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11月14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统的学术工作者举行罢工。 起因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CSC）的研究生助教举行罢工，拒绝教本科生课程，并私自留扣学生成绩，以此来抗议加利福尼亚州生活成本的上涨以及住房的短缺。 他们希望把每月的生活费用调整为1412美元，这大大超出了目前合同上的薪水和福利，相当于要求加薪60%。 根据合同，所有研究生助教平均每年获得的总资助金额是47,000美元，其中包括平均22,000美元的薪水，学费，医疗保险和奖学金的报销，以及各种校园费用。

•100%退还学费（约为$13,000）•100%报销医疗保险（约为$3,000-$ 5,000）•四年内涨薪3%（总工资增长12%）•每年$3,300美元的育儿补贴•每年$300的校园费减免（可抵消额外费用）

为什么他们要求加薪呢？因为钱是真的不够花了。 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绝大多数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将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房租，很多人根本住不起市区。 目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平均年收入为24000美元。而市区的年租金中位数为36000美元以上。

加州大学的助教们介绍说，为了获得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他们通勤数小时，不得不献血来维持生计，房租占了收入的一多半。 Jacob Kemner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环境研究的博士生，年薪大约为28000美元，他每周捐献两次血浆，大约有200美元的额外收入。 “我通过出售血浆来维持生计，”Kemner说。“我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因为必须花费6到10个小时往返于血浆捐赠中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助教和二年级博士生Aya Konisha表示，她负担不起住在校园附近的费用，必须乘坐一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学校去。 “我的工资绝对不足以维持生计，”Konisha说，她的房租占了她每月2400美元收入的一半。 “我都是在家做饭吃，而且根本不敢买贵的东西，如果教书上课，就会经常吃不上饭。”

还有参与罢工的研究生表示，他们的合同中禁止他们外出另找工作。 其中一人表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研究生，大学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规模。但是，我们系里的一些人年薪高达60万美元，而我们却只能勉强交个房租”。 他目前的房租为1400美元，占月收入的60%，他身边的不少研究生朋友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博士生拉斐尔·杰（Rafael Jaime）表示： “我们既是做大部分教学工作的人，又是做大部分研究的人。” 他同时还是U.A.W. Local 2865的主席，该组织代表着约1.9万名助教、导师和其他课堂工作人员。

但是校方强硬的态度，让教职工心碎。 虽然罢工者们在上周四强制关闭了校园，不让工作人员和教职工进出图书馆和食堂，暂停所有学生服务，用最“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让整个UC系统几近瘫痪，但… 但UCSC发言人的硬核声明如下：

“大学支持在校园内发表言论的自由，并支持所有人阐述观点的权利，但是，非常不认同在公共场所表现出违反合约的行为、无视自己的工作职责，包括有意破坏教育活动的行为。这些行动根本无意于加利福尼亚州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所带来的挑战，反而牵连所有加州大学系统内的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面对”

与此同时，圣克鲁兹的罢工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加州系统的教职工学生共计4.8万人开始了罢工活动。 这似乎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大学劳工行动之一，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后，研究生们正努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 加州大学系统表示，从圣地亚哥到伯克利的10个校区将继续开放，学校将继续授课。 这些校区有近30万名学生。但是，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为代表的参与罢工的学生和员工依旧是整个大学教学系统和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罢工可能会影响几周后的期末考试。

周一，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本Benjamin Hermalin发布通知称，这是一次无期限的罢工，且学校也不知道罢工何时会结束。

根据参与罢工的程度和罢工的持续时间，教学以及研究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校领导已向院长、系主任、教员和研究人员提供指导，以帮助确保学习和研究的连续性。
系主任和教师将共同努力，确保对教学和评分以及研究工作的干扰最小。例如，一些教师可能会提前录制可能在讨论部分涉及的材料，并通过bCourses分享。

在UCLA，社会学101、建筑学和其他热门本科课程被取消。数百名罢工者的声音响彻整个校园内响起：“UC, UC, you can’t hide! We can see your greedy side!（UC，UC，你不能躲！我们看到了你的贪婪面）！”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1岁的学生会主席兼大四学生Chaka Tellem对学者们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他也不好受，他的宏观经济学和美洲历史课程已被取消。许多学生处在漩涡之中无所适从，他们只是想弄清楚他们的下一节课是否被取消了，期末考试是否会正常举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UC系统担任助教。许多人都在网上表示校方一直在“剥削”他们。这件事情目前已经对加州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实际影响。

根据我们在UC各大分校的学生反馈，他们的许多作业和考试都迟迟没有批改。许多教授甚至还支持TA的罢工，甚至有的学生因为没有TA，课程也被暂时取消。他们的学术体验已经大打折扣。
现在，如果双方始终僵持不肯让步，恐怕大学的日常事务会全面停摆，届时，会有更多学生的利益受到损害，罢工事件正持续影响更多的学生。

挣的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

加州大学系统的工资是完全公开的:

Compens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annualwage.ucop.edu/wage/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人 (teaching assistants, postdoctoral scholars,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ers, tutors and fellows) 都能挣多少钱.

举个例子吧, 伯克利的助教 (teaching assistants) 在 2021 年最高工资, 一年五万:

作为对比, 伯克利的一个卧室的公寓, 月租金动辄在 2500 甚至更高的价位.

这工资水平, 未必比去开 Uber 挣得多..

但从另一方面, UC 系统给教授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看看伯克利这些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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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两句.

不少朋友一看 “一年五万” 就激动了: 这么 “高” 的工资还不满意?

请注意, 我这个图里的工资是从高往低排序的. 整个 UCB 里面能拿到五万工资的 TA 仅有 1 个人, 能拿到四万以上工资的, 仅有 18 个人. 那个表往后翻两页是什么风格呢?

第三页, 也就是在全伯克利 TA 中收入在第 41 到 60 名的水平是这样的:

到第 16 页, 也就是收入第 301 高的 TA 的收入是这样的: 年收入仅仅两万三出头.

而这个数据显示, 伯克利的 TA 有超过 3000 人.

伯克利在加州也算是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了, 最低工资 (时薪) 高达 16.99.

一年 23000 的收入, 相当于用伯克利的最低工资工作 34 周, 每周 40 小时的收入.

你们好意思说这收入还行? 虽然读博士不至于能有多少结余, 但是这收入.. 也就是没饿死的水平了。

《自然》杂志揭示博士生的苦难生活

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发现，由于过长的工作时间，缺乏工作保障，再加上工作中的霸凌和歧视，许多博士后正考虑离开学术界。

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为期两年的计算微生物学博士后研究生涯中，Adrian Cazares 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也受了苦：“我发了论文，但是却不开心。（博士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这种压力开始对我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Cazares 在今年 2 月开始第二轮博士后研究。这次的单位是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的惠康基因组园区（Wellcome Genome Campus）。他参与了《自然》对博士后群体的首次调查，是来自 93 个国家的 7600 多名受访者之一。这项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时间是今年 6-7 月，问卷设计了一系列和博士后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比如心理健康、工作时间以及遭受歧视和骚扰的经历（见“《自然》博士后调查”）。 

《自然》博士后调查

今年 9 月，《自然》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如何影响博士后及其对未来看法的调查。该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对全球博士后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概述。第三篇文章的主题是博士后的生活质量，包括心理健康，以及遭受歧视和骚扰的经历。

最后一篇文章讨论了博士后对他们职业前景的看法。职业未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议题。这项调查是和伦敦的市场研究公司 Shift Learning 联合举办的，相关广告在 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数字产品以及邮件中展示。调查语言涵盖英语、中文、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完整数据可在 go.nature.com/3tmckuq 查阅。

“转折点”

在调查的自由评论部分和后续访谈中，受访者分享了他们所经历的现实，博士后阶段是科研之路的起点，但充满了荆棘。他们的反馈涵盖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高压、长时的工作和与科研圈之外同等研究职业相比更低的薪水，以及普遍存在的工作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会使博士后的科研道路变得曲折。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健康心理学家 Renate Ysseldyk 是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R. Ysseldyk et al. Front. Psychol. 10, 1297; 2019）的主要作者，该研究采用访谈和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女性博士后在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她表示：“博士后是转折点，这是职业的不确定性和私生活的压力产生碰撞的时刻。你来到了这个时刻，必须扪心自问：值得吗？我还能承受吗？”

许多博士后确实向自己发出了这样的问题：51%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和工作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已经考虑离开学术界（见“存在危机”）。部分群体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怀疑。55% 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曾考虑离开学术界，而男性中这个比例是 46%。而在自我报告有残疾的受访者中，三分之二的人因为精神问题考虑离开学术界。

这么多博士后质疑自己留在学术界的能力，关于这一点，Ysseldyk 并不感到意外：“这就是我的感受。”她感到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和母亲的职责无法协调，“我觉得自己的事业很失败，而且还是个不负责的母亲。”在 2019 年的那项研究中，Ysseldyk 和同事发现，女性博士后在养育后代方面有普遍的忧虑。一些人担心成家会让她们的科研 “落后于人”。她说：“对女性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尤其是她们在请产假的时候。她们不能再进行研究，但她们的科研成果却总要和同事相比较。”

即使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为人父母的博士后来说，这个职位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计划。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地质学家 Kathryn Cutts 在今年 5 月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为此她需要搬家。这是她第四轮博士后，也是在巴西的第二轮。来自澳洲的 Cutts 表示：“我很享受做博士后，我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转。”但是在多年居无定所，没有固定职位的生活后，她感觉人生岌岌可危。她说，当你是博士后时，“有时你想要组建家庭安定下来，但是要拿到大学的永久职位，你必须得有漂亮的科研履历。因此就有发论文的压力。”

得克萨斯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的博士后癌症研究员 Natalie Sirisaengtaksin 表示，她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博士后想要离开，“追根究底，还是和导师有关。如果不是我的导师，我可能已经离开学术界了。”据她的观察，一些博士后被压榨得太厉害，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了。她说：“我们有一个博士后支持群体，每个月都会聚一聚，讨论我们的问题。”这个组织的一些前成员为了改善精神状况选择离开学术界。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对于许多博士后来说，获取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调查中，只有十分之四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度感到满意。但是对许多人来说，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无法再顾虑其他事情。

31% 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的合同规定一周工作至少 40 小时，但是合同不过是一张纸。31% 的受访者表示每周的工作时间至少超出合同规定 10 小时。8% 的人表示他们每周要加班 20 小时甚至更久。几乎所有（97%）受访者都要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49% 的人表示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已经这么做至少 20 次了。

Anna Coussens 此前是德国的科研支持团体全球青年学会（Global Young Academy）的执行委员，现为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WEHI）的免疫学家。她曾在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她必须要签署一个弃权声明，在声明中她必须要同意合同之外的加班。即使没有签署这样的弃权声明，博士后们也必须得这么做，“每个人都知道要无偿加班。”

精神健康的代价

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对精神健康产生了严重危害（见“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差不多一半（49%）的受访者因为工作相关的抑郁和焦虑想要寻求帮助。大约四分之一（23%）的受访者获得了支持，更多的受访者（26%）表示，他们曾想寻求援助，但没有付诸行动。

某些群体遭遇的不幸更大。女性受访者（27%）比男性受访者（16%）更有可能寻求帮助。学科之间也有差异。生态和演化领域中 23% 的受访者，以及生物医学领域中 20% 的人称他们已经获得了精神健康方面的帮助。但是，在化学领域中只有 13% 的人得到了帮助，在工程学领域这个数字是 11%。 

和其他调查中的某些群体相比，博士后似乎不愿意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求助。在 2019 年《自然》对博士群体的调查中，3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为博士学业导致的焦虑和抑郁问题寻求帮助。今年，学术通讯机构 Cactus Communications 曾对处于各个职业阶段的 1.3 万名研究者进行调查，其中 3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求助。

“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

在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的自由评论区，受访者表露了他们的不满和幻灭。

在巴西，博士生要在街上卖吃的才能养活自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办法获得奖学金或工作。一位来自巴西的生物信息研究者

每次一个老年男性合作者过来，我都被要求出去和他吃饭喝酒，但是我的男性同事却不需要这么做。这个男人强迫我告诉他我住哪儿，还一直强求开车送我回家。一位来自英国的生物医学工作者

作为在美国的拉美裔博士后，我常常从 PI 口中听到种族歧视言论。我的研究从来没有受到承认。这是我最糟糕的体验。一位目前在欧洲工作的生物科技研究者

博士后工作缺乏稳定性，这是这个群体焦虑和抑郁的主要来源。你无法为 2-3 年后的生活做安排，你总是在找新的住所。一位来自丹麦的物理学研究者

在中国同性恋博士后群体得不到什么支持。一位来自中国的卫生保健研究者

我现在面对的性别歧视比我上学时候的任何阶段都多。我担心这会让我处于比同时期来实验室的男博士后更不利的位置。将来我们会同时找工作，我的产出看起来没有他多。一位来自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我的导师没有给我什么支持，还要求我拿着很低的工资干很长时间的活，对此我很不开心。我非常积极参与本地的博士后协会的工作，我想要改变未来博士后的条件。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学术界毁了我的人生。我的同龄人要么都结婚有孩子了，要么连本科毕业的都挣 6 位数的工资。我还是单身，没孩子，但有抑郁和焦虑，而且还很穷。一位来自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博士后群体踌躇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精神卫生援助并不总是容易获取。在今年的调查中，只有 27% 的受访者认同“我所在的大学/机构提供足够的精神健康支持”。不到五分之一（18%）的受访者认同“我的大学为博士后群体提供相衬的精神健康服务”。

Ysseldyk 指出，因为博士后常常处于教职员工和学生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可能没有资格享受其他人能获得的服务，“这是博士后掉入的另一个体制的坑。”

Cazares 认为，他的精神状况在博士后研究的高压环境中遭受了打击，最严重的时期发生在在利物浦大学的那段时光里。该校并没有对此作出评论。对于他来说，推特是焦虑的一大来源。关于经费、论文和奖项的无穷无尽的讨论让他感到不自在，让他觉得落后于人，“每个人都在分享成功，但是很少有人[博士后]在讨论竞争和失败，实际上后者更加普遍。我们必须要思考自己的言论对别人的影响。”

在上一篇文章里，受访者形形色色，遍布全球，流动性强。61% 的受访者在国外工作，近 20% 的受访者称自己属于少数族裔。博士后群体的流动性有助于科研创新，但是也造成了摩擦。一位来自非洲的遗传学家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知名科研院校里做博士后研究，TA 在留言区表示：“作为少数族裔很难在学术界如鱼得水。人们总是认为你很懒，不聪明，或是因为种族多样性的目标才被雇佣的。”

四分之一（24%）的受访者表示曾在目前的博士后研究中遭遇歧视或骚扰（见“骚扰和歧视”），这个比例略高于我们在去年对博士生的调查。国际博士后（25%）更有可能比本国博士后（21%）遭遇骚扰或歧视。34% 的受访者称自己是少数族裔（另有 22% 的人不是），他们表示自己曾经经历歧视或骚扰。女性受访者（30%）比男性（18%）更有可能报告歧视和骚扰的经历。

权力的不平衡

在被问及所经历的不公对待时，大多数人（65%）提到了权力的不平等或霸凌，40% 的人报告了性别歧视，24% 的人报告了种族歧视。和《自然》之前的调查结果类似的是，在报告了性别歧视的受访者中，十分之一是男性。

少于一半的女性受访者（47%）认为，她们所在机构在提高男女平等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多。有一个博士后在留言区写道，她给学校提的关于改善工作环境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是后来提了相同建议的男同事却得到了称赞。另一个人的留言强调，女性常常因为和工作质量无关的问题被严厉批判，“因为年龄和体型的问题无法得到晋升。”

令人不快的行为常是高层做出的。在曾遭遇歧视和骚扰的受访者中，57% 的人表示迫害者是导师或 PI。一名来自法国、目前在美国东海岸某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细胞生物学家在评论区写道：“没有什么能保护你免受 PI 的歧视和骚扰，这需要改变。”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施暴者是组里的其他博士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机构在支持性别平等方面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在种族平等方面这个比例是 38%。

一些博士后在积极推进改革。瑞士弗里堡大学下属阿道夫·梅克尔研究所（Adolphe Merkle Institute）的化学家 Philip Scholten 加入了一个博士后组织，他们对该机构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进行了评估。该机构的人数不多，但背景多样。Scholten 表示：“这个机构里有不同国籍的研究者，他们带来了多样性，但是欧洲还是存在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而在学术界这个问题常常被忽视。”他还补充道，我们应该和这些阻碍做出更多的斗争。

来自墨西哥的 Cazares 指出，他从未在英国感受到任何种族歧视或偏见，“利物浦和剑桥很开放。”他说他也在帮助其他博士后获得舒心的感受，“如果我看见别人落伍了，或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沮丧，如果他们也在做同样的研究，我会和他们联络，建议合作而不是竞争。”

如本调查一再强调的那样，许多博士后在苦苦挣扎。承认困境是前进的一大步。Cazares 说：“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也曾失败，他们会感觉好很多。”

对寒门子弟来说，读博士做教授从而获得高薪与社会地位的康庄大道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美国高校系统的错。在生存面前，改变世界的口号多么无力和苍白。

By 洛天 、环球科学

还记得那个乌俄之战爆发后，在乌克兰哈尔科夫记录下自己居家隔离期间，被炮火声包围的留学生Up主“我是小妖怪”吗？

2月份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在乌经历记录下来上传到B站，被很多人知道。在此之前，小妖怪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留学博主。

相比战火中还未撤离的其他留学生，她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那时候她被确诊新冠正在家中隔离。

没想到新冠这一遭还没过去，所在城市却开战了…

学校被炸了，研究生毕业证学位证原件也可能在炮火中化为渣渣。

3月中旬左右，Up主小妖怪终于从匈牙利辗转踏上回国包机。

一路惊心动魄，好不容易投回到祖国怀抱。

结果回国隔离期间检测出二次新冠…

这一次很可能是在混乱的回国旅途中感染了。

你以为小妖怪“不幸”的留学回国经历到此为止了？

等等，还有更糟糕的…

01

因感染过新冠被辞退

今天Up主小妖怪又上热搜了，一度在热搜第一。

引起热度的，是她在5月29日发出的一则最新视频。

据小妖怪讲述，因自己曾感染新冠，现在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回国以后，小妖怪在某机构做俄语老师，在得知其曾感染新冠后，小妖怪被要求离职…

虽然满腹委屈，但小妖怪表示自己能理解。

毕竟身边一些朋友在得知自己曾感染新冠后，也逐渐和她拉开距离。

但能理解，不代表不难受。

原本是为了学点真材实料公派留学，谁能想到因为战火，不仅受到的教育质量大打折扣，还两次感染新冠。

最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在于，小妖怪已经从新冠中治愈踏入社会，获得一份俄语教师的工作。

结果雇佣方却因为得知她曾感染新冠，就选择立即辞退她。

病毒可以治愈，但由此带来的歧视，却难以消磨。

哪怕测过五十次六十次的核酸，结果都是阴性，哪怕健康宝上呈现一个明晃晃的绿码。

真实世界里的歧视仍然无处不在。

最后小妖怪红着眼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吁这个社会：

对“新冠康复者”这个少数群体，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少一些孤立和排挤。

我们能战胜病毒，却难以战胜人心。

像小妖怪这样因为得过新冠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排挤的人，大有人在。

这也是她的这则视频在发出后，受到社会面关注的原因。

我们身边每天看到的新闻多是新冠确诊数量、方舱、核酸检测…却对“新冠康复者”重新踏入社会后的生活知之甚少。

也由此，小妖怪成为继战火中走出，二度新冠中走出，遭遇辞退中走出的“年度最惨留学生”。

02

年度最惨留学生

今年2月份，一则《凌晨五点在乌克兰被炮声轰醒留学留稀碎》的视频被广泛关注。

当时正值俄乌战争刚开打，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在乌中国留学生的人身安全，也系在国人身上。

这时候传出的记录视频，让国人从留学生视角了解到战场中的真实世界。

当时的视频至今已经有将近800万的播放量。

当天凌晨5点左右，附近响起持续炮响，住在隔壁小区的男友过来叫醒小妖怪。

由于是新冠病人，男友只能在厨房隔离。

当反映过来她所在的地区，正是炮声不断的哈尔科夫南部的时候，小妖怪的眼眶逐渐湿润了。

B站截图，@我是小妖怪

她最担心的是没网之后，家人会担心她。

她打算把租房先收拾收拾，等有机会的时候好随时撤离。

原本以为这些就是她的全部经历了。

直到翻到小妖怪去年的视频才发现，人的崩溃，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小妖怪明显属于后者，她的经历从留学乌克兰的开始就十分曲折。

去年9月，研究生正式入学的第一天，在预科阶段拿到全A的小妖怪，原本预计会和别的留学生一样进入“国际班”。

没想到却被分到跟乌克兰本地人一个班，自己成了这个班里唯一的外国人。

上课没板书，也没教材，加上语言基础不够，一整个就听不懂了…

不仅如此，还一度陷入没有导师带的焦绿中…

原本班里的导师表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前一段时间得新冠还差点没命，带不了中国学生…

作为历史系第一个外国学生，导师都在互相推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去过中国的导师愿意带她，开启了学习生涯。

去年10月，小妖怪的同班同学好多确诊了新冠，小妖怪被迫搬家隔离。

结果预约上门检测核酸的人居然不戴口罩（没有捂住口鼻）…出现各种大无语事件。

有些同学不仅在班里不好好戴口罩，还坚持带病上课。

结果全班39个人最后只剩3个人坚守课堂，连导师也感染了新冠，最后改为线上网课。

小妖怪甚至常常因为觉得自己防护过度，和当地学生格格不入，产生自己是否不够豁达过于怕死的自卑心理。

没想到逃过了去年的病毒，却栽在今年2月份不知从何感染的新冠病毒。

03

关关难过，关关过

很多网友问小妖怪，为什么全球新冠大流行的时候还要去乌克兰留学？她自己在视频中也作出了解答。

因为疫情暴发前，已经为了做各种准备工作花了挺多钱了，加上国内的研究生也放弃了，如果不出国的话牺牲太多了。

所以咬着牙也要完成学业。

这样的留学生其实还有很多。

他们真的不是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只是事赶事到了那一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小妖怪的经历堪称传奇，据说已经在策划出书了。视频中她红着眼眶爱哭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成了她的“个人特色”。

一路磕磕碰碰，有眼泪有欢笑，也有幸运，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虽然如何拿到毕业证书还是一个难题，现在工作也丢了…

但生活的真相就像小妖怪视频中，父亲曾对她说的那句罗曼·罗兰的名言：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你依然热爱生活。

关关难过，关关过； 加油啊，小妖怪。

加油啊，困在新冠世界中的留学生们。

By 头条

中央电视台在 2008 年，曾播出过一部名为 《大洋彼岸》的纪录片，其中「未完的路」这集以生物学博后谢颖秋为例，展示了当时青年科研人员在海外所遭遇的尴尬困境。
谢颖秋，中科院博士，2000 年 2 月前往美国马里兰大学做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博后研究。

出国前，谢颖秋在国内已拥有了两个专利，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生物学论文。论成果来说已经十分优秀，出国后，谢颖秋从事了当时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放弃了原本的农学领域，转向癌症领域。
提到出国做博后的原因，谢颖秋的答案很朴素：一是因为没有找到工作，二是因为大家都选择了出国。

初到美国的谢颖秋，接触到一些以前没有机会接触到的实验仪器，这让他感到十分兴奋。然而，科研进展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让这股新鲜劲很快就过去了。
若有志于在学术界发展，一个博后必须成为教授。从独立申请科研基金，到建成自己的实验室，持续地产出成果，谢颖秋也是这些博后中的一员。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能够做出新的成果，在业内顶刊上发表论文。论文是一个青年科研人员最好的学术背书。暂时发不出论文的博后，则只能依附于导师的实验室，所有的研究课题都由导师决定。
为了实现自己的科研理想，谢颖秋已经在国外做了 7 年博后，从一个实验室辗转到另外一个实验室，7 年的努力只换来一篇文章。
努力本身没有贵贱，可是论文的档次却是明码标价—— 「这比我在国内博士期间的论文档次还低。」
谢颖秋用短短一句话，就概括了自己 7 年的汗水。

谢颖秋选择的是一个「热点方向」，这也就意味这个方向内卷严重，竞争非常激烈，同一个研究领域也有很多人在做，想出成果，速度就得快，必须能赶在其他实验室之前发表。
视频里的谢颖秋大多数时候都风风火火地在各个实验室间穿梭着。

可是科学研究的无奈之处就在于，辛苦付出或许与回报并不对等。
谢颖秋说自己在博后期间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做出的实验结果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设想，于是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计划全部推翻，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没有任何收获。
反复的失败试错慢慢耗尽了谢迎秋眼里的光。
谢颖秋的同事把科研工作比作矿工挖矿和石油工人找石油，如果不幸挖的地方是个贫矿区或贫油区，即使把命搭进去也不会有结果。

也有同事说，中国的学生来到这里做研究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大多数都非常勤奋，尤其动手能力非常强，可是却因为欠缺对课题的前瞻性，从博后跨越到独立 PI 这一步，往往要面临很大的考验。 
停滞不前的科研工作已经让谢迎秋不堪重负，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件大事压在谢颖秋的心头隐隐作痛。
一个问题是「收入」，博后期间的谢迎秋的收入很低，他说由于收入，常常感到一种不受人尊敬的感觉。

在视频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谢颖秋与自己的导师爆发了争执，正是因为谢迎秋提出要涨工资的事，他的博后导师表示，在谢颖秋提出涨工资之前，她并不觉得谢的工资有多低。

涨了多少呢？如谢颖秋所说，博后的工资水平是有标准，不过也就是每个月多了几百块。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婚恋」。在外求学 7 年，已过而立之年的谢颖秋依旧没有女朋友。其实在出国前，谢颖秋有过一段恋情，但他觉得自己没有科研成果就不能回国，一来二去时间就拖长了，女孩子也耽误不起，也没了下文。
而随后的日子里谢颖秋没有再选择进入亲密关系，他说，一方面觉得自己过低的收入养活不了一个家庭，另外一方面，也怕和女朋友相处不愉快，导致一些小事影响了自己的科研事业。

在采访中途，谢颖秋不禁落泪，他似乎在质问命运：自己并不是不努力，缘何会走到这一步？
7 年来的不甘，不解，挣扎与痛苦伴随着眼泪从这个中年男人的脸上簌簌落下。

这一切的问题，对于一个科研人来说，似乎都是「有好的成果」这一条就能解决的，所以谢颖秋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科研上，为了有好的成果，发好的文章，早日回国。

影片终了，谢颖秋说到，如果对后来人有什么建议，那就是一定要选好自己的方向。

「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在科研的道路上似乎尤为受用。

甘坐冷板凳，然后呢？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从碎片的网络信息中，我们大概能拼凑出谢颖秋的后来的生活：
2008 年受聘中国海洋大学药物化学岗位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教授，但他很快又返回美国。
目前，谢颖秋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按年龄推算也 50 多岁了。 

谈不上功成名就，仍然在获得教职的路上浮浮沉沉。而事实上，这个没有 3 年两篇顶刊，也没有 20 岁就拿到知名大学的教职，更没有凭一己之力就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谢颖秋，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他只是千万个普通科研人中的一个。
14 年前他的故事，仍然在无数个谢颖秋身上上演。
14 年前谢颖秋选择出国做博后，放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很香」的选择。「海外经历」对于现在的科研人员来说仍然是获得 offer，甚至日后更快晋升的快速通道。

由于内卷严重，想要留在学术界，生物博后似乎成了必由之路。但无论在国内外，科研人员收入低的现实依旧无解。
2018 年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指出，相比过去几年，科研人员收入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33.5% 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收入。
超时工作情况也有所加剧，科研人员总体平均每周工作 49.7 小时，比法定劳动时间多 24.3%。影响科技工作者生活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低、工作忙无法照顾家庭等。 总结一下，就是工作辛苦、工资还低，简直是 「又穷又秃」。 

而 Nature 在其 2018 年的科研工作者薪资调查中，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4334 位科研工作者的信息。结果显示，学术界科研人员的工作满意度总体远低于自其他部门的科研工作者，而低收入和缺少职业发展是导致科研人员对工作不满的两大主要因素。

博后作为教职的预备役，最重要的敲门砖仍然是文章。甚至放眼整个学术圈，文章依旧是衡量学术成果的黄金标杆。
图片来源：某所博后出站条件
有人调侃，发不出文章的科研人就像是后宫没有子嗣的妃嫔，得不到宠爱，在后宫生活中举步维艰。没有成果的具现化，一切努力都只会化为泡影。
在科研领域，获得金光闪闪成果和头衔的人始终是凤毛麟角，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苦苦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呢？事实上，这个厚积薄发的学科，尽管充满了不确定性，常常带给人深深的失望，但是也总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小喜悦。

就如影片的最后，谢颖秋在经历重重失败后也收获了一些属于他的回报：
恰逢一场顶级的学术会议在冷泉港举行，谢颖秋将自己的论文提交后，获得一次在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他像对待每一次实验那样严谨认真，一遍又一遍地背稿，一次又一次地修改PPT，大会结束后，他的表现收获了参会者的好评，对于谢颖秋自己来说，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也许有的人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一帆风顺，但更多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被那块西西弗斯的巨石压得喘不过气，不断地追问自己人生的意义。但仍有勇士明知无数次的努力只是无数次的失败，但他们依然选择面对这「克服不了的命运」。

就如《斯通纳》中所说，一个勇者有过失败不失意的人生：即使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我

By Soof, Lnysay

前不久，一个家长通过后台问我，她的一对同卵双胞胎，二宝有着明显的自闭症症状，问我大宝目前稍稍落后于同龄人，但又比二宝好得太多，担心会不会也发展成为自闭症。

我回复她说，自闭症是种基因性障碍，同卵双胞胎的话，如果二宝确诊自闭症，大宝一定有自闭特质。但为什么一个典型，一个却又不明显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来看看自闭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1943年，自闭症被发现以来，其成因就一直是个谜。它不是疾病，因为它找不到病灶；它也不是单一的基因缺陷，目前已知与自闭相关的基因多达102个。这些都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疾病的认知，那么自闭症究竟是什么呢？

我先给出我的答案：自闭症是处于稳态的自闭基因携带者繁衍遗传时，出现了偏差而造成的障碍。

这里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父母中至少一位是看着和普通人没有差异的自闭特质携带者，但是在怀孕妊娠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导致孩子成为一名典型自闭症患者。

长久以来，中外医学界一直将自闭症看成一种病症，认为典型自闭症是一种病，高功能和阿斯伯格是轻度自闭症，也就是较轻的病。

要点梳理：传统自闭症研究是以典型自闭症为锚定物。

但这条路走了那么多年，似乎发现走不通了。因为自闭症是公认的基因性疾病，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按理说如此恶性的基因疾病应该是发生率极低的，因为这会阻碍相关基因的遗传。比如渐冻人的发生率就只是十万分之一，而自闭症反其道而行之，今年美国公布最新数据为1/54，完全违背固有逻辑。

即然病症研究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不妨换个研究思路，先来看看邹小兵教授是怎么说的。

▲ 自闭症即然是基因问题，自然存在遗传性

邹教授表示，他在诊疗中发现那些被确诊为自闭症的孩子往往会有个类似症状的爸爸。这个说法并不意外，因为基因就是天然具有遗传属性的。但问题来了，如果孩子爸爸也是自闭症，他是如何学习成长，娶妻生子的呢？

这里就要引用邹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稳态。

稳态，意思是自闭特质携带者可以融入社会的稳定状态。我们通常提到的爱因斯坦、牛顿、乔布斯等，他们虽然有着非常明显的自闭症特征，却可以融入社会甚至取得成就，这就是稳态。自闭症的稳态主要有高功能和阿斯伯格两类。

即然稳态可以融入社会，那就不妨将社会学融合基因学研究自闭症，只是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典型自闭症，而是高功能与阿斯伯格。

要点梳理：社会学融合基因学研究是以高功能和阿斯伯格为锚定物。

作为一名自闭特质携带者，我的优势便是能在自闭症家庭中轻松发现与我一样的“同类”。在与这部分家长的对话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职业分布是有规律的。

这里我就不展开具体有哪些工作，之后我会单独做一期，这里我只说结论：高功能的工作主要为一线的工艺操作技师；阿斯伯格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科研领域的高端人才。所以我将高功能称为工匠型人格，阿斯伯格称为学者型人格，而这两类人都被社会所需要。

那么这两类人格有什么共同点呢？这两类人格都能长期专注某个领域或专注某项工作。

来，让我们补补课！还记得之前我描述自闭特质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对，就是高专注度！

▲ 对感兴趣的事物耐心是普遍特征

高专注度的背后其实是大脑的高占比。我举个例子，一个普通人下围棋，70%的大脑计算棋局，剩余的30%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而一个自闭特质携带者，则可以用90%的大脑计算，在两人智力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你认为谁的赢面更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大脑的相对优势会体现在学习工作上，所以自闭症基因也被认为是种高知基因，这方面优势充分体现在阿斯伯格上。

2019年《南都健康大讲堂》的演讲中，邹小兵教授就表示自闭症曾被看成一种富贵病。因为高知人群更容易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也更偏向聚居在城市中，因此自闭症的城市发病率也高于农村。

2020年年初，北京协和医院副教授秋爸爸在抖音发布视频，表示自闭症的发病可能和正常甚至是优势的基因有关。

▲ 国外研究发现自闭基因部分为优势基因

有了两位大咖的观点支撑，我的研究发现，大脑的高占比就是自闭症基因的核心优势。（如果你对“大脑的高占比”保持怀疑，点击这段文字跳转相关论述）

或许有人要问，大脑的高占比应该只对应一个基因，那102个基因又如何解释？

这就得说说人类演化的神奇之处。所谓适者生存，就是只要这个特征符合社会需要，基因就会遵循优势最大化的演化理念匹配其他特质。

所以为了放大大脑高占比的优势，基因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专注于感兴趣的工作

高功能和阿斯伯格在做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情时，投入而专注。这种特质得益于他们的规则偏好，而规则偏好就是刻板行为和兴趣狭隘的根本原因。换个角度说，如果孩子兴趣狭隘和刻板行为的方向是学习，是不是就不那么别扭了。而我做解读自闭症的动机，也是因为研究自闭成为了我的刻板行为。

避免不必要的社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若想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必须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闭症的基因会破坏负责语言的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损伤社交能力，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社交，好将精力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取得成绩的同时，基因携带者成家立业，更有利于繁衍自己的基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技术人员真的不太喜欢应酬。

不擅长体育运动

古代时，如果一个人既聪明，运动能力又好，他很有可能被征兵送往前线。这种情况下，他的基因更难被传承下去。于是当基因给了你高智商，就需要配套运动障碍，好让基因携带者依靠智力优势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感官失调是因，本体觉失调是果。时间到了现代，基因给你一个卓越的大脑，可不是让你去搬砖或搞体育的，它通过剥夺你的运动协调能力，逼迫你从事技术性或智力性工作，从而实现优势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自闭症患者总是伴有本体觉失调。

多动症机制打断深度沉浸

很多人搞不明白，自闭症为什么容易伴生多动症？而且自闭症越是严重，多动症的发生概率越高。我的观点是，高专注度容易让人陷入深度沉浸，而自闭特质越是严重这种沉浸越是难以打破，于是大脑匹配了多动症。多动症类似一个突发的强烈信号，可以打破高专注度的深度沉浸状态，所以相当于基因为深度沉浸匹配了一种生理机制。

看到这里你或许已经反应过来了。

核心观点：自闭症很多所谓的障碍，其实都是为了服务大脑的高占比优势而配套的症状。

即然自闭症是所谓的优势基因，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就发展成典型自闭症呢？

我们先来看下这组表格，这是我观察的高功能与阿斯伯格的差异：

高功能，1项以内感官失调、轻度自闭特质、智力普通

阿斯伯格，2项感统失调、中度自闭特质、智力卓越

通过观察发现，自闭特质与智力水平成正相关的关系，从大脑高占比的解释来看，自闭基因似乎会拉高智力水平。

▲ 自闭特质与自闭症程度的关系

也就是说，自闭症想要发展成稳态，智力水平必须要压过自闭特质，且自闭特质不能过重。

所以，构成典型自闭症的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低重典

这类孩子由于智力不足以克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隘，一旦陷入深度沉浸状态，缺乏打断机制和整体意识，加之理解力差，造成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恐惧，进一步加深自我沉浸。困扰他们的还有严重的断片现象，行为受此影响而支离破碎，生活自理能力也被瓦解。（如果你不理解“断片”，点击这段文字跳转相关论述）

《海洋天堂》里文章饰演的王大福就是典型的低重典。但智力水平是呈线性分布的，《雨人》里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雷蒙就是智力就略高于王大福。而雷蒙之所以拥有超强的记忆能力，是因为他同时伴有严重的逻辑思维切换障碍。（如果你不理解“逻辑思维切换障碍”，点击这段文字跳转相关论述）

▲ 低重典在于即便拿掉自闭还有智力问题

有个说法是70%的自闭症存在智力低下。这里我们换个角度，一部分人先天具有自闭症基因，他们的孩子原本应该发展为稳态，但因为智力不足最终发展成为自闭症，而这类情况占据了自闭症的70%。这样是不是更符合逻辑。另外，剩下的30%又是什么情况？

高重典

这是另一类典型自闭症，其根本原因是自闭特质中某些负面障碍过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多动症及情绪抑制障碍。此时即便患者的智力水平较高，但其严重的行为问题使其无法顺利融入社会。

高重典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东田直树，他可以写书出书，但因为过度敏感的感官及情绪控制能力，导致他的行为模式怪异而无法融入社会。我曾提到的陈景润则介于中重度阿斯伯格和高中典之间。

▲ 高专注度状态下无视环境的过度兴奋

核心观点：高功能和阿斯伯格根本不是病，他们就是自闭症基因试图塑造的完美形态，典型自闭症只是这个过程的意外。

有没有被我的观点颠覆到，我再来梳理一下关于自闭症的真相：

我的观点是，高功能和阿斯伯格并不是所谓的轻度自闭症，他们只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演化出的一类在大脑利用率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普通人。当他们处于智力水平和自闭特质的稳定状态时，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可以融入我们的社会，以至于大部分人意识不到他们其实也是“自闭症”。最典型的就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和我一样在儿童时期都没有接受特殊教育，却最终也融入了社会生活，这部分人就是邹小兵教授所说的稳态，或者称之为神经多样性。

我们传统认为自闭症的问题及障碍，其中大部分是基因为了发挥大脑高占比的优势最大化而匹配的生理机制。但当最核心的智力因素不匹配，或是自闭特质中某些问题过度严重，打破了这个平衡，就会发展为公众所熟知的典型自闭症。

关于102个基因，我们看到感统失调就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它们都有各自对应的基因。加上前面我提到的，自闭症分为高重典和低重典，他们的核心差异是不同的，而且像多动症和情绪控制障碍都是可以单独存在的病症，这也就解释了自闭症多基因和千人千面的说法。

过去十年间，美国的自闭症出生率会从2004年的1/166上升至如今2020年1/54，并非是自闭症发病率明显升高，而是随着对自闭症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处于稳态的孩子在幼年儿童期被发现。对于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反问下自己，如果说54个人中就有一个自闭症，是不是54个人就有一个人生活不能自理？这个答案够简单了吧。

▲ 逐年走高和社会对自闭的了解有关

据我观察，很多高功能和阿斯伯格在1岁半至2岁期间，由于智力尚未完全展现，很多孩子仅表现出典型的自闭特征。这种情况下，原本可以发展为稳态的孩子可能会被认为成典型自闭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需要等到3岁后才能确诊。

看到这里，你应该理解脱帽的概念其实是个伪概念。因为至今没人定义这个帽子究竟是自闭症的帽子，还是自闭特质的帽子。有些家长说自己的孩子摘帽了，其实只是摘掉了自闭症的帽子，但自闭特质却依然存在，只是孩子发展为稳态，前途一片光明。当孩子成家立业那天，帽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熟知陈锦鸿、方静的孩子能完成大学学业其实都属于这种情况。而过去太多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例，其实是早期对自闭症认知不全面，仅反映出中重度的自闭症的生活状态罢了。

关于未来，随着数字科技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岗位需要高专注度和高计算力的数码人才。具有自闭基因的人或将在社会竞争中发挥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优质岗位和婚育条件。因此我大胆预测，未来数年中自闭症出生率还将进一步升高，而高功能和阿斯伯格才是真正的NT，不是Neurotypical（一般精神状态的人)，而是Newtype（新人类）。

你以为到了这里就结束了？

别急！前面双胞胎的案例还没分析呢？因为这关系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自闭症的易感性。

那位家长告诉我，两个孩子出生时二宝全身通红，医生诊断孩子患有胎儿溶血症。我百度了下，胎儿溶血症大概是指母子血型不符合，胎儿红细胞进入母体超过0.5毫升后，引起的免疫反应。

我猜测这类免疫反应可能造成了轻微的脑损伤，但由于这种损伤非外伤性的，所以核磁共振也无法检测出来，但事实造成二宝的智力轻微低下。因为自闭特质的稳态要求极高，智力不一定要达到低下才会发病，哪怕是稍低一些导致智力水平无法压制自闭特质就会表现出典型的自闭症症状，而大宝则处于稳态。换个角度看，如果没有胎儿溶血症，或许两个孩子都将成为稳态。

这里我引用一组数据，同卵双胞胎中，如果一个患有自闭症，另一个同样是自闭症的概率高达90%，而剩余的10%多数就是上面这种状况。

我们将自闭症定义为一种先天疾病，即出生前就决定了孩子的命运。但在怀孕至妊娠的过程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一次感染一次撞击，都可能造成胎儿智力上的偏差。

邹小兵教授曾公开表示妈妈的生育年龄过高或与自闭症存在关联，我的说法恰恰解释了这一现象。

▲ 一个打岔就可能忘记之前的事

如果家长带有自闭基因，可能会诞生一个稳态的孩子。但妈妈由于年纪偏大，子宫的环境更加不稳定，更容易出现缺氧、缺血、血溶症等症状，一旦上述问题造成孩子智力受损，打破稳态，就容易发展为典型自闭症。

说到这里，你还会认为自闭症和疫苗接种有关吗？

▲ 没人比川普更懂疫苗……

这里科普个知识，疫苗不可能在无炎症的情况下损伤大脑，如脑膜炎。但现在的疫苗都相当稳定安全，尤其是灭活疫苗不具备从接种点转移到大脑的危险，反而是不接种疫苗，万一得病引发严重的高烧可能会损伤孩子的智力。

所以优生优育，避免风险要素，即便迎来的小生命是高功能或阿斯伯格，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完美的，只是和普通孩子有所不同罢了。

写在最后，这篇文章不仅解释了自闭症的病因，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了自闭症。

自闭基因的目标就是塑造一个成功的高功能和阿斯伯格。一旦他们发展为稳态，他们就是天选之人，而不是病人。很多携带自闭特质的家长，从未思考过自己与其他人是否存在不同，更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所以才会将自闭症看成一种灾难而不是天赋。

By 读星星的少年

我们身体有一套精密的调控系统，使血糖水平维持在一个较小的波动区间，让身体正常运行。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在内的内分泌系统对这种调节起着主要作用。

基本概念与机理

碳水化合物——单糖或多糖组成的化合物，包括糖、淀粉、糖原和纤维

葡萄糖——能够直接被身体利用、提供能量的单糖

胰岛素——胰腺β细胞分泌的具有降低血糖、合成脂肪功能的激素

胰高血糖素——胰腺α细胞分泌的具有分解脂肪功能的激素

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的葡萄糖，必要时能够立即被身体动员利用

唯一降糖的激素——胰岛素

我们需要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

胰岛素是身体分泌的唯一能降低血糖的激素，同时促进身体囤积脂肪。

胰岛素通过促进血中葡萄糖向肌肉、肝脏和脂肪细胞转移，来达到降低血糖的目的。人进食后，即使是最微小的血糖升高，都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大量进食高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血糖飙升得很快，这时候β细胞分泌的胰岛素也是惊人的。

葡萄糖能够穿过大脑的屏障进入大脑组织，直接被大脑利用；身体的其他组织不能直接利用葡萄糖，需要利用胰岛素的葡萄糖转运功能，与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结合，吸引葡萄糖转运蛋白（例如GLUT4）将葡萄糖转运到其他地方。

转运至细胞内的葡萄糖，被身体直接利用，或者以糖原或脂肪形式储存起来备身体必需时使用。胰岛素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抑制脂肪的分解。

也就是说，高胰岛素水平不仅迅速将葡萄糖转化为脂肪，而且像海绵吸水一样，迅速地储存脂肪，还抑制脂肪的分解；对于一个很容易长胖、难以减肥的人，高胰岛素水平是很重要的原因。

胰高血糖素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调节系统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调节机制；对抗胰岛素效应的激素就是胰高血糖素。

胰高血糖素是由胰腺α细胞产生并分泌；食物中的蛋白质刺激胰高血糖素的分泌，碳水化合物则抑制它的分泌。

因此，在我们摄入大量高血糖指数食物后，血液中的胰岛素水平很快增高，而胰高血糖素水平会下降。反之，如果摄入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脂肪比例得当的食物，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水平会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健康区间”。

高血糖和低血糖

我们知道，高GI指数食物如精白面包、土豆等淀粉丰富的根茎类，进食后血糖急速增高，甚至比直接吃糖引起的血糖增高要快得多。低GI指数的食物，如豆类、水果、蔬菜和含纤维较高的粗杂粮等，不会引起血糖急速增高。

在一顿饱含高碳水化合物的大餐后，血糖很快增高，随即引起胰岛素的大量释放，同时抑制胰高血糖素的释放。

不幸的是，血糖的下降速度和上升速度一样快，在大量胰岛素的作用下，血糖经常会快速下降到正常的空腹血糖水平以下，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低血糖区间”。

胰岛素抵抗来了

胰岛素大量分泌会引起血糖急速下降；为了维持血糖的相对稳定，身体内一些反调节激素，上述说过的胰高血糖素之外，其他的如皮质醇（身体的压力激素）、肾上腺素（身体的“战斗”或者“逃跑”激素）、生长激素等等都被释放出来。

这个过程被称为“反调节”，主要目的是让血糖恢复到适当的范围。

经历了这个反调节后，虽然血糖不低于空腹水平了，但是一种“不可抑制的饥饿感”使得我们想吃很多东西（也称食欲过盛）。这个时候，许多人用高糖分的精致甜点、油炸的零食甚至直接一个正餐来满足自己的食欲。

如此循环往复，这种食欲过盛的状态通常维持很久，有时甚至是几个小时。血糖不断上下波动，身体不得不时刻分泌胰岛素，不断将身体中多余的葡萄糖转化为脂肪。

不再对糖上瘾 不再饥肠辘辘

如果我们适量摄入碳水，配合优质的蛋白质和好的脂肪，让血糖缓慢升高，以更平衡自然的方式刺激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释放。葡萄糖大部分（正常为85%-90%）被肌肉吸收，其余的被脂肪细胞和肝脏利用。

当身体中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时候，脂肪分解的速度与其合成的速度大致相同，就是说，我们的体重不会增加。

胰高血糖素是分解脂肪的激素，如果你总是吃高血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只会不断刺激胰岛素而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当我们饮食均衡，胰岛素水平就会降低，胰高血糖素水平随之增高。

由于血糖水平不会升高得过高、过快，异常的脂肪蓄积不会发生。同时，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的比例合理，使得脂肪分解与合成相当，甚至强于后者，血糖能够缓慢回落空腹血糖水平，而不至于出现低血糖情况。

这种稳定状态亦不会引起反调节激素的释放，我们就不会总感到饥肠辘辘，不再对高血糖指数食物上瘾。

减肥的误区

在知识不断更新的今天，还存在许多旧的要更新的知识，比如：在减脂过程中用热量来控制体重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问题没有考虑到身体激素对人体的作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激素能够调节你的饥饿、代谢率、食物的喜好、身体的能量水平。我们今天着重解释激素和身体成分之间的复杂关系，来看看对身体成分至关重要的激素：胰岛素。

热量和激素之间的关系

现在国内热衷的媒体在减肥上大多使用热量第一定律的原理，即能量的平衡。你要想减掉多余的脂肪就要创造负负平衡，就是摄入的能量要比消耗的能量少，这样才能让你的脂肪减少。但是你身体消耗的能量和摄入的热量是不稳定的，是个经常变动的变量。例如：食物的热效应对身体的消化吸收和消耗起到决定作用。当你吃一顿纯蛋白含量很高的食物时，你的身体会多消耗25%的热量用于消化，而同等等量的脂肪又有0%-3%，碳水化合物为5%-15%。

此外，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组成会影响你的下一顿的食欲和摄入量。最简单的道理，蛋白质的食物非常腻，它会引起减少肠胃激素的释放，让你降低饥饿感。同时蛋白质减少胰岛素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好处就是血糖的平稳。也会减少饥饿感。

在此要特别注意的是，能量的消耗也会影响你的饥饿感，会让你吃的更多。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为了减肥而去积极的锻炼，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摄入了更多的卡路里，相关研究表明这是人类为了保持体内热量的平衡，在进行高体力活动后会释放信号让你补充消耗的能量。

那么，这一切的发生和胰岛素有什么关系吗？胰岛素和其他代谢类激素，如：瘦素、胰高血糖素、生长素，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你吃什么和身体代谢（燃烧）热量的比例。如果你有良好健康的代谢表现，胰岛素敏感就会让你消耗的热量比摄入的热量更多，更容易保证身体成分的合理性。

胰岛素的重要性

胰岛素是由胰腺分泌的激素。它的主要作用是调节的营养物质在血液中循环量。比如：在你吃饭的时候，你的血液里的糖 （葡萄糖） 的数量就会增加。胰腺察觉到血液中糖的含量增加了就会释放胰岛素进入血液。胰岛素绑定你的细胞糖原 （肌肉的能量来源） 或把糖原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身体首先会补充肌肉所需的能量，多余的脂肪变成脂肪储存起来。这就是锻炼的好处，能够增加你身体的肌肉含量，改善身体成分，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让你减去身体脂肪的原因之一。

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下，细胞开始抵抗胰岛素，这意味着它们不容易是绑定到血液里面的糖。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身体就会分泌出更多的胰岛素，使血糖水平下降。因为血液中含糖量很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影响，造成损害器官，导致昏迷不醒或可能死亡。

当你身体处于高血糖时，胰腺未必能跟得上了。就会造成胰腺细胞损坏，从而导致降低的胰岛素生产。当你的胰岛素分泌减少，你的血糖水平就会高居不下，这会导致糖尿病和长期的健康问题。

什么原因胰岛素抵抗？

很多人错误地将这个问题回答”精制的碳水化合物 ！”。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在现实中，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有助产生于胰岛素抵抗。研究一致表明，当你的血液中有大量的游离脂肪酸时，细胞就会停止对胰岛素做出正确的反应。科学家们认为这由几个不同的因素造成︰

摄入过多的热量：这是造成胰岛素抵抗最主要的原因之首，这会造成过多的脂肪会存入他们的身体，使血液中存在大量的游离脂肪酸。

增加的腹部脂肪：腹部脂肪是危险的脂肪。它会包裹在器官周围并释放防止胰岛素与细胞有效结合的化学信号。

缺乏和运动和低肌肉量：在体内，肌肉比其他组织需要更多的葡萄糖。通常情况下，肌肉会主动燃烧储存的能量为人体提供生活所需的动力，这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血糖水平的平衡。此外，当你进行肌肉训练时，你会自动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这是为什么锻炼尤其是保证一定强度的训练，如举重或间歇训练，都可以对糖尿病患者产生逆转作用。

压力和升高的皮质醇：皮质醇是一种在身体和心理应激反应时释放的激素。它影响着你的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当你的身体感受到来自外界和体内的压力时，皮质醇将释放储存的葡萄糖给你提供能量来对抗压力。当你长时间的处在应激环境下你的身体就会持续分泌皮质醇，使你一整天都处在高血糖的环境下，胰岛素也相应升高。当长时间的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可以造成胰岛素抵抗。

炎症：能量过剩 （定期摄入太多的卡路里） 会导致胰岛素抵抗，此外它还会提高体内的氧化反应，提升自由基水平，导致体内产生炎症反应，从而激活体内抑制胰岛素信号，导致胰岛素不敏感。

有害的肠道细菌：你胃肠道内细菌在为你健康提供了哪些帮助？。不幸的是，某些菌株可以让你的大脑做出错误的指示，让你的身体感觉需要更多的能量，从而增加你的能量摄入的食物。这些细菌也同时激活了炎症通路，从而胰岛素抵抗和代谢问题。

饮食如何影响胰岛素抵抗

因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经常被用作治疗 2 型糖尿病，所以大众往往错误地认为，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是导致胰岛素问题的第一位。这是逻辑错误，虽然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能提高代谢生化指标和恢复胰岛素的敏感性，这并不意味着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

那么，真实的情况时如何呢？罪魁祸首应该是高精度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和过量的摄入才是引发血糖飙升的真凶。此外，脂肪摄入的大量增加也是帮凶之一，因为他们是能量密集食物。这些食物相比复合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的热效应更低，会让人觉得疲乏，没有动力，从而自发地减少体力活动，导致他们在一天内燃烧更少的热量。

通过胰岛素敏感性预测脂肪损失

新的研究表明你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饮食也可用于减脂。

例如，最近的一项针对增加女性”胰岛素抵抗”或”胰岛素敏感”的研究显示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不需要限制热量的摄入，妇女在这组自然摄入的热量更少，在提高了胰岛素敏感性同时，她们减少身体脂肪平均数为 2.3%。

我们可以从这项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如果你患有胰岛素抵抗，要是遵循传统的”减肥”的方法，就是限制热量摄入，高碳水化合物会实际上破坏你减掉身体脂肪的能力。

2） 如果你是胰岛素抵抗，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你的血糖负荷可能不会有任何变化。你需要一个更激进的方法，重置你的新陈代谢。

3)对于胰岛素敏感的人群来说，最关键的是要优化胰岛素的敏感性，从饮食着手更容易接受也更具灵活性。

神药二甲双胍能帮助减肥吗？

这是一个盛产网红的时代，而在抗击糖尿病的药物中，也有一个超级大网红，它的名字叫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以其价格亲民、控糖效果良好、安全性较高等优势，在短短几十年里，成功跻身世界名药的行列，并成为2型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比胰岛素还受欢迎。

而且，不止控糖，它还被发现可以改善多囊卵巢综合症，甚至于能延缓衰老抗击癌症，更有小女生居然吃它来减肥（对肥胖的糖尿病患者，它确实有一定的减重效果）……

在众人的追捧中，它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口口相传的“神药”，甚至有些人常年以二甲双胍为伴，并且被医生告知可能要终身服用。

你一定想知道，二甲双胍到底为什么这么神奇？这还得从它几经沉浮的“传奇身世”来说起：

几经波折成为控糖神药

中国人自古对草药情有独钟，也因此它们频频亮相武侠小说或者影视剧，比如主角受了重伤，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吃了某种草药，结果非但没有死，反而功力大增，从此平步青云，所向无敌，称霸武林。

二甲双胍的前身，也算是草药的一种，名叫法国紫丁香。↓

中世纪的时候，法国人就发现，这种紫丁香，可以治疗多尿症（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之一）。

到1929年，Slotta 和 Tschesche 发现以它为原料之一，合成的药物二甲双胍可以降低兔子的血糖。

但是，当时抗击糖尿病的网红药物是“胰岛素”，它并没有吸引大众的注意力。

到1957年，法国糖尿病专家发表研究，表示二甲双胍在临床上的降糖效果非常好，这时候它才开始崭露头角。

不过， 它的全面上市却一波三折，被推迟了30多年，只因同门师兄弟苯乙双胍（苯乙双胍降糖效果明显，但是副作用极大，易引起乳酸性酸中毒，造成极高的死亡率）的牵连。

二甲双胍用沉浮的身世，凸显了自己的不平凡，从1995年以后，它就开始大放光彩，走上了药生巅峰。

它便宜有效，且不像胰岛素那样直接降低血糖，而是非常“高明”的采取迂回战术，在身体中慢慢发挥控糖作用：▽

→ 刺激胰腺，提高其敏感性
→ 减少肝脏生产和释放葡萄糖的量
→ 影响消化系统，抑制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均为高风险前驱糖尿病患者），科学家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单纯接受二甲双胍治疗的患者，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降低了31%。①

是的，二甲双胍效果非常好，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器效果，比如说长寿。

但是除了传奇之外，你必须要知道的是，所有的一切，都不能为它的副作用开脱：

二甲双胍诸多副作用

→胃肠道紊乱

二甲双胍抑制了消化系统对碳水化合物的正常吸收，那么，多多少少会对肠胃产生一些影响，这也是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占比30%。

最明显的症状包括恶心、腹泻、胃痉挛、腹部肿胀、消化不良、屁多等等。

国外有网友服用二甲双胍之后每天5次水样腹泻，图片来自drugs

其实，这些问题倒不是很严重，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如下2种方式来调整：

1、调整二甲双胍的剂量-可以从更小的剂量开始吃，逐渐增加
2、吃饭的同时服药，而不是空腹-这样药物就可以在血糖升高的时候起作用，减少副作用的产生

如果还是持续出现肠胃不适，就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干扰对维生素B12和叶酸的吸收

已经有研究显示，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中，有高达30%的人产生了B12缺乏症。②

缺乏维生素B12，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疲劳，因为B12可以帮助身体携带氧气到各个器官，没有足够的氧气的话，人很容易就会疲乏，甚至感到肌肉无力。

此外，长期缺乏B12，会对神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进而导致经常感觉头晕、手脚发麻，这会增加糖尿病患者的神经系统病变。

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诸如记忆力下降、头晕、痴呆等状况。

另一种重要营养素是叶酸，缺少它一般身体症状不大明显，但是，叶酸对预防胎儿畸形非常重要。

乳酸性酸中毒

乳酸性酸中毒，是服用二甲双胍比较少见的副作用，但是极为危险，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致命。

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的乳酸是可以通过肝脏异生作用，转化为葡萄糖，给人体功能，小部分乳酸则通过肾脏排出。

但是，二甲双胍本身有抑制乳酸转化为葡萄糖的作用，就会导致体内乳酸含量过高，累积过多的时候，最终会改变身体自然状态，导致乳酸性酸中毒。

所以，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是不能使用二甲双胍的，他们排泄乳酸的能力本身就比较差。

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

在对7000多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发现，长期服用二甲双胍的人，患有认知障碍的风险略高。③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科学家解释，这可能和长期服用它所造成的微量营养素缺乏有关。

诱发低血糖

二甲双胍本身不会导致低血糖，但是如果与其他药物一起使用，或者服药者曾经剧烈运动，或者吃得太少的话，极有可能最终诱发低血糖。

轻微低血糖症状表现在头晕、出汗、心率快、颤抖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甚至死亡。

强行科普：可能与二甲双胍相互作用的药物在服用二甲双胍之前，一定要告诉医生你目前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以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带来的负面影响，一般包括：▪糖尿病药物▪降压药▪胆固醇药物

▪青光眼药物

▪托吡酯

▪苯妥英钠

▪肠胃药

▪吩噻嗪

▪激素类药物

▪结核病药物

▪甲状腺药物

每个人的体质和耐受度都不一样，所以，这些副作用在每个人的身上，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不过还有一个“副作用”我没有说。

这个“副作用”，对于每位在吃二甲双胍的糖尿病患者，心里一定要清楚。

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等等，这些药物，可能会让你产生心理依赖。

这些药物的危害，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英国资深医生：这些药，害人不浅…..

糖尿病患者千万不要对它有心理依赖，你必须要知道，二甲双胍并没有根治你的病。

二甲双胍，不能治愈糖尿病

二甲双胍可以控制血糖，从长远来看，它还能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但是，它发挥的作用也仅仅是控制和缓解而已，并没有从根源上去治疗糖尿病。

2型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基本特征都是，血糖太高，身体内完全充满了糖。

假想下身体里一直有一个糖碗，小时候，这个糖碗几乎是空的，并没有多少糖，几十年下来，如果不断摄入太多高糖食物，比如碳酸饮料、大米小米、面包、面条……

糖碗里面的糖就会不断堆积，直到完全充满，再然后就超过负荷溢出，溢到血液里，溢到肌肉里、器官里……

血糖的长期高水平，给身体的代谢增加压力，随后会发展为2型糖尿病，这个时候，医生就会给你开降糖药，比如二甲双胍，但是二甲双胍可以让你的血糖暂时稳定，并不能阻止你继续给糖碗加糖。

说直白一点就是，它根本没有在解决问题，因此可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相同剂量的药物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了。

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给你换一种药物，再过一段时间，再次出现相同的情况，那么好吧，再换一种药，再然后就是注射胰岛素，如此往复，不断恶性循环。

这就好比一个人边吃着毒药，另外一边又大口吃着解药一样，即便你吃再多的解药，只要不停止吃毒药，身体就会一直处于非健康状态，长此以往的折腾，就必然会爆发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所以要逆转糖尿病，如何从根源上治愈才是你最该考虑的，把糖碗中的糖减半，甚至减掉更多，或许很多症状都会迎刃而解。

关键要点

前面说到过，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均为高风险前驱糖尿病患者），科学家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单纯接受二甲双胍治疗的患者，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降低了31%。

在同样的研究中，研究者还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生活方式改变，使糖尿病发病率降低了58％。

是的，它比药物效果还要好，而且不止治表还治根。

所以，如果把二甲双胍和改变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并且在后期实现停药，完全靠改变生活方式逆转糖尿病，岂不是更好？

事实上，确实有人这么做到了，给大家看近期一个网友给我的留言，为TA高兴：

我并不反对吃二甲双胍，短时间内控制病情，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但是改变饮食习惯，改变生活习惯，用最自然的方式，管控血糖，并且从根源上实现逆转，这才是正确的治病思路。

By 瘦龙健康、刘旸

中国病人，哪怕是感冒发烧割阑尾，都会选择大城市的大医院，因为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身边的社区医院或是乡村医院，让自己不够放心。

同样是一位因常见病求医的欧美病人，社区的家庭医生多半是他的第一选项，因为他知道，与大城市的大医生，自己的家庭医生也许水平有差别，但面对常见病时，后者却足够保证一个基本的治疗水平。

这信任的源头便是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的制度。

在欧美发达国家，这套被医生们简称为“规培”的短则3年，长则5年的培训项目，让一个医学生在被安全保护着的环境中，一步步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医生。也让患者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完成规培的医生，而不需要因为一些小病而去大医院或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去看病。

为了“推动医疗服务均等化，缓解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2009年，一份国务院印发的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2013年，《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下发。这份文件给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中国基本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5年，全国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到今天，全国已有三批次，超千家国家级规培基地，中国的医生几乎是跑步进入了规培时代。然而，一片凯歌之中，反对声也越来越大了。

基层医院抱怨，本来就缺人，还需要规培后才能上岗；有医学生撰文提到：自己写病历、干杂活，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三年规培之后，“对医学的热爱一点一点地消失了……”更有《人民日报》文章追问：以追求医疗同质化为初衷的规培，规培生们“有没有学到真功夫”却仍然存疑……

那么，这个在很多国家、地区都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医生培养体系，究竟怎么了？

规培医生，中产还是贫困线？

规培，意味着一个医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参加工作，而是需要以住院医师的身份在培训医院接受系统性的临床训练。这段时间里，通常已近而立的他们，不再是学生，却仍不是医院职工，因而尚无法得到一份正常的工资收入。顶着这样尴尬的身份，他们需要经历三年。“贫困、讥讽与歧视是绝大多数规培医师在这三年里要面临的困境。”一位规培医师告诉八点健闻。

“稳定的低收入维持日常基本所需，每个月不敢有额外的开销。”一位医生这样吐槽自己的规培时代。

在丁香园的规培天地里，有人提出：“规培中，实在太穷了，副业送外卖可行吗？”

收入和待遇，几乎是规培制度在中国全面推开以来，最为规培医师们诟病的问题。

2020年，丁香园曾对3020名规培医生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近三成规培医生（27.5%）表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其中8%的人表示规培期间“没有收入”，每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占32.3%。

哪怕是在这些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人员中，50.6%的是社会人规培，44.9%的单位人规培——这也意味着，这些前来规培的医生多数已不再是学生，这些超过3000元的收入，有可能需要养家糊口。

靠规培收入养家糊口？在发达国家，这并不是天方夜谭。

一位美国的医学教育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规培收入足以“令他们在规培阶段就可以实现按揭买房……”

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赴美行医》中曾介绍，在美国，虽然规培医生的收入比独立行医的主治医师要低很多，却大多能够达到所在地区个人中位收入水平。印第安纳州的胃肠肝脏科医师余劼总结道：在美国，依靠一个规培医生的收入，“一个人的话可以活得随意潇洒，一家人的话基本可达小康水平。”

然而，在中国，一位东部某省会城市的年轻规培医生向八点健闻提到，自己的规培收入，“大约1300元一个月，够吃了”。在那位规培生所在的城市，近年的社平工资超过5000元，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也超过了2200元。

尽管有医生教育专家向八点健闻提醒道：规培生们与其盯着每个月发的“工资”，不如将目光放长远，展望规培结束后的未来发展。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却是：三年规培的严峻收入形势，正在造成了年轻医学生的流失。

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艳梅等对云南省6个规培基地的规培医师进行调查后发现：收入过低甚至成了一些规培人员决定退出规培的重要原因。在有退培打算的人员中，退培原因第一、第二位分别为“住培时间太长”和“家庭经济压力大”。

“规培就像离婚冷静期”，让我发现了医院不适合自己，一位网友在丁香园的“规培天地”中这样留言，他觉得自己大概率不会做医生了。

很多规培生向八点健闻表示，自己辛辛苦苦读了5年、8年甚至12年的书，毕业后却还要进行3年低收入状态的规范化培训，反观同龄人则早在职场上打拼多年，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而自己甚至连解决温饱都很难做到，这种反差属实让人难以接受。

然而，对于规培本身，同样有多名医生，甚至医学生也向八点健闻表达了它的必要性。前述医学教育专家就提到：从学校毕业的医学生，无论是什么学历，本质上都是“半成品”医生，甚至达不到“基本线”这个标准，想要掌握基本的临床技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就必须要经过规范化培训。

问题出在投入上。

2014年，中国正式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工作时，原国家卫计委曾明确中央财政将自2014年起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资金补助标准为3万元/人·年。补助资金2/3用于补助参培住院医师，1/3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

那一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67元。从全国均值上来看，规培医生的补助与正常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并不大。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却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巨大的事实。

反观国外，规培医生的收入是以当地中位数的收入水平为基准的，根据那本《赴美行医》中提供的数据，在伊利诺伊州，全州个人中位收入税前是4万多，规培医生的年薪便在4万多。而到了芝加哥，规培医生的平均年薪便随着当地中位收入涨到了5万；到了纽约，规培医生的年薪甚至水涨船高达到了6万。

除此外，在中国，自2014年确定补助标准后，7年来，这3万元的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并没有任何增加，只是个人部分的获得比例稍有调整。现如今，在许多省份，3万元的80%将被用于补助参培医师，也就是从过去的约2万元/人·年提升到了2.4万元/人·年。

但这个有限的提升，早已被几乎翻倍的居民收入远远甩在了身后。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47412元。

一位医学教育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在美国，住院医师的培训费用主要由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资助，来自联邦退伍军人医疗系统以及各种其他项目的自筹资助也会贡献一部分，而考虑到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期待财政来承担全部规范化培训的个人补助存在一定难度，只有实现政府、基地和社会一起参与的多元投入，才有可能真正提高规培医师的收入水平。

然而，基地与社会的投入从哪里来，以什么标准进行投入，却并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范本。

目前，除了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级财政也会对规培医师进行补助。但是基于各地财政能力和实力，这部分的补助金额差异明显，且数量有限。在一些补助较多的发达省份，这笔来自省级财政的补助能达到1.8万元/人·年；而在另一些偏远省份，这笔资助只有0.33万元/人·年。

除此外，八点健闻也了解到，大部分规培基地也会对规培医师给予一定的补助。但基于各种原因，基地层面给予规培医师的补助金额差异也很明显。

作为中国规培制度的创立者和推动者，华西医院麻醉中心主任刘进，也总会因为这个问题被攻击和批评。实际上，刘进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03年至2013年，持续十年向全国人大提交建立规培制度的建议的时候，他就希望能为规培生争取到每年12万的薪酬。

2021年，65岁生日当天，刘进将一笔一亿元的科研转化奖金捐出，用于设立华西医院专项规培发展基金。而在同年接受《中国卫生杂志》访谈时，刘进稍稍调低了心中的预期。

他表示，要争取每年为每位规培医生补贴10万元。

写病历，干杂活，能培养真正的医生吗？

对收入的抱怨之外，来自规培医生的另一个抱怨则是：学不到东西，甚至成为了轮转科室打杂的“廉价劳动力”。

一位某地级市规培医院的规培医生向八点健闻抱怨：每天的工作是写病历；参与查房只是形式主义；很少的几次病例讨论，主要是为了拍照宣传用。

他有时甚至会担心，自己作为一个极少参与过接诊、下医嘱的规培医生，三年的规培结束后怎么去行医？

而另一方面，规培医生学不到东西的，受损的不仅是规培医生们。根据规培制度的初衷，规培的目标是培养可以独当一面的合格医生，而如果这一点没有达到，被损害的，也许是所有患者的利益。

“医生这个职业，你要是做得不对，是要出人命的。”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强调。

规培，要培养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要做到这一点，反复观察和练习必不可少，这也是规培基地医院安排规培医师参与科室轮转和日常工作的目的。

通过了有一定淘汰率的规培招生考核后，从学校毕业的医学生们，进入他们的规培阶段。三年时间内，这些规培医师们需要在各个科室轮转学习，学习时间从2个月到数个月不等，其间最重要的是，在轮转学习过程中掌握对应科室基础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技巧。

在美国，《赴美行医》中提到，在内科和儿科，规培医生会在高年住院医的帮助管理患者，第一年10个，第二年20个，到了第三年，他们几乎成了半个主治医师。

根据《中国肺癌杂志》上的一篇综述，美国一些科室的规培医生，到了第三年，就要主刀中等以上手术如胆囊切除、乳房切除等，并开始做急诊会诊工作。最终，一位5年的美国普外科住院医师培训结束后，一个医学院校毕业生将成为能够独立工作的普外科医师，可以基本胜任普外科的临床工作，能够独立完成普外科的常规手术。

然而，在中国，规培医生们的情况，却往往是另一个样子。

多名规培医师告诉八点健闻，在规培期间，如果是在临床科室轮转，写病历常常需要占据他们半天甚至半天以上的时间。虽然写病历是医生的基本功，但因为比较容易快速上手熟练，长期将时间用在这里，感觉就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只是机械化劳动，带来不了多少提升。

而整个诊疗环节里，最能体现医生能力的接诊、处置和下医嘱，规培医生们却往往接触得并不多，甚至，在不少规培基地在培养规培医师时，几乎不给接触的机会。

重要的医疗诊治工作，却不敢让规培医生参加，这是有原因的。

规培医师在医院内没有独立工号和身份，所有行为的落款人和负责人均为带教老师。这带来的问题是，一旦规培医师在诊疗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并且未能及时察觉酿成不良后果，直接负责人就是带教老师。

换言之，学生行为，带教负责。为了尽可能的规避医疗事故风险，一些带教老师和规培机构会倾向于让规培医师尽量参与风险更低的相对低质劳动——如写病历、送检查样本、取检查报告等，远离诊疗活动中的核心工作。

一位规培学生表示，能不能参与诊断等核心工作，带教老师之间的差异显著。也不是没有愿意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带教老师，如果认可了规培医师的能力成长，带教老师也会愿意在监督下放手让规培医师诊断和处置。

另一方面，带教老师本身也是临床大夫，他们不仅要负责教学，也要负责病人的诊疗工作，这是带教老师和学校全职老师的根本差别。在比较热门的大型规培基地医院，有些科室本就人手严重不足，极度繁忙。在这种前提下，对带教老师提出过高的期待，可能本身就不够合理。

多名规培医师告诉八点健闻，在整个规培过程中，自己都是主动学习为主，带教老师们只能做到“偶尔”跟自己交流。

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还有一个更心照不宣的问题在于，规培医师轮转一个科室最长不过数月，部分带教老师在潜意识里也不会把这部分规培医师当作“自己人”来培养，在教学时本身也会有所保留，“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思想至今仍然存在。

规培医师的能力成长究竟如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继续教育处曾庆奇等选取了全国310所住培基地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一直承担住院医师带教工作的15830位带教教师为调查对象，试图评价规培对规培医师胜任力的影响。

结果显示，经过住培，住院医师的胜任力有了显著提升，但无论住培初期还是住培结束时，其效果都低于预期。

紧急上马的规培基地，能培养合格的规培医师吗？

2020 年，所有新进医疗岗位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国正式进入了一个无规培不行医的时代。

而这背后，是迅速扩张的规培基地建设。

自2013年至今，只用了9年时间，我国公布的三批规培基地数量合计已经超过1000个。从地域上来看，除香港和澳门，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都有了自己的规培基地。而在最新公布的一批规培基地名单中，甚至还新增了一批社会办医院。

对于这些紧急上马的规培基地，西安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李妮等指出：目前各住培基地层次不齐、资源不均，有技术先进、设备齐全、教学科研均领先的医院，也有发展一般的医院；有具有多年管理经验的教学医院，也有从未开展过临床带教的医院；有病源过剩、病例多样的中心城市医院，也有病源一般、病例单一的地方医院。因此，各个基地在管理、教学、考核方面很难做到同一尺度、同一标准。

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向八点健闻直言不讳地表示，全国性的规培制度开展得偏急偏快，而对于本科学历以上医生执医必须接受全国统一规培的要求也设立得有些过早，很多医疗资源和能力比较差的地区还没有做好准备，这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一些问题。

然而，中西部等医疗资源落后地区是否需要强制要求医生必须参加规培呢？

另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则向八点健闻表示，如果没有规培的强制要求，落后地区的医生就更难达到基本要求，更别说提升了。他说：“我曾经到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县，在没有规培之前，这个地方曾经连续三年都考不出来一个助理医师，只能降低过关分数；通过规培后再把医生派到这里，至少能保证这里的医生达到医生的最基本要求。”

这位医学教育专家认为，医疗资源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问题，而开展规培是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不能用历史问题来否定规培制度本身，可以因地制宜地根据当地情况制定规培的目标和要求，利用规培制度真正帮助这些医疗能力不足的地区提升，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虽然有些西部地区医疗能力不足，但是规培制度仍然要有存在的必要，只不过可能需要放低一些标准，以适应那些地区的客观条件”。

对于规培本身是否进展过快的争议之外，更多的质疑指向的是规培基地，它们建得太多太快了。

一位规培医师表示，社交论坛上抱怨在规培基地学不到东西抱怨颇多的帖子，绝大多数可能都来自素质和能力不高的规培基地，而规培基地如果本身实力强劲，它们的规培医师是没有必要上网“吐槽”的。

先有“医”才有“教”，在医疗资源和医疗能力仍然高度不均的当下，如何保证规培基地的能力？于是，国家文件中，又一次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规培基地原则上应为三级甲等医院或符合条件的三级专科医院。

然而，一刀切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省与省之间的医疗能力并不相同，三甲医院与三甲医院之间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医院只能勉强够到三甲的门槛，但有的医院被评为三甲，则是因为评价体系最高只有三甲。

医疗能力不均在规培制度上体现的另一个让人扼腕的事实是，一头是“弱三甲”们难承规培的王冠之重，另一头却是实力出众却没有资格成为规培基地的“非三甲”们。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允伍等指出，规培基地必须为“三甲”的“一刀切”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区域间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差异，北京、上海等东部地区一些低于三级甲等的医院无法成为培训基地，而实际上这些医院的医疗、教学等综合能力已达到相当水平，有的甚至高于中西部地区部分三级甲等医院。

而在规培体系开展实践超过一百年的美国，培训基地只需具备联邦医院认证和执业许可，只要满足培训需求，并无严格的医疗机构类型和级别限制。

没有级别准入的限制，然而，美国的规培基地却有成熟且严苛的日常评估，以评估的结果决定这些规培基地的去与留。

在中国，这项住院医师规培基地的评估工作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委托中国医师协会组织开展。

2018年7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齐学进在一次规培基地评估启动会上强调，“评估”是住院医师规培行业的纪检委和检察院，应该以查问题、揭短板为主。强调严字当头，就是要严格按指标办事，不人为降低标准。特别是对投诉和考核反映出的问题，必须要逐条查证。

在实际评估工作中，以打分为衡量尺度，大于85分为合格，70分—85分为基本合格，60–70分予以黄牌警告，少于60分红牌。

所谓黄牌警告，就是要求限期整改；而红牌警告，就是直接取消规培资格。据齐学进介绍，从2015年起至2018年7月，已有15家规培基地和71个专培基地被要求限期整改，18个专培基地被红牌撤销。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医师协会作为行业协会，并没有权力直接取消规培基地及其专培基地的资格，而是需要通过向属地卫健委“建议”。

而且上述处罚的背后，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我国对于规培基地的评估严重滞后。

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国家第三批住院医师规培基地公布前，我国已有规培基地859家。但从2015年规培制度全面推开至2021年1月，接受过评估的规培基地仅有384家，不到所有规培基地的一半。

2019年，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6批次共15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评估结果通报，然而，这些结果涉及的规培基地只有52家，远低于当时已经获批的规培基地数目。

一位医学教育专家向八点健闻提到：住院医师规培体系，在西方是个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成熟体系，而在中国，却几乎是十年间拔地而起，你无法要求它生下来就那么完美，然而，一个好的顶层设计需要做到的是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在规培的问题上，我们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然而，整个体系的运行经费从哪里来，如何保障？住院医师、带教医生和规培基地，三方的积极性如何激发？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是真正决定规培制度成败的关键。

以下是一个八年制医学生的故事：

罗鹤终于在2020年毕业了，尽管本博连读学了8年医学，他却没有选择从医，而是进入一家外资医学影像公司。

刚入职一周，聊起新启的公司人生活，他语调欢快，“非常开心、每天可以准点下班，待遇太好了！”如果按照从医的路线，毕业之后的他应该在医院接受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期2年~3年），每月的收入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8年前，罗鹤以很高的高考分数，报了上海这所大学医学院的八年制，不止他们学校，当时八年制医学生的录取分数，在各医学院校都位居各专业的前列，招收了最优秀的一批高中生。

八年制顺应了中国医疗人才层次提升的大趋势，也确实参与到了历史的进程，做出了很大贡献。2002年时，中国146万多执业医师中，大专、中专及以下学历的超过60%，有博士学历的0.6%，不超过9000人。而2001年后开设八年制医学专业的14所高校，至今12届毕业生大约1万多人，已经超过2002年之前的博士数量。

罗鹤入学时，还是八年制的荣光时刻，最初两三届毕业生刚刚开始工作，“科室里来一个八年制，主任两眼都放光”，一位医生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罗鹤和他的同学，大多看中可以提前3年获得博士学位。对于未来懵懵懂懂，以为学医就是在临床上治病救人，高分入学的八年制毕业生将来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谋得职位肯定不成问题。

然而，情势变得很快。科研能力在医生的评价体系中占的权重越来越高。曾经的优势——提前三年拿博士——转而成为劣势，少了三年的科研训练，“八年制的博士真不如5+3+3的科研型博士受待见”，罗鹤感慨，这也是他放弃从医的重要原因。

曾经让主任“两眼放光”的学长、学姐们，因为缺少科研成果，晋升时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可能成为“万年主治”。

而到了今年，那些没有像罗鹤一样逃离的毕业生找工作时，甚至连被“两眼放光”的机会都没有了。

入学之时：感受最后的荣光

罗鹤入学的2012年，是八年制在全国推广的第12年。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作为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其医学教育只在研究生阶段开设，学生需要读完四年任意专业的本科，才能继续学医。临床医生需要念四年医学博士，获取MD（Doctor of Medicine）学位。学术型医生在MD的基础上，还需要读4年~5年的PhD（Doctor of Philosophy）。毕业之后，均需经过一定年限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国最早践行八年制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参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自开办起，其临床医学专业就只有八年制这一种学制。

早年的协和医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医学泰斗级人物，包括人称协和内、外、妇、儿科“四大天王”的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协和毕业的医学大家几乎占据了中国现代医学史的半壁江山。

2001年，原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了《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发展长学制。同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设八年制专业，此后扩展到14所高校。

此时，中国医生数量已经不少，但执业医师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大多数，医疗服务的质量仍需有较大提升。当时的媒体报道过一个细节，几位参加医师资格临床实践内容考试的医生，穿手术衣时，将系绳的部位穿在前面，而并非像正规的手术大夫那样在背后系好。监考人员问为什么?答曰：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顺应人才层次提升的需要，再加上那几年，正好是中国公立医院开始扩张的时点，八年制医学生成为“香饽饽”。

同样是2012年入学的林奇，大一开始就能感受到学校对八年制的资源倾斜，比如八年制医学生享有更多的导师资源，他们选择导师时不占用其指导名额。而短短八年就能获得博士学位，这也让身边其他学制的医学生感到羡慕。

此后的八年是这样度过的：前四年像是高中延续版，每天和同班同学一起上课，第五年是临床实习，其后两年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不同科室间临床轮转见习，最后一年用来做科研和写毕业论文。

罗鹤的前四年也是一样，通识教育和基础医学教育为他打下了临床知识基础，他最喜欢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如何解决疑难病例，治好一个病人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和价值感，他也将成为一个医术好的医生奉为圭臬。

此时的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入学以前，外面的世界已经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将决定他们的未来。

最后三年：才发现世界早就变了

2010年前后，科研成果在医院的评价体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背后的逻辑是，对临床医生的临床水平做出评价是困难的，而科研层面包括发表文章数量、累计影响因子、被引用次数、获得的基金层次和额度等是比较容易量化评价的。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医院排名，可量化的科研成果更是成了一个指挥棒。

此后进入医院，学历门槛水涨船高，一些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几乎都把博士学位作为了硬性标准。

这也与人才层次的提高有关，医学博士不再稀缺，于是，八年制学生的认可度逐年降低， “我所在的复旦某医院的王牌科室由于过往八年制学生表现不佳，已经不再招收八年制研究生”，一位医生在微信公众号《小张聊科研》中这样记录。

直到大学第六年，林奇终于认清了现实，发表一篇满足毕业要求的论文，“只能毕业，不能就业”。他开始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一直伴随着余后三年。

那一年他选了导师并开始为期两年的临床轮转，导师是一位专业领域的大拿，也是一家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科室里除了像他这样的八年制学生外，还有一些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一路念上来的学生。这批学生比他年长三岁，有更多的临床和科研经验。

而毕业之时，林奇需要和他们同台竞争，争取留在科室规培、留在医院工作的机会。“同样是博士，没有人会管你是临床型博士（MD）还是科研型博士（PhD），都会拿同一套标准来要求你，也就是发表的文章。”

在各科室轮转见习的过程中，林奇遇到过临床能力极强但因没有科研成果而无法升职称的“万年老主治”（主治医生），也遇到过早期临床能力一般、专注科研，其后平步青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

前辈的经验点醒了他——临床能力是可以靠经验提升的，而科研必须趁年轻获得成果，基础医学试验也只有在正式工作之前才可能有比较集中和连续的时间进行。

林奇开始能够客观地认知自己的学制：八年制唯一的优势是年限短，而这个优势的另一面也是劣势，在现有对于医院和医生重科研甚至唯SCI论的评价体系中，与其他博士相比，因为科研时间被压缩，八年制医学生手头的文章数量和质量都没有竞争力。进入医院后，有高分（影响因子）文章的医生，更容易申请到国自然课题，从而更有升职的优势。

2020年1月发表的一篇《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调查》显示，八年制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低，除工作稳定性及同事之间相处方式外，其他指标满意度未超过中等（３分），且呈现出年资越高，满意度越低的趋势，其中工作环境与工作收入最不令人满意。

截取自论文《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调查》。

同样是第六年，罗鹤选了一位科室主任作为导师，真正开始做科研课题，却发现自己无从下手。

和大多数的科研新手一样，罗鹤还没有独立提出一个课题的能力，研究的课题是导师给的。导师把课题布置给罗鹤并大致说明之后，后续设计试验、具体实践的工作都需要他自己来完成。

不仅是导师无暇指导，罗鹤也没有同门的师兄师姐可以请教，科研菜鸟不得不独自打怪升级。第一个“怪物”是如何设计试验，罗鹤研究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方向的课题，根本没有英文文献可供参考，而且因为课题角度很新颖，相关的中文文献也很少。

到了真正进行试验操作的时候，第二个“怪物”就出现了，更高阶的神经学知识、统计学知识和试验操作技术，都需要从头学起。

那段时间，求助无门，自学进度缓慢，让罗鹤“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罗鹤感慨，科研的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硕士阶段的目标是能够完成给定的课题和试计划的执行，博士阶段应该拥有自主设计课题、设计试验的能力。“八年制的前五年和其他学制的本科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到了后面三年，直接进入博士的要求，没有经过前期的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一定是不够的。”

毕业了：手头没有文章找工作有多难

现在回过头来看，几乎就是在那段灰暗的科研时光，罗鹤决定了不当医生。

仍然怀揣医生梦的林奇，在找工作的时候，对于手头没有文章这件事究竟有多难，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面试时，应聘者坐下聊天，一开始的话题就是，你发了几篇文章，有几分（指期刊的影响因子，一般分为几个档次，0分~3分；3分~5分；5分~10分；10分以上，影响因子越高，论文越好）。“人家按部就班读出来的科研型博士手头有七八分的文章。”林奇解释说，想要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至少需要手握一篇5分左右的文章，而此时转换了研究方向的林奇还欠缺相关的文章。

面试的教授对于林奇各方面表现都挺满意，学历背景不错、面试表现也挺好、此前的导师还是业内翘楚，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文章”，教授说得很直接。他一度以为这家医院录取无望，所幸结果是好的。

林奇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八年，“应该从大一就开始接触科研”，这是他总结的教训。但他也认为，这是学校应该做的，“如果现实要求就是这样看重科研和文章，那学校应该尽早让学生有做科研的意识。”

“学什么取决于考什么，焦虑什么取决于就业的时候需要什么。”一位毕业于协和八年制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按照协和的学制，最后的8个月是用于科研的时间，但那时候才开始投入科研是肯定来不及的。大多数学生都把找导师开始科研的时间提前了，如今在校的学生大多在入学两年半到三年，也就是刚刚完成医学预科通识教育时，就已经开始找导师指导做课题发文章了。一位协和医学院教务处的老师统计称，今年至少一半的八年制毕业生发表了SCI论文。

而医学院校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不少医学院校开始对八年制的培养计划以及毕业时的科研成果要求做出了调整。

就在林奇毕业的这一年，林奇所在医学院调整了八年制的培养计划，缩短了临床科室轮转见习时间、扩展了用于科研的时间，加强了对于毕业生的科研水平要求。同时，上海也出台了明确的毕业后规范化培训年限的政策。

对于八年制学生而言，这两个政策相辅相成，核心就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科研时间，而把临床实践腾挪到了毕业之后的规范化培训。

但对于林奇来说，作为政策更迭的过渡一代，似乎成了“最惨的一届”，前有科研时间延长的福利没能享受到，后是临床规培的时间又被拉长了，且八年制因为年限短而体现出的年龄优势也弱化了。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透露，教育部正在加强与国家卫健委和中国工程院的协同配合，已设立了专项课题，对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要求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为各校的八年制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依据。“医学生培养不能搞半截子工程，要设计好八年制教育与毕业后住院医师规培的匹配和衔接。”

有人积极顺应变化，有人干脆不当医生了

新的改革开启之前，八年制已经影响了近20年的上万名医学生的命运。

有的学生能够积极地顺应变化。在一位从医四年的八年制毕业生看来，学制本身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人跟人的差异不在于学制的差异，也不在于智力上的差异，而主要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有关。”

他认为，开设八年制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医学院校，平台和导师资源充足，如果能主动尽早开始投入科研，可接触到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他自己在八年的医学生涯中，参与过内科、外科多个课题的研究并发表了文章。

不过，这样的学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像罗鹤和林奇这样，在求学的过程中逐渐才意识到问题。

最终，罗鹤选择了离开医生这个职业，而林奇选择留守，却也不得不离开上学的城市。

对于林奇来说，生活学习了八年的上海承载了太多，这里有朋友、有熟悉的医院和导师、有喜欢的生活氛围，但是相比其他城市，除了规范化培训时间延长，上海不能定岗规培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医学生毕业之后，必须经过规范化培训，才能正式成为住院医师。定岗规培就是说完成培训后可以在规培基地留下，不能定岗规培就意味着，两三年之后仍然要面临找工作的压力。

综合考虑了各地的规培工资、临床博后的工资、工作和科研压力以及生活成本之后，林奇决定离开上海，远赴南方任临床博后研究员。接下来的博后三年，林奇必须要有一些科研成果，至少要发一篇3分以上的文章。只有这样，在今后正式进入医院工作中，才不会因为科研的缺失，影响国家课题的申请和职称的晋升。

也有的毕业生即便不能定岗，也选择留在上海，例如同样是今年毕业的王卓，将在一家三甲医院继续两年的执业医师规范化培训，但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上海人。在他们班继续从医的学生中，一半回了老家和外地发展，一半留在了上海，而这后一半中多数和王卓一样，本就是上海人。

至于完成规培后如果留不下来，会不会继续从医？王卓还没有想好，“先规培了再看，以后我可能会去私立医院工作，或者干脆就不当医生了。”

2012年，三位不同地方的高中生罗鹤、林奇和王卓同时在上海开启了医生的梦想，8年之后，他们已经是医学博士，但梦想却都还没有实现。

回想8年的大学生活，林奇有时会想起一位长者的话，“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By 严雨程、吴晔婷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新结识的德国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今天读这本书的的中译本，不能不令人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作者:  [美] 米尔顿·迈耶 译者: 王岽兴 / 张蓉 出版：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时事，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01
“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 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曾经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图源：Bundesarchiv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 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 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例如，在中国就有将这种领袖尊奉为“新国父”的）。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有机会形成的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们）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对这一点，迈耶的那位德国学者朋友是有自知之明的。

02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

但是，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是如此，“文革”中大多数人对非我族类的“阶级敌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一定会发挥主导作用。就像一个农民不会在他的田地里看着庄稼成长一样，人们也不会一天天看着独裁统治发展。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无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经历开端。一个人必须要清晰而确切地预见到结局，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了的一种选择性关注。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一不小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何种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处于被围攻的‘皮奥里亚’之中。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他们必然会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03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

“皮奥里亚” （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 “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近年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设想，常识会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总的智力水平。梁文道在文集《常识》的序里说，以“常识”为题，既是“归宗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因为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意蕴”。常识是对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虚的一帖清醒剂，常识破除假象，犹如天真的孩子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提倡常识，是因为“如今国人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还偏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解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 质’，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理解的偶像和幻觉，这些皆偏离了常识的轨道”。还有的则认为可以用常识“坚守真实，只认死理和真相”，或是将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可以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另一类需要专业知识背景（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显然，人们对常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和政治作用已经开始有所积极思考。


作者: 梁文道 出版: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1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在阶级斗争知识极为普及的“文革”期间，常识让普通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黑七类”和“颠覆破坏”。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 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 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人的常识与60年或70年以前中国人的常识比较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的常识里有了许多前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与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但更多的也许是前人会认为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一路走下来的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随波逐流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只能说在特殊时期不是最坏的选择。

By 徐贲

近日，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BNTX.NASDAQ）联合创始人萨欣（Şahin）和图雷利（Türeci）夫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mRNA癌症疫苗可能会在2030年前上市。

早在2010年4月，第一款治疗性癌症疫苗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但因疗效一般、价格昂贵，常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而淡出市场。

当前，mRNA癌症疫苗再次引发关注。“有别于预防性疫苗，治疗性癌症疫苗作为一种癌症治疗手段，激活肿瘤患者的免疫系统，获得针对癌细胞的特异性免疫保护力，从而防止肿瘤的复发或恶化。” 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研究副教授、现杭州赛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洪涛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疫苗专家陶黎纳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mRNA疫苗在疫苗作用机制上并无突破，就是刺激免疫系统的强度大了不少，是否能成就癌症疫苗的招牌，有待实践检验。”

时代周报记者检索智慧芽全球新药情报库Pharmsnap数据平台发现，除BioNTech，在mRNA药物治疗领域，Moderna（MRNA.NASDAQ）、默沙东（MRK.NYSE）、葛兰素史克（GSK.NYSE）、斯微生物、艾博生物等企业均有布局。

一、研发难度大

mRNA疫苗通过将遗传基因编码输送至人体，让细胞产生抗体，从而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BioNTech首席医疗官图雷利认为，“可采取同样的方法启动免疫系统，寻找和破坏癌细胞。”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德国mRNA疫苗厂商BioNTech，拥有多款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mRNA疫苗，在研适应症包括结直肠癌、黑色素瘤、头颈部肿瘤等。

因形成肿瘤的癌细胞中可能含有不同的蛋白质，研发一种针对所有癌细胞的疫苗变得极其困难。

图雷利提及，目前，BioNTech已经更好地了解了人的免疫系统如何对mRNA作出反应，掌握了如何大规模地制造mRNA疫苗，具备与监管机构就疫苗批准相关事宜进行反复沟通的经验，这些都能够加速未来癌症疫苗的上市。

但癌症疫苗研发难度仍然较大。陶黎纳介绍，“癌细胞是人体自己的细胞，本来应该程序性死亡的，如果没有死亡还不断增殖就变成癌细胞。虽然癌细胞是‘坏人’，但从外表看还是‘自己人’，要免疫系统去对付这种‘叛变的自己人’，难度很高。”

陶黎纳解释，“疫苗的免疫机制是利用免疫系统针对异己的免疫反应。免疫系统也有针对叛变的自己——癌细胞的免疫机制，但和针对异己的不一样。所以，以建立在针对异己机制上的疫苗原理，去研发针对自己细胞的癌症疫苗，存在机制上的限制，难度大在这里。”

陶黎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最困难的可能是安全性，“癌细胞毕竟来源于自己，要说在蛋白质层面与自己细胞有很大区别，大到自己细胞与病原体的区别，这个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如果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在免疫识别方面差异不大，那么攻击癌细胞的免疫机制就可能攻击正常细胞。”

“mRNA癌症疫苗研发最大的挑战在于抗原的选用，很多癌症疫苗的抗原没有普遍的适应性，这也增加了研发的成本。” 张洪涛解释，“BioNTech利用mRNA技术研发癌症疫苗已有一段时间了，是否能在‘2030年前上市’，取决于后续的临床试验进展情况。”

“作为科学家，我们总是不愿意说我们将有治愈癌症的方法。”图雷利对mRNA癌症疫苗的研发上市持谨慎态度，“我们有一些突破，也将继续努力。”

二、多家企业布局癌症疫苗

2010年4月，FDA批准第一款治疗性疫苗Provenge，用于治疗前列腺癌。但Provenge并未带来颠覆性的疗效。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比起对照组，Provenge仅将患者的总体生存期延长4.1个月。

Provenge疗效一般，但价格昂贵。Provenge属于自体细胞免疫疗法，需使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制造，成本较高，每疗程价格高达9.3万美元。而同样治疗前列腺癌的阿比特龙和恩杂鲁胺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上市，价格仅为Provenge的一半。

Provenge的销量未达预期，其研发公司Dendreon也以破产告终。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多款癌症疫苗折戟在临床试验中。包括Celldex旗下癌症疫苗Rintega、Argos的肾癌疫苗rocapuldencel-T和Agenus的Prophage G-200。

尽管癌症疫苗研发道阻且长，相关药企及研究人员并未放弃对癌症疫苗的研发。当前，已有多家mRNA生物技术公司转战癌症治疗领域。

基于mRNA技术的疗法，是将体外合成的mRNA递送到人体中的特定细胞，mRNA在细胞质中被翻译成所需的蛋白质。mRNA作为疫苗或药物，可应用于预防传染病、治疗肿瘤和蛋白替代疗法。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全球mRNA药物进入临床管线的共有56个，研发主要集中在疫苗领域。智慧芽全球新药情报库Pharmsnap数据平台显示，BioNTech和Moderna是走在前沿的两家企业，结直肠癌、黑色素瘤等在研适应症均处于临床2期。

10月12日，默沙东与Moderna联合宣布，根据两家公司现有的合作与授权协议，默沙东选择与Moderna联合开发与商业化个体化癌症疫苗（PCV）mRNA-4157/V940。

目前这一疫苗正在与默沙东的PD-1抗体Keytruda（pembrolizumab）联用，在2期临床试验中作为辅助疗法，用于治疗高风险黑色素瘤患者。

癌症疫苗前路漫漫

针对癌症研发的mRNA疫苗可能无法在近期内取得突破，德国mRNA疫苗厂商BioNTech公司联合创始人吴沙忻（UgurSahin）夫妇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mRNA癌症疫苗的上市可能要等到2030年左右。BioNTech和Moderna是走在mRNA癌症疫苗领域最前沿的两家企业。

在mRNA新冠疫苗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后，mRNA生物技术公司正在转战肿瘤领域。第一财经记者查询智慧芽全球新药情报库Pharmsnap数据发现，尽管目前mRNA疫苗在研数量排名最靠前的适应证仍是新冠疫苗，但用于肿瘤，尤其是实体瘤适应证的在研疫苗数量紧随其后，仅中国就达到了18个。

无法预防癌症，但能防复发

在全球mRNA肿瘤疫苗领域，BioNTech和Moderna正在展开激烈竞逐。在新冠疫苗需求降温后，两家公司近一年来股价都出现重挫，今年迄今为止股价跌幅都接近50%。

上周，Moderna刚刚宣布与制药企业默沙东合作，两家公司将联合开发并销售一种个性化精准治疗癌症疫苗，这种疫苗基于Moderna的mRNA技术，并与默沙东的明星肿瘤疗法Keytruda（K药）联用，探索治疗高危黑色素瘤患者。根据协议，默沙东将向Moderna支付2.5亿美元。

研究认为，既然mRNA新冠疫苗已经证明了通过将遗传基因编码输送至人体，能够让细胞产生抗体，从而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那么同样的原理也应该能够在对抗肿瘤方面被验证，通过接种癌症疫苗，人体将能够启动免疫系统，从而攻击肿瘤细胞。

BioNTech正在研发针对直肠癌、黑色素瘤和其他癌症的mRNA疗法。不过与普通疫苗接种后防止疾病发生不同，BioNTech和Moderna等公司正在研发的癌症疫苗是一种治疗性的疫苗，作为一种癌症治疗手段，促使免疫系统破坏癌细胞，从而预防肿瘤的复发。

“作为科学家，我们总是不愿说我们将治愈癌症，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突破。”BioNTech联合创始人Özlem Türeci表示。她还说道，通过新冠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BioNTech已经更好地了解了人的免疫系统如何对mRNA作出反应，掌握了如何大规模地制造mRNA疫苗，并与监管机构就疫苗批准相关事宜进行反复沟通，这些都能够加速未来癌症疫苗的上市。

生物基金公司Loncar Investments创始人布拉德•隆卡（Brad Lonca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几十年，人们探索晚期癌症患者的疗法，但是非常困难，几乎没有成功的。现在Moderna和BioNTech聚焦在肿瘤早期阶段，对肿瘤切除患者接种疫苗作为治疗手段，从而防止肿瘤的复发，我认为选择这种途径是非常聪明的。”

像手机编程那样治疗癌症

BioNTech正在开发针对直肠癌、黑色素瘤和其他癌症类型的治疗方法。吴沙忻将BioNTech的科学家团队视为人体免疫系统的工程师，就像苹果工程师基于强大的计算平台开发iPhone手机软件程序那样，吴沙忻相信，借助mRNA平台，未来能够为大部分疾病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包括修复受损或患病的细胞。截至今年上半年，BioNTech已开展19个早期试验和12个临床前项目。

但癌症疫苗的研发难度大，仍需要克服重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挑战就是由于构成肿瘤的癌细胞中可能含有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因此要让疫苗针对癌细胞而不伤害健康组织极为困难。

“免疫系统并不能达到所有的肿瘤部位，这是因为肿瘤非常狡猾，会逃逸免疫系统的杀伤。”隆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通过mRNA技术，将会达到更动态、精准的治疗效果，这是与过去其他癌症疫苗最大的不同。”

但即便如此，隆卡认为，要将药物精准地抵达正确的地方仍是一个“精细”的工作，在技术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他还提出担忧，尽管mRNA疫苗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已经在新冠疫苗上得到了验证，但是它的保护免疫作用可能较弱。

“我不担心这种疫苗的安全问题，相反，我认为它对肿瘤的杀伤力可能不够强，这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隆卡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隆卡还提到，在mRNA疫苗之前，美国FDA在约十年前批准的首个癌症疫苗普列威（Provenge）用于治疗前列腺，这是一款由中国企业南京新百旗下丹瑞生物（Dendreon）研发的疫苗。不过由于这款疫苗并未带来颠覆性的疗效，仅将晚期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4个月，未能开创癌症疫苗的新纪元。而且由于生产成本高昂，售价高达10万美元，销量也不如预期，最终丹瑞生物宣告破产。

也有科学家提出，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提升，治疗性癌症疫苗未来的应用场景可能有限。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徐建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未来十年肿瘤治疗技术将会面临重大的变革，治疗性疫苗可能会因为溶瘤病毒疗法技术等的快速发展而失去一部分价值，可应用的场景也会受限。”

“目前领域内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癌症疫苗主要用于两方面治疗，一是针对不可手术的肿瘤，二是针对手术放化疗后防止复发。”一位国内三甲医院免疫学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By 钱童心、韩利明

对“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来说，由于同时承担育儿和高房贷的压力，为了继续原有的生活，维持住“中产”，反而成了一种负担。我们与一些“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聊了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有教师、设计师、IT行业人士、金融行业人士等等，并且大都面临着高房价、教育竞争、职场等带来的挤压。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年过三十，年收入普遍在30万以上，有的甚至超过百万，并且，均养育了两个以上的孩子。然而，他们过的却是一种“穷中产”的生活。收入的波动，对未来的不确定，贷款和育儿的负担，使得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脆弱的境地。有人为自己之前的冲动消费后悔；有人选择了薅羊毛，学习省钱攻略；还有人开始记账，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所说：“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时间和精力赤字

自从辞职成为全职妈妈，中产妈妈孙默就发现，生活变了。在上海郊区，33岁的她陷入了抑郁。凌晨2点，小宝的腿噔噔两下，吵醒了刚刚入睡的她，这位每晚带着3岁龙凤胎宝宝入睡的母亲，黑眼圈已经在她脸上挂了好几年。以前她留着海清那样的短发，经常去发廊做个定型，显得飒爽干练，但现在已经一年多没做过美发了。她总结，30%的时间给了孩子，30%给了先生，30%给了父母，只有最后的一点点才能留给自己。恍惚中，她轻拍小宝的背，确认一切正常后又闭上了眼。刚睡了两三个小时，小宝又开始翻来覆去。她在困倦中起身，单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熟练地在一排温度计里摸到一把耳温枪，开始给小宝测温——37.3℃。孩子发烧了。这会儿还不到6点。孙默迅速穿好衣服，挨个叫醒一家人。经历了年初的“全城静默”，孙默对孩子们发烧格外担心。由于有三个娃，一个娃生病，就容易传染给剩下的两个，所以天还没亮，她就带着孩子去医院。生病的小宝蔫蔫地坐在妈妈怀里，微微皱着眉头。等到了发热门诊，小宝的体温已经升到了38℃以上。

孙默和老公不是上海本地人，一家五口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说是别墅，实际上总价在500万左右，每次上班往返要花3个半小时——她也只买得起远郊。这几年，外公身体抱恙，她的父母也没办法帮她带孩子。到了这个地步，孙默仍不打算请一个保姆——准确来说，是请不起。“如果是一个月四千块的保姆，那我觉得还能请。”她说。但现在，请个保姆一般每个月要六千块钱。两千块对她们家来说，很重要。“这两年，我们对以后的收入预期不太乐观。”她老公开着一个健身工作室，本来年收60万以上，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亏损了20来万。邻居也好不到哪儿去。前两天，新邻居来敲孙默的门，她才知道原来之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搬走了。“一般来说，搬走之前都会打一声招呼的，比如是去陪孩子读书之类的。这样悄悄搬走，我们猜肯定是资金链断裂了，才不好意思说。不过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们呢？”

像她这样的中产家庭，正在变得脆弱。直到现在，她每个月还要接受父母一万块钱的“救济”。支援了她这笔钱后，父母自己也所剩无几。对于“两娃高贷”家庭来说，诸多的付出中，两个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是绝对的大头。“感觉手里的钱就没超过十万。”

郑州的中产妈妈林小多，自从在郑州首付了一套约一百平的三室一厅后，总感觉很拮据。买房也是为了小孩上学，每个月要还一万二房贷。最难的是2021年，家里有一笔30万的投资款打了水漂，老公也失业了4个月。那4个月，透支掉了大部分的存款。新房装修的时候，她虽然喜欢真皮沙发，但是不敢想，最后只能买了个千元的普通沙发。由于有了两个孩子，公公婆婆也住过来帮忙，所以，现在她们一家六口人住在这里。过去，她经常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但自从有了娃，家里就有些坐不开了。空间还是小问题，吃穿也容易解决，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的兴趣班。首先，时间安排就成了大问题，她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比如，周五是上舞蹈班的时候，她正好限号，下午5点一下班，她就骑着小电动带大女儿去上舞蹈班，等到了舞蹈学校，已经是6点，只能随便吃两口面包，再换上舞蹈衣服，6点半正式上课。伴随着时间支出的，还有金钱。前阵子，她刚陪大女儿参加完舞蹈考级，那天在比赛场馆，十几个孩子呼呼啦啦进去，六七个人一组，表演个半分钟就出来了，“最后每个人都有奖杯拿”。这样一个在她看起来像“骗钱”一样的考级，还要再收她一千多元，让她感到肉疼。“但学都学了，还是让她考完10级吧。”最坑的是美术班，在当地商场，趁着活动促销，她给女儿一口气充了一万五的美术班学费，报了4年。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美术班的老师说付不起房租，开始和家长们借钱。到了今年，美术班彻底关了，老师也跑路了。这是林小多最后悔的事。现在，小儿子才两岁，等长大了兴趣班肯定又是一项开支。

林小多的孩子上美术班时候画的画。图 / 受访者供图

在南京做IT的两娃妈妈文思莉，是所有聊过的“两娃高贷”家庭里，家庭收入最高的一个。她和老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经营一家小公司，但养两个娃，她说自己也常感觉到压力。也是因为，两个娃身上的支出太高了——去年，孩子生病感冒就花了小一万，妹妹一年的尿不湿花六千元元，奶粉一万，早教两万，衣服、玩具、绘本加起来一万；姐姐一年私立幼儿园花一万五，英语、游泳、画画、思维各类培训班四万，衣服、桌游、书本一万；两个姐妹每周带出去吃饭，一次三百到五百，一年花两万。最后加上伙食费，一年高达21万。

还款日 

买别墅这件事，孙默感到很后悔。上海市区的别墅肯定买不起，只能买到很远的郊外。她曾不止一次向同事哭诉，当初买房确实没有考虑这么多，现在才知道，这么长的通勤时间有多难。住别墅远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即便是买在远郊，房贷的压力也够她受的。每个月，她要还房贷近两万，她又全职在家，能剩下的钱寥寥无几。由于面积大，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装修太费钱。比如别墅的草坪，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维护。但与此同时，小区里，草坪可是各家的“门面”。直到搬来的新邻居看不过去，说可以顺手帮她打理时，她才有了一个看得过去的“门面”。

▲孙默家后院的草坪，很久没有打理。这一排用来区分和邻居家的冬青，是最近邻居帮忙整理的。图 / 受访者供图

选择住在偏远郊区别墅的人，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人是像郑州妈妈林小多这样，攒钱付首付，一家人住在市区的商品房里。林小多和丈夫2013年结婚，一年后生了孩子。当时林小多刚入职国企不久，还是初级科员，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她丈夫也刚从国企跳到一个民营设计院，当时薪水也只有两三千。那一年，两个人一个月拿五六千的工资，三分之一的工资拿出来还房贷。那已经是十年前了。接下来，房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刚需，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加上丈夫跳槽到了一家月薪约两万的公司，他们开始考虑学区房的事。2020年，林小多把几年来家里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又首付了一套学区房。这也成为压力骤增的开始，房贷一下子猛增到12000元。她现在的工资涨到了6000块钱，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部还给银行，还要再从老公的工资卡里再拿6000块补贴出去。剩下的部分，还要再扣除两个孩子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压力很大，感觉每个月都在给银行打工。”这样的压力难以缓解。为了保住现有收入，丈夫过上了比996还要忙的生活，在公司里搭了一个行军床，经常是直接睡在公司。一家人也开始连一块回趟老家的时间都消失了。林小多还是经常心怀感恩，她觉得自己现在无非经济压力大了点儿，但也不至于处在一个完全不可控的境地。“和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人比，我们肯定还是幸运太多了。”林小多反思自己，刚结婚时，只是想住进一个三居，等愿望满足了，后来又想买学区房，“人的欲望就是一步一步变多的，想要的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林小多也无奈，郑州的高考压力这么大，如果不买学区房，她又能怎么办呢？

林小多家的阳台，她觉得采光不是很好。图 / 受访者供图

与生活对抗 

为了能在中产身份和中产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中产们开始想办法开源节流。孙默热爱健身。她在健身爱好上进行的“开源节流”，是她与生活对抗的缩影。她一直缺一件运动背心。最近，和老公逛街时，逛到lululemon。老公示意说进去逛逛，孙默连连摇头婉拒。一件背心四五百，她觉得没必要。回家后，她让同小区一起遛弯的妈妈把自己拉到了一个领优惠券的群，群里有高达6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那天，孙默花8块钱买到了一件运动背心。“你敢想象吗？敢相信吗？一件背心8块钱哎。”孙默说，语气里包含着欣喜。从那之后，她就像掀开了“省钱魔盒”的盖子。她把衣服看作是节流的关键突破口。以前两三百的T恤，现在只买七八十的。以前和朋友逛商场，看到朋友进店试衣后，拍个照片再网购同款，那会儿她还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现在，她也开始偷偷这么干了。

但节流也有失败的时候。比如，小孩的衣服确实不太好省。大女儿有件粉色的衣服只穿了3次，套在小女儿身上也不合身，孙默舍不得扔，最后只能拿给儿子穿。在陪儿子去上音乐早教课的时候，另一位家长看见这身粉色小衣服，忍不住开玩笑说：“哎呀，这是弟弟穿了姐姐的衣服吧，妈妈好节省呀！”虽然知道这是说笑，孙默心里还是难受了一阵，五味杂陈。“中产就是这样，它像一个架子，把你架在这儿了。”孙默说。尤其是上海封控的那段时间，在小区业主群，有时候团购的商品太贵了，她舍不得买。私下里，她加了居委会的微信，表示希望能够团购一些更实惠的菜品和食物。孙默说，她终于开始了一场和“中产身份”的博弈。她已经变得很坦然，开始薅起羊毛。比如，她加入了不同的群，下载了各种各样的App，清楚地知道哪一个App的青菜比较便宜，哪一个小程序的蛋糕比较便宜。人均上千的米其林餐厅不去了，完全断了这个念头，“开始老老实实在家做饭”。看到超市里一条好几块的抹布，她转头就走，“拼多多上买一条，不到1块”。

在生活面前，她宁愿不当什么所谓的“中产”。家里唯一还保留着的、曾经精致生活的痕迹，可能就是那台用了好几年的咖啡机了。杂志上那些红酒评析，对她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要一个人感觉到生活的拮据，就算一个从来不记账的人，现在也会变得开始精打细算。有的中产家庭选择努力节衣缩食，攒钱留给下一代。比如上海开了设计师工作室的徐娜，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老公是校友，现在有三个孩子。最近，她专门研究了一下上海的升学率，焦虑感一下子就上去了，因为学习不好的孩子们，在中学阶段就有可能被分流出去。“孩子们至少要上个大学，不然我们有点难以接受。”徐娜想。她准备给孩子预留一笔出国留学的费用，所以用来自己身上的钱格外的省。比如，她不敢换手机，一部iPhone用了好几年，前阵子屏碎了，也舍不得去官方店修，特地找了一个街边小店修。上次一家人去游乐园玩，一天一百的停车费，“太贵了”，她心疼不已。

徐娜的两个儿子在阳光下踢球，她刚怀上三胎。图 / 受访者供图

而郑州的二胎妈妈林小多，靠变卖家里二手物品，回收了一点钱。比如，最近，她就卖掉了上大学时候买的戴尔电脑和iPhone手机，一共217元。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所有护肤品，必须用成空瓶之后再买新的，是彻底的空瓶，盖子打开，要把里面抠得一点不剩。现在，去超市买东西，也要专门把发票存下来，回来看看到底花了多少。就连在充话费这种小事上，她也能找到羊毛了，专门用了云闪付，可以省下一块钱，这一块钱的“胜利”成了她那一天要专门记录下的事情。而那一天，她也失去了300块钱。原因是孩子咳嗽，她又犯了鼻炎，一天花了300块钱治病。像很多人一样，她发出了一个脆弱的感叹：“不生病就是财富。”

用力奔跑 

中产们究竟在忧虑着什么？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下跌的恐惧》一书中给出答案：中产阶级的一大主要焦虑，在于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阶层。孙默对此感触很深，她和先生都来自中产家庭，“我们的父母比我们过得有钱有闲”。她的妈妈从年轻时就爱好文艺，直到现在，跟老姐妹们出去，还是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又买衣服又买包，一花就是几千块。相比之下，有一次，她向妈妈炫耀自己买到的8块钱运动衣，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样？”孙默害怕这样的下跌也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个孩子出生一次，就是下跌一次，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她说。她所在的社区，很多人是随随便便就有三四套房，她们家是费力贷款下才买下一套——而这已是她毕生的资产。手里的资产不多，平均到三个孩子身上更少。对于“中产梦破灭”的未来，她忧心忡忡。“中产这个概念，就是永远比上不足。”孙默总结说。

除了孩子，另一个关于“跌落”的担忧，来自于工作。2021年下半年，郑州的林小多，她的丈夫和朋友想一起做一笔生意，投出去了30万。结果后来要不回钱，为这个事两人吵了不少次架。林小多跑去专门咨询公司的法务，想请律师打官司，但一听律师费要十个点，也就是要3万块钱，她又打起了退堂鼓，怕就算胜诉了也执行不了，那打水漂的钱就又多了3万。家庭现在已经没有额外的积蓄了。她最担心的是丈夫失业，关键丈夫身处的还是房地产行业。有一天，丈夫从集团开完会回来，已经是晚上11点，一脸疲惫。集团又给他们区域下达了任务指标，他觉得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完不成就可能让他走人。林小多感觉，丈夫一天的工作量，比自己一个星期的工作量都多，薪水又并不比前两年高多少，甚至还不如前两年。而现在，房地产公司招聘的岗位少，家里的经济来源开始被动地进入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天晚上，夫妻俩靠在床头，他们已经很久没时间长谈了。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焦虑，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身处同温层之中的主观判断？孙默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后退的阶段。她说，仅仅是维持“中产”，就耗光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在曾经的期望里，一个大房子，三个孩子，一条狗，悠闲的午后，约着朋友看展、喝下午茶，这是孙默最理想的中产生活，但没想到，眼下的生活依然是这么手忙脚乱，甚至“拮据”。这种挣扎，就像幼儿园开学的那天，她6:30就起床给龙凤胎搭配衣服，一定要得让别人看出来是双胞胎，但还不能穿得一模一样，要注意色系搭配。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搭配好了。而在短暂的光鲜之后，她依然要回到现实中。

龙凤胎每次出门前，孙默都要给他们精心穿搭。图 / 受访者供图

小宝发烧这一天，孙默从医院回来后，又忙了起来，开始为大女儿填写明年进入私立小学的报名表，学费一年15万。如果大女儿读了私立，那两个小的怎么办？是也要继续读私立？这意味着未来光三个孩子的学费就要每年花掉45万。“想都不敢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唯一让她松口气的是，医生说，这次小宝只是普通的感冒。

By 薛永玮

“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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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

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

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

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

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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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

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为半导体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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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

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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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人。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

By 山巅上的加图