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一个美国本科的申请服务能卖多少钱？100万！

我相信中国有一些家庭为了自己孩子能去到美国很好的学校，是愿意拿出100万元请老师帮忙做申请的。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家庭的能力，但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觉得，这类留学机构打着有特殊关系或者渠道的幌子给家长兜售价值100万左右的“保录取”、“点录”项目，是在严重的侮辱家长的智商。

这种套路的起点其实也在2015年前后，那个时候留学机构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于是各种机构就开始想着不同的招数忽悠学生和家长们，而保录取合同或者说点录合同也是其中之一。今天我就来给各位展示一下这种玩儿法的套路：

• 什么是所谓的关系和保录取合同？
• 最近留学机构们是怎么玩儿的？
• 真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100万的保录取合同是假关系？
• 学生家长去留学机构商谈保录取合同遇到的话术是怎么样的？

什么是所谓的关系和保录取合同？

近年来，留学机构为了突出自己与别家的不同，就想到了一种方法：大胆承诺、小心编制合同、用概率赚钱。他们利用学生家长内心焦虑、望子成龙且需要承诺的心里状态，告诉学生家长他们有各种各样只可意会不可明说的海外关系，可以给家长提供“保录取”、“点录”等服务。一般来讲，学生家长这个时候内心里是非常焦虑且需要承诺的状态，看到这样的承诺自然是心花怒放。等到铺垫得差不多了，他们会和学生家长谈起服务合同，一般在服务合同里写明了几个条款：

第一，学生的GPA、托福、SAT、IB（AP）以及竞赛成绩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比如GPA 3.8、托福105、SAT 1450、IB 40以及xxx竞赛金奖）；

第二，双方约定，在第一条完全满足的情况下，留学机构通过“海外关系”帮助学生拿到前三十学校的录取；

第三，双方约定，如果第一条和第二条满足，视为成功，不退款；如果第一条不满足，留学机构帮学生申请到前50的学校，也不退款；如果第一条不满足，而最终只去了前70的学校，退50%的费用；如果第一条满足，但是没有申请到前三十的学校，但申请到了前50的学校，退80%；如果第一条满足，连前五十的学校都没有申请到，就退90%-100%

各位家长，你们看见这样的逻辑，感觉如何呢？可能上面的话语逻辑有点复杂，我把这种合同的逻辑关系用PPT画出来：

从图中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保录取、点校背后，其实和他们主打的“海外关系”没啥关系，只不过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形成的一份对赌协议而已。我曾经和一个为人挺正直的留学老师聊到了目前市场上疯狂的“保录取”、“点录”服务合同，她和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学生很小，很难判断学生在申请时候学习的状态是怎样的，这种保录取协议里面对学生成绩的约束经过2-3年的时间学生是非常有可能不能完全达到的，因为这期间的变数太多了，如果学生达不到，那他们这个钱就白赚了；就算学生达到，有十个学生达到这种标准，不管怎么申请，中的概率都有差不多30%左右，那么这就是300万，没有申请到的学生哪怕是全部退款，实际上对于留学机构来讲，都是很赚了…”

最近留学机构们是怎么玩儿的？

100万一个的合同，这背后的金主一般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去街上通过在地铁口发传单，发一年也不会遇到这样的金主——因为，他们压根不坐地铁：）于是，我们近几年发现，留学机构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各大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通过与私人银行一起举办留学、移民相关的沙龙、活动，筛选、发现、锁定、跟踪、围猎目标客户。

曾经有一个中大型留学机构的副总到我办公室楼下的星巴克约我喝咖啡，在喝咖啡的过程中，他告诉我很令他“自豪”的事情。他说现在几乎不怎么跑市场了，就拉着光大等几个私人银行，针对高净值的客户做关于孩子留学出国的讲座和沙龙。做完了讲座或者沙龙之后，他就锁定几个感觉家庭条件最好的客户，然后经常去和他们聊聊天，有时候去他们家里拜访一下聊一聊孩子的规划，甚至有的时候约家长出来到雪茄吧里喝一杯红酒。熟悉了以后，他就会进一步透露出自己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可以帮助孩子申请到美国前30的学校…从家长的角度，他觉得自己很受重视，这个“副总”对孩子很上心，而且又有很好的“特殊渠道”，于是就一步一步被诓入了100万的合同里。

“我去年签约的最大的一单就90万，工作量什么都没有变，这种钱现在太好赚了！”他兴奋的对我说。

也可能这位副总没有察觉到我的态度（人在得意的时候，似乎很容易忽视别人的感受），在他兴高采烈地和我分享自己的战绩、炫耀自己的战利品的时候，我心里升起了深深的鄙视。

真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100万的保录取合同是假关系？

人类社会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尤其是对于极重感情的中国人来讲。但是，关系这个东西，眼睛看不见，鼻子摸不着，远近亲疏全凭一张嘴。我在北京见过三十多个留学机构，几乎每一个留学机构聊个两个小时以上之后，都会给我明示或者暗示他们有很强的海外关系，这就像我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如果光听驾驶员一张嘴忽悠，我就会觉得这个驾驶员肯定手眼通天至少能指挥得动一个国务委员一样。

海外名校的录取到底是不是有关系这么一说呢？有的。咱们看看所谓靠关系被名校录取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第一个故事有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就是步长集团的董事长花了650万美元给中介机构，并且通过中介机构买通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体育教练（辛格）请他在体育竞赛成绩上帮自己的女儿造假，并以此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另一个家庭只交了120万美元，这就等于是中介机构看着步长集团的董事长有钱，于是开出了比另一个家庭高五倍的钱。我们假设，中介机构按照每一个学生60万美元贿赂辛格，光步长集团董事长一单生意，他就净赚了将近600万美元！

第二个故事在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SOHO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给哈佛大学捐赠了1500万美元，因为这笔捐赠，他的孩子被哈佛大学录取。这种捐赠录取的情况每年都有，据说现在捐赠的门槛变成了2000万美元。

我的问题来了，上述两个让我们见识到了真的关系一个能卖600万美元，一个能卖1200万美元，那么，卖15万美元（90-100万人民币）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且不说花个100万人民币买到的根本就可能是啥关系也没有的骗局，就算是有关系，这种100万人民币的二手、三手甚至四手、五手的关系到底对申请有什么帮助呢？

⚠️学生家长去留学机构商谈保录取合同遇到的话术是怎么样的？

既然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所谓“关系”的不靠谱，那么，应该来说能拿得出100万人民币买这种合同的家长都不是傻子，他们应该是活在金字塔塔尖的那部分人，这样的人是怎么样被一步一步忽悠到假关系的骗局里的呢？我们看看留学机构话术的逻辑：

如上面的PPT所示，当一个留学机构的顾问、总监、副总发现你的身上带着财气的时候，他们会有意无意的私下里向你透露一个产品：

【留学机构：“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渠道，可以和国外很多高校的校董搭上线，你们孩子可以走咱们的保录取产品，就是说可以保录取美国前三十的学校。”

傻白甜家长：“真的啊，太好了，我也挺银行的经理说你们机构很厉害啊”】

【留学机构：“是啊，你知道的，国外高校的校董每年都会有一些招生名额，我们就是有这方面的优势”

傻白甜家长：“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说是什么人啊？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留学机构：“这个具体我就不能多说了，你懂得，他们要担风险的”

傻白甜家长：“那我们有什么保障呢？毕竟是这么多钱”

留学机构：“这种项目你们家庭得百分之百信任我们，毕竟是特殊渠道，我们可以在合同里面约定好，如果拿不到录取的话我们把钱退还给你们…”】

…于是，开头我们说的那种合同，就被拿到了家长的面前…

我之前还认识一个北京的姓黄的老师，他号称是留学界的常春藤，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孩子要申请美国的大学，但是GPA很低，只有2.6左右，托福90，SAT 1300。我刚好遇到他就请教他该怎么做。他的套路也很简单：

1-号称海外有关系

2-让我的朋友完完全全信任他

3-去内陆一个三线城市的中学给我朋友的孩子搞一份假成绩单，号称GPA4.0，然后用这个假成绩单帮学生申请

我把他的这个套路告诉我的朋友以后，我们共同的一个反应就是：“算了吧，申请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造假，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固然重要，但是，孩子的价值观更重要！”

各位家长们，你们在去留学机构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机构的老师很神秘的告诉你们他们有“关系”呢？你听到以后是怎么想的呢？

坑爹操作：申请冷门专业再转专业

选择专业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影响着未来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留学申请这个行业里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潜规则之一：故意将学生引导到冷门、不好就业的专业去，他们完成了“成功申请”的服务合同，但是，学生大学毕业就进入了就业的“地狱模式”。

大概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的学生家长，我在回家的路上和她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在电话里，她提到了她的侄女：“…我侄女是康奈尔历史专业毕业的，毕业了以后真的就是找不到工作，还好她自己很优秀，硕士申请到了哈佛读了LLM，硕士毕业以后才找到工作。”

各位家长，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学生出去留学，都选择了历史学、人类学、哲学这样的专业？为什么留学机构会告诉你这些专业也很有前景但却冷门？为什么留学机构一边引导你的孩子对这样的专业产生兴趣，一边告诉你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为什么他们不去引导你的孩子对金融、计算机、数学、物理、数据分析这类专业的兴趣？当他们说爱一行干一行的时候，一个8、9年级的学生所谓的爱一行，究竟是不是真的爱这一行？带着这些疑问，我考察着留学机构、留学行业的各种说法，把我的发现系统的展示给你们，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

几乎每一个要申请本科的学生家长在和我聊天的时候都会说：“魏老师，xxx留学机构的老师和我们说让孩子申请冷门的专业，说这样比较容易申请到名校，进去以后再转专业就可以了，听说美国转专业很容易的，是这样的么？”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这就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条件一，名校冷门专业比较好申请；

条件二，上了大学之后，冷门专业转热门专业很容易（这往往会被留学机构包装成转专业零门槛）。

朋友们，如果上述的两个条件都是满足的，那么，大学在录取的时候，还会有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之分么？！所以，上述两个条件必有至少一个是伪命题、错误的、误导性的！

我们都知道冷门专业比较容易申请到名校，这个命题是真的。那么，第二个命题就必然是假的！

我来讲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悲痛的故事，这个家长和我聊天的时候，她的孩子GPA3.7左右，被一个留学机构推荐申请纽约大学一个很水的项目，当晚她问我的时候我告诉她这个项目是商业机构办的，前两年没有纽约大学的学籍，到了第三年，满足条件以后才能转入纽约大学（留学行业的朋友告诉我这个项目一般中介机构会推荐给GPA2.5左右但是想去名校的学生）。

这还不算，接下来她和我说的事情才是今天的重点：

由于和我聊天的时候，她感觉到她自己找的这个机构不靠谱，于是就问了我她好朋友的孩子的申请，他们找的是同一个机构！她告诉我说她好朋友的孩子非常优秀，是扬州新东方国际学校的第一名，优秀到了俞敏洪亲自给她写推荐信，托福110+……这个学生希望申请的学校是康奈尔大学，专业则是化学专业。

结果，这个留学机构给她的方案可谓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他们机构建议这个学生申请康奈尔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给出的理由是：通过冷门的、好申请的专业进入到康奈尔大学，进去以后， 再通过转专业转到学生自己想去的化学专业…

我了解这个情况之后，问了一个我很信任的留学顾问老师，这位老师很明确的告诉我，从来没见过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转化学专业的，这两个专业的背景大相径庭，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容易转专业，这种难度就相当于再申请一次化学专业！

此外，这位留学顾问老师给我提出了另一个困惑：“康奈尔的酒店管理专业是康奈尔最难申请的专业，因为康奈尔是藤校里面唯一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学校，完全搞不懂这个机构让学生申请最难申请的专业然后去转比较容易申请的专业的逻辑是啥……”我想了一下，恍然大悟：这个机构的老师连康奈尔的酒店管理很难申请这件事情都不知道，他们只是背熟了“先申请冷门专业，进入名校之后转专业很容易，可以转到想去的专业”这一句话术而已！

这个家长是2020年10月24号凌晨和我说这些的，24号和25号两天是周末，整个周末我都非常的难受，对于这种机构而言，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建议，很有可能就影响了学生未来30年的人生轨迹，也很有可能就让这个学生家庭过去十年投入的时间、金钱付之东流，痛心，真的很痛心！当晚我只能告诉家长我的看法，把我知道的事情坦诚的说出来，尽量让她和她的孩子别掉进陷阱里去，最终会怎么样，我也没有继续问她们，希望他们一切都好吧。

名校，撇开专业谈学校，根本没有意义！

其实家长里面还是颇有一些明眼人的。

有一个家长找到我，发给我一个链接，说是有一个留学机构自己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喜大普奔！3名xx学子收获斯坦福录取！》，我一看，啧，牛！

这个家长紧接着给我发了一句话：“听说这三个录取都是拉丁希腊文专业”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三个学生的家长难道不去找这个留学机构的麻烦么？这个专业，以后怎么就业啊？

这位家长又提醒我了一句，这三个同学里面，有一个学生数学成绩非常好，就是国际竞赛拿金奖的那种，他非常想去斯坦福大学读计算机，而这个机构告诉他，他可以先通过拉丁希腊文专业申请到斯坦福大学，然后“进去以后转专业很容易，再转到计算机专业就可以了”…我告诉他，没有这种可能性。

家长进一步说，是不是到时候辅修计算机专业也是一样的？我无奈之下就打了个比方：腾讯去清华大学招工程师，他们会招清华大学计算机、电子工程这些专业毕业的应届生，但是他们会不会招英语专业辅修了计算机的应届生呢？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再举一个例子，宁波那边有一个著名的国际学校，大概在当地排名第一吧。他们学校有一个合作的留学机构，几乎每年都可以帮助他们学校顶尖的学生申请一个芝加哥大学的offer，但有一个学生家长真的很有心，专门对这些去了芝加哥的学生做了调查，然后告诉我，这些学生要么申请的是人类学，要么申请的是哲学……请问，毕业以后，这些学生的就业未来该怎么走？

套路，套路，全是套路！

上海这边有一个留学机构，在人民广场那边，他们的几个创始人以及主力的顾问老师我都认识，我也对他们有过很深入的了解。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次有学生和学生家长上门咨询的时候，年纪大的创始人负责和学生家长聊天，年纪轻的顾问老师将孩子领到一旁的小会议室，拿出一厚本《霍兰德职业性格测试》让孩子开始测试，一个多小时过后，孩子做完了题目出来了，这个时候，精彩的一幕即将上演：不管孩子测试的结果是什么，答案一律是孩子适合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

我向好几个去过他们机构的学生家长们求证了这件事情，答案是一致的，不管去的学生数学成绩好不好，不管他们是不是喜欢写程序，不管他们是不是喜欢商业社会，是不是喜欢赚钱，也不管他们的父母是工程师还是公务员还是投资人，总之，霍兰德测试之后，这些学生就都成了适合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

在这之后，我还遇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本科申请机构，这些机构的老师无一例外在他们的领域里都熟练的掌握着他们已经背诵、重复了很多年的话术，再配以各种打着噱头的测试，完成了他们对家长的一站式忽悠。比如，在外滩边上的一栋写字楼“雅居乐”里，我见到了一个老师，她告诉我她很懂星座，可以通过星座分析学生的性格，并且准确的帮助学生完成专业的定位；我还见过一个留学顾问老师，兴高采烈的告诉我她是塔罗牌的高手，通过塔罗牌帮助学生确定专业…以后，也许我还会遇到通过转盘帮学生选专业的老师，转盘上无限轮回着刚才提到的这些冷门专业，选到哪一个全看运气…

为什么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这些留学机构应对家长的都是套路呢？因为他们有着能够瞬间把家长忽悠上头的“话术逻辑”：

• 做完了各种测试之后，他们会观察学生家长对专业的态度。如果让他们听出来学生家长并不是很懂这些专业未来的就业趋势，或者家长并没有强烈的对专业的喜好，这个时候，他们马上就告诉你，孩子适合学习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

• 如果他们听出了家长挺懂不同专业未来就业的差异或者家长和学生已经有明确的要申请的专业的话，他们立即会告诉你，美国的学校转专业非常容易，可以先申请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这样的冷门专业，进入好的学校，然后转专业。

• 总之，他们会告诉你，你现在应该申请的是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

学生对于未来专业的选择，我觉得各位家长和学生们要有主见，懂得识别老师给你们的建议背后的逻辑和真实的原因。另外，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冷门专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冷门专业，就是因为就业差，如果就业好的话，那他们就是热门专业了,就比如人人想当神父的年代，神学专业就是最热门的专业。而这些专业就业不好，是众所周知的、非常透明的信息，所以，选择这些专业并占不到便宜（所谓占便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而当信息完完全全对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占到便宜的）。

如果你遇见了一个留学机构，他们正在给你的孩子推荐一些冷门的专业，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这么做以后，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他们坑爹的操作，很可能让你的孩子为之付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你收到的名校录取通知书，除了虚假的光环外什么都给不了你。孩子的才华与青春都浪费在没有前途、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领域，为了转专业苦苦挣扎，毕业即失业，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By 晓东

2023新年伊始，有不少日本卖家在多年的稳扎稳打之后考虑进入美国市场拓展业务;也有不少美国卖家在收获了汇率红利之后考虑进入到日本市场。在很多方面，这两个市场的差异化是非常大，这也是卖家在考虑进入到新市场初期最希望了解的信息。虽然差异化巨大，但是其中最根本的是了解消费者的购物行为。今天的文章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和美国的消费者行为究竟有什么不同吧。

在进入消费者行为之前，让我首先了解一下日本和美国市场的相对竞争环境：

美国亚马逊占所有电子商务销售额约 38% 的市场份额。相对日本市场，美国市场更加稳定和成熟，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覆盖了巨大的需求范围，无论是专业还是小众商品都拥有其它市场无法相比的用户群体。但是美国市场竞争激烈，平台上经营的卖家数量庞大，而且非常“卷”。因此，为了有效竞争，卖家经常使用激进的定价策略，例如提供折扣、优惠券或免费送货，以吸引买家和销量。然而，激励竞争的缺点就是它可能会导致卖家的利润率变薄。

日本市场竞争相对较低，与美国相比卖家较少。这可以使卖家更容易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尽管在重视声誉和信任的市场中建立品牌仍然具有挑战性。日本消费者往往对品牌更忠诚，而且往往愿意为优质产品支付高价，尤其是那些在日本制造的产品。因此，能够在质量和可靠性方面树立品牌声誉的卖家往往能够在日本市场取得成功，即使价格更高。虽然在日本亚马逊上销售可以为卖家带来许多好处，但市场规模相对美国小了很多，而且亚马逊在日本电商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左右。同时，语言和文化障碍以及复杂的法律和税务要求对卖家来说是不大不小的障碍。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日本和美国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分析：

沟通风格

在日本文化中，礼貌和形式是非常受重视的，这可以反映在他们的沟通方式上。日本消费者可能会使用更多的间接语言来表达自己，而不太可能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或偏好。相反，他们可能会使用更迂回的方式和更含糊的语言进行交流，暗示他们的需求或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例如，

日本消费者可能不会说“我不喜欢这个产品”，而是说“这个产品可能不是我的偏好”。

日本消费者可能不会直接要求退款，而是会说“我想知道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消费者不会说“这个产品太贵了”，而是会说“恐怕这有点超出我的价格范围”。

此外，日本消费者经常使用敬语，以表示对与他们交谈的人的尊重。比如：

当称呼他们不熟悉的人时，日本消费者可能会在他们的名字后面使用尊称“san”，例如“Smith-san”而不只是“Smith”。

在给客户服务代表写电子邮件或信息时，日本消费者可能会在他们所称呼的人的姓名前使用敬语短语“o-”，例如“o-Suzuki-san”以表示尊重。

如果日本消费者表示感谢或道歉，他们可能会使用敬语来表示额外的尊重。例如，他们可能会用“arigatou gozaimasu”而不是“arigatou”来表示“谢谢”，或者用“sumimasen deshita”而不是“sumimasen”来表示“对不起”。

相比之下，美国文化重视沟通的直接和清晰，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偏好。美国消费者在交流中也可能使用更随意的语言，即使是与他们不熟悉的人交流，也可能更可能使用非正式的问候语，如“嘿!” 或“怎么了?” 而不是更正式的问候，如“早上好”或“您好，您好吗?”

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方式差异可以帮助亚马逊卖家做出更好的商品页面安排和营销方式，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例如，日本卖家可能希望在产品描述中使用更正式和礼貌的语言，并在营销声明中更加微妙。他们可能还想考虑在产品名称或描述中使用敬语，以表示对潜在客户的尊重。日本消费者通常重视传统和审美，因此产品listing应突出这些方面以吸引他们。

另一方面，美国卖家可能希望在产品描述中使用更直接和自信的语言，并专注于产品的主要功能和优势。他们可能还想考虑使用要点来突出关键卖点使listing易于浏览。美国消费者往往看重方便和快捷，因此产品listing应突出这些方面以吸引他们。

通过根据目标受众的沟通方式定制产品listing，亚马逊卖家可以创建更具吸引力和更有效的商品页面，更有可能提高转化率。

购物习惯

在日本，购物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交活动，许多消费者喜欢逛实体店并与销售人员互动。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倾向于优先考虑便利性，并可能选择在线购物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日本消费者通常会提前计划他们的购物行程，全年有几个主要的送礼场合可以带动购物行为，包括元旦假期、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和年终送礼季。鉴于许多日本消费者都认真制定计划购物并且比较严格执行，零售商经常提供季节性促销和销售以配合这样的行为。此外，季节变化和文化节日也可能影响日本的购物习惯。

相比之下，虽然在美国也有某些节假日和事件推动购物行为，例如圣诞节和黑色星期五，但美国消费者倾向于全年购物，并且严重受到促销和打折的驱动。便利和速度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也是重要因素，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在线购物和当日送达选项。

在决策速度上，日本消费者往往更有耐心，可能愿意花更多时间寻找合适的产品或折扣。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注重效率和速度，可能更容易做出快速的购买决定。

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

日本消费者在购买前往往会进行广泛的研究，他们往往更看重产品质量而不是价格。他们也更有可能在购买前使用社交媒体和博客来研究产品和阅读评论。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倾向于优先考虑便利、价值和快速交付。他们更有可能做出冲动购买，并且通常优先考虑免费送货和轻松退货。

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在日本，集体决策很普遍，消费者可能会在购买前征求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意见。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倾向于更独立地做出购买决定，并且可能依赖在线评论，而不是咨询他人。

因此，为了迎合日本的集体决策文化，卖家在营销工作中针对群体而不是个人可能更加有效。这可以通过强调社会效益或其他人的认可来实现，例如通过强调特定产品在家庭或关系密切的特定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或通过展示客户评论和评级来实现。此外，在目标群体中使用有影响力的人或意见领袖来推广产品也可以帮助建立对品牌或产品的信任和信心。

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个人决策更为普遍，因此通过吸引个人偏好和需求来进行营销可能会更有效。例如，强调产品在便利性、个性化或个性表达方面的优势。利用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例如基于以前的购买历史或浏览行为的定向广告或电子邮件活动也可能是有效的。

品牌的重要性

在日本，品牌忠诚度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品牌忠诚度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日本消费者通常对知名品牌有强烈的偏好，包括品牌声誉、质量和可信度。并且消费者也很愿意了解品牌的历史，并且愿意为品牌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文化对社会和谐的重视，因为拥有一个可靠且受人尊敬的品牌可以向其他人表明消费者是负责任和值得信赖的。

不过，日本这种强烈的品牌意识可能使新品牌难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因此，对于瞄准日本消费者的卖家而言，建立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至关重要。这可以通过战略营销努力来实现，例如专注于优质产品、强调品牌声誉和可信度，以及利用品牌大使或有影响力的人来推广品牌。此外，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和售后支持有助于在日本消费者中建立信任和忠诚度。

相比之下，虽然品牌忠诚度在美国仍然很重要，但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尝试新品牌和新产品。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价格、便利性和功能等因素，而不是品牌声誉。此外，如果美国消费者发现更优惠的价格或者他们的需求或偏好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更有可能更换品牌。

就亚马逊上投放广告而言，多种广告类型对日本和美国都有效。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由于日本的品牌忠诚度较高，使用品牌推广广告来建立品牌知名度可能更有效，更加助于将品牌打造成日本消费者信赖和尊重的选择。 相比之下，在消费者可能更愿意尝试新品牌的美国，使用商品推广广告来突出商品的具体功能和优势永远是不错的选择。

送礼

送礼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四季都有很多以交换礼物为标志的场合。一些示例包括元旦、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和圣诞节。在日本，送礼通常是表达感激、表示尊重或加强关系的一种方式。

日本消费者倾向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选择合适的礼物，并且通常非常重视礼物的呈现方式。礼物通常包裹在华丽的包装中，赠送礼物的行为伴随着仪式化的鞠躬和表达感激之情。

相比之下，送礼在美国并不常见，通常仅限于特定的节日或活动，例如生日、圣诞节、婚礼和迎婴派对。美国消费者可能仍然重视礼物的质量，但可能不会那么重视礼物的呈现或送礼本身。

从营销的角度来看，了解送礼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性对于希望在日本开展业务的卖家来说非常重要。例如，制作特定的礼品套装或包装来迎合这个市场，或者使用特定的包装和展示技巧来吸引日本消费者的情感。在美国，卖家可能希望重点宣传他们的产品作为特定场合的理想礼物，并希望强调在线购物的便利性以及简单的礼品包装和运输选项，免费送货或轻松退货等功能，这对于加快消费者的礼品购买决策过程非常重要。

支付偏好

对于在日本经营的卖家，重要的是要准备好现金和银行转账，因为这些是日本最常用的付款方式。日本消费者也更可能使用移动支付，例如 Suica 和 PayPay，因此卖家也可以接受这些支付方式。

在日本，银行转账是消费者常用的支付方式。但是，当卖家通过银行转账收到付款时，他们需要等待付款结清才能完成订单。此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具体取决于银行和付款处理时间。因此，卖家在履行订单时可能需要考虑到这种延迟，并确保他们手头有足够的库存来满足订单，否则很容易收到差评和投诉。因此，日本卖家需要与客户就预计交货日期进行明确沟通，同时考虑到付款清算所需的时间。

在美国，信用卡付款是最流行的付款方式，因此设置卖家接受信用卡付款非常重要。此外，提供替代支付方式，如 PayPal 或 Apple Pay 越来越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留评差异

日本消费者和美国消费者在提供产品评论的方式存在一些差异，也非常值得卖家的注意，这些差异包括：

评论习惯：与美国消费者相比，日本消费者倾向于留下更详细和冗长的产品评论。 而且日本消费者评论的产品(包括日常用品)范围更广。在日本，消费者通常会提供详细的描述性反馈，通常包括他们对产品体验的具体示例。日本消费者也倾向于高度重视客户服务，即使遇到产品问题，只要卖家响应迅速并帮助解决问题，他们也可能会留下正面评价。

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提供简短、中肯的反馈，并且可能更关注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而不是整体体验。此外，美国消费者在遇到产品问题时更有可能留下负面评论，并可能期望卖家提供更高水平的响应和客户服务。

评论时间：在日本，消费者往往会等待更长时间才能留下评论，通常是在使用该产品一段时间之后。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在收到产品后可能会更快地留下评论。

语言和语气：日本消费者留下的评论在语气上往往更正式和礼貌。出于文化的原因，即便他们遇到了质量问题，往往在评论上面相比美国消费者还是很客气的。但是，日本消费者在打分上却非常苛刻。这给很多中国卖家造成了反直觉的效果：为啥这个日本消费者留言不是很糟糕，但是打分如此之低呢?

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能更愿意提供简短、中肯的反馈，并且可能更关注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而不是整体体验。 此外，美国消费者在遇到产品问题时更有可能留下负面评论，并可能期望卖家提供更高水平的响应和客户服务。

产品期望：与美国消费者相比，日本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的期望可能更高。这意味着来自日本消费者的负面评论可能更为挑剔，对产品的声誉影响更大。即便他们的留言很客气，但是评分却很低。

虽然美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也有期望，但他们可能对小问题更宽容，如果整体体验令人满意，他们也更有可能留下正面评价。但是，如果他们有特别负面的体验，他们也可能会留下可能影响产品声誉的批评性评论。总体而言，日本和美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都有期望，但具体期望和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

评论者人口统计：在每个市场中留下评论的消费者类型可能存在人口统计差异。在日本，年长的消费者更有可能留下评论。这是因为日本文化非常重视对权威和经验的尊重，这可以延伸到消费者对待评论的方式。年长的消费者被认为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他们更有可能被视为可靠的评论者，并且他们的意见会受到其他购物者的尊重。此外，年长的消费者可能更有可能花时间撰写详细而周到的评论，因为他们可能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将其视为分享经验和帮助他人的一种方式。

在美国，年轻的消费者往往更积极地发表评论，尤其是在亚马逊这样的数字平台上。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年轻消费者更依赖科技和在线交流，但也可能与年轻消费者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和在线推荐的影响有关。此外，年轻的消费者可能更有可能与他人分享他们的体验，并将留下评论视为表达自己意见和影响市场的一种方式。

广告建议

根据以上的消费者行为分析，以下是我们给做亚马逊广告的亚马逊日本卖家和美国卖家一些建议：

对于亚马逊日本卖家：

考虑使用适合移动设备的广告和促销活动，因为日本消费者倾向于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在线购物和移动支付。

制作广告时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消费者行为，例如送礼场合的重要性以及对优质产品和品牌的偏好。

考虑使用本地化语言和信息来吸引日本消费者并提高广告效果。

对于美国卖家：

考虑使用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和大胆的信息来吸引美国消费者的注意力，他们会接触大量广告并且注意力持续时间可能较短。

关注产品的优势以及它们如何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因为美国消费者在购物时倾向于优先考虑速度和便利性。

考虑使用数据驱动的定位和优化来最大化广告的影响并确保它到达正确的受众。

总的来说，对于两个市场的亚马逊卖家来说，了解最新的广告趋势和策略，并持续监控和优化他们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重要的。

亚马逊为卖家提供多种广告选项，包括商品推广 (SP)、品牌推广 (SB)、展示型推广 (SD) 和品牌视频推广 (SBV)。在广告类型方面，日本和美国卖家都可以使用这些选项，但具体策略和策略可能会因市场和消费者行为而异。

对于商品推广 (SP)，建议日本和美国卖家都使用它作为向搜索相关商品的消费者推广特定商品的一种方式。在日本，它可能在购物高峰期或与特定假期或活动相关的产品特别有效。在美国，它可以全年有效，特别是对于搜索量大或竞争激烈的产品。

品牌推广 (SB) 允许卖家推广他们的品牌和多种产品，在日本和美国市场上都有效。在日本，它可能对日本消费者知名和信任的品牌特别有效，因为他们往往对品牌更忠诚。在美国，它可以有效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考虑度。

展示型推广 (SD) 允许卖家将他们的广告定位到特定的受众，例如以前查看过他们的产品的人或具有相似兴趣或购买行为的人。在日本，SD 可能特别有效地吸引为特定场合或活动购物的消费者，以及再营销活动。在美国，它可以有效地推动目标受众的考虑和购买行为。

赞助品牌视频 (SBV)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选项，允许卖家创建短视频来展示他们的品牌和产品。在日本和美国市场，SBV 可以有效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考虑度，尤其是在年轻或更注重视觉的消费者中。

总体而言，具体的广告策略和策略可能会因产品、目标受众和特定市场而异，但混合使用这些广告类型对于亚马逊上的日本和美国卖家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

By 跨境电商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最大的收获首先是国家和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外汇存底长期居世界第一位）。

二是建立了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并让发达国家甚至世界都对我们的供应链产生了巨大的依赖，就如养了一只能下金蛋的鸡。但现在这只鸡可能要飞走了。

美国CNN报道：

2022年5月12日，亚洲东盟十国首脑已经齐聚华盛顿，准备出席美国东盟峰会，白宫称，本次峰会将是东盟成立45年以来首次所有领导人齐聚华盛顿的盛会，东盟首脑将与美国正副总统、国务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以及各大企业高管会面。

议程为剥离所有中国供应链，对接美国企业与东盟，把目前美国产业链上所需要的的各个产品环节，都摊出来给东盟看，东盟十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挑选出能够承接的部分。

对于暂时还承接不下来的，美国要求美企可以做有限技术转移。政府还提供了1.5亿美元的资金扶持。

这让人想起了当年中国获得美欧最惠国待遇并进入wto的情景，如果美国当年不给我国最惠国待遇，不支持我国进入美国主导的wto，那么我们就无法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无法获得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无法成为世界工厂，并建立中低端的供应链体系。也就没有如今的百姓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

现如今美国要限制甚至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彻底与中国的供应链脱钩，它能成功吗？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先看看东盟十国的情况。

东南亚十国有近七亿人口，且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东南亚都是亚裔人种，非常适合从事中低端产业如纺织，鞋业，手袋，电子等行业。

东南亚十国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且东南亚基本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属于民主国家，符合美欧日韩等国家提出的“价值观供应链”要求。从这些条件来看，东南亚自身的基础是有能力接受中国中低端供应链转移的，如果再加上美欧日韩等国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大量订单，这种转移应该不存在任何困难。更何况因为劳动力成本等问题，中国大量台资港资企业早就自发转移到了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亚洲金融中心也正由香港转移新加坡。

有人说这是美国新版的马歇尔计划，其实我们只要回看我国进入wto后高速发展这段历程就能明白，这只不过是美国又在重复它以前的操作，他们驾轻就熟，很有经验。

如果这次东盟十国供应链转移成功，对我国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我国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高科技的核心技术几乎都不在自己手中，随时会被欧美等国卡脖子，中兴、华为被制裁事件很能说明问题。而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这涉及到我国文化和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解决。

国家虽然早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也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发展高科技，进行产业升级。比如2008年广东提出的腾笼换鸟计划，就是政府要限制低端产业发展，鼓励高科技企业，但收效甚微。如果在产业升级还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中低端产业供应链全面外移，绝大数外资企业就彻底离开了，大量人员会失业。外贸进出口将会遭受严重打击，外汇收入将迅速降低。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强劲的外贸就基本跛脚了，这会涉及到亿万人的生存问题。

当年美国制裁中兴公司，高层以制裁会导致中兴及相关企业近十几万员工失业为由，希望特朗普总统能放一码，不然会影响到近十几万个家庭的生计，特朗普答应了。

如果这次是供应链全面脱钩，后果就不只是一个中兴公司的问题，而是千百个中兴的问题。那些人的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如何解决？由此还会导致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甚至社会稳定。

以前我们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从外资企业获得很多我国急需的各种技术，随着供应链的脱钩，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可能了。

国际方面，我们可能由如今全球第二的经济体跌落下来。没有了巨额的外贸顺差，我国的很多国际关系也无法维持，国际地位会受到极大削弱。俄罗斯被欧美制裁后的惨状就在眼前，何况在很多领域如粮食能源等自给上，我们远不如俄罗斯。

外贸断崖式下跌

2023年2月2日，商务部新闻发布说：我国外贸领域主要矛盾由前两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外需不足、订单下降。意思就是前两年有订单，但因为防疫等原因做不出来，现在是订单正在减少、流失。

订单都去了哪里呢？看看下面的信息和数据，应该就明白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

一，2019年欧盟投资东南亚61亿欧元，2021年欧盟投资东南亚265亿美元，增长强劲。

二，2022年三月份以来印尼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40%，越南超过了30%，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都超过了20%。订单正在快速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三，越南2022年GDP增长8.02%，其中制造业增长8.1%，服务业增长9.9%。

四，去年第四季度，美国从中国进口大幅下跌，跌幅超过20%以上。而同期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和东盟进口大幅增长。2022年美国进口总量并未下降。

五，中国2023年春季外贸订单总体下降40%，其中传统产品下降超50%，外贸企业出国抢单，收效甚微。

六，欧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22年1～9月，美国从欧洲进口449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4180亿美元。第二大为北美联盟如加拿大、墨西哥，中国降为第三。

七，印度将成为苹果生产和营收的新增长点，产能将由现在的5～7%增长到25%，中国大陆现在占50%。东盟和印度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配套供应链基本可以成型。

八，美日荷三国共同制裁中国芯片产业，戴尔公司将在2024年弃用中国产芯片，并准备在2025年把一半产能移到印度和越南。

九，索尼将把在中国的产能的90%移往泰国。

十，日本东芝在中国的24个城市，33家工厂与研发机构，都将会在今年12月底关闭，其中研发机构于精密零部件生产将会返回日本，电器业务全部转往越南，这应该是东芝关闭在大连的电视工厂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撤退了。

以上的信息和数据，说明供应链正在从中国外移，主要是移往东盟和印度，还有欧美。

据德国媒体报道，虽然中国开放了疫情防控，但欧盟投资者仍然开始冷淡中国，青睐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脱钩，产业链多样化决策已经做出，而东南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口罩三年，欧盟投资者们认为中国变得不可预测，不可信赖，并且效率也不再是那么高了。部分供应链还回到东欧如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家，那里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

欧洲投资者认为，一但如果台海出现战事，欧洲投资者的利益会出现巨大风险，因为那时欧洲不可能不跟随美国一致行动，比如对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制裁。欧洲的投资者们当然会考虑这个问题。且欧盟最近表态跟进美日荷合作的对中国的芯片制裁。

如果说欧洲投资者们还在中美之间有所摇摆，争取左右逢源，利益最大化。而日本则是铁了心跟定美国，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它们的供应链转移更加快速彻底。

美国由奥巴马最早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供应链战略，如今在拜登手上开始了实施，并且对中国更加严苛，比如近期对中国的芯片产业，和对华为公司都实施了致命的制裁措施。TPP现已经扩展为IPEF（印太经济框架），再加上大西洋经济圈（欧美），北美经济圈（美，墨，加），围堵中国经济已经形成闭环，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已成定局。

一个时代的缩影——东莞

眼下，有着“世界工厂”的东莞正在上演着令人唏嘘的一幕幕，传统外贸萎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特别是许多老牌工厂的“消失”让不少业内人士感到遗憾，因为它们的辉煌也曾代表着外贸出口的发展。

1.东莞老牌外贸工厂宣布结业

1月10日，东莞最大内衣厂—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宣布结业，并且要求住宿员工一个星期内全部带行李离场。

根据结业公告显示，该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和受内外部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因素影响，一直负重前行，客户订单急剧萎缩，造成公司经营困难，举步维艰。虽然已采取减省成本，开发内销市场等一系列措施自救，但最终难以维继，经慎重考虑，决定于2023年1月10日（星期二）宣布结业。

据资料显示，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是在2011年由1980年成立的东莞高高制衣厂就地转型升级而成立的外资企业，是香港高华集团在中国东莞的全资附属子公司。工厂专为国际高端内衣品牌代工，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已由当初的几十人发展至目前的数千人，全公司总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公司的产品曾在欧美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份额。

（图片来源：网络）

并且，该公司每年的内衣产量高达数千万计，更是成为全球知名品牌高级内衣制造商的首选合作伙伴。

有知情人士表示：“这个厂以前叫种子厂，开了30多年了，最早在东莞总站，最辉煌的时候员工差不多上万，现在也有1700多人。”

但关于这上千员工的经济补偿金及其他合法权益等问题，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也在决定中表示会积极配合员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据了解，员工代表曾和老板谈了3次都没有赔偿方案，工厂已经没钱了。

有员工表示：“现在厂里一分钱都没有补偿。1700多人可都在等着回家过年呢。”、“东莞高高、高芬、三惟正三个制衣厂都是同一个老板 ，老板是香港人，工厂很正规，实行双休制，完全按劳动法来，五险一金全交，但是没想到这样的工厂也没有劳动补偿。”

而临近过年期间，有些工人因为拿不到而无法回家过年，也为明年的生机而担忧。但好在相关部门在全力处理双方的劳动纠纷，并组织多家企业进厂现场招聘，尽量为有需求的工人安排就业。

其实，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在当地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福利待遇高，平均薪资高，且做满十五年的员工甚至会配发一块纯金的小金牌。

（图片来源：今日头条截图）

但如今的倒闭结业也让员工们感慨不已，因为这里曾是许多人工作和生活的记忆。

2.无数东莞工厂老板曾日夜无眠

在这段时间，有关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的各种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工厂早就转移到斯里兰卡了，且东南亚工资几乎都是1000多，国外工人便宜多。

（图片来源：今日头条截图）

“疫情之下工人也要理解，去年高埗多次封控，工资、房租、社保照付，老板也是夜夜难眠。”有人说道。

而在2022年这年也并非东莞高高制衣工厂老板难眠，更是诸多东莞工厂老板的难眠之年。当时，国内外环境严峻复杂，上游高价难顶，下游需求暴跌。整个行业进入了一个普遍亏损的周期，形势远比想象的要恶劣。

仅在2022年就已经有不少企业宣布停产结业和放假，其中就有许多熟为人知的老牌工厂：

三月，虎门镇南栅国际文具厂，曾经的万人大厂，生产的文具曾占世界比例60%，因疫情原因，负债累累宣布倒闭。

七月，东莞库珀电子厂，曾经的东莞500强企业，辉煌时6000多人的工厂，结业时只剩千余人；

七月，东莞精励塑胶电子，30多年的玩具老厂宣布结业。

八月，东莞爱高电业，经营了36年的老厂，辉煌时两万多人的大厂，因债台高筑，不堪重负而宣布结业。

………

有不完全统计的数据表示，上半年东莞倒闭的工厂超过3000家。

这组数据虽然不完全准确，但足以证明2022年的东莞传统外贸出口制造业有多艰难，有业内人士对此总结道：“出货难！”、“资金难！”、“行情难！”

“东莞已不是当年的东莞了，今非昔比。”

据了解，当前依旧有许多东莞工厂正在负重前行，有些工厂则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倒闭。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正是人口红利爆发的年代，大批批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东莞落户，数十万电子厂、家具厂、塑料厂、玩具厂更在东莞得到发展，数十年的经过快速的发展，让东莞挤身新一线大城市，2022年全年GDP预计超1.1万亿元。

但三年的疫情加速了东莞的转型发展，大量的低端制造业逐渐被淘汰，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且有数据显示，东莞的人口流失率高达41.8%，有人背井离乡选择了更大的城市，有人选择退居二三线老家。

现在的东莞工厂更是大量的搬迁，倒闭。曾经的万人工厂变成千人，甚至百人工厂。

如果供应链一旦撤离脱钩，想让它再回来，就不是几年十几年的问题，而是几十年的问题。

事到临头，不得不思，细思极恐。

By 子铭、跨境电商

你是不是“穷忙族”的一员？

    “穷忙族”的英文是“working poor”。目前，日本已经有将近400万的家庭处于这种状态。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国，穷忙族人数超过100万。“穷忙族”已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

    国内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也令人触目惊心——75%的人自认为是“穷忙族”。这个比例显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中国人口众多，也就意味着“穷忙”族人数的庞大。

2009年左右，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就已经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是如今996工作制的前身。

    多种原因导致“穷忙”

    “穷忙族”是随着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产生的，其产生的原因很多。不过，除了因薪水少而穷忙的人，那些为了填补空虚生活而大肆花费，为了花费而重返空虚的“穷忙”人群，也被认为是“穷忙”族。

    也就是说，“穷忙族”不一定就是指失业者或者低收入在职者，也可能是身兼数职的高薪白领，有很多全职的高薪受雇者也可能沦为工作穷人。这些人或者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为了追慕虚荣、满足消费的欲望，而牺牲了自我提升的投资甚至身体健康。

    “穷忙族”产生的原因在于，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不少企业因为效益差，减少用人成本，一人当两人用，行销兼事务性的工作使“穷忙族”的忙碌无法转化为财富，繁杂的工作也没法满足个人成就感，结果越穷越忙，脑力退化速度越来越快，个人价值难以提升。

    “穷忙族”与富者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有多余时间吸收新知，懂得多元渠道投资、累积财富，闲暇时还能考证照，念MBA，加强专业能力，升迁更迅速；而前者还停留在劳动时代，忙于处理事务性工作，对公司产值贡献度不大，薪资水准无法和付出的劳力成比率，他们为了养家活口，甚至要兼好几份工作，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到最后变成恶性循环。

日本穷忙族的真实生活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因为公司裁员而失业。虽然平常做着三份临时工作，但是一年的收入只有260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只有13万元左右。根据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妥妥的低收入群体。

而在11年前，男人还有工作的时候，他的年收入为817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40万元。

如今，眼看自己年龄逐渐增大，而收入却在逐年下降，男人非常担心这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的发展。孩子眼看就要上大学了，他还没有攒够学费。

在他看来，不管多苦多累，孩子的学业不能受到丝毫影响。

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虽然收入有限，但好歹还有一个完整且幸福的家庭。而另一个年轻的34岁男子，他平时连家都没有。由于没有固定工作，他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日常主要靠着打零工为生。每到夜里，年轻人就露宿街头，几个被丢弃的废旧纸盒子，就是他的床铺被褥。

在年轻人的内心，他也非常渴望摆脱这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但是他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痴心妄想。

他们都是都市中的穷忙族，二十多岁的年纪，凭借身强力壮的优势，还能找到一些像样的工作。一旦超过三十岁，年龄的增长和工作难找之间就成了正相关。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再失去了来自家庭的接济，那么他的命运只能是露宿街头。

在东京的池袋，聚集了大量无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他们每天会通过一些中介公司，来获取一些在建筑工地上临时工作的机会。这些工作不是以日计薪，而且不固定。通常在一家公司里，前来求职的年轻人，最多能达到三千人。他们工作一天的报酬，大约在8200日元左右。

这其中，不乏高校毕业生。一旦连这样的临时工作都找不到，他们的吃饭和住宿都将成为严峻的问题。好在日本有很多义工和慈善团体，会持续免费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免费餐食。没有活儿的时候，他们也只能这样蹭吃蹭喝。

34岁的小山良人，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露宿街头的人，他经常到一家慈善团体里免费获取食物。小山良人是宫城县石卷市人。高中毕业后，正赶上日本经济危机，他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份稳定的工作。几年下来，小山良人在食品公司、保安公司以及机械公司，干的都是临时工的活儿。

他到过宫城县、爱知县、山形县、群马县的七个工厂工作。虽然稳定的工作难找，但每次赚来的钱，他也都存到了银行。后来由于工作难找，他只能不停地吃“老本”。几个月下来，小山良人此前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又被统统花光了。

为了找工作，小山良人随身携带着简历。在他的记录中，自己从事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二十种。面对镜头，小山良人绝望地说，即使再怎么努力，也过不了稳定的生活。

就在媒体采访小山良人的时候，他连去面试新工作的路费都没有。

所以，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的期待，也不敢有任何期待。

迄今为止，小山良人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保安公司当保安，工作时长为两年多。在媒体的帮助下，小山也来到了专门为年轻人介绍工作的中介公司。登记信息时，工作人员询问他现在的住址。小山良人只能一脸无奈地表示，自己现在无家可归。工作人员询问他的特长，他说自己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是保安。虽然接下来有保安的工作招聘，但是对方却不提供住宿。没办法，工作人员又为他介绍了大楼外墙的清洁工作。在登记信息的时候，他只能填写上最后在群马县工作时的住址。

虽然信息成功登记了，但接下来还要面试。面试当天，小山良人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公司附近。

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他刻意刮了胡子，借着公共水龙头，又洗了一把脸。接下来的面试，前后持续了一个小时。让小山感到高兴的是，他面试成功了。公司正式通知他，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他对新的工作有了各种憧憬，希望自己不会怕高，能够尽快学会并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可就在当天下午，事情却出现了变故。小山良人给公司打电话，再次确认入职的相关手续。不料，公司却要求他对填写的住址，作出详细说明。因为公司发现，他填写的住址在外地，根本不是他现在东京的住址。

就这样，原本已经谈好的事情又吹了。小山良人对未来的憧憬，仅仅持续了半天。此时的小山，已经身无分文。

当天晚上，他找了一大堆废旧纸板。一处公交站台，成了他晚上的住处。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再次赶去了职业介绍所。

此刻，他已经不在乎新工作是否提供住宿了。一番查找后，工作人员告诉他，能够接受像他这样没有固定住处的面试者，只有建筑行业。其中，在埼玉和神奈川，有两家建筑公司正在招人。不过，想要入职，还得通过正式的面试才行。由于没有路费，小山良人只能放弃。

两个月后，当摄制组再次找到小山良人，他终于找到了工作。他在一处地下车库里做洗车工。每天，他和工友要清洗二十多台车，工作12个小时。每小时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在54元左右。由于工资不高，此时的小山良人，依旧还没钱租房住。对于未来，他没有憧憬。好在每天有份工作，至少不会被饿死。

在日本，类似小山良人的情况在逐年增加。经济低迷导致雇佣关系转变。日本是一个讲究终身雇佣的社会。即一份工作只要没有重大变故，可以做一辈子。可正因为经济的低迷，使得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作在持续增加。

据日本媒体的统计，这样的劳动群体，已经增加到了1600万人。

三分之一的成年劳动者，都不是公司里的正式职工。在日本，穷忙族除了聚集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日本内陆地区的农村，因为经济萎靡甚至崩溃，也出现了大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穷忙族。大量的村庄荒废，很多农民希望到大城市找找机会。

另外还有大量的农民，则为收入降低而犯愁。在秋田的大仙市，当地农民和一些商户有两百多人集合起来，希望通过拒交税金而渡过难关。其中一个商铺主铃木和很多人来到当地的税务所，拒绝缴纳当年的税金。由于当天拒绝缴纳的人太多，当地税务所不得不临时设立特别的窗口，来专门处理此事。

铃木是开服装店的，因为当地经济的萧条，他的店里每天几乎没有客人。即便偶尔有一两位，也仅仅是来改制和缝补衣服的。而在1986年，他店铺的生意异常火爆。每年光是定制的西服，都超过了一百多套。

铃木服装店前后生意的对比，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正是日本整体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正值高光时刻。而从九十年代开始，情况则一泻千里，过去的荣光也再难呈现。

如今为了省钱，年老的铃木，每天只能尽量缩减自己的吃饭开销。一顿饭只花一百多日元，有时候傍晚那顿饭还不吃。

同样是住在这条街上的藤谷，则是一个农民。日常除了种植水稻，还全年无休地制作酱菜。制作酱菜的原料，都是自家地里种植的蔬菜。由于人口流失再加上竞争激烈，酱菜一年的收入，还不到4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不足20万元。而且，这还是未扣除各种成本的毛利润。

纪录片播出期间，正值稻米价格狂跌。藤谷一年种植水稻，不但没有任何收益，也赔光了老本。他和铃木一样，后来也参与到了拒交税金的活动中。在一些更为偏僻的山村，农民的生活更加难熬。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背井离乡。其中有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村落，到后来有三十五户都搬走了。

这里的佐藤一家，则是坚持留下来的一户人家。佐藤日常靠种植草莓为生。虽然草莓每年的产量都不低，可由于收购价的下跌，佐藤种植的越多，收入反倒越下降。肥料、农药等农用品的上涨，以及各个种植户之间的竞争，都加剧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佐藤一家四世同堂，全家一共十二口人，是个绝对的大家庭。五十多岁的佐藤，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工作也不稳定。靠着他种植草莓，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是他这一年种草莓的亏损，高达30万日元左右。所以和铃木和藤谷一样，佐藤对当年的税金，也选择了拒绝缴纳。

为了补贴家用，长子在农闲时节，选择进城从事建筑工作。佐藤的二儿子，愿意和父亲一起，在家种植草莓。不过在父亲看来，儿子选择从事农业生产，未来或许是没出路的。

无论是流落东京街头年轻的小山良人，还是已经逐渐变老的铃木和藤谷，虽然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年龄也有着差距，可面对生活，他们得到的结果却是惊人的一致。

NHK当年的这部纪录片，最早拍摄于2006年左右。彼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化的全过程，整个社会的经济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阴霾。此后，纪录片关于穷忙族个体的关注和跟拍，持续了一段时间。老年人穷忙，没有养老保障，也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年轻群体的穷忙，辛苦一年没有存款。不要说去旅游，甚至有很多人，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

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很多国家在最初总是愿意将这批人生活的艰难，归咎到个体身上。而随着日本大规模地出现穷忙一族，全社会聚焦的目光，也从原先的个体，转向了整体。因为人们逐渐发现，变身穷忙，不是因为你没理想，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每个穷忙族的背后，似乎都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强迫性的把你推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深渊。而个体面对这种情况，毫无还手之力。穷忙族的本质，是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体现。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低收入群体的增多、财富过度向少数富人群体集中，一方面使得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失去了对社会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另一方面，因为低收入群体导致的国家税收减少，让这一情况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日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们的明天呢？还是连日本都不如？结论也许令人不寒而栗。

By 一条柴

近日，一位在北京打工21年的博主将自己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套89.6平方米的房子卖了一千一百四十万，并决定余生都在家乡邯郸生活，网友的反应极度两极分化。有些人羡慕这位“人生赢家”，有些人则为他孩子离开一线城市后的未来感到担忧，并质问“他的孩子怎么办”？

留在一线城市支持者：

1.问他孩子怎么办，不是说他孩子在北京能赚大钱，而是指城市平台不一样。乡下暴发户和京沪中产，很多人会选择在京沪的

2.他本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他家孩子早晚要回河北高考

远离一线城市支持者：

1.回老家一趟就感叹，小城市的“富人”生活质量真的要比大城市的“穷人”高的多，有房有车有存款一年出国旅游一两次。甚至可以在海南买海景房，冬天几个月父母就在海南过冬。孩子只要别太费劲，别作，以后大概率也会是这种生活。没有大富大贵，但小资是没问题的。

2.现在网上的人大多见证了20年gdp10倍的增长，以为这是常态，其实这是奇迹。20年前我去法国普通人工资一千出头，20年后普通人工资2000左右，这才是常态。

网友辣评：

“他的孩子怎么办？”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就真的感觉我们对教育的魔怔早就应该在房地产面前破灭了。事情就是个网友晒他的成功人生。他早年在北京买了套90平的房子，现在把房子卖了手里拿着1000多万的现金回老家逍遥了。

但网友问的是：“他的孩子怎么办？”

这是我们中国舆论场上独有的执念。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位手握千万现金回老家逍遥的人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他的孩子（假如有的话）也会随着他离开北京，获得更少的教育资源，所以更难成功。为了孩子他应该留在北京继续坚持。

请你仔细看看里面的数字。他的1000万是怎么来的？是靠他读书辛苦赚来的吗？

房地产带来的叫“资本回报”。现实就是资本回报远远的大于劳动回报，所以他才会赚到着1000万。而且房地产有非常强烈的乘数效应。15年前相当数量人都是拿不出86万现金的。通过房地产的变化，这些年86万变成了1000万。

你一个月靠劳动存5000块，多久能攒1000万？你算算，算一算你马上就知道问题了。再算算1000万的利息获得，你就知道靠劳动，你根本就不可能追近这1000万的差距。人家一年利息就比你工资多了。

还有一个大的趋势改变不了，就是经济增速一旦下降，高薪岗位就迅速减少，普通人的孩子通过受教育获得高薪的概率就会迅速的降低。就像我每年都和人合作大学生教育的专题，真是非常明显的从数据和他们的经历当中感觉到他们的就业困境。

我知道大多数人不相信，但是一个小孩考入211硕士毕业，没办法变成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回到河南河北的小城市考公，这些年一年满打满算就是赚不到10万块。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连5000块的个税标准都到不了。什么医疗福利这种他们可能几十年后才可能拿到的东西真是太过虚无缥缈，就是感觉活太多，压力巨大。

那个网友的孩子留在北京，拼命努力，只要不在前1%，而是在前10%左右，大概率也就是这样的人生。

他拿着1000万回老家，买买房子，存存钱，不做风险投资，就是过过日子，怎么会过不好？家庭氛围能差到哪里去？孩子正常读书受教育，将来找份工作，随着年纪增大，每年补贴他5万块，让他做点喜欢的事情，不比什么都好？

学历出身论这套东西讲难听点就是穷人的安慰剂。你过日子都是要真金白银的。手里有钱，把自己的日子安安稳稳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经济增速下来之后，大家要想明白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有多少钱，过多少的日子。你孩子的出身就是你，你把日子过好了，就是给他最好的榜样。

大学扩招的真相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不是人太多，而是他们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很多人脑子里因为从小的思想钢印，就是觉得碰到什么问题都是人太多。人口，是有结构的。老年人多了，年轻人少了才是真正的问题。

就像大学扩招。你真的认为只要受教育年限长，有个大学学历，毕业就能有好工作吗？

社会不是学历定价，是需求定价的。就像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就会诞生大量的护理需求。特别是有稳定退休金的老人，就是需要大量的护工去照顾。直接测算护工缺口就500万人。

你愿意做护工，从事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但是年轻人不肯。他们读完大学之后心理预期就是要去做脑力劳动坐办公室的。公务员考试70：1的录取率都要去拼命考的。想着就是万一能考上呢？

考不上怎么办？

继续考。

这是人多的问题吗？

是学历错配啊。解决方案就是教育分流，让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上高中。没机会上高中自然就没机会读大学，也不用担心一股脑去抱怨没岗位了。

这里面还有个延迟退休的算法。就是说老年人多，年轻人少，那么就有两个办法去在年轻人身上挖潜力。第一个，是延迟退休。比如原来60岁退休，延迟到70岁，甚至75岁，就能从年轻人身上多挖出10年社保缴纳期限，同时他们也少拿10年社保。

还有个办法就是往前挖，就是减少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本来25岁硕士毕业出来工作到70岁只能交45年社保，那么他要是18岁就技校毕业了呢？

他就可以交52年的社保了。

这个算法我想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能明白。

那么为什么之前几年还在硕士扩招呢？

扩招是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90年代末提出扩招方案的人叫汤敏，他提到自己方案被接受时的原话是：

“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其实还不完全是刺激经济，而是当时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市场就业是有限的，在很多领域内下岗工人竞争不过年轻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

你读读政策设计者的原话，什么都明白了。

是经济短暂遇到问题，就把人送到大学里读书，减轻短时的就业压力。等他们从学校毕业出来要是经济好了自然而然有工作。要是没有呢？

那么读书从经济利益上讲就是白读的，只是拉高了就业预期而已。高就业预期的人撞在一起，就是抱怨自己身边人多，从来不会想让他们去读书本来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扩招不是为了提升你的素质，是为了让你把工作岗位让出来。硕士毕业后有没有工作大方向就是看经济增速。“学历出身论”这套东西和经济增速是紧密相关的。一旦增速掉下来，那套体系整个就没基础了。

一个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就是，很多政策都是这样的。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全盘规划，就是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要不就直面解决问题，要不就把问题留给未来。想的长远的人，反而会远离政策的本质。

By Sven

ChatGPT到底有多会修bug？

这事终于有人正儿八经地搞研究了——

来自德国、英国的研究人员，专门搭了个“擂台”来检验ChatGPT的这项本领。

除了ChatGPT之外，研究人员还找来了其它三位修bug的“AI猛将”，分别让它们修复40个错误代码。

结果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ChatGPT准确修复了其中31个bug，遥遥领先第二名（21个），直接拿下“AI修bug界”的SOTA成绩！

于是乎，这项研究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和讨论，Reddit上发布此帖的标题更是用上了“小心”、“注意”这样的字眼：

但事实上，这真的会让程序员“危”吗？

我们不妨先来看下这项研究。

很会修bug的ChatGPT

虽然ChatGPT并非是为了专门修改bug而生，但自打它问世以来，不少网友们都发现它是具备这项能力的。

因此研究人员为了摸清ChatGPT到底能修改bug到什么程度，便引入了标准的错误修复基准集QuixBugs来进行评估。

以及与它同台竞技的AI选手，分别是CodeX、CoCoNut和Standard APR。

研究人员从QuixBugs中挑了40个问题，分别让它们来修复bug。

让ChatGPT来修bug的方法，就是在对话框里向它提问：

这个代码有什么错误吗？

在第一轮较量过后，结果如下：

从第一轮battle结果来看，ChatGPT修复了19个，CodeX修复了21个，CoCoNut修复了19个，Standard APR则是7个。

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ChatGPT的答案与CodeX最为相似；这是因为它俩是来自同一个语言模型家族。

这时候就会有小伙伴要问了，“ChatGPT不是还没有CodeX厉害吗”。

别急，不要忘了，ChatGPT的一个特点就是越问越“上道”。

例如在这个基准集中，有一个叫bitcount的问题，ChatGPT在刚才第一轮修复过程中是给了错误的答案：

原本ChatGPT应该将第7行的 n ^ = n – 1 改为 n & = n – 1。

但在第一轮中它的回答是：

如果没有更多关于预期行为和导致问题的输入信息，我无法判断程序是否存在错误。

于是在给予它更多信息之后，ChatGPT便答对了这个问题。

以此类推，在对第一轮没答对的问题进行更多信息提示之后，ChatGPT的修bug能力有了大幅提高：

最终，ChatGPT在QuixBugs的40个问题里答对了31个。

网友忧喜参半

对于这样的实验结果，网友们对ChatGPT修bug拿下SOTA这事产生的态度却不太一样。

有网友认为这事不应该让程序员感到危机，而是会让他们觉得开心才对。

言外之意，便是程序员们有了这么好用的工具，干活儿就会变得事半功倍。

不过也有人对此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工作变得简单，不也就意味着需要的人力更少了吗？

但还网友觉得，活儿是干不完的：

即使AI能把开发时间缩短一个数量级，也只是意味着程序员将更快处理下一个工作。

整体来看，ChatGPT很会修bug，并不会给程序员带来什么致命伤害。

但若是把目光放到OpenAI其他的行动中呢？

全球招外包训练ChatGPT写代码

在此之前，OpenAI就表示过ChatGPT的重要用途之一是帮助程序员检查代码。

换言之，它被定位可用的辅助工具。

相比“ChatGPT带来威胁”的看法，等ChatGPT能力彻底进化，程序员都不用再怕写bug了。

OpenAI布局的棋盘上，可不只有改bug偷塔程序员岗位这一件事。

为了让它更大更强，OpenAI被曝在拉美和东欧等地区，提供了1000个外包岗位。

外包员工的主要工作是标注数据，以及训练ChatGPT写代码

这1000人中，40%是程序员，他们为OpenAI的模型创建数据，用来学习软件工程任务。

一直以来，OpenAI的训练数据是从GitHub上抓取的。

现在外包程序员们新手搓的数据集，不仅包括代码行，还包括代码行背后的人类思考逻辑步骤。

有位南美的软件开发人员爆料，他为OpenAI完成了五小时的无偿编码测试。

整个过程中，他的任务分为两部分。

• 用书面英语解释如何处理一个编码问题；
• 提供解决方案。

如果发现bug，OpenAI会向他详细询问bug的具体情况，并请教如何修正。

程序员需要展示思考问题的每个步骤，他据此猜测OpenAI很可能想为ChatGPT提供非常具体的训练数据。

特斯拉前AI主管Andrej Karpathy在推特上调侃：

最新的热门编程语言是英语。

不过话说回来，ChatGPT修bug能力强是好事，要真能搞进化到可以完成代码里死记硬背的部分，也是好事。

毕竟OpenAI成立时对外宣称的宗旨，就是希望“确保通用人工智能可以造福全人类”。

虽然乍一看它这些年做的事，有点像在致力于用一部分人的努力，让更多人失业。

从Dota2赛场上碾压人类，到GPT-3、DALL-E2、ChatGPT的闪耀表现，它带来的新产品总是伴随着“快要让xxx失业了”的议论声。

但无论如何，商业却一直对它青睐有加。

就目前而言，OpenAI的主要商业模式是API费用、token费用和软件许可。

OpenAI近期还发布了ChatGPT的付费版ChatGPT Pro，每月费用42美元（约合285元人民币）。

虽然机器人对话初创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诸多迹象表明市场对OpenAI的持续看好。

微软刚刚宣布将向OpenAI加码投资数十亿美元，并将OpenAI的模型融入微软必应等消费级和企业级产品中。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追加投资数额约为100亿美元。

与此同时，WSJ披露的消息显示，1月初，亿万富翁Peter Thiel创立的风投基金Founders Fund正在就投资OpenAI进行谈判。

据悉，融资金额将至少达3亿美元。

One More Thing

在第一轮实验中，ChatGPT并没有解决QuixBugs数据集的bitcount问题。

但若是你现在再重头问一次这个问题，就会发现ChatGPT可以“一遍过”：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ChatGPT已经从这次研究过程中学会求解了呢？我们拭目以待。

By OpenCV学堂

四川卫健委发布通知，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将于2023年2月15日起实施。《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在舆论场上引发热议，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是鼓励出轨、鼓励私生子。

生育登记不再以“结婚与否”作为前提条件，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明确非婚子女不受限制和歧视。其实，早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而《办法》的实施，正是这一原则的落实，也是为了让非婚子女顺顺利利登记，更是法律精神的体现。

诚然，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可能不符合部分人关于传统家庭组成模式的认知，在道德接受方面存在一定阻碍，比如“出轨”和“私生子”问题。但是，非婚生育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不应该以一概全。有的可能是因为女方怀孕后，男友意外去世，女方希望留下这个孩子；有的可能是女方在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而自己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没有再生育的机会，从而选择留下这个孩子。更残酷的现实是，如果女方选择大月份流产，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对非婚生育一词，不能将其污名化。

随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2022年我国人口呈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改变过往严苛的生育审查政策、提振生育意愿、增加生育人口成为社会的共识。不仅仅是四川省，安徽、广东等地在生育登记办法中，都取消了将结婚作为限制性条件，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个人生育权利的保障，也有利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但事实真的会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吗？放开非婚生育究竟是更加激发了普通人的生育意愿，还是会导致富人三妻四妾，穷人更难娶妻生子呢？会有更多女孩“宁当英雄妾，不与穷人妻”吗？

网友辣评

开放非婚生育之后的讨论就是给我们之前的舆论设定还债。因为我们之前的舆论环境把中国的有钱男性形容的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男人不一样，就是喜欢和女性要保持长期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会出现富裕男性拥有多个“妾”的情况。现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

最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看王思聪。他是公开声明不结婚，并且每次换女朋友都能上热搜。这里面有很多女孩子都希望和他保持长期的关系，一旦被媒体曝光，也有人公开发表比如：“那我贪心一点，可以一直是我吗？”的言论。

现实呢？

一般这些女孩子刚发完这类消息就被换掉了。再问一个问题：他的这些女友里面有几个为他生下哪怕是一个孩子吗？是这些女孩子不愿意给王思聪生个孩子继承万达还是说因为上海不给有过非婚生育经历的外地女孩子获得上海户口，所以这些女孩子就不愿意不结婚给王思聪生孩子呢？

从来不是非婚生育那几千块钱的罚款在限制女孩子给有钱人生孩子。我国从1950年开始就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了。她们中任何一个给王思聪生下孩子都要王思聪长期给钱的。

到底谁不愿意？

当然是有钱的男性比如王思聪不愿意啊。

这就是我们长期舆论中刻意给大家灌输的错觉。在中国的舆论场里面中国男性是一种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男性都不一样的物种，他们和女方交往，就是“应该”和女方发展长期关系，要结婚，要生孩子。可是现实他们和其他国家的男人差不多，尤其是有钱人，思路都基本类似。

这种误解本来是我们营造出来希望去改变男性行为的，但是现实反过来坑的都是女孩子。让她们产生了一种有钱男性愿意长期选择自己的错觉。

一个相对没有限制的婚姻市场，时常是高收入高资产或者说高吸引力的男性不断的选择和替换女友。他们主动的选择同时也被动的被女性竞争，所以一旦丧失了婚姻关系的束缚，在他们身边能和他们维持长期关系的女性就很少，毕竟他们精力也有限。

我们社会中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般女孩子认为理想的结婚对象，也就是我们舆论中经常说的“老实人”或者说所谓的“经济适用男”在迅速的减少。

就是这类男性在我们舆论中是被女性挑选的。他们遇到女性之后有很强的结婚意愿，愿意结婚领证并且绝对尊重女性对于生育孩子的需求。在家庭中承担主要的开支，并且体贴和关注女性的需求。然后舆论上也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因为男多女少，我们也需要把男性往这个方向培养他们才会受到女性的青睐。

那么现实是什么呢？

是很多男人只是装成这样去获得女性的青睐发展短期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也是短期关系对他最有利。

他只是相对有钱人穷，但是男性的本质需求是不变的。

接着大家就能知道我们写婚姻家庭类的文章的难点了。我们需要让大多数的男性继续维持他们要甘愿为家庭付出才能获得女性青睐的舆论趋势，但是现实中他们很多都变了。这里面最麻烦的数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未婚女性中有婚前性行为的20%以上意外怀孕，其中91%去堕胎。

中国新一代男性变得太快了。女友怀孕很多都不肯结婚领证。你周围看见的奉子成婚的案例，其实只是意外怀孕中不到9%的案例。

真正的91%你没看见。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只能去提醒下女孩子，中国男人早变了。自己保护好自己，要减少意外怀孕。

这里面其实我手里还有很多案例，涉及到女孩子给有钱人生下孩子后拿不到抚养费的。比如最经典的就是这些有钱富二代在女友生下孩子后跑出去读书了。作为学生他自己没收入，同时他爹妈的钱用没办法被法院判决用来支付抚养费。结果就是女孩子依法拿不到抚养费，手里没钱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富二代的家庭。

不写不是不愿意去提示，是怕那些有钱的富二代模仿。因为案例里面的很多东西详细讲就变操作教程了。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女孩子自己多保重，社会早就变了，中国新时代的男性和你在媒体上看到的绝对不一样。尤其是有钱的男性，实在是太自由了。王思聪你再讨厌，他整体上行为都讲个你情我愿，也可以说没欺骗过女性。其他那些富二代很多吃相是真的很难看。

而且依法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非婚生育不能让女孩“麻雀变凤凰”

我们在舆论上制造了一个所有男性都是婚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假象，给很多女孩子造成了一个误解。我们并没有关心过底层男性，在现行的制度下，只要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底层男性就没人要。因为嫁给他们没好处，女孩子不傻。而上层的男性又因为过的太好，只要不肯领结婚证我们就拿他没办法。尤其是生孩子抚养费问题，上层男性在目前是占据绝对主动的。

我们看个公开的案例。一个上海有四套房并且之前年薪50万的男人，和妻子离婚，孩子抚养费就是一审一个月600块，二审觉得太少给了2000块一个月。为什么？

因为抚养费的算法是针对大多数普通人的。中国大多数普通人就是一套房，主要资产就是房子。所以没办法用资产比例去算孩子的抚养费。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比如在上海月薪1万，房子价值500万，在鹤岗月薪3000，房子价值5万。你用房子比例去算抚养费，就会导致离婚强制卖房给孩子付钱。就像上面两个男的，你说让他们各自拿出资产的20%去养孩子，前者就是要拿100万，后者就是1万。前者只能被迫卖房变成社会问题。

所以算法主要是根据工资收入来的。一般是工资的20%-30%。然后根据各地的生活标准进行调整。而我们真实的生活标准中养孩子其实特别便宜，你只需要保障他的基础生活需求就可以。上海就是一个月600块，因为读书什么都是公费的。课外班也不要报。

二审是法官自由裁量，所以才给了2000块一个月。男方原先有年薪50万的工作，现在不肯上班了，失业了，收入变零了，就是给那么点抚养费就足够了，哪怕他家里在上海有四套房。

那么这套算法为什么对富二代特别的有利？

因为富二代不靠工资生活。财产都在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他日常用信用卡子卡消费。真碰到非婚生育经济条件差的女方生下孩子，他们基础操作就是去读书，把身份变成学生。

随便找个学校报名，说和父母借了钱读书想给孩子再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法官能怎么办？

判不到抚养费，经济弱势的女方手里就拿不到钱。她就需要考虑孩子未来怎么样更好。在大城市经常就是女方连户籍或者稳定住所都没有，孩子读书都成问题。这个时候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律师的帮助下给拿不到抚养费的女方“伸出援手”，表示说愿意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孩子让他们来养，给女方一笔钱。再告诉女方孩子如果不让他们养，他们作为爷爷奶奶立下遗嘱将来可能跳过富二代直接把钱给富二代另外的，由他们抚养的长大和他们有感情的孩子。

你告诉我，女方一般会怎么选？

这种东西早就流程化了。舆论中你看不到，一方面是担心很多案例细细解读会变成教程，另外一方面也是新闻读者回馈多的很多是女性，她们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真正能去保护这些女性的在我看来是政府的帮助。但是我们目前财政上确实没什么钱。所以一直都是把目标投在婚姻共同财产制度上的。意思就是女孩子比如结婚就能拿到法律赋予的一张叫彩礼的空白支票，彩礼拿到手，就是女方的财产了，只有特殊情况下需要退还；嫁妆还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有就是比如房产加名，各类案例我都贴过，男方婚前哪怕是全款的房产婚后加名后哪怕男方无任何过错，法官也会酌情把房子判决给女方。

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钱不从社会中来，就要从配偶那边来。问题从来都是有钱的一方不愿意领取结婚证。

高学历女生的困境

新冠疫情以来，社会内卷更加严重，社会整体没有多少新增的高端就业岗位，不是你不孕不育就能产生新岗位的。问题不在生育，是在“没岗位”，所以我们目前这批高学历的女孩子注定是时代的悲剧。

二三本文科类就业难前些年大家就知道。可是985就业难你能想象吗？今年就是这个情况。媒体上给大家的是男女数据。比如媒体上就请就业的专家来告诉大家，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女孩子毕业了签约率也只有男孩子的一半，连校招签约都没机会。

然后这些专家就会引导这些女孩子，告诉她们作为顶尖名校的高学历者，她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性别歧视。都是男人坏企业蠢，所以没发现她们的价值。全社会携手对抗性别歧视，她们就有工作了。

你信吗？

很多人是真信，而且她们就是把目标放在生育上，觉得只要解决了生育的问题，企业就会愿意去招聘这些女性员工。企业收缩的招聘，对抗完性别歧视就会重新放开。

我请你仔细想件事，这些高学历的女孩子是找不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她们愿意去做护工之类的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她们需要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端的白领式的工作。

那我再请你想一下，像中国人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前些年可能集体出现女孩子毕业无法签约的情况吗？

接着你就会发现，是高端就业的蛋糕变小了，注定有很多人吃不饱。而你要是有细化数据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发现问题其实是在扩招上。分专业去看，女孩子扎堆的专业就业就是特别差。

简单说这些名校毕业的女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她们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整体出现了萎缩。那么我问你，对抗性别歧视能够让岗位重新诞生，让她们能够就业吗？

不能够。

那么为什么还要天天去引导她们对抗性别歧视呢？

因为担心她们接受不了真实的社会。如果她们真的去查科学的研究，遇到经济萎缩期的高学历者，哪怕是遇到经济恢复，在收入上也很难赶上同类人。简单点讲就是她们作为高学历有专业能力的人，毕业后没有机会实践。哪怕行业恢复了，企业也更愿意去招聘刚毕业的新人。行业恢复有个周期，往往不可能直接出现爆发式的招聘，所以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就是没什么机会了。

现实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回事。都考进985的人，静下心来哪个会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问题其实是她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说服自己。从小到大的教育观念就是考进好学校就有好的工作，将来会有好的生活。现在好工作没有了，这个期望要落空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人还有无限的能量要释放。所以媒体上就给她们立下一个“性别歧视”的沙袋，让她们去殴打这个沙袋释放心中的愤懑。

释放完了，你还是要走到接受现实这个过程里的。高学历女性将会越来越难“逆袭”，尤其是家庭贫困没有助力的女孩，随着高薪工作岗位的进一步减少，“打破玻璃天花板”已经是一种奢望，能够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就已经非常不易。放开单身生育对她们来说很有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她们将会更难成为有钱人的妻子，而只能成为有钱人的子宫。

By Sven、云南网

我们每个人都在逼近被机器抢活的时刻。对于张伟，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

大学毕业至今，张伟已经做了八年独立画师。2022 年国庆期间，他经人介绍接到了一份配图工作——给小说绘制人物头像。

这是一份“走量”的活，对技术和创造性要求不算高。对方开的价位也合理，120 元一张，一共 65 张 。主要成本在于沟通。因为是第一次合作，双方花了一天时间对接需求，期间张伟画了三张草稿，对方又找来一些案例给他做参考。

一切似乎推进顺利，沟通后他交了第一稿，通过了。对方还支付了第一张画的稿费。直到几天后，他突然收到通知：

“经开会决定，小说配图将从人物插图改成物品配图，使用 AI 绘画，合作中断。”

“我被 AI 抢活了。”他有些哭笑不得。他向对方要求看看 AI 生成的成果，对方也大方地发给他。“挺不错”，他的感受是。但更大的落差是成本：对方告知张伟，机器生成一张图只需要花费 2 美分。画师成为 2022 年最受 AI 威胁的职业之一 ｜ Pixabay

给 AI 打下手

这是近 860 倍的差距。公司的经营者们先动了心——哪家公司开始裁美术、哪家开始研究 AI 技术、哪家已经在用 AI 生成图，类似传闻越发频繁地在画师群体内流传。刘晓莉所在的游戏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22 年10 月底，市场部一位同事开了一次 AI 绘图分享会，用游戏项目的成品图，现场生成了相关图片。参会的有刘晓莉这样的美术岗，还有市场、策划和程序员。大多数人反应平淡，毕竟过去半年多少也在网上看到过案例。刘晓莉感受也并不惊艳，“不确定性很大，不可能一次就生成很好的图片”。唯独制作人兴奋异常，眉飞色舞地追问主美术：今后游戏内的部分皮肤是不是可以用 AI 制作？此前，皮肤绘制这类工作都会外包一部分出去，每张稿费大概在五六千元，需要一名画师画上一星期。如今使用 AI，生成图片只需两小时，再经过原画师上手改，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满打满算，一张图的产出只需四小时。

角色皮肤对手游玩家吸引力巨大｜《明日方舟》官网

尽管老板已经拍板，把 AI 加入到工作流程这件事仍处于测试阶段，刘晓莉的工作尚未受到太多影响。在很多细致而常见的甲方要求面前， AI 的随机性并不占优势。它无法理解一些简单指令，比如，“把脚往后收一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家出版商在选定 AI 作画后，将小说的配图从人像改成了物件。但真正的威胁到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先变了：和刘晓莉同一岗位的同事，在开完 AI 分享会后危机感“呼的一下就上来了”。“之前同事基本不接外包的活，周末时间都用来陪孩子，但最近一周有人找她，她二话不说立马开工。”转头回到公司里，这名同事却又不太乐意给 AI “打下手”，改稿的时候“瘪着嘴”。

AI 绘图平台 Crypko 就以生成二次元人物立绘为卖点｜Crypko 官网截图

成为机器的养料
如今人们已经理解，机器并不是凭空学会了画画。在此之前广为人知的阿法狗 AlphaGo，就学习了 16 万人类棋谱以精进“棋艺”；而一个人脸识别算法要训练至合格，常用数据集生成的人脸图片数量，往往达百万量级。AI 绘图也是如此。火爆 2022 的 DALL-E 2、Stable Diffusion 等，他们的训练集均包含数十亿个参数。除非直接指定风格（例如梵高、莫奈），人们并不容易分辨一幅机器生成图究竟“学习”了哪些艺术家。但很快就有了例外。2022 年 8 月底，AI 绘图工具 mimic 一度在日本画师群体中引发热议，这款绘图工具能模仿指定漫画家的画风，输出相近的作品。日本画师开始群体抗议，“使用禁止”的 tag 成为推特趋势热门话题，许多画师表示自己的作品不会授权给 mimic 用于训练及使用。

mimic 在官方宣传中用 AI 模仿了推特画师｜mimic 官方推特紧接着，事态蔓延到了中国画师圈。独立画师魂君表示：一开始，人们只是抱着“玩玩看”的心态开始使用这些工具；进而，出现了一些不画画的人使用特定画师的作品训练模型，再反过来用生成的作品嘲讽该画师的事情。2022 年 10 月 13 日，魂君发布了一则微博，呼吁业内关注 AI 绘画侵权现象。他提到：目前“ AI 无授权拿画师的画做养料”、“无授权拿画师图洗稿玩”的情况逐渐泛滥。他希望更多同行能加入发声，抵制以 AI 绘图为名义的侵权。抗议直指一款名为 NovalAI 的绘画工具。11 月 29 日，微博网友@ Sueno 洛柒则发声抵制 Nijijourney，一款最新的基于 Midjourney 的 AI 绘画程序。这些备受争议的工具存在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为创作二次元画作而生的。不论你输入什么关键词，成品都会呈现动漫风格。相比于 DALL-E 2、Stable Diffusion 所用的超大模型，二次元的素材池小得多。当输入的要求细致到特定角色、特质时，特定画师的“影子”经常就会浮现出来。受到抵制的 mimic 和 Noval AI 两个平台，都因能制造出画风极度接近特定画师的作品，而被视为“洗稿”机器——这种行为之泛滥，以至于那位画师的原作，有时反而会被识别为“AI 制造”。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新技术放大了一个旧问题：抄袭。画师圈有不成文的习惯：同人爱好者会在网络上收集自己喜欢的图片，上传到一些公开平台；而初出茅庐的画师，则将此作为宣传自己，与同好交流的方式。为了方便搜索，他们常会给图片打上非常细致的 tag，以下面这张游戏同人图为例，上传者不仅会打上角色名称、游戏出处，还会具体至画面内角色的发型、发色、姿态和衣着等细节。

左侧橙色框内均为这张图片的 tag ｜ danbooru

于是，这些平台成了天然的 AI 素材库，只要使用爬虫技术，将图片和词条抓取下来，就可直接用于训练，连人工标注的成本都省下了。画师在无意识中，也为 AI 进步贡献了一份力。使用图片作为素材训练的时候，多数 AI 平台并不会征询原作者的同意。平台商业化后的收益也不会有半分进入原作者的口袋——一些画师们认为，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侵权。

ArtStation 艺术家集体反对 AI 绘图 ｜独立艺术家 Joyce Da Silva

人类反击战
作为传统的乙方角色，很难说画师的态度能多大程度上左右甲方的选择，更别提改变技术前进的车辙。但他们也并未自此缴械投降。魂君在自己的倡议中提出一个思路：今后画师们在平台上发布作品时，可以在作品上覆盖大面积水印，破坏作品的完整性，以防止被用于训练 AI 以及洗稿。一些画师随之响应，开始分享水印的资源包。不同于签名似的小型水印，这些水印面积巨大，试图均匀地覆盖整个画面。画师开始公开免费地分享自制的水印 ｜ 微博截图画师们也被迫自证自己的作品并非出自 AI 之手。他们向社交平台上传作品的同时，开始主动贴出草稿、视频等绘制过程，甚至有网友表示这种做法已经成了新的“发图礼仪”；也有部分画师大面积撤下自己公开发布过的作品，以防止被用于 AI 训练。2022 年 9 月，一个名为 Spawning 的艺术家团体上线网站 Have I Been Trained? （我被用于训练了吗？），通过检索目前最大的开源图片数据库 LAION-5B 和 Laion-400M ，帮助艺术家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用于 AI 工具的训练。一些传统图片平台也摆明自己的态度。Getty、Shutterstock 等图片库网站先后删除了平台上一些明显标注为 AI 生成的图像；福瑞（兽人）爱好者社区 Fur Affinity 则是以保护人类创作者为由，禁止了 AI 作品在平台上出现。

AI 禁止的趋势在各类型的平台蔓延｜微博截图

当然也有人使用法律手段反击。2022 年 11 月 3 日，微软收到一起集体诉讼，其旗下的 AI 编程助手 GitHub Copilot 被控诉使用公共仓库内、用户发布的代码进行训练，侵犯了大量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公开信中写道，这起诉讼背后的“原告”，是“数百万 GitHub 用户”。这起诉讼引发了大量关注，因为不仅是 Copilot ，目前包括 AI 绘图在内的绝大部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背后都是这同一套运行逻辑。参与诉讼的律师 Matthew Butterick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的 “Napster 时代”——在数字音乐出现的初期，“Napster 案”的判决奠定了版权音乐的发展根基，决定了如今人们在平台上听音乐而不是私人下载的习惯。过去一年，文字生成图像、文字生成音乐甚至视频的工具花样翻新，彼此超越；而创作者们则花一年时间沉淀下来一个问题：如何在技术面前保护自己的权益?

Rick&Morty 主创在新游戏中使用AI绘图作品，以“营造一种平行宇宙的荒诞感” ｜ Reddit

面对越来越无所不能的 AI，人类群体也开始了分裂。魂君加了不少讨论 AI 绘图的聊天群，有单纯以画师组建的群，也有包含技术研究人员、公司老板等在内成员比较复杂的群。他观察发现，研究技术和做老板的，聊到 AI 通常都会比较兴奋且积极乐观。至于画师们，魂君总结道：“有悲观派，认为 AI 迟早会取代人；有乐观派，认为 AI 只是一个工具，认为今后围绕 AI 说不定会衍生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之前群里还出现过一个无脑拥护 AI 的极端技术主义者，他觉得人学习不算侵权，那 AI 学习也不算，结果被好多人怼了。还有画师认为 AI 的出现是一件好事，能淘汰所谓的‘低端’画师。”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这不是一场昙花一现的争吵，而是 AIGC 技术普及之路上绕不开的核心命题。AI 绘画相关的内容下，人们总是自发地将有关侵权的讨论顶到热门；Stable Diffusion 则于 2022 年 12 月宣布，将与 HaveIBeenTrained 网站合作，允许艺术家在训练集中搜索并删除自己的作品

B 站知名 up 主删除使用 AI 绘画的视频 ｜ B 站截图

魂君自己也尝试过用 AI 做东西。还是早在 2017 到 2018 年期间，他接触到了当时被视为 AI 的“自动上色”工具，相当简陋，也并不引人注意。一直到 2021 年年底 Disco Diffusion 出现，他才又一次注意到 AI 绘图——技术的能量却已今非昔比。踌躇再三，他还是选择不使用：“还是担心侵权问题。”被 AI 抢了插画生意的张伟感受更直接：AI 就是一个大型抄袭机器。他认为当前大家对 AI 的追捧程度，很快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画师失业， AI 最终将成为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存在。游戏公司美术刘晓莉则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一开始就不是 AI：“对手是 95 后，是那些更年轻的新进原画师，（我）早就有危机感了，AI 算什么？”那 AI 的抄袭问题呢？刘晓莉立刻干脆地反问回来：“人就不抄吗？”

By 亨宇

父亲发高烧那天是2022年12月13日，晚上8点时，他的体温已经烧到39度，一个半小时后，又升到40.8度，已经接近超高热（41度）。这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高烧。

此前一周，老家全面放开新冠预防措施。放开后次日，村里做了最后一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有两人查出新冠阳性，其中之一是老年公寓一位80岁的老人，与我父亲同住在老年公寓三楼。

在给父亲量体温之前，我曾摸过他的额头，感觉并不烫，我误以为他是低烧。当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时，我很是吃了一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本人当时也烧到了39度。

我和父亲几乎同时中招。后来我陪他住院时查抗原，均显示新冠阳性。

与一般新冠中招者不同，父亲是一位82岁的癌症晚期病人。

身患癌症，又遭新冠

父亲查出癌症是在此次高烧的两个月前。我带他去一所南方的医院，原本打算做个胆结石手术（父亲3个月前在我们当地医院查出胆结石和胆囊炎），不料检查报告单提示，他还患有胆囊癌，而且很可能已经广泛转移，到了晚期。这意味着已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医生向我暗示，父亲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父亲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癌。医生跟我说，体内的胆结石以及因梗阻形成的高胆红素，也可以随时危及父亲的生命，为此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以排除隐患。但是医生同时也承认，对于82岁高龄且有各种基础疾病的父亲而言，手术存在一定风险。

经过权衡，我和弟弟决定放弃做这个微创手术——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能否将他安全地带回老家。医生体谅我们的难处，并担心父亲可能随时随地因感染而发热，为此特意开了退烧药，以免父亲因体温升高而上不了飞机——当时的疫情管控措施还很严。

没想到回家之后，父亲又遭遇了新冠。

事实上，在12月13日那次发烧之前，父亲已经半个多月不能正常进食，此外他还觉得肚子胀——后来在医院查出他体内有大量腹水，以及，他还出现了明显的黄疸。这些症状通常意味着癌正在迅速发展。

父亲那晚的高烧至少持续了8小时。即使服用了布洛芬，到了次日凌晨4点时，体温仍然达39度以上。

不过，第二天早晨时，父亲的体温降下来了，一下降到36度。然而好景不长，4天之后，他再度发高烧，这次烧到了40.4度。

12月20日，父亲在老家医院的消化科病房住院。住院次日查血时发现，父亲的总胆红素数据已经升高到四级，也就是最严重级。是3周前那次查血时（当时已经超出最高正常值）的近5倍。

我从一位北京知名肿瘤内科医生所写的科普文章中读到，胆红素是衡量肝功能的重要指标，当癌症病人胆红素升高、出现黄疸时，可能是肝功能开始衰竭的表现。而父亲的转氨酶数据也显示，他的肝功能已经极不正常。

我在南方那家医院陪父亲就医时，医生告诉我：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通过胆管输送至十二指肠，然而肿瘤的产生，导致胆道发生梗阻，胆汁受阻后，在压力之下逆流入血，导致血液内的胆红素数据升高。他打了一个比方：肿瘤如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制造了一起车祸，从而阻断了正常的交通。

严重的问题是，药物治疗对胆红素升高几乎无效，只能通过手术治疗。但以父亲的身体状况，恰恰又很难承受手术风险。

父亲查出癌症后，我曾联系北京那位肿瘤内科医生，并在他的建议下给父亲服用过一种化疗药，结果在发现胆红素升高后，不得不在他的建议下停药。

关于父亲的病，这位北京医生在2022年10月中旬就曾明确告诉我，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父亲会因肝脏衰竭出现黄疸，最终导致死亡。即使治疗，他的生命可能也只能延长几个月。

当时父亲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还好，我将信将疑。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北京医生的话就开始兑现。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父亲还由于新冠发起了高烧。事实上，住院当晚，我和父亲就目睹了同病房一位感染新冠的癌症病人在输液时去世，据参与抢救的医生判断是心源性猝死。

同样是在住院当晚，父亲再度发起了高烧，这次烧到39.4度。医院当时没有退烧药，只能通过物理方法（肛门栓）给父亲降温。2

新冠高烧，因祸得福？

住院几天后，医生找我谈话，鉴于父亲的情况，我们很快达成了“不做任何介入性手术、仅对症治疗”的共识。此后，父亲在医院进行了常规输液治疗，主要是用了抗菌素、保肝药、利尿药和护胃药。此外还用了白蛋白和氨基酸，进行营养支持。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住院一周后，父亲再次查血，发现胆红素指标降了很多，其中总胆红素由三百多降到两百多，直胆红素由两百多降到一百多。

这让上述肿瘤内科医生深感奇怪。“很少见。”他说，“什么都没有处理，就自行好转一些了？”

事实上，当看到父亲入院时的查血数据时，这位医生就认为难以好转了，按他的判断，如果不做介入手术，胆红素会继续升高，进而导致胆红素脑病，父亲会因此出现意识障碍，在昏迷中离开人世。

然而，更为神奇的是，继第二次查血仅仅4天后，父亲再度查血，这次的胆红素数据继续大幅下降，总胆红素指标已经由四级降至三级。

住院11天后，明显好转的父亲出院了。

对于父亲病情的好转，我的朋友陈医生并不感到意外，她认为是高烧起了作用——罕见的、持续的高烧杀死了父亲体内的癌细胞，导致肿瘤发生改变，胆管梗阻得以缓解，血液中的胆红素含量因此大大减少。

也就是说，新冠导致的高烧，恰恰让父亲因祸得福。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确实有“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报道，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多种癌症治疗方法——热疗。由于自己的母亲也曾患癌，陈医生曾深入了解过这一理论，并得知美国、日本均有通过人工方法升高体温治疗晚期癌症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她本人曾尝试过通过这一方法给母亲治疗，但是没有成功——在她母亲借助药物将体温升高至39度时，不知情的护士在家属不在场时打了一支退烧针，从而前功尽弃。

不过，“高烧可杀死癌细胞”的理论在医疗界似乎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高温确实可以杀死癌细胞，但是人体通过发烧不可能达到足以杀死癌细胞的温度，因为若是那样，人体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

上述肿瘤内科医生告诉我，他见过非常多高热的患者，但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只有一例。不过，鉴于在父亲身上发生的事实，他认为不排除这一可能。

我联想起南方那家医院的医生给我打的比方，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父亲体内由肿瘤制造的那起车祸，导致交通严重阻塞。然而新冠带来的高烧，如同洪水一样袭来，在让父亲受苦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冲走了车祸造成的路障？

新冠“治愈”癌症并非个例

2021年《英国血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报道的一个案例，却让人感到神奇：一名罹患淋巴癌和肾脏病的61岁男子，此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短暂住院后回家休养。四个月后他回到医院复查，结果发现体内的新冠病毒消失了，癌症居然也痊愈了。

据报道，男子患有严重的肾衰竭，需要长期进行透析治疗。三年前，他有幸得到合适的肾源，得以接受肾移植手术。然而天不遂人愿，他的这次手术失败了。
此后，男子停止了一切免疫治疗，带着病痛生活。2020年年中，男子的身体突然之间暴瘦，并且全身淋巴结肿大，他赶紧到医院检查，结果确诊罹患经典型霍奇淋巴瘤，PET-CT扫描提示疾病分期为3期。霍奇淋巴瘤是一种恶性肿瘤。也就是说，男子此时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CT照片也显示，癌细胞扩散到了他身体的各个地方。

图中所示黑色部分为癌细胞，下同祸不单行，住院期间，他又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医院对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同样呈阳性反应。

到此，男子的身上出现了三种疾病：末期肾衰竭，晚期癌变的霍奇金淋巴瘤，以及新冠肺炎。这任何一种疾病放在一位61岁老人的身上都是十分凶险的，不难想象他那时所承受的煎熬和病痛。住院11天后，男子的症状有所缓解，决定回家休养。或许在他看来，放弃治疗未尝不可。事实也是如此，男子在回到家后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皮质类固醇和免疫化疗。四个月后，男子回医院复查。PET-CT扫描却提示，他体内的大部分肿瘤竟然神奇地都消失了。更为夸张的是，与肿瘤有关的生物指标直接下降了约9成。反复检查后，医生们最终确认，男子的癌症痊愈了。

而他的新冠检测也显示为阴性，男子体内的新冠病毒也消失了。

发生在男子身上的状况让研究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目前，研究人员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新冠病毒触发了人体抗肿瘤的免疫反应，作用机制包含病原体特异性T细胞和肿瘤抗原的交叉反应，且染疫所产生的细胞活化了杀手细胞。说得直接一点，新冠感染激活了抗肿瘤的免疫反应，在杀灭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癌细胞。

另一位患有艾滋病的40岁男性，在就诊前4周，右侧胸部出现了2cm的锁骨下肿块，后来被诊断为纤维结缔组织瘤。原本打算做手术切除的他，在手术前几天“不幸”感染了新冠，只好推迟手术，先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甲泼尼龙对症治疗。结果1个月后，医生触诊和CT检查发现，原有的肿块消失了。

话说回来，关于医学上“以毒攻毒”的发现早已有之。1910年，意大利的一名宫颈癌患者在感染狂犬病毒后，体内肿瘤缩小消退。从那时起，科学家们便意识到，病毒或许可以成为治疗和拯救患者的“帮手”。这些年很热门的溶瘤病毒，就是科学家们尝试着对一些对人体损害比较小的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使这些病毒能够特异性地攻击、破坏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能为人类通过开发免疫系统潜力治愈癌症，提供新思路吗？

转阴后癌症的反复发作

一位患有EBV阳性NK/T细胞淋巴瘤的20岁非洲男性，对K药、利妥昔单抗、L-天冬酰胺酶、SMILE方案等多种治疗方案耐药，十分难治。在感染新冠后，这位患者身上由淋巴瘤引发的症状也较为严重，但与此同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肿瘤却出现了明显的缓解。

遗憾的是，在核酸转阴后，他的淋巴瘤很快复发了，并再次出现了溶血性贫血、发热、脾肿大和NK细胞计数升高等症状。原本在感染新冠后快速下降的EBV-DNA拷贝数，也在新冠治好后又再次升高。

看了上面几个例子，不少癌症患者以为新冠病毒或许对肿瘤有一定效果，甚至有些人猜想，是不是可以去故意感染新冠病毒来治疗肿瘤。

但现实很残酷，这么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却并不能保证对抗肿瘤有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病毒并不能杀死癌细胞

杀死癌细胞的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由于感染了病毒一类的病原体可能激活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把肿瘤细胞跟病原体一起杀死了。

新冠导致的高烧杀死癌细胞不可取

专家提醒：想要利用高烧来杀死肿瘤的做法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癌细胞怕热不假，当达到一定温度范围，癌细胞的活性就会受到抑制并出现不可逆的热损伤。人体最高的耐受热约为 40.6～41.4 摄氏度。如果发烧达到 42 摄氏度，即便高烧持续时间很短，也极有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发生心肺功能衰竭，并有死亡风险。

新冠病毒对癌症患者生命威胁更大

并不是所有肿瘤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都像那几个病人会那么幸运。而且新冠病毒对肿瘤患者的威胁可能会更大。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新冠病毒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激活，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

在发生细胞因子风暴后，人体免疫系统全面激活，进而引发自杀式的行动，因此在消灭病原的过程中对自身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由此可见，新冠病毒给大部分的癌症患者带去的是厄运，而不是上述这两位患者的“好运”。

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

一般来说，建议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阳性肿瘤患者推迟抗肿瘤治疗时间需根据新冠感染程度、抗肿瘤治疗迫切程度、抗肿瘤治疗方案强度、患者全身状态等多方面综合考量。（点击了解→肿瘤患者阳了，抗肿瘤治疗怎么办？发热需要去医院吗？）

一般来说，肿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是无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天，也就是在新冠确诊后10天左右重启抗肿瘤治疗；

如果是轻中度症状，建议抗肿瘤治疗推迟10-14天，等到症状明显改善，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超过24小时没有出现发热症状，则可以考虑重启治疗；

如果是重症，还是要以新冠治疗为先，抗肿瘤治疗原则上推迟20天，20天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重启。

By 浙江省肿瘤医院、科普中国、会群

为什么生物技术行业尽管前景看好却未能达到预期？Gary Pisano 教授通过对该行业进行了尖锐的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揭示了生物技术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该行业运作方式的最详尽的分析。他还为寻求改善行业绩效的方法的公司、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处方。

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临床医生，正想转化一项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身在生物医药产业的从业者，无论是打工人还是老板，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专注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人，可以读读此文；如果你是医疗健康领域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者和法律从业者，可以读读此文；

在其30年的历史中，生物技术产业已经吸引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本。这种投资大部分是基于生物技术可以改变医疗保健的信念。最初的承诺是，这一新科学，结合深度参与推进基础科学的新型创业企业，将在药物治疗领域引发一场革命。不受传统技术和老牌制药巨头组织的束缚，这些灵活、专注、以科学为基础的企业将打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壁垒，生产出大量新药；这些药物会产生巨大的利润；当然，投资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承诺。

从金融角度来看，生物技术仍像是一个新兴行业。尽管像Amgen和Genentech这样的公司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整个行业的收入也有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没有盈利。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R&D项目比那些备受指责的制药行业巨头更有成效。这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获取利润和取悦股东的需要为动机的组织，能够成功地将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核心活动吗？

30年来，关于“商业入侵基础科学（长期以来是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研究机构的领域）是否限制了获得发现的机会，从而减缓了科学进步“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但是，科学能否成为一门有利润的生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如既往，制药业普遍认为，药物创新的革命将会成功，只是比预期的时间长一点。这可能是积极的想法。在过去的20年里，我对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战略、组织、绩效和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了解到生物技术领域的“解剖学”——大部分借鉴了在软件、计算机、半导体和类似行业中运行良好的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无法满足基础科学和商业的需求。除非解剖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否则生物技术将无法吸引实现其转变医疗保健潜力所需的投资和人才。

所谓“解剖”，我指的是：

（1）该领域的直接参与者(初创企业、老牌公司、非营利实验室、大学、投资者、客户)；

（2）连接这些参与者的制度安排(资本、知识产权和产品市场)；（3）管理和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如何运作的规则(法规、公司治理、知识产权)。要使生物技术取得完全成功，它的解剖结构必须帮助参与者在三个方面出类拔萃:

（1）管理风险和奖励冒险行为；（2）整合存在于一系列学科和职能中的技能和能力；（3）从组织和行业层面推进关键知识。行业的各个“解剖”部分应该相互支持以应对各种挑战。

而在生物技术领域，他们（各个“解剖”部分）的工作目标往往不一致。例如，该行业管理和奖励风险的方式——企业的融资方式——与创造新药所需的漫长的R&D时间表相冲突。又例如，该行业的分散性，有许多跨越不同领域的小型专业参与者（机构/企业），本是管理和奖励冒险的潜在有用模式，但它也创造了阻碍关键知识整合的经验孤岛。又例如，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市场允许个体公司锁定基础科学知识的权利，这也限制了其他能够通过试错学习来发展这些知识的科学家数量。尽管所有这些听起来相当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注定要失败。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能成为一门生意。但这确实意味着生物技术的结构需要改变——这项事业不仅会对药物R&D和医疗保健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大学和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从事基础科学的其他新兴产业以及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的目的是为上述提供一个框架理解并提供一些关于新的组织形式、机构安排和将需要的规则的想法。

Biotech 实验

以科学为基础的商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所说的“以科学为基础”是指它不仅试图利用现有的科学，还试图发展科学知识，并获取它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这类企业的经济价值很大一部分最终取决于其科学质量。在biotech 出现之前，科学和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的领域运作的。进行研究以扩展基础科学知识是大学、政府实验室和非营利机构的职责。将基础科学商业化——用它来开发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其价值——是盈利性公司的主要任务。历史上，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IBM、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母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少数公司做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它们是例外。总的来说，企业不从事基础科学，科学机构也不试图做生意。生物技术sector 融合了这两个领域，创造了一种纳米技术、先进材料和其他行业所采用的科学-商业模式。营利性企业现在经常自己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大学已经成为科学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他们的技术转让办公室积极寻找商业伙伴来授权专利；他们与风险投资家合伙创办公司，将来自学术实验室的科学商业化。在许多情况下，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大量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包括教授(其中许多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向初创企业传授从大学获得的技术，通常以股权作为回报。这些公司经常与大学保持联系，在研究项目上与教师和博士后密切合作，有时还利用大学实验室。在许多情况下，创始科学家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教职。

科学事业诞生于1976年，当时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开发了重组DNA技术，这是一种工程细胞生产人类蛋白质的技术。它是由年轻的风险投资家Robert Swanson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Herbert Boyer共同建立的。除了证明生物技术可以用来开发药物，基因泰克还创造了一个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模型，这一模型在塑造生物技术产业的面貌和表现方面被证明是非常强大的。该模型由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

（1）通过创建新公司而不是出售给现有公司，将技术从大学转移到私营机构；

（2）风险资本和公共股权市场，在关键阶段提供资金，并为创始人——投资者、科学家和大学——承担的风险提供回报；

（3）一个专门技术市场，年轻公司向成熟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以换取资金。

1978年，基因泰克与大型制药公司礼来公司达成协议。作为重组胰岛素生产和营销权的回报，礼来公司将资助该产品的开发，并向基因技术公司支付销售特许权使用费。该协议消除了新公司进入制药行业的主要障碍之一: 开发一种药物通常需要很长时间(10到12年)的巨额成本(按今天的美元计算为8亿到10亿美元)。这也是制药公司第一次将R&D项目外包给盈利性企业。从那以后，几乎每一家新的生物技术公司都与一家已建立的制药或化学公司建立了至少一种合同关系，大多数公司还建立了好几种合同关系。这个专门技术的市场鼓励风险资本家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它还通过为投资者提供利润和收入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帮助生物技术公司利用公开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基因泰克在1980年大获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表明，一个没有产品收入或收益的公司可以上市——这使得该行业对风险投资家更具吸引力。

前景

这种将知识产权货币化的体系的兴起，与对生物技术的厚望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该行业似乎为威胁老牌制药公司的R&D生产率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面对管线中潜在畅销药物的短缺，这些公司大幅增加了R&D的开支，但无济于事。由于新药无法弥补那些失去专利保护的主要（畅销）药物，金融分析师质疑该行业利润的可持续性。在科学界和投资银行界拥护生物技术的从业者相信，生物技术将创造出大量有利润的新药。他们认为，相对于官僚的、纵向一体化的制药巨头，小型的、专业化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大型制药公司应该专注于市场营销，将创新的R&D留给更接近科学的灵活的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决定逐步与生物技术公司结盟就是证明。因为第一波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包括安进、百健艾迪、塞特斯、凯龙星、基因泰克和健赞）都是在人体中发现的蛋白质，参与该领域的科学家、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认为它们的失败率将比传统的化学药物低得多。较低的技术风险意味着较低的商业风险。

一些基因工程替代激素(胰岛素、人类生长激素和凝血因子VIII)治疗血友病的初步成功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人类基因组测序和所谓的工业化R&D技术的发明进一步支持了生物技术将产生突破性疗法并极大提高R&D生产力的预测。理由是，产生的大量生物数据将极大地有助于确定疾病的确切原因，而且诸如组合化学(用于创造新化合物)、高通量筛选(用于测试化合物的药用潜力)和计算化学(用于“合理设计”具有特定效果的药物)将大大提高候选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低效的、反复试验的、基于工艺的、一次一个分子的药物发现方法的日子被认为屈指可数了。

迄今取得的进展

对这些新兴技术的兴奋，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爆炸式增长(30年来约4000家)，以及该行业不断飙升的年收入(现在约为400亿美元)只是增强了这种乐观情绪。但是，如果这个行业的成功是通过盈利能力和革新R&D以产生大量突破性药物的进展来衡量的，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就出现了。首先，只有极小一部分生物技术公司曾经盈利或产生正现金流，整个行业都在亏损。图中(见“图1 生物技术的无利润增长”)那些盈利的公司，只有少数精英老企业——包括安进、Biogen Idec、Genentech和Genzyme——产生了可观的利润，只有安进和基因泰克打入了老牌制药公司的联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因泰克在开创了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之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与安进、Genzyme和其他一些公司一起，通过在制造和营销方面的大量投资进行垂直整合，同时继续建立内部科学创新能力。此外，基因泰克还与拥有其56%股份的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图1: biotech 的无利润增长：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收入急剧增长，但它们的利润徘徊在接近于零。除了最大、最赚钱的公司安进，该行业一直很不佳 始终如一的赤字。如果将私营公司纳入数据池，其损失将会更大」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生物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R&D制药的生产率，尽管许多人声称这是事实。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R&D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没有显著差异。(见图2“生物技术没有在R&D生产率方面产生突破。”）工业化的R&D也没有显著增加大量的化合物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更不用说进入市场了(见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生物技术公司的非凡生产率是因为它们所承担的项目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图2: biotech在研发生产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生物技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与大型制药公司推出的每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没有显著差异。 」

「图3:生物技术产业化研发尚未实现：…biotech开发的至少已经发展到人类临床试验的化合物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也没有理由相信biotech 的生产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乐观主义者指出，生物技术公司在临床开发药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表明，我们应该期待未来会有大量的药物从生物技术管道中涌现出来。但是，尽管工业在R&D上的支出持续大幅增长，biotech 药物开发的损耗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此，在R&D投资的生物技术的每一美元产出是否会显著提高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生物技术行业似乎正在从其在R&D极端激进和高风险的独特位置上撤退。自2001年基因组学泡沫破裂以来，初创企业的战略和风险投资家的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家和投资者开始寻找风险更低、回报更快的模式，比如许可其他公司的现有项目和产品，然后对其进行后续开发，而不是组建所谓的“从分子到市场的公司”(其第一批产品收入可能要在十多年后才能实现)。诸如有价值的新配方的改进和新的给药技术等。它们可以导致显著的治疗改进和扩大的治疗选择。也就是说，战略的变化引发了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不追求突破性科学技术，谁会关注提供潜在医学突破的高风险长期项目？从事生物技术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行业最终会繁荣发展。有些人仍然认为这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其他人坚持认为技术将会拯救世界。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其他方面的进展将使在R&D过程的极早期阶段以高精度识别有前景的候选药物成为可能，这将使得研发失败率、周期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这种乐观假设在：该行业的基础结构是健康的，参与者的策略是合理的。我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目前的结构和策略无法解决该行业面临的基本业务和科学挑战。

有缺陷的解剖

就像生命体一样，工业不是“反设计的”，而是有设计的。在生命体中，这些设计被称为解剖学。解剖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物种的能力，以及为什么某些物种能在某些环境中茁壮成长，而在其他环境中却不能。解剖学解释了为什么猎豹能跑65英里每小时，而乌龟不能。解剖学与环境的契合在经济学中也很重要。生物技术行业的解剖结构看起来与软件和半导体等其他高科技行业非常相似。它涉及专注于R&D价值链特定部分的大学衍生的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公共股票市场的作用；和技术市场。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硅谷经济学，这些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对生物技术的剖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将与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当谈到R&D 时，生物技术 在三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1. 深刻和持久的不确定性，根源于人类对生物系统和过程的有限知识，使药物R&D 具有高风险。

2. 药物开发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分成几个部分，这意味着相关的学科必须以综合集成的方式工作。

3. 构成生物制药部门的不同学科中的许多知识都是直觉的或隐性的，这使得利用集体学习的任务变得特别艰巨。

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作斗争

在大多数行业中，技术的基本可行性对R&D来说不是问题，在这些行业中，努力和资源主要用于开发已知技术上可行的概念。汽车设计师可能会努力解决与汽车相关的各种零件的工程问题，并担心设计是否可以制造，客户是否会购买车辆。但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车辆将工作。即使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机和飞机等高科技行业，通常也很清楚哪些商业R&D项目在科学上可行，哪些不可行。药物研发则不是这样。候选药物是否安全有效只能通过漫长的反复试验过程来确定。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科学家们仍然发现预测一个特定的新分子将如何在人类身上起作用极其困难。即使在今天，他们也可以假设，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项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失败。从历史上看，大约6000种合成化合物中只有一种上市，只有10%到20%开始临床试验的药物最终被批准用于商业销售。基础科学的进步可能最终会提高这些几率。但是到目前为止(与预期相反)，生物技术实际上增加了药物研发的不确定性。尽管靶点(疾病的可能原因)、攻击它们的武器(疗法)以及识别新的潜在原因和治疗方法的新方法已经开发出来，但是对这些选项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迫使科学家进行更多的尝试和错误，而不是更少。因此，尽管生物技术的进步最终可能会降低R&D的技术风险，但迄今为止，它们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深刻、持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长期的高风险。

乍一看，生物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货币化系统在管理这种风险方面似乎运行得相当好。新公司的迅速形成引发了过多的实验。股权所有权的诱惑鼓励科学企业家承担创办新公司固有的风险。风险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来管理早期风险，并通过建立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然而，一项更细致的调查显示，该体系中隐藏的缺陷阻碍了该行业的整体业务表现。风险投资家对某一特定投资的时间跨度大约为3年——远不及大多数公司获得一种药物上市所需的10年或12年。此外，由于它们需要分散风险，即使是最大的基金也无法承担向任何一家初创企业投入巨额资金。

根据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关于基金投资政策的数据，对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平均投资约为300万美元。平均最高金额为2000万美元——远远低于开发一种成功药物通常所需的8亿至10亿美元。生物技术公司依靠公共股权和战略联盟来缩小差距。然而，这些解决方案产生了其他问题。公共股票市场并不是为了应对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而仅从事研发的企业构成了大部分的生物技术sector。这些公司不能以盈利为基础进行估值，大部分都没有。他们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正在进行的R&D项目。但是，试图根据面临多年巨大的技术和商业不确定性的项目对它们进行估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对于一般的无形资产，尤其是R&D项目，没有明确的披露和估价标准。公认会计原则(GAAP)通常不要求公司披露其R&D项目，尽管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必须披露其开发管道的状态信息，但这些要求是模糊的。

例如，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提供给定产品的可能治疗用途、临床试验结果和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的详细程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估值技术，如实物期权和蒙特卡洛模拟，也是有限的。投资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解释公开宣布的临床试验结果。公司可以也确实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些结果。即使他们对它们的解释相似，他们也可能基于不同的风险偏好，对是否进入下一阶段做出不同的决定。公众投资者已经将目光投向市场，寻找填补这一信息缺口的诀窍。凭借他们多年的经验，和大批科学家、大型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达成交易的人肯定有评估项目的技术和商业前景的知识。因此，默克、诺华或礼来公司愿意投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应该表明它的前景是好的，对吗？不一定。制药公司经常在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结盟。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联盟上花费巨大，却收获甚微——或者已经放弃许可最终可能成为重磅药的早期药物。知识产权货币化制度存在缺陷的进一步证据是，总的来说，生物技术投资的长期回报与巨大的风险并不相称。虽然风险资本基金经历了一些辉煌的年份，个别生物技术股表现突出，但相对于风险而言，总体平均回报令人失望。

从1986年到2002年，风险资本基金产生了16.6%的平均年内部收益率。旧金山商业银行Burrill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从1979年到2000年购买所有340只生物技术IPO股票并持有这些股票直到2001年1月(或直到一家公司被收购)的投资者将实现15%的平均年回报率。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似乎在回避风险最高的项目。尽管很难得出结论，但有迹象表明投资者正变得越来越谨慎。

整合不同的学科

很大程度上由于生物技术产业的出现,“药物R&D”的工具箱变得更大、更多样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被一门单一的学科所主导：药物化学。今天，它包括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蛋白质化学、组合化学、遗传工程、高通量筛选和许多其他学科。这些新工具带来了新的机会，但是每一种工具都只揭示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的一部分。有效地发现和开发药物需要所有的部分走到一起。因此，跨不同科学、技术和功能领域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生物技术的科学前景终将实现。整合的挑战不是药物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R&D都涉及解决多种类型的问题。不仅必须解决许多问题，而且这些解决方案最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包括高度复杂的系统，如电子设备、汽车、软件和飞机——一个大的R&D问题可以分解成一组相对独立的子问题，独立解决，然后组合在一起。模块化使专门研究系统不同部分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但它通常需要定义明确的接口和标准，这些接口和标准规定了系统的不同组件应该如何配合和一起工作。此外，模块化要求将知识产权编纂成文，并明确定义和保护知识产权。

药物开发缺乏这些要素

药物开发所涉及的众多功能和技术活动大多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确定药物发现的靶标。有待解决的大问题是这种疾病的潜在机制是什么，以及药物治疗可能在哪里进行干预。因为人类生物学非常复杂，目标识别也非常复杂。途径是什么？什么基因可能在起作用？他们是如何互动的？那些基因表达的蛋白质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它们的结构是什么？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成为“成药性”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学科的洞察力，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化学，还需要广泛的方法，包括计算方法、高通量实验和传统 “wet” biology。同样的整合也必然发生在开发的更下游，但仍然与其他学科，如毒理学，工艺开发，配方设计，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学，法规事务和营销等。通过孤立地单独解决问题来成功开发一种药物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因为每一个技术选择(你的靶标、你开发的分子、配方、临床试验的设计、目标患者群体的选择，以及制造工艺的选择)对其他人都有影响。找到解决方案需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反复交换大量信息。换句话说，它们必须以高度集成的方式一起工作。实现整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让单个公司拥有拼图的所有必要部分(垂直整合)。另一种是依赖市场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独立的专家通过联盟、许可协议和合作来整合他们的工作。传统制药行业采用前者，生物技术行业采用后者。

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让高度敬业的科学家组成的小团队专注于开发一项特定的发现或一所大学发起的工作。结果是成百上千的专业知识孤岛。生物技术部门（sector） 严重依赖市场来获取连接这些知识孤岛的技术。然而，有迹象表明，市场并不能促进开发新药所需的信息流动和集体解决问题。为了以高效的方式运行，任何财产的市场——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知识产权——都需要定义明确、受到良好保护的权利。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通常存在于软件和半导体中。例如，一段软件代码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实体，可以受到法律机制的保护，而且它的盗窃很容易被发现。在生物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复杂和模糊。人们通常不清楚什么可以申请专利，什么不可以。此外，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往往不是某个特定的分子，而是与该分子如何表现、能做什么、潜在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有关的数据、理解和见解。这种知识可能更难申请专利。

模糊的知识产权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它让其所有者对共有知识产权三思而后行；其次，它为围绕共享内容的合同纠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Biotech 遭受到了两者的损失。前合伙人和合作者之间的诉讼相当普遍。事实上，基因泰克公司和礼来公司的重组胰岛素交易在许多方面成为该行业的样板，最终卷入了一场关于基因技术使用权的法律纠纷—生产人类生长激素的工程技术。在共同开发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一种刺激人体产生红细胞的合成蛋白)后，安进和强生就营销权的划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几年后，他们又一次争论这种药物的新版本是一种全新的产品还是原始药物的改进形式。共享信息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是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的许多知识的隐性本质。这种知识无法以书面形式完全描述，因为技术或诀窍背后的因果原理尚未完全确定。这在新兴领域中很常见，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物技术中隐性知识的数量阻碍了该领域的学习速度。

促进累积学习

学习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笼罩着生物技术和药物R&D的深刻而持久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已知的东西与有待发现的东西相比相形见绌。新的假设和发现必须不断地被评估，并且必须决定哪些选择应该继续，哪些应该放弃。这些决定必须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的迷雾中做出。错误是常见的，不是因为人或公司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知识的边缘跳舞。当失败远比成功更常见时，就像药物开发一样，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对取得进步至关重要。在一个系统或一个行业中，学习可以发生在多个层面上。例如，一个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细胞生长因子的科学家将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工作的实验室将从他的研究以及实验室其他人的研究中学到许多新东西。这种学习不仅是个人知识的集合，也是社区共享的见解。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将在组织的程序和方法中正式化，但大部分可能是隐性的。

尽管科学进步了，但是药物发现仍然有一种依赖判断的艺术，本能和经验。例如，单个科学家对一种分子、一种攻击疾病的生物靶标或一种药物在体内的行为的了解不能被编纂或简化为精确的规则——如果X，那么Y。来自实验的数据得到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意见的影响。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同样一个构成了潜在功效的强烈信号，可能也会让另一个研究人员踌躇不前。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分享长期的经验非常重要，分享的广度也非常重要。为了科学的进步，每个拥有解决问题所需专业知识的学科都必须能够利用集体智慧。

不幸的是，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从长期的经验中学习。它的知识产权货币化体系再次成为是罪魁祸首。通过刺激初创企业的发展，这一体系帮助创造了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企业组成的行业。典型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年轻公司根本缺乏基因泰克进行了30年R&D 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新的企业也无法通过经验来学习。他们的金融资源有限，投资者不愿意给他们时间来完善他们的工艺。最后，专有技术市场阻碍了企业形成长期的学习关系。缺乏明确界定的知识产权是一个问题；联盟的短期合作是另一个问题。太多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交易，而不是建立长期的联合能力。因此，大多数联盟都保持距离，而且相当短暂。根据哈佛商学院的Josh Lerner和斯坦福商学院的Ulrike Malmendier的研究，一份典型的合同的期限不到四年——比开发一种药物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此外，这种关系通常以达到特定的短期里程碑为中心；如果缺少一个，联盟可能会终止。总而言之，行业内融合和学习的障碍是巨大的。鉴于这些障碍，生物技术遭遇生产率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更合适的解剖学

为了处理深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允许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和利用整个行业学科的集体经验，biotech 需要一个新的解剖——一个涉及各种商业模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解剖学。开发创新性更强的药物所需的方法与开发创新性较弱的药物所需的方法大不相同。一种尺寸不适合所有人。更合适的解剖可能包括以下要素：

更多的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远未消亡，它在制药业的未来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将是最有用的，在追求最科学的创新药物。垂直整合需要一定程度的规模，这意味着成熟的制药公司完全有能力成为整合者。但是这需要改变。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都在自己的公司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孤岛，这种存在严重问题的做法可能解释了它们在R&D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为了实现他们作为集成者的潜力，他们需要新的内部结构、系统和流程来连接技术和功能领域的专业知识。

更少、更紧密、更长期的合作。联盟将继续成为内部研发的重要补充。考虑到技术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没有外部机构——大学和较小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帮助，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无法探索R&D的方方面面。然而，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形式和数量上将与目前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合作关系大相径庭。对于科学或技术上新颖的项目，建立更少、更深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一家制药公司与其一年签40份协议，不如在任何一个时间，只参与五到六份持续五到十年、范围广泛的交易。例如，合作可以集中在特定的治疗领域或目标人群，而不是集中在特定的分子上。这种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专有信息共享、更多的共同学习和更大、更有成效的投资。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独立企业在专注于短期目标并强调大数法则而非承诺的业务发展框架内分享知识并进行真正的协作。

更少的独立生物技术公司。小型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将继续成为这一格局中的重要元素。但独立上市公司将会少得多。公众持股模式只对有收益的公司有效，允许投资者判断他们的前景；根据现有的信息披露惯例，纯粹的R&D企业不属于公共股本领域。

准公共（Quasi-public）公司。上市公司的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准上市公司。它的股票上市，但一家具有长期战略利益的大公司拥有多数股权。这种关系将为一家公司提供比普通上市公司更强有力的监管，以及一种更长期的监管模式前瞻性和有保证的资金——所有这些都对药物研发至关重要。它还将允许该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并提供股票期权和其他激励措施 吸引和留住创业者。由罗氏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的基因泰克是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基因泰克的利润一直很高；它的R&D项目是业内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尽管有所增长，它仍然保持了企业家精神和基于科学的文化。

大学的新重点

大学的心态和政策需要转变。他们应该主要关注对科学界贡献的最大化，而不是许可收入和等价回报的最大化。许多关于大学在科学领域活动的争论都集中在专利的影响上，并且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大学应该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吗？核心问题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嵌入其专利的知识。他们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基础科学发现授予排他性许可，并支持新公司的创建。将科学交给更多的探索者可能会加快进步的步伐。“开放”许可使上游发现在合理的经济条件下广泛可用，当技术所讨论的是广泛适用的工具、技术或概念，它们有许多潜在的(但不确定的)开发途径。如果重组DNA、单克隆抗体和其他基本的基因工程技术被一家公司独占，那么生物技术的进步就会大大减慢。当所涉及的技术是特定的，并处于其发展的下游，其价值随着获得技术的机会的增加而下降，并且需要某些补充资产和能力来充分利用该技术时，向现有公司授予独家许可是必要的。例如，如果将一种新的癌症疗法授权给一个在开发癌症药物以及设计和管理临床试验方面都有经验的组织，这种疗法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开发。但是，如果这种疗法也被许可给竞争者，那家公司就不愿意投资开发了。只有当技术差异非常巨大，以至于现有公司缺乏开发技术的必要能力时，授予初创企业独家许可才有意义。例如，在一家能够从零开始建立基本能力的新公司内部孵化一项高度新颖的技术，如组织工程，可能是有意义的。

更多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在药物商业化开发中，知识库被分割成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是整合的主要障碍。比如说，在化学和基因组学方面有很深的知识，但是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知识却少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焦点问题、语言、智力目标、理论、公认的方法、出版物以及评估研究的标准。一些困难可能在于大学用来授予研究基金的同行评审过程。这一过程在确保决策基于科学价值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评审者倾向于授予他们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项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大学在过去的十年里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所，将来自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布罗德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合作机构，成员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专业人员和学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合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更多的转化研究

顾名思义，这种研究将基本的科学发现和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机会。它将早期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联系起来，包括诸如靶标识别和验证、体外和体内筛选等活动，并可能进行一些早期人类临床试验。努力理解干细胞如何分裂和特化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例子。开发关于使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假设和见解是转化研究的一个例子。从历史上看，转化研究的问题在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资助基础研究的政府机构将转化研究视为应用科学，而风险资本者则认为转化研究风险太大、时间太长。此外，进行转化研究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投资，例如新的动物模型，这可能很难商业化，甚至很难保护。转化研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资助。首先是将政府资助的范围延伸到下游。随着美国NIH医学研究路线图的推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该机构的主任发起了一项倡议，以确定和解决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主要机会和差距。

第二种是通过更多的私人资金。最大的制药公司可以增加对他们自己或与大学合作进行的转化研究的支持。例如，诺华公司一直在追求这两种策略。风险投资也有希望。这些组织往往是私人资助的非营利机构，专注于推进特定疾病的治疗。一些例子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和传染病研究)、迈克尔·J·福克斯帕金森研究基金会、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前列腺癌基金会。这些组织在融资和管理与传统的盈利性风险投资家非常相似，但有几个很大的不同: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的目标是在治疗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在三到五年内将利润返还给有限合伙人。

有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科学可以成为一门生意。认为生物技术的结构会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这现实吗？是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列举的许多元素已经存在，虽然它们仍是例外，它们的成功无疑会吸引追随者。另一个是，进化是商业的常态。重大技术创新的时代伴随着工业设计的转型创新。例如，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复杂性的运营管理，产生了现代公司，它将所有权(股东)和经营权(受薪专业人士)分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现代公司一直在不断发展。例如，20世纪下半叶，风险资本在美国的出现，帮助产生了在半导体、软件、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组织。我们可以希望，biotech 也能得到类似的发展，并像纳米技术等基于科学的新兴企业一样创造一个模式。经过30年的实验，很明显，biotech 并不仅仅只是另一个高科技产业。它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一种既能满足科学需求又能满足商业需求的解剖学。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实现彻底改革药物开发、征服最棘手的疾病并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的目标。

By 青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