有告知其父母,就让她以男性的身份在学校里生活,鼓励她上男卫生间,要求同学们用男名称呼他。

此后,女孩承受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承受着他们语言和行动上的霸凌,直到女孩去世,校方还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支持LGBT群体、崇尚性别平权,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性别。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举动却将女孩推向了万丈深渊。

2019年12月,美国加州一名母亲将两名老师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这两名老师在学校内创办了UBU俱乐部(You Be You,即“做你自己”),将她11岁的女儿成功洗脑成双性恋,并认定自己是男生。

美国作家阿比盖尔·谢里尔(Abigail Shrier)发表的关于“美国的一些跨性别团体如何操纵儿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名老师。

她们大言不惭地说道:“在六年级的学生中物色人选,等他们升到中学就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极端歹念,昭然若揭。

在美国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还有两名老师公然鼓动班上的女生去做变性手术,当家长愤怒指责,要求学校将这两名老师开除时,却遭到了拒绝。

校方给出的原因很简单:跨性别者应该受到我们的保护,这是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不应该被破坏。

正是在这种毁三观的理念下,一些LGBT群体发起了“进校园”的极端活动。

他们向孩子们宣扬:

“每个人的性别不能由生理学特征决定,应该尊崇自己的内心。”“大胆怀疑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自己是男是女,或者是无性!”“美国小学生应该拥有变性的权利”……

这些极端分子的此类运动,甚至还得了不少美国官员的认可。

比如,美国能源部核废料处置部副部长山姆·布林顿(Sam Brinton),就是一位异装癖爱好者,曾多次公开支持LGBT群体进校园的洗脑活动。

还有美国海军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一名狂热的跨性别支持者。

在他们的带领下,这股“变性从娃娃抓起”的浪潮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愈演愈烈。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转变回原来性别的人数也在疯长。

变性固然容易,但那些已经失去器官和长时间服用药物催生出很多后遗症的人,却需要用一生去为曾经的冲动买单。

克施纳称,长期服用睾酮导致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曾两次自残到住院;

科尔也因为长期服用睾酮,长出了浓重的毛发,还有胸口上的疤,也让她无法直视。

国际组织出具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

约20%的跨性别者会做变性手术,而且手术后,变性者在10年至15年之间,自杀率是同类同龄人的20倍。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无法再重来。

尊重每个人的性别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能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性别意识时,就诱导甚至强迫其做出选择。这不是尊重,而是荼毒。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鼓动“娃娃变性”的风潮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唯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By 最华人

美国政府真的和外星人有合作吗

“一切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回看历史,从苏格拉底到伽利略、达尔文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时代的遭遇,无不印证这句话千真万确。

好巧,在萧伯纳诞辰167年这天,他的至理名言再度被验证。一场引发全球强烈兴趣的美国国会听证会首次以严肃的方式证实: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存在智慧生命的想法一点儿也不荒唐和激进,不但证据凿凿,而且这可不只是“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那么简单。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召集了一场关于不明情况异常现象(UAP)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听证会,三名前美军方目击者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宣誓并回答了共和党领导的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监督小组委员会立法者的诸多问题,包括如何亲身遭遇违抗物理学的不明飞行物(UFO)。

美国空军前情报官员格鲁施(David Grusch)作证说,在UFO坠落地点发现了“非人类”生物;基于对40多名证人的采访,他“绝对”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坠毁的完整及部分完整的外星飞行器,并且知道其“确切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的波普(Nick Pope)认为格鲁施此番国会作证非常重要:“在阴谋博客上发表故事是一回事,但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无疑使得(对真相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揭开捂了90年的神秘盖子

距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一小时,会议室外的走廊已被试图进入的人群淹没,工作人员不得不提供一个额外的房间容纳到场者。

调查UFO或者说UAP,已成为美国国会中一个罕见的两党议员能够统一共识的问题,双方立法者都呼吁进一步调查并提高透明度。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Tim Burchett)是领导调查UAP和政府透明度的主要立法者之一,他在早上进入听证会时甚至遇到了一个从丹麦专程赶来参加听证会的人。他在开幕词中称,这场受到“全球性”关注的听证会“将揭开掩盖的真相”,并致敬参与听证会的三名证人:“我们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

共同领导该调查的卢纳(Anna Paulina Luna)指责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情况缺乏透明度。这位年仅34岁的佛罗里达州首名女性墨西哥裔众议院议员说,政府领导人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即发布解释、镜头和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而是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政府让美国人认为这没有发生,或者智慧生命形式的潜力存在于人类之外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是格鲁施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正秘密藏匿外星太空飞船,并向国会隐瞒了外星人的证据。这促使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格鲁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是参与阿富汗冲突的功勋老兵,后来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任职,2020年到2023年之间,他参与了美国国防部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

今年4月,格鲁施变成了告密者并被迫离开美国国防部。当时他对外披露称,美国政府可能自上世纪30年代来已了解了“非人类”活动,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在从全球各地——飞船着陆或坠毁的任何地方取回外星飞船,并掩盖在至少十几个外星人坠机地点收集外星技术的证据,他本人已向国会提供了关于这些非常隐蔽的计划的广泛机密信息。

格鲁施称自己的证词是“基于具有长期合法性记录的个人给我提供的信息”,其中许多人以摄影、官方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形式分享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还提到自己因决定成为举报人而受到报复,但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导致“提高透明度的积极结果”。

除了格鲁施,当天出场的另外两名证人也曾在美军服役,一位是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Ryan Graves,另一位是前美国海军指挥官David Fravor,他们都声称曾亲身接触过不明飞行物。

在听证会上,议员们和证人更多使用的词是代表“不明空中现象”的UAP,而不是过去人们熟知的代表不明飞行物的UFO。三位证人都将UAP的目击事件描述为“常规”的而非罕见。

三位重磅证人的勇敢证词

格雷夫斯(Ryan Graves)是第一个出场发言的证人。这位退休海军飞行员声称他至少几年来每天都在大西洋海岸看到UAP。他说到目击经历时举例说,某次尽管遇到飓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仍能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他描述和同行看到的许多不明飞行物是“在透明球体内部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立方体尖端接触到球体内缘”。

“在我们的领空看到UAP并不罕见,但对它们的报告严重不足。”格雷夫斯说。而之所以出现普遍“严重少报”的情况,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些目击飞行员担心声称报告看到UAP会被污名化并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因而选择沉默。曾有30多名商业机组人员和退伍军人私下向他透露了曾有与他类似的遭遇和担忧。

格雷夫斯还对议员们说,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对UAP的了解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

格雷夫斯退休后创立了美国安全航空航天机构(Americans for Safe Aerospace),这是一个支持那些报告了UAP的飞行员的非营利组织。格雷夫斯说:“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可以在不失业的情况下为目睹UAP事件报告的系统,为站出来的飞行员或举报人提供保护。”

随后发言的关键证人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证实,他在执行公务时,被告知一个已持续数十年的计划在收集并试图对坠毁的不明飞行物进行逆向工程,但他本人被拒绝访问该计划,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格鲁施当时领导着美国国防部一个机构,专门对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UAP)进行分析。在2022年的部门绩效评估中,格鲁施被描述为“拥有最强道德指南针的官员”。他离职后在今年6月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船的碎片,甚至包括整个完好无损的飞船,其中一些飞船“像足球场一样大”,而且发生了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恶意事件”。

其实,多年来坊间一直有猜测和声称美国正在隐藏外星生命和技术的传言,但此前统统被主流舆论视为无稽之谈或阴谋论。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也一直不愿参与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话题,历任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皆顾左右而言它。

格鲁施在举报有关UAP的信息被非法向国会隐瞒后被迫离职,他称自己面临“非常残酷”的报复。他还声称,在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过程中,他了解其他受到伤害的举报人。

被问到是否从美国政府回收的任何外星飞行器中找到飞行员尸体,格鲁施回答说,通过生物学手段带来了其中一些恢复;在被追问那些“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时,他明确回答是“非人类”,并补充说这是对与他交谈的项目有直接了解的人做出的评估,并且这些人目前仍在该项目中工作。

但格鲁施回避了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多次解释称相关内容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他承诺在情报机构共享高度敏感信息时使用的“Scif”中向监督委员会成员通报情况。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与外星人有过沟通时,他说他不能谈论那个;被问及是否有人被谋杀以试图掩盖有关UAP和UFO的信息,他再次表示无法发表评论。

早些时候他曾向一家法国报纸描述,美国拥有墨索里尼政府于1933年在意大利北部回收的“钟形飞船”。当被问及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足球场大小”外星飞船更多信息时,格鲁施说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被问到他本人是否见过外星飞船或外星人尸体时,格鲁施说,他无法在公共听证会中讨论他是否见过外星航天器,但他承认没有亲眼看到外星人尸体。

第三位证人弗拉沃尔(David Fravor)是美国海军王牌中队前指挥官,也是2004年发生的著名“Tic Tac”UFO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当时在太平洋上空驾驶F/A-18F超级大黄蜂与一个不明飞行物对峙的情景。

弗拉沃尔描述说,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光滑的“Tic Tac”薄荷糖或丙烷气罐——一个没有翅膀的圆柱体。雷达控制器显示该飞行物从8万多英尺迅速下降到2万英尺,挂在那儿几个小时,然后直接向上。

每年都会报告数百起UAP目击事件,但“Tic Tac”事件是截至目前诸多已公开的目击事件中最难解释的,因为其飞行方式完全违背已知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定律。飞行器能在空中停止、加速、转向、倒退,在水面上非常突然地移动,像是没有任何惯性或重力影响。当弗拉沃尔和别的飞行员试图追踪这个物体时,它在他们面前迅速加速并消失了。

当时拍摄的视频和相关记录被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员收走,直到2017年一段视频被曝光在网上,并于2020年被军方解密,承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令弗拉沃尔和他的搭档们震惊的是,该事件从未被调查过。

“我们面临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当时拥有的、今天拥有的或未来十年希望发展的任何东西。”弗拉沃尔强调说。Image

(图片说明: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本听证会证人之一弗拉沃尔2004年目击的太平洋上空不明飞行物视频)

刻意掩盖的真相?

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现代天体生物学家,这个问题一直在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着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如果德雷克(Frank Drake)还活着,他一定是对这场听证会最狂热的人。

去年9月以92岁高龄告别世界的德雷克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最痴迷于寻找外星文明的人,甚至因此获得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之父”的美誉。这位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深信宇宙必须包含其他智能生物,他对外星智能的搜索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整天控制着26米长的望远镜,废寝忘食地用纸笔观察和记录电磁波谱到达地球的数据。他认为发现太阳系以外的智能生命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己的感知,而不仅仅是遏制其傲慢,它可能会向地球人传授新技术,甚至新的快乐源泉,但为了避免被公众嘲弄,他不得不对自己当时的研究计划保密。

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教授(Avi Loeb)将这种情怀比作王尔德所言——“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这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两年前出版了一部著作《外星人:地球以外智能生命的第一个标志》,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能犯的最令人震惊的错误是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星生命)这种可能性。”但是与他本人的倡议不尽相同,教授对格鲁施此番所披露的UFO内幕并不特别兴奋,他声称在相关文件被公开之前,应该保持怀疑。

“除非有证据支持,否则我们不应该相信故事,”勒布说,“虽然格鲁施的证词很有趣,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物证或任何数据。”

这要求似乎有些太为难格鲁施了。

当一位议员问格鲁施是否知道有人在政府机构掩盖UAP问题时受到了伤害时,他回答:“是的,就我个人而言便是。”他不仅失去了国防部的工作,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格鲁施在听证会上说,他的揭发得到了前同事们的“压倒性支持”,但他和某些同事因此受到“残酷的行政攻击”报复,他称其为“行政恐怖主义”和“他们工具箱中让人们保持沉默的工具”。

主导听证会的伯切特也毫不讳言举行这场听证会所遭遇的非凡的行政阻力。

“我们不会把小绿人或飞碟带到听证会上,很抱歉让你们一半的人失望了。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伯切特的幽默开场白引发的愉快笑声还在会议室内震荡时,他就切入严肃得有些可怕的现实,“今天来到这里太难了!魔鬼挡了我们的路。我们遇到了来自政府成员、情报界和五角大楼的路障。”

早在上周宣布听证会时他就曾表示,对这次听证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不希望这件事曝光,他愤怒地抨击军方官员的掩盖,以及他们被联邦官员阻止访问一些信息“来证明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不管真相如何,爸爸,我们都会追根究底。”

对于外星文明可能被隐藏的秘密的追问,其实要从2017年媒体对五角大楼调查UAP的秘密计划的报道开始算起。据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个调查不明飞行物报告的小型项目,而该秘密计划得到了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的支持。

两年前已故的里德代表的是内华达州,神秘的美军军事基地51区正在那里。为了平息舆论,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了一些相关视频,目的很明确,是“消除任何误解”。

2020年,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五角大楼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在国会压力下,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1年6月发布一份九页的“初步评估”报告,披露该工作组正调查144份无法解释的UAP报告,这些报告是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做出的,主要来自军方人员,但称由于实际数据有限且难以分析,因此很难得出结论。

2022年,《国防授权法》推动五角大楼成立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AARO),该办公室在国防部、情报界、美国宇航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以研究UAP。

今年4月,AARO主任柯克帕特里克(Sean Kirkpatrick)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办公室“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外星活动、世界外技术或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物体”。

而在格鲁施的举报传遍四方之际,美国宇航局科学主管福克斯(Nicola Fox)在5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仍反击称:“骚扰只会导致对UAP领域的进一步污名化,严重阻碍科学进步,并阻止其他人研究这一重要主题。”

美国宇航局发言人也在6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宇航局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外星生命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UAP是外星生命。但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太阳系和其它地方,以帮助我们回答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是否独自在宇宙中”。

但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边境和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格罗斯曼(Glenn Grothman)还是为揭开外星谜团带来了新希望,他在闭幕词中评价听证会具有启发性,对UAP的报告有“对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迫切要求”,并表示他相信相关信息的立法会随之而来。

“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公开更多这类信息,能让信息持续公开。”中学时代就沉迷UFO书籍、刚过完68岁生日的格罗斯曼说。

神秘的“银河联邦”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2020年12月,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海姆·埃希德(Haim Eshed)语出惊人,他表示,人类一直在和来自“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的外星人接触,而特朗普不仅知道这一点,此前还“差点”泄露了这一消息。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官员透露了外星人的存在

这些惊人言论是现年87岁的埃希德在4日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时说的,2020年12月,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发了采访的英文版报道。

根据埃希德的说法,外星人对人类同样感到好奇。他们正在对“宇宙结构”进行研究,并和人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火星上建立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那里有美国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代表。

“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有一个协议,他们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在我们这做实验。”埃希德说。但埃希德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UFO)要求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

海姆·埃希德  来源: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埃希德把他口中的外星人称作“银河联邦”,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对太空和宇宙飞船有了了解,而他们(银河联邦)一直在等待人类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

埃希德还放了个“大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还“差点”就说漏嘴,不过他又表示,据说来自“银河联邦”的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因为这些外星人担心,这一消息会让人类“大规模歇斯底里”。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图:“银河联邦”外星人阻止了特朗普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选择现在披露这一消息,埃希德解释说因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倘若我在五年前就发表这番言论,我可能会被送进医院。”埃希德表示,现在人们关于外星人也有了很多新说法,自己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针对埃希德的这一言论,美国国防部在回应《国会山报》时将问题丢给了白宫,而白宫也暂未对此置评。

特朗普以前曾不止一次被问过外星人存不存在。去年,特朗普就海军发现所谓“UFO”的事件做了简短的通报,他表示怀疑:“人们说他们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我相信吗?不怎么信。”

在2020年6月的一档节目里,他儿子小特朗普还问爸爸说:“在你卸任前,你会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外星人吗?因为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儿。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但这个事啊,非常有趣。”特朗普说。

当儿子满脸期待地追问“所以你是说你可能会解密这些信息?”特朗普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嗯,那我得考虑一下”  视频截图

埃希德此前长期负责以色列太空安全项目近30年,曾三次获得以色列安全奖。值得注意的是,埃希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一本关于埃希德访谈的新书已与11月出版,该书对埃希德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有意思的是,在埃希德透露了“银河联邦”的存在后,真的有一个名叫“银河联邦官员”(Galactic Federation Official)的推特账户现身了。该账户定位为“银河大道42号”,在简介一栏自我介绍说,“我是银河联邦的正式代表,由于我们的存在被泄露,我会亲自筛选那些希望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

有了账户还不够,“银河联邦”竟然还有自己的“官网”,并提供了注册账户的功能。不过这个网站除了首页暂未添加其他内容。在首页,“银河联邦”煞有介事地写道:“我们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最大程度帮助人类挖掘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救赎。”

“银河联邦”官网首页

8日,这名“官员”连发三推向“地球人”打招呼,并在最新一条推文中喊话:“银河联邦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尽管人类这一物种尚未得到我们的认可,但由于埃希德泄露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已同意承认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个人。”

一个自称“银河联邦官员”的账户发推,呼吁人们加入

该“官员”还与好奇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为人类“答疑解惑”。有网民质疑这名“官员”的身份,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推特认证。“官员”一本正经解释称,自己花了整整3个小时准备材料,才获得了上级批准开通这个账户。尽管来自更高级的文明,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

活在这个时代不仅要面临AI的冲击,还要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By 21深度观察者

“山河大学”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6月下旬,冯淼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想指导一些高考生报志愿。

至于原因,她说很简单:自己淋过雨,所以想帮别人撑把伞。

作为曾经的河北考生,她了解填报志愿时的那种迷茫与焦虑,所以想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帮助考生填补信息差,让他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参考。

在寻求帮助的人中,不少人向冯淼倾诉了自己的烦恼:河北可选择的好学校太少,如果想去外省上大学,分数要比当地考生高二三十分才能被录取。

这样的问题,不只在河北。

同为人口大省,山东、山西、河南与河北经常被放在一起提及,如今,它们被叫做“山河四省”。

这是一个网友口中地缘相近、文脉相亲、盛产粮食也“盛产”人口、经济增速趋缓的省份组合。

在教育层面,它们更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高考人数众多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所虚拟的“山河大学”被网友建造出来:四个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总共筹集三十多亿的资金,就可以建立一所位于四省交界处的综合性大学,为“山河四省”的学生提供教育。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山河四省考生的支持,甚至学校官网、校徽、校训、校址、录取通知书、校园平面图都陆续被设计了出来。

这场网络狂欢背后是山河四省学子对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调侃,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次自我安慰和心灵释放,也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好大学的期待。

学习的分量

在小沈看来,高考之痛刻在每个山河四省学子的骨子里。

小沈高中是在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上的,作息安排与衡水系学校一致,课业负担和教育理念也基本相同。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休息,之间的十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吃饭、早读、上课或是睡觉,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好学校是目标,分数是衡量标准,唯一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学习。

回想高中时期的生活,小沈认为自己和同学就像火场中逃生的蚂蚁,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成为蚂蚁兵团内部的强者,才能拥有生路。

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贝尔纳·韦伯塑造的《蚂蚁帝国》,他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学校并非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你得去利用它,而不是去忍受它。

但对于山河四省的学生们来说,可以被利用的选择太少了,即便在山河四省中算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山东,也就只有3所211(其中2所为985)。

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塑造一副精神上的铠甲,用以抵御各种挫折。

冯淼的高中生活与小沈类似:负担重、考试多、压力大。

她记得刚入校时,还不习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有一次晚上因为脱衣服慢了,老师来查寝的时候没有躺在床上,结果就被记了“不睡觉”,第二天中午被通报批评。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叫做‘分分必争’,班级口号是‘根系清华,魂系北大’。在那时,高考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当时置身于这样环境的冯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类教育理念的严苛之处,因为在老师和家长的口中,他们需要为高考付出全部,需要无条件的努力,这样才能再多涨一分,多超过一些人,才有可能考到更好的学校。

“在上大学之前,我曾以为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都与河北学生类似,可后来才知道,由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配置不同,我的高中生活并不是常态。”小沈说。

在大学时期,小沈也曾和同班同学聊过高考成绩,当听到有同学的分数比自己低了近五十分时,她才意识到,原来河北考生需要比其他省份考生付出加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才能考上同等级的大学。

而且,小沈到外地上学后才知道,其他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省份的学生,对山河四省学生的处境了解非常少,甚至有的人不承认地域之间高考分数存在差距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山河大学极度渴望的这种网络情绪不是被放大的结果,而是大家共同的呼声。与其说这种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应当解决,倒不如说山河四省学子希望借由这次公共讨论,使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得到所有人的正视与关注。”

教育资源匹配需求应被看见

事实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地域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

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高考大省。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四省的高考报名人数分别为83万、131万、80万和33.7万人,合计327.7万人,约占全国考生人数的25%。

然而,与庞大的考生人数相比,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在四省范围内,211高校只有4所、985高校仅2所,而且这2所985院校都属于山东。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河南仅有一所211高校郑州大学。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河南仅占2所。

△ 郑州大学 图源:图虫创意

这与河南的邻省江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苏人口比河南少一千多万,但拥有2所985高校,11所211高校,16所“双一流”高校。

山河四省中,河北省的高校资源最为匮乏,全域内没有一所985、211高校,唯一隶属于河北省的211高校是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市。

而且,河北高校的省内录取分数线高于它们在外省的分数线,“我记得2020年河北工业大学文科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3分,但是在辽宁的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01分,也就是河北的学校对于河北的学生都没有什么倾斜。”冯淼说。

因此,很多河北学生都会选择报考省外的院校。“对于河北的学生来说,北京和天津的学校是首选,其次是外省的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会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那就是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留在河北上大学。”冯淼说。

河南人许韵在读高中的时候,也曾下决心不留在河南。她并不是想逃离这片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而是她认为:河南高考实在是太难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通过整理2018年各省份录取数据后,以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来看,靠前的是:北京(0.603%)、天津(0.135%)、上海(0.098%),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里,河北(0.016%)、河南(0.014%)均榜上有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后省份的清北录取率与排名最前的北京相差至少37倍。

在许韵看来,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不得不离开。“我们就像圆周率3.14之后的那些数字,在小数点很后很后,所以就没什么人记得和在乎了”。

她希望这次关于山河大学的讨论能够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使山河四省学子的梦想成为现实。

幸运的是,在山河四省学子的呼声下,教育部关注到了“山河大学“的问题。

7月6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关情况。

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未来教育部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

重点高校的缺乏也导致了山河四省人才的外流。

由于山河四省学子在省内只有6所优质学校可选,更多的优秀考生则必然会选择高校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这些人才毕业后,也基本不会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工作,而是会考虑去一线城市,或者是大学所在的省份。

“像我们的同学,如果想要离家近一些就会选择到北京、天津工作,其余的人大部分会选择去南方工作,几乎很少人回家,除非是考上了公务员。”冯淼说。

这也是不少网友呼吁建造“山河大学”的原因。毕竟一个地区如果没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就目前来看,山河四省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高素质人才缺乏的情况。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人口构成。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有3个。这个比例越少,说明儿童和老年人越多。而这3个低于60%的省份就包括河南和河北。

山东和山西的15-59岁人口比重超过60%,分别为60.32%和64.72%。这也说明,山河四省存在青壮年人口比例较低,老年人和儿童占比大的情况。

在高素质人才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的统计显示,在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表格中,河南、河北的比例远低于平均值。

“人才是第一资源”,如果山河四省的人才持续外流,会对当地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结果,经济发展放缓又会进一步加速人才的外流,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情况,山河四省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急需解决。

“山河大学”在网络上引发的巨大反响,更多是学子对故乡逐渐没落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是期望家乡能够更好发展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希望能够快点提升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辜负四省学子的努力,也不辜负所有人对于这四省未来的期盼。”许韵说。

By 读城记

“京沪永远涨”的时代过去了

从城市层面来论,内地最牛的城市非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莫属,其中京沪实力又在广深之上。从楼市角度来说,最牛的房子不是地铁房,也不是豪宅,而是顶流学区房。如果将二者叠加,得出一个结论便是,中国最牛的房子,就是京沪的顶流学区房。堪称中国楼市的王炸级选手。但最近传来的消息显示,这些王炸级房子,价格也失守了,出现了跳水。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上海学区房“最强阵地”在市场下行中失守了,部分溢价过高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回到了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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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列举了多个顶流学区房为案例。2021年,浦东新区顶流学校明珠小学的“老破小”朱家滩小区单价已经飙升至130952元/平方米,“秒杀”隔壁世茂滨江豪宅,而单周价格涨幅更是高达39.4%,是世茂滨江涨幅的10倍。高点时期,达到均价15万元。今年一季度成交均价跌至10万元左右。而目前,门店的挂牌价跌至10万元以内,同样对口明珠的泉东小区,挂牌单价只有9万元出头。此外,同样地处浦东新区、凭借“福外+建西”双学区成为顶流学校的梅园片区,最高峰单价卖到20万元出头,甚至有挂25万元的。现在小户型只能卖到13万-15万元/平方米了。这降幅,妥妥的破防。


北京的学区房降价跳水的消息,更多了,随便一搜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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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深圳。

百花小学和深圳实验中学的学区房金茂礼都,二手房价格最高时冲破了30万元/平方米,去年3月份有业主将价格降到了13.7万元/平方米。深圳的六大名校学区房中的百花片区、南二外周边以及深高北周边二手房成交价跌幅最大,在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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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顶流学区房这类产物,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与房子深度捆绑。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力推进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速度,国家将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集中到了城市,然后又将房子与教育捆绑。民众想要获得好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就必须来城市,而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公立学校,就必须买房。轰轰烈烈的四十多年城市化,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资源的城市化,和普通民众买房的城市化。当房子与教育资源捆绑的时候,它早就不是纯粹的房子,而是资源,资源便可以金融化。在这种制度之下,学位越好的房子,越受追捧,有钱的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资本也看到了这个利润点,所以炒作资本也不断涌入。顶流学区房变成了天价学区房。

02顶流学区房为何失守

这些楼市皇冠上的明珠,为何暗淡,为何价格不断失守?主要原因有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


第一,行情下行。去年以来,楼市进入了全面调整周期。今年一季度,在防控放开之后,由于部分人盲目、过度乐观,再加上压抑的需求集中爆发,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小阳春。
但进入二季度,随着需求在一季度消耗殆尽,而经济、就业、消费等宏观经济数据并未按照大家的预期表现,导致新的需求并未产生,需求之间的青黄不接,最终表现在4月份的成交量整体转向。以上海来说,2月份二手房成交量高达18857套,冲破了荣枯线,3月份更是创下了23650套的高峰,但高峰之后,无论怎么走都是下坡路。5月成交约1.5万套的低谷,只相隔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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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过去两周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都只在3000套左右,上上周成交了3025套,上周成交了2957套,下行趋势仍在。

以此估算,6月份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在1.2万套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兴奋了三个月,又被打回原形了。

同时,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易居研究院披露,6月初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冲破了18万套,挂牌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重庆的22万套,成都的20万套。

同时,从挂牌增速来看,今年6月份上海、武汉和西安的二手房同比去年同期,增速最大,分别为82%、72%和40%。13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Image换句话说,二手房越卖越多,已经成为当下中心城市的共同烦恼。卖不动,降价就是必然。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5月份数据显示,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全线下跌。

北京环比下跌0.6%,上海环比下跌0.8%,广州环比下跌0.2%,深圳环比下跌0.1%。其中上海的二手房环比领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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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区房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这两年,学区房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进,就是教师轮岗制度。
本号之前也多次写到过。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常州、徐州、烟台、大连、无锡、合肥、西安、三亚等城市或者城市的某个区正式官宣,开启教师轮岗。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北京。早在2021年,北京率先在东城和密云两个区试点,当年年底就扩展到了6个区。2022年7月份,北京更是直接梭哈,全市16个区全面开展教师轮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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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师轮岗制度,就是老师们不再固定于一个学校教学,而是几年轮动一次。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名校,会因为优质老师的流失而不再名校,原本的普通学校,在一定周期内,轮动到了优质教师资源,实力大增。而教师轮岗制度就是打破名校对优质教育资源,也即对优秀老师的垄断,让买学区房变成了买盲盒,让优质学区房变得不确定。教师轮岗制度,是悬在天价学区房头顶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个长期威胁,但高价学区房的最大利空,则是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点,新生儿人口转向。

03新生儿人口下滑才是最大利空

我们的新生儿人口在2016年见顶后转向,去年出生人口跌破了千万,只有956万,相比于2016年的高点,下跌了46.4%。

Image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民政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结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出生人口下行速度还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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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构预测,今年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跌破800万。上海的出生人口这几年也在快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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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城市财经;数据:上海市统计局去年上海的出生人口10.8万,死亡人口14.8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4万人。同时人口流出了几万人。总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13.54万人,是主要城市中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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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城市统计局

新生儿人口逐年减少,对房地产整体是一个持续利空,而短期遭遇利空最大的则是学区房。
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学区房的需求就滑落,最终冲击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目前,全国幼儿园数量已经在收缩。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这一数量相较于2021年减少了5600多所。这是过去15年以来,全国幼儿园数量首次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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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人口减少是楼市最大的利空。


当孩子数量不断减少,对学区的需求不断下滑,顶级学区房的支撑力量晃动,高价便难以坚守,这是高价学区房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个利空,会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发挥作用。

By 城市财经

中老年抑郁急需重视

陈慧娣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她笑容可掬,烫过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俏皮的帽子——这张照片是她的家人为了寻找她,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到了她在江边的监控录像。那身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打了车,到了江边拼命地跑,头也不回。”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他快八十岁了,近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复最多的是:“想不通。”

与丈夫相伴到老,身边有女儿、女婿和外孙,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却频繁地说“很难受,不想活”。齐志明说,妻子十年前便确诊抑郁症,近几年,在他的注视之下,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在更换抗抑郁药品的档口上,陈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领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动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经历,他们是沉默的。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对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公布了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较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50-64岁,患病比例为4.1%,第二高的是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为3.8%。

还有更多中国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人们窥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齐志明想,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这样老人会很受罪。

齐志明将信将疑。有的事,他没有机会再问妻子了,现在也无法对女儿开口,显得他要责怪女儿;可是,如果不说,又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齐志明的印象里,从年轻时候开始,陈慧娣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妇,属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较紧的人;后来,女儿生了孩子,两人一起接送外孙,那个孩子在身边蹦蹦跳跳,稍微一闪,几秒钟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颜色。这画面在齐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忆,五十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固执的“疑病症”。

陈慧娣觉得自己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她还说自己疼,浑身疼。后来齐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医院,一次在门诊的时候,有病友推荐他们去试一试精神科。她的病随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一剂药,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间,陈慧娣还不时地去检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肿瘤,反而“没什么”,动切除手术的前后,一点也没有闹。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这个精神类药物让自己“心乱”。

她对丈夫说过几次,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还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时候想死,我陪你去。我们年轻时就约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杀,这很不好啊。我们还有孩子、孙辈。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又对她说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拜托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齐志明完全服了软,倾诉了对她的感情。他记得,她也是有回应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监控视频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决绝的样子。

郑华也经历过四处寻找家人的苦难。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寻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监控。傍晚,小区里与母亲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他感到,有一个猜测在心里逐渐着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抑郁症常常被认为私人的、丢人的,并且是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不仅患者很少得到家人的理解,还有可能被扣上故意做作、无理取闹的帽子,也很少接受妥善的专业治疗,尤其是中老年人本就缺乏关怀,长期拖着不治疗就会给身体和精神健康埋下巨大隐患。在中国,给抑郁症“去罪化”急需提上日程。

By 明宁

VC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洗牌

今年,VC的日子都不好过。某种程度来说,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一年。数据就不用说了,整体行业今年的萎缩还是相当厉害的。我比较坚定地认为,VC正在经历一场创投史上少有的,中长周期的大出清/大洗牌,而疫情三年,尤其是最近两年,只是这场大戏拉开序幕的起点。

01 VC正在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出清

为何这样说,因为VC行业基础的影响变量发生了本质的剧变,这些剧变,会让很多既有的VC打法不再奏效。
如,整体经济增速下滑,找到一个可以系统化布局某一个赛道的机会会越来越难。对于VC机构,进行赛道型布局,其实是管理难度相对比较低的一种做法。赛道型布局奏效,有几个前提:1、首先要有大趋势清晰的,体量很大的赛道存在,且不止一个;2、要有足够的赛道发展斜率,行业发展最终会收敛成几家,这样才能用一个成功项目去覆盖足够多的失败;3、VC机构本身要有很大的资金体量和品牌基础,这样才能够用高薪挖来“常春藤”、“清北复交”的聪明投手,并且能够连续出击提高胜率。这些其实在当今创业市场显然都不存在了,只不过不少机构还在延续着这个惯性。
再比如,当单一项目稀释后能赚个20倍,就不错了的时候,一个VC公司的决策模式就必须发生变化。比如就得降低失败概率,不能光指望100倍的项目来覆盖全部。这样往常一两个投委比较集中,通过通用的逻辑来进行决策,不那么深刻了解行业规律的决策机制就会出问题。要么就得有很强的专业属性聚焦一两个赛道,来确保决策的有效性;要么就得有个比较好的决策小组这样的联合决策机制,来适应几个方向的布局。其实在国内,覆盖几个方向的VC机构,很少有能够做好小范围的集体决策的,很多机构决策成本一上来,就分拆成行业基金,而每一个行业基金,如果又比不上专业做一个方向的VC机构的话,就会缺乏比较优势。
再比如,国资会彻底改变市场的权重和玩法。国资VC毫无疑问会成为未来5-10年VC市场最重要的玩家之一,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为何?因为未来20年,科技创新一定是中国创投的核心投资主题。而科技创新的来源是什么呢?研发创新的本质规律,就是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金的投入,因此很多都是来自于军工、高校、院所。而东亚的文化整体而言,先天鼓励集体主义,和西方文化更鼓励个人主义,由此带来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创新不同,在这个背景下,解决高精尖问题,注定大部分是由国家队,或者说国家资源向市场外溢来完成的。而这个情况,就注定国资占据整体性优势,更加切合中国的VC主题能力的源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外,资金结构的变化,就不用多说了。在国际政治的背景下,又要投资核心技术的主题,美元基金在中国整体边缘化是大概率的(可能投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另说)。
等等等等……VC行业,遇到了中国自VC从无到有之后,最大的一次变局。

做几点对未来5-10年中国VC格局的几点猜想:
1、国资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2、目前成熟的,比较成体量的基金会进行激烈的内部厮杀,留存少数一批选手;市场化平台型基金会和国资基金进行激烈的能力竞争;
3、美元基金相对边缘化;
4、长尾基金大量僵尸化,VC数量会大幅度减少,VC创业门槛会持续加高;
5、会出现一批特色的,各自用不同打法生存下来的特色基金,规模不一定小,但是必须在同一打法中,排到上游,才有空间。

02 VC进入了战略考验战

战略对于VC到底重要么?我坚定认为答案是极其重要的。
有的业内人认为,想那么多干嘛,坚守行业专业性就是了。这种想法本身没错,我相信,未来的VC,如果没有专业追求,压根就不在牌桌上。但是专业性能够持续积累是需要大量的基础前提条件的。就类似于大家都熟悉的车企,研发人员谁不想专业,但是专业是需要钱的。如果公司没有销售规模,没有毛利率水平,就没有足够的钱来招足够多的人来做研发。而这个又是取决于可能公司3-5年前的战略的。对于VC机构,其实逻辑是类似的。
行业有大量低垂果实的时候,战略好不好,区别还不那么显著;但是当VC全行业进入Hard模式后,战略就会变得重要了。在VC,首先是要去找好生态位。现在,国内的VC,实质上很少在通过生态位在划分大家。更多的是按照资金属性划分为比如国资、美元、家办;或者按照行业属性来划分为投医疗的基金、投硬科技的基金、投消费的基金等。而这个不是本质,未来划分生态位的,是一个VC生存的底层逻辑,形成同一个打法下,有比较优势的底层逻辑。
先说一个判断:有生态位意识的VC,会先行一步;找准了生态位,并且有战略定力的VC,会有更大概率赢得同一生态位之战;战略漂移的,会被出清。
比如,国资先天就有资源有钱,就有更多可以本地协同,调动资源的抓手。如果一个市场化的VC,并没有坚定的定位成服务国资的VC,而只是因为不好募资,跟着国资的打法套路跑,那么就很难干出啥大成果来。比如,如果追求单纯的财务收益的VC,没有击穿某种能力和资源瓶颈,干着干着又动作变形,那么也会有问题。再比如,如果一个金融背景的VC,硬是要聚焦一个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耦合的产业,可能在pk这种赛道的cvc方面,就会有更大的风险。
VC毕竟还是一个企业,我是谁,我要到哪去,这个命题,VC和所有其他创业公司一样,都是根本命题。
有的人可能会说,没有办法,我要活,现在市场不好,我必须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没错,但是从市场整体而言,市场是不会管单个VC死活的。所有的生态位,都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是一定要想明白自己在哪。既要、又要、还要,一定会出问题的。正如一个汽车品牌,不能自己又定位高端又定位大众,一会定位科技感,一会定位“家”。和所有的企业一样,一旦VC锚定了某种生态位,构建的能力和体系,是很难让自己回头的。比如一个VC,一旦定位为服务国资,那么就注定和定位追求绝对的回报率,长出不一样的物种。大平台基金形成的组织逻辑,也一定和CVC不一样。一会这一会那,一个VC就会成为一个四不像,每一种方向上,都缺乏绝对的竞争力。
VC的生态位,从混沌到清晰,考验VC机构掌舵人的战略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战略坚守的定力。要看清自己的生态位,做到最好,才能够安全地活下来。
比如,如果做CVC,就应该在一个产业周期区间内,充分利用好产业资源,做好服务,做好资源的充分变现,不一定要刻意克制规模。比如国资,就要充分响应国家战略和地方政策,不必然要试图像市场化VC那样积累所谓追求纯财务收益的能力。国资体系是庞大的,科研院所系、地方政府系、产业央企系、部委系、银行系,这些国资所追求的底层目标都是不同的、非标的。比如如果是Solo VC,就不要试图盲目扩大规模,扩大队伍,吃透一亩三分地。再比如,大平台VC的竞争,会是非常艰辛的一场战。因为大平台VC的底层逻辑就不是吃绝对收益的,而是要形成综合能力的最优解,这样就需要品牌建设,战略投资,生态构建,等一系列的体系建设,谁能够在这些建设方面,实现更好的协同效应,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平台VC之间,能力更强的,会PK掉能力不足的,此外,未来,市场化平台VC一定和平台国资VC竞争会加大,因为他们的生态位有重叠,这也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部分主流平台VC会更加拥抱国资的原因,打不过就被招安。如果是追求绝对财务收益的VC,就要明白,一个追求绝对收益的VC模型是啥样的,倒推来建设自己的能力。部分吃透一个产业方向的VC,就要思考是否要往PE,甚至二级去延展。等等……


03 未来追求财务收益的市场化VC,和现在的模式会不一样
风险投资,本质还是一种形式,确定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可能CVC的目标就是服务主业,可能银行VC的目标就是支持主体业务,再比如可能政府VC的目标是招商引资产业链生态搭搭建。说创造绝对的财务收益不是自己的第一目标,其实对于VC,一点也不丢人。最怕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的,反而可能奇奇怪怪的。
那讨论到追求绝对财务收益的一部分VC,可能也会有一批用新的打法和组织形态做的机构出来。当然,VC这种生意,必然还是百花齐放的,因此也必然不只是一种模子的。这儿只做一些推演假设。我觉得,其实中国的VC,整体上还是通过归纳法,按照经验主义生长出来的一批企业;但我也相信,未来注定会有一部分VC是按照演绎法生长出来的,先抽象出目标和路径,再不断走过去。因为在其他的创业领域,也是归纳方和演绎法并存的一个特点。
首先,我觉得VC是要具备公司级别能力的。所谓公司级别的能力,就是要有战略、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意识。就比如上文提到的生态位选择,和定力。包括信息搜集,战略投资等方面。但是,另一方面,VC太非标了,非常依赖于个人且个人的精力边界是有限的,完全去照搬公司制的运作模式,比如极致的内部赛马,KPI考核,是会形成大量的看不见的内部成本的。所谓“精英内耗”通常是VC发展路上的魔咒。未来哪怕成规模的VC,都应该在公司制运作和具有东方色彩的“戏班”、“作坊”之间,找到平衡。在东方强调中庸、内敛、自省、灰度、协同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讲究竞争、效率、丛林法则的部分,找到平衡。
很多行业,当发展归于稳态的时候,最终能够跑出来的企业,通常是遵循了这个行业的基础的、最本质的、最单纯的特质和规律的。
VC机构本质也是公司,VC投资本质也是长周期投资,回归常识,如果财务型VC长期能够形成稳定的、良好的业绩,把这个作为唯一目标,需要具备哪些特点呢?


第一,就是规模得克制,需要和真正的投资能力相互匹配。在国内目前的VC市场,对于大部分基金而言,15亿以上的管理规模,业绩就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当然,5亿规模做5倍DPI,和30亿规模做2倍DPI,其实不完全在一个生态位上,也不一定30亿规模,对团队而言才能获取更大的收益,完全有可能5亿中3-4亿是自有资金的这种模式。当然,如果只能有信心投好5亿,但是因为生存压力,或者由于募资能力比较强,募到了30亿,其实就不在追求财务收益的这条路上了。
第二,基金规模可以缩小。经济是有周期的,二级基金也是一样,往往牛市募资最多,业绩最烂。VC也是如此,伴随最佳的开枪节点,往往特别火热的时候,规模其实做很大,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往往火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募资。规模只能大,不能小,其实是根植在很多VC内生逻辑的。尤其比较大体量的,人数多的VC,因为如果规模缩小,管理费减少,可能伴随投手的流失,这个会恶化业绩,走入负向循环。这是按照公司制的方式运作的VC,内生性的一个特征。
第三,得有控制投资节奏的自由。其实这个也是和上述两点匹配的。大家都奉为股神的巴菲特,也不是要开非常多的枪的。投资压力,要把钱给花出去的压力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和业绩追求矛盾的。要追求业绩的话,最好是有“不投资的自由的”。但是,在KPI驱动下,在超过驾驭能力的资金,和3-4年的投资期的限制下,很多人是有巨大的“投资压力”的。而且很容易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没有敬畏感的投资人,反而出手更多。
第四,在大方向稳定的前提下,优秀项目一定是散点发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经济整体增速下降,单一大趋势不那么强的时候,不太可能一个赛道出批量的好企业的。很多时候,可能一段时间繁荣,两三年后,周期向下,很多就会死。跨境、元宇宙、半导体、消费品,不断在印证这一点。按照热点,批量投资项目,在中国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现在,很多VC的投资逻辑,依然是先赛道,再是选按照表面的证据找前三名来投资。其实创投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是有局限性的。很多跑出来的,不是第一批注册的企业,很多最终跑出来的,有的靠技术,有的靠销售,有的靠特定资源。加上好的企业,不必然对一个VC就有交易机会,完全按照赛道来投资覆盖,胜率会出问题。
第五,得有很厉害的几个不完全相关的方向的人才长期聚在一起,来应对周期风险。每个产业方向,都是有产业周期的,对于财务VC,聚焦短期有好处,长期看的话,多几个方向能力都不错,其实可以抵抗周期性的风险,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活法。

上述几点想做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看看,至少需要哪些前提,才能做到VC“自由追求绝对财务收益”。
首先,这个VC是要有非常清晰的自我定位。我是谁,我要到哪,这些命题,其实对VC里面的人非常重要。这批人的诉求,和这个定位越吻合,越在大变局中,能够形成独特的稀缺性。真正说自己要追求财务收益,其实在当前背景下,并不容易,那么这个时候,做什么取舍,能否放弃一些机会和资金后,能否放弃后还能活着甚至发展,其实就变得很重要。稀缺性,清晰的标签,是所有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其次,比如要做到规模克制,管理费就一定有限。给业务骨干的base一定在行业内没有竞争力。基金从激励机制,是一定要向着跟投、从carry中倾斜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周期很长,那么这就需要团队的成员,没有短期的生活压力,或者至少压力不太大。而且基金要真能收到carry,其实需要团队都很强的,否则单个人的业绩也会被稀释。这也会要求VC,需要稳健地吸引和凝聚一批牛的人才。另一方面,这种人才注定是有限的。因此,人数也必须是克制的,所有人都是精挑细选的。
再次,要做到“有不投资的自由”,这个对VC的管理模式,是一个重大的颠覆。很多Solo基金,是这方面能做到的,因为就一个老大,管理周边的资金,不能给自己的铁杆LP亏钱,因此就非常克制。但是对于稍微上规模的VC,能否还能做到,其实是要回答一个命题,是能否把这些Solo基金的老大的这样的类似角色,聚集到一起的。很多业内的人,对此极其悲观,认为不可能。我承认这个很难,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一定不可能。关键是文化方面,能否让大家彼此认同,极其追求底层的一致性,而非只是关注“产业背景”、“投资能力投资业绩”这些表象的东西。此外还需要这个团队都比较有灰度意识,愿意去配合,去妥协。因为几个核心一起,毕竟不能完全都按照自己的来。让渡一部分自由,其实可能换回来的,也正是跨越产业周期风险的解决路径。很多细节的东西,设置都需要支撑上述目标,在此不展开。还有,就是大家能否从这个组织上获取比自己单打独斗更好的资源。这样就需要协同,需要配合,需要有格局愿意把核心资源分享出去,真正从内心愿意去帮助别人。从公司层面,需要公司有一些整体赋能大家的抓手,这些很多是要精心呵护的,把不符合这样的人给淘汰出去。并不容易,但是一旦做成,就会非常有力量和后劲。


从投资的分布看,客观说,一个成熟的厉害投手,一年能找到几个估值低、团队好、后劲强的企业呢?我比较悲观的认为不超过1-2个。那么一个VC公司,能够一年投多少内部都信赖的高质量新增项目,这个整体数量,就是这个机构真正的“核心投手”的人数*1.5左右。而一个VC公司,能够凑齐5-8个,就已经非常难了。很多基金业绩不好的原因就自然而然出来了。现在很多VC投手,看似投了很多企业,但是很难说是优秀和成熟的。一方面,很难真正理解行业,只是了解了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尤其投比如BC轮,企业的战略、人员管理、销售管理、研发管理,这些证据是啥,怎么看,有几个在所谓现在主流的datapack里面?其实绝大多数VC投手,是没有办法去解读的,解读的还是过去的数据。这样就注定降低成功率。方方面面条件大多能看懂,还能找到相应的企业,也注定是有一定的大方向下的离散分布特征的。
如果是精准的狙击,通常就需要和被投企业走的比较近,这对VC内部,能否拉通投资、投后、募资,这方面的组织设置,激励设置,就比较重要。否则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的企业,其综合的价值,就是不能很好地去发挥的。
如果要能够同时驾驭比如3个方向,去规避产业链波动的风险,就需要这几个方向都比较厉害的合伙人,能够长期熟悉彼此的风格,相互信赖,也大体了解彼此行业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带有灰度的联合决策,这也非常不容易。
其实,市场上是有很多很精品的VC活得非常好的,生存能力也很强。这些基金里面的核心1-2个合伙人,就是标准的不靠管理费活的。未来想做一定规模起来的VC,要回答的命题,就是如何挑选价值观一致的这样的合伙人,能够把多少这样的合伙人聚一起;多聚一个,可能单支基金多个3-5亿就依然能很强的业绩能力;并且势能也会上一个大台阶。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逃避不了的。如果逃避,用其他的方式“简化代替”,比如上层规定赛道找专门背景的VP来投,所有试图绕开这些问题的基金,都解决不了规模起来之后的绝对业绩保持问题,早晚面对

不必悲观,大变局、大考验、大机会

所以我觉得,其实按照上述的逻辑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VC市场,其实很多地方生态位是存在空白的。这也意味着,大变局下,其实是有着很多机会的,这也是我们自己团队正在探索和实践中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找到更多的同心人、同路人、合作伙伴。
2000-2005年,中国VC从无到有,其实有一批VC,在看到了系统化的机会之后,抱团去迎接了这个时代的到来,获取了巨大的成功。二十年后,我们坚信,会有一批同样有眼光、有前瞻性、有定力的VC掌舵人,会在把基础命题思考明白,找到自己生态位后,找到一批同行者,把二十年前的抱团,换个背景重新做一遍。这个考验智慧和格局。而无论是谁,包括找准了生态位的LP,当大家闯出来后,会让中国的VC市场,在未来10年后,上升一个大台阶。

By HaoHao

闲鱼已成“中国暗网”

淘宝曾被网友称为“万能的淘宝”,如今,闲鱼也被称为“万能的闲鱼”。

闲鱼以二手交易起家,但很多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都能在闲鱼上找到。

可你不知道的是,闲鱼在黑灰产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国暗网”。

在闲鱼上,你可以购买到难以想象的物品:资金盘推广、现金贷系统、黑产软件、隐私数据,甚至还有违规的催收服务、色情服务等等。

这里已沦为黑灰产的狂欢之地,有黑客甚至说:“这里可能比国外的暗网更方便。”

而这一切,和闲鱼宽松的审核政策、推荐机制密不可分……

神奇的闲鱼

中国最神奇的电商平台是什么?

大部分人的答案,是闲鱼。

闲鱼,是阿里在2016年成立的的二手电商平台。但在这里能找到的商品,却远不止于各式各样的二手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渐渐沦为黑灰产的汇聚之地。

例如,在闲鱼上搜索“现金贷”,你可以找到各类现金贷周边服务。

这里可以购买到现金贷的系统,还有人直接转让小额贷款公司,宣称“干净可过户”。

也有人提供相应的催收服务,“什么业务都接,什么样的催收方式都行”。

比如,对于上门催收的服务,你可以选纹身男,还是刀疤脸。

除了一些违规操作,各路神仙也在上面“大显神通”。

上面甚至还有精通道法的“大法师”,可以用转运法事帮人催讨欠款——号称“法事催收”。

闲鱼上,有人提供做法事催债、指导投资的服务

在闲鱼上,资金盘同样十分猖獗。

资金盘玩家在这里发展下线,并打出了“注册送10元”的宣传语——他们利用的,是二手电商平台用户喜欢占小便宜、“捡漏”的心理。

时下火热的资金盘项目秘乐,就正在闲鱼进行推广。

“注册认证成功后,发8元红包。”一位闲鱼卖家表示。在商品图中,他还附上了自己的秘乐推广码。

也有卖家在闲鱼上提供秘乐“养号”服务,一单售价33元。他称,自己推广的下线长期活跃,且会自动复投。

资金盘系统,有卖家在闲鱼上兜售,价格从1-5万不等;资金盘地推服务,也有卖家在闲鱼上销售,一个人头收费15-20元之间。

与此同时,闲鱼上也有一群“买家”,意图收割卖家。

“最近,许多买家找到我,要求加微信,看商品实拍图。”一位闲鱼卖家对一本财经表示。

加完微信,这些买家会一言不发。几天后,他们才会露出真面目,开始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投资战果”。

骗子的朋友圈

鱼塘

闲鱼还有大量秘密,隐藏在具备社交属性的“鱼塘”中。

鱼塘以地区、兴趣、商品类型作为分类标准。在这里,用户不仅可以交易商品,还能发帖交流。

这相当于将一群有同样需求的人,汇聚在了一起。

一些鱼塘已经开始发臭,变成藏污纳垢的隐秘角落。

例如,在“袜子”鱼塘内,除了置顶的几条商品尚属正常,很多商品都是女性穿过的贴身衣物,即所谓的“原味丝袜”。

它们的配图也聚焦足部,带有情色意味。

在闲鱼上,还有很多以城市名命名的本地鱼塘。在这些鱼塘内,色情信息更加泛滥。

例如,在“北京”鱼塘,能看到许多穿着暴露的女性用户。

在闲鱼头像、昵称或评论中,她们会直接注明自己的微信号码。

添加微信号,她们会直接表示可提供“会馆服务”:“两个半小时1300块钱。”

图:闲鱼上的色情服务信息

大量的黑灰产在闲鱼上面盘踞,已形成一条庞大的产业链。

“黑灰产、违规商品在闲鱼中的交易比例,我觉得不会低于5%。”黑客CC称,这里一度成为黑客们的心爱之地。

“现在一些黑客都不在暗网交易了,直接在闲鱼上卖。”黑客CC透露,他们在闲鱼上“卖过数据、黑产软件、网站代码,甚至还有黑客在上面接过活儿”。

为了让黑灰产得以交易,一条辅助产业链也形成了——租号。

目前,闲鱼上的卖家审核机制是比较简单的,只需要绑定支付宝,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

但是有些黑灰产的卖家,并不想实名认证,因此,他们就会去租闲鱼号。

“求租闲鱼号。只要你有支付宝账户,什么都不用干,就能一天躺赚50块钱。”一则闲鱼租号广告如是称。

在各大论坛、黑灰产社群里,租号买号信息满天飞。

“大量租,一个号一天只要10元。”一个社群里,有卖家公开求租,他号称手里屯了上千个闲鱼号。

百度贴吧上的闲鱼租号广告

而这些闲鱼号,都成了黑灰产的发布源头。

因为闲鱼号与支付宝账户绑定,骗子们租到闲鱼号后,往往会绕开闲鱼平台交易,只有这样,钱才会到他们自己的腰包。

而出租闲鱼号的一方,则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有闲鱼用户就称,自己将闲鱼账号出租给骗子后,遭遇了买家的投诉,自己的支付宝资产也被闲鱼官方冻结。

至今,他的资产仍未解冻。

为什么是闲鱼

闲鱼为何被黑灰产钻了空子,成为“法外之地”?

黑客CC认为:“这是闲鱼的市场监管不到位导致的。”

首先,闲鱼的准入门槛不高。

在淘宝上,你要成为一个商家,需要经历严格的审核,甚至还要交押金,如果你的商品出现问题或者被投诉,就要扣押金。

因此,卖家不敢乱来。

“闲鱼上不需要保证金,再加上有租号产业链,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卖家。”黑客CC称。

其次,闲鱼对商品和交易的审核也不够。

“商品一经发布,不会审核,立刻上架,除非遭遇举报,否则几乎不会下架。”黑客CC称。

而买卖双方都可以私聊沟通。

在私聊过程中,一旦双方转移到微信等第三方平台,闲鱼就彻底失去了监管的可能。

“这里真的是黑灰产的圣地。”黑客CC称,买家和卖家没有准入门槛,商品没有审核机制,交易没有监督体系,“随心所欲”。

最关键的一点是,闲鱼为了迅速聚合流量池,对流量的扶持,堪称“良心”。

发布之后,万一没人看见怎么办?

闲鱼还提供每天一次的“擦亮”操作,擦亮之后,就能获得前排曝光机会。

找不到意向客户怎么办?

闲鱼还提供定点推荐服务。

例如,在频繁浏览大量资金盘推广信息后,一本财经的闲鱼首页就被推荐了相关商品。

除了给你推荐产品,还给你推荐“鱼塘”,帮你找到大量的同类产品和同需求用户。

一位闲鱼用户对一本财经表示,他曾被闲鱼推荐过一个鱼塘,名为“爱侣的秘密花园”。

里面有人在出售情趣用品,也有人在出售原味衣物,甚至提供色情服务。

目前,该鱼塘已被闲鱼官方封禁。

“这一套机制下来,黑灰产能很快找到有意向的客户,非常好用。”黑客CC称。

目前,很多曾经盘踞在淘宝上的黑灰产,都开始转战闲鱼。“淘宝越来越严,而闲鱼依旧是自由的海洋。”

因此,在黑灰产圈,闲鱼才有了“中国暗网”的“美誉”。

而黑客CC觉得:“闲鱼可能比暗网方便多了。”

2019年4月,闲鱼举办了一场发布会,披露了闲鱼的交易数据:

用户在闲鱼累计发布宝贝超过14亿件。每天有超过100万用户,在闲鱼上发布超过200万件个人闲置物品。

而闲鱼的总用户规模超过了3亿,交易金额突破千亿,正在向万亿迈进。

不得不说,闲鱼的审核制度、推荐机制确实有效,才可以迅速汇聚如此巨大的流量池。

但这万亿市场背后,又有多少隐秘角落?

作者:棘轮 林格

TikTok电商能做吗

万亿跨境电商市场,聚光灯照在了Tiktok(抖音海外版)身上。

美国、巴西、俄罗斯、越南……2017年年末才正式出海的Tiktok,仅在2年后便覆盖了150个国家和地区,多次登顶App Store下载量首位。

2021年2月,Tiktok开始探索电商化道路,上线Tiktok Shop(也称为Tiktok电商)。

经过3年的发展,近期,Tiktok Shop加紧落实新规,限制类似开盲盒的水晶晃桶玩法,倡议卖家“专业经营”;另一边,计划增加站点数量,上线商品入仓模式,给卖家提供更多机会和便利。

有人说,Tiktok是座富矿;也有人说,Tiktok是个大坑。混乱、模棱两可、振臂欢呼的赢家、失落的退场者……在扩张和管理的平衡和拉扯中,身处其中的卖家亲历着光明和风暴所带来的一切。

狂热的小白

在小红书上传完一则最新的Tiktok卖货分享帖后没多久,Tiktok卖家Molly发现自己的小红书私聊功能区里冒出一批想学习经验的小白卖家。

他们的第一句开场大多直截了当:“你好,我也想在Tiktok卖货,目前还没开始,能不能交流分享下技巧。”

Molly告诉新零售商业评论:“除了私信和同行交流下经验与感受,找上来的大多数都是0经验的小白卖家。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认为做Tiktok电商很赚钱。”

与此同时,嗅到商机的各大运营培训机构也一同涌进了评论区、直播间。

掘金Tiktok电商,比亚马逊刺激多了

各式各样的Tiktok运营培训课程,图源小红书

小杨是其中一位受益于相关培训课程的卖家。2020年毕业后,小杨在老家昆山的一家小民企上班,不满意自己的薪酬,总想干点副业赚钱。刷短视频时,刷到有博主在Tiktok做跨境生意赚到钱,于是,小杨心动了。

“只需要找好货源,直接线上交易卖给外国人。翻译能搞定、网络能搞定,关键目前做海外Tiktok的卖家还不多,是个机会。”小杨兴奋地向新零售商业评论介绍自己做Tiktok商城的思考逻辑。

鉴于没有多少Tiktok运营经验,为了避免走弯路,小杨在网上花了1000元买了一套教授Tiktok运营经验的课程。“很兴奋,聊了几天可算是找了个靠谱的运营培训机构,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小杨把自己买课的经历发在网上后,发现评论区里购买课程的人不在少数:“我咨询的要2680”“我的要5999”“先缴费学习再上车”“和楼主一起入坑”……

蓝海的诱惑

小白卖家如此眼红心动并不是没有道理。2021年2月,Tiktok Shop进驻印尼站点,开启东南亚征程,同年6月开通英国站点,走向欧美市场。

仅用一年时间,Tiktok Shop便传来喜讯:官方数据显示,2022全年Tiktok在东南亚市场保持着跨境电商业绩月均复合增长90%的迅猛势头。同年,亚马逊增速仅9%。

发展激流之上,是奔跑着的跨境卖家,其中,东南亚美妆品牌SKINTIFIC可以说是载入史册的一家。

2021年10月,SKINTIFIC上线Tiktok Shop,很快就拿到近5亿美元的估值。第三方平台Tabcut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单是SKINTIFIC的印尼小店总销量就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据悉,SKINTIFIC在Tiktok Shop上的运营逻辑并不复杂:Tiktok共有六大内容板块(包括达人营销、视频种草、直播带货等),SKINTIFIC团队在上线之初就放弃了自己小步探索的环节,而是将6个板块分别外包给6家专业运营公司。

业内人士透露,6条路线齐发力,SKINTIFIC早期单日消耗的广告费用多达200万人民币。通过疯狂砸钱,SKINTIFIC得以在短期内建立起了一定声量和品牌形象,而后的融资又确保了资金顺畅周转,最终在市场上一骑绝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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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Tiktok

除东南亚市场外,卖家通过Tiktok Shop在北美市场同样收获颇丰。杰克在滴滴国际部、Tiktok商业化部门结束实习后,2021年开始在Tiktok 从事跨境电商生意,主要面向北美市场做饰品POD(Print-on-Demand,定制化)。

回想过去的2年多,杰克总忘不了2021年的高光时刻:“从12月初开始,圣诞节加元旦的那两周,发布一个视频就有上百万播放量,两周总和利润有一万多美金(相当于7万多人民币),抵得上平时3个月的业绩。”

类似的卖家成功案例,在Tiktok Shop卖家注册官网上还有很多——女包品类Top1品牌Tiglily Bag,2个月从0涨粉到2万;3C电子产品This is Action利用私域引流拉动公域,完成超低价单品引流,单月内复购率提升15%,等等。

鼓舞人心的数据、令人激动的创业故事,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小白卖家,同时宣告着:这里是一片蓝海……

难捱的入场者

只是,小白卖家并不清楚:在Tiktok上只有不到10%的卖家真正在赚钱,所谓的蓝海市场其实门槛并不低。

原因之一离不开大众对于跨境生意的认知局限。在大多数小白卖家和外行人看来,跨境电商生意不过是在线上与海外消费者沟通,做一件或多件代发销货,和国内电商卖货差不多。

其实,跨境生意远比国内电商复杂得多。做东南亚生意的跨境卖家李茂认为,相比于国内抖音电商从“卖家-物流公司-消费者”的周转流程,Tiktok跨境链路不仅运行时间更长、变量更多,还需考虑政策因素、海关手续、不稳定的流量和订单量等诸多问题。

“可能卖了很多货,有个看似亮眼的销售数据,整体结算下来却没有多少利润。也有卖家遇到平台流量不稳定,苦于不会引导流量转化,或是没有充足备货,因此变现情况一般。”李旺盛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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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某店铺,受访者供图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相比国内抖音电商发展的2.0阶段,刚刚起步的Tiktok Shop仍处在1.0的初级阶段,整体运营更像是早期的淘宝,货架式购物平台、不重视内容,消费者更多是根据产品图片/视频效果以及性价比决定是否下单。

在物流端,东南亚地区仍以传统的到付形式为主。消费者通常是基于产品视觉效果和性价比等因素下单,在收到货物后因不满意而拒收的情况时有发生。

杰克透露,Tiktok服饰卖家在菲律宾市场碰到的拒付率估计能到40%。再加上,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的跨境物流,不免有消费者会中途退货,因而导致退换货问题严重。

也有一些卖家出于东南亚地区门店租金、仓储成本、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考虑,选择开本土店经营,在当地组建团队,以争取更多的服务和成本优势。

Molly以自身业务举例,表示从后台数据来看,跨境模式的订单取消率往往比本土店的更高。

随着本土店玩家增多,更加考验跨境卖家在成本、供应链、履约效率、服务端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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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卖家团队所在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受访者供图

“对比之下,欧美市场的Tiktok电商更偏向内容定位。这意味着,搬运他人的视频内容,模糊、简陋的产品图片很难在欧美市场俘获消费者心智。”杰克道出自己踩坑后的经验。

杰克强调,欧美市场消费者对带货内容的品质需求不仅包括视频质感,还要有丰富性和新鲜度,相应的,卖家针对前端运营就需要投入更多财力和精力,在销货玩法上必须不断创新。

更进一步的,前端运营成本的增加,留给物流履约、服务等方面的资金就会减少。对卖家来说,平衡运营、物流、产品研发成本,探索更高效率的生意模式并不容易。

“凭着一股热情开始做,养号、等待视频流量、零星地给海外消费者发货,忙了半年也没有特别好的营收反馈,根本不想做了。”某Tiktok跨境卖家悻悻道。就在今年3月,他关闭了自己刚做满1年的Tiktok小店。

混乱的Tiktok

几位有着两三年Tiktok shop从业经验的卖家一致表示:“整个市场其实并没有卷起来。一定要说卷的话,只是在低端竞争层面卷起来了,一些卖家简单切片他人爆款视频,运营上却做得很差。”

同时,他们补充道:“Tiktok这个平台能吐槽的地方太多了。”

首先,Tiktok电商平台面向卖家推出的部分政策本身就存在模糊性,导致卖家在理解过程中出现偏差,容易被处罚。

其次,相比于国内抖音电商,Tiktok电商平台建设并不完善。不少卖家表示,Tiktok提供给卖家的营销工具、数据分析工具只有基础功能,不能给生意带来较大的实质性帮助。

Molly介绍:“目前包括购买人群画像、后台流量情况,Tiktok会提供大致的数据辅助。但类似于选品数据、行业数据、网红达人数据等,平台无法提供,市面上有其他机构在做类似的服务,需要的时候会找他们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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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自2022年4月份的英国封店潮,Tiktok平台逐渐加大管理力度:抓差评,抓履约能力,取消水晶直播的晃桶玩法……快速变动的管理政策在无形中加大了卖家的经营压力。

此前,由于Tiktok平台未通知卖家便更改了交易规则,一批卖家因违规操作而被冻结了账户,其中就包含了李旺盛的一笔跨境生意资金。至今,他对此仍心有余悸:“做生意,小部分货物损失还好,就怕大钱拿不回来。”

此外,处于快速发展期的Tiktok电商的内部组织结构仍不稳定,不仅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负责人,同一地区本土店和跨境店的负责人员也不同,与卖家们对接的员工经常变动。

“有时候,前一周联系的员工,下周就换新人了。卖家们有事甚至联系不到负责人,干等着心态很崩溃。”谈起这点,李旺盛一脸无奈。

相较于亚马逊等传统电商渠道,Tiktok的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充满机会的蓝海市场,同时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卖家们更加灵活机变。

对于跨境电商的经验以及未来规划,Tiktok平台上的新老卖家们给出了不同视角的答案:

“还是走壁垒更高的小而美路线更稳妥。”

“如果做跨境店触碰到天花板,记得要及时调整做本土店。”

“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团队内部最好梳理出可复制的高效运营方法,提前做好待开启站点国家的资源布局。”

“对于我们来说,目前还需花更多精力研究消费者想要什么产品和服务,减少前端运营投入。”

一边大胆历险,一边总结经验,Tiktok电商卖家们还在乘风破浪

TikTok要走“全托管模式”

“逃了逃了,还有我们的生存空间吗?”TikTok Shop(抖音电商海外版)新政一发布,罗罗(化名)陷入了沉默。“不知道如何与新招募不久的两个员工解释,辛苦3个月的工作保不住了。”这天是5月16日晚,大批卖家都收到了TikTok Shop确认做全托管的消息,和罗罗一样,他们都陷入沉默。赞成的声音、反对的声音,自2个月前TikTok CEO周受资在美迎战听证会后,TikTok再一次站在出海领域的舆论中心。采访中,不止一位中小卖家表示,这次政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TikTok Shop来说,全托管意味着什么?全托管模式是TikTok Shop的未来吗?

TikTok电商变阵

首先来对齐一个观念:什么是全托管?简单来说,全托管是指全权委托管理。此次,TikTok电商走的路子是将原本由商家自主掌握的店铺运营环节交由平台统一规划管理,商家担任起供应商的角色。

在后端,商家原本需自主安排货物物流并运输到对应地区的消费者手中,政策改革之后,如今仅需运输至平台在国内设立的备货仓库,由平台统一安排从国内仓到海外仓的运输及在海外的尾程配送。

今年4月15日,TikTok在英国站启动新的商品入仓模式——不再支持商家从自有国内仓发货,而是统一运输至平台备货仓,再由平台完成干线运输和尾程派送。如今看来,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TikTok Shop在英国的掌控权,更是为5月的新政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TikTok Shop的这一新政,打破了原本复制国内抖音电商的逻辑,而是走向类似京东自营的电商模式。Image图源字节跳动官方

新零售商业评论了解到,TikTok自开启电商业务以来就不断在进行业务调整。“感觉基本几个月一大调,一个月内微调几次。”罗罗说道。

但就此次而言,绝对是爆炸性的举措。据亿邦动力公布的信息,TikTok全托管模式改革被认定为“S级”项目,直接向现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汇报。

此外,还有TikTok电商卖家爆料,TikTok内部有意砍掉欧美站点的第三方跨境卖家(即在TikTok电商欧美区开店的独立卖家)。东南亚市场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

受影响的还有TikTok Shop的员工。2022年年末出现的美国科技巨头裁员潮,衬托着海外市场一片荒凉。同一时间,TikTok对外发言人却表示,TikTok在未来三年内将在欧洲、美国等多地增加3000名工程师,往后还会雇佣更多员工,颇有种逆袭称霸的意味。

紧接着,在今年年初的大厂裁员风暴期间,有关TikTok裁员的情况却鲜有耳闻,更突显其扎实稳定、岁月静好。但实际上,业内人士透露,TikTok Shop官方人员裁员率目前大约在60%。02“全托管”成必需品

接管卖家的前端运营服务和后端部分物流配送,全托管模式相当于为平台管理增设更多环节,乍听上去劳心费神的事儿,为何TikTok还要一味推行呢?这一点还要从TikTok电商在英国站点遇到挫折讲起。2021年年初,TikTok Shop兴致勃勃地开通英国站点,不仅是在英国注册的本土店,持有公司营业执照的跨境店卖家也能入驻。英国站开辟早期,为吸引商家涌入,平台并未进行严格管理,导致商家质量分化,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再加上,为推进新渠道快速占领跨境蓝海,TikTok Shop商家选择以“让利顾客、薄利多销”的方式黏住更多消费者,导致英国站出现了一波低价产品潮。产品品质不过关,自然引发大批消费者退货,部分跨境卖家考虑到退货物流成本太高等原因,选择将产品免费赠予顾客,这反而影响了消费者对TikTok电商的认知——可以薅羊毛的低质产品聚合平台。基于这样的认知,绝大部分消费者必然不会再次选择在TikTok Shop上购物了。数据也说明了一切。英国站与印尼站几乎前后脚起步,2022年上半年TikTok电商印尼地区月均GMV突破2亿美元(约14.1亿人民币),但英国站始终不温不火,也让TikTok认识到了收紧平台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消费需求减退,同时电商竞对平台不断扩张的情况下,TikTok也需尽快做出调整,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在这之中,全托管模式无疑成为了最佳选择——更长的链路管控,能够使平台生态的稳定性更强、效率更高。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出海电商平台已经有了丰富的全托管模式应用,Temu是出海四小龙(阿里速卖通、SheIn、TikTok Shop、Temu)里率先实行全托管模式的。2022年9月,Temu实行全托管模式。前期,Temu大方承诺“免佣金、免运费仓储费、免广告费”,以此吸引来一批其他平台的供应商合作,后续又凭借集合配送、统一运营的方式推动供应链条高效运转。据悉,截至今年3月Temu的美国注册用户超过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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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2023年全球速卖通年度峰会

同年年末,速卖通紧随其后开通全托管模式。如今在重点试点国家韩国已初具成效,不仅成为2022年韩国购物类榜单Top20里唯一的外国App,更是在今年3月取得日韩地区买家数量增长超70%的好成绩。官方数据显示,今年3月速卖通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50%,创下历史新高。

据悉,有小型卖家在接入速卖通全托管店铺后,原本一款单日销售额800美元的产品,如今已销售额接近翻倍。今年5月,东南亚电商巨头Shopee和Lazada也在前后脚推出全托管模式。

结合平台相关数据和海外消费者洞察经验,平台介入产品选择、产品定价等方面的管理,的确更具优势。

针对普通消费者“多、快、好、省”的需求,全托管采用“集采集配”的标准化、规模化运营,不仅便于压低产品价格提升竞争力,又变相降低了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在产品品控、消费者运营、售后处理方面,平台方也更有经验。

全托管不是未来
看起来,全托管模式近乎完美,也因此成为了当下跨境电商平台的必备。

但在部分TikTok卖家看来,“实行全托管模式,短期来看会对TikTok的电商业绩带来明显提升,但终究是不适配的。”

一方面,TikTok Shop不同于速卖通、Temu、SheIn这类货架电商平台,后者能让国外消费者更直观地搜索、购买商品,而TikTok主打的兴趣电商,交易链路长、成单效率相对低。

实行全托管模式,跟风货架电商,听起来是帮助具备供应链实力的卖家解决了前端运营问题,但实际上是放弃了自身以“兴趣、娱乐”为导向的基因和基本盘,与消费者心中最初的平台定位并不适配。

另一方面,全托管模式这种让卖家省心、平台费力的方法,的确能在TikTok平台“流量光环”的加持下吸引来优质的供应链卖家。只是,随之需要搭建且不断扩容的店铺运营、消费者沟通、物流运输、售后服务等团队,对于TikTok来说并非一日之功。况且在这些方面,TikTok也并不比Temu、亚马逊这类货架电商更具优势。

此外,相比于其他更为成熟的跨境电商平台,具有巨大流量吸引力的TikTok俨然成为中小卖家和二手卖家的跨境生意聚集地。

据业内人士透露,此次TikTok的新政改革会影响到平台95%的小型卖家。“我身边的小卖家基本走向三个方向:要么退出,要么去东南亚地区开本土店,要么改为只放20%的精力在TikTok店铺。”

TikTok电商平台上的中小卖家占比约95%,这批卖家的流失必定使得TikTok平台出现卖货氛围逐渐冷清,要补上更优质的供应链卖家恐怕还需一些时间。

“撇开全托管改革不谈,TikTok做电商这件事就是伪命题。”在某日化出海品牌前任营销总监Jessica看来,海外电商老大哥亚马逊都没能把视频带货做出成效,这从侧面验证了国外消费者并没有视频购物的习惯和基因,“TikTok想成功不容易。尽管习惯能够逐渐培养,也远比不上国内抖音从文娱平台转型为兴趣电商这般顺利。”

2021年正式开启电商业务,第2年TikTok电商业务GMV目标为20亿美元,第3年设立的目标增长到230亿美元。TikTok曾在电商业务上表露出旺盛的野心。也因此,有卖家猜测TikTok改变电商模式或许和团队KPI不达预期相关。

回顾前路,从早期开放入口欢迎各类卖家补充电商丰富性,到逐渐对卖家严格管控,再到清理部分商家群体更改经营模式。TikTok电商业务明显走得太急、太乱。

职业跨境出海投资人阮飞认为:“深入海外用户个性化兴趣探索和产品种草,TikTok电商业务还是有吃掉亚马逊1/10份额的潜力。”阮飞并不看好TikTok在美国的全托管改革,但对后续平台的发展态势持有保留态度。

作者:邵格

年入百万的偷拍产业链

每年夏天,当裙摆在街头摇曳,这往往意味着,女生和流氓间的恶战又开始了。

黄女士在上海虹桥站候车室排队检票时,突然感到身后有男子不断用身体贴近,察觉异常的黄女士当即报警。

经民警讯问,作案男子范某提前将偷拍设备绑在运动鞋上,屡次择机对准黄女士的裙底,民警随后在范某身上查获偷拍录像设备4套,内存卡3张,内容不堪入目。

东莞寮步镇公安分局便衣民警在蹲点过程中,注意到一名中年男子(赖某)形迹可疑,密切观察后,民警将正在实施偷拍行为的赖某当场抓获,深入调查后发现,赖某前后共作案10次,已偷拍视频近20个。

类似的新闻并非个例。通过搜索,就会发现近两个月出现的偷拍事件,不仅层出不穷,还屡禁不止。

无孔不入的摄像头,让数以万计的女性在未知状态下,不仅沦为别人偷窥和意淫的对象,还成为行走的利益。

细思极恐的是,“偷拍”早已经形成一条暗自流通的全产业链,不法分子靠着售卖隐私,轻易就能年入百万。

现实不是“楚门的世界”,但我们却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楚门”。

偷拍视奸突破下限,手段之恶防不胜防

地铁、商场、酒店、公寓、洗手间……每个极为普通的场所,每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都可能隐藏着谍战片中才能看到的迷你摄像头,暗自窥视着芸芸众生。

这些微型、针孔摄像头外观多变,可以伪装在矿泉水瓶、插座、烟灰缸等日常用品里,或者是钞票上,让人根本防不胜防。

就在今年3月,一则“夫妻住民宿遭偷拍8小时”的新闻上了热搜,被远程控制的视频里,不仅实拍了室内全部动态,还能推拉摇移局部放大,连两人间的悄悄话也被听的一清二楚,本应受到保护的个人隐私,却成了电脑和手机上的“玩物”。

无独有偶,6月初,来厦门旅游的花女士入住当地某快捷酒店,刚准备休息,花女士突然发现房间吊顶处的灯筒四周疑似有二次粉刷的痕迹。

经仔细检查,花女士发现灯筒上有个微小的孔洞,内藏微型摄像头,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后发现,该微型摄像头所连接的供电并非独立供电,而是连接了酒店吊顶电源线路,且存在时间久远,这个摄像头到底拍下了多少画面,当中又涉及多少人,简直不敢想象。

事实上,早在2014年12月,公安部等部门就下发规定文件《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奈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虽然大型电商平台早已下架“针孔摄像头”等商品,但通过搜索“家用监控”、“商用”等关键词,依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购买到偷拍设备。

迭代到现在,偷拍设备也在“与时俱进”。如果说先前的摄像头还可以用红外线反射进行探测,但现在已陆续诞生了大量“防红外反射”的品类,最小的摄像头仅有5毫米,内里的光学镜片只有三根头发丝那么细,清晰度却能达到4K——几乎相当于影院效果。

也有人想到“更好”的办法,比如入住酒店时把取电卡拿出来,断掉房间电源,摄像头没电,就不能工作了。但对不起,无论断网还是断电,针孔摄像头至少都能再续航24小时。

不满足于视频内容,这帮人甚至还紧跟潮流玩起了“实时直播”。被新闻曝光的北京一网约车司机,每天晚上11点左右,守在首都机场,专接空姐订单,在空姐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启偷拍直播,直播间里的观众,最高达到过18万人次。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连“家”这个最安全的庇护所,同样危机重重。去年,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家用摄像头案件,32人贩卖某公司品牌APP破解工具,对他人的家用摄像头进行扫描,控制了数十万只家用摄像头,只要打开相应APP,就能“视奸”别人的日常起居。

更可怕的是,竟然还有APP公然为“偷拍”提供保护。最近走红的一款名叫“安全相机”的APP(目前已下架),在介绍中自称是“手机版的针孔相机”,可以伪装、瞄准、无声拍照,还能阅后即焚,不留证据,以科技之名为偷拍大开“方便之门”,恶寒至极。

如今,从制造出售器材到偷拍,再到售卖传播不雅视频,偷拍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中更庞大。

明码标价分类售卖,非法牟利年入百万

当职业偷拍者顺利得手后,就进入了丧心病狂的售卖环节。

这种人又被叫做“种爷”,手中往往拥有海量视频资源,他们先将不同的受害者,根据穿着、体态、身份等特征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再别有用心地掐头去尾、重新组合,编造“小电影”剧情。

紧接着,“种爷”们会通过所有可利用的平台进行分发,包括但不限于微博、陌陌、探探、贴吧等,以QQ、微信群为据点,进行私下交易。

前段时间,有都市报道的记者潜入了一个900多名成员的偷拍群里,短短20天时间,就有8000多条视频被传入,涉及范围包括美容院、试衣间甚至浴室、厕所等地,大量私密画面被公然叫卖。

群主洋洋得意地表示:“这种原生态视频是最抢手的,好多人就喜欢看这个,我这个视频卖好几百回了,挣得不少。”不仅毫无愧疚罪恶感,内部还衍生出“收徒代拍制”。

只要愿意出钱,偷拍团队还能提供“私人订制”,不管买家想看哪个省份或者地区,都可以派人前去安装摄像头。

这伙人还有一个“绝活”,专门破解家用摄像头的ID、用户名和密码。在记者的要求下,对方当场做了演示,不到半小时,仅吉林省就有3000多个家庭摄像头遭到了破解。

▲图/都市报道

作为女性防不胜防

近日,一条关于“地铁痴汉”的纪录片引起了热议。记者在一个偷拍网站的团伙中卧底一年,写出了一篇名为《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的报道。

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偷拍者故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拍摄视频,并上传至非法网站上供用户下载。

纪录片《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截图。

在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针对偷拍行为的法律条款。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花上一顿饭的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观看他人最私密的照片和视频。

在人性之恶没有被控制和兜底的地方,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从中嗅到了恶臭的商机。

“给你网址,永久使用,免费更新,高清无码。”新周刊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售卖色情网站和资源的QQ群,群主如此介绍自己的“产品”。而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偷拍类视频的时候,对方很快表示也有“相应的网盘群”,每天更新,“群里可以互换(资源)”,“那种收费高点,50元”。

和中介对话截图。

偷拍,俨然成了生意,女性的隐私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每日更新,意味着每天都有人被窥探。新周刊记者观察到,从群里的“资源”上标注的地点来看,偷拍多发生在厕所、酒店、旅馆,甚至是私人住宅的内部。大部分被偷拍者于自己被偷拍的事实毫不知情,但他们的隐私已然被窥视、被贩卖。

在新周刊记者所接触到的社群和网站视频中,被偷拍的对象中,单独出现的女性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严格来说,图片和视频都不是实体商品,这些中介售卖的是观看这些内容的资格。在成本固定的基础上,他们仅仅需要线上分发和传播,向想要观看的用户收取会员费用,就足以创造较大的利润。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根据“湃客·有数”报道《酒店偷拍产业链里,你的隐私还不及一顿饭钱|有数》统计的数据,有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会被用于传播与售卖,偷拍视频的流向也会更加广泛: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平台直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说到,在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上,上游只要拍摄了就不愁卖,下游对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又刺激了偷拍偷窥的发展。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剧照。

在裁决文书网上搜索“酒店”“摄像头”“传播淫秽”等字眼,可以交叉检索到许多具体案例。以贩卖和传播、偷拍、偷录视频为牟利手段的犯罪中,被告人多在QQ群、网盘群等社群,通过发送教程、链接、加群内好友等方式,出售偷拍的淫秽视频。

从法律上来讲,在特定情况或后续延伸行为中,偷拍行为可能涉嫌侮辱罪、诽谤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刑事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偷拍行为可能在公民的隐私权上存在民事侵权风险,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存在行政违法风险。

韩剧《灵魂维修工》中,出现了由N号房事件改编的剧情。

偷拍,到底是不是犯罪?

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黎明对新周刊记者表示,在判定偷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主要会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拍摄内容方面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第二,拍摄工具方面是否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第三,偷拍行为后果方面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

而在偷拍图片、偷录视频的数量及违法金额方面本身,暂无明确法律规定其构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标准,若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其他罪名,则按相关司法解释追诉。

偷拍产业链,比你想象中更长

从出售黄色视频社群和网站的资格再往上追溯,偷拍工具的售卖也是偷拍产业链上的一环。

偷拍于酒店、卫生间、试衣间等私人空间的视频,往往要借助隐蔽的偷拍工具。从现有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偷拍所使用的摄像头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被发现。

和以往相比,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已经强化了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工具售卖的管理。如果在淘宝直接搜索“针孔摄像头”,页面会跳转到“绿网计划”的弹窗,提醒用户: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但是“绿网计划”并没有覆盖到所有需要过滤的地方。即便“针孔摄像头”“偷拍摄像头”等字眼被屏蔽了,搜索擦边的“网络摄像头”“微型摄像头”等字眼,还是会出现相应的商品推荐。

电商平台页面截图。

为了躲避平台的监管和规制,一些商家不会在商品页直接发布真正售卖的商品,而是在客服和用户的对话页面留下联系方式,引导消费者转移到另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

“欢迎您光临本店,你想要的特殊产品请联系客服+V:×××××。”循着店铺客服留下的联系方式,新周刊记者发现,这些非法商家一般是通过朋友圈发布产品的详情。一些商家会专门卖针孔摄像头,另外一些则还会同时售卖用以迷奸的“听话水”“催情水”等药物。

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介绍。

“偷拍神器,高清4K夜视摄像头,永不断电”“插座,高清录像,手机连接远程实时观看”“私人定制风扇,1080P,隐蔽性好,不会被发现”……这些由针孔摄像头改装而来的各类物品,价格由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在不法商家的眼里,床头的手机充电器、电视柜上的排插和天花板的吊扇,都是藏匿针孔摄像头的绝佳位置,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的所有设备。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针孔摄像头用于正当用途并不违法,例如记者暗访调查、公安取证环节等。但是针孔摄像头属于国家管制物品,未经过允许私自贩卖相关产品,有可能触犯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类物品在互联网灰色地带游窜,让不法分子有了犯罪的工具,而法律上的空白,则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空间。打击偷拍产业链,究竟难在哪里

如今,偷拍行为依旧猖獗。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2”专项行动中,针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偷拍他人隐私并网上传播售卖等违法犯罪,累计侦办案件340余起,打掉非法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90余个,缴获窃听窃照专用器材14.1万件。

有关部门持续不断地打击偷拍行为,意图清除偷拍产业链,却始终没能达到根治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横亘在惩治偷拍产业链道路上的,是法律法规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取证难、受害者维权难这三大问题。

例如,虽然偷拍案件可能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两条罪名定罪的案例仍在少数。对于这种现象,林黎明律师分析表示,这两项罪名的定罪标准,与大众的想象和认知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法律出版社的《刑法释义》,上述犯罪定罪标准要求之一是需使用专用器材,例如微型照相机。”而一般的手机属于非专用器材,在偷拍案件定罪时便存在认定争议。

“其次,只有偷拍行为造成了如非法内容广泛传播、引发受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才有可能以上述罪名定罪。另外,如果偷拍行为同时构成其他重罪,将可能从一重罪处罚,以量刑较重的罪名定罪。”林黎明律师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在地铁上发现了有人使用手机进行偷拍,很难给予其较为严厉的惩罚。

许多偷拍个案难以判定或尚未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更多的处罚落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层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距离今天,上一次修订已经过了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看来,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偷拍会变得如此便利、偷拍规模会变得如此之大。这说明在规制偷拍行为方面,这条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和过去相比,现在偷拍的形式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是在街上用手机偷拍女性的全身照,现在变成了用针孔摄像头藏在卧室、厕所等地拍摄私密照片。

而关于偷拍行为的取证难和受害者维权难问题,林黎明律师认为,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一,专用器材较为隐蔽,难以发现。第二,专用器材中的内容未能及时固定,偷拍行为发生时没有相应监控或其他证据记录,导致刑事立案证据不足。第三,部分偷拍行为因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果,达到行政违法程度,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故只能通过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方式处罚。第四,偷拍者使用普通手机等非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

而区别于只有两端的供需关系,偷拍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有着售卖器材、执行偷拍、平台、服务器等多个层级分工协作的产业闭环,每一个层级都对这个产业有牟利的需求。因此,仅仅是打击其中一环,也很快会“春风吹又生”。

“法律都有这么多条文等着他们了,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因为它已经变成产业链了,打掉这一环,别的环节仍然存在。”陈碧教授说道。

“偷拍入罪”,是否真的可行?

随着偷拍产业链被披露得越多,人们对于“偷拍入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陈碧教授看来,目前我国法律里对于隐私权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强”,没有针对侵犯个人隐私的偷拍设立单独的罪名。但同时,对于“偷拍本身是否要入罪”这一问题,陈碧教授也表示并不建议轻易去增加一个罪名。

“首先要考虑,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规制偷拍行为。其实围绕着偷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有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相关罪名了。”陈碧教授介绍,目前我国针对偷拍行为主要通过前置行为或者后置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前置行为指的是使用的手段,是否使用了非法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后置行为则指的是后续衍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如敲诈勒索、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所以,其实我国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把对偷拍行为的惩罚给‘吸收’进去了。”

韩影《女警》剧照。

陈碧教授认为,“大部分人的本能的条件反射会觉得,这是坏的、这是不对的,就应该设立法律来制裁它。但是在设计法律时,需要考虑到它造成的社会后果。可能原本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却引入了最严厉的刑罚”。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对偷拍行为都通过和设立了相应的法案和法律规定。

2019年2月,英国通过了“窥淫癖法”(Voyeurism Act),将偷拍裙底定为性犯罪。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人衣着拍照,将可能被登记为性侵犯者,最高面临两年监禁。

2023年5月,日本立法委员最近提交了反对“偷窥拍摄”的法案,将未经同意拍摄他人隐私照片、视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如果该法案6月正式通过,违反者将最高面临3年的监禁,或折合人民币15万元的高额罚款。

陈碧教授认为,国外偷拍立法有他们独特的法律背景。“中国的入罪和其他国家的入罪其实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外这些罪名很多都属于轻罪,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刑罚消灭制度。而在我们国家,一旦入罪,就会对行为人的犯罪标签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评价。”

因此,对于“偷拍入罪”这一问题,仍需慎之又慎。

面对偷拍产业链,你我并非无能为力

单独设立反偷拍法需要谨慎考虑,但是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仍具有可行性。

陈碧教授表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距今已有一定年限,是否能够围绕目前情节比较恶劣的偷拍行为,对法律进行评估,重新调整处罚的上限,这个问题是法律界可以思考的。

而对于“春风吹又生”的偷拍产业链,陈碧教授的观点是,这类偷拍产业链对警方的执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求他们对这个链条中的每一环都进行整改。

这类整改,包括对于消费端和需求端的打击。“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围观风险,例如监控他们的IP地址。这也是对需求方的一种打击。”陈碧教授说道。

而对于个人面对偷拍行为,她也建议人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以免错过最佳报警时机。

“如果你当时不报警,事后可能会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另外,事后再报警,可能还会面临证据难以锁定的问题。”在采访中,陈碧教授多次重申,“第一时间报警”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偷拍黑产居然还有鄙视链

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黑产行业里,居然还存在所谓的鄙视链。金字塔上层的种爷会将手中一个月的视频打包卖给二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加价后卖给下级代理;最底端的散户则将视频下载放入网盘中,再以相对更低廉的价格将网盘账号售卖出去。

偷拍的暴利空间到底有多惊人。山东济宁公安曾抓到一群犯罪分子,查获微型摄像头300多个,偷拍视频达10万部。

以单个摄像头每月获利300元计算,300余个摄像头能为偷拍者带来10万余元月收入。这还只是第一层代理,经过层层代理后,即便按照一部5元的价格,全部单次售卖就可获利50多万元,还不包括二次售卖,职业偷拍年入百万者并不稀奇。

此外,偷拍团队还会将视频卖给境内外的色情网站,网站每收购一套图片或一部片子,偷拍者就会有几百到几万元的报酬。

那些想看偷拍视频和图片的人,通常需要在网站缴纳费用开通会员后才能获得观看权限,如果想看到更多的内容,则要花费更多钱购买高等级的VIP。

至于网站的吸金能力,那就更可观了。要知道,根据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网站浏览量,能把阿里巴巴、亚马逊这样的网站甩出十条街。

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偷拍者疯狂偷拍,然后把资源卖给色情网站,网站再卖给用户的一条完美产业链闭环。

与偷拍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违法成本之低。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偷拍并不涉嫌刑事犯罪,仅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一般情况下,只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而情节较重的,也只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这点小惩戒,在所擢取的利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不断转动的利益链条里,偷窥者满足了自己的窥探欲,偷拍者赚得盆满钵满,当受害者发现时,她们早已成为了变态手中的泄欲工具,动作电影里的女主角,被全球几十亿人围观。

比起暗中偷拍,竟然还有人试图堂而皇之地美化“偷拍”。

今年6月17日,OCTA上海馆展出了一副名为《校花》的作品,作者宋拓偷拍了近5000名女大学生的照片,还按照个人审美从美到丑排列,以艺术品公开展览。

面对质疑,宋拓大言不惭地表示:“我掏心掏肺地物化你,这也是一种尊重。”(得多无耻才说得出这番话)

在某社交平台上,偷拍甚至还被包装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博主会详细分享及讲解自己偷拍的技巧,下面的评论则是一水的“膜拜大神”。

病态的狂热背后,根本无人在意被偷拍者会受到的伤害。一旦偷拍照片和视频外泄,个人信息曝光,对其工作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2018年2月,张佩和男友入住北京朝阳区的某家酒店,谁想三天后,朋友就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的女生,赫然就是自己。

这段视频是如何流出去的已不言而喻,上百万的浏览量下,充斥着各种评头论足的污言秽语,由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原本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张佩,最终与男友分手。

在此后的10个月里,张佩先后自杀了三次,虽然被抢救了过来,但这场偷拍事件就像如影随形的噩梦,时时刻刻的折磨着张佩的身心,让她变得敏感不安,一点小事就如临大敌。

去年8月,杭州女子小吴卷入一场谣言漩涡,一段她被偷拍的视频在网上大肆流传。为了增加刺激性,偷拍者为她捏造了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人设,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不明就里的小吴被网友人肉,辱骂,公司劝退,患上抑郁症,生活和尊严被践踏得七零八落。

即便是真相大白的现在,余震远没有结束。小吴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为了躲避骚扰,她几乎不再出门,删除大部分通讯录,把自己全副武装地封闭起来。

这还仅是站出来的,更多的被偷拍者,既不敢报警担心事情传开,又不敢和家人朋友倾诉,只得陷入自我绝望。

有一段话说的好:“如果自认是恶,行动起来就需要经过灵魂的拷问与挣扎,太过消耗个人体能。没有意识的障碍和阻碍,恶,才能所向披靡。”

没有市场,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每一次的购买与传播,都是助纣为虐。如果偷拍产业继续疯狂,那么无所遁形的世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By 梅珍里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