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硅谷银行（SVB）， Silvergate银行，Signature银行相继破产。美国第一共和银行（FRC）也无法正常取款，之后虽然接受了提款指令，但以前只要几秒钟就能到账，现在也需要48-70小时。  3月16日，11家华尔街大型银行组成财团（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向陷入困境的第一共和银行注入300亿美元资金，以防止地方银行业危机进一步蔓延。

这一系列的金融系统崩溃，让人不禁担忧，银行到底还安全吗？

银行为何资不抵债

跟其他法律主体一样，银行“破产” 的原因就是资不抵债。这通常有两个原因。

首先，由于投资策略，资产价值变动等原因，银行的债务可能最终会超过其拥有的资产价值或其持有的债权价值。在会计术语中，这就意味着其资产价值低于其负债。

其次，如果一家银行在到期时无法偿还债务，即使其总的资产价值可能超过其负债，它也可能资不抵债。这就是所谓的现金流资不抵债，或“缺乏流动性”。

资不抵债本身这个概念不难理解，但是现金流资不抵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那么现金流资不抵债是怎么发生的呢？下面一个例子告诉大家：

第一步：某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财务状况良好——资产价值超过负债。即使一些客户确实拖欠贷款，也有一个很大的，资产价值 – 负债价值的空间缓冲，来保护储户免受任何损失。

第二步：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一些新闻引起的恐慌， 也许是提现需求短期急速升高)，人们开始从银行取出他们的钱。客户可以要求提现，也可以要求银行代表他们向其他银行转账。相对于银行的总存款，银行持有少量的实物现金，因此这些现金很快就会用完。它们还在央行持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这些准备金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支付给其他银行，以“解决”客户的电子转账。

这些现金或电子转账离开银行的影响是同时减少银行的流动资产和负债(以客户存款的形式)。这种提款可能会持续到银行耗尽现金和央行储备为止。

在这一点上，银行可能有一些债券，股票等，它将能够迅速出售筹集额外的现金和中央银行储备，以继续偿还客户。然而，一旦这些“流动资产”耗尽，银行将不再能够满足提款需求，也不能再代表客户进行现金或电子支付。

第三步：这个时候，银行账面理论上仍有偿付能力， 也就是总资产依然超过总债务，然而，因为流动性问题，银行已经无法回应任何的提款要求了，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耗尽了现金(以及现金的电子等价物——央行储备)。如果银行无法从其他银行或者国家中央银行借到额外的现金或准备金，那么它筹集资金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售其非流动性资产，即其贷款账簿。

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银行马上就需要现金或央行储备。但任何考虑购买其非流动性资产的银行或投资者都会想知道这些资产的质量(贷款是否真的会得到偿还?)这需要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来审查价值数百万或数十亿的贷款，以评估其质量。如果银行真的不得不匆忙出售，那么说服当前买家购买其无法评估的一系列资产的唯一方法就是提供大幅折扣。

例如，一家银行可能对其贷款账簿估值为10亿。然而，如果被迫迅速出售，它可能只能得到8亿。如果资产价值 – 负债的空间低于2亿，那么这将使银行彻底的资不抵债。

在美国银行破产后存款怎么办

美国银行存款保险规定，每一个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普通账户内的存款可以得到25万美元的联邦政府免费保险，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银行开设普通账户，不同银行的普通账户保险额也都是25万美元。

举例来说，约翰有50万个人存款，为了分散风险，他在A银行开设了一个普通账户，存入25万美元，在B银行开设了另外一个普通账户，也存入25万美元。根据规定，这两个账户分别得到最高25万美元的免费保险，合计50万美元都得到了保险；存款多于25万美元的话，可以照此办理，依此类推。而约翰如果将全部50万美元都存在A银行的话，万一出现意外A银行倒闭，约翰的50万美元存款中只有25万美元得到保险可以取回来，但另外的25万美元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一定拿的回来，也可能打水漂了。

负责银行存款保险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这是一家联邦机构，FDIC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依据1933年的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成立的，目的是保护商业银行客户的存款利益，避免银行倒闭时存款没有保障，由此加强民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从而保护银行体系的稳定。FDIC对存款保险的额度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最近一次提高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2010年，根据《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的规定，由此前的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

FDIC对存款账户的保险是免费的，无需申请，只要客户在FDIC成员银行开户就自动得到存款保护。目前美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都是FDIC成员银行，据统计，截至2019年FDIC共有5256家成员银行，遍布全美城乡各地。

前面提到的FDIC存款保险主要指普通账户，比如支票（Checking）、储蓄（Saving）、货币市场（Money market）、定期（CD）账户等，民众可以在不同银行开设此类账户，数量不限。此外，FDIC也对退休账户的存款保险，金额也是最高25万美元，退休账户与普通账户不同，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同类型的退休账户，比如一个传统退休账户（Traditinal IRA）、一个401K退休账户、一个罗斯退休账户（Roth IRA）等，不能在不同的银行开设相同类型退休账户，因此，如果退休账户里的存款超过25万美元保险上限，就无法如普通存款账户一样分散风险。

美国民众的金融资产，除了一部分存放在商业银行外，还有一部分用来投资，在证券公司开设账户投资金融产品，这一部分资产并不受FDIC的保护，因此，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证券体系的稳定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国会于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并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 ，简称SIPC），这是一家非营利性会员公司，负责证券公司破产或陷入财务困境时努力返还客户的证券和现金，限额最高50万美元（其中现金限额为25万美元）。SIPC是美国投资者保护整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SIPC是根据联邦法律创建的，但它与FDIC不同，不是联邦政府机构。

除了联邦法律规定的存户保护规定外，民众如果握有大笔资产而其金额超过FDIC规定的存款保险上限的话，还有其它一些办法可以保护自己的资产不受损失。比如可以将钱存在现金管理账户（Cash Management Account），或者将钱存在“最大安全”账户（MaxSafe account）内，该账户提供额外保险，允许储户将保险限额从25万美元增加到375万美元。还可以在存款人保险基金（Depositors Insurance Fund，简称DIF）加盟银行开设账户，凡在存款人保险基金加盟银行所属任何一家银行的存款，都会自动获得高于25万美元上限的额外保险。存款人保险基金是私人性质的行业赞助保险基金，成立于1934年，成立以来一直为客户存款提供高于FDIC保险额度的保险。

为什么存款保障有上限，但贷款还要必须还

银行存款与贷款，实质形成的都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债权债务按约履行，首先是以双方主体的信用做担保的，其次才是抵押、质押担保，或者第三方履约担保等等。

银行存款的债权人是存款人，债务人是商业银行。

存款的安全性，或者说银行到期支付款项给储户，这首先是由商业银行的信用做保证的。如果银行发生重大风险信用破产，则会动用到第三方履约担保，即银行按照《存款保险条例》投保的存款保险。

在中国，银行存款保险是国家强制商业银行投保的保险，目的是确保储户存款的安全。国家在制定存款保险限额偿付的标准50万元时，考虑的是这个限额可以覆盖99.5%以上的个人储蓄，而且也会考虑银行的投保费用负担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并不是说银行破产只赔50万元，要完整理解存款保险条例的有关条款：

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机构所有被保险存款账户的存款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的资金数额在最高偿付限额（50万元）以内的，实行全额偿付；超出最高偿付限额的部分，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也就是说，银行破产清算后的财产，会按照法定清偿顺序偿付给债权人（包括储户）。

银行贷款，债权人是银行，债务人是贷款人。

银行贷款，有不同的种类，比如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等等。

银行贷款，正常要靠贷款人的信用保证偿还本息。如果贷款人出现问题还不上款，那就要开始第二步，使用抵押、质押的财产偿还，或者找第三方担保方还钱。

但是，如果贷款人倒闭破产，抵押、质押的财产也不够偿付贷款，或者第三方担保方也没有能力偿还的，银行追不回贷款，也只能接受坏账的结果。

所以，出现上述的问题，银行贷款也有可能收不回来。懂点常识的人都该知道，银行的坏账率是什么概念。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经过疫情三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几番。银行危机的本质就是，一家银行没钱的时候其他银行也会一起没钱，以现在金融系统的乱象来看，政府出手似乎是唯一解决危机的方法，但何时连政府都会黔驴技穷，这谁也不知道。

By 月石、信息局、诗涵

奴隶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资源的奴隶

封建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土地的奴隶

资本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资本的奴隶

信息社会，人是人的奴隶，也是信息的奴隶

用算法来裁员，残酷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算法招聘不稀奇，现在利用AI算法来自动化处理海量简历筛选，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操作。但算法裁员，对于许多人来说就闻所未闻了。最近，一家海外公司Xsolla通过算法判断出150人是“没有生产力的员工”，然后一口气裁掉了他们。

引起争议的不是裁员本身，而是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标准：Xsolla首席执行官阿列克桑德·阿加皮托夫接受俄罗斯出版物《Meduza》的一次采访中提出，员工的“数字足迹”不符合公司标准。

远程工作时代，加上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处于困境的企业不得不裁员自救，原本无可厚非。但利用AI算法来履行裁员职责，就有待商榷了，因为这牵涉到一系列问题，比如：

靠数字足迹判断员工合格是否合理？算法开除的决定是否符合劳动保护条例？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打工人必须按照AI的喜好来行动，从而成为算法的奴隶？

算法裁员，究竟释放出了哪些“恶之花”？

边界之问

通过算法来开除员工，听起来着实有些匪夷所思，直到Xsolla创始人阿加皮托夫撰写的内部邮件被公开，人们才知道算法的判断标准是：数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

信中提到，Xsolla的大数据团队分析了员工在Jira、Confluence, Gmail、聊天、文档、仪表板等应用中的活动，然后将那些行为路径不总出现在工作场景中的员工标记为“没有生产力的员工”。

在技术社会中，想要追踪一个人的网络活动是很容易的。此前，许多企业会通过社交媒体筛选潜在的员工，员工也会经营自己的“赛博形象”以传递好的形象，大家似乎都为企业考察员工的数字足迹投出了一张“赞成票”。

但当事情发生在裁员这一动作下，或许才会发现，数字足迹在职场的应用，正释放出了三个危险信号：

1. 模糊生活与工作的隐私边界。涉及150人规模的员工不知道自己正在被AI跟踪，并且网络活动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引入考核标准，还是很让人恐惧的；

2. 算法“黑箱性”缺乏说服力。通过数字足迹的可以分析判断出该人的性格特征，这在招聘时可作为加分项，但裁员需要明确的“不胜任工作”的认定标准，算法“黑箱性”让裁员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难以服众，容易引发心理失衡的报复事件；

3. 缺乏对“幸存者”指导意义。一次成功的裁员，不仅仅在于将部分员工开除，还要让“幸存者”做好对新任务的准备、了解持续发展的规范，但通过分析数字足迹作出的裁员决定，却无法清晰地体现出被裁和网络活动的因果关系。

一个人可能因为总在工作时间登录社交媒体，被认为效率过低，但这一结果对于需要与用户频繁交流的创意型岗位就没什么价值，也让“幸存者”处于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状态。

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推行永久制的远程办公，与此同时，如何评估员工的工作状态和生产力也成为难题。这个案例也驱使我们思考，个人该向企业让渡多少数字足迹访问权限，将成为未来劳动市场和法律法规的重要议题。

标准之谜

那么，通过数字足迹来衡量员工的敬业度和生产力，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们知道，数字足迹只能跟踪到软件交互的时间和频率，对于流程化程度高的工作有直接的参考意义，但对于创造性工作就有点无能为力了。

一来，科技企业是典型的知识经济，涉及到大量的创意创新，这是十分个性化的过程。比如乔布斯喜欢打坐冥想，然后做出决策；有媒体报道过，当团队遭遇瓶颈时，张小龙就带着大家一起听摇滚乐；德国作家席勒缺乏灵感的时候，则喜欢吸几口烂苹里的味道……如果让AI来判断，这些都算“不务正业”。

二来，现有算法很难评估OKR与数字足迹之间的因果关系。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葛洛夫发明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已经成为谷歌、Facebook、Linked in、BAT等科技企业广泛使用的工作模式，即先明确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过程中员工可以自主探索，只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预定目标即可。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地激活员工的积极性，并且鼓励他们打破常规。这时候，用网络冲浪的蛛丝马迹来衡量员工的表现，是一种既过时又极其无效的标准。

标准的不合理性，也会直接影响裁员程度的正当性。我们知道，为了避免任意裁员，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对裁员的程序公平有着严格限制，依靠AI算法裁员很难避免暗箱操作和违规裁员，正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风险也不会草率上马相关算法。

人性之思

算法裁员，也证实了一个令诸多学者都担忧已久的问题：AI应该增强人性，而不是减少或取代它，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数字时代，许多劳动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失去了对工作、生活和自我的控制，比如与系统争分夺秒的外卖派送员、被算法支配的网约车司机、沉浸在算法推送中不可自拔的短视频爱好者……本该具备人文关怀的裁员，也开始因算法加入而变得冰冷。

此次Xsolla创始人信中表现出的态度和语气令许多网友感到不满，他给被解雇的员工贴上“没有参与工作和无益”的标签，称“我真的相信Xsolla不适合你”。还分享了一份“被开除者名单”，直言不担心离职员工，也不担心这些措施是否会打击公司前进的士气。

根据算法直接把人裁掉， Xsolla作出如此草率的决定，说明企业本身存在更大的问题。但用技术语言与员工沟通的做法，在科技公司却并不罕见。

2018年就曾发生过某技术总监因不满辞退，怒删9TB关键数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25万；2020年63岁的亚马逊司机因算法评分较低而解雇。试图让算法“背锅”，拒绝以人为本的沟通，等待的不是被裁者的“反杀”，就是大众的群嘲了。

在裁员这一环节中，算法能提供的仅仅只是一个参考标准，更多工作则需要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裁员沟通，就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有研究显示，在裁员期间受到管理者积极人际待遇的员工，会较少表现出消极反应，对组织未来目标的认可也会增加。

高质量的对话，可以有效地避免员工的不公平感，从而把裁员的负面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裁员活动中最不可控也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展现企业文化和管理者个人素养的标尺。

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蠢钝的物质力量。

AI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经营的各个关键领域当中，但在直接与人有关的领域，仓促部署AI都是不合适的。刚刚浮现出的算法裁员问题，应该被快速提上技术伦理甚至法律规范的议程。

被算法压榨的人不得不参与内卷

最近，有一个有外卖商家的收入截图火了，一份米线卖价19元，商家拿到手的实际收入只有9元。

那么商家不参加活动行不行？不行！因为店铺排名就会更靠后，以后连生意都没了。

更让该商家郁闷的是，同样一个25元的订单，在各大平台的提点都差不多，有的是21%，有的是25%，有的更高，到底依据是什么呢？他打电话问平台，得到的解释是：系统是按照算法执行的。

算法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规则？除了平台之外，没人能搞清楚。这就是平台的算法规则，在古代有”大斗进小斗出”的明剥削，现在就是暗剥削。

有人肯定会说：那别人的生意怎么做下去的？

来看看下面这个场景吧：

这么一个阴暗狭窄又杂乱无章的小巷子，叫“幽灵厨房”。这种餐厅没有招牌，没有门店，没有餐桌，只在各大平台上接外卖的订单，它们广泛的分布在城中村里。

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2点，订单像潮水一般涌来，老板（兼厨师）以最快的速度出餐，然后打包（往往是老婆负责）发给外卖员，外卖员再马不停蹄的把午饭送进各个写字楼。

这种”幽灵厨房“之所以能够生存，秘诀在于它们省下了房租和员工开支，可以承受平台确定的价格，不停的以更低价参加平台活动，就会获得平台给的推荐和流量。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后来又产生了一种店铺，其运营成本比这个更低。原来这种新型餐厅直接用几块钱的料理包，看到这个让人醍醐灌顶：我们平时在平台上点的黑椒牛柳/宫保鸡丁/鱼香茄子/糖醋里脊等等，根本不是厨房做出来的，只不过是料理包一拆，再加上米饭，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定律：“劣币驱逐良币”。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没错，电商和外卖平台的兴起，会让生活变得更方便。但是当线上流量都被平台把持之后，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来了。互联网的崛起使比价变得更容易，当市场出现一款流行新品的时候，第二天在网上就出现同款产品，价格远远低于实体店铺零售价。也就是说无论你生产的是什么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出现。

先有淘宝，后有拼多多。于是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产品出现，低到无底线，市场就形成了“低价是王道”的逻辑。低价者胜出，意味着企业不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研发、设计、品牌打造，这就会影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消费者占便宜是天然的心理，这是人的本性，但是商家不能利用人的劣根性去谋利。

从短期来看，消费者捡了价格上的便宜。但是长期看，商家为了利益必然要无止尽的压缩成本，然后被逼采用劣质原材料，于是最终吃到“恶果”的还是广大消费者。算法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叫“大数据杀熟”：你越有消费能力，购买同样的东西，你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

同样的逻辑：

你越有资金打广告，那么购买同样的广告位，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

你越有精力加班，那么给你同样的工资，你就要比别人干更多的活儿。

你外卖送得越快，那么配送同样距离的订单，系统给你的时间就越短。

我们最终将陷入了算法制造的“囚徒困境”：它可以一只手紧抓996，另一只手摇喊大健康；它让我们现在不停的“用命换钱”，以后又让我们不停的“拿钱买命”。

人类将会失去意义，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数据包”

立陶宛学者卡尔波卡斯犀利地分析道：完整而独特的个人被分解、降格为数据的生产者、数据分析的作用对象，或更直白地说，一个数据包。

“一位友好的同事成为了一位服务提供者，一位长期诚信的客户成为了一位拥有高信用分数者，一位善良的护士成为了一位护理提供者，一位学者成为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学人，一位运动爱好者成为了一位拥有动态绩效曲线者。”进而，我们要么在算法对代码架构的直接控制下，只能做出架构所允许的行为，要么在算法对行为的微妙助推下，做出自认为自主、实则受控制的“最佳”选择，仿佛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容易操纵。

甚至，算法的编写者也受制于技术过程的反馈，并非独立自主、从零开始地设计算法，而是根据算法运行的输出结果而不断调整完善。与此同时，线上与线下的治理逻辑趋于统一，万事万物都将成为算法的数据分析的对象，不再存在互联网、物联网以外的治理领域。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主体地位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人类不能再宣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反而沦为算法的仆从、技术的奴隶，人类与技术的平衡向技术方向高度倾斜。

但同时算法必然带有人类的价值观。在定义上，人工智能即是由人设定与制造的智能：简单的算法代码是个决策树，由人类为特定问题的全部细枝末节设定解决路径；复杂的机器学习也仍然需要人类提供数据，并为数据与结果之间的关联赋予意义。更何况，算法作为平台治理的工具，根本上反映了平台的利益与需求，故而有大数据杀熟与灵活用工剥削，甚至将算法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看待的争论背后，也是平台希望免除自身责任的动力在暗中驱使。

所以，算法本身深深地嵌入了这个社会：“算法被设想为类似莫比乌斯环，既没有纯粹的内在，也没有纯粹的外在”，“算法变得具有交互性，与其运行的更广泛的环境建立一种双向关系：从世界中学习，接着通过分类、排序和筛选反馈给世界，然后再从受其先前输出影响的世界中学习，继而进一步反馈”。人工智能并未统治世界，它仍然属于世界的一部分。

人类与技术、环境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与统治关系，不是要么西风压倒东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人类主体地位的消退并非向技术投降，并非复刻人类中心主义而成为技术中心主义，而是真正开启了设想一种更为平等、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正如人类将自然商品化并将其仅仅视为一种资源而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优化一样，通过机器和代码对人类所进行的类似处理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人类控制、奴役人工智能固然不对，人工智能转而控制、奴役人类也并非真正的善，冤冤相报无穷尽也。甚至人类与人工智能彼此孤立、独善其身，也无法实现各自的终极进化与完善。人类与人工智能需要建立一种友爱的伙伴关系，携手进化；同样地，人类与技术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才能使这个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止于至善。

由此观之，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是误入歧途的。算法与人工智能并未强大到可以取得与人类平起平坐的主体地位，现实的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稍作解释或调整即足以应对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创作等提出的所谓新问题，只要穿透技术的迷雾，直指其实际的影响即可。毕竟，“无论数字（无身体或无实体）行动者是基于与自然人或法人的相同或相似基础而被赋予人格，还是被认定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存在，或是被认定为从简单权利和义务（例如保险）发展到更复杂安排（例如产权）的实体，抑或是被认为根本没有明显的人格，它们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具而言之，首先可从算法的输出结果入手，要求公平公正，避免偏见与歧视，不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算法歧视类型，进行分级分类治理。其次可从算法的输入数据入手，一方面要求数据控制者完善其自我治理机制，强化对用户的数据保护，另一方面赋予数据主体以免受算法自动化决策约束权等个人信息权利，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算法权利，增强个人对自身数据的支配与管理。最后辅以适当程度的算法透明，采取分场景、有层次的算法解释权，以及制度化的算法影响评估、算法备案等可行的算法透明措施。但是主张算法所享权利，乃至算法主体地位，则大可不必，这亦非法律的制定、执行与适用者所擅长。

如果已经到了不得不革命性立法的地步，人类的单边立法或许也不一定能够取得人工智能的同意，二者需要斗争或协商才能确定共同的未来何去何从。因此，这样一种技术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其实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回魂：依旧从人类出发，思考如何将人格赐予机器或防止人格被机器破坏，过分抬高、夸大技术的作用与地位，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样的后人类思潮之下，主客体等级关系的幽魂不散，支配-依附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只是颠倒了过来罢了。持此论调者无法设想人与技术皆从中心地位退出，卸下彼此不必要的特权，彼此更为平等、合作地相处，致力于共同的解放事业，正如动画中所想象的乌托邦一样。

后人类之上的超人类

然而，平等的后人类主义在揭示了宝贵的洞见同时，也遮蔽了更深刻的反思空间：算法/人工智能与人类/人类智能的关系真的是平等的吗？换个问法：被算法消解主体性的人类，与对算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类，是同一拨人吗？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算法计算、管理、控制的人，与设计、拥有、控制算法的人，是同一拨人吗？如果不是，二者真的是平等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算法治理的服务对象是平台经济及其背后的网络资本，它们决定了算法治理的目标、形式与结果，通过算法治理的技术赋权，以大多数人的后人类主义、去主体性状态为代价，成就了自身的超人类主义、超主体性状态。

即使算法治理在总体上提升了社会福利，并因此惠及被治理的普罗大众，这一后果也是次要的，平台盈利与资本增值作为算法治理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这不仅体现在分配环节，平台资本攫取了新增社会总福利中的大部分，更体现在当平台利益与用户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算法总是维护平台利益，例如在共享经济中对灵活用工者的劳动剥削。

更何况复杂的技术也有利于超人类实现隐身，将他们与后人类的社会矛盾转移、消解为后人类对技术的无知、无力与无可奈何。于是后人类只能责怪自己素质太低、不够努力、跟不上时代，或先进技术太神秘、太狡猾、太不近人情，超人类借此坐收渔利，闷声发大财。超人类甚至可以用信息茧房、数字鸿沟打造新的美丽新世界，让后人类沉迷于滑动手指即可获得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廉价快乐，从而沉沦为自动打工的生产者与不停剁手的消费者，丧失集体行动乃至独立思考能力，最终以一种类似奴隶支持雅典民主和哲学的方式，支持超人类“参与幸福、共同体事务、超越性追求和其他崇高活动”。

所以，人工智能非但没有通过普遍地赋予或剥夺权利而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反而以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各种方式进一步扩大了数字鸿沟，强化并掩饰了现有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体系，使少部分人能够以更为隐蔽也更有效率的方式对大多数人进行盘剥与控制。换句话说，被消解或被更大程度上消解主体性的是大多数人，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算法的是少部分人，因而在人类与技术相对平等表象之下，是人与人之间深刻不变的不平等本质。

因此，我们对机器人统治人类的担忧或许不无道理，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触摸到了算法时代不平等的大致轮廓。只是我们未必看透机器人背后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资本与少数人，后者才是更加值得害怕的对象。他们通过算法黑箱、技术中立、人工智能主体责任等法律修辞推卸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迷惑大多数后人类去控诉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左右，但事实上与之同为工具与奴仆的新兴科技。质言之，算法时代的后人类主义性质只是表象，算法赋权的超人类主义现实才是残酷的真相。大多数后人类成了滋养算法的单向度的数据材料，从而让算法服务于更丰富、更高级、更符合人之为人本质的少部分超人类的生活品质的达成。

By 遥堃、脑极体

“没想到一觉醒来，居然赶上了银行倒闭，人生完整了。”中国医疗初创公司创业者安迪（化名）3月11日午间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他的公司大部分美元资产都存在硅谷银行，主要用于美国办公室人员的工资发放。

另一位业内人士在谈及此次硅谷银行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时对记者透露，有初创企业因此损失上亿人民币。

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 CEO更是将硅谷银行的后果称为“初创企业的灭绝级别事件”，他称YC 1/3的项目约1000多个创业公司所有的钱都在硅谷银行，下周甚至发不了工资和房租，而保险公司理赔的上限是25万美元。

互联网投资人庄明浩表示，如果说过去的20年，互联网+VC相辅相成的爆发成就了硅谷，这种效用同时造就了SVB这家特殊的“银行”。如今，整个互联网的宏大叙事已经远去，所谓的互联网+硅谷的造富神话也开始成为历史。

一大波风投与创业公司受影响

“没想到连SVB都要遭遇金融信用危机，这可是大多数投资机构和创业公司的首选开户行。”一位科技领域创业者这样感慨。

1983年成立于美国的硅谷银行一度被认为是初创公司的“金主”和“命脉”， 在硅谷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之际，它凭借低息募资、面向大银行尚未重视的中小企业，迅速开辟出灵活的发展路径，成功帮助过Facebook、twitter等明星企业。

appWorks合伙人、具备多年募资经验的詹益鉴总结，硅谷银行之所以能够拥有近一半的初创公司市占率，关键在于其核心产品风险债，可以帮助创业者减少股权稀释，帮助投资人降低现金流风险，只要公司成长与获利能力高于资金成本，实际便能获得投资人、创业公司与风险债发行者三方共赢的局面。

为了让旗下被投公司获得风险债额度，詹益鉴称，许多创投机构会要求被投公司尽早到SVB开设账户、积累往来记录与财务资料，并将投资资金存放到该账户中，降低汇兑费用与手续时间。其后，随着老牌或大型初创机构对SVB的信任与依赖，想在硅谷获得投资或已被投的创业公司，几乎都有SVB账户。

 “我们使用硅谷银行也是因为它的服务好，而且非常便捷。”安迪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但这样的特性使得硅谷银行对于行业的繁荣与萧条周期特别敏感。今日，一段美团曾晒出硅谷银行存款6000多万美元的旧闻被重新提起。有消息称美团创始人王兴今日已回应“我们很多年前就转用大银行了。”第一财经记者就此询问，截至发稿美团公司方面未予以回应。

但安迪所在的企业没有这么幸运。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昨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设法转钱出去，但是还没有转出来，银行就先倒闭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目前，银行网站的状态显示正在维护中。

不过，因为企业规模不大，安迪的公司存在硅谷银行的美元资金并不多，涉及数十万美元的资金。他还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至少在我的朋友圈就有好多家中国初创公司也把钱存在硅谷银行。”

安迪称，相比一些存款好几亿美元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讲，自己就是损失了也还不算多，保险公司理赔上限25万美元，风险相对可控。

以流媒体技术公司Roku为例，该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披露，该公司在硅谷银行持有近5亿美元现金，占现金流比例超过四分之一。Roku还称，其在硅谷银行的大部分存款都没有投保，不知道公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收回现金存款。

“元宇宙第一股”游戏公司Roblox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其30亿美元现金中的5%存在硅谷银行。

除了互联网企业，加密资产客户也被硅谷银行纳入可接纳范畴，虽然所设敞口并不大。据统计，Blockchain Capital、Castle Island Ventures、Dragonfly 与Pantera 都与硅谷银行有关系。

另据加密货币领域稳定币发行商Circle公司表示，截至1月17日，总部位于美国的稳定币发行人Circle在硅谷银行持有其USDC（市场第二大稳定币）稳定币的部分现金储备。

负面影响还在持续蔓延。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多家LP（Limited Partners，有限合伙人）机构开始询问自己投的基金有没有将钱放在SVB里。有LP发朋友圈称，自己所投的基金连夜发邮件告知没有将钱存在硅谷银行，而那些没有发邮件的，大概率是遇到了麻烦。

恐慌情绪背后

传奇基金经理、潘兴广场创始人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推文中表示，由于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依赖SVB获取贷款和运营资金，因此这家硅谷第一大银行倒闭可能会摧毁经济的关键长期推动力，SVB一旦倒闭，将有更多的银行面临挤兑和倒闭，届时多米诺骨牌会接连倒下。

“大家已经开始把账户转到更大规模的银行，担心小银行爆雷。”一位硅谷的从业者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还有一位正在计划将资金从BOA银行转到Chase银行的硅谷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Chase的银行工作人员忙疯了，说不少客户连夜开户，预计下周一还将有大量客户紧急把资金转入Chase里。”

回溯这场危机，互联网投资人庄明浩认为，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长加息周期令债券价格不断下跌，硅谷银行出现高额浮亏。近日，SVB启动资本动作，出售大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AFS）以换取流动性来支付存款提款。此次出售涉及价值210亿美元的债券，造成18亿美元实际亏损。同时，SVB还将通过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等股权融资方式，募集22.5亿美元的资金。CEO贝克尔又向最大客户群风险投资者们争取支持，没想到这些机构转身就劝说被投企业们提前取出资金，进而引发挤兑风险。

庄明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天使轮与A轮阶段的早期公司没有资产配置的概念，也一般不太会开很多银行的账户，自身业务可能还没赚钱甚至收入都没有，主要依靠VC投资款活着，这种情况不分中美，都会受到硅谷银行事件的巨大冲击。

“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打击，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事情是多么不堪一击。”为初创公司提供税务、会计和人力资源服务的咨询机构Kruze Consulting运营主管Scott Orn表示。

Orn将硅谷银行称为“硅谷皇冠上的明珠”。对于他的数百个客户来说，硅谷银行的撤资可能会使初创公司借钱成本变得更加昂贵。他希望硅谷银行能够度过这个困难时期，甚至有可能被一家更大的银行收购。

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已经介入，但对SVB最大客户群——风险投资机构与初创公司的负面影响已经造成，尤其是在资金流动性压力方面。

硅谷技术VC Fusion Fund创始人张璐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这一事件对于科技创投领域的资金活跃度影响巨大，尤其对初创企业影响不小，但硅谷技术创新的趋势不会因为资金的问题就出现倒退。

还有用户提议推特应该收购硅谷银行并将它变成一家数字银行，马斯克对此评论称持开放态度。

 硅谷银行的倒闭正值科技行业面临挑战之际。不断上升的利率侵蚀了便宜的资金渠道。根据CBInsights今年1月份发布的数据，2022年美国的风险投资较上年下降了37%。

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衰退担忧促使一些广告商和消费者收紧支出，削弱了科技行业的收入驱动力，大型科技企业陷入了大规模裁员，重新关注以“效率”为标志的成本削减计划。

截止发稿时，浦发硅谷银行、再鼎医药、百济神州、北海康成、腾盛博药、加科思也、圣诺医药、基石药业、亚盛医药、德琪医药、康方生物、云顶新耀、潘石屹等都表示硅谷银行的破产不会对其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硅谷银行为何轰然倒塌

美国时间3月10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声明，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当日宣布关闭美国硅谷银行，并任命FDIC为破产管理人。为保护投保的储户，FDIC创建了存款保险国家银行（DINB），硅谷银行在关闭时，作为接管人的FDIC需立即将硅谷银行所有受保存款转移到DINB。

3月9日，硅谷银行从开盘价176.55美元暴跌至106美元，并在10日的美股盘前交易中再度暴跌逾60%，随后进入停牌状态。

事件的导火索出现在3月8日，当天硅谷银行大举抛售了210亿美元的债券，造成18亿美元亏损。同时该公司称将通过出售股票的方式筹集23亿美元，以弥补这一笔“债券甩卖”带来的巨额亏损。

此举引发了强烈的市场担忧，银行最害怕的挤兑风潮就此来临。3月9日开始，“硅谷教父”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对冲基金Coatue Management、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 等机构均建议他们投资的公司——硅谷银行的储户们，考虑从该银行尽快按需撤资。

作为硅谷创投圈的“宠儿”，这家银行立刻陷入了更深的流动性危机，继而快速崩盘。硅谷银行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倒闭的最大银行，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倒闭的银行。

硅谷银行为何“猝死”？其会不会又如当年突然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酝酿出一场更广泛的危机事件？

硅谷银行成长史

作为硅谷创投圈的宠儿，硅谷银行1983年成立，后发展成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资产达2120亿美元。按资产总额排序，该银行是美国第16大商业银行。该银行在美国、欧洲、亚洲等国家与地区设立了分公司与办事处。

从商业模式来看，硅谷银行的目标客群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PE/VC、高科技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员工等高净值个人客户。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市场定位，硅谷银行一直是硅谷科技和生命科学初创公司中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之一，曾成功帮助过Facebook、twitter等明星企业。根据国信证券估算，SVB对美国高成长企业的贷款市占率约 46%，是高成长企业贷款市场的龙头。

国信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将硅谷银行形容为“创投圈集团”的财务公司——资金以贷款形式投放给PE/VC企业、高科技企业和这些企业的员工，同时也从这些企业和员工处获得存款。

具体来看，硅谷银行的两大主营业务是为PE/VC提供“资本催缴信贷”以及为初创企业提供信用贷款：

• 资本催缴信贷：本质是一种过桥贷款，通常会给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提供短期贷款，让它们在等待投资者的资金到位之前先解决资金问题。这类贷款风险较低，期限较短，所以收益率相对不高。

• 初创企业贷款：当初创企业没有盈利和现金流时，它们经常需要向硅谷银行借款来维持业务运营。这些贷款风险比较大，因为没有抵押物，所以硅谷银行通常会向借款企业要求提供3-5%的认股权证。具备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

2022年财报显示，在该行的贷款构成中，资本催缴信贷余额413亿美元，占比高达56%，初创企业贷款占比为9%。

有业内人士将硅谷银行的业务特点总结为“投贷联动”，即股权投资的收益与信贷业务的风险平衡相互抵消，以实现超额盈利。2021年，硅谷银行的股权资产占总资产的1%，却实现了收益5.6亿美元，占非息收入的20%。

安然度过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平稳运行已经40年的硅谷银行，为何在短短数天内崩盘呢？

故事的伏笔在三年前埋下。2020年3月，美联储开启无限量QE，把基准利率降到0左右，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美国科技公司大量回购和融资，与高科技相关的VC投资也变得非常热门。美国的PE/VC市场快速扩张。

这种情况下，硅谷银行的核心储户——即科技公司们手头拥有大量现金，该行由此吸引了大量存款。该行存款规模从2019年的617.6亿美元跃升至2021年底的1892亿美元（尤其以活期存款为主）。硅谷银行的规模在此期间也快速增长，其资产总额从2019年末的71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末的2115亿美元，其中2020年同比增长63%，2021年同比增长83%。

与此同时，手握大量现金的硅谷银行为了获取更高额收益，选择进行证券投资，主要买入了投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美国国债。这类资产在2020年和2021年实现了浮盈，但并没有被出售。

但问题是，硅谷银行投入在证券上的存款太多了。截至2022年底，硅谷银行买下了1200亿美元的投资证券，其中包括91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组合（MBS）和260亿美元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甚至远远超过了740亿美元的贷款总额。

更不利的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硅谷银行买入了大量长久期的证券资产，尤其是中长期国债。

2022年3月，美联储启动了力度空前的加息周期，为硅谷银行的扩张故事画上了休止符。随着加息周期的到来，一方面，存款的成本变得更高，难以低成本揽储——该行有息存款成本从2021年的0.13%大幅攀升到2022年的1.13%；另一方面，债券价值会走低，这也就意味着硅谷银行持有的大量证券资产的缩水。

更重要的是，科技初创公司们转而变得需要现金，选择提取存款。年报显示，2022年该行全年存款总额下降了160亿，大约占存款总额的10%，特别是活期无息存款由1260亿骤降至810亿。

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填补资金缺口，硅谷银行只能选择卖出此前囤下的巨额证券。 

3月8日盘后，该行发布公告称出售了210亿美元的可供出售资产来重塑资产负债表，税后损失达18亿美元（硅谷银行2022年全年归母普通股东净利润仅15亿美元），同时还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募资22.5亿美元。此时，硅谷银行还持有久期更长的高达913亿美元的“持有到期”债券，而这部分债券在整个2022年的价值已经缩水了69亿美元，并且还很有可能持续缩水。

花费如此亏损也要变现反映出了巨大的流动性压力，投资者对于硅谷银行的信心随之坍塌，挤兑风潮到来。周五披露的一份监管文件显示，投资者和储户周四一天内试图从硅谷银行提款420亿美元。

总体来看，“期限错配”是硅谷银行失败的核心原因。其持有资产的期限远远大于利负债期限，银行极易面临“流动性风险”，银行可能无法及时偿还负债，导致资不抵债、银行破产。

“银行最大的风险是挤兑，负债不稳但又利率低位，买一大堆长债很致命。如果没有流动性危机，资不抵债也不一定倒闭。”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

是否又是一次雷曼时刻？

对于硅谷银行的雷暴，市场反映出了强烈不安。

3月9日，美股基准KBW银行指数暴跌超8%，创下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1.8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均超过500点，跌幅分别为1.66%和2.05%。3月10日，KBW银行指数再跌3.91%，本周累下跌15.74%，创有记录以来最大周跌幅。甚至在亚洲，MSCI亚太金融指数一度下探2.6%，迈向一年来最大跌幅。

有市场声音认为，突然雷暴的硅谷银行可能又如当年突然破产的雷曼兄弟，酝酿出一场更广泛的危机事件。 

多家券商机构发声为市场降温。比如，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银行团队认为，当前整体情况可能并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紧张：

杠杆方面，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部门在强监管下整体杠杆较低，且资本充足率也相对健康，因此发生大面积的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似乎并不高，上述事件可能无法代表整个美国银行体系。

流动性角度，美国在岸及离岸流动性的收紧也并没有那么显著。在极端假设下，如果后续流动性继续收紧引发更大层面和程度的流动性冲击，美联储可能而且也有充裕的手段提供流动性支持。

对此，钛媒体App也咨询了多位美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以及国内学者。一部分观点认为，目前来看，硅谷银行的雷暴还无法与雷曼时刻同日而语。

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教授李国平向钛媒体App表示：“硅谷银行的雷暴与雷曼公司的倒闭存在着三点区别，规模就不一样（倒闭前雷曼资产规模达到6390亿美元，硅谷银行为2120亿美元），杠杆率不一样（雷曼远高于硅谷银行），影响对象不一样（雷曼影响其它金融机构，硅谷银行影响的是硅谷的实体企业）。”

事实上，硅谷银行的雷暴对于硅谷实体企业的初步影响已经出现。

比如，人力资源初创公司Rippling依靠硅谷银行处理其客户员工的工资支票，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周五表示，尽管硅谷银行的系统显示付款已经处理，但实际上没有款项流向Rippling的客户员工。Rippling迅速与其新的银行合作伙伴摩根大通展开合作，并提交了支票以进行隔夜处理，这意味着客户的员工将在几天内收到工资。

硅谷银行破产对币圈的影响

币圈最大的稳定币发行商之一Circle发推表示其约400亿美元的USDC储备中有33亿美元存放在硅谷银行的消息后，其发行的稳定币USDC价格暴跌，脱锚状态持续扩大，甚至引发挤兑风波。

　　截至发稿，USDC已跌至0.8905美元左右，达到历史新低，24小时跌幅扩大至9.63%，市值缩水至366.8亿美元。

　　与此同时，孙宇晨等大量投资者将大量USDC兑换并赎回。加密货币及股票交易应用Robinhood、加密货币交易所Binance、Coinbase 等平台均宣布暂停USDC的部分服务。

　　受到波及

　　Circle是加密货币领域最大的稳定币发行商之一，USDC是加密货币市场上第二大稳定币，拥有430亿美元的流通供应量。

　　硅谷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主要为科技行业提供服务，曾参与大量美国初创公司的融资，3月10日，美国监管机构关闭硅谷银行，使该事件成为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事件。

　　该事件的爆发也使得众多加密金融机构“明哲保身”，Paxos、Binance、Bybit、Tether、Gemini等纷纷发文表示与硅谷银行没有业务关系，对其风险敞口为零。

　　但Circle却被不幸卷入其中。3月11日，Circle发推称，硅谷银行是Circle的六家银行合作伙伴之一，其总共约400亿美元的USDC储备中有33亿美元存放在该银行。

　　巨大的敞口引发投资者恐惧撤离。派盾监测数据显示，3月11日孙宇晨地址从Venus赎回100万枚Binance-Peg USDC，并将至少11360万枚USDC兑换为DAI。同时，Nansen数据显示，自硅谷银行被监管机构关闭以来，USDC已出现约10亿美元的净赎回。

　　市场的悲观情绪使得USDC与美元出现持续性脱锚，价格一度跌至0.879美元，24小时跌幅近10%，市值也一度缩水至366亿美元左右。

　　USDC抛售压力下，机构也纷纷采取措施以降低其影响。

　　Coinbase表示，将在周末“暂停”将USDC兑换成美元，“在兑换活动繁忙的时候，转换依赖于银行在正常营业时间内清算的美元转账”，因此将在周一银行开业时恢复，他同时表示，“用户的资产是安全的，随时可以在链上转移”。

　　Binance表示，由于当前市场的状况，USDC资产大量流入使自动转换的负担加重，所以Binance已暂停USDC到BUSD的自动转换，“这是Binance监控情况时所采取的常规风险管理程序步骤”。

　　Robinhood则宣布暂停美元稳定币USDC的交易和存款。

　　据悉，Circle在3月10日曾销毁价值约16亿美元的USDC，虽也同时铸造了部分USDC以增加流通量，但远远不及其销毁量。

　　另一方面，根据 Circle 的1月份储备报告，该公司持有约98.8亿美元的现金存放在6家受监管的合作银行，包括纽约梅隆银行(47.31, -0.69, -1.44%)、Citizens Trust Bank、Customers Bank、New York Community Bank、Signature Bank、硅谷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Signature Bank的控股公司Silvergate Capital Corporation在3月8日刚刚宣布将关闭运营，并自愿进行清算，随后，Circle表示已切断与 Silvergate Bank 的关系。

　　此外，已经破产的加密借贷机构BlockFi也在硅谷银行中有2.27亿美元的资金。

　　警惕脱钩风险

　　随着挤兑风波的持续，USDC仍面临较大的抛售压力。

　　链上数据监测显示，此前持有1.2亿枚USDC的某巨鲸地址，正在将USDC换成USDT ，亏损达614万美元，但该地址目前仍持有4500万USDC。

　　打着稳定币旗号的USDC，其价格自发行以来整体稳定在1美元左右，2020年3月币圈312大跌的过程中，其价格产生了一定波动，最低价格达到了0.9679美元，而本次事件中其价格已跌破0.9美元，可谓是USDC有史以来的最低价，也成为了其史上最大跌幅。

　　独立国际货币研究员陈佳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USDC兑美元估值史诗级波动，及大量币圈核心玩家抽离存款，已经造成了行业流动性逃逸，这已经充分证明硅谷银行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开启。

　　他认为，这类情况的产生，根本上暴露了币圈稳定币机制设计的问题。

　　Circle官网数据显示，截至3月9日，USDC总流通量为434亿美元，储备量为435亿美元，其中储备银行中的现金111亿美元（占比超过25%），短期美国国债324亿美元。

　　“USDC的底层资产是银行现金存款与美债，但这些资产正在大量被挤兑，所以其估值注定无法稳定。”陈佳分析称，USDC发行方将美元现金和美债等以美元计价资产，存入美国监管认可的银行之中，构成了整个USDC估值体系的支撑和基础，所以硅谷银行事件使得USDC出现系统性估值危机是必然的。

　　因此，USDC的情况是否会持续恶化无疑是当前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结语

无论人们不希望看到雷曼时刻再次重演，硅谷银行的轰然倒塌都必将对科技、股市、币圈等几乎所有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公司来说，硅谷银行事件必将敲响管理海外账户的警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无论这个篮子看上去多么牢不可破。不可否认的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将会“火烧连营”，由此引发的暴雷事件将会层出不穷。

By 第一财经、钛媒体、新浪财经

自从新能源汽车问世以来，“新能源汽车究竟是不是伪需求”的问题一直引发热烈讨论。想要区别是不是伪需求主要在于2点：

第一，要抓住用户的核心和深层次的需求点，而不是表面的需求；

第二，要从用户的角度去算经济账，需求得到满足需要花费的成本和需求得到满足的收益之间的对比

首先，我认定人们的购车需求是真需求，那么到底购买什么车取决于2大因素，一是汽车本身的性能情况，二是牌照和补贴方面的政策问题，这就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城市情况，比如北上广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导致牌照成为购车中很重要的因素；以及地方政府是否把纯电动汽车/插电混动汽车限定为新能源汽车，如何进行补贴。

我认为，人们购车的需求点在于：（我个人列了个表格来对比，发现基本结论如下）

• 续航能力：燃油车>电动车（里程焦虑）
• 驾乘体验：各有优劣（取决于驾驶者看重哪个方面）
• 安全性：燃油车>电动车（主要是由于电池问题引起的自燃）
• 性价比：燃油车<电动车
• 环保情况（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还是会优先购买燃油车，而人们购买电动车始于政策驱动，补贴新能源汽车；而在补贴逐渐取消的前提下，第一，在北上广的大城市中，限购导致刚性需求；即相比燃油车牌，新能源车牌更好拿；于是购买新能源形成刚性需求。第二，在没有限购的二三线城市中，对电动车的需求有可能是第二台家庭用车，比如在已经有一台燃油车的前提下，考虑到第二台车的差异性

因此，结论为：

1. 人们需要的并不是“电动汽车”，而是更好拿的车牌、更高的性价比（或者更低的价格）、更出色的驾乘体验；所以，无论是什么车，只要能抓住消费者购车的几个需求，就是真需求，而不是伪需求。
2. 从性能上讲，电动汽车在驾驶体验的某些方面（比如起步、响应、刹车等）上确实存在优势，加之一线城市确实存在牌照和限购的问题，因此电动汽车的需求是真是存在的，是可以投资的

电动汽车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 从驱动系统上来讲，电机肯定要好于内燃机，因此电力驱动一定是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

第一，电机的成本比内燃机的成本低（注意是电池的成本较高）；

第二，电机的转化效率高于内燃机，电机的效率是70%-90%，内燃机只有30%；

第三，保养和维修成本上讲，电机维修保养成本低于内燃机；

第四，从体积上来讲，同样输出功率的情况下，电机的体积要小于内燃机

• 但现在BEV面临的痛点在于2点：

一是技术方面的限制，提高电池的密度（电池密度越高，续航里程越高）意味着成本的提高，电池密度提不上去，将始终面临里程焦虑

二是基础设施跟不上，比如充电麻烦。所以未来要实现全面替代燃油车还是不太现实；

• 预计纯电池电动车在未来5-10年很难全面替代燃油车，而混合动力车可能会有发展空间

---

【电动汽车的市场集中度未来会是什么样？】

• 行业集中程度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

1. 政策
2. 行业进入门槛：行业进入门槛越高，行业集中度越高
3. 取得市占率的难易程度：这与一个行业的生产效率有关，如果一个行业的工艺复杂，生产环节多，生产效率偏低，则此行业会呈现比较分散的格局（比如汽车行业）；如果一个行业的生产效率高，生产环节少且简单，则此行业会呈现较为寡头集中的格局
4. 行业发展周期
5. 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产品越能够差异化，行业越呈现分散格局

• 预计未来新能源汽车行业会经历一轮洗牌，行业格局会更加集中：

1. 第一，造车需要有取得资质；
2. 第二，乐视事件之后，资本市场会对新造车势力和新能源汽车融资更加谨慎，以及未来市场会更加青睐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公司；
3. 第三，新能源汽车目前可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根据2012年国务院引发的《产业生产规划》，直至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 万辆。但目前根据各类车企公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规划，已经超过了2000万辆。

因此未来行业可能会进一步整合，更加集中。

---

未来是否有初创企业的生存空间？

虽然未来行业格局会比现在更加集中，但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并不会出现寡头垄断的格局：

第一，造车本身是比较复杂的流程，对产品质量、工艺要求较高，生产效率不会非常高，因此很难出现寡头垄断的格局；

第二，购车的客户群体多样化，产品的同质化不会太强；

第三，电池密度导致成本较高是整个行业的竞争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给了很多新造车势力弯道超车的机会（新造车势力的创新基因等）；

因此未来仍旧会有佼佼者的小公司生存的空间。

---

产业链投资逻辑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上游是矿产能源，中游是三电系统，下游是整车制造和配套设施（比如充电桩）。

【下游】

整车厂投资逻辑：

第一，从需求方看，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伪需求，因此从大面上来看是可以投的；

第二，从市场格局看，现在虽然目前分散，但未来将经历一轮行业洗牌，并依旧有创业公司发展的空间，因此值得投资；

但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竞争激励，大部分盈利能力堪忧，比如头部企业比亚迪，毛利均低于20%，净利一般在10%以下，以及很多企业是亏损状态，因此需谨慎投资

若投资，需关注以下4点：

1）需要看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来源：比如三电系统（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

2）量产交付状态、代工厂情况

3）看首款车是什么车型，开发和量产车型所需要的技术门槛、资金门槛、时间门槛

4）配套设施情况考虑（充电、换电支持等）

配套设施投资逻辑：不建议投资

个人认为充电桩不是值得投资的生意，首要问题是盈利模式模糊：第一，国家政府的补贴在2019年起将逐渐减少，由政策导向变成市场导向；第二，服务费和投入的运营成本相比九牛一毛，不足以盈利：据新闻报道，一个慢充充电桩的运营成本为1-3万元，快充为10-20万元，而拥有10台充电桩的充电站一年运营成本高达500-600万元，而服务费又不能收取太高，否则就违背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基本诉求 – 价格低；第三，2B广告收入还未成气候

其次，充电桩生意属于重资产型，前期投入较大，对资金链的要求高；

【中游】

电池投资逻辑：

第一，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是三电系统（占整车成本的60%），而三电系统的核心是电池（占整车成本的42%）。在未来新能源汽车行业起飞的前提下，动力电池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第二，行业技术门槛高，且目前存在竞争激烈、产能过剩、补贴退坡的情况，未来将经历行业洗牌，寡头更加垄断，中小公司生存空间小

第三，头部公司的盈利能力尚可，毛利在30%，净利在15%，建议谨慎投资

若需投资，要关注以下4点：

1）关注头部公司，比如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以及海外优质资产

2）关注技术实力：NCM811（高镍低钴）的各企业研发进度和电池的能量密度

3）关注能匹配国际主流车型的公司：电池本身是一个配套附属品，需要满足整车需要，而国内公司除了需要满足国产车型外，还需要实时关注国际主流车型

4）关注成本变化情况：正常来说，在扩张产能的前提下应该产生规模效应，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上游】

上游环节矿产资源（即碳酸锂、钴和石墨）投资逻辑：

虽然上游环节的毛利和净利较高，但行业呈现寡头垄断，龙头公司均为国企/政府机构控股，投资机会较少。

新能源电池行业最新动态

2023年2月23日，中科海钠举办新产品发布会，针对不同场景推出ME12圆柱电芯、ME80方形电芯及ME240方形电芯三款产品，进一步扩大了钠离子电池的应用场景。电池铝箔一般用作钠离子电池的集电器的制造零件，钠离子电池的应用场景扩大将成为电池铝箔需求的另一增长点。更是有数据预测至2025年，低速电动车、储能和少量A00级乘用车等是中国钠离子电池最先使用的领域，市场空间共约30GWh、200亿元。

电池铝箔不但被用作钠离子电池的集电器的制造零件，还被用作锂离子电池的集电器的制造零件。锂离子电池总产量扩张的同时，相关材料电池铝箔也随之加速扩张。有公开数据显示，全球电池铝箔2025年需求约为100万吨，2021-2025 年复合增长率达48%。由此可见，虽然钠离子电池被重新提起，但是锂电池的需求量并没有被降低，在双碳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产量的继续增长将带动锂离子电池产气量的继续增长，电池铝箔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表1：电池铝箔全球总需求预测（万吨）

（数据来源：MIR DATABANK）

除了锂、钠离子电池之外，电池铝箔在储能电池上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在型储能方面，虽然中国电储能装机规模世界第一，但是储能与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规模的比例不到7%，基于储能安全和新能源发电规模的快速增长的方面考虑，中国电力储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电池铝箔作为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其需求规模也将继续扩大。

表2：储能锂电池铝箔需求预测

（数据来源：MIR DATABANK）

02

行业内扩产增产加速，预计2023年陆续投产

电池铝箔上游行业的目前现状是今年中国的铝土矿产量呈下降趋势，2021年生产的铝土矿产量为8500万吨，相较于2020年同比减少8.3%。而电解铝也作为电池铝箔重要原材料之一，近年来产量不断增长，2021年产量达3850.3万吨。电池铝箔的下游行业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等，近年来随着“双碳”政策的不断深入，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增加，电池铝箔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随着电池铝箔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行业内也在增产扩产。其中鼎胜新材的市场占有率从2020年的34%上升到2021年的42%，占有率连年增高，市场份额扩大，电池铝箔行业集中度增高。2020年CR3达到了78%，2021年CR3仍然有76%左右。更何况电池铝箔对设备和工艺的要求比较高，电池铝箔厚度要求控制在10-50微米，部分电池厂则达不到这种要求，更是助增了行业集中度。

表3：2020年电池铝箔出货量市占率

表4：2021年电池铝箔出货量市占率

（数据来源：MIR DATABANK）

电池铝箔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其中鼎胜新材作为电池铝箔行业占比最大的企业，市场份额占比达到42%，其次是华北铝业以及永杰新材，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20%以及14%。鼎胜新材等企业在市场份额占比高这样的情况下还在规划电池铝箔增产扩产计划，计划抢占更多的市场。龙头鼎胜的这次扩产带动行业厂商纷纷扩产，这次投产是基于传统业务下游需求回升，供需偏紧及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高。

表5：主要电池铝箔企业产能及规划产能

（数据来源：MIR DATABANK）

这两年云铝股份和鼎胜新材旗下子公司与宁德时代建立电池铝箔产品的购销业务关系，其他企业也在加速扩产中。由于铝箔项目建设周期长、行业间技术差距较大，再加上未来部分电池企业或会精简铝箔供应商以降低维护成本，较小规模企业的淘汰速度将会加快，这也将导致行业头部效应愈加明显，市场集中度会越来越高。企业扩产有助于提高公司产能，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助力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随着铝箔新建产能逐步释放、动力电池出货量进一步增长以及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发展，未来电池铝箔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03

电池铝箔未来发展趋势

下游电池行业发展为电池铝箔带来广阔市场空间。下游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以及钠离子电池发展需求爆发，带来了电池铝箔的蓬勃发展。

具体看来，目前全球已探明的锂资源储量约为3978万吨，未来资源供应有限，所以新能源汽车行业内部对资源储备更加丰富、成本更低的钠离子电池开始布局，推动钠离子电池的商业化进程。预计到2030年钠离子电池的实际出货量将达到347.0GWh，钠离子电池未来将促进电池铝箔需求增长。

除此之外，储能电池市场的发展，将为电池铝箔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2022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总计142.7 GWh，同比2021年大幅增长204.3%。据有效数据预测，储能锂电池依然是电力系统最大的应用市场，全球储能锂离子电池出货量有望在2025年超240GWh，2030年则有望达到 914GWh。

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未来，电池铝箔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电池铝箔的产线周期较长，整体产线扩产周期至少在2-3年，电池企业所需的导入时间更长。并且电池铝箔的认证周期也长于市场此前的认知，中国内资厂平均8个月，海外电池厂平均12个月以上，除却这些投产周期的难题还有工艺技术这方面的难题，如电池铝箔型号需维持在8-15μm之间。由于电池铝箔的以上难题，很多电池铝箔企业则发展较慢，市场份额占比很少。因此，行业市场份额集中在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领先、市场信誉良好的大型铝箔生产企业中，行业集中度升高。

结语

如今动力电池电芯产品相对成熟，能量密度已经触碰到了现有材料物理性能的极限，开发难度和成本相对之前指数级上升，目前各大动力电池厂商的主要工作是产业化量产降本以及完善性能。

当电池企业提升能量密度的脚步暂缓，车企自建的电池厂或将得到一定追赶机遇。目前其实很多车企并不追求绝对的能量密度，更在意电池的品质，比如电池的一致性高不高。现在一款电动汽车有时能达到10万级别的销量，意味着在10万辆车中任意抽出两辆车，至少在电池的表现方面应该保持一致。这考验的是制造能力，对车企来说是一大挑战，也因此，自己造电池，可不只是个技术活。未来新能源汽车能否真正战胜燃油车，电池是关键中的关键。

By MIR、搬砖大猫

最近，李光耀关于俄罗斯的预言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俄罗斯的未来与10年前没什么差别，甚至与20年前苏联解体时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无力控制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了。如果无法出口能源和自然资源，它将丧失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俄罗斯人口正在减少，具体为什么不清楚，但酗酒肯定对此有影响，消极情绪、生育率下降及预期寿命缩短也有影响。普京面临的挑战是让俄罗斯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停止酗酒、努力工作、建立幸福的家庭，并生育更多的子女。

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黑龙江的拐弯处将再次有中国人居住。俄罗斯人可能突然认为未来是有盼头的，可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孩子，扭转人口变化趋势，但我认为近期不会出现这个转变。

如果俄罗斯能改进自己的制度，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俄罗斯的制度运转不灵了……因为已经乱套了。俄罗斯失去了对多个行政区域的控制……它有一个很大的核武库，但其他方面呢？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今非昔比……它的人口正在减少……每年，俄罗斯的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因为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在美国，人们是乐观的，会说我要生孩子。但当你的生活非常艰苦，偶尔石油价格上涨，生活才能改善一下，但好景不长，又回到了原样，你对未来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2009年）

（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问：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李光耀谈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的崛起已令西方和亚洲许多国家颇为不安。中国一再承诺坚持和平崛起，绝不谋求霸权，但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相信。对此，李光耀认为，中国会选择低调地强大起来，影响力得到提升，不会恃强凌弱，但同时也会展示力量。

李光耀指出，中国人还意识到，要避免走日本和德国的老路。如果中国卷入战争，其国内就可能出现动荡、冲突和混乱，因而也就可能再次出现衰退，而且或将持续很长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论何时与他国陷入纠纷都会让步。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时，中国也会坚持原则。

中国的年青一代成长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经历中国动荡的时代，因此，要让中国年青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让他们以虚心和责任心应对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撰写者们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让中国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明白它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只会增进世界福祉，并将着力避免破坏和冲突，让邻国和世界放心是中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意识到了它的迅速增长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问题，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把震荡减到最小幅度。研究如何弱化其增长引发的负面影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彰显优势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以当前的东亚为例，中国显然已经在同其邻国的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主导地位，并利用中国市场准入权以及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自身利益。如果哪些国家或企业不认可中国的地位，没有给予中国适当的尊重，则有可能被逐出迅速增长且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2005年）

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会因西方试图放缓或阻止其发展而仇恨、敌视西方，也有可能变成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取决于中国朝哪个方向演变。（1993年）

中国有长达4000年之久的文化，有13亿人口，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可以使用。他们怎么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继而成为世界第一呢？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李光耀对于印度的预言

长期以来，李光耀一直在观察印度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其口述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对上述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

1、问：印度会崛起为一个大国吗？如果会，什么时候？

早在1959 年和1962 年，尼赫鲁还在位时，我就访问了印度。当时我认为印度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及一个大国。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我认为印度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但经济不会繁荣，因为印度的官僚体制令人窒息。

2、问：印度的民主治理体制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曾经大搞国家计划经济，国家控制范围太广，致使官僚体制固化、腐败猖獗，以至于浪费了数十年的发展机遇。如果印度实行分权制度，就会使更多的中心城市（比如班加罗尔和孟买）实现更大的发展和繁荣……种姓制度素来与英才管理体制格格不入。 印度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充分体现，它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

印度的宪法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导致印度无法实现高速发展……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一套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复杂的审批……印度的发展速度是由其宪法、种族结构、选举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决定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加大决策难度。

但这种状况是其宪法体制的一部分，印度人民现在已经接受，在其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围绕各邦边界、语言隶属、种姓配额出现的推诿现象永远也不会消除，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实行充满活力的英才管理体制，妨碍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是有改革决心的，但印度的官僚体制运作迟缓且抗拒变革，猖獗的腐败与地方上的争斗也不利于改革。此外，民粹主义的民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印度基础设施薄弱、企业面临的行政管理障碍大，财政赤字严重，尤其是各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严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进行投资和创造就业。

如果印度所有的部长和高级官员都能像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前首席执行官纳拉亚纳· 穆尔蒂那样勤勉、刚毅、有担当、具有前瞻性，那么印度就会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会跻身第一世界。然而，穆尔蒂也许意识到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印度的管理体制，都无法使印度像印孚瑟斯那样高效。

3、问：印度的文化给其长远发展前景带来了哪些限制？

印度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印度这片土地上原本有32 个小国，这些小国恰巧都位于英国人修建的铁路的沿线地区。后来英国人来了，就把这些小国联合起来，建立了殖民统治，把众多小王国纳入其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统治依赖的是1 000 名英国人和数万名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养成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

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培养优秀人才，使其获得最好的发展，我是不赞成的；如果一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也是不赞成的。而这两点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印度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尼赫鲁与甘地原本都有机会像我服务新加坡一样服务印度，但他们无法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摆脱印度根深蒂固的旧习。

看看印度与中国的建筑业，你就知道做事效率高低的区别了，印度只是讨论来讨论去，到头来却做不成事……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印度是一个多元化色彩非常明显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的32 个国家构成的，印度方言多达330 种……在中国，90%的人口是汉族，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虽然口音不同，但写出来却是一样的。如果你站在德里用英语演讲，那么在印度的12 亿人口中也许只有2亿人能听懂你的话；如果你说印地语，也许只有2.5 亿人能听懂；如果你说泰米尔语，只有8 000 万人能听懂。因此，中印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较这两个国家，我们就像在比较橘子与苹果……请不要误解我。印度的上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层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的婆罗门，也就是僧侣阶级的后代，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上层一样聪明、充满智慧，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而且在他们的种姓制度中，如果你是婆罗门，而你同一个非婆罗门结了婚，那么你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你就被排挤出了婆罗门。

一般来讲，印度的公务员会把自己视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他们还没有认同获得利润、变得富有并不是罪恶的事。他们对印度的商业界几乎没有信任。印度商人无权享有国家福利，外国商人更不用提。

4、问：当前，印度经济有哪些优势？

与中国公司相比，印度的公司治理模式国际化水平高、资本回报率高，而且印度资本市场较透明，运作状况良好。

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比较强大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印度的制度比较强，尤其是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有利于为知识产权的形成与保护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6 岁，而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3 岁，并且印度的人口增速也快于中国的人口增速，这就使印度享有更大的人口红利，但印度必须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否则人口因素非但不能带来机遇，还会变成负担。

5、问：长远来看，印度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其长远发展前景如何？

如果印度人无法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就会丧失发展机遇……印度必须建设高速公路、引进高铁，并修建更大、更好的机场，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要成为发达国家，印度必须像中国那样，将其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去世之后，我对她说：“抓住这个机会，开放印度，改变印度的政策。看看海外的印度人，看看他们在英国、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成功。是你们的政策和官僚体制限制了他们，束缚了他们。”她告诉我：“我做不了。事情就是这样。印度就是这样。”我觉得在推行改革方面，除了她，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她有宣布紧急状态的魄力。既然你有魄力做这件事情，你就应该有魄力改变体制，让印度企业摆脱束缚。因此，听完她的一番话之后，我就认定印度将发展得很慢。也就是在那时，我看到中国正在崛起……因此我知道这场竞赛不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我收回之前对印度的乐观判断。

印度的规章制度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令人感觉如坠雾中，看不到出路何在。

印度可能需要花三五年的时间改善基础设施，否则印度就会在全球经济洗牌中输掉。

印度必须效仿中国高效的办事方式。中国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并实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其制造业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效率较高。印度辉煌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而这个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

如果印度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投资将随之而来，印度很快会赶上来。印度需要的是一个更加自由的体制，这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这样，印度市场就能达到国际企业的竞争水平。

印度不同的城市之间缺乏快速连通性……一旦印度的公路、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到位并削减繁文缛节，它不仅能在信息技术产业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在制造业和其他一切产业全面促进就业。工作机会越来越多，整个国家将焕然一新。

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这需要印度改变劳动法，允许雇主在不需要那么多雇员时裁员，同时需要精简法律程序，降低财政赤字，消除官僚作风，最重要的是完善基础设施。

印度不能仅仅凭借服务业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了经济大国。

中印两国都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印度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比中国更严重，对效率的削弱性更强。

印度首先需要削减繁文缛节，其次需要为私营部门的增长提供更大的动力，再次需要解决基础设施落后带来的挑战，最后需要实现外国直接投资规则的自由化。

目前，虽然印度开始了自由化进程、国有企业私有化，却不允许雇主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何实现盈利？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改变用人标准？

印度受教育人口的比例较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弱势。印度顶级人才紧缺，大批的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并不具备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技能，因此仍然找不到工作……印度的同代人中，需要超过一半的人完成小学教育，否则印度就会遭受严重损失。

印度领导人从尼赫鲁和他那一代人开始就一直痴迷于苏联快速的增长和工业化。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模式，即资本积累率高、密集上马大型项目、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制造农业机械。做了这些之后，你就能发展……他们相信这些……当辛格在1991 和1992 年开始搞改革时，印度已经丧失了40 年的发展机遇。要知道，辛格本人也曾是一位计划经济的拥护者。现在，印度面临着打破一切垄断的问题，而印度的工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希望企业私有化的，因为如果你要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必须裁掉2/3 或1/2 的工人。

印度的历史使其对外国投资持怀疑态度，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偏向采取内向型政策，注重依赖国内要素。但在一个各国相互依存、技术发展迅猛的世界上，一味依靠自身力量是行不通的……印度的历史给其带来的第二个遗产就是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在早期发展阶段，要把发展成果分配出去，就会降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实现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意味着敢于冒险……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不利于激励他们努力提升竞争力。

印度选民缺乏经济方面的教育，这就使得印度领导人易于推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而扰乱了印度的自由化进程。国家利益常常让位于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很多急需的改革因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陷入停滞。民粹主义的氛围下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过去20 年间，印度实行了多种政策以提供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的电力以及补贴贷款……它们给整个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福利与民粹主义的区别逐渐模糊。

新加坡有三所印度人的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即便他们（印度人）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这些学校的教材都是以印度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刚刚独立之际，印度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如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所顶尖大学（比如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依然能在世界顶级大学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他学校都无法维持高水准。在政治压力下，印度大学根据学生的种姓或学生与议会成员的关系确定录取配额。

6、问：在今后10 年中，印度经济前景与中国相比如何？

不能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它们是不同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呢？不！印度的角色比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有成员国的集体角色还重要！

中印两国的制度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3.5 倍（根据2016年的统计，中国是印度的5倍。库叔注）。印度的增长率是中国的2/3。但印度是个大国，在印度洋地区是一股起到平衡作用的力量。

印度的经济总量能增长到中国的60%~70%……根据目前的预测，其规模不会更大了。但即便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60%~70%，印度的人口总数到2050 年将超过中国人口总数，加在一起也是相当可观了，而且印度社会顶层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人才。

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而印度的发展则不会呢？是因为印度是一个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形成了一个内部相互制衡的体系吗？很有可能是这样，尤其是印度政府往往是由一二十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印度有能力以更好的方式在其国境之外更远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但其他国家并不担心印度有侵略意图……当前，印度并不像中国那样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而且在其基础设施达到一流国家的标准以及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之前也不会构成这样的挑战。其实，美国、欧盟与日本之所以会支持印度，是因为它们想要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印度能与中国分庭抗礼……如果印度遥遥领先于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美国和欧洲会支持中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美欧对中国的发展依然有恐惧症，且不说它们对中国政府实行出版物审查制度强烈反感，仅仅是对某些政治事件的记忆就加强了它们这种恐惧。

我不确定印度是否想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印度害怕同中国竞争。中国曾向印度提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印度没有答应，因为如果印度同意了，中国商品就会进入印度，同印度本国商品竞争。

只要存在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印度就必须学会出价比中国更高。中印两国不会打响战争。中国有冒险精神，比如，中国到了尼日尔，中国愿意拿自己的钱和劳动力冒险，依然认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中国到了安哥拉和苏丹，中国还想同伊朗合作，中国正在和中亚的共和国交朋友。中国想要一个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数千公里长的输油管线，而且乐于修建这样一条管线。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我认为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同意把东西卖给印度，我就会打败你”，而是“无论印度卖给你什么，我会提供给你更多”。中国将根据规则出牌，而且坚信胜券在握。

7、问：印度的民主模式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意义有多大？

如果印度比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大，那么意义就很大了，但实际并非如此。

导致经济状况较差的政治体制终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政治体制。

民主不应该被用作惰性的挡箭牌。实行威权主义的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也很多。无论一个国家是搞民主治理还是搞威权统治，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的政策上达成共识，能否确保得到基本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落实。

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较为迅速地推行改革，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长远来看，印度可能凭借民主与法治体制占有优势。

如果中国的政治架构不进行调整以适应高增长率引发的社会变化，那么印度就会占据优势，因为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灵活。

8、问：在亚洲，印度会成为中国的战略性对抗力量吗？

我希望印度尽早崛起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经济大国，其中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印度无法崛起，那么亚洲将会湮没。

“李光耀强调了印度在这个地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存在可以以多边安全机制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以阻止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侵略行为。他说选择印度作为中国的对抗性力量比较理想，因为印度的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权关系上。他为印度设想的角色是亚洲的‘守卫者’，他敦促印度更加积极地关注东南亚小国的安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20 世纪70 年代末西方大国撤走之后，桑纳达·K· 达特瑞对李光耀在东南亚问题上的观点做出的评价。）

韩国太小，越南太小，东南亚太分散，你需要另外一个大国维持平衡。

谁是对抗性力量？日本不是……日本和美国加在一起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同中国抗衡，但由于美国在一两百年后主导亚洲的能力可能降低，那么在亚洲国家中谁又能同中国抗衡呢？印度正是最佳选择。

印度军队（尤其是海军）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有能力维护自身安全。虽然中国在缅甸和巴基斯坦各建一个港口，但印度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印度洋地区。

从地理角度上看，印度不适合太平洋地区。但美国和中国的角力场将是太平洋及印度洋，中国已经将其海军力量转移至印度洋，以保护其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给和来自非洲的大宗商品。在印度洋上，印度是重要力量之一，如果印度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将具备很大优势。因此中国必须加以应对，在缅甸和巴基斯坦修建港口。

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经济影响或地缘政治影响，因为这个地区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中国是东南亚地区投射权力最多的国家。

9、问：美印关系前景如何？

美印两国不会立即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以包围中国，即便两国形成了这种关系，印度仍将保持独立地位，仍将在中印利益交叉点上捍卫自身利益，并同中国合作。

李光耀的一生

李光耀先生在生前大概也能想到，他去世后会有舆论浪潮大举扑来，但无非就是褒扬、恶评、持中之论、就事论事之论这几类。

晚年，李光耀已从儿孙辈那里了解到社交媒体的威力，以至于感叹儒家价值观过时了。在信息时代，父亲、爷爷必须向儿孙辈学习，听取他们对新事物的看法。他也知道，对社交媒体的控制，远不如他执政时对新加坡报章的控制那么方便，因此在社交媒体中大家谈论起他时，想必会更加直诉胸臆。

但他已不必在乎这些，因为从从政之初起，他的所做所言就充满争议。 不过就以下事实而言，应该争议不多： 

首先，他是最晚辞世的二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亚洲现代史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他和他的同事的领导下，新加坡从英国的殖民地成为了自治邦，在加入马来西亚又被逐出之后，新加坡共和国于1965年正式成立。李光耀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国父，尽管与他交恶的一批早年激进派战友并不这么看。 

他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诠释者。 

无论从东方风范还是西方风范来看，他都是一位好丈夫。他和妻子、剑桥才女柯玉芝之间的伉俪情深已成佳话。在自己的家庭内，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光耀的一件重要“作品”，本来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的李显龙是奔着当世界一流数学家去的，但在李光耀的教诲和引导下，李显龙决定放弃数学从政。 

意志坚定也好，冥顽不灵也好，总之李光耀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信条强硬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人生。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相信马基雅维利主义，他相信只有“管用”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1976年12月20日，李光耀（右下）在新加坡富勒顿广场发表讲话

“新加坡模式”中的李光耀印记 

把一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的国家，把民众的生活细节都用一些“完美尺度”规范起来，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国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中还是有一些的，但其中多半是被一边倒的恶评和嘲讽所包围的负面案例。

李光耀的个案有所不同，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强烈个人印记与好大喜功无关、与脑残治国无关，他有缜密的理性计算，有科学主义加传统伦理作为合法性依据，有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 

李光耀的政治信念，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安全、团结、富裕、有序的社会，这大概就是他希望新加坡人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他的继任者吴作栋提出还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优雅社会，这个提法李光耀也是支持的，因为他本人被英国人视为绅士。不过他喜欢的还是那种一丝不苟、一丝不乱的优雅。

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无疑有很多成功之处。新加坡在197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国际评估机构也屡屡把新加坡评为“最佳商业城市”，对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度给予肯定。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自然引起了对其成功因素的探究，新加坡贸工部就曾经总结出一整套新加坡过去“成功、恰当的”战略，包括：一、好政府；二、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三、大力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四、把自由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五、灵活可变的具体政策；六、强迫储蓄带来的高储蓄率；七、欢迎跨国公司。 

在上述“成功战略”中，明显具有东方特色或“亚洲价值观”特色的只有第一条中的“好政府”（强大、威严但廉洁的政府），其他大多是从西方经济学中搬来的。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战略就是威权政府加自由市场，是一种“共同体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东方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模式是以“效率”和“实用”来作为衡量标准的。新加坡并不排斥西方的市场、制度、语言、资金和技术，因为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有一条，只有“好政府”才能让这些东西真正有用。李光耀曾明确提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好政府”自然要由“好人”来领导。如果说“好政府”强调的是政府的优良素质，那么“好人政府”则直接强调政府必须由既贤且能的“好人”来治理。在儒家文化话语系统中，它还可以叫作“君子政府”、“贤王政府”。这个“好人”统治者既是谦谦君子，又是铁腕人物，是既“贤”且“王”，“内圣外王”。这便是“儒式政治”， 它有两大特点：一是“君子施仁政”；二是“什么都要管”，管是因为关心你，怕你学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管出来的好秩序。 

当然，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主要是通过领袖人物和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品格与能力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是以“威”立“权”，而不是以“权”立“威”。为了管好新加坡的官员，李光耀想尽办法，包括严刑峻法、包括高薪养廉，但他并不认为自由言论、政党竞争对培养出一个廉能政府、“君子政府”有太大的帮助，它们的消极作用大于它们的积极作用。

“君子”之上便是“贤王”，按儒家的说法，这位“贤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地位如同一位“贤王”，他威严、廉洁、勤奋、好学博识；为了和不同语文的群众打交道，他刻苦学习马来语、淡米尔语和多种华语方言；他是新加坡发展的设计师，亦试图充当“新加坡人”的设计师，可以说事无巨细都要管。

李光耀认为他与新加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曾说过“我是新加坡人民的儿子”这样的话（也许他更乐意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的“严父”），但他曾经对新加坡选民说过，无论谁来统治新加坡，他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放弃。他说：“新加坡是你们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生命所系，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建设它，只要我还执政，任何人休想破坏它。”

除了力图建设“好人政府”，李光耀也非常关注新加坡公民的工作能力和价值观念，因为新加坡唯一的资源优势是人。李光耀一直鼓励人民做“好公民”，即献身国家，勤奋，苦干，不要无事生非、空谈政治和权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为两种：“努力工作者”和“懒惰者”。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加坡官方自认为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灵活的、“管用”的政策）”。 

为了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走向富裕，李光耀希望新加坡人民成为工作狂，他本人就是一个工作狂，没有浪漫的爱好，只保留极少量理性的“对工作有益的”业余爱好。李光耀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走这种路线，他曾说自己的两子一女（李显龙、李显扬、李玮玲）的学业成绩很相似：“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的不苟言笑，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读最好的中学，然后到西方学习除 “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之外的经世致用学科。 

李光耀把他的个人修养哲学与“育儿”思路也贯彻到他对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上和对新加坡的 “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中国领导曾说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管得严”。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也主要就是体现在“管得严”，以至于社会环境整齐有序但单调沉闷，以至于西方人创造了一个新词“Singaboring”，它由“新加坡（Singapore）”和“烦闷的、无聊的（boring）” 组合而成。 

新加坡还以严刑峻法规范国民的几乎所有行为，从垃圾的置放，到泊车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挂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墙上的爬藤，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有规则，所有的植物和鸟类，都是按照政府的训令栽种或栖居在规定地点的。新加坡公共场合的整齐有序主要靠一系列的罚款规定来维护，新加坡被外人称为“A Fine Society”，它有两重含义，即：是一个好（Fine）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罚款（Fine）的社会。当然，能把受刑者屁股打得血肉模糊的鞭刑，也是一个从前现代穿越而来的威慑力量，让所有酒后想在公共草坪上撒尿的人在拉开拉链时会突然不寒而栗。 

这个社会是由李光耀一手打造的，并且有着鲜明的李光耀个人印记，因为李光耀真诚地、热诚地希望新加坡公民的个性和观念最好都能和他一样。

2004年8月12日，新加坡，新任命的总理李显龙在就职仪式上跟父亲李光耀握手，总统纳丹在一旁观看

“亚细亚形态”下李光耀的选择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亚洲传统社会具有以下共性：社会动员程度低，强调集体主义，血缘关系比政府更为重要，是一个“内向性”社会。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也谈到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 

在这种“社会先于个人”或“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的社会形态下，其政治特色是什么？克拉克•内尔教授认为有以下几方面：恩庇─侍从关系下的社群主义；人格主义，即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贤明正直；尊重权威；一党独大；国家相对于社会更为强势。 

在亚洲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威实际上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的，乡民最常见的权威，便是家长和族长（或酋长）。在东南亚的马来乡村，一个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个或多个血亲集团主要靠互相通婚而形成，族群的最高权力由酋长掌握，但酋长本人也必须符合一些特定资格，除拥有能力外，他还必须道德高尚，对集体事务非常负责。显然，整个族群、社会的命运都系于统治者是否贤明，但在子民无权监督统治者的体制下能否有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这就要靠神或“天道循环”来安排了。 

尽管新加坡早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但其国民的传统文化仍具有上述“亚细亚社会”特征，这是李光耀提倡威权政府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这位“新加坡之父”论证说，传统社会华人害怕卷入政治，习惯于生活在单一的权威之下，只求立业、齐家、安享天伦之乐而已。新加坡也有许多马来裔国民，李光耀认为，“无论马来人还是华人都没有数人头（即投票）的习惯，他们习惯于听从长者的意见，……我认为这种现象要持续一段时间”。 

李光耀还认为，一人一票制度在欠发达地区和欠教育地区有严重弊端。他说，在多数人是半文盲的地区，人们对胡萝卜的反应比对大棒的反应更为强烈，因此政治家在选举期间自然不会用大棒来赢取选票，这就导致谁出价高谁就当选；当一个清醒的政治家要求以较低报酬努力工作时，一人一票制度便要出来反对，而少工作却得高报酬带来的必然是破产。李光耀政府反对滥发福利，甚至认为福利过滥是英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虽然新加坡人的福利已具有一定水准，但许多项福利都是从个人的国家强迫储蓄──公积金中定时取出的，等于没有完全免费，每个人还得努力工作才能享受得起这份福利。

李光耀关于一人一票水土不服的观点是针对一个“半文盲社会”说的，但新加坡自建国起教育就已逐渐普及，现在也不是“欠发达”地区，那么他的观点是不是要修改？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像法国、希腊、意大利这样的教育发达国家，选民们还是更喜欢承诺高福利的候选人。那么这究竟是教育程度问题还是基本人性问题？

与同样采取威权体制的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相比，新加坡的经验显示了它的价值。在苏哈托时期，印尼权钱交易严重、朋党横行、收入严重不均，新加坡通过威权政府鼓励私人资本，印尼则通过威权政府庇护官僚资本和总统子女把持的垄断企业。现已停刊的《远东经济评论》曾评论说：印尼的排华骚乱含有“阶级冲突”的意味，印尼学者也承认，暴乱指向华人，是因为在华人身上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印尼的政治体制问题，这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脱节了”。 

威权统治在新加坡和印尼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成效，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可能正是在于“政府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尽管是一种父子型的结合），政府的普遍惠民政策使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融洽，公众因此也就大致默认了政府的威权统治。李光耀否认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极权统治，他认为在华人的传统中，统治者必须贤明，但他们是世袭的，而“每5年我都必须面对一次选民”。 

李光耀的政治─社会理念被新加坡官媒和西方媒体表述为是一种“亚洲价值观”，但他本人极少使用这一概念。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是一套具有“亚细亚社会”底蕴的官方政治─社会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家与社会先于个人，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坚持集体主义的人际伦理； 

（二）强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这是政府对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权威的回报； 

（三）维持有秩序的社会，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人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五）崇尚和谐与协商，没有非黑即白的强烈对抗意识，重视通过协商取得共识。 

以上理念很难说是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统治层的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这些理念确实深深植根于新加坡所处的亚洲社会的传统，它们和新加坡多数国民的价值观也是比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领导层并没有把“亚洲价值观”作为惟一的治国哲学，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理念、欧洲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李光耀执政时代都有体现。

“亚洲价值观”这套话语是在与西方的价值观论战过程中才放大到众所周知，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套东西方对话用语，甚至也可以认为，对话的另一方——西方社会也参与了“亚洲价值观”话语的建构，这套话语是它们在批判、怀疑某种非西方发展模式时所树立的一个靶子。 

与其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治国，不如说是以一套东西文明交融的、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杂交型理念来治国。 

新加坡与西方关于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辩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开始。当时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权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指责，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人的经济战略是 “亲资本主义的和讨好跨国公司的”，对工人的工资则实行严厉的控制，并且认为新加坡的精英统治违背了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而更不能为批评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下，当局不经法院审判就可以对公民实行长期关押。 

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鼓动下，社会党国际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员资格。人民行动党的反应也很强硬，为了解释其意识形态立场，人民行动党出版了《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道路》一书，重申了它独立的、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 

当时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与西方辩论的焦点是“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虽然也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颇有自己的主见。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他赞成那些老式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这就是老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欧洲的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与西方社会就“亚洲价值观”展开交锋的最激烈的年代，“亚洲价值观”成为国际热词。这种情况到了马来西亚1998年发生反体制的“烈火莫熄”运动和印尼发生苏哈托下台事件之后才有所降温。 

“亚洲价值观”指导下的高压严苛治国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东亚社会的转型它受到许多质疑和挑战。 

在上世纪90年代，有论者感叹威权体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乐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购物，遇上高兴的事用购物来庆祝，遇上郁闷的事用购物来排谴。当时我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这样”。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对新加坡怀有这样的矛盾心理：“让孩子在这里成长，我会感到放心，但作为成年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我承认有点犹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蓝图来打造新加坡并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来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都能获得约1/3或1/4的选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此并不接受和感恩。

当然笔者从新加坡人那里也听到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给反对党是为了警告执政党不要太骄傲从而怠慢了对人民的服务，新加坡人并不希望换反对党来执政，因为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么难道新加坡人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吗？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为新加坡人有“怕输”的文化。这也许不一定是真实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许不是害怕反对党上台国家会输，而是真的从未设想过反对党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输不输都是额外的问题 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个人民行动党的铁桶江山。但外界仍然会问：新加坡今后仍将长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将长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吗？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为威权体制辩护时还谈到一个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国之初曾经经历了动荡的内部和周边环境，新加坡随时可能发生内乱、被吞并，存在重大的国家生存危机和安全隐患，这种风险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后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块上的坚实堡垒，而是美丽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顾它”，不能争吵不休导致“家无宁日”，这种争执将摧毁“我们美丽但脆弱的家园”。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还备有一套论辩逻辑，那就是文化决定论。1994年李光耀与《外交事务》主编对话时提出“文化就是命运”的观点，换言之， 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体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或“亚洲价值观”）是“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不过这个判断是面向过去而言的，但面向未来时也许并不一定如此。

同样是东亚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韩国的金大中对李光耀的“文化决定论”进行了质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运吗？》一文中批评以李光耀。金大中说：“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变的。” 

长期观察、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滩上作画”，将会“人亡政息”。而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发问说：李光耀这位“亚洲价值观”的年迈战士如果离世，他的继承人能否照旧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这位现代亚洲的传奇人物真的走了，《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成了许多媒体纷纷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吴作栋和李显龙时代，新加坡已经在缓慢改变；但是在李光耀身后，新加坡的改变仍然将是缓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选择了威权体制作为他的治国纲领，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选择了李光耀吗？ 

说李光耀是在“沙滩上作画”的亨廷顿已在2008年去世，无法活得更长一点来见证他关于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预言。假设亨廷顿足够长寿，关于新加坡他将会看到什么？无疑，新加坡政治不会因为李光耀的去世或李显龙的退休而突然有什么改变，但新加坡无疑也一直在改变中，世界也会一直在变化中。

By 上观、礼伟、以以

近年来，印尼的网红营销一直在上升。印尼社交媒体渗透率相对较高，再加上印尼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是推动这一增长的因素之一。此外，市场上品牌数量的增加使消费者更难决定购买什么。社交媒体名人或有影响力的人的推荐已经成为客户决定购买决定的主要因素。

Whatsapp的渗透率约为89%，是印尼使用最多的社交网络。然而，所有其他广为人知的社交媒体平台，如Instagram和Facebook，在那里也享有很高的渗透率，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市场之一。

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印度尼西亚受访者平均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约为8小时36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平均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为3小时17分钟。这些数字表明，互联网已经很好地融入到该国人口的日常活动中。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印尼的总人口超过了2.7亿，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网红营销市场。此外，到2026年，印尼社交网络用户数量预计将超过2.6亿，这表明了这种营销策略的潜力。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用户为来自不同阶层和细分市场的潜在影响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同时也为品牌营销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受众。

据估计，到2026年，印度尼西亚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将从2022年的约5000万增长到约2.68亿。截至2021年7月，Facebook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约为70%。

因此，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有前景的网红营销市场，自2017年以来，印尼在网红营销上的广告支出不断增加。有影响力的人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参与和互动中架起了桥梁。印尼的食品和饮料品牌是利用网红营销最多的品牌。这些品牌已经在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了这种营销方式的积极影响。印度尼西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受众对网红营销内容的反应相对较好。印尼消费者最常见的反应是搜索有影响力的人代言的产品的更多信息，访问该品牌的网站或应用程序。
2022年，印尼网红营销的广告支出约为1.533亿美元。预计这一价值将持续增长，到2027年将达到约2.845亿美元。

根据2022年对社交媒体影响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约79%的印度尼西亚受访者表示，当接触到影响者营销内容时，他们会搜索更多信息。2022年，印尼社交媒体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914亿人。
印度尼西亚网红依靠几个因素作为其定价策略的基准。这些因素包括他们内容的质量和他们的粉丝数量。截至2022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的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上，有159个创作者账户拥有超过1000万的粉丝。其中34个是Instagram账户，30个是YouTube账户，95个是TikTok账户。衡量网红质量的其他措施包括他们的帖子收到的评论和点赞的数量。

然而，印尼品牌在考虑与哪些网红合作时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其中一些指标包括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红认知水平、网红关注率、网红可信度以及网红参与度。这些指标有助于品牌了解哪些影响者最受受众信任。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在印度尼西亚，以绩效为导向的营销活动比以意识为导向的营销活动更常见，占整个营销活动的57%。虽然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被认为是印尼网红最喜欢的平台，但Instagram是网红营销活动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

美妆产品备受青睐

近日，印尼纯素美容品牌Base宣布获得600万美元（约合4351万人民币）A轮融资，由Rakuten Ventures领投，Antler、East Ventures、Skystar Capital和Pegasus Tech Ventures等老股东跟投。本轮资金将用于拓展产品线、提升新技术、升级产品等方面。

据《美妆头条》新媒体观察，上个月，印尼电商平台 Social Bella 也宣布获得了 5000万美元融资（约合人民币3.63亿元），该平台主要为印尼当地客户们提供包括化妆品、护肤品、护发品、香水和美容工具等产品。

美妆领域接连获得资本认可，证明了印尼美妆市场的巨大潜力。

01 市场潜力巨大，获资本青睐

公开资料显示，Base成立于2019年，坚持精简护肤的理念，最初以DTC模式发家，现在注重线上线下全渠道业务融合。目前产品线已经扩张到洗面奶、爽肤水、保湿霜、精华、防晒、涂抹式面膜等六个类别，共16种产品。

在印尼纯素美容品牌Base和电商平台 Social Bella 获巨额融资的背后，实际上证明了整个印尼的美妆市场。

据悉，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为第四人口大国，平均年龄为28.3岁美妆需求旺盛。受疫情影响电商平台普及，再加上年轻消费群体的扩大，美妆市场潜力巨大。根据GlobaData的推测，在2023年印尼的美妆市场可以达到105.1万亿印尼盾（约合507.6亿人民币）。并在2018年中，印尼的化妆品市场就已经达到了70.3万亿印尼盾（约合362.6亿人民币）。其中增长最大的是护肤行业，以9.6%的年复合持续增长。

无独有偶，Euromonitor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与其他行业相比，美妆个护行业在整个疫情期间保持弹性增长。在护发、身体护理和护肤品类巨大增长的推动下，印尼的美容市场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约100亿美元（约合710亿人民币），且每年的增长率约为6%。

除此之外，印尼GDP在以每年5%左右的增速稳步增长，被称为“世界未来第六大经济体”。在这一串串数据的背后，美妆市场蕴藏着极具开拓空间的消费力，自然得到了资本的重视。

一位长期跟踪美妆头条的资本人士向美妆品牌透露到，印尼人不仅多还年轻、爱上网爱社交的属性使得当地美妆市场增长迅速，敏锐的资本市场自然觉察到了这一机遇而快速涌入。而国际资本的加入又催生了当地美妆产业的快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加速美妆市场崛起。

02 提早布局，外资品牌不断加码

实际上除了资本，巨大的市场也吸引了很多国际大牌入驻印尼，众多外资美妆品牌也早已提前布局，把目光投向了印尼美妆市场。

早些年，欧莱雅就在东南亚的印尼投资1亿欧元建起了其在全球最大的工厂,最高年产能达到5亿件。除此之外，欧莱雅还专门研发力适合印尼女性的产品，并采用小包装策略，迎合当地消费者。

爱茉莉太平洋的足迹更是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此外还专为东南亚女性推出了符合当地气候和文化的产品，并于去年进军东南亚网购商城“Shoppy”，希望借此打入印尼等市场，雪花秀也在印尼开设了东南亚最大旗舰店。

前不久，宝洁还宣布将与Shopee合作，在马来西亚和越南地区推出增强的虚拟家庭购物体验。宝洁还表示，这一举措将在7月和8月逐步印尼等国家推行，增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购物体验。

此外，近几年在资生堂、雅诗兰黛等各大美妆企业财报中，东南亚市场（包括印尼、泰国等国家）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被频频提起。雅诗兰黛就曾在财报中指出，亚太地区是其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年轻人口红利、日益普及的移动互联网趋势以及不断提升的电商渗透率，让印尼美妆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放大，致使各大全球化妆品公司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各自在印尼的影响力，以期可以分到蛋糕。

03 跳出内卷往外卷，东南亚成出海第一站

印尼作为全球化妆品的热门市场之一，不只是成为众多外资品牌重点开发的“未来市场”，就连其归属地东南亚都成为本土美妆品牌的掘金地。

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联合发布的《2019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e-Conomy SEA Report 2019），东南亚经济未来将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预计2030年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某跨境电商平台负责人透露到，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东南亚市场成为了跨境卖家们争夺的重点市场，在众多品类之中，化妆品占据重要地位。在此情况之下，美妆头条记者就发现，多个本土美妆品牌都把东南亚美妆市场作为出海第一站。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完美日记就把有着广阔发展机遇的东南亚当作出海首站，设计海外官网出道即销量霸屏，先后夺得多个市场销售第一。花知晓也将出海重心放在了东南亚美妆市场，并在去年一举拿下双十一、双十二东南亚区域美妆品类销量亚军。此外，珂拉琪也已入住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Shopee。伽蓝、上海家化、玛丽黛佳等品牌也都认为东南亚是其真正迈出“打开海外市场第一步”的不二之选。此外，一叶子、佰植萃、稚优泉、橘朵、御泥坊、诗佩妮、她素等多个本土美妆品牌出海足迹也都涉足东南亚。

作为第一批出海的新锐彩妆品牌之一，ZEESEA滋色品牌方告诉美妆头条记者，早在2020年，ZEESEA滋色就已开启“品牌出海”战略，多平台布局，先后在日本市场、北美市场取得较不错的成绩，目前东南亚作为新兴市场，也是其战略要地之一。

另外根据东南亚消费人群，ZEESEA滋色做不同的产品线区分，如唇部彩妆，会偏向丰唇、浓烈的色彩，而泰国则是一些日常、百搭的色彩更受欢迎。除了形成差异化的品牌特色，ZEESEA滋色还通过第三方平台、线下渠道、独立站形成一个流量闭环。在线上TikTok就主要针对东南亚地区用户，线下则选择印尼KK等知名连锁店。

新生代潮流国货彩妆INTO YOU负责海外运营的人员也告知记者，东南亚市场经济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加速了当地消费者对于快消品的需求，在此情况之下，美妆品类受到欢迎，这是品牌选择东南亚市场的主要原因。其次，东南亚目前彩妆风向标的审美和风格与国内较为相似，人群适配度高，再加上出口成本对比出口发达国家来说成本更低，自然成为品牌关注的重点市场。在东南亚运营渠道上，INTO YOU重点以线上为主，主要集中在shopee电商平台。不过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线下渠道，如彩妆集合店、药妆店、大型商超等。

除此之外，多个美妆品牌也表示，扎推出海究其根本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因为近两年国内电商增长率减缓且流量越来越贵。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基于国内美妆当下的供应链与营销手段都占有优势，为了能让品牌业绩更上一层楼，出海就成为了很多美妆品牌的第一选择。

据《2021美妆行业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国货美妆出海增长同比超10倍。从线上走红再到如今的集体扬帆出海，国货美妆纷纷跳出内卷往外卷，通过多渠道高密度的点位覆盖和差异化的服务去深耕东南亚美妆市场，围绕用户定制本土化产品以抢占当地用户心智，完成自己的“出海之路”。

管理咨询公司护肤专家刘雅尼则向记者表示，印尼美妆市场确实正在高度增长，同时中国电商在这近几年已经总结出了新的电商销售模式，从人群需求-种草-拔草，已经有了高度的经验值，这些是足以支撑国内品牌出海的优势。但唯一有个劣势是在于印尼是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人口超过2亿。在2019年10月17日，印尼的清真法正式生效。因此，出口印尼的化妆品和护肤品要获取清真认证证书，这样才会更受印尼消费者的欢迎。因此在原料原料、生产和检测过程以及品牌包装，需要因地制宜进行升级，才有机会做出更好的成绩。

诚如刘雅尼所说，在出海东南亚这件事情上伴随着机遇的是更多的挑战。毕竟东南亚作为一个多元化市场，每个国家的语言、宗教文化、政策都不相同，这就导致各细分品类竞争程度不一。所以在走出国门之后，怎么更好落地生根形成本土化就成为了众多美妆品牌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界面财经

“每棵树拥有10的14次方个神经突缘，而潘多拉星球上拥有10的21次方棵树木。这意味着什么？这棵星球所有植物形成的信息网络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人类的大脑！”——《阿凡达》中格蕾丝博士的台词。

在影片中，人类最基本和最愚蠢的错误，就是认为潘多拉的主人是那帮蓝猴子——网友 解放兔

从影片中，我们稍有思考，就会发现，潘多拉星球并不是一般的星球。这个星球是活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台超大号的生物电脑！下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这个理论的基础和现实社会人类对此问题的研究。

整个潘多拉星球表面的植物是一个类似人类大脑的存在，大多数植物相当于我们的脑白质，用来传递信号，被人类毁坏一些问题也不大。而其中那些长着粉红色垂下须子的植物应该相当于地球上生物的神经元，是基本的信息处理单元。而那个粉红色、位于哈利路亚圣山群下方的神树应该是相当于脑中的胼骶体之类的存在，有着类似沟通大脑特定单元之类的特别用途。而被蓝猴子们称为爱娃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脑的意识。

《阿凡达》电影为潘多拉星球做的隐性设定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1995年前后最为兴盛“行星生物假说”——即星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典型案例就是电影《变形金刚》。在变形金刚的设定中，变形者的家园赛博坦行星就是一个只能生命体。这个星球可以在苏醒之后变身为“元始天尊”，和同样身为行星生命体的“宇宙大帝”战斗不止。）在15年前，也颇有一些人在说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大生物，人类如果破坏地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它的反击。所以在《阿凡达》剧本原型设定中，主角杰克·萨利这样说：“地球上已经没有绿色，人类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们还要再杀死潘多拉！”（中文版翻译为：“人类毁掉了地球，现在还要毁掉潘多拉！”真是烂到家的翻译。）

星球本身即为生命体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将星球形容为一台硅基生命体的超级计算机。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常用的电脑芯片是由硅以纳米技术切割而成并最终制造出CPU的。在元素周期表中，硅和碳是最典型的非金属非气体物质。由于地球上依靠碳基结构发展出了DNA和蛋白质，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硅基生命体也就拥有了存在的可能。而一旦硅基生命体存在，地质层中普遍存在的二氧化硅（比如玻璃的成分）就可以构成一台超级生物电脑——其复杂程度和天然优势远胜于人脑。（看看我们现在用的CPU大都是硅基的，你就能理解硅切割在芯片制造中的优势了。

那么生物电脑又是什么呢？由于地球上目前没有发现硅基生命体的依据，所以我们以DNA制造的碳基生物计算机为例子做个简单的解释：

199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雷纳德·阿德勒曼（L.Adleman）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组合问题的生物电脑解决方案》的论文，首次提出分子计算机，即用DNA分子构建电脑的设想。作为一位理论数学家，阿德勒曼教授的研究课题十分广泛，他曾与别人合作发明了用于通信的RSA加密码，RSA中的“A”就是他姓名的首字母；此外，他的研究触角也涉及到了爱滋病和生物学领域。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基因的物质实体，携带着生命信息的密码。过去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以DNA分子而非电荷形式来处理数据，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理论化概念，在几十年之内将不会得到实际的验证。然而，阿德勒曼偏偏做成了这种不可能的“芯片”。以目前的情况，叫它“芯片”或许有点牵强，因为它不再是固体，而是由装满有机液体的微型试管组成，承担计算任务的DNA分子就溶在液体之中。

更令电脑界惊讶的是，阿德勒曼竟然利用他发明的DNA生物电脑，解决了一个实际的数学难题。这个题目是这样的：“由14条单行道连接着7座城市，请找出走过上述全部城市的最近路途，而且不能走回头路。”学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典的数学问题，又叫“推销员问题”（它的正式的名称叫“汉密尔顿路径问题”），该问题的叙述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推销员要在许多个城市推销，每个城市必须而且只能经过一次，如何找到最短的路程？”经典数学中并没有公式可以回答，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到所有可能的路程加以比较，选出最短的一种。然而，即使仅有四个城市，推销员也已面临着12种选择，当然比较所有的路线仍有可能，但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路径将呈现指数增长，穷尽所有的路径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阿德勒曼教授设法驱使试管中的DNA分子来完成计算，他用DNA单链代表每座城市及城市之间的道路，并顺序编码。这样一来，每条道路“粘性的两端”就会根据DNA组合的化学规则，与两座正确的城市相连。然后，他在试管中把这些DNA链的几十亿个副本混合起来，让它们以无数种可能的组合连接在一起。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单条DNA以预定的方式和与之对应的DNA相配接。通过7天时间的系列生化反应，DNA电脑自动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即只经过每座城市一次且顺序最短的DNA分子链。这就是说，用生物学方法模拟的逻辑运算，用一个星期时间完成了电脑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表明了用DNA技术处理高难度数学问题的巨大潜力。

阿德勒曼的成功实验表明，DNA生物电脑已经不是什么科学幻想，它不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概念，而且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本质。阿德勒曼发表的那篇报告，不仅使他成为“生物电脑之父”，而且促使了世界各地至少12个实验室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在，许多科学家都把DNA计算技术看作是可以用来替代传统电子技术的主要候选者。

DNA生物电脑的最大优点，还在于它惊人的存贮容量和运算速度。纳米技术家认为，DNA具有在极小空间里存储海量信息的自然特性，遗传密码符号的间距仅有0.34纳米，1立方米的DNA溶液可存储1万亿亿比特数据；1立方厘米DNA溶液将超过1万亿片CD光盘的存储容量。具有生命特征的这种电脑，运算次数甚至可以达到每秒10的20次方或更高，消耗的能量却微不足道，只有普通电脑的十亿分之一。据说，十几个小时的DNA计算，就相当于人类社会所有电脑问世以来的运算总量。我国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主持研制“曙光”超级电脑的李国杰院士提出，生物计算机要成为一种通用计算机，必须先建立与图林机类似的计算模型。现在DNA电脑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检测计算结果，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DNA生物电脑（芯片）将很快进入实用阶段。

据报道，2001年11月，以色列科学家已经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DNA电脑，这种电脑即使有一万亿“台”，其体积也不超过一滴水的大小。然而，如何真正替代硅芯片成为普遍使用的DNA微处理器，科学界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DNA链的并行处理能力非常适合解决类似“推销员问题”，但随着问题复杂程度的增加，DNA数量也将呈几何级数上升。如果推销员要走遍200个城市，生物电脑所需要DNA分子的总量甚至会超过地球的重量。因而，有些专家更倾向于一种“杂交”电脑，让硅芯片和DNA芯片共同承担计算任务。

阿德勒曼教授曾经说道：“我并不期待构建一台像PC机那样的DNA电脑，但是，生物电脑可以做用其他技术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他预言说，到2002年DNA电脑就可以解决有20个变量的数学问题。DNA电脑将采用其本身的“语言”，以四进制系统来编码，与“人工生命”的研究范畴将融合在一起。对此，阿德勒曼认为，今后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接受更加广泛的科学教育，使自己成为“通才”，全面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知识，才能做出更多的发明和创新。或许，这正是他本人的切身体会。

生物计算机一旦研制成功，可能会在计算机领域内引起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作为以生物界处理问题的方式为模型的计算机，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

1. 生物分子或超分子芯片：立足于传统计算机模式，从寻找高效、体微的电子信息载体及信息传递体入手，目前已对生物体内的小分子、大分子、超分子生物芯片的结构与功能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开发。“生物化学电路” 即属于此。

2. 自动机模型：以自动理论为基础，致力与寻找新的计算机模式，特别是特殊用途的非数值计算机模式。目前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基本生物现象的类比，如神经网络、免疫网络、细胞自动机等。不同自动机的区别主要是网络内部连接的差异，其基本特征是集体计算，又称集体主义，在非数值计算、模拟、识别方面有极大的潜力。

3. 仿生算法：以生物智能为基础，用仿生的观念致力于寻找新的算法模式，虽然类似于自动机思想，但立足点在算法上，不追求硬件上的变化。

4. 生物化学反应算法：立足于可控的生物化学反应或反应系统，利用小容积内同类分子高拷贝数的优势，追求运算的高度并行化，从而提供运算的效率。DNA计算机属于此类。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最新研制的新型生物计算机可让科学家对分子进行“编程”，并由活细胞执行“命令”。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克里斯蒂娜·斯默尔克是该研究的合著作者之一，他指出，像这样的生物计算机有朝一日可使人类直接控制生物学计算系统。该研究将发表在2008年10月17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生物计算机最终将具有智能，从细胞中生成生物燃料，比如：可以实现在某种特殊状况下有效控制“智能药物”。斯默尔克说，“如果探测到某种疾病，一种智能药物能够从一个细胞环境中采样，并形成自防御序列结构。”

这种新型生物计算机包括着装配在酵母细胞中的工程RNA片断，RNA是类似于DNA的一种生物分子，它可以编码遗传基因信息，比如：如何制造多样化的蛋白质。从计算工程角度来讲，生物计算机的“输入”是分子漂浮在细胞内；“输出”是蛋白质产物的变化。举个例子，RNA计算机很可能捆绑着两种不同的分子，如果两种不同分子附着在一起，将导致出现生物计算机的外形变化。改变形状后的生物计算机对DNA进行捆绑时，将直接影响基因表达，并减缓蛋白质制造。

斯默尔克说，“依据我们不同的组合方式，将实现不同的效应。”自然界倾向于形成复杂的分子结构，而这些复杂的分子却能够实现非凡的独立性功能。建立一些可互换性组件执行多样化计算功能存在着困难，但是这种生物计算机却具有较高的效率，在日后的研究中将逐渐成熟。

从整个潘多拉生物圈内动物的统一数据接口这一事实来看，人类的生物科技水平超过“艾娃”的可能性不大，创造一整个生物圈并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生物的DNA。相比之下，人类还需要使用复杂和笨重的一整套设备，“艾娃”用生物自组织的方式就解决了……

不过正是因为如此，“艾娃”看来并没有开发机械的能力，除非它强大到能长出核反应堆来，那就真的成了宇宙中最强大的生命体。不过那可就真的达到了经典游戏战锤40K虫子的水平了。别说是2154年的人类了，40000年的人类都没招了。

生物计算机最新成果

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科学前沿》杂志上发表了“类器官智能”详细路线图。

这个生物计算机的硬件是由上千万个脑细胞三维培养物组成的“类脑细胞阵列”，这些类脑细胞与传感器和输出设备相连接，并通过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进行训练。

该项目的终极目的是开发出超越硅基计算机的系统，同时促进神经科学和其他医学领域的研究。

研究团队的领导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Thomas Hartung教授对媒体表示：

“我希望能做出一个基于合成生物学的智能动态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不必像人脑一样受到生理限制。”

类器官智能也面临着巨大的科学挑战，Hartung认为将类器官智能商业化落地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类脑细胞研究员Madeline Lancaster并未参与这个项目，她对这个项目的雄心表示怀疑：

“这真的很像科幻小说，虽然很有趣，但其中科学的部分目前还不存在，要实现作者提出的目标，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

要实现类器官智能的愿景，必须培育大约1000万个类脑细胞，但目前，由于营养液无法充分渗入类脑细胞，科学家只能培育出大约5万个类脑细胞。

该团队也在开发技术，让类脑细胞之间相互链接，并向它们发送信息，解码它们的“思想”。

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从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干细胞中制造类脑细胞，与健康个体进行比较，并评估他们对药物的反应。类器官智能将推动对大脑疾病引起的认知障碍及其预防的研究。

虽然要想真看到类脑细胞驱动的生物计算机可能还需要几十年，但类器官智能的潜能巨大。这是因为大脑处理和存储信息的效率远超硅基计算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位于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Frontier，能实现每秒一百万万亿次运算——相当于一个人脑，但消耗的能量比人脑多一百万倍。

不过，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背后，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组成生物计算机的“缸中之脑”可以学习、记忆并与环境互动，甚至可以发展出初级形式的意识。

By 金亮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下，总统和国会两院分别代表着最高行政与立法权，而最高法院则代表着司法权的塔尖。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是通过判罚来诠释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最高法院的判决往往会对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美国司法体系的最终裁决者，美国最高法院每年都会接到8000多起下级法院的诉讼请求，但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只会挑选其中的80起焦点案件。这些案件的判决可能会对美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只要被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上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两起案件，就吸引了全美国科技行业和媒体机构的聚焦。因为这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如果最高法院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那么整个美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体系都要进行重建。

（诺伊米的父母在痛失爱女后起诉谷歌）

　　两大恐怖袭击相关诉讼

　　这两起诉讼究竟是什么来历背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直接关系到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基石？

　　上周二，美国最高法院就“冈萨雷斯诉谷歌”（Gozalez v． Google）诉讼进行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庭审。紧接着第二天，最高法院又就“推特诉塔梅”（Twitter v． Taamneh）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两起诉讼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互联网公司是否要为自己平台上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先来看“冈萨雷斯诉谷歌”案，诺伊米·冈萨雷斯（Nohemi Gonzalez）原本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一名大四学生，2015年在法国巴黎做交换生。2015年11月13日-14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巴黎多个地区连续发动恐怖袭击，共造成130人死亡和368人受伤。正在餐厅和朋友吃饭的23岁的诺伊米遭到恐怖分子开枪扫射，不幸中弹身亡。

　　诺伊米的父母痛失爱女之后，随后在2017年正式起诉互联网巨头谷歌。当时Youtube上存在着诸多伊斯兰国的宣传恐怖主义和招募圣战战士的视频。冈萨雷斯夫妇因此指控谷歌旗下YouTube平台的推荐算法推广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

　　他们的诉讼在下级联邦法庭遭到了驳回，因为美国《联邦通信法》230条款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必对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内容负责。尽管连续败诉，但诺伊米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持续上诉。最终在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一诉讼。

　　这也是美国法制的一大传统，持续上诉到最高法院，通过判罚来推翻当前的法律，迫使重新进行立法。持续起诉谷歌的诺伊米父母并不需要承担天价律师费，因为其实是专业法律机构主动联系这对痛失爱女的夫妇，希望借他们之手来调整互联网行业的230条款。

　　与此类似，第二起诉讼“塔梅诉推特”的原告也是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在2017年新年的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事件中，共有39人死亡和69人受伤，约旦公民阿拉沙夫（Nawras Alassaf）不幸丧生。伊斯兰国同样宣布对此负责。

　　阿拉沙夫的家人也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没有在自己平台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恐怖主义内容传播，违反了美国反恐怖主义法，因而需要承担附带责任。他们在美国对推特、Meta以及Youtube提起诉讼。但与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件不同的是，旧金山的第九巡回法庭做出了对推特不利的判罚，推特因此提起了上诉。

（230条款是互联网行业的保护伞）

　　延续二十多年的保护伞

　　去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这两起案件，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九位大法官并不是随意挑选案件的，这是最高法自2015年以来首次受理涉及《联邦通信法230条款》的案件，而这是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多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

　　究竟什么是230条款？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的第230条规定，“任何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商或者用户不应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商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和发言人。”这条只有短短26个英文单词的法律条文，给美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宽容的监管环境，更为社交媒体的随后兴起铺平了道路。

　　230条款其实包括两层意思：互联网公司无须为平台上的第三方信息负责，互联网公司无须为他们善意删除平台内容的行为负责。这一条款的本意是促使互联网公司主动去自我监督，净化网络环境，避免尚在起步阶段的他们遭受源源不断的诉讼的打击。

　　过去的二十多年事件，这条法律条文一次次地给互联网公司保驾护航，在诸多诽谤和欺诈相关诉讼中全身而退。此外，互联网公司也得以完全按照自身规则来删除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和账号，免受用户的诉讼。硅谷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戈德曼（Eric Goldman）甚至认为，230条款造就了现代互联网。

　　为什么会给互联网公司这样一把保护伞？1995年最初起草这一法案的时候，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微软推出IE浏览器对Netscape宣战，亚马逊和雅虎刚满一岁，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一些国会议员开始注意到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色情内容，提出了《通讯规范法》以规范互联网，作为《联邦通信法》的修正法案。

　　根据最初的参议院版本，如果有意在网站上向青少年展示淫秽等不适宜内容，网络运营商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是监禁惩罚。显然，这是把互联网平台当成电视和电台等传统媒体来对待。如果这一监管法案通过，那么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必须为自己平台上出现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他们必须对网络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否则就可能面临各种诉讼和惩罚。这意味着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将受到极大制约。

　　1995年的一起诉讼案也刺激到了新兴互联网行业和言论自由维权团体。一名匿名用户在互联网公告板Prodigy上指控华尔街券商Stratton Oakmont欺诈，后者随即以诽谤罪将Prodigy告上了法庭。纽约法官在判罚时将互联网平台视同于出版商，认定Prodigy需要为第三方用户在自己平台的言论承担责任。（实际上，这家券商也的确是骗子，他们创始人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就是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男主角原型。）

　　对网络监管法案感到高度紧张的言论自由维权团体和互联网行业联合起来，成功游说了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在他们起草的众议院互联网监管法案《互联网自由和家庭赋权法案》（Internet Freedom and Family Empowerment Act）中加入了好人豁免条款（Good Samaritian），授权互联网公司自己管理网络平台，这就是230条款的由来。最终两院的法案融合在一起，成为了1996年的《通讯规范法》。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230条款给了互联网行业一把免责的保护伞，避免了他们因为用户在自己平台上传的内容而遭到诉讼，更给了他们管控自己平台内容的权力。2020年，当时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努恩斯（Devin Nunes）因为不堪几个匿名用户在Twitter长期辱骂嘲讽自己，连带起诉Twitter要求交出匿名账号的真实身份。联邦法官就援引第230条款拒绝了努恩斯的要求。

　　不过，230条款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对自己平台上的人口贩卖和儿童色情内容承担责任。2018年通过的《打击性贩卖行为法》打开了缺口，这条法律明确规定互联网公司有责任举报和移除网络平台上的性贩卖（贩卖人口用于性剥削），否则会面临相关法律的处罚。

（前总统特朗普主张重订230条款）

　　社会割裂政治斗争激化

　　过去几年时间，随着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种族骚乱、新冠疫情、大选纷争等重大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社会的割裂现状也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体现。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互联网巨头的内容管控政策感到了不满，希望改变230条款。

　　2020年5月，由于对Twitter屡屡给自己推文打标签不满，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并直接喊出了“撤销230条款”的要求。随后美国司法部发布意见书，呼吁美国国会修改230条款。但随着特朗普的下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受理这两起针对互联网公司的诉讼，又再次将230条款带到了风口浪尖。那这一次，最高法院是否可能做出对互联网公司不利的判决，以此推动230条款的修订呢？

　　早在去年，九位大法官中立场最保守的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就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他在几次法庭异议书中呼吁国会重新审议230条款，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像“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一样接受监管，禁止平台在内容方面存在偏见歧视。（注：公共承运人是欧美普通法系中的一个概念。）

　　在这两起诉讼中，很多互联网公司通过“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文件，对谷歌的推荐算法表示了支持。他们提出，尽管230条款需要根据时代现实进行更新，但监管的调整更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来推动，而不是通过司法机构的判决来实现。同样支持这一立场的还包括当初拟定230条款的两位参议员荣·怀登（Ron Wyden）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以及诸多支持言论自由的人权机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电子前线基金会（EFF）。

　　另一方面，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势力则指责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利用230条款保护伞，让自己对平台的有害内容推卸责任。这些共和党议员包括霍利（Josh Hawley）、克鲁兹（Ted Cruz），正是2020年力主国会修订230条款的几位特朗普拥趸，他们更希望看到最高法院做出推翻230条款的判决。

（最高法院庭审现场草图，禁止拍照录像）　

　　大法官们态度谨慎不愿介入

　　尽管目前还无法得知九位大法官最终会如何做出判决，但看起来在两次庭审中，大法官们对“以判决推动修订230条款”的潜在深远影响表示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第一天的庭审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法官，都表达了他们并不愿意直接干预230条款这一互联网监管法律。

　　自由派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在庭审中直接暗示最高法院是否应该介入互联网监管法规。她表示，”我们是大法官，并不是九位互联网专家。”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wanaugh）也认为，如果互联网公司败诉，未来可能会面临一大波相关诉讼。“如果让国会来承担（调整监管法律）的重任，是不是会更好？他们可能考虑相关影响以及做出未来预判？”

　　而原告则提出，230条款的确给了YouTube免责保护，不必对平台上恐怖分子发布的内容负责，但平台的算法推荐功能则需要给予更多的审视，不该同样享受免责保护。谷歌则提出，230条款的保护范围同样也包括了平台推荐算法，因为这是平台运行的基本功能。

　　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对此表示认同，她在庭审中表示，用户每一次搜索都会涉及到谷歌的算法，因此230条款的保护范围也应该包括推荐算法。

　　当大法官们质疑如果平台算法并不中立的时候，是否依然应该得到230条款的保护时，代表谷歌的律师立即强调，230条款明确无误地保护了互联网公司不该为用户生成内容承担责任。只要法律没有修改，这一保护条款就是明确的。

　　此外，大法官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对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的核心指控提出了质疑，即谷歌和推特是否有意在帮助推动恐怖主义相关内容。看起来，“有意”（Knowlingly）和“重要（substantial）”成为了大法官审理两起案件的关键词。因为根据《反恐法》的规定，如果“相关方协助或者教唆，通过有意提供重要协助或是与恐怖袭击者共谋”，就需要承担附带责任。

　　至少从庭审情况来看，大法官们似乎更倾向于互联网平台没有帮助恐怖组织。即便是长期抨击科技巨头的托马斯大法官也表示，当用户搜索伊斯兰国相关内容，谷歌的中立算法提供推荐内容的这个过程中，自己并不确定是否可以认为谷歌在协助和煽动恐怖主义。

　　美国最高法院将在6月底宣布这两起案件的最终判决。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互联网的立法都应该与时俱进。从互联网公司的角度来说，通过严谨的算法减少极端内容的推送，避免社会撕裂也有助于用户的粘性与公司的长远发展。无论公司采取什么商业策略，在舆论场上压倒性的“拉偏架”、不合理的封号删帖与推送洗脑内容都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By 新浪科技

币圈一天，人间一年。如今市值超过 1 万亿的加密产业其实只有不到 15 年的历史，而每轮周期都是一次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吸引着新鲜血液的加入。

这一轮牛市则是在 web3 的叙事中落下帷幕的。所谓 web3，就是指下一代的互联网，它的内容不仅可读可写，还可以由用户所拥有。就在市场崩盘的几周前，媒体上的互联网员工还在热烈讨论着是不是应该辞职投入 web3，大学生则在聊着是不是应该退学，all in crypto（全身投入加密货币）——如此种种，听起来都像是派对结束前最后的狂欢。

实际上，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才从最开始的臭名昭著，成为现在所谓的互联网的未来。

回看历史，从比特币诞生至今，区块链曾经走过三个历史的岔路口：

• 第一个是选择比特币还是以太坊；
• 第二个是选择联盟链还是公有链；
• 第三个是不同国家监管机构的抉择：禁止加密货币，还是支持并将其视为潜在的增长来源。
• 为什么是以太坊让加密世界迎来曙光？
• 为什么市场最终选择了公有链而不是联盟链？
• 区块链或者 Crypto 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 加密货币是如何从地下走上台面，最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回顾区块链的发展历史，以及相伴随的美国监管政策的巨大转变。

这不仅有关新技术和它的应用，更是监管者和创新者之间的一场博弈。

“创世区块”：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创建和早期历史

比特币的污名：非法市场和破产的交易所（2008 – 2014 年）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最初的日子里，比特币大多被用于非法市场和毒品交易，也因此被质疑声所包围，没有一个正经人会看它一眼。

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它是一个点对点的网络，使用密码学和工作证明机制来进行公开记账。这种机制使其所有记录在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也都是有效的，同时防止双重支付。区块链技术创造了比特币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无需任何第三方金融机构，而且完全数字化，超越了国家或公司的界限。

在当时，很少有人看好比特币。这样一个无许可的金融愿景，听起来太过激进了。

然而，没有第三方机构，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的缺席。一些人开始利用比特币的这个特点谋非法之利。

丝绸之路是比特币交易的非法市场的典型代表。它是一个 2011 年推出的匿名网站，用于交易毒品和其他非法物品。2013 年 3 月，该网站有 10,000 种产品供供应商销售，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而这些交易都以比特币为媒介，几乎无法追踪。

这些黑市里充斥着洗钱者和毒品贩子，引起了公众对加密货币滥用的担忧。这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丝绸之路两次被联邦调查局关闭，其创始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是加密货币和监管之间博弈的开始。这表明一个所谓的去中心化网络绝不会是只生活在真空中的，它一定需要和现实法律体系打交道。

当人们还在担心黑市和洗钱时，比特币再次被沉重打击。2014 年，当时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t.Gox 倒闭了，它曾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 80% 以上。

2014 年 2 月 7 日，这家位于日本的公司宣布停止所有的比特币提款，因为它发现黑客通过一个软件漏洞盗取了其数百万的资产。当 Mt.Gox 在月底申请破产时，它已经损失了近 75 万个客户的比特币，以及约 10 万个自己的比特币，总计约占所有比特币的 7%，在申请时价值约 4.73 亿美元。

由于这个最大的交易所平台停止了交易活动，比特币价格暴跌。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对比特币的关注，也引起了对加密货币不安全和不透明的严厉批评。

更重要的是，一些批评者开始质疑比特币创建的必要性——有关它去中心化和无需信任承诺。如果对于非开发者而言，比特币注定需要依赖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而这些交易所又缺乏监管、与传统金融相比会给投资者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就是比特币诞生之初的情景，弥漫着黑暗的故事和臭名昭著的流言蜚语。同时，随着比特币的发展，监管机构对它也有了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然而，监管者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其对社会的损害，就像抓小偷一样。

区块链技术似乎只带来了用于规避现有法律体系的数字货币，并没有带来对现实世界任何有用的东西——直到以太坊的出现。

以太坊的狂热：超越单一的金融功能（2014-2016 年）

在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启发下，许多开发者开始思考如何普及分布式账本的理念，使其可以用于货币之外更有价值的地方。

这些所谓的 “比特币 2.0” 包括 colored coins，允许用户在比特币网络上创建他们的货币。一些协议如 Mastercoin 也提供了金融衍生品等特定的功能。同时，Mt.gox 事件中暴露的中心化交易问题也推动了区块链的发展，开发者推出 Ricardian 合约（’ 智能合约 ‘）使点对点交易成为可能。

然而，一些开发者开始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关键是对整个比特币基础设施进行创新。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期间，出生于俄罗斯的 19 岁男孩 Vitalik Buterin 向世界介绍了他的项目 — 以太坊，正如他所描述的，这是 “一个加密货币网络，打算尽可能地普及，允许任何人在上面创建专门的应用程序，用于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目的”。

Vitalik 有很大的野心。

对于创建可用的应用程序而言，比特币协议不够高级，而且只能限制在专门的金融应用上。比特币的革命不应该是模拟或建立在比特币协议上的比特币 2.0，而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即创建一个图灵完备的脚本语言，使其通用性足以做任何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可能会做的事情。

‘ 以太坊旨在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础协议，并允许其他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建立在它之上，而不是比特币。以太坊给开发者更多的工具，使他们能够获得以太坊的可扩展性和效率的全部好处，’Vitalik 说。

以太坊的创建激发了所有人的想象力。就像 JavaScript 是一种编程语言，支持编写任何一种任意复杂的应用程序一样，以太坊也是这样一种通用的脚本语言，可以使用区块链来创建任何东西。

第一次，区块链爱好者们看到了这项技术在金融之外的全新未来。有了以太坊，它可以成为任何东西。

2014 年 7 月，当以太坊开始销售其第一批加密货币时，期待了一年多的投资者一夜之间买下了价值 260 万美元的 “以太坊” 代币。

据报道，以太坊是 “自比特币以来最受热捧的数字货币”，而 Vitalik Buterin 则被认为是自中本聪以来加密货币领域最重要的人物。2016 年，22 岁的 Vitalik 上了《财富》杂志的 “40 位 40 岁以下人士” 名单，该名单表彰了当年最具影响力的年轻领导人。

区块链正在吞噬世界

IBM 与联盟链：一个勇敢却不成功的尝试（2015 年）

​虽然比特币和以太坊将区块链作为未来社会的（可编程）金融基础设施，但大公司和保守派依然对这些法律之外的代币持保留意见。然而，他们又承认区块链技术作为公共账本可以提升效率的价值。

2015 年底，IBM、英特尔、摩根大通和其他几家大银行宣布，他们打算与 Linux 基金会共同组建开放账本项目（Open Ledger Project）。目标是使用区块链来 “重新想象供应链、合同和其他关于所有权和价值的信息在数字经济中的交换方式”。

很快在 2016 年 2 月，Linux 基金会宣布启动 Hyperledger 项目，这是一个开源项目，旨在推进记录和验证交易的区块链技术。30 个创始企业成员包括 IBM、英特尔、摩根大通、埃森哲、区块链、CME 集团、ConsenSys 等。IBM 的 Hyperledger Fabric 和英特尔的 Hyperledger Sawtooth 是 Hyperledger 孵化的第一批项目。

Hyperledger 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其他区块链有两个主要区别。

首先，Hyperledger 并不推出加密货币，而是想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工具，为现实世界的工业需求建立一个分布式账本。例如，在几秒钟内交换汽车产权或在销售时向零售供应商付款。

其次，Hyperledger 技术并不向所有人开放。只有由用户社区选出的公司才能进入账本、生成交易、甚至做认证工作。相反，在比特币网络中，每个矿工都可以产生交易，而且没有拒绝的选择。

这种区块链被称为联盟链，只有被预先许可的节点才能参与进入，通常用于在组织间建立共识的系统。而公有链的代表则是比特币，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人都可以访问。

大公司就是这样谨慎地拥抱区块链，同时反对比特币的。

“我对加密货币没有强烈的看法，但我认可区块链作为合同和供应链以及物联网的解决方案”，IBM 研究员 Jerry Cuomo 说。”我认为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个有趣的应用，但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应用和更广泛的用例”。

然而，与公有链快速增长的市值相反，联盟链营收艰难，逐渐被市场抛弃了。

2017 年，超过 15 个成员减少了对 Hyperledger 的资金支持或离开了项目，其中包括 CME 集团和德意志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运营商。

2017 年 12 月，比特币价格达到创纪录的 18000 美元，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初创公司的融资迅速增加。与此相对地，联盟链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大型项目，这或许解释了 Hyperledger 的融资和成员离开的原因。

DCG与公有链：为机构投资者买币打开大门（2012 – ）

​除了联盟链，大公司也在寻找其他方式参与到这个新趋势中。

2015 年，Visa、美国运通和纳斯达克都对区块链表现出兴趣，并投资了相关公司，如 Chain，一个供开发者在区块链之上构建的企业平台。

万事达卡（MasterCard）迈出了更激进的一步。2015 年 10 月，它投资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一个由 SecondMarket 的创始人 Barry Silbert 主导的、投资比特币和数字货币公司的机构。这是 MasterCard 首次投资数字货币，这也将在日后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决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数字货币集团（DCG）及其创始人 Barry Silbert 开始站在区块链的舞台上。自 2012 年以来，他们不断建设甚至领导这个行业，不遗余力地说服监管机构和教育公众。

Barry 是如何跳进兔子洞的

作为一个传统金融领域的银行家，Barry Silbert 在 2004 年创立了 Restricted Stock Partners，2008 年更名为 SecondMarket，做用于交易各种类别的非流动性资产的二级市场，包括破产债权、创业股票、私人公司股票和政府借据等等。

直到 2012 年，Barry 才下定决心将他的投资组合扩大到比特币。

Barry 是在 2011 年一篇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说比特币的。作为一个金融科技企业家，他起初并没有从技术角度看待比特币，而是在读了查尔斯的《在困难时期投资的非常规指南》一书后，决定对比特币进行研究。

在后金融危机的阴影下（2008 年的雷曼兄弟和 2010 年的希腊债务危机），Barry 相信会有不相关的另类资产，在可能的另一轮金融灾难中表现良好。

尽管他认为比特币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另类资产，但 Barry 仍然对其缺乏监管和许多其他缺陷持怀疑态度。

他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才接受比特币。开始是不屑一顾，然后是怀疑，然后是好奇，在充分研究和实际投资后，终于在 2012 年得出结论：比特币可能真的有潜力拯救世界。

他于是开始做布道者，帮助推广比特币的使用。他尽可能地让朋友和员工使用比特币，比如用比特币购买亚马逊礼品卡。

然而，这显然是不够的。Barry 很快意识到，为了让比特币获得成功，你必须拥有钱包、交易所，以及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的许多其他东西。所以他从比特币转向投资相关公司，包括 CoinLab、Bitpay 等等。

对 Barry 来说，用投资 BTC 赚来的钱投资比特币基础设施是最重要和最明智的决定。这不仅因为基础设施对比特币的成功至关重要，而且还因为投资好的数字货币公司不仅可以吃到比特币的红利，还可以分散只投比特币的风险。即使最后成功的不是比特币而是其他币，他也可以因此获益。

吸引大资金：让加密货币投资变得简单和安全

2013 年，Barry 与 SecondMarket 一起创办了比特币投资信托基金（GBTC），参与者还有来自 Social Capital 的 Chamath Palihapitiya、FirstMark 的 Lawrence Lenihan 和前国会议员 Scott Murphy。他们以 100 美元左右的价格购买了 300 万美元的比特币，最终从这笔投资中赚取了数亿美元。

2015 年，SecondMarket 卖给了纳斯达克，Barry 于是辞去了 SecondMarket 的工作，成立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DCG）。DCG 的目标是投资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生态系统中的公司，推动建设一个更好的金融系统。

它最初由两个业务组成：比特币场外交易公司 Genesis 和数字货币资产管理公司 Grayscale Investments，后者管理着 GBTC 以及其他多元化数字货币投资组合。

DCG 的第一轮投资者都鼎鼎有名的大机构，包括投过区块链的 CME Ventures，FirstMark Capital，还有从未接触过区块链的贝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CIBC，万事达卡，纽约人寿和许多其他传统公司，对他们来说，DCG 是数字货币和区块链领域的第一笔投资。

2016 年，DCG 开始初露锋芒。在当年区块链行业的所有 13 亿的融资中，70% 是由 DCG 投资的公司筹集的。

除了风险投资之外，DCG 更重要的价值是在合规方面为机构投资者解决了难题。

很少有人知道机构投资者买比特币有多难。从注册、购买、转让到存储加密货币，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合规工作。然而，DCG 通过 Grayscale Investments 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参与这个行业。

通过投资 Grayscale Bitcoin Trust、Ethereum Trust 或任何其他 Grayscale 产品，企业可以间接、合法、安全地购买数字货币，并获得所需的每项备案或服务。

Grayscale 为传统投资者购买加密货币资产打开了大门。它不仅让投资巨额的加密货币成为可能，而且还提供了活跃的双边市场 OTCQX，供各类投资者购买或出售。

2015 年，GTBC 在 OTCQX 上市，这是美国最规范的 OTC 交易所。自从 2017 年以来，GBTC 连续被评为 OTCQX 市场的表现最出色的前 50 名标的，从 2013 年到 2021 年的回报率高达 26293%。

随着大公司进场，Grayscale 的也迎来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其资产管理规模在 2021 年达到 310 亿，是 2020 年前的 6 倍。

从 DCG 的历史中，我们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监管和合规对加密货币推广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将看到 DCG 及其合作伙伴和投资组合如何继续说服监管机构，以及立法者是如何逐渐改变他们的想法的。

通往主流的道路：USDC、区块链协会和来自委内瑞拉的警示

​USDC 和区块链协会：主动合规和游说，也因此创造商机（2018 年）

2014 年 3 月，DCG 投资了 Circle，这是一家点对点支付公司，用于便捷地交换、存储、发送和接收比特币。

当时，移动支付刚刚开始流行，PayPal 的 Venmo 等很多公司都在做绑定银行账户和用户个人资料的生意。而 Circle 切入了比特币转账的业务，为国际汇款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选择。

但与法币的稳定价格相比，用比特币支付的波动太大。不仅如此，法币到加密货币的转换也是一个问题。

这些正是 Circle 想解决的问题。2018 年，Circle 推出了美元稳定币（USDC），这是一种用法币抵押的数字货币，可以在任何时候用 1 个 USDC 赎回 1 美元。

USDC 兼具数字货币的效率和法币的稳定。作为一种可编程的数字货币，它可以无摩擦地流通并安全地转换为法币，推动全球项目和业务的发展。同时，它提供了链上交易、借贷、风险对冲等等功能，给开发者了一个在区块链应用中使用真实世界货币的选择。

不过，所有这些好处都基于它在监管和合规方面的可靠性。因此，从一开始，Circle 就意识到，健全的治理和透明的合规性是其首要关注的问题。

Circle 的前辈 Tether（USDT）就是因被怀疑储备不充足而被调查的。在它的教训之下，USDC 要求保持对应法币的全额储备，并与各种金融机构合作运营。

Circle 与 Coinbase 一起创建了 Centre 联盟，制定稳定币的开放标准，成为发行者的条件包括许可、合规、技术、运营，法币储备的保管等等诸多审核。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随着比特币价格从 7000 美元上涨到 60000 美元以上，合规的稳定币随着机构投资者的涌入而需求大增。USDC 的市值从 2020 年的 5 亿增长到 2022 年的 530 亿，仅次于 USDT。

USDC 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它意识到合规性在所谓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市场中是多么关键，因为做好了合规，可以大大刺激加密货币的采用率和市场扩张。

除了自己的业务，Circle 也努力说服立法者，呼吁行业制定明确的标准。

2018 年，区块链协会成立，其成员包括 Circle、Coinbase、Protocol Labs、DCG 和 Polychain Capital。这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性行业协会，旨在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推动区块链生态系统的有意义的变化。

2019 年，Circle 首席执行官 Jeremy Allaire 作为唯一的加密货币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前陈述了该行业对监管清晰度的需求。

他的一些观点包括，政府不可能禁止加密货币，因为它们存在于互联网存在的任何地方。其次，明确的法规对加密货币的推广非常重要，政策应该跟上创新的步伐，否则美国会落后，无法获得区块链技术的经济利益。

通过企业家的努力以及他们与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从国会到 SEC 的监管机构逐渐改变他们对加密货币的看法。比特币从违法交易的污名中逐渐生长出值得关注的创新，可能会使国家甚至世界受益。

加密货币作为武器：帮助委内瑞拉逃脱美国的经济制裁（2017 年）

国际冲突将加密货币带出了科技金融行业，显示出其政治意义，并让监管机构意识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委内瑞拉是南美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坐拥巨大石油储量。石油推动了委内瑞拉的崛起，并主要支撑着它的出口和政府收入。

然而，由于糟糕的政策和政治不稳定，该国在恶性通货膨胀、基本商品短缺、严重犯罪和腐败以及其他民生危机中挣扎。2016 年，委内瑞拉经济萎缩了 8%，通货膨胀率高达 481.5%。

美国的制裁使情况更加糟糕。自 2017 年以来，美国宣布在委内瑞拉境内外制裁与马杜罗政权（后来在 2018 年成为委内瑞拉总统）有关的人员、企业和石油实体。

2018 年，美国进一步对委内瑞拉实施更广泛的经济制裁和金融禁运，包括禁止从委内瑞拉出口原油，并将该国的金融系统排除在 SWIFT 之外。

随着恶性通货膨胀和美国的制裁扰乱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武器和工具出现。人们用它发送汇款，保护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帮助企业在迅速贬值的货币中管理现金流。

2017 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推出国家支持的加密货币 petro，可以用来向退休人员支付小额款项，并被政府宣传为兑换石油和黄金的货币。

除了 petro，其他主流加密货币也被用来作为日常支付工具。甚至餐馆和超市都接受比特币作为付款方式。

“没有人会告诉你 ‘ 每天晚上做账的时候，我们会把玻利瓦尔（委内瑞拉的基本货币单位）兑换成比特币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正在发生，”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奥尔莫斯说。

2020 年，美国修改了其行政命令，将加密货币加入名单，进一步禁止美国人用前马杜罗政权发行的任何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同时，用比特币、以太坊或任何其他加密货币支付的企业也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然而，它能成功吗？

与大银行相反，加密货币是无国界的，去中心化的，是一个不受单一政府控制的虚拟空间。2021 年 6 月，玻利瓦尔的业务在币安上涨了 75%，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其员工分布在 40 个国家，没有总部。

美国政府第一次遭遇自己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被规避，而且还是通过加密货币。

委内瑞拉为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加密货币不仅是一种生意或技术，也是一种有可能破坏其在全球舞台上的政治实力的武器。

拥抱监管，争取合法地位：监管大爆发、FTX、Solana 和拜登的大额捐赠者 SBF

​一轮监管打击后，为合法性而战（2019 年）

在 2014 年 Mt.gox 交易所被黑客攻击和 2017 年 ICO（首次代币发行）骗局之后，加密货币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想办法，如何在没有政府的空间里确保基本的规则存在。

加密货币交易所抓住了这个机会。

2019 年 1 月，Binance 与 OKEx 和 KuCoin 等其他交易所一起重新开放了其 IEO（首次交易所发行）的平台，为其平台上的代币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和可靠性，以进行交易和买卖。

IEO 是 2019 年初最热门的代币筹款趋势。通过佣金和交易费，交易所作为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中介赚取了巨额利润，并在上市新的创业公司代币时扮演了法官的角色。

对交易所面临一个利益权衡：是列出更多的代币以获得高额费用，还是列出更少的代币以获得更高的可靠。虽然 Binance 的首席执行官赵长鹏说，他们一直在努力成为加密货币中最有道德的交易所，但监管机构并不认为一个由利润驱动的私人公司可以承担公共责任。

不出所料，监管机构很快就开始行动了。

2019 年 7 月，Binance 被禁止在美国运营，并开设了 Binance.US 以遵守当地法律。在宣布审查用户账户以确保他们遵守 Binance 的使用条款和了解你的客户（KYC）程序后，它随后表示，”Binance 无法向任何美国人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finex 和最大的稳定币 Tether 被纽约的顶级律师指控，调查它是否在发行每一个 tether 代币时都持有一美元的现金。纽约总检察长称，Bitfinex 从 Tether 的现金储备中使用了至少 7 亿美元来掩盖 8.5 亿美元的损失。

加密货币发行人也在担心美国监管机构是否会认定他们的代币是一种证券——那就要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证券法的强力约束。

2019 年 4 月 3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框架，其中代币被定为证券的标准是通过 Howey 测试。要被视为实用代币而不是证券，代币必须只用于消费，大大限制了实用代币的用途。根据 Howey 测试，当有资金投资、有共同的企业、有通过努力获得利润的合理预期时，代币被监管机构视为证券。

在监管的严厉打击下，美国的加密货币企业家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合规的价值有多大。他们不断游说监管机构，说明加密货币的好处和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他们敦促监管的确定性以确保美国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时，他们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合法性而战。

2019 年 7 月底，加密货币行业、金融和法律的代表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介绍了数字货币的类型、基础设施、应用，以及每种货币的潜在好处和坏处。

虽然 Circle 的首席执行官为其在支付系统中的创新而争辩，并呼吁该行业需要监管的清晰度，但参议员主要担心如果将这些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交给华尔街或一些科技公司，可能会给他们机会从普通美国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并会破坏这种关键的公共基础设施。

然而，这并不是说法规只能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法规应该越多越好。相反，当务之急是澄清法规并使其适应一种新的资产，从而为加密货币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提供监管的确定性。

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竞争，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已经将开明的监管作为吸引加密货币企业和技术人才的一种方式。

对于这些无法被禁止的数字资产，美国监管机构开始意识到这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不在这项技术上领先，中国或其他国家就会这样做。

机构投资者涌入，加密货币爆发（2021 年）

经过多年的布道，加密货币爱好者们已经让监管机构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大量机构投资者涌入这个领域，也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一起加入到游说监管的队伍里。

​

2019 年第二季度，Coinbase 上的机构交易量首次超过零售量。此后的每个季度，该交易所的机构交易量都超过了零售量。

2021 年，随着又一轮牛市的到来，美国的加密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个积极的转折点。

2 月，美国总统拜登提名 Gary Gensler 为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在 SEC 工作之前，Gensler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教授 “区块链和货币” 课程。他被认为是数字货币政策方面的专家，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好。

不久之后，加密货币行业出现了几个里程碑，这使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方式拓展到灰度（GBTC 等）产品和 CME 期货市场之外。

4 月，当时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志着第一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要加密货币公司。Coinbase 的上市为传统投资者以间接方式投资数字货币打开了大门，这是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2021 年 10 月，第一个正式的比特币挂钩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Proshares 比特币策略 ETF（BITO）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作为一个比特币 ETF，BITO 购买并持有比特币以对应比特币的表现，这不仅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方式来获得比特币的回报，而且还提供了 ETF 的流动性和透明度。

除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许多其他政治家和监管机构也专注于加强市场诚信和促进创新。CME 增加了他们稳定的加密货币期货，推出了 ETH 期货和面向小型投资者的微型 BTC 期货。

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与 Bitfinex 和 Tether 达成和解，结束了对稳定币发行商储备的两年密切关注的调查，这对加密货币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和解条款，Bitfinex 和 Tether 将不承认任何不当行为，但将支付 1850 万美元，并在未来两年提供关于其储备的季度报告，这个判决对 Tether 而言是个好事。

迈阿密市长甚至在把他的城市作为加密货币创新的中心来营销，提出要以加密货币支付公共雇员和接受税收。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还赢得了迈阿密热火队主场的冠名权。

随着法规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准入和确定性，Crypto 在 2021 年迎来了寒武纪大爆发。

许多传统的金融服务公司恢复了自 2017 年 ICO 泡沫破灭以来被搁置的加密货币交易工作，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纽约梅隆银行。同时，特斯拉、Microstrategy、美图、Paypal、Visa 以及更多的企业和商家采用加密货币作为他们的资产储备。

根据 Coinbase 的数据，机构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在 2021 年交易了 1.14 万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高于前一年的 1200 亿美元，是个人投资者 5350 亿美元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主流对冲基金也开始向加密货币倾注数十亿美元。

监管机构积极投入精力研究这个新市场，并提出法规，既要规范又要培育一个有前景的行业。

就像社会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一样，这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问题的产生，监管机构将始终跟上技术的步伐。

2022 年，随着稳定币 UST 与 LUNA 的崩溃和 USDT 的波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透露计划将其加密资产和网络部门的规模扩大一倍，并表明决心推动更多的加密货币监管，特别是对稳定币的监管。

双赢合作：主流基金投资 FTX 和 Solana

除了推动监管，政府还可以以投资的方式深入参与行业的发展。

在整个加密货币崛起的过程中，美国都进行了深度的参与和培育，最终从这个行业中获益。FTX 就是美国如何通过投资新技术来扩大其主导地位的一个例子。

在 Binance 于 2019 年被美国政府驱逐的同时，另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成立，随后在短短两年内超过 Coinbase，成为交易量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总部位于巴哈马的 FTX 由 Samuel Bankman-Fried（SBF）创立，他曾是量化交易公司 Jane Street 的交易员。FTX 发展极其迅速，其估值从 2020 年的 12 亿飙升至 2021 年 10 月的 250 亿美元，比 7 月份的最后一轮融资上涨了近 40%。

在 FTX 庆祝融资的同时，Binance 正与监管机构发生纠纷，导致多家欧洲支付处理商停止了与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业务往来，严重影响了 Binance 关键功能的运作。

与 Binance 历史上与监管机构的恩怨相比，FTX 在与监管机构建立关系方面似乎更加游刃有余。SBF 的爸妈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律教授。

2021 年 7 月，SBF 在被问及政府关系的策略时说，他认为很多监管机构的目标并不是要整垮企业，而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帮助行业发展，同时也在他们认为重要的行业中确保他们的控制力。

这正是美国政府所寻求的：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拥有控制权并培养自己的伟大企业。

随着 Binance 被驱逐并跑到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FTX 在与美国监管机构的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2020 年，SBF 为拜登捐款 522 万美元，是他的总统选举活动的最大捐助者之一。

FTX 也一直在吸引更大的主流投资者。根据信息，其最新一轮融资包括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委员会、老虎全球管理公司和贝莱德，随着 FTX 的估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飙升了 25 倍，他们都得到了巨大回报。

一些大型基金也加倍投入。新加坡政府拥有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和红杉资本在 7 月的 B 轮融资和 2021 年 10 月的融资中都有投资。

FTX 在美国的成功表明，加密货币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潜在的双赢合作。

美国的主流投资者也从投资一些成功的加密货币企业和初创企业中获益良多。

USV 是 2003 年成立的美国最好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其 LP（有限合伙人）是美国最大的一些主流投资者，如马萨诸塞州养老金储备，德克萨斯大学/德克萨斯 A&M，以及华盛顿州投资委员会。

USV 比大多数公司更早涉足加密货币。它在 2013 年投资了 Coinbase，在 2021 年直接发行时拥有其 8.2% 的 B 类股份。其他押注加密货币的公司包括 Polygon、Algorand、Dapper Labs、Protocol Labs 和 Multicoin Capital，后者是一个加密货币创业基金，是 Solana 的早期投资者。

据资料显示，Multicoin Capital 与 Race Capital 创始人、500 Startups 和其他早期支持者一起，从 Solana 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其价值约为最初销售价格的 4300 倍，有些获得高达 10 亿美元的回报。

一些代币价格令人难以置信的飙升，解释了为什么更多的风险投资基金想要持有这些资产，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如 Andreessen Horowitz 和红杉资本甚至正在改变他们的法律结构，以持有更多的数字资产。

随着国内加密货币市场的蓬勃发展，美国监管机构越来越清楚，他们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监管或投资，以加强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以及技术和经济竞争力方面的领先地位。

2022 年 3 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 “确保数字资产负责任发展” 的加密货币行政命令。他强调了发展加密货币的战略重要性，以便 “‘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持续领导地位将维持美国的金融实力并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三个历史的岔路口：区块链的价值何在 

​回顾历史，区块链曾经走过三个岔路口。

第一个是选择比特币还是以太坊。

虽然以太坊是受比特币的启发而创建的，但人们对哪一个会在未来蓬勃发展持有不同的看法。历史逐渐表明，与提供单一用途的比特币相比，以太坊引入的可编程资产的活力是无穷的。

换句话说，以太坊为区块链打开了一扇可能性的大门，它的用途和价值远远超过了货币。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所有创新和数字资产，如 DeFi 和 NFT，都是基于以太坊无需许可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的。

​第二个是选择联盟链还是公有链。

起初，美国和中国等国家都在努力鼓励和探索联盟链的使用案例，认为这是提高传统行业效率的一种方式。然而，当中国还在坚持联盟链的时候，Hyperledger 项目已经逐渐瓦解，美国市场也明确转向了前景广阔的公有链。

为什么联盟链会失败？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因为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等传统行业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应用。但这些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区块链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

加密货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无需许可，这两个特点让他成为了在数字世界中创造资产的金融基础设施。

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数字资产，加密货币和代币化经济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比如 Web2 中的平台与用户），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资本流动。

每个人都可以以无需许可的方式创造或拥有数字资产，并且进行无摩擦的转移，在无国界的虚拟社区中融资。所有这些财富和创新的机会导致了对创新的巨大刺激，也重构着传统的金融体系。

换句话说，区块链的诞生是为了创造新的资产，而不仅仅是改善信息和效率。

区块链的历史也表明，只有当区块链被用于创造资产或改善这种金融系统时才会成为爆发点，比如加密货币和 NFT 的热潮。

就缺乏监管的缺陷而言，在底层无需许可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通过 KYC 或其他监管程序尽力防止诈骗行为。同时，虽然起始于数字资产，但今年 x-to-earn 的新风向也意味着，数字货币也在向现实世界渗透。

与此相反，当联盟链在底层就需要许可和监管时，就没有人去用了。这样不能带来更多创新和新资产的产品，最终成为卖给企业和政府的金融服务业务，苦苦挣扎。

例如，当一些公司努力将区块链与现实世界的供应链或房地产相结合的时候，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Bored Ape 和它在元宇宙中的原生数字土地。

加密货币只有在成为底层的时候才有意义。将加密货币添加到传统资产之上甚至可能降低其效率。

​最后的岔路口是不同国家监管机构的抉择：禁止加密货币，还是支持并将其视为潜在的增长来源。

一些国家，如马耳他、新加坡和瑞士，是努力成为加密货币中心的先驱者。其他国家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允许加密货币的发展，同时制定法规以尽量减少风险。

随着加密货币的巨额投资和急剧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这一趋势并做出了决定。美国的监管机构是那些开始改变态度的典范，他们从怀疑到帮助并控制这个行业。例如，在 Tether 和 USDT 的案例中，美国监管机构最终以罚款的方式与 Tether 和解，而不是永远封锁它。

创新者总是勇往直前。只有选择拥抱新事物的人，才会被它选择；只有努力追赶浪潮的国家，才有能力定义它。

By Yikiiiii

最近，Bloomberg放出了华尔街实习生的薪资榜单，排在首位的Jane Street为Intern开出了超过$16K（约10万RMB）的月薪！

图/Bloomberg*华尔街实习生月薪排行

或许大家会好奇，这个Jane Street是何方神圣？出手如此阔绰，居然能把Citadel这样财大气粗的主都远远甩在身后。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Jane Street到底是什么来路。

华尔街里的“硅谷公司”

Jane Street，又称“简街”，华尔街最神秘低调的一家公司，他们的财富密码就藏在其独特的运营模式里面。
主营业务是ETF（Exchange Traded Fund）。名字挺长，但其实只用看最后一个词：Fund，这东西本质上还是基金。

图/Jane Street官网

不过，ETF不是我们在某宝上购买的那种基金，而是需要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买入或卖出的指数基金。图/Blacksrock.com

可能有的同学对指数基金这个概念比较陌生，主页君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图/指数基金讲解*DBC职梦自制

简单来讲，就是给股票设置一个追踪目标，可以是一个指数或涨幅等，然后再通过算法软件得到的数据反馈去进行投资。而Jane Street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拥有一个完全由自己设计，并且独立运行的算法软件。这么做的好处有两个：

第一，收益十分稳定ETF里这一揽子股票，并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根据行情变化去重新进行排列组合。
Jane Street的ETF有算法软件做支撑，可以随时随地捕捉最新涨跌情况，根据情况变更自己的投资组合，使他们的收益始终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

图/ino.com*某ETF从20年7月至今的股价变化
第二，准确性更高

对金融行业有了解的同学们肯定知道，传统证券交易方式的主体是股票经理人，他们先对股市整体情况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来帮助顾客进行投资。

既然是人工作业，就不可避免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判，而Jane Street的算法软件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样的风险。

比如，在2020年疫情期间，Jane Street所掌握的ETF就逆流而上，迎来一次爆发。

图/Bloomberg.com*注意第一第二季度交替时的疯涨

在大多数投资管理公司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时候（如索罗斯成立的量子基金），Jane Street依靠科技手段，将证券交易的风险降到了最低，把收益增到了最大。
因此，Jane Street最核心的岗位就是Quant（量化）。在其伦敦分部，有40%的员工从事科技相关的工作。

Quant岗位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是专业性很高的编程，所以偏爱本科理工类专业+硕士金融学背景的学生。
比如，之前拿下Jane Street Quantitative Trading offer的DBC职梦学员，就是本科数学专业，研究生金融工程专业的背景。

图/DBC职梦学员offer*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在大摩小摩这样的传统投行，自动化交易往往被用作处理小单交易，大部分的资源还是被分配在人工交易上。这也是为何把Jane Street称作华尔街里的“硅谷”公司，投资管理公司中如此重视科技岗位的，Jane Street是独一份。
看到这里的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对这个神秘又强大的公司心动了？
目前在2022招聘季中，Jane Street香港和纽约office还有少量岗位正在补录中，而2023招聘季预计将在6月中旬正式开启招聘。
*Jane Street面试难度极高，下滑可领取面试真题

硅谷里的“华尔街公司”除了“科技领导一切”之外，Jane Street还有一大特色，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换句话说，Jane Street拿来做交易的钱，全是自己的，挣了赔了全由自己承担。

虽是盈亏自负，但Jane Street的大佬们也是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因为和采用人工交易的竞争对手们比起来，Jane Street有两大优势：

第一，数字算法覆盖面积大普天之下，代码最大。有算法做后盾，Jane Street可以同时分析成千上万支股票，行情涨跌，一瞬之间尽收眼底。第二，数字算法运算速度快股市交易，入手的机会转瞬即逝。当传统的股票经纪还在犹豫要不要买进或卖出的时候，数字算法已经将各种结果计算完毕并且出手了。

有数字算法保驾护航，Jane Street可以说是稳赚不赔。在疫情影响尚未完全褪去的情况下，还能取得如此成绩，足以说明Jane Street的强大。

图/efinancialcareers*JS每季度交易额增长（2019-2020）

02

毕业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

营收逐年上涨，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也难怪薪资会水涨船高。但是，Jane Street却一直对薪资方面的信息讳莫如深。

刚刚毕业，年入百万不过21世纪哪有不能说的秘密，网友们愣是把其中两个岗位的薪资给扒了出来：

• Researcher&Trader—$275K（约183万RMB）
• Entry-Level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250K（约166万RMB）

值得一提的是，这仅仅部分薪资。据行业内部人士推测，算上各种Bonus之后，应届生的工资会超过$425k（约283万RMB）。

图/efinancialcareers.com/*Jane Street薪资预测

除了薪资是行业天花板，员工们对Jane street就职体验的评价也是好的没话说。

• “友好的工作环境，缺点就是没什么缺点”。

图/WSO

• “薪资待遇非常好！唯一的缺点是面试有点难”。

图/WSO

面试关键词：脑筋急转弯

确实，能看到WSO上对于Jane Street的面试难度评价一路飘红——一个词：difficult；两个词：very difficult。

图/WSO

就像Jane Street在官网上透露的那样：“我们更在乎你思考和学习的方式”。面试的重点会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趣味性和挑战性兼具的脑筋急转弯是Jane Street的“最爱”。

比如，DBC职梦的学员就透露他曾经在面试中碰到了这样的题目：

• Estimate the size of the sun？
• How many paintings are there in NYC？

除此之外，Jane Street的笔试题目难度也不容小觑。就比如下面的这道题，就是在初面时可能会碰到的类型

Q：You flip a coin as many times as needed until either a pattern of HHT or HTT occurs.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HHT occurs before HTT?

答案：

如果你是数学天才，那么Jane Street欢迎你！

By Re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